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集卷九·史论【史论序】

译意义相同而体制有两种，所以称为史，也称为经。大体说来，文章的作用有四项：用事实来充实，用文辞来彰显，用道理来贯通，用法则来检束。这些都是经、史共同具备的。虽然如此，经以道和法为胜，史以事和辞为胜；经没有史，就无法验证它的褒贬；史没有经，就无法斟酌褒贬的轻重。经不是一代的实录，史也不是万世不变的常法；体制彼此不相沿袭，但功用实际上互相资助。《易》《礼》《乐》《诗》《书》详细说了圣人的道和法，却没有用行事来验证。仲尼害怕后世把这些当作圣人个人的言论，所以依据各国的赴告和策书来修订《春秋》，表彰善、惩罚恶，这是经的道。又害怕后世认为这是自己的臆断，所以以《周礼》为根本制定凡例，这是经的法。至于事实，只概略叙述；至于文辞，则务求简约。因此我说，经以道和法为胜。史就不是这样：事实既然详细，文辞也往往铺张；所谓褒贬，在论赞以外并没有多少。因而我说，史以事实和文辞为胜。假如后人不懂史而只看经，那么经中褒奖的人，就看不见他们的善行；经中贬斥的人，也听不到他们的恶行实情。所以我说，经没有史，就无法验证它的褒贬。假如后人不通晓经而只专门读史，那么赞美时不知道应当以什么为准则，惩戒和劝勉时不知道应当以什么为依据。所以我说，史没有经，就无法斟酌褒贬的轻重。经有时依据虚假的赴告来记载，有时有所隐讳而不记载，这样的情况很多，但都只是为了合乎教化。所以我说，经不是一代的实录。史书的一纪、一世家、一传，其中人的美恶得失，本来就不是一两句话能够数清的；那么在几十、几百字的论赞中，怎么能够逐事加以褒贬，使天下人动辄都有像遵循《春秋》那样的准则呢？所以我说，史不是万世不变的常法。规、矩、准、绳，是用来制作器物的，器物要依靠它们才能端正。然而没有器物，圆规就没有地方施展它的圆形，曲尺就没有地方施展它的方形，水平仪就没有地方施展它的平直，墨绳就没有地方施展它的直线。史依靠经来得到端正；没有史，经就会晦暗。因此我说，体制彼此不相沿袭，但功用实际上互相资助。唉！一把圆规、一把曲尺、一件水平仪、一根墨绳，就足以制作万种器物。后世的人只要努力追求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实录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像王通、陆长源一类人那样，喧嚣自夸、冗杂而且僭越，那就好了。【史论中】司马迁、班固的史书虽然以事实和文辞为胜，却也兼有道和法，所以有时能够得到仲尼的遗意。我现在选择他们书中四处不能从文字上直接看明白、但可以从意思上通达的地方，把它们全部说明白。第一叫隐而章，第二叫直而宽，第三叫简而明，第四叫微而切。司马迁写廉颇的传记，没有记载讨论援救阏与的过失，而把它写在《赵奢传》中；写郦食其的传记，没有记载谋划扰乱楚国权势的错误，而把它写在《留侯传》中。班固写周勃的传记，没有记载汗流浃背的羞耻，而把它写在《王陵传》中；写董仲舒的传记，没有记载讨论和亲的疏失，而把它写在《匈奴传》中。廉颇、郦食其、周勃、董仲舒，都是功劳有十而过错只有一的人。假如把一个过错列出来而损害十项功劳，后世的庸人一定会说：智慧如廉颇，辩才如郦食其，忠诚如周勃，贤能如董仲舒，却因为一个过错而使十项功劳都不能抵偿，那么他们将会苦于行善困难而懈怠。所以在本传中把过错隐去，而在其他传记中揭示出来。这样对待善人，不就是隐而章明吗？司马迁评论苏秦，称赞他的智慧超过常人，不让他独自蒙受恶名；评论北宫伯子，称许他家族中有长者的品行。班固作张汤的赞，肯定他推举贤能、宣扬善行。班固作酷吏的赞，也有所褒扬，并不只是暴露他们的罪恶。苏秦、北宫伯子、张汤以及酷吏，都是过错有十而功劳只有一的人。假如列举十项过错而废弃一项善行，后世的恶人一定会说：苏秦、北宫伯子、张汤、酷吏即使有善行也不会被记录，我们还指望什么呢？这就堵塞了他们自我改过的道路，坚定了他们放纵作恶的意志。所以在传记中详细叙述，在论和赞中又加以说明。这样惩戒恶行，不就是直率而宽厚吗？司马迁的《十二诸侯年表》，篇首从鲁国开始，终于吴国，实际记载了十三国，而越国不在其中。既然以十二为篇名，却记载了十三国，为什么？因为不把吴国计入。吴国也是诸侯，为什么唯独不计算吴国？因为它采用夷狄的礼制。不计算它却又记载它，为什么？因为它是周的后裔，并且以霸主身份主持中原诸国的盟会。《春秋》记载鲁哀公七年，鲁君在曾阝会见吴；记载十二年，鲁君在橐皋会见吴；记载十三年，鲁君与晋侯、吴子在黄池会见。这就是吴国虽不计入数目却仍然能够被记载的原因。