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斋集卷六　　　　　　元　刘岳申　撰记

译《云南中庆路儒学新制礼器记》世祖皇帝凭借聪明睿智、神武而不嗜杀，感格上天，这是自有朔方以来从未有过的事。于是统一了天下，完全拥有华夏、蛮貊之地，远达九州四海之外，这又是自开辟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唉，盛大啊！云南在秦以前是镇守楚地的地方，将军荘蹻首先在那里称王；历经秦、汉、蜀、晋、隋、唐、宋，设置郡县、分封王爵，羁縻关系从未断绝。本朝才开始封皇子为王，按照封建制度设置行中书省，廉访司的设置则仿照中原。至元甲戌年开始修建夫子庙，丙子年春天江南各地遭受兵祸，而云南偏偏在这个时候建成了新宫，开始举行释奠礼，这难道不是天意吗？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但礼器仍然周全而陶制，年年春秋两季都要向主管官署领取。廉访副使安公固始先提出铸造礼器的建议，铸造金属器物却担心费用，于是先刻印《孝经》作为样本，向民间募集积钞一万一千缗。按廉访使汪公寿昌到任后，认为这个建议很好，江西的铸造技术精良而且符合古制，便把意见禀告平章囊嘉岱；又与中庆路儒学正孙彬、学录杜余庆乘驿马赶赴江西，并发布檄文给行中书省廉访司。江西以吉安所铸造的器物尤其精良，便任命总管杜公元忠——他历任宪使——发布檄文，让杜公主持此事。杜公接到檄文后，认为国家尊崇大祭、安抚远方百姓是最重要的事，便郑重谨慎地加以告诫和办理。达噜噶齐托果齐曾经任云南宣慰使，尤其乐意促成此事，于是选取良工，考察古制，铸造簠、簋、登、铏、爵、玷、尊、勺等器物，共六十八件，用铜十六石三钧有余，花费五千六百缗有余。器物铸成后，仿照古制而工艺更加精巧；他又用剩余的钱购买经、史、子、集四部书带回去。杜公喜形于色地说：“这是庐陵工匠的精良，也是典籍的丰富啊！”如今四方以文章著称、能够流传后世的人，也没有谁能超过庐陵；要请人作记来昭示无穷，大家便共同把这件事托付给刘岳申。刘岳申推辞而未能获准，只好对使者说：“自古圣人都修养文德来使远方之人归服，后世却只专用威武。甚至有人向中原求取书籍而不给他们；如今元朝的德泽如同上天，远方之人已经归来，省、宪大臣又懂得在钱粮军备之外求取学校礼器，使者懂得在礼器之外求取书籍，我们庐陵太守在簿书、期限、考核之间，又懂得把承受上级教化、宣扬教化的责任推及疆域之外。难道这是天地之气积蓄而不泄，正是为了等待今天吗？上天将使西南夷地区得到文明，使那里的百姓由此兴起礼让，修养孝、悌、忠、信，由此诵读并实行夫子的言论和德行，使他们能够出仕时居长、入仕后治理百姓；这难道是钱粮、军备、簿书、期限考核所敢于企望的吗！” 这件事，只有庐陵太守能够恭敬地办理，只有云南使者能够竭尽力量，只有廉访使、副使二公和平章公能够懂得【缺】休，又能够任用人才；他们都考虑得长远，这些都值得记载。于是大家再次向杜公报告，退下来把这些写成记。读书岩记 至治三年，江西参知政事廉公迈因爱护百姓、礼贤下士而闻名于江广地区。那年秋天八月，确定乡试考官，庐陵刘岳申有幸被选入其中。刘岳申先前答应在湖广任职，九月从湖广回来，写信向廉公迈进献三句话：“忠孝”，“恭俭”，“退让”。廉公迈按照宾主之礼接待他，拿过信读到最后，越发恭敬。第二天对岳申说：“我的先父太师恒阳文正王，曾经镇守闽、陕，在少陵原南面买田筑屋，收藏书籍二万卷，每天和司徒许文正公、紫阳杨先生讲学。太师出镇荆鄂，又两次入朝参与决定重大议论、制定重大谋略，从来没有忘记这里。我曾随从伯兄平章、仲兄中丞在这里读书，后来又加以修整，于是居所益发完备，又购买书籍一万卷，命名为‘读书岩’，以承继先人的志愿。集贤侍讲学士商君琦为它作图，朝廷中的士大夫各自写文章，您幸望为它作记。”刘岳申不敢承当，也不敢推辞，于是回答廉公迈说：“少陵原有杜城，是春秋时杜伯所封的国家，对不对？樊川是汉代樊将军的食邑，韦、杜二曲是唐代宰相的旧宅，对不对？历代王侯将相的住宅、园林、水池很多了，也曾有像太师这样因藏书而闻名的吗？” 樊川以及韦、杜二曲，只不过因姓氏而得名罢了；又有像廉泉这样因太师忠诚清正、正直而得名的吗？韦、杜两家的子孙，又有像公迈这样官位显贵、田产没有增加而书籍却不断添置的吗？即使万中有一，当时的歌咏、后来的记载，有不及它的吗？至于有没有作画，姑且不论。”廉公迈不把它命名为“藏书”，而命名为“读书”，这就不同于邺侯收藏三万卷而亲手从未触及的情形了。这些书，太师读它们，出则为将、入则为相，成为国家的名臣；公迈兄弟读它们，历次登上台省，成为贤能的公卿。公迈读书越多，就越加忠孝、恭俭、退让；假如让万世子孙世世守持这三句话，也就是让万世子孙世世阅读这数万卷书，那么他将与廉泉永无穷尽地相互辉映，哪里能同平泉的草木相提并论呢？公迈说：“我怎敢不把这些话佩戴在心，以‘无为’为先，使自己不令太师感到羞惭，并且把这些话昭示给子孙后代，永永远远不厌倦。”

