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集卷五·衡论下【养才】
吾观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强之道与德，而加之不可勉强之才之上，而曰我贵贤贱能。是以道与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遗焉。然而为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为众人所勉强者耳。何则？奇杰之士，常好自负，疏隽傲诞，不事绳检，往往冒法律，触刑禁，叫号欢呼，以发其一时之乐而不顾其祸，嗜利酗酒，使气傲物，志气一发，则倜然远去，不可羁束以礼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而不为此，以留意于向所谓道与德可勉强者，则何病不至？奈何以朴▯小道加诸其上哉。
夫其不肯规规以事礼法，而必自纵以为此者，乃上之人之过也。古之养奇杰也，任之以权，尊之以爵，厚之以禄，重之以恩，责之以措置天下之务，而易其平居自纵之心，而声色耳目之欲又已极于外，故不待放肆而后为乐。今则不然，奇杰无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禄者过半，彼又安得不越法、逾礼而自快耶。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纵耶。今我绳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随之以刑，则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无事之时既不能养，及其不幸，一旦有边境之患，繁乱难治之事，而后优诏以召之，丰爵重禄以结之，则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纯忠者也，又安肯默然于穷困无用之地而已耶。周公之时，天下号为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称职。当是时，虽有奇杰无所复用，而其礼法风俗尤复细密，举朝廷与四海之人无不遵蹈，而其八议之中犹有曰议能者。况当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尽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称职，礼法风俗又非细密如周之盛时，而奇杰之士复有困于簿书米盐间者，则反可不议其能而怒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贳其过，无使为刀笔吏所困，则庶乎尽其才矣。
或曰：奇杰之士有过得以免，则天下之人孰不自谓奇杰而欲免其过者，是终亦溃法乱教耳。曰：是则然矣，然而奇杰之所为，必挺然出于众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晓天下，俾得以赎其过，而其未有功者，则委之以难治之事，而责其成绩，则天下之人不敢自谓奇杰，而真奇杰者出矣。
【用法】
古之法简，今之法繁。简者不便于今，而繁者不便于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时不若古之时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耶，而罪亦然，则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轻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罪而哀其无辜，故法举其略，而吏制其详。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则以著于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杀人、伤人耳。若其轻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则以属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简。今则不然，吏奸矣，不若古之良；民▯俞矣，不若古之淳。吏奸，则以喜怒制其轻重而出入之，或至于诬执。民▯俞，则吏虽以情出入，而彼得执其罪之大小以为辞。故今之法纤悉委备，不执于一，左右前后，四顾而不可逃。是以轻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辄以举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书，论其大概，而增损剂量则以属医者，使之视人之疾，而参以己意。今之法若鬻履，既为其大者，又为其次者，又为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简则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则一也。
