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集卷十·书一首【上皇帝十事书】
其一曰：臣闻利之所在，天下趋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为，则百家之市无宁居者。古之圣人执其大利之权，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向，则天下争先为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权而不能用，何则？古者赏一人而天下劝，今陛下增秩拜官动以千计，其人皆以为己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报上之恩。至于临事，谁当效用。此由陛下轻用其爵禄，使天下之士积日持久而得之。譬如佣力之人，计工而受直，虽与之千万，岂知德其主哉。是以虽有能者，亦无所施，以为谨守绳墨，足以自取高位。官吏繁多，溢于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处之，而不暇择其贤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农之钱谷。此议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窃思之，盖今制，天下之吏，自州县令录幕职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术，是以若此纷纷也。今虽多其举官而远其考，重其举官之罪，此适足以隔贤者而容不肖。且天下无事，虽庸人皆足以无过，一旦改官，无所不为。彼其举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为廉与能也。幸而未有败事，则长为廉与能矣。虽重其罪未见有益。上下相蒙，请托公行。莅官六七考，求举主五六人，此谁不能者？臣愚以为，举人者当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尝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尝有某事以知其能。虽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纪之状。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听。如此，则夫庸人虽无罪而不足称者，不得入其间，老于州县，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务为可称之功，与民兴利除害，惟恐不出诸己。此古之圣人所以驱天下之人，而使争为善也。有功而赏，有罪而罚，其实一也。今降官罢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当然，然后朝廷举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贪吏也，则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独至于改官而听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以为，如此则天下之吏，务为可称，用意过当，生事以为己功，渐不可长。臣以为不然。盖圣人必观天下之势而为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厌劳役，则圣人务为因循之政，与之休息。及其久安而无变，则必有不振之祸。是以圣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气。汉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于乱。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发其心，使踊跃于功名，以变其俗。况乎冗官纷纭如此，不知所以节之，而又何疑于此乎？且陛下与天下之士相期于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乐于小官而无闻焉者，使两制得以非常举之，此天下亦不过几人而已。吏之有过而不得迁者，亦使得以功赎，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艰之也。
其二曰：臣闻古者之制爵禄，必皆孝弟忠信，修洁博习，闻于乡党，而达于朝廷以得之。及其后世不然，曲艺小数皆可以进。然其得之也，犹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无谓者，其所谓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资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将复任其孙，孙又任其子，是不学而得者常无穷也。夫得之也易，则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学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视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于裁节，然皆知损之而未得其所损，此所谓制其末而不穷其源，见其粗而未识其精。侥幸之风少衰而犹在也。夫圣人之举事，不唯曰利而已，必将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说，故虽尽去而无疑。何者，恃其说明也。夫所谓任子者，亦犹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尔。彼其父兄固学而得之也，学者任人，不学者任于人，此易晓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于可任者，举使任之，不问其始之何从而得之也。且彼任于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犹借资之人，而欲从之<角▯>贷，不已难乎。臣愚以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虽至正郎，宜皆不听任子弟。唯其能自修饰，而越录躐次，以至于清显者，乃听。如此，则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后皆奋志为学，不待父兄之资。其任而得官者，知后不得复任其子弟，亦当勉强，不肯终老自弃于庸人，此其为益岂特一二而已？
