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集卷十一·书五首【上韩枢密书】
盖古者非用兵决胜之为难，而养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决之为沟塍，壅之为沼▯，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湖，注淮泗，汇为洪波，潴为大湖，万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后未之见也。夫兵者，聚天下不义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杀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盗贼之未殄，然后有以施其不义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试其杀人之事。当是之时，勇者无余力，智者无余谋，巧者无余技。故其不义之心变而为忠，不仁之器加之于不仁，而杀人之事施之于当杀。及夫天下既平，盗贼既殄，不义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余力则思以为乱，智者有余谋则思以为奸，巧者有余技则思以为诈，于是天下之患杂然出矣。盖虎豹终日而不杀，则跳踉大叫，以发其怒，蝮蝎终日而不螫，则噬啮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无足怪者。昔者刘、项奋臂于草莽之间，秦、楚无赖子弟千百为辈，争起而应者不可胜数。转斗五六年，天下厌兵，项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时，分王诸将，改定律令，与天下休息。而韩信、黥布之徒相继而起者七国，高祖死于介胄之间而莫能止也。连延及于吕氏之祸，讫孝文而后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难也。刘、项之势，初若决河，顺流而下，诚有可喜。及其崩溃四出，放乎数百里之间，拱手而莫能救也。呜呼！不有圣人，何以善其后。太祖、太宗，躬擐甲胄，跋履险阻，以斩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数十年，谋臣猛将满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传四世而天下无变。此何术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于诸将，而韩信、黥布之徒无以启其心也。虽然，天下无变而兵久不用，则其不义之心蓄而无所发，饱食优游，求逞于良民。观其平居无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诏天下缮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实亲见。凡郡县之富民，举而籍其名，得钱数百万，以为酒食馈饷之费。杵声未绝，城辄随坏，如此者数年而后定。卒事，官吏相贺，卒徒相矜，若战胜凯旋而待赏者。比来京师，游阡陌间，其曹往往偶语，无所讳忌。闻之土人，方春时，尤不忍闻。盖时五六月矣。会京师忧大水，锄▯畚筑，列于两河之ヂ，县官日费千万，传呼劳问之声不绝者数十里，犹且▯▯々狼顾，莫肯效用。且夫内之如京师之所闻，外之如西川之所亲见，天下之势今何如也。御将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将之职也。天子者，养尊而处优，树恩而收名，与天下为喜乐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执法而不求情，尽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系于一人，而己不与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惧谤。好名则多树私恩，惧谤则执法不坚。是以天下之兵豪纵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顷者狄公在枢府，号为宽厚爱人，狎昵士卒，得其欢心，而太尉适承其后。彼狄公者，知御外之术，而不知治内之道。此边将材也。古者兵在外，爱将军而忘天子；在内，爱天子而忘将军。爱将军所以战，爱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诸其内，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为治？或者以为兵久骄不治，一旦绳以法，恐因以生乱。昔者郭子仪去河南，李光弼实代之，将至之日，张用济斩于辕门，三军股栗。夫以临淮之悍，而代汾阳之长者，三军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脱慈母之怀，而立乎严师之侧，何乱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将相者，天下之师也。师虽严，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将相虽厉，天下不以咎其君，其势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杀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杀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杀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杀。人臣奉天子之法，虽多杀，天下无以归怨，此先王所以威怀天下之术也。
