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堂集卷十一

译书 《上漕司论州县应副军粮支除书》我私下看到，去年茶寇势力正盛时，江、鄂大军以及各路禁军、土军、弓手、百姓、保甲，动辄以万人计；所支出的钱粮，都有朝廷诏令规定，不论属于哪一项官钱，凡是供应不足的，按例都有重罚。比如本州萍乡，只因临江弓手的军粮接济不上，竟到了上奏朝廷的地步；当时如果不是各司替他们辨白洗雪，也几乎不能免罪。形势如此，情势如此紧急。等到事情平定，核计费用上报总数时，大军的费用开始被豁免，其余禁军、土军、弓手、保甲的费用，却责令州县自行办理，这是什么意思呢？小民之家，每年赋税收成入场，必定先把所得全部拿出来偿还拖欠，并不是他们乐意这样做，实在是害怕今天不偿还，日后便无从凭恃。天下的变故，就像长河大江横向溃决、冲破堤岸，哪里出现险情并没有定处；难道偏偏认为茶寇平定以后就再也没有事情了吗？即使以州县财力有余为理由而作出这个决定，尚且不可，何况如今州县按例都已困乏，县欠州、州欠大农寺的款项，动辄以万计，又怎么能有余力顾及此事呢？如今即使不再豁免，州县也一定没有能力补足，只会成为欠账项目，又背上理屈的名声，这似乎不是明白的政令。我这番微薄的意见，只是爱惜事情的体统；希望阁下不要把我看作某州县的小吏，而只看作替州县土地着想的人，那就非常幸运了。《上漕司论科举失士之弊书》查得今年科举所派的试官，正隶属于使台；其中有两件事关系士子利害极为重大，敢于逐条陈述。如今士大夫喜欢挟持意气而败坏公事，这不只是考校会受到影响；其他事情即使有差错，还可以追改，至于考校一分的得失，却再也无法改变。平常的试官常常志趣不同、议论不合，终于发展到争吵并把怒气迁及士子。一个士子的终身前途取决于他一天之内写成的文章，本来就很难看得全面；幸而有文采超过常人、学识兼优的人，难道不应共同为他们惋惜吗？无奈考校官一旦彼此交恶，便产生嫉妒，过分寻找瑕疵，加以诋毁，间或甚至把士子黜落，这是一件事。分房考校本来就不是好办法，固然有某一房合格人数应取若干人而可取的很少，也有可取的很多而因名额不能取的。人的聪明才力本来就有限，至于年老年少更不相同。无奈考校官往往因为分房考校，耻于把本房的卷子分给别人，又精力不足，不能亲自考核，甚至有的卷子从未过目，这就是第二件事。希望阁下在尚未派定试官以前，把一路应当派任的官员都用一纸公文说明这个意思，使他们体会从前自己处在士子位置时的艰难，理解今日士子的困苦；不要仗着意气产生私怨，不要以分房考校妨害公法，使士子能够凭此进身，朝廷不至于失去人才，那就万分幸运了。《论禁糯米书》高粱受到禁令，虽然不是甲令，然而各地使用它，也不认为奇怪，这本来是出于权宜应时的考虑。然而如果直接把法律不应当禁止的东西设置为政令禁令，那就有所不可。禁酒，是法律规定。高粱不只是可以用来酿酒，却把它完全禁绝，这就等同于禁止酿酒器具。用法律禁酒，即使稍微严密一些，人们也不敢责怪；但禁高粱也像禁酒一样，人们就会以此为苦。为什么呢？因为高粱本来不是法律所禁之物，却是我们自行禁止它。我曾读《孟子》，读到“臣刚到国境，先询问国中的大禁，然后才敢进入”，才知道禁令一经确立，即使圣贤也不敢逾越。制定禁令，怎么可以苟且呢？我最近从临汝回来，听说有人因高粱获罪，已经对此怀疑，曾想进献微薄的意见，却不敢冒昧打扰。原以为这本来只是先生惩罚一人的办法，没想到竟然再三实行。