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译君子出仕，不是为了谋利。他劳苦自身来为别人办事，直到手脚长满老茧，也不敢认为这是劳苦；他忘却自身来奉行王事，直到最终贫困不堪、家人相互责骂，也不敢有所怨恨。这难道有一丝一毫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宋代儒者程伯子说：“孔子说：‘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自己，如今求学的人是为了别人。’我认为，古代出仕的人是为了别人，如今出仕的人是为了自己。他求学是为了自己，那么出仕一定是为了别人；他求学是为了别人，那么出仕一定是为了自己。”我顺着他的说法读下去，不禁有所感触。我又曾读太史公《循吏传》，读到公仪休时，发现他只特别记述拔除园中的葵菜、拒绝别人馈赠鱼肉一两件小事，却完全没有提到其他事情。我私下想，公仪休之所以能够流传后世、树立名声，必定有治理国家的大谋略，而这两件事不过是普通人的小廉洁。太史公为什么舍弃那些治理国家的大谋略，反而选取普通人的小廉洁呢？他的用意是可以知道的。大概是认为，如果不谋求自身利益，就一定能使别人获利；如果不为自己，就一定能为别人吧？我身处士大夫之列，见过世上所谓贤能的士大夫很多，却没有见过有谁在做官时丝毫不从中获利。世上清廉自守、爱惜品行的人，不止几个；但我认为他们还不能做到毫无所利，这难道不是过分苛求吗？大概他们只是约束自己在耳目所能及的范围内，却有时忽略了耳目所不能及的地方；在大事上谨慎，却有时忽略细节。这只是比贪污冒犯、毫无羞耻的人稍好罢了，距离古代的循吏不也很远吗？如今百姓供给有司饮食器具，却不认为有司是在榨取自己；有司接受百姓供给的饮食器具，也不认为百姓是在过分奉承自己。这种事情由来已久，习惯也很熟，大家安然处之而不觉得奇怪。唉，这难道不是所谓耳目不能察觉的地方和细节吗？宜兴是一个县，里胥每年供给官府的费用以百金计算。通判彭侯来代理县事，公开说：“我的俸禄之外，一文钱也是私利，何况百金呢？况且我一个书生需要多少东西，哪里用得着百金？赶快把这项供给去掉。”有人对彭侯说：“公这样做当然可以，只是恐怕会使后来的人为难吧？”彭侯说：“我只知道尽自己的职责罢了，哪里顾得上忧虑后来的人？况且后来的人如果贤能，一定不会责怪我；如果不贤能，我又怎么能预先替不贤能的人安排道路呢？”彭侯为人相貌古朴而气度凝重，淡泊寡欲；他的居处极其简陋，有些是寒士都不能忍受的。推究彭侯的志向，即使枯槁于山泽、住在四壁空空的房屋里，也可以昂然自得，不向世间求取什么；他怎么会反而在做官时谋求一丝一毫的利益呢？彭侯治理宜兴几个月，施行了惠民爱民的政绩，他所兴办和革除的利害事项，有许多值得记载；但我独独称扬他的节操。况且彭侯的节操，其重大的方面很多，我却只举出其中细小的一件，这也是太史公记述公仪休的用意。由此可知，彭侯出仕不是为了自己，而他的仕途作为必定是为了别人；又由此可知，彭侯出仕能够为了别人，那么他的求学必定是为了自己。有人说小节不足以观察一个人的为人，难道真是这样吗？这时新任县令将要到任，彭侯返回郡里的日子也到了。学官某和诸生们想挽留彭侯，不能如愿，便请求我写文章为他送行。我不能推辞，于是借彭侯的节操谈到儒者求学是为了自己、出仕是为了别人的道理，来告诫世上出仕的人，并不只是告诫宜兴的官员。《送太平守江君序》嘉靖年间，交趾人篡夺了他们的君主，进贡的道路不再通行，天子商议将要出兵，于是命令朝廷大臣从诸臣中推选才能和声望尤其出众的人，让他们担任广东西、云南三省的抚臣；三省所属的官吏，从藩司、臬司直到州、郡、县，也必须精选任用，凡是不称职的就更换。广西的太平、广东的钦州和廉州、云南的广南等郡，尤其扼守三省的门户，是中国出兵的关口；它们的土地与交南交错相接，所以选任官员尤其重于其他郡。江君恰好以户部郎中的身份出任太平知府。江君干练通达而沉着坚毅，气度雄伟而志向宏大，士大夫因此庆贺太平得到合适的人选，也知道江君能够勇于建立功名、显露才干。适逢我因探望父亲来到南都，江君的同僚某君等便请我写文章赠给江君。我想到，交南距离中国约有万里，而且北方土地上能够耐寒的人，要到毒热、暑湿、瘴疠的地区争战；面对转运粮饷的艰难，却要依靠当地土地来供给军队；不熟悉当地地形，却要据守关隘险要、陡崖深谷的要塞。这些都是兵家所忌，叛乱之人未必一定能够擒获，而中国反而将因此骚动困敝。所以征伐交南的议论，士大夫大多认为困难。即便如此，本来还是有不必动用大军、不耗费粮饷而能够取得功劳的办法，这就是汉人所说的州郡之才足以担当。如今广东西、云南诸郡所管辖的各土兵，他们的长处本来与交趾人没有不同；他们的巢穴处在迁崖深谷之中，本来也与出入交趾人地界没有不同。过去边境上的百姓多偷偷出境与交趾人交易，近来因为与夷人通商而加以禁止；这件事其实不必禁止，重要的是顺势利用他们。果真想刺探交趾的秘密、离间并瓦解他们的党羽，那么这些人足以充当间谍；想夺取他们的险要关隘，那么这些人足以充当向导，有什么不可以呢？况且莫氏是通过篡夺取得国位的，交趾人虽然属于蛮夷，也未必全都甘心做篡夺者的奴役。他们身边那些被凶暴虐待所胁迫、想要自我解脱却不能的人，谋划也一定很多。听说故王的子孙还有占据半个国家、与莫氏抗争的人；占城压在交趾人的胸口上，是世代仇敌。这些都可以借助他们报仇的愤怒，利用他们夹攻的力量。只是谋划此事的人还不知道采用这个办法。假如能让这些郡彼此呼应，暗中收敛形迹、积蓄锐气，乘敌人的漏洞而行动，使用那些长于作战且熟悉地形的士兵，再加上间谍、向导的便利，借故王子孙以及左右近臣中想要自我解脱的人作为内应，借仇敌作为外部牵制，使交趾防备的地方增多而兵力分散，然后明面上在他们防备之处布置壁垒，暗中袭击他们国内没有防备的地方，那么他们国内本来就应当有响应的人。这样，军队就不必逼近他们的都城来夺取它，也可以先把首领的头悬挂起来、割下他的耳朵。与劳师动众、耗尽粮饷而触犯兵家禁忌相比，岂不是相差很远吗？所以我认为，天子如果宽赦而不诛杀他们，那就罢了；如果决定诛杀，就应当把责任交给州郡，而不要出动中央军队。假如把责任交给州郡，太平就应当率先于各郡行动。唉！士人所担忧的是不能遇到时机；至于那些慷慨跃马、在铜柱之外建立功勋的人，世间本来不能没有这样的人。我将通过观察君此次出行来验证这一点。又

译古代出仕的人，作为比闾、族党之长，都不离开自己的乡里；后来逐渐做到公卿大夫，也都不离开自己的国家。出仕时有俸禄官位的荣耀，回家时有耕桑家庭的欢乐。他们献上见面礼、效力于君主，从来没有一天违离父母；他们竭尽力量为国效劳，也从来没有一天抛弃家庭。即使有时奉命出使，也不过是在友邦和侯服之间，并没有蛮荒海边那样遥远艰苦的地方。然而《四牡》《祈父》的诗篇中，上位者深切体察下属的心情，下位者也把自己的心声表达给上位者，彼此眷恋而不能释怀。因此，上位者不敢仗恃自己所处形势便利而强使下属；下位者也不必违背自己的真实情感，勉强安顿在困难之处。上位者不忍夺取别人的私情私事来求取公务必然集中完成；下位者也不必割舍自己的私事，去牺牲于公事必然紧急的需要。在那个时候，士人不乐意出仕的，也就很少了。后世出仕的人却不是这样，偶然得到一项任命，便不得不离开乡里；受限于划定的疆域而守土，也不得不违离父母。他们冒险经历的地方，有时是断绝的栈道、惊涛骇浪、遮蔽天地的瘴气毒雾，都是梦中都会感到惊骇、忧惧的地方；他们聚集并受羁縻的人，有时是身材短小、说着猩猩般语言的异族，像猪一样奔窜、像鹿一样斜视，都是耳目所感到奇怪而惊愕的人。这就是今天劳逸、欢愁的情形，同古代已经大不相同了。然而上面的官长正凭借权势所带来的便利来役使人，只一味吝惜那些本来必须集中办理的事情；下面的人正割舍感情上难以割舍的东西来求得安稳，只一味迎合那些公家最急于办理的事情。既然如此，今天做官的人，难道也有不快乐的吗？还是没有呢？白石江君，是歙县人。如今替天子出任太平守，处在南方边远地区的尽头，离家乡万里之外，渡过瘴疠流行的地方，同夷獠杂居。江君虽然慷慨豪迈，不怕艰难险阻，然而他有老母亲在家，只是力量不能把母亲一同带去。难道也有感到不快乐的地方吗？江君既不能像古代士大夫那样各自在家乡任职，形势又不允许他依据自己的感情请求调到近处，朋友之间也没有谁能像古人那样以柳州换播州，更没有谁能代他提出请求。难道他也有不快乐的吗？还是没有呢？不过，太平是南方边地的重镇，对外安抚交趾人，对内治理、安抚各蛮族首领，它所处的地位最为重要，而它所需要的良吏也最为迫切。江君才能出众，办事练达，气度伟岸而志向雄健，想来太平本来就非他不可。可是，江君难道不应当以奉养老亲为辞吗？还是因为天子正对南方边疆用兵，想借用豪杰俊才来担任锁钥之职，暂且考验他的应变和办事成效，等到早晚事情平定之后，就把江君调回内地，以便利他的私情呢？我本来就知道江君不会长久滞留在边远郡县。那么，江君大概可以慨然请求前往，而《祈父之歌》我知道以后不必在别处写成了。○送彭通判致仕序【代府官作】古代同僚朋友之间，彼此相互依赖极其深厚，相互亲近也极其勤勉。有人要离去，留下的人就婉转地挽留他，于是离去的人能够因留下的人而继续留下，留下的人也不担心没有人同自己共同建立功业，这就是《君奭》所说的情形。