译第一条：臣听说，利益所在的地方，天下人都会奔向那里。因此，拥有千金的富家子弟如果想有所作为，百家市集都会不得安宁。古代圣人掌握着最大的利益这种权力，用它来驱使天下；他们意向所指，天下人就争先恐后地去做。如今陛下拥有驱使天下的权力却不能运用，为什么呢？古代赏赐一个人，天下人都会受到勉励；如今陛下增加官秩、授予官职，动辄以千计，那些人都认为这是凭自己的能力取得的，却不知道竭尽力量来报答皇上的恩德。等到遇到事情时，又有谁肯效力呢？这是由于陛下轻易使用爵位俸禄，使天下士人经过长久积累就能取得它们。譬如出力受雇的人，按工时领取报酬，即使给他千万钱，他哪里会知道感念主人呢？因此，即使有才能的人，也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只认为谨慎地遵守规矩，就足以自行取得高位。官吏过多，超过官署编制，使陛下忙忙碌碌地急于为他们安排职位，没有闲暇选择贤能还是不肖，从而使陛下的百姓受苦，也使大司农的钱粮耗尽。这正是议论者想要革除却还没有做到的事情。臣私下思考，大概是因为现行制度中，天下的官吏从州县令、录事、幕职改任京官的，都没有掌握正确办法，所以才这样纷乱。如今即使增加举荐官员的数量，却延长考核期限，加重举荐官员的罪责，这只能使贤者受到阻隔而让不肖者得以容身。况且天下无事时，即使庸人也足以不犯过错；一旦改任官职，就没有什么不敢做的。他们的举荐者说：“这是廉洁的官吏，这是能干的官吏。”朝廷却不知道他们凭什么廉洁、凭什么能干。幸而没有出事，就会永远被称作廉吏、能吏。即使加重举荐者的罪责，也看不出有什么益处。上下互相蒙骗，请托之事公开进行。任职六七个考期，寻求五六个举主，这是谁做不到的呢？臣愚见认为，举荐官员的人应当明确写出他的事实说：“某人是廉吏，曾经办理某事，因此知道他廉洁；某人是能吏，曾经办理某事，因此知道他能干。”不一定非要有非凡功劳，但都必须有可以记载的事迹。只说他“廉洁能干”的，一概不予接受。这样，庸人即使没有罪过，但因为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就不能混入其中；即使老死在州县，也没有什么值得过分惋惜的。天下官吏就一定都会努力建立值得称道的功劳，同百姓兴利除害，只怕事情不能由自己做成。这就是古代圣人驱策天下人，使他们争相行善的方法。有功就赏，有罪就罚，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如今降官、罢任的人，一定奏报说某人犯了某罪，罪状确实成立以后，朝廷才举其罪而施行惩罚。现在如果不说明他犯罪的原因，只说这是无能而贪婪的官吏，那么朝廷怎么肯凭空话加罪于他；现在为什么唯独到了改任官职时，却听信这种空话呢？这实在是极其不加思考。有人认为，如果这样做，天下官吏都会专心做值得称道的事情，用心过度，制造事端来作为自己的功劳，逐渐发展下去就不可收拾。臣认为不是这样。圣人一定观察天下的形势，然后制定相应的法令。天下刚刚安定、百姓厌倦劳役时，圣人就努力实行因循宽缓的政策，让百姓休养生息。等到长久安定而没有变化时，必定会有振作不起来的祸患。因此圣人要打破苟且的心态，振作懒惰的精神。汉元帝、汉成帝只是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以至于发生祸乱。如今天下已经很少有懒惰之人，应当有办法激发他们的心志，使他们踊跃追求功名，改变社会风气。何况现在冗官如此纷乱，不知道怎样节制，难道还要怀疑这种办法吗？况且陛下同天下士人约定以功名相期望，而不要苟且求得，这正是对他们最深厚的期待。如果有宏才大略、不愿意在小官位上默默无闻的人，应当允许两制官员破格举荐；这样的人在天下也不过几位罢了。官吏有过错而不能升迁的，也应允许用功劳赎过；这样同样可以表明陛下有所推恩，而不是一味设置艰难限制。第二条：臣听说，古代制定爵位俸禄制度，必须是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忠诚守信、修养清洁而博学多闻，在乡里闻名，进而传到朝廷，才能取得爵禄。到了后世就不是这样了，掌握一些偏门技艺和小术数的人也都可以进身。但他们取得爵禄，仍然有凭借，弊病还不像今天这样严重。如今任用人最没有道理的，是所谓任子制度吧。凭借父兄的资历取得大官，又让他的子弟承袭任用；儿子再任用孙子，孙子又任用自己的儿子，这样不学习而获得官位的人就没有穷尽。取得官位容易，失去官位时就不会十分珍惜。让没有学问的人居处在自己并不珍惜的官位上，他们把百姓看作草芥，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朝廷近年才开始有意裁减节制任子，但都只知道减少数量，却没有找到应当减少的根源；这就是只控制末端而没有穷究源头，看见了粗略现象而没有认识精微原因。侥幸求官的风气虽然稍有衰减，却还存在。圣人办事，不只是说有利就够了，还一定要使天下人的内心完全信服。如今想革除某种制度，必须让天下人知道革除它的道理；这样即使全部革除，也不会有人怀疑。为什么呢？因为依靠的是清楚的说明。所谓任子，也不过是说信任父兄而任用他们的子弟罢了。那些父兄本来是靠学习取得官位的；有学问的人可以任用别人，没有学问的人只能被别人任用，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如今的制度是，只要侥幸做到官位达到可以任子的级别，就一概让他任用子弟，不问他当初是凭什么取得官位的。况且他自己还没有来得及被别人任用，又怎么能够任用别人呢？这就好比一个借来资本的人，却想再从他那里借贷，不是太困难了吗？臣愚见认为，凡是凭父兄任用而取得官位的人，即使升到正郎，也都不应允许他任用子弟。只有那些能够自行修养整饬，越级超次录用，直到清要显贵职位的人，才允许任子。这样，天下冗官必定大为减少，公卿之后代都会奋发立志求学，不再等待父兄的资历。那些凭任子取得官位的人知道以后不能再任用自己的子弟，也应当勉力进取，不肯终老而自暴自弃地同庸人一样；这样做的益处难道只是一两项而已吗？
