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斋集卷二　　　　　　元　刘岳申　撰序

译送郝右丞赴河南省序 皇上即位之初，中书左丞郝公天挺因被召入朝参与大政，受到赐宴慰劳，授任江西行省右丞。这年秋季七月，郝公到任，一心以百姓没有把他们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为忧虑；他所废除的有害措施、实行的有利措施，清清楚楚地在人们耳目之中。例如浙江年成饥荒，郝公在中书省时曾主张用江西的海运来代替，到了这里又议论应当停止，不应成为惯例。西蕃茶提举司设置官员不便，应当归还有关部门。广东惠州等地采珠，所得抵不上费用，劳苦困敝百姓，应当停止。凡是戍守龙南、安远、南恩、潮阳的士卒，年年遭受瘴气疫病，常有数千无辜者死亡，应当迁往南安、肇庆、潮州等较好的地方。抚州千金堤已经修成，便利漕运，应当修缮。小曹银场没有银，应当停止。宜黄、乐安、分武宁、新城、广昌的地衣，百姓要背负贡物六七百里，应当折纳钱币。尉吏贫穷没有借贷，不应只等待驿站供应，应当使用各户多余的粮食，同时免除这些户的差役。尤其痛恨不肖子孙挖掘坟墓，应当严禁他们买卖墓地，这些都写入法律。凡是大事上报后立即下令废止，小事则临机裁决，都可以成为长久的措施。他所提出的其他便利百姓的事情，无法一一列举。第二年春天，他奉命与佥院检阅军事实力到临江，临江军队逃亡很多，而官员却从中取利，于是治罪万户以下的官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仓官大多从百姓那里多取而无人禁止，廉察得知他们侵吞余利三万余贯中统钞，于是惩罚郡守以下的官员。郡中人佩服他的神明断察，也安于他的仁慈宽恕。当时我以诸生身份拜见郝公，见他公务之余手不释卷，生活俭素超过寒士；他爱护百姓、礼贤下士，有古代贤相的风范。军民官员请求置酒，在他面前共同欢庆一次，他一概不许。所经过的地方，连一丝一毫也没有扰民；尤其不便于百姓的事情，立即下令禁止。我当时正想替江广道贺，也替自己庆幸。夏季四月，命令下达，调郝公赴河南，这是应河南省臣的请求。平章公惊怒说：“难道我就不能高兴有一个同僚吗？为什么要争夺我的寮属都曹！”有人流着泪说：“为什么要争夺我们的郝公！”百姓相互失色，士人相互沮丧，大家都闭口叹息说：“天子终于要抛弃江西了吗？为什么要为了偏爱汴地而夺走我们的宰相呢？汴地的人究竟修养得多好啊！”唉，假使郝公最终留在江西，他所施行的难道只会像前面所说的那些吗？推想郝公的心意，他想为百姓便利的事情又有多少限度呢？有些积蓄着还没有施行，有些已经施行却没有完成。郝公在汴地，江西就不能受到他的恩泽；郝公在中书省，难道会忘记江西吗？自从江西有外任中书省官员以来，其间难道没有贤能的宰相吗？只是才能不能通达，志向和力量不能把事情做到底，估量自己的力量虽有余，却又不能胜过欲望。只有郝公疏通豁达、熟悉通晓，足以施行自己的志向；得到上级信任、朋友信赖，足以成就事业。他以宽厚仁慈为根本，以刚强坚毅来施展，以无欲无私来贯彻始终，又用学问加以辅助增益，所以天下百姓争着希望得到他来作父母官，士人争着希望得到他来作宗主，做方伯长官的人争着希望得到他来作副手。即使圣明的君主深深了解郝公，也极其爱惜江西，却不能答应河南省臣的请求，无非都是因为我们的百姓罢了。我听说郝公世代为将，其先人在军旅之间有德行；郝公又凭仁厚使家声昌盛。您的儿子应官对国家有功，对百姓有德的地方很多，富贵长寿应当还没有尽头。我特意记述郝公在江西所施行的政绩，以及江西百姓对郝公不能忘怀之处，不是用来替郝公博取声誉，而是要告诉君主和宰相，使他们知道江西并非不能治理，只是像郝公这样的人难以遇到，而且又可以暂时任用却不能长久留任，这是令人惋惜的。送李总管赴赣州序 章贡太守李侯还没有到章贡，声誉就先传到了庐陵，庐陵士人多称赞他的贤能。岁六日经过我的破屋，于是我竟一时忘了他的太守身份，不觉得他尊贵，他也忘了自己是太守。过了一会儿，南安监郡也到了，两人长久地互相礼让。南安说，按世代交好的关系，章贡和南安相同；又说平章是章贡的尊贵同母弟，我怎么敢同他相比呢？章贡谦让得更加恭敬，言辞也更加明辨；南安仍按原先的次序，言语极其雍容，过了很久才定下来。看两位侯的揖让，我为两位贤者而高兴；章贡得到贤能的太守，我又为庐陵士人能够识人而高兴。从前孔子评论治国说：“用礼来治理国家。”又说：“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困难呢？”郡守就是古代诸侯国的国君，这时可以说能够以礼相让了。平章是延祐年间受圣人旧学熏陶的大臣，又是贤能宰相，他的相业载在国史中，民间歌诵也留在人心里。太守能够因爱护百姓、礼遇士人而闻名，必定素来如此。太守曾任泽潞知州、浙省理问、宁国别驾，在各自任职时都因政绩闻名；到了章贡，必定还有余力。章贡和庐陵相互依靠，是郡国之间唇齿相依的地方。章贡有贤能太守，庐陵也同样得到好处。我又听说：“严猛则百姓残破，宽松则百姓怠慢。”在严猛之后继以宽松，这才是得当；在宽松之后再继以严猛，难道可以平庸地这样做吗？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使用刚柔适中的办法，来消除宽和严猛各自的弊病，使百姓既敬畏又爱戴，同时具备父母官和神明官的美誉。这正是两位侯平素积累的修养，我哪里还敢多说什么呢？《诗经》说：“施行政令宽和优厚，不刚也不柔。”古代诵读诗篇的人借此通达政事，赋诗的人也借此观察志向，我谨把这首诗献给二位。送冯翼翁汉阳县丞序 泰定甲子年，庐陵再次贡士及第的有两人，冯翼翁是其中之一。于是翼翁考中丙科，授任汉阳丞后归去。我曾充任湖广试官，在试院中认识汉阳太守许君。太守质朴正直、诚信厚道，是君子。离开试院后，我经过汉阳郡治后面的秋兴亭，便前往拜见太守。亭子有独对江汉水的胜景，后面有大别山、郎官湖。山上有禹庙，登临观赏的美景，大概超过南楼。唐代贾至的碑也在那里，只遗憾匆忙之间来不及留下文字。可是这些思绪来来去去，常常萦绕心头，总想着幸而能够在那里徘徊登临远眺，完成以前的愿望，却不能确定自己何时能够做到。如今竟让翼翁在此地滞留三年，比起我匆匆经过、至今仍有遗憾的情形，当然已经完全不同。而翼翁正值盛年，又是高科出身，正要吞纳云梦、包容江汉；登高便能作赋，文章只是他的余事，更不是我这衰朽之人所能相比。汉阳有这样的幸运，也是秋兴亭有这样的遭遇。虽然如此，汉阳幸而有贤能太守，翼翁前往也能够不辜负丞职，这又是科第之幸。士人百姓的遭遇，难道只是得到文字而已吗？假如我日后重游汉阳，能够终于偿还前愿，又将看到赞府政绩成功，并祝贺太守得到贤能的属官，难道不是美事吗？所以在他出行之时，作这篇序作为赠言。

