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七

译您从远道派人来，询问继祖母的丧服，我深深知道您谨慎守礼的心意。不过这件事在礼经中说得非常明白，本来不是有什么疑似难辨、可以聚讼的问题。只是因为不了解“承重”二字，又被俗人相沿的代父服丧之说迷惑，所以议论纷乱错杂，难以贯通。所谓承重，就是礼中所说的承受重任。怎样叫作“重”？指的是主持祭祀。古代树立神主称为重，宗庙也称为重。礼书说：“为人后者三年。”解释的人说：“为人后嗣的人，是从别人那里承受重任；承受重任的人，必须用尊贵的丧服为他服丧。”礼书说：“父亲去世以后，继承祖父为后的人服斩衰。”解释的人说：“继承祖父为后，是从祖父那里承受重任；承受重任的人，必须用尊贵的丧服为他服丧。”为人后，是以旁支继承大宗；为祖父后，是以嫡孙继承祖父。虽然他们的本末、亲疏不同，但之所以都必须服丧三年，都是因为作为后嗣的缘故。这就是作为后嗣而承受重任，并不只是这样而已。礼经中本来还有为曾祖父后、为高祖父后之类的说法。所谓为曾祖父后，是指父亲和祖父或因疾病被废黜，先于曾祖父去世的情形；所谓为高祖父后，是指父亲、祖父和曾祖父或因疾病被废黜，先于高祖父去世的情形。作为曾祖的后嗣，就应为曾祖服斩衰；作为高祖的后嗣，就应为高祖服斩衰。若按代替父亲来解释，那么父亲按齐衰期服丧的人，我代父亲为其服斩衰；父亲按齐衰五月服丧的人，我也代父亲为其服斩衰。这实在是把本末颠倒得太厉害了，又怎么能称作代替呢？况且为曾祖服斩衰，可以说是代替祖父；为高祖服斩衰，可以说是代替曾祖。所谓代替父亲的说法，又施用于何处呢？这种鄙陋、荒谬、驳杂的说法，绝不能作为经典的准则。然而世上的老儒生、老学究，往往也这样解释，我竟不知道它究竟起于何处。《礼经》十七篇中没有这种说法，即使汉、宋以来数千家论礼的儒生，也绝没有这种说法，我竟不知道它究竟起于何处。《礼》说为祖父的后嗣服斩衰，却没有说作为祖父后嗣的人应为祖母服什么丧服，并不是略去不说，大概已经在《为人后者》一章中说明了。经文说：“作为别人的后嗣，要把所后之人的妻子当作母亲，把所后之人的儿子当作兄弟。”旁支为本族人承后，尚且要把所后之人的妻子当作母亲、儿子当作兄弟，何况嫡孙承继祖父，难道反而不以如子的丧服为祖母服丧吗？由此说来，所谓为祖父加重丧服，是因为自己承受了重大的继承责任，并不是说代替父亲；所谓为祖父的父亲加重丧服，是因为自己成为祖父的后嗣，也不是代替父亲；这里所说的是祖母。《礼》说：“继母如同母亲。”那么继祖母也就如同祖母。为祖父服丧而服继祖母之丧，难道还要看父亲是否见过她吗？为祖父服丧而服继祖母之丧，难道还要论她是否生过子女吗？既然称为“继”，就是不论她有无亲生子女都应为她服丧；本来就不是因为她所生的子女。继母的丧服，不因她有无亲生子女而区别隆重或减轻，为什么唯独对祖母有所怀疑呢？有亲生子女就加重丧服、没有亲生子女就降等服丧，这是古人制定媵妾等级的办法，却不能施用于嫡妻。《礼》对于父亲的妻子、嫡子的妻子，不敢因为没有生育而降等，何况祖母呢？因为我的朋友有好古谨守礼制的心意，所以不敢不把我所听闻的全部告诉你，请再同懂礼的人商议。按照礼制，后丧发生在前丧未满期间，后丧的丧服只以后丧开始之日为截止依据，不以此前丧服期满之日为依据。假如前丧已到小祥时遇到后丧，那么两丧合计服丧四年，并且都穿白色丧服。辞谢宜兴诸位朋友为亡妻举行奠祭 古礼中，馈送奠祭之物由主人负责，而丧服则依据宗族、亲戚、朋友关系的亲疏轻重，各自制定。因此主人馈送奠物，宗族亲戚朋友来帮助办理事务，这是有礼可据的。礼中从未听说过由宗族亲戚朋友供给奠物的规定。主人以办理事务劳烦宗族亲戚朋友，这也是有礼可据的；礼中却从未听说主人向宗族亲戚朋友分发麻布、缟布、绢布。如今一切都反过来了：宗族亲戚朋友替主人供给奠物，这是让宗族亲戚朋友代替主人尽自己的心意；主人替他们分发麻布、缟布、绢布，这是主人擅自代替宗族亲戚朋友准备丧服。这种礼俗不知道始于何时，古人所说的“有失礼制的野俗”，大概就是指这一类吧？况且近世丧葬一天比一天奢侈糜费，富贵人家一天之内接受几十家的奠祭，从启殡到下葬的几天里，大牲小牲被剖割得满地都是，往往以百千计。鬼神的情状与人情相差不远，鬼如果并不饥饿，能吃多少呢？如今这样做，不仅使活人浪费钱财，也使死者于心不忍。况且放生来求取阴间福报，是儒者所不信的；杀生而加重阴间罪过，按理说也未必没有可能。因此我痛切地替亡妻谢绝这种业债，而宗族亲戚朋友中已经相信这种说法的人很多了。而我从宜兴回来，才听说诸位朋友又想凑钱置办奠物，并且要宰杀牲畜、耗费钱财。即使把这些用于确实有用、必定会接受的事情，尚且不可以，何况施用于必定无用、必定不敢接受的地方，这该怎么说呢？诸位认为感情还有未尽之处，那么到下葬那天亲临送葬，这也就足够了。即使我死后，诸位朋友也只须这样办理；只要能够体谅我，就不算无情。与人谈论祭祀乡贤 祭祀乡贤，关系到乡里街巷众人的公论，也关系到国家表彰善恶的大典，不是凭势力地位可以干预的，也不是子孙可以据为己有的。若能凭势力地位干预，那么鲁国在社坛祭祀乡先生时，就应当给三桓用太牢，而不应当给一个奔走失意、因伐树而被削迹的人用太牢了。若子孙可以私自决定，那么三桓有权有势，都应当奉自己的祖父参加社祭，也参加大烝祭了。孔子作《春秋》，用以流传不朽，就应当大书特书，怎么会把叔纥的名次放在郑侨、吴札之上呢？所以说：“名声足以为他作诔，名声足以为他定谥。”这就是臣子侍奉君主、子孙侍奉父母如同侍奉上天的心，不敢掺杂一丝私意。这就叫古道。我不能为自己谋划，却能替别人草草起草一篇说明乡贤的文章，大体上不过是有势力的子孙遮掩门庭，以及无耻生员谋求饮食，相互串通制造出来的，完全不值得用来衡量轻重。罗念庵认为吉水乡祠杂乱，所祭祀的并非同类，耻于自己的父亲与他们并列，便为其父吹捧奉祀的主神而归。这是仁人孝子把侍奉父亲看作上天、把侍奉死者看作侍奉生者的心意。乡党中自爱的人，活着时一定不肯同乡里的无赖为伍，死后如果魂气有知，为什么反而不是这样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写完答复学中书信，因而把这番话随手记在后面。与莫子良主事

