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林文集卷之三

译近来往来南北之间，承蒙朋友们过分推许我有一日之长，向盲人请教。我私下叹息，一百多年以来做学问的人，往往谈论心性，却茫然不能真正理解。关于天命和仁，孔子很少谈到；关于人性和天道，子贡也没有听到过。性命的道理，写在《易传》中，也从未屡次拿来告诉别人。他回答士人的问题，只说“行己有耻”；谈到做学问，只说“好古敏求”；同门弟子谈论时，对于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的说法一概不说，只说：“诚信地把握中道，天下四海即使困穷，天赐的禄位也会永远终止。”唉！圣人做学问的方法，是多么平易而可以遵循啊，所以说：“从下学起而达到上达。”颜子几乎可以说是圣人了，尚且说：“用文章广博我。”孔子告诉哀公时，说明明辨善道的功效，也把博学放在首位。自曾子以来，笃实没有谁能超过子夏，但他谈到仁，也只说：“广泛学习并且坚定志向，恳切地提问并且联系实际思考。”如今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聚集门客、弟子中的学者数十人、上百人，正如“譬如草木，分别区域而各有差异”，却一概对他们谈论心性；舍弃广泛学习和记诵，去寻求一贯之道；对于天下四海的困穷闭口不谈，却整天讲说“危微精一”，这一定是他们的道比孔子还高，他们的门徒比子贡还贤，越过东鲁孔门而直接承接尧、舜心传的缘故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这些我不敢知道。孟子一书谈论心性，也已经十分殷切了；但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所问，以及孟子所回答的，常常在于出仕或退处、离去或就职、辞谢或接受、取用或给予之间。像伊尹这样的最伟大的圣人，尧、舜作为君主和作为百姓时所具有的盛德大功，其根本也在于对于千乘之禄和一介之物都不看、不取。伯夷、伊尹不同于孔子的地方，以及他们相同的地方，在于他们都以“即使实行一件不义之事、杀死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也不会这样做”为准则。因此，关于性、命、天，是孔子很少谈的，而今之君子却总在谈；关于出仕退处、去就、辞受、取与的辨别，是孔子、孟子总在谈的，而今之君子却很少谈。说忠和清还没有达到仁，却不知道不忠不清而能够谈仁的人从来没有；说不嫉妒、不贪求不足以穷尽道，却不知道终身嫉妒而且贪求还能够谈道的人从来没有。这些我不敢知道。我所说的圣人之道究竟是什么？就是“广泛学习文章”，就是“行己有耻”。从自身一人直到天下国家，都是学习的事情；从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关系，直到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都是知耻所涉及的事情。知耻对于人太重要了！不以穿坏衣、吃粗食为可耻，却以普通男女没有受到自己的恩泽为可耻，所以说：“万物都完备在我身上，反省自身而达到真诚。”唉！读书人如果不先谈知耻，就是没有根本的人；不喜好古代而且广泛闻知，就是空虚的学问。以没有根本的人去讲空虚的学问，我看他虽然每天从事圣人之学，却离圣人越来越远。虽然如此，这些并不是我敢说的话，只是把微小的见解私下告诉志同道合的人，希望得到指正启发。○与友人论《易》书一

译承蒙您把《图书》《象数》《卜筮》《卦变》四篇考证文章给我看，我为之叹服。我曾读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中所说的“扶助弱小、扶持微末，兼包大小的意义”，以及他讥讽当时人“保守残缺、雷同相从”的话，认为这是师法的学说，所以对于他的话从来没有不反复阅读的。过去汉代的五经博士，各自按照本家学法传授：关于《易》有施氏、孟氏、梁邱氏、京氏；关于《尚书》有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关于《诗》有齐、鲁、韩、毛氏；关于《礼》有大戴、小戴；关于《春秋》有严氏、颜氏，并不专守一家之学。晋、宋以后，才有博学之士汇集诸说、融会贯通。到唐代，在学官中确立九经，孔颖达、贾公彦为它们作正义，就是今天所说的“疏”。排斥众说，用来申明一家之论，于是通经的道路就狭窄了。到了明洪武三年、十七年的科举条格，《易》以程氏、朱氏传义为主，《书》以蔡氏《传》为主，《诗》以朱子《集传》为主，同时都兼用古注疏；《春秋》以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的传为主，《礼记》以古注疏为主，仍未限于一家。到永乐年间编纂《大全》，把本义并入程传，删去《春秋》的张传和四经的古注疏；前人小注文字与大注稍有不同的也不收录，想使道术归于一途，使博士弟子无不以《大全》为学业，于是通经的道路更加狭窄了。注疏在万历年间刻印，只是颁行天下、收藏在学官中，却从未立法来劝勉人们诵习。