再三已经过分了，我担心后来接任的人仍不停止。我听说如今治理州郡的人都说：“与其追究根本，不如禁止末端。”所以对酒税尤其用心。在上下都急迫的时候，这可以说是知道事情的先后。然而天下的事情，哪里可以做得过分呢？如今官榷，比过去已经大为增加；如今私榷，比过去已经大为减少。因此本来不能不权衡轻重，决定放宽或收紧。我认为对高粱的禁令应当稍微放宽。如果不得不禁，也不应当像禁酒那样严厉。拥有高粱的人，也不应当和拥有酒的人同样治罪。这番话如果让有见识的人听到，仍然会讥笑鄙薄。先生幸勿认为我狂妄，请深入思考它。

译《论逻者之弊书》侦察巡逻之人，古人固然曾经使用过，但君子不以为然。人的可贵之处在于聪明，是说他对于天下的道理没有看不见的；如今却把判断交给几个巡逻者，仿佛我们的聪明只能达到几个人的耳目，这难道不是受他们挟制吗？世上喜欢使用巡逻者的人说：“巡逻者虽然不完全可信，但我能使用他们。”不是这样。小人向君子求取信任，也一定从诚信入手；他并非真的诚信，而是借诚信来施行虚诈。今天他说一件事是真的，明天这件事就可能变成假的；明天他说一件事是假的，后天这件事又可能变成真的。他神出鬼没、千变万化，而君子的权柄已经落在他的掌握之中。用权术驾驭他的人，又不过是取得他所畏惧、所憎恶的事，随着这些去察看。小人的心情，怎么能保证呢？本来就有外表看似矛盾、内里实则亲密如胶漆的情况；一旦我落入他的计谋，原有的蒙蔽之外又产生新的蒙蔽，我的聪明就更加狭窄了。又有人说：“巡逻者的话虽然不能全部采用，但我能加以取舍，有的采用，有的舍弃。”也不是这样。今天听说某人有某事，我虽然没有听信，但怀疑的根子已经由此产生；以后如果有事触动我的疑心，就未必不把它当作坏事，把黑说成白。所以人没有比用成见应付事物更坏的；用成见应付事物，偏差必定很远。又有人说：“设置巡逻者是为了禁止恶行，善人的事我不去追问。”也不对。我认为巡逻者不足以使恶人畏惧，反而会使善人畏惧，为什么呢？善人并非果真有恶行值得害怕，而是害怕被巡逻者捉住。所以巡逻者一出动，善人反而不得安宁；禁止恶行也不应当采取这种方式。君子处在天下，应当使作恶的人说：“我害怕君子听到这件事。”如今却变成说：“我害怕巡逻者得到这件事。”这就是人不害怕君子，却害怕巡逻者。假如被巡逻者抓到把柄，那么即使作恶也不以为忧，这难道不是君子的玷辱吗？我想阁下讲学十分勤勉，选择义理十分精细，难道在这里会不洞然明白吗？这正如沧江平湖，清澄洁净、空明寂静，其中漂着一片小草，似乎并没有妨害；但离娄却清楚地看见它，认为不如没有它更令人舒适。倘蒙您加以察看，设法屏绝他们，使这些人的言语不再成为聪明的负累，那就万分幸运了。《上赵漕论常平欠折书》查得本州常平仓每年以新米替换陈米，因而造成折耗和亏欠。虽然斗斛出入本来没有弊病，但陈米贮藏已久，性质已经稳定；新米不免发热，所以折耗自然较多。假使从开始到现在，每年都按一石计算，每石都按一升计算，数量也不会只有这么多。如今核销折耗的数目，朝廷想来也知道，所以在赦文中明白写有免除豁免的条文。本州也已经发文说明，申报常平司，却承蒙下令由监司合并责令有关人员赔偿。因为这件事牵涉到底，向来干涉的人很多；听说常平职事暂时归使台办理，所以冒昧轻率地来报告。若蒙察知这并非作弊，特许依照赦文免除豁免，那么蒙受恩赐的就不只一个人了。这不只是替各位小吏着想，其中还有许多现今管理仓场的人。