止堂集卷九

译然而兄弟有急难时，即使朋友再贤良，也不过共同度过患难；以道义结合的朋友，又怎么能同天然亲属的亲爱相比呢？“儿子非常喜欢他的妻子，但父母不喜欢她。”这句话是从天然亲属之爱的角度说的：父母不喜欢的，和自己喜欢的，不必比较轻重就知道应当取舍。然而舜却不告知父母便娶妻，为什么呢？周公对于管叔、蔡叔，虽然是兄弟，也不敢姑息他们，难道还有什么比父母兄弟更重要的吗？根据子思所说“亲爱亲属有亲疏等差，尊重贤者有等级”，以及孟子所说“尊贵有爵位者、尊重贤者”的意思，把这些关系分析得极细极清楚，大概就是总的原则。《尚书》说：“德并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为主就是老师。”这几个人都是以善为根本吗？但善没有固定的主宰，只有合于能够守一的原则；那么怎样知道所谓的“一个原则”并求得与它相合呢？还是说轻重、尊卑、厚薄虽然不同，却不知所谓的“一”也贯通在其中吗？君子常常教人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关系中寻找使人快乐的道理；如果不选择善而坚定地守持它，快乐从哪里产生呢？国家设立学校就是为了阐明这些道理。希望同诸位讲明它们，不要说今天所比较的只是文章技艺。问：书是用来传道的，难道没有书，道就不能传承吗？三代以前，《易》只有卦画而已。禹整理九畴，过了几百年，才由箕子加以演述。当时的书可以说很少，但世上懂得道的人却接连不断。周公、孔子继承帝王的事业，直到年老仍实行其道，于是开始删定《诗经》、审定《尚书》、系传《周易》、创作《春秋》。回头看三代以前，书籍没有比这时更完备的了。然而孔门三千弟子中，孔子只向颜渊谈四代的礼乐，认为可以与他共同面南而治的，只有仲弓一人。后来感叹人才难得，实在很值得体会这句话。看看书籍，比以前多了；考察人，却比古人衰落了。道理在书中越来越明白，懂得道的人却越来越少，这是什么缘故？不只是这样，汉朝初年，孔壁古书还没有出世，凡是不属于六经范围的书，在世间纷纷流传。五经的异同，石渠阁尚且没有讨论完，而董仲舒出现了；后来像刘向、扬雄，都号称博通群书。然而总的说来，董仲舒还不能算真正懂得道。到了本朝盛世，在太学学习的人，甚至亲手抄写《公羊传》《谷梁传》和《后汉书》来阅读，不久书就抄完了。刻版书往往容易得到。自刘氏撰成《七经小传》后，以经学成名的学者都有训释义理，欧阳氏、陈氏、王氏、苏氏最为著名。虽然他们的学问有深浅不同，但其中剖析义理精微、守道纯正坚定的人，自汉代以下的诸儒很少有人能赶得上。本朝的学术远承三代，确实发端于元祐。然而当时的人才，其所树立的功业，最终并没有比元祐以前更盛，这是为什么？难道道的明暗并不取决于书的多少吗？还是因为书容易得到，所以探求得不精；知道并不困难，所以守持也不坚定吗？又或者读书本来就有一定的方法，不在于反复诵读背诵呢？古代士人学完经书，疏通知远、广博平易等品性都会表现在外，这确实不能虚假；在尚未学经之前，也必定根据自己的性情所宜，设法纠正过度之处、补足不足之处，不像后世只从事泛泛涉猎罢了。也有人常常把问题归罪于科举教育，又责怪教育者不合人的性情。近世确实有在山林中学习道理、不求苟且做官的人，朝廷也确实起用他们了。孔子说：“如果有人知道你们，打算怎样做呢？”有关部门愿意听听诸位从书中有什么所得，也请把疑问告诉他们。孔子教门人弟子，必定以仁为根本，具体要求固然不完全相同；但归根到底，最浅近的话不过是：“我想实行仁，仁就来到了。” 这说明仁没有不能实行的。可是颜子却达到仰望它看不到顶、钻研它看不到底，仿佛它在面前，忽然又在身后的境界，用力如此艰苦。颜子尚且这样，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过去所谓“难道认为我是有所隐藏吗”，一定是他的弟子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孟子说话总称道尧、舜，而推究尧、舜之道的具体实行，不过说是缓慢行走、走在长者后面罢了。