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译咏史 路光禄来信，叙述江东同好诸友相继去世之事，我感慨叹息，写成此篇。经过矩亭，在李先生墓前拜祭。潘生次耕南归，寄诗给我看。子房 在长白山下割禾。岁暮 我的侄子洪善从北方来，说起近年来吴中有开凿疏通淞江的工程，我写下此诗给他看。闰五月十日 拜访张贡士尔岐。送程工部下葬。路舍人在太湖东山客居三十年，寄此诗代替书信。汉三君诗 高祖 光武 昭烈 楚地僧人元瑛谈起湖南三十年来的事情，作四首绝句。以檐下雀为题赋诗。在蓟门送子德回关中。李生符从南方回来，回到檇李已经三年了；追忆往日壮游，同时把旧作给他看。二月十日到攒宫办事。赠给献陵司香贯太监宗。陵墓下的人说，上年冬祭时，有声音从宝城中传出，一直传到裬恩殿，过了一顿饭的工夫才停止，众人都感到奇异。经过郭林宗的墓。介休 灵石县东北三十五里有神林，是晋国介之推的祠庙。在霍北道中，怀念关西诸位朋友。在河边写作。冒雨到华下，住在王山史家。拜访李子德。黑色的帽子 采芝 寄给李生云沾，当时他寄居曲周的僧舍，教导儿子衍生。春雨 寄给同时被推荐的两三位处士。《井中心史歌》夏日 《梓潼篇》，赠给李中孚。和王山史寄来的在燕中对菊诗。关中杂诗 拜访朝邑王处士建常。寄给子严。寄给次耕，当时他因被推荐而在燕中。次耕来信说，当时的权贵有人想索观我所著的书；我写信答复并给他看。在云台观寻找希夷先生的遗迹。硖石驿东二十里有西鸦路，从赵保、白杨树起二百五十里到临汝；因为盘查侦察严密，筑墙封闭了道路，经过这里时题诗。雒阳 三月十九日行至嵩山会善寺。少林寺 嵩山 测景台 卓太傅祠 梁园 海上 五岳 赠张力臣。子德从燕中向西回来，在汾州天宁寺探望我。寄给次耕。岁暮向西归还时，李生云沾正在阅读《盐铁论》。送康文学乃心回合阳。友人来访，席间即兴作两首绝句。送李生南归，寄给戴笠、王锡阐两位高士。酬答族子湄。朱处士鹤龄寄来《尚书埤传》。哭悼李侍御、灌溪先生模。在华下怀念顾推官。华阴古迹二首。平舒道 回溪 悼亡 冬至时寄居汾州阳城，在里中尉敏■〈氵乎〉家祭祀完毕后饮酒，有感而作。寄题贞孝墓后的四棵柿树。赠卫处士蒿。以二十四韵酬答李子德。赠毛锦衔。《亭林集》外诗补遗。和若士兄所作《赋孔昭元奉诸子游黄歇山大风雨》诗。古侠士歌 哭悼张蒿庵先生。围城 《熹庙谅阴记事》◇《亭林文集》◇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补遗 ●《亭林文集》卷之一 北岳辨 革除辨 原姓 郡县论一 郡县论二 郡县论三 郡县论四 郡县论五 郡县论六 郡县论七 郡县论八 郡县论九 钱粮论上 钱粮论下 生员论上 生员论中 生员论下 ○北岳辨

译古代帝王设置祭祀五岳的礼仪，并不一定都在山顶；祭祀四渎，也不一定都在河流的源头。东岳泰山在博县，中岳泰室山在嵩高，南岳灊山在灊县，西岳华山在华阴，北岳恒山在上曲阳，祭祀地点都在山下的城邑。然而，其他四岳没有疑问，唯独北岳有疑问，是因为恒山绵延将近三百里，而曲阳县城在平地上，距离山脚又有一百四十里，这就是马文升提出改祭地点请求的原因。黄河流入中原，是从积石山开始的，却在临晋祭祀；长江发源于岷山，却在江都祭祀；济水发源于王屋山，却在临邑祭祀。先王制定礼制，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而定，并不改变。考察《虞书》说：‘十一月初一，巡行视察来到北岳。’《周礼》说：‘并州的镇山叫恒山。’《尔雅》说：‘恒山就是北岳。’注文也都指为上曲阳。三代以前虽然没有具体遗迹可考，但《史记》说：‘常山王有罪，被迁徙。天子把他的弟弟封在真定，以接续先王的祭祀，于是把常山设置为郡。’从此五岳都在天子统治的国境内。《汉书》说：‘常山在上曲阳祭祀。’应劭《风俗通》说：‘庙在中山国上曲阳县。’ 《后汉书》说：‘章帝元和三年春二月戊辰，驾临中山，派遣使者到上曲阳祭祀北岳。’《郡国志》说：‘中山国上曲阳，原属常山。恒山在其西北。’可见这种做法由来已久。《水经注》却说这里是恒山山下的庙，汉末天下丧乱，山路不通，所以才在这里祭祀。这样说却不知道班氏已经先说过此事，而且那是孝宣帝诏令太常办理的，并不是汉末的事情。《魏书》说：‘明元帝泰常四年秋八月辛未，向东巡行，派使者祭祀恒岳。太武帝太延元年冬十一月丙子，驾临邺地；十二月癸卯，派使者用太牢祭祀北岳太平真君。四年春正月庚午，来到中山；二月丙子，车驾来到恒山南面，诏令有关官员刻石立铭。十一年冬十一月，向南征伐，经过恒山，用太牢祭祀。文成帝和平元年春正月，驾临中山，经过恒岳，礼敬山神后返回。第二年南巡，经过石门，派使者用玉璧和牲牢祭祀恒岳。’魏国都城平城在恒山以北，却一定要到南面的曲阳祭祀，遵循古代先王的祭祀命令而不改变；这就如同周朝都城在丰镐、汉朝都城在长安，却向东到华山祭祀，仍称华山为西岳一样。所以吴宽认为，帝王的都城没有固定之处，而五岳的位置是固定的。历代的制度是改变都城而不改变五岳。太史公所说‘秦称帝，定都咸阳，而五岳四渎都在东方’，正是这个意思。《隋书》说：‘大业四年秋八月辛酉，皇帝亲自祭祀恒岳。’《唐书》记定州曲阳县说：‘元和十五年，将恒岳改称镇岳，并设有岳祠。’又说：‘张嘉贞任定州刺史时，在恒岳庙中树立颂碑。’我曾亲自到过那座庙，张嘉贞的碑仍然存在。