译洛阳杨友直家谱序 如今任南雄路总管的洛阳人杨益，字友直，是我五十年前的朋友。当初友直任江西宪司掾属，已经很有名声。我当时任二洪泮，承蒙他与我交往，后来久相隔绝，只听到他的美名。近来他起任南雄，才有书信声问相通，到这时请我为他的家谱作序。家谱从他的曾祖父中京府君开始，到他的父亲弘农郡侯，共三代。我问其中缘故，他说：“中京府君以上的家谱已经散失，无法考察。”杨氏世代是洛阳世家，曾祖父名某，仕金朝为中京酒使。祖父名某，遇到紫阳先生任转运使，做他的幕僚佐吏，赠亚中大夫、河南府路总管、轻车都尉，追封弘农郡侯。父亲名某，以承直郎、南阳府判官卒于任上，三次追赠官阶，从奉训大夫、朝列大夫直到嘉议大夫；官职从礼部郎中、秘书少监直到刑部尚书；勋阶从骁骑尉、骑都尉直到上轻车都尉；爵位从洛阳县男、弘农郡伯直到郡侯，可以说是荣显了。我曾说，宗法废弛，族谱便混乱，以虚假扰乱真实，以卑贱冒充尊贵，以平庸浅陋承袭高官显爵；大概都不能凭自身树立功业来求取显扬，只是把自己的祖先冒充成别人的兄长，以招来讥笑。那些有幸出身于高大乔木般的世家，却又不幸不能守持自身、侍奉双亲，反而使自己和祖先受辱，难道不是非常可耻吗？友直当年在江西时，就已经能够自我防守，不肯使南阳府君受辱。五十年来，他守身如玉如雪，战战兢兢，最终能够凭借两代的追赠官阶达到三品，三次受命而封侯，因此使祖先光远显耀，使亲人显赫，难道不能说是荣耀吗？友直能够凭自身树立功业，为什么一定比关西世家差呢？又何必冒充遥远的祖先以后，才可以称为世家呢？传记说：“立身扬名，使父母显耀，是孝道的最终完成。” 像友直这样，难道不能说是立身扬名了吗？世上的人不自我珍重，甘愿借此忘掉自身，连累父母：在上使尊长处于危险，在下使子孙愚昧不肖，甚至导致家族覆灭断绝，这些事情有令人悲伤的。像友直这样，光明显耀他的先君，使后代善美昌盛，让中京府君世代成为杨氏的鼻祖，那么杨氏世代的祭祀哪里会有尽头呢？杨氏子孙还应当以此为戒。送叶审言归浙东序 江南归附三十八年后，科举兴起；科举兴起又十七年，江西的科举才最盛。江西没有比庐陵更盛的，庐陵没有比吉水更盛的。从浙东来主持江西学政的，有缙云郑公潜昭，近年有著称于世的金华柳道传，任吉水教授。从浙西来的，有钱塘盛公元仁，近年有著称于世的金华叶审言。郑公文学高雅，操守清正，配得上他的世家身份。我当时任洪泮，承蒙与他相识。盛公博学而善于作诗，两浙知名士人都尊称他为前辈。我承蒙与他交往。道传持重而有见识，自负见识不可低于古人。我当时任乡校，承蒙与他有声问。审言胸襟气度、威仪文采，都是贤者的风貌。我承蒙与他交游。这四个人前后相接，接近三十年，彼此交往而各有深浅不同。像郑公和柳道传，都曾是我的属官，只是远近亲疏交往情况不同；盛公和叶审言都住在五里之内，却疏远而不相契合。相隔三十年间，仅仅得到四个人，又是这种情形，那么人与人交往的离合，确实有其定数吗？它并不是偶然的。此时道传离别已经三年，审言如今又来告别。我过去已经遗憾不能同道传痛切讨论，以求一日之益；如今又要失去审言。唉，我啊，难道再也不能从别人那里求得益处了吗？我经过辽阳时，道传的心意好像有话要赠给我；审言离开我的乡里回归浙东，将要成为天朝的羽仪之臣，他又将怎样安排我呢？赠蒲学正序 蜀地蒲氏是阆州的望族。阆州因宋代尚书左丞蒲宗孟而显达；蜀地发生战乱，子孙分散到各地。我曾在湖广校文，得到蒲绍简，他在众多士人中考取第一，众人都说选得其人。绍简世代出自阆州。今年又认识广元学正蒲君子新。子新是左丞的第九代后裔，曾经记录、叙述学校制定释奠礼乐器的事，地点在苏州、苏杭。到了这时，广元议定依照记叙制造礼器，又认为江西冶铸的质量好。成都、重庆、保宁三处也依照广元办理，都把这件事交给子新，大概是省宪因他过去的劳绩而选用他。子新留在庐陵，第二次见到夏五月，四路礼乐器铸造的范模才准备完毕。他将前往苏杭取得磬材，把出行之事告诉庐陵文学汴王仲敬；仲敬倡作歌诗，又来拜访我请我作序。我听说释奠、释菜都是祭祀中简略的礼仪；释奠有乐舞，却中途废止，所谓简略的礼仪也不完备。宋朝盛时，欧阳公仍以此为遗憾。到了宋宣和年间大成，有乐舞也只限于汴京，后来又中途废止。到如今郡国才开始完备，正应当追论它的起源。自从文翁兴办学校，蜀地就成为邹鲁之乡，历代人才不断。到了宋代，苏氏父子终于名闻天下。宋室南渡，蜀地受兵最为严重；宋朝灭亡后，灾难又更加严重。当时蜀地丝麻织物丰富，衣被天下；如今都已经无法再辨认了，何况衣冠礼乐的盛况呢？如今世上流传的汉代成都礼殿图像，仍然能使人想见文翁时代的盛况。大元统一天下，这是古来未有之事；兴办学校、尊崇礼制，又是一个新的开始。释奠得以通用乐舞，是宣和年间也没有做到的事。这是天下太平、蜀地文学即将复兴、人才即将重新出现的祥兆。这件事虽然微小，但所产生的影响非常重大。我正要为世道和人才庆贺，所以为子新作此文，勉励他勤奋不懈。

译赠李生归蕲州序 夏仲善给我看了他的学生李玉所作的《易》经对义文章一篇。李玉家在蕲春，曾经作为贡士到河南，是听闻湖广学风而奋发起来的人。当时科举停止的命令已经下达，但他讲习不止，勤恳地求我写一句话，好像不知道科举已经停止，又好像科举从未停止。我感念他从千里之外求师、不随俗改变，于是告诉他说：“科举废止，学习不可以废止。皇上不再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选取士人，士人难道可以成为阿谀奉承、巧言令色、孔壬之人吗？皇上不再以品行修洁、学问博习选取士人，士人难道可以成为顽钝无知、不学习而没有才能的人吗？秀才异等如今不再举行，士人可以说：‘我不做秀才异等，难道不行吗？’孝弟力田如今不再选举，士人可以说：‘我不努力耕作、不孝养父母、极不友爱兄弟，难道不行吗？’