译寿圣观记 元朝拥有天下以来，施惠于百姓，安抚百神。凡是前代为百姓奉祀神灵所做的事，有举行的便没有废弃的。只有九江有江湖险阻，寿圣观奉祀通慧真君，姓张，名正夫，最初在临川安家，曾游历襄汉，遇到异人。宋庆元乙卯年，他砍除茅草、结屋于九江泥沱觜，救济百姓免受水旱、疾病灾害以及江湖河汉灾厄。后来各地陆续修建道院，嘉祐初年赐予观额，封为通慧先生。咸淳甲戌年，道观毁于火灾。皇元大德乙巳年，开始修建殿宇。皇庆癸丑年，修建观门和桥。延祐甲寅年，从藏殿以下各处依次建成。戊午年，改封为真君，加上‘孚惠仁祐’的徽号。泰定丁卯年，玄武殿建成。元统癸酉年，三门建成。凡是百姓奉祀神灵以及国家顺从百姓愿望所应做的事，都完备了。九江的张鉴、赵某作为士人，请我作记。于是庐陵为此说道：从前圣人治理天下，从天地、日月、五行、四时、山岳、河海、丘陵、坟衍，都听命于一人；并且按照类祭、禋祭、望祭和等级次序举行祭祀，使百姓全都编入诗、书、礼、乐，各自保有上天赋予的本性，不至于获罪于天地上下。神祇中有诵述这种太平景象的，说道：‘五日一风，十日一雨。’ 又说：‘风吹不响树枝，雨下不破土块。’大概没有谁知道它的善意和颂辞了。在那个时候，天空清明，大地安宁，海面平静而不起波浪，河水收敛而不泛滥，百姓生活在其中，不知道帝王之力。后来德行衰败，灾害一齐到来，才有狂风怪雨、旱灾水涝。后来德行更加下降，灾害也更加严重；拥有民社的官员不足以抵御灾害、捍卫祸患，凡事都听命于神灵怪异之物，于是奸邪怪神越来越多。唉！做后世的百姓实在太难了。如今圣人制造舟船，使它能够渡过百姓靠车马无法通行的地方，百姓因此得到便利。谁知竟有人在河流中央一旦呼号天地鬼神，来祈求保全自己父母妻子的性命呢？人不是管仲、子路，哪里有谁能渡过大海？曾自讼过错的，也不过三天不梳头、一天晚起而已。又不是程叔子，谁能渡江？若正襟危坐、神色严肃的人尚且免不了一旦呼号天地鬼神，那也是形势所迫。于是执政者不知道应先使百姓成就自己，然后再致力于神灵；士人不知道修养自身来奉事上天；百姓不知道迁善来远离罪过。这种情形已经由来很久了。假如又没有明神来抵御灾害、捍卫祸患，那么其中的百姓将怎么办呢？古人说：‘我们恐怕要变成鱼了。’ 唉！做后世的百姓实在太难了。从今以后，九江的士人以及乡里的父老，要率领子弟，更加努力修治自己隐蔽的过错，控诉自己内心的愧疚，希望在俯仰之间不留下罪过和悔恨，神灵难道会有不保佑他们的吗？这是明神最大的愿望，也是善于治理政事、管理百姓和奉祀神灵的人最深切的期望。《诗经》不是说过吗：‘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神灵所慰劳的。’ 瑞州路儒学大成殿记 元统三年六月，瑞州路儒学奉郡侯之命，在庐陵铸造祭器。八月丁巳日，在先圣先师前举行释奠礼。礼毕，便命工匠丈量材料，于是修建新庙。所有栋梁、楹柱、椽桷，不是大材不用；所有盖瓦、甃石，不是坚固的砖瓦不使用；所有金饰、碧彩、朱丹、白垩，不是华美的色彩不设置。拓宽东西两序，安置贤哲的塑像。第二年二月，庙宇建成，崇高而宏大，比旧庙更加壮丽。侯命郡文学请我作记，并且送信给我说：‘筠地自宋绍兴壬申年开始迁到现在的学宫，而大成殿于绍定戊子年重建，距离现在到至元丙子年已有一百一十年了。大概元朝承继它已经六十年了，不记载下来，凭什么向今人和后人昭示呢？’我【缺】从前在宋代，如果不是宋高宗亲自书写榜文，殿额就不会题作‘大成之殿’，门额也不会题作‘大成殿门’。直到今天，天下郡县都沿用这种名称，这是秦、汉、隋、唐都未曾听说过的。至于大圣人诏令天下尊奉先圣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又是唐、宋以来所未能达到的。前代记载说，宋庆历初年，天下都奉诏建立学校，唯独筠地晚了二十三年，学校才得以建成。如今郡侯在科举刚刚废止之后修建新庙，这又是宋初筠地士人所应惭愧的事。大概从前善于谈论孔夫子的，只有宰我、子贡、子思、孟子；而孟子用音乐来论述德性，把其中的奥妙曲折详尽地说尽了，几乎兼有前三人的见解。尧、舜不能成为汤、武，汤、武也不能成为尧、舜，即使天地日月四时也有所不完备，而孔夫子却把尧、舜、汤、武、周公合为一人，把天地日月四时合为一身，所以称为‘大成’；又不只是兼有伯夷、伊尹、柳下惠那种‘无可无不可’的境界而已。郡侯修建新庙，难道只是让诸位君子在宗庙、百官和土木之间寻求形式吗？大概是要使在庙中的人都像看见圣人在天之灵，使来求学的人都知道接受圣人如及时之雨般的教化，都能学习圣人达到极致的智慧，希望开端不受蒙蔽；都能学习圣人把行为做得完尽，希望最终不致缺失。这样，上不辜负圣明时代培养人才的恩德，下不辜负贤能太守教诲的苦心。若只是拘泥于世俗之学，受末流牵引，既不能达到中行，也不及狂者、狷者，知行两方面都失掉，那么即使家家户户都去祭祀圣哲和社稷，又有什么用呢？侯名僧嘉，凭借廉洁能干治理郡政，是优秀的二千石官员。这次工程中，知事高士昌、文学解应辰、学正黄少游、学正鄢养正，都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职务。府史袁德也有劳绩，这些都可以记载。