试问一百年以来，能够通晓十三经注疏的有几个人呢？一家之学、有限的书籍，都是世人共同拥有的，尚且苦于难读，何况进一步到儒者的学术森林、群书的府库中去求取呢？然而圣人之道不会因此中断，所以说：“仁者见到它称为仁，智者见到它称为智。”过去解说《易》的人，不下数百上千家；像我这样孤陋寡闻的人，所见到并抄录唐宋人的著作也有十几家，明代人的著作还不算在内。然而没有见过超过程传的。况且《易》这部书广大而完备，一爻之中具备天下古今的大道理，注解文字哪里能够全部说明？如果著作中常说某爻代表天子，某爻代表诸侯，某爻代表宰相，某爻代表老师，大概本于崔憬解释《系辞》中“二与四、三与五同功异位”的说法。但这只不过是指出它的大概罢了；实际上人人都可以运用，所以说：“君子所处而感到安定的，是《易》的次序；所喜爱而玩味的，是爻辞。”因此孔子解释《易》时，对于“见龙在田”，以学问广博、仁德宽厚的功效作为根本；对于“鸣鹤在阴”，则以言语行为如同枢纽机关般发动来比拟它；这些都是爻辞没有说到的，而孔子说了出来。然而天下的道理实际上没有超出这些。“素以为绚”，说的是礼在质朴之后产生的意义；“高山景行”，说的是喜好仁德的感情；“诸姑伯姊”，说的是尊敬亲属的次序。孔子解释《诗》，就如同孔子解释《易》一样。后人解释《易》，一定要用一个人、一件事来对应某爻，这本来是传注的体例，应当如此；学习的人能够由一个方面推知另外三个方面，就可以了。再以九四“或跃”的爻来论，舜、禹被任用，伊尹五次就聘，周公摄政，孔子周游受聘，都可以与它相对应；汤、武革命只是其中一种意义，也不能把四、五爻连起来作为同一时期的事情，从而说有“飞龙在天”的君主，就一定没有“汤武革命”的臣子。想要把意义扩大，恰恰把它弄狭窄了，这是科举以来的通病。因此，天下所有书籍都可以用来注解《易》，但天下所有注解《易》的书，也不能穷尽《易》的意义。这就是圣人设立卦象以穷尽意旨的原因；孔子作《大象》，常常在卦辞、爻辞之外另立一种意义来给学习者看，使他们触类旁通，这就是举一反三的说法。天下的变化没有穷尽，把它施行到天下百姓身上的事情也没有穷尽；如果只解释文字意义罢了，那么孔子何必把竹简的编绳读断三次呢？“孔子平日所讲的，是《诗》《书》和执持礼仪。”《诗》《书》以及执持礼仪的文字，没有一样不是《易》。向下直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事件，秦、汉以下历代史书中百代兴亡的踪迹，有哪一样不包括在《易》中呢？所以说：“《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用言语的人崇尚卦辞，用行动的人崇尚变化，制造器物的人崇尚卦象，占卜的人崇尚占断。”我曾劝人学习《易》的方法，一定要先从《诗》《书》和执持礼仪入手；《易》的作用就存在其中，然后再观察卦象、玩味卦辞，那么道就不会空自运行，圣人的意旨也可以认识了。不知高明您认为是不是这样？○与友人论《易》书二 《小过》第五爻的爻辞说：“公，公也是君。”《归妹》第五爻的爻辞说：“她的君主、帝王之女这样的尊贵身份，却把她当作侄娣看待。”这也说明她是君。若说一定要天子才称为君，那是后人的见解。夏、商、周三代以前，分封土地而治理，尊卑的势力相差并不悬殊，天子、诸侯都称作“后”。《尚书》说：“三位后成就了功业。” 先儒认为，卦象称“先王”，只用于天子；称“后”，则兼指诸侯。这样看来，“后”和“君、公”是同一类称谓。现在有人认为凡是第五爻都一定是王者，而《小过》第五爻受到群阴胁迫，就贬低它的称号为“公”。那么《益》第三、第四爻的爻辞为什么不说“告王”而说“告公”呢？难道周公作爻辞以前，已经先有第五爻必须是天子的固定成例吗？事物不整齐，是事物的本性。六十四卦哪里能一一相同。《易》不能作为固定不变的准则，只随变化所适宜的情况而定。您只是看到了第五爻作为人君的一面，却不知道《剥》《明夷》《旅》的第五爻不能作为人君；只是看到了《比》《家人》《涣》第五爻说“王”，却不知道《离》的上九、《升》的六四特意说“王用”，而不是第五爻；《随》的上六、《益》的六二也兼说“王用”，而不是第五爻。《礼记》说：“言语哪里只有一种意义，每句话各有它所对应的情形。”如果一定要执着一种说法来概括整部经书，就像所说的“固执啊，高叟解《诗》”，又和咸丘蒙怀疑瞽瞍不是臣子的错误相同了。○与友人论父在为母齐衰期书

译承蒙您教导说，处在如今这个时代，只应当著书，不必讲学。这种舍弃虚名而致力实际的说法，很合我的心意。只是您所辨析的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一事，我终究不敢舍弃二礼的明文，而听从后王的臆断，顺从乡野人的恩情说法，却忘记尊敬父亲的道理。为父亲服斩衰三年，为母亲也服斩衰三年，这是按照子女对父母的制度；父亲在世，为母亲服齐衰一年，这是按照丈夫对妻子的制度。《仪礼·丧服传》说：“为什么服一年呢？是因为有所屈抑。最尊贵的父亲在世，不敢伸张自己对母亲的私亲尊重。”《问丧》篇说：“父亲在世不敢执杖，是因为尊长在。”《丧服四制》说：“以侍奉父亲的原则来侍奉母亲，而爱的感情相同。”