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林文集卷之四

译三代六经的读音，失传已经很久了；其中文字流传于世的，大多是后人不能通晓的。因为不能通晓，便任意用今人的读音改动它，于是就产生了改经的弊病。事情始于唐明皇改动《尚书》，后来人们往往仿效他；但那时还会说：旧本是某字，现在改作某字，因此原文仍然存在。到了近来刻本盛行，凡是先秦以来的书，大都凭主观直接改动，不再说明原来是什么字，于是古人的读音消亡了，文字也随之消亡，这尤其令人叹息。开元十三年诏书说：“朕在听政的空闲，常于二更之后读书。每次读《尚书·洪范》，读到‘无偏无颇，遵王之义’，反复诵读这两句，常常有所疑惑；根据下文来看，句句都押韵，只有‘颇’一个字确实不协调。又《周易》泰卦中有‘旡平不陂’，释文说：‘陂字也有读作颇的音。’陂与颇在训诂上没有区别，那么《尚书·洪范》中的‘无偏无颇’字，应当改作‘陂’。”这大概是不知道古人把“义”读作“我”，而“颇”字其实从来没有错。《易·象传》说：“鼎耳革，失其义也；覆公餗，信如何也。”《礼记·表记》说：“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就是人，道就是义。”这里的“义”读作“我”，而这种情况见于其他书的，仓促计算也数不完。王应麟说：“宣和六年诏书：恢复《洪范》的旧文，改回‘颇’字。”然而监本仍旧沿用原来的改字；《史记·宋世家》引用这段文字时写作“毋偏毋颇”，《吕氏春秋》引用这段文字时写作“无偏无颇”，它流传到今天的版本，也从来没有改动。《易·渐》上九说：“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范谔昌把“陆”改作“逵”，朱子认为按韵读来确实很好，却不知道古人把“仪”读作“俄”，并不与“逵”押韵。《小过》上六说：“弗遇过之，飞鸟离之。”朱子保留两种说法，认为仍应作“弗过遇之”，却不知道古人把“离”读作“罗”，正好与“过”押韵。《杂卦传》说：“晋昼也，明夷诛也。”孙奕把“诛”改作“昧”，却不知道古人把“昼”读作“注”，正好与“诛”押韵。《楚辞·天问》说：“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诒女何嘉。”后人把“嘉”改作“喜”，却不知道古人把“宜”读作牛何反，正好与“嘉”押韵。《招魂》说：“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高高耸立，飞雪绵延千里啊。归来吧，归来吧，不可以在那里久留啊。”《五臣文选》本作“不可以久止”。却不知道古人把“久”读作“几”，正好与“止”押韵。《老子》说：“朝廷清除得很厉害，田地十分荒芜，仓库十分空虚；穿着华丽的服装，佩带锋利的宝剑，厌足于饮食，财货有余，这就叫作盗夸。”杨慎把“盗夸”改作“盗竽”，说是根据《韩非子》，却不知道古人把“夸”读作“刳”，正好与“除”押韵。《淮南子·原道训》说：“把天当作车盖，把地当作车舆；把四时当作马，把阴阳当作御者；乘着云气登上云霄，与造化同在；放纵心志，舒展节操，驰骋于天地之间。”后人把“驺”改作“御”，【据吴才老《韵补》所引，这里原作“驺”。】却不知道古人把“驺”读作“邾”，正好与“舆”押韵。《史记·龟策列传》说：“雷电将要到来，风雨迎接它，流水推动它。侯王有德，才可以承当这一切。”后人把“迎”改作“送”，却不知道古人把“迎”读作“昂”，正好与“将”押韵。太史公《自序》说：“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舍。”如今《汉书·司马迁传》也正作“舍”。后人却把它改作“合”，不知道古人把“舍”读作“恕”。正好与“度”押韵。《柏梁台诗》中上林令说：“驱逐狗兔，张开网罘罘。”今本改作“罘罝”，又改作“罘罳”，却不知道古人把“罘”读作“扶之反”，正好与“时”押韵。扬雄《后将军赵充国颂》说：“在汉朝中兴之时，赵充国建立武功，威武强健，也继承了先人的事业。”《五臣文选》本把“后”改作“绪”，却不知道古人把“后”读作“户”，正好与“武”押韵。繁钦《定情诗》说：“用什么来系结相思呢？用金箔装饰的搔头簪。”后人把“于”改作“投”，却不知道古人把“头”读作“徒”，正好与“于”押韵。陆云《答兄平原诗》说：“先祖的基业高大，重重规划，层层营建；显赫的光辉重现，远方的风气受到激励而奔驰。”今本把“骛”改作“鹫”，却不知道古人把“构”读作“故”，正好与“骛”押韵。齐武帝《估客乐》说：“从前经历樊、邓的战事，被潮水阻隔在梅根冶；深深怀念过去的事情，心中充满感慨，却无法尽情叙说。”今本把“冶”改作“渚”，却不知道《宋书·百官志》说江南有梅根冶和冶塘二冶，而古人把“冶”读作“墅”，正好与“叙”押韵。《隋书》记载梁代沈约《歌赤帝辞》说：“醍醐齐备在堂上，笙和镛陈列在堂下；不只是七百年，永远也不要断绝。” 今本把“古”改作“始”，却不知道“长无绝兮终古”本来就是《九歌》的辞句；古人把“下”读作“户”，正好与“古”押韵。