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堂集卷二

译《论听取言论应辨明是非邪正，并以讲学明理为根本疏》【绍熙三年八月轮对时，任御史台主簿】臣听说，天地以虚为德，圣人之所以能够赞助天地化育万物、与天地并立，也只是由于虚而已。恭敬地想，陛下承受上天的明命，照临万国，自登基以来，对天下事务一概以虚心应对。执政大臣每天进言陈奏，没有一件不被下达办理；侍从论议思考，给事中、舍人封驳，台谏弹劾奏报，没有一句不被听取。内有百官，外有监司、郡守，一旦进奏应对，无不自以为符合、满足皇上的心意。即使舜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众人、禹听到善言便拜谢，又怎能超过这样呢？然而臣区区愚见，仍愿向陛下陈说一事。天下的道理，有所谓可以，也有所谓不可以。所谓虚，难道是把一切都看作可以吗？无所谓可以不可以，是虚；有可以和不可以，是理。试观察天地的化育，何曾有所偏倚？它没有偏倚，正是天地的虚。然而阴阳寒暖的气，动物植物、飞禽潜鱼的性，长短大小的形态，又何曾有所改变？不可改变的，正是天地的实理。是非邪正，是实理存在于人而不可改变的方面。如果该说是就说是，该说非就说非，该说邪就说邪，该说正就说正，把事物各自归于其本来性质，而自己没有丝毫私意夹杂其中，岂不就像天地的虚吗？假如是非邪正从来不加辨析，只说我以虚心应对，那么我的应对就会随着进言者而定：如果进言者正直、言论正确，这就是虚心，推广开来成为尧舜并不难；如果进言者邪曲、言论错误，这也被当作虚心，反过来造成祸乱也不难。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没有一定要这样，也没有一定不要这样，只与义相亲近。’没有一定要这样、也没有一定不要这样，难道不好吗？然而如果不与义相亲近，就会有不可取之处。所以，无所偏执而合乎义，就会像转动圆环一样容易接受善行；无所偏执而不合乎义，就会像推动石头一样任用贤人。这能不仔细辨察吗？臣观察陛下数月以来，任用人才、采纳谏言，圣心更加虚明，盛德更加彰显，天下欢喜，太平的时日指日可待。然而臣私下的忧虑和过度担心，越来越不能自止，实在是希望陛下对于是非邪正，深加圣心辨察。臣不敢认为陛下今日虚心听取意见是错误，只是因为是非邪正不容易判别，后来万一有不肖之人，窃取陛下虚心听纳的机会加以利用，或许会误导陛下。陛下如果因此把今日的情形作为鉴戒，转而猜忌防范，使内外不能相应，那么它的祸患又有说不尽的了。这就是臣说出狂妄僭越之言的原因。或者臣的话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臣听说道理明白以后，才能使心虚明；能够讲习学问以后，才能使道理明白。天下的事情纷繁混杂，每天来到面前，利害彼此显现，贤能与不肖相互杂处，千变万化，不可穷尽追究。陛下凭一人的聪明来应付，难道能说不难吗？陛下随事应对，虽然没有不听取的意见，但事情过去以后再思考，难道没有后悔过往的地方吗？万一有过，陛下也曾察看过后悔的原因吗？这一定是对道理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所以处理事情不能没有错误。臣因此知道讲学不可拖延。恭敬地想，陛下自得圣学的高明，博览天下义理，是非邪正本来已经清楚。然而道理本来没有穷尽，所学就不能自满，倘若有丝毫未能察明，祸乱或许就会随之产生。臣愚昧，希望陛下精心考察圣贤之言，多亲近儒学之士，使好恶公正而符合天道，辨明义与利而察知人情，常使圣心清明，毫无蒙蔽迷惑，如冰鉴清澈而美丑自然显现，如尺度公正而长短自然分明。这就是圣人所说的虚，并与天地相参。希望陛下留意，裁决施行，请恢复祖宗旧制，重视经筵，亲近儒士，设置夜间值班的官员。疏【绍熙三年八月轮对第二疏】臣听说，讲读之官责任最为重大。因此程颐说：‘天下的重任，只有宰相和经筵。天下的治乱系于宰相，君德的成就则在于经筵。’臣以为，君德不加修养，即使一时太平也难以保持。要知道经筵的重要，尤其在宰相之先。因此祖宗加重这一官职，具备完整的成法。没有得到人才时就寻求人才，只怕人才不够广；得到人才后就亲近他们，只怕稍有疏远。拿近来的情形衡量，颇不如旧制。臣敢为陛下分条陈述。臣看祖宗精心选择经筵官，不限制资历和任职年限。