缓行后长，路上的普通人都能做到，为什么这样容易？公孙丑却说：“道好像登天一样，似乎不可达到。”这是为什么？圣贤常常把容易做到的事情指示给人，学习的人却常常把它当作困难的事情去学习；难道容易之中本来就有某种所谓的困难吗？那么，不真正用力的人就不知道。诸位学习这些道理已经很久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本来就是道得以实行的地方。诸位今天感到困难的是什么呢？先经历艰难而后获得收获，希望同诸位努力实践这句话，不要只说今天所比较的是文章技艺。又问：《孟子》说：“夏代称校，商代称序，周代称庠，学校是三代共有的，都是用来明白人伦的。”三代的学校，难道只是像后世一样呻吟诵读、专事背书吗？人伦明白以后，从闺门推及天下，从缓行后长一路遵循，最终达到圣人的天道，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这样看来，使成年人有德行、使年轻人有成就，难道不就在学校吗？后世的学校只是名称存在，但如果名称之中确实有真实内容，成效的显现也会随着真实内容的深浅而明显。汉代自武帝兴办太学，到光武帝时才兴盛；明帝亲临辟雍，亲自讲经，近于喜好名声，但他能够屈尊奉养老者，率领士人实行教化，因此士人以廉耻自守，受到世人尊重。到延熹年间，清浊彼此对照，风俗受到激励；虽然因此开启了士绅的灾祸，但自古以来说到士气振作，也很少有能与之相比的。唐太宗大力增加学校，选拔名儒作为师表；考察其制度，未免有用利禄诱导士人的地方，但读过韩愈《进学解》，便知道当时选取士人仍兼顾品行。因而朱泚叛乱时，何蕃一声斥责，六馆的士人便翻然改悟，追随正义。既然如此，学校的教养究竟应当只看名声，还是应当看实际呢？本朝的学校制度兼取文章和品行，月考、季考并不只是细究词章，制度本来还应当考察人在家庭、乡里的行为，有没有污点缺失；只是有关部门把它当作形式，没有深入考察罢了。而士人相互从事学习，也只谈论、研究文章的工拙，这就把末节当成根本了。只重末节，能有什么用呢？

译根本没有树立，却只沉溺于文章，浮华靡丽之风盛行而质朴真实日益衰退，这是不值得奇怪的。如今想彻底改变这种习气，应当怎样做才可以？是甄别士人的品行来表示劝勉吗？有志于实学的人，往往只是在幽静独处时严格修养自己，不事张扬，特别难以被人知道。若一旦树立标榜，或许反而会助长浮伪，对社会的危害又超过只重文章。若任凭他们自行修养，又有悠悠散漫的毛病，人人都可能如此；又担心他们因此毁坏自己，最终一无所成。离开群体独居，是求学者所担忧的事；群居固然快乐，也同样可怕。彼此观察、互相取长补短，希望同诸位共同思考，也借此自我警戒。又问：汉代陈平论述宰相职责很详细，他说：“宰相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对下使万物各得其宜；对外镇抚四夷诸侯；对内亲近百姓；使卿、大夫各自称职。”不知道宰相的职责止于此，还是还有更大的职责？有人说：“军事是国家的大事，是宰相应当知道的。”从禹征伐有苗、周公东征，下至春秋，凡是掌握国政的人，没有不参与军事，尤其晋国最为明显。然而考察《周礼》，天官冢宰涉及兵事的地方，只有“用政典使邦国平定”一句。可是宫正、酒正这些低微官职，九嫔、世妇这些后宫事务，下至掌管鞋履的屦人，也都琐细地加以管理，唯独对军事说得不详细，难道军事还不能算大事吗？《礼记》说：“虞、夏、商、周都有师、保。师，是用事务教导他，并使他明白其中的德；保，是谨慎自身来辅佐保护他，使他归于正道。”周公、召公辅佐成王，实际上承担的就是这种责任，后世却把它归属于经筵。因此前辈说，天下的重任只有宰相和经筵；天下的治乱系于宰相，君德的成就在经筵，这难道不与古代不同吗？