其三曰：臣闻自设官以来，皆有考绩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废绝。自京房建考课之议，其后终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有官而无课，是无官也。有课而无赏罚，是无课也。无官无课，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识也。然更历千载而终莫之行，行之则益以纷乱，而终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胜考，今欲人人而课之，必使入于九等之中，此宜其颠倒错谬而不若无之为便也。臣观自昔考课者，皆不得其术。盖天下之官皆有所属之长，有功有罪，其长皆得以举刺。如必人人而课之于朝廷，则其长为将安用。惟其大吏无所属，而莫为之长也，则课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课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齐；其数少，故可以尽其能否而不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贤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贤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职司之不明。职司之不明，其咎在无所属而莫为之长。陛下以无所属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贤不肖，当使谁察之。古之考绩者，皆从司会，而至于天子。古之司会，即今之尚书。尚书既废，唯御史可以总察中外之官。臣愚以为可使朝臣议定职司考课之法，而于御史台别立考课之司。中丞举其大纲，而属官之中，选强明者一人，以专治其事。以举刺多者为上，以举刺少者为中，以无所举刺者为下。因其罢归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为之赏罚。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当特有以偿之，使职司知有所惩劝。则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复有所依违，而其所课者又不过数十人，足以求得其实。此所谓用力少而成功多，法无便于此者矣。今天下号为太平，其实远方之民穷困已甚，其咎皆在职司。臣不敢尽言，陛下试加采访，乃知臣言之不妄。
其四曰：臣闻古有诸侯，臣妾其境内，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无他，其一境之内，所以生杀予夺、富贵贫贱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后诸侯虽废，而自汉至唐，犹有相君之势。何者，其署置辟举之权，犹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于堂上，州县之吏拜于堂下，虽奔走顿伏，其谁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归之京师，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农衣食之。自宰相至于州县吏，虽贵贱相去甚远，而其实皆所与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余年间，天下不知有权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犹用汉、唐之制，使州县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礼。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禄，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于大官，不忧其有所不从，唯恐其从之过耳。今天下以贵相高，以贱相谄，奈何使州县之吏，趋走于太守之庭，不啻若仆妾，唯唯不给。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于曲随谄事，助以为虐。其能中立而不挠者，固已难矣。此不足怪，其势固使然也。夫州县之吏，位卑而禄薄，去于民最近，而易以为奸。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厉其廉隅，全其节概，而养其气，使知有所耻也。且必有异材焉，后将以为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县令从州县之礼。夫县令官虽卑，其所负一县之责，与京朝官知县等耳。其吏胥人民，习知其官长之拜伏于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轻之。轻之，故易为奸。此县令之所以为难也。臣愚以为州县之吏事太守，可恭逊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于通名赞拜，趋走其下风。所以全士大夫之节，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