译我日日盼望你子良来，收到你寄来的信，知道你将在闰月到来，颇感欣慰。富生远道而来，我惭愧没有什么可以教导他的。他从前读书作文，都没有真正下苦功，只是按照自己资质性情所接近的方向去做，所以文章的语言和意思多浅薄柔弱，缺少精炼的思考。现在我略微向他指出关键所在，但他的性情也很敏锐，最终一定会有所领悟。至于做人，他年轻而谨慎诚实，我很喜欢他，也常常向他说明立志一定要成为古人的道理，不知他最终能否相信。幸请替我向令岳老先生转达问候，千里之外的托付，我不敢辜负。古人不读无益于呈现自己的书，以此使精神精纯；我长期奔逐于博杂的学问，近来才稍稍知道向内用功，自觉沉溺于心念、损害本性是弊病，于是想发奋删削这些杂学，但又后悔自己醒悟得太晚。大体说来，读书应以研究经书、明白义理为先；其次是各种史书，可以借以看见古人经营治理的轨迹，以及历来成败、治乱的关键；再次是记载各种事务、可以应对世用的书。这几类书根本、枝叶彼此相接，都是有益的书。若只是用来增长文辞，那么这种学问本来已经属于末流。何况喜欢写好文章、好诗，也正是胸中自然流出的东西；有见识的人自会与别人不同，实在不需要借助这些零星的小册子。即使古代凭诗文成名成家的那些人，他们的道理也不过如此，何况是见识大道的人呢？先前看见子良在船中携带的书，大多并不紧要。我私下认为，在如今的世道上，像子良这样清正自守、洁身自好，像子良这样专心好学，却有时仍不免把精力耗费在无用的事情上，以至于最应当留意的事，反而可能搁置起来而没有时间顾及。正因为我对你有深厚的知爱，所以不敢不把自己的愚见全部告诉你，等见面时再详细请教。承蒙你赠送葛布，我客中恰好有一匹葛布，也想奉寄给你；投桃报李，难道不会被你笑话吗？闰月按约望你来一趟，不要失约，不要失约。答茅鹿门知县 来信谈论文章的一段话很好。不过，关于秦中、剑阁、金陵、吴会的议论，我对兄长仍有疑问：您似乎还只是从眉目形貌来观察山川，而没有从精神气韵来观察山川。若从眉目形貌看，说剑阁不如秦中、金陵和吴会不如剑阁，当然可以。若从精神气韵看，宇宙之间灵秀清淑、环绕汇聚的气象，本来有秦中不能完全容纳而在剑阁显现的，也有剑阁不能完全容纳而在金陵、吴会显现的；金陵、吴会也不能完全容纳，而在遥远、简陋、偏僻、闭塞的地方显现的；天下的形胜，也有不能完全归结，最终只能归之于造化的。因此说有肉眼、法眼、道眼。谈论秦中、剑阁、金陵、吴会山川的人，如果没有探寻奇景、穷究险要，逐一亲身走过并得到其曲折回环的详细情况，那么连肉眼的认识尚且没有得到，更何况法眼、道眼呢？希望兄长暂且从金陵、吴会一一走访经历，当会发现无穷的好处，无穷的好处啊！不过，我又怕兄长会认为我是吴地人，所以只会说吴地话。二

译仔细看鹿门的文章，以及鹿门同别人谈论文艺的书信，文章的门径路径与我的意见很有契合之处；即使其中有些小的异同，日后自然会融会解释，不必絮叨。至于鹿门对我的疑问：我本来是想使文字写得精工的人，却不把求得文字精工的方法告诉别人【荆川已经把自己的真意全部说出，而鹿门一生只得到他的规矩和转折罢了；所谓不可磨灭的精神，终究没有得到。因为鹿门沉溺于富贵，未曾苦心学道，所以只取得一点小小的成就，辜负了荆川如此深厚的期望】这件事是有道理可说的。鹿门所见到的我，大概还是从前的我，却从未见过那个形体枯槁、心志灰冷的我吗？我难道会欺骗鹿门吗？我说不把求得文字精工的方法告诉别人，并不是说一概抹杀文字，认为文字完全不值得重视，而是说求学者有先后本末的区别。文章写得不比别人差，但自身践行还没有做到，这一层公案暂且不敢谈，只就文章家来说【只六股便有无穷转折】：即使文章的规矩布局、奇正转折，自有专门的师法；至于其中一段的精神、命脉、骨髓，如果不洗涤心源、独立于万物之外、具备贯通古今的独到眼光，就没有资格参与其中。现在有两个人，其中一人心地超然，就是所谓具有千古独到眼光的人；即使他从未拿过纸笔，呻吟着学习写文章，只是凭胸中真情，信手写出，如同写家信，虽然有时粗疏，却绝没有烟火气、酸腐气和习气，便是宇宙间一种极好的文字。另一个人仍是尘世中的人，虽然专心学习作文，对于所谓规矩布局全都掌握了，但翻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婆妈妈的话；追寻他所谓真正的精神和千古不可磨灭的见识，却完全没有。这样文章虽写得工整，也免不了属于下等格调，这就是文章的本色。比如拿诗来说明，陶彭泽从未刻意讲究声律、雕琢字句，只是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的好诗，为什么？因为他的本色高。从有诗以来，讲究声律、雕琢字句，用心最苦、立论最严的，没有谁超过沈约；但他耗尽一生精力，使人读他的诗，只看见束缚局促、满篇累赘，竟没有说出两句好话，为什么？因为他的本色低。本色低，文章就不能真正写好，何况不具备本色的人呢？况且两汉以来的文章不如古代，难道是它在所谓规矩转折的精密程度上还没有完全达到吗？秦汉以前，儒家有儒家的本色；老庄家有老庄的本色，纵横家有纵横的本色，名家、墨家、阴阳家也都有各自的本色。