求学的人对于五经四书，学习本来不是为了应举而设置的；如果抱着应举的心来读五经四书，已经错了；又因为科举废止就废弃读书，难道还可以称为士人吗？”李玉啊，你一定要努力！自从科举停止后，有喜爱谈论、乐于求道的人，这些人的品格本来就可知；也有人嘴上这样说，内心却忧惧不安，也还没有真正做到。过去科举废止四十年后又复兴，不能说既然废止了就没有人敢恢复。如今科举兴起二十年后又废止，也不能说既然恢复了就没有人敢废止。有人说：“屈伸往来，是《易》的常理。”我回答说：“我不敢妄自知道其理，只知道科举可以废止，学习不可以废止，如此而已。”李玉字德润，正值盛年而有志向。仲至顺庚午年考中进士，最后以建昌判官终任；后来离职居丧，在家授徒传业。送王员外广东录囚序 至元四年戊寅秋九月，大宗正府员外郎王君奉命审录岭南的囚犯，岭南的士大夫都作诗文为他送行。他取道江西，来拜访我刘岳申。王君奉命审录时的严肃，诸贤赠言中的忠告，已经极其充分了，难道还要等待我的话吗？我听说前汉有女子上书营救父母，她说：“我听说死者不能复生，被割断的东西不能再接续。”汉文帝因而感动，废除了肉刑，几乎达到了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言语难道在于多吗？圣明的君主如同上天，万物都得到春天般的生机。天下的狱案已经判定而得到诚信，输送囚犯也合于诚信，没有滞留的案件了，却还要慎重审查核实，这符合有虞氏宁可放过不合常法之人，也不愿杀害无辜者的意思，才是真正以德施刑。王君读书而懂得政事；读书，所以不只是拘泥于法律条文；懂得政事，所以不只是空有仁善。岭南的囚犯，凡是送到我面前的，全都是已经判处死刑的案件。其中不幸含有冤屈的，罪责都在有关官吏；然而在审录之前，他们仍然都是活人。审录之后，万一有一个不能免于杀害无辜，那么人死了不能复生，被断绝的生命不能接续；他的冤屈就不再全在有关官吏，而在我们自己身上了。那时的悔恨，哪里说得尽呢？欧阳崇公说过：“寻求生路而终于无法得到，那么死者和我都没有遗憾。” 寻求使他生还却仍然错失，死后却总是在寻求他的死，这样才算接近那句话的意思吧？谨以此作为赠言。赠高师靖地理说序 古今地理的考察，始于伏羲，井然于黄帝，奠定于神禹；而这些说法汇聚在《九丘》中，已经很久远了。又不只是公刘所居的豳地、周公所营的洛邑、卫文公所迁的楚丘才见于记载。比如古人埋葬亲人，从沟壑和蝇蚋开始考虑，因此住宅、墓地的位置便要占卜。古代占卜的人，确实能够预知后世某地必不会被道路、城郭、沟渠、水池、井灶、耕作锄治以及豪强势家侵占；这种本领，大概不是今人所能达到的。可是迂腐的儒生不通晓古人的义理，妄自忌讳这些说法，以为古人不选择墓地，却不知道古人选择得尤其周详；今人连水和蚁都不知道避开，这正是沟壑蝇蚋的结果。还不知道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郭景纯得到古人的遗说，写成了书，而儒者却不能理解，尚且能够称为儒者吗？这难道不是儒者的学问所应当详细考察的吗？这就是我读高师靖这部书时有所感慨的原因。假如仁人孝子埋葬亲人，能够得到其中的说法，设法避免使亲人遭受沟壑蝇蚋之害，难道不是很好的事吗？对于人心，能够没有安慰吗？师靖的父亲，原来是博雅的君子；丞相信国文公所作《书山云》的人，乡里称为山云先生，师靖大概也从家学中有所听闻吧。《张仲举集》序 张翥，字仲举，是北方的学者，刚到江东时，江东的才俊都称赞他。我起初在豫章与他相见，喜欢他旷达不拘而有奇异的气概，光明磊落而多有豪举，把急于行义看得如同饮食男女之事一样自然。听说上面有贤者，便总是降低身份去交往，常常唯恐那个人不能先于自己显达，从未见过他对别人有什么不满意。有人有意贬低他，他始终不因此怨恨，反而一定最终称誉那人。有人不幸困厄于时运，他必定多方加以救助，直到事情结束；否则便像自己背负着亏欠一样。每当作诗赋文章，都极尽才情所能达到的程度，没有不把自己的心意倾尽写出的。这样的人，别人一望便知道他不是凡俗之才；仲举却从未因此自我夸耀。至顺壬申年，我第二次在江浙主持校艺。后来仲举也已经老了，但气概充沛，才情奔放，内心确实喜好义行，而且更加勤勉不懈。我当时恨自己主持考试却终于遗漏了贤才，惭愧得不敢见仲举；可是仲举却像从未参加过考试一样，难道只是因为他不知道得失吗？他每天都和我买船下湖，放声高歌，痛快饮酒，尽兴之后才分别。如今又过了八年。他从庐陵来信，此时滞留在维扬，仍然身处江浙一带。只是请求我为他的文集作序，说实在的，我哪里足以评论文章呢？田光先生曾说：“只是认识我壮盛时的样子。”我感念仲举的品行义举极其高尚，实在不像今世之人，所以私下为他的人品大略作此评论。至于他的诗文，本来就不必等待我来使它流传；只是仲举自有必定流传后世的地方。正如东坡所说：“不是有这些文章，也没有什么可以使他流传。”

译《送西窗宣差赴都》序 今天子继位登上大宝的第二年，天历左丞相仲子的前侍仪举禄被补授外任，任南安郡监郡。南安郡处在江西上游，与章贡接壤，南面震临交广，距离湖湘也不远。官吏、士人和百姓经过庐陵来拜访我的人，都这样说：“监郡出身于高昌望族，有中州贤士大夫的风度；生长在宰相之家，却有穿儒服、行儒道的志趣；确实爱护百姓、礼贤下士，是贤能的长官。”我听后感到惊异。去年才在我的庐舍与他相见，这才知道他的声望和闻名果然没有相违，名声和实际果然相符。后来见到他的两个儿子，都文雅温厚，恭谨有父亲的风范，又知道他的教诲已经施行于家中。到此时他将要告别出发，前往京师。我在至元年间，曾在江西拜见丞相，仰望他宏大深厚、博大雄伟、魁梧奇杰的气度，确实不是位居中书省正位，便不足以施展他的才略。等到天历年间任用天下贤士，天下人都说：“丞相的功劳，没有比辅佐拥戴皇帝却不占有功劳更大的；志向没有比肃清天下却不因志向实现而自满更大的；”大家都以不能充分施展他的志向为遗憾。却不知道他繁盛的福禄和长寿是上天所赐，而没有全部归于自身，正是将用来保有他的子孙后代，为天下国家建立无穷的根基，留下无穷的声名。苍天深厚，大地深厚，其中自有深远的意义。凡是人的常情和爱好，没有不同于此的。我既然有幸承蒙丞相知遇，又得以与南安结交，因世代享受禄位之家又有这样的子弟在出行，难道能没有感情吗？自古以来平定大难的人，没有显赫而完美无缺的功业；身处危机的人，却有宽厚深重的福分。