《诗经》说：“柏舟泛泛漂荡，在那大河中央；两鬓垂着短发，实在是我的配偶，我至死也发誓不另嫁他人。”这是古人把“仪”读作“俄”的证明。《易·离》九三说：“太阳偏西时的离卦，如果不击缶而歌，就会有老年人的叹息。”这是古人把“离”读作“罗”的证明。张衡《西京赋》说：“警戒道路环绕宫城外，千间庐舍依附在宫城内；卫尉设置八处屯兵，巡查夜晚，警戒白昼。”这是古人把“昼”读作“注”的证明。《诗经》说：“君子和妻子偕老，副笄上插着六支玉笄；举止柔顺美好，像山一样稳重，像河一样深广，穿着象征身份的礼服很合宜。你的品行不好，叫我把你怎么样呢？”这是古人把“宜”读作牛何反的证明。又说：“为什么这样久呢？一定是有原因的。”又说：“吉甫设宴欢乐，已经多多接受福禄；从镐京归来，我行走了很久。”这是古人把“久”读作“几”的证明。左思《吴都赋》说：“横塘的船下，城邑房屋高大夸张；长干一带连接不断，飞檐交错参差。”这是古人把“夸”读作“刳”的证明。《汉书·叙传》说：“舞阳侯曾经击刀，滕公做过马厩中的骑卒；颍阴侯从事商贩，曲周侯只是普通雇工。

译攀附龙凤，一同乘上天街。”这是古人把“驺”读作“邾”的证明。《庄子》说：“不送不迎，顺应事物而不把它藏在心中，所以能够胜过万物而不受伤害。”又说：“没有什么要送走，也没有什么要迎接。”这是古人把“迎”读作“昂”的证明。《曲礼》说：“将要到住宿的地方去，寻求不固执。”《离骚》说：“我本来知道直言进谏会招来祸患啊，却忍心不下而不能舍弃它；指着九天作为证明啊，只是为了君王的缘故。”这是古人把“舍”读作“恕”的证明。秦始皇《东观刻石文》说：“各种职掌已经确定，后代子孙遵循事业，长久承受圣明的治理；群臣赞美德行，恭敬地诵读圣明的功业，请把这些刻在罘上。”这是古人把“罘”读作“扶之反”的证明。《诗经》说：“我说有亲近辅佐的人，我说有先导和后继的人；我说有奔走办事的人，我说有抵御侮辱的人。”这是古人把“后”读作“户”的证明。《史记·龟策列传》说：“如今寡人梦见一个男子，伸长脖子，头颅高长；穿着黑色绣衣，乘坐有帷盖的车子。”这是古人把“头”读作“徒”的证明。荀子说：“肉腐烂就生虫，鱼枯死就生蠹虫；懈怠轻慢而忘掉自身，灾祸就发生；刚硬的东西自己招来折断，柔弱的东西自己招来束缚；邪恶污秽留在身上，怨恨就由此聚集。”其中“作”“束”都读去声，这是古人把“构”读作“故”的证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丈〕 马融《广成颂》说：“然后放缓节奏，舒展仪容，徘徊缓步，降临聚集在水边的苑囿；川衡、泽虞把鱼和网具陈列出来；兹飞、宿沙、田开、古冶等人开辟田猎场地；翚终葵举起关斧；凿开厚冰，拨开蛰虫藏身的洞穴；测量潜伏的鱼鳞之物，跟随着甲虫之类的队伍。”这是古人把“冶”读作“墅”的证明。《诗经》说：“在哪里把它安置？就在宗室的窗下。谁来主持这件事？是那端庄整齐的少女。”这是古人把“下”读作“户”的证明。类似这样的例子，仓促计算也数不完。至于这些是古人的本来读音，而不是为了押韵，陈第已经辨析过了。至于近来的刻本，问题又更加严重。阮瑀《七哀诗》说：“昏暗幽深的九泉墓室，漫长无边的长夜台；身体已经耗尽，气力也用尽，精魂没有什么可以依凭。”今本把“能”改作“回”，却不知道《广韵》十六咍部本来就有“能”字，姚宽又根据《后汉书·黄琬传》的“欲得不能，光禄茂才”证明它，认为不必改成“回”。张说《陇右节度大使郭知运神道碑铭》说：“河曲调回军队，临洮仍有旧日防线；手握金色符节，魂沉玉帐；千里之外送来丧事，三军都感到凄怆。”《唐文粹》本把“防”改作“址”，为了与上文“喜”“祉”等字押韵，却不知道《广韵》四十一样部原本就有“防”字；而“险峻的山岭和高地，像长城一样绵延，开阔险要之处吞吐着巨大的防御工事”，早已见于左思《蜀都赋》。【卢照邻《奉使益州诗》说：“险峻的山岭像长城一样绵延，高峻的山势吞吐着巨大的防御工事。”正是使用《蜀都赋》的语句。今本卢诗把“防”改作“舫”。】李白《日夕山中有怀》诗说：“长久卧在名山云雾之中，于是成了名山的客人；山深云气更好，整日整夜欣赏玩味；月亮仿佛衔着楼间的山峰，泉水冲刷着台阶下的岩石；清素的心境从此获得，真正的情趣并不借助外物。”今本把“借”改作“惜”，【杜甫《郑典设自施州归诗》也同样如此。】却不知道《广韵》二十二昔部原本就有“借”字；而“悲伤美好的事物终于变化，怨恨短暂的年寿如同借来的一样”，早已见于谢灵运《山居赋》。类似这样的例子，也仓促计算不完。【详细情况都见于《唐韵正》各字之下。】唉！学者读圣人的经书和古人的著作，却不能通晓它们的读音；不知道今人的读音不同于古人，反而改动古人的文章来迁就今音，这难道不是大惑不解吗？从前汉西平四年，议郎蔡邕上奏请求校正、确定五经文字，于是亲自把文字用朱砂书写在碑上，让工匠镌刻，立在太学门外，后来儒者和后来的学者都取它作为标准。魏正始年间，又立了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的石经。从这以后，古文经书在历代没有断绝。传抄本与古本不同的地方，仍然还有疑问可以考察。天宝初年，诏令集贤院学士卫包把经文改成今文，于是古文的传承便消失了，这是经书的一次变化。