虽然它们的学术有驳杂之处，却无不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的见解。因此老家一定不肯抄袭儒家的说法，纵横家也一定不肯借用墨家的谈论，各自凭本色发声，形成自己的言论。他们所说的，就是他们的本色。因此精气光彩凝聚其中，他们的言论便不会在世上泯灭。唐宋以来，文人无不谈性命、论治道，满纸炫耀，一概自托于儒家。然而他们并没有平日涵养积聚的根本，也没有真正的一段千古不可磨灭的见识，只是东抄西袭，截取首尾，如同穷人借富人的衣服、庄稼汉装扮成大商人，极力装模作样，丑态毕露。因此精气光彩空虚，他们的言论也很快湮没废弃。这样看来，秦汉以前，虽然流传的是老、墨、名、法、杂家之说，却仍然成为今天诸子之书流传下来的原因。唐宋以后，虽然一概谈性命、论治道，却也没有流传下来。欧阳永叔所见唐代四库书目中，百篇仅存一篇，正是这个道理。后来的文人若想以立言作为不朽的谋划，就可以知道该把心思用在哪里了。既然如此，我不把求得文字精工的方法告诉别人，正是在告诉别人求得文字精工的方法。鹿门可以相信我了。不过，我的形体枯槁、心志灰冷已经很久了，又哪里敢同人谈论文章呢？如今又放纵言语说到这里，是我的过错，是我的过错。以后鹿门再看到我的文章，会说我是求文章写得精工的人吗？还是不求文章写得精工的人呢？鹿门应当自己了解我了。一笑。鹿门向东归去以后，我本来想等使节西行时同你见一面，倾诉十年的内心衷曲，没想到你连夜经过这里，未免太急了吧？我三年积下了二十多篇文章的债，先前已经答应别人，不能失约。想等到秋冬之间，病体稍稍恢复，把一切删改涂抹，不再计较工拙，只求把债还清。从此便烧掉毛颖，砸碎端溪，兀然做一个不识字的人了。而鹿门的文章正将日益进步，同古人结为同道，前途还很远。将来我若能看到它们，老迈衰弱之后还能辨认出其中的用意吗？一并附上一笑。与洪方洲书

译令弟经过这里，我没能与他相遇，辜负了兄长的嘱托，实在有罪。信中所说“举业”三十多个字，按我的情况，平生没有这种套话，大概是传信的人弄错了。读到兄长寄来的文章，如《祭侯侍郎》等文和各首诗，都雄健深厚、气力充沛，胜过旧作，足以证明积累增多的功效。至于送给鹿园的文章，虽然依傍着义理的路数，终究像是蹈袭，与自己所得的见解很少相干。文章稍微不是从胸中流出，即使似乎没有使用别人一个字一句话，也只是别人的字句、别人的错误、别人的正确。若全都从胸中流出，那么锤炼熔铸的主宰在自己手中，金铁全都熔化；即使使用别人的字句，也成为自己的字句，如《四书》中引用书、诗的例子。希望兄长暂且把讲求义理的文章放下，等待精神心神充分保养，把过去的见闻一概扫除，胸中不留一个字，等待自己的真实见解显露出来；这样横说竖说都不再有所依傍，也不再偏离。怎么样？怎么样？我从前曾写信同鹿门谈论文章工拙在于心源的道理，兄长曾看过吗？我对文章已经无意数年了，既不是我一向擅长的才艺，也不是我一向喜欢的事情，只有兄长误以为我可以做到，我自己知道其实做不到。从前诸位托付我的事都没有完成，就像借了债不还，钱也无处逃走一样；每次奋笔写作，都像赶着跛驴耕石田，越写越觉得苦涩，便又停下来。想到债期早已满了，却没有利息，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因此我勉强振作写了几篇，虽然略有可意之处，却只是平庸浅薄，因为不是精神所集中之处。然而不敢不把它们呈给兄长和鹿门。可是我凭的不是平素所长的才能，又正赶上夜间精神倦怠；两位凭的是平素所长的才能，又正当早晨精神锐利。假如看到我的文章，一定会相视大笑，之后也就相信我对自己的认识并没有错。此后还有二十多篇文章的债务，如果把这些了结，四十多年的业障就一时消除了。从前禅师不接受隔夜的约定，我这个病人以后也不再接受文字上的约定了。既不亲自耕作，又不读书，作文也不教书；又因生病不能出门办理庆贺、吊丧等人事，除了侍奉老亲、同家中子弟谈些闲话之外，悄然再没有一件事。如果不称作一个闲散道人，便应当算作一个多余而无用的废物了，倒可以感到畅快。假如上天赐给我樗木般的长寿，能活到五六十岁以后，到那时在根本之处稍有一两点见解，或许会写出几百字，记下我的笨拙；若自量完全没有见解，就不敢再麻烦毛颖公了。文章的权柄确实在兄长这一辈人手中，勉励他，勉励他。承蒙抄录道书，假如能得到一两句话来开启此心，那就是兄长的教导。不过其中有很多随意漫谈，紧要的话很少，以后不必再麻烦吏员，可以暂且停止。至于丘长春语录、马丹阳语录，听说另有刻本，或者能在藏经中查找出来，希望兄长留意。又 近来觉得诗文这件事，只是直接写出胸中的意思，像俗语所说“张口便见喉咙”，使后人读它时如同真看见作者的面目，优点缺点都无法遮掩；所谓本色，这就是上等文字。扬子云闪烁退缩、诡谲怪异，想说又不直说，不说却又暗中说，这属于最下等的文字，从他的心术也大略可以看出。眉山子很有见识，不知韩子为什么还要取法荆国公呢？近来的作家像小儿吹泥鼓【小儿吹的泥鼓，俗称“画壶”】，糊里糊涂，不知是什么调子；又像乡村屠夫割肉，只剩下一片皮毛，这就更加低下了。请兄长试着评议一下，是否有所领会？与王遵岩参政 不知道兄长在武夷山终究不能了结这一生的心愿，三年之内一定会兴致大发前往。近来有一个偏僻的见解，认为三代以下的文章没有比南丰更好的，三代以下的诗没有比康节更好的【这个说法终究属于矫枉过正。康节的诗只是押韵的语录，不能脱离字句本身而化出新意；佛家所谓“触”就是这样。若要推进这句话，大概应当说白沙吧】。不过文章没有比南丰好的，这一点兄长知道；诗没有比康节好的，兄长恐怕也会大笑。这不是迂腐的头巾先生谈道理，而是认为诗的思致精妙、语言奇特、格调高雅，确实没有见过像康节这样的。