有的以布衣身份就任，有的解除政务权柄后又担任经筵官。这是因为负责劝讲的大臣，应当任用通晓经学的人。经学需要有平素积累的学业，每个人各有所长。假如平时从未留意于此，即使贤能，又凭什么能够胜任呢？如今不问所学，大体都按资序升迁。这是不合旧制的第一点。臣看祖宗召见、应对臣僚，没有比经筵官更为亲密的。太祖朝，不时召王昭素讲说经书；太宗朝，命吕文仲为侍读，常常在天色已晚时召见。真宗继位后，首先设置侍读、侍讲学士，命邢昺、杨徽之、夏侯峤担任。又常令邢昺留宿秘阁，询问请教有时直到半夜。从此便成为成例，夜间值班通常设置固定员额。不仅要和他们探究义理的精微，也想借此堵塞放纵享乐的空隙。因为听到古今治乱的事，警惧之心就容易产生；听到民间百姓的艰苦，忧虑之情自然生起。退朝后即使宴饮闲居，也必定没有过失。圣人的谋划深远，不容易被人了解。臣私下看见近来召见经筵官，多在白天接见。臣不知道陛下在深宫游息时，凭什么来保养夜间清明之气。这是不合旧制的第二点。臣仰望陛下留心学问，不愧于古代先王。陛下曾在郊祀时，预先安排讲读的日期。这样勤勉及时，哪里还用等待别人进言？然而臣区区还提到这件事，是因为臣曾看过范祖禹编纂的《帝学》，上下数千年，没有像祖宗那样笃实好学的。陛下想效法祖宗，舍弃这件事，恐怕没有更重要的了。臣愚昧，希望陛下选拔名儒，安置在讲席。只问经学造诣深浅，不计较官职资历的高低。官职大的，就加上学士的名号；官职小的，就任为说书。白天与他们讲论义理，夜里与他们商讨古今。这样圣学会日益高明，圣德会日益光大。既然有义理可以喜爱，物欲自然就难以改变心志。保全国家、安定家庭，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希望陛下留意，裁决施行。

译附录日记：皇上阅览奏疏后谕示说：‘祖宗最重视经筵。’臣于是奏道：‘陛下一定曾考察过事情的始末。太祖一时亲近儒生，虽然是讲求文治以抑制武功，但应当知道他最为好学。从此太宗、真宗、仁宗讲学更加迫切，所以如此重视经筵。’皇上说：‘神宗也好学。’臣于是奏道：‘君主以一身承担天下万机的繁重，是非邪正如何辨别？必须讲学以明理，才能做到这一点。臣这篇奏疏正与前一篇奏疏前后意思贯通。’皇上说：‘近来邪正倒是分明。’臣于是奏道：‘臣私下观察，今年比去年稍微清明，但在邪正之间还必须由圣明之主时时秘密察看；这即使尧舜也认为困难，不可不谨慎。’皇上说：‘毕竟今天正直的人多。’臣又奏道：‘又怎么能使满朝都是正人呢？只要不正之人不要处在紧要的职位上，就很好了。’皇上又谕示说：‘夜间值班有道理。’臣于是奏道：‘儒臣夜间值班最有益处。古人说，阳明之气上升，德性就发挥；阴浊之气占优势，物欲就流行。夜间安排一两个儒臣，以义理相互切磋，这意味深长，不同于其他事情。’ 皇上说：‘亲近儒生确实有益，果然如此。’ 《论爱护自身、减少欲望、致力于学习三件事疏》【绍熙三年】臣听说，古代史官负责记载，盲人乐官负责诵诗，乐工诵读箴言劝谏，大夫规劝教诲，士人传达言论，平民批评，天下所有的言论没有不能传达到君主面前的。近世只有宰相每天能够向天子进献可行之意见、指出错误，侍从和台谏的言论，进呈的机会已经有限。卿监以上官员虽然有轮流应对，但一年有时还不能再次见到皇帝。至于百官轮流应对，大多要将近三年才能轮到一次。言论能够传达到皇帝那里，已经如此困难，而应当进言的人又不切实进言，这样怎么能称为出入朝廷、列于官僚行列的人臣呢？臣不敢如此。臣想向陛下进言的有三件事：一是爱护自身，二是减少欲望，三是致力于学习。然而治理国家没有比爱护自身更急迫的，爱护自身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切要，减少欲望没有比致力于学习更优先；其实三者是一回事。为什么说治理国家没有比爱护自身更急迫？古代君主有三公之官，以师傅之道教训他，以傅保之德义辅导他，以保傅之职保全他的身体。后世宰相实际兼有三公的尊贵，却不承担三公的责任；师傅的教训、傅保的德义，只交给经筵官。至于保养身体的事情，即使世上的贤者也从未留意。君主退朝以后，不过是女子和小人用姑息的爱来侍奉君主罢了。姑息的爱，是损害身体的祸害，怎么能不加考虑呢？恭敬地想，国家的大业尚未恢复，深仇尚未洗雪，寿皇圣帝卧薪尝胆，尚未实现这个志愿，就把神器交付给陛下，正是想亲眼看到圣明的继承人亲自实现太平。陛下如果不能十分忧劳，哪里容易完成这件事？