如果监司的追究不停，常平仓没有丝毫补偿，其他方面已有如丘山般的损失，这是必然的道理。这件事以前已经略作申禀，所以再次详细陈述，承蒙明察，万分幸运。《上袁守论苗仓收土米耗书》查考本州支移苗仓，除省耗以外，还有明会耗、州用耗、土米耗。征取这些耗费，看起来似乎重重叠叠，但考察起来各有来由。时代不同，费用逐渐扩大，不能一概完全削减。其中若要选择取舍，把那些无意义、使用无度的项目去掉，那么土米耗是不能不讨论的。征取土米耗，名目有两个：一叫斛面，一叫防合。斛面有高低，防合有多少，任意增减的情况无法知道，查考核实又无从做到。过去仓官之所以受到诽谤、兴起诉讼，无非都是这种米引起的。我曾询问征取土米的办法，实在有可叹之处。只是名目不正，所以强取豪夺者往往少取，善良百姓却往往要多交；只是数目没有定额，所以揽子便采取重收的规矩，向百姓聚敛时又采取轻取的办法。总括起来，大概是官府和揽子共同分利，而受害的只有数县百姓。难道可以沿袭而不改吗？阁下出任千里之内的守臣，为天子抚慰百姓，还没有下车任事，首先就把用文书禁止征收苗粮加耗放在心上，真是得到了宣布政令、施行仁义的意义。我偶然奔走于田间，私下听到一二情况，曾因无从宣泄而郁郁遗憾。如今终于能够详细陈述；然而只能看见它的害处，不能看见它的好处，未必不会引起旁观者的嘲笑。土米耗，我当然知道是本州所依靠来充作公使费用的。然而支移归入袁州，不过是近几年的事。在还没有支移的时候，公使费用又靠什么充当呢？节俭就会贫乏而有余，奢侈就会富足而不足，这是天下常理。不能节制用度，却总是担忧不能充足盈余，我恐怕残害百姓、损害财物的事情将会接连不断。盼望免除的命令，如同踮脚企望一样等待着。《论支移仓水脚钱书》我昨天承蒙台司谕示，说支移仓减去土米耗，导致发运纲粮的水脚钱不足；我一时仓促，不知如何回答，回来后思考此事，查得本州苗粮有十万多石，不论折苗、正苗都要缴纳水脚钱，而上供的还不到一半；以一倍水脚钱计算，完全可以起发纲运。再加上支移苗三万八千石，每石又有水脚钱，哪里需要从土米中取得供给呢？土米本来是盈余之物，水脚钱本来就是应当缴纳的钱。水脚钱不知道始于何时，而土米却是近年才创设的。如果认为起发纲运一定要借用土米，那么不知道还没有土米以前，究竟用什么钱起发纲运呢？只是因为去年催缴各县水脚钱不力，纲运不能发出，于是顺便借支土米；如今竟把这件事作为口实，反过来认为减免土米是过错，那就不对了。这件事本来不是我应当争辩的，只是如果默默不说，前些日子败坏州郡的诬陷竟然似乎可以相信，因而不得不具文分析原委，申报禀告，恭请台司明察。

译《论解彦祥败茶寇之功书》我在本月十五日收到陈丞的书信，转达台旨，询问解彦祥在萍乡击破茶寇的始末。我当时也在军前任职，对这件事颇为了解。这年八月二十六日，贼寇从安福经由良子坑经过萍乡，曾在大安的龙王祠占卜，卦象不吉，于是带着部众潜伏在东冈周氏家中。二十九日，解彦祥派四名士兵侦察，遇到贼寇正在周氏池塘捕鱼，两人被贼杀死，另两人逃脱回来报告；这些人属于管界巡检马熙所管辖。解彦祥得知贼寇所在，便以马熙的士兵作乡导，亲自率领部众，在东冈周氏门前与贼列阵交战。田地里全是淤泥，只有一条一尺多宽的小路。贼寇占据田地，我军弓弩一齐发射；一个身材高大、留着胡子的贼奋身上前抵挡，解彦祥一箭射中他，贼跌入淤泥中，士兵趁机砍下他的头。不久又杀死一个没有嘴唇的贼，贼军的气势于是衰竭，我军士气大振。从巳时交战到申、酉时，共斩获十二个首级，贼寇逐渐退却。