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九

译敬想您身负救济天下的宏大才干，承担东南的重要托付，振兴抚恤百姓的创伤，如同春风吹拂，不分阴暗山谷和寒门；搜求拔擢幽滞之才，如同药笼中储藏药材，不分牛溲马勃。像我顺之这样的人，早年不能自立，年轻时曾经浅薄游学，早已甘愿退居山林，哪里还敢再求闻达？况且读诵学习只知道拘泥古法，同辈多称我是鄙陋的儒生，才器局量又难以适应时势。您却误把我当作国士，从众人弃置之中收取出来，扬名于朝廷。况且我向来没有与门馆宾客交往，您取用我，难道不是因为超越了外貌和声色吗？不采来佩戴，即使是幽兰也会被弃置；如果有所凭借而前进，即使朽木也能派上用场。于是我得以再次进入金马门的官署，又列入文臣班次。我自知本来不堪任用，众人也会说我凭什么能到这里。只是天下相信您的端正刚直，知道您的皱眉和微笑从不虚假待人；皇帝相信您的激励举荐，知道您的顾盼一定能够得到贤士。偶然因为拔取茅草般的微才，便使我与众人一同被征召；虽然您荐举人才，常常担心别人知道是出于您的意思，绝不把这件事挂在嘴上而求取知遇。我想用自己的力量报答您，却私下深感惭愧。只有勉力策励自己的愚昧，使学问更加精进。将来如果奔走于世间，希望还能竭尽向日葵和豆藿朝向太阳般的忠心；即使被时代弃置，也将永远坚守归葬沟壑的本来志愿。稍稍磨砺我这顽钝的器材，只希望不至于留下您明察如冰镜却判断失误的过错罢了。谨借来信的恩惠，恭敬地陈述内心。敬请您俯察，希望您能够由此知道我的志向所在。二 我像无用的樗木一样疏散无能，勉强赴任，想设法报答您把我当作国士的知遇，却还没有做到。我私下有所畏惧：山林之士闲居静处，少犯过错还容易；一旦出仕而奔走世间，处在毁誉得失的冲击之中，确实想有所建树，就很难了。因此古人修养自身，在家中往往还不能勉力坚持，何况我在家中所修养的本来还没有达到呢？从前韩持国荐举处士常夷甫，后来夷甫改变了平生操守，韩公也深以荐举这样的人为遗憾。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使我不成为夷甫，使您不留下持国那样的遗憾？希望您终究教导我。辞免坊牌一事，从前已经当面请过；我并不是故意矫情、接近名声，而是认为此生只要不至于饥饿，便丝毫不敢从世间有所取用，希望接近《伐檀》诗人所说的境界。承蒙您想为我置办学田，这是盛大的举动；更希望您始终负责这件事，中间妥善筹划，使日后不被人侵夺侵吞，那么我从您那里受到的恩惠就更多了。但这件事必须出自您本人，使我好像完全没有参与其中，才是好的。否则，我虽然不把它当作利益，却又想借此取得名声，也不是我的志向所能安心的。冒昧一并陈述，打扰您了。○与郭似庵巡按 我整个春天常常生病，迁家住在乡村小坞中。闲居时自我反省，已经很久没有承受您的余光了。近来听说您的使节公文下达到府中，过分表彰我这个鄙陋之人，命有关官吏为我建立牌坊，表示优待尊崇之意，而且还希望长久如此。这是您的盛大心意，我怎能不感激？但后来自己想想，其中有许多实在不敢承受，恐怕冒昧而连累您识人的明察，所以斗胆把我的愚见全部陈述出来。请您姑且听一听。《尚书》说：“彰明善行，憎恶恶行，树立为风声。” 近世建立牌坊的制度，大概就是仿照这个意思。古人不用法律为私人谋取名誉，所表彰的一定是善行，于是人们受到劝勉；所憎恶的一定是恶行，于是人们受到惩戒。否则便像悬挂弯曲的木头却想求得笔直的影子。我年轻时不懂得学习，中年又蹉跎，即使是乡里自我修养的人，只怕我也比不上。您却想用我来教化乡人、矫正浇薄的风俗，我难道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吗？这就像让迷路的人指引迷路的人，不也太疏忽了吗？罪过没有比盗取名声更大的，耻辱没有比诬蔑欺骗更大的。我并不是敢于推辞这些名誉，而是要把耻辱让给别人、避开罪过。我曾经列身侍从之列，恰逢才干和志向都错乱，又早年患病，不能任职来承受皇恩；幸而没有因尸位旷职被杀，只是被夺去官职，罢归田里。这是天地覆载般的厚恩，哪里能估量完呢？我听说，出仕和隐居有两条道路：出仕的人声名载入竹帛，或者树立旌旗、光显门第，也不算奢侈；隐居的人住在深林幽谷，闭门堵塞小路，与树木、山石、鹿、猪为伍，也不算鄙陋。何况我满身瑕疵、积累污垢，要以此终了一生，只应亲自耕田灌园，发誓以沟壑为归宿，保全晚年之路，补救早年的过失，希望不被田夫野人讥笑。这是我私下万分之一的心愿。介子推说：“身体已经隐遁了，还要文饰它做什么？” 陶渊明也说：“迷途还不算远，现在才知道是对的、过去是错的。”如果我蒙蔽自己的眼睛，把您这次的恩赐当作华美的观赏物，那么就是违背我归葬沟壑的旧志，贪受显耀的装饰，忘记被废黜之后的处境，又想承受从前做官受宠的荣誉；这违背《易》的改过训诫，也犯了《中庸》安守本分的戒条，没有一件是可以的。我有幸与您交往已久，而且爱护积累便产生美意，憎恶积累便产生丑意，这是古来共同的人情。辨明嫌疑、审察细微，是前辈所谨慎的；即使贤如李绛，也有人议论他对同年好友徇私。自从您在江左执掌宪法以来，对人不徇私，对法不宽贷，士大夫中都称赞传颂；您依据经典、秉持正直，没有人能与您相比。激浊扬清、以公心对待众人，您难道会因为私交而以公法偏袒一个朋友吗？我难道能因为交游的缘故，要求您在执行公法时有所；即使您推辞说：“我是为了表彰贤人，谁能相信我呢？”一座牌坊的费用要四五十金，计算用工二十多人；每个工人需要服役三四旬，那么二十多人合计要服役七八十旬以上。这是崇尚虚名的遗迹，耗费实际的财物，费用没有补益，哪怕丝毫也有损失，哪怕只是一丈一寻的工程，我也认为这是浪费过度了。己丑年我考中进士时，曾经按例领取过牌坊费一百金；况且我既然已经有了牌坊费，如今又为我建牌坊，这是两重费用。为什么要让一个人承担两次费用呢？有关官府办理这些事情，实在都是我不敢承受的。并不是我故意隐藏内心、矫饰行迹，故意多说枝节来求得谦让之名，以致再次获罪于有道之门。敬请您明察体谅，命有关官吏停止先前的事情，那就是大幸了。按理应当亲自前去致谢，面对面陈述衷情，但我因病不能前往，谨以书信致意。○答舒云川巡按

译您的使节来到南方，事情将要办完，正要回朝。我想在您左右侍候，却一件事也没能做到；而您对我这个不肖之人的垂爱，反而屡次增加。我既不敢以草野之人的踪迹去扰乱公府，又想到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致谢您的盛德，只知道把它藏在心中罢了。如今承蒙赐给我牌坊，价值五十金，我拜谢感激，更加觉得自己不堪承受。从前郭、徐诸公在这里巡按时，也曾把这种恩惠施及我；那时我尚且蒙受皇恩，处在致仕以后，但对诸公的恩惠也不敢承当。如今我只是编户百姓，就更加不同了。郭、徐与我是同年，而您却把这种恩惠施加给我这个山野疏远、素来没有交往的人；这份厚赐更加超过诸公。然而我在致仕以前都不敢承受，反而敢在成为编户之后承受，这样亵渎尊长恩赐的罪过就更大了。这正是我极其不敢接受的。谨向使者说明退还，承蒙您深厚的知爱，只希望您不要把我的不恭当作罪过。请容日后致谢，临信不胜驰念，敬请体谅。二 您奉使江南，轻车所到之处，风采裁断凛然；我顺之私下仰慕，已经很久了。然而不敢拜见您，是因为谨守编户百姓的身份，不敢把自己列入士大夫往来的礼数之中。私下听说您的荐章竟然提到我这个鄙陋之人，但我某只是迂拙愚笨、没有才能的人，固执地守住自己，即使只是没有失去规矩，又哪里敢说具有圣贤的志向？至于我这疏散无用而又抱病的身体，即使想救济自身尚且不足，哪里敢说有治理时世的策略？您过分采纳了没有料到的议论，还没有来得及察看我的不肖，便把我列入荐举名单。即使我自己不感到惭愧，那么您识人的能力又该怎么办呢？因此我深深感到敬畏恐惧。