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堂集卷十

译《内治圣鉴》序 我听说《大学》说：古代想要使天下人明白光明的德性，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治理好国家，先要整齐自己的家族；想整齐家族，先要修养自身；想修养自身，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想端正内心，先要使意念真诚；想使意念真诚，先要使知识达到。使知识达到在于穷究事物的道理。这条道路由源头流向末端，始终次序都具备。三代以后，这门学问失传了，然而世道的治乱，很少有不由此而来的。三代已经久远，考察帝王的家法并以经传为依据，只有周代最为显著。大概从姜嫄踩上天帝的足迹，开始为周代开创先世，直到古公亶父、姜女，始终同心同德，由家庭推及国家；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季积厚德而承受福庆，于是生下文王。以王季为父、武王为子、太任为母、太姒为妻，宫中和乐，宗庙肃敬；神灵没有因此怨恨，也没有因此忧痛，用来治理家族和国家。后世于是把这看作文王端正家道的功效，本来就是如此。或者说，他们一家之间，气脉醇厚专一，积累得浑厚深远，天地间最和谐的气息在这里聚集并发扬出来，所以父亲尽父亲之道，儿子尽儿子之道，兄长尽兄长之道，弟弟尽弟弟之道，丈夫尽丈夫之道，妻子尽妻子之道，家道自然就端正了。帝王的事迹，记载在《书》中，吟咏在《诗》中，又散见于诸子百家；相比周代，有的记载还更加详细。然而考察端正家道的始末，没有比周代更完备的，这也是因为《礼记》中有《文王世子》，《诗经》中有《大明》等篇，纲领条目一并列出，先后次序都能看见的缘故。唉！经书之所以不可废弃，就是这样。臣仰想着本朝的治朝家法，上承三代；然而典册所记，无论精粗大小全都混杂在一起，因为书中不再加以区别。臣自从在成均任职，看到成均旧藏的《国朝防要》和李焘所进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抄本，因而得以私下阅读，于是摘取祖宗端正家道等事，汇集编成一书。按照《防要》所编列的目录，以《长编》记载的事实充实其中；当时名臣所上奏请中有足以补益内治的，也一并采录；间或有自己的见解，便加以论述，共二十卷，命名为《内治圣鉴》。虽然分门编次，难免有遗漏和错误，不能像《文王世子》以及《大明》等诗篇那样完备；但其中所载的事迹，在道理上并不愧于周代，而《大学》所说的失传之学，后世千万代的子孙，或许可以从这里得到验证了。绍熙五年正月十一日，承议郎、守起居舍人兼皇子嘉王府直讲臣彭龟年谨序。《易览图序》【一作《镜古历年图》】古代史官记事，以事系于日，以日系于月，以时系于年。自从司马氏撰作《史记》，这种方法发生了一次变化，但仍以年表保存编年体的旧制。到了西汉《功臣表》把大事系于年代，才仿佛保留了古代简册的遗意。从此以后，古法逐渐不再出现。本朝司马文正公撰作《通鉴》一书，改变《史记》的体例而采用编年体，裕陵赐名为《资治通鉴》。这部书篇帙浩大，不容易编完。司马公曾从周威烈王写到周世宗，编成《历年图》，每年列举大事；又曾编修《国朝公卿年表》，仿照司马迁的方法，在上面各自列举大事。最后把这两部书合为《稽古录》，可以说十分精当了。然而仍遗憾《稽古录》不如《历年图》一览便能全部看见。如今世上流传的图，只从汉代以后开始，也没有逐年列举大事，恐怕不是原来的样子。姑且依据这幅图，以《稽古录》充实它，又参照古本《资治通鉴》、本书及目录举要，以及康节先生的《皇极经世书》、新安朱氏的《通鉴纲目》、东莱吕氏的《大事记》、眉山李氏的《通鉴长编谱》，绘制成图，命名为《易览图》。这并不是为了求得简便。昌黎韩文公说，记事一定要提纲挈领；提纲挈领，纲领就会显现，数千年的治乱也就如同指在掌中一般清楚了。至于其中如果有不恰当之处，我不敢自行宽恕。《清江道院诗序》庆元初年，正月，我任荆渚守，顺道回到清江，拜见县令、临邛人常君。