其五曰：臣闻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窥。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仓卒，而取其禄位。唯圣人为能然。何则，其素所用者，缓急足以使也。临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传》曰：“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国家用兵之时，购方略，设武举，使天下屠沽健儿，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虽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禄，臣恐天下有以窥朝廷也。今之任为将帅，卒有急难而可使者，谁也？陛下之老将，曩之所谓战胜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为可复武举，而为之新制，以革其旧弊。昔之所谓武举者盖疏矣，其以弓马得者，不过挽强引重，市井之粗材；以策试中者，亦皆记录章句，区区无用之学。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众；而待之又甚轻，其第下者不免于隶役。故其所得皆贪污无行之徒，豪杰之士耻不忍就。宜因贡士之岁，使两制各得举其所闻，有司试其可者，而陛下亲策之。权略之外，便于弓马，可以出入险阻，勇而有谋者，不过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试以守边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举，陛下欲得将相，于此乎取之，十人之中，岂无一二？斯亦足以济矣。
译第三条：臣听说，自从设置官职以来，一直都有考核政绩的办法。周王室灭亡以后，这种制度废止断绝。自京房提出考核官吏的建议，此后始终不能实行。有官职就必须有考核，有考核就必须有奖惩。有官职而没有考核，等于没有官职；有考核而没有奖惩，等于没有考核。没有官职、没有考核，却想求得天下大治，臣实在不能理解。然而历经千年，始终没有人实行；一旦实行，反而更加纷乱，最终也无法考察清楚，原因是什么呢？天下的官吏不可能全部考核，如今想要逐一考核每个人，就必须把他们列入九等之中；这样难免颠倒错乱，还不如不实行更方便。臣考察自古以来主持考核的人，都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天下各地的官员都隶属于上级长官，有功有罪，上级长官都能够举荐或弹劾他们。如果一定要每个人都由朝廷考核，那么上级长官又有什么用呢？只有那些没有隶属长官、无人主管的大官，才适合由朝廷考核。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职位尊贵，考核一个人，下面的人都可以因此整饬；又因为人数少，可以把他们的贤能和不肖全部考察清楚而不致错误。如今天下不能大治的原因，是太守、县令、丞、尉的贤能和不肖混杂，没有人辨别。太守、县令、丞、尉贤能与否不能辨别，过错在于主管职司不明确。主管职司不明确，过错在于这些官员没有隶属之处，也没有主管长官。陛下把没有隶属的官员交给一路管理，他们贤能还是不肖，应当让谁来考察呢？古代考核政绩，都是从司会开始，最后到达天子那里。古代的司会，就是今天的尚书。尚书制度既然废弃，只有御史可以总揽考察朝廷内外的官员。臣愚见认为，可以让朝廷大臣议定职司和考课的办法，并在御史台另设考课机构。由御史中丞提出大纲，再从属官中选取一名强干明察的人，专门办理这件事。以举荐和弹劾多的列为上等，举荐和弹劾少的列为中等，完全没有举荐和弹劾的列为下等。等到这些官员罢职归家时，再奏报他们的治理情况，使朝廷能够据此进行奖惩。对于非同寻常的功劳、不可掩盖的罪过，也应当另外给予相应的奖赏或惩罚，使主管职司知道有所劝勉和惩戒。这样，下面的太守、县令、丞、尉就不容许再有所依违，而被考核的也不过几十人，足以查明实际情况。这就是所谓用力少而成功多，没有比这更便利的法令了。如今天下号称太平，实际上远方百姓已经极其贫困，过错都在主管职司。臣不敢把话全部说尽，陛下试着加以访察，就知道臣说的并非虚妄。第四条：臣听说，古代有诸侯，诸侯把境内的人作为臣妾；卿大夫之家也各自拥有臣属。陪臣侍奉他的君主，就像君主侍奉天子一样。这没有别的原因，因为在一个境内，决定谁生谁死、谁给予谁夺取、谁富贵谁贫贱的权力，都由自己掌握；当然可以把境内之人视为臣妾。后来诸侯虽然废除，但从汉代到唐代，仍然有宰相、藩镇一类臣下统治君主的势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设置官署、任用和举荐属官的权力，仍然足以使人臣服。因此太守、刺史坐在堂上，州县官吏拜伏在堂下，即使奔走叩拜，又有谁说不应该呢？自从宋太祖接受天命，把天下的尊贵权力收归京师，一命以上的官职都由皇帝亲自任命，并由大司农供给俸禄。从宰相到州县官吏，虽然贵贱相差很远，但实际上都只是皇帝让他们同列并共同侍奉君主罢了。因此一百多年间，天下人不知道有权臣的威势；可是太守、刺史仍沿用汉、唐的制度，使州县官吏按照侍奉君主的礼节来侍奉他们。他们都接受天子的爵位，都食用天子的俸禄，实在不知道州县官吏凭什么要把他们当作臣主关系。小官对于大官，不担心小官有不服从的地方，只担心他们服从得过分。如今天下人以尊贵相互抬高，以卑贱相互谄媚，为什么要让州县官吏在太守的庭院里奔走服侍，简直像仆人和妾一样，只会唯唯诺诺，疲于应答呢？所以大官常常任意行事而不顾忌属下，小官不能纠正，甚至委曲顺从、谄媚侍奉，帮助大官施暴。能够保持中立而不屈服的人，本来就已经很难得了。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形势本来就使他们如此。州县官吏地位低、俸禄薄，离百姓最近，也容易因此作奸犯科。朝廷所依靠来约束他们的，只是砥砺他们的廉耻和操守，保全他们的节操气概，培养他们的志气，使他们知道有所羞耻。况且其中一定会有特别优秀的人，将来要任为公卿，又怎么可以轻视他们呢？尤其不可取的是，现在竟让县令也遵从州县属吏对太守的礼节。县令的官职虽然卑下，但他承担一个县的责任，同京朝官知县是一样的。他的属吏和百姓习惯看见县令在太守庭上拜伏，知道县令这样没有威严，所以轻视他；轻视他，因此容易作奸犯科。这就是县令处境困难的原因。臣愚见认为，州县官吏侍奉太守，可以恭敬谦逊、压低姿态，不敢抗拒罢了；但不应当通报姓名、行赞拜礼，也不应当在太守下风处奔走。