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林文集卷之六 【 补遗】

译制度如果不改变，就无法挽救今天的局面。处在不得不改变的形势中，却仍然忌讳承认确实要变，只是姑且守住不变的名义，必然会造成大弊病。今天的军制，可以说还是高皇帝的军制吗？名称上是，实际已经改变了。然而上下相互因循守旧到了极点，仍不改变，这难道是创立制度的本意吗？高皇帝说：“我养兵百万，不耗费民间一粒粮食。”从今天看来，究竟费不费？百万军队在哪里？却还认为祖制本来就是这样，这就是所谓自相蒙蔽的说法。我曾考察《春秋》、古《周礼》中寓兵于农的说法，没有不感慨长叹，认为把兵和农分开成为两种人的，是三代以下的通病；把军和兵再分成两种人的，则是从本朝开始的。一个百姓，先分作农民，又分作士兵，就是一个农民加一个士兵，已经难以承受；一个士兵，又分作军户，再分作兵，就是一个农民加两个士兵，更加难以承受；一个士兵，又分作卫兵、民兵，再分作募兵，就是一个农民加三个士兵，更是无法承受。如果不赶快改变，势必发展到把百姓全部驱赶去当兵才会停止；一旦把百姓全部驱赶去当兵，国事就将不忍再说了。两位祖宗制定的制度是：京师设置五个都督府、七十二卫；京畿设置五十卫；各省设置二十一个都指挥使司、两个留守司、一百九十一卫，以及守御屯田群牧千户所二百一十一个；边疆设置宣慰安抚长官司九十五个、番夷都司卫所一百零七个。每卫五千六百人，每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每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发给军田，建立屯堡，一边耕种一边守卫。每人受田五十亩，缴纳粮食二十四石，一半供养自己，一半供给官俸；城中操练的军队一旦有警报，早晨出发晚上就能到达。这样，天下怎么会忧虑没有兵，又为什么还要另立兵制？长久安定导致防备松弛，政务败坏，军伍空虚。正统末年，才下令郡县选取民壮。弘治年间，规定每里签选二人或四五人，遇到调发，官府供给行粮。正德年间，按丁粮编收机兵银，每人每年领取至七两有余，全部由百姓负担。这称为机快民壮。兵力一增加，制度就改变一次。后来防备更加松弛，盗贼从雍州、豫州兴起，蔓延到几个省。民兵不够使用，于是招募新兵，给养加倍，把他们作为长期征戍的军队；兵力再次增加，制度再次改变。屯卫军说：“我哪里懂得打仗？” 不过是转运粮漕罢了，守御不是我的职责。因此有了机壮，屯卫就成了无用之人。民壮说：“我哪里懂得打仗？只是供给劳役罢了，调发出征不是我的职责。”因此有了新募兵，民壮就成了无用之人。我曾合计天下卫所，兵力不少于二百万人。国家拥有二百万士兵，本来可以无敌，却竟不能得到一个人的实际使用；二百万人拥有的田地，本来不能说不够供养，却竟不能得到一升一合粮食的实际使用。所以说，高皇帝的法制已经亡失了。那么，难道要把卫所军全部改成真正的兵，由官府任命将领统率吗？答：不能。或者要把卫所军全部废掉，收回他们的田地吗？答：也不能。请在不改变旧制的表面形式中，包含改革的制度；顺应已经变化的形势，重新创立相应的规章。拿着军籍逐一查问：有没有缺额的军伍？缺少多少人？收回缺额者的田地，用新兵补充。把军伍集中起来检阅：是否都能作战？不能作战的免除军籍，收回其田地，用新兵补充。每五年检阅一次，淘汰羸弱者，登记精锐者，不必让军籍世代相袭。这样，就不必花费国库一文钱，而每卫都能得到若干真正可用之人；推广到天下，二百万兵力便可以全部恢复。何况今天驻跸南方、负责挽运漕粮的士卒，每年耗费数倍；把他们作为士兵，军力就会强，把他们作为农民，国力就会富。若不及时因势变通，任凭这一百一十多万人沿袭士兵的名义、消耗军队的粮饷，却连张弓搭箭都做不到，不能为国家发挥丝毫作用，那就是国家永远放弃这一百一十多万人，也放弃这一百一十多万人的田地，终身不再恢复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万人〕 这样，物资财力怎么能不困乏？军政怎么能不衰败？又凭什么谋划抵御敌人、建立收复失地的功勋呢？形势论