古代天子有七名谏臣，有人认为就是四辅和三公；到了后世，承担进谏职责的却只有谏官。因此前辈说，天下的事情只有宰相能够实行，只有谏官能够进言，这难道不又与古代不同吗？这两件事尤其是国家的大事，难道唯独不能像古代那样办理吗？还是因为时代不同，所以事情的先后缓急不得不不同？或者根本原则一旦确立，枝末自然会随之兴起？希望详尽说明。问：孟子说：“德行流行天下，比驿站传递命令还要迅速。”驿站贵在迅速，这是很早就有的原则。春秋时期称为“传”“递”“驿”，制度虽不详细，大体都是为了迅速。考察汉代，有驿也有邮；驿是供人居住的，传、置、邮是用来传行文书的。然而有传、有置、有驰、有乘、有轺，又有一乘、六乘的区别，这是为什么？既然已有邮，后来又设置骑兵，又是什么意思？京房请求乘传上奏政事，不能获准，便通过邮驿上书。汉代关于传的制度，似乎比邮更严格。但当时官府有邮书掾，府中有督邮，甚至由太尉府法曹专门掌管邮驿的考核期限，可见他们也不轻视邮置。赵充国从金城上奏屯田之事，收到答复下达才七天，不能说不快；可是河内太守还私自准备马匹作为驿马，难道不是仍认为传递太迟吗？本朝有驿也有递，但乘驿的制度如今只剩名义存在。只有递负责上下四方的奏报，不能有丝毫苟且。禁止邮卒兼服其他徭役，私信擅自进入按重法惩处；通常由两州各专设一名官员考核稽查违失，又由知州、通判监管，由监司督察，间或由朝廷使者暗中查察，已经很严格了。然而文书传递迟缓，始终不能革除。有人说：“汉代五里设一处邮亭，如今的递也太稀疏了。”这样怎么责求它迅速？想增加递铺、增加邮卒，但现有邮卒尚且没有粮食供给，难道还能再增加冗员吗？汉代曾设置驿骑。本朝初年，递铺有马递和步递；马匹不足时，就从群牧司、骐骥院取用，后来有时配给民间。如今用邮卒代替马匹，递期不能如法，怎能奇怪呢？如果采用旧制，岂不是更加加重州县的费用吗？有人说：“唐代供给驿田，如今官田所在都有，是否也可以恢复这种制度？”各军、牧守之间分别设置邮卒，像汉代的私人驿站，似乎方便；又有人说私人驿站一旦通行，递铺制度就会更加松弛，果真如此吗？天下的形势，应当像脉络一样贯通连接；邮置大概就是使脉络运行的渠道。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使它不堵塞呢？希望详尽告诉我。又问：有气节的士人，有追求功名的士人；热衷功名的人往往不受拘束，而有气节的人却少有能够取得功名的，为什么？从前曾西勃然不接受把自己同管仲相比，后来却不敢把自己同子路相比。若论九次会盟诸侯的功劳，子路确实没有；但系正衣冠而死，管仲也未必能够做到。孔门弟子在取舍上竟如此，难道没有道理吗？汉代的王陵、陈平、周勃三人，确实曾互相诋毁斥责。最终成就安定汉刘氏功业的是陈平、周勃，王陵没有参与其中。然而有见识的君子最终仍认为王陵的作为是正直的，为什么？难道功名不值得谈论吗？魏相是汉代著名的宰相，功业同萧何、曹参并列，后世无人能及。但他有所奏请，多半要依靠许伯之类的人。萧望之不肯依附许氏、史氏，声望凛然，最终死在小人手中。窦武、陈蕃因为党人之事，想把中常侍全部诛杀，反而给士绅带来很大的祸害；陈寔却独自同张让交往，因此保全、宽宥了许多人。如果只按成败来评论，那么萧望之、窦武、陈蕃不过是浅薄之人罢了。难道真是这样吗？唐代张易之曾从容询问狄仁杰自保的办法，这样看来，狄仁杰同张易之的关系并不疏远。后来复正政局的事实，是因张易之开启了端绪，狄仁杰才得以充分陈述自己的意见。当时狄仁杰在群小之间周旋拘谨，哪里能像裴炎等人那样明目张胆、激励贪者、扶立懦弱者？然而五王的功业最终成就于狄仁杰，难道追求功名的人不免有所回避和迁就吗？裴度平定淮西、蔡州的功绩，史书归因于他斥退监军；再看他议论皇甫镈、程异、斥责魏弘简，似乎并不是缺少奇特气节的人。到了敬宗、文宗时期，群凶横行，裴度任宰相，却好像没有参与其中，这是为什么？按裴度平日的才识推断，他本不应如此，难道也是想做狄仁杰所做的事却没有成功吗？幸运时便成为狄仁杰，不幸时便成为裴度。这样看来，有志于功名的人，本来就不能确定一定会成功；但气节一旦毁坏，终身不能恢复，士大夫究竟应当怎样取舍呢？士大夫缺乏气节，本来不是一代人的福分；只是一味愤懑地求得免于名教责任，却没有成就，对社会又有什么益处呢？诸位询问入仕的开端，希望彼此共同商讨，看看应当怎样作出取舍。