这是为了保全士大夫的节操，也用来警戒大官不要违法。第五条：臣听说，治理天下的人，必须有一些不可被人窥测的地方。因此天下有紧急情况时，不使用平素没有任用的人，使天下人不能在仓促之际侥幸取得俸禄官位。只有圣人能够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平时任用的人，在缓急之际足以驱使；临时遇事才任用的人，也不足以使用。《传》说：“宽缓时就宠用有名誉的人，紧急时就任用披甲戴盔的武士。”如今所任用的不是平时培养的，所培养的又不是平时任用的。国家用兵时，搜求方略，设置武举，使天下屠夫、商贩和强健之人都能空手夺取陛下的官职；到了军队休息之日，即使有超世的才能，却又吝惜斗升之禄，臣恐怕天下人因此能够窥见朝廷的虚实。如今任命为将帅的人，突然有急难时能够使用的，又有谁呢？陛下过去那些所谓作战取胜、善于防守的老将，如今已经没有了。臣愚见认为，可以恢复武举，并为它制定新制度，以革除旧日弊病。从前所谓武举，大概太疏略了；凭弓马取得资格的，不过是能够拉强弓、举重物的市井粗人；凭策论考试中选的，也都是记诵章句、学些微小而无用的知识。况且录取的人太多，天下懂得用兵的人不应当有这样多；而且对待他们又十分轻贱，名次最低的人免不了从事隶役。因此所得到的全是贪污无行的人，豪杰之士以参加为耻，不肯前往。应当借贡士考试之年，让两制官员各自举荐他们所听闻的人，有司考察其中适合者，再由陛下亲自策问。除权谋策略以外，要求熟悉弓马，能够出入险阻，勇敢而有谋略的人，只录取一两名，给予破格的职位，让他们担任守边的任务。文官有制科，武官有武举；陛下想要得到将相，就从这里选取，十个人中难道还没有一两个吗？这样也就足够有所补益了。
其六曰：臣闻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济之以至诚，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后能御也，则其疏远小吏当复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无可信之人，则国不足以为国矣。臣观今两制以上，非无贤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职无过而已，莫肯于绳墨之外，为陛下深思远虑，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于绳墨之内也。臣请得举其一二以言之。夫两府与两制，宜使日夜交于门，以讲论当世之务，且以习知其为人，临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来，意将以杜其告谒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无防之，是以欢欣相接而无间。以两府、两制为可信邪，当无所请属；以为不可信邪，彼何患无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来邪。今两制知举，不免用封弥腾录，既奏而下御史，亲往莅之，凛凛如鞫大狱，使不知谁人之辞，又何其甚也。臣愚以为如此之类，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负。若其犹有所欺也，则亦天下之不才无耻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诛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奸吏重足而立，想闻朝廷之风，亦必有倜傥非常之才，为陛下用也。
其七曰：臣闻为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许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国家以科举取人，四方之来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为姑收之而已。将试之为政，而观其悠久，则必有大异不然者。今进士三人之中，释褐之日，天下望为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为两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长，而擅终身之富贵，举而归之，如有所负。如此则虽天下之美才，亦或怠而不修；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风畏之，不敢按。此何为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贵贵相承，使天下仰视朝廷之尊，如太山乔岳，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与出群之才，则不可以轻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觊觎。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于公卿，得之则不知愧，不得则怨。何则，彼习知其一旦之可以侥幸而无难也。如此，则匹夫轻朝廷。臣愚以为三人之中，苟优与一官，足以报其一日之长。馆阁台省，非举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从入为？彼果才者也，其何患无所举。此非独以爱惜名器，将以重朝廷耳。