另有唐代郑子春、韦虚心、李荃、刘端的碑文共四篇，范希朝、李克用的题名各一处；碑阴和碑的两侧刻有大历、贞元、元和、长庆、宝历、太和、开成、会昌、大中、天佑等年号，以及某月某日祭祀时初献、亚献、终献的官员姓名，共有一百几十行。宋初，庙被契丹焚毁。淳化二年重建，但唐代的碑刻并没有毁掉。至于宋代的醮文和碑记尤其多，无法全部抄录。从唐代以前史书中的记载是这样，从唐代以后碑刻中的实物证据又是这样，于是可以知道北岳在上曲阳祭祀，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古代帝王遥望山川而祭祀，并不登上山顶，所以五岳的祠庙都在山下；而接见诸侯、考察和整顿风俗，也必定在大山南面平坦、开阔、广大、平衍的地方，不会在险峻遥远、空旷隔绝的地区，这一点很明显。况且一年之中巡行四岳，南到湘中，北到代北，按实际情况也有做不到的地方。因此《尔雅》等书都把霍山说成南岳，汉人也在灊地祭祀。禹在涂山会见诸侯，涂山就是靠近灊地的地方。《水经注》说：‘上曲阳故城，本是岳牧朝见天子时住宿的城邑。古代天子巡狩恒山，每年十一月来到北岳，侯伯都设有供沐浴斋戒的封邑。周朝衰落后，巡狩之礼废弃，城邑的郭墙仍然存在。秦代设置县，县城在山曲的南面，因此叫曲阳。因为还有下曲阳，所以这里称为上曲阳。’可是马文升却说宋朝失去云中以后，才开始在这里祭祀恒山，难道不是荒谬吗！五镇之中只有医无闾最远，唐代以来在柳城郡东设置祠庙，遥祭礼敬；宋代则附带在北岳祠中祭祀。这样看来，宋人遥祭的是北镇，并不是北岳。世上的儒者，连唐宋的事情都不能了解，更何况要和他们谈三代初年的事情呢？在此以前，倪岳任礼部尚书时，已经不采纳马文升的意见；万历年间，沈鲤驳斥大同巡抚胡来贡的请求，又重申了这一点。他们都依据经书和史书的记载，只是还没有到过当地。所以我先到曲阳，后来又登上浑源，把亲眼所见写下来告诉后人，使他们不要被俗书流传的说法所迷惑。【马文升的奏疏说：‘《虞书》说，开始划分为十二州，大概每州都选取高大显著的山作为镇山，而恒山作为北岳，在今天大同府浑源州。历经秦、汉、隋、唐，都是在山所在地祭祀。五代时河北失去控制，宋朝承接石晋割让土地之后，以白沟为边界，于是便在真定府曲阳县祭祀恒山，并写道：有飞来的石头。这实在太荒唐了。然而宋朝都城在汴京，真定是它的北部边境，这也属于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到了我朝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认为真定太远，因循旧例而没有加以厘正。文皇帝迁都北平，真定反而在都城南面，当时礼官不能明确提出正确意见，仍沿袭旧的陋规，这是礼官的罪过。《周礼》说，恒山是并州的镇山，位于正北。《一统志》说，恒山在浑源州南二十里。况且浑源的庙址还存在，地方老人都传说此事，确实不是虚妄。请求命令礼部再次详细考察。如果臣所说正确，就命令山西及大同巡抚官员斟酌工程费用，在浑源州恒山庙旧址按照制度增修，用来祭祀北岳。撰写文章刻在石上，昭示后世。’浑源之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成化以前，原本没有这种说法。

译端肃公似乎从未读过十七史，只听取道路上的传闻，竟到了这种地步。浑源的庙并没有什么古代毁坏的遗迹，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就像泰山、华山山上也各有宫观，而大庙都在山下，只是曲阳距离恒山稍远；如今制度又把两地分属直隶、山西两个辖区，人们便因此产生疑问。奏疏中所说的‘地方老人传说’，恰恰足以说明这不是出自史书，而是从乡野人嘴里听来的。后人知道这种说法行不通，于是又编造说：舜向北巡狩时遇到大雪，停留在曲阳；有一块石头飞来，因此就在这里遥望祭祀。却不知道这件事是谁看见的，又是谁传下来的。这大概又是马文升多余的附会。】○革除辨 ‘革除’这种说法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成祖在建文四年六月己巳即皇帝位，前代君主中有这种情况的，都在即位当年改换年号。即位后不急于改元，是本朝的家法；但不允许仍然称建文四年，则是历代更换君主的通常做法。因此七月壬午朔日的诏书中有一条说：‘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纪年，把明年改为永乐元年。’其中从来没有‘革除’二字。即使说是革除，也只是革除七月以后的建文年号，并没有把六月以前以及建文元年、二年、三年的建文年号一并革除。所以建文有四年却没有完成这一年，洪武有三十五年，却没有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实录记载此事是很清楚的。六月己巳以前的记载写建文四年，庚午以后则特意写洪武三十五年，这是当时依据事实记载的。只是儒臣见识浅陋，不能体察皇帝的心意，又嫌在成祖实录中记载建文年号，于是创立一个没有年号的元年，把这段历史写入史书，使后来的读者感到困惑，不能理解；‘革除’的说法也就从此产生了。建文没有实录，因为成祖的事迹中不能缺少这四年，所以才有从元年开始的纪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三年〕 假如成祖果真把建文改为洪武，那么在建文元年就应当记作洪武三十二年。