译问：古代有农民，后世有士兵。古代并不是没有兵，只是把兵役寄寓在农业之中；后世只知道有兵而不知道有农，即使说后世没有农也可以。古代寓兵于农的好处已经很明显了。自秦代让三晋人从事耕种，让秦人从事攻战，兵与农的分离便在这里开始形成。汉代的兵制虽然不能完全改变秦代旧制，但兵役的大体仍然寄寓在农业中。所以汉高帝说：“我用羽檄召集天下军队，却没有人到来。”文帝给郡国颁发铜虎符，正是为调发军队设置的。因此高帝正同楚国交战时，即使关中的老弱和未曾服过兵役的人，也都一并调发；事情结束便罢兵。武帝听从王恢的建议，以三十万军队屯驻马邑，单于逃走后也就撤兵。从发兵到罢兵不过一个月，哪里像后世那样终身由官府供养而无所归属？董仲舒已经说：“每月服更卒之役，服役完毕又成为正卒；一年屯戍，一年服力役，比古代多三十倍。”可见兵役取自农民，在汉代已经有不便，为什么呢？汉代以后，只有唐代以府兵、卫士寄寓兵役，稍微合乎古制。然而到太宗时，马周已经说徭役繁多；不过十几年，府兵制度便败坏，卫士渐渐逃亡隐藏，到开元年间，宫廷宿卫终于供应不足了。难道是人们不以当兵为有利，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吗？考察杜甫的几首诗，当时从军者的情状，令人心中不忍。既然如此，兵役果真不能出自农民吗？还是汉、唐用来管理兵农的办法不合道理？如果确实认为兵可以出自农民，为什么古代实行了几百代而没有显出弊端？后世征发农民来供养军队，看似比古代方便，却也不利，为什么？古代有战事时才有用兵的费用，没有战事时就实行使百姓宽裕的政事。自从兵农分离，军队的衣食即使没有战事也不能废止。圣明的天子为百姓焦劳，烦扰租税苛敛，尚且有不能免除的费用；一旦想有所减免，若不拿内库的钱来补充有关部门的经费，就做不到，这难道不是因为养兵吗？这是一个方面。古代人年轻壮健时聚集为兵，年老后解散回归农业；如今的士兵即使年老也不能重新务农。把他们从军队中淘汰，就要由州县供养；不淘汰则没有用，供养则无所归属。淘汰他们免不了增加兵卒，供养他们免不了增加赋税，这是另一个方面。兵役出自农民，赋税就轻；兵役不出自农民，赋税就重，这是情理和形势决定的。如今赋税已经很重，沿边州郡又有民兵，难道还不是太过分了吗？本朝韩忠献公自称已经得到养兵的方法，认为百姓虽然承受的税敛确实很重，但终身能够保全骨肉团聚的快乐；这也说明百姓并不认为当兵有利。然而最终却刺杀义勇军，这是为什么？也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吗？这又是一件事。假如想完全实行古代把兵士安置于民间的制度，那么不但会引起百姓的疑虑，现今已经隶属于军籍的人也恐怕无从安置。若想一仍其旧，继续实行今制，那么前面所说的几件事又有不能不赶紧筹划解决的。既然如此，那么屯田、营田制度是否也有可以讨论之处呢？屯田、营田虽然不是把兵安置在农民中的制度，却有把兵安置于农事之中的意思，君子尚且认为它好。然而今日只说屯田、营田罢了，那么承担其赋役的百姓又该怎么办？还是说士兵一旦登记入籍，便对耕种之事有所畏惧而不肯去做吗？诸位都通晓世务，希望共同讲明其中的妥当办法，以解除今日的忧患。《正堂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止堂集》卷十 宋 彭龟年撰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