因此，要保全世代的禄位，没有比恭敬节俭更好的；而恭敬节俭必定由内心产生。因此，教导子孙，没有比以义方更好的；而义方必定以专守一经为崇尚。这些都是南安平素所积累的，哪里需要等待我的话呢？但我不断说这些，是朋友最真挚的情意。丞相如果有机会向江西人士谈及此事，请替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年纪已经八十岁，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为世所用的了。至元五年己卯四月某日，刘岳申书。《罗中德詹詹集》序 通斋罗先生早年便以文学知名，晚年尤其精通义理而文辞畅达，差不多达到了内容端正而文采繁盛的境界；如今已经不能再见到这样的人了。他的侄子中德，承袭家学，大概也已经有所闻见；后来客居分宁。分宁是他的几位伯叔兄长过去读书的地方，中德在其间往来酬唱，没有一天空闲。他的朋友文采灿然。今年我在紫淦遇到他，他好像深深地把自己隐藏在其中，所有才华都不想让人稍微看出端绪。和他说话，漫无定论；又同分宁时的他相比，好像是两个人。唉，中德所谓“深藏若虚”，不就是这样吗？一天，他拿出稿子给我看，共有古赋、古诗若干首。我读完，感到他像主人穿着盛服恭敬地接待客人，每经过一道门都谦让退避；又像韩昭侯仿效古人，珍惜一颦一笑；像季平子蓄养斗鸡；像张叔不可仿效，陈遵行事的程式不可了解，也不可成为李广那样的人，何等严肃啊！我因此悚然说道：“我几乎要失去你了。”战国的辩士有以辞锋压倒义理而受到贬抑的，晋人也有讥刺才俊损害正道的说法。于是有人便以为文辞没有价值，以为才俊可以轻视。谁知道《易》说谨慎修饰言辞，《书》以崇尚俊德为贵；言辞不文雅的人，行为也不能传布长远。所以所谓俊士、俊民，都是用来深入明察义理、辅翼扩张它们的。谁能把这些从中德身上除去呢？他承袭家学，大概已经有所闻见了。因此我曾说，文章的美好润泽不如骨气重要，但美好润泽也不能没有；思想情致不如渊源重要，但思想情致也不能缺少。现在姑且用家学来参证这番道理。《礼记贯义》序 须溪先生刘公曾对我说：“学习小学，增进学业，广泛记诵，对小学很有功效。先生去世后，我才见到他的书，这才相信先生的话确实如此。近年所进献的书，只有王天与尚书的《纂传》出自蔡氏之后，使求学的人能够有所收获而受益；遗憾的是先生没能来得及看到。至于《礼记》，本来就不容易读，传文中有的像经文一样，得到疏解之后才能明白，这就是古注不可废除的原因。后来作注的人越来越多，方氏、应氏的著作尤其显著。最后有一位卫氏，把各家的学说全都掌握了，又取其中最好的，汇集成一部书；可是后来就很少有人见到了。我乡曾闻礼，正值壮年便努力求学，怀抱着早起求学的志向，感念揆锡的义理，考察名实相符的道理，取《礼记》昼夜诵习。他先读古注和疏解，再读诸家之说，接着广泛采集宋代先儒的精善之处而折中取舍，名为《礼记贯义》。大概自有这部书以来，这是前所未有的，诸位老先生也没有来得及做到。须溪先生至今健在，还准备取来阅读，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我曾说，当世著书的人没有谁能做到这样；无损却有许多著作流于烂漫，实在令人厌烦，却不能一概而论。《贯义》是确实有益于学习的一部书。我年老衰迈，却惭愧自己比曾闻礼还年长，越过年限的感慨更加深重；而不能再来相见的忧虑已经确定。我只愿它刻印完成，使四方学者争先快读，不要像我这样惆怅地停步。”

译《送刘良用秩满》诗序 我十三岁时，程教授主持考试，第二天，他的同四句文章被列为第一。后来蔡教授主持考试，有“簋中盛满食物”三句，也被列为第一。此后多次考试，没有一次不是这样。蔡公对他说：“你年纪很小，文章却很老练，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每次见到他都惊异不已。只有正录从未稍微给他好脸色。须溪刘先生抚慰并教导我说：“乡校的博学之士和生员，靠一点一滴地积累，按次序升进，等候选取。两项都具备之后，才能次于正录，就像天子的宰相一样。”这样的人很少不是六七十岁，也有到老死仍不能达到的。乡里的公论，几乎全在这里；这只是一个时代的情形。唉，那真是久远的旧制啊！我在乡校任职时，学正刘良用刚刚到任。不到几个月，我便喜爱他年盛而机智警敏，认为可以和他共同有所作为；对于我所不做的事，他也能无不使我满意。那期间，监郡、郡守中与我相知的人来访，使者来通消息，常常接连不断；而那些无赖之徒以及渐渐不喜欢我的人，也不少。良用离开后，代理吉水官职，既得到州中长官的赏识，又受到州中士友称许，在学校中建立功劳，见于我文章中的事迹很多。到现在他任期届满，代任者来接替，他回乡拜见父母，使乡里荣耀，没有一件不是可喜的事。只是我感慨岁月不肯等待人，又想回到当初在乡校参加考试的日子，却已经不可能了，实在值得长叹。从前邓禹二十四岁便拜为大司徒，后来以将相封侯的功劳成为功臣第一。他曾自己说：“我如果没有遇到机会，终身所能达到的地位，不过是文学博士。”将相封侯与文学博士相差很远，谁知道遇到机会便成为将相封侯，没有机会便只能成为文学博士呢？这样看来，文学博士本来就是没有遇到机会的将相列侯。由此看来，难道只有颜驷才有文武、老少的遗憾吗？可悲啊！这大概就是古人看重乘时而动的原因吧？良用要出发了，不要妄自菲薄。于是代官以下的学官和士友，都作诗并嘱托我写序。《送徐子谦赴湖北宪副》序 太史公的著作说，韩非引用申、墨的学说来切合事情，记载在他所作的《说难》中，其中有“表面上显扬名声，暗中却追求厚利”的话。这同内心是小人、外表是君子，外表严厉而内心软弱，有什么不同？所以说：“不要因为是这个人而废弃他的话。”类似这样的道理，我曾说士大夫应当极其公正无私，而施行时必须以宽恕为本；应当极其清明而无所底止，而运用时必须以明察为本。他们内心真诚地忠于君主、报效国家、爱护百姓、礼贤下士，这足以与天地相交相知，却不能靠此求得世俗的理解。在我所见的人中，只有济南徐君子谦，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人。他起初任湖广省郎、宪副，东粤的我的儿子父昌在武昌迎候他；已经熟悉他的治事大略后，等到在东粤任事，每当与两位僚属长官之间议论有异同，必定反复讨论到尽头，把曲折之处处理得恰当，然后才停止。