译素心堂记 素心堂，是庐陵郭适、字图南读书的地方。起初，图南的先人喜爱南村的山水，便在那里居住，自号南村老人。图南于是取陶渊明诗中的话，给堂命名，以表示继承先人的志愿，并请我作记。我想图南是学习古代圣贤之学的人，他对于‘素心’的理解已经很清楚了，哪里还需要我的话呢？这时我的朋友罗启初正替图南请我，于是我对他说起‘素’来：‘从前舜好像要一生吃粗粮、食野菜，又好像本来就拥有华美衣服、弹琴的生活，这两种情形都是同一颗心。从前孔夫子吃蔬菜饭、喝白水时，是这样的心；做鲁国司寇，毁掉三都、驱逐莱夷时，也是这样的心；在陈国、蔡国、宋国、匡地时，也是这样的心；假如孔夫子最终居住在夷地，最终漂浮渡海，那时也仍是这样的心。这样的心，只有曾点穿着春服，和童子们一起沐浴于沂水、唱歌归来，最接近它。’启初说：‘您说得很美，但陶渊明恐怕还不足以和这种境界相比吧。’我于是对启初说：‘要说陶渊明的快乐，没有谁比陶渊明更快乐。然而陶渊明的这种快乐不过在饮食起居之内，还没有超出陶渊明自身之外，这就仍然接近曾点了。怎么知道呢？从他游历暮春、作《时运赋》可以知道。陶渊明本来曾任州祭酒而没有推辞，至于以主簿召他，他却不肯赴任；他又曾任镇军建威参军而没有推辞，任彭泽令也没有推辞；到后来自己辞官，虽然公田的稻谷还没有来得及收获，也不顾惜，离家不过八十多天。他看见幼子在门口等候便高兴，看见松菊还在便高兴，有酒装满酒樽又高兴；一路休息、远望，看见飞云、归鸟，没有一样不觉得可喜；至于寻找山谷、经过丘陵，看见繁茂的树木、流动的泉水，看见万物顺应时令，更是觉得可喜。然后登上高处长啸，面对流水吟赋。即使与曾点那样悠悠然在清沂水边闲适吟咏而归相比，也不只是相差一点而已。曾点的行为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而志趣已经达到；陶渊明的学问还不足够，而志趣已经具有；这都是素心。图南能够守护先人的坟墓、田地和房舍直到老去，可以说是安守自己的本分。由陶渊明而推及曾点，由曾点而推及孔夫子和虞舜，又得到了他们的心。这就是图南所学习的‘素’。以此继承先人的志愿，使后来继承图南的人，世世代代不忘南村的山水，世世代代拥有无边的快乐；南村的人有谁不为郭氏感到庆幸和愿望成真呢？’于是把这些写成记。南康路儒学重修记 唐虞三代以来治理天下的道理，都具备于《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孟子》之中；到了秦代，这些道理亡失，后来又被诸子百家的学说搀杂扰乱，被诸儒传注之学湮没堵塞，又被通过选举求取俸禄利益的道路诱导败坏。执政者崇尚吏治，谈论道理的人却接近异端俗流，世道败坏了一千多年而不能恢复。宋庆历初年，下诏天下郡县都建立学校。周元公从舂陵兴起，在州郡中得到人才；人的灵性和善的根源立足于太极，能通过反身实践获得仲尼、颜子的快乐。他首先以楚地的学问开创北方之学，由此兴起河南程氏、新安朱氏，后来六经、孔孟之书重新在天下显明，礼乐政刑的源流重新从儒者那里出现。皇元兴起后，更加尊崇显扬朱氏之学，用来勉励天下。南康的元公曾经治理此郡，又曾在庐山居住；一百多年以后，朱文公继承他的事业，首先在学宫中建立元公祠堂和塑像，又在白鹿洞重建书院。四方学者和郡学诸生，以及亲自亲近熏陶于他们的人，所受到的渐染浸润就深了。庐山原来就以山水闻名天下，而道学尤其兴盛，这种盛况实际上是从元公、文公开始的。自宋朝灭亡、科举废止，到元朝兴起四十年后恢复，恢复二十年后又废止。益都朱侯某以判官身份实际前来治理政事，懂得大体，首先重视教化。他认为大成殿可以让人看见圣人在天之灵，观澜阁可以让人领会圣人‘逝者如斯夫’的意思，破旧的地方应当改建。东西两序应当庄严整齐，好像看见七十弟子的容貌；讲学应有堂，肄业应有舍，好像洛濂、伊洛和考亭的风气，也应当修整润饰。工程从至元丙子年五月开始，到七月结束；所有良材、坚砖和工役、粮饷等费用，共计中统钞一万缗。侯因公事来到庐陵，拜访我请我作记。我既然推辞不得，便回答侯说：‘从前郑国学校毁坏，于是有刺诗产生；鲁国泮宫修缮，于是颂声兴起。这正是担心学校将要衰落的人所忧虑的，也是君子、小人能够学习道义而值得高兴的地方。贤侯没有因为科举暂时废止，就彻底废弃兴学养士的制度，这本来就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此地士人也不等到科举兴起以后才读书，不把学校只当作应试之地；元公、文公的教化由来已久。今后应以不倦的心顺着形势加以引导，不要废弃前人的功业；学者应以有所作为的志向趁着时势共同进步，不要让后来的人陷于艰难。将来德行、道艺都能考核，贤能之士年年都能记载，各自向先哲贡献自己的成就，不使其在圣明时代废弃，天下国家难道不会因此得到福泽吗！’ 不然，即使士人快步奔走，有庙宇可藏身，有修习游息的处所，却不能对人心和世道有所补救，人们将会怎样评价这种学校呢？我正为此忧惧。

译远复堂记 关西人马冀伯有志节、有气谊，而胸襟和平，意态宽广，始终不流于险峻尖刻。听他说话，必定不能苟且迁就；但看他的脸色容貌，却自然更加令人亲近喜爱。这大概是天资接近道的人。去年年末我们才相识，今年见过一两次便匆匆谈到离别，他还告知我即将出行，使人十分珍爱他的难得，又十分遗憾他的易失。偶尔他曾把自己一生经历世事的大概告诉我，慨然想要恢复本初。如今广东帅王侯都中赞赏他的志向，题写‘复堂’来赞美他的决断。我请人为冀伯把堂命名为‘远复’。有人诘难我说：‘《易》称为“不远复”，您却以“远复”命名，这不符合王侯的意思，也不符合《易》的意思，怎么办？’我说：‘这正是《易》的意思。《复》卦六爻中，只有初爻知道事物将变的征兆，只有九爻勇于决断，所以称为“不远复”，所以称为“无祗悔元吉”，其他各爻都不具备这种情况。孔夫子赞《易》，唯独称许颜子有不善未曾不知道，知道后未曾再去实行；并没有用这点来称许冉、闵一类的人，也没有说到六二以上的爻。试着讨论这件事，颜子终身只有这一个不善罢了。