又假如不记洪武，只革除建文年号，也应当像《太祖实录》的体例那样记作己卯年。如今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清楚地记载在成祖实录中，因此可以知道并没有革除建文年号。既然没有革除，却不在元年之前冠以建文年号，只在洪武三十一年的记载中出现一次，仿佛有所避讳而不敢正式记载，这是史臣的过失；至于其他奏疏、文书中所说的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则都是臣下奉行时造成的错误。况且实录中每次记载都称建文君，成祖即位后给世子的信中也称建文君，后人却竟把他称为‘革除君’。建文不是被成祖革除的，而是被传闻革除的；不是被诏书革除的，而是被臣下执行时的文书革除的，这不能不加以辨明。有人说：洪武既然有三十五年，怎么会没有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呢？考察古代，后汉高祖即位时，仍称天福十二年；在此以前则是出帝的开运三年。因此天福有十二年，却没有九、十、十一年。这样看来，成祖仍然沿用洪武年号，不正与此暗合吗？○原姓 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传过一代、两代就可以改变，姓则千万年也不改变。最尊贵的是国君，国君没有氏，不称氏而称国名。践土之盟的盟书写道：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荀偃称齐环，卫太子称郑胜、晋午，也是这种情况。其次是公子，公子没有氏，不称氏而称公子，如公子彄、公子益师就是这样。最下层的是庶人，庶人没有氏，不称氏而称名。那么，氏的兴起，大概是在卿大夫这一阶层吧？所以说：诸侯的儿子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公孙的儿子则以祖父的字、谥号、封邑或官职作为氏。称氏，是为了区别族类，也是尊重贵者。考察《左传》，在二百五十五年间，有男子称姓的吗？没有。女子则称姓。古代男女的排行不同，未出嫁时称姓，并在姓前加排行，如叔隗、季隗；已经出嫁的，对国君说便称姓，并在姓前冠以国名，如江芊、息妫；对大夫说，则称姓，并在姓前冠以大夫的氏，如赵姬、卢蒲姜。在女子所属国家的人称呼她时，有时在姓前冠以她所出自的国家或氏，如骊姬、梁嬴对于晋国，颜懿姬、鬷声姬对于齐国，都是这样。死后称姓，并在姓前冠以谥号，如成风、敬嬴；也有没有谥号，仍沿用未出嫁时称呼的，如仲子、少姜。范氏的祖先，在虞以前属于陶唐氏，夏代属于御龙氏，商代属于豕韦氏，周代属于唐杜氏。士会的妻妾中留在秦国的人成为刘氏，夫槩王逃奔楚国后成为堂溪氏，伍员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齐国，成为王孙氏，智果从太史氏分出一族，成为辅氏，所以说氏可以改变。孟孙氏小宗的分支成为子服氏、南宫氏；叔孙氏小宗的分支成为叔仲氏。季孙氏的支子有季公鸟、季公亥、季寤，他们称季而不称孙，所以说这是尊贵者的缘故。鲁昭公娶吴国女子为妻，因为同姓，称她为吴孟子；崔武子想娶棠姜，东郭偃说：‘男女必须辨明姓氏。如今国君出自丁公，我出自桓公，不可以。’崔氏和东郭氏之间，世代相隔很远；昭公和夷昧之间，年代也相隔很远，但同姓即使百世之后仍不可通婚，这是周代的礼法。所以说姓是不改变的。所以，称氏，是用来区别男子的；称姓，是用来区别女子的。秦以后的人把氏当作姓，把姓用来称男子，于是周代的制度消亡，族类也混乱了。作《原姓》。《郡县论》第一

译懂得封建制为什么变成郡县制，也就懂得郡县制的弊病将会促使它再次改变。那么，难道还要重新变回封建制吗？回答说：不能这样。有圣人兴起，把封建制的用意寓于郡县制之中，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大概汉代以来的人，都说秦朝因为孤立无援而灭亡，却不知道秦朝的灭亡，不是封建制灭亡的结果；封建制本身也会灭亡；而封建制的废止，本来是从周朝衰微之日就开始的，并不是始于秦朝。封建制的废止，不是一天造成的，即使圣人兴起，也将使它变为郡县制。如今郡县制的弊病已经到了极点，却没有圣人出世，仍然一件件沿袭旧例；这就是百姓生活日益贫困、中国日益衰弱并且越来越趋于混乱的原因。为什么呢？封建制的弊病，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下层；郡县制的弊病，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上层。古代圣人以公心对待天下人，把土地分封给他们，把国家分给他们；如今统治人民的人，把四海之内都变成自己的郡县还嫌不够，对每个人都猜疑，对每件事都加以控制，科条文簿一天比一天增多，又设置监司、督抚，以为这样就能使守令不至于残害百姓。却不知道各级官吏战战兢兢地忙于补救过失还来不及，只把能够得到任期替换视为幸运，却没有人肯为百姓兴办一天的利益；百姓怎么能不贫困，国家怎么能不衰弱？如果照这样继续下去而不改变，即使经过千百年，我也知道它将与混乱相伴，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么，尊重县令、郡守的职位等级，赋予他们创造财富、治理人民的权力，废除监司的职任，设置世袭官职作为奖励，实行自行征辟属吏的办法，这就是所谓把封建制的用意寓于郡县制之中；这样，二千年以来的弊病就可以重新振作。