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斋集卷五　　　　　　元　刘岳申　撰记

译《褒忠庙记》庐陵城西有一座古庙，名叫褒忠，这是祭祀宋代追赠徽猷阁待制、忠襄杨公的祠庙。杨公名邦，字希稷，是吉州吉水人。宋政和五年考中进士，任建康通守，城池陷落时殉死，时间是建炎三年十一月。当初女真人入侵，宰相杜充率重兵投降，户部尚书李税负责总饷也投降，守臣陈邦光献城投降，只有杨公不屈，用血在衣襟上写字，发誓一定以死报国。众人拥立他下拜，他不肯。乌珠命其酋长送信，答应恢复他原来的官职。杨公用头撞击柱石，要求立即处死自己。金人惊惧，急忙救止他。杨公回信说：‘我连死都不怕，利益难道能动摇我吗？只求赶快杀了我！’第二天，金人在李税、陈邦光的厅堂上设宴，把杨公立在堂下。杨公大骂李税、陈邦光：‘朝廷把守城的责任交给你们，贼兵到了你们不能守，又向贼人投降，还和贼人共同宴饮，你们还有什么脸面见我？’金人互相看着，脸色都变了。第二天再次见到乌珠，杨公大骂道：‘你想夺取中原吗？我将把你碎裂成万段！还想来玷污我吗？’乌珠命令赶快杀死他，杨公骂声不断，以死报国之事被上报朝廷。朝廷追赠他为直秘阁，授予他的两个儿子官职，赐田一百亩，并在他死难的地方建立祠庙。绍兴七年，高宗巡幸建康，追赠杨公为徽猷阁待制，赐谥号忠襄，授予他的两个儿子官职，又增加赐田三百亩。庐陵旧时在学宫祭祀杨公，端平甲午、金朝灭亡的那一年才开始建庙。如今祠地原本显阔敞亮，祠堂却幽深，门和廊庑严整如翼，中间是高堂，又把中堂建得更高作为塑像的殿室，由阖闾守护，以祭田供奉。宋朝灭亡后，豪强强夺巧取，仅仅保存了塑像。至顺癸酉年，真定刘侯原仁来镇守庐陵，修缮颜鲁公、欧阳文忠公的祠庙。这时天历进士刘性请求建立褒忠庙，说：‘这座庙原来是祭祀宋朝死守疆土之臣杨忠襄公的，请侯爷为他称颂。’刘侯慨然答应说：‘命令有关官员修复旧庙。’庙宇完工后，刘性请求我撰写碑记。我拖延了一段时间，推辞不得，便记述说：‘我们庐陵，自欧阳公以文章气节成为东南的倡导者，乡里听到风声而奋起的，有监丞欧阳公，他不接受使命，不肯割让两河土地给金人，死在深州城下；与他同时相继死难的，也有这位公。后来有忠简胡公，上书请求斩杀秦桧、王伦、孙近，金人悬赏千金求取他的奏书，得到后读它，君臣都失色丧气；然而他仍因触犯秦桧，被流放新州十九年。’ 后来有丞相益国周公，以忠诚、文才和高尚德行，历事三朝而老于朝廷；安抚杨公以文学节操闻名一时，实际上是忠襄公的从侄孙。宋朝灭亡后，丞相信国文公凭借光明俊伟的气节死于燕市，名声传遍天下而增光。忠节没有不及这些人的，这六七位公都从科举出身，活动范围不出庐陵、吉水之间；推论他们的学术渊源，文忠公的恩泽已经流传得很远了。忠襄公的壮烈，确实在同时代无人能抗衡，用来开启后世，难道可以埋没吗？杨公尚未中第时，曾有人拿奇珍异物来动摇他；杨公明白地照见其中的危险，端坐到天明，第二天便烧掉那些衣物冠帽，辞谢那人。他一生的大节，在这里已经确定了。我国家历代圣主登临帝位，多次诏令天下：凡是列入祀典的忠臣义士，都严肃致祭，真是盛大美好啊！所谓褒扬忠臣，正是用来劝勉忠诚，难道不是因为忠义存在于人心吗？存在于人心的忠义，本来不取决于祠庙兴废、碑记有无；但借此维系人心、厚重风俗，也并非没有帮助。从前欧阳公因为王彦章以死守节，已经把他的事迹列入史书，为他作传，又命工匠修整他的画像置于铁枪寺，并为此作记，真是拳拳在心。王彦章难道不足以凭传记流传，竟还要让人拜他的画像、认识他的面目吗？由此也就可以知道欧阳公的用意了。铁枪尚且如此，何况忠襄公呢？《双桂堂记》相州因为是▯王河亶甲居住的地方，所以把县名叫作汤阴；又是周文王推演《易》的地方。历代以来，闻名当世的士人多出自那里。我的故人防福院照磨许君献臣就住在那里。许君有四个儿子，次子有壬考中延祐乙卯科上第，历任官职，做到两淮盐转运使；小儿子有孚考中天历庚午科上第，最初任湖广儒学副提举。建造双桂堂，以此使乡里显扬父母，并勉励后来求学者，这是很盛大的举动。当初防福任临江官时，曾对我说：‘我有书数千卷，教孩子们读它们，我将终老于此。’后来我在临江分别，可用考中高科，登上显贵的仕途；前年我在武昌与可用分别，而可行第二年就跟随哥哥的脚步。防福历任内外官职，我看他不过做过幕府之职，却以廉洁能干而想要超过高官。我又听说他的长子大理君善于治家，告诫弟弟们说：‘家中的事情一点也不要来牵累我；弟弟们只管读书应举，不必忧虑家事。’幸而兄弟二人都考中，便把堂命名为双桂。我的弟弟们要以此自勉。大理的话，到这时得到了验证。堂建成而大理没有来得及看见。可用从远方请我作记。我想，这座堂固然值得记述，而许氏值得书写的事情不止这些，许氏所应当期望的也不止这些。我先记述其中重要的事情。防福七岁时父亲便去世了，他的母亲宋夫人年仅二十八岁，自己警戒发誓，绝不改嫁。防福长大后，建造防衣堂来奉养母亲，竭尽一切使母亲欢喜的事情，奉养母亲守志四十七年，后来母亲才得以寿终。防福的孙媳赵氏应当受封让为汤阴院君，进封为高阳郡君。我看见可用居父亲大理的丧，防福高夫人日夜哭泣，悲痛稍有减退。我又看见可用妻子去世，高夫人悲哭得很厉害，说：‘她对宋夫人很孝敬，曾经推让封典；又善于侍奉我，善于和妯娌相处，是贤德的妇人。’于是率领长媳以下共同服丧，长媳以下的人也都悲痛。可与、可行对着灵位哭着说：‘嫂嫂善于侍奉我们的母亲，我们凭什么阻止母亲的悲哀？’可与、可行也都悲痛。唉，许氏的孝友已经延续两代了！如今的双桂，都是凭孝友在乡里闻名的人。孝友难道只限于这一乡，考中一次、做成一任官便停止了吗？今天的双桂，本来就是过去防衣堂中积累的孝行。这样看来，这座堂也就成为世代防衣的堂了。可用在朝廷有大节操，在济世方面有大志向，光明俊伟，能够以美好的名声善始善终。可用从此不断升迁，不要辱没防福，不要辜负大理，不要停留在两淮之下，早早在天下赢得声誉；还要跟随哥哥防衣登上这座堂。这样以后，使天下做子女的都因许氏以荣耀父母而受到劝勉；又使天下做父母的都以许氏教导子弟为榜样，那么就将看到许氏的孝友施行于天下了。这难道可以同那些寻常取得青紫官服、把功名看得如拾取芥草一样容易的人相提并论吗？又难道不是大理为堂命名的最大愿望、官府在乡里的深厚期望，以及国家设置科举的良法美意吗？