不过，您荐举贤人是为了国家，而且首先荐举平生从未见过面的人；仅这一举动，就足以激励恬淡退让的节操，刺激贪求竞争的人，对于维系世道风气作用不小。只是我并不是那样的人，便无法成就您的盛美。即便如此，我也不敢不努力。所谓治理时世的策略，不是我这个山人敢越出本分去思考的；但圣贤的学问，我曾经从书籍中听闻，也在老师朋友之间讲习过。还应当利用山中余日，竭尽这点驽钝之力，反省自身、克制自己，以便在自身上有所改善，免于犯下大错；这样用来报答知己的地方，也许就在这里。冒昧陈述我的内心。吴越相距很近，还请允许我抬头再次看到您激扬清浊的政绩，怎么样，怎么样。○与陈逊斋巡按 我迂拙无能，但至于仰慕德行、归向贤人的心，从来没有不同于别人；交往中讲求施与回报、崇尚礼尚往来的情谊，也从来没有不同于别人。自从您的使节来到江南，亲自实行清苦的操守以率先属吏，以严明的赏罚激励政策整顿习俗。我虽然身在山泽，也私下听闻您的风范而仰慕您，已经很久了。况且您的使节来到敝邑，两次屈尊问候我这个野人的居所，士大夫之间也常常传说您以道义爱护我。我于是又想到，我从未有一天亲自受教于您，您却这样屈尊先向我表示交好；对此我私下感动而惭愧，也已经很久了。这样说来，我对于您并非没有向往，而您对于我也并非没有屈尊相交。对于所谓仰慕道义的心和报答施与的礼数，都应该奔走到您身边效力，可我至今却完全没有做到；如果不是非常疏狂，就不应当如此。因此冒昧把我的心意陈述给您。我是获罪而成为平民的人，诸公高尚的情谊虽然过分以士大夫的礼节待我，但我固陋的本分却不敢不以百姓的礼节自处。编户百姓的劳作，既不是用来冒充士大夫交往的资格；关于农事的议论，也不是用来参与政务的场合。因此八九年来，我对于官府从来不敢窥探一步。这并不是我敢于故意怠慢，实在是不敢以此烦渎尊长。像我这样的草野之人不敢求见，正是孟子所说的“不敢”。况且我多病早衰，去年冬天又感受阴寒，于是成了末疾，两脚痿痹，躺着不能起身，衰颓得像朽木一样，已经成了废人。只能隐居村庄，稍微借助药物维持，因此既没有来得及亲自到您的门下拜候，您屈尊来访，我又没有来得及拿着扫帚迎接，实在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样说来，我对您的交际礼数，一方面拘于身份，不敢尽情表达；另一方面对您的仰慕又很深，却被疾病所限，不能亲自前往。只有抚心惭愧而已。想到没有办法亲自向您说明，所以冒昧写信奉上，并借此致谢，幸望您明察。○给贾太守的信 史生回来，我得以详细听到您的起居和德政，十分欣慰。我一向知道弟弟我迂拙疏陋，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自从退居以来，四方的旧友我绝不敢主动通书，有人来信问候，也只是答复而已，认为像我这样隐居山林、闭门反省过错的人，礼数本来就应当如此，而且这也是我平生固守自己的浅陋、不敢失去的操守。今年春天，偶然有一位素不相识的乡人，名叫孙伸，拿着兄长的信来见我，当时我姑且写了一封回信。后来有人说，此人先伪造书信，来误导您的听闻，听到这件事后我不胜惶恐。弟弟我自己丑年与兄长同榜登第，到现在十多年了，即使是至亲，我也从未敢替他请托；即使是敝郡县的诸位公卿，我平时也不敢托付一个字，如今却替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向千里之外请托，实在可笑。况且弟弟我即使不才，也一向知道兄长刚正，哪里应当以私情求您呢？既为自己的行为惭愧，又责问自己，难道我平生的心事不能在书信中表明吗？这个乡人之所以做到这种地步，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如果确有此事，烦请兄长揭发此事，惩治此人，以作为伪造书信的警戒，并将他原先伪造的书信发下来让我一看，感激不尽。○答李中溪御史【以曲折为奇】

译兄长出使闽地，已经一年了。承蒙您写信多次向我询问，而我没有一句话可以献上，岂只是因为我素性迂拙愚直，自知不能有所帮助，也是因为凭兄长的才力，本来足以处理这些事。后来我又自己想，认为兄长的才力本来就不需要别人帮助。然而您屡次询问，我却屡次没有一句话，这也未免辜负了彼此相知。于是翻来覆去地思考，最终仍无所得。只有一件事，可以稍微表达我的诚意，也可以不辜负您屡次下问的勤意，那就说出来吧。只是正好在此时说，也自知不是迂拙就是愚直，唯愿兄长谅察而已。况且抚按的权力中，举荐和弹劾最为重要。百官所以受到劝勉和惩戒，公道所以能够畅通或闭塞，也都与抚按的举劾关系最大。然而今日世上所谓举劾，我私下对此很疑惑。我曾经充任郎署官员，也曾有机会每天听到邸报。有人说：“今天某巡抚的举劾奏疏送到了。”我不用问就知道了。有人说：“今天某巡按的举劾奏疏送到了。”我不用问也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所举荐的，不问也能知道，必定是藩臬方面的大官；他所弹劾的，不问也能知道，必定是通判、县丞之类的小官。他所举荐的，不问也能知道，必定是牵连朋党、结联同类，不到几十个人不会停止。他所弹劾的，不问也能知道，必定冷冷清清，只有两三个人。这样看来，难道就是贤者全是大官，不贤者全是小官吗？难道就是贤者非常多，不贤者非常少吗？假使贤者全是大官，又假使贤者很多而不贤者很少，那么政事应当清平，诉讼应当得到公正处理，贿赂不能通行于上，怨恨不能积结于下，天下就可以安然太平了。然而事实上却不能这样，那么就是大官不一定全贤，贤者不一定很多，不贤者也不一定很少。大官不一定全贤，贤者不一定很多，不贤者不一定很少，那么那些举荐大官、弹劾小官的做法，难道不是因为大官足以树立恩德，而小官即使让人怨恨也无碍于己吗？又难道不是因为势力弱的人容易受欺凌，而根基牢固的人难以拔除吗？他们举荐和弹劾的多寡，又难道不是因为厚厚地买取恩情，却薄薄地招致怨恨吗？这样一来，人心凭什么得到劝勉和惩戒？公道凭什么不闭塞呢？不过，确实也有藩臬方面的大官没有被举荐，甚至反而被弹劾的。我曾惊讶地询问其中的缘故，原来并不是他真能弹劾藩臬方面的大官，也不是那个人果真不贤；有的是意气用事、性情倔强，不善于曲意逢迎，有的则是受人指使，替人发泄愤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也有通判、县丞之类的小官没有被弹劾，甚至反而被举荐的。我曾惊讶地询问其中的缘故，原来并不是他真能举荐通判、县丞小官，也不是那个人果真贤能；有的是援引门路很多，善于钻营，考核成绩最为有力，有的则是他的亲戚或故旧。这样说来，被弹劾的即使不是小官，也必定是意气用事、性情倔强，或替人发泄愤怒的人；被举荐的即使不是大官，也必定是援引门路多、善于钻营的人，或者是亲戚故旧。那么人心又凭什么得到劝惩？公道又凭什么不闭塞呢？由此说来，做抚按的固然不能把善于举荐、善于任用人才当作荣耀，却一定应当害怕举劾不当。如今兄长所管辖的地方，哪些是方面大官？哪些是州县小官？我只是山林之人，连他们的姓名都不知道。大官贤还是不贤，小官贤还是不贤，我确实不知道；贤者多还是少，不贤者多还是少，我确实也不知道。我说这些多嘴的话，也只是根据平素对一般人的疑虑来谈罢了。然而以兄长志向刚正、见识明察，秉持正道而嫉恶如仇，必定不同于一般人，一定能够彰明公道、显示劝惩，又哪里需要借助我的话呢？然而我这样对兄长说，也不是希望兄长不举荐大官、不弹劾小官，也不是希望兄长所举荐的一定少、所弹劾的一定多。大官果真贤能，却故意不举荐，也是私心；贤者果真很多，却为了避开收受恩德的名声而故意少举荐；不贤者果真很少，却为了博取澄清吏治的声誉而故意多弹劾，也同样是私心。不过我私下认为，不如精审地举荐、谨慎地弹劾，这样弹劾的本来就会少，而举荐的也本来不可能很多。有人说：举荐和弹劾都少，那么善行就有被隐没而不彰显的，恶行就有微小而不被屏除的了。这是不对的。天下处于中等的人很多，而最贤和最不贤的人很少。举劾之所以超出通常的考核格式，就是为了对待最贤和最不贤的人。至于小的善行、小的恶行，本来就有考语来考核，又何必担心善行不能彰明、恶行不能屏除呢？所以我认为，不如精审举荐、谨慎弹劾。兄长意下如何？我所献的一句话，不过如此而已，唯愿兄长明察。○与周约庵中丞谈论项守