后世君主如果想使民生富厚、国势强盛，就一定会采用我的主张。《郡县论》第二 我的主张是：把知县改为五品官，端正其名为县令。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必须从方圆千里以内、熟悉当地风土的人中选用。开始任职时称为试令，任满三年而称职，才成为正式县令；再任三年而称职，封赠父母；再任三年而称职，赐玺书慰问；再任三年而称职，提升官阶、增加俸禄，终身任用。年老或有疾病请求退休的，推举自己的儿子或弟弟代替；没有儿子、弟弟而推举他人的，也听凭其便。代任离去以后，让他居住在该县，担任祭酒，终身享受俸禄。所推举的人再任试令，三年称职后成为正式县令，依照上述办法办理。每三四个县或五六个县合为一郡，郡中设置一名太守，太守三年更换一次。下诏派遣御史巡行各地，一年更换一次。督抚、司、道等职全部废除。县令以下设置一名县丞，由吏部选授。县丞任职九年以上，可以补授县令。县丞以下设主簿、县尉、博士、驿丞、司仓、游徼、啬夫之类，全部设置，不得裁减。任用这些人的权力听凭县令自行选择，然后把姓名报送吏部；主簿以下的职位，可以任用本县的人。县令有得罪百姓的，小罪流放，大罪处死；称职的县令，既然已经在该县安家，就除去他的本籍。这样，使天下担任县令的人不能调迁，也不能回乡，终身与该县相终，子孙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不称职的流放，因贪污而败坏官职的处死。这样，居留时是县的长官，离职时就成为流放之人；奖赏时就成为世袭官员，惩罚时就处以斩刑、绞刑，难道还有不努力成为良吏的吗？《郡县论》第三 什么叫称职？回答说：土地得到开垦，田野得到治理，树木繁茂，沟渠得到修整，城郭坚固，仓廪充实，学校兴办，盗贼被屏除，兵器完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民能够安乐地从事生产。养育百姓，就像一家人饲养五头母牲畜一样：派一个司马牛的人，再派一个负责草料豆料的人，又让掌管纲纪的仆役监督他们，连一升一斗的开支都必须报告主人，结果马牛一天比一天瘦弱。我却不这样做。我选择一个勤劳能干的牧人，把马牛交给他，给他牧地，使他的产出总是超过饲养所需；看见马牛肥壮繁殖，就奖赏他，否则就鞭打他。这样看来，那些做主人的一定会是乌氏、桥姚那样的人。天下的祸患，本来一个牧人就足以办理，却偏偏弄得如此纷纷复杂。因为不信任牧人而使用监督的仆役，严重时连监督的仆役也不信任，于是主人耳目混乱。这样，爱护马牛的心情总是抵不过吝惜草料粮食的盘算，牲畜就消耗衰败了。所以，马靠一个牧人就能肥壮，百姓靠一个县令就能安乐。《郡县论》第四 有人说：没有监司，县令的权力不就太重了吗？允许子弟接替，岂不是会专擅吗？从方圆千里以内选人，难道不会偏爱自己的亲戚故旧吗？官吏职权之所以常被亲戚故旧干扰，正因为他们相距遥远。假使大家都居住在同一座城里，即使想偏袒，也会有做不到的地方。汉代以来，守护乡郡的人多得很。曲阜的县令很少有因贪婪残酷而败坏的，并不是孔氏子弟特别贤能，而是形势使然。若因为子弟可以接替而担心他们专擅，那么小小的县，难道能够起兵反叛吗？上面有太守，难道不能调集邻县的军队讨伐它吗？太守想要反叛，那五六个县的人难道肯舍弃可以传给子弟的官职而跟随他作乱吗？难道没有看见播州的杨氏传承八百年，最后仍因反叛而被杀吗？如果说没有监司就不能治理，那么南畿十四府四州为什么能够把事情直接上达六部呢？况且现在州县的官员没有固定的守土职责，百姓也没有固定的供奉对象，所以经常发生盗贼和戎翟的祸患；盗贼到了一个州，一个州就被攻破；到了一个县，一个县就被残害。对此不加谋划，却担心县令、郡守专擅，这就叫不知轻重、不能类推。《郡县论》第五 天下人各自顾念自己的家庭，各自偏爱自己的子女，这是人之常情。为天子、为百姓着想的心，必定不如为自己着想；即使三代以前也是如此。圣人顺应这种人情而加以利用，以天下人的私心，成就一个人的公心，于是天下得到治理。假使县令能够偏爱自己百里之内的土地，那么县里的人民都是他的子女，县里的土地都是他的田地，县里的城郭都是他的藩篱，县里的仓廪都是他的粮仓。既然是自己的子女，就一定会爱护而不伤害；既然是自己的田地，就一定会治理而不荒弃；既然是自己的藩篱和粮仓，就一定会修缮而不损坏。从县令的角度说，这是私心；从天子的角度说，用来求得天下治理的办法，不过如此而已。一旦发生意外变故，必定不会有刘渊、石勒、王仙芝、黄巢一类的人横行千里，如入无人之境。于是就会有拼死守卫、至死不离的守军，也会有联合交结、共同抵抗的力量；这不是为了天子，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正因为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也就是为了天子。天下人的私心，就是天子的公心。公正就能使人喜悦，守信就能使人愿意任用他。这样，三代的治理就可以希望达到，何况汉、唐的盛世，更不难实现。《郡县论》第六