这个不善刚刚在心中显现，随即就觉悟，马上排除断绝，终身不再有萌芽，所以说他“不贰过”。’ 这就是所谓‘不远复’、‘没有大的悔恨’的原因。过错尚未形成，哪里会有悔恨，所以说是‘大吉’。如今的人有了不善，过很久才知道；知道以后又难免重新去做，大概是一再犯错、一再悔恨，直到终身，难道不可悲吗？庄周称说蘧伯玉到了五十岁，才知道前四十九年的错误，这已经是走远了才回头。幸而伯玉到了六十岁又能随着时势不断变化，或许已经回归正道而不再重犯了吧？假如伯玉活不到五十岁，几乎就没有知道错误的那一天；假如伯玉到了六十岁仍不变化，那么五十岁以后十年之间都只是知道错误的日子，凭什么称作伯玉呢？所以用‘远复’来反省自己不如颜子的地方，知道年岁不会等待我，过错不能承受重复。希望这样可以学习颜子的学问。宋朝兴盛时，有一位君子叫张子厚，是关西学习颜子的人。他早年喜欢孙武、吴起，晚年还能够逃离佛、老、庄子的学说；张子厚的回归不能说不远，而他一变就达到道，勇决之处大大超过常人，这难道不是冀伯应当师法的人吗？惭愧于颜子那样察知几微，羡慕子厚那样达到道，希望自己或许能够做到。我与冀伯相见太晚，感伤人事的美好已经消散，惆怅年华时运已经逝去；我的言辞沉痛，志向艰苦。冀伯或许能有所成就，来帮助我吧？《诗经》不是说过吗：‘我的日子正在前进，月亮也正在运行。’ 春晖堂记 元统三年春三月四日，龙兴路富州敛池乡张氏子张崇高登门拜访，行再拜稽首礼后说道：‘崇高的母亲邹夫人有志节、有孝行，朝廷表彰她的家门，题为“节妇”。今年她八十岁，修建一堂，名为“春晖”，让兄弟们奉养老夫人，早晚向她祝寿。乡里的先生长者教导我说：“要报答父母无穷的恩德，只有设法使母亲的德行永垂不朽。”崇高跑了八百里，来到先生的居所，请求为此堂作记，再拜跪下。我推辞了很久，答应之后他才起身；我上前询问其中缘故。起初至元乙酉年，先父巡检河湖，因为履行职责捕盗而死。祖母熊氏六十一岁，日夜哭泣，声音不断。夫人二十六岁，崇始才六岁，崇高才三岁。夫人感伤愤懑，立即想要自尽；想到夫妻二人都抛弃老母和年幼的孩子，死了又有什么益处，于是发誓一定终身奉养。她姑且教养两个儿子，等待他们长大成人。舅父想让她改嫁，她发誓至死不从，舅父无话可说。婆婆晚年得病，她无论起卧都抱扶照料，昼夜不知疲倦。等到婆婆去世、丧期终了，宗族亲戚都称赞她说：‘即使她的儿子还在，也不过如此。’她抚养两个儿子直到今天，二人都已年过五十，宗族亲戚又称赞她说：‘即使他们的父亲还在，也不过如此。’ 母亲在变故中保持的德行非同寻常，辛劳超过无穷的母恩；如今朝廷表彰她家门的诏令已经下达，而堂宇建成却没有记文，作为人子侍奉母亲，难道不会感到遗憾吗？他又说：‘从《诗经》《尚书》以来，直到后世，史传中那些因伦常义理而著名的人，没有不等待文字记载以后才彰显的。’作为人子侍奉母亲却不求一定获得这样的记载，不是最大的遗憾吗？我被他的话感动了。河湖殉职时，母亲尚且来不及顾恤，何况妻子儿女呢？夫人如果不能想到婆母年老、孩子年幼，抛下他们离去，即使《凯风》中的七个儿子能够孝顺、能够作诗，又能把她怎么样呢，何况是这两个儿子，何况他们当时还不能说话呢？况且像河湖这样的事有多少，埋没无闻的又有多少，难道只有河湖一人吗？河湖能够有妻子终身奉养婆婆、教养儿子，又能凭借丈夫显扬，这样的妻子难道不是贤妻吗？李少卿对苏子卿说，子卿归来时，太夫人已经去世，子卿的妻子又早已听说自己改嫁了；如果真如少卿所说，即使子卿十九年后归来，他的妻子也不能等待他。河湖不幸已经五十年了，而夫人一日也没有改嫁，不贤惠的人能做到这样吗？夫人今年八十岁，耳聪目明，身体健康强健，子孙都遇到吉庆，这是上天对她的报答；但这件事仍然没有完成。即使让夫人活到一百岁，始终像今天这样，又过一百岁仍然像今天这样，这件事也仍然没有完成。一定要让夫人的子孙、孙子读到我的这篇记文，都成为孝子，这或许才可以吧？又要使夫人的曾孙的曾孙、玄孙的玄孙，登上这座堂的人世世代代都被乡里称为善人，不要使这座堂受到玷辱，这些话或许可以实现吧？这难道可以补偿了吗？乡里的先生长者啊！张公一定要厚重地稽首、再拜致谢，请求把这篇文章刻在堂上。

译吉安路修学记 皇元统一朔方以南至今五十七年，这是当今天子临朝的第五年，也是兴举贤能的第二年。庐陵的学校得以修缮完备，用来敬承世祖皇帝美好的诏命，唉，难道是偶然的原因吗？起初，延祐年间科举兴起，西北到江南求学的士人，都通过江南贡举，天下的西北地区最为优异，而江南又以庐陵最为兴盛。今天子开设奎章阁以通达聪明，亲临经筵以获得辅益启发，庐陵在这个时候能够修缮学校、培养士人，以符合并充实皇上的心意，这是天意。学校建立于宋庆历甲申年，中间经过宣和乙巳年，迁到东乡；淳熙戊申年重新修建，才正式面向南方。如今的藏书楼建于宝庆丁亥年，是前后两位赵侯所建，其旧址就是欧阳公《学记》中所说的藏书处。如今的振文堂和其上的尊经阁，以及旁边的两庑，是咸淳乙丑年魏侯峙所建，其旧址就是欧阳公所说的堂、筵、斋、讲之处。如今大成殿重建于皇元元贞乙未年，是我亲眼看见的；到这时，欧阳公所说的庄严整齐、雄伟宏大、光彩显耀，已经都不存在了。我在泰定甲子年充任乡校教员，回头看殿柱，已经一次更换、两次更换了，何况振文堂和尊经阁呢？又何况藏书楼呢？大概多次请求归还贡士庄的收入来供给修缮，却没有得到答复，只能修缮一次殿宇和廊庑，稍微修补藏书楼而已，实在太没有能力办成大事了。如今教授汴地人王诚于至顺元年庚午开始到任，正值灾荒饥年之后。