译传记说：‘所以人们乐于有贤能的父兄。’ 我既然赞许许氏父兄的志向得以实现，又嘉许他们子弟的才华都已经闻名，所以乐意为他们写下这篇记。大理名有恒，字可久；至于大理路知事可与，名有仪，曾任筵检讨；他们的孝友在家族中尤其显著。《尊陆堂记》永丰人游仁翁自己把他的堂命名为尊陆，意思是尊崇象山的学说，向庐陵刘子请求作记。刘子以自己不才推辞了数年，但他不断恳切请求，于是告诉他说：‘陆氏的学说未必值得尊崇，您尊崇陆氏学说，和世间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即使是您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像我这样的人本来没有空闲去尊崇它，又哪里有空闲为它作记？’仁翁说：‘这就可以用来记述我尊崇陆氏学说了。’于是刘子再次告诉他说：‘您知道陆氏吗？自从有文字以来，谁不尊崇《易》《诗》《书》、礼乐和《春秋》？可是陆氏未曾尊崇它们。自从有圣人以来，谁不尊崇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可是陆氏未曾尊崇他们。您尊崇陆氏，并不是陆氏学说的本意。难道没有人成为陆氏的罪人吗？那么陆氏果真傲视群圣吗？’仁翁说：‘不是这样。万物都完备在我自身之中，而我自己却不知道；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而人们却不这样做，反而向尧舜本人寻求万物、寻求尧舜，更有甚者只在纸面文字上寻求。这正是陆氏深为悲哀的地方。如今您却把尊陆作为名号向人宣扬，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况且请尝试和您一起求取它：我和您各自都有值得尊崇的东西，各自尊崇自己所应尊崇的对象，尚且来不及知道并践行，哪里有空闲去尊崇陆氏呢？’ 仁翁说：‘那么应当怎么办呢？’刘子说：‘尊崇德性罢了。这是群圣之所以成为群圣的原因。群圣和我共同尊崇的东西不过就是这个，这是学问的根本源头。您如果能够像陆氏那样尊崇德性，又能够像古人那样遵循求学问、求知识的道路，那么群圣之所以成为群圣的地方就不在群圣自身，而在于我自己；我将忙于尊崇自己尚且来不及，哪里有空闲尊崇陆氏呢？’仁翁外表质朴，不事修饰；谈论古今人物、当代事务时，常常不知不觉又提到我曾经交游的一些人。他把他们看作一时的侠义之士，视为生死之交，始终不以成败来判断是非。乡里的豪强狡猾少年常常用言语攻击他，他总是竭力应对，使对方无法取胜。晚年改变操守，得到陆氏学说后尊崇信奉它；他的天资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因此我让仁翁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求取，认为他身上存在着比陆氏更值得尊崇的东西；即使把这座堂称为‘尊游堂’也可以。这才是善于尊崇陆氏，也才是真正的尊陆。《玉清观记》临江有阁皂、玉笥等山，道家称为洞天福地；但城中的老子宫观，除了天庆年间外便没有什么名声。苏文忠所说的‘虽然不是事情得失的问题，但道理上有不应当如此的地方’，有人说这正是临江接近古风的原因；又有人说，这就是玉清观所以建造的原因。我曾喜爱郡治所在清江，渝州、淦州的事务可以专断处理，送到郡里的事务大概没有多少，所以诉讼简少。它的上游是淦州，下游是樟镇，舟车都聚集在那里，而郡治位于百里之中，仿佛与外界无关，因此风俗朴实，市集少喧闹而多寂静，官府早早散值，百姓不事强横，所以到任的官吏大多没有贪暴的行为。有人说，这就是临江成为洞天福地的原因。又有人说：这是谁赐予的呢？玉清观即使想不建造，也不可能。自从我见到全阳道人赵某向城中故家借贷，买地建观，为百姓祈福禳灾，为臣子祈求美好报应，我才知道这件事已经谋划了好几年。到延祐庚申年，玉清观建成。至此，他请求我作记。我想，三代以前见于《诗》《书》的，有昊天上帝的称号，有‘皇矣惟皇’的称呼。在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延康、赤明、龙汉等纪年，也没有玉清、上清、大清等宫观，但百姓的疾苦不过是呼天，天的聪明不过是求助于百姓，君臣上下不过是敬畏天命、怜悯百姓困穷，使百姓不触犯官府；君主用五福赐给众民，然后臣子用《天保》之诗来报答君上。从日月山川，到一切高明悠久的事物，都把它们归属于上帝。即使是后世追求长生的学说，又怎么能超过这些呢？假使如今游览玉清观的人，都把‘上帝正在注视你，不要有二心’作为根本原则；上面不以偏私结党来施政，下面不以邪曲迂回作为美德；没有横暴政令所到之处，也没有横暴百姓所停止的地方，那么无论到哪里都不是玉清之境，无论到哪里都不是洞天福地了。否则，只感叹天地无穷，哀叹人生长久劳苦，这就是屈子所以要打开天门、排开天阙，而想象太微、清都境界、无为太初之世的原因。又哪里需要等方士的言说之后，才祭祀天皇、太乙、紫微、北极呢？唉！六经以前，凡是谈到侍奉上帝的道理，都出自圣贤；六经以后，这些法术都出自神仙方士。大概使天下安宁、使天下肃静的功绩，不是周公、召公独自造成的；清明安宁、宁静专一的成效，也不是盖公独自造成的；那么长生不死的法术不得不出自安期生、羡门子，也有它的道理。于是玉清观便被看作超脱尘俗、遗弃众患的地方了。我即使想不为它作记，难道可以吗？