有人留下，离去的人就婉转地为他引荐，使他得到任用，于是留下的人能够因离去的人而得到任用，离去的人也不担心没有人同自己共同寄情山水，这就是《北风》所说的情形。有时离去的人不能替留下的人挽留，留下的人就为他盛大地设宴饯行，车子几十辆、上百辆，甚至作歌咏唱和的有几十人、上百人。这样一来，留下的人慨然羡慕离去的人，因为他远去绝尘，自己无法赶上；离去的人也借留下的人来增加自己的声望。此后声名显赫，光耀人的耳目，时间越久反而越加彰显，这就是汉人对待二疏、唐人对待贺监的情形。我在常州任官以来，有幸同石屋彭君做同僚。彭君温和文雅，纯正厚重，品行高洁而才力充裕，虽然身处僚属之中，却隐然关系着一郡政务的成败。我正庆幸能够得到彭君，私下认为弥补政务的缺失，实在要依赖彭君。没过多久，彭君以病辞职离去，我为此惆怅若失；既惭愧自己的力量不能挽留彭君，又想到自己迂腐笨拙，对世事没有用处，本来不应比彭君晚离去，却又惭愧自己被羁留在这里而不能跟随他。我只能慨然羡慕彭君的不可企及，想用诗歌记载他的声名，使他的声望像古人一样光耀人的耳目，却又做不到。那么，请允许我姑且叙述我所听闻的事情来赠给彭君，可以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两、十百人〕 离去和留下虽然有两条道路，做官和隐居却没有两种道理。《易经》渐卦上九说，已经渐渐登上大道了；孔子却说：“它的羽毛可以用来制作仪饰，但不能使它紊乱。”观卦上九，似乎可以尽情施展志向了；孔子却说：“志向还没有平定。”由此说来，君子之所以早晚勤勉不懈，希望使自身的修养充分并施及万物，难道只是奔走于世俗的人才这样吗？即使是退隐自守、志趣高尚的人，也本来有自己的责任。况且彭君任官时，清静疏远而闲适散淡，飘然不受声名利禄污染，那么做官本来就同隐居没有不同。如今彭君离去，将更加充实自己并施惠于万物，使自己的志向不再未平，而他的羽毛又可以用来制作仪饰，那么隐居也就同做官没有不同了。所以说：离去和留下有两条道路，做官和隐居却没有两种道理。假如只是枕着石头、吸饮流水，嘲弄烟云明月，把这当作旷达，并说“世俗同我已经相违背了”，那么我又怎么敢这样期望彭君呢？而且这也不是彭君对待自己的方式。请上路吧，彭君难道也会给我一个安顿自己的办法吗？○赠竹屿吕通判还郡序

译如今那些谈论蠲免灾害赋税的人，我已经知道其中的情形了。有司把灾情上报，计府中主管财政的人衡量灾情大小，增减应当蠲免的数额，按理说灾情和蠲免数额应当相称。然而主管财政的人怀疑有司不可信，一定要把数额削减三成以内；有司也预先知道主管财政的人不相信自己，一定要把数额虚报到三成以外。大体上，主管财政的人蠲免灾税时，削减十分之三，实际只算作十分之七；有司上报灾情时，增加十分之三，七成虚报成十成。这样，有司增加的数额和主管财政者削减的数额恰好可以相互抵补，蠲免数额和灾情数额才恰好相当，而没有多余或不足。假如按照实际灾情上报，那么蠲免数额常常不能达到应有的比例。不过，灾情在七成以下，都是中等饥荒、小饥荒，还可以虚报多出的数额，以求不失去按实际比例应当得到的蠲免。至于大饥荒，实际灾情已经超过十成，十成以外，有司本来就不能再增加虚报的三成来等待主管财政者削减。因此蠲免也只能超过七成而停止，这样一来，大饥荒所得到的蠲免常常不能达到应有的比例。蠲免既然已经不能同灾情相当，何况所谓蠲免的比例，又不是把全部税粮合并计算。它的规定是：留在本地的粮税蠲免，解送上级的粮税不蠲免。大体上，一个州县的税粮中，解送上级的占十分之七八，而留在本地的十分中不足二三。只在留存的二三成中计算，蠲免其中的十分之七，那么把留存和解送合计为十分，实际只能蠲免十分之一二。这样，所谓十成中蠲免七成是虚数，十成中蠲免一二成才是实数。假如虚报的蠲免还不到七成，那么实际蠲免还应当递减到一二成以下。灾情数额虚报到十成，而蠲免数额削减到一二成，这就像全身已经残破不堪，却再增加一根毫毛一样。不过还算有一根毫毛的好处；况且所谓这一根毫毛，又未必真正到达百姓手中。有时有司不能都称为贤能，胥吏实际上掌握着散发和征收的权柄。蠲免诏令下达了，他们却隐藏起来不予公布。鞭打催逼全部实行，期限一再紧迫，直到百姓一点债负也没有之后，才把诏令拿出来。诏令即使张贴在墙上，也已经对蠲免没有用处了。这就是说，公开粮仓中应当蠲免的部分是虚的，注入私人粮仓的部分才是实的。有十分的灾情，最终却连一根毫毛的蠲免也得不到，唉，这也太可叹了！章丘吕君在我任职的常州担任通判，是主管督税的官员。吕君操守修洁，馈赠一概不接受，可以说洁白分明，不受黑色污染。他精通稽核计算，胥吏不能欺骗他。考察他的志向，大概是不愿把搜刮百姓作为功劳的吧；这难道不是古代所谓抚恤教养百姓、催促赋税的官吏吗？己亥年，他将入京，事情办成后将返回郡中，来请求我写几句话赠给他。当时东南各郡遭受大灾，一斗米卖到百钱，连富裕中等人家以上也不能备办稠粥饭食，乡野百姓有的甚至剥树皮来吃。我不知道主管财政的人会按照实际灾情比例蠲免吗？还是仍然不能免除？会不会像过去那样把三成削掉？会把留存和解送的税粮合并计算后蠲免吗？还是仍然不能免除？会不会像过去那样连解送部分也不蠲免？吕君既然是主管督税的官员，本来只说知道接受主管财政者的成数而已，只说知道把超过数额的粮税转运上缴而已。主管财政者所削减的部分，以及解送部分不能蠲免的规定，是吕君不能独自决定的。至于从官府和私人方面调剂盈亏，掌握贫富之间的给予和剥夺，减少鞭笞，宽缓期限，使即使蠲免的只有一根毫毛也一定送到百姓手中，使不蠲免的部分不至于形成严酷催逼而伤害百姓，这些就是吕君能够独自决定的事情。吕君只需办理那些自己能够决定的事情。我已经把吕君能够决定的事情告诉他，而他也将相信并实行它们。那么，吕君不能决定的事情，又怎么知道他不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主管财政者呢？又怎么知道主管财政者不会相信并实行这些意见呢？这样看来，东南的百姓大概可以差不多做到虽遭饥荒而不受伤害了吧？○赠蔡年兄道卿序

译嘉靖己丑年，我开始在同年进士中认识道卿。后来又同他一起在吏部任职。过了几年，道卿任刑部郎官，我在京师见到他。又过了几年，道卿被贬为广德同知，我游历金陵，而道卿恰好在那里，于是又在金陵见到他。第一次见到道卿时，他相貌质朴而气度温和，好像精金蕴藏在矿石之中。第二次见到他时，他的容貌光彩焕发，气势充沛。用古人的书来询问他，没有什么不通晓的。他间或写作文章，大都能同当时的文士一较高下，如同虎豹不肯隐藏自己的斑纹，灿烂的光彩时常显露在外。第三次见到他时，他容貌的光彩已经凝聚，气势的充沛已经转为虚静。同他交谈，若不是六经的深奥义理，他就不拿来谈论；进一步追问他，若不是君子之学，他就不存于胸中，好像草木将要凋落时，花朵收敛，元气回归根部。道卿年龄还不到三十岁，而我三次见到道卿，也不过在四五年之间罢了。他已经多次变化，不能限量，而且卓然有志于道。假如再过几十年，我不知道还能见到几次道卿，也不知道那时道卿的容貌、言辞和气度会怎样，他在道方面又会怎样呢？难道就是所谓进步迅速、变化很快的人吗？求学的人，最可贵的不在于才华，而在于听闻大道很难。圣贤之道容易而简约，但求学的人常常把它看得困难。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不是因为道路太多而受到误导吗？所以求学的人必须专一于自己的志向，然后才能精进。百家之学、各种技艺，没有一样不令人喜爱、令人羡慕，而且都可以依附于圣贤之道。后生耳目喜欢新奇而不加选择，正当力量积蓄、气势锐利的时候，力量积蓄了就一定要有所涌泄，若不泛滥就不能尽情发挥；气势锐利，就以不及通晓一门技艺为可耻，又怎么能舍弃那些令人喜爱、令人羡慕的东西，而专心从事于平淡无味到了极点的大道呢？学习这些东西时，只怕自己不够博杂，却不知道博杂恰好足以使心神沉溺；罗列铺张它们时，只怕自己不够文饰，却不知道文饰恰好足以丧失本质。等到力量因为无所不搜求而被磨损，气势因为无所不扩张而耗尽，于是先前那些可喜可慕的东西，有的像捕捉影子一样无法得到，有的即使得到也不足以修养身心，反而使心神沉溺、使本质丧失。这时才想要返回大道，但力量已经磨损，不能果断前行，气势已经耗尽，也无法重新振作。大体上，年轻刚强锐利的人，不担心进步难以精纯，却常常担心志向不能专一；等到力量磨损、气势耗尽，虽然有时不再担心志向不能专一，却常常担心进步难以精纯。道卿已经落去浮华、归本于根，因而使自己的志向专一了。啊，他聚集起全部的精神和力量，不让它们有丝毫泄漏，而一心把它们输送到大道上去。这样长久下去却还没有成就，我是不相信的。对于道卿来说，只要精进不已罢了。此时道卿升任庐州官职，将要出发，广德的诸生彭某等来请求我写文章赠给他。我想使道卿的志向更加坚定，勉励他的进步，所以姑且写下这些话，等待将来再次见到道卿。○赠宜兴尹林君序 宜兴四面环山，是一个县邑，出产很多竹木名材、尘狶和异兽，还有丰富的柿子、栗子、茶和荈茶。当地百姓会织草鞋，制作丝葛，善于打猎射箭，靠本地土地生活，不到四方去经商，四方商人也因为地方偏僻遥远，很少到那里去。当地百姓终身看不到都会的绮丽景象和穿戴奇异的人，只是在山岩沟壑之间终老，因此风俗俭朴鄙陋而质直鲁钝，害怕官吏而少打官司，山泽税赋不用催促就能缴纳。