大概他的隐与显绝不可以分成两条道路，内心和言语绝不可以持有两种立场，始终绝不可以成为两个人；所以他能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众议，通达形势而服从道理，却始终不把某一条作为固定准则，只按是非正确与否来遵从。这就是他远远超过常人的地方。现在他从东粤调任湖北，东粤人都叹息惆怅地说：“上天终于抛弃东粤了吗？为什么召回召公这样仓促？” 湖北的百姓都欢欣鼓舞地说：“我们盼望您再来已经很久了，您这样做多么切合我们百姓的迫切愿望啊！”君子说：“这可以用来讨论人心和天理了。”湖北百姓感戴徐公已经很久，东粤百姓感戴徐公却是最近的事；久者本来更坚定，新者却尤其难以割舍，这正是人心的真实、天理的正确。虽然如此，我们徐公的内心，难道会有彼此疆界的分别吗？即使他当天升入朝廷，成为内中书、内执法，也不过是把这颗心推广施行罢了。我已经八十七岁，能够亲身看到这一幕，是多么幸运。

译《送李一初江浙儒学提举》序 进士考试能够得到人才，已经是很好的事；如果都像李一初这样，科举怎么可以废除？选官制度能够多次得到人才，已经是很好的事；如果都像李一初这样，常调官怎么可以忽视？提学能够得到人才，已经有过这样的事；如果都像李一初这样，学官怎么可以轻视？可是学官长期以来已经被轻视得太厉害了，李一初凭什么能使所到之处重新受到重视呢？李一初的文学和品行义举有过人之处，所以他处理政事必定不会过头或不及；如果把他任用于百司庶府，一定会有可观的成效；任用于直接治理百姓的职位，尤其适合。如今任命他为江浙提学，本来就是他所擅长的事；至于兴办学校、革除弊害，他更是才力有余。学校到近年已经极度败坏、弊病深重，几乎不能再维持；只有江浙以有能干官员而闻名，这正是进士选得人才的效果。一初也算有幸遇上这个机会。两浙能够遇到一初，一初能够遇到两浙，如果不是天时和人事共同成全，哪里会有这样的事？但我曾说，士大夫的学术不能不端正；不端正，便会多有侵夺贪刻，嫉妒也会兴起，于是虚伪的言语、虚伪的行为没有什么做不出来。只要能够利用自己的深险狠毒，放纵强横、猜忌、阴险和毒辣，必定还会勇往直前地去做。这对于士君子来说算是什么样子呢？我每次读杜甫“好心事真颜色”两句，常常担心这种真心不能显现出像人的样子；如今却在一初身上看到了它，怎能不使人在见到他之后惊喜，又因难以再次相逢而忧惧呢？我曾因校艺三次到湖广，一次到江浙。长沙本来是湖广仕进人才汇聚之地，茶陵又是长沙士人众多的渊薮，而像一初这样的，又是其中最杰出的人。我既然要为江浙道贺，庆贺他们得到一初，愿他不要辜负江浙，不也是好事吗？我年老而且悲伤，请替我多多感谢西湖，等待您归来；如果我还能有幸等到那时，荣耀地为您祝贺，并且作诗送行。赠给采诗的两位先生 我曾读《诗经》到《芣苡》三章，喜爱它和平愉悦、没有憎恶也没有厌倦的情调，认为这就是采诗的方法。假如采诗的人只像采《卷耳》时把诗篇放进浅筐那样做，便会疲倦了。我又曾读《中庸》《大学》《表记》《坊记》所引用的诗，喜爱它们融会贯通、能够得到言外之意，认为这就是观诗的方法。假如观诗的人都像高叟那样解说，便一定拘泥固执了。考察《国风》和《雅》，然后知道古人作诗的精妙，也才知道当时采诗的人实在不是后世所能赶上的；考察孔子说诗，然后知道古人从诗中获得感发、观照的精妙，后世的传注都不能达到。采诗的人像蜜蜂采花，观诗的人像人从花中取蜜，这大概就差不多了吧？如今政治的得失、百姓生活的安乐和忧苦，上则关系到德化，大则关系到家国，难道不能通过民间风俗把它们上达，以便对君上、对德治、对下民、对百姓有所补益吗？永新的陈天衢、张文渊将以采诗之事出行，所以我替他们确定其中重要的道理，写下来赠给他们，等待他们归来。赠给安成刘玉成赴都 从前孟子称赞商汤能够执守中道，任用贤者不拘一格，所以《诗经》说：“商邑庄严整齐，成为四方的准则。”从前孟子称赞周武王不疏远近臣，不遗忘远方的人，所以他的诗说：“镐京建有辟廱，西方东方、南方北方，没有谁不心悦诚服。”大概古人评论声教，常说“北方南方”；评论王化，常说从北方到南方。假如孔子鄙薄南国，那么《周南》《召南》就不能成为《国风》的开端；假如孔子鄙薄南方士人，那么《防》就不能成为文学的先导。又假如圣明时代始终鄙薄南方士人，那么《防》超越周氏之学，它在河南的传承就不值得推崇，建安朱氏的学说也不能推行于天下。如今圣人把天下看作一家，而南海正是潜龙所居之地。作为南方士人，难道可以不知道自我珍重，反而愿意借助别人吗？在这样的地方，即使有闻名一世的人，仍然退缩地把自己处在普通人的行列；即使有远远超过常人的才干，仍然暗暗隐藏自己于众人之中。如果只以浮华自我炫耀，以一点小有所得自负，岂不是更加自我菲薄、使乡里蒙羞、被当世轻视吗？所以士人被时势压抑，并不是时势的罪过，而只是士人的罪过；自己在人前屈服，也不是别人的罪过，而只是自己的罪过。因此说：“穿着锦绣衣服，还要披上麻衣。” 又说：“借用白茅。”哪有真正的富商不是深藏财货而若无其事的？哪有君子具有盛大德行，却不显得质朴如愚的？这就是珍重自己而又借助外物的道理。我的同乡、安成人刘玉成将要前往京都，我虽然不能用言语赠给别人什么，却私下想在他出行时以德行爱护他，所以诚恳地劝告并爱惜他，这也是古人的道理。至顺改元九月某日，庐陵刘岳申作序。《送杨贤可宜黄县尹》序 我的朋友杨贤可考中进士后，任官于赣昌。赣昌是瘴疠严重的地方，风俗又险恶；贤可在那里滞留三年，始终没有受到天时和人事方面的祸患，他的政令得以施行。他回来时，贫穷得像尚未中进士时一样。后来调任永新离开赣昌，永新离他的家乡很近，可当地民俗和地气却比赣昌更为恶劣；贤可任职不到几个月，便因忧病离任。善良的百姓思念他，横暴的百姓也服从他，他的仁爱之心留存在那里。他回来时，也像从赣昌回来一样贫穷。服丧期满后，他升任江西照磨；照磨的官职属于省府幕职，而地位在属僚之下，各位达官长官每天都位临其上，控制他的左右。贤可任职期间不谄媚、不攀援，没有人厌恶，也没有人怨恨，职事办得很好。他回来时，又像从永新回来一样。现在有了任宜黄县尹的命令。宜黄没有赣昌那样的恶劣地气，也没有永新那样的民俗，更没有赣昌府尊贵官员的压制；得到一个百里之地来治理，能够在自己的居处施行政令，施展志向，便宽裕而有余力了。有人说：“宜黄是好地方，县尹又是正式长官，足以施行政令、实现志向，这是固然不错的；但没有圭田的收入，也没有供养乡野之人的俸禄。贤可积累三次任官的贫穷，如果仍以不取财为不与人争取，那么将凭什么安处自己的职位呢？爱护贤可的人，难道能不替贤可私下忧虑、替他作过多的打算吗？”回答说：“贤可能够诚实修身、信实待友，足以长久获得上级信任、治理百姓。即使是过往的使者和宾客，又有不知道这一点的吗？” 有不爱护他的吗？贤可只要内心没有愧疚，百姓没有怨恶，也就够了。至于所遇到的人不是知己，君子说：“只有贤者才能了解贤者。用贤者的态度待人，而以不贤者的方式回应他，这就是所感受到的与所回应的并不相称；古代没有这样的道理。”贤可可以在闲暇日子前往跟随吴先生请教政事，他告诉贤可的内容，一定不是我的话所能赶上的。把这些作为赠言。