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土地上不能有两个王，国家不能有两个君主，家庭不能有两个尊长，这是因为用一个尊长来治理。所以父亲在世，为母亲服齐衰一年，是表示家中没有两个尊长。所谓三纲，是丈夫为妻子的纲纪，父亲为儿子的纲纪。丈夫为妻子服丧期满除服，儿子为母亲的服丧也随之除服，这是尊敬父亲、不敢自作主张的道理。为什么忘记父亲是全家制定礼制的主宰，反而在儿子那里讨论不同、比较轻重呢？伯鱼的母亲去世，服丧满一年还在哭，孔子听见后说：“是谁在哭？”弟子说：“是鲤。” 孔子说：“唉！太过分了。”伯鱼听到后，就除去了丧服。伯鱼的母亲，就是孔子的妻子。孔子为妻子服丧期满已经除服，伯鱼便不敢为了对母亲的私恩而超过服丧期限，正是所谓先王制定礼制，不敢逾越。 《丧服·子夏传》说：“禽兽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乡野人说：父母有什么区别呢？都城中的士人则知道尊敬亡父。”《丧服小记》说：“祖父去世后，后来为祖母承继后嗣的人服丧三年。”这就是说，父亲在世而不能伸展服丧三年，是受到父亲的压制；祖父在世而不能伸展服丧三年，是受到祖父的压制。服丧，是仁；不能伸展服丧，是义。把这些加以区别节制，就叫作礼。虽然如此，《丧服传》说：“父亲一定要过三年以后才再娶，是为了成全儿子的心愿。”那么，十五个月而举行禫祭以外，做儿子的难道忍心就此吃稻米、穿锦衣、住在内室吗？这里“志”的意思，就是心丧。圣人一方面因父亲的尊长地位而压抑儿子的服丧，另一方面又通过父亲三年不再娶来成全儿子的心愿；圣人处理父子关系，可以说仁爱到了极点，义理也尽善尽美。自从礼教不明，丧期废坏，人们只把穿衰麻丧服当作服丧，难怪您有所疑虑而不敢安心。经书和传文说“三年之丧”，并不是说“三年的丧服”。三天不懈怠，三个月不松懈，服丧一年悲哀，服丧三年忧愁，这才是三年之丧。练祭时感慨，祥祭时心境空旷，这才是三年之丧。三年哭泣如泣血，从未露齿而笑，这才是三年之丧。丧啊，丧啊，难道只是说衰麻丧服吗？况且您说如今父亲在世而为母亲服丧的人，真的都能穿三年丧服吗？卒哭以后，本来就有因屈从父亲而改穿缟白、浅淡衣服的人。这样看来，连衰麻丧服也没有完全实行。然而二十七个月之内不听音乐、不婚嫁、不参加科举、不出任官职，从周公以来本来就是如此。况且礼中有母亲为长子服三年的条文，先儒认为不能因为父亲在世而屈减到一年，为什么呢？因为要服从父亲。父亲除服，儿子即使是为母亲服丧，也不敢不除服；父亲未除服，母亲即使是为儿子服丧，也不敢除服。所以儿子有为母亲服一年丧的，母亲有为长子服三年丧的。孟子说“礼的实质，就是节制和文饰这两方面”，说的就是这个。如果只说父母的亲情相同、爱的感情相同、服丧期限也相同，那么连幼童都知道，何必等待圣人来制定礼制呢？曾子问：“同时有两场丧事，该怎么办？哪一场先，哪一场后？”孔子说：“下葬先轻后重；举行祭奠，先重后轻。”把父亲视为重，把母亲视为轻，如果不是这些话出自圣人，也会成为俗儒所议论的事情。至于上元、洪武改革的缘由，以及卢履冰、元行冲、褚无量驳正的说法，想来也是您过去听闻过的，不烦劳再作叙述，只希望您详细察考。○与友人论服制书 把三年之丧增加为三十六月，起于唐代弘文馆直学士王元感，已经被张柬之驳斥，如今关中的士大夫却都实行它。《丧服小记》说：“再期之丧，就是三年。”《三年问》说：“至亲以一年为断限，那么为什么要三年呢？回答说：这是增加其尊隆而已。使它加倍，所以称为再期。”古人把再期作为三年，其中又有练祭、祥祭的节制，减轻哀痛的次序，逐渐变换丧服的过程；因为经历了三个年头，所以称为三年，并不是先有三年的名称，然后才为它制定丧服。如今对于礼制产生的根由已经昏昧，而且我听说，君子所看重丧礼，是因为内心的感情。居处不安，然后才设置倚庐来表达思慕；吃美味觉得不甘，然后才吃粗食、饮水来表达菲薄；去掉装饰达到极点，然后才制定袒括、衰麻、练葛等服制来表达无文。如今关中的士大夫，服官、赴举仍和平常人一样，却独自把加长几个月的布冠当作孝行，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出于感情，还是出于形式？先王的礼制不可增加，随意增加它，一定是因为内心感情不够深。更严重的，甚至在除服之日举行庆贺。人情所庆贺的，是未必一定能够得到的事情。生儿子、授官、登科、成婚，都是本来未必能实现而终于实现的事情，所以可以庆贺。因此说：婚礼不庆贺，是合乎人的次序的礼节。因为婚姻是人生事务中必然要有的，所以不庆贺。丧事有结束，是人事中必然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可庆贺的呢？况且我不知道他们所庆贺的，是在除服之日吗？君子有终身之丧，说的是忌日。在这一天，要按照丧礼对待，不能说已经除丧。若要在第二天庆贺，那又成了早晨举行祥祭、晚上就唱歌一类的事情。稍微懂得经书的人都不谈“贺”字，而王元感的说法却还遵循实行。假使有一个人，像颜丁、子羔那样行丧，送终之事没有不尽心尽力，却只是在中月除服、禫祭之日脱去丧服，难道能说他不孝吗？不过，我看如今的人完全不把丧期当回事，而这个地方还因循旧俗，不敢立即改变，这也是风俗厚重。至于充分表达内心感情而去掉外在形式，则是君子在乡里施教所应做的事。○与友人论门人书