译过去建都南方的，有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南宋，共八代。吴国时期，三方鼎立，西以巴邱为界，北以皖城、濡须为界。等到吴国灭亡，便凭借长江的险要，先被晋国占有。永嘉南渡后，荆、豫、青、兖以及徐州一半归入刘石，梁、益归入李雄，以合淝、淮阴、寿阳、泗口、角城为重要城镇。到了苻氏、姚氏、慕容氏的战乱时期，才得到青、兖、梁、益，宋沿袭了这种形势。元嘉北伐时，在碻磝战败，佛狸的军马驻扎瓜步，于是只好以长江为防线。拓跋氏全部占有中原，齐、梁相继统治江左，淮河以南以北都成为战场。太清年间发生内乱，承圣年间不久又发生战争，齐国占据淮南，魏国收取蜀汉，江陵陷落。陈氏兴起后，西面不能得到蜀汉，北面失去淮淝，只以长江为边界，于是又只能守江。疆域日益缩小，国运更加短促，采石、京口同时渡江，最终被隋朝吞并。南唐失去淮南以后，也以长江为边界，国家终于不能支撑。宋朝建都临安，同金人订盟，以中淮为界，西面抵御到大散关。端平年间灭掉金国蔡州，因而挑起了同蒙古的战争。宝祐年间失去蜀地，咸淳年间失去襄阳、樊城，元兵南下，幼主衔璧投降，难道不是大势所决定的吗？我曾逐一考察八代兴亡的原因，从天下中部来评论，私下认为：荆襄是天下的咽喉，蜀地是天下的衣领，两淮和山东是天下的脊背。蜀地控制着天下的上游。过去在南方建国的，必定先失去蜀地，然后才危险覆亡。蜀地自成一国而不与中原合并，还可以安定，孙吴对于汉、东晋对于李雄就是这样。蜀地同中原合并，又集中天下的力量，凭借上游的形势来作为敌人，就危险了。王浚从巴丘向东进兵，刘整谋取蜀地以图谋宋朝，就是这样。因此防守应先防蜀地。如果安抚治理蜀地百姓，凭借当地富饶，在秦、凤、泾、陇之间出兵，动摇天下并不困难。因此作战也应先取蜀地。赵鼎说：“经营中原应从关中开始，经营关中应从蜀地开始，幸蜀则应从荆襄开始。”陈亮说：“荆襄占据江左上游，西接巴蜀，北控关洛，楚人凭借它可以虎视齐、晋，同秦国争夺帝业。”东晋以来，设置重镇来扼制中原。孟珙说：“襄阳、樊城是国家的根本，经过百战收复之后，应当进一步经营。”宋人的议论大致如此。元朝攻取宋朝时，果然从襄阳、樊城渡过汉水到达鄂州，所以用天下的力量围困这两座城达五年；等到渡过长江，不到两年便攻取临安。因此，没有蜀地还可以立国，东晋就是这样；没有荆襄就不能立国，楚国失去陈地、迁都寿春就是这样。没有淮南、淮北，却以长江作为防守，就会灭亡，陈朝祯明年间、南唐保大年间就是这样。所以应当厚重经营荆襄，把它作为急务。古代善于防守的人，凭借的是险要之地，但一定使力量在险要之外还有余地；守淮河的不在淮河，而在徐州、泗州；守长江的不在长江，而在两淮。这样，我方作战和防守都有回旋余地，国势就可以振兴。因此阻扼两淮是急务。有人说：“高皇帝曾经从南方攻取北方，为什么却一再说要守住这些地方？”我说：确实如此。夺取天下的人，必须处在天下的上游，然后才能控制别人。英雄没有施展武力的地方，事业就不能成功。况且人们只知道高皇帝定都金陵，却不知道高皇帝之所以夺取天下，是在江东尚未平定时，先以大军攻克襄汉，平定淮安，降服徐州、宿州，然后向北攻略中原；这就是用兵先取得地势。况且楚国称霸，关键在邲地；汉高祖从沛地起兵，进入秦地，又从南阳、析县、郦县进军；光武帝也从南阳起兵；宋武帝灭南燕，从淮河进入泗水；灭后秦，从汴水进入黄河。这些都是自古以来南方攻伐北方的明显证据，都是先取得地利然后行动的。按照我的计策，把天下的一半联合起来成为整体，运用它如同常山之蛇，即使有苻秦百万军队、完颜三十二军的兵力，也不能窥伺我方土地；积蓄威势，保持精锐，等待敌人出现空隙，就可以成功。这是战守兼顾的谋略，也是用兵的最高策略。田功论