译如今天下的祸患，没有比贫困更大的了。采用我的主张，五年就可以达到小康，十年就可以达到富裕。且以马来说：天下驿站往来，以及州县向京师上报赋税、向司府报告事情、迎送上官、递送文书，还有平民在官府所使用的马，一年大约不下百万匹，它们行走的路程大约不下万万里。如今这些用途可以减少十分之六七，西北的马就会多得用不完。再以文册来说：一件事必定要报送几个衙门，往返驳查必须多次，还有迎送、生辰、拜贺所需的文书，纸张材料的费用摊派给百姓，每年不下巨万。如今这些用途可以减少十分之七八，东南的竹箭就会多得用不完。其他类似的物品，不能全部列举。况且如果使县令能够节省耕作和征敛，教导人民种植、畜牧，那么田地的收获、瓜果的收成、六畜的繁殖、材木的茂盛，五年之内一定会增加一倍。从此还可以开发山林水泽的利益。采矿的劳役，自元代以前每年都照例进行；先朝之所以把它关闭而不开发，是因为它会招致混乱。譬如有一窖金子，把它挖在五路交汇的街道上，市民就会聚集争夺；把它挖在堂屋之内，就只有主人能够得到，门外的人不能争夺。如今有矿藏，天子来开采，就是把金子挖在五路交汇的街道上；县令来开采，就是把金子挖在堂屋之内。这样，山林水泽的利益都能得到利用，又不向百姓征取，所以说这是使国家富裕的策略。《郡县论》第七 法令的弊病，没有比把东州的粮饷拿去供给西边的军队、把南郡的粮食拿去接济北方驿站更严重的了。如今则把一切归于本县，根据县的交通要冲与偏僻程度、事务繁多与简少来衡量，使一县的用度经常宽裕有余。又把本县官员的俸禄留下，也一定使它超过通常数额；剩余部分然后确定为解送京师等项。起初必须按照土地情况确定赋税，把田地分为上、中、下三等或五等，所有收入都交给县令征收。解送京师的叫贡、叫赋；非按时征办的费用，则从额定赋税中支销。如果用尽全县收入仍然不足，再用其他县的赋税补助，名为协济。这属于天子的财物，不能作为固定的常额。然而这样实行十年以后，一定不会再有用尽一县收入仍然不足的情况。《郡县论》第八 叶正则说得好：‘如今天下官员没有封建制，但吏役却有封建制。’州县的弊病在于，吏胥盘踞其中，把它作为窟穴，父亲传给儿子，哥哥传给弟弟。其中尤其强横狡猾的，就升为院司的书吏，来牵制州县的权力；上面的人明明知道这是天下的大害，却无法铲除。假使官员都从方圆千里以内选用，熟悉当地民事，并且终身任职，那么上下的名分就会分明，百姓的心志就会安定；文书法令可以减少，吏治事务也会简化。官员的力量足以制服吏役而且还有余力，吏役也没有办法把持官员而只能遵守法令。古人所谓把百万虎狼养在民间的现象，将在一天之内全部除去；治理天下的快意，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件事呢？《郡县论》第九 选取士人的制度，推荐他们，大致采用古人乡举里选的意思；考试他们，大致采用唐人身、言、书、判的办法。县里推举贤能之士，每隔一年有一人到吏部考试。成绩上等的授郎职，名额不固定；郎官中的优等者可以出任县令；次等者任县丞，在本郡附近使用；再次等的回到本县，任主簿、县尉之类。学校的设置，听凭县令和本县士人自行聘请教师，称为老师而不称官，不把名籍隶属于吏部。在京城，则由公卿以上仿照汉代三府征辟的办法，兼采使用。天下士人中，有道德而不愿做官的，就做人的老师；有学问、才干而想在世上施展的，县令可以举荐他，三府可以征辟他，这样也就不至于遗漏人才。有人说：每隔一年才一人，功名的道路不是太狭窄了吗？教化天下士人，使他们不争逐功名，是王道治理的大事。况且颜渊不做官，闵子辞去官职，漆雕开没有能够出仕，曾皙有不同的志趣，又何必一定在意功名呢？《钱粮论》上

译从禹、汤的时代起，就不可能没有灾荒年，但百姓至于没有米吃、卖掉子女的情形，禹、汤的时代也不能完全避免。灾荒年卖妻卖子的事，禹、汤时代不能没有；丰收年卖妻卖子，却是唐、宋末年以前从未有过的事。从前我在山东，看见登州、莱州沿海一带的人多说谷物价格低，住在山僻之地却没有银子交纳官府。如今来到关中，从鄠县以西直到岐山一带，年成非常好，谷物非常多，百姓却相继卖掉妻子儿女。到了征收粮赋的日子，村民全部出动，称为‘人市’。询问当地长吏，回答说：一县中卖到军营而请求盖印为凭的人，每年接近一千人；至于逃亡或自杀的，又不知道有多少。为什么呢？因为有谷物却没有银子。收获的不是所要交纳的，所要求的又不是当地所能生产的。银子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廾人已经停止设置了，【《周礼·地官司徒》有‘廾人’。廾，是‘矿’的古字。】海舶也已经撤除了，中国民间的银子正在一天天消耗；何况山僻之地，是商人绝迹的地方，即使把鞭打百姓的力量全部用上去索取，又到哪里去得到呢？所以谷价一天比一天低，百姓一天比一天穷；百姓一天比一天穷，赋税一天比一天难以征足。拖欠一年比一年多，人口一年比一年减少；照这样下去而不改变，将不知道最后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况且银子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呢？古代富人所拥有的，不过是豆类、谷物罢了。为了交易，不得已才用钱来权衡它们的价值。然而从三代直到唐代，向百姓征取的只是谷物和丝帛。自从杨炎的两税法施行，才开始改为征钱，但当时还没有征银。汉代史志说秦朝的钱币有两等，而银、锡之类只是用于器物和装饰，并不是货币。到梁代才开始有交州、广州以金银作为货币的说法。宋仁宗景祐二年，才下诏令各路每年输送缗钱；福建、二广可以用银折纳，江东可以用丝帛折纳。