译恭敬地承蒙您来信教诲，情意殷切诚恳，怜惜我年老衰暮，又哀叹我的学问无人传承，您的用意十分深厚。然而您想让我仿效从前二三位先生招收门徒、树立声誉，以此在世上显扬，我私心却有所不愿。若说西汉传授经学，弟子常有一千多人，地位高的做到公卿，地位低的也能做博士，以此显明其学术，这难道不能说是荣耀吗？但《汉书》却断定说：“大概是因为利禄的道路罢了。”所以连孔子的门人也被说成学习是为了求取俸禄。孔子说：“学习三年还没有做到不谋求俸禄，这样的人很难得到。”何况在今天呢？如今追逐利禄的人，对于经术实在没有依靠，这一点很清楚。他们终年所学习的，不过是应试文章；拿本经来问他们，仍然茫然不知讲的是什么。大概自唐代以来，帖括之学浅薄，后来又把它废弃；他们无意于学问，传承不止一代了。何况纳资捐钱取得资格的条例已经实行，目不识丁的人也可以做郡邑博士；只有贫穷而不能改业的人，一百人中还有一两个读书人，而且也都是急躁争逐之徒，想迅速成功以在世上求名。把五经告诉他们，他们不愿学习；把白沙、阳明的语录告诉他们，他们却欣然接受，因为因袭它们而取得名声比较容易。其中稍有才华的人颇喜欢作诗，而如今的诗也可以不学习就写成。我走遍天下，看见诗集和语录的刻本堆满几案，几乎到了“瓦釜雷鸣”的地步；问他们《二南》《雅》《颂》的意义，却不能解释。在这样的时代推行我的道，谁会跟从呢？“大匠不因拙劣工匠而改变、废弃规矩，后羿不因拙劣射手而改变射箭的标准。”如果迎合众人的爱好，贬低自己的学问来招徕天下人、扩大自己的声誉，那就是歪曲正道来顺从别人，而我也将没有时间这样做。只是此道存在于天下，必定有时会兴盛；君子教育别人，有一种私下承受其教化的方式，即使相隔百世，也如同同在一堂。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我一生的志向和事业都在其中，只希望多抄写几部送给同好，或许不至于被那些嫉恨它、害怕它妨碍自己的人毁弃；将来有王者兴起，也可以从中斟酌采用，这样或许可以完成我的一点愿望。道的盛衰，各有其时；如果只是为了自己而不求名声，那么没有什么不能用来勉励自己。我的见识鄙陋而固执，之所以与如今的先生不同就在这里，高明您有什么教诲？○与友人辞祝书 昨天听子德说：明府将要在我的生日光临，赐予祝贺。我私下认为，庆祝生日的礼俗，是古人所没有的。《小弁》诗中被放逐的儿子，才开始说到自己的生日；《哀郢》中流亡的旧臣，才说到出生之日。因此唐文皇以父母养育劳苦的教训，流着泪回答群臣；近来孙退谷、张篑山也著文论述并废止这种礼俗。那些处于平常安顺境地的人，尚且要推辞，何况我生逢不幸，情形不同于常人，流离四方，苟且保全性命。像前代的王华、王肃、陆襄、虞荔、王慧龙这些人，本来应当终身穿布衣、吃粗食，不听音乐，不参加喜庆之事。即使不能做到这样，又在这一天接受朋友的酒席，炫耀于世俗眼前，难道不会使我内心感到悲戚吗？真正了解我的人，应当怜悯我的不幸而来吊慰，不应当把不合礼的礼俗施加给我，使我违逆本心、损伤天性。因此直抒内心曲折，把这些告诉您，只希望您明察。○病起与蓟门当事书 上天生育豪杰，一定有所任用，就像君主对待臣子，授予官职并交给职分。如今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万世开创太平，这是我们这一辈人的责任。把仁义作为自己的责任，死而后已，所以我一场病已经危重将死，精神和思绪仍未混乱。假如就这样突然长逝，而对于这一责任已经不能说毫无一点功劳；如今既然能够活下来，这是上天认为我还稍能任事、不肯立即放我归去，我又怎敢怠慢自己的职守呢？如今有一条建议，可以使千百万人活命，尤其对秦、陇地区最为紧要：如果能够实行，就会积下万万件阴德，比于公还多。请把秦地百姓的夏麦、秋米以及豆、草，一概按实物征收，储存在官仓；到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再卖出。这样司农的钱财本来还在，民间也能省下成倍的支出。况且按一年计算似乎不足，按十年计算就有余；先在秦中实行，随后可以推广到天下。但为什么说秦地人尤其急迫呢？我亲眼见凤翔百姓向权贵借债，每借银一两，要偿还米四石，这还能支持多少年月呢？即使是捐弃不能实现的空想，尚且要去做，何况只是在征收方式上转移一下，并不损害国家赋税呢？然而恐怕也不能实行。《易》说：“牵羊而行，悔恨消除；听到这话却不相信。”到了形势穷困、道理走到尽头，河流决口、鱼肉腐烂之后，即使想按实物征收，也已经无法得到实物了。拯救百姓于水火，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事情。我病中已经把这些写在书信里，却还没有告诉在位者。近来读国史，正统年间曾派右通政李畛等官员出售米粮，得到银两数万万，那么过去已经有人实行过这种办法了。特意提出这个建议，等待高明之士筹划。○与李湘北书 关中布衣李君因笃，近来承蒙您上疏荐举赞扬，既体现了您爱惜人才的诚意，更令人钦佩您识拔卓异之士的眼光。但这位先生母亲年老而且有病，独子无人依靠；一接到征召的诏书，彼此相看而哽咽。