汉代人对待经书，例如先郑、后郑注释三礼，有时改动读音，却从来没有改动文字。《子贡问乐》一章，错简的情况明明白白，但仍保留原文，不敢移动，只在下面作注罢了。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述说古人而不擅自专断；古代老师传授的规矩，本来就是这样。到了朱子校正《大学》《系辞》，直接把自己整理确定的文字作为本文，却把错简的说法注在下面，已经大大破除了拘泥旧说的习惯。后人仿效他，《周礼》五官相互更改，彼此纷乱；《召南》《小雅》甚至也想移动篇次，这是经书的又一次变化。我听先人说，嘉靖以前，书籍的刻本虽然工艺不精，但遇到不能通晓的地方，还注明“疑”；如今刻本工艺更加精良，疑难之处却不再注明，反而直接改掉。用极其精良的刻本来传播直接改动的文字，难怪旧本日益衰微，而新说越来越穿凿。所以我认为，读九经应当从考察文字开始，考察文字应当从通晓古音开始。即使是诸子百家的书，也无不如此。我不自量浅陋，冒昧写成一部《唐韵正》，并且分别为《诗经》《易经》考定读音，称作《诗本音》《易音》。因为它们是经书，所以列在《唐韵正》之前；学者阅读时，应当先读《唐韵正》，再读《诗本音》《易音》二书，明白读音为什么发生变化，然后《诗经》三百零五篇以及卦、爻、彖、象的文字才可以读通。此书的条理最为精密，我私下料想后人一定会嫌它不便于查寻，而把它改窜、合并进去，所以不得不预先说明这一点来告诉他们。孔子说：“齐国一改变，就达到鲁国的境界；鲁国一改变，就达到道的境界。”如今的《广韵》，本来就是宋代人所说的菟园之书，是家家传授、户户学习的书。自从刘渊的韵书流行以后，这部书几乎不再存在。现在让学者看到这部书，说：齐、梁以来，周颙、沈约等人相传的韵书本来就是这样，那么俗韵不需要攻击便自然显得不足。这就是所谓“一变而至鲁”。再由此推进到五经和三代的书，知道秦汉以下直到齐梁各代音韵流变的错误，那么《诗经》三百零五篇就可以配弦歌唱了。这就是所谓“一变而至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所以我的书完全依照《广韵》的次第，不敢随意更改，也仍然合乎古人的意思；同时使初学者容易找到入门的途径。若不是托付给您，还能由谁来传播呢？现在抄写一部书稿附带寄去；但考订古音以后，每天又发现过去不知道的内容，不能不有所增补，因此这部书还不能算作完本。○答子德书之二

译老弟虽然上呈了令伯的奏章，依我看，未必会被采纳。从前朱子说陆放翁才能太高，行迹又太接近权势，恐怕被有势力的人牵制拉拢，不能保全自己的志节，这正是老弟今天的情形。不过应当随着时势变化，从今以后另作打算；办理公事之余，尤其希望你学习《易》。老弟已经四十九岁了，何必一定要等到明年呢？更加希望您余下的光辉能够照临，使我这个晚年的迂拙老叟得以在天空海阔之间实现自己的志愿，这尤其是知己的爱护。○答子德书之三 接到并读了您的诗，更加惭愧不安；名言正在这里，简直像是从我口中说出来的，古人也有这种情况。然而如果使您受到朋党之讥，而老夫遭受虚名之祸，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韩伯休不愿让女子知道自己的名声，您却想把我的名声传播给士大夫，这与昔日贤人的见识相比，差得多么远啊！“人在道术中彼此忘怀，鱼在江湖中彼此忘怀”；如果每作一首诗，就互相推重赞美，那是古人标榜声名的习气，也是大雅君子所不做的。希望老弟从今以后不要再把这个朽老之人挂在笔墨言语之间，这样保全我的地方就大了。○与潘次耕书 著述的人，最忌讳把尚未确定的书传给别人。从前伊川先生不刊行《易传》，说那是留待身后的书。就像近来力臣来信所说，五部书大约改正了一二百处：《诗经·祈父》“靡所■〈厂外氏内〉止”，《小旻》“伊于胡■〈厂外氏内〉”，误作“底”，注释说是十一荠部，却不知道它们属于五旨部。《五经》中没有“底”字，全都是■〈厂外氏内〉字；只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处而不底”、昭公元年“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才读作丁礼反。《说文》今本的■〈厂外氏内〉字下有一横，是错误的；这个字应当从“氏”。《诗经》“周道如■〈石氏〉”，孟子引用时写作■〈厂外氏内〉，因为■〈石氏〉与■〈厂外氏内〉读音相同，古代也可以通用。今本误作“底”字。儿童从小就学习它，连《诗经》的“砥”字也读作“邸”了。《商颂·烈祖》上文说“以假以享”，下文说“来假来飨”；石经上面作“享”，下面作“飨”。欧阳氏说：“上文说‘以享’，是指诸侯都来帮助向神献享；下文说‘来飨’，是指神灵来到而享用祭品。” “享”和“飨”的意义不同。“享”是下位者奉献给上位者，《尚书》说“享多仪”就是这个意思；“飨”是上位者享用下位者的奉献，《左传》说“王飨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周颂》“我将我享”作“享”，“既右飨之”作“飨”；《鲁颂》“享以骍牺”作“享”，“是飨是宜”作“飨”。