译《许氏祠堂记》新安程约我曾对我说，他乡里的许氏子汻，已经建祠堂祭祀四代祖先，又在旁边另建祠堂祭祀汪氏父母；曾经把汻作为继嗣的人是汻，希望求我作记，于是托程约来请求。我问其中缘故，程约说：‘汪氏的母亲是姑母。姑母不幸没有儿子，又不幸汪氏的儿子没有可以选择的，起初打算立汻为后。汻的父母以异姓为由推辞，推辞不得，后来才答应。姑父姑母非常爱汻，不只是把他当作亲生儿子，曾经说：我死后如果不是你祭祀，我一定不享用祭祀之食。不幸姑父姑母相继去世，汪氏族人争夺财利，想侵占他们的财产，汻不与他们计较；幸好母亲还在，他当天便告诉母亲，回到许氏宗族。回去以后，汻不忍辜负汪氏夫妇的恩情和辛劳，最终又不能不祭祀他们。这座别祠就是为此而建，关于它的记文也不可没有。’于是许氏父兄以范文正公为朱氏另立祠祀的礼例作为证据，新安各位士友又提出礼制起于人情的说法来为此辨析。他们的说法已经很详尽了，本来无需我再说什么。但他们按照礼义请求不止，我便告诉他们：‘孔子在矍相之圃举行射礼，让子路出去迎接射者，说：败军之将、亡国的大夫、以及作为别人后嗣的人，不得入内；其余的人都可以进来。’解释的人说：‘与，和“奇”同义，是指有意作为继嗣。’ 作为后嗣的只能有一个人；已经有了继嗣者却还前去争取成为继嗣，就是贪图财产。汻是奉父亲的命令做姑母的后嗣，当时汪氏原本还没有其他人作为后嗣；这叫作成为别人的后嗣，不是与别人争做后嗣，因此不是贪图财产。汻因为汪氏已经有了别人作为后嗣，便离开那里，返回许氏宗族，也不是贪图财产。汻因为不忍心汪氏姑父姑母无人祭祀，便在许氏祠堂旁另建祠堂祭祀他们，这是行义。对于财产不贪，对于义理则去实行；这不是违背、不贪、谦让和忠诚，又怎么能做到贤德呢？这是值得记述的。至于大恩归于一脉，而礼制由义理产生，这才是合乎人情，并不是分成两个宗族本源。汻字元思，许氏、汪氏两族世代都做官。《三节六桂堂记》三节六桂堂，是前广西元帅偰文质在豫章私人宅第中给堂取的名字。为什么叫‘三节’呢？尚书夫妇和父子都忠贞孝顺，三种德行都具备，应该这样命名。为什么叫‘六桂’呢？自延祐科举兴起以来，从乙卯到庚午，共有六科，偰氏五个儿子和一个侄子接连继承前人的脚步，联袂登第，这也很适合用来命名。这是天下同类伦理关系中很少听闻的事，也是一个家族积善所独自获得的景象。当初至元年间，国家出兵南交，尚书以东广榷盐都运督运军饷，到了惠州博罗清湾市，遇到一群盗贼持兵器劫持他，强迫他做首领，他当即大骂盗贼，至死不屈。死后还有人看见他骑着骓马奋力作战，还有人听到空中传来金鼓之声，最终大败盗贼。事情上报后，谥号忠愍。夫人韩氏正值盛年便守节，发誓一定教导儿子显扬父亲，为报答先夫。防福患病时，元帅才十岁，听说古代有割股肉治好父母疾病的人，便出于至性，听到就立即实行。夫人的病稍有好转，享年七十二岁。唉！忠愍活着时能够舍弃躯体，死后仍然讨伐盗贼，这一念忠烈，上达于天。上天用贞节妇人报答他还不够，又用孝子报答他，仍然不够，于是又用闻名的孙辈报答他，使他们逢当时科举兴盛之际，能够登上右榜，考取上第，进入显贵的仕途。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大德年间，元帅在江西任理问，迎入奉养太夫人；太夫人甘美酥脆的食物都拿出来，领着诸子到外傅那里读书，琅琅的读书声在东湖之上昼夜不断。我当时任豫章副教，曾跟在众宾之后，亲眼看见元帅奉养母亲、教导儿子，当时哪里知道后来会有科举兴起呢？大约十年之后贡举才开始实行，贡举一实行，偰氏一家兄弟便如拾取芥草般容易地取得功名，这真是天意啊。我只想到古代因战事而死者的遗孤，流转失所的很多；越国有纳官之令，汉代有羽林之制，后来卓然成名的有几人呢？偰氏受到上天保佑，超过常人很远，实在是因为他们积德深厚，所以得到的福报也特别多。君子说：忠愍的忠贞、韩夫人的贞节、元帅的孝行，都没有违背自己的志向，因此为上天所知。所谓修养德行而人的爵位随之而来，和等到科举兴盛以后才读书教子的情形，完全不同。这样看来，六位桂氏子弟能够自行登上青云，正如古代进士成为国家名臣。或许上天将要昌盛偰氏，使他们扶助世间教化，这恐怕还没有尽头。元帅有鹰扬虎变的气概，常向当世许诺要有所作为；在浙江一带有汲长孺的风范，在广西有马伏波的志向，这是当世和百姓的幸运。我既然乐于讲述这件事，用来激励天下，进一步劝人尽忠尽孝，又为此作记，使后来登临此堂的人以及世世代代的子孙永远不要忘记当初的情形。

译《王员外在东粤审理囚案记》世祖皇帝因为不喜欢杀人，以统一天下、不忘远方、广泛覆盖海隅百姓为意旨，所以议罪定刑、缓死的原则，常常重于不留滞狱而等待盗贼小人的法律，有时比议亲、议贵还仁厚。凡百姓中有不幸触犯死刑之法的，各路由推官审讯，各道由司宪复审，到了两三次；临刑时还要再次复审，这是多么仁厚啊！岭海距离京师遥远，愚民轻易触犯重刑，本来也是情势使然；但近年来奸民图谋不轨，使许多平民因牵连误陷而死的，又哪里有个限数呢？这也是形势所造成的。此前已有防范规定，确定每三年由五府官员出巡，分别到各道审理囚案。至元戊寅年秋七月，大宗正府员外郎王道一奉选来到东粤，判定死罪的案件五十四件，轻罪羁押的案件三件，共有囚犯一百八十三人，等待五府裁决。估计其中真正有冤情的也没有多少。员外到达后，五府官员列坐，百余名狱卒拥着囚犯来到庭前。员外认为，责任在于审录；如果执行中有冤屈，审录者就有罪。如今五府全都聚集，囚犯料定必死，再加上呵斥威吓之后，魂飞魄散，哪里敢申诉冤情？必然会有人含冤而死，罪责应当由谁承担？