从天下大局来说，陛下实在不能不爱护自身。寿皇圣帝退居重华宫，怡养精神、调养元气，有陛下承担他托付的重任，虽然不再有丝毫天下之忧，但父母爱子直到年老仍然深切，这是人的常情。陛下早晚起居是否适宜，饮食疏密是否有节，寿皇圣帝难道能够片刻不放在心上吗？从陛下自身来说，更不能不爱护身体。因此说，治理国家没有比爱护自身更急迫的。为什么说爱护自身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切要？对外沉溺田猎，对内沉溺女色，酗酒、嗜音，建造高大的宫室、雕饰墙壁，其中有一项，就没有不亡国的。自古君主治乱的原因不止一种，但大要不过就是这些。陛下自登大位以来，车驾时常出动，后宫嫔妃受到的宠遇极少，除宫禁中的兴建营造外，也很少听闻其他营建，不能说欲望不够少了。但道路上的传言，有人说宫中宴饮超过节度。酒损伤性情、败坏德行，本来不必多说。臣私下读《本草》，酒性大热，所以凝结的寒气遇酒不会结冰，浇在火上反而更加炽烈。酿酒的地方，雪霜不会积聚；由此推论，天下的热性没有比酒更强的了。臣又私下听说，圣体曾经苦于疮疾，这难道不是由此造成的吗？或者还有更值得忧虑的地方。酒的危害，不仅不嗜酒的人会因它患病，嗜酒的人也会因它患病。为什么呢？因为酒醒后一定会后悔，所以知道自己饮酒过度，并非本性如此。酒和女子、小人相似，接近它就不能远离，并不是不想远离，而是一旦接近，便不能远离了。臣曾观察不嗜酒的人，每次饮酒就昏沉；嗜酒的人，不饮酒就昏沉。饮酒后昏沉，是以人的元气为主，所以有酒就气息紊乱；不饮酒而昏沉，是以酒为主，所以没有酒就元气被夺。这样一天不饮酒，荣卫、脉络便好像不能支撑身体。大概是酒已经胜过元气，元气不能自主支配身体，所以导致这种情形。因循沉溺下去，最终会沉湎不止。圣人与凡人虽然说有所不同，但人的气体从来没有不同。陛下在宫中无事时进行小规模宴饮，本来不至于达到这种程度。然而臣区区愚忠，正担心这种情形不能停止，或许发展到这一步，那就不是陛下爱护自身的办法了。因此说：爱护自身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切要。什么叫减少欲望？没有比致力于学习更优先的了。臣听说，善恶的道理彼此消长，此方兴盛彼方衰退，不能两者同时壮大。因此禹厌恶美酒而喜爱善言，善言既然亲近，美酒就会远离。臣观察祖宗亲近儒学的深意，正是消除人欲的微妙方法。每到夜半时分，常常召见经筵官，不只是想探究义理的精粹，也大力防止安逸享乐。因为听到古今祸乱的事情，警惧自然产生；听到民间百姓的艰苦，忧虑必然深切。退朝后即使闲居宴饮，也一定不会有过失。臣私下听说，近来召见经筵官多在白天，臣不知道陛下在深宫游息之时，凭什么来保存涵养夜间的清明之气。想要护持清明之心，还有什么比义理更好呢？所以臣说：减少欲望没有比致力于学习更优先的。恭敬地想，陛下圣性虚静，义理昭明，看看臣所说的，岂不就如同辨别黑白一样清楚？臣愚昧，希望陛下精心选择名儒，安置在讲席，白天与他们讲论经义，夜里与他们商讨古今。从此圣学日益高明，圣德日益光大。既然有义理可以喜爱，物欲自然就难以改变心志。又在宴饮之间逐渐加以限制，把平常御酒的数量按十分计算减少一二成，再逐渐减少到三四成。这样实行几个月，一定大有益处。不只是身体能够得到爱护，德行也没有不增进的。保全国家、安定家庭，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

译《论接续下达指挥之弊疏》【绍熙三年】臣听说，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在用人方面详细审慎，在用法方面简略概括。因为法不过是规定大纲，而君臣之间彼此讲求切磋的，只在于选择人才来委任罢了。所以所任用的无非是有才能的人，法律也依靠人才而不产生弊病。后世只想用法律来笼络天下，左牵右制，出现一处疮痍便用百种办法补救，繁琐得不能胜数；而在用人之时却草率破碎，一概不问，因此人才反而足以成为法律的蛀虫。纷纷改易更张的，都不是法律本身真正的弊病，实在是人的弊病。恭敬地想，陛下聪明如天，谦抑自守，不自以为圣，宽宏地对待臣下，没有言论不被听闻。近来天下的利害，即使琐碎繁杂，也能上达圣听；然而考察所进言的内容，大多只要求法律详细周密，而不寻求通过用人来治理，因此早晨颁下一道敕令，晚上又更改一项，所谓‘续降’，几乎多得无法记载。