如今《诗经》本《周颂》《商颂》上下都作“享”，是不对的。仅举这两件事，就说明这部书虽然已经刻成，却还不能刷印，恐怕有错漏而给后人留下非议。马文渊说过：“优秀的工匠不把未经琢磨的璞玉拿给人看。”如今世上的人急于成书，躁于求取名声，这种治学之道将要灭亡了。此前介眉来信索取这部书，原一也索要此书并想抄录《日知录》；我回信说，《诗本音》《易音》二书今年夏天可以印行，全集再等一年，《日知录》再等十年；如果等不到那一年，【这里的“年”字，如“赵孟不复年”的“年”。】就以临终前写下的绝笔作为定稿；那时自然有人接受它，而不是可以预先约定的。诗说：“像切磋骨器一样，像琢磨玉石一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答次耕书 来信中“北山南史”这一联，语言简略而情意深至，读来令人悲伤。既然已经无法劝阻，在这种时候，只有退让、保持拙朴，才可以避免祸患。我年纪已经老了，经历世事颇多，谨以“退”“拙”二字赠给你。子德来信说：“近来听说将要特别聘请先生，外面还有两个人。”这话不知是真是假？《礼记》说：“君子的道，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我的情形与别人不同。先母因为在三吴有奇特的节操，蒙受恩典得到旌表；一听说国难，便绝食而死，临终前还郑重嘱咐，不许我出仕异朝。辛亥年夏天，孝感特意写信来招我，想让我帮助他修史；我回答说，如果真有这个任命，不是死，就是逃走。原一在座并且听到了这件事，京城人士也有不少传说此事的。这片忠贞之心，始终没有改变！幸好可以把这些话告诉知交。前一封信中劝我不要进入都城，并且已经决定卜居华下，我非常感激这番心意。它在我心中反复萦绕，哪一天敢忘记呢！《与次耕书》之一 在天空海阔之间，突然变成笼中樊篱里的野鸡，实在是才华给自己带来了拖累。虽然如此，也不要改变操守、改变思虑；古人在远别之时，还要依傍风、栖巢于树枝，殷勤地表达心意，希望你不要忘记这些话。从今以后，应当想到中等资质的人涉足末流的戒惧，安于迟钝，守住拙朴。孝标作策论，不要夸耀博闻；明远作文章，常常有许多累赘的句子。务必使自己的声名逐渐减损，与外物的缘分逐渐疏远，或许可以免于当今世道的祸患。至于不登权贵之门、不涉足谋利之路，这又不必等我这个老人絮絮劝说了。《与次耕书》之二 大家续写班孟坚的著作，颇有共同的志向；巨源告诫延祖的话，实在是邪说。展开阅读来信，因而感到悲怆！我往年所收藏的有关史事的书，全都被令兄取去了；令兄去世以后，书也已经不存在了，我也不再谈这件事。长期客居北方，后生晚辈更加没有懂得、熟悉前朝掌故的人。令兄去世已经十七年了，我以六十七岁的年纪，十七年不谈旧事，十七年不见旧书，衰老昏聩而多遗忘，年轻时听闻的事情，十件中连一两件也记不住。又何况当年牛、李、洛、蜀的事情，实在难以置喙。退而修习经典之学，假借余年学习《易》，希望不犯大的过错，不敢以一个草野之人追论朝廷政事。然而我也有一点愚见，想告诉贤友。自庚申至戊辰的邸报我都曾看过，和后来刻本所记载的书大不相同。如今修史，大体应当以邸报为主；双方不同的说法，一概保存，不要轻易删削涂抹，并且少作断语，等待后人自行裁定，这才是对的。《割补两朝从信录》还在我弟弟那里，看完后仍请送还给我；这不过是邸报中的二三成罢了。《与李中孚书》之一

译衰老和疾病逐渐侵袭身体，行走时必须扶杖，南归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实现。长期居住在秦、晋一带，日常生活所需不过是君平的百钱，全都从自己的行囊中取用，从未求助于人。渡江向南以后，费用必须增加五倍；舟车所经过的路程，往返有六千里，求人就会丧失自己的操守，不求人又到不了，因此犹豫不决，尚未成行。华令迟君谋划为朱子建祠堂，选址在云台观的右边，捐出俸金一百金，我也拿四十金相助。七月四日买地，十日动土，中秋以后便全面开工。然而堂屋、房舍、门墙只求具备规制，不想再建立书院。只是祠中要使用木主像，遵照您的前次指示，主牌题作“太师徽国文公朱子神位”；画像应当使用林下隐士的冠服，敬请您考订清楚后告诉我。太夫人的祠堂已经建好了吗？您委托我撰写记文，我哪里敢坚决推辞，以至于把自己置身知己之外呢？只是想到先母因贞孝受到旌表，近来让侄子在墓旁建一座小祠，还没有建成，我日夜痛心。如果不建立母亲的祠堂，却替您的母亲撰写祠文，这就是不敬自己的亲人而敬重别人的亲人了。您又怎么会取用这样的人呢？贵地的高人逸士非常多，似乎不必用我；如果说非我不可，那么时机还须等待，必须等我的鄙愿实现以后，才可以动笔。《与李中孚书》之二 先生已经知道盩厔是危险之地，却一定要去；如果一旦发生意外的警报，留下来不安，逃避又无处可去，就会有焚巢丧牛的凶险，却没有从沙中出穴的好处，先生将怎么办呢？至于说把生死置之度外，我的意见并不认为这样正确。天下的事情，有舍身成仁的；也有可以死、也可以不死，而死了却不足以成就我的仁德的。孔子说：“我没有见过践行仁德而死的人。”圣人怎么会不践行仁德而死呢？