他仰望振文堂，喜爱它规制的雄伟深厚；登上尊经阁、藏书楼，又喜爱它气象的广大深远，想到现在不修缮，后来将更加破败，不能让破败之物累及后人，便说：‘请监郡用贡士庄的余钱来修缮。’监郡托果齐赞成这个建议，说：‘这是世祖皇帝的命令，怎么敢不敬承？’工程从至顺二年冬开始，到三年春结束，共使用中统钞一万七千五百缗有余；其中贡士出十分之一，瞻士出十分之一，教授及所有在学者出十分之三；各种材料中，木材、瓦、砖更换旧物的部分占三分之一；使用人工三千二百四十四工。由此，振文堂、尊经阁、藏书楼恢复旧有规模，又像重新改建了一样；其他如宾客之位、游息之亭，也稍加创置，以保存庆历年间的旧制。士人们共同说道：‘从前的学校创建于宋庆历、开天章阁之日；今天的学校修缮于天子开奎章阁之后，天上的云汉光辉照耀，这一点不可欺罔。’虽说如此，从前来这里求学的常有三百多人，其中真正懂得并实践、能够使自己达到不朽境界的人，他们的姓名与天地同存、志向与日月争光，已经可以看见了。如今难道还会有庸碌之人因有辱乡校、辜负科举而感到羞惭吗？我私下恭敬地想到，先王的政事中，没有同封建、井田、肉刑一起废除的，只有学校和贡举；但名义存在而实际亡失，也没有哪一项像学校、贡举这样严重，这是我们这一类人的过错。从前有北方学者著书说，五经的道理到了宋代儒者手中才中兴，这话伟大啊！如今天下又知道尊崇朱氏之学，五经四书如同太阳运行在天空，这是学校、贡举复古的一个重大契机。士人如果没有亲身实行、从五经四书中获得心得，却在学校、贡举中只求保有名义而失去实际，那么只有我们庐陵在圣明时代受到际遇的诸位君子，敬仰并践行先哲的德行，才会重新看见德行明达、才智秀异而可以成为公卿的士人，重新看见礼让兴起、风俗淳厚的日子；这样以后，才是列圣深厚仁德恩泽所造成的结果，也是贤能师帅期待后来之人的心意。三善堂记 赣石城人胡廉登门拜访，拿临川翰林学士吴公为他母亲徐氏所作的墓碣给我看。我读着读着放下书卷叹息，胡廉请我说几句话。我推辞说不敢与临川公抗衡，但又不能拒绝，于是取墓碣中所称胡氏一家三种善行的话，把他的堂命名为‘三善’，并为之作记。胡廉九岁时父亲去世，正值乡里大盗猖獗，徐氏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流离奔走了好几年，多次几乎不能幸免。战乱平定后刚刚回来，他们没有死于饥寒已经是幸运。胡廉每天在市中卖卜，和弟弟轮流编制斗笠、草鞋。徐氏夜里纺绩，督促胡廉读书。等胡廉稍稍长大，便做童子师，以代替自己背米。徐氏被儿子奉养了数年。最初躲避盗寇时，胡廉的父亲遇到熟人，熟人告诉他某处水泽可以躲避。到达那里后，徐氏独自怀疑不可靠，便又迁往别处。当天夜里盗寇果然到来；那片水泽又曾经全族全家一起迁徙，徐氏催促赶路非常迅速，傍晚抵达县城，全族得以逃脱。那些没有及时赶到县城、相差约二里的人，全都被杀尽。战乱以后，他们不知道曾祖父母、祖父母的墓地，徐氏带着胡廉披荆斩棘前去寻找，终于找到了，于是按照原样改葬祖父。女儿嫁给廖氏半年，廖家便被盗寇掳掠。廖氏的兄长想强迫她改嫁，她以死发誓，未脱丧服便独居守节十七年，直到廖氏丈夫去世。以胡氏的贫困，是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但他的母亲甘愿安于贫困、善于处置，这是在患难中所经受的第一重困难；他的子女、弟妹正当盛年，却能守住心志和节操，这是第二重困难；胡廉五十岁仍然哀悼仰慕母亲而不衰，这是第三重困难。临川公所说的一家三善，真是深厚地敦睦伦理，是教化人心的名言。我认为胡氏母女在流离之际，如果不幸遇到盗寇，她们的志节一定有远超常人的地方；值得记载的，恐怕不止这些。过去聂政因为他的姊妹而得以显名，胡廉又能寻求文字来流传母亲和姊妹的事迹，使她们都不至于湮没。胡廉又有儿子天，这是上天报答施予的地方，或许就在这里吧？

译重修庆洲书院记 资水在《禹贡》所说的荆州，是九江之一。宝庆在春秋战国时属于楚，秦、汉、吴、晋时有时属长沙，有时属昭陵，有时属邵阳。资水发源于宝庆新化，向东流入益阳，益阳是属于潭州的县。水中有一片洲，叫庆洲。皇元初年，升县为州。大德辛丑年，乡人刘履祥奉父亲之命创建庆洲书院，捐出田地三百六十多亩。中书省批准设置书院，任命刘履祥为山长，历经四十年。到了后至元庚辰年，刘履祥以通道县尹身份死于任上。他的儿子寿翁能够继承先人的志愿，用私钱一万缗重新修建殿堂、门、廊。工程从四月开始，到第二年八月结束，书院焕然一新。旧日寿翁又把他与兄弟曾经增加的良田二百亩，以及收回被侵占的一顷土地，归还书院，使书院再次得到重建；山长康震也出过力量。康震说：‘自有庆洲以来，从未有过书院，后来在通道创建；自有书院以来，经历了几任山长，后来由寿翁再次重建。新学校建成而新田增加，大概是因为新添的田地归还了书院，被侵占的田地也收回了。既然有这样的相助之道，我康震有什么力量呢？天下四大书院中，湖湘占有其一；又有应时而出的贤人，父子相继，把学习圣贤作为家学。’ 学者们凭借这件事相继承续，这就是庆洲书院得以建立的原因。向上追论水木本源，谁会忘记它呢？康震大概是知道根本的人吧？我又听说天下的学校记文中，只有欧阳公以‘道德明秀，可以成为公卿’来期望吉水的士人李防伯，用‘臣子死于忠、儿子死于孝’来劝诫后来那些以华美文辞邀求利禄显达的人。此邦二三位君子，从朱文公、张宣公极力指出科举、学校的弊病，端正人心、阐明学术；直到宋亡元兴之间，他们各自建立的事业卓绝非凡，光耀前哲，大大开启来者，写这篇记不能说没有帮助。