天黑后他们才逃走，马熙乘势追击，贼寇从赤竹凹再次进入安福的高峰寺。解彦祥于是率部众从萍乡楼下越过宜春仰山，再经过安福去讨伐贼寇；但贼寇已经从永新曲折向南逃往兴国了。贼寇离开萍乡时，我奉宪司檄令在安福白云寺捕盗，那里距高峰二十里。我到白云寺时，贼寇刚刚撤走，询问当地人，他们都说贼寇在高峰停留了三天，被创伤的有四五十人，疲惫得不能起身的，往往被同伙杀死后继续行进。小山有个土豪彭道，奉辛宪之命前往捕盗，便在高峰山中大肆搜捕，找到几具尸体；树叶下面全是受重伤而死的人，大家这才知道茶寇在萍乡遭受的损失也不小。这股贼寇自从在湖南起事以来，已经多次同官军交战，官军可以数出的胜仗只有三四次。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岭南摧锋击败他们，贼势才开始衰弱；解彦祥在萍乡击退他们，贼力才开始困竭。然而摧锋的功劳人人都知道，解彦祥的功劳却一定要经过辨明才显现；萍乡只斩获几个首级，哪里足以说是困败贼寇？却不知道这一战之后，贼寇所以不能重新振作，正是解彦祥的力量。如今解彦祥不但没有得到赏赐，反而因此被降官；自己任意施行赏罚竟到了如此地步，今后万一有警事，还凭什么驱使人呢？不久前萍乡黄主簿人杰曾把这件事分条上报给辛漕，辛漕答复说已经申报朝廷，但不知道今天是否已经施行，果真是因为这个缘故吗？还是另有了解此事的人替他申诉功劳呢？我所听到的也只是大概，先生请广泛访察，如果能够查得事实，请替彦祥申明是非，不要让这些人仍然对清朝怀有不满之意。明公身居朝廷高位，如果能这样做，我将万分庆幸。另附小帖：先生若调查彦祥破贼的功劳，不应只局限于袁州。先前备申诸司的文书，就应当作为事实依据。因为交战的地方，只知道彦祥斩获了几个首级，袁州申报的情况也没有超出这一点；如果只得到几个首级，哪里足以论功？先生试着到高峰寺附近访察，了解贼寇困顿败退的情状，就会知道彦祥的功劳不可掩没。器物靠火烧成，火力透彻之后才会凝结；箭靠弓弦发射，弓弦松弛之后才能命中。[原文“▯▯”疑为重复或讹字。]天下的事情本来都是这样，不可不察。解彦祥的事情，先生如果查得事实，只能把它上报朝廷，至于是否施行，先生本来不能独自决定。但管界巡检马熙以及管界司的兵级，都是当时充任乡导、承受敌人的人，他们都应当受到赏赐。起初袁州发牒给巡尉御敌时，详细列明功劳和赏赐，说能够击败贼寇的，本官应如何受赏，兵级应如何受赏。到了自己这一战，却一概不问，仿佛其他没有遭遇敌人的地方，似乎根本不必提起。管界官吏和士卒，难道可以亏待而不赏吗？这是先生可以专门决定的事情。所以一并把这些意见申禀，并附上《论弭盗书》。我听说古人不只求治理盗贼，更求使盗贼平息。盗贼并不是不能治理；但盗贼可以治理却不能使其平息，仍然是没有益处的。世上的人固然有严定法令、加重刑罚、穷追盗贼来治理他们的，但盗贼反而常常比没有治理的时候更加猖獗。这难道是人喜欢犯法吗？安分守己、沉默不争的人，都可以逐渐消弭争端；刚强好胜、锋芒外露的人，反而容易招来敌对。大概人情都是如此，更何况盗贼呢？茶寇势盛的时候，声势气焰固然足以号召奸猾之徒，使他们猖獗起来；他们几个月间凌辱劫掠数县，最终却很少有人附从。这没有别的原因，正好遇上丰收之年，百姓没有饥寒的忧患，爱惜生命的念头重于犯法，形势本来就是如此。那么，人之所以犯法，果真是他们的本性吗？所以我认为，有盗贼以后再治理，不如在尚未有盗贼时就使其平息。