译我看世上任用人才，喜欢把可以勉强做到的道德加在不可勉强做到的才能之上，却说自己尊重贤德、轻视才能。因此，道德还不足以教化人，人才却被遗弃了。然而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只是因为有才能的人不能成为众人都可以勉强做到的那种人。为什么呢？奇异杰出的人常常喜欢自负，疏放俊逸而傲慢荒诞，不遵守规矩，往往触犯法律刑禁，高声呼喊欢呼，只为发泄一时的快乐而不顾祸患；他们贪图利益、酗酒，使性气骄傲、轻视他人，志气一发作，就突然远去，不肯受礼法约束。然而等到有一天翻然醒悟，改变自己，不再这样做，把心思放到前面所说的可以勉强做到的道德上，那么还有什么弊病不能达到解决呢？为什么偏要把朴拙浅小的〔OCR疑误：“朴▯”〕道术强加在他们身上呢？他们不肯拘拘谨谨地奉行礼法，偏要放纵自己这样做，实际上是上位者的过错。古代培养奇异杰出的人，给他权力，尊崇他的爵位，优厚他的俸禄，加重对他的恩遇，责成他安排天下的事务，以此改变他平日放纵自己的心态；同时声色耳目的欲望又已经在外部得到充分满足，所以不必等到放纵之后才寻求快乐。如今却不是这样，奇异杰出的人没有尺寸之柄，只有最低一等的爵位，领取斗升之禄的过半，他又怎么能不越过法律、逾越礼制来使自己痛快呢？我又怎么能急切地用法律约束他，使他不能安然放纵呢？如今用法律约束他，已经够急迫了；逼迫不止，又接着施加刑罚，那么他就只会向北逃往胡地、向南逃往越地。唉！平安无事时既不能培养他，等到不幸发生边境忧患、出现繁杂难治的事情时，才用优厚诏书召他回来，用丰厚爵位重禄笼络他，那么他已经心怀怨恨了。他本来就不是纯粹忠诚的人，又怎么肯默默留在穷困而无用的地方呢？周公时代，天下号称达到极治，四夷已经臣服，卿、大夫、士也都称职。当时即使有奇异杰出的人无处再使用，礼法风俗又格外细密，整个朝廷和四海之人无不遵循践行，而八议之中仍有一项叫作“议能”。何况当今天下还没有达到极治，四夷还没有全部臣服，卿、大夫、士还没有全都称职，礼法风俗又不像周朝盛时那样严密，而奇异杰出的人又有困顿在文书簿册、米盐琐事之间的；这样反而可以不议论他的才能，却去恼怒他吗？应当怜惜他的才能，宽赦他的过错，不要让他被刀笔吏困住，这样或许就能使他充分发挥才能了。有人说：“奇异杰出的人有过错却可以免罪，那么天下人谁不会自称奇异杰出而想免除自己的过错呢？这样最终还是会破坏法令、扰乱教化。”我说：“这确实如此。然而奇异杰出的人所做的事情，一定会挺然超出众人之上。只要指出他已经完成的功绩，向天下说明，使他能够用功绩赎过；对于还没有功绩的人，就把难以治理的事情交给他，责成他取得成绩。这样天下人就不敢自称奇异杰出，而真正的奇异杰出之士就会出现。” 【运用法令】古代的法令简要，今天的法令繁密。简要的法令不适合今天，繁密的法令不适合古代；这并不是今天的法令不如古代的法令，也不是今天的时代不如古代的时代。先王制定法令，没有不想使百姓心服的。要使百姓心服，必须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形；实际情形确实如此，罪行也确实如此，那么自然可以纳入我们的法令。但百姓的实际情形又不都能像罪行那样分清轻重大小，所以先王一方面痛恨罪行，一方面怜悯无辜，因此法令只列举大略，具体细节由官吏制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受刑，这些写在法令中，是让百姓知道天子不希望我们杀人、伤人罢了。至于罪行轻重、出入宽严，要寻求实情使人心服，就交给有关官吏处理。信任官吏而不专任法令，所以法令简要。现在却不是这样：官吏奸诈，不如古代官吏善良；百姓〔OCR疑误：“▯俞”〕，不如古代百姓淳朴。官吏奸诈，就凭自己的喜怒来决定罪行的轻重、宽严，有时甚至到了诬陷逮捕的地步；百姓〔OCR疑误：“▯俞”〕，即使官吏按照实情从宽或从严处理，他们也能抓住罪行大小来作为辩辞。所以今天的法令纤细详尽、委曲周备，不拘守某一条，左右前后四面查看也无从逃避。因此罪行的轻重、案情的宽严，都可以从法令中寻求依据；官吏不奉行法令，就立即加以举劾。任用法令而不任用官吏，所以法令繁密。古代的法令像药方，只论大概；增加或减少药剂分量，就交给医生，让他观察病人的病情，再参照自己的意见处理。今天的法令像卖鞋，既做大号，又做中号，又做小号，以求适合天下人的脚。因此法令有繁简之不同，但寻求百姓的实情来使他们心服，这一点是相同的。
然则今之法不劣于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无弊。何则？律令之所禁，画一明备，虽妇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间有习于犯禁而遂不改者，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为之度，以一天下之长短，为之量，以齐天下之多寡，为之权衡，以信天下之轻重。故度、量、权衡，法必资之官，资之官而后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绳丝缒石以为之，富商豪贾内以大，出以小，齐人适楚，不知其孰为斗，孰为斛，持东家之尺而校之西邻，则若十指然。此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一也。先王恶奇货之荡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采珠贝，恶夫物之伪而假真，且重费也，故禁民糜金以为涂饰。今也，采珠贝之民，溢于海滨，糜金之工，肩摩于列肆。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二也。先王患贱之凌贵，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为等差，长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纨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三也。