之所以向福建、二广征取这些，是因为那里矿冶多，海舶贸易有利。到金章宗时才铸造银币，命名为‘承安宝货’，公私都把它当作现钱使用。金哀宗正大年间，百姓只用银子买卖，而不使用铸造的银币。到了今天，上下通行银子，却忘了它的来源。然而考察《元史》，每年的赋课数额，以银为最少。这样看来，国家赋税使用银子，大概不过二三百年罢了。如今谈赋税必说‘钱粮’，钱就是钱，粮就是粮，哪里有所谓银子呢？况且天地之间银子并没有增加，赋税却加了几倍，这必定是无法供给的数额。从前唐穆宗时，物价低而钱价高，采用户部尚书杨于陵的建议，下令两税等钱全部改用布帛丝绵缴纳，百姓感到便利。【《旧唐书·穆宗纪》说：‘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书杨于陵总领百官讨论钱货轻重的问题，主张把天下两税、榷酒盐利等，全部用布帛和各地所产之物充作税赋，不征收现钱；这样物价逐渐上升，钱价逐渐下降，农民就可以免于低价出售成匹的布帛。请中书门下、御史台及各司官长重新议定施行。穆宗听从了。’】吴国徐知诰听从宋齐丘的意见，认为钱不是耕田养蚕所得，却使百姓缴钱，是教导他们抛弃根本、追逐末业。于是各种税赋全都征收谷物、布帛、绸绢。这说明古人谈到向百姓征取财物时，尚且认为钱难以得到，认为百姓一心求钱就是不从事根本生产，更何况银子呢？先王制定赋税，必定征取当地所产之物。如今在交通便利的大都市、商人聚集的地方，即使全部征收银子，百姓也不会感到困苦；至于偏远角落、交通不通的地方，即使只按十分之三征银，仍然无法得到。用这种必定得不到的东西使百姓困苦，最后又使国家受害，那么何不估量土地适宜生产什么，权衡每年收入的数额，酌情采用转运办法，在其中通融办理呢？凡是州县中不通商的地方，都命令缴纳本地所产之物；不得已时，才按十分之三征收钱。钱从下层流向上层，劣钱、滥钱就没有容身之处，钱的价值也会提高；这是一举两得。既没有免除赋税造成的亏空，又有使百姓活下来的实际利益；既没有催督责罚的困难，又能逐渐补足拖欠。今天的谋划，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种谷物却征银子，就像养羊却要求马；依靠银子使国家富裕，就像靠酒来充饥。拿这种办法自我欺骗，最终使国家和百姓一同穷尽，这种计策还不如唐、宋末年的那些臣子。《钱粮论》下

译唉！自古以来，拥有国家的人向百姓征取财物，已经十分完备了，却从未听说有‘火耗’的说法。火耗这个名称的由来，难道是从征银的时代开始的吗？这就是所谓正赋征十而额外赋税征三吗？这就是所谓国家饱足而奸吏富有吗？这就是国家严加防禁，而污浊官员、狡猾吏胥世世代代守护、把它当作留给子孙的宝物吗？这就是穷困百姓的根源、财物匮乏的源头、盗贼滋生的门户，也是庸弱无能的在位者亲眼看见却不加救治的祸患吗？考察火耗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一个州县的赋税事务繁多，家家户户都要收取，铢铢两两地缴纳，不能因为琐碎细小就逐项上报司府，所以不得不借助火来熔铸。有火就必然有损耗，所谓耗，不过是百分之一二罢了。有个卑鄙小人认为这是额外征收，不能不触犯吏部的议论；他便挑选对象搜刮，仍不足以满足他的贪婪。于是借火耗之名，作为巧取豪夺的办法，大概不知道始于哪一年，但这种办法代代相传，官员加重一层，后来一代比一代增加，直到今天。于是官府取其额外收入的十二三分，而百姓以十三分缴纳国家应收的十分；里胥之类又取其额外收入的十一二分，而百姓以十五分缴纳国家应收的十分。他们征取时，按两计算的，是土地较多、豪强有势力、能够牵制官府的人；按铢计算的，必定是最贫穷的下等户，即使多征取一些，他们也不敢说话。于是，按两计算的加征达到十二三分，按铢计算的加征达到十五六分。对正赋的加征较薄，对杂赋的加征较厚。正赋，是官府首先注意的；杂赋，是官府后来才注意的。于是正赋加征十二三分，杂赋加征有时达到十七八分。解送给藩司的，称为羡余；贡送给节使的，称为常例；以不得不办为理由责令缴纳，以不可破坏为理由加以保护，而百姓生活的困苦，从来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严重的。我曾长期在山东，山东百姓无不头痛皱眉，控诉火耗的暴虐。唯独德州不是这样。询问其中原因，回答说：本州赋税二万九千，其中二成征银，八成征钱。钱没有火耗加征，所以百姓的负担比其他县轻。这并不是德州的官员都贤能、里胥都是好人，而是形势使然。又听当地老人说，近代贪吏比唐、宋时期严重一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钱重而难以运输，银轻而容易携带；钱难运，就少收而说成多收；银易带，就多收还嫌少。这不是唐、宋的官员清廉而今天的官员贪婪，而是形势使然。这样看来，银子流通而钱币滞涩，成了官吏的珍宝、百姓的盗贼。明朝初年，曾禁止百姓使用金银，违犯者按奸恶罪论处。使用金银有什么奸恶呢？之所以重重加以禁止，大概是预先知道弊病必然会发展到今天这样。当时市肆中使用的都是唐、宋的钱，制钱只是偶尔铸造，用来补充不足罢了。如今钱币衰弱而金银的危害兴起，市场困窘而伪造的钱物出现；国家的货币被上层夺取，百姓的力量在下层枯竭。假使陆贽、白居易、李翱这一类人生活在今天，他们的叹息，一定会比唐朝中叶时更加深重。