今秋雨水泛滥失时，沿河的田地都不能结实；看起来似乎是小事，但仔细想来，不能不深深忧虑。如今百姓大多困窘匮乏，稍有供给不上，恒常的心志就容易丧失。我恐怕奸猾之徒在前面诱骗他们，饥寒又在后面逼迫他们，那么我担心我们不能长久享有像今天这样的安宁了。我希望台府慈悲，下令沿江各州县，对遭受水灾的地方多方存恤安抚；即使不能给予过多补助，也可以稍稍放宽催征赋税，使他们略有空闲来作今后的打算。只要愚民没有受到煽动动摇，那么对盗贼的忧虑或许就可以稍稍放下。论州府公堂审治囚徒失当书 关于此前捆绑、吊挂罪人的事，我曾经献上愚诚意见，却没有得到采纳。奸猾之人不能不依法治理，但办理这件事自有主管官署。主管官署即使没有选用合适的人，也不可以越俎代庖，亲自兼办其事而加以审治。况且大官、大府，一旦进入其中，就应当使人看到雍容闲雅的气象。如今左右都是囚禁之处，简直像牢狱一样，并不是用来展示观瞻的地方。何况君子治理国家，有些事不能只靠法令强行施行，这难道不应当加以体察吗？我想阁下自从到任以来，任期将满一年，纲纪整饬，百废俱兴，已经光彩胜过前贤，治理超过各郡，而振作奋发的气势仍然没有稍稍衰减。诚然，下层的人习惯于怠慢，必须一发作就惩罚创伤，他们还敢冒犯法令。但我妄自认为，百姓的真诚之心已经溃散很久了，一旦用法律束缚他们，未必都能收敛。先生何不以哀怜体恤之心来施行治理呢？而且不妨反过来求证：对自身防范检束越严密，所生的弊病就越多。以这样的方式要求自己，那么以这样的方式要求别人，其结果也就可知了。这就是忠恕之道。孔子说：“居于上位却不宽厚，我凭什么来观察他呢？”所谓宽厚，不是要他放纵懈怠、废弛政事，而是希望他不要在细枝末节上过于琐碎计较。我这些蒙昧盲目的话，几乎近于狂妄了。这些话本来应当受到斥责，我不胜惶恐。

译论防火设施书 我私下听说，担任州官时遇到火警，便大力整治防水设施，先生处置这件事本来一定有办法。然而近来我看见先生命令各家储备水，虽然安排得很整齐，但罂、釜一类器具能储存多少水呢？器具的口径只能容纳一小桶水，取出超过一小桶的水，就必须用其他器具来取，水桶又够不到。这样一来，即使有一千只罂，遇到紧急情况又有什么用？况且仓促取水时，人哪里还会顾及储水器具？一家失火，千家毁坏罂器，琐碎贫民只是白白增加费用；所造成的扰害很大，而所得的好处很小。依我看，这件事不必施行。像先生修治清水池、判官防池、古义井，才是真正大有益处的事。如今仓前还有灵泉池，州府前还有南园池，都可以修治。南门的泡沙河，也应当派官员察看取水的道路是否通畅。其余没有水源的地方，多放置大水桶[原文“罂恐不如桶”疑为注文或残句]，这样才好。还有一种办法：从前我也曾因救火苦于没有水，于是把东门外所辖百姓编成队伍。其中有木匠铺的两人，就告示每家准备一条装木料的袋子，每家准备两根棒头[用来拆屋]；有工匠的，就告示每家准备一把锯、一把斧[原文“捄火之锯缓急不可使”疑有脱误]；队长各准备一架梯子、一个麻搭；隅长准备一对扛水桶以及洒水等杂物。凡是准备上述物品的人，都不计入取水的人数，其余人专门负责取水。都官设置几十枚取水竹牌；救火时，每送来一桶水，就发给一枚牌子，第二天前来缴还。凡是没有牌子的人，就是没有取过水。选择各队中取水最少的人，治罪一名队长；其余没有牌子的人都记名，作▯十[原文字样疑误]，只对其中一人施以杖刑[全部遣散则难以办理]；牌子多的人予以奖赏，不仅奖赏行伍，也奖赏队长。