却不知道，言论不是出自合适的人，法律也只是徒然设置；奸吏任意玩弄，在这条法令下进出，恰恰足以扰乱我们的法律。所以臣认为，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任用法律不如任用人才；改变法律不如改变风俗，使天下士大夫都怀有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心，来任官尽职，那么国家的法律，哪一条不是好的？即使有不足，也一定有人能够治理它。臣的一点愚见，希望陛下与两三位大臣先讲求任用官员的方法，不要让资格制度容纳无才之人，不要让荐举制度得以实行私意；把审度人情的心思转来审度人物，把推行自己私意的聪明转来推行公道。这样，所任用的人必定没有不才之辈，所担任的官职必定都称职，即使依照今天的法律治理天下，也已经绰绰有余了。不然，臣没有见过仅凭法律就能建立治理的。希望陛下留意，裁决施行。《论车驾过宫延误、临朝失时、章奏壅塞疏》【绍熙四年三月】臣充任校文官，自进入锁闱以来，与内外隔绝，才三十五天罢了。离开试院后，凡是听到、看到的事情，竟有非常令人惊骇的。由一个人的自身，到天下的事情，有的被废弃而无人举措；由内庭到外朝，好像全没有可以凭恃的纲纪；从大臣到百官，都有战战兢兢、不能自安的意思。军中直到行伍，民间直到闾阎，所传言的甚至有不忍听闻的。虽然不足以全部相信，也有不能不怀疑的。追问其所以然，不过是陛下近来不过宫，以及临朝失时、章奏不能下达；这就是可以指明的原因。过宫是侍奉父母的一项小礼节，如今两宫之间的感情如春风和气，哪里有丝毫嫌隙？早晚定省，偶尔少做或不做，在父子真情之间，哪里会计较这些琐事？只是有些事情不能因此不做。陛下侍奉父母，自问比周文王如何？文王早晚朝见王季，而且一天三次；陛下却历月不过宫，可以吗？这不能只把它当作偶然。把这件事看作偶然，那么其他因偶然而废止的事情，也必然会如此。陛下试看看大廷朝会，群臣稍微不谨守礼仪，这难道真是心怀不敬、不怕上级吗？而朝廷的仪礼不能轻易宽免，实在是因为上下尊卑的分别，恐怕因此逐渐衰败。所以我用这个来责备别人，别人难道不会也用这个来要求我吗？怎么能说我出于天性的爱亲，不会拘拘计较于这些礼节呢？一次不过宫，如果真认为会损害孝道，当然不可以。然而如今世人所谓的孝，往往不过就是这些事情。在这些事情上有一处不谨慎，就难怪议论者说个不停了。为什么呢？我所说的实际情况，确实还没有使人充分相信；如果除礼仪文饰之外，又从哪里看出究竟孝还是不孝呢？《孝经》说：‘尊敬一个人，就能使千万人喜悦。’尊敬一个人尚且能使人如此喜悦，那么反过来，难道不足以招来他们的怨恨和责怪吗？臣私下听说，近来臣僚抗章论奏，仿佛出自同一张口。他们实在不忍看到陛下父子之间本来没有丝毫嫌隙，却突然遭受这些纷乱的言语，因此不怕刑罚，尽心把意见告诉皇上。并不是群臣把这件事看得太重，而是陛下把这件事看得太轻。对陛下来说，这没有什么困难，又为什么顾忌而不做呢？难道忍心因为自己一人而引起天下的疑虑，遭受天下的议论吗？至于临朝的制度，自有法度。内廷的起居由内侍节度，外朝的起居由閤门掌管。陛下近来对内侍稍有过错便斥责，一定要追究，所以这些人难道不会没有别的心思吗？陛下起居之间，倘若偶尔失去常规，不仅想要避祸的人害怕陛下而不敢说，怀有奸心的人也未必不会幸灾乐祸而不说。臣曾读《庭燎》诗，读到‘夜怎么样了？夜还没有过半，庭燎的光还在。君子来到这里，鸾铃声铿锵’；然后才知道古代君主本来就盼望群臣前来朝见，屡次约定时间等待他们。至于退朝，便派人询问大夫；大夫退下以后，才到小寝休息。可见古代君主的一举一动，都以臣下为节度。如今百官群臣，垂下衣带、插好笏板，庄严地站在朝廷，侧耳听候警跸，却过了很久也听不到动静，所谓敬重大臣、体恤群臣，果真是这样吗？即使说他们都是士大夫，一定不敢怨恨皇上；至于拿着武器守卫殿阶、手执挺杖护卫属车的，都是勇猛而无知的人罢了。我们使役他们，不只是因为利益，其中也有义理存在。他们只看到陛下侍奉亲长在于过宫，治理政务在于临朝。陛下一次不过宫，便认为陛下不能侍奉亲长；一次不临朝，便认为陛下不能治理政务。各种纷纷议论，这并不值得奇怪。他们心中一旦有所触动，偶然之间，确实会有值得忧虑的事情。陛下不能因为这些人贪恋斗升之禄，就把他们的能力看轻。