译多次承蒙您赐信，教导督促我去做自己没有做到的事，深深感受到您的知遇和爱护，实在无以言表。我自去年迁居阳羡以来，与世事更加疏远，这正是古人所说的懒惰与疾病互相促成。虽然只能固守自己的浅陋，不敢失去操守；至于读书穷理，希望有所新的获得，却实在做不到。这样怎么能够仰承、酬答明公殷切的教导督促呢？惭愧惭愧，特此奉启。我的朋友中有个项乔，此人温和雅正而纯朴诚实，虽然自处像是谦让退避，但他的志向常常想要成为古人那样的人；虽然外貌朴实粗野，但内心确实光明正直；虽然常常卧病，似乎不能任事，却勤勉尽职，不肯有一天尸位素餐。又自从罗翁主持国政以来，缙绅纷纷聚集依附，而永嘉人攀附根基、夺取美官、张扬声势的尤其多。项乔与罗翁又有姻亲关系，却独自淡泊自守，不在群体中混杂，甘愿处于隐约困顿之中，不觊觎非分的荣誉。可是，这些只是士人立身处世的常态，还不足以完全称道项乔；但项乔不肯苟且的品格，大体已经可以看见了。这不仅是像我这样与他素来交游的人能够了解他，士大夫中也有许多人了解他。凭我一向承蒙明公知遇，本来可以荐人而不算僭越；凭我对项乔的深切了解，向明公荐举他也不算结党。项乔在您属下任职二三年间，我不敢用一个字在您面前称誉他，难道是过分避嫌，以致项乔的名声不能上达，反而把明友的过错归到我身上吗？我私下认为，明公精于鉴识，近世少有，又一向以汲引人才为心；项乔的为人一定能在任所建立功业，那么明公自然会了解项乔，项乔也足以得到明公的知遇，又何必借助我替他做媒呢？昨天得到邸报，看见明公举荐三位郡守，唯独没有举荐项乔，这才惊讶起来。后来又想，难道是我的预料不对吗？难道项乔失去了从前的操守吗？或者项乔的廉洁安静适合在郎署任职，却不适合做郡守吗？还是我只看见项乔从前的长处，而明公只看见他如今的不足吗？不然，难道是有人离间他吗？不然，明公精明的鉴识照察事物没有遗漏，项乔又日夜在您的身边，却独独不能借到一点余光，难道是他的命运如此吗？人情反复无常，十天半月就会出现不同的样子；固然有暗藏恶心而暂时表现为善、后来才败露的人，也有起初虽然勉强行善，后来却不免改变操守的人。我又怎么敢仅凭四五年前的所见就过分相信故友呢？不过，项乔确实是一个诚恳可信的人。凭项乔一向能够勤勉尽职来看，他做郡守后不肯卑劣苟且，是可以预见的；凭项乔一向不肯奔走竞争来看，他在郡中不肯卑污，也可以预见。我又不敢因为过分疑虑而怀疑故友。不过，我所信任的，是明公的鉴识。明公罢黜项乔而不举荐他，一定有原因。难道项乔果真可相信的地方少、可疑的地方多吗？难道他从前只是装饰自己，后来却败坏了吗？不然，为什么会被明公罢黜呢？明公并非不怜惜人才，那么就是项乔果真败露了或改变了操守。我心中实在无法解释。假使项乔贤能，只是偶然没有被明公了解，我本来不敢沉默；假使项乔果真不贤，是他自己招致祸患，那么我也应当向明公请教一次，并同他绝交即可。因此不顾狂妄，提出这些话，恭请明公谅察并宽恕，幸甚。○与魏立峯宪司谈论吕提举 从前我有幸与兄长一同在吏曹任事，又承蒙兄长以意气相许。只是告别后十四五年没有机会见面，又过了十四五年，竟不能写一个字向您问候。如今冒昧对您说这些话，也是仗恃兄长能够以意气相信我。敝乡的提举吕朋，因为以夷人之事得罪上官。虽然他一时疏忽，或许不能完全免罪，但他平生的心事却本来可以谅解。东南风俗很少知道廉耻，而吕朋从年轻时就独自刻苦自立，砥砺独善其身的操守，又安静淡泊，不妄求仕进。正因为他刻苦自立，所以历任官职十七年，家产没有增加一椽一垄；正因为他安静不求，所以受到表彰举荐十多次，最终却一直辗转于州县闲散职位之间。这是他平生的心事，在乡人中本来就可信，尤其在鄙人父子之间更受信任。世俗所谓矫激修饰的过错，他或许有；但说他忍心自污，恐怕未必。谨慎怕事的过错，他或许有；但说他敢于卖法，也恐怕未必。他之所以有时导致疏忽，也有原因：廉洁安静的人大多才干有所不足，而周密防范、曲尽思虑，似乎并不是吕朋的长处。只根据行迹拘捕而不一定相信他的内心，是上官执行法令的做法。对于吕朋来说，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体恤他的长处而宽宥他的短处，是上官委曲成全人的办法；吕朋也或许可以借此自行洗雪了。这两件事都在兄长而已。有人说：兄长虽然了解吕朋，但上官不相信他又怎么办呢？秋厓公是古道之人，我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知道他的为人。兄长也是古道之人。像兄长这样的古道之人，应当没有不能被秋厓公信任的；吕朋那一点清苦操守，也应当没有不能被兄长信任的。既然如此，体恤下属官员的长处，把上官委曲成全的美名留给他，就在兄长而已。吕朋在世途上困顿，也早已没有做官的心思，只可惜他看出形势不早罢了。离职或任职本来没有什么可谈的，只是此事关系到名节，不能不替他说一句公道话。我从前在京师任职，不能稍稍引荐这个人，每每因此惭愧。如今他遭遇困难，不能不替他说一句公道话。不过正如古人所说，只有您可以听到这些话，也只有我能对您说这些话。否则，吕朋就会成为受贿的官吏，而我也会成为替受贿者请托、因而获罪的人了。是了解我还是怪罪我，也只有兄长而已。冒昧烦渎，实在惶恐不安。○与叶东园御史

译王照磨回来，能够讲述兄长初任巡按时所施行的政事，那么已经很有凛然的风裁了。可是您的来信仍以没有办成一件事为说。古人说过：“施展作为要像千钧之力发出。”意思是说不能轻易发作。兄长慎重，不肯仓促行事，凡是要办大事的人本来就应当如此。不过巡按的职责要领，本来不在琐碎事务，关键只在于激扬善恶这一点。激扬善恶，大体上也不专在任期届满时写一篇举劾奏疏，而在于巡视所到之处，明确表示好恶。那些软弱圆熟、善于逢迎的人，虽然擅长成事，也不因此加以喜爱；那些正直抗争、诚恳朴实的人，虽然近于迂拙迟钝，也应当加以宽恕；那些矫诈诡谲、欺骗虚妄的人，虽然身居大吏，也必定惩罚；那些忠实为民的人，虽然身居小吏，也不应遮蔽其善。只要以虚心无我的态度来临察，访求并斟酌百姓的话来尽力办理，那么风裁所到，自然足以扭转人心。您看如何？青州的枪手胆量勇猛、身手敏捷，确实是强劲的士兵。平时用恩惠使他们归附，用军法整齐他们，即使让他们赴汤蹈火也可以。不过劳烦这两个人远道而来，实在艰苦；我先前曾写信劝止，却没有来得及。○与徐少初县尹 我是罪犯和罪籍余孽，按礼不应再列于缙绅交际之间，所以每每远远避开。私下认为我的姓名已经很久没有通达于诸位公卿了，如今又承蒙巡仓、巡江二位公的馈赠，使我更加惭愧，实在难以承受。本想写信辞谢，又难以措辞说明，所以冒昧向您请教。诸公所赐，名义上是币帛、果品和酒，追究其实质却是白银。若想以辞谢币帛、果酒为理由，就违背了它的实质；若想以辞谢白银为理由，又违背了它的名义，因此措辞很难。古代礼意寄托在币帛之前，后世把币帛当作礼物，实质已经丧失了，但名义还保留着。至于以交易方式交往，就只是钱货罢了。不过，像您这样是古道君子，诸公也是古道君子，难道不想行古人的道，而要采用市井交易的方式吗？难道认为像我这样的人，好洁守操的心不能胜过贪利无耻的心，所以常常把币帛当作虚名，把金钱当作实际利益，特意用这些厚待我吗？不然，难道是特意用这些使我惭愧吗？顽钝鄙陋的人也可以由此省察了，这正是诸公用来使顽劣者清廉的方法。我是罪籍之人，赐我币帛不敢承受，赐我金钱也不敢承受，难道我还能自处为廉洁之人吗？