于是先命令推官全部撤去狱卒，只留一两个仆人扶囚犯到前面，并禁止呵斥威吓；囚犯各自得以吐露实情，有的供词与原案不同，而同僚却动辄命令加刑拷问。员外制止说：“现在应当审录，不应当施用酷刑。命令有关官员让囚犯退下，命令推官务必查明实情，不得随意施行杖打拷掠。有些案件与供词不相符合的，员外又命令详细审议。同僚想要依据已经形成的案卷判处死刑，员外当面命令推官说：‘朝廷从内地派遣五府官员，从外地派遣甲书台、宪司官员，合为七府，事情不是小事。案件与供词不合，就不能定案判决。’推官也以案件已经定成来请求。员外对他们说：‘我将恭敬地主持审录，按法律应当详细审议。如果违背制度，依据已成的案卷定罪，那么诸位自行决定，我不敢署名。’因此被判死刑的囚犯没有一个含冤。如循州有三人因被认为跟随强盗劫狱、抢财、杀人而获罪，主犯尚未捕得，三人因不是主犯，便以跟随父亲、叔父而被胁迫从犯来议减死刑。南海有盗窃后拒捕、杀伤主人而按强盗论罪的案件，新防有巡检杀死拒捕之人而按故意杀人论罪的案件，便议论说：‘盗窃者拒捕伤人，盗窃不能因此算作强盗；百姓抗拒官府而被官员杀死，官员不能因此算作故意杀人。’清远有因儿子盗牛杀人而被牵连治罪的，说：‘难道可以因为儿子而杀死父亲吗？’新防有跟随父亲争田杀人，父亲已死而儿子被拘押的，说：‘难道可以因为父亲而把儿子也关押治罪吗？’ 有人白天抢掠百姓财物，接着杀死庶弟以拒绝别人追捕，对此议定应当迁徙，不应当论死。有妇人主谋劫杀而本人没有实际参与的，便说：‘妇人与男子不同，不应当按首犯论罪。’东莞有杀死两人又贿赂捕盗官的人，把这两人列入叛逆党徒，于是查明这两人并不是盗贼，正是要判定行贿者故意杀人。总共判决遣送二十九人，释放六人，议论后上报朝廷的有五十九人，催促整理成案的有八十八人。只有一名淫妇与杀死她丈夫的人被处死，众人都说：‘杀掉她是应当的。’又说：‘这足以清除岭海的瘴气，革除淫荡的风气了。’君子说：‘员外真仁厚啊！他不同于那种杀死三个人便可以回报复命的人，也不同于那种发出一支箭便可以不耽误君王事情的人。’说员外仁厚，是因为他先慎重审录，重视不违背制度；后来平反冤案，又重视不可错失刑罚。他有从容宽厚的政绩，却不求近来的名声；没有显赫炫目的功劳，却有隐而不显的德行，这是谨慎到了极点。员外大概近于仁人了吧！自世祖皇帝拥有天下以来，他的仁心仁闻，难道不是懂得敬慎承受皇帝旨意的人吗？我从前送您入广，以欧阳崇公‘求其生’一句话作为赠言；如今送您回朝，欣喜您能为囚犯求生，并且能够使他们获得生路，所以乐于讲述这件事，写成《王员外道一东粤虑囚记》。《兰雪斋记》庐陵人萧孚有，是乡帅的孙子、御史的儿子；正值国家重视以文学取士的时候，他在书斋中读书，远离尘世之外。他有如蝉蜕般摆脱富贵、彻底超脱于声名利禄、离开世俗而卓然独立于幽静孤高之境的志趣。然而他时常取高人和世外之士尚未消失的事迹数件，寄托自己的心意。其中他闲居诵读李太白、鲁仲连的诗，有一句说：‘独立天地之间，清风洒落兰花与白雪。’他心中欣然仰慕，便取这两句为读书处命名，称为兰雪斋。我的朋友范君德机为他书写‘兰雪斋’三个大篆字，笔意高古。孚有请求我写文章作记。我想，鲁仲连的高尚风操和刚劲节义，自太史公以后，只有太白可以称为真正知己。太白诗中仰慕仲连为人的很多，唯独这两句如同为仲连画像，使人在数千年之后仿佛看见仲连，这不是可以用寻常的言语文字来寻求的。何不一起谈谈仲连呢？仲连是齐国人。当时天下的形势掌握在齐国，崤山以东的国家中能够制约秦国的，没有比得上齐国的。秦国谋取天下，之所以采取远交而不敢对其用兵的，正是齐国，所以齐国最后才灭亡。从前孟子曾想任用仲连，却没有成功。仲连，是有孟子志向的人。苏秦、张仪的才干足以认识天下大势，却都沉没在利欲之中。想来苏秦、张仪二人在当时，追逐腥臭、依附炎势，就像蛆虫苍蝇处在粪秽之中，终身沉溺其中而不能悔悟。仲连不肯尊秦为帝，仅这一念就足以盖过天下、吞并秦国。假使他接受平原君的封爵和千金，那与苏秦、张仪有什么不同？后来他给燕国将领写信，只是因为世代作为齐人的情谊，不忍心看到父母之国受强敌侮辱，替齐国夺取燕国、收复齐国旧地；而田单不了解他的心意，也想用区区名爵来羁縻他，这同平原君有什么不同？仲连看待六国之人，认为他们都甘心老死在奴隶之中；六国的人才，也都甘心在屈辱和腐臭中死去。这正是仲连所作所为中横绝高举、绝不忍回头顾惜的地方。这样的心志，只有太史公推求而看见，只有李太白向往而仰慕。凭一句话就使秦军退却，杀死燕将；假如仲连得以实现志愿，即使秦国有席卷、囊括、包举、并吞天下的势力，也将无从施展，并且能使赵胜、田单终身不能再见到他的面容。这就像幽兰生长在空谷之中，大风飞雪洒然经过，它自知自己是山中的人，有人直到老去也见不到它，何况那些防玩之物呢？何况市井之人呢？这就是仲连高尚而超俗的风节，也是太白跨越千年与他神交的原因。所以我取用太白诗中的意思，把它尽情说出，即使有善于称颂兰雪的人，也没有超过这些话的。古人创作诗歌，是用来表现自己的志向。孚有在诗中唯独选取这两句，他的志向便可以知道了。