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长久之道，而无幸一时之名，尽至公之心，而无恤三军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太尉厉威武以振其堕。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则畏而不至于怨，思太尉之威武，则爱而不至于骄。君臣之体顺，而畏爱之道立，非太尉吾谁望邪？不宣。洵再拜。
【上富丞相书】
相公阁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选用旧臣堪付属以天下者，使在相府，与天下更始，而阁下之位实在第三。方是之时，天下咸喜相庆，以为阁下惟不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后起，而复为宰相，而又值乎此时也，不为而何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后有下令而异于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获见也，戚戚然而疑。呜呼！其弗获闻也，必其远也，进而及于京师，亦无闻焉。不敢以疑，犹曰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数十年之间如此其变也，皆曰贤人焉。或曰：彼其中则有说也，而天下之人则未始见也，然而不能无忧。
译大概古代用兵，难的不是用兵决胜，而是军队养成之后不用它，这才可怕。如今把山上的水引下来，放入大海；把水决开作为沟渠田埂，堵住作为沼泽，这些天下人都能做到。让水流入江湖，注入淮水、泗水，汇聚成洪波，蓄积成大湖，经历万世而不泛滥，自从禹以后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军队，是聚集天下不义之徒，给他们不仁的兵器，教他们杀人的事情。只有天下没有安定、盗贼没有消灭，然后才有机会施展他们不义的心思，使用他们不仁的兵器，实践他们杀人的本领。在这种时候，勇者没有多余的力气，智者没有多余的谋略，巧者没有多余的技艺；所以他们不义的心思转变为忠诚，不仁的兵器用来对付不仁之人，杀人的本领施加于应当被杀的人。等到天下已经太平、盗贼已经消灭，不义之徒聚集而不解散，勇者有了多余的力气便想用来作乱，智者有了多余的谋略便想用来行奸，巧者有了多余的技艺便想用来行诈，于是天下的祸患纷纷产生。虎豹整天不捕杀，就会跳跃大叫来发泄怒气；蝮蛇、蝎子整天不螫人，就会啃咬草木来释放毒性，道理本来就是如此，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从前刘邦、项羽在草野之间奋起，秦、楚两地无赖子弟成百上千地结成群体，争相起兵响应的数也数不清。转战五六年，天下厌恶战争，项籍死了，高祖也已经老了。当时分封诸将为王，修改确定律令，使天下休养生息。然而韩信、黥布一类人相继起兵的有七国，高祖死在军旅之间也不能制止他们。事情延续到吕氏之祸，直到孝文帝以后才安定。这真是为什么起势容易而收束困难啊！刘邦、项羽的势力，起初像河流决口，顺流而下，确实令人欣喜；等到崩溃后四处奔散，放任在数百里之间，束手而不能挽救。唉！若没有圣人，凭什么妥善处理后果呢？太祖、太宗亲自披甲戴盔，跋涉险阻，斩除四方的蓬蒿。用兵几十年，谋臣猛将遍布天下，一旦收起铠甲让军队休息，传到第四代而天下没有变乱。这是什么办法呢？荆楚、九江一带的土地没有分给诸将，所以韩信、黥布一类人没有机会萌发异心。虽然如此，天下没有变乱而军队长久不用，他们不义的心思便积蓄着无处发泄；他们饱食安闲，就想在良民身上逞强。观察他们平日无事时的情况，便会发现他们发出怨言来向上邀功求取。一旦有紧急情况，即使给这样的人千金，也不能让他们任事。往年诏令天下修缮城池，西川的事情，苏洵确实亲眼见过。凡是郡县中的富民，全都登记姓名，得到钱数百万，用作酒食馈送和犒劳的费用。捣筑声还没有停，城墙便随即坍坏；这样过了几年才稳定下来。事情结束后，官吏互相庆贺，士卒彼此夸耀，好像打了胜仗凯旋回来等待赏赐。近来到了京师，在田间道路间游走，那些士卒往往成群私语，毫无忌讳。听当地人说，每逢春天，尤其不忍听闻。大概此时已经是五六月了。恰逢京师担忧发生大水，锄头、畚箕、筑具排列在两条河岸的[原文“之ヂ”，疑为OCR误字]，官府每天耗费千万，传呼慰劳、询问情况的声音几十里不断，然而他们仍然[原文“▯▯々”，疑为OCR误字]、像狼一样回头张望，没有人肯出力效用。况且内有京师所听闻的情形，外有西川亲眼见到的情形，如今天下的形势究竟怎样呢？驾驭将领，是天子的事情；统率军队，是将领的职责。天子处于尊贵安逸之地，树立恩德、收取名声，与天下共同享受喜乐，所以不能用驾驭军队的方法治理军队。人臣执行法令而不求私情，尽心竭力而不求名声，拼死出力来捍卫社稷，使天下人的心归系于一人，而自己不参与其中。所以驾驭军队，是人臣的事情，不能拿来劳累天子。如今的忧患，是大臣喜好名声而害怕诽谤。