做官的人既喜欢当地淳厚的风俗，又没有宾客往来的迎送，可以优游自在，养成尊贵安逸的习惯。又有曲折的溪流、险峻的山岭、飞瀑和石洞，都在城郭周围几十里以内，官吏可以趁空闲到其中游玩，尽情享受幽人逸士所喜爱的景物，忘记自己是个官吏。大概所有在东南做官的人，没有不把宜兴看作好地方的，难道不是这样吗？后来敦厚淳朴的风气渐渐消失，而机巧逐利的习气逐渐兴起。当地百姓善于纵横捭阖，已经同大都会喧闹市场中的人没有什么不同；豪门富户争相追求浮华奢侈，同吴会之地争奇斗胜。山谷中的百姓往往凭借险要地势逃避税赋，有的敲锣聚众，拿着木棍阻挡捕捉他们的人，情势紧急就逃入邻境，无法禁止。更严重的，有时还同长官争吵诉讼。只有那里的山溪泉石之美，同过去没有变化；但做官的人也苦于文书繁多而劳累，没有空闲去游玩。当地风俗发生这种不同的变化。我曾登上铜棺山，泛舟荆溪，走过二洞，遍览当地山川旧迹，希望能够重新看到古代敦厚淳朴的风气，却无法得到，因此慨然长叹。那里的老人对我说：“过去的官吏大多是长者，善于抚慰安抚百姓。后来做官的人看到百姓富足，又看出他们容易被笼络欺骗，于是多方张设罗网，侵夺渔利，百姓的生活日益困顿，而奸诈虚伪也开始萌发。”由此看来，风俗的趋向，大体取决于长官。如今我见到了林侯。林侯大概就是所谓长者。他本来凭经学取得高等名次，恭谨温雅，不像只会依法办事的官吏。他治理政事，要求自己清廉，却宽待别人，从不靠敲打、鞭扑和钩稽搜查来显示才能。然而在任职一月之间，百姓已经从四面八方仰慕他。他使政事公平、诉讼得到审理，尤其超出那些只会依法办事的官吏所能达到的程度。难道宜兴古代的风气还留存着吗？林侯怎么能这样迅速地取得治理成效呢？百姓对于官吏，就像金铁在熔炉和冶炼场中，任凭怎样铸造。南阳喜欢经商，召信臣便按照他们的本业来治理；颍川喜欢互相告发，韩延寿便教导他们礼让。南阳、颍川本来都不是风俗良善的地方，受到两位君子的教化后，百姓一致改变了面貌和听闻。何况宜兴过去本来就以淳厚的风俗著称呢？林侯在暗中潜移、默默引导百姓方面，刚刚已经如此，我知道宜兴的百姓将重新回到敦厚淳朴的状态，而我也能够亲眼看到这种盛况，这一天可以期待了。我同林侯有同年之谊，而且又同宜兴相邻，所以不只是歌颂林侯的政绩，也对林侯寄托了深切的希望。○赠邑侯王春岩奖劝序

译当初王侯入京朝见时，我曾经赠给他一首诗，诗中说：“不说话却像桃李一样自会吸引人，有志向便笑看鹰鹯。得空就打开书卷，长期贫穷也不接受钱财。”自从我写了这首诗，它就在士大夫中流传开来。那些平素了解我的士大夫说：“这个人愚直而不随意称誉别人，他所称誉的人一定确有其人，因此也由此了解王侯。”那些平素了解王侯的人说：“这是一个不做鹰鹯那样的苛吏、又不接受钱财的人，称誉他的人一定不会随意称誉别人，因此也由此了解我。”不过那时王侯任县令还只超过一年。王侯为人诚实厚道而不显露，不接近虚名，又不善于迎合刺探别人的心意，所以当时虽然有了解他的人，却还很少。上级官员中了解他的人就更少了。有时有人压制、挫折他，他也安然接受并甘之如饴，大概是不急切求取知遇。到如今王侯任县令已经三年了。他的政事平易，在任初时如此，后来更加精明；他的操守在开始时就不受污染，到最后更加不可改变。于是上级官员中不了解王侯的人也少了。飞章荐举他的奏章，以及传檄奖赏他的文书，接连不断地到来。王侯能够安然面对被压制、被挫折，难道又会欣然接受荐举和奖赏吗？而我独自高兴替王侯说明这些事情，也是高兴我过去的称誉终于得到更多验证。所谓传檄奖赏王侯的人，御史巡江锺君就是其中之一。于是王侯的属官罗丞等将要奉锺君的檄文办理此事，便相继来请求我写文章来彰扬它。我看锺君奖赏王侯的话，本来是说：“公正而谨慎，勤勉而廉洁。”他的公正谨慎，难道不是我所说的“不做鹰鹯”吗？他的勤勉廉洁，难道不是我所说的“不接受钱财”吗？锺君了解王侯真是深，而他的话又同我的话相似。可是，由县中百姓称誉县令，这是下级同上级交往的情分，所说的话接近谄媚；由监察长官称誉属吏，这是上级临视下属的形势，所说的话必然公正。我正要借锺君的话来增强自己的信心，罗丞等却想用我的文章来彰扬它，难道认为我的话比锺君的檄文更有分量吗？不过，监察长官对于属吏，一年到头也未必一两次到他的辖地，大多是从耳闻中了解；县中百姓对于县令，朝夕受到他的影响，大多是通过长久的亲眼观察来了解。因此，含蓄宽厚的政事可以使本县百姓信服，却未必能得到上级赏识；精明苛察的政事可以在上级面前求取名声，却未必能欺骗本县百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既然如此，把官吏的治理拿来比较，在上级官员口中的评价，应该不如街巷中的议论更可靠。街巷中的议论尤其亲近而详细，何况我又是同王侯相知最深的人呢？而且我在一年多以前就称誉王侯，那时正值上级官员压制、挫折他，当时的人本来就不认为我是在妄加称誉，因而相信了我的话。何况我在三年以后又称誉王侯，那时上级官员已经荐举、奖赏他，当时的人难道还有不相信我的么？王侯喜欢学习而且志向在古代圣贤之道上，那么他所建立的事业将不只限于施行在一个县邑，古代的良吏在任时常常不显赫，离任之后却被人思念。王侯将要离去了，人们思念王侯，会是什么样子呢？所以我预先替他写下这些话，等待将来，还会有相信我的人。○赠宜兴令冯少虚序 君子接近清静而远离喧嚣，接近简约而远离繁琐。这不是因为贪图清静简约的安逸，而是害怕喧嚣繁琐会带来劳苦。清静就可以专心一意，使精明爽利的思虑发挥到极致；简约就可以蓄积没有耗尽的力量，等待有所作为。因此精神凝聚，机会一来就能决断；元气充足，事务就能办成。《易经》不是说过：“君子先使自身安定，然后才行动”吗？庄子也说：“房室没有空隙，婆媳就会争吵。”如今谈论治理的人，为什么这样纷乱而又喜欢多事呢？靠近省城的县邑，上承监察御史、部使者，而监察御史、部使者一个省往往有几十人。这几十个人都要满足自己的意愿，仿佛都想得到一个县令来供自己驱使；县令却以一人之身供几十个人役使，承受他们要求的跪拜、唯唯诺诺和应答，办理他们责成的米盐琐事，通常天不亮就出门，星星出来才回来，点燃火炬后才查看县中事务，半夜处理文书，鸡鸣时才能睡下，眼睛还没有合拢，耳中听到钟声，心已经纷纷奔走在几十个人的庭院中了。位于驿道上的县令，早晚整治厨传，准备廪饩，奔走到水陆交通要冲迎候，宾客旅人来往如织，在东边迎接又怕西边有所疏漏，在南边供应丰盛又怕北边有所简薄，唯恐因此获罪；幸而没有受到呵斥责问，客人高兴地出了县境，他便快马赶回，还没有来得及解下马鞍，边境驿站又来报告有宾客到了。这两类县令，身体被繁琐的文书和复杂的礼仪弄得疲惫，心里又被害怕谗言、畏惧谴责折磨，即使有强干的资质、果断裁决的才能，也将精力耗尽而昏昧疲惫。哪里还有空闲去清理钱粮仓库、审察诉讼，专心处理刀笔文书、箱笼簿册之间的事务，去做庸俗官吏必然会做的事情呢？又哪里还有空闲蓄积力量、精炼思虑，专心致志地替百姓谋划根本，而做出庸俗官吏不能做的事情呢？这不是他们本来不能做到，而是形势使他们如此。宜兴地处偏远，宾客很少往来，监察临视的官吏有时几年才到一次，所以那里的县令常常清闲而尊贵。又因为当地百姓靠山林采集、湖泽捕鱼，衣食容易供给，徭税容易完纳。没有土地确瘠、百姓懒惰，以至于剪指甲伤肌肤那样艰难的情形；风俗质朴而重亲情，舍弃田亩很难，触犯法律也胆怯。没有埋尸抢劫、互相告发的奸恶，没有凭借势力、因一点嫌隙就杀人的豪强，也没有探丸传警、击鼓报警的祸患，所以钱粮、诉讼、盗贼等事务，常常比其他县邑少。既然如此，土地清静简约，而又是君子所便利、所亲近的地方，大概没有超过这里的；县令冯君又是所谓有强干资质、果断裁决才能的人。即使让他奔忙于像前面所说的最喧嚣、最繁琐的地方，尚且有可能没有办不成的事，何况处在清静简约之地呢？因为凭借他强干的资质在简约之地施展，他的力量就更加厚实；运用他果断裁决的才能，在清静之地涵养，他的思虑就更加精密。冯君，出发吧！我将踊跃地等待观看宜兴的政绩。○送柯佥事之楚序