那么今天创建庆洲书院，难道是徒然的吗？我私下恭敬地想到，科举兴起而学校将要废弃，六艺、四书流行于世如同太阳运行在天空，而士大夫却不以谈论利益为耻，士君子也不避讳嫉妒，人心风俗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是诸位君子应当认真研究、设法挽救的吗？现在正是谋划的时候。假如科举、学校没有功名富贵的念头，那么到哪里去而不把义当作利益呢？又到哪里去而不心胸宽舒、宽容待人呢？这正是亲身实行、内心有所得的验证，也是改善世道、培养百姓德性的办法。诸位君子努力吧，我每天都在盼望着。瑞芝堂记 河南参政张讷翁因为张夫人服丧而弃官不仕。至元戊寅年，在家乡兴办义学。那年秋天，屋梁之间生出五株灵芝，于是修建瑞芝堂，远道请我作记。我听说后高兴地说：‘这是多么美好的孝友祥瑞！这正是唐代曲江公居母丧时出现的吉兆。’按说五色灵芝生于五岳，能增益五脏，长期服食可以使身体轻盈、延年益寿，使人具有智慧、明察、仁厚、宽恕、忠诚、明智、刚强、勇敢等品德。各种灵芝的颜色，有如珊瑚、切开的脂肪、润泽的漆、翠鸟羽毛和紫金；紫芝又是万年茯苓，夜间有奇异光彩，佩带它可以避开兵灾。因此，在天上是景星、庆云，在地上是醴泉、甘露，在田野是嘉禾，在飞禽走兽中是麒麟、凤凰，都是同一类祥瑞。曾经说过，生于五岳的灵芝，是天地中和之气凝聚的结果；生于一家之中的祥瑞，是人伦孝友感应的结果。圣朝使天下遵守共同的伦理，也允许各地保持不同的风俗，贯通五方；败坏伦理的加以诛罚，违背风俗的加以禁止，使不同原则并行而互不相悖。张侯家族出自西夏，家居保定，名声扬于中外，历任台省官职；他发扬至真本性，实行至极的孝道，具有敦厚人伦的道义和移风易俗的志向。于是义学在他家中兴起，灵芝在屋梁上生长，于是没有人非难、鬼神责罚，反而得到上天保佑、神灵扶助。假如张侯不能弃官，就无法实行自己的志向；不能实行志向，就不能兴办学校。孟子说：‘学校，夏、商、周三代都是共同设置的，都是用来明白人伦的。’哪里有孝友废弃而学校还能兴办，学校不能兴办而祥瑞还能到来的道理呢？张侯可以说是超出同类的人。苏文忠曾说：‘上面如果以孝道取士，那么勇敢的人会割下大腿肉，怯懦的人会为父母结庐守墓。’这话极其世俗，没有看到世道败坏的弊端，是深恶那些伪装孝行来求取名声的人。像张侯这样出于至诚恻隐，从内心生发孝行，并使祥瑞由此产生，教化百姓、形成风俗，不也是好事吗？这是豪杰之士，也是天下国家的福分。我听说延祐年间科举兴起时，国学殿柱之间生出九茎灵芝；灵芝不会轻易因时而出现。如今科举宾兴贤能，以兴孝、兴悌为先，这正是祥瑞回应的征兆。传记说：‘孝和悌是仁德的根本。’ 又说：‘一家实行仁德，一国便兴起仁德；国学和庶学都是学习仁德的地方。一家实行仁德，一国便都仁德，都是仁德。’灵芝有什么可奇怪的吗？我将上奏朝廷，把它作为天下国家共同庆贺的祥瑞；下则作为保定地方值得庆贺的事，所以乐意为此作记。四月。

译吉水州修学记 吉水乡校自至元年间起，县令、县丞多是东鲁儒生，凡是能够使庙学增添美观的地方，没有不竭尽力量去做的。到改为州以后，东平曹侯珣首先修筑堤岸，铺砌平坦道路，建造新亭，栽植美好的树木，从宫墙外一直通达到里面，竭尽力量办理。济南程侯恭开始把亭子迁到学校外面，凡是曹侯没有来得及做的，又全部补办。众人都说以后几乎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至治三年冬，广平人马侯称德以选任为州官，刚到任，回头看庙学，感慨地说：‘修缮完备应当放在首位，供给廪膳应当优先办理，但这些都还不是教化。’他认为七十弟子尚未能让人看见他们的容貌，于是先认真绘制十哲以上诸弟子的肖像，凡是衣冠服饰都必须清楚；其次修整东西两序，将以此仿佛求得圣门的气象。他又认为大成乐中没有磬，于是先按照礼乐制度增加十六枚磬，凡是器物服饰都必须齐备；其次确定弟子员，将以此近似求得圣门的道德声容。然后再兴办有利之事、革除有害之事，安排先后次序；守宰过去留下的遗憾，他都将不遗余力地补救。唉，事情是多么难以成就啊！这时延祐科举兴起已经十二年了，吉水的士人参加乡贡、被选拔到礼部的，通常总是别的州县的两倍。这是多么兴盛啊！大家都说这是兴办学校的力量。有人说：‘科举名次不是不兴盛，但士人的志向没有树立，士人的气概也没有充足，这是为什么呢？’便回答说：‘这是科举之学，不是古代的学问；这是科举之文，不是古代的文章。’有人又说：‘如今的学者不是五经四书就不讲，如今的科举也不是过去的科举了。’大家都把这些话拿去询问郡文学刘岳申，他回答众人说：‘只有我们庐陵，起初先正的学问最美好之处叫作忠节。忠节的盛名，自欧阳公以下，已经闻名天下了。比如丞相文公，他的志气同日月争光，与天地同存；他和五位公卿都由科举出身，都没有愧对圣贤。由此看来，科举本来确实不可缺少。然而如今的士人，必须有经过三年学习而不以俸禄为目的的人，必须有修养自己的天爵而人爵随之而来的人，然后才可以读五经四书。这样就将看见道德明达、才智秀异、可以成为公卿的士人从其中产生。如此，士人的志向难道还会有不能树立的吗？士人的气概难道还会有不能充实的吗？这是先哲的期望，也是乡校的愿望。否则，把土木塑像当作尸祝，把玉帛钟鼓当作礼乐，把追求笔墨和利禄显达当作文学，就完全不是马侯殷切期待的深意，也哪里是圣明时代兴办学校、崇尚文教的初衷呢？’ 