喜好名声，就多树立私人的恩惠；害怕诽谤，就不能坚定执行法令。因此天下的军队豪横放纵到这种地步，却没有人能够制止。近来狄公在枢密院，号称宽厚爱人，亲近士卒，取得他们的欢心；太尉恰好在他之后接任。那位狄公只知道驾驭外部军队的方法，却不知道治理内部军队的道理，这是边将的才干。古代军队在外，爱将军而忘天子；军队在内，爱天子而忘将军。爱将军，是为了作战；爱天子，是为了守卫。狄公把驾驭外军的心思施用于内军，太尉如果不反过来施行相反的办法，又凭什么治理呢？有人认为军队骄横已久而不能治理，一旦用法令约束，恐怕会因此发生乱子。从前郭子仪离开河南，李光弼实际接替他；李光弼将到任时，张用济被斩于军营门前，三军都吓得股战。凭临淮王李光弼的强悍，来接替汾阳王郭子仪的宽厚长者，三军将士都惊惧得像赤子离开慈母怀抱、站在严师身旁一样，哪里敢发生什么乱子？况且天子是天下人的父母，将相是天下人的老师。老师虽然严厉，赤子不会因此怨恨父母；将相虽然严厉，天下人不会因此责怪君主，形势本来就是如此。天子可以使人活，也可以使人死，所以天下人都盼望他使人活；等到天子杀人时，天下人会说：这是天子杀了他。因此天子不可以多杀人。人臣奉行天子的法令，即使杀人很多，天下人也没有地方把怨恨归于天子；这就是先王威服、安抚天下的办法。伏望太尉思考使天下长久安定的办法，不要侥幸追求一时的名声；竭尽至公之心，不要顾虑三军的许多议论。天子推行深厚的仁德来团结军心，太尉施加威武来振作他们的堕怠。他们想到天子的深厚仁德，就会敬畏而不至于怨恨；想到太尉的威武，就会爱戴而不至于骄横。君臣关系顺当，敬畏与爱戴的道理树立起来，除了太尉，我还能指望谁呢？不再赘述。苏洵再拜。《上富丞相书》丞相阁下：从前天子震怒，派出并驱逐宰相，选用旧臣中能够托付天下的人，让他处在宰相府，与天下重新开始，而阁下的职位实际上排在第三。当时天下人都欢喜庆贺，认为阁下只是没有做宰相，所以默默处在这里。如今困顿之后重新崛起，又担任宰相，且正逢这样的时机，不做些什么还做什么呢？况且我们的君主对您的期待如此深厚，不做些什么又凭什么来回应我们的期望呢？所以大家都说：以后如果有诏令不同于往日，一定是富公发布的。人们早晚等待，伸长脖子盼望，然而一次次盼望却没有看到，内心忧愁而疑惑。唉！没有听到消息，一定是因为相距遥远；即使消息传到京师，也仍然没有听闻。不敢因此怀疑，还是说天下人这样众多，几十年间形势这样变化，大家都说您是贤人。有人说：他心中或许另有道理，只是天下人还没有看到；然而人们仍然不能不忧虑。
盖古之君子，爱其人也则忧其无成。且尝闻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与是人也，皆立于朝，则使吾皆知其为人皆善者也，而后无忧。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虽见信于当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则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于他人而不惧，事不出于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为能，然犹欲得其心焉。若夫众人，政出于他人而惧其害己，事不出于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于吾前，或立于吾后，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则身危。故君子之处于其间也，不使之不平于我也。周公立于明堂以听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犹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诛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于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于周公，管、蔡之于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为周之天下，公将遂取之也。周公诛其不平而不可告语者，告其可以告语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则，非其必不可以告语者，则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从士而至于卿大夫，宰相集处其上，相之所为，何虑而不成？不能忍其区区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衅，则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过，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后当大事而听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宁小容焉，使无芥蒂于其间。古之君子与贤者并居而同乐，故其责之也详，不幸而与不肖者偶，不图其大而治其细，则阔远于事情而无益于当世。故天下无事而后可与争此，不然则否。昔者诸吕用事，陈平忧惧，计无所出。陆贾入见说之，使交欢周勃。陈平用其策，卒得绛侯北军之助以灭诸吕。夫绛侯，木强之人也，非陈平致之而谁也。故贤人者致其不贤者，非夫不贤者之能致贤者也。