译《辨囿》序 《易》说“学聚问辨”，《中庸》说“学问思辨”。我曾经感叹孟子的辩论。他辩论时只对善和义尽力探究，毫不遗留余力；辩驳杨朱、墨翟，一直到指出他们无父无君；辩驳乡愿，一直到指出他们没有可举荐之善、没有可指责之恶。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言辞几乎像酷吏议定法律一样严厉，丝毫不加宽恕。然而考察他的最初用心，本来并不是喜欢争辩。后来公孙龙等人肆意铺陈、横行泛滥，言论四处流布，更加证明孟子所说的“不得已”。宋代洛学、闽学、建安诸贤讲明圣学，穷究深奥，言语详尽，选择精当，不明白便不停止。古人所说的问和辨，其意义学者可以由此认识了。舍弃这一道理，又凭什么去辨论呢？宜春桂可取庄子的言论，给他所著的书命名为《辨囿》，拿来给我看。我读完后，大体上与人的意旨相合之处很多。于是我又对桂可说：“文王的园囿方圆七十里，百姓还认为它小，是因为它仍有所局限。庄子是善于辩论的雄才，到了篇末却把公孙龙说成被圈在辩论之内，表示他的不足，这已经很明白了。你取这个意义，难道也含有不足之处吗？近年夹漈郑氏辨驳古人，追究诘问直到穷尽。辨论如果能达到这种程度，也可以停止了。至于这座园囿，实在不应再以大小宽窄来计量了。” 你的这部编著，凡是按事类和言辞编排的内容，无论雅正还是通俗，都一定追究其根本源流，不轻易附和众说，然而仍然自认为有所不足。这样看来，你与夹漈郑氏并没有不同。又认为自己还不足，而继续追究源流，直到圣贤所谓的“辨”，那又有什么困难呢？所以我特地同你谈夹漈郑氏，以充实你的辨论；又上溯庄氏，以遵循它的根本；然后使你由孟氏达到子思、孔子，最后以《易》和《中庸》的辨理结束。大概把同类事物充分推演，直到义理的极致，这就是辨论的根本，也是《庄子》立言的法则，还是桂可为书命名的意义。赠给谈论命理的熊景仁 昌黎曾说：“我出生的时候，月亮运行到南斗。”坡公自己说，和他同年出生的人没有富贵者，而他与马梦得一起成为穷困之首。自古以来的大贤，大概都说过这类话；所以有人到了晚年才知道命运早已注定，后悔没有读书，只有韩、苏二位先生没有这种悔恨。我出生于宋代第五个庚申年，即景定初元，也是天朝中统初年。我十七岁时德祐年间已经到来，科举废止，却不知道学习圣贤之学；读书人的身份受到轻贱，又不能舍弃它，改做农商之业。大概不选择正当道路和不知晓命运结合在一起，于是我开始成为被弃置的百姓，也开始不能把饥渴的伤害当作内心的忧患。这样一来，人生中可畏的日子便进入了默默无闻的境地，哪里只是后悔没有读书而已呢？每次遇到江湖上谈论天命的人，跟随他们询问命运，内心总是发热流汗。儒者不能从经书和孔孟那里自己求得关于性命的学说，却一定要等到星命家、占卜者的说法之后，才暂时平息自己的侥幸之心吗？如果这样，星命家和占卜者对儒者尚且有功，那儒者就更加不如星命家和占卜者了。我往来欧乡时，认识了熊景仁。景仁善于谈论命理，这是我感到惭愧的地方。欧乡士人多称赞景仁，常传说“天道远，人道近”；从景仁来看，天道难道还远吗？” 景仁现在请求我写几句话，使他的术数得到验证；可我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自信，却要从景仁那里求取可信，实在惭愧。景仁又让我把这些话说出来，使世人相信他的术数；难道他真的是把我的话当作可以取信的依据吗？我的话果真足以使人相信吗？景仁将要行走四方，又号仁山。《赵氏族谱》序 我曾读《唐书·宰相世系》，认为它兼有《史记》王侯年表和萧、曹世家的体例，这是欧阳公的新意。世代的升沉、家族的盛衰，都可以考察出来。后来有著作者，也不能超过它了。《春秋》讥刺世代担任卿大夫的制度，而家族突然兴盛、骤然显贵，并不是不祥之兆。因此我曾认为，假如汉代像唐代一样重视贵族氏族、看重门第，必定不会有卫青娶公主的事。宗法虽然废弃而族谱仍然保存下来，这还算可以。西洛赵氏族谱，是司马温国文正公为之作序并作引的；它记载的是宋参知政事、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文定公、名安仁的世系。族谱从唐代孟州温县令赵贻孙以下十三世，到文定公以下至前进士赵梦雷，共九世。按序文所称，有与艺祖交往、当时还是平民的人；有艺祖亲自说曾认识其祖父和父亲的人；有真宗称许为万石君家的人；有仁宗称许为忠孝的人；还有洛中人称作颜子的人。盛大啊！富贵是人可以凭借自身获得的，但帝王称赞他的世代能够继承事业、家族荣耀，乡里把他比作亚圣大贤，这就不是侥幸所能得到的了。帝王的称赞、乡里的传诵，尚且可以凭努力获得；至于多代有人立言著述，使名声流传不朽，更不是侥幸所能达到的了。梦雷不忍心让祖先的世系久远而失传，于是修订族谱，详细考察各代，准备留给后人；又把它拿给交好的庐陵刘岳申看，说：“您为什么不替我说几句呢？我是什么人，怎么敢在前序之后再赞美一句呢？”只是栾氏、郤氏的声望衰于数代之后，房氏、杜氏的功业败于再传之后；有些事是不忍说的，而九代之后仍有像梦雷这样的人，实在难得。这就是文定公以下世代积累的结果。梦雷之后，是否还会有像文定公这样的人，尚不可知。有声名显赫的祖父和父亲，子孙贤能，能使人称赞说“幸运啊，某人有这样的后代”；否则也会使人疑惑说“可惜啊，这是某人的后代”。这件事不可不谨慎。梦雷字长公，以殷代遗民老者自号静虚。