至于越国，偏居南方夷地，同豺狼狐狸为伍，不参加中原会盟来观仰华夏风俗，却以夷狄的名称来通报，所以君子便依照它自称的名号来责罪它。《春秋》记载鲁定公五年，于越攻入吴国；记载十四年，于越在▯李打败吴国；记载鲁哀公十三年，于越攻入吴国。这就是《春秋》把越国当作夷狄看待的原因。假如司马迁把越国列入诸侯之中，那么山戎、猃狁也或许可以混入其中了。因此把越国断绝并弃置一旁，是要使后世君主看到：不懂得中原礼乐，即使有勾践那样的贤能，也仍然免不了被断绝和弃置。这样尊重中原，不就是简明而有力吗？班固的《表》有八篇，其中王侯表有六篇；记载人物时，必定写作“某土某王”或“某侯某”。如果是功臣、外戚，就加上他们的姓，并在标题开头写作“号、谥、姓名”。这就是异姓列侯的体例。诸侯王的标题只写号和谥，难道是因为他们尊贵，所以不写名字吗？不写名字，却实际上写出名字，难道是因为不写名字就无法彰显吗？这就是同姓诸侯王的体例。王子侯的标题有两种：上面写作号、谥、名，称作“名”，这就比一等的写法有所减省；这是同姓列侯的体例。到了下面又写作号、谥、姓名。既然是同姓列侯，为什么采用异姓列侯的体例？考察其中缘故，大概是元始年间王莽假意褒奖宗室而封侯，并不是天子亲近同姓亲属而封侯。宗室本应由天子封爵，却让王莽来封，所以采用异姓的体例，也表示天子不能真正拥有自己的同姓宗室。这样是要使后世君主看到：权力归于臣下，即使同姓宗室也不能掌握名位器物，权柄确实不可假手于人。这样防止臣下僭越，不就是隐微而深切吗？唉！隐而章明，后人就乐于得到行善的利益；直而宽厚，后人就知道悔过有逐渐改进的可能；简而明白，君主就知道中原礼乐的可贵；微而深切，君主就知道强臣专制的祸患。所费力气很少而成效广大，它之所以能够继承《春秋》，并使后世的史书无法赶上，原因就在这里吧。【史论下】

译有人问：您评论史书，钩取并揭示仲尼、司马迁、班固潜藏的法则和隐含的意义，实在很好。但仲尼不是我所能评论的；我认为司马迁、班固不是圣人，难道他们能够像仲尼一样一点可指责的过失也没有吗？我说：司马迁喜欢杂说，不顾道义所许可或不许可的界限；班固看重谄媚虚伪，轻视为义而死。大的方面我已经陈述过这些议论了，现在又想一寸一分、逐铢逐两地挑出他们的过失，那就烦琐得数说不尽；现在姑且告诉你其中最明显、最大的过失。司马迁的文辞淳厚、刚健、简约、直截，足以称为一家之言；可是他却割取六经、传、记中的文字，杂糅在自己的文章里，破坏并搅乱了体制。《五帝本纪》《三代世表》多用《尚书》的文字；齐、鲁、晋、楚、宋、卫、陈、郑、吴、越的《世家》多用《左传》《国语》的文字；《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多用《论语》的文字。《尚书》《左传》《国语》《论语》的文字并非不好，但把它们杂糅进来就不好了。绣品、绘品、锦和▯，是服装中最精美的东西；若把它们裁成碎片，交错缝合来做衣服，反而不如粗绸粗帛。司马迁的书难道不就像这样吗？他的《自序》说：“谈为太史公。” 他又说：“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祸。”这说明他对父亲没有使用不同的称谓。先儒反而说班固隐去班彪的名号，不如司马迁把美名让给司马谈。我不知道司马迁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中所说的“太史公”，究竟是指他的父亲，还是指他自己？这就是司马迁的过失。班固从汉朝创业写到麟趾之间，有一半以上袭用司马迁的评论来充实自己的书。而且褒奖贤者、贬斥不肖者，确实是自己的意见，只是把自己的意见全部表达出来罢了。如今又抄取他人的话来充实它，别人既然已经说过了，再重复说一遍有什么好处？等到他写司马迁、扬雄的传记时，又都取用他们的《自叙》，琐琐屑屑地详细记载他们的世系。班固在其他记载中，难道也有这样详备吗？司马迁、扬雄自己作自叙可以，班固因此而照录，就不对了。这就是班固的过失。有人说：司马迁、班固的过失既然如此，那么司马迁、班固以后写史的人很多，范晔、陈寿确实是其中的巨擘，但他们也有过失吗？我说：怎么能避免呢！范晔史书中的列传，如《酷吏》《宦者》《列女》《独行》，多有失当归类的人。尤其严重的，有把董宣以忠诚刚毅概括在《酷吏》中的，把郑众、吕强以廉洁、明察、正直、诚信概括在《宦者》中的，把蔡琰以忍受羞耻、失身概括在《列女》中的，把李善、王忄屯以深厚的仁爱和义气概括在《独行》中的；这和前代史书没有把张汤列入《酷吏》，《史记》没有把姚、杜、仇、赵之类列入《游侠》，相差很远。范晔的是非判断也很有些不同于圣人。他评论窦武、何进，就拿宋襄公违背天意来告诫；评论西域，又惋惜张骞、班勇没有把佛教经典带回来。