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译华忱之 明清之际杰出的爱国活动家和具有进步思想的学者顾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学识广博，著述丰富。但他死后留下的书信文稿，都被他的外甥徐干学、徐元文取到北京，秘密收藏，不给人看。当时即使亭林的嗣子顾衍生也“不能经常看到”，只能从各位朋友那里“搜集到一两篇”（据顾衍生《亭林著书目录跋》）。徐氏兄弟对亭林的诗稿又“不加爱惜，有的被人取走”（何焯《菰中随笔序》）。因此亭林的遗著散失了很多。幸好亭林的门人潘丰替他刊行了若干种，其中有《亭林文集》和潘丰刊刻的部分作品。但所刻也只是亭林文稿的一部分，不能看到全部面貌。因此，潘丰刊刻的《亭林文集》虽然对我们研究顾亭林的生平和著述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但我们仍希望看到一种比较接近亭林文稿真实面貌的本子，以便互相校勘，从而更深入地考察顾亭林一生的出处大节以及言论活动；而旧抄本《蒋山佣残稿》的出现，大体上解决了其中一部分问题。《蒋山佣残稿》为顾炎武所著，旧抄本，共三卷。原稿早已散佚；据我所知，它的传抄本在国内有两部：一部藏于常熟瞿镛的铁琴铜剑楼，一部藏于上海涵芬楼。涵芬楼所藏，早在“一二八”日本侵略上海时就被焚毁；瞿氏所藏，没有见于著录，现在也不知道是否还存在。这部残稿同样是旧人传抄的本子，原为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旧藏。抗日战争前，大阪府立图书馆曾根据原藏本摄影。原本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一字。版心上方标有“蒋山佣残稿”，下方题“尚志堂”三字。首尾有“秦峯陆熙”“文穆”“大阪府立图书馆”等印章。陆熙是清初画家，他的生平经历已经无法详细考察。“文穆”应当是陆熙的字；“尚志堂”是否就是陆氏的室名，则不知道。残稿共收九十九篇，其中有一篇文字残缺；除了《记与孝感雄先生语》一篇外，其余都是书信。题目下面有时有顾衍生所注的某人的姓名、籍贯或简历。文中遇到“荤下”“先妣”等字，都另起一格书写；遇到“炎武”二字，就写作空格。由此可以推知，原底本恐怕就是顾衍生根据亭林原稿亲手抄录的本子，而传抄本大约又是从顾衍生抄本转录而来。因此，所有格式也都沿袭旧样，依然保存着原稿的面貌。书后附有《熹庙谅阴记事》一卷，是顾亭林记述明神宗朱翊钧、光宗朱常洛、熹宗朱由校时期“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始末的著作，起于明光宗泰昌元年九月至十二月。它为研究明史的人提供了一些宝贵资料。据李云沾（亭林的门人，也是顾衍生的老师）给人谈论亭林遗书的信说：“先师（这里指顾亭林）当日著作非常丰富，即使以我晚年所见来说，尚有《岱岳记》四卷、《熹宗谅阴记》一卷（三大案都在其中，是我亲手抄录的）、《昭昭夏遗声》二卷（昭夏就是中夏，选录明末殉节诸公时，每人有一篇小序，也是我亲手抄录的）……如今这些书不知道流落在什么地方，实在十分可惜。”【载于《国粹学报》第一年第七号。】可知《熹庙谅阴记事》的原稿在顾亭林去世不久后，就不知道流转到了哪里。但这还是乾隆大肆焚毁所谓“违碍”书籍以前的事情。乾隆蛮横地下令查缴“违碍”书籍以后，各省移送应当销毁的书目中，已经列有无名氏《熹庙谅阴记事》，这应当就是顾亭林所撰写的书。据此可知，《熹庙谅阴记事》的原本在乾隆下令焚书时，必然已经遭到焚毁。因此，这部经旧人传抄的残稿和记事，在日本也一直受到珍视，甚至被誉为“海内孤本”（语出日本长泽规矩也《亭林著述考》）。自清代以来，从未刊行。我们把残稿同潘丰刻本《亭林文集》详细校勘，发现同时见于残稿和刻本文集的有《与友人论服制书》等三十九篇；残稿中有而未刻入文集的，有《答门人毛景岩书》等六十篇。这六十篇未刻入《亭林文集》的遗文尤其值得珍视。它们涉及的方面极其广泛：有些谈顾亭林在山东章丘被谢世泰侵占大桑家庄田产的事情，如残稿卷一《答张稷若书》《与魏某书》等；有些谈他北游山东以及旅行晋、陕的事情，如残稿卷二《答人书》等；有些谈他被牵连进济南黄培诗狱的始末原委，如后文所述；有些谈他力拒协助修纂《明史》以及不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的事情，如残稿卷二《记与孝感熊先生语》《与苏易公》，以及卷三《与苏易公书》等；有些谈他晚年定居关中和营建朱子祠堂的事情，如残稿卷三《留书与山史》《与三侄》《与王山史》《又与王山史等书》；有些谈他的私人家庭事务，如残稿卷一《答再从兄书》等。