其八曰：臣闻古者敌国相观，不观于其山川之险，士马之众，相观于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兽怪物，时见其威，故人不敢亵。夫不必战胜而后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发；使吾常有所恃，而无所怯耳。今以中国之大，使夷狄视之不甚畏，敢有烦言以渎乱吾听。此其心不有所窥，其安能如此之无畏也。敌国有事，相待以将，无事，相观以使。今之所谓使者亦轻矣。曰此人也，为此官也，则以为此使也。今岁以某，来岁当以某，又来岁当以某，如县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强，其专对、捷给、勇敢，又非可以学致也。今必使强之，彼有仓惶失次，为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则专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执简记其旁，一摇足，辄随而书之。虽有奇才辩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观之，以为樽俎谈燕之间，尚不能办，军旅之际，固宜其无人也。如此将何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哉！臣愚以为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责之以文学政事，不必强之于言语之间，以败吾事。而亦稍宽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为艰危，故必均而后可。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辞免；后有缓急，使之出入死地，将皆逃邪。此臣又非独为出使而言也。
译第六条：臣听说，法律不足以控制天下；如果只凭法律来控制天下，法律不能达到的地方，天下人就会欺骗它。况且法律必然有不能达到的地方。先王知道法律有所不能达到，所以保存它的大体原则，再用最真诚的心来补足，使天下人不欺骗我们的原因，未必全是法律能够禁止他们，也有其中有所不忍的缘故。君主驾驭大臣，不可以只使用法律。如果连左右大臣都必须等到法律出台以后才能驾驭，那么疏远的小官又该靠什么呢？天下这样广大，却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国家就不能成为国家了。臣观察如今两制以上的官员，并非没有贤能俊秀之士；然而他们都只是奉行法律、供职办事、不犯过错，没有人肯在规矩之外为陛下深思远虑，提出建议。为什么呢？因为陛下把他们限制在规矩之内。臣请允许举一两个例子来说。两府和两制官员，应当让他们每天彼此往来，讨论当代政务，并且借此熟悉彼此的为人；遇到事情授予职任，才不会错用他们的才能。如今法律不允许他们相互往来，本意大概是要杜绝私下请托。但君臣之道不同，臣下只应当自我防范，君主却只应当不设防；这样才能欢欣相接而没有隔阂。如果认为两府、两制官员可以信任，就不应当还有什么请托；如果认为他们不可信，他们又怎么会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私意呢？这样一来，禁止他们往来又有什么意义？如今两制官员主持科举考试，还不得不使用封弥、誊录制度；奏报以后又交给御史，御史亲自前往监督，严厉得如同审讯重大案件，使人不知道是谁写的文章，这也太过分了。臣愚见认为，像这一类制度应当全部撤除；那些稍有见识的人，应该不忍心辜负陛下。如果他们仍然有所欺骗，那也就是天下没有才能而且没有廉耻的人了。陛下赫然震怒，诛杀一两个人，就可以使天下奸吏两脚并立、战战兢兢；想来听闻朝廷的风气，也一定会有卓越非凡的人才来为陛下效力。第七条：臣听说，治理天下可以把名位器物授予人，却不可以预先把名位器物许诺给人。人的才能不可能一天就看清楚，这是很久以来的道理。国家通过科举取士，四方来应试的人像集市一样多；一旦让有司评定名次，这本来并不是真正知道他们才能的高下大小，只不过姑且收取他们罢了。将来还要试验他们治理政务的能力，观察其长久表现，必定会有大不相同、也有并非如此的人。如今进士三人中，脱去布衣、授予官职的那一天，天下人就盼望他们成为卿相；不到十年，没有不成为两制官员的。况且他们凭一天考试的长处，就擅自享有终身的富贵，举荐提拔都归于他们，好像朝廷欠了他们什么。这样一来，即使天下的美才，也有可能懈怠而不再修养；那些任意放纵行事的人，别人也会望风畏惧，不敢弹劾。这是为什么呢？而且还有更加不便的地方。先王治理天下，使尊贵的相互尊崇、彼此递相抬高，使天下仰视朝廷的尊严，如同仰望泰山高岳，不是攀援就能够达到的。如果不是有大功劳或超群的才能，就不能轻易取得高位。因此天下人知道有所忌惮，不敢妄想。如今五尺高的儿童，个个都显露出想做公卿的意愿；得到了就不知道惭愧，得不到就怨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熟知一旦侥幸取得官位并不困难。这样一来，普通百姓都会轻视朝廷。臣愚见认为，进士三人中，如果优先授予一人官职，就足以报答他在一天考试中的长处。馆阁、台省等清要官职，不经举荐不能进入。假如他果真没有才能，怎么能凭此而进入呢？假如他果真有才能，又何必担心没有人举荐他呢？这不只是为了爱惜名位器物，也是为了尊重朝廷。第八条说：臣听说古代敌国彼此观察，不是观察对方山川的险要、士马的众多，而只观察对方的人才。高山大江中必有猛兽怪物，时常显露威势，所以人不敢轻慢。其实不一定要战胜敌人之后才使其服从，只要使他常有所忌惮，不敢发动；使我们常有所凭恃，而没有怯惧罢了。如今凭中国这样广大，却让夷狄看了并不十分畏惧，竟敢说出烦琐之言来扰乱、轻慢我们的听闻。这不是他们心中有所窥伺，又怎么能这样无所畏惧呢？敌国有事，就等待对方派将领；无事，就互相观察对方所派的使者。如今所谓使者也太轻率了：说这个人是什么人，任什么官，便认为应当派这个人出使。今年派某人，明年应当派某人，后年又派某人，就像县令安排差役，只求平均而已。人的才干本来各有所短，不能勉强；至于专门应对、言辞敏捷、勇敢果断，更不是靠学习就能获得的。如今却一定要勉强他们这样做，他们一旦仓促慌乱、失去次序，也不过被夷狄嘲笑罢了。古代大夫出使国外，凡有可以安定国家、使社稷获利的事情，就由他专断办理。如今法令过于严密，让小吏拿着简册记在旁边，稍微移动一步，便随即记录下来。即使有奇才辩士，又怎么能施展作用呢？夷狄观察这些情况，认为我们在宴饮交谈之间尚且不能办好事情，那么到了军旅之际，本来就应当没有人才了。这样一来，将凭什么破坏他们的奸谋、挫折他们的骄气呢？臣愚昧地认为，奉命出使应当有固定的人选，只选择适合的人，不必求平均。那些不擅长出使的人，陛下可以用文章学问、政务事务来责成他们，不必强迫他们在言辞应对方面任职，以免败坏我们的事情；同时也应稍微放宽有关法规，使他们能够有所施展。况且当今的弊病，是因为把出使看作艰难危险之事，所以一定要求人人平均承担才行。陛下在太平时派遣使者，他们都可以借口辞免；以后遇到缓急，要让他们出入死地，难道都会逃走吗？这也是臣不只是为出使一事而说的。