至于章奏，是用来使下情上达的；如果不是大臣，谁能每天进宫应对？其他臣僚所依靠来进献可行意见、指出错误的，只有章奏。汉代制度规定，凡臣下上奏，即使不施行，也一定答复说已经知道并予以停止，称作‘报闻罢’，大概是想让那个人知道他的言论已经传达上去。主父偃上书给汉武帝，早晨上奏，晚上就被召入宫，速度就是这样快。近来臣下的奏议大多留在宫中不发，如果每件事都能彻底呈给圣上阅览，其中有所取舍，本来还不至于有害。万一奏章送入后，处理时有所滞留，陛下既不知道，臣下又只认为自己的意见没有施行，无从追问，因循积习，渐渐造成防蔽；到了紧急关头，难道不危险吗？这件事陛下尤其不可不放在圣心上。臣愚昧，希望陛下不论寒暑，都不要错过过宫的期限，更加严格起居制度，不要失去临朝的节度。凡有章奏，全部交给大臣共同审议；涉及机密的，自然应当加以防护；有需要施行的，命令有关方面复奏。这样如果人心仍不安定、人的议论仍不停息，臣愿接受妄言之罪。臣听说，近来臣僚看到陛下有这些事情，很是触动人心，往往多有谏疏；这都是因为他们爱戴君主、忧虑国事深切，唯恐陛下稍有过失，所以舍弃自身来提出谋策，不顾惜自己。若不是忠诚真实，哪里能这样？陛下虽然容纳并听取意见，从未稍有违逆，但关系自身的事情，人们本来难以直说；即使朋友之间，尚且希望委婉地善意劝导，何况对君父呢？臣担心将来小人或许有所指摘，把这些臣僚说成公开宣扬陛下的过错，那么今天所有的论谏都足以成为罪名。万一出现这种情形，人心会更加震动，将不只是今天这样而已。这件事尤其关系国家的利害安危，所以臣又在这里沥血陈告，希望陛下审慎裁择。

译《论群臣进言应斟酌是非、早赐裁决疏》【绍熙四年六月，因宰执、给事中、舍人、台谏相继论列，晏特立、陈源的任命尚未发回，特意上此疏；当时任秘书郎】臣凭微薄的才干充任三馆官员，每月耗费俸禄粮米，却没有什么可以补报国家的。臣曾私下想到，祖宗时期三馆之士获准议论政事，有时和同僚一起冒昧上密封奏章，等待治罪十天，也没有听说过答复说停止办理。臣私下知道陛下圣德宽容，一定不会呵斥责罚；然而所议论的事情也没有得到施行。不受呵斥责罚，不敢自我庆幸；事情究竟听从还是违背尚未可知，实在是臣私下深深忧虑。臣仰想陛下自即位以来，宽厚地对待臣下，虚己接受意见，勤于听取采纳，自古以来没有可比的。只是因为近来有两三项任命调动，大臣坚持进奏，给事中、舍人封还驳正，台谏官论列弹劾，不合圣心，反复了一个多月，还没有作出决断。群臣既不肯违背道理而顺从陛下，陛下又不肯屈尊听取群臣，君臣之间抵牾已久，情意不能相通，容易形成隔阂阻滞。一天两天过去，万机纷纷到来，假如其中又有同异之争，辗转激烈，或者触怒圣威，那岂只是群臣罪过大到不可胜数而已吗？陛下是父母，群臣是臣子。子女侍奉父母，只希望父母喜悦，哪里希望父母发怒？父母发怒，一家就不得安宁；陛下发怒，天下就不得安宁，这是臣最为恐惧的。陛下圣明宽宏如天，绝不会有这种情形。臣只是看到群臣屡屡冒犯皇帝，担心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所以愿意替陛下预先说出来。然而臣也不敢凭空臆说来欺骗陛下。臣曾读周公旦《无逸》，读到篇末说：‘从商王中宗、高宗、祖甲以及我们周文王，这四个人最为明智；有时有人告诉他们：“小民怨恨你，辱骂你。”他们就更加自我敬慎修德，并且说：“我的过错确实如此。”不但不敢含怒。至于那些不听从人言，反而有人捏造虚妄之词，说：“小民怨恨你，辱骂你。”君主若相信这些话，就会如此；不长久思考君主的法度，不使心胸宽裕，滥施刑罚于无罪之人，杀害无辜，怨恨便会同样聚集到自身。’周公这些话，真是万世帝王的龟鉴。所谓‘小民怨恨你，辱骂你’，是后世指斥皇帝之类的话；至于冒犯上位、亵渎尊严以及抗疏陈述讥刺之言，大概不能相提并论。然而这四位君主听到这些话，反而把它们取来作为修德的依据，把它们视作自己的过错，那么怒气又从哪里产生呢？假如不能像这四位君主一样听取意见，那么捏造虚妄之词的人必定会指着进言说：‘这是怨恨我们君主的话，这是辱骂我们君主的话。’君主不能辨察，反而相信他们，就会失去做君主的道理，没有宽裕的德行；其弊病发展到滥罚无罪、杀害无辜，也是有过这种情形的。陛下慈爱仁厚、覆盖万物，谦虚无私，本来应当上比那四位君主；然而臣仍不免担心那些捏造虚妄之词的人，实在不是没有根据。刘向说：‘怀着狐疑之心，就会招来进谗害人的口舌；抱持犹豫不决的意志，就会打开群邪枉曲之人的门路。’