译这些书信中，有的可以同《亭林文集》相互印证、补充，如各篇《寄与孝感雄先生语》；有的可以订正和补充清代吴映奎、张穆等人的《顾亭林年谱》所未完备的地方，如康熙十八年顾亭林辞绝四川总督周有德在西安的聘请，为摆脱他们的羁绊，飘然出关，游览嵩山、少室山等事，都见于残稿卷一《与李星来》、卷二《与李紫澜》、卷三《复周制府》等书。尤其是顾亭林谈到自己被牵连进济南黄培诗狱的几封书信，潘丰刻本《亭林文集》完全没有收入，这显然是刻书时有意删去，以避“时忌”。幸好张穆《顾亭林年谱》在康熙七年下收录了亭林谈及济南诗狱的几封书信，而残稿卷二还载有亭林谈此事的四封给人的书信，以及《与原一甥》《上国馨叔》等书。这些书信既可同张谱所收相互印证补充，更可贵的是，残稿中的这几封信竟没有一封与张谱所载重复；即使只从辑佚的角度看，也值得格外珍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篇、一篇〕 因此，这部残稿的特殊价值，不仅在于它为我们考订顾亭林的生平行事以及他“以游为隐”、立志图谋恢复故国的深沉苦心，提供了十分真实具体的说明和例证；更重要的是，这些书信还真实反映了当时封建统治社会的一些丑恶现实，例如清代官僚集团的腐败黑暗，人民在官僚、地主和高利贷的层层压榨下，陷入“人多相食”的悲惨命运；以及清廷如何通过文字狱、举行博学鸿词科、开设明史馆等措施，施展摧残民族文化、笼络和杀害遗民志士的全部手段。今天我们读到这些文字，仿佛还可以想见顾亭林当年坚持斗争、坚贞不屈的精神面貌。至于同时见于残稿和刻本《亭林文集》的三十九篇书信，经校勘后也发现：残稿文字有的可以疏通、补正刻本文字中的疑滞和缺误，如残稿卷一《与王山史书》等；有的可以订正张穆《顾亭林年谱》中诗文系年的错误，如残稿卷一《又与熊耐荼书》等【详见拙作《论顾炎武的〈蒋山佣残稿〉》，《四川大学学报》一九五九年第五期】；有的还可以考知顾亭林写信的年月和收信人的姓名，如残稿卷二《与郭九芝辞祝书》等；有的还可以由此考察顾亭林的立身行事、游踪活动以及誓死不仕异朝的孤忠亮节。佳处接连不断，难以逐一列举。比如残稿卷二《答李子德书》、卷三《答潘次耕书》末尾比刻本文集多出的那一段文字，是多么义正词严，强有力地展现出一位怀抱亡国惨痛的遗民志士对故国的怀恋以及凛然不屈的民族气节！这些文字对三百年来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所起的鼓舞作用，也远远不是文字校勘上的得失可以相比的。我们知道，顾炎武的诗文在生前就屡经增删改易，详略各有不同。例如《答俞右吉书目》自己说：“至于从前流传到朋友那里去的诗文，大半已经删改，不知道先生是从哪里看到的。”（残稿卷一）又如《与潘次耕札》说：“寄去文集一部，不过是全部的十分之三，但和从前的抄本不同。”（《亭林余集》）这部残稿是根据亭林原稿传抄的，文中所叙述的事情和口吻，大体上都最接近原来的面貌。自清代吴映奎、车守谦、张穆、余嘉以下诸人都没有见过它【据吴映奎、张穆《顾亭林年谱》和余嘉《顾亭林诗谱》所辑亭林著述目录，均未列《蒋山佣残稿》，可见确实如此】，实在非常珍贵。因此，今天把这部幸存于焚书禁毁之外的残稿和《记事》重新编排刊行，供国内外文史学界人士研究，就成为一项十分重要而且具有特殊意义的工作。●《蒋山佣残稿》卷一 答门人毛景岩 答张稷若书 与馆中诸公书 与朱长源 答人书 与李子德 与公肃甥一 与公肃甥二 又与公肃甥书 与李霖瞻 又与李霖瞻 与李星来 又与李星来 与魏某一 与魏某二 与魏某三 与李中孚 答陈亮工 与王山史 与戴枫仲 与侄公成 与 答王山史之一 答王山史之二 答王山史之三 答汤荆岘 与关中友人书 与友人书 答原一甥 答公肃甥 与弟大云 病起与蓟门当事书 答迟屏万 致熊耐荼之一 致熊耐荼之二 答再从兄的信 答俞右吉 答门人毛景岩（名讳今凤，贡监，长洲人。） 关于您询问汪承毛之后，钝翁的话也颇合道理。但末段多说接受产业这一点，便像是有意而作，预先堵住毛氏的嘴，成了整篇文章的蛇足。令伯广之承嗣于毛氏，有祖父而没有父亲，这是前人的过失；然而广之一生不改姓，必定自有他的理由。如今作为儿子的，却要把已经去世的父亲改成姓汪，也不是道理上能够安然接受的。考察近代的旧事：魏恭简公是昆山的大儒，他家一代姓魏，一代姓李，互相承继昭穆，传了二三百年，这必定是有不得已的原因才这样做的。至于海宁的陈氏，是宋代高太尉的后代，几代人都考中进士，仍都以陈为姓。后来百史获罪，彦升想恢复高姓，世人反而以此讥笑他。大概君子对于名分不正的事情，不能由自己创始；如果是从先人那里承受而沿袭旧日做法，也不过是‘不改变父亲原有的道路’罢了。何况毛氏与汪氏共同出自姬文王，不能拿莒、鄫两国并非同族来作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答张稷若的信（名讳尔岐，山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