难道这是想让中国也姑且随顺、以求避免灾祸，从而算作顺应天意吗？难道中国可以背叛圣人而奉行佛法吗？这是范晔的过失。陈寿撰写三国史，记载魏帝而为吴、蜀作传。三国鼎立而各自称帝，魏不能拥有吴、蜀，就如吴、蜀不能拥有魏一样。陈寿却单独把帝号给予魏而把吴、蜀当作臣属看待；吴、蜀对于魏有什么臣属关系，竟然这样处理呢？这是陈寿的过失。唉！班固讥刺司马迁的过失，但班固自己也没有做对；范晔讥刺班固的过失，而范晔的过失更加严重；到了陈寿，又重复了这种错误。写史的才难得，确实如此！后世写史的人应当把这些作为鉴戒，不要只是讥笑前人。【谏论上】古今评论进谏，往往赞成委婉讽谏而少谈直谏。这种说法大概出自仲尼。我认为讽谏和直谏本质相同，只看使用它们的方法怎样罢了。伍举进献隐语，楚王反而更加淫乱；茅焦解衣而提出危切的论说，秦帝立即醒悟。不能完全赞同讽谏，也不能轻易贬低直谏。所以我说，只看使用它们的方法怎样罢了。这样说来，仲尼的说法不对吗？我说：仲尼的说法，纯粹合乎经义；我的说法，参酌权变而归于经义。假如掌握了这种方法，那么君主即使稍有不像桀、纣的地方，我一百次进谏就会有一百次被听取，何况虚心接受意见的君主呢？如果没有掌握这种方法，那么君主即使稍有不像尧、舜的地方，我一百次进谏也会一百次不被听取，何况拒绝忠言的君主呢？那么用什么方法才可以呢？我说：只要有古代游说之士那样的机智、勇气和辩才就行了。游说之士用机智、勇气和辩才来帮助他们的欺诈；我希望进谏的人用机智、勇气和辩才来帮助他们的忠诚。请让我详细说明它的功效。周室衰微以后，游说之士在列国之间盛行，从此世代都有这样的人。我唯独奇怪：进谏而被听取的，百人中只有一人；游说而被听取的，十人中有九人；进谏而死的到处都是，游说而死的却从未听说。然而触犯忌讳，游说有时比进谏还严重。由此可知，不一定要靠讽谏，而一定要靠方法。游说的方法可以作为进谏方法的有五种：用道理使他明白，用形势禁止他，用利益诱导他，用刺激激怒他，用隐语讽谏他。触龙以赵太后爱女儿胜过爱儿子来说明道理，没过多久，长安君就被送到齐国做人质；甘罗以杜邮之死责问张唐，出使燕国、担任燕相的行动很快就要进行；赵国士卒把两位贤王的意图告诉燕国，于是燕国立即把武臣送回：这就是用道理使人明白。子贡以齐国内忧劝说田常，于是齐国不能攻打鲁国；武公以麋鹿的比喻威胁楚顷襄王，于是楚国不敢图谋周朝；鲁仲连以把魏王烹煮成肉酱来恐吓垣衍，于是魏国没有果真拥立秦王为帝：这就是用形势加以禁止。田生以万户侯的爵位启发张卿，于是刘泽被封侯；朱建以富贵诱惑闳孺，于是辟阳侯获赦；邹阳以宠爱和恩幸取悦长君，于是乐王被释放：这就是用利益诱导。苏秦以做韩国的牛后使韩王感到羞耻，于是韩惠王按剑长叹；范睢以“秦国没有君王”来羞辱秦国，于是秦昭王长跪请教；郦食其以“帮助秦国欺凌汉王”刺激沛公，于是沛公停止洗脚，听取计策：这就是用刺激激怒。苏代以土偶嘲笑田文，楚人以弓弩的譬喻感动楚襄王，蒯通以娶妻之事使齐相醒悟：这就是用隐语讽谏。这五种方法，是相互倾轧、阴险刻薄的言论；虽然如此，把它们施用于忠臣，也足以取得成功。为什么呢？用道理使他明白，君主即使昏暗也一定会醒悟；用形势禁止他，君主即使骄傲也一定会畏惧；用利益诱导他，君主即使懈怠也一定会振作；用刺激激怒他，君主即使懦弱也一定会立定志向；用隐语讽谏他，君主即使暴躁也一定会容纳。醒悟就会明智，畏惧就会恭敬，振作就会勤勉，立定志向就会勇敢，能够容纳就会宽厚，使君主达到这些境界的方法全在这里了。我观察过去那些臣下说话必被听从、道理必能实行的，没有谁比得上唐代的魏郑公；他起初确实学习过纵横家的学说，这就是所谓掌握了方法的人吧？唉！龙逢、比干不能被称为善于做臣子，是因为没有苏秦、张仪那样的方法；苏秦、张仪不免成为游说之士，是因为没有龙逢、比干那样的忠心。因此对于龙逢、比干，我取他们的忠心，不取他们的方法；对于苏秦、张仪，我取他们的方法，不取他们的忠心，把这些作为进谏的方法。【谏论下】

译臣下能够进谏，却不能使君主一定采纳谏言，这不是真正能进谏的臣子；君主能够采纳谏言，却不能使臣下一定进谏，这不是真正能纳谏的君主。如果想使君主一定采纳谏言，前面所说的道理已经完备了；如果想使臣下一定进谏，让我来说明这一点。君主的尊大，如同天；他的尊贵，如同神；他的威严，如同雷霆。人不能抗拒天、触犯神、违逆雷霆，这是明摆着的。圣人知道这一点，所以设立赏赐来劝勉进谏。《左传》说“振兴王业的君主奖赏进谏之臣”，就是这个意思。又害怕臣下选择阿谀奉承，使君主一日也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所以制定刑罚来威慑他们。《尚书》说“臣下不正直，施以墨刑”，就是这个意思。