译承天过去是郢都，扼守长江、汉水上游，控制襄、沔、荆、鄂的咽喉，自古就是重镇。如今皇帝起兵于汉沔，承天成为皇帝的汤沐邑，又是先帝寝陵所在。皇帝已经开始营建陵园，完备规制，金堆山的陵藏光耀山石，将同紫金山、天寿山相对峙而无穷无尽。因此那里比过去更加重要。于是巡抚、巡按大臣向皇帝请求说：“承天过去隶属荆南巡按辖区，地方辽阔，守巡官一年不能到达一两次，而且权力分散，这不是尊重寝园的办法。请单独设置一道，割取沔阳隶属其中，分别设置守、巡官各一人。”诏书答复说：“可以。”于是以承天为荆西道，铸造官印、设置官吏，依照所请办理。柯君由户部员外郎升任按察司佥事，奉诏前往巡察那里。柯君以学问、才干和办事能力在郎署中显著，到了这次出行，士大夫都认为荆西道得到了合适的人才。他的朋友武进唐某送行时对他说：“柯君知道这个职务不容易吗？汉代各陵邑风俗庞杂，是豪强奸猾藏身的地方，所以天子常常选择强干明察、能够治理繁剧事务的官吏，来安抚整治并铲除它们；他们用来消除奸邪萌芽、保护陵寝的谋划极其周密。然而那时各陵邑都靠近京城，如今承天处在南方边地，地势阻塞险要，而且楚人懒惰柔弱却没有积蓄，又以剽悍相互煽动，他们的风俗同汉代各陵邑相比怎么样呢？显陵工程耗费巨大。去年楚地发生大饥荒，流民聚集在承天附近，天天有多少人僵卧而死？在废墟之间剖取尸体来买卖，实在令人恐惧。田地和织机已经空竭之后，又向他们征收日益增加、没有限度的费用，用来转运这些疲惫困顿的人，又驱使他们赶期限完成劳役，即使是土地肥沃、民性厚重的百姓也难以承受，何况是懒惰柔弱而又剽悍的风俗呢？想要消除奸邪萌芽、保护陵寝，怎么能不深思熟虑呢？《诗经》说：“滔滔的长江汉水，是南国的纲纪。”柯君，千万不要忽视这件事啊！○赠郡侯郭文麓升副使序 廉洁的官吏自古以来就很难做到。不过，如今所谓廉洁的人也有。前面有对升迁的羡慕，后面有对获罪的恐惧，所以即使他嗜好财利的心不如争相求进的心强烈，他躲避罪责的打算也比忧虑贫穷的打算更强。羡慕和恐惧在内心相持，他就不得不勉强自己装作廉洁。幸而长久处在有可羡慕、有可恐惧的位置上，便可以终身不至于败坏，世人于是把全节归给他。有的人权位逐渐达到顶峰，志得意满而气势旺盛，那么可羡慕的东西已经得到，便不再害怕获罪；至于蹉跎沉沦、不再能够振作自己的人，那么可羡慕的东西已经绝望，志气枯萎、气势沮丧，甚至将甘心冒犯法律而不推辞。因此，他开始时收缩腹部、刻苦自持以使自己受苦，后来甚至做出饕餮之徒也不肯做的事。人们看到这种情形，就说：“是这个人，如今竟然变成这样了！”却不知道他的始终本来就是同一个人。不过，这还是从他已经败坏之后来说的。在他刻意追求廉洁的时候，败坏的萌芽本来已经显露了。假如舍弃某物足以取得名声，取得某物足以招致罪责，那么即使千金也一定舍弃；假如舍弃某物不足以取得名声，取得某物不足以招致罪责，那么即使锥刀之末的微利也一定要计算。人们看到他舍弃千金，就认为这是奇特的节操，却不知道他连锥刀之末的微利也要计算，才是他真正的心机，于是称他为“廉洁”。唉，这哪里知道古代所谓的廉洁是什么呢？古代所谓廉洁，必定从看不见可欲之物开始。看不见可欲之物，所以供养自身的东西很少；供养自身的东西很少，所以借助外物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就少。即使他没有什么可羡慕的，也没有什么可恐惧的，却未尝不廉洁，因为即使想不廉洁，也没有用得上的地方。郭侯治理我所在的常州，以平易和乐、让百姓休养生息为政，又尤其以清贫自守来约束自己。我起初见郭侯这样，也把他看作今天所谓的廉洁者。慢慢同郭侯相处，听他的议论，观察他内心的志向，才知道郭侯不是今天所谓的廉洁者。郭侯天性淡泊，极其厌恶纷华，又曾向欧阳南野先生学习，大概知道奉行不求饱、不求安的学问。他曾说：“我吃蔬食便高兴，吃肉食反而不高兴；铺布褥子睡觉才安稳，铺麻褥子睡觉反而不安稳。”他供养自身大体就是这样。既然如此，即使想不廉洁也没有用得上的地方。郭侯大概就是古代的廉洁者。听说郭侯的夫人也喜欢粗食破衣，同郭侯的嗜好相同。这样看来，古代的廉洁者，尚且有时免不了受到室中人的互相责备，因此更能知道郭侯做到这一点是多么难得。郭侯任常州知府满三年，升任山东副使。将要离开郭侯的同僚霍君、裘君，以及他们的属官武进县尹杨君，征求我的文章来赠给郭侯。郭侯廉洁的事情，人们已经全都知道了，又何必等待我的话呢？不过，我知道郭侯的廉洁，不是出于羡慕和恐惧。当他担任知府时，毕竟还处在有可羡慕、有可恐惧的位置。从今以后，他的官位更加显要，声望更加隆盛，可以羡慕的东西将得到，而可以恐惧的东西将消失。郭侯的廉洁仍然如此，后来的人就会相信并说：“郭侯果然不是出于羡慕和恐惧。”既然如此，了解郭侯的人没有谁比我更早，我怎么能没有话说呢？○送邑令李龙冈擢户部主事序。

译嘉靖甲辰至丙午年间，东南连续多年发生大灾荒。在这以前，户部官员怀疑有司怠慢赋税征收、偏袒自己的百姓，于是水灾、旱灾、霜灾、蝗灾的奏报十份中听取不了一份，阻挠和压制复核查勘的命令却很严厉。军队储备和国家所需物资常常眼看就要匮乏，而民间百姓的疾苦却远在千万里之外。于是蠲免租税、发放国库钱粮的请求十份中难以获准一份，催促督责的纲纪却越来越严密。李侯任武进县令，遭遇大灾后，考虑到户部不相信有司，并不是因为有司堵塞财源、以此润泽自己，而是忧虑户部不能完全知道有司的急迫；有司不被户部信任，也不是因为借灾情名义庇护百姓有罪，而是忧虑不能完全沟通户部的意图。假如户部官员知道有司的急迫，本来就可以超越常法、割舍既得利益来施以借贷，委婉地保全有司；有司如果能够沟通户部的意图，也就可以依据法律、遵奉成例提出请求，而不违逆户部。然而有司常常在法律和成例之外贪求，而不知道在法律和成例之内斟酌请求；户部不能在法律和成例之内吝惜恩惠，却也不能把恩惠施加到法律和成例之外，所以双方的情势常常相互抵牾。这样看来，户部不信任有司，不只是户部拒绝有司，也是有司自己拒绝同户部沟通。如今即使不敢希望户部设身处地站在有司的位置替他们谋划，至少还可以使有司设身处地站在户部的位置替户部谋划。于是李侯日夜查找旧档，又到县中士大夫家访问，得到户部支运、折兑的旧例，既不使国家有丝毫损耗，又能给百姓带来百万好处的，共有四五条，便写成奏疏向巡抚、巡按请求。巡抚、巡按又向朝廷请求，朝廷将此事下达户部。户部果然认为便利，不到一年就奏请施行。仅武进一县就免除米粮若干万石，东南各郡县合计又免除米粮若干万石。三四年间，东南连续遭受大灾，而百姓没有全部抛尸沟壑，李侯的功劳很多。过了很久，李侯因政绩考核优异升任户部主事。李侯做有司时，已经能够辨明户部的事情；做户部官员后，他一定不会忘记有司的苦心。做有司时能够设身处地站在户部的位置替户部谋划，做户部官员后，难道不能设身处地站在有司的位置替有司谋划吗？韩退之认为，天下的事情成于彼此相同，败于彼此相异。我认为，彼此相同开始于气脉相互贯通，彼此相异开始于气脉相互堵塞。周代时，司徒主管国家财政，而州长、县正确实接受他的法令，哪里会有做有司却不能沟通户部意图的情形？司徒征收财货、荒废政事，聚敛百姓的罪过必定先出现。哪里会有做户部却不能知道有司急迫，像今天这样呢？然而周代司徒所属的有司，确实能够在上下之间周旋，挽救一个官员。凡是年岁时节有天灾、百姓有疾病，就带着节信巡视州县，把情况报告给司徒并施行恩惠。因此州长、县正同司徒的气脉总是相通，只依赖地方长官来办理。如今世上没有这样的官职，而户部郎官出任时就是郡守、县令，入朝就是户部郎官，仍然有相互沟通融通的意思。况且国家的财赋交给户部，而财赋来源于东南各郡县。李侯辅佐户部，假如尚书询问钱粮的盈亏以及国家计划、百姓力量哪一方面有利有害，李侯一定会举出自己曾经治理的县来回答。将来四方发生水旱灾害，凡有请求而没有不能获准的，一定是李侯在其中周旋的结果。○赠训导丘君序

译古代担任学校职务的人，都是本乡和国家的长者。他们的身份受到的礼遇极其尊贵，廪饩供给也极其丰厚。在国学中，天子甚至亲自给他们馈送酱醢并赐爵；在乡学中，乡里的大夫以严肃恭敬的态度像对待老师一样侍奉他们。弟子中不心悦诚服、安然接受教诲的很少。如今担任学校职务的人，却是另一番情形。馈送酱醢、赐爵的礼仪，在国学废止已经很久；而那些在郡县学校任职的人，每天领取几斗廪禄，每月初一和十五，低着头、快步走，在太守和县令的庭院中作揖甚至伏地，观察他们脸色的喜怒，把自己的忧喜寄托在他们身上。这样一来，学生中不把他们当老师、背后嘲笑他们的人就少了。因此，古代担任学校职务常常容易，而如今担任学校职务常常困难。不过，古代并不是只徒然提高礼遇而已，本来还要求他们自身具备德行道艺，善于规范事物、教化风俗。弟子手执经书来杂问，以观察我如何应答；郡县乡里的大夫遇到大事，也要来请求意见，以解决疑惑。假如其中有一项不符合要求，责任就无法推卸。而如今，除考核课书、升降散秩之外，一点责任也没有。只是安闲自在，吃饱了睡觉罢了。所以如今担任学校职务常常容易，而古代担任学校职务常常困难。这样看来，如今所谓的困难，只是接待、待遇他们的人刻薄罢了，而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却未尝不把它看作便利。古代所谓的容易，只是接待、待遇他们的人优厚罢了，而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未尝不自己感到畏惧。古代的容易果真容易吗？如今的困难果真困难吗？不过，如今也有一件尤其困难的事：古代的道理不能拿来责求今天的人，但今天的官职仍然是古代的官职。别人虽然不按照古代的道理来责求我，但我担任的是古代的官职，那么怎么能不按照古代的道理来要求自己呢？按照古代的道理要求自己，就是领取今天的俸禄却承担古代的事务，形势将更加彼此抵触而无法施行。况且古代的人凭借极其尊贵隆重的地位，来管教那些真心服从的弟子，教化能够施行，难道不是很容易吗？然而仍然有一再三次不改的人，要把他迁到郊外和遂地，甚至放逐到远方，可见那时的责任尚且没有完全尽到。何况如今凭借极其卑下轻慢的地位，面对那些表面把你当老师、背后却嘲笑你的弟子，还想驱使他们服服帖帖地接受教诲，希望像古人那样培养人才、改善风俗，同时不辜负自己对古道的自我要求，这一定能够做到吗？还是不能呢？这样看来，古代所谓的困难，尚且有时可以有所避免；如今所谓的容易，最终却有特别困难的地方。不过，这也只在于自己尽力罢了。假如我自身的德行道艺已经完备，那么即使形势使教化不能施行，我本来也已经无愧于古人了。我还是诸生时，所见到的人不知有多少。想找一两个几乎能够尽到自己责任的人，却无法找到。后来往来于仕途之间，向天下人询问，所接触的人也不知有多少；想找一两个几乎能够尽到自己责任的人，仍然无法找到。