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不敢”。然而我之所以絮叨这些话，是私下害怕名义与实质混乱。您是古道君子，一定会有所教诲。某是山野鄙人，对于当道诸公屈尊来访，不敢答谢；承蒙馈赠，也不敢拜受，并不是把诸公看轻，而是礼法上不敢如此。既不敢答谢和拜受，不答谢、不拜受又是我鄙陋之心十分不安的。以前曾冒昧请求，希望您命令吏员在乡官的揭帖中删去我的贱名，以使我安于编户百姓的身份，难道还没有蒙您明察吗？仰仗您对我的知遇和爱护，恳请像上次请求的那样办理，这样上官可以不知道鄙人的姓名，而交际之间也可以完全不留痕迹。附此冒昧陈述。二 读了《清狱申文》，深深知道仁人的用心，十分详细地了解了其中内容。我谨慎地把它收藏在箱中，用来告诉后来的君子，使长者的恩惠延续无穷。又承蒙您示知处置牌坊银的事情，从前辞却各牌坊银，只是因为一直没有找到用途，于是日久竟不知道该用到哪里。如今用来修缮书院，不仅使这些银子有了着落，而且对风俗教化也有补益，实在太好了，太好了。只是文中称赞鄙人过分，读来实在惭愧。我曾认为，今天我们这一类人的弊病，大多在于实际行为没有修养，虚名却先行显露；不致力于内在修养，却只顾张扬门面。因此书院讲学这一件事，往往成为徒具形式的文章，而不是彼此感应的真实机制。那些志趣不同的人，于是就抓住这些作为口实，这确实可以说是我们这一党人的过错。何况像我这样极其疏陋的人，哪里敢当这样的称誉？请在申文中从“今买庄一所”到“以下至僦船以居”数句，以及“及因以礼敦请讲学”一句，烦劳删去。这样既可以免除我名实不符的羞耻，也正是您爱护我、以德相待的本心。幸望明察。○答符松岩郡守 读了沃洲公论述船只事务的文章，统筹办理得精密周详，实在是最好的办法。再依靠您加以润饰并实行，就可以不遗漏那些狡黠的奸邪之人了。以前曾向您请教地图一事，这种方法可以核查田亩，编联保甲，辅助守望，还可以了解险要和平坦、障碍和关塞，以及水陆要害所在。古人所说“看都城便知道野外，知道国家可以凭借什么而据守”，正是这个意思。不过明公也已经实行了，希望再对田亩多少、地理险易、要害所在加以详细注释，并由明公亲自精细核实，不能只凭里胥写成的具文而已。还希望明公在政事之余，时常到一两个重要村落，特意察看农事，因而亲自验证土地的肥瘠和地势的险易，与地图互相参照。如果这种办法建立并能落实，那么从此以后，兴办徭役、征收赋税、整备防务、追捕差役，不知道可以省却多少气力，杜绝多少弊端。然而这只有靠明公真心为民，并凭明公的精力去实行，所以我才敢这样说；否则只是造成一番骚扰，日后最终又被丢在旧纸堆里，没有用处。昨天承蒙您教示因革之说，当时草草地泛泛涉及其他事情，没有来得及专心请教。这件事不妨迟一些，经过深思熟虑再处理；明公一定能够替百姓作长久打算，而不只是把一时兴利除弊当作功劳。容我日后再听取您的高论。前面向沃洲公陈述的兴革之事，以及备边疏中论述兵民的事情，都承蒙您赐教，幸甚，幸甚。○与吕沃洲巡按

译分别已久，遥望您，思念劳苦。常常苦于世俗套数束缚人，不能乘一叶扁舟到娄江、虎丘之间与兄长畅谈。东南州郡连续多年遭受旱灾，到如今禾苗还没有全部枯死，遇到雨水还有希望。假如再过三五天不下雨，那么几十万百姓将不知道死在何处，山野之人也难免焦枯，这是令人忧惧的。不知道上天的仁爱究竟会怎样显现呢？前年发生大饥荒，还依赖沧源公和兄长勤勉体恤民间疾苦，不遗余力；有关官吏又致力于仰承两位的德意，减免租税、赈济粮食，所以百姓幸而还有少数遗存。然而饿死、因疫病死去的人，也已经多到不忍再说了。只是今年的形势又不同于往年。为什么呢？民间积累了连续多年的饥荒，那么今年一年的困难就超过通常所说的一年灾荒了；官府仓廪连续多年用于赈济而空竭，那么每过一年就比上一年更空了。承受了两年大饥荒之后又遭饥荒，所以按今年的分数来看虽只是“一年之饥”，实际上是一年同时承受三年的饥荒，其事势的艰难可想而知。何况两位又在同一时期离任，就像忽然夺去了百姓原本所倚赖的东西。粮食不一定要满仓才有可以调运的，钱财不一定要满库才有可以通融的；这种权宜处置的权力只有抚按才有，而也只有真正有心为民的抚按，才能运用这种权宜权力来应对变化，使局势不至于困穷。至于有司，即使怜悯灾情、尽力周旋，也只能在法令职责所及的范围内行事，不能超出法令职责所及的范围；能够动用官府和百姓仓藏中有余的东西，却不能从官民仓藏不足之处变出东西来。假如官民都已经穷尽，当然也没有办法，俗话说，好媳妇也不能在没有米的情况下做饭。不过，官民匮乏，忧虑它确实是对的。至于忧虑两位即将代任，我私下却笑自己认为这太过分了。两位只要有一天在这个职位上，就有一天把百姓放在心上；离任那天也应当像刚来时一样。算来两位离任还有十多天、一个月的时间，凭这十多天、一个月竭尽心力，使东南几十万陷于沟壑的百姓得以存活，两位难道会怕做这件事吗？自古以来救荒没有奇策，也没有许多话，只是筹措钱粮这一种办法。若真能请两位用十多天、一个月的全部精力来办理，暗中估量公私用途，公平调节征收与发放的适宜程度，使粮食不一定要在仓中才有可调运之处，钱不一定要在库中才有可通融之处，诸如此类的事就可以专门实行；不能专断办理的，就赶快请示。这样先前所担忧的官民全部匮乏，也可以转化为充足，并不困难。以前奉上的救荒条例，以及东湖抚公的奏疏，其中处置钱粮的事情颇为详尽。当时因为麦子成熟而没有用上，不知如今有没有可以采纳实行的内容？有没有可以采纳并陈请的？或者可以通过兄长转达给沧源公，采纳实行，或采纳后上奏陈请吗？听说南都仓中的粮食，余粮达到四百万石以上，可以供应十年而有余。沧源公去年所奏的平籴办法，是兼顾军民、公私、丰年和荒年的办法，为什么当权者意见不一，竟使沧源公的美意不能完成呢？这个办法终究不应废止。不知道沧源公还能不能再次把这个意见陈请上去？继任沧源公巡抚的人，能不能也按照这个意见陈请？希望兄长竭力赞成它。近来听一位户部长官说，这个办法有三种好处，他的说法可以说是十分周详。即使各郡都遭荒年，只要从京仓粜出三四十万石粮食，分发给各郡，各郡每郡从官库拿出一万两银子作为买粮本钱，送到京仓，就可以得到二万石米。平年每人每天吃米一升，荒年就减少一些，那么二万石就是二三万人一百天的性命。也就是说，官库不过拿出一万两银子，就能接续二三万人一百天的生命，以等待来年丰收。三四十万石，就是五六十万人一百天的性命。京仓粜出三十万石粮食而得到十五万两银子，这对国家来说不过是钱粮互换，实际上并未耗费一斗粮、损失一文钱，却救济了五六十多万人一百天的性命，以等待来年丰收。其中的利害得失清楚可见。那些意见不同的人，不过是以一旦有缓急、京仓储备不足为理由罢了。把三四十万石米从四百多万石余粮中粜出，只不过是十多分之一。而且如今江东虽有灾荒，江西、湖广却听说丰收，那么京仓每年应缴的本色粮食本来就会源源而来。难道要预先担心十年以后不足，而停止眼下必定要救济的事情吗？所以希望兄长竭力赞成这个意见，帮助一同请求实行。至于有司所请求的远距离籴粮一节，是担心将来粮食既不丰收，远方商人又不来，那么即使积钱满箱，也只能坐着等死。因此救荒只是预先处置钱粮，而把钱变成粮，尤其是预先安排、及早准备的好办法。我想兄长也已经听说并赞成了。不过，这些都是人力可以做到的事。假如上天果真没有悔祸的期限，雨泽始终不能期待，那么人力必定有所不及，地方上意外发生的变化，也不能不预先筹划。希望兄长再用十多天、一个月的竭尽心力，遍巡各郡，召见官吏百姓，亲自了解他们的利害，曲尽周详地替他们处置。而且车驾只要一到当地，查看几十份文书，督促办理，所得益处就会多得多。兄长请加以筹划。○答曹巡盐 我是迂拙疏陋之士，只有隐居山泽、避开尘世才是适宜的。没想到过分承蒙您的知遇，还没有来得及与您倾谈，您却先赐下教诲，殷勤地向我询问。这正如古代观风使者，不怕亲自先对岩穴之士施礼；而能自守的士人也就可以如此罢了。只是我哪里是这样的人呢？不过由此足以知道您急于奖掖善人，来不及选择对象；切于好问，也来不及选择言语。承受您的教诲，感激欣慰，感激欣慰。如今吴、粤接连遭遇饥荒，村落之间鸡狗无声，连草根树皮也担心不能继续得到。流亡饿死者、暴露的尸骨，到处堆积。上天仁爱，不知道最后将如何妥善处理后续局面？恭惟您虽然不负抚巡之责，却同样担任观风之任。君子把万物看作一体，本来不应只论职责所及与所不及，何况身在观风之任呢？幸而如今掌管国家财政的人督促率领守令，尽力实行荒政，使沟中瘠民得以保全性命。并不是只增加财富、完成考课、通行恩惠、抚恤灶户，只做职责范围内的事，而是勤勉地体恤瘦弱的百姓，深思国家根本的长远忧患，去做职责范围以外的事，以尽我们一体相连的责任。我很早就知道您的志意，承蒙您深厚殷切的情意，冒昧陈述我的愚诚。○与李龙冈邑令