群臣的言论，陛下既然怀疑而不听，那么捏造虚妄之词的人就可以乘隙而起。臣预料他们的说法，不过有三种：一定会说，陛下的命令被群臣执持而不能实行，这是天下的事情都由群臣决定，而不由陛下决定。说这种话的人，是把唐明皇对待张九龄那样的态度加在陛下身上，说陛下身边不是忠臣。过去唐明皇想加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认为不可以；又想给牛仙客实封，张九龄再次认为不可以。李林甫揣摩皇上的心意说：‘牛仙客有宰相的才干，何况只是尚书呢？’唐明皇相信了，又提出给牛仙客实封的事。张九龄仍像先前一样坚持，唐明皇说：‘事情都由你决定吗？’从此李林甫进用，张九龄罢免，唐朝的治乱也由此分开了。这难道是陛下愿意听到的吗？又一定会说，群臣这样做，不过是想把过错归给皇上，给自己求取名声。说这种话的人，是把唐德宗对待姜公辅那样的态度加在陛下身上，说陛下身边也不是忠臣。德宗想为唐安公主建造佛塔，姜公辅上表劝谏，德宗说：‘为唐安公主建塔，费用很少，不是宰相应该议论的事；他只是想指出我的过失，为自己求取名声。’ 不好的事情，做了就是过错，改正了就成为名声。君主能够改正，名声就归于君主；君主不能改正，名声就归于进谏者。’德宗最终坚持吝惜改过，终于失去了听从谏言的名声；心胸狭窄、嫉妒好胜，这难道是陛下愿意听到的吗？又一定会说，号令已经实行，不可以再反悔；这又是因为反复更改的微小嫌疑，损害听取谏言的盛大德行，也不是忠于陛下的话。臣请再用庆历、元祐的事情来辨明。庆历三年，仁宗已经任命夏竦为枢密使，后来因御史中丞王拱辰、谏官欧阳修等十一道奏疏，追还任命夏竦为枢密使的敕令。元祐元年，哲宗任命安焘知枢密院，给事中王岩叟封还驳正，最终因安焘辞免的奏章，命令他仍任原职。这些都是大臣，尚且不怕改换任命，又为什么要把号令看作不可反复呢？况且群臣在清明的时代获得官位，本来希望陛下登上祖宗盛世的高度，达到帝王功业的极致，自己承受美名，君主享有显赫的称号；偶尔有违背圣意的地方，实在是不得已。陛下如果体察他们的忠心，他们仍会局促惶恐，不能自安；陛下如果不体察他们的忠心，那么流离迁徙，什么事情做不出来？难道他们会不顾妻子儿女，故意触犯君父的怒气吗？陛下今天虽然还没有发怒于群臣的意思，臣担心那些捏造虚妄的说法万一不能消解，就一定会有人触动这个机会而有所行动。君主胸中应当像清水明镜一样，一丝一毫也不留下，才能得到正道。四位君主之所以不敢含怒，大概说的就是这个。臣愚昧，希望陛下放宽圣明的胸怀，平和皇上的思虑，以天下的道理考察群臣的言论，斟酌其中是非，早日赐予裁决。有的撤销召命，有的授予外任，不要让捏造虚妄的说法感动圣明，使忠诚尽职的大臣反而遭受排斥弃置，那实在是天下的大幸、宗社的大幸。《请求议定知枢密院胡晋臣的恤典、停止曝书会、防止疏》【绍熙四年七月，当时任秘书郎】

译臣等听说，《尚书》说：‘官员彼此规劝，乐工执掌技艺之事来进谏。’古代臣下各自发扬职分，把忠诚输送给君上。像晋国知悼子尚未下葬，晋平公就击钟饮酒，宰夫杜蒉举杯来罚师旷，大概就是责备他应当进言却没有进言。臣等才疏，充任三馆官员；仲夏辛卯日，朝廷下旨命令按照曝书的旧例举行，在馆中置酒，恩典非常优厚。臣等难道不以拜受赏赐为荣吗？只是六月十三日，知枢密院事胡晋臣在任上去世，朝廷正在议定恤典，尚未下达。敬重大臣、体恤群臣，是陛下的本心。群臣如果贪图陛下赐宴的荣耀，以致损害陛下哀悼体恤大臣的心意，难道不惭愧于杜蒉吗？因此愿意有所进言。臣听说祖宗优厚礼待大臣，把礼数做到了极致；至于生死之际，尤其隆重厚重。端拱年间，签书枢密院事杨守一去世，皇上亲自临临哭吊送终的礼仪，所加礼数超过平常。咸平二年，枢密使曹彬患病，皇上到他的府第探问；一个多月后曹彬去世，皇上亲临丧事，悲恸哭泣。不久，枢密使杨砺去世，皇上冒雨亲临他的丧事；杨砺的住宅在偏僻小巷中，车驾不能进入，皇上便下车步行进去。景德三年，枢密使王继英去世，皇上亲临哭吊，赐白金五千两，派宦官主持防护葬事，并替他安葬祖父。宝元元年，同知枢密院事王博文去世，当时皇上正在金明池宴饮，回宫后讣告送到，立即催促车驾前往祭奠。像这样的事，无法一一列举。而且景德年间曾下诏给鸿胪寺、入内内侍省、太常礼院：群臣中应当赙赠的，相关文书不得超过两天。庆历年间，太常又议定，天子临丧之礼不可迟延；如果讣告在午前奏报，当天出发；在午后奏报，第二天出发。