难道古今人的才德不能相及，往往就是这样吗？还是因为待遇他们的人刻薄，所以他们也不能自我成就呢？像丘君这样的人，大概就是几乎能够尽到自己责任、也正是我所要寻找的人吧？丘君地位卑下，却没有在自身上屈服；生活贫穷，却没有在利益面前受到污染。如今那些琐屑拘谨、猥琐卑陋的姿态，丘君一点也没有。他的德行和才艺，不知道同古人相比怎么样罢了。因为待遇者厚薄而使人的品德高下随之改变，这样的人有；因为人的品德高下而使待遇者厚薄随之改变，这样的人也有。假如那些琐屑卑陋的人出现在古代，古人也未必不会薄待他们；假如有德行道艺的人出现在今天，又怎么知道人们不会用尊贵优厚的待遇对待他们呢？我曾向丘君在学校里的弟子询问丘君，众人都说：“丘先生，是我们的老师。”那么他已经不同于那些表面貌似尊敬、背后却把老师当作笑柄的人了。古语不是说过吗？“教和学是相互促进的。”从今以后，丘君的德行会更加成熟，才艺会更加进步，声誉也会日益流传。那么，所谓乡大夫严肃地侍奉他、遇到事情前来向他请教，怎么知道不会出现在丘君身上呢？我既然对古今职务的难易有所感慨，又高兴丘君成为我所要寻找的人，并且希望古代的道理能够复兴，就从丘君开始吧。因诸位弟子的请求，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赠给丘君的序。时在嘉靖丙午年秋七月。○赠李司训迁官临安序

译古今的变化，难道不奇怪吗？古代任用官员以才能为标准，虽然没有什么不加选择的，但凡有一技之长以上，都可以量才使用。至于学校的教师，则总要郑重谋划说：“他有道吗？他有德吗？他的道德高尚而纯正吗？”要求完备到这种地步，何其严格啊！古代有人把卿相之位交给他，他不害怕；把纷繁难治的事务交给他，他不回避；至于命他做老师，他却退缩惊惧，说：“我不能胜任。”即使是亚圣、大贤，也不敢轻率地做老师。并且说“人的忧患在于做别人的老师”，退让回避到了何等地步！如今却不是这样，不衡量一个人能不能胜任，便贸然任命他为老师，说：“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也不衡量自身能不能胜任，便傲然接受老师之职，说：“我没有什么不能做的。”唉！古代所吝惜、不肯授予那些道德尚未高尚、品德尚未纯正之人的职位，如今不问其人便可以授予了。古代亚圣大贤所谦让的职位，如今人人都不谦让了。这难道不奇怪吗？有人说：“如今学校教师的职责确实没有什么困难，不过是核查廪粮，督促学生升学、散学罢了。其中高明一些的，也不过是讲解章句、考核文章罢了。”假如教师的职责只是这样，那么谁不能做呢？如果说不只是这样，那么就必须整饬教化、兴办礼乐，之后才可以无愧于教师之职。既然如此，有志之士担任这个官职，能不畏惧吗？又怎能只是傲然自得呢？况且不衡量那个人便贸然授予教师之职，叫作错用人才；不衡量自身便傲然接受教师之职，叫作既误己又误人。误人的人，既已耽误了别人，便无法补救；误己的人，所损失的只是自己，还可以勉力补救。《说命》说：“教学相长，各得一半。”古人对于教人，从来没有不学习的；他们的学习也从来没有不借助教学的，这就是所说可以勉力补救的地方。嘉靖丁酉年，我开始在宜兴认识司训李君，恰逢李君调任临安教谕，于是诸生爱戴他，不忍心让他离开，便共同请我写文章赠给他。我知道李君是忠实厚道的长者，气度温和而言语确切，能够不同于当时那些做老师的人，可以说是有志之士。司训与教谕虽然同为学官，但司训在官职上是副职，势必不能专断；不能专断，责任还较轻。教谕在官职上是长官，一所学校的事务都由他专管；专管，责任就更加重大了。李君难道本来就要傲然担当此职而已吗？他难道也不感到畏惧吗？唉！李君还是应当自我勉励，努力学习，以求有所补益才好。假如只是这样而已，只是这样而已，那么我又何必说这些话来赠给李君呢？○送陆训导序 六经教化的衰废已经很久了，其中《诗经》最为严重，为什么呢？六经都凭文字流传，唯独诗还凭声音流传。从前孔子担忧郑、卫之声扰乱雅乐颂乐，乖谬刺耳而无人能够纠正，于是周游四方，在齐国听到《韶》乐，竟长久不知道肉的滋味；后来又从苌弘那里听到文王的琴曲，这才默默地相信自己说：“我到了六十岁，耳朵就能明辨各种声音了。”随后返回鲁国整顿乐律，命太师演唱《关雎》，说：“声音清晰啊，余韵绵延啊，洋洋然充满耳朵！”从此删定《诗经》，确定其中正声，得到三百篇，全部配以管弦演奏，使雅、颂各得其所。对于门人弟子，孔子也常常用诗歌教导；其中领会最深的人，歌声如金石一般。子贡从师乙那里听到关于歌唱声调宜忌的说法，孔子很高兴地赞许他说：“赐啊，可以和你谈论《诗》了。”由此可见，诗之所以成为诗，不只在于文字，更在于声音。汉代以后，诗的文字还在，声音却完全失传；当时乐师还能够谱写《鹿鸣》《伐檀》《文王》《驺虞》四首诗，后来也不久便废止了。韩氏、毛氏诸家号称专门研究经学，却竭尽力气争论草木虫鱼，至于追问诗的音节，却不能解释。如今三百篇都收藏在学官，诸生诵读学习它的文字，和学习其他经书一样，然而完全没有人能够把它解释清楚并歌唱，因此弦、匏、琴、瑟等乐器也就不再列于学官。至于《鹿鸣》等诗，在宾兴、乡饮酒礼中，学官有时命弟子歌唱一遍，但只有声音而不成曲调，嘎嘎作响，像敲击土鼓一样，不知这与枯木贯珠的意义有什么关系。像这样还想用诗陶冶性情、教化国家，人们都知道很困难。那么，诗的真正保存，也就少得很了。我年轻时向同乡陆文祯先生学习诗学，曾经遗憾不能得到诗的声音，却也没有空闲向先生请教。如今先生的弟弟文祥担任海盐训导，文祥也善于讲说《诗经》，因以《诗经》贡举而任此官。这个官职大概是古代司乐官的遗制，以六诗教人；他本来就擅长诗，又恰好担任以诗施教的官职。我私下认为，要阐发古代六义的意义，培育人才，兴起《菁莪》所说的教化，不学习文字并兼通声音是不行的；这个责任在文祥身上，他应当不推辞。因此我推论诗歌兴废的道理来作这篇序。然而我年轻时听说如今的歌有越曲，越地人大多能唱，尤其流行于海盐一带，我也不能辨识它的声调。文祥这次出行，难道能够辨识它吗？难道这就是诗歌遗留下来的声音吗？还是浮艳幽美、繁复急促、使人悲伤并助长欲望的曲调呢？南方的乐声柔弱而淫靡，接近财宝而百姓安逸。海盐濒临大海，土地肥沃，所以有柔弱淫靡、奢侈怠慢的风俗。难道这是当地风俗所发出的声音吗？还是那乐声本来就是如此呢？乡里的歌谣、街巷的吟唱，采诗的人借此观察民风。果真如此吗？古代声诗的意义已经失传，而艳词丽曲在民间喧闹流传，这是教化者最应禁止的。唉！文祥还能用雅正之声替换淫靡之声吗？○赠何沈两公归蜀广序

译曾经听说过石钟的道理吗？江水从蜀地流向大海，数万里之间寂静无声；一经过石钟山下，便发出噌吰鞺鞳之声，突然震响，令人惊骇。声音藏在水中，本来并非没有声音，只是偶然遇到中空的石头，与它相互应合，才显露出奇异的声响。假如数万里之间始终遇不到一块中空的石头，那么水流便终究没有声音；假如中空的石头不止石钟山一处，而是沿江处处都有，那么声音应当充满天地。无声也好，声音充满天地也好，水中的声音本身都没有改变。人在世上的际遇，也像这样。栢村何将军驻守蜀地，紫江沈将军驻守广东，以自身关系着两镇的安危。国家倚重他们如长城，松茂一带的道路开通，已有一百多年；牂牁两江的烽火也归于平息。栢村的沉毅，如太阿剑藏在匣中，深不可测；紫江的敏锐，如太阿剑出匣，锋芒不可抵挡。两位将军的气概性情不同，却同为一时名将。近来倭寇在东南兴起，庸弱的将帅屡次失败，人人都认为非两位老将出马不可，朝廷也于是召他们前来。等到两位将军来到东南，在各位当权者之间周旋，却舌头像被胶粘住一样不能谋划，手臂像蜷缩起来不能伸展；提出谋略大多看不出奇特之处，施行起来大多不能如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年〕 他们带着勇气而来，却垂头丧气而去。为什么在蜀地和广东有才智，在东南却显得笨拙呢？倭奴横行，难道一定比西番、南猺强悍吗？江海低湿泥泞，难道一定比松茂、牂牁险要吗？可是利害得失竟骤然不同。有人因此责怪两位将军，两位将军自己也未必不因此惭愧。从前李光弼、郭子仪两公独自掌管一方，能够挫败正处于强盛之势的安禄山、史思明，尚且绰绰有余；等到和九位节度使一同在相州徘徊作战，却连扑灭史朝义已经熄灭的余烬都做不到。这还是同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只是因为权力在不在自己手中罢了。假如如今两位将军在东南，所遇情形如同在蜀地、广东，又能独自统制，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成为东南的长城呢？假如当初他们在蜀地、广东所遇的一切，都像在东南一样不能独自统制，那么即使一根毫毛的功劳也未必能建立，何况能够以自身系两镇安危呢？唉！士人不能自己成为栋梁之材，难道不是真的吗？两位将军回去了，松茂、牂牁之间，人人迎接他们说：“我们的将军回来了，我们镇守之地没有忧患了。”两位将军或许也会因在东南垂头丧气而感慨于从前立功的地方，技艺发痒、心意触动，想道：“我还想用赵地的人吗？不想。”既然如此，人们不必再责怪两位将军，两位将军也可以不再自我惭愧了。○赠张方士序 儒者诋毁老子“有生于无”的学说，于是圣人所说的无声无臭的深奥旨意也就没有流传于世。