这样，队长就会专心督促人取水，而取水的人也会自己尽力。我虽然没有试行过，也怀疑这是便利的办法。我认为应当把城中百姓分隶于三都监：河北隶属都巡，东西门外的厢军隶属尉司。若发生火灾，先让两处人马一同救火；如果不能扑灭，再调另外两处救火。如果前一批不能扑灭而后一批能够扑灭，就惩治前一批，奖赏后一批[这里的赏罚只指各自负责救火的人，不指百姓，因为百姓自有取水的赏罚]。这样火灾就容易扑灭，也可以避免在紧急情况下人员混杂而另生事端。不知是否可行。论狂僧惑众书 那个赤脚狂僧很想迷惑世俗之人，我很久以来就打算申报，请求把他押送到仰山去度过夏季，只是偶然没有来得及。听说他要在二十一日举行大规模斋会，还涉及有身份的人；这样一来，惑众之事就更加严重了。先生主管教化，端正风俗、驱除妄诞，本来不止这一件事；这件事一定有办法处置。区区意见不能自已，恭敬地请求您明察。《止堂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止堂集》卷十二 宋 彭龟年 撰 书 止丞相论刘侍御不当补外书 我们才能不足，错误地承蒙朝廷把我们安置在学校，只以考核学生的文艺进退作为职责；如果这样，我们就越过本分而妄图参与不该参与的事情了。但我们曾自我思量，郑国是小国，尚且允许士人在学校里议论政事，何况如今正值政治清明之时，我们却甘心处在小国士人的下位，这不是我们的志向。我们恭敬地看到，近日殿中侍御史刘光祖改任贰卿，朝廷道路上议论纷纷，都认为是由于他弹劾吴端的缘故；有志之士没有不愤懑叹惋的。吴端本来只是一个使令之类的卑微人物，授予带御器械一职，前例未必没有，在朝廷看来也不算大的过失；但台臣一再上奏论列，朝廷却突然借用别的理由调动改任，这就不可取了。祖宗盛世，只听说改易差除来伸张台谏的正直气节，从没有听说改易台谏来伸张近幸之人的私宠。皇上刚刚继承守护历代帝王的基业之初，就有这样的举措，实在可惜。阁下入朝辅政之初，言语得到听取，计策得到施行，却不能挽回皇上的这项举措，也实在可惜。我们私下揣度，皇上本来没有宠信任用近幸之人的意思，却忽然进用吴端；也本来没有厌弃台谏的意思，却突然疏远刘光祖。事情彼此激荡，于是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看清事情的轻重来处理它，使它得到平复，阁下之外我们还能指望谁呢？自从吴端被任用以后，台谏官交相论列；台谏官要离职，诸位大臣又一同争辩。我私下知道，阁下在进言陈述时忠诚恳切到了极点，但皇上既然听取后又改变主意，想要挽回局面，就在这一听从或违背之间，间不容发。譬如驾船进入州中的急流，稍微迟缓一下，就会随波迅速漂走，再也无法停止。阁下即使极力在皇帝面前当面陈说，又有谁知道呢？即使让人都知道，而天意仍没有回转，阁下的责任仍然没有尽到。我前些日子也曾冒昧上奏议论此事，递进奏章两天了，还没有听到批复。回头看自己狂妄无知，哪里足以感动上天的聪明？然而区区愚诚不能自已，所以胆敢再次写成这封信，仰叩黄阁，只希望阁下务必重新深思此事。孔子说：“所谓大臣，就是用道义侍奉君主；如果行不通，就辞职。”所谓“止”，是说进退行止的道义。如果说君主有过错就劝谏，君主不听就算了，难道这是圣人的意思吗？我受知于门下最深，所以敢于直发愚直之言，恭请鉴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