最了解康节诗的人，没有超过白沙翁；他说：“子美是诗中圣人，尧夫却另有传承。后来执笔写诗的人，这两种妙处很少能兼得。”这仍然是从两方面看康节：把锤炼融入平淡，也可以说达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难道一定要兼有子美之后才算工巧吗？古今诗歌差不多能赶上康节的，只有寒山、静节两位老翁罢了，但也没有见过像康节这样工整的。兄长如果认为这话痴妄迂腐，那么我近来事事都痴妄迂腐，大多就是这样。兄长曾说：“不是兄长不能为我的文章作序，不是我不能为兄长的文章作序。” 确实如此，确实如此。仙道逼近于人，笔墨之事已经荒废很久了，但对兄长我终究应当履行这个约定，不要以时间长短来拘束它。与杨朋石祠祭 从前有幸承蒙拜见，深知您是担当道义的器材；又想退居寂寞之处来加深自己的修养，更可见志向高远。后世学问之所以只能取得小成，都是因为积累不深厚便轻易施用。您这次的举动正切合我对您的期望。您的文章都清新舒缓，很有作者的意味，应当进一步使它浑厚雄健，以积蓄力量；扩大充实，以发挥才华，这样就接近古调了。我迂腐浅陋，并不是懂文章的人，文章辞藻的技艺也不敢拿来称述君子，只姑且把这一点告诉您罢了。曾文已经拜读。您索求鄂人的近作，正好寄到，洪方洲带回的那部分也寄上，请您指教。与万思节主事【荆川从山阴周云渊那里学得历法，周云渊著有成书，而荆川除了讲授历法外没有别的见解。只是荆川在谈历法时从不提起周云渊，难道是秘藏他的学说不肯说吗？后来邢云路所作《律历考》，本来出自布衣魏文魁之手，邢云路却掩饰为己有。然而其中所载的历法议论，又从周云渊那里偷来而不留下他的姓名，辗转相互掩饰，实在令人不能理解】

译承蒙来信谈到途中遇险以及身居要职者冷眼相看的事情，足以知道您有新的功夫，我非常欣慰，非常欣慰。在热处能够保持冷静，实在胜过处在寒冷之中而仍然冷静；但在险境中惊惶疑惑，本来是因为在容易之处错过了，没有下过真功夫。《易》论学习，常常用涉水过河作比喻，所以说“作《易》的人，大概曾有忧患吧”，这就是终身的忧患。我的朋友闲居时过失很少，只是没有振作精神、时时提醒自己；我本来预先担忧朋友涉水渡河的艰难，现在朋友已经自己知道了。从此要紧紧用功，常常在危险处存心警惕，常像同天吴、河伯对阵一样，把毁誉、利害等关节全部照破；这样世间一切大川，还有什么不能顺利渡过呢？前辈说：“圣人在困苦险难中有最大的快乐，在安宁平顺中反而有最大的忧患。”确实如此！我每次想同大洲兄相会，是想和他相互印证绝学，并不是为了历法数术。不过历法数术自郭氏以来，也已经成为三百多年的绝学了。国初搜得一部《元统》，只能在郭守敬的下乘学说中得到几句脚注；监中二百多年拱手推让，把郭守敬当作历法始祖。我从前在重病中研究这门技术，偶然有所领悟，很以为是神妙的理解，却又自笑这是屠龙之技，无处施用，也感叹世上没有可以谈论的人。近来收到来信，才知道又有像大洲这样通晓历法的人在世，真是痛快，真是痛快。但不知道大洲所说的“通晓”，而历官所不懂的，究竟指什么？难道是所谓历法的原理，即日、月、五星运行盈缩迟疾的原因，如《元史》所载王恂、李谦的历议以及缘督氏《革象书》一类，只有大洲能洞察其中精微；历官只知道数值，而我们这些人独能明白其原理，于是把这叫作“通晓而历官不懂”吗？从前太史制造历法，已经测定太阳运行的盈缩、月亮运行的迟疾、距离天极的远近，把浑沦完整的天体纳入胸中；要把它传达到具体器物之间，作为历法的根本，却是想用几寸长的算筹握住万古宇宙的运转，实在很难下手。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太初历》已经测候完成，而邓平、落下闳等人还不能计算的时候。”古代历法以大衍术最为精密，一行和尚把金针藏起来，世人只传下他的鸳鸯谱罢了。于是郭守敬独自得到一种方法，叫作“弧矢圜算”，如所谓横弧矢、立弧矢、赤道变为黄道、黄道变为白道等，最是圆通灵活的方法；从此黄、赤、白三道的偏差可以校齐，节气和朔日的差异可以确定。这种方法不仅儒生不懂，三百年来的历官也全都不懂。如今监中有一部颇为秘藏的书，名叫《历源》，其中保存着郭氏历法的根本，所谓弧矢圜术，也大都在其中。试着问历官，他们也不过像乐器家的一口哑钟。难道大洲所说的“通晓而历官不懂”，就是指这个吗？如果指前一种说法，虽然极其精微幽深，仍是儒生的套话；如果指后一种说法，虽然像九九乘除的技法，却是真正的所得。烦请问大洲，给我一个转语说明一下，我还要继续请教。六艺的学问，古人认为数目可以陈述，义理却难以了解；在今天历法家那里，却是义理可以理解，数目反而难以陈述。确实有只得到数目而不通晓义理的人；但如果说只得到道理而没有得到数目，那么用于实际，就没有下手之处，连所谓义理也成了空幻的影子，并不是真实。话虽如此，今天的历法家自称已经得到数目了。如今历法家相传的数目，如《历经》《立成》《通轨》等，是郭氏的下乘，是死数；所谓弧矢圜术等，是郭氏的上乘，是活数。死数，就是语言文字；活数，不是语言文字。得到活数，即使把整部《历经》翻倒过来，一个字也不保留，完全创立新法，也可以不失郭氏的本意；得到死数，就只能贴墙靠壁，转身一步便跌倒。既懂历法原理，又懂历法数目，这就是我与儒生不同之处；既懂死数，又懂活数，这就是我与历官不同之处。义理与数目不是两回事，数目就是义理落实到实际应用的地方；活数与死数也不是两回事，死数是活数寄托的形式。近来见到一两个儒者，也有意研究象数之学，但没有得到传授，往往想用儒者框范天地的空谈，压倒历算家布算积分的实际功夫，不知这岂是可以轻易胜过的，实在是高估自己了。后世儒生谈六艺，往往都是这样，不只历法如此。大洲对我的话有认同吗？没有吗？