人的常情，除非是疯癫丧失心智，没有谁会避开赏赐而去接受刑罚；既然如此，为什么苦于不进谏呢？如果赏赐和刑罚都不设置，那么人的常情又为什么要抗拒天、触犯神、违逆雷霆呢？若不是天性忠义、不喜欢赏赐、不畏惧罪罚的人，谁愿意用言语换取死亡呢？君主又怎么能够把所有天性忠义的人都得到并任用呢？现在有三个人：一个勇敢，一个一半勇敢一半怯懦，一个怯懦。让他们面对深渊山谷，并告诉他们：“能够跳过去，这叫勇敢；不能跳过去，就是怯懦。”那个勇敢的人以怯懦为耻，必定跳过去；那个半勇半怯的人和怯懦的人却做不到。又告诉他们：“跳过去的人赏赐千金，否则就没有赏赐。”那个半勇半怯的人受到利益驱使，必定跳过去；那个怯懦的人仍然做不到。过了一会儿，他回头看见一只猛虎突然逼近，怯懦的人不等再告知，也会跳过深谷，像走在宽阔大道上一样。这样看来，人难道真有固定的勇敢和怯懦吗？关键在于用形势驱使他罢了。君主难以触犯，就像深谷难以跳越一样。所谓天性忠义、不喜欢赏赐、不畏惧罪罚的人，是勇者，所以没有不进谏的；喜欢赏赐的人，是半勇半怯者，所以得到赏赐后才进谏；害怕罪罚的人，是怯者，所以受到刑罚后才进谏。先王知道勇者不可能常常得到，所以把赏赐设为千金，把刑罚设为猛虎，使臣下前面有可趋赴的利益，后面有可躲避的刑罚；在这种形势下，他们不得不极力陈说来规劝君主的过失，这就是三代兴盛的原因。后世却不是这样，把赏赐转而给了不进谏的人，把刑罚转而加在进谏的人身上，臣下闭口卷舌，而混乱灭亡随之而来，不是很应该吗？间或有贤明君主想听到自己的过错，也不过只是赏赐进谏者罢了。唉！没有猛虎，那个怯懦的人肯跳过深谷吗？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墨刑被废除了。三代以后，像霍光诛杀昌邑王那些不进谏的臣子这样的事，不也很少见吗？如今奖赏进谏，有时还会有；惩罚不进谏，却完全没有了。假如在现有的赏罚之外增加赏赐、补上原本没有的刑罚，那么阿谀者也会变得正直，奸佞者也会变得忠诚，何况本来就忠直的人呢！如果真能这样，想听直率的言论却听不到，我是不相信的。【制敌】用兵有什么困难？回答说：难在制服敌人。为什么难在制服敌人？回答说：古代六师之中，士卒不可能全都锐利，战马不可能全都良好，器械不可能全都锋利，所以军队必定有上、中、下三等。力量足以搏虎，射箭必中，捕捉敌人时敢于前进，攻打营垒时敢于首先登上去的，是上等士兵。熟悉行军布阵，懂得击刺，前进时跟着前进，后退时跟着后退的，是中等士兵。奔跑就跌倒，负重就喘息，迎着刀刃便死去，看见敌人便逃跑的，是下等士兵。大约一个上等士兵可以抵十个中等士兵，一个中等士兵可以抵十个下等士兵。这不只是我军如此，敌军也不会没有这种等级。做将领的如果不运用计谋，而只是说敌人派上等兵来，我难道没有上等兵吗？敌人派中等兵来，我难道没有中等兵吗？敌人派下等兵来，我难道没有下等兵吗？那么胜负什么时候才能决定呢？胜负长期不能决定，就不能避免劳师费财。所以我说，难在制服敌人。如果善于用兵，就不是这样。列阵堂堂正正，鼓声隆隆，观察敌军中那些挺刀大喊、争相奋勇的人，这是敌军的上等兵，就用我军的下等兵去抵挡他们；敌军前进我军也前进，敌军后退我军也后退，这是敌军的中等兵，就用我军的上等兵乘势攻击他们；把箭装满弓弦对着他们，他们神色动摇，再让披甲的战马冲击他们，他们的队形混乱，这是敌军的下等兵，就用我军的中等兵袭击他们。这样一来，敌军的上等兵以为我军下等兵容易攻击，必定用尽锐气、不顾一切地攻击；我军就可以用上等兵压制敌军的中等兵，用中等兵压制敌军的下等兵。这些都是以一胜十、以十胜百的用兵方法，向哪里去会不胜呢？这样，敌军的三等兵中有三部分能够战胜我军的一部分，而我军三等兵中有三部分能够战胜敌军的两部分。何况敌军的上等兵即使获胜，中等兵、下等兵既然已经被我军击败，它的形势就不可能独自完整，最终也会被我军兼并。唉！一次失利却得到三次胜利，与三次失利而得到一次胜利，做将领的应当选择哪一种呢？从前田忌和齐国诸公子赛马，孙膑看见他们的马有上、中、下三等，便教田忌说：“用您的下等马对他们的上等马，拿您的上等马对他们的中等马，拿您的中等马对他们的下等马。”田忌听从了他，第一次没有取胜，第二、第三次都取胜，最终赢得千金。孙膑的说法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道理。只把它用于赛马，所以只能知道它能赢得千金罢了；如果取得这个方法而用于战争，即使是司马穰苴、吴起，又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变它呢？【喾妃论】