于是有人修饰它，把它变成名节规范；又有人以气节文饰它，把它变成辞章。经学虽然有华实不同，但失去圣人旨意却是相同的。我私下怀疑，佛、道两家专门从静寂虚无中求取道理，即使不能没有丝毫差别，毕竟比世俗儒者更接近圣学要旨。于是我阅读他们的书，向他们的门徒询问他们的学说，却常常见到旁门曲说，拘泥于形象、执著于有，这大概也失去了所谓老子和佛教的宗旨。不只是儒者如此。后来通过西蠡蒋驾部，我结识了蜀人张方士。他自称曾在襄阳遇到异人，询问他所传的道术，发现其一概以无为为宗旨，掌握神气出入的门径，并守持它直到达到坐忘，然后才算玄妙。将这些道理与《阴符》《道德》参照，没有不相互吻合的，可以说得到了老子的精髓。至于《楞严》《圆觉》等佛教经典的言论，也仿佛符契相合。这样看来，学习佛、道二氏的人，并不是从来没有真正得到其学说的。我圣人无声无臭的旨意，难道也可以求得吗？因此我写这些话赠给张君，希望学习老子的人不要怀疑张君的学说，而学习圣人的人也应当寻求所谓不传的深奥旨意，不要只是满足于名节和辞章之学。○送第上人度海谒观音大士序。从三十二相直到种种恒河沙般的形相，都可以说是观音大士；遍布微尘数国土，都可以说是补陀。过去诸菩萨还没有见到多宝佛时，多宝佛在宝净国；诸菩萨见到多宝佛后，多宝佛就不离娑婆世界。多宝佛无处不在，也无所谓固定所在，只是人有能见和不能见而已。由此说来，寻求观音大士不一定要到补陀，寻求补陀也不一定要渡海。然而观音大士显现为身，唯独在补陀最为著名；做他门徒的人往往一定要渡海求访，才认为得到。为什么呢？我听佛家说，把尘劳烦恼称作苦海，把解脱称作彼岸；不离开苦海，不能到达彼岸。既然不渡海就不能见补陀，也许是大士借此来度化世人，而他的门徒又借此自我度化。第上人的心意大概就出于此吧？既然如此，世上难道真有补陀吗？它也不过是化城、火聚一类的寓言罢了。补陀之事是真是假，没有必要深究。我只是对第上人的出行有所感慨。补陀在渺远的大洋之外，完全看不见踪迹，却使他的门徒无不全心向往，不怕惊涛骇浪的危险、飓母和蛟鱼的毒害，希望亲自到达那里才觉得痛快。可见他们信仰笃定、趋赴果决到了这种程度。如今儒者向孔氏学习，孔氏的宫室巍然可见，伸脚便可到达；但他们专心向往、希望到达后才觉得痛快的，为什么这样少呢？唉！孔氏和佛教的高下，不用比较就可以知道。然而佛教能够驱使人奔走到穷尽大海、毫无踪迹的地方，儒学却不能驱使人奔走到可以看见、可以到达的地方；佛教徒不怕把自身置于蛟鱼出没的洞窟，儒者却在平坦道路上画地自限。这是什么原因，竟使诡奇之说容易沉溺，而正道难以归依呢？难道我们儒家讲义利，不如佛家讲生死那样足以牵动并锁住人心吗？假如第上人当初不选择佛教而选择儒学，他能一定到达孔氏之宫，像如今一定要到补陀见大士一样吗？谚语说：“麻雀的翅膀不能覆盖天鹅的卵。”我的才力浅薄，不能使我儒家之道兴盛起来，从而阻止第上人的出行、使他的车辕转向孔氏之门。第上人这次经过山阴，见到我的朋友王君汝中，他一定会有话对第上人说。○叶包庵先生寿序

译嘉靖壬寅年，先生六十岁，门生若干人共同谋划写文章祝寿。顺之对众人说：“曾经读过《汉书·儒林传》吗？汉初六经刚刚出于秦火之后，齐、鲁各位老先生，大都根据自己的理解研究经书，共有几十家。从此诸生各自以老师的学说命名并坚守，终身不敢改变一个字、一句话，作为家法。又各自根据老师的学说辗转传授，即使支派分裂，也无不清楚地按世代谱系传承弟子，盛大的一家有时达到一千多人，传了十几代，仍然称举最初传授的人，说这是某氏的《易》，这是某氏的《书》，《诗经》和《春秋》也是如此。元封年间，朝廷表彰六艺，选取学说流传最盛的，立为博士。其余各家，有的因为没有老师、有的因为没有书可传，于是废止，不列入官学。此后，各位博士的弟子多凭经学做到大官；国家有重大议论，必定让他们传述经义来回答，甚至劳烦皇帝亲自询问他们的老师是谁、老师的学说是什么，他们便回答说：‘臣的老师是某人，臣老师的学说如此如此。’当时对老师和师说的尊重就是这样。因此那时经生以经学为业，专一而笃实；经师的功业尊贵而可信，并且长久流传。如今我们包庵先生，不正是古代所说以经学为人师的人吗？”先生品行修洁、志趣高雅，各种书没有不涉猎的，尤其精通《诗经》。先生研究《诗经》将近三十年，虽然始终以传注为宗旨，但除训诂、名物之外，往往还能深入探究古人的精微之意，并在文章中阐发出来。自本邑各位前辈以来，本来多有以诗学著名成家的人，到先生这里更加精纯。先生出道后，本邑以诗学为业的人，大半成了先生的弟子。先生为学者讲说《诗经》，丝丝相联、发端相接，关键处得到解释，音节明白畅达。学者低头聆听，仿佛亲身处在殷、周之间，听到《猗那》《关雎》的乐声。先生古朴诚实而自信，因此仕途不得志；我顺之在弟子中碌碌无为，进不能弘扬先生的教诲使它流行于世，退不能推演先生的学说使人受益，只是独自守护所听闻的道理，不敢改变罢了。然而诸弟子中本来就有许多显达之人；至于精通先生学业、辗转传授的人，更是已经无法一一登记。谁知道将来不会有人用经义为国家裁决重大议论，引用老师的学说来回答，像古人那样呢？又谁知道不会有史官撰写《儒林传》，将来把先生列为一家，说：“叶氏的《诗》学”呢？这样说来，先生的寿命和声名确实长远了。至于只在年齿之间祝先生长寿，难道还不够吗？”众人说：“是的，请先这样做。”于是为先生祝寿。○薛翁八十寿序 古代乡里有德高望重的老人和父兄，便率领一乡的子弟，勤勉不懈地共同劝导他们向善，更何况是自己的子弟呢？到了后世，即使自己的子弟也没有人劝导他们向善，更何况普遍劝导乡里的子弟呢？像这样，难道不是古人普遍爱护乡里的子弟，而今人不爱护自己的子弟吗？为什么呢？都是出于爱，只是爱人的方式不同。古代重视义而轻视利，爱护子弟必定用他们所重视的东西，所以日夜盼望子弟走向道德仁义，这就是爱护他们。后世重视利而轻视义，爱护子弟必定用他们所重视的东西，所以日夜盼望子弟走向富贵利达，这也被认为是爱护他们。唉！人情本来就畏惧走向道德仁义，即使督促也不肯遵从；而且道德仁义又不足以使父兄高兴，于是他们更加懈怠放纵。人情本来就争相追求富贵利达，即使牵引也停不下来；又认为若非富贵利达便不足以使父兄高兴，于是他们日益锐进而更加坚定。风俗败坏、古道缺失，已经很久了；若不是有志之士，谁能从这种风气中自拔？薛君图南起初所做的选择，以及他父亲起初对他的期望，本来也和一般人一样。后来图南到各地游学，从邹东郭先生那里听到仁义道德的学说，于是警醒而有所领悟，畅快得如同被贬的客人返回家乡；又向乡里的毛古庵先生以及同乡朱信夫、唐希古请教，于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开始想要剥去枝叶，回到根本。后来对父亲薛翁说：“我将要做这一件事，而不做那一件事了。”薛翁也警醒过来，知道当初教育儿子的方向是错误的，于是只怕儿子不走道德仁义之路，也怕他虽然去做却不能取得成功。图南更加感动于父亲的爱护，日夜磨炼自己，只怕自己不能实行道德仁义，也怕实行了却不能达到成功。我看薛氏父子彼此成就，难道不能说是能够从今人的风气中自拔吗？这时薛翁年满八十，图南和他的弟弟某人想为父亲祝寿，便向我询问寿文。我说：“古人所谓不朽，以及所谓有贤子，意义已经可以明白了。况且薛氏父子既然已经听闻仁义道德之说，那么在彭祖、老聃和夭折之人之间比较寿命长短，难道足以为薛翁祝寿吗？至于弯臂曲膝、进献浆饮酒爵，又哪里足以使父母长寿呢？”薛氏居住在夫椒山，夫椒山孤小地处五湖之中，土地狭窄而人口聚集；当地富人以经营鱼盐为业。他们追逐什伍之利；贫穷的人则操刀谋生、做笔工、充任狱书家而为胥吏，把机巧变诈、喧闹争讼当作常事，所以他们所争的利益还不值一锥一匕，骨肉之间却已经反目了。这不正是重利轻义到了极点吗？由此说来，薛氏父子能够从今人的风气中自拔，还不算困难；但他们能够从自己所居住的地方的风俗中自拔，就尤其值得称赞。风俗的败坏，起初不过是一两个人倡导而已；它返回古道，起初也不过是一两个人倡导而已。夫椒的风俗到了这种地步，我不知道当初是谁倡导的；但它不能返回古道，我知道只是因为没有人倡导。假如薛翁对图南的期望，以及图南对自己的要求，今后能够继续并最终取得成功，那么乡人听到薛氏的风尚，怎么知道不会有所感发而兴起呢？这样说来，将来夫椒、五湖一带若有称道乡先生能够教化乡人的人，必定就是薛翁吧？这就叫薛翁能够自己为自己增寿，而图南能够为父亲祝寿了。○罗君八十寿序