其九曰：臣闻刑之有赦，其来远矣。周制八议，有可赦之人而无可赦之时。自三代之衰，始闻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离之后，盗贼垢污之余，于是有以沛然洗濯于天下，而犹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侥幸也。平时小民畏法，不敢<走咨>趄，当郊之岁，盗贼公行，罪人满狱，为天下者将何利于此？而又糜散帑廪，以赏无用冗杂之兵，一经大礼，费以万亿。赋敛之不轻，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节用爱民，非不欲去此矣。顾以为所从来久远，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为少恩，而凶豪无赖之兵，或因以为词而生乱。此其所以重改也。盖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忧必深，改之，则其祸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为先郊之岁，可因事为词，特发大号，如郊之赦与军士之赐，且告之曰：吾于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残之民，知吾当赦，辄以犯法，以贼害吾良民，今而后赦不于郊之岁，以为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岁而得郊之赏也，何暇虑其后。其后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从而尽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远矣。且此出于五代之后兵荒之间，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侧耳。后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于今法令明具，四方无虞，何畏而不改？今不为之计，使奸人猾吏，养为盗贼，而后取租赋以啖骄兵，乘之以饥馑，鲜不及乱矣。当此之时，欲为之计，其犹有及乎！
其十曰：臣闻古者所以采庶人之议，为其疏贱而无嫌也。不知爵禄之可爱，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于陛下之朝，无所爱惜顾念于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诸臣所不敢尽言者，臣请得以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贤，思致太平，今几年矣。事垂立而辄废，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则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犹未也，虽得贤臣千万，天下终不可为。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礼，凡在位者不敢用亵狎戏▯以求亲媚于陛下。而谗言邪谋之所由至于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为陛下不疏远宦官之过。陛下特以为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阴贼险诈，为害最大。天下之小人，无由至于陛下之前，故皆通于宦官，珠玉锦绣所以为赂者络绎于道，以间关龃龉贤人之谋。陛下纵不听用，而大臣常有所顾忌，以不得尽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窃闻之道路，陛下将有意乎去而疏之也。若如所言，则天下之福。然臣方以为忧，而未敢贺也。古之小人，有为君子之所抑，而反激为天下之祸者，臣每痛伤之。盖东汉之衰，宦官用事，阳球为司隶校尉，发愤诛王甫等数人，磔其尸道中，常侍曹节过而见之，遂奏诛阳球，而宦官之用事，过于王甫之未诛。其后窦武、何进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汉之衰至于扫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尽去乃无后患。惟陛下思宗庙社稷之重，与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疏之，又疏之。刀锯之余必无忠良，纵有区区之小节，不过闱闼扫洒之勤，无益于事。惟能务绝其根，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谟易以入，则天下无事矣。惟陛下无使为臣之所料，而后世以臣为知言，不胜大愿。
曩臣所著二十二篇，略言当世之要。陛下虽以此召臣，然臣观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词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无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阔为世笑，然臣以为必将有时而不迂阔也。贾谊之策不用于孝文之时，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余论，而施之于孝武之世。夫施之于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于孝文之时之易也。臣虽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胜越次忧国之心，效其所见。且非陛下召臣，臣言无以至于朝廷。今老矣，恐后无由复言，故云云之多至于此也，惟陛下宽之。臣洵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书。