先王惧天下之吏负县官之势，以侵劫齐民也，故使市之坐贾，视时百物之贵贱而录之，旬辄以上。百以百闻，千以千闻，以待官吏之私价。十则损三，三则损一以闻，以备县官之公籴。今也，吏之私价而从县官公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于民也固如是，是吏与县官敛怨于下。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则不商，商则有罚；不仕而商，商则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罚。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罚，又从而不征，资之以县官公籴之法，负之以县官之徒，载之以县官之舟，关防不讥，津梁不呵。然则，为吏而商诚可乐也，民将安所措手？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五也。若此之类，不可悉数，天下之人，耳习目熟以为当然。宪官法吏目击其事，亦恬而不问。
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议者皆以为今之弊，不过吏胥▯法以为奸，而吾以为吏胥之奸由此五者始。今有盗白昼持梃入室，而主人不知之禁，则逾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恣行于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后诘吏胥之奸可也。
【议法】
古者以仁义行法律，后世以法律行仁义。夫三代之圣王，其教化之本出于学校，蔓延于天下，而形见于礼乐。下之民被其风化，循循翼翼，务为仁义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虽不用，而其所禁亦不为不行于其间。下而至于汉、唐，其教化不足以动民，而一于法律。故其民惧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为仁义。唐之初，大臣房、杜辈为《刑统》，毫厘轻重，明辩别白，附以仁义，无所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但不能先使民务为仁义，使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时，然要其终亦能使民勉为仁义。而其所以不若三代者，则有由矣，政之失，非法之罪也。是以宋有天下，因而循之，变其节目而存其大体，比闾小吏奉之以公，则老奸大猾束手请死，不可漏略。然而狱讼常病多，盗贼常病众，则亦有由矣，法之公而吏之私也。夫举公法而寄之私吏，犹且若此，而况法律之间又不能无失，其何以为治？
今夫天子之子弟、卿大夫与其子弟，皆天子之所优异者。有罪而使与氓隶并笞而偕戮，则大臣无耻而朝廷轻，故有赎焉，以全其肌肤而厉其节操。故赎金者，朝廷之体也，所以自尊也，非与其有罪也。夫刑者，必痛之而后人畏焉，罚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后人惩焉。今也，大辟之诛，输一石之金而免。贵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胜数，是虽使朝杀一人而输一石之金，暮杀一人而输一石之金，金不可尽，身不可困，况以其官而除其罪，则一石之金又不皆输焉，是恣其杀人也。且不笞、不戮，彼已幸矣，而赎之又轻，是启奸也。夫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诬以杀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诚杀人而官不能折以实者，是皆不可以诚杀人之法坐。由是有减罪之律，当死而流。使彼为不能自明者耶，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为诚杀人者耶，流而不死，刑已宽矣，是失实也。故有启奸之衅，则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虽死而常无告；有失实之弊，则无辜者多怨，而侥幸者易以免。
译既然如此，今天的法令并不比古代差，但执行法令的人仍然不能没有弊病。为什么呢？律令所禁止的事情，规定统一而明确完备，即使妇女儿童也都知道畏惧躲避；可是其中有些人习惯于触犯禁令而始终不改，天下人都知道，却从来不觉得奇怪。先王害怕天下人的欺诈，制定尺度来统一天下的长短，制定量器来统一天下的多少，制定权衡来校正天下的轻重。因此尺度、量器、权衡，法令规定必须由官府供应；由官府供应以后，天下的标准才会一致。如今平民家中刻木、削竹，系绳、坠石来制作度量器；富商豪贾把大的留在里面，把小的拿出去；齐人到楚国去，不知道哪个是斗、哪个是斛；拿东家的尺去和西邻的尺比较，就像十根手指一样各不相同。这是天下人都知道却从来不觉得奇怪的第一件事。先王厌恶珍奇货物扰乱百姓，又怜悯微小物品不能使百姓谋生，所以禁止百姓采珠取贝；厌恶物品伪造、以假充真，又考虑到这样会增加费用，所以禁止百姓熔化黄金来作涂饰。如今采珠取贝的人充斥海边，熔金作饰的工匠在店铺之间摩肩接踵。这又是天下人都知道却从来不觉得奇怪的第二件事。先王担忧卑贱者凌驾尊贵者、下位者僭越上位者，所以冠帽、衣服、器皿都按照爵位等级分别规定，长短大小无不有制度。如今，工商人家的子弟拖着绫罗锦绣，穿戴珠玉，从头到脚全身如此，而犯法的十有八九。这又是天下人都知道却从未感到奇怪的第三件事。先王担心天下官吏凭借县官的权势，侵夺劫掠平民，所以让市场上的坐贾根据时令记录百物的贵贱，每十天上报一次。