译先王用来奉养老人的礼制，何其厚重而尊崇啊！进献浆饮、奉上酒爵，不是没有人可以做，但天子亲自去做；宰割牲畜、执持盾牌，也不是没有人可以做，但天子到场，亲自从祖庙开始，戴着冕亲自举行。天子侍奉老人，恭敬谨慎，如同子弟侍奉老师，不敢放肆。老人接受天子的奉养，欢悦自得，如同接受自己子弟的奉养，而不推辞。这样，难道是先王认为天下的子弟不足以尊敬侍奉天下的老人，所以才亲自代替天下子弟服役吗？大概王道教化一定从孝悌开始，而孝悌在下民中实行，若没有上位者率先示范便不可能。因此尊崇之情既有所伸张，就不能降低；敬意既有所隆盛，古代也不会削弱。周朝衰落以后，这种礼制废弛了。绛县有老人头发全白还跟随出征服役；即使在洙泗这样的礼义之乡，也到了年长者和年少者争执不休、年轻人不肯承担老人的劳役、老人反而屈居年轻人之下，却没有人纠正的地步。由此说来，从诸侯国到乡党之间，也不再知道年龄值得尊重，更何况朝廷之上呢？唉！王道教化兴盛，老人就在朝廷受到尊敬；王道教化废弛，老人连乡里也不能受到尊敬。大概是形势使然吧？老人无论古今，本来确实没有什么不同，却尚且不能不随时代而有贵贱之别，何况那些怀抱珍贵才德和本领的士人，又怎能不古代受尊重而今日被轻视呢？这是君子在古今交替之际深深叹息的原因。后世天子的权势越来越尊贵，要他屈身侍奉平民中的老人，像古代那样，形势确实不可能做到。然而老人本来就是乡人；让乡里的年轻人礼让乡里的老人，使年轻人不让老人承担劳役，老人不屈居年轻人之下，劳力辛苦的事先由年轻人做，饱暖安逸的事先让老人享受，这不过是让乡里的人礼让乡里的人罢了，难道也有做不到的吗？可是自周朝衰落以后，已经不能完全做到；在后世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于是老人既不能在朝廷受到尊敬，也不能在乡里受到尊敬，只有所谓称寿之礼，如今乡人还实行而没有废止。称寿不过是在饮酒献酬之间行礼，礼节是最末等的。然而做子弟的说：“我的父亲、兄长老了，我斟酒祝贺他，是可以的。”乡人说：“我乡里的长者老了，我斟酒祝贺他，是可以的。”这还保存着尊重年长者的遗风。由此推求其中的意义，老人也还是可以在乡里得到尊重的。孔子观察乡饮酒礼便知道王道很容易实行，难道不正是因为在饮酒献酬之间，风俗还保留着接近古代的地方吗？歙人方大中跟随我游学，请求我写文章为他的外祖父双溪罗君祝寿。我不吝惜为他写这篇文章，是因为这件事保存了尊重年长者的遗风，是风俗接近古代的表现。罗君本是衣冠世家之后，却隐身于商界；梁、宋、吴、楚之间，凡舟车汇聚之处没有不游历的；四方名士没有不结交的。到了晚年，他收敛机心归来，老年寂寥地居住在一室之中，仿佛不知道门外还有世事。方生这样谈论罗君，那么他本来就是年老而有德行的人吧？唉！像罗君这样的人，假如生在古代，亲自遇到夏、商、周三王的盛世，怎么知道不会列在祝鲠、祝噎之礼的受尊者之中呢？为什么竟只让罗君在乡里受尊敬呢？然而我仍然庆幸罗君能够在乡里受尊敬。○李封君七十序【代人作】古今谈论父子关系美盛的，必定推重蜀地陈氏。自文惠公登上将相之位后，他的两个兄弟也做了大官，地位极其尊贵，而他们的父亲秦公当时还健在。每当秦公与客人坐着，文惠公兄弟便在左右侍立，客人局促不安，要求离去。秦公笑说：“这不过是我的儿子们罢了。”如今副使五石李侯出任官职，手持方寸之印，独自统制一道，数千里土地的操纵、赏罚都在他手中；十多个州郡县的官员匍匐听命，系绶束带的官吏有十多万人，登城守关、勇猛强悍的士卒，深山绝谷中受其鞭笞的、说鸟语长兽脸的蛮夷，无不如他的意愿。四方仰望他，如猛虎蹲踞、山岳高耸。他入内便侍奉怡斋封君，卷起衣袖、弯腰行礼，进献浆饮、奉上酒爵，弯腰等候起居问安，亲密周到地承接父亲的神色言语，在酒席和床席之间委婉嬉笑，如同婴儿幼子一般。这件事和陈氏有什么不同？即使李侯的俸禄、地位、功业将来是否能与文惠公相比尚不可知，但封君的长寿、荣耀和待遇，已经不逊于秦公。封君和秦公又同为蜀人，相隔四五百年，两家父子在岷山、峨眉山和长江之间兴起而彼此相望，真是奇异啊！多么奇异啊！但史书称文惠公做官有节操气概，不妄求升进，任小官十多年也没有调动，百官都一致把恬淡安静归于他。文惠公出入内外，历任方镇长官，任官时虽然以精明严整办事，但心意总归于忠厚，从未考察贬黜一个下属，人们认为他大多得益于秦公的教诲。李侯从兵曹主事做到御史，前后在郎署十多年，按资历和声望本应位居台省，但李侯却迟疑退让，出任方镇；他的旧日同僚许多已做到公卿，而李侯坦然处之，脸色言语间丝毫没有不平，这与那些沾沾自喜、争逐权势利益的人相差太远。李侯曾以御史巡视江南，又巡视福建，所到之处虽依宪法办事，却温厚而宽大，从不以作威作福、搜刮苛刻为能。担任副使后，更加以清静镇守，数千里内官吏承受安宁统一的教化，百姓蒙受诚恳厚实的仁恩，军士享受酒浆衣被的恩赐，蛮夷也放下兵器拿起农具，低声相从于亭障之外。这样看来，李侯立身和任官，大体像文惠公；至于俸禄地位是否相同，便不足以议论了。至于封君如何教导儿子，虽非外人能够知道，但也可以推知，大体不会不同于秦公教导文惠公的方式。这时封君七十二岁，我的父亲与李侯是同年，封君则是我祖父一辈的人。路远不能亲自前往祝贺，只能在堂下遥想：假如我能够走到堂下祝贺，见到李侯在左右侍立，会不会像当年的客人那样局促不安、请求离去呢？○陈封君六十寿序【员外崇庆之父】

译封君六十岁，王君懋中写文章赠给他。他所论黄冶变化不是老子的事情，这是可信的；但把老子说成研究长生久视之术，并认为这与儒家不同，也还没有得到老子的精髓。我认为老子的书，旨意宏大而深奥，取象于万物，曲折而幽深，所以读它的人最终不能完全理解。可是世人大多称老子为养生家，不过是因为他关于玄牝、婴儿的说法，被魏伯阳、葛洪等人抄袭沿用罢了。若是这样，那么“以奇用兵”本来应归入兵家；收缩、扩张、给予、夺取，又应当归入纵横家吗？这样看来，老子的言论也很广博。庄子把吐故纳新、熊经鸟伸归于彭祖，完全没有涉及老子；他谈论老子听闻古代道术，也完全没有涉及长生吐纳之事。可见老子、彭祖各自形成一家，彼此并不相通。黄冶变化不是用来谈论老子的，长生久视难道就是老子的全部精髓吗？孔子向西游历见到老聃，曾发出如见龙的感叹；老聃说：“优秀的商人好像空虚，盛大的德行好像愚笨。”把这些话相互参照，老子所著的书大多首尾贯通、彼此出入呼应，于是可知老子的旨意本来就在这里。至于读孔子解释《易经》谦卦的文字，认为天道的亏损和增益、人道的喜好和厌恶、地道的流行和变化、鬼神的福佑和祸害，都不超出谦与盈这两者；这和老子是否也有相同之处呢？我不能相信老氏长生久视的学说，但他谦虚不争、守满持柔以远离祸患、接近福气的道理，却是老氏的长处，儒者也不能改变。过去我曾用亲耳听见、亲眼看见的事情来对照《周易》，老子所说的吉凶祸福，确实像手持左券，预先向后来索取应验。那些夸耀自得的人，一旦遇到机会、凭借势力，气势充满、心意得意，便竭尽力量搜取掠夺，满足自己驰骋夸耀的愿望；居家便大肆歌舞，出门便带着奢侈的童仆骑从，狼藉于街巷之间。街巷中原先与他们地位相当的人，无不奔走伏地拜见，连喘息流汗都顾不上。然而没有多久，他们的声势便像影子和回声一样消失；那些曾经伏拜、喘汗的人，反而将在他们的高台曲池之间徘徊，一同追忆他们的盛盛而惊叹他们的衰败。凭我的耳目所见，这样的人有多少呢？难道这就是祸福相依、乘时变化的规律，事物的道理本来如此而不可逃避吗？还是因为他们骄纵奢侈、盈满溢出，触犯了《大易》和老子的戒条，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呢？我观察封君，他相貌谦下而严肃，气度和蔼而温厚，胸襟坦荡而无所经营，难道就是所谓君子最终吉祥、守持盈满的有道之人吗？关于老子长生久视的学说，我虽然不知道封君是否有所得到，但他谦虚守柔，我私下怀疑是出自老子。封君认为我的话对吗？不对吗？○陆慎斋先生寿序 从前我还是童子时侍奉先生，先生教我读书、考核文章，观察我的进退举止，常常赞叹，认为我是可成大器的人。那时先生正日夜研究经史，综合百家学说，希望奋发自身、把所学施用于事业，然而最终仕途坎坷而归。我私下听先生讲学数年，后来凭经学考中而入翰林，不久因才拙多病而罢职归乡。当时先生还滞留在学校中，我离开后又起用为春坊官员，再次罢职归来，而先生也已经放下学业，老居家中。后来我得以在环堵之室拜见先生，因而再次想起童年从游的往事，转眼已经二十多年；先生已经飘然成为老人，我的头发也已斑白。先生仕途坎坷而老去，我也随波进退，因此既为先生抱负未展而惋惜，又深深惭愧，觉得辜负了先生把我当作国士的期望。虽然如此，古人所谓乡先生，并不是指他的俸禄和官位。古代年高而有道艺的人，尊贵的可以成为三老五更，做王侯的老师；地位低的也不会失去成为门胥族师的资格，用来教导诱发、教化训诲乡人。因此即使居于无官位之地，各自也都有施展作用的地方。先生志向品行诚实厚重，取舍具有狷介之士的节操；如今年纪更高，品行更加修养，也更加为乡里所信任。即使不能成为三老五更，他用来规范乡人的作用，也不应在古代闾胥族师之下。这样说来，先生使自己发挥作用，本来就在这里而不在那边吗？世上本来有些人身居显赫之位，身体却有妾妇般的行为，整日战战兢兢地窥伺他人，随着他人的脸色而喜忧，直到腰背弯曲、年老疲惫仍不知道停止。先生年轻时读书，年老时置身闲暇，安然自足于田亩之间，对外界没有丝毫俯仰求取；二者相比较，难道能够因为这个而改变那个吗？即使我愚钝无能，在世上没有建立什么功业，还幸而凭借山居中残余的力量，依照先生早年的教导，向上追溯古人治学的大原则，希望洗涤过去的过失，并借此修养自身。这样说来，我用来报答先生国士之期望的地方，本来也是在那边而不在这里。先生六十岁，他的儿子维新来请我写文章。维新喜爱学习，能够继承先生志向。于是我整理这些话交给维新，让他拿去为先生祝寿，同时也借此自我勉励，并勉励维新。○书水西集