常大夫见到我，告诉我县治东边有几间屋子，匾额题作“清江道院”。我见了很高兴，说：“大夫对待本县百姓太厚重了！”于是问他为什么建成道院；原来是赏罚有章法，期会防禁有信用，文书有凭验，差役有定额，收支有期限，如此而已。我听了更加高兴，说：“像大夫这样做事，难道是宁可放任而不治理，听任万物自然，淡泊得像虚无之人的心吗？把这个道理推广到天下，哪里都可以称作道院，难道只有清江才是这样吗？”即使如此，州县的治理也在于人为，究竟如何还要看做法。宽严、厚薄相互增减，今天我为大夫高兴，却还担心将来会改变。于是把这些话告诉大夫，大夫说：“我也正为此自我忧虑。”大夫存心如此，我就有所期望了。听说道院落成时，曾有人作诗歌，接续百姓的颂声；我却不能这样做。大夫请我作序，于是把我们往来的谈话写下来留给大夫。或许有人偶然知道我和大夫的心意，那就差不多了吧。

译《送刘伯协序》我和伯协是同乡，又一同来到宜春并在这里做官，志趣声气也相同。每次见面，必定握手畅谈，倾吐心腹之言，不只是像兄弟一样亲近。然而我的职务在于奔走，和伯协相聚不过几天，便又要分散；伯协也常常因为公文而出行。出行时有时来不及告别，告别时必定惆怅。今天伯协高兴地回去了，我留在这里，以后还能和谁像从前那样相处呢？从前和伯协容易见面却难以长久相聚，尚且已经惆怅不已；如今见了这一次，不知又要到哪一天才能相见，心中能不介意吗？伯协将要出发时，拉着我的手说：“你拿什么送给我呢？”我说：“我平日和伯协交往，从没有一句话越出规矩之外；如今既然是不可预知的离别，怎么敢用欺诳的话来敷衍你呢？”从前子贡问交友之道，孔子告诉他说：“忠诚地劝告他，善意地引导他；如果不听就停止，不要自取羞辱。”我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惶恐流汗。一个人有了过错，使朋友怀着害怕受到羞辱的心情，又有‘如果不能劝止就停止’的打算，然后才去劝告，那么话传到我耳边时，也已经历了许多层次，尚且还要看对方是否听从。进德之难，大概就是这样，难道可以不勉励自己吗？伯协能够接受别人把话全部说尽，这正是天资高明的表现；推广充实这种品质，就和禹听到善言便行礼、子路听人指出过错便高兴、子夏听到正言便扔下手杖行礼，是同一种心机。他的进步，难道可以和一般人同日而语吗？我之所以和伯协结交，原因就在这里。我怕离开伯协，走在颓败的风气和流俗之中，惆怅不已而没有什么可以自我警戒。临到分手，心情十分恶劣，这哪里是那些庸庸碌碌的人彼此交往的情形呢？只愿今后彼此不要忘记；善言常常送到我的身边，这就是我的祝愿。伯协是刘氏公非先生的后代。《送徐琰序》古代的县令以教化百姓为职责，后世的县令以治理财赋为职责。世上的议论者都说：“耗尽天下财赋的，就是县令。”这难道是县令的罪过吗？专门责成县令交纳财赋的人每天都与县令为敌，所以县令每天也都与百姓为敌。如今若对县令说：“为什么不做古代那种没有百姓负担的县令呢？”这就像责备造箭的人说：“为什么不能像造箭袋的人那样不伤害人？”有这样的道理吗？我看如今的百姓，触犯法禁、隐瞒租税，奸诈伪妄层出不穷，斤斤计较；这不只是民俗变坏了，也实在是因为烦琐苛细的科派征敛有以迫使他们如此。可是士人之中想要不做县令的，其巧诈甚至超过百姓触犯法律、隐瞒赋税的行为。难道县令果真对百姓没有好处吗？如今做县令的人，责任不在于治理百姓，而在于筹措财赋。然而百姓中可以征取的，县令几乎都搜刮干净了，也不顾惜。朝廷却一定要让人做县令，所定的法令又如此严密，这也是原因。唉！人的情性彼此相差大概没有多少；如果能够设身处地体会县令的艰难，并以此体会百姓，那么百姓或许就有希望了。西安徐君自从入仕便代理武昌令，此后有时正式任职，有时代理，前后共历任三县，至今三十年。如今他已经离开宜春，凭借法度进入朝廷要近之地，他的属官也将担任倅或守；从今以后，他所面对的始终都是与县令为敌的日子了。即使如此，您也不要与县令相敌。看见它活着，便不忍心看见它死；听到它的叫声，便不忍心吃它的肉。君子对禽兽尚且如此，何况对百姓呢？您可以说是亲眼看见百姓活着的艰难，亲耳听见他们声音中的惨痛和可怜。您今天设身处地为百姓着想，日后到任的地方也会设身处地替县令着想。我知道百姓就容易治理，县令也容易做了。您将要出行，因此写下这些话为您送别，也作为日后彼此相互考察的凭据。跋