百件的以百件报告，千件的以千件报告，用来应付官吏私下定价；价格十分之时减去三分，三分之时减去一分，报告上去，以备县官按公价收购。如今，官吏按私价收购，却遵循县官公价收购的办法，百姓说公家向百姓取物本来就是这样，于是官吏和县官共同在下民中积聚怨恨。这又是天下人都知道却从未感到奇怪的第四件事。先王不愿让人擅自垄断天下的利益，所以做官就不能经商，经商就要受罚；不做官而经商，经商就要纳税。这样，百姓经商不能免税，官吏经商却还要免罚免税，又凭借县官公价收购的办法，借用县官的役夫，使用县官的船只，过关时无人盘问，渡口桥梁也无人呵斥阻拦。既然如此，做官而经商实在是很快乐的事，百姓将把手脚放在哪里呢？这又是天下人都知道却从未感到奇怪的第五件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像这样的事情，数也数不清。天下人听惯了、看熟了，便认为理所当然；宪官和执法官吏亲眼看见这些事，也安然不问。法律，是天子的法律。法律明明禁止，人人却明明违犯，这就是不把天子的法律当作法律，是衰世的事情。议论者都认为，如今的弊病不过是胥吏玩弄法律来作奸，而我认为，胥吏的奸邪正是从这五件事开始的。现在如果有盗贼在白天拿着棍棒闯入住宅，而主人不知道这是法律所禁止的，那么那些翻墙穿洞的盗贼，必定还会互相告知，在他家肆意妄为。一定要先治理这五件事，然后再追究胥吏的奸邪，才可以。《议法》古代是用仁义来施行法律，后世是用法律来施行仁义。三代的圣王，其教化的根本从学校出发，扩展到天下，并且表现在礼乐之中。下层百姓受到这种风化，恭谨小心，努力实行仁义，以求避免触犯法律所禁止的事情。所以，那时法律虽然不常使用，但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也并非不在民间自行止息。下至汉、唐，教化不足以感动百姓，于是专靠法律。百姓害怕法律加身，也有时互相勉励实行仁义。唐初，大臣房、杜等人制定《刑统》，刑罚轻重分毫清楚，辨析明白，附以仁义，不徇私曲意，我不知道周公的刑法为什么还要胜过它。但它不能先使百姓致力于仁义，使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不必施刑便自行停止，像三代那样；不过推究其最终效果，也能使百姓勉力行仁义。它不如三代的原因，是有缘故的：这是政治的过失，不是法律本身的罪过。因此宋朝有天下，便沿袭这种办法，改变其中的条目而保留大体；即使乡里小吏奉行公正，老奸巨猾也会束手请求处死，毫不敢遗漏。然而，诉讼案件常常苦于太多，盗贼常常苦于太多，这也有原因：法律是公正的，而官吏却徇私。把公正的法律交给徇私的官吏，尚且会这样，何况法律条文之间又不能没有缺失，那还凭什么治理国家呢？天子的子弟、卿大夫及其子弟，都是天子优待特殊的人。如果他们犯罪，却让他们同平民奴隶一起受鞭笞、同样被杀戮，大臣就会感到无耻，朝廷也会受到轻视，所以设立赎刑，使他们保全肌肤而勉励节操。因此，赎金是维护朝廷体面的办法，是朝廷自我尊重的表现，并不是赞许他们有罪。刑罚一定要使人感到痛苦，人们才会畏惧；罚金不能使人感到痛苦，就一定要使他困窘，人们才会受到惩戒。如今，死刑只要缴纳一石金便可免除。贵人和皇亲之家，一石金不知有多少；即使早晨杀一个人缴一石金，晚上再杀一个人缴一石金，金钱也用不完，本人也不会困窘，何况还可以凭官职免除罪行，那么一石金也不必全部缴纳，这就是纵容他们杀人。况且不受鞭笞、不遭杀戮，他们已经很幸运了，而赎金又轻，这就开启了作奸的门路。罪行本来有疑点。如今有人或许被诬陷杀人而不能自行申辩清楚，也有人确实杀了人而官府不能查验出实情，这两种人都不可以按照确实杀人的法律定罪。因此设有减罪的法律：本应处死而改判流放。若他属于不能自行申明的人，免死而流放，刑罚已经很严酷；若他确实杀了人，流放而不死，刑罚又已经太宽，这就是事实与刑罚不相符合。所以，有开启作奸之门的弊端，上层的人常常得到侥幸，而下层的人即使死了也常常无处申诉；有事实与刑罚不相符合的弊端，无辜者多有怨恨，侥幸逃脱者却容易免罪。
今欲刑不加重，赦不加多，独于法律之间变其一端，而能使不启奸，不失实，其莫若重赎。然则重赎之说何如？曰：士者五刑之尤轻者止于墨，而墨之罚百锾。逆而数之，极于大辟，而大辟之罚千锾。此穆王之罚也。周公之时，则又重于此。然千锾之重，亦已当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方今大辟之赎，不能当其三分之一。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今也贵人近戚皆赎，而疑罪不与。《记》曰：公族有死罪，致刑于甸人。虽君命宥，不听。今欲贵人近戚之刑举从于此，则非所以自尊之道，故莫若使得与疑罪皆重赎。且彼虽号为富强，苟数犯法而数重困于赎金之间，则不能不敛手畏法。彼罪疑者，虽或非其辜，而法亦不至残溃其肌体，若其有罪，则法虽不刑，而彼固亦已困于赎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于困，而无辜者不至陷于笞戮，一举而两利，斯智者之为也。
【兵制】