曩者，陛下即位之初，寇莱公为相，惟其侧有小人不能诛，又不能与之无忿，故终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岁月尽治天下事，失于急与不忍小忿，故群小人亦急逐之，一去遂不复用，以殁其身。伏惟阁下以不世出之才，立于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谋远虑必有所处，而天下之人犹未获见。洵，西蜀之人也，窃有志于今世，愿一见于堂上。伏惟阁下深思之，无忽。
【上文丞相书】
昭文相公执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无后忧，救之于其末，而其始不为无谋。谋诸其始而邀诸其终，而天下无遗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为之者也。盖周公营乎东周，数百年而待乎平王之东迁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责其贤不肖之分，则未尝于其始焉而制其极。盖尝举之于诸侯，考之于太学，引之于射宫，而试之以弓矢，如此其备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与之居处，习知其性之所好恶，与夫居之于太学，而习之于射宫者，宜愈详矣。然其不肖之实，卒不见于此时。及其出为诸侯监国，临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后败露，以见其不肖之才。且夫张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圣人岂以为此足以尽人之才，盖将为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后观其临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于此。有人求金于沙，敛而扬之，惟其扬之也精，是以责金于扬，而敛则无择焉。不然，金与沙砾不录而已矣。故欲求尽天下之贤俊，莫若略其始，欲求责实于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终。
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于一县之丞尉，其为数实不可胜计。然而大数已定，余吏滥于官籍。大臣建议灭任子，削进士，以求便天下。窃观古者之制，略于始而精于终。使贤者易进，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进故贤者众，众贤进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艰之于其始，窃恐夫贤者之难进，与夫不肖者之无以异也。方今进退天下士大夫之权，内则御史，外则转运，而士大夫之间洁然而无过，可任以为吏者，其实无几。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吴中复在犍为，一月而发二吏。中复去职，而吏之以罪免者，旷岁无有也。虽然，此特洵之所见耳，天下之大则又可知矣。国家法令甚严，洵从蜀来，见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调发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众。从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后将分职之不给，此其权在御史、转运，而御史、转运之权实在相公，顾甚易为也。今四方之士会于京师，口语藉藉，莫不为此。然皆莫肯一言于其上，诚以为近于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见用于当世，幸又不复以科举为意，是以肆言于其间而可以无嫌。
译古代的君子，爱护一个人，就担忧他不能成功。又曾听说，古代君子辅佐这样的君主、和这样的贤人共事，二人都立于朝廷，就希望我们都知道他们的为人都善良，然后才没有忧虑。一个人的身上想要独自承担天下的事情，即使得到当时君主的信任，但同列之人只要一句话使君主产生怀疑，事情就不能成功。政令出自别人而不感到害怕，事情不出自自己而不嫉妒它成功，这两点只有善人才能做到，但即使如此，还希望得到对方的真心。至于普通人，政令出自别人便害怕对自己不利，事情不出自自己便嫉妒它成功，因此产生不平之心。有人处在我前面，有人站在我后面，而他们都有不平之心，那么自身就危险了。所以君子处在这种关系之中，不会让他们对我产生不平之心。周公站在明堂接见天下人，召公却心怀疑惑。为什么呢？天下人本来就会对重大的事情疑惑，召公仍然不能相信我的这片心意。周公平定天下，诛杀管叔、蔡叔，把自己的志向告诉召公，使召公安心，也使成王安心。因此凡是使自身安定的事情，也就是使周王室安定。召公对于周公，管叔、蔡叔对于周公，这两方面也都有不平之心，认为周公将要把周的天下完全夺取。周公诛杀了那些心怀不平、不可对外说明的人；对于可以说明的人，就把事情告诉他们，以调和他们心中的不平。既然如此，只要不是绝对不可说明的人，君子从来没有不想调和其内心的。天下人从士人直到卿大夫，宰相聚集在他们之上进行治理，宰相所做的事情，还有什么忧虑不能成功呢？如果不能忍受一点小小的愤怒，因而造成他们产生不平的机会，就会危害大事。因此君子忍受小小的愤怒，包容小小的过失，杜绝他们的不平之心，然后在承担大事时让他们听从命令。