译《史记》记载，帝喾的元妃叫“姜原”，次妃叫“简狄”。简狄外出沐浴，看见燕子落下一枚卵，拿来吞下，因而生下契，成为商的始祖。姜原走到野外，看见巨人的脚印，高兴地踩上去，因而生下稷，成为周的始祖。商、周以契、稷为祖先确实可信，但他们的妃子生子的经过神奇怪异、荒诞放纵，不也太过分了吗？商、周拥有天下七八百年，这是因为承受上天的福禄，能够长久保有国家；可是他们的祖先为什么竟然如此不祥呢？假使圣人确实有异于普通人，我认为天地一定会调和阴阳，积聚元气中的精华来生成他们，又何必使用这两种不祥之物呢？燕子在眼前落下一枚卵，简狄把它取来吞下，她难道是丧失了心智吗？巨人的脚印清楚地留在地上，躲避还来不及，姜原却高兴地踩上去，她为什么这样不自爱呢？又说她们是在外出沐浴时遇到这些事，这就把简狄、姜原说成极其淫逸、毫无法度的人了。帝喾的妃子、稷和契的母亲，不应当是这样的人。虽然如此，司马迁的意思一定是因为《诗经》有“上天命令玄鸟，降临下来而生商”，“最初生下民众的，正是姜原。姜原怎样生下民众？能够洁净地祭祀。因为长久没有儿子，踩到上帝的脚趾而心生欢喜。“有所依止，有所安定，既震动又早起，既生育又养育”，这是说后稷的。唉！这又是司马迁拘泥附会、求索《诗经》而造成的过错。毛公作《诗经》传时，把“鸟乙鸟降”解释为举行郊祀的征候，把“履帝武”解释为跟随高辛氏出行。到了郑玄作《笺》以后，才有了吞卵、践迹的说法。毛公在世时，司马迁还没有迁述《史记》的说法。司马迁的说法出于对《诗经》的怀疑，而郑玄的说法又出于相信司马迁。因此天下人都说：圣人不是普通人，普通人无法企及。司马迁用不祥之说诬蔑圣人，实在太过分了。夏朝衰落时，两条龙在宫廷中嬉戏，留下它们的唾液，到了周朝才打开，化成玄龟；周人因此生了褒姒，并导致周朝灭亡。假如简狄吞了鸟卵、姜原踩了巨人的脚印，那么她们生下的孩子就应当像褒姒一样以妖异迷惑天下；可是为什么她们却生了后稷和契呢？有人说：既然如此，那么后稷为什么会被遗弃？我说：后稷出生时没有灾祸，也没有危害，或许姜原疑惑而把他遗弃了吧？郑庄公出生时倒着出来，使姜氏受惊，姜氏因此厌恶他。事情本来就有这样的情况。我并不是厌恶奇异之事，而是厌恶司马迁用不祥之说诬蔑圣人。把孩子遗弃后牛羊却避开他，把孩子迁移时飞鸟又为他遮蔽，我难道会厌恶这些奇异现象吗？楚国的子文出生时，老虎给他喂奶，我本来就不厌恶这种奇异之事。《管仲论》管仲辅佐齐桓公，使齐国称霸诸侯，抵御戎狄；直到他一生结束，齐国都富强，诸侯也没有反叛。管仲死后，竖刁、易牙、开方得到任用，齐桓公死于内乱，五位公子争夺君位，灾祸蔓延开来，直到齐简公时齐国都没有一年安宁。功业的成就，不是在功业成就的那一天形成的，大概一定有它开始的原因；灾祸的发生，也不是在灾祸发生的那一天才开始的，也一定有它预先显露的征兆。那么齐国得到治理时，我不说是管仲的功劳，而说是鲍叔的功劳；等到齐国发生祸乱时，我不说是竖刁、易牙、开方的罪过，而说是管仲的罪过。为什么呢？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人，本来就是扰乱国家的人，只是任用他们的人是齐桓公。正因为有舜，后来才知道应当流放四凶；正因为有孔子，后来才知道应当罢黜少正卯。那个齐桓公是什么样的人呢？只是使齐桓公能够任用这三个人的，正是管仲。管仲病重时，齐桓公问谁可以接替他做相国。在这个时候，我以为管仲将会举荐天下最贤能的人来回答，可是他的话竟然只说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人不合人情，不可以亲近罢了。唉！管仲以为齐桓公果真能够不任用这三个人吗？管仲和齐桓公相处了好几年，难道还不了解齐桓公的为人吗？齐桓公喜欢听的声音不能离开耳朵，喜欢看的美色不能离开眼睛；如果不是这三个人，他就无法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当初之所以没有被任用，只是因为还有管仲在罢了。一天没有了管仲，这三个人就可以弹去帽子上的灰尘，互相庆贺了。管仲以为临死前说几句话，就可以束缚住齐桓公的手脚吗？齐国真正忧虑的不是有这三个人，而是没有管仲。有管仲在，这三个人不过是三个普通人罢了。不然的话，天下难道还少有这类三个人吗？即使齐桓公幸而听从管仲，杀掉这三个人，可是其余类似的人，管仲能够把他们全都除掉吗？唉！管仲可以说是不懂得根本的人了。趁齐桓公问继任者时，举荐天下的贤人来代替自己，那么即使管仲死了，齐国也不算没有管仲了，这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至于这三个人，不提也罢。五霸之中，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更强盛的。