译《送萧太玉教授循州》序 天历元年冬十二月，江西下了大雪。我们乡里的老人，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三次降雪；年轻人中有活了三十岁还从未见过这种情形的。第二年大雪之后又结冰，大江有的地方断流，小江甚至可以步行通过；这是百岁老人也从未见过的。那年六月雨水很多，天气却一直寒冷，即使百岁老人也从未听说过这种情形。我们乡里有人每年到大兴、开平一次，说：“这两年的雪，是大兴也没有的；去年的冰冻，中州也不过如此；六月的寒冷，则接近开平了。”有从五岭来的人，都说连续几年多次下雪。此时新喻萧太玉奉命任循州教授，如今宪使鲁君子翚为他写赠行之言，详细叙述了这些话，也充分说明世家兴盛的情况，深深安慰他南行的艰苦。翰苑诸贤相继作诗，却大概没有知道南北气候变化竟然如此、今昔推移竟然如此不同的。太玉凭借世代相传的才干，继承世家的事业，又遇上王化由北而南推行的时运；如今的岭海已不是从前的岭海，如今的循州也不是从前的循州了。然而，太玉出身世家，难道也知道人事的变迁有比地气变化更厉害的吗？地气变化缓慢，人事变化迅速。因此有的人突然兴起、骤然显贵，从子女玉帛、衣服车马到宫室苑囿，没有什么不能在一两天内办成，而且还绰绰有余；没有什么不是远远超过几世几年的积累。可是几世几年的积累，有时反而会使人惭愧；岂只是惭愧，甚至有不忍说出口的地方。至于高大的祖先乔木般的基业，却终究不可能在一两天内造成。到这时，人们才会因几世几年的积累而惭愧，才会内心发热、汗流不止，才不敢把自己同别人相比。唉，太玉难道不也应该珍重自己所具有的不同之处吗？太玉此次前往任教，要凭借家世相传的事业，更加修养自身，践行德行，并推广到他人身上，使循州士人的文学、品行和义举因我而大为改变，像地气发生变化一样，这样做是可以的；又哪里只是改变循州而已呢？东粤地域广大、人物众多，其中一定会有贤者出现；世道人物尤其将要依赖他们，这也是可以预期的。如果这样，人才和气化一同焕然一新，用来大大彰显南北声教的盛况，又从江西的故家开始，难道不是更加幸运吗？这就是我对太玉的期望。用这些话作为赠给太玉的文字，可以吗？今年是至顺改元九月某日，庐陵刘岳申作序。赠给择日者刘宝翁 太史公为日者立传，写出司马季主的贤能；他同宋忠、贾谊辨析古今天人之间的关系和最终归结，反复论说，熟练透彻到了极点，使两位大夫惘然自失，完全抛弃了他们平生的主张和高论。这些话多么痛快，气势多么盛大，志意多么高尚啊！然而季主自己所称许的，不过是忠臣侍奉君上、孝子奉养双亲、慈父抚养子女；拿他同严君平相比，严君平同人子谈话便依据孝道，同兄弟谈话便依据悌道，又有什么相似之处呢？唉，司马季主、严君平已经不可再推崇了！不过我曾怀疑，前汉把占卜者分为五行、堪舆、建除、丛辰、历象、天人、太乙等类别，各有不同。有的说某日娶妻可行，有的说不可行；有的说不利，有的说小有妨碍、大有妨碍，有的说小吉、大吉，各自互相矛盾，论辨不能决定，于是诏令避开各种死忌，以五行为主要依据，然后作出决定，所以说未必就是这样。使人拘束而多所畏惧，从前汉以来就已经如此了！何况距离汉代又过了一千多年呢？我乡里有位阴阳家刘宝翁，得到《通天窍》一类的书。他的方法用方位确定阴阳，用干支区别顺逆，用丛辰选择多种吉利；大体上以五行的生旺为主，本于郭景纯五吉六忌之说，符合孟子关于天时地利的意思，这是儒者不可不知道的。虽然秦火焚毁之后古书不能保存，但娶妻嫁女、营造住宅、祭祀、葬埋等事，古今都不能废弃，又怎么可以穿凿附会、支离破碎地妄加议论，深深诬蔑它们呢？我年老昏愦，学问浅薄，遗憾不能博闻强记；我私下认为阴阳家的学说同古代卜筮的本意本来没有不同，所以把它论述出来并传给后人。所谓以利益为根本，避开一切不利之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赠给音无闻 至元后己卯年夏六月，我来到豫章避暑。市林院有一位僧人，法名音无闻，是大明人。他庄严佛、菩萨、罗汉的形象，都现出金身，各种相好也都具足。寺中有山田十一亩，丰收之年也不足以供给半个月的粮食，只够每天供寺众吃饭。十方云游而来的僧人不少于三四十人，大家只能仰赖每天乞食；又和弟子一起做佛事，以补充供给不足。寺中众人都知道勤苦修习。音无闻又曾遍参各方，穷究本性，证悟圆觉，具有超然解脱的意味。一天，童子敲鼓，我问音无闻听见了吗？又问鼓自己能听见吗？他慢慢说：“听见了。”敲鼓片刻，钟也响了。我又问：听见声音了吗？钟自己能听见吗？钟和鼓能互相听见吗？他慢慢说：“听见钟声。”我说：“至人从听见开始，能够无所不闻；由无所不闻，便能够达到无闻。所以无所不闻是可能的，无闻却是不可能的。如今姑且从钟鼓来求证：没有敲击时没有声音，敲击以后才有声音。我将在槌子上听钟鼓，槌子本身不能听；将在童子的手上听钟鼓，手本身也不能听。而且寺庙尚未建立时，没有佛、没有僧，哪里会有钟鼓？又到什么地方去求听见呢？所以，以听见去听声音，不如以无听去听声音。刚才我用不回答已经把问题说尽了，所以说音无闻，无闻也没有声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三十人〕

译《陈母魏国太夫人寿诗》序 总管陈侯任庐陵的第二年二月，正值元统甲戌年，南北诸贤为魏国太夫人所作的祝寿诗编成后，陈侯给我看，对我说：“为什么不替我作序呢？”陈氏一族，从武宣到陈侯是两代，从毅敏到陈侯是三代。毅敏处在宋朝灭亡、元朝兴起之初；武宣处在至元、元贞、大德年间。他们都遇上时运、遇上明主，荣耀完备。毅敏奉新安郡夫人来到泗水的家中，后来在南方显贵，没有妻子远离而不能奉养的遗憾，反而有俸禄供养亲人的荣耀，这是多么快乐啊！武宣早年失去安化郡夫人，有登山望母的悲痛，却以富贵、长寿和孝行终其一生，这其中又有怎样的遗憾啊！这就是存本所作文章的内容。陈侯继承祖父的事业，处在太平兴盛的时代，所到之处都以厚禄奉养魏国太夫人，以孝心供养她，已经有毅敏的快乐，却没有武宣的遗憾，这是多么盛大的福分啊！于是有祝寿诗，祝寿诗又有了序，还哪里需要我的话呢？只是陈氏三代都有孝行，孝是百行的根本，理应反复称道而不厌烦。考察古今，史克歌颂鲁侯，必定称说他的母亲长寿；杜甫为阳城郡王祝贺，也必定兼及邓国太夫人。我们庐陵曾经设置行省，是相国鸾旗曾经停驻的地方，也是夫人的鱼轩曾经停驾的地方，陈侯又曾经在那里读书。