况且我们的小愤怒，不值得拿来改变我们的大事，所以宁可稍加包容，使彼此之间没有隔阂。古代君子与贤人共处并共同享乐，所以责求他们很详细；不幸与不肖之人偶然共事，如果不谋划大事而只治理细枝末节，就会脱离实际而对当世没有益处。因此天下无事时才可以和他们计较这些，否则就不应如此。从前诸吕掌权，陈平忧惧，想不出办法。陆贾入见劝说他，使他与周勃交好。陈平采用这个策略，最终得到绛侯周勃率领北军的帮助，消灭了诸吕。绛侯是个质朴刚强的人，不是陈平招致他，又是谁呢？所以贤人能够招致不贤之人，并不是不贤之人能够招致贤人。从前陛下刚即位时，寇莱公担任宰相，只因身边有小人不能诛除，又不能不对他们心怀愤怒，所以最终被斥退。等到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想在几年之内把天下的事情全部治理好，失误在操之过急，不能忍受小小的愤怒，所以群小人也急忙驱逐他；一旦离去，终身不再被任用，直到死去。伏望阁下凭借世所罕有的才干，立于天子之下、百官之上，其中深谋远虑一定已有安排，只是天下人还没有看到。苏洵是西蜀人，私下对当今世道有所志向，希望能够在堂上拜见您。伏望阁下深思此事，不要忽略。《上文丞相书》昭文相公阁下：天下的事情，要在开始时加以控制；开始时不能控制，就要在末尾加以控制。因此君子慎重对待开端，从而没有后患；在事情末端挽救，也不能说开端时没有谋划。若在开端谋划，在结尾收效，天下就没有遗漏的事情。所以古代控制事物的开端，有在百年以前就为之谋划的。周公营建东周，正是为数百年后等待平王东迁。然而等到选取天下士人，考察他们贤能与不肖的区别时，却不曾只在开端便决定其最终情况。曾经把他们推荐给诸侯，在太学考察他们，引导他们到射宫，又用弓箭考验他们，准备得如此周全。然而管叔、蔡叔是文王的儿子、武王和周公的弟弟，生来就和他们居住相处，熟知他们性情的好恶；相比之下，他们在太学居处、在射宫学习，考察应当更加详细。然而他们不肖的实际情况，最终没有在这个时候显露出来。等到他们出任诸侯、监理国政，面对大事而不能自行决定，随后才败露，显现出他们不肖的才干。况且张弓射箭时一次不失仪容，不肖之人或许也能做到；圣人难道会认为这样就足以穷尽一个人的才干吗？大概只是借此成就名声、招揽天下士人，然后观察他们临事时的表现，再罢黜其中不肖的人。所以说，开始时不能控制，就在末尾控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有人在沙中寻找金子，把沙子聚拢起来再扬弃；正因为扬弃得精细，所以只在扬弃时检验金子，而聚拢时并不选择。否则，金子和沙砾都不加以筛选，就只好一并弃掉。因此想要尽数求得天下贤俊，不如放宽对开端的要求；想要在天下官吏中考察实际才干，不如把末尾的考核做得精细。如今天下的官职，从相府直到一个县的丞、尉，数目实在多得数不清。然而官职的大数已经确定，其他官吏又泛滥在官籍之中。大臣建议取消任子制度，削减进士名额，以求使天下便利。臣私下观察古代的制度，是在开端宽略，而在结尾精细，使贤能者容易进用，不肖者容易被查究。容易被查究，所以容易退职；容易进用，所以贤能者众多。贤能者多被进用，不肖者容易退去，还忧虑官员冗杂什么呢？如今却在开端设置艰难，臣私下恐怕贤者难以进用，而不肖者也会因此无法显出差别。当今进退天下士大夫的权力，内在御史，外在转运使；而士大夫中品行清白、没有过失、可以任用为官吏的，实际上没有多少。相公为什么不按这个道理推想呢？往年吴中复在犍为，一个月内便揭发两名官吏。吴中复离职以后，因罪被免职的官吏，整整一年都没有一个。即使如此，这还只是苏洵亲眼所见；天下这样广大，其他地方的情形也可以知道了。国家法令十分严厉，苏洵从蜀地来，看见凡是官吏、商人都不缴纳赋税，不是追捕差役、征调发遣，便都能役使天子的百姓，因此知道天下犯法的官吏非常多。任凭他们犯法就罢黜，十年以后将会出现分掌职务而人员不足的情况。这项权力在御史、转运使，而御史、转运使的权力实际上在相公手中，只是非常容易办理罢了。如今四方士人聚集在京师，议论纷纷，没有不谈论这件事的。然而都不肯向上面说一句话，实在是因为认为这样做近于偏私、为自己谋利。苏洵是西蜀人，正没有被当世任用，幸而又不再把科举放在心上，所以可以在其中放胆直说而没有嫌疑。
伏惟相公慨然有忧天下之心，征伐四国以安天下，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并济，此其享功业之重而居富贵之极，于其平生之所望无复慊然者。惟其获天下之多士而与之皆乐乎此，可以复动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上田枢密书】
天之所以与我者，夫岂偶然哉。尧不得以与丹朱，舜不得以与商均，而瞽叟不得夺诸舜。发于其心，出于其言，见于其事，确乎其不可易也。圣人不得以与人，父不得夺诸其子，于此见天之所以与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与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实置之，其名曰弃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与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亵天。弃天，我之罪也；亵天，亦我之罪也；不弃不亵，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则弃天、亵天者其责在我，逆天者其责在人。