译年成凶歉，百姓饿死，贤侯为此内心悲恻，并且从各方面设法谋划，已经十分深切。关于轻赍的说法，我从前已经当面说明过，如今又在信中详细陈述，认为它可以帮助百姓应急，并且对贤侯从各方面的谋划稍有补益，因此不敢因为越出职分而有所顾虑。私下认为，国家的赋税中，水旱灾害可以减免的，是兑运以外的数额；即使遭遇水旱也必定不能减免的，是兑运以内的数额。水旱灾害不能不体恤，而兑运又必定不能减免，于是便有轻赍的办法。米从江南运到京师，通常要用二三石才能运到一石，这样国家收入一石，百姓却要输送二三石。如果用银折抵米，那么百姓只需要输送一石，而国家已经不会少收一石。在国家方面，用米换银，一石仍相当于一石，对原定数额没有丝毫损失；在百姓方面，用轻的银换重的米，如今输送一石，等于从前输送二三石，对原定数额却大为减轻。国家制定这个办法，就是在不可减免之中，寄托可以通融的意思；不必改变正赋的增减，只需控制脚价有没有；不必根据丰歉裁定征收发放，只需按照本色、折色的高低加以调节。对国家毫无损失，却对百姓有万分利益，这是这种办法最完善、最可以长久实行的地方。以武进一县来说，每年应当攒运米五万四千五百八十一石三斗四合，这是国家收入的正额。本色正耗水脚平米七万九千六百八十三石七斗三合八勺四抄，折色银九千天百五十一两四钱六分五厘五毫二丝，这是百姓所负担的额外费用。如果按银折米，每石以五钱为标准，七万九千六百八十三石有余折合银四万九千八百四十两有余，加上折色银，共五万八千九百两有余。如果能够按轻赍的成例，每石折银五钱，计算银二万七千二百两有余就够了；即使加价折到六钱、七钱，计算三万七千八百两有余也就够了。这样百姓每年在应出五万八千九百两有余的数额中，如今只出三万七千多两，既不损失国家的定额，实际上又把二万多两的额外负担留给自己，以稍稍滋润生活。五钱是江南的平价，七钱是折色的最高标准。假如江南米价上涨，超过五钱，而蒙恩折色又减到七钱以下，那么百姓所保留的这部分余利，本来就应当加倍甚至增加五倍。加倍就是四万两，这就是十万百姓在凶年一个月的粮食。也就是说，国家不出一粒粮、不费一文钱，就能为凶年十万人的性命接续一个月。作为百姓父母官的人，为什么害怕而不把这件事上报呢？掌管国家财政的人，又为什么吝惜而不实行呢？国家漕运四百万石粮食中，本来曾规定轻赍四十万石，用来等待四方因水旱灾害来告急的人。因为某年是否凶歉、凶歉所在的地方不能预知，那么所谓每年四十万石的轻赍额，是用来等待四方因水旱来告急的，将来又怎么会没有用途呢？况且自古以来，国家经费中本色与折色的权衡，大都根据缓急加以操纵。如今国家之所以把粮食从江南远运，不怕用二三石运到一石，正是因为江南米贱而京师米贵。近来听说京师米价从七钱降到四钱，而江南米价从七钱涨到九钱，贵贱情况特别异于平常。这样一来，江南用二三石运来一石，却又抵不上一个石的用处。如今如果在江南收取银子，用银子供给京军应得的米，江南没有远运的费用，京军也没有低价出售的困扰，这正是今天的权宜便利。这样说来，不仅对国家没有损失，实际上对国家大有好处，而且可以掌握根据缓急调节的权力。损害国家来使百姓受益，猫都尚且会做，何况国家呢？国家打开内库赈济灾害，往往还会收回所发之物。何况这件事既不损害国家又有利于百姓，更何况国家和百姓都能从中受益呢？这件事没有疑问，必定可以实行。作为百姓父母官的人，为什么害怕而不把它上报？掌管国家财政的人，又有什么可吝惜而不实行呢？嘉靖十几年间，江南多次报告灾情，国家也多次用轻赍办法接济，这就是近来的先例，试着查考旧籍就可以核实。查得嘉靖十四年，苏、松等地遭受灾伤，巡抚侯都御史等上奏，户部复议批准，除蠲免之外，兑运四百万石中，准许折银粮一百五十万石；兑运米每石折银七钱，改兑米每石折银六钱；其中受灾特别严重的，酌情准许十万石从临德二仓支运，每石只征脚价银一钱五分。再往前，嘉靖十二年折兑一百万石，嘉靖十年折兑二百一十万石，嘉靖八年折兑一百七十万八千石，没有一年不发生灾伤，也没有一年不折兑；这就是因灾伤而折兑的常例。又读嘉靖九年的诏书，兑运米以十分为标准，酌情准许折兑五分。当时常州一府应当得到折兑八万一千石，这是不因灾伤而折兑、属于例外恩典的情况。由此说来，因灾伤而实行支运、极大地宽减民力的情况是有的；却没有发生灾伤而不实行折兑、反而加重百姓困苦的情况。大概也有不因灾伤而折兑、扩大例外恩典的情况；却没有发生灾伤而不实行折兑、吝惜例外恩典的情况。这是祖宗的良法美政，也是圣天子深厚的恩泽，在丰年充实国库的制度中，寄托了救灾恤患的至意。即使遭遇旱灾水涝，百姓仍免于成为沟中的饿殍，实在是永远感戴圣恩的深厚。○与徐养斋

译此前承蒙您教导我所没有做到的事情，深深感受到您对道义的爱护，光明高峻。古人已有明确的告诫，我哪里敢不接受您的教诲，以求在若虚若愚的学问上有所进步呢？听说您的官位晋升为司徒，足以预示泰道亨通了。周代施行五典、安抚亿兆百姓的事，如今还能在现实中重新见到吗？百姓没有福气，连续多年凶歉饥荒，从冬天到春天，沟中的饿殍到处都是。每次到郊外行走，满眼都是暴露的尸骨，我因此不能下咽。幸亏依靠抚巡诸公、郡县有司减轻征收、发放积储，在这些事情上尽力办理，否则百姓岂不是将没有一个遗存的吗？如今幸而到了麦收时节，可以接续粮食；然而连日下雨，二麦腐坏的又大约有一半了。去年缓征的数额，如果想在麦收中征足，恐怕百姓承受不了。怎么办呢？况且二麦没有收成的地方，即使征收又能从哪里拿出呢？那些稍有收成的地方，正忙着设法救眼前的饥荒，尚且不够，哪里还有余粮补足去年拖欠的赋税？我私下恐怕鞭打催征天天发生，而旧定额未必能够收足。这样一来，从前缓征的恩惠，反而成为今天急征的困苦。不是不知道上供的定数必不可少，只要能够稍微推迟几个月，并入秋粮一并征收，那么有司可以省去一番催科，民间可以省去一番骚扰，国家财政毫无损失，百姓力量也不至于不堪承受。而巡公勤勉地爱护养育百姓、救灾恤患的盛大心意，也就能够有始有终了。这件事只在提前几个月或推迟几个月之间，并不是损上益下那样困难。我偏居山林，没有机会向抚公当面请教，所以不敢直接写信送达，只能把这些话告诉您。而且这本来就是百姓共同的意见，唯愿明公明察。○与人谈论旱荒 苏、松、常、镇同为邻郡，但地势高下、水势深浅，却完全不同。有时遇到水灾，苏、松特别严重，而常、镇还可以；有时遇到旱灾，常、镇最为严重，而苏、松反而得利。试以运河测量，常州的水只有一尺多，而苏、松还有达到一丈多的地方，这就清楚显示了地利和水势。恐怕明公会认为苏、松从来没有报告荒情，而常州却独自唠叨不休；不是认为百姓侥幸逃免了税负，就是认为有司偏爱自己的百姓。其实，是否旱灾本来就各不相同。因此苏、松遭灾时可以得到常州来相互补助，常州遭灾时也可以得到苏、松来相互补助；百姓与国家的赋税，彼此有消长，造化也有裁成调节的意思。○与吕沃洲巡按 我们同心相交的情谊，使我因远别而惆怅。