扬子云说：“贯通天地人三者叫作儒，贯通天地而不通人叫作技艺；贯通天地的历法数目，却未必通晓身心的历法数目，这又是像一行、郭守敬这类人的局限。”这里暂且不谈。不过，我想向大洲请教的重大问题，百件还没有提出一件，却忽然琐碎地说到这里，难道不是因为我不知先务吗？放纵言语说到这里，一笑。我的朋友想让我举出历法家一两句紧要的话，与大洲相互印证。例如推算太阳运行时，在盈初缩末限使用立差三十一、平差二万四千六百，这是死数；又如推算月亮运行时，在初限、末限使用一十四度六十六分，这是死数。历法家只知道依据这些死数布算罢了；试着追问平差、立差的根源，以及一十四度六十六分这个数从哪里产生，就知道活数了。像这样只举一两件，不必多费言辞。活数，好比用蓍草求卦之初，参伍错综而阴阳尚未分判；死数，好比卦画已经形成之后，确定为九或六，阴阳已经定下。又

译来信说赵大洲主持测候，我主持布算，这个说法并不全面。布算没有不开始于测候的，测候也没有不寄托于布算而能制造历法的；两者相互需要，如同脚和眼。但测候的方法，《元史》所载的简仪、仰仪等，如今历法家子弟也稍稍能够使用，学士大夫中也有懂得的。至于赵缘督《革象书》中测量经度、纬度的方法，尤其清楚，所以我略而不谈。况且我前信所引用《史记·历书》的话：“《太初历》已经测定，而邓平、落下闳等人不能计算。”自古制造历法，也常常苦于布算困难，这正是一行、郭守敬所以独擅专长的地方。司马公是研究星历的专家，《史记·历书》是在谈自己的专业，仔细读他叙述制定《太初历》始末的文字，就能明白其中用意。话虽如此，假使人人都像鲁班一样，就可以用眼睛确定方圆，不必依靠圆规矩尺；假使人人都像羲和一样，就可以随时测候，不必通过布算来制定历法。因此，依靠布算制定历法，是为了让后人能够继承。这一点《尧典》中也说得明明白白：“旸谷四段”讲的是测候，“闰月成岁”几句话讲的是通过布算盈虚来制定历法。只是古文简略而不详细。如今流传的浑天仪、浑天象，自汉代以来相传为羲和遗留下来的东西，因此测候的器具还在，而布算的方法却单独失传了。我私下认为，如果这种方法得以传下来，比起一行、郭守敬的历法，应当更加简易精密。大概古人的心学精微，能够匡范天地，与后世术士的学问本来不同。如今流传的《周髀》经托名周公所作，虽然真假不可知，难道其中也保存着羲和布算的遗法吗？只是后世能够通晓它的人也很少了。与顾箬溪 同您分别匆匆已经三年，承蒙派使者送来亲笔信；又过了两年，音信却久已疏远。我在门下时常怀着耿耿之情，想来明公长久高卧山林，道义上的快乐更加真切；远离声名利禄喧嚣之境，尘俗的牵累也尽皆解除。近来胸中的境界可以想见，只是不知添丁之兆如今又怎么样了。我闲居多有空暇，也时时留意于数术，常把以前从您左右听到的东西加以推演。对于古人象数的精微意义，虽然有些地方龃龉难通，也有许多地方能够欣然领会。领会之处，只恨不能立即同明公相互印证；龃龉之处，又恨不能到明公那里请您启蒙解惑。我私下认为，六艺的学问都是先王寄托精神心术奥妙的东西，不只是用来资助实际应用而已。传文说：“它的数目可以陈述，它的义理却难以知晓。” 只得到数目而不明白义理，那么九九计算只是小道；拘泥于它而想达到远大目标，正是曲艺之士只能成为下等人的原因。依着数目而穷究义理，那么参伍错综的作用便可以成就变化、役使鬼神，这就是儒者能够游心于六艺的原因。能够游于艺，所谓技艺本身也就达到了“德成而上”的境界。只是先王关于六艺的教育已经衰微，算书流传于世，往往出自曲艺之士之手，所以数目保存下来而义理隐没了。那些技艺之士著书，又往往把关键秘藏起来当作奇异之处，所谓“立天元如一”“积求之”等等，完全不说明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大概只怕封藏得不严密，泄露了金针。因此数目虽然保存了，但数目之所以成为数目的道理也隐没了。敬想明公作为当世老儒，专心玩味神明之学，再把余绪发挥到技艺和数术之中。明公对于数术，大概已经达到古人所说超越技术而进入道的境界，是以精神相遇，而不是凭器物求取。况且小子承蒙您不倦的教诲已经很久了，所以敢再有所请教。谨另纸具陈。二 《易》说：“有形之上的叫作道，有形之下的叫作器。”圣人虽然是为性命的真实机理发明这两句话，实际上百家技术、义理、数术等学问的精微紧要处，也全在这里。我私下看明公推演写成《测圆海镜》，若不是明公用心精细、见识绝伦、洞彻神明奥秘，就不能剖开这片混沌。敬佩，敬佩！不过我的浅见认为，此书对于形而下的数目讲得太详细，而形而上的义理或许略少，使阅读它的人仍不免产生“数可以陈述而义理难以知晓”以及“只给人看鸳鸯枕，却不把方法传给人”的疑问。我想请明公在紧要处提纲挈领地指出一两点，把方法的源头说明出来，使后世研究数学的人，认识大的便得到义理，认识小的便得到数目，那么此书就会更加精彩了。怎么样？怎么样？承蒙您要我为此书作序，我对于数学略有一两点窥见，都是明公指授的结果。这一委托我哪里敢以不善作文推辞？只是因为久病早衰，近年稍稍从事于形体枯槁、心志灰冷的生活，专心探究道家学说，所以笔墨之事已经荒废很久了。即使如此，明公的托付不论迟早，最终我一定会有所答复。郭太史的历法数术冠绝古今，但他制定历法的关键也只有两件事。他推算太阳运行的根源，在“截矢求弦”这一方法；我已经写成《弧矢论》向明公请教，明公也已经把它推演成书。他推算月亮运行的根源，则在“容弧直阔”这一方法；我如今也偶然领会而得到它，并把这番说法写下请教。三百多年的绝学，至此洞然明白；即使郭太史再生，也没有可以回避遮掩之处，这可以说是古今一大快事。我哪里敢说这是神妙的理解，只是明公指授的功劳居多。希望您再加以阅览并教正。与卜益泉知县