在我者，吾将尽吾力之所能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与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后世之讥。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责之不暇，而为人忧乎哉？孔子、孟轲之不遇，老于道途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责之所在也。卫灵、鲁哀、齐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与以有为也，我亦知之矣，抑将尽吾心焉耳。吾心之不尽，吾恐天下后世无以责夫卫灵、鲁哀、齐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将有以辞其责也，然则孔子、孟轲之目将不暝于地下矣。夫圣人、贤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贫贱，如此而富贵，升而为天，沉而为渊，流而为川，止而为山，彼不预吾事，吾事毕矣。窃怪夫后之贤者之不能自处其身也，饥寒穷困之不胜而号于人。呜呼！使其诚死于饥寒穷困邪，则天下后世之责将必有在，彼其身之责不自任以为忧，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过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于圣贤，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轻者。何则，天下之学者，孰不欲一蹴而造圣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几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贫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与，虽以贫人富人之权，求一言之几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杀人。非天之所与，虽以生人杀人之权，求一言之几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于圣人、贤人之术亦久矣。其言语、其文章，虽不识其果可以有用于今而传于后与否，独怪其得之之不劳。方其致思于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书之纸也，若或相之。夫岂无一言之几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负，或者天其亦有以与我也。曩者见执事于益州，当时之文，浅狭可笑，饥寒穷困乱其心，而声律记问又从而破坏其体，不足观也已。数年来退居山野，自分永弃，与世俗日疏阔，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诗人之优柔，骚人之精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常以为董生得圣人之经，其失也流而为迂；晁错得圣人之权，其失也流而为诈；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贾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见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审势》、《审敌》，作书十篇，曰《权书》。洵有山田一顷，非凶岁可以无饥，力耕而节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与者不忍弃，且不敢亵也。执事之名满天下，天下之士用与不用在执事。故敢以所谓《策》二道、《权书》十篇者为献。平生之文，远不可多致，有《洪范论》、《史论》七篇，近以献内翰欧阳公。度执事与之朝夕相从而议天下之事，则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陈于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与其身之可贵与否者，执事事也，执事责也，于洵何有哉！
【上余青州书】
洵闻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为令尹而不喜，三夺其令尹而不怒。”其为令尹也，楚人为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为之怒，己不期为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岂独恶夫富贵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为之嚣嚣。嗟夫！岂亦不足以见己大而人小邪？脱然为弃于人，而不知弃之为悲；纷然为取于人，而不知取之为乐；人自为弃我、取我，而吾之所以为我者如一，则亦不足以高视天下而窃笑矣哉！