虽然赴朝的义务已经迫在眉睫，必须戴星赶路，但早晚侍奉母亲的私情，却更加依恋难舍。何况他年过七十，长期困于扶床行动，路途相隔三千里，不能像曾参那样及时得到母亲的指示；一旦向北辰祈祷却没有应验，回头望西方余晖而归期无望，那么不能侍养母亲的羞耻如何偿还，风木之悲又怎能补救？从前李密上奏陈述愚诚，晋朝听从并许可；徐庶指明自己的心情，汉主派人送他上路。求贤虽是国家的常规，教导人尽孝实是人伦的根本。因此我迎着风立即上路，泣血叩拜宫门。恭敬地希望老先生弘扬推恩及类的仁德，怜悯独处一隅者的哭泣，俯身赐予吹嘘援引，仰仗您的应允，使他能够回去奉养老母，入室侍奉；这样从此侍奉母亲一日的斑衣之乐，就足以成为终身感恩报答了。像我炎武这样的人，戴黄冠、穿草鞋，久已追随方外之人的行迹，牙齿脱落、眼睛失明，已经属于废人之列；但由于平生兄弟般的交情，按理不能坐视不管，所以冒昧给京城写信，陈述我的一点心意。○答汤荆岘书

译两封信一同收到，深深感激您对我的挂念。您有子产那样博物的才能，有子政那样博闻强记的敏捷，却向我这个衰老昏愦的人下问；只是我不知道精神已经消耗殆尽，年轻时听到的事情，十件中连两三件也记不住了。我听前辈老先生说：太祖《实录》一共重修三次：第一次修于建文年间，书已经焚毁，世上不再存在；第二次修于永乐初年，当时大梁宗正西亭曾有这部书，但在洪水滔天之后便无法查问；如今史宬保存的，以及士大夫家中避讳称作《实录》而改称《圣政记》的，都是第三次修本。然而第二次、第三次修本不同的地方，大抵在“靖难”一事上，例如放弃大宁以及合并建立制度，还有各种边疆事务记载得非常简略，都是如此。至于颍、宋二公，如果果真不是善终，那么第一次修本一定已经避讳不写了。我听先人说：《实录》中附传在某人卒传之后，是正例；不附于卒传而另行记载，是变例，这正是当时史臣隐微的用意。王元美先生作《信国公诗》说：“所以恩泽终，颍、宋乃反是。”大概是说二公没有得到善终，但不能说是被诛杀。且以汉代的事情说：武帝对于刘屈牦，说是诛杀，可以；成帝对于翟方进，说是诛杀，就不可以。这就是史臣用隐微方式记载的原因。如今观察某人死后恩典有无、厚薄增减，就可以由一个方面推知另外三个方面。至于即位月份日期，应当依照您的意见，以《实录》为准。自万历以来，是非的道路纷乱错杂；姑且把我亲眼见过的书说出来，刻本有《辛亥京察记事》《辽事实录》【王在晋】、《清流摘镜》【王岳】、《傃庵野钞》《同时尚论录》【两书都是蔡□□】、《悫书》【蒋德璟】；抄本有《酌中志》【刘若愚】、《恸余杂记》【史惇】之类，都不可缺少，仓促列举也说不完。搜罗广博，裁断精审，这只能依靠大君子了。○附　复汤荆岘书 子德西归后，我拜读了您的亲笔信。另有一封信详细陈述先母的节烈，以及前朝旌表的大概，求请收入史传，想来已经呈入您的阅览之中了。承蒙您询问史事，弟年老健忘，不敢凭空回答。不过自万历以来，是非的道路纷乱错杂；姑且把我亲眼见过的书说出来，刻本有《辛亥京察记事》《辽事实录》【王公在晋】、《清流摘镜》【王岳】、《傃庵野钞》《同时尚论录》【两书都是蔡某，忘了他的名字】、《悫书》【蒋公德璟】；抄本有《酌中志》【刘若愚，即汪钝庵文集中所说的“远志之苗”】、《幸存录》【夏君允彝】、《恸余杂记》【史君惇】之类，都不可缺少，仓促列举也说不完。搜罗广博，裁断精审，这只能依靠大君子了。弟近二十年把精力都用在音韵学上，如今已经在淮上刻印，只等待亲自前往，和张君力臣当面增订修改。今年到了睢，正赶上淮西饥荒，又缺少旅费，未能成行；明年春天应当再次携带粮资向东去。恰好马氏暂时有约，或许可以在贵地暂留十天半月，先把这件事附带告诉您。另外还有给马宅的一封信，烦请替我寄去。匆忙写此问候，不能尽述仰望思念之情。○与叶讱庵书 去年冬天韩元少来信，说曾经想和您推荐我，后来又中止了。近来听说史局中又有人访求我的情况。姑且不论我昏聩衰老、不能勉力任事，而且您又是我的同乡，我一生的抱负，怎敢不直陈于您。先母尚未出嫁便过门奉养婆母、抱养嗣子，是吴中第一奇节，蒙朝廷旌表。国家灭亡后，她绝食而死，具有女子效法首阳山伯夷的烈节。临终遗命中有“不可在异代做官”的话，载在墓志、行状中，所以人人可以出仕，而炎武绝对不能出仕。记载说：“将要给父母留下美名，就一定要做到；将要给父母留下羞辱，就一定不要去做。”七十岁的老人还有什么可求的？正差一死罢了！如果一定要逼迫我，那么我就以身殉死。一死而使先母的大节更加彰显于天下，使我这个不肖之子也能附带成名，这也是人生难得的遭遇。谨此奉告。○与史馆诸君书 在北门起草诏令，在东观编修典籍，一代的文献交付给诸位大才，实在是幸事。列女传，旧史从来没有遗漏。恭敬地想到先母王氏，未嫁而守节，割断手指为婆母治病，立嗣并教育后代，以及家世、名讳，都载在张元长先生的传记中。崇祯九年，巡按御史王公【一鹗】上奏此事，奉旨旌表。乙酉年夏天，先母当时六十岁，在常熟县语濂泾避兵。她对我这个不孝之子说：“我虽是妇人，身受国家恩惠，按道义不能受辱。”等到听说两京都已失陷，她绝食不吃，于七月三十日在寓所内室去世。遗命炎武读书隐居，不在两个不同的朝代做官。至今三十五年，每当想起这些，不知眼泪已经沾湿衣襟。当日战乱艰难，过了大祥祭以后，才得以与先父文学公合葬在墓地。如今将要在墓上树立一座石坊，借助旌表家门的典礼，增添墓表的荣光。又恰逢修史之时，诸位凭借卓越见识和宏大才华担任笔削之职；共姬的葬事，特意记载在《春秋》中；漆室女的话，唯独由中垒传下来。我不能不寄望于诸位阐明幽微的笔墨。炎武年近七十，早晚将入地下，自知没有办法扬名显亲，冒昧倾诉悲哀恳切之情，希望诸位采录数语保存于简册，那么身后的荣耀施及千古，也将成为千载的风教。○与公肃甥书之一