晋文公的才能不过和齐桓公相当，他的臣子又都比不上管仲；晋灵公的暴虐也比不上齐孝公的宽厚。晋文公死后，诸侯不敢背叛晋国，晋国承袭晋文公留下的威势，能够做诸侯盟主一百多年。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君主虽然不贤，还有老成持重的大臣在。齐桓公死后，齐国却一下子乱得不可收拾。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只是依靠一个管仲，而管仲已经死了。天下从来不曾没有贤人，大概只是有有贤臣而没有贤君的情况罢了。齐桓公还在世时，却说天下从此再也没有管仲这样的人，我是不相信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匹〕 管仲的著作中有一篇记载他将死时，评论鲍叔、宾须无的为人，并且分别列举他们的缺点。这说明他心里认为这几个人都不足以把国家托付给他们；可是他既然预先知道自己将死，那么这篇文字就荒诞不实，不值得相信。我看史鳅因为不能举荐蘧伯玉而斥退弥子瑕，所以有死后进谏的安排；萧何将死时，举荐曹参来代替自己。大臣的用心，本来就应当如此。国家可以因一个人而兴盛，也可以因一个人而灭亡。贤人不为自己的死亡悲伤，却忧虑国家的衰败，所以一定要等到再有贤人之后才可以死。那个管仲，凭什么就死了呢？《明论》

译天下有大智慧，也有小智慧。人的智虑有能够达到的地方，也有不能达到的地方。圣人凭借大智慧，同时发挥小智慧的作用；贤人凭借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来补救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愚人不知道大智慧，却用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反而丧失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因此圣人治理天下依靠常道，贤人治理天下依靠时势。既不能遵循常道，又不能顺应时势，真是可悲而危险啊！只有拥有大智慧，才可以遵循常道；用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补救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才可以顺应时势。所谓常道，就是即使没有特别治理，天下也能得到治理；所谓时势，就是即使发生动乱，也没有不能治理的。太阳和月亮运行在天空中央，它们的光明足以照临四海，但小的地方甚至不能照进一间屋子的下面；它们本来就不必使用这种微小的光明。因此天下人看待日月的光辉，庄严地如同看待君主和父亲的威严。所以自从有天地以来有了日月，直到今天，天下从来不能有一天没有它们。天下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背叛父母、亵渎神明，就会遭到雷霆从天而降的打击。雷霆当然不可能把天下所有这样的人都击杀，但天下人所以战战兢兢、不敢触犯，是因为雷霆有时会使人无法预料地降下惩罚。假如雷霆每天轰轰烈烈地环绕天下，寻找那些背叛父母、亵渎神明的人来打击，那么这些人未必能全部找到，而雷霆的威严岂不是反而被亵渎了吗？所以，懂得日月和雷霆各自作用的人，就可以运用自己的明察了。圣人的明察，我无法知道。我唯独赞赏贤人用心简约而成效广大；我唯独奇怪愚人用心劳苦却不能成功。这没有别的原因：专注于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并把它做到极致，那么所达到的地方一定精细；把精力兼用于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并勉强去达到它，那么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也一定粗疏。把能够达到的地方做到精细，人们将会说他只是没有涉猎更多领域，但一涉猎就能做到精细。否则，我恐怕会被奸雄暗中讥笑。齐威王即位后，齐国大乱了三年；齐威王一振作起来，诸侯便震恐了二十年。这是怎样修治、怎样经营的呢？齐国贤能的人，显然不只是一个即墨大夫；扰乱齐国的人，也显然不只是一个阿大夫，同阿大夫一起毁谤即墨大夫的左右近臣也有好几人。一个即墨大夫容易辨认，一个阿大夫容易辨认，左右近臣中那些赞誉阿大夫、毁谤即墨大夫的人有多少，也容易辨认。顺着这些容易辨认的事情而把它们弄清楚，所以用心非常简约而成效广大。