译伏望相公慨然怀有忧虑天下的心，征伐四方国家以安定天下，毅然立于朝廷以威势制御天下；声名显著，功业成就，文治武功并行。这就是享有重大功业、处在富贵极致的境地，平生所期望的事情已经没有什么不满足了。只希望您能够得到天下众多士人，并与他们共同享有这些成就，这也可以再次激发您的志向。所以我就把这些话告诉您的属官。只希望相公明察。《上田枢密书》上天把某种使命给予我，难道会是偶然的吗？尧不能把天下传给丹朱，舜不能把天下传给商均，而瞽叟也不能从舜那里夺走天下。它从心中发动，出于言语，表现在事情上，确实不可改变。圣人不能把天命交给别人，父亲也不能从自己的儿子那里夺走；由此可以看出，上天给予我的，并不是偶然的。上天之所以把使命给予我，一定是有用我的地方。我知道它却不能实行，又不告诉别人，上天本来要用我，而我自己却把它放弃了，这叫作弃天；自我卑下以求侥幸得到采用，自我轻视以求自己的道理被采用，上天给予我的使命究竟如何，而我却这样做，这叫作亵天。弃天，是我的罪；亵天，也是我的罪；我不弃天、不亵天，但别人不用我，这是不用我的人的罪，叫作逆天。这样说来，弃天、亵天，责任在我；逆天，责任在别人。责任在我，我将竭尽自己所能去做的事情，以补偿上天赋予我的意义，求得免受天下后世讥议。责任在别人，我哪里知道呢？我连求得免除自身的责任都来不及，难道还要替别人忧虑吗？孔子、孟轲不得志，老于道路之间，却不疲倦、不怨恨、不惭愧、不沮丧，本来就是因为知道责任所在。至于卫灵公、鲁哀公、齐宣王、梁惠王这一类人不值得和他们共同有所作为，我也知道；但我仍将竭尽自己的心力罢了。若我的心力没有竭尽，我恐怕天下后世就没有办法责备卫灵公、鲁哀公、齐宣王、梁惠王这些人，而他们也会找到推辞责任的理由。这样一来，孔子、孟轲在地下的眼睛就不能闭上了。圣人、贤人的用心，本来就是如此。这样生存，这样死亡；这样处于贫贱，这样处于富贵；上升成为天，沉下成为深渊，流动成为河川，停留成为高山；那些事情不属于我的事务，我的事情完成了。我私下奇怪后世的贤者不能安置自己的处境，忍受不了饥寒穷困，便向别人呼号。唉！假使他们确实是死于饥寒穷困，那么天下后世的责备必定有所归属；他们自己不承担对自身的责任，把忧患看作别人的事，我却把它取来加在自己身上，岂不是过分了吗？如今苏洵不肖，哪里敢把自己列入圣贤之中？然而他的内心也有一点不太轻视自己的地方。为什么呢？天下的求学者，谁不想一蹴而进入圣人的境界？可是等到不能成功时，想求一句接近道的话也不可得。拥有千金的人，可以使人贫穷，也可以使人富裕；但这并非上天所给予的，即使凭借使人贫富的权力，想求一句接近道的话，也不可得。天子的宰相可以使人活，也可以使人死；这并非上天所给予的，即使凭借使人活、使人死的权力，想求一句接近道的话，也不可得。如今苏洵用力学习圣人、贤人的学术，已经很久了。他的言语、他的文章，虽然不知道究竟能否用于今天、流传到后世，却独自感到自己得到它们并不费力。当他在心中集中思考时，仿佛有人启发他；从心中得到想法再写到纸上时，仿佛有人在辅佐他。这难道不是有一句接近道的话吗？千金之子、天子的宰相，想求而求不到的东西，一旦出现在自己身上，所以内心能够自负，或许上天也确实有东西要给予我。从前在益州拜见阁下时，当时的文章浅薄狭窄，实在可笑；饥寒穷困扰乱了我的心绪，声律和记诵又从旁破坏了文章的体制，实在不值得观看。几年来退居山野，自以为永远被世间抛弃，与世俗日益疏远，才得以把全部力量放在文章上。诗人的优柔，骚人的精深，孟子、韩愈的温厚淳朴，司马迁、班固的雄健刚劲，孙武、吴起的简明切实，投入到所写的方向中，无不如意。常常认为董仲舒得到圣人的经术，但他的缺点是流于迂阔；晁错得到圣人的权变之术，但他的缺点是流于诈术；兼有这两个人的才干而不流于他们的缺点，大概只有贾生吧！可惜在今天的世上，我没有见到这样的人。我写了两篇策论，题为《审势》《审敌》；写了十篇文章，题为《权书》。苏洵有一顷山田，遇到不是灾荒的年份便可以不挨饿；努力耕作、节约用度，也足以靠此终老。我的不肖之身并不值得珍惜，但上天所给予我的才性，我不忍抛弃，也不敢亵渎。阁下的名声传遍天下，天下士人能否被任用，都取决于阁下。所以我斗胆把所谓《策》二篇、《权书》十篇献上。平生所写的文章，远处不能多送，有《洪范论》《史论》七篇，近来已经献给内翰欧阳公。我料想阁下与他朝夕相处、共同议论天下事情，那么这些文章或许也有机会陈列在阁下面前。至于其中言论是否可以采用，以及我的自身是否值得珍贵，那是阁下的事情，也是阁下的责任，与苏洵有什么关系呢？《上余青州书》苏洵听说，楚人推重令尹子文的品行，说：“三次任命为令尹而不欢喜，三次夺去令尹之职而不愤怒。”他担任令尹时，楚国人替他高兴；他离开令尹职位时，楚国人替他愤怒。他自己并不期求做令尹，而令尹之职自然到来。令尹子文难道只是厌恶富贵吗？他知道富贵不可以强求，便安然接受自己得到的，所以富贵的得失不能触动他的心，而旁人为此喧嚷不已。唉！这难道也不足以看出自己应当看得高大、别人应当看得渺小吗？被别人抛弃时，坦然若无其事，不知道被抛弃有什么可悲；被别人取用时，纷纷争取，也不知道被取用有什么可乐。别人自己决定抛弃我、取用我，而我之所以成为我的原则始终如一，那么不也足以高视天下、暗自发笑了吗？