译我困顿地卧在床席之间，已经成了废人，久已不能亲自拜见您，心中实在深感不安。近来本邑有个刻字人说，您想刊刻我的文章；即使这只是传言的妄说，听来仍使我非常不安。大概您过于爱好善行，即使浅陋的言语，也不愿弃置。这对于您来说是盛大的好意，然而我本来不是可以立言的人，只能拿来覆盖酱瓿。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惭愧。而且当今所谓文集，遍布世间已经不少，实际上一个字也没有用处。那些最初写作的人，没有不是妄想以此谋求不朽，结果却正好暴露自己的浅陋，招来读者讥笑，只不过造成木板灾祸罢了。我常常替他们感到惭愧，难道还要再以自己的文章效法他们吗？古人评论文章家，认为只有见理明白、用功深厚的人才能做到，这不是容易说清的。何况我平生本来没有靠立言求取不朽的意愿，年轻时偶尔随一两个朋友勉强学习世间华丽的辞语，只因才力迟钝，又懒惰多病，加上身心都疏拙，却想在笔札上求得精工，最终既没有写好，只好作罢。闲暇中偶尔看一两篇旧稿，满纸都是支离荒诞的话，全想烧掉才痛快；又后悔从前错误地使用心力，结果一无所成。如果想把这些文章流传给所有人，那就是既误了自己，又误了别人。况且古人说，人往往不善于看清自己；我自知仍然如此，别人又会怎么说呢？您如果认为它们可以刊行而想传播，就是有损于您的明察；如果不加选择，不论可否都想传播，就是伤害您掩人之恶的仁厚之义。承蒙您知我爱我，所以敢把内心的话全部说出；万望您停止这件事，那么您的爱护对我就更加深厚了。答华补庵 我不敢刊刻文章，心中的想法已经在给王南江的信以及同令婿安子介的谈话中说明，详情都很清楚。您早已知道我这种心意，益泉大尹却忽然做出这种迂阔的举动。昨天我写信向益泉说明心事，却像石头沉入水中，始终没有得到答复。我是被罪谪的人，传文说：“身已经隐退了，哪里还用文章呢？”被罪谪的人，本来就应当闭门不出、缄口不言，哪里适合以文章自我标榜？又哪里适合大肆刻印文章，把自己标榜在世人面前？况且所谓被罪谪的人，对于当世来说，尤其是最得罪有权有势的人；益泉替我刊刻文章，就是公开表示他同罪人结交，而在好恶上同有权有势的人不同。这哪里只是对我不利，对益泉造成的牵累也太严重了。我平生本来不能作文，自己心里很清楚；只是有一两个相知偶然认为我可以，虚假的声名聚集起来，众人的诽谤便都归到我身上。实在因为文章是豪杰之士所争逐的东西，而名声是造物主最忌讳的东西。譬如一个形体支离、身材矮小的人，本来没有拳力勇气，不能同人搏斗；偶尔嬉戏，伸头摇眼，挥臂拖脚，而乡里不懂事的人看见他盘旋的身影，便跟着喜欢他、称赞他，认为他有拳法，并把他传给别人，以至于当世的拳师、打手怀疑他已经会格斗，纷纷喧闹起来斥责他，却不知道他本来就是个形体支离、身材矮小的人，而且他自己本来也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人，什么时候曾自称有拳法呢？这又哪里是存心要同别人争个胜负呢？赞赏我的人只是追逐影子，怀疑我的人只是附和声势，世俗之见可笑，大多就是这样。我得到声名和遭受诽谤，同这种情形有什么不同？即使是从前与我交情深厚的人，也有的免不了斜着眼睛猜疑我；他们恼怒我，而我自忖本来没有什么值得使这些人猜疑、恼怒的地方，只是因为我不肯迎合他们搬弄笔墨和舌头，也不肯盗取虚名罢了。近来我深深后悔年轻时篆刻文字的技艺，花了多年把书束起、把笔搁下，闭口不敢谈论文字，以便把自己同乡野不识字的人归在一起，这样才感到痛快。就像迂腐的儒生改掉从前嬉戏惹事的过错，连手腕也不随便伸出袖口，自以为差不多可以免祸了。柳子厚说：“哪里可以让那些喋喋不休的人再进入我的耳朵？”可是益泉却正要替我刊刻文章流传于世，竖起拳法的红旗，从而增添拳师、打手们的疑惑和喧哗；这既违背我的内心，对益泉又有什么好处呢？我的内心尤其不能接受的是，我平生同朋友往来的书信，原本就像门外放着的两只鞋一样寻常；那些私下相互规劝告诫的话，如今却大书特书，刻在木板上，用来夸示别人的过错、彰显自己的直率，这岂只是内心不安而已，我又有什么脸面坦然同朋友相见呢？朋友一向多是善良之人，不以听受直言为忌讳；然而对我来说，这样做是不可以的。从内心衡量自己，再从外在衡量别人。衡量别人的方面，这部书已经说尽了；衡量自己的方面，给南江的信以及先前给益泉的信，也都说得很完备了。衡量自己、衡量别人，没有一件是可以做的。因此知道益泉一定会谅解我。答蔡可泉

译分别日久，不能不深深怀念您；每当在士大夫往来之间听到您的政绩和美誉，便感到欣慰。我从正月起因病卧床，到现在还没有起身。二月、三月之间，濒临死亡有三四次，已经料定要同世人永别了；如今渐渐有了生机，但精神却更加衰耗了。这是因为外肾生痈疮，疼痛难忍。您来信所说要刊刻文章一事，正因这件事被锡尹卜君所苦，我已经费尽口舌。近来忽然收到遵岩兄的信，又谈到纪山刊刻文章的事，我正辗转反侧、无可奈何，想托洪方洲用各种办法阻止它；而您的使者恰好到来，这是造物主体察我的心意而赐给我的方便。最了解我的莫过于您，哪里还需要多说？本来就知道这件事一定会作罢。我没有才能，哪里敢靠文章到世间去买取声名呢？我有山野隐士般迂僻的性情，每当在闲静中得到一点称心之处，便觉得在形骸之外，连此身也是多余的，而虚名果然像腥膻之气。只是不能早早自行隐遁，使一个野人的姓名还被世间听闻，成为此身的拖累，不能像古代织帘、箍筩之类的人那样，使别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我常常只笑自己前生业障太重。既然如此，我又哪里敢靠文章到世间去买取声名呢？即使想靠文章在世间买取声名，也必须是其中最精工的文章才可以。