译天下最大的财富有两种：第一是耕种，第二是畜牧。国家也是如此。秦杨凭借耕田种粮而成为一州之首；乌氏、桥姚凭借畜牧而富比封君，这是说一家富裕。放弃颖栗而封于邰，非子繁殖牲畜而得到秦国封赏，这是说国家富裕。事情中有一种策略非常迂远，实行起来也非常困难，但最终可以兼并天下诸国、使天下人臣服，没有比耕种更好的了。我曾读宋代魏了翁的奏疏，他认为：“古人守边备塞，可以舒缓民力，逐渐消磨敌人的意志，唯有务农积谷是重要的道路。”他又说：“有屯田，有垦田。大战之后，田地多荒芜，各路闲田应当广泛招募诱导百姓开垦；如果能够恢复旧业，耕种收获的实际效果，往往比屯田更多。大概边境附近的土地，长久荒废不耕，粮价就贵；粮价贵，百姓就会流散；百姓流散，兵力就会削弱。一定要开辟土地、扩大耕种，使粮价低；粮价低，人就会聚集；人聚集，兵力就会强。请不要只追求屯田的虚名，而先考虑垦田的实际利益。招募忠义的土豪，官府供给帮助，依便利条件开垦，大略估计所耕土地可以达到数千顷，明年此时便能收到土地的收益，获得可以食用的低价粮食。况且耕田的农民，也都可以成为可用的士兵，万一有警报，各家自行守卫，各人自行作战，比仓促派兵戍守强得多。没有屯田的名义，却有屯田的实际；没有养兵的费用，却又可以暗中控制骄横强悍的士兵；不但可以抵御外敌，还可以防止其他盗贼出入。几年之内，边防自然会显得坚固；用于作战就能取胜，用于防守就能牢固。”我认为这正是今天的急务。太平之世，田地各有主人；如今中原遍地长满蒿草，确实有田主的地方，如果田主能尽力耕种便罢，否则就登记土地，交给新来的农民，不能让我国存在荒地。这样做，人民一定会服从，这是第一项有利条件；连续丰收的日子，人们就会看轻粮食，这是第二项有利条件。如今战乱相连，连续多年发生大饥荒，百姓多有粮食困难，必须劝导他们耕种，这是第三项有利条件。古代边地屯田多在沙漠荒碛之中，如今黄河以南的土地却是泥土肥沃的平地；扬州有水田，颍州、寿州有旱田，可以修复羊祜、杜预的遗迹，恢复上元年间的旧屯，这是第四项有利条件。长久荒废以后，地力尚未耗竭，粮食一定会成倍收获，这是第五项有利条件。然而有三项困难：大司农告知财力困乏，却要拿出数十万金钱，谋求三四年以后的收益，这是第一难；朝廷不能长期任用一个人，百姓也不甘心单独劳作，希望用几年的力量专任一人，这是第二难；上天有旱涝，年岁有丰歉，如何承受矩在任初年种稻时因霜来得早而没有收成、几乎造成阻碍的情况，这是第三难。我请求拿出数十万金钱，交给劝农官，不必过问钱粮收支；三年以后，以边地粮食的盈亏、贵贱来考核他的优劣。这个人若想使边粮充足，就一定会督促耕种，一定会疏通商业，一定会恢复安定。边地粮食安定而充足，物力就丰厚，兵丁就充足，城防就坚固；天子可以得到不以谋利为名却实际得利的好处，而天下最大的财富也就积聚于此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钱法论 没有比本朝的钱法更好的，也没有比本朝推行钱法更差的。考察史书：周景王铸造大钱，周代的钱法大概第一次改变。汉朝承袭秦代半两钱，后来变为荚钱、四铢钱、三铢钱、五铢钱、赤仄钱、三官钱。到了汉灵帝、献帝时，又变为四出钱、小钱。汉钱总共改变了九次。唐代铸造开元通宝，后来又铸造大钱，于是有乾封钱、乾元钱、重轮钱，唐钱总共改变了四次。宋代仿照开元通宝旧式，西部战事发生后铸造大钱，崇宁年间铸当十钱，嘉定年间铸当五钱，又夹杂使用铁钱、交子、会子，钱法更加败坏。宋钱也改变了三四次。每次钱法改变，货物价格就飞涨，钱的轻重没有常规，百姓因此受苦。本朝从洪武到正德，十位皇帝只铸造过四次钱；以后每位皇帝铸造一次，到万历时制度更加精良。钱的规格是每一百枚重十三两，轮郭周正，文字明洁，大概仿效古制而不吝惜铜和工料的意思。