三代之时，举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汉始。三代之时，闻有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闻有卒吏叫呼衡行者也。秦、汉以来，诸侯之患不减于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畜虎豹，圈槛一缺，咆勃四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蚕而衣，故劳，劳则善心生。秦、汉以来，所谓兵者，皆坐而衣食于县官，故骄，骄则无所不为。三代之兵皆齐民，老幼相养，疾病相救，出相礼让，入相慈孝，有忧相吊，有喜相庆，其风俗优柔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重。秦、汉以来号齐民者，比之三代既已薄矣，况其所谓兵者，乃其齐民之中尤为凶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自弃。夫民耕而食，蚕而衣，虽不幸而不给，犹不我咎也。今谓之曰：尔毋耕，尔毋蚕，为我兵，吾衣食尔。他日一不充其欲，彼将曰：向谓我毋耕、毋蚕，今而不我给也。然则怨从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自重而不我咎，欲其为乱，不可得也。既骄矣，又慢法而自弃以怨其上，欲其不为乱，亦不可得也。
且夫天下之地不加于三代，天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减于三代，平居无事，占军籍，畜妻子，而仰给于斯民者，则遍天下不知其数，奈何民之不日剥月割，以至于流亡而无告也。其患始于废井田，开阡陌，一坏而不可复收。故虽有明君贤臣焦思极虑，而求以救其弊，卒不过开屯田，置府兵，使之无事则耕而食耳。呜呼！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后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于废。陵夷及于五代，燕师刘守光又从而为之黥面涅手之制，天下遂以为常法，使之判然不得与齐民齿。故其人益复自弃，视齐民如越人矣。太祖既受命，惩唐季、五代之乱，聚重兵京师，而边境亦不曰无备；损节度之权，而藩镇亦不曰无威。周与汉、唐，邦镇之兵强，秦，郡县之兵弱。兵强，故末大不掉。兵弱，故天子孤睽。周与汉、唐则过，而秦则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虽然，置帅之方则远过于前代，而制兵之术，吾犹有疑焉。何者？自汉迄唐，或开屯田，或置府兵，使之无事则耕而食，而民犹且不胜其患。今屯田盖无几而府兵亦已废，欲民之丰阜，势不可也。国家治平日久，民之趋于农日益众，而天下无莱田矣。以此观之，谓斯民宜如生三代之盛时，而乃戚戚嗟嗟无终岁之蓄者，兵食夺之也。
译如今想要不加重刑罚、不增加赦免，只在法律条文中改变其中一端，就能使它不诱发作奸、不失实，没有比加重赎金更好的办法了。那么加重赎金的主张怎样呢？回答说：士人所受的五刑中，最轻的是墨刑，而墨刑的罚金为百锾；倒过来数到极重的死刑，死刑的罚金为千锾。这是穆王时的刑罚。周公时又比这更重。然而千锾的重量，也已经相当于今天三百七十斤有余了。现在死刑的赎金，还不到古代的三分之一。古代用赎刑来宽宥有疑点的罪行，却不涉及公族；如今贵人和皇亲都能赎罪，而有疑点的罪行反而不能赎。《礼记》说：公族有死罪，就把刑罚交给甸人执行；即使国君下令宽宥，也不能听从。如今若贵人和皇亲的刑罚完全依照这一规定，就不是维护朝廷尊严的办法，所以不如让他们和有疑罪的人一同缴纳重额赎金。即使他们号称富有强大，如果屡次犯法，又屡次在重额赎金中受到困窘，也不能不收敛手脚、畏惧法律。那些罪行有疑点的人，即使有的并非真正有罪，法律也不至于残害他们的身体；如果他们确实有罪，那么法律虽不施刑，他们也已经被赎金困窘了。使有罪者不能免于困窘，使无辜者不至于陷入鞭笞杀戮，一举而获得两方面的好处，这才是有智慧的人所做的事。《兵制》三代时，天下所有百姓都是士兵。兵民的区别，从秦、汉才开始。三代时，听说有诸侯抗拒天子命令，却没有听说士卒和军吏叫嚷横行的。秦、汉以来，诸侯的祸患并不比三代少，而统率士卒却像圈养虎豹一样，圈栏稍有缺口，它们便咆哮着四处冲出。原因是什么呢？三代的士兵耕种来获得食物，养蚕来获得衣服，所以勤劳；勤劳便会产生善心。秦、汉以来，所谓士兵都坐享县官供给的衣食，所以骄纵；骄纵便无所不为。三代的士兵都是平民，老幼互相养护，患病互相救助，出门彼此礼让，回家彼此慈爱孝顺，有忧患互相慰问，有喜事互相庆贺。他们的风俗宽厚和顺，所以士兵畏惧法律而自重。秦、汉以来，号称平民的人与三代相比已经差薄了，何况所谓士兵，还是平民中尤其凶悍狡黠的人，所以常常轻慢法律、自暴自弃。百姓自己耕种得食、养蚕得衣，即使不幸收成不足，也还不会怪罪我。如今却对他说：你不要耕种，不要养蚕，替我当兵，我来供给你的衣食。以后有一天供给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就会说：先前你叫我不要耕、不要蚕，现在却不给我供给。这样，怨恨就从这里产生了。对于本来有善心、畏惧法律而自重、不会怪罪我的百姓，想让他们作乱，是不可能的；他们一旦骄纵起来，又轻慢法律、自暴自弃而怨恨上级，想让他们不作乱，也是不可能的。况且天下的土地并没有比三代增加，天下百姓在其中取得衣食，也没有比三代减少；平时无事，占有军籍，养活妻子儿女，却依靠这些百姓供给的人，遍布天下，不知有多少。百姓怎么会不日渐被剥削，直到流亡而无处申诉呢？祸患起于废除井田、开辟阡陌，一经败坏便无法恢复。所以即使有英明的君主、贤能的大臣焦虑思考，想挽救这种弊病，最终也不过是开屯田、设置府兵，使他们平时耕种取食罢了。唉！屯田、府兵的利益既不足以惠及天下，后世君主又不能沿袭守持，终于废止。逐渐衰败到五代，燕师刘守光又进一步实行黥面涅手的制度，天下于是把它当作常法，使这些人明显不能同平民并列。因此这些人更加自暴自弃，把平民看得像越人一样。太祖受命以后，鉴于唐末、五代的动乱，把重兵集中在京师，而边境也不能说没有防备；削弱节度使的权力，而藩镇也不能说没有威势。周与汉、唐，地方藩镇的兵力强；秦，郡县的兵力弱。兵力强，所以末端势大而不能控制中央；兵力弱，所以天子孤立无助。周与汉、唐是过分，秦是不足，得到中道的，只有我们宋朝。虽然如此，设置统帅的方法远远超过前代，但统制军队的办法，我仍然有疑虑。为什么呢？从汉到唐，有时开屯田，有时设置府兵，使他们无事时耕种取食，而百姓尚且承受不了这样的祸患。如今屯田已经没有多少，府兵也已经废除，想使百姓富足，形势上是不可能的。国家长久太平，百姓从事农业的越来越多，而天下已经没有荒芜的田地了。由此看来，本来可以说这些百姓应当像三代盛世时那样生活，却反而忧愁叹息，终年没有积蓄，是因为军队的粮食夺取了他们的收成。