自古文人即使立足很浅，各自也都有一段不可磨灭的精光；一开口便能说出几句千古以来无人说透的话，所以能够同世长存。只是他们的精神也全都耗尽在言语文字之间，没有余暇顾及其他，所以才称作文人。我不能写文章，却能知道什么是文章；每次读古人的文章，回头再看自己的鄙陋文章，没有一次不哑然失笑。我半生搬弄笔墨舌头，不过是说了几句老婆舌头般的旧话，不知道前人已经说过多少遍了，哪里有什么新的所得可以阐明道理、补益教化呢？这些都是发自内心的话，并不是姑且谦让来欺骗兄长。像兄长和曹君这样爱护我，即使想使我的文章不朽，我的文章难道就能不朽吗？不能。兄长试试看世间那些糊窗棂、塞瓶瓮、满墙都是尘灰和腐朽之物的纸张，哪一处不是近代人的文集？有谁肯用闲暇的眼睛去翻阅它们？这样的东西可以称为不朽吗？本来没有精光，最终消散，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假如那些人早知道自己的分量，把几块木板留下不用，拿去烧柴，岂不是省事？可笑，可笑。兄长信中有阐发本性、启示后学的话，我也不是那样的人。况且要阐发本性、启示后学，本来绝不在言语文字上实行。本来已经有很多欠缺，却强行用言语文字来装饰它；这正是本性因此更加受到凿削，前辈因此误导后学、蒙蔽他们眼睛的原因。我三十岁时读程氏的书，其中说：“自古以来学习文章的人，很少有能够达到明道境界的；心思一旦局限在这件事上，又怎么能同天地一样广大呢？”当时已经惊愕而有所省悟，想割舍文章却没有做到。年近四十，觉察到身心粗疏莽撞，而精力一天天短少，便慨然悔恨，在静坐中丢弃书本、烧掉笔墨，寻求真正的道理，渐渐看见古人道路中可以遵循的地方，希望在晚年弥补过错，不至于完全枉过此生。平时常常自笑，不能耗尽精力去追求文章写得精工；然而又暗自庆幸文章写得不精工，反而稍微积蓄了余力，还可以用来做其他事情。因此一谈到文字，便茫然得像隔着前世的事；有时不得已应酬写一两篇，也只是任意涂抹，真可说是老头巾了。年轻时想把文章写好，文章尚且没有写好，何况如今意兴已经如此，理当更加浅陋，不足为怪。不知曹君看中了我什么？如今曹君已经离去，这件事的进行或停止都在兄长手中。像兄长这样了解我，却还不能相信我的这片心意，一定要制造这一业障，使墙壁之间再增加一粒尘埃，然后才肯了结，那么我同兄长二十年的交情就可以告绝了。抄写的本子有很多错误，确实如兄长所说。我曾想略微改正错字，留下一部定本藏在家中；后来又认为本来就没有什么关系于世，错不错也无所谓。况且丢弃书本、烧掉笔墨已经多年，既没有定本，也没有新稿，实在没有可以遵从兄长命令的东西，怎么办呢？至于遵岩的文章，当然不能同我相比。遵岩有绝世的才资，又用力专一而深厚，所以他的文章雄浑、典雅、深奥，自北宋以后数百年间特别杰出，足以使他的家声著名，这就是所谓能够不朽的文章。只刊刻他的文集，便足以作为文章家的指南，也足以洗涤近世文妖的弊病，实在不必把我疏陋庸常的文章混杂进去。尊翁老先生的表文原本已经有了；今春所约定的事，我平生不敢对人失信，何况敢对兄长失信吗？只是从正月到现在，连图谋活命都来不及，所以未能动笔；如果病体能够恢复成一个完整健康的人，我一定在今年寄奉给您。给吕通竹屿的信 您辅佐一郡已经六年，清苦、正直、方正的操守，众人都知道；而山人对您的了解尤其深，您也说山人与您的志趣相同。您日日夜夜对山人的诚挚情意，也深厚而长久。如今您出行的日期已经临近，我不是仁人，不能赠您以言；山人贫穷，也不能赠您以财。但缠绵不舍的情意不能自已，姑且准备鹿皮靴一双，奉上来表达送别之意。靴，就是履。《易经》不是说过：“穿着白色的鞋子前行，是独自行走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吗？希望您遵循自己的本色，独自坚持所愿，不因平坦或险阻而改变心志，不因终始而改变操守。被任用于世间，就成为羔羊、素丝那样的清白风气；不被任用，就坚持蔬食饮水的志向。行走在平坦的道路上，成为天地之间一个完整的人。这种所得，与败坏名声、毁弃节操而苟且求取一时富贵相比，即使做到卿相，您也一定不会用前者交换后者。山人谨以此表达爱护和辅助您的心意。给安子介的信 谨备粗布被一端，奉给令爱作为出嫁时的用物。布被确实极其质朴而且简陋；然而把它放在刺绣结绘、绫绮绡、金饰翠玉交错陈列之间，就像芦笙、土鼓同朱弦玉磬、金钟大镛彼此应和，反而更足以构成文采。又像贵族公子摆设筵席邀请宾客，珠鞋貂冠、狐裘豹裘接连杂坐，既美丽又华贵；其中若有一个山泽间穿粗布衣服的老人，悠然自得地拄杖走过，反而更足以点缀景色，同时不失其质朴简陋。况且桓少君的事，兄长用来培养女儿闺中德行、使她超出世俗习惯的做法，难道还需要对古人谦让吗？一向承蒙兄长知遇爱护，谨敢把家中日常所用之物献上，并附上这些话。否则，也希望兄长收下，拿去给陪嫁的仆人使用，也可以。给白伯伦主事