译恭敬地书写绍熙甲寅年赐给讲筵的诏书之后跋 右边这篇是绍熙甲寅年秋九月讲筵诏书，赐给臣龟年的。此前八月壬辰，宣召并引见潜邸讲读官臣龟年、臣有开、臣由上，到皇帝御用的幄殿中，我们按班奏事。内侍宣示御笔，二一书，书史十种；一书十位臣子的姓名。我们奏请圣意，皇帝谕示说：“近日就要开讲。讲筵过去所讲的书，比讲堂少了不到三分之一。我突然承担机务，如果听闻见识不广，就不足以应对政务。现在增置十名讲官，让他们分别专讲一部书，轮流每日赴讲。早讲在殿上，照旧例进行；晚讲依讲堂的方式坐讲，希望能够从容一些。”我们再拜奏道：“陛下这一举措，实在是帝王盛德之事。”皇帝却说：“如今政务万机繁多，不能和讲堂相比。”又谕示说：“事情都有章程，哪里会妨碍讲书？人主在宫中，如果有空闲，不过是同宦官、女子亲近罢了；哪里比得上亲近儒生学士更有益呢？”甲午下诏实行，辛丑日又亲自写札子谕告词臣：“朕增置讲读官，是为了扩大问学，正依赖讲读官反复研绎经义，反复陈说；如果有所缺漏，便由此加以纠正，希望有所益处，而不成为空文。”丙午日终于颁布这道诏书，训诫言辞委婉周详，全都是圣意。前些日子乙巳日，皇帝在重华宫大堂开讲，宰执都侍从，晚上又恢复了坐讲的制度。臣曾读范祖禹《帝学》，书中说：遍览史籍，开创基业、守成治国的君主，没有像祖宗诸帝那样都喜好学习的。然而依臣看来，又哪里像今日这样盛大呢？至于坐讲这一件事，自干兴以后直到治平年间，吕公著等大臣屡次请求，却总被压下，最终不能恢复。陛下一天之内超过群臣的议论而采用它，难道不是很难得吗？臣的学问见识浅薄，却有幸侍奉于金华，既不足以仰报陛下知遇之恩，又亲眼见到当时的盛况如此。如果不能使后世对此有所考察，臣的罪过就太大了。臣已经把这道诏书刻在石上，又推究诏书意旨的来源，把相关书籍刻在下方，希望作为圣朝万世讲读的制度。朝散郎、焕章阁待制、知江陵军府事兼管内劝农使、充荆州湖北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兼本路营田使、专一措置提督修城、兼提举义勇民兵、清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金紫鱼袋臣彭龟年谨书。恭敬地书写潜邸赐题梁焘奏章之后跋【庆元元年五月】臣极其愚昧浅陋。绍熙癸丑五月庚午，承蒙太上皇帝擢任为陛下潜邸讲官。过了六天，在上讲日的日昳时分，讲读元祐六年翰林学士梁焘辨明邪正的奏疏。甲午日，陛下把亲自题写的梁焘奏疏四十八字赐给臣。圣上的谋略简约宏大，御笔光明回旋，这是此前讲堂诸臣从未有过的待遇。同列都羡慕不已。臣仰想着陛下天资高明，勤勉求学，凡是讲论切磋之处，必定深入探究要旨。臣初入潜邸时，听说燕闲处有一块漆碑，上面大书“知人难”三个字。臣曾问其中含义，陛下回答说：“确实如此。”于是援引李德裕的话反问臣：“正人既然称小人为邪，小人也称正人为邪，究竟由谁来辨别呢？”臣回答说：“今日讲学，正是辨别君子和小人的尺度。”孔伋《中庸》中说：“治理政事在于任用人才，选取人才要以自身为准则，修养自身要依靠道，修道要依靠仁。”人主只应当精心思考以明白道理，使意念真诚以端正内心，每天反省自己的行为而自我察看。如果性情接近君子，小人就不能迷惑他；如果性情接近小人，君子就不能进入他的内心。陛下谕示说：“这确实是重要的方法。” 后来赞读沈有开讲书讲到“三风十愆”以及“邦国有一于身，国必亡”时，陛下回头问有开：“这是什么意思？”有开用古义回答。陛下谕示说：“没有什么比远离顽童更为紧要的了。假如同顽童相近的各种情形都有，想不亡国，可能吗？”在潜藏韬晦、涵养德性的时期，陛下已经懂得在尧舜都难以做到的地方如此用力，学问广大深厚而又能随时显现，辨别君子和小人像这样果断，本来是应当的。梁焘在元祐年间两次出仕又两次罢职，后来进入翰苑，才上了这道奏疏，恳切辨析邪正，写了千余言，仍觉得意思没有说尽；而明睿的圣意只加了几句话。假使梁焘能够侍奉陛下，又会怎样呢？然而梁焘的话在今日得到确立，真是庄周所谓‘百世以后，遇到一位大圣人，知道并理解我的话，这就如同早晚相遇一样’。