时机应当停止就停止，应当行动就行动，而不拘泥于一种做法。孟子说：“大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兑现，行动不一定非要贯彻到底。”因此有周人接受免死的恩赦，有谢安接受“嗟来之食”，古人并不认为这是错误。假如一定要斤斤计较地避开小嫌疑、保全小节，将来事变发生时，不能完全像我们预料的那样；如果固守一种做法而不改变，就会成为荀息式的忠诚、尾生式的守信；否则，甚至可能连自己斤斤计较要保全的东西也一并失去，这不是对通达事理的人所希望的。承蒙您情意恳切地爱护我，所以再次作此忠告；另有书信给宪尼，嘱咐他恳切地挽留先生。《答王山史书》仲复的话，不过是通常的见解。即使如此，又有什么辱没呢？《小星》《江汜》，圣人把它们列在《召南》中，纪叔姬的事也记载在《春秋》里。有人说，古人的媵妾都是侄女和妹妹，与今人不同。确实如此。但《礼记》说：“父母有婢妾的女儿，十分疼爱她；即使父母去世，终身敬爱她也不衰减。”既然疼爱尚且如此，何况她五十多年的节操和德行呢？假如乡里人说诸母作为尊公的媵妾，是她们的身份；后来人尊重她们并为她们接受吊唁，是她们的德行。《易》说：“幽居之人的守正有利，因为没有改变常道。”诸母正当得上这句话。君子应当以宽广的心胸裁量事物、处理事情，不应完全认为仲复的话正确。下葬时，应当用一牲向尊公先生报告，并请示开土。到了墓地，从西边上去，不敢走中间的道路；下葬以后，再报告一次，然后返回。返回时，在别室举行虞祭，设置座位而不立神主，满期后焚毁它。先祖有两个妾，我曾经侍奉过她们；她们死后，葬在墓域之外。这本来就是江南士大夫家庭的成例，也符合《周官·冢人》中或葬在前、或葬在后的遗法。如今诸母去世，为她们设位接受吊唁，比通常礼仪增加一些，用来报答她们五十多年的苦节，也就够了。如果最终想把她们附葬在同一墓穴，排列在尊公左右的次序中，我私下认为不合适。追想她们生前“实在是命运不同”“不敢当作正妻侍寝”的情形，以及如今按照礼法安葬、“终身敬爱她也不衰减”的道理，本来不必等到宋仲几、鲁宗人衅夏那样的问答才可以说明。谨此答复。《与王山史书》朱子祠堂的筹建，正好有了机缘。现在和令弟以及诸位君子一起察看地势，决定在观北三泉的右边，选择平坦开阔的地方、两条水流汇合之处，建立一座堡院。只用地四五亩，四周围墙，引泉水环绕，并使水流通到堂下。前面修建石牌坊，排列栽种松柏，里面住三四户居民看守。虽然费用不少，但只要有一百金就可以开工，不必担心没有资助。明年春天弟弟亲自来察看工程。希望写一封家书，凡是选地、委派人员等一切事务，都托付令弟办理妥当；仍请写信告诉我，使弟弟赶快筹办即可。《与王仲复书》华阴王君无异有诸母张氏，二十六岁时，她的丈夫和正妻相继去世。无异以兄长的儿子作为后嗣，当时孩子才四岁，张氏独自守节，侍奉太君。二十五年后太君去世，又过了三十多年，张氏年八十一岁，见到了无异的曾孙后去世。无异感念她的节操，将要为她举行丧礼、接受吊唁，却疑惑应当穿什么丧服。我告诉他可以穿免服。读了您的来信，又读了您写给无异的信，您还没有同意这种做法。我私下考虑，《礼经》中所说的“免”并不只有一种，详细说来有两种制度。较重的一种，从斩衰到缌麻都有免；较轻的一种，五世以内的亲属为之袒免。五服制度中，有冠，也有衰服；免则是不戴冠。郑氏说：用布做成，宽一寸，从颈项中间向前，交结在额头上，再绕过发髻，像戴幓头一样。因此有戴免而穿衰服的，也有戴免而袒露上衣的；在五服之内，戴免而穿衰服；在五服之外，戴免而袒露上衣。所谓袒，不是赤裸上身，而是没有衰服，所以称为袒。传记说晋惠公被秦国俘获，穆姬“让人穿着免服、衰服和绖带迎接”，这是戴免而穿衰服。史书说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袒露上身大哭，士兵全都穿白色丧服”，这是没有衰服而袒露上身。如今张氏去世；无异将要为她表彰节操、报答恩德，难道可以不穿丧服吗？童汪踦年幼却不按夭折之礼处理，县贲父地位卑微却有诔文，国家本来就有这种先例，家庭也应当如此。请允许为她戴免、穿布衣和素服，下葬以后除去丧服，谨以此请教君子。如果说：“叔氏，你真是太放肆了，专门凭礼制答应别人的请求！”那我哪里敢这样做呢。《复张又南书》

译华下有晦翁的旧事，历经五百多年，才得到山史为他表彰；又过了十二年，炎武重新游历来到这里。到了现在还不创办祠堂，更待何人？现在把买山的钱转用过来，先举办建祠的事情。若在新年开始时，您的旌旗车马到达，我当在华下迎接您。到白石清泉之间，共同倾谈内心的情怀，慰藉两年离别的深情，商定千秋万代的大业，实在是幸事，实在是幸事！至于我侨居此地的计划，姑且留待以后再作打算；即使住在这里，也不敢像子厚那样占据讲学的席位，像季长那样坐在绛帐之后。倘若您远远听到传言而不了解实情，以为我是在自立坛场、想要奔走号召天下人，那么东林的覆辙我是亲眼见过的，有些事情我决意不做！《与三侄书》新年已经迁居到华下。祠堂、书院的事情虽然都由秦地人办理，但我也必须自己在堡中买一所书房，置办水田四五十亩，作为饮食生活的来源。秦地人仰慕经学，尊重处士，主持清正的舆论，确实与其他省份不同。