其迅速如此，是因为君主如同父亲，臣下如同儿子；从来没有儿子丧亡而父亲不哀痛的，也没有股肱受伤而元首不痛苦的。感情所集中之处，本来就应当如此。臣等私下看到，胡晋臣去世已经半月有余，朝廷赠恤的典礼却还没有下达。陛下礼遇大臣与祖宗没有不同，难道到了生死之际，反而来不及抚恤吗？近来士岘去世，朝廷当天就停止视朝，这不合圣心，贤臣和亲戚的待遇却突然不同，令人心中惶惑，不免惊疑。莫非大臣们不敢把这件事奏闻陛下？还是太常没有举出庆历年间的议论来告知陛下？或者鸿胪寺和内侍省不能遵守景德年间的诏令吗？如果不是这样，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赠恤典礼没有下达，对胡晋臣本人没有什么损失，损害的只是国家体统；胡晋臣本人没有什么遗憾，值得遗憾的是因此累及陛下的盛德。何况大臣还停柩未葬，小臣们却宴饮作乐，死者没有得到赠恤，生者反而蒙受饮食赏赐，这对于损害国家体统、累及圣德，尤其不是小事。臣听说，仁宗因宰臣张知白去世，曾因此停止社燕。富弼以不必忧虑为由离开职位，当时晏成裕掌管礼院，急忙向仁宗进言说：“君臣的道义，在哀痛和欢乐上应当相同，请停止春燕，以表示优厚和抚恤。”仁宗听从了，这就是陛下家法中的先例。搜集考察典章故事，以备讨论，是三馆士人的职分。臣等冒昧地因这件事上奏请求，希望圣慈下诏，让大臣尽早议定胡晋臣的抚恤典礼；其中关于曝书防防的事项，请依照天圣年间停止社防的旧例施行。这样或许典礼的实行都能合乎适宜，对上可以无愧于祖宗，对下可以免受天下讥议。希望陛下留意垂听，决定是否施行。请求车驾经过重华宫的奏疏【绍熙四年九月】臣听说，《大学》九章说：“孝，是用来侍奉君主的；悌，是用来侍奉兄长的；慈，是用来役使众人的。”古代君子不出家门而能把教化推行到国家，不过就是这个道理罢了。尧、舜、禹、汤、文、武这六位君子，没有不在这些方面谨慎奉行的。何况陛下继承大统以来，已经四年了，讲求治国之道，不能说不勤勉至极；然而风俗教化没有兴盛，习俗日益衰败，宫闱之中缺少和睦庄穆的风气，各郡国又多有以下犯上的变故。远处的事暂且不说，只说眼前的：御史台是朝廷纲纪所在之地，成群的无赖竟敢在其中抢夺他人，并在街市上驱赶殴打。余杭县距离行都才一百多里，无赖之徒竟登上县衙，驱逐县令。秀州私自贩盐的人，巡检捕捉他们，他们反而捆绑巡检，杀害士卒，竟然肆无忌惮到这种地步。人们听惯见惯，把它当成常事，任其发展而不停，灾祸将会更加严重，不能把它当作小变故而置之不顾。国家的法令明确完备，如果让这些人受到法律惩治，人们本来就会害怕。法律严密而人不畏惧，这不是法律本身的罪过。《大学》说：“君子自己具备某种德行之后，才要求别人具备；自己没有某种恶行之后，才责备别人没有。” 自己藏在身上的行为尚且不能推己及人，却能够晓谕别人，从来没有这样的事。陛下难道不曾反省自己吗？《尚书》说：“天下各方有罪，责任在我一人。”又说：“百姓不得安宁，也在于王宫和国君的居室。”古代圣人并不是勉强把这些都认作自己的责任，按道理本来就是如此。《易经》说：“先有父子关系，然后有君臣关系；先有君臣关系，然后有上下关系。”那么，要使君臣上下各尽其职分，难道没有由来吗？臣恭敬地听说，寿皇圣帝侍奉高宗，极尽为人子的道理。起初高宗把帝位禅让给他，他想每天朝见一次，高宗不同意，于是寿皇仿照汉代制度，改为每月朝见六次。不久高宗又觉得为难，才改为每月朝见四次。然而不朝见的日子里，早晚问安的礼节、饮食起居的安排、寒暑冷暖的调适，没有一件不让高宗知道。虽然有南北两宫的不同，父子二人却亲密欢快，仿佛同处一堂。自舜、文王以后，侍奉父母能尽其道的，只有寿皇罢了。这些都是陛下亲眼看见的；想来当时宫闱之间那些周旋曲折、设法使亲人欢悦的事情，陛下也都已经心领神会，只是外廷无法知道罢了。直到今天，天下称颂寿皇的德行，必定把侍奉亲父列为第一件事。