天下的事情，譬如有十件，我举出其中一件来，人们并不知道我不知道其余九件。若把事情一一列举到九件，却不知道其中一件，还不如只举出一件而使人无法测度；更何况连九件都没有达到呢？《辨奸论》事情有必然的发展，事理有本来如此的规律，只有天下最沉静的人才能看见细微征兆而知道显著结果。月亮周围出现光晕就会刮风，草木稀疏地滋润就会下雨，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人事的推移、事理和形势的相互承接，其中有些疏远难知、变化莫测的地方，与天地阴阳的事情相比又怎么样呢？可是贤人也有不知道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喜爱和厌恶扰乱了内心，利害又从外部夺去了判断力。从前羊叔子见到王衍，说：“使天下百姓受害的，一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说：“这个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没有一个能留下来了。”从今天看来，这其中的道理固然有可以看出的地方。依我看，王衍的为人，容貌和言语确实有可以欺骗世人、盗取名声的地方；但他不嫉妒、不贪求，随波逐流，假如晋朝没有晋惠帝，只有一个中等才能的君主，即使有成百上千个王衍，又怎么能够扰乱天下呢？卢杞的奸邪固然足以败坏国家，但他不学无术，文才不足，容貌不足以感动人，言语不足以迷惑世人；如果不是唐德宗鄙陋昏暗，又怎么会任用他呢？由此说来，羊叔子和郭汾阳推断这两个人，也可能未必完全正确。如今有一个人，口里诵读孔子、老子的言论，身体实行伯夷、叔齐那样的行为，招集那些喜好名声的士人和不得志的人，彼此编造言论，私下树立名目，把自己说成颜渊、孟轲重新出现；而内心阴险狠毒、险诈残酷，志趣同常人不同。这就是把王衍、卢杞合成一个人了，他带来的灾祸哪里说得尽呢？脸上脏了不忘记洗，衣服脏了不忘记洗涤，这是人的真实常情。如今却不是这样：穿着巨大粗陋的衣服，吃狗和猪吃的食物，头发蓬乱、面容憔悴，却谈论《诗》《书》，这难道是人的真实情性吗？凡是不近人情的事情，很少不是大奸大恶；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凭借盖世的名声来掩盖尚未显露的祸患，即使有希望天下得到治理的君主、喜爱贤人的宰相，也还会举荐并任用他，那么他成为天下祸患，必然无疑，而且不只是王衍、卢杞二人的程度。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劳。”假如这个人没有被任用，那么我的话就是过分了，而这个人也不过发出怀才不遇的叹息，谁能知道祸患竟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呢？否则，天下将遭受他的祸害，而我却获得了预先知道祸患的名声，真是可悲啊！《三子知圣人污论》

译孟子说：“宰我、子贡、有若，智慧足以知道圣人的浅处。”我解释这句话说：“污”，就是低下、浅近。宰我、子贡、有若这三个人的智慧，不足以达到圣人高深幽远、绝妙无比的境界，只是能够得到圣人学说的浅近部分罢了。宰我说：“依我看先生，比尧、舜贤能得多。”子贡说：“从百代以后看，衡量百代的君王，没有谁能够违背先生。”有若说：“先生超出同类，拔萃出众，自从有了人类以来，从来没有像先生这样盛大的人。”这就是知道孔子的伟大，却还不知道孔子所以伟大的原因。难怪说他们的智慧只足以知道圣人的浅处罢了。圣人的道理本来是一个整体，见识大的人看见它的广大，见识小的人看见它的细小，境界高的人看见它的高远，境界低的人看见它的浅近，而圣人自己并不知道这些差别。假如凡是呈现在我面前、有形可见的东西，我都认为没有看不见的，那么离娄一定会看见我所看不见的地方；这并不是事物本身的过错。泰山高达百里，有人退走而不看见它，有人看见了却到不了山脚，有人到了山脚却到不了山顶；可是泰山从来没有改变，只是有高大的差别罢了。看得见的，不逃避；看不见的，不强求看见；能够到达的，不拒绝到达；不能到达的，不强求到达。而宰我、子贡、有若三人，只到达了泰山的山脚。颜渊跟随孔子游学，出来告诉别人说：“我从先生那里有所收获。”宰我、子贡、有若跟随孔子游学，出来也告诉别人说：“我从先生那里有所收获。”孔子的道理本来是一个整体，颜渊得到它，成为颜渊；宰我、子贡、有若得到它，成为宰我、子贡、有若；孔子自己却不知道这一点。孔子的道理有高处，也有低处，就像泰山有山脚一样。高处难以理解，低处容易遵循；因为难以理解，所以孔子的道理尊崇；因为容易遵循，所以孔子的道理能够推行。