黄精、松花是山中出产的东西，沙苑蒺藜只隔着一条水，终日服食这些，便可以不吃肉、不饮茶。然而华阴扼守关中、黄河的入口，即使足不出户，也能见到天下人，听到天下事。一旦发生警报，进山据险，不过相距十里；如果志在四方，那么一出关门，也有居高临下、势如建瓴的便利。今年三月趁道路平安、筋力尚未疲倦，出崤、函，观览伊、雒，经过嵩、少，也有一两个好学之士听闻声名而愿意交往。但中原正在饥荒，不能久留，于是驾车向西返回。那里的经营刚刚开始，本来不能长期留在外面。《与李霖瞻书》侄孙衍生前年曾蒙您青眼相看，如今已经跟随他的老师来到关中，稍稍懂得礼法，不喜欢嬉戏玩闹，于是最终立他为儿子。昆山的堂弟子严接连得到两个孙子，又让我的妻子抱来其中一个，作为夭折儿子的后嗣。到了晚年，或许还可以挽回三舍之戈。这里的风俗远胜东方，虽然还没有决定定居，也已经产生了安土乐居的想法。《与王虹友书》流寓关中、华阴，已经两年了，幸好能够栖息在泉石之间，不受弓旌征聘。这里有一两位士绅颇懂得尊重圣贤之道，正如管幼安所结交的公孙，只谈论六经的旨意；又如乐正裘的朋友献子，起初并不是拥有百乘之家的显贵。假如没有战乱发生，弦歌不断，在这里就可以成为安闲度日、安享一年的地方了。只是我的筋力已经衰退，山川又遥远。获麟于西野，勉强写成了拨乱之书；化鹤于东州，还不知道归来的日子。想到国家和宗族，令人惊醒不安，情形究竟如何呢！《与周籀书书》往年曾到江村寓舍拜访尊公，那时我以离开国家、孤身漂泊的行踪，与他相逢谈论旧事。在郑国郊外遇到声子，早已熟悉您的家世；在燕市与渐离唱和，私下仰附他的风流。像雹子消散、蓬草飘零一样，忽然已经过去二纪，东西南北之间，音信全无。作为一个独自在天涯行走的人，像是日暮时倒着走路的旅客。近来您打开信封、铺开纸张，仿佛见到了故人；询问道理、讨论文章，更加证明我们志同道合，确实相信后生可畏，也知道这条道统不会灭亡。至于您舍弃浅俗之学而求取六经，舍弃春天的花朵而食用秋天的果实，就像背山填海已经堆起了九仞之山，还应当继续努力；祭海而先祭河，更应当致力于探求根本源流的学问。老夫已经衰老，有什么值得您咨询的？何况我二十年前就已经后悔把旧作长期焚毁了呢？不忍违背您的来意，姑且写下这些浅薄的意见。《与人书一》人做学问，如果不能每天进步，就会每天退步。独自学习而没有朋友，就会孤陋寡闻，难以成就；长久处在一个地方，就会受到习俗感染而自己察觉不到。不幸处在偏僻穷困的地方，没有车马出行的费用，仍然应当广泛学习、慎重询问，同古人相互考察，以求找到是非所在，这样或许能够得到十之五六。如果既不出门，又不读书，那就是面墙而立的学者；即使有子羔、原宪那样的贤德，最终也不能对天下有所帮助。孔子说：“十室之邑，一定有像我这样忠诚信实的人，只是不如我这样好学。”以孔子的圣明，尚且还必须好学，今天的人难道可以不努力吗？《与人书二》圣人所听到、所看到的，没有不是《易》的道理。如果说要扫除听闻和见识，专心学习《易》，那就是认为《易》的道理存在于听闻见识之外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全都是用来告诉人们如何行事的，也就是所谓“先模拟推想后再说话，先审议考察后再行动”。至于“堕弃肢体，排斥聪明”，这是庄周、列御寇的说法，《易》中没有这种道理。《与人书三》孔子删定、阐述六经，就是伊尹、太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百姓的用心；如今那些只注释虫鱼、命名草木的人，都不足以谈论这种道理。所以说：“写在空泛言论上，不如在实际事情中体现出来。”《春秋》的写作只是用文字记载事情，却说它是在叙述实际事务，因为天下后世将用它作为治理人的书，不能把它说成空泛言论。我不自量力，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凡是文章不涉及六经的旨意、不关乎当世事务的，一概不写。既然要阐明道理、拯救世人，那么对于当今社会普遍的弊病，即使没有专门指责某个人，也就不敢不加以辟正。《与人书四》《诗经》三百篇就是古人的韵谱。经书与韵文本来没有区别，问题在于后世学者拘泥于韵来解释经；不能贯通时，就改动经文去迁就韵律。道理如果像大路一样，哪里用得着这样分出许多岔路？沈约的四声、神珙的反切，是三代以前没有的。颜师古、章怀太子才开始有叶韵的说法，而汉代以前也没有这种说法。于是援引今天的情况来议论古代，怎么能不出现圆凿配方枘的不合呢？而且经学自有源流，从汉到六朝、唐、宋，必须一一考察，然后再研究近代儒者的著作，这样才可以知道它们异同离合的旨趣。比如讨论文字，必须以《说文》为根本，从来没有依据隶书、楷书来讨论古文的。我已经冒昧写成了一部书，现在先把《音论》刻印后附上寄去。《与人书五》君子将要立言以流传后世，那么他与平时接待、对待事物的方式就不同。孔子对阳货，大概按照对待大夫的礼节接待他；但他作《春秋》时却写作“盗”。孔子又曾经过楚国，见到昭王，在回答他询问时，当然必定称他为王；但作《春秋》时却写道：“楚子轸卒。”贬低他的王号，删去他的葬礼记载。他随众人称呼楚王，并不认为这是阿谀；他特意在史书中贬斥楚王，也不认为这是亢直。这就是孔子成为圣人的时宜之道。孟子说：“对兄长始终恭敬，对乡人则只须片刻恭敬。”如今您想把一天交往应酬中的做法施用于流传久远的文字，岂不是不懂《春秋》的义例吗？《与人书六》