【陆贽《上均节财赋六事》第二说：‘凡是国家的赋税，必须衡量人民的力量，按照土地所适宜生产的东西征收，所以所收入的，只是布、麻、丝、绵和各种谷物罢了。先王担心物价贵贱失去平衡，人民交易难以估量，又制定钱币制度，以调节轻重。财物的收取和散发、放松和收紧，都必须依靠它。这是掌握财物的大权，是国家的利益和权力，掌握在官府，不可交给下级。既然如此，谷物和布帛是人民生产的，钱币是官府铸造的。因此本朝的法令规定，租税缴谷物，庸税缴绢，也就是缴纳丝、绵、布，哪里曾有用钱作为赋税的呢？’ 如今的两税却独独不同于旧制，只按资产估定等级，使人用钱和谷物确定税额，只计算能够得到的利益是否适宜，完全不顾供办的难易。征收的不是百姓所生产的，百姓生产的又不是所征收的，于是有时只好加价买来自己没有的东西，再压价卖掉自己所有的东西；一增一减，损耗已经很多。李翱文集中有一篇《疏改税法》，说：‘钱是官府铸造的，谷物和布帛是农民生产的。如今却让农民低价卖掉谷物布帛，换钱缴给官府，这难道不是颠倒次序，索取他们没有的东西吗？因此豪强富户、大商人都大量积存钱币，利用价格涨落牟利，所以农民一天比一天困苦，末业一天比一天兴盛。请一概不要催逼现钱，全部缴纳布帛。’白居易文集中有一首赠友诗说：‘私家没有铸钱的炉，平地没有产铜的山，为什么秋夏两季纳税，年年都要缴铜钱！钱的力量日益沉重，农民的力量日益耗尽；低价卖掉谷物和麦子，低价交易丝和绵；年终衣食全尽，怎能不饥寒？我听说国家创立之初，有制度流传下来不可更改：庸税必按丁口计算，租税必按桑田计算。不索取土地不产的东西，不强迫人民做困难的事；量入为出，上面够用，下面也安定。战争兴起，制度改变一次；战争平息，制度却没有恢复，使我们这些务农养蚕的人憔悴在田间。谁能革除这个弊病，等您掌握财政权力，恢复租庸法，使制度如贞观年间一样。’ 有人说：你认为火耗使百姓受害；假如改为征收谷米，难道就没有仓官淋尖、踢斛、巧取百姓的办法了吗？回答说：我没有见过卸任的仓官、使家庭安宁的斗级，肩背米粮离开的人；他们一定要卖掉银子以后才离去。道路上有两辆车，前面是装钱的，后面是装银的，那么大盗所窥伺的，常常就在后面那辆车。这样看来，岂只是今天的贪吏比唐、宋时严重一倍，河朔一带所称的响马，也应当比唐、宋时严重一倍了。《生员论》上

译国家设置生员，是为了什么呢？大概是要收纳天下才俊子弟，把他们养育在学校之中，使他们成就德行、通达才干，明白先王之道，通晓当世事务，出仕后成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共同谋划、共同治理天下。如今却不是这样。天下生员合计起来，按每县三百人计算，不下五十万人，而对他们的教育仅仅是科场文章。然而真正能写成文章的，几十人中未必有一个；通晓经书、了解古今、能够为天子所用的，几千人中未必有一个。至于好争讼、拖欠赋税、顽劣不驯而使官府困扰的人，却到处都是。上面的人因此更加厌恶他们，对待他们一天比一天轻慢，给他们制定的条约一天比一天苛刻。然而既然如此厌恶、轻慢、苛刻地对待生员，下面的人却仍然日夜像鸭子一样奔走追求，耗尽力量才肯停止，为什么呢？一旦取得这个身份，就可以免除编户平民的差役，不受里胥侵扰；可以列入士绅行列，凭礼节会见官长，而不受笞打、捶打的羞辱。所以如今希望成为生员的人，未必一定仰慕功名，不过是为了保全身家罢了。按十分之七计算，为保全身家的生员大概有三十五万人；这违背了设置科举的初衷，对国家也没有益处。谁的性情不顾念自己的身家呢？所以他们日夜追求，有的甚至行贿托请、触犯法律获罪也不停止，这是形势使然。如今的生员中，靠请托关系取得的将近十分之七八；又有武生、奉祀生之类，无不可以用钱买到。请托关系是朝廷必定诛罚的事，而顾念身家又是先王也不能禁止的人情，所以按照今天的法令，即使尧、舜再生，能够除掉朝廷中的四凶，却不能止息天下的请托。既然如此，应当怎么办呢？请一概废除现行制度，另行制定办法。必须选取兼通五经的人充任生员，又考察他们对二十一史和当世事务的通晓程度，然后逐步提升。仍分为秀才、明经两科；养在学校中的人数不得超过二十人，人数不足就空缺。担任教师的，由州县以礼聘请，不要让吏部选派。这样，国家有真正有用的人才，县邑有通晓经书的士人，人才一定比今天兴盛。然而一个乡里之中，大体能够自立的家庭，必定有十家；一个县之中，必定有百家。如果都不能借生员身份庇护家庭，而与编户平民一样受到里胥凌辱、官长笞打，这难道是君王保养爱护人民的本意吗？于是可以采用秦、汉赐爵的办法。秦、汉赐爵最初是用来奖赏军功，后来有因恩德赐爵的，有因劳绩赐爵的，有普遍赐爵的，有特别赐爵的；汉高帝的诏书说：‘如今我对于爵位，并不是轻视它。命令官吏善待高爵之人，以符合我的心意。’到惠帝时，百姓就可以买爵。假使使爵位的重要性能够与官府相抗衡，使获得爵位的人免除本户差役，那么人们就会争相追求。开放那条道路，就可以堵塞这一条道路；即使采用缴纳粮食授爵的办法，名义上仍是尊重公义，不像出售生员资格那样扰乱学校、造成祸害。树立功名和保全身家，是两条道路；收揽才俊和救济平民，是两种办法；并行而不相冲突，偏废其中一个就会产生弊病。君主如果与这五十万不通经史、不懂古今的人共同治理天下，其中又有三十五万人只求庇护身家、免受笞打，却想从他们中间求取公卿大夫的人才来建立国家、治理百姓，这是爬到树上去捉鱼。用来守卫国家一定危险，用来作战一定失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万人〕 《生员论》中