译修史的困难，当局者自然知道。到四方搜求藏书，想法并非不好，但西方各州县却以此为苦，宪司的檄文一到，便回报说没有书。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借机派取解送费用，时势人情大抵如此。我私下认为，这次编修只可以把邸报作为依据，粗略形成草稿，留待后人，就像刘昫的《旧唐书》一样。【唐武宗以后没有实录。】记得过去邸报到崇祯十一年才有活字版，在此以前全是抄本。而宫中秘府所收藏的，出自涿州的进献，难道没有有意增删的地方吗？访问士大夫家，若有当时的旧抄本，可以另用俸禄购买一部，选择其中重要关目略加对勘，就能知道了。我自幼时，先王父早晚和一两个朋友谈论此事，我在庭前恭敬听闻，颇知其中根源；只是年老不免遗忘，手泽也多有散失，史稿完成后，仍然可以辨明其中的清浊。如今修书，正像刘昫修《旧唐书》；但诸公多引用洪武初年修《元史》的故事，却不知道诸史之中《元史》最差，因为十来天、一个月就完成，所以错误特别多。例如列传第八卷写速不台，第九卷又写雪不台，把一个人写成两篇传；第十八卷写完者都，第二十卷又写完者拔都，把一个人写成两篇传，几乎连马有几只脚都还没有数清，哪里有时间去辨别它是骊、黄、牝、牡呢？然而这是汉人给蒙古人作传；如今汉人给汉人作传，肯定不至于这样。【也有像谷林苍把张延登、张华东当作两个人的情况。】只是奏章中关于是非、异同的议论，应当让双方的说法并存；对于外部听来的材料，另采用存疑的体例，或许才能得到真实情况。这些话虽是万世的公论，却只是家庭中的私下谈话，不可告诉别人，以免助长好事者的传播。○与公肃甥书之二 所谓大臣，是以道义侍奉君主，不能这样做就应当停止。我的外甥应当反复思考这句话，不要给后世留下讥讽，那么我这个衰老之人也能共享荣耀。这一带从京兆到二崤都得到降雨，陇西、上郡、平凉都遭旱灾，恐怕会成为大同旱灾的继续。与其在灾害已经造成后赈济抚恤，哪里比得上在灾害尚未发生时免除赋税？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有人身为秦地县令，却隔河买来临晋的小孩，阉割成火者，来充当童仆，以至于割死了一个人；这难道不是陕西以西已经成了另一个世界吗？如果真想整顿朝廷以整顿百官，应当把激浊扬清作为第一要义，而根本在于培养廉洁。所以我先把关于俸禄的一项建议附上请您阅览，但这件事在今天必定不能实行，只能留待将来。除了解说经书以外，我所论述的大体就是这些。世上如果有孟子，也许可以拿这些话去劝告齐、梁；我却终究只能把它们藏在箱柜里罢了。○答原一、公肃两甥书 老年空闲较多，追忆从前的交游。还没有到弱冠之年，就参加文士聚会，追随才俊之后，步武杨、班的高雅踪迹；众人品评人物，家家擅长雕龙之文，这是一段时期。后来山岳崩塌，江湖沸腾【原文“沸■〈氵胷〉”有疑】；酸枣的慷慨陈词，使人还记得臧洪；睢阳守城断指、鲜血淋漓，最使人悲伤南八。虽然隔着黄泉，内心却没有隔阂，这是又一段时期。后来奴隶般的人物气焰嚣张，亲朋纷纷倾覆；有的人听到死灰复燃的话，流着泪而想到韩安；读到穷鸟投人的文章，抚心而明白赵壹。最后凭借公论，得以脱离危机，这又是一段时期。这三段时期的人，骑箕星而化鹤，多数已经无法追及；但他们的贤哲子孙、后代仍常常存在。因此即使担着书箱、戴着斗笠，在路上偶然相逢，尚且会为他们叙说殷勤情意，陈述往昔，在郑国郊野席地而坐叙谈，在黄公炉边赊酒畅饮；何况我的外甥想把郡中的园林作为我的住处，让我追寻往日的旧居遗迹，那里不缺志同道合的人；坐在今日的讲席上，也难以推辞后学的邀请。假如连鸡肉黍饭都无法具备，连干粮也供应不足，既违背良友的情谊，也更加辜负故人的期望。况且我如今居住在关中、华山之间，每年日常用度约需百金。如果到了吴门，便须增加到五倍，我的外甥能够替我办到吗？又有人会说：宽广的屋舍所带来的欢乐，可以大大庇护贫寒之士；九里之地的恩泽，也应当施及我们这些人。还会说：我们彼此都是同声同气、共同患难的人，你有显贵的外甥，难道可以没有接济我的情谊吗？这就像因为寻找兔子而窥伺野鸡，见到弹丸便请求射鸟，正如韩愈诗中所说：“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祈福人”；我的外甥又能满足这种要求吗？即使是田文、无忌，也不能拿来与当今相比；假使是元美、天如，也一定会设法处理此事。如果不能这样，必定会因失望之情而招来许多人的议论。况且我晚年身在山林，已经形成独自来往的踪迹；城市中的作为，终究是迎合他人的学问。既然如此，我今天不来，不只是为了自我适意，也是为了替我的外甥妥善安排处境。○与彦和甥书 万历以前，八股文中能够流传于世的，不过二三百篇罢了。其中没有一个字是没有出处的。偶然给门人讲解吴化侍奉君主的一段文字，其中有“謇谔”二字。《楚辞·离骚》说：“我本来知道直言进谏会招来祸患啊，却忍心不下而不能舍弃它。”