梁焘因此大为光彩。臣如今把梁焘的奏疏录在后面，使枯株朽木尚且蒙受银河般的润泽，希望万世臣子知道：不被采用的话，也会有被采用的一天。难道不是幸运吗？庆元元年五月朔旦，朝散郎、焕章阁待制、知江宁军府事兼管内劝农使、充荆湖北路安抚使、马步军都统总管兼本路营田使、专一措置提督修城兼提举义勇民兵、清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臣彭龟年谨书。《汉少帝编年》后跋 有人说：“吕氏得罪于汉朝，罪过很大。自司马氏以来，史书都把她列在帝纪中，用来彰显她专制的罪过。如今却单独列出少帝的名号，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吕氏虽然专制，但还要借汉朝的名义号令天下；她所任命的将相，全都遵循高祖临终前的遗言，不敢改变。这和唐代武氏不同。所以为少帝编年，是想把他同武氏区别开来。罪过有轻有重，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 《刘子卿都梁纪》后跋 右边这部《都梁纪》，是听说东平刘侯任郡守时所写的。刘侯到郡的第二年，我奉命到边境迎接宾客，向刘侯询问北方事务，他总是随事情当场回答，就像在说自家的事情一样，无论大小、远近，都不必思索揣测。我曾私下感叹说：“守边的人不应当这样吗？”完成使命回来后，我拜见参政余公，问完史事，又泛泛谈到其他听见和看见的事；谈到刘侯时，余公说：“边郡刺史中，只有都梁最贤能，可我还不知道刘侯有这部书。”刘侯的曾祖忠肃公，熙宁年间出使北庭，已经沿袭旧例上奏一部记载行程的书，又写成一书详细叙述辽国近事，进呈给裕陵。裕陵大为高兴。刘侯这部书，将来也应当送交官府才是。过去欧阳六一公曾说：“训练士兵、养育卒伍，窥伺敌方空隙而乘机行动，暗中出奇制胜，这是将帅的职责。至于对外料知戎狄的心意，对内察看国家的形势，知彼知己，谋划制敌，这是朝廷的大计，也就是所谓在宗庙中谋划而取得胜利。刘侯守边而谋求知彼知己，可以说不是苟且从事了。” 论

译论汉高帝 汉高祖乘着时势崛起，不靠长期积累，五年便成就帝业。如果不是才智远超常人，谁能做到这样？他能知人善任，发挥人的特长，所以消灭秦朝、扫平项羽，显得十分容易。然而他资质高却不学习，气势充足而志向低下；承接周、秦变革之后，先王的法制虽然已经全部破坏，却还没有像后世那样影踪全灭、无从考察追寻，而他竟安于小成，自甘浅陋。司马迁《史记》记载高祖的大事，多有舍弃不录，唯独记载他在洛阳南宫置酒的事，大概是为他的志向感到悲伤，认为他把这看作最大的满足，便就此停止了。假使后世再也看不到三代的政治，难道不是高祖的罪过吗？孝文帝恭敬节俭、仁慈宽厚，出于天性；然而他习惯听闻黄老之说，终于把安静谦让当作最高的道理，不再有帝王的志向。三代以后，他虽然算是贤主，也仅仅足以造成财物丰盛的局面；与那种浑厚广大、忠实厚重的气象相比，实在相差太远。孝景帝猜忌刻薄、缺少恩德，孝武帝刚暴多欲，孝宣帝明察而不宏大；他们的施政偶尔有可取之处，但根本已经丧失，所以治理成效也很驳杂。可惜的是，孝昭帝年幼而聪慧，辅导他的人不得其人，未能最终完成他的成就。至于孝元帝的柔弱、孝成帝的荒淫、孝哀帝的昏暗，都不值得谈论。然而汉朝功业的成功虽然出自高祖，它的败亡也同样出自高祖。在开始经营帝业的时候，邪气妖孽已经能够作祟。韩信、彭越之死，都是由于吕氏掌握大权；人心容易改变，她之所以发动更换太子的谋划，源自盟臣的劝说。高祖病危之际，还念念不忘地分别任命大臣，也是在担心这件事。最终尸身还没有冷，所爱的儿子已经被杀；不出宫门，天下却落入女子手中。从此以后，天下的权重便在外戚。景帝如此猜忌刻薄，不能不因为太后而偏爱梁王。孝武帝残忍地杀死窦婴，却不敢轻视田蚡，难道不也是因为太后的缘故吗？到了宣帝，亲自经历霍氏之乱，教训并不遥远；然而魏相号称奉行皇帝的意思，却不能不依靠许伯上奏政事。世代相传的耳目，本来可惜，却没有把外戚势力过重看作怪事，终于使王氏擅自掌握大权。哀帝时，虽然略有收敛退让，但丁氏、传氏掌权，仍是同一种祸乱的道路。