如今陈侯手持朱旛、乘着皂盖车，重新来到这个地方；一想到往事，难道能没有感情吗？我年轻时曾在马上仰望相国，如今已经老迈，仍然能够执笔为这些诗作序；虽然才智不敏，也不敢推辞。《申斋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申斋集》卷三　元代刘岳申撰写的说 《性存说》从前尧拥有天下，天下百姓受到尧的恩泽达七十年，尧为此感到快乐。从前舜拥有天下，天下百姓受到舜的恩泽达五十年，舜为此感到快乐。在这期间，尧还没有得到舜，每天和驩兜、共、鲧一类人在朝廷上争论，尧是多么忧愁啊！舜还没有得到禹、稷，四凶一族还没有离开官位，舜是多么忧虑啊！禹从治水开始到完成，经过了十三年；稷还没有播种五谷，百姓只能吃艰难得到的粗食和少量食物，还不知道种植五谷。在那时，商汤还没有放逐桀，文王还没有征伐崇国，武王、周公还没有诛杀纣王、征伐奄国、杀掉飞廉和恶来，他们内心难道又会有什么不同吗？即使孔子没有得到职位，驾车周游列国，直到老年仍在行途中，他的内心难道又会有什么不同吗？从这几位圣人所忧虑的事情来看，他们没有忧虑而感到快乐的事情，也就可以知道了。然而，这几位圣人从上天得到的东西，都不取决于这些，为什么呢？假如尧、舜、禹、稷、汤、文王、武王、周公不能在中国施展志向，只仅仅成为孔子，他们生来就知道、安然践行的本性，固然不会因此减少；假如孔子成为尧、舜、禹、稷、汤、文王、武王、周公，又哪里会比他生知安行的本性增加更多呢？所以圣人内心所存的就是道，所希望的就是义；他的德性滋润自身，就如同财富滋润房屋；他的举止容貌、周旋进退都合乎礼，这就是盛大德行达到极致的表现。所谓上天所赋予的，就是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它无穷无尽，无所谓显达或不得志。因此说：从尧舜到商汤，从商汤到文王，再到孔子，相隔五百年而道统相同，所闻所知也相同。又说：禹、稷处在太平时代，做君主或宰相；颜子处在乱世，只有一箪饭、一瓢水，他们的道却相同。古滕王守德字性存，向我求取字说，于是我依据《孟子》阐明义理，作《性存说》给他看。守德如果知道，关于众生万物，上帝所赋予的本心，即使普通百姓，果真同上古圣人大贤没有差别吗？即使做天子宰相，或者做平民，果真会因此有所增加或减少吗？万物的本性果真有多少之分吗？既然本心相同，那么用来明辨善恶、恢复本性的努力，就应当没有一处不用尽才是。孟子说性本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初心说》三山人林宗起因以汉果守的身份接到檄文，和我一同在湖广校阅文章。他曾对我说：“有个掾吏叫周克明，是幕府中的贤才。他向我询问‘斋居’这个名号，我打算告诉他说：‘初心子’，您认为怎么样？”我听后认为很对，说：“这就是赤子之心。本心最初的状态，没有比赤子更合适的了。只有在这个时候，四端和一切善行的根本已经具备；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四肢百骸和九窍的欲望尚未发动。只有在这个时候，虽然惊惧、怜悯之心已经具备，但那些可以使人向善的情感还没有发作，其中又怎么会混杂着结交内臣、求取声誉，或厌恶恶名之类的念头呢？这就是最初的本心，所以又叫本心。只有这种心，可以同天地、日月、四时、鬼神相合；只有这种心，可以使自己端正而万物也端正；只有这种心，可以纠正君主心中的过失。所谓大人，哪里是在最初的本心上增添了一丝一毫，只不过能够存养它而不使它丧失罢了。由此把这颗心施加到他人身上，由此推引扩充，触类旁通而不断增长，由此推广到天下，使各种思虑归于一致，又使不同道路同归于一处。人们看见他成为大人，便以为他的心不同于亿万人的心，却不知道亿万人的心都是赤子之心；这样看来，赤子之心未尝不同于大人的心。” 等到人长大以后，往往丧失本心，往往放纵自己的心而不知道把它找回来，渐渐归入小人的行列，这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周克明对此早晚勤勉不懈，寻求自己的本心，以明白善理、恢复初心，并且有志于做大人之事，那么谁能阻挡他呢？我赞赏林宗起能够反过来寻求自己的初心，又欣喜周克明善于从众人那里取法，所以写作《初心说》，同求学者共同讲求。元统乙亥重九日，庐陵刘岳申书。给掲汯取字元量的说辞 应奉翰林文字官掲君防的儿子掲汯，字伯防，我请为他取字说元量。汯，是水深而且广大的意思。水至深至广，没有比海更大的了。到了海这个程度，本来已经无须堤防，却仍然有堤防；这说明它的深广还没有达到极限。江河有时会泛滥，泛滥以后人们才为它修筑堤防。海从未听说泛滥，是因为它的容量还没有显露边际。那些有大功劳便自夸、有特殊才能便自负的人，并不是功业才能达到了极致，而只是具有江河那样的容量罢了；这种容量是可以测知的。神禹的功业关系天地，流传万世，而他不自夸、不自负，具有四海那样的容量；他的容量是无法测知的。自从有圣人以来，知道、仁爱、勇敢三者相合，没有比孔子更高的；孝、悌、忠、信，也没有比孔子更完备的，可是孔子说‘我没有什么能耐’，又说‘某件事我还没有做到’。这就叫大，这就叫化。他所经过的地方，如同四季运行，功业完成后不留恋；他所存养的德性，如同元气，未来的发展无法测度。这种深广，难道可以测量吗？君子通过学习而达到圣人的境界。水到了海便不再有所增加，学到了圣人的境界也不再有所增益。所以说，什么福分不能达到极致呢？学习达到这种程度，器量也达到这种程度；器量达到这种程度，福分也达到这种程度。现以此为掲汯取字‘元量’的说辞。给蓝氏两位儿子取字的说辞 蓝氏有两个儿子，长子的儿子叫思敏，次子的儿子叫思顺，都来请求我为他们取字。我给思敏取字‘伯时’，给思顺取字‘叔时’。名字不同而字相同，这是为什么呢？敏，是要与时机一同争先，时机不可错过；如果竟然错过了，没有比不敏捷更严重的了。顺，是只顺从时势，时势不可违背；如果竟然违背了，没有比不顺更严重的了。古代求学的人没有不时时学习的，所以说‘时习’，这就是学习敏德。古代的君子随时取其中道，所以说‘时中’，这就是中和而顺时的德性。给何德辅取字的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