译《延真宫铁柱殿记》豫章的铁柱延真宫，祭祀晋代许旌阳，已经有很多年了。道家认为铁柱是许旌阳所铸，用来镇压妖孽。入宋以后，祥符年间改为景德观，政和年间改称延真宫，嘉定年间加上‘铁柱’二字。中间经历建炎年间的兵火，至景定庚申年，像建炎年间本朝大德癸卯年的火灾一样，剩下的只有道士徐希真的居所。过了四年，到丁未年，宫观建成。泰定丙寅年又遭火灾，宫观便陆续修葺。宫观左边有一座高耸的殿宇，殿下铁柱从井中露出数尺，与江水相通，江水涨落时它也随高低时隐时现。豫章四面环水，唯独至今没有水灾，大家都说这是铁柱的力量。郡中有玉隆宫，本是许旌阳的故宅；道家记载许旌阳的事迹，说他本来是凭借忠孝积累功德，以正直驱除妖怪。铁柱出自许旌阳，按道理必定不是虚妄的。我曾说，自从天地开辟以来便有怀襄洪水之灾，这是后世所没有亲眼见过的。假如不是孔子删定典籍，那么神禹治水的功绩还将令人怀疑。刘子说：‘禹的功业美好啊，光明的德行流传深远。若没有禹，我们恐怕都成鱼了吧？我能够穿戴礼服礼冠，端正衣冠来治理百姓、面对诸侯，这是禹的力量。’当时赵孟号称贤者，却还被这番话迷惑。如今人们知道有禹治水的功绩，只是因为孔壁中发现的古书还保存着罢了。孟子谈三位圣人的功绩，把驱逐蛇龙列在首位，这仍然符合《尚书》的意思。假如这番话不是孟子说的，众人恐怕早就喧然非难了。自汉代以来，正史记载黄河决口的灾患，不知有多少次；每次读到《瓠子之歌》，我都为此悲伤。黄河刚决口时，天子亲自来到决口处，沉下马匹和玉璧；群臣和随从官员以下都背柴投入决口，荒乱已经到了极点。难道只是因为后人不敢知道禹的远大功绩，假如遇到许旌阳，又何必担心黄河决口难以堵塞，以至于被方士欺骗、成为后世笑柄呢？传记记载锁支祁的事情，世人因认为不合常理而感到奇怪。铁柱与支祁的事情很相似：那件事是从传闻中得到的，这根柱子却是亲眼所见的实证。既然把锁支祁认为不合常理，那么驱逐蛇龙难道反而不近情理吗？苏子瞻说：‘今人再也看不到古代的事情，反而用自己所见的来怀疑古人；看见古人不可企及，今天的人就更加可悲了。’《祭法》说：‘圣王制定祭祀制度，能够抵御大灾的就祭祀他，能够抵抗大患的就祭祀他。’像铁柱这样，难道不是能够抵御灾害、捍卫祸患吗？宫观屡次焚毁又屡次复建，每次复建都很快完成，这是人心所共同趋向的地方，冥冥中已有神灵主管了。自景德以后，经历了建炎、景定年间的变故，这正是此宫常有而不寻常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假使许旌阳俯视旧乡，难道不会有城郭人民受到灾难的感慨吗？唉，即使有标杵，也未必能避免洪水滔天、城池陷没的灾祸，或许还不如陆沉那样严重；即使掌管万物的人替百姓选择灾祸，也没有比这更糟的了。铁柱，是洪涛巨浸不能冲毁、劫火不能焚尽的东西。宫观可以焚毁而铁柱安然无恙，就像砥柱、碣石屹立在水中一样；它作为保全一方、长久安宁的谋划，哪里能够估量呢？我的朋友集贤直学士文逊志，曾大书‘铁柱’二字，并请求我作记。我未及作记，清江徐鉴和道士罗嗣周又带着门人勤恳请求，这样又过了十多年。我年老而且衰惫，私下感叹：周处在长桥下除去一时的祸害，晋史把这件事记载下来，认为是伟大的功绩；许旌阳为豫章守护连城千余年的灾患，却还没有人记载。想让我不记‘铁柱’，可以吗？所以乐意为它作记。至元五年后己卯年。《广福寺舍田记》唉！我读《广福寺舍田记》，看到二王所作的文章，没有一次不感慨万分、深深悲叹他们的志向。寺院不知道始建于哪一年，但寺僧庆和他的徒弟荣开垦寺旁土地四亩多，正是唐光化三年。宋淳祐八年，才有曾氏捐田五亩多。咸淳六年，才由南安史君王氏把寺前的田地共七十亩全部取得。于是广福寺僧人的饭食才得以具备。至元年间，李氏开始想把子孙后代不知能否享有的祭祀，寄托在广福寺以求长久；旷氏作为李氏的外甥，继承舅家的志向，又进一步扩大了捐助。唉！朝阳史君记中所说‘长陵的一抔土以及王侯将相的功德寺’，这话难道不是深悲至痛吗？而李氏、旷氏正接连为此努力，仿佛真的可以把它托付给长久存在的事物，他们的志向难道不是更加可悲吗？我曾听说丞相文信公住在半山寺，看见寺僧准备为明日舒王的忌日举行祭祀，文信公叹息说：‘舒王难道一顿饭竟要托付给佛寺吗？’文信公所作所为足以使自己不朽，本来不在于此，但对此也不能没有感触。那么旷氏的孝思得到了先人志向的承继，就更加值得感慨了。于是明伯的儿子已经在寺西遍经阁后建堂祭祀父亲，又建房屋供过往僧人居住，负责洒扫；还买田来供给早晚香灯、忌日请僧吃饭等费用。旷氏的儿子把这件事看得如同侍奉活着的父亲，难道不可以像僧人那样，非要做到这种地步吗？这是因为他的考虑深远。如今他又请求我写文章记载此事。唉，悲哀啊！我的文章难道能比佛法更加长久吗？从前朱邑葬在桐乡时说：‘子孙供奉祭祀我，不如桐乡百姓。’直到今天，桐乡百姓祭祀朱邑仍没有断绝。朱邑本来相信自己施惠于桐乡的事情不容易被湮没，所以才这样说。旷氏难道也希望自己施惠于佛寺的情形，像朱邑施惠于桐乡百姓一样吗？不是的。朱邑大概与孟子所说‘君子的恩泽’相同，孟尝君询问玄孙之孙的意思也正是如此，而旷氏轻财好施，大概真正领会了其中的意义。寺院经历唐、五代、宋直到今天，买田的有曾氏、王氏、李氏、旷氏；而旷氏子孙正在兴盛，为祖父考虑长远的心意更加迫切。旷氏父子也不能说是不通达事理。因此我没有推辞，为他们写下这篇记。

译《南安路重修庙学记》南安自宋庆历丙戌年成为周敦颐、程颢、程颐传道授业的地方，开启了关中、洛阳之学以启发建安之学，实际上振兴了五经四书的道统。到了宋朝灭亡、元朝兴起，修明圣道、设置教育，天下学者重新知道尊崇信奉朱氏之学；各地学校修复旧制、兴起废弛，到这时没有不焕然一新的。南安前任监郡举里禄信厚公的儿子，多次称赞郡守母侯珌能够修治他的官署，采纳学正景文的意见，倡导率领士人朋友，于是修饰新庙、建造新学堂，这件事不能不记。我想苏文忠公已经记述过这所学校，谁敢继承他的文章呢？我推辞再三而不得不作，于是说：文忠以前的记文称赞儒术丰富，说‘等同于闵蜀’；称赞学宫兴盛，说‘甲于江西’。如今距离那时已经二百多年，想来所谓‘甲于江西’未必始终如一，唯有‘等同于闵蜀’还应当没有损毁。不仅如此，元公以伊尹的志向为志向，以颜子的学问为学问，本来应当超过洙泗之学，哪里还只是说等同于闵蜀呢？我又曾认为，元公的学问，体现在《太极图说》和《通书》中的内容，应当与经传一同不朽；而如光风霁月般的胸襟气象，更应当与天地同存。