和乐堂记 和乐堂，是已故司丞邓君以修建造的。邓君没能亲自侍奉他的父亲，却孝敬奉养老母何夫人，友爱弟弟；这样自立门户二十三年后，何夫人去世了。何夫人去世后，他仍然承继她恭敬俭朴、友爱弟弟的品德，用来使家业兴旺，又过了十五年，邓君也去世了。当时家境富裕、生活安宁的局面，都是和乐之道带来的。给堂取这个名字，是为了彰明他的志向，也是为了训诫后人。当何夫人还健在时，邓家本来已经很富裕了，可邓君每天仍带领弟弟奉养老母，和和乐乐，心中只知道有母亲，甚至不再想到妻子儿女。后来家境更加富裕，而母亲却再也不能见到了；邓君仍像在母亲面前一样更加怡然愉悦，心中只知道有兄弟，又哪里还会想到财物呢？从当时的情形看，邓君经营财产并没有显出勤勉不懈，也没有显出有什么其他技巧。有人因此认为他迂腐疏阔。三十年间，财产日益丰厚，家业日益兴盛，那些勤勉逐利的人为之惭愧，自以为有别的经营技巧的人也为之羞愧。到现在邓君弃世离开这座堂，已经十八年了。他的嗣子又懂得修缮这座堂并居住其中，准备迎接他的兄长来继承父亲的志向，述说父亲的事迹，请范君德机大书“和乐堂”三字悬挂在堂额上，又请我写文章记在墙壁上。我路过此地，得以登上这座堂。堂上新做了连床。嗣子愿对我说：“将要和伯兄在这里听雨。”他指着东边说：“这是先父休息的地方。”伯兄来了就在那里休息。他又指着西边说：“这是先父让季父居住的地方。”于是嗣子住在那里。他又说：“先父在这里时，法书名画各自按次序陈列，花草佳卉各自按类别安排。一室之中，一年之内，四时的气息各得其平衡。这是多么快乐啊！我们兄弟大概也能享有这样的快乐吗？”我告诉他说：“兄弟没有缘故而和睦相处，就是快乐。如果彼此不和，即使喜爱财物、偏爱妻子儿女，也不会快乐。所以自从世人趋逐利益以来，父亲有不如农具重要的，母亲有轻于箕帚的，何况兄弟呢？何况财物呢？这样的人，即使俸禄有万钟、财富积累到千金，难道会有一天快乐吗？你们兄弟应当常以你们先君子为榜样，永远和乐如同一日；即使衰败了也会兴盛，即使贫穷了也可以致富。邓氏的富裕，本来还没有尽头。只是必须努力实行而不倦怠，这些话才确实可以成为必然的结果。《诗经》不是说过吗：‘凡是如今的人，没有比兄弟更亲的吗？’”},{

译赣州路儒学重修大成殿记 赣学创建于宋庆历年间，治平初年改建；绍兴壬申年毁于战火，甲戌年再次建成。起初以壮丽雄伟甲于江右。大成殿原在学校西面，绍定辛卯年重修。宋朝灭亡、元朝兴起后，学校毁于战乱，只有大成殿勉强保存下来。元贞丙申年，左丞董公以分省官员身份来到这里，才把大成殿迁到东面，在西面兴建学校。到这时，大殿因朽坏蛀蚀而无法支撑，郡中长官和副职奉两位御史之命修缮它，首先把栋、楹、梁、桷中腐朽弯曲的全部更换。凡是屋盖、砖砌和丹漆彩绘，都按照原样修整；又建库房储藏礼器、乐器，新建房屋作为学官办公处，并修建学校粮仓。工程始于至顺辛未年冬季第二个月，终于壬申年夏季第五个月，共用人工三千多工，木材、瓦片、砖块二十万二千有余，中统钞二万六千二百缗有余。赣学奉江西分司之命来请我写记，我推辞了；推辞之后，他们请求得更加恳切。孔夫子的教化，从被围城中弦歌不绝，到经过鲁国时受到用太牢祭祀的礼遇，体现的是一时不变的本心，也成为万世的美好典范。后来并非没有战乱纷扰、盗贼蜂起，仿佛风雨昏暗，但不曾终日，随即大明照耀长空，群邪全都消失。百姓从来没有在这件事上不信服的。追论它的起初，有天地便有君师，还没有学校时便已有孝敬。这种井然有序而存在于天道之中、又始终隐约存在于人心之中的道理，上百代以前和上百代以后，仍如同同一天。因此，从汉代历经八代而到唐开元，从唐开元而到宋庆历，从庆历而到绍兴，终于延续到皇元。上天涵养、大地培育，科举和学校在开天辟地以来前所未有的地方得以施行，何况这里还是大禹治水所划定、秦汉郡县所属的地域呢？这个地方山有崆峒，水有章贡，民俗质朴刚直而崇尚意气。先民中以忠节义气著称的人，郡志中往往都有记载。假如今天从事教化的人，能够像后夔主持音乐教化那样刚正而不暴虐，像皋陶的九种德行那样坚强而合乎正义，像《洪范》所说的三种德行那样既柔顺又能制胜、既刚强又能制胜；又像洙泗之间孔门弟子那样，有的好勇，有的好学，那么他们受到变化陶成之后，哪一个不是圣人的门徒、治理天下的良臣呢？六经四书为万世垂示法则，众多贤士济济一堂，侍奉上天，奔驰于宗庙，大都将来承担治理百姓、奉祀社稷的责任，留下乡邦无穷的声名。如今在其中勤勉求学的人，难道会稍有愧于内心吗？思亲堂记 我已经为故友彭和卿的墓作了铭文，他的乡邻中有人向我说起彭家儿子孝敬友爱的事。我说：“孝友是平常的事，《春秋》对平常的事尚且不记载。”后来我见到和他儿子同学的人，那人的话说得很详细。又后来我见到同和卿有姻亲关系的人，他说得更加详细。某人大略说：“和卿娶徐氏为妻，有五个儿子，其中三个是徐氏所生。这三个儿子已经很孝顺了，另外两个年幼的儿子也孝敬自己的母亲，没有超过或不及的地方。”我作为他的邻居、姻亲和朋友，都是亲眼见他们长大成人的，所以即使说那两个年幼的儿子也是徐氏所生，也完全可以。多么快乐啊！和卿在内室中享有家庭和睦的欢乐，没有妻妾左右之间猜忌嫌隙的逼迫，这是多么深厚的福分啊！到现在，和卿墓上的宿草已经长了两遍。众位儿子以“思亲”命名他们的堂屋，请我写记。我推辞说：“你们思念父亲，为什么还要记述呢？”他们便说：“过去父亲在世时，因为不能常常等到先生经过我们家门而感到遗憾，因为不能把先生迎请到家中、早晚侍奉先生而深为遗憾。