上天又把王太后的寿命延长，使其经历五代，汉朝的基业最终被王莽夺取。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罪责将归于谁呢？《易》说：“臣杀害他的君主，儿子杀害他的父亲。”这种祸患的由来，是逐渐形成的。是由于没有及早辨别它，汉朝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吧？论兵 古代出兵，把它按照丧礼来对待。命令下达的那天，士卒全都流泪哭泣。所以圣人把军队看作天下百姓的祸害。孔子谈到行军，也说：“一定要临事而戒惧。”大概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曾看文王遣戍役的诗说：“没有家庭，没有妻室，都是因为玁狁的缘故。”又说：“四匹雄马整齐强健，象牙弓、鱼皮箭袋。难道不是每天警戒吗？玁狁实在逼迫得很紧。”慰劳归来的士卒的诗说：“我驾着战车出发，已经到了那郊外。设置这面旗子，竖起这杆旄旗。那些旟旗旐旗，为什么不迎风飘扬？我的心忧愁沉痛，驾车的仆夫也疲惫不堪。”始终仿佛有幽深忧愁、不能快乐的意味；至于车辆、马匹、兵器铠甲，也不过是使它们整齐严肃，用来等待敌人。哪里像秦人那样抬高气势、专门从事战斗呢？秦国固然因此强盛，也正因此败亡。古人说“周代超过了它的历数，秦代没有达到它的期限”，这也可以由此考察了。记 《隆兴府武宁县修狱记》某年某月某日，隆兴府武宁县新监狱建成，共有若干楹房屋，东西两边有若干牢房，中间作为审讯之所，浴室设在后面；凡是监狱用具，也都按照法令重新创制。县令写信嘱托我作记。我推辞说自己有亲丧，服丧期满后，又因为被嘱托，便托给他的门客欧阳震。我对他说：“听说县令发动这项工程，到现在才几个月，弊端已经革除，奸邪已经收敛，县政也整饬起来了。每天早晨办公，穿着破旧衣服的十几个人相互推挤；在庭院中稍一退让，吏舍便只听见文书下达，整天没有一张诉状。百姓进入官府就像处理家事一样，很快便甩手离开。从前不缴纳赋税的人，如今反而以此为耻，教化几乎已经实行了。可是现在却急急忙忙做这件事，这对于轻重缓急、先后次序来说怎么样呢？”难道不只是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一样’，而是一定要使天下没有诉讼吗？何况县令还是儒者。门客说：“确实如此。我听说古人治理国家，根本和末节都一并举措；虽然也说审理诉讼，却使不诉讼的教化得以推行。这哪里是对一件事都不闻不问，昏昧得不能辨别是非、曲直、真伪，竟把没有案件说成没有诉讼，以掩饰自己的无能，像如今所谓的儒者那样吗？”如今我并不是说这些就足以作记；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还要作记呢？我和县令同年中举，知道他的为人：胸襟坦荡，不会因世俗的高下得失而改变；把一切功业都看作太空中的浮云，成功不值得荣耀，失败也不值得羞辱。建起那几楹房屋，又哪里足以使县令自夸，何况是监狱呢？县令把自己的大字深深刻在墨石上，记载并传播到四方，使好事者也许把它当作墙上的装饰说：“这是武宁县新监狱的记，难道不是带着失望和忧惧的意思吗？”门客说：“县令并不回避这个名声。自从有这个县邑，就有这个监狱，年代久远，无法考察。就我耳目所及，十年还不修治一次；修治也不过是支撑倾斜、扶住危墙，而对于观景的台榭却天天翻新。只是房屋的寿命能有多久呢？倘若能留下可供岁月考察的标记，让后来的人看它存在的久近，从而验证房屋的坚固和衰朽并有所感慨，那么它的兴废或许超过今日，也未可知。”我无法再反驳，于是依次记下门客反复说的话，并写成这篇记，也想让人看见县令做事不苟且，这一点门客已经知道了。孟浩，字养直，是县令的姓名和字。如今任朝奉郎。某年某月某日，具位清江彭某记。《止堂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止堂集》卷十一 宋 彭龟年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