假使学者身处田亩之中，都有尧舜治理君民的志向；身处陋巷之中，都有禹、稷同道的学问；一旦志向实现、道术施行，便使天下重新恢复唐虞、成周太平盛盛的局面，使关洛、建安之学继续相承，光大而显赫，进一步开创万世太平的根基，这难道不是五经四书的本来志向，也是元公一向的学问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怎么会有世俗之人置身于圣道之外，使后世【缺字】生在求学问道的根本和末节上都错乱，把语录当成文章，把耳闻口说当成内心修养，甚至谈论天理却奉行人欲，终于成为圣贤的罪人；这样的人看古代闽蜀尚且感到惭愧，何况洙泗之学呢？这是求学者应当深切惩戒并努力挽救的。不然，学校难道只是为了观赏土木建筑之美吗？南安学校的经费向来薄弱，春秋祭祀以及师生的廪膳常常供应不足，因此修缮完备很难。这次工程用了九千多缗钞，由郡守倡导捐出俸禄，学正又拿出廪膳经费，南安士人争相出力完成，所以没有劳民便筹集成功。士人在这里藏修、游息的人，应当更加努力以元公的志向为志向，以元公的学问为学问，从而不辜负贤守修缮泮宫的心意。《思民堂记》思民堂，是庐陵郡守办理政事的公堂。堂上的匾额，是宋朝故相叶梦鼎在淳祐壬子年任郡守时所书。过了二十五年，到皇元丙子年；又过了五十四年，到天历己巳年，有人想要更换匾额，便开始把它取下。第二年，即至顺辛未年，监郡顾对僚属说：‘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轻视。匾额可以取下，百姓难道可以轻视吗？’又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做百姓的牧守，难道有长久不思念百姓的吗？’于是才重新把匾额悬挂起来。庐陵士人百姓因此相互庆贺说：‘庐陵大概有希望了吧？’便一起接踵到门前请求我写文章，记载这件事的年月。我推辞不得，只好记道：从前苏文忠谈论远景楼时说：‘我州的风俗有三点接近古代。’唯独我们庐陵，风俗美好的地方也有三大类：喜好文学而崇尚节义；其次，喜好谋生而崇尚敦厚朴实；再次，喜好奉事上级而崇尚诚实谨慎。大概自欧阳文忠公以文章和气节成为天下人的表率以来，庐陵忠臣节士接连不断；直到国亡，仍有大忠大节闻名天下的人。国朝兴起科举，取得士人的数量常常超过江西的一半；志向气节高尚的人，常常自信必定会在当时有所声闻，始终不肯辜负朝廷，也以迎合当世为羞耻。庐陵百姓勤劳节俭，长于生产劳作，享有水陆舟车的便利；然而终身都不愿进入官府，有征召呼唤时，穿着短衣、草鞋便出门，不推辞卑贱和羞辱，认为这是理所当然。那些被称为倜傥的人，遇到太守、县令或佐贰官员经过乡里，总是像子弟侍奉父兄、臣仆侍奉君长一样奉事他们。遇到礼貌待遇，就夸耀称诩，认为是荣耀；遇到贤者，就称颂传扬，认为是美谈；但始终不敢借此攀缘谋求奸利，而且临死还把这件事告诫子孙。这些人都是善良的士人百姓、贤良的父亲兄长。已经富裕之后，才谋划自身和家庭的长远生活；至于有些无赖子弟成为违法的百姓，自己招致祸败，即使三代的兴盛、汉唐的强盛也不能完全避免，在千万人中不过一两个罢了，哪里可以因为一个人而连累一乡，又借此深深诬蔑圣明时代呢？’我听说监郡刚到任时，遇到灾害，便全部捐出公田的年收入来救济百姓；这样富裕的百姓才肯相继捐出钱粮。今年六月没有下雨，他独自捐出俸钱斋戒住宿来祈祷，随后四郊接连降雨。百姓说：‘如果没有像他这样倡导率先的人，富裕百姓最终也不会听从上天，最终也不会下雨，哪里会有今天呢？’这难道不是思念百姓吗？有奸民捏造诬陷乡人、迷惑圣听的，事情正紧急时，监郡与判官共同审讯，奸民都吐露实情，交代服罪；于是良民欢喜得像获得了重生。百姓说：‘如果不能查明实情，奸民就会得意而没有止境，而且毒害将流布整个郡。’这又难道不是思念百姓吗？自从有这座堂以来，久远的事情暂且不论，只看五十年间郡守和长贰官员在百姓心中留下的名声，大概可以知道了。贤能的，百姓至今还思念他们；不贤能的，百姓至今还怨恨、辱骂他们。孔子说：‘这些百姓，正是夏商周三代能够依循正道施政的原因。’郡守和长贰官员的贤能或不贤，距离现在都已经很远，而人心和公论始终存在，这不就是所谓正道吗？我说到这里，是为了坚定贤侯思念百姓的心意，也借此寄托庐陵百姓无穷的思念。监郡是托果齐，治中是王贞，判官是伊噜特穆尔。

译《真乐堂记》河间本来是汉献王的封国，有大雅遗留下来的风俗，所以州名中有献州，当地的旧家有刘氏。这里土地稍微贫瘠，却多有庄稼；百姓勤劳而敦厚知礼。如今江西检校刘君天爵居住在这里。刘君曾对我说：‘距离州城五里左右，南面正对滹沱河，北面有赵村，是刘氏的别业。靠近城郭的田地约有十顷，耕种庄稼的艰辛，桑麻的繁盛，畜牧的富足，可以供四时伏腊、春秋祭祀、男女婚嫁、亲友宴集之用，足以整齐充裕。有一所住宅，堂屋有数仞高，匾额题作“真乐”，可以安居。自从听说古代建立事业、树立功勋的人，必定凭借他们精英果决锐利的气质，显露光明俊伟的才华。如今我已经五十多岁了，志向不在侍奉自己，但功业又不足以惠及外物，准备归隐。惭愧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善于自我表述，也不能像李愿那样有所托付而流传，愿意请求您写一句话来记这座堂吗？’我说：‘您从学官出身，任职于驺虞，曾任集贤院属官，又任中书省属官；中书省政事中有应当废止或实行的利弊，您必定尽心办理。所遇事情有顺从的、有违逆的，有办成的、有办不成的，有时违背自己的心意而迁就众人，有时违背众人而依循礼法，您必定尽力而为。又曾任河南府推官，尽心办理职务；案件中有疑滞、冤枉、滥判的，必定查明实情。’ 府中的事务有不能容忍旁观的，您必定极力论说并努力辅助处理。任期届满后任今职，这个官职以考察纠正错误为职责，而您以振举职务、尽职尽责闻名。这难道是不能使人居于大官吗？’