译从前我同先公有过联佩相交的情谊，于是承蒙他解下衣带相赠。回想当年，我在弱冠时惭愧地趋入朝廷，人们已经惊讶我垂着衣带、战战兢兢。如今我年老甘居丘壑，实在自知不配再佩用这条衣带。面对尘封的匣子，我叹息仰望，想到故人不能穿戴冠带而居，低头又为自己的身世惭愧。如果把它珍藏起来，不过是放在匣中收藏；如果拿来奉送给您，可以说没有失去它原来的归宿。况且您的先人春卿，光大祖业，已经成为世代相传的官家；您家通天，满箱难道没有祖上遗留下来的衣带吗？即便如此，从白氏的春卿那里接受它，再还给白氏的春卿，这就像良弓在楚国遗失又在楚国得到。用这条赠人的衣带同您家世代相传的衣带相配，就像灵剑成双，分离后又重新合在一起。何况我与您有通家长久的旧交，又承蒙道义而成为新知；那么这条衣带，不只是表明数代往来的情谊，也用来彰显古人佩韦佩弦、以物自警的义理。我私下希望您看待它时不要轻视它，如同见到父亲和老师；束上它立于朝廷，专一地把心志归向忠孝。给万思节佥事 万子思节任职江西，而我恰好同他一起到广信，临别赠给他小瓷瓶四枚。万子职掌在外巡察饶信，饶地是官私瓷器的产地；在外巡察之职来到这里，而我却拿这种东西相赠，真可以说是在河头挑水又卖水了。即便如此，古代有任职端溪却不携带一方砚台的人，我也可以把砚台赠给端溪的长官。万子大概也是这样的人吧？如果任职饶地，就有瓷器；任职湖地，就有丹砂、雌黄；任职广地，就有名香、珍药。这些东西，士大夫把它们当作家常茶饭，官箴并不责备，但有志于自我砥砺的人却很谨慎。岂只是官箴不责备，世间那些高明通达的人听到这种话，也会认为琐碎而迂阔。白沙先生说：“人必须有凤凰飞翔于千仞高空的气概，并且要从至粗至细的事情上充实这种气概。”万子一向不认为我迂腐，所以我才这样说。给董后峯主事 从前横山临死托付后事，幸赖执事在其中周旋，我因此受到公义激励，不敢违背您的命令。鄙人能够结成婚姻，实在是执事成全的，这是执事能够惠顾王氏的地方。如今王氏微弱得只剩一线生机，比横山临死托付之时还要危急；令姨殷切相托的情意，难道不同于横山临死时的托付吗？我不自量力，私下斗胆把自己所能做的事来期望于执事。以执事的高尚情义，难道会把从前教导我的道理，到了今天反而拿自己来推让吗？执事如果不忘记先大夫人与姊妹之间的情谊，照顾王氏，答应替他说一句话，这就是执事能够委曲庇护王氏的地方。这样，我不能为王氏把事情办到底的遗憾，也可以消除了。只希望执事明察此意。给洪方洲主事 申卿经过常州时，我没能前去相见。后来偶然游历苏州，见到他正在那里就医。这位朋友的病势已经危急，大多是死神在催促人了。我常常听吾兄说，申卿是泉郡第一等砥砺品行、知有廉耻的人，使人面对他便悲伤感怀，产生恨不得以百人之身来替代他的感情。而且他的行囊将要空了，问他只有银子五两；他说回乡的盘缠还不够，谢医买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从囊中取出银子五钱送给他，又劝他到镇江就医，同方洲联系。他说归乡心切，不能再向北走。我说：“南路上有乡里的士大夫吗？”他说平素少有交游。我说：“刘松江不是您的乡里人吗？”他说：“也是同年。”我说：“前去依靠他，怎么样？”他很为难，说：“平时也不太相知。”我劝他说：“到了这个时候，难道还要守着区区的孤高耿介吗？只要把身体留在天地之间，还有许多好事可以做，难道还要守着区区的孤高耿介吗？”我再三安慰劝说，他才认为我的话有道理。当时门生蔡举人也在座，我私下对蔡生说：“申卿在极其颠沛困顿的时候也不肯胡乱求助于人，可见他平生的为人。”我当时写了一封信，托富副使转交给刘松江。又不知道刘君的义气究竟如何，特意派人把这些话告诉吾兄。兄长可以从俸禄中拿出一二两银子，再同在南京的有义气的同乡士大夫商量，或许能凑得银子五六两；请赶快派衙门中一个可靠的人带到松江给申卿。如果能救这个人一命，使他能够用余生更加努力做个好人，这是天地之间人人都应共同承担的事情。倘若最终不幸，也可以使他在客途上免于葬身沟壑而已。若南京没有可以安置他的地方，兄长就再写一封信，也托给刘松江，他也不会没有办法安置。此事必须迅速办理，否则就是要等到车辙干涸之后才想引西江的水来救它了。给雷古和提学 执事持节守义，是当今最不能以私事求托的人。我平生很懂得守住自己的孤高耿介，从来不敢以私事求托别人。如今却要让一个平生不敢以私事求人的人，偏偏去求托于一个最不能以私事求托的上官，而且还从未同您见过一面，即使愚人也知道这足以触犯罪责而一无所得。可是我竟不自量力，冒昧这样做，那么其中的情由也可以看出来了。河南提学陈后冈，从前是鄙人生死相交的朋友。我想到这位生死之交，想替他照顾身后的家属，这是我个人的私情。陈君从束发起就知道苦心学习、砥砺节操；他做翰林时不肯向权贵谄媚屈服，于是被奸邪谗言中伤，权贵便把他斥逐到外藩，后来又因天灾去世。如今他的棺木寄放在客地，过了十多年还不能安葬；留下一个四十多岁的病妻，抚养十六七岁的弱子，母子两人相依为命，家中连仆人也无所依靠，孤苦零落，是路人都悲伤的情形。陈君做官十四五年，从来没有百金的产业，只能依靠死后所得的数百两赙金；我不得已替他经营，所得利息逐年归还，妻子儿女的生计，也只有这样而已。况且怜悯他因为砥砺节操而遭遇困厄，想替他照顾后代，这也是负责观风察俗者的责任，是天下的公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口〕 如今他的儿子渐渐能够读父亲的书，或者把他安排到学校中，那么或许可以不使先人的事业坠落。凭我的愚昧，难道不知道奔走竞争、求取入学是浙中的风俗大弊，也是执事最严禁的吗？但这个孩子好学修身、砥砺节操，陈君本来就是善类；士大夫的妻子儿女流落困苦，又没有比陈君家更严重的。倘若执事能够把他的儿子置于通常规定之外，只足以劝勉有志之士和特立独行的人，却不足以成为请托贪求者援引的先例。这就是我不敢求助于其他人，却一定要求托于执事的原因：因为我认为执事既能以正直之道对待权势炽盛的人，必定也能垂怜清贫孤苦之家；既然一定不肯做世俗人所做的事，也一定能够做世俗人所不做的事。是认为我有罪，还是谅解我，请执事教诲。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七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八 书四 ◆书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