这不是孔子故意降低自己的道理来求得推行，而是道理本来就有低下、浅近的一面。泰山不是能够有山脚而可以没有山脚。子贡对孔子说：“先生的道理太广大了，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够容纳先生。先生为什么不稍微降低一些呢？”孔子听了很不高兴。一个人拥有大的境界，才能安然处于大的境界；如果只有小的境界，难道不会被自己的狭小限制吗？孔子拥有大的境界，而子贡只有小的境界。因此，子贡不能安然接受孔子的伟大，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利者义之和论》义，是用来使天下适宜的东西，同时也是用来违逆天下人心的东西。如果确实合宜，那么它违逆天下人的心也就是合宜的。是求得合宜于小人，还是求得合宜于君子呢？如果求得合宜于君子，我没有见过不依靠至正之道而能够做到的。坚持至正之道来实行，合宜之处正是它违逆天下人心之处。那么，义就是圣人残害天下的器具了。伯夷、叔齐为殉行大义，在首阳山饿死，天下人怎么能眼看着他们死去而不悲伤呢？天下人如果果真喜好义，伯夷、叔齐就不会饿死了。虽然如此，这并不是义本身的罪过，而只是单独实行义的罪过。周武王奉天命诛杀独夫纣王，揭举大义而行动，哪里会顾惜天下人的利益呢？可是他发放粮食、散发财物，为什么又这样急切呢？想来即使周武王也不能只凭单独的义来施加于天下。《乾卦·文言》说：“利，是义的调和。”又说：“使万物获利，足以调和义。”唉，这已经把道理说尽了。君子以谈利为耻，也以只谈利益为耻。圣人聚集天下的刚强之气形成义，它分流散开而向四方表现出来，就是正直、果断、勇敢、愤怒；在五行中属于金，在五声中属于商。凡天下所说的刚强，都属于义。因此，义作为一种道理，容易决裂、惨烈杀伐而难以推行。虽然如此，如果没有它，天下就会流荡而忘记返回正道，也没有什么可以节制它。所以君子想要推行义，一定要使它同利益结合。使它同利益结合，推行起来就容易；违背利益，推行起来就艰难。利益存在，义就存在；利益消失，义也就丧失。因此君子乐于趋向纯粹的义，小人则高兴地奔向利与义。一定要等天下没有小人之后，我们这种纯粹的义才能实行。唉，这真难啊！圣人灭掉别人的国家，杀死别人的父亲，惩罚别人的儿子，天下却为此欢喜快乐，是因为其中有合乎利益的义。给人千乘之国的富贵，而人不奢侈；授人九命之尊贵，而人不骄傲，这是因为有义与利。义与利、利与义相互发挥作用，天下就可以掌握在手中了。五种颜色一定要有红色才调和，五种味道一定要有甘味才调和，义也一定要有利才调和。《文言》所说的，虽然是在论述上天的德性，但《易》的道理本来就是依据天道来说明人事。解说《易》的人不从人事上寻求，所以我还要说这些话。●《嘉祐集》卷十·书一篇 《上皇帝十事书》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平民臣苏洵恭敬地叩头再拜，冒着万死向皇帝陛下上书。臣在上个月五日承蒙本州抄录送来中书的札子，连续发文给臣说：经两制官员商议，呈上翰林学士欧阳修关于臣所著《权书》《衡论》《几策》二十二篇的奏章，请求陛下加以甄别录用。陛下过分听信，召臣到舍人院考试策论，又命本州发遣臣赴京。臣本是田野中的普通百姓，姓名没有登记在州里乡间；如今突然被召见，实在不知道凭什么能够使自己通达朝廷。接到命令后惊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以陛下亲自具备至圣的资质，又有群公卿的贤能和天下士大夫众多，像臣这样的人本来就不会少；有臣没有臣，对朝廷并没有增损。臣不幸患有背负柴薪之劳疾，不能奔走道路，以符合陛下搜罗、表扬人才的心意。臣忧虑惶恐，背负罪责，无处容身。臣本是平庸之才，没有途径自行进身；年轻时也曾想在陛下的科举中侥幸取中，有司认为臣不才，总是将臣斥退。臣退居乡里已经十多年了。如今即使想勉强扶病竭力前往，也自知疏拙，终究不能符合有司的心意，恐怕再次获罪，反而辱没陛下的明诏。况且陛下从千里之外召臣而来的用意，是认为臣能够有所阐发，希望臣或许能对圣明的政治稍有补益。而臣从束发读书直到今天，年近五十，仍不敢废弃学业的用意，也是想在当世略尽微薄之力，以实现平生的志愿。如今臣虽然不能赶到宫阙之下，因而不给有司增添麻烦，却仍不忍默默无言，最终什么也不说。天下的事情中，那些深远而紧要的，臣自认为身份疏远卑贱，不敢仓促进言；至于那些切近而容易实行、浅显而容易看见的事情，谨慎地分条写成十条，以此答塞陛下的明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