三代井田，虽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复。虽然，依彷古制，渐而图之，则亦庶乎其可也。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职分也，籍没也。职分之田，募民耕之，敛其租之半而归诸吏。籍没则鬻之，否则募民耕之，敛其租之半而归诸公。职分之田遍于天下，自四京以降至于大藩镇，多至四十顷，下及一县亦能千亩。籍没之田不知其数，今可勿复鬻，然后量给其所募之民，家三百亩以为率。前之敛其半者，今可损之，三分而取其一，以归诸吏与公。使之家出一夫为兵，其不欲者，听其归田而他募，谓之新军。毋黥其面，毋涅其手，毋拘之营。三时纵之，一时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战法，而择其技之精者以为长，在野督其耕，在阵督其战，则其人皆良农也，皆精兵也。夫籍没之田既不复鬻，则岁益多。田益多则新军益众，而向所谓仰给于斯民者，虽有废疾死亡，可勿复补。如此数十年，则天下之兵，新军居十九，而皆力田不事他业，则其人必纯固朴厚，无叫呼衡行之忧，而斯民不复知有馈饷供亿之劳矣。或曰：昔者敛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无乃薄于吏与公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为禄，而其取之亦不过什一。今吏既禄矣，给之田则已甚矣。况三分而取一，则不既优矣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没，非官之所待以为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犹愈于无乎？且不如是，则彼不胜为兵故也。或曰：古者什一而税，取之薄，故民胜为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为正卒，其余为羡卒，田与追胥竭作。今家止一夫为兵，况诸古则为逸，故虽取之差重而无害。此与周制稍甸县都役少轻，而税十二无异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数百亩之田，征繇科敛不及其门，然则彼亦优为之矣。
【田制】
古之税重乎？今之税重乎？周公之制，园廛二十而税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稍甸县都皆无过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盖周之盛时，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后以次而轻，始至于十一，而又有轻也。今之税虽不啻十一，然而使县官无急征，无横敛，则亦未至乎四而取一与五而取一之为多也。是今之税与周之税，轻重之相去无几也。虽然，当周之时，天下之民歌舞以乐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乐，常若擢筋剥肤以供亿其上。周之税如此，吾之税亦如此，而其民之哀乐何如此之相远也？其所以然者，盖有由矣。
周之时，用井田，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夫使耕者至于穷饿，而不耕不获者坐而食富强之利，犹且不可，而况富强之民输租于县官，而不免于怨叹嗟愤。何则？彼以其半而供县官之税，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税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税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税，犹用十二之税然也。况今之税，又非特止于十一而已，则宜乎其怨叹嗟愤之不免也。
译三代的井田制度，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知道不能恢复。即便如此，依照古制的大致形式，逐步谋划实行，也或许还可以做到。如今天下官府所有的田地只有两类：职分田和籍没田。职分田，招募百姓耕种，收取一半租税归给官吏。籍没田则卖掉；如果不卖，就招募百姓耕种，收取一半租税归给公家。职分田遍布天下，从四京以下直到大藩镇，多的有四十顷，下至一个县也能有千亩。籍没田不知有多少，如今可以不再卖掉，然后按照所招募的百姓分配，每家以三百亩为标准。过去收取一半的租税，现在可以减少，三份中只取一份，归给官吏和公家。让每家出一名男子当兵；不愿意的，听任他回去种田，再另行招募，把这种兵称为新军。不在他们脸上刺字，不在他们手上刺字，不把他们拘禁在营中。三季放他们回去，一季集合他们，发给器械，教给作战方法，再选取技能精湛的人担任长官；在田野里督促他们耕作，在战阵中督促他们作战，这样他们都是优秀农民，也都是精锐士兵。