又说：‘您孝顺友爱、忠诚守信，有古人的志向，具备当世的才干，却安于不求进取。与您同时出仕的人，已经有做到宰辅的了，但您始终没有因此动心。这又难道是因为您把小官看得低微吗？’我想，前代史书所载有文才武略和智慧的士人，有的在身体强健时请求退职，最终却老年仍奔走仕途；幸运的才能保全晚节，仿佛重新得到这个身体，却每天都忙碌不暇。更差的自己踏入危险关头，再差的甚至彻底丧失一生的操守。这些人终身抱恨，永远被世人讥笑，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如今您说：‘早晚坐在朝廷处理政事，只是见到合乎义的事就一定去做，遇到仁德的事就不推让；但说出的话有不必被听从的，志向有不必施行的，即使整天张口而笑，也没有一句是真正出自内心的。谁能退下来在赵村的田野耕作，坐下来回想一生大致没有亏欠，遗憾和怨恨都留在我的田园中，而使我朝夕自得其乐呢？’这就是明白事理的君子之所以不等到终日便退隐，也是不能知道进退、存亡的人之所以可悲的地方。或者我曾听苏文忠公说过：‘古代的君子，不一定出仕，也不一定不出仕。一定要出仕，就会忘记自身；一定不出仕，就会忘记君主。’这话很值得玩味。因此，得志时就以恩泽施加于百姓为乐，不得志时就以修养自身、在世间表现德行为乐。审察时势并采取适宜的措施，而我的快乐，即使圣贤再生，也不过如此。用这些话来记述真乐，可以吗？刘君说：‘这就是我的志向。’于是我写下这篇记。至顺壬申年。《龙泉江东庙记》赣水东神有祠，已经很久了；庐陵县过去却没有祠庙。考察郡志，只有龙泉昭灵王庙在县东巫村江边，是宋治平年间所建。神在赣水以东，名称本来就是巫。吴国封为昭灵王，宋嘉祐年间赐额‘显庆’，建炎年间封为‘广泽崇惠显庆’，绍兴年间又加封为‘昭烈’，后来又加封‘忠祐’而去掉‘广泽’二字。龙泉庙仍沿用吴国的封号，乾道丙申年间遭水冲毁，迁到福胜院。如今延祐戊午年，王叔材倡导众人，在桥南建祠，南面的防墙宏大壮丽。于是县里的人以前不知道有昭灵王，后来也不知道有福胜院了。庐陵各处都有祠庙，并不只是龙泉如此，却没有人推究昭灵王旧祠的事。志书称，绍兴年间盗贼李毒龙侵犯空虚的县城，游荡逃走时向北望去，旌旗戈甲遮蔽江面而退。其他水旱、疾病、疫病等灾祸，神灵向来有求必应，不可胜数；又称龙泉有灵山，以石头命名的三十多处，形状像仙人、佛、龙、马、狮、象、牛、羊、仓廪、房屋的，往往都有。人杰地灵，本来就应当成为聪明正直者的依托吧？试着谈论这件事：人和神是一回事。长吏接受天子的命令，守卫封疆，牧养小民，只治理境内。即使贤能的牧守也没有越过境界去治理别处的，不贤能的连境内都治理不好，更严重的还放纵自己的欲望，毒害百姓。百姓夫妇男女辛苦困顿、处境狭窄，长期没有地方申诉，只能把这种状况当作平常。神享用赣地的祭祀而治理百姓以来，神威灵验便显著于此地。历经建炎、绍兴年间，抵御火灾、捍卫祸患，直到宋朝灭亡，延续到今天，今天所到之处都成了龙泉的范围。即使神灵的应验没有固定方式，人和万物的灵性又何尝不是如此？难道百姓侍奉长吏还不如侍奉神灵，是因为人确实失职而只听从神灵吗？水旱、疾病、疫病，实际上是人自己招致的；既然如此，却又向神灵祈求。百姓有冤屈压抑，应当得到伸张；有时遇到灾祸，应当得到释放，这些都向官吏请求，理应立即回应，却有得不到伸张和释放的，于是又共同向神灵请求，后来便像回声一样得到伸张和释放。这就是神灵亲自施政了。这就是幽明两界都有鬼神。确实如此！官吏领取百姓赋税作为俸禄，与神享用百姓的祭祀，本质上是一样的。难道百姓用祭祀供奉神，神就享用；用赋税供养官吏，官吏却不恭敬吗？这个地方自宋治平年间至今二百五十六年，庙宇三次迁徙，而祭祀神灵始终如一。可以说：凡本地百姓报答神的恩赐，无不竭尽自己的诚意。孔子说：‘这些百姓，正是三代能够依循正道施政的原因。’假使长吏知道爱护百姓，顺从他们的愿望、去除他们所厌恶的，停止不利的事情、实行有利的事情，那么百姓侍奉长吏难道会不如侍奉鬼神吗？叔材请求我记载祠庙建成之事，我已经推辞了；于是他和县中大夫刘侯一起奉命来请求，并且说：‘大夫有体恤百姓的心，与百姓同心，没有来往之间的悲伤，是贤能的长吏。’ 我听说部使者治理庐陵，却没有听说龙泉。我说：龙泉有县令尹某，是真正的台官。百姓，是神的主人；长吏，是百姓的主人。轻慢神灵的人，必定先虐待百姓。县尹能够深深爱护百姓，使他们不困乏，就是敬重神的主人，也共同彰明神灵至德的表现。我将把前面所说的话写下来，作为告诫牧民官员的文字；再写下县尹的贤能，作为勉励牧民官员的文字，可以吗？将来可以看到百姓像侍奉神灵一样侍奉县尹，神灵以德报答县尹，难道还会有尽头吗？《诗经》不是说：‘恭敬地守好你的职位，喜爱正直。神明听到这些，就赐给你宏大的福禄。’吗？县尹名檝，字济夫。

译《存存堂记》我的乡里是文信公的故乡，其中有世代行医的魏氏，有一位名某、字可立的人。我起初在乡里的科第中认识他，又通过文信公的侄孙、原贵溪县尹隆子了解他的为人。我的故友刘恭叔的儿子刘愿，常常向我谈起他。刘愿家贫，而且多病，病危将死的情况有好几次。生养我的，是父母；使我多次获得新生的，是可立。假如刘愿今天不幸去世，已经是可立之后了。像刘愿这样受他救治的乡里人不计其数，但可知的也很多。贵溪曾大书他的堂额为‘存存先生’，希望可立赐下一句话；刘愿死后也将因而不朽。等到刘愿将死时，又写信说：‘我将死了，只是两个儿子成为牵挂，请您不要忘记存存先生。’我拿着信哭泣，大有韩愈为祖先、子孙三代感慨的心情。从此每次经过贵溪，总要谈起这件事。如今贵溪也已经去世了。唉，哪里还能使我的朋友再次起身，与我一起读我的文章呢？所谓‘存存’的道理，难道不是《易经·大传》所说的吗？【此处原文疑有讹脱】从前秦越人使已经死去的虢太子起死回生，说：‘我秦越人并不能使死人复生，只是这个人本来应当活着，我能使他起来罢了。’