译我平生所见的朋友，因为困穷和衰老而最终衰颓的，十人中有七八人。赤豹是君子，长期居住在江东，难道没有感到失意困顿的叹息吗？过去在泽州时，他得到我的拙诗，深有感触，回信说：“老了就休息吧，能够不疲倦吗？”这话不对。孔子说“归去吧，归去吧”，却没有一天忘记天下。因此君子的学习，到死才停止。《与人书七》每次和您交谈，都不能没有感触。昨夜梦中写了一封信给您，说：“经过蒲地，要称赞子路；到了平陆，要责备距心。”唉！梦中的心，就是醒来时的心；一个普通人的心，就是天下人的心。如今将暂时离开贵地，希望您把民生的利弊全部告诉我。人的地位虽然低微，言语虽然轻微，有时却可以借此增加分量。《与人书八》引证古事、筹划今事，也是我们儒者经世致用的学问；然而这类旧事，不想让在位的人知道。如今的事情，兴办一项有利之事，便会增加一项祸害；如果想开通沁水的转运船道，河南必然受到骚扰；开通胶州、莱州的运输道路，山东必然发生混乱。《与人书九》亲眼看到世俗风气的趋向，才知道国家治乱的关键必定在人心和风俗；而要转移人心、整顿风俗，教化和纲纪就是不可缺少的。用一百年、一个世代培养它还嫌不够，用一天一夜败坏它却已经绰绰有余。《与人书十》我曾说，今人编纂书籍，正如同今人铸钱。古人到山中采铜，今人却买来旧钱，称作废铜，用来充作铸钱的材料而已。所铸的钱已经粗劣，又把古人流传于世的珍宝一下子剉碎散失，使它不能留传后世，岂不是两方面都损失了吗？承蒙您问《日知录》又写成了几卷，大概是把它当作废铜来期待；而我自从分别以来一年之中，早晚诵读，反复探究，只得到十多条，但或许还算是采山所得的铜。《与人书十一》近来经过您家，看到家境稍稍富裕，诸位郎君也都成材，十分欣慰。然而从此以后，游历四方的打算多了，伏波将军那样建功立业的志向却减弱了。何况困守一座城，又没有豪杰之士可以共同讨论；这样一来，志向不能统率气概，衰弱迟钝也会随之而来。谨以自己的一点愚见献给您。我虽然学问浅陋，但胸中磊落，完全没有宦官般委曲媚世的习气，贵郡的人见到我，难道不会感到惊异吗？《与人书十二》我们这一辈人的学术，世人大多不能理解；一两个稍微懂得文字的人，又会因自惭不如而感到羞愧。不能理解就怀疑，不如别人就嫉妒，因此平日所写的东西，不大传播到世间。然而我已经老了，最终还是应当删定成一部书，交给朋友中可以托付的人罢了。《与人书十三》读到来信的论说，不禁感叹！自从北平、南昌发生两次变故以后，一个时代关于“宗子维城”的制度，竟然再也无人讲求。到了崇祯年间，人心已经离散，即使让亲王掌握兵权，其中有能力的也不过像汉代的陈王宠，差一些的则像唐代的覃王嗣周、延王戒丕罢了。长期受到轻视的形势本来就不能有所建树，而变故萌发，又难以预料，谁肯独自创立非同寻常的制度，实行房管那样的策略呢？不过，苻坚只是氐族酋长、伪主，而他的疏远宗族中尚且有苻登；如果真正得到这种意见并加以采用，未必不能有一两个才俊之士从此奋发起来。《与人书十四》每次接受高论，内容无非是评论人物。孔子说：“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选择他的优点来学习，看到他的缺点就改正自己。”您的意思大概正在这里吧？然而子贡评论人物时，孔子说：“赐啊，你贤能吗？我自己还没有闲暇做这件事。”可见孔门孜孜以求的，不只是认识别人。《论语》二十篇，只有《公冶长》一篇多评论古今人物，最后却说：“算了吧！我没有见过能够看见自己的过错并在内心自我责备的人。”又说：“十室之邑，一定有像我这样忠诚信实的人，只是不如我这样好学。”可见评论人物，是用来作为自我反省的依据；如果没有深厚的好学功夫，就不能看见自己的过错；即使想改掉不善而趋向善，也无从找到道路。在篇末记下这两章，其中的用意应当也是有原因的，希望您详细体会。《与人书十五》古代那些迷惑众人的人，行为虚伪却意志坚强；如今迷惑众人的人，行为虚伪而意志脆弱。他们在利害得失面前，尚且不能坚持自己的正确，又凭什么取得别人的信任呢？所以今天那些喜好名声的人都不值得忧虑，只把他们当作普通人看待就可以了。《与人书十六》起初写这首诗，不过是为了记录宾主一夜之间的谈话罢了。后来的作者接连仿效，岂不是失去了寿陵人的本来步法吗？天下不缺少善于言辞的人，我这点微薄的作品哪里值得效法；只有能够写出自己的意思，才敢说是遇到了知音。《与人书十七》您的诗的毛病在于有杜甫的痕迹，您的文章的毛病在于有韩愈、欧阳修的痕迹。心中一旦有了这样的路径，终身就摆脱不了依傍他人的毛病，绝对不能登峰造极。《与人书十八》《宋史》记载，刘忠肃常常告诫子弟说：“士人应当把器量和见识放在首位，一旦被称作文人，就没有什么值得看的了。”我自从读到这句话以后，便断绝了应酬性的文章，用来培养自己的器量和见识，不使自己堕落为文人。我把牌子悬挂在室内，用来拒绝别人请我作文，这件事人人都看见了，您难道还不知道吗？还是认为随俗应酬也没有什么妨碍器量和见识呢？