籍没田既然不再卖掉，数量就会年年增加；田地越多，新军就越多，而从前所说依靠百姓供给的人，即使有废疾或死亡，也可以不再补充。这样实行几十年，天下的军队中，新军就占十分之九，而且都努力耕田、不从事其他行业，那么这些人必定纯朴坚实厚道，不会有叫嚷横行的忧患，百姓也不再知道有运输军粮、供应军需的劳苦。有人说：过去收取一半，现在三份取一份，岂不是对官吏和公家太薄了吗？回答说：古代公卿大夫有田，是用来作为俸禄的，而他们所取的也不过十分之一。如今官吏已经领取俸禄，再给他们田地，已经很优厚了。何况三份取一份，岂不是已经优厚了吗？百姓的田地不幸被籍没，并不是官府要靠它来致富的。三份取一份，不仍然胜过一无所有吗？况且不这样做，百姓就无法承受当兵的负担。有人说：古代按十分之一纳税，所取很少，所以百姓能承受当兵。如今三份取一份，可以吗？回答说：古代一家之中，一人是正式士卒，其余人是预备士卒，田间劳作和追捕盗贼都要全家出动。如今一家只让一人当兵，与古代相比已经是安逸了，所以即使所取稍重，也没有害处。这同周制中稍、甸、县、都服役较少较轻，而税收取十二分之一没有不同。百姓一家出一人当兵，却能安坐享用数百亩田地的收成，征役、徭役、科敛都到不了他家门前，那么他们也就很愿意这样做了。《田制》古代的税重，还是现在的税重？周公的制度中，园圃和廛市二十份取一份，近郊十一份取一份，远郊二十份取三份，稍、甸、县、都都不超过十二份取一份，漆林的税二十份取五份。大概周朝盛世时，最重的税达到四份取一份，其次是五份取一份，然后依次减轻，最初减到十一份取一份，甚至还有更轻的。如今的税虽然不止十分之一，但如果县官不急迫催征、不横征暴敛，也还没有达到四份取一份、五份取一份那样多。这样说来，现在的税和周朝的税，轻重相差并不大。然而，周朝时天下百姓歌舞欢娱，以庆幸君上的盛德；我们的百姓却反而忧愁不乐，常常像被抽筋剥皮一样来供应君上。周朝的税是这样，我们的税也是这样，为什么百姓的悲乐却相差如此遥远呢？其中的原因，大概是有来由的。周朝时实行井田；井田废除后，田地不再是耕作者所有，而有田的人又不亲自耕种。耕作者的田地依靠富民提供。富民家中土地广大、产业丰厚，阡陌相连，招募流动的佃客，让他们分头耕种其中；富民鞭打驱使他们，把他们当作奴仆，自己安坐着四处观看，在其间指挥。被役使的百姓，夏天替他锄草，秋天替他收割，没有一个人敢违背他的命令而游玩。田地的收入，富民得到一半，耕作者得到一半。有田的人一人，而耕作者十人，所以田主每天积累他所得的一半，逐渐富强；耕作者每天只食用自己所得的一半，逐渐穷困饥饿而无处申诉。让耕作者穷困饥饿，而不耕不收的人坐享富强的利益，尚且不可；何况富强的百姓把租税交给县官，却不能免除怨叹愤怒呢？为什么？他们拿自己所得的一半来供应县官的税，不如周朝百姓用全部劳力来供应君上的税。周朝收取十分之一，是用全部劳力来承担十分之一的税；如果用一半劳力来承担十分之一的税，实际上就相当于征收十二分之一。何况如今的税又不只是十分之一而已，他们当然不能免于怨叹愤怒。
噫！贫民耕而不免于饥，富民坐而饱以嬉，又不免于怨，其弊皆起于废井田。井田复，则贫民皆有田以耕，谷食粟米不分于富民，可以无饥。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锢贫民，其势不耕则无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县官之税，又可以无怨。是以天下之士争言复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夺富民之田以与无田之民，则富民不服，此必生乱。如乘大乱之后，土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高祖之灭秦，光武之承汉，可为而不为，以是为恨。吾又以为不然，今虽使富民皆奉其田而归诸公，乞为井田，其势亦不可得。何则？井田之制，九夫为井，井间有沟，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为一成，成间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为一同，同间有浍，其地万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间为浍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既为井田，又必兼修沟洫。沟洫之制，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万夫之地，盖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间为川为路者一，为浍为道者九，为洫为涂者百，为沟为畛者千，为遂为径者万。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涧谷、夷丘陵、破坟墓、坏庐舍、徙城郭、易疆垅，不可为也。纵使能尽得平原广野而遂规画于其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百年专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后可以望天下之地尽为井田，尽为沟洫。已而又为民作屋庐于其中，以安其居而后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兴，其必始于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则周之世无以成井田。唐虞启之，至于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备。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来者渐矣。