因为兄长不能忘情于我，我也知道我不能忘情于兄长。在江边远送时，尚且有想瞻望而看不见的遗憾。快步前往而避开，难道合乎人情吗？只是事情的情势有不得不如此之处。我自从两次被罢职归来，以前那些巡抚公如赵、舒、周诸公，我都不曾有过一面之识。即使是同年如徐、何、陈诸公，也不敢前去拜见。难道只是因为性情狷介狭隘，才这样自我约束吗？同时也是因为我处在山林草野与官场的分界之中，不敢逾越。而且少管事、少劳累，也正是病弱之人的便利。至于兄长，却不是这样。平日里，兄长已经屈尊以道义兄弟之情相待；兄长这次来，又因为同心相交的缘故，恳切地来求见。我本来也想照旧例引身避开，却深深觉得在情理上实在很不安。然而最初只以为见一面就可以了，后来竟再见、三见、四见，白天不够，接着又谈到夜里。但这样做，在兄长方面没有被讥为偏私故人的嫌疑，在我方面也没有奔走逢迎权势的嫌疑。所凭借的，是平生所自守的操持，能够自信而已。好事之徒不会怀疑这是请托求情，被罪责的人也不会猜疑这是毁谤之言。所凭借的，是平生所自守的操持，能够自信而已。这就是所谓只有我和兄长能够这样做。兄长巡行所属部辖的那一天，既然已经破格相交了；那么兄长离开部辖的那一天，难道反而不能破格相送吗？所谓事情的情势有不得不如此之处，难道是因为河流阻隔吗？我只是担心看见这件事的人，会认为我和兄长亲密缠绵到这种程度，却不知道这是出于故旧之情，实在不能自已；如果一概把它看成山人奉事上官的通常礼节，那么送走旧任就一定不能不迎接新任，新旧相继，什么时候才有歇肩的日子？至于一个是贤能之人，一个是否定、失意之人，那就正如前人所说，罪过反而更加严重了。我想稍稍收敛机心，回归原来的身份，不得不从兄长这里开始。近来龙溪来访，我同他在山中盘桓了几天，分别时已经约定他年再会。如果兄长有机会回到山里，那么接受教诲的日子就会比今天长久。况且把远别的惆怅割舍一些，作为山人自求便利的打算，这样做也可以吧。答施武陵 方田法并不难在丈量田地，而最难在核查田地。因为田地有肥沃和贫瘠之分，不能一概按同样的亩数来论定，必须在丈量以前，先核查一县的田地，定为三等，一定要取得实际情况，然后再丈量，才可以用折算法确定亩数。比如《周礼》所说一易之田，每家一百亩；再易之田，每家二百亩；三易之田，每家三百亩。这是确定亩数、开始征赋的标准。我也曾考察国初折亩定税的方法：肥沃乡里的田亩必定较窄，贫瘠乡里的田亩必定较宽，也很合乎古意。如今不先核查田地，便直接丈量，那么肥沃乡里的重负必定会减轻，贫瘠乡里的轻负必定会加重，这不是均平的办法。丈量田地的困难，全在这里。至于丈量的方法，其中简便的，已经具载于《九章算法》中，必须兄长自己明白这个道理，才可以交给属下办理，这样或许没有弊端。我在病痛之中略略说明大概，奉答华生。至于所刊刻的书，兄长已经看到了；如果再查到其他书，容我续后奉上。致郑户部 您这次出行，关系到国家的储备和百姓的性命。听说您到任以来，仁厚的风气所到之处，乡里相互庆贺。过去督促征赋的使者，大多把征敛聚敛作为功劳，唯独您实行宽大之政，所以刚到任，已经得到这样的响应和感应了。变产这一件事，它的利弊，即使换许多人来讲，也不容易说尽。大抵奸民起初没有不向上侵耗国储、向下侵蚀良民来肥养自身的；等到事情败露，甚至劳烦官员远道出动，有时还凭借奸民的攀扯，逼迫良民代替他们偿还。这样一来，国家惩治奸人的法令还没有来得及施行在那些亲自欺诈盗取的人身上，剥皮剥髓、卖妻卖子的痛苦，却已经像波浪一样毒害了穷困无告的小民。这就是奸民更加放纵其恶志，而良民更加受到困苦。您是仁人，一定自有办法处理此事。我这个山林草野中的鄙人，越出职分妄加议论，还希望您明察。答王北厓郡守

译东南各州郡奢侈靡费日益增长，空虚耗损也日益严重。譬如患有内热病的人，脸色虽然润泽，血气却已经枯槁了。我们北厓兄以古人的节操澄清教化的源头，用古人的政术抚恤疲敝的百姓，一个月就已经见效了。只要沿着这条道路始终坚持下去，就是百姓的福分，也是我这个区区野人的愿望。催促追缴欠赋的部使者将要到了。我生长于草野之间，充分看见过变产的祸害，牵连无辜，百姓的痛苦，不忍说起。北厓是仁人，一定将有办法处置此事。对于一向侵吞欺骗的人，没收他的财产可以，把他的妻子儿女拘系起来也可以，重重诛戮以警戒众人也可以。小民有什么罪，却要代替他们偿还呢？名义上叫作变产，实际上就是逼迫并夺取财产罢了。然而，前人本来有句话说：成事在于彼此相同，败事在于彼此相异。部使者正把搜括财物当作功劳，而郡守县令却想把百姓的疾苦当作事务来办，形势本来就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处理起来很难，只希望您尽心思考，多方筹划，使国家和百姓两方面都没有遗憾。林镇江先生也是爱好古道的君子，关于变产的主张，您幸而不要认为迂阔，便可以同林镇江共同讨论。因为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私见。您来信索取我的作品，我本来不擅长诗歌，自从稍稍知道求学以来，很想收敛精神，体会性情的真实，因此多年来不再从事作诗。然而恐怕再次违背长者您的意思，还是抄录旧作数首送上。读衡山先生的文章，可以弥补我的疏漏之过。恭敬地感谢您的教诲，恭敬地感谢您的教诲。关于六经的学问，近年以来我也稍稍用心探究过，只是苦于还没有所得。我很想读西原公所著的书，方便时幸望赶快寄来，使我得以请教；临书之际，只有满怀驰念。答王北厓郡守论均徭 您认为旧均徭法难以实行，其说大概有五条：大户诡寄田产，奸猾之人移甲逃避，花分，贿买，以及官户滥免。大户诡寄田产起因于官户滥免，所以这两种弊端其实是一个弊端。所谓滥免、诡寄的弊端，是说某官户按例可以免除一千亩田的差役，却自己有一万亩田；或者自己没有田，却接受诡寄而来的万亩田，于是把一万亩田分散在十甲之中，每年免除一千亩，实际上这一万亩都不应承担差役。这样说是对的。然而，把一万亩分散到各甲、年年希望免除一千亩的人，必定不会把所有田甲都写成这个官户的真实姓名，也不会都注明属于这个官户，而必然要把田甲伪托为其他姓名。假使每一甲都写成官户的真实姓名而不伪托，那么一个人占据十甲，他的奸弊本来就容易被察觉。若一定是一甲写真实姓名，其余各甲都伪托姓名，那么遇到真实姓名并注明官户的甲就免除，非真实姓名且未注明官户的甲不得免除，这样十年也只免一年，怎么能年年都免呢？不然，就在均徭册之外另置一册，注明每年曾经蠲免的数额。例如某官户按例免除田一千亩，而一个甲内已经免过七八百亩，即使二甲、三甲有田，足以凑满按例应免的数额，超过这个数额的部分就服役。这样一来，即使每甲都免、年年都免，也只能得到一甲一年应免的数额，又怎么能用一千亩的名义免掉一万亩呢？这个办法只要有一个强干明察的官吏执行，即使确实是官户的田，也不能妄想额外滥免，更何况是诡寄的田呢？至于移甲的弊端，正如您所说，只依据黄册或十段册就足以革除；可是您又认为黄册和十段册不能作为依据，这是因为它们与每年推收的办法相冲突。每年推收，适合赋税而不适合差役；十年定册，适合差役而不适合赋税。差役以户为主，赋税以田为主；赋税随着田地转移，差役则依照户籍编定。所以赋税制度应以每年重新编造的征册为准，以便百姓输纳；差役制度应以十年合并编造的黄册为准，以便官府点派差役