●嘉▯集卷十一·书五首
【上韩枢密书】
太尉执事：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昨因请见，求进末议，太尉许诺，谨撰其说。言语朴直，非有惊世绝俗之谈、甚高难行之论，太尉取其大纲，而无责其纤悉。
译第九条说：臣听说刑罚中有赦免，来由已经很久远了。周代有八种议罪之法，只有可以赦免的人，却没有可以赦免的时节。自三代衰微以后，才开始听说有大规模赦免的命令；但那都是因为天下发生非常之事，在凶荒流离之后、盗贼横行之后，于是用赦免来大大洗濯天下的罪污，尚且不如如今因为举行郊祀便赦免，使天下的凶恶之民能够预先知道并侥幸逃罪。平时百姓畏惧法律，不敢[原文“<走咨>趄”，疑为OCR误字]；到了举行郊祀的年份，盗贼公然横行，罪犯充满监狱。治理天下的人从中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又要耗散国库财物，赏赐那些无用而冗杂的士兵；一次大礼，费用便以万亿计。赋税不能减轻，百姓不能聊以生存，都是这个缘故。凭陛下节约用度、爱护百姓的心，并非不想废除这件事，只是认为它沿袭已久，恐怕一旦废除，天下会认为陛下恩德减少，而凶悍豪强、无赖士兵或许会借此为借口制造乱子。这就是难以更改的原因。大概有些事情不能更改而终于不改，其忧患一定很深；改动它，祸患又会很快发生。只要不失去推施恩惠的原则，同时又能挽救天下的弊病，臣愚昧地认为，可以在原定郊祀年份之前，借一件事作为名义，特别发布重大诏令，像举行郊祀时的赦免和赏赐军士一样，并且告诉天下说：我对于天下并不是吝惜推施恩惠，只是凶残的百姓知道我应当赦免，便屡屡犯法，残害我的良民；从今以后，赦免不在举行郊祀的年份实行，把这作为常制。天下人因为不是举行郊祀的年份却得到郊祀时的赏赐，一定会高兴，哪里还顾得上考虑后来的事情。此后隔四五年实行一次，再隔七八年实行一次，然后再逐步全部废除；天下安然无事而不知不觉，这种做法也就日渐远去了。况且这件事本来出自五代之后兵荒马乱的时期，只是姑且安抚天下、安定反叛者罢了。后世的人相继承袭，不能废除，以至于今天，法令已经明确完备，四方没有忧患，还有什么可害怕而不改的呢？如今若不为此筹划，任由奸人狡吏把百姓养成盗贼，然后收取租赋去供养骄横的士兵，再加上饥荒，少有不陷入动乱的。等到这种时候才想办法，难道还来得及吗？第十条说：臣听说古代之所以采纳平民的意见，是因为他们身份疏远卑贱，没有什么嫌疑。他们不知道爵禄可爱，所以言论公正；不知道君威可怕，所以言语直率。如今臣有幸还没有立于陛下的朝廷，没有什么爵禄可以爱惜、顾念在心，因此天下的事情中，陛下的群臣不敢完全说出的，臣请求越分直言。陛下擢用俊杰贤能，思求达到太平，已经几年了。事情将要成功却总是废止，功业尚未完成便又撤换，陛下知道其中的原因吗？陛下如果知道原因，那么如今在位的人都足以有所建树；如果仍然不知道，即使得到千万名贤臣，天下终究也治理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小人的根基还没有铲除。陛下对待士大夫有礼，凡是在位的人都不敢用轻慢、亲狎、戏谑的方式来求得陛下的亲近和宠爱。然而谗言邪谋能够传到朝廷的缘由，天下人都认为是陛下没有疏远宦官的过错。陛下只把他们看作耳目玩弄之臣，却不知道他们暗中狠毒、阴险奸诈，造成的祸害最大。天下的小人没有途径到陛下面前，所以都通过宦官来通达，拿珠玉锦绣作为贿赂的车马接连不断，借此从中阻挠贤人的谋议。陛下即使不听从、不任用他们，大臣们也常有所顾忌，因而不能尽情竭力。所以臣说小人的根基还没有铲除。臣私下听道路上的传闻，说陛下将有意除掉并疏远他们。如果像传闻所说，那是天下的福分；然而臣正因此忧虑，还不敢道贺。古代的小人，有的受到君子的压制，反而激发成天下的祸患，臣每每为此痛惜。东汉衰微时，宦官掌权，阳球任司隶校尉，发愤诛杀王甫等数人，把他们的尸体肢解陈列在道路中。常侍曹节经过看见，便上奏诛杀阳球，结果宦官掌权比王甫未被诛杀时更加严重。后来窦武、何进又想除掉宦官，反而因此遭到杀害。所以汉朝的衰败终于到了不可收拾、无法挽救的地步。君子除掉小人，只有彻底除尽，才没有后患。只希望陛下想到宗庙社稷的重大和天下的可畏，除掉之后再除掉，疏远之后再疏远。刑刀锯斧所留下的宦官中必定不会有忠良；即使有一点小小的节操，也不过是宫闱内扫洒服劳的勤谨，对国家大事没有益处。只有努力斩断他们的根，使朝廷清明，忠言嘉谋容易传入，那么天下就没有忧患了。只希望陛下不要让臣的预料成真，使后世认为臣是能够说出正确见解的人，这是臣最大的愿望。从前臣所写的二十二篇文章，大略谈论当代的重要事务。陛下虽然因此召见臣，但臣观察朝廷的意思，只是认为文章文采辞致稍有可取之处，未必认为其中言论可以采用。天下太平无事时，臣常常发表狂妄之言，被世人讥笑为迂阔；但臣认为，这些话一定会有时不显得迂阔。贾谊的策略没有在孝文帝时采用，却使主父偃一类的人得到其中的余论，并在孝武帝时代施行。既然在孝武帝时代施行，当然不如在孝文帝时代采用那样容易。臣虽然比不上古人，只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这是一个平民的言论就轻视它。臣怀着不胜越级忧国之心，把自己的见解献上。若不是陛下召见臣，臣的言论便没有机会传到朝廷。如今臣已经老了，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进言，所以这些话才多到如此地步，只希望陛下宽宥。臣苏洵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谨此书写。《嘉祐集》卷十一·书五首 《上韩枢密书》太尉阁下：苏洵写书没有别的长处，谈到军事，评论古今形势，甚至自比贾谊。所献的《权书》，虽然谈的是古人已经发生过的成败事迹，但如果深入明白其中的道理，施用于今天，没有什么不可行。前些日子因请求拜见，求您允许我进献末篇议论，太尉已经答应了，我谨慎地撰写这篇论说。言语朴实直率，并没有惊世骇俗的谈论，也没有高深难行的议论，太尉只取其大纲，不必责求其中纤细详尽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