译华师鲁刻印他父亲水西君所作诗文，共八卷。从前我和水西君同在兵曹任职，他担任职方郎。当时西北边境屡遭虏寇，职方署事务很多。水西君伏案起草奏章，有时一天上奏四五篇，没有不切中时机和事务的。每当红色奏囊刚送入，尚书便立即召来询问水西君；他当面回答十分明辨，没有滞碍。于是他便以才干著称。不久，水西君因被言官弹劾而免官，居家；当时我也罢职归乡。每当我去拜访他，便见他悄然独居一室，把古代儒家先贤疏释、注解、笺证、纂辑六经文字的书籍全部取来，共有一百多家，精华和糟粕都在其中。对于那些所谓累世也不能穷尽其说的内容，他独自竭力标举、辨驳，参照比较细微的异同，务求融会贯通、联缀起来，以向上探究六经的旨意，形成一家之说。像小戴所传的书，他已经理出头绪。不久便去世了。水西君在繁忙官署任职以及居家研究经学时，也常常用余力创作诗文。他为人刚劲挺拔而精力充沛，志气非常锐利，用心最为艰苦。他在世上试图施展时，想凭才能和功名振作自己；即使枯槁隐居山泽，也想凭经学自我寄托，以求在后世留下名声。了解我的人知道，他的诗文虽然丰富、恳切而可喜，但终究不是他志向真正寄托的地方。只是他的才华既遭受压抑阻塞，经学方面所著述的东西也没有完成。因此，他真正的志向仿佛被什么东西压抑而湮没，无法流传；那些并非志向所在的诗文，反而还足以如此流传于世。我担心读这部书的人会以为这些就足以完全代表水西君，所以特意写出他的平生。虽然如此，古人说容貌和俸禄地位不能感动人，人们又怎么肯传播他的书呢？那么能够流传的书，往往也是因为作者的俸禄地位足以感动人。就拿我所传述的那一百多家经注来说，即使它们是隐居山泽的儒者所作，俸禄地位并不显赫，但因为依附于六经而与六经一同流传，人们不能废弃它们；抛开这一点而还能流传的，实在很少。水西君既不能凭功名显达，又没有来得及凭经学寄托自身；那些湮没而不能流传的部分，已经如此了。他所谓足以流传于世的诗文，又怎么知道究竟会怎样呢？这正是我更加悲痛他的志向而写下这些话的原因，希望后世有人因为我的话而了解水西君。○书钱遇斋高尚卷 我自从被罢免编修职务回乡时，当时县里辞官闲居的士大夫有十几人。这十几个人在乡里山野间游赏宴饮、谈笑欢乐，每天都聚在一起，文雅和美，颇有古代安享晚年的遗风。我恰好也因罢职归来，得以厕身其中，时时跟随诸位君子游览观赏，共同取乐。然而诸位君子大多因为长期做官而达到通显地位，我也在郎署中徘徊了几年才回来。只有遇斋刚刚列入仕籍，便没有赴任，立即辞官离去。遇斋辞官既早于诸位君子，年纪又最大，于是诸位君子共同推重尊敬他，甚至相继作诗歌赠给他，并在诗卷卷首题写“高尚其意”，仿佛羡慕遇斋而又惭愧自己达不到他的境界。诸位君子既然已经和遇斋同享这种乐趣而没有差别，却仿佛羡慕他而自认为赶不上，这是什么原因呢？士大夫奔走于功名之门，同时又享受泉石之间的逍遥乐趣；如果把这两者各自看作适合自己的道路而不相干涉，那么人人都会自以为称心如意。然而等到考察其中得失、祸福相依的规律，隐居泉石的人有时会苦恼于生活枯槁，而追逐功名的人甚至会认为自己的生命已经可以看见尽头，后悔时也来不及了。当遇斋怀抱才器却未能得到施展，以至于老去时，诸位君子或许也未尝不为他的困穷感到悲伤。然而诸位君子出仕而为世所用，虽然没有穷愁郁结的忧患，却要弯腰曲背、踉跄奔走，每天使身体疲惫；宠辱、赞誉、诋毁，每天在内心争斗，这些事情想来也不少。这样过了十几年，甚至三四十年，之后才得以和遇斋在这里共同享受这种乐趣。譬如商人年年出没于惊涛骇浪之中，终于抵达岸边而获得安宁；在这个时候，也没有人不会笑自己停船上岸太晚。这样看来，难道只是羡慕遇斋而已吗？那么，功名之门正是遇斋不能同诸位君子争逐的地方；而泉石之乐，则是遇斋不肯改变自己的乐趣、诸位君子只能在晚年与他共同享有而不能从一开始就享有的地方。《易经》不是说过：“脚步强壮地前进，就有凶险；退隐落在最后，就有危险”吗？这是说，积极进取、追逐时势的人适合晚些退后，而停止机心、退隐的人适合早些退下。诸位君子退下来、停止机心，比起遇斋已经晚了。何况我又错误地不自量力，刚到二十岁便已经做官，根基还没有长牢、枝叶还没有繁茂，就在仕途之间徘徊，没有早早自行解职离去。这样，在诸位君子中，最不属于最后退隐的人莫过于遇斋，最属于强行进取的人莫过于我。我退下来已经晚于遇斋，而我开始进取又不幸早于诸位君子。唉！这样距离同时遭遇凶险和危险还能有多远呢？不过我还幸运地得以罢职归来，和诸位君子一起往来于泉石之间。虽然高尚的风范已经不敢奢望了，但庄子所说的栎树因为没有材用而得以保全，我如今或许也差不多可以这样了。○给地理鹤冈况君卷题辞

译去叩问巫师、卜者、星相家、堪舆家，问道：“是吉吗？”他们回答：“未必如此。”听见的人却突然高兴起来。去叩问他们，问道：“是凶吗？”他们回答：“未必如此。”听见的人却突然悲伤起来。这样，巫卜星相堪舆之人常常掌握着使吉人、凶人、悲人、喜人奔走听命的权力，而那些人的吉凶悲喜全都系于巫卜星相堪舆之人的一张嘴，任凭他们裁决。为什么会这样呢？人情总是喜欢希求和妄想，猜测那些不能确定的事，常常揣摩那些无法知道的事。术士借助鬼神来神化自己，所以常常夸夸其谈却有时被人相信，巧妙发言而偶然说中。他们把人希求的心理和揣测的见解结合起来加以询问，又把依凭鬼神的人引向巧言偶中之说，本来就容易使人深信。各家术数之中，最为盛行的是堪舆；它指画天地、割裂五行、八卦奇验之说尤其多，人们也尤其尊崇它。我不知道堪舆家起源于何时，我认为它起初本来只是观察土质、验证地气、测量水脉，以使死者安葬，并借此辅助孝慈而已，大概从来没有鬼神庇荫的说法。自从这种说法流行以来，竟使有的子孙让先人的尸骨暴露在外，等待吉地和吉日；也有因此使死者不得不遭受水火之灾的。有的人还取出埋在土中几十年的陈旧尸骨，并不是因为山崩水冲而屡次迁葬；更严重的，在豫章、饶、歙一带，甚至盗取土地来埋葬，往往发展到杀人还不停止。这样说来，我担心堪舆家的说法不但不能带来祥瑞，反而会造成灾祸。儒者谈论灾祸和福庆，把它们归结为积善和积恶；这种说法已经十分精微，却还常常有一半不能应验，即使应验，也只是因为天道遥远难知。至于说已经腐朽的尸骨会聚集祸福，像对着山谷呼喊便有回声应答一样，恐怕也未必如此吧？鹤冈况君精通术数，而且能够奇异地应验从前我安葬母亲，确实借助过您的力量。然而我借助您，并不是为了所谓吉凶祸福。您曾间或请求我写文章。唉！您凭借自己的术数行走于世间，难道会有不能使人奔走听命的情况吗？那些人的悲喜，难道不会只听从您的裁断吗？这样看来，我的话怎么能够轻率地评价您呢？您如果有意接受我的话，就应当致力于观察土质、验证地气，使死者安宁，不要致力于以吉凶祸福来迎合活人的欲求。如果有孝子慈孙沉溺于吉凶之说，也只愿他们用我的话来解除这种迷惑罢了。○题写《王氏传家录》后 文皇从北方藩王起兵，平定内部祸乱。当时云集响应的将士，首先建立大功的全都分封土地而称王了；即使斩杀敌人从一级首级以上，直到持矛、砍柴、做饭的人，也无不授予武功爵位，使其子孙世代承袭，人数达到一万多人。然而王氏从长史公以儒生身份首先在藩邸侍奉文皇，到他的儿子彦昭，已经两代了。长史公在文皇左右辅佐，最终不幸老死。等到靖难之兵兴起，彦昭确实参与守卫。王氏两代不能说没有功劳，但却不能和当时云集响应的人一样分封土地，也没有得到一个爵位来荫庇子孙。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是他们在文皇还处于困晦之时的辅佐功劳不够吗？还是纯粹因为在国家危难时留守、守护社稷，本来就不如出征守卫边疆那样劳苦吗？自汉代以来，授侯封爵，大都把战功看得最重。文皇的用意，或许就在这里吧。虽然如此，分封土地，和诗书教泽能够长久流传相比，哪一个更好？让子孙享受丰厚俸禄而骄奢放纵，和让子孙生活困约而思考如何自立相比，哪一个更好？世代享禄的家族容易骄傲，骄傲了，就会把祖先几代遗留下来的东西全都耗尽，有时一朝之间便被剥夺。儒生家族的子孙发愤自立，即使祖先没有留下什么，也仍然可以振兴自己。自开国以来，所谓世代享禄的家族，其兴衰已经可以数清了。而王氏子孙读书好礼，文雅有礼，以儒学闻名于家族之中，代代有人；东斋公又因擅长文章，官至太常卿。东皋公能够继承他的学业，不使他的声名坠落，后来的发展仍然没有穷尽。这样看来，儒术和战功相比，王氏留给子孙的东西与文皇用来报答王氏的东西，究竟哪一种多、哪一种少呢？于是长史公的几世孙稷，编纂先人的事迹，从长史公以下共若干世，题名为《王氏传家录》，其中大概就保存着诗书教泽。我曾经读过唐代李邺侯的家传。邺侯在肃宗尚未显达时便遇到他，等到肃宗起兵办事，李光弼、郭子仪等人都凭借百战功劳分封土地，而邺侯虽是帷幄中的谋臣，却不能列入其中，这件事很像王氏。邺侯的儿子李繁，积累藏书达到三万卷，当时的人推重他的文雅，这也偶然和王氏相似。况且李、郭诸将不能使家族长久世代显贵，而邺侯的事迹直到今天独自显著于世，正是因为有家传存在。这样看来，后来想要考察王氏的人，大概就在这部录中了吧？这就是稷所编纂它的原因。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记 ◆记 重修宜兴县学记 重修泾县儒学记 重修瓜州镇龙祠记 重修解州关侯庙开颜楼记 常州新建关侯祠记 常熟县二烈祠记 零陵县知县题名记 广德州同知蔡侯政绩碑记 镇江丹徒县洲田碑记 裕州均田碑记 建陈渡石桥记 华氏义田记 救荒渰记 大观草堂记 西峪草堂记 任光禄户溪记 永嘉袁君芳洲记 吴氏墓记 休宁陈氏墓庐记 吴氏石亭埠新阡记 胡贸棺记 叙广右战功 ○重修宜兴县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