倘若有幸得到先生的文字来为这座堂增光，使我们这些孤儿登堂时仿佛听到了父亲的声音，那么如今就能听到他清晰的声音；仿佛看到了父亲的容貌，那么如今就能见到他欣喜的神情。这岂只是安慰我们的思亲之情，也将使我们的父亲不再有平生的遗憾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丈〕 这篇记因此不能没有。我听了他们的话，才知道先前他们的乡邻、朋友和亲戚向我说这些事，并不是私下相互亲善，也不是彼此用浅薄的言辞讨好。既然他们能够如此侍奉死者，哪里会有不能侍奉生者的道理呢？不过，这还不够。传中说：“君子应当想到终身不使自己的子女受到耻辱，就如同想到不使自己的父母受到耻辱一样。将要做一件事时，一定要审慎思考，使宗族、姻亲、朋友和乡党都说：‘和卿有这样的儿子，难道不是荣耀吗？’荣耀如果如此，耻辱也同样如此。”这就是孝亲的思念，因此写下这篇记。吴文正公附记说：提学刘高甫为同乡和卿的儿子作《思亲堂记》，说彭氏五个儿子中有三个嫡出、两个庶出；三个嫡出儿子友爱弟弟，和同母所生没有差别；两个庶出儿子孝敬他们的母亲，也和亲生母亲没有差别。我曾听礼家说：只知道有母亲而不知道有父亲，是飞禽走兽一类的情形。人却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万物不会思考，人能够思考，所以如此。他们同样都是父亲遗留下来的骨肉，难道会因为出身不同就减薄对他们的爱吗？尊重父亲的配偶，难道会因为不是亲生母亲就减弱敬意吗？父亲是子女的上天，所以敬父亲的配偶应当和敬父亲相同，爱父亲的配偶也应当和爱亲生母亲相同。这一切难道不都是由于人心能够思考才这样的吗？推究这种思念，所思考的还不止这些。要想到自己的身体从哪里开始，唯恐有所损伤，唯恐有所耻辱，迈一步不敢忘记，开口说一句话也不敢忘记，仿佛面临深渊、脚踩薄冰，以保全自己的生命。直到手脚张开、生命终了之后，才知道自己免除了这些忧惧。做善事而想到给父母带来荣耀，就一定去做；做不善之事而想到给父母带来羞耻，就一定不去做。将要祭祀之前，要想到父母居住的地方，想到他们的笑语，想到他们的志向心意；正因为这样思念，所以祭祀那天就如同看见了被祭祀的人。因春风到来，想到父母曾经在春天到来，便感到警惕和悲惕；因秋气清肃，想到父母曾经在秋天生育自己，便感到凄凉悲怆。思念父母，大概就是这样。至于后山陈氏所作的《思亭记》，列举不应当思念的事情来告诫不肖子孙，不过是执着于浅近的意义罢了。高甫因为我的话，才能补助、发挥他所作的记，所以请我写下来留给彭氏的儿子。于是依照高甫的请求写下此文，不再推辞。临川吴澄附记于《思亲堂记》之后。

译西蜀石室书院记 秘书大监某人在蜀地祠庙中修建石室书院，汉文翁之事由江西提学范君汇报，请我在庐陵写记。这座祠称为秘书祠，记述古人长大于蜀中，蒙受皇恩入朝侍奉三朝，累次升官至大监，告老还乡。他既用私人财产建造书院，又购买古今书籍，置备礼器乐器，装载着一同归来，寄托不朽之业。范君来请我相助，我听后认为这是好事，说：“贤德啊，秘书！古人不被君臣恩义所束缚，不被妻子儿女的计虑所牵制，能够知道适可而止、知道满足的人很少。不买方便而喜欢的田宅留给子孙，反而能够把皇帝所赐的金钱每天用于宴饮，自得其乐，这样的人也很少。不把私藏的宝剑留给所喜爱的子弟，而是教他们学习一部经书，把它留给后人；这种长安的安逸生活几乎绝迹了，未曾听闻有这样的人。贤德啊，秘书！”他辞去荣耀，早早退居，不在家乡置办田宅，却在乡里建书院；不把书籍留在家中，却把书籍收藏在书院。大概是想把这些留给乡人的子孙、子子孙孙，直到无穷无尽；说他不是贤者，可以吗？说不贤而能做到这些，可以吗？贤者尚且有做不到的，所以说：贤德啊，秘书！如今又听说秘书为墨池、草堂两座书院请求赐予匾额，又为它们增加田产、房屋和书籍，这是多么宽宏而富有余力啊！只是这个蜀郡是以国家的名义开始的，《周书》说：“靠近都城的地方是近曾，不如江汉以南的区域，是王化流行之地。” 自周朝衰微以来，历经春秋、战国、秦、楚一千多年；汉朝兴起，到景帝末年，才有郡守中喜好学习、通晓《春秋》的人来担任教化的师帅，后来蜀地的文士才可以和齐、鲁相比。追论文翁教化所成就的功业，说他使蜀地如同重新开辟，谁忍心忘记他呢？谁知道汉以后历经三国、六朝、隋、唐、宋直到今天，又过了一千多年，这才有石室书院呢？大概是天运循环、地气推移，一直等待着合适的时机。汉史称，汉武帝命令天下郡国都设立学校官，这件事从文翁开始。又说文翁死在蜀地，官吏百姓为他建立祠堂，春秋祭祀从未中断。既然祠堂祭祀由来已久，又哪里是一定要等到有书院以后才显现呢？我还见过成都礼殿中圣贤图像的石刻拓本，也见过苏文忠的记录、王逸少的法帖，记载说：“礼殿是汉帝所建，文翁石室就在这里。”地方志也称学校有石室，是因为文翁与学校建造石室来奉祀他。颜师古认为祠堂在益州城内，我认为古代的石室在学校中，如今的石室在书院中，是专门祭祀文翁的祠堂。蜀地自从苏氏父子出现以后，司马相如、扬子云便不能独自享有美名了。谁知道书院建成后，不会有闻名天下的人才从这里出现呢？这将是天下国家的福气。然而如果不是范君，我又从哪里知道这些事呢？范君也真是贤德啊！所以我很乐意为此写下文章。大监字达可，范君字朝宗。《申斋集》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