秦越人的话说得好啊。当虢太子刚死、尸体还没有收殓时，难道只有越地的医生和虢君认为他死了吗？如果没有秦越人把他救活，能够不收殓他的，恐怕很少吧。难道只有虢太子如此吗？当齐桓侯的疾病还在肌肤纹理之间、在血脉之中、在肠胃之间时，都是能够使桓侯活下来的阶段，也都是秦越人想要医治的阶段；到了病入骨髓以后才成为无可救治的死症，桓侯这时才派人去寻找秦越人。然而，使虢太子起死回生，本来就是保存本有生机的事。即使桓侯在病入骨髓以前，幸而听从秦越人，也同样是保存本有生机。治理天下国家，也正是这个道理。难道不知道兴盛必然会有灭亡吗？而自古圣贤所制定的礼乐、法度、纲纪、文章，用来治理国家、保全邦国的，都是保存本有生机的办法。不是这样，便是爽鸠氏那种说法。假如古代没有死亡，那就是爽鸠氏所享受的快乐。唉，难道真有这种事吗？假使人们知道秦越人不过是使本来应当活着的人重新站起来，不仅可立能够使人保存生机；假使人们知道圣贤治理天下国家无非是保存生机，不仅秦越人只能使本来应当活着的人站起来；那么，大概治理天下国家的人都会知道保全邦国，而不会有爽鸠氏那样的快乐；做子孙的人也都会知道保养生命，而不依赖秦越人来救治，这不就是存存吗？可立是医生，难道不能把这个道理推及治理国家吗？难道不能为天下国家筹划吗？有人说：文信公并不是想做挽救存亡的人，难道文信公不能像秦越人那样使人起死回生吗？我说：秦越人可以这样做，文信公却不能这样做。这就是这篇记。《白沙书院记》吉水文昌人张文文先创办白沙书院，在乡里教育本族以及乡里中聪俊秀异的子弟。我喜爱这件事有一点接近古代，有一点是古人没有的，又有两点不同于近世。他的用意公平，长远而不图近利，想要留名，有些事情不能不记下来，这就是我作这篇记的原因。我曾说，州县设立学校以后，党庠、遂序全都废弃；自从四大书院兴起，天下书院日益更新、日益兴盛，而家塾更加废弛，没有别的原因，就是科举兴起，学校成为谋求利禄的途径。那么科举和学校不能并行吗？大比选士、宾兴俊选、秀造之法，在成周时最为兴盛，何曾有一天废弃学校呢？宋初湖学兴盛，后来白鹿书院、岳麓书院最为兴盛，又何曾废止科举呢？只是古代科举取士的方式，不同于后世；古代学校培养士人的方式，也不同于后世。如今科举选取经术明通、品行修养的人，而孝悌忠信必须取自乡党所称赞、朋友所敬服的人，这是古代选举制度遗留下来的意义。假使人们能够敬慎承受圣明诏令，即使家家户户都可以封爵，也不难达到。文先延请名师，与族人乡里讲求圣贤之学，打算为天下国家培养人才，这是接近古代的一点。古代田地都按井田制授予，所以党庠、遂序没有听说有田产；如今文先捐出良田置于书院之内，把每年的租赋交给官府，使师生的廪膳能够供给一整年，这是古人所没有的一点。近世书院偶尔有田产，但捐田的人先有主持书院的打算，得到一道文书后，便可以按次序取得爵禄，指日可待。文先却不替自身谋划，而是为他的族人乡里以及子孙后代作长远谋划；这就是不同于近世之处。他又将用这件事启发后来的贤哲，使他们继承先人的志向；那么这块田和书院便可以相互延续无穷，必定不会被世家夺走，也不会被有司毁坏；这是又一点不同于近世之处，只是人们都还不知道。我和文先交游已久，所以知道这些事情非常详细，难道可以不记下来吗？张氏世代都有隐而不显的德行，宋代秘书欧阳公所记舜申平粜的事情，那位舜申就是他的高祖；历经五代，世代科举声名越来越显著，世代修养德行也越来越盛，世代的功绩哪里能够计算呢？文先治理家塾尤其严格，大概亲疏有别，由家庭推及族里，循序渐进而有根本；他的弟弟们也这样行事，他的儿子又在书院中辅佐父兄，唯恐落后，这是兴旺家族的吉祥征兆。自古以来，世代享有俸禄的家族忽然衰亡，往往在顷刻之间；世代德行的兴盛却一定逐渐积累，因为权势的光焰短暂，而平淡的德味长久。张氏积累深厚，隐藏深远，发扬宏大，没有不光明长远、子孙繁盛的。所以说，这是悠长的，也是长久的。《元统乙亥湖广乡试题名记》大元皇帝的德行与天地相配，教化遍及南方，贡举和学校推行到四海九州之外，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湖广这个地方，以荆山、衡山著名于《禹贡》的疆域，以长江、汉水彰显诸侯朝宗的意义。世祖皇帝的六军曾在这里驻跸，天下一统的命运也在这里确定。圣人在上面有所作为，万物便先在这里得到显现。名王的世子谨慎守持忠孝，于是镇守南方，这实在是山川形胜之地，理应有文武才干和志向的人才。然而自延祐甲寅年实行贡举以来已经历八科，试院却还没有题名碑，这难道不是缺憾吗？元统三年举行宾兴的年份，广泛采集声誉名望，派使者奉持礼物，招请六位能文之士，我也有幸列其中一人。省、宪大臣敬慎承受美好的诏命，省宪旧臣谨遵既成的制度，中外大小凡参与此事的人，都同心秉持德行，把国家得到人才看作最重要的事情。像我们六人这样的人，怎敢不早晚敬慎恭谨，希望能报答效力于国家万分之一。事情办完后，请求把姓名题刻在碑上。想我国家混一天下的盛大局面，选举范围广阔，遍及天下，直到海边；而天道所在，楚国的举动也有气运运行在其中，并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这次兴办大任，是为了开启后来贤哲的道路；诸位不要忘记今天，不要辜负所学，这正是英明天子、贤能宰相期望天下得到治理的心意，也是省宪选举人才的心意，我们六人也参与其中。这一年九月某日，庐陵刘岳申记。《申斋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申斋集》卷六　　　　元代刘岳申撰写的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