译废除天下的生员，官府的政务就会清明；废除天下的生员，百姓的困苦就会缓解；废除天下的生员，门户朋党的习气就会消除；废除天下的生员，为世所用的人才就会出现。如今出入官府、扰乱政务的人，是生员；倚仗势力在乡里横行霸道的人，是生员；同胥吏勾结，甚至亲自充当胥吏的人，是生员；官府稍微违逆他们的意思，他们就群起喧闹的人，是生员；把持官府隐秘事务并与官府做交易的人，是生员。前面的人喧嚷，后面的人应和；前面的人奔走，后面的人跟随。上面的人想治理他们却无法治理，想铲除他们却无法铲除；稍微加以惩处，他们就说这是杀害士人、坑杀儒生。百年以来，这一直是最大的祸患；而一两个懂得治理原则、能够谈论此事的士人，又都出身于生员，不敢公开说出它的弊病，所以不能彻底地一举铲除。因此说，废除天下的生员，官府的政务就会清明。天下祸害百姓的有三种人：乡宦、生员、吏胥。这三种人依法都可以免除本户差役，不承担杂泛差役，于是杂泛差役就全部落到平民身上。如今大县中生员达到一千人以上的，比比皆是。譬如一个县的土地有十万顷，而生员所占的土地有五万顷，那么百姓就要用五万顷土地承担十万顷土地的差役；一个县的土地有十万顷，而生员所占的土地有九万顷，那么百姓就要用一万顷土地承担十万顷土地的差役。百姓的土地越少，诡寄的土地就越多；诡寄越多，百姓的土地就越少，而生员的负担豁免就越重。富人行贿托请，设法取得生员身份；穷人则相继逃亡甚至死亡。所以生员对于本县百姓没有丝毫好处，却带来像山一样沉重的负担。然而一切考试、科举的费用仍然都摊派给百姓，因此最祸害百姓的，就是生员。所以说，废除天下的生员，百姓的困苦就会缓解。天下的祸患，没有比聚集各地互不相识的人，教导他们结成朋党更大的了。天下的生员，近的相距几百里、上千里，远的相距万里，语言不同，姓名也不相通；一旦考中科第，就有所谓主考官，称为座师；有所谓同考官，称为房师；同榜中式的人，称为同年；同年之子，称为年侄；座师、房师的子弟，称为世兄；座师、房师称呼我，称为门生；门生所取中的人，称为门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里〕 门孙称呼其老师的老师为太老师；朋党相互勾结，牢固得不可解脱。书信在道路上往来，请托遍及各级官署；小的足以侵蚀政务、危害百姓，大的甚至发展到结党倾轧，夺取君主的太阿之柄而颠倒政局，都是由此造成的。所以说，废除天下的生员，门户朋党的习气就会消除。国家之所以选取生员，用经义、论、策、表、判来考他们，是想让他们明白六经的旨意，通晓当世事务。如今把书坊刻印的文章称为时文，抛开圣人经典、先儒注疏和前代史书不读，却去读所谓时文。时文每逢一科就变换一次，五尺高的儿童能够背诵几十篇，稍微改变一下文章，就可以取得功名；而愚钝的人直到白头也不能遇合。老成之士把本来有用的岁月消磨在科场之中；少年很快取得功名的人，又轻视天下国家的事务，认为人生取得功名的道路只有这一条。于是天下人才被败坏，以至于士不像士，官不像官，兵不像兵，将不像将；这样以后，盗贼奸宄就能乘机而起，国外的敌人和外来的侮辱就能取得胜利。如果把学习时文的功夫用在经史和当世事务上，那么其中一定会有聪明俊杰、通达治国之道的人才兴起。所以说，废除天下的生员，为世所用的人才就会出现。《生员论》下 有人问：废除天下的生员，那么靠什么选取士人呢？回答说：我所说的废除生员，并不是废除生员这种身份，而是废除今天这样的生员制度。请采用征辟、荐举的办法，同时保存生儒的制度；天下人不论是不是生员，都可以举荐给朝廷。这样我所收取的人才已经很广泛了；至于那些领廪食、在学校学习的人，则为他们限定名额，大致仿照唐代郡县的等级：小郡十人，逐级增加，至大郡四十人为止；小县三人，逐级增加，至大县二十人为止。根据户口多少和人才高下确定等级；有空缺就补充，并且废除每年贡举人的两种办法。作为诸生的人，选取其中通达、俊秀的，都可以到礼部参加考试；成为进士的，不过授予主簿、县尉等亲民官职，不要让他们骤然升迁，以平息他们贪求急进的性情。设置教官，必须聘请本乡贤能的人担任教师，不隶属于仕籍；废除提学官，把这件事交给郡守管理。诸生之中，有通过荐举而入仕的；有通过考试成为进士的；也有不守规矩而被斥退的；有不幸死亡的，以及衰老多病、不能继续学习而愿意领取衣巾、安度晚年的。空缺达到二人、三人时，就集合所属各地的童生，选取其中通晓经书、能写文章的人来补充。这样，天下成为生员的人就少了。人数少，人们就会看重这个身份，而生员自己也知道自重。担任教师的人不必烦劳于教导；过去所谓聚集徒众、结成朋党、在国内横行的人，也将不必禁止而自行停止。至于温习旧学、获得新知，在中年进行考核，以求达到成才的目的，则应当参酌古今的办法，这里不详细讨论。有人说：天下的人才每天产生而没有穷尽，假使都被堵在童生阶段，那怎么办？我本来就说过：天下人不论是不是生员，都可以举荐给朝廷；这样，选取士人的办法就不只是依靠诸生这一条道路。选取士人是为了辅佐君主管理国家，如果只出自一条道路，没有不产生弊病的。《亭林文集》卷二 《音学五书序》《音学五书后序》《初刻日知录自序》《左传杜解补正序》《营平二州史事序》《金石文字记序》《钞书自序》《西安府儒学碑目序》《仪礼郑注句读序》《广宋遗民录序》《朱子斗诗序》《程正夫诗序》《莱州任氏族谱序》《吕氏千字文序》《劳山图志序》《音学五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