夫井田虽不可为，而其实便于今。今诚有能为近井田者而用之，则亦可以苏民矣乎！闻之董生曰：“井田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名田之说，盖出于此。而后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惧民不肯损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之以为变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无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入官。”夫三十顷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纵不能尽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过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坏其业，非人情，难用。吾欲少为之限，而不禁其田尝已过吾限者，但使后之人不敢多占田以过吾限耳。要之数世，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至于贫，而彼尝已过吾限者，散而入于他人矣。或者子孙出而分之以无几矣。如此，则富民所占者少而余地多，余地多则贫民易取以为业，不为人所役属，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于人，而乐输于官。夫端坐于朝廷，下令于天下，不惊民，不动众，不用井田之制，而获井田之利，虽周之井田，何以远之于此哉！
译唉！贫民耕种却不能免于饥饿，富民坐着吃饱而游乐，却又不能免于怨恨，这些弊病都起源于井田的废除。恢复井田，贫民就都有田可耕，谷物粮食不再分给富民，便可以不挨饿；富民不能大量占有土地来困锁贫民，势必不耕种就没有食物，又用土地的全部收成来供应县官的税，便可以没有怨恨。因此天下的士人争相主张恢复井田。后来又有人说：夺取富民的田地给没有田地的百姓，富民不会服从，必定会引发动乱；如果乘大乱之后土地空旷、人口稀少，便可以一举成功。高祖灭秦、光武承继汉朝时，本来可以这样做却没有做，因此令人遗憾。我又认为不是这样。如今即使让富民都奉献田地归于公家，请求实行井田，按情势也不可能做到。为什么？井田制度是九夫为一井，井与井之间有沟，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甸方八里，四旁加一里为一成；成与成之间有洫。这样的土地共有百井，方圆十里；四甸为一县，四县为一都。四都方圆八十里，四旁加十里为一同；同与同之间有浍。这样的土地共有万井，方圆百里。方圆百里之间，浍一条，洫一百条，沟一万条。既然实行井田，又必须同时修治沟洫。沟洫的制度是：每夫之间有遂，遂上有小路；每十夫有沟，沟上有畛；每百夫有洫，洫上有涂；每千夫有浍，浍上有道；每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万夫之地，大约方圆三十二里半；其中川和路一条，浍和道九条，洫和涂一百条，沟和畛一千条，遂和径一万条。这两件事如果不堵塞溪壑、填平涧谷、铲平丘陵、毁坏坟墓、拆除房舍、迁移城郭、改换疆界田埂，就无法完成。即使能够完全得到平原旷野，随后在其中规划，也应当驱使天下的人，耗尽天下的粮食，花费数百年专心做这件事，不治理其他事务，然后才可以希望天下的土地全都变成井田、全都开成沟洫。之后还要在其中为百姓修建房屋，使他们安居，才算可以。唉！这也太迂阔了。井田建成时，百姓已经死去，尸骨都腐朽了。古代井田的兴起，难道一定始于唐、虞时代吗？如果不是唐、虞时代开始，周朝就无法建成井田。唐、虞开启了这种制度，到夏、商逐渐修补治理，到周朝才大体完备。周公承继它，因而进一步申明确定制度，疏通整治疆界，并不是一天之内突然能够如此，它的形成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井田虽然不能实行，但它的实际原则适合今天。如果确实有人能够实行接近井田的制度并加以运用，那么也可以救济百姓了吧！我听董生说过：“井田虽然难以立即实行，也应该稍微接近古制，限制百姓占有的田地，以补足不足。”限制占田的主张，大概就是由此产生的。后世没有实行，不是因为它不利于百姓，而是担心百姓不肯减少自己的田地以纳入我们的法令，反而因此造成变乱。孔光、何武说：“官吏和百姓占有的田地不得超过三十顷，期限到三年为止；违犯的人，田地没收入官。”三十顷田地，相当于周朝三十个成年男子的田地；即使不能完全符合周制，一个人兼有三十人的田地，也已经过多了。何况期限定为三年，这是又逼迫平民，使他们自行毁坏产业，不合人情，难以实行。我想稍微规定一个限制，但不禁止那些原来已经超过我所定限额的人继续保有，只使后代不敢多占田地超过我的限额。总之经过几代，富人的子孙或许不能保住土地而逐渐贫困，那些原来超过我限额的土地也会散入别人手中；或者他们的子孙分割土地后，土地也所剩无几。这样，富民占有的土地少了，剩余的土地多了；剩余土地多，贫民就容易取得作为产业，不被别人役使，各自享有土地的全部利益，利益不再分给别人，并且乐意向官府纳税。端坐在朝廷之上，向天下下令，既不惊扰百姓，不劳师动众，也不用井田制度，却能取得井田的利益，即使周朝的井田制度，又怎么能比得上这个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