译。这两种办法本来就不相牵连。您又担心依据定册编派差役，可能有人已经卖了田，差役却仍然加在他身上；但在编派差役时，这个人必定会向官府说明：我的田已经卖给某人，某人应当承担我这一项差役。于是官府查核实际情况，让某人顶替某人的差役。这样，以虚名被编入差役册的是原田主，以实际身份顶替差役的是新田主；原田主凭虚名被编差，难道还会造成混乱吗？在确定差役的册籍中，新田主凭实际身份顶替差役，难道还会受到牵累吗？至于卖田的人，再说差役制度，是按照户等高低来确定某甲应出的钱，聚合征收就稍重，分散征收就稍轻。花分的人只能把一个子户分开，以便把差役从稍重处移到稍轻处；实际上不能用虚构的鬼名花分，把差役从完全有承担能力的人家移到完全没有承担能力的人家。况且十年轮编，不能禁止人花分；一年一编，又怎么能使人一定不花分呢？想使人一定不花分，关键在于从编造册籍的开始就严格防禁，而不是等到编派差役时再去核较。关于贿买，过去十年轮编差役时，豪民用贿赂逃避力差而请求银差；如今每年编差，豪民用贿赂逃避差头而请求贴户。过去十年轮编，户胥之家一年只收集一甲豪民的钱；如今每年编差，户胥之家一年要收集一县豪民的钱。总而言之，诡寄、贿买两种弊端，取决于县令长官是否强力明察，并不取决于是否轮年；花分、移甲两种弊端，取决于册籍是否精审核实，并不取决于是否轮年。法律没有全是利益，也没有全是祸害。难道要把十年轮编一次说成全是祸害吗？这样却可以让小民一年忍受苦难出钱，九年安然坐享吗？难道要把一年一编说成全是利益吗？即使它能够完全革除诡寄、贿买、花分、移甲的弊端，却不能不使贫穷偏僻地区的小民年年带着粮食、筹集钱财，奔走于城郭之间；它的利弊也正好彼此相当。古人有句话：利益不能达到百分之百，就不要变更法令。先前有关部门因受到官户豪家的暗中损害小民所激发，却不在旧法中加以调停、增减，反而骤然改变旧法，以求收到一概奏效的结果，以为这样只足以裁减官户豪民的负担，却不知道小民也终于受到它的祸害。如今众口喧哗、纷纷说不便利的人，未必都是官户豪民，往往更多是贫穷偏僻、困苦艰难的小民。请试着说说小民认为最不便利的地方，大概也有几条。比如一县的丁粮田亩以十分为标准，过去一年编审一分，数额较窄，县令长官的耳目比较容易遍及，拿筹码计算也比较容易，差役容易办理，即使有弊端，也容易查察；如今一年审查全部十分，数额顿时比过去扩大十倍，县令长官一人的耳目和筹算所遗漏的地方必定更多；耳目、筹算遗漏越多，户书、里胥的权力就越重，奸民也越能把钱输送到掌权者那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再加上他们以此作为规避的办法，小民没有钱可以输送，就年年承受苦役，更加没有什么可欣慰的，而县令长官也更加不能察觉。像这样，并不是过去的县令长官都精明强干、如今的县令长官都糊涂，而是繁简、宽窄的形势确实如此。可是您却说轮年编差，胥吏奸猾就多能售弄奸计；不轮年编差，胥吏奸猾就多不能售弄奸计，难道另有说法吗？不然，为什么同我所听说的如此不同呢？又比如一项力差，大约以银十两为标准。过去十年编一次，正户约出银五两，贴户约出银五两，五个贴户就够了。人数既少，所以收集他们的钱也不难。如今一年编一次，按比例每户出银一两，现在便减为出十分之一。过去使用五个贴户，现在一定要增加到五十个贴户。人数既然增多，势必分散。有些差头

译终年寻找，尚且不能遍识贴户的门户，何况能够把钱全部收齐呢？所以过去所忧虑的是正户贪求过多，牵累贴户；如今所忧虑的是贴户耗损正户。小民不幸被点派，若是正户，就要倾家荡产。像这样，也不是过去的正户都强横、如今的正户都软弱，而是人数聚集或分散、零碎或总括的形势必然造成这样的结果，不值得奇怪。

译又比如银差，过去的办法是一年总共缴纳银一两，现在的办法是一年零散缴纳银一钱。缴纳得多的人，按倍数计算的数额稍轻；缴纳得少的人，按倍数计算的数额必定更重。缴纳一两，即使加倍到三两多，也足以交纳；缴纳一钱，不加到四钱、五钱，甚至八九钱，就不足以交纳。这就是说，总数缴纳费用本来较轻，零散缴纳费用本来较重。不仅如此，一年总缴一两银子，只需为这一两银子赴官守候交纳一次，往返一次盘费，假如交纳不及时，公人到乡下一次索取费用罢了；如今把一两银子分散在十年中缴纳，就是为一钱银子也要赴官守候交纳一次，往返一次盘费，假如交纳不及时，公人也要到乡下一次索取费用。这样，今天一钱银子的负担并没有比过去一两银子减少，而过去一年一次的劳累却逐渐分摊到十年中。这究竟是便利，还是不便利？最不便利的，是城郭中的豪民，还是贫僻地方的细民？这种祸害不可胜数，恐怕不只是像您所说的似乎会造成骚扰而已。那么现行制度应当改变，理由是毫无疑问的。秋粮带征的主张，既因复除没有定额而受到阻碍、无法实行，只有采用十段册的办法，才可以革除诡寄。移甲等各种弊端，又没有一年一役的骚扰。然而您因为黄册不可实行，便怀疑十段册也不可实行，这也有可说之处。黄册之所以不可实行，是因为黄册制度已经败坏。黄册制度败坏，于是县里的丁和田大半没有登记。因此十段册是用来搜括其中隐匿欺骗的情况，弥补黄册的不足，以便均平力役和征税罢了。假使黄册果真没有弊端，那么直接用黄册编派差役就可以了；假使黄册不能没有弊端，那么编造十段册，弥补黄册的不足，再据此编派差役，也就可以了。因为黄册不可行，便连十段册也一并怀疑不可行，这是过分了。您又说常州赋税稍轻，苏州赋税稍重，所以法令不能一概而论，常州应当沿用旧法，苏州应当采用新法。赋税固然有轻重不同，但人的情性都是喜欢安逸、厌恶烦劳，喜欢省事、厌恶费用；胡地之人和越地之人，实在也没有相差太远。请您试加考察，我私下恐怕苏州百姓的情性同常州百姓的情性并没有太大差别，在常州可以实行的法令，未必不能在苏州实行。二 与兄长分别已经很久，心中一直牵挂。提学公将要到荆溪，兄长以提调身份应当前来，这样可以见上一面了。均徭法一事，景时想对兄长说的，不过只有一两句话。因为担心兄长认为新法非常便利百姓。如今读到兄长的来信，才知道兄长已经深知它的不便，早就有意革除了。大抵十年服一次差役，即使负担极重，人们也甘心承受；一年服一次差役，即使负担极轻，人们也不愿意。这是人的普遍情性，新旧两法的利弊，也可以用一两句话概括。曾听人说，胡虏愚蠢，只怕鞭打，却不怕杀戮。大概是零零星星的痛苦难以忍受。这话虽然可笑，却也可以用来说明人的情性。年轻时曾读《衍义补》中关于均徭负米的比喻，也深深认为它说得对。等到今天在基层实际实行，才看见它的祸害，更加知道书生坐而谈论，实在不能轻易拿来治理天下。至于差役和顾役两种制度，在宋代也很纷乱。司马公极力主张把顾役改为差役，有见识的人也很忧虑他论述得不详细，认为司马公在州县任职的时间太少。我退居草野，对于百姓觉得便利和不便利的事情，稍稍知道一些，也稍稍能够说出来；至于应当怎样具体安排处置，确实因为平生从未亲自在基层经历过，所以并不清楚。即使认为常州百姓曾经享受过十段册的好处，其中的曲折细节尚且不能完全知道，又怎么能替苏州人谋划呢？承蒙兄长下问，我草率奉答，实在像是强行谈论自己并不了解的事情。我私下认为，赋役最繁重、弊端最多的地方，没有比苏州的牧守更严重的；真正恳切为百姓着想的人，也没有比兄长更多的；沉静深思、精于处理事务的人，也没有比兄长更强的。兄长一定能另行制定良法，把新弊旧弊一概扫除，使苏州百姓在百千年中都得到幸福。这只在于诚心诚意地求取良法罢了，难道还要等待我这样的书生坐而空谈来赞助吗？我自从稍稍涉历世事，才知道一切变更制度的时候，都是极难的事。比如过去有关部门把十年一次的均徭改成一年一次，本来是真心爱护百姓，只是论证安排得不详细，所以它的弊端已经在今天显现了。如今想把一年一次改为十年一次，如果论证安排得不详细，又怎么知道不会给后世留下无穷的弊端呢？兄长在这件事上迟迟不决，不肯轻易变更，正是极其正确的；不先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作为。《大易》正是因此在谈到变革时反复告诫、反复慎重。不过，变革并非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不会进行。过去荆公论顾役，认为这种制度终究不能废止。我也认为一年一次的均徭制度，必然不能不改变为顾役，我的意思就是这样。至于利弊的详细情况和妥善安排的办法，任职多年的老吏以及长期担任总书的人中，有人知道这些事情。兄长不妨虚心向他们询问，不要因为他们过去曾经作弊就拒绝他们。年长的百姓中有知道这些事情的人，兄长也不妨虚心询问，不要因为他们来自山野、态度傲慢而忽视他们。士大夫中有知道这些事情的人，兄长也不妨虚心询问，不要因为认为他们必定是在替自己或自家说私话，便预先猜疑、抵触他们。多方访求，再三斟酌，使每一项都合乎人情，使没有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情形充分说出来，那么改革就可以通行，也可以长久。过去我们郡更改法令时，大概是应君任郡守。应君是把百姓放在心上的人，他所更改的赋税法最为精善，可以百年没有弊端；但差役法到了今天却已经不能实行了。这两种法令虽然同是一时的事情，也同在一部册子中，但利弊相差悬殊，彼此不能相互遮掩。有人因为差役法而一并诋毁赋税法，有人因为赋税法不能改变而一并说差役法也不能改变，这些都是片面的说法。苏州郡大概也是这样吧？听说部司催追欠赋的文书非常急迫，那么杨给事的主张就无法实行了。又要劳累贤能的使者筹划安排，怎么办，怎么办。答蔡可泉判官