而且三百年来没有改变钱制的命令，市场价格稳定，钱文不混乱，百姓都称便利。这是钱法的优点。然而到了今天，物价日益加重，钱币日益轻贱，私铸钱纷纷出现，而朝廷用来衡量万物的权力竟至于无法施行，为什么呢？大概古代推行钱法，不只是把钱流布到民间，也要由官府收回。汉代法律规定：每人出算赋一百二十钱，这是人口赋税用钱缴纳。管仲《盐铁策》说：“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钱收入三千万。”这是盐铁收入用钱缴纳。商人有缗钱四千，收一算；三老、北方边地骑士有一辆轻车，收一算；商人的轻车收二算；船长五丈以上，收一算，这是关市收入用钱缴纳。命令百姓登记出售酒，租税每升四钱，这是酒类专卖收入用钱缴纳。隆虑公主拿一千万钱替儿子赎死，这是罚金收入用钱缴纳。晋朝南渡以后，凡田地、住宅、奴婢、牛马的契券，每价值一万收税四百，这是契税收入用钱缴纳。张方平说，房屋正税以及茶、盐、酒、醋的税课，大多收钱；募役法、青苗法的利息，也用来收取天下的钱而上缴，赏赐、俸禄、供给都没有不用钱的。钱从上面流向下面，又从下面流向上面，流通而不穷竭，这就是钱的运行之道。如今的钱只能向下流而不能向上收，伪钱之所以日益畅销，制钱日益阻塞，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请大略仿照前代制度，凡州县留存、支放的钱粮，一律用钱代替。使天下除了制钱不敢把其他钱交入官府，钱就会变重；钱变重，朝廷的权力就会变重。贾山说：“钱是没有实际用途的器物，却可以用来交换富贵。富贵是君主掌握的权柄。让百姓自己铸造钱，就是同君主共同掌握权柄，这是不能长久的。”所以，计算本金、衡量利息的利益虽小，而权力归于朝廷的利益很大。如今市场上的钱质地恶劣，制钱也跟着变坏；因此市场上的钱贱，制钱也跟着贱。这就是朝廷失去权力，让下面的人掌握了权力。朝廷又能得到什么利益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朝廷不收钱，钱就不贵重。因此我说：没有比如今推行钱法更差的，这正是贾谊所说的“退去七种福而施行广泛的灾祸”。子胥鞭平王之尸辨

译人的重大伦理关系，一是君臣，二是父子。臣子侍奉君主，就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如果是替父亲报仇，就一定要让心意得到满足才肯罢休。但这种必须使心意满足才罢休的做法，对普通人可以，对君主却有不能实行的地方。太史公说伍子胥鞭打楚平王的尸体，《春秋左传》却没有记载，因此我对此产生怀疑。我怀疑《春秋》以前没有掘墓戮尸的事情，伍子胥也不可能这样对待平王。郑国人替国君讨伐叛贼，不过砍断子家的棺材罢了。齐懿公挖出邴歜父亲的尸体并砍断他的脚，卫出公挖掘褚师定子的墓，把尸体烧在平庄台上，《左传》都记载下来，以显示他们的残暴；可见《春秋》以前没有掘墓戮尸之事。平王固然是伍员父亲的仇人，却也是伍员的君主。况且淫虐刑罚的罪过，哪里比得上篡位弑君？一人的私仇，哪里比得上天下共同的仇恨？报私怨的军队，哪里比得上讨伐叛贼的军队？唐庄宗尚且没有把这种行为施加于朱温，伍子胥却把它施加于平王，我又由此知道这种事并不存在。考察古人的事情，必须依据距离古代较近的书。《谷梁传》说：“吴国进入楚国，鞭打平王的墓。”贾谊《新书》也说：“《吕氏春秋》说：鞭打楚平王的墓三百下。”《越绝书》说：“伍子胥拿着棰杖鞭打平王的墓。” 《淮南子》说：“阖闾鞭打楚平王的墓，舍弃昭王的宫室。”《季布传》也说：“这就是伍子胥鞭打平王墓的原因。”大概事情本来只是鞭打墓，传述的人却把它夸大成鞭打尸体，使后代的人轻视、抛弃人伦，向枯骨报仇。赵襄子把智伯的头涂漆，王莽掘开定陶恭王母亲丁姬的坟墓，慕容儁把石虎的尸体投入汉水，