中孚多次为他的先母请求传记，我最终都辞谢了；大概是因为那只是一个人、一家的事情，与经术和政理的大道理无关，所以不作。韩文公的文章振兴了八代衰微的文风；如果只写《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等篇，而把一切铭文、行状都一概谢绝，那确实近于近代的泰山北斗了。如今我还不敢这样赞许他。这不是我的话，当时刘叉已经讥刺过他了。《与人书十九》弹琵琶助酒兴，是倡女所做的事情，她的职责本来如此。如果想请良家女子出来做这件事，她一定会怒气冲冲。两者有什么不同呢？《与人书二十》某君想亲自刻印自己的文集，以求得世间的名声，这就像有人失足掉进井里。如果再替他写序，岂不是还要往井里投石吗？只是在他还没有掉下去的时候，还来得及制止；制止而他不听，他就要把掉进井里当作安居之所了。我已经无话可说了！《与人书二十一》郑康成以七十四岁的年纪，被袁本初强迫到元城，最终死在军中。曹孟德于是有了“郑康成被迫行酒，伏在地上气绝”的说法，把这件事作为袁本初的罪状。后世做处士的人，希望不要像郑康成；那些对待处士的人，希望不要像袁本初。《与人书二十二》

译井叔在崇福宫旧址建祠、筑墙，祭祀宋代提举崇福宫的十四位公，可说合乎礼制。【韩公维、吕公诲、司马公光、程公颐、程公颢、刘公安世、范公纯仁、杨公时、李公纲、李公邴、朱公熹、倪公思、王公居安、崔公与之。】如今介石又在这座祠堂前面建了一座厅堂，把二程、朱子的牌位迁到中间，奉他们作为一院的主祀。其尊师重学的用意，不可谓不至诚；但其中如韩公、吕公、司马公、刘公，都与二程同时，而官品大多在二程之上；以朱子看来，他们又都是前辈。杨龟山先生更是朱子的老师的老师。同在一个祠堂中祭祀，本来没有区别等级，却让他们独自庄严地处在前堂；如果诸公同时生在世上，一定不会安于这样的位次。鬼神的情感，就是人的情感。孔子说：“连人都不能侍奉好，怎么能侍奉鬼神呢？”我私下认为，应当仍沿用井叔原来的安排，另建一座祠堂奉祀二程、朱子，这才差不多合适。《与人书二十三》能够写文章，却不成为以写文章求名的文人；能够讲学，却不成为以讲学求名的讲师。我看到近来那些做文人、做讲师的人，他们的用意都是想凭文章求名、凭讲学求名。孔子不是说过吗：“这只是听闻，不是通达；把听到的默默记住。”我虽然愚钝不敏，请允许我奉行这句话。《与人书二十四》近来东方的朋友来信，说我何不也听任别人推荐一次；被推荐而不出仕，名声反而会更高。唉！这就是所谓沽名钓誉。现在妇人失去了可以托身的丈夫，便守着从一而终的节义，至死没有邪念，她的内心难道是想让别人知道吗？然而义桓之里的节妇，名声传遍国人；怀清之台，也得到天子的表彰，这又为什么会无人知道呢？如果说一定要等到别人强行送来聘礼，而自己竭力拒绝，然后才能彰明节操，那么这种说法我还没有听说过。《与人书二十五》君子做学问，是为了阐明道理，是为了拯救世人。如果只是写诗作文而已，即使所谓“雕虫篆刻”，又有什么用呢？我自五十岁以后，专心致志于经史，在音韵学方面有很深的所得。如今写成五部书，来接续《诗经》三百篇以来久已断绝的传统；另外撰写《日知录》，上篇讲经术，中篇讲治道，下篇讲博闻，共三十多卷。如果有王者兴起，我将把这些道理落实于实际事务，使这个时代达到古代治世的盛盛境界；但现在还不敢把这些话告诉今人。先前流传、刻印的版本，不过是其中的余绪罢了。《亭林文集》卷之五 《圣慈天庆宫记》《裴村记》《齐四王冢记》《五台山记》《拽梯郎君祠记》《复庵记》《贞烈堂记》《杨氏祠堂记》《华阴王氏宗祠记》《书孔庙两庑位次考后》《书〈广韵〉后》《读〈宋史·陈遘〉》《汝州知州钱君行状》《吴同初行状》《书吴潘二子事》《歙王君墓志铭》《山阳王君墓志铭》《富平李君墓志铭》《谒攒宫文一》《谒攒宫文二》《谒攒宫文三》《谒攒宫文四》《华阴县朱子祠堂上梁文》《圣慈天庆宫记》泰山西南麓有一座宋代天书观，建于大中祥符年间。后来废弃，改为碧霞元君的宫殿，前殿供奉元君。万历年间，尊奉孝定皇太后为九莲菩萨，在元君殿后面建了一座殿来供奉她。崇祯年间，又尊奉孝纯皇太后为智上菩萨，在后面再建一座殿供奉她。于是改名为圣慈天庆宫，按察使左佩玹为它立碑。宫殿在十七年三月建成，而神京沦陷，也正是在这个月。我私下想，《经传》中说：“为他建造宗庙，以鬼神之礼祭享他。”又说：“作为天子的父亲，尊贵到了极点。”孔子谈论政事，一定先要端正名分。过去明太祖皇帝拥有天下时，下令岳镇、五岳、四渎的神祇一并革除前代的封号，端正它们的称号。到了明朝末世，竟然认为天子的母亲、太后的尊贵还不足以尊重，必须借用西域胡神的称号来加以尊崇，岂不是所谓国家将要灭亡而听信神怪了吗？然而国家灭亡以后，宗庙、山陵所在之处，樵夫牧童尚且有时经过而轻慢它们；唯独这两座殿依托于泰山山麓、元君宫中，焚香上拜的人没有敢不合掌跪拜的。即使把名号端正为皇太后，也未必能使天下人像这样虔诚恭敬、敬畏有加。这难道就是大圣人以神道设置教化，使百姓遵循它却不知道其中道理吗？它与宋朝借托天书来向契丹夸耀的做法，相差实在太远了。因为这件事没有被国史记载，所以我把它叙述并加以评论，使后人能够有所观览。○裴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