昔者，明公之初自夺于南海之滨，而为天下之名卿。当其盛时，激昂慷慨，论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弹压强悍不屈之人，其辩如决河流而东注诸海，名声四溢于中原而滂薄于遐远之国，可谓至盛矣。及至中废而为海滨之匹夫，盖其间十有余年，明公无求于人，而人亦无求于明公者。其后，适会南蛮纵横放肆，充斥万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于民伍之中，折尺棰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安。夫明公岂有求而为之哉！适会事变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禄至。明公之于进退之事，盖亦绰绰乎有余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纷纷于富贵之间而不知自止，达者安于逸乐而习为高岸之节，顾视四海，饥寒穷困之士，莫不颦蹙呕哕而不乐；穷者藜藿不饱，布褐不暖，习为贫贱之所摧折，仰望贵人之辉光，则为之颠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与语于轻富贵而安贫贱。何者？彼不知贫富贵贱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习于富贵之荣，而忸于贫贱之辱者，而后可与语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于富贵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贵之极，止于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谁为之名邪？岂天为之名邪？其无乃亦人之自名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于卿、大夫，而下至于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为也，而人亦自贵之。天下以为此四者绝群离类，特立于天下而不可几近，则不亦大惑矣哉。盖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盖出于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号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于人之私意所以自相号呼也，则夫世之所谓贤人君子者，亦何以异此。有才者为贤人，而有德者为君子，此二名者夫岂轻也哉。而今世之士，得为君子者，一为世之所弃，则以为不若一命士之贵，而况以与三公争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于南海，与夫今者之为东诸侯也，君子岂有间于其间，而明公亦岂有以自轻而自重哉？洵以为明公之习于富贵之荣，而狃于贫贱之辱，其尝之也盖已多矣，是以极言至此而无所迂曲。
洵，西蜀之匹夫，尝有志于当世，因循不遇，遂至于老。然其尝所欲见者，天下之士盖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见矣，而独明公之未尝见，每以为恨。今明公来朝，而洵适在此，是以不得不见。伏惟加察，幸甚！
译从前，明公最初在南海之滨被起用，成为天下闻名的卿大夫。在声势最盛时，意气激昂慷慨，议论得失，裁定可否；左边推摩西羌，右边揣度契丹；奉命出使千里，弹压强悍不屈的人。他的辩才像决堤的河水向东流入大海，名声遍布中原，又浩荡传到遥远的国家，可以说盛极一时。等到中途被废置，成为海滨的平民，大约十多年间，明公不向别人求取什么，别人也不向明公求取什么。后来恰逢南方蛮人纵横放肆，充斥万里，却没有人能够救助，明公于是从平民中起身，折断一根尺长的鞭子鞭打他们，不久南方就安定了。明公难道是有所求取才这样做吗？只是恰好遇到事变而成就大功，功成之后爵禄便随之而来。明公对于进退之事，大概已经从容而绰有余裕了。可悲啊！世俗之人纷纷奔逐于富贵之间，却不知道适可而止；得志的人安于逸乐，习惯养成高傲自大的节操，回头看四海，面对饥寒穷困的人，无不皱眉作呕而不感到快乐；穷困的人吃藜藿也不能饱，穿布衣粗褐也不能保暖，习惯于受到贫贱的摧折，仰望贵人的光辉，便为之神魂颠倒、手足无措。这两种人，都不能和他们谈论轻视富贵、安于贫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道贫富贵贱真正的滋味。只有那些习惯于富贵荣耀，却又以贫贱的羞辱为耻的人，才可以和他们谈论这个道理。如今天下人为什么奔走追逐富贵，我知道，但不敢告诉别人。富贵的极致，止于天子的宰相。而天子的宰相这个名号，究竟是谁给他取的呢？难道是上天给他取的吗？恐怕也只是人自己给自己命名吧？天下的官职，上自三公，直到卿、大夫，下至士，这四种身份都是人自己设置的，人也自己尊重它们。天下人认为这四种人超群脱俗、特立于天下而不可接近，这不是非常糊涂吗？也应当返本溯源来思考。所谓这四个名号，起初大概只是天下人出于自己的私意，彼此称呼而已。如果这四个名号果真出于人的私意、用来彼此称呼，那么世上所谓贤人君子，又和它有什么不同呢？有才干的人称为贤人，有德行的人称为君子，这两个名号难道轻微吗？然而今天的士人，一旦被世人抛弃，便认为还不如一个一命之士尊贵，更何况拿自己和三公争高下呢？况且明公从前隐伏在南海，与如今成为东方诸侯之间，君子的本性难道有什么不同吗？明公又岂会因此自我轻视或自我看重呢？苏洵认为，明公既熟悉富贵荣耀，又经历过贫贱屈辱，这些滋味大概已经尝得很多了，所以才把话说到这个地步而不作迂曲。苏洵是西蜀的平民，曾经有志于当世，因为因循蹉跎、不得际遇，终于到了老年。然而他曾经想拜见的天下士人，大约有五六位。这五六个人已经大略见到了，唯独没有见过明公，一直把这当作遗憾。如今明公来朝，而苏洵恰好在这里，所以不得不来拜见。伏望明察，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