这就是“謇”字的出处。《史记·商君列传》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不如一个士人直言争辩。周武王因有直言争辩的臣下而昌盛，殷纣王因臣下默然不言而灭亡。”这就是“谔”字的出处。陆机《辨亡论》说：“左丞相陆凯以直言进谏竭尽规劝。”韩文公《郾城联句》说：“九次升迁仍然更加直言进谏。”可见古人早已使用这两个字了。现在希望我的外甥召集门下十几个士人，把先正的文章先注解二三十篇拿来，以此给北方学者看。除了出自《四书》的事情不作注解外，其他《五经》、诸子、史书以及古文中的句法，都逐一加以注释，像李善注《文选》那样，才算合乎体例。这可以挽救近来科举文章杜撰无据的弊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二十篇〕 ○与施愚山书 理学的传承，本来就是您家世代继承的事业。然而我私下认为，“理学”这个名称，是从宋代人才开始有的。古人所谓理学，就是经学；不经过几十年的功夫，不能通晓。因此说：“君子研究《春秋》，直到终身也不能停止。”如今所谓理学，其实是禅学，不从五经中取法，只凭借语录；同帖括文章相比，反而更加容易。又说：“《论语》是圣人的语录。”舍弃圣人的语录，却去研究后世儒者，这就叫作不知道根本。高明您认为是这样吗？近来我删去枝叶，不再作诗文，恭敬拜读您的佳作，却没有来得及作诗酬答。至于《音学五书》的刊刻，它的功用在于注解《毛诗》和《周易》；如今只把它看作诗家不朽的书，那就本末倒置了。刊改还没有确定，我写一封信给力臣，先把《诗经》和《广韵》印出后送给您；如果有便人经过，就可以来取。○答汪苕文书

译远道惠赐亲笔信，过分地奖誉抬举我，使我更加惶恐惭愧。至于您怜悯礼教衰败毁坏，希望我斟酌古今，写成一部书，使后世百王末流的风俗恢复过来，提升到三代的境地，这正是仁人君子的用心。然而这件事太难了，朱子曾想做却没有完成，何况又是在四五百年以后呢？我年轻时学习科举业，主要用力于四部经书，对于三礼却没有考究。年过五十，才知道“不学习礼就无法立身”这句话的意义，正想加以讨论，却经历了许多忧患，又迫近衰老，加上北方难以购得书籍，所以对这部经书仍然没有所得。我所见到的济阳张君，名叫尔岐，字稷若，写有一部《仪礼郑注句读》，根本依据先儒，立论简洁恰当；因为他不求闻达，所以当世没有名声，但他的书实在很可以流传。假如朱子见到它，一定不仅仅会有谢监岳那样的称许。我以前见到他关于五服异同的书，已经赞叹佩服不已。我私下认为，一个人的出处升沉，自有定见；如果能够耗尽几年的精力，把三礼作为经书，并把古今制度的变化附列在后面，加以论断，留给后世君王，惠益后来求学的人，岂不是今天的一大幸事吗？我正在编录《易》学解说，程子、朱子各自另写一书，用来纠正《大全》的错误；但我已到桑榆暮年，还不知道能不能完成，不敢徒然许诺，却仍然把这件事寄希望于君子。○答俞右吉书 您所论说的《春秋》各家以及胡文定作传的宗旨，极为正确。在汉代，三家《春秋》学说各自以自己的师说为准，而范宁注《谷梁传》，却不拘守一家之说。到了唐代啖助、赵匡出现，才会通三传，专门探究散佚的经义；到了宋代孙复、刘敞出现，便抨击古人，几乎没有什么蕴意留下。胡文定承继这些学说，以痛哭流涕的心情，发表标新立异的论断，他与子游、子夏传授的旧说距离就更加远了。如今陆氏所编的条例、刘氏的《权衡》《意林》，都有各自的用意；只有《尊王发微》没有见到。后儒论辨《春秋》的文字，散见在史志和文集中的，也多有抄录，却还没有汇集成册。若我所著《日知录·春秋》一卷，暂且有一二百条，例如“君氏卒”“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应当采用《左氏》；“夫人子氏薨”，应当采用《谷梁》；“仲婴齐卒”，应当采用《公羊》；至于“三国来媵”，则是我自己提出的说法，因为见到《硕人》诗说“东宫之妹”，《正义》认为这是“说明所生者尊贵”，并不是我敢创立前人未有的说法。由于缺少抄写的人，一时没有能够寄给您，只就您来信所问的两件事，恭敬地抄录在这里，不知是否合适？请您替我加以订正。○与戴枫仲书 大难刚刚平定，应当反省自身、修治自己，作为善后的计划。从前傅说告诫高宗说：“只要以干戈之事反省自身。”孔子为《易》作《系辞》时说：“山上有水，这是蹇卦。君子由此反省自身、修养德行。”孟子说：“行动而没有达到目的，都应当回头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左传》记载孔子的话说：“臧武仲有智慧，却不能被鲁国容纳，是有原因的。他行事不顺理，施加于人也不宽恕。”如果能够省察自己的内心，使好胜、自夸、怨恨、贪欲之情不在心中萌发，而以顺理的方式办事，以宽恕的态度待人，达到“在国家中没有怨恨，在家庭中也没有怨恨”的境界，那么就可以进入圣人的道了。把先前横逆而来的遭遇看作磨砺自己的他山之石，这就是张子所说的“玉女于成”〔原文如此〕。至于评论人物优劣的言论，很容易招来责怪而损害德行。自己如果能像许子将那样，才可以主持汝南的月旦评；但即使如此，也只限于一个郡，不敢涉及天下。不致力于反省自己，却喜爱评论别人，这正是今天的君子终身不能与道相合的原因，我不愿我的朋友这样做。