译寿皇这样侍奉高宗，那么陛下侍奉寿皇，就应当有超过他的地方才可以。如果有丝毫赶不上，天下的责备必定会到来。这是因为寿皇侍奉高宗，与陛下侍奉寿皇的情形本来就不同。陛下即位以来，供养三宫，从未有所欠缺。只是因为前年圣体不安，于是过宫稍微稀少了些。过宫本来只是侍奉亲人的末节。如今两宫的情意，如同春风和暖气息，何曾会计较这一点？然而有一件事却不能放任不管。陛下侍奉亲人，自己看一看，比得上周文王吗？文王朝见王季，尚且每天三次，而陛下历经数月也不过宫，可以吗？这不能只归结为偶然。把它当作偶然而不加以忧虑，那么其他因偶然而停止的事情，也一定会如此。稍不过宫，当然不能只认为会损害孝道；可是当今世上所谓的孝，竟然常常只看这些事情，在这些地方不能谨慎，也就难怪人们动辄议论陛下了。为什么呢？我们所谓的实际情形，如果确实还不能让人充分相信，那么除了在礼仪形式之间表现出来，又凭什么让人看见呢？况且父母爱自己的子女，不论贵贱，感情都是一样的。人到了晚年，爱子之情更加迫切；倚门盼望子女，难道只有里巷百姓才会这样吗？何况寿皇如今只有陛下一个儿子，他老人家拳拳的心意，不说也可以知道。每逢应当过宫的日子，陛下如果有所迟疑，寿皇就不得不下诏免除您到宫的礼节。这也是寿皇担心别人暗中议论陛下，所以替陛下向众人承担责备。这一定是寿皇的美意，绝不是不愿意陛下前来。陛下如果怀疑寿皇不喜欢您来，銮舆为什么不去一次试试看？这样对上可以感动慈亲的心意，对下可以解除国人的疑惑。如今寿皇爱子的心，人人都知道；而陛下侍奉亲人的心，人们仍然不能相信。自从去年陛下不过宫以来，道路上的议论纷纷，喧嚣可怕。不知曾有人把这些话举奏给陛下吗？好像听说宰执、侍从、台谏也曾泛泛说过招致变乱祸患的话，后来陛下竟然还是不过宫，他们的话于是没有应验。但这也只是幸好没有应验罢了，今天不能因为它没有应验便忽视它。臣所以想向陛下进言，而且一定先说近来的几件事，正是想让陛下知道人情已经震动，不得不警惕。还有一件尤其值得忧虑的事。臣从道路上听说，人人都说两宫的情意很不如从前，彼此疑忌离间的缝隙渐渐显露出来。这虽然可能只是小人看到陛下长期不过宫，才有这样的揣测；但臣根据事情推断，也有不能不疑惑的地方。陛下既然举行了慈福、庆寿大典，按理应当奏报请示，可陛下没有前往，这是第一件事。陈源是寿皇驱逐的人，而陛下却录用他，这是第二件事。寿皇近来失去长媳，假如平民在父母晚年遭遇这样的忧患，也一定会亲自前往慰问；陛下却没有去，这是第三件事。这些事情不断累积，疑惑就会越来越深，只怕因循拖延，终于造成隔绝，这难道是小事吗？臣私下听说，嘉祐、治平年间，英宗母子之间已经出现离心，内臣任守忠等在宫内进行离间，大臣中有韩琦、富弼，侍从、台谏中有吕诲、司马光、王畴等人在外调停。当时小人只希望他们分离，君子只希望他们和合。幸而上天赐福我朝社稷，两位圣人英明睿智，没有被小人的话迷惑，诸位大臣的恳切悲悯又足以感动天性的亲爱，所以天下的祸乱无从发生。自古君主处在骨肉亲情之间，把它说成家事，往往不与外臣谋划，却同小人商议，因此相互争斗日益加深，疑隙日益扩大。如今两宫绝没有这种情形，然而臣深为忧虑的是，陛下在外没有韩琦、富弼、吕诲、司马光这样的臣子，而小臣中已经有一个任守忠，两宫哪里经得起再有其他疑惑呢？如今朝廷臣僚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每当聚首，便变色忧虑。然而臣曾私下听到他们的议论，却没有一个是真诚地为陛下谋划的。有人说：“父子之间的事，是别人难以开口的；谁没有父母？侍奉亲人是应当做的，哪里需要别人来劝说？说出来只会激怒陛下，不如听其自然，天理自会恢复。”说这种话的人，是把陛下当作不值得进言的人，这是最大的不忠。有人说：“这也不是言语议论所能改变的，只有寿皇降低心意来迁就陛下，或许才能挽回。”说这种话的人，又想侥幸等陛下出宫一次来平息人情，却不知道这样对陛下的误导尤其严重。假如采取这种做法，对寿皇来说固然是慈爱，但这样颠倒次序，陛下能够心安吗？假使韩琦、富弼、吕诲、司马光这些人在今天，臣知道他们只会把“侍奉父母不能不孝”这一道理告诉陛下，决不会委曲回护，反而累及圣德。像这样的诸位大臣，臣实在仰慕他们。臣私下观察陛下近来的作为，已经违背《中庸》九经中的五条；臣想说的其实不止这些，这只是《大学》九章中最重要的一条罢了。希望陛下突然改变谋划，使圣德焕然一新，在纲常伦理之间毫无愧色；这样不但可以平息祸乱，还可以招致太平。此事并没有什么拘束牵制，对陛下来说易如反掌，为什么畏惧而不去做呢？冒犯天子的威严，臣下的惶恐之情难以承受，等待命令下达，听候陛下决定。《止堂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止堂集》卷三 宋 彭龟年 撰写 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