译白下本来没有约定，只是承蒙您畅谈清论，同寝同食了几天。至于大洞，既然已经有过约定，我以为一定能像在白下那样奉听清论、同寝同食，没想到最终竟然茫然无果。人事不能预料，竟然如此。然而兄长既然被领簿之事牵绊，不能前来；我这个江湖上散漫无拘的人，本来应该可以乘兴前往大洞，而且可以径直到府下。又因为家父到家那天，我要侍奉他早晚省视，不能实现这次心愿，这才知道名山胜游，不只是身在官场、被冠带束缚的人常常不能兼得，即使像我这样江湖散漫的人，也仿佛有所牵系，未必能够实现。怎么办呢？恭敬地想，兄长纯正明达、温厚精粹，笃志向道，以这样的品德施政，一定能够亲近百姓。不过我私下有几句话想对兄长说：大凡年轻而志向高远的人，未必历练周全，所以有时弊在疏略；文辞藻丽、风雅飘逸的士人，大多不能忍受烦琐事务，甚至把簿书狱讼看作污秽琐屑之事，所以有时弊在浮华而没有实效；被贬的官员和迁谪的客子，即使不怨恨责怪，也往往把简慢旷达、不理事务看作得体，所以有时弊在懒惰苟且、只求俸禄。这三种弊病，即使号称贤士大夫的人，有时也不能免除。以兄长笃志向道，自然不会陷入这些弊病。然而我对兄长的希望，也只是希望兄长不要有丝毫类似这些弊病罢了。如果能把眼前事务处理得周密，这就是学问周密；只要有一处疏漏，就是学问有一处疏漏。不应当舍弃这里而另谈学问。《大学》说：诚心诚意地求取。孔子说：不要懈怠。希望兄长留意。我从小隐居，也曾深深忧虑百姓的疾苦，想伸手援助他们，只可惜没有门路。我曾想，日后如果有幸做一个小官，或许可以得到一个乡社、管理一方百姓来施展自己；即使才能器识迟钝，也或许可以兴办一两件有利于人的事情，除去一两件危害人的事情，稍稍补偿自己的愿望。等到我在朝廷领取俸禄，沉浮于郎署数年，最终竟没有实现一件平日的心愿。即使已经罢官闲居，仍然以此为遗憾。兄长起初也在郎署任职，如果不被贬谪，就不会担任这个官职。这是我过去所希望却没有得到的，如今兄长得到了。兄长的志向难道同我不同吗？那么今天的贬谪，本来就是上天用来拓展兄长才干、成就兄长志向，并让兄长以实际成效接受考验的。对此我私下替兄长感到庆幸。广德的百姓以机黠强悍著称，已经很久了。从前治理广德的人，忧虑他们如此，便一定用严刑峻法来约束他们。百姓看见上面的刑法严峻，就更加表现出强悍机黠，以求必定逃避刑法，因此终于发展到上下彼此伤害，刑罚越来越严峻，而百姓的机黠强悍也越来越无法制胜。却不知道君子长者即使没有一时之间强行逼迫的效果，却往往能够使人回心转意，顺从教化。由此才知道《汉书》中驾驭恶马的人善于利用马嚼环和缰绳的说法还没有说尽，而苏洵所说应当以齐鲁对待蜀人的说法，就更加可信了。兄长的意思怎么样？或许大洞之约能够实现，我将专心请教，正应当在这个时候，所以不再详说。希望兄长明察。致吴峻伯县尹 上次我冒昧进献盲妄之言，本以为一定会被朋友拒绝了。恰好陈户曹谈到朋友，朋友还想来看我，这说明朋友旧日爱护之情深厚，没有立即把我的盲妄之言当作罪过。于是我立即派人到白氏那里等候使节，却已经出发了。我惆怅之余私下认为，谈论治理的人首先要体察不同职位的职责，所以按察、督抚的职责不同于州县，风宪官的职任不同于抚循百姓。而州县抚循百姓的办法，只在于平易和蔼，使大小事情都能向官府倾诉，让进入公门的百姓如同进入自己家中，见到守令如同见到父母；这才是可贵之处。如果百姓只看见威严而看不见恩德，只敢怨恨却不敢说话，那么即使一时之间可能收到整顿、操切的效果，所造成的损害却很多。《尚书》所说的高明柔克，可以省察。过去孙文卿在江阴时，曾经来拜访我。我问他说：兄长平日讲学，学问不是空谈。比如《大学》论述治理天下如同保护婴儿，这就是真心，这就是明明德。兄长不妨自我反省，百姓来到面前时，能不能把他们看得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文卿回答说：这种意思似乎是有的。我当时不以为然，说：兄长恐怕把话说得太容易了吧。过了很久，我询问他治理百姓的情况，果然他没有辜负自己所说的话，因此我心中仰慕并敬重他。文卿处理事务精干圆融，抚慰下属和百姓又很周全，所以即使有人厌恶他、毁谤他，然而爱戴他、赞誉他的人却多得不可胜数。我亲眼也曾见过一个人任江阴的使者，百姓跪行上前，俯伏战栗，不敢抬头仰视。这种人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我的朋友才华清秀、志趣高雅，我何必还要这样喋喋不休呢？只是“柔克”这句话，是为明达高明的人说的。《左传》说：善人能够接受别人直率而尽情的劝告。我一向把朋友看作豪杰，难道仅仅是善人而已吗？我非常挂念您，不知使节什么时候再进入郡城。我一向不派人带信进入府县，今天特意派此人前去，是为了感谢两次未能相见之事，而且仰赖朋友了解我。今后若有带着我的名义到贵治所去的人，一定是冒充的，这里先说明。致金摄山县尹 金属放入大冶炉中，经过几次火炼，锻炼得越多就越精纯；把新马交给旧日牧马的人，在试验它已经熟练的技能时，人与马也就越发相互熟悉。不过，夹杂杂质的金属本来有必须再经一火的情况，因而会有所耗损；牧马如同东野那样驾驭，古来有开始时很好、时间一久马就放纵逸出的情况。摄山在世途上屡经坎坷，正如金属多次经过火炼；他再次任职章丘，也正如再次牧马。我看见摄山越来越精纯，而章丘的百姓也越来越同摄山相习相亲。不过，不能不时时戒慎。要使时间越久越精纯而没有耗损，时间越久越相互熟悉而没有放逸；这样以后，才知道摄山果真是良金和良牧。近来得到李中麓的书信，说章丘凋敝得很，需要得到良吏的抚慰治理，对摄山抱有极大希望。我认为，摄山只要举用定海的旧例，实行并进一步发扬其中的用意罢了。至于马匹因土地不同而不同，人的性情也因地方不同而形成不同的习惯，嚼环缰绳有松有紧，饲料饮水有燥有湿；既不穷尽它的力气，又不违失它的本性，这就要靠善于牧养的人虚心调节安排。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九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 序一 序一 《中庸辑略序》《明道语略序》《季彭山春秋私考序》《巽峰林侯口义序》《笔畴序》《王君注握奇经序》《江阴县新志序》《郑君元化正典序》《右编序》《左编附序》《文编序》《杂编序》《福建乡试录后序》《东川子诗集序》《前后入蜀稿序》《山堂萃稿序》《剑泉奏议集序》《声承集序》《吴孺人挽诗序》《钤山堂诗集序》《董中峯侍郎文集序》《中庸辑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