○与李星来书 今年春天的荐举文章，几乎遍及文坛；虽然龙的性情难以驯服，却也像鱼潜入水中而被看得非常清楚。于是申屠的踪迹竟然能够超然自得，叔夜的文章也安于不作，这就是晚年的福分。关中三位朋友中，山史称病，未能如愿而离去；天生因为母亲病了，流泪告别；中孚甚至以死发誓，后来才得以免去此事；他们看待老夫，简直像看作天边的孤鸿。这里的山水极好，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多想挽留我，躲避世事。我认为这里与汉羌交战的烽火只隔着一座山；他们却说三十年来到处修筑堡垒，一个县的境内多达一千多座，各人自行防守，敌人难以全面进攻，这是其他省份所没有的；即使天下有变，秦地也能独自保全。不知是否如此？○答李紫澜书 我常常感叹，有名声不如没有名声，有职位不如没有职位。以前读到您过分推重我的来信，却不知道我这次来到关右，既不求助于当权者，也不设立讲坛，不招收门徒。西方的人有的认为我迂腐，有的认为我是对的。然而志同道合的李君中孚，竟被上官逼迫，抬到近郊，直到卧在那里手持白刃，发誓要自杀。关中诸位君子有人拿巨游的旧事向当权者进言，才使他能够以称病为由获释归去。这样，国家没有杀害士人的名声，民间也有容身之地，真可以说是威武不能屈服。然而名声成为牵累，竟到了这种地步，完全可以灰心退回去了！有人说：“君子担心死后没有名声流传”，这又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君子所求的是身后之名，今人所求的是当世之名。当世的名声，随着人死去也就消失了；他们所求的，正是君子所忧虑的，又为什么世俗之人难以觉悟呢？城郭、沟池用来作为坚固的防御，铠甲兵器用来作为防卫，米粮、谷草、禾秆用来作为守备，这些从三代以来就是君王不废弃的制度。自从宋太祖鉴于五代的祸乱，一举把这些全部撤除，于是战乱突然兴起，天下再没有完整的城邑了。我不能守住城邑，贼人也不能据有它，而掘坟盗墓、攻掠抢劫之徒却全都藏保在山中。于是四皓隐居的商山、刘晨阮肇遇仙的天姥山，以及凡是从前兵革未曾经过、高真仙人曾经托迹的地方，无不成为戎狄聚集的盗贼巢穴。所以说到避世的困难，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推究其中的原因，开国祖艺祖和韩王也有不能推辞的责任。读书谈论世事却不涉及这些，难道能算是“开拓万古以来的心胸”吗？○答曾庭闻书

译在南徐州分别，已经三十六年了。您高谈王道与霸道，委屈自己沉沦于泥涂之中；我读到严武、隗嚣的诗句，没有一次不为此感叹三次。我年老仍然穷究经书，即使上天再赐给我一些年寿，也不过成为第二个伏生罢了，哪里敢妄想追随骐骥的脚步，希望达到日行千里的境界呢？然而像您这样有经世之才的人尚且沉沦而不得志，何况像我这样浅陋鄙俗的人，走在那旷野之中，死在道路上，本来就是应当的。哪里值得劳烦君子殷勤来信询问呢？宣尼曾说：“自从南宫敬叔用车来接我以后，我所讲的道才更加得到推行。”如今人情却不同于此。即使有南宫敬叔那样的车子，季氏、孟氏一类人也不问杏坛中的文字。然而我一生所著的书，颇有足以启发后世君王、留给后来求学者的内容。《日知录》三十卷已经刊行了八卷，但我还不满意。《音学五书》四十卷，现在才交付雕版印刷；刻印所用的梨木、枣木，完全出自先人遗留下来的物品，是故国的余泽，从来没有向别人求取。“君子的道，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您的年纪还不老，应当努力加餐。○复陈蔼公书 山史从西边来，我得以接到您赐来的书信，并读到《井记》。一家人全部尽节，风俗教化凛然可敬，实在是史官记载中罕见的事，也是中垒校尉所没有记载过的。弟长期客居四方，年近七十，形貌枯槁，志向事业衰退，正打算逃避名声，隐居在寂寞的地方，与渔夫樵夫为伍；既没有改变初衷，仿效百泉、二曲讲学授徒，又哪里有所谓门墙呢？至于经过汝南而结交孟博，到了高密而拜访康成，那么当世博通之人、伟大之士，自从束发以来，我奉他们为师友的，实在不在少数，只是不敢存有门户地域的偏见。《诗经》说：“风雨昏暗如夜，鸡鸣声却没有停止。”又说：“那可爱的园子里有檀树，树下是山谷。他山的石头，可以用来琢磨美玉。”这就是说，君子在末流之世持守自己，在众人聚集之处接待别人，必然有既不刻意求异、也不苟且附和的一面。承蒙您来信教诲，实在合乎我的心意，谨此回信致谢。●《亭林文集》第四卷 答李子德书之一 答子德书之二 答子德书之三 与潘次耕书 答次耕书 与次耕书之一 与次耕书之二 与李中孚书之一 与李中孚书之二 答王山史书 与王山史书 与王仲复书 复张又南书 与三侄书 与李霖瞻书 与王虹友书 与周籀书书 与人书一 与人书二 与人书三 与人书四 与人书五 与人书六 与人书七 与人书八 与人书九 与人书十 与人书十一 与人书十二 与人书十三 与人书十四 与人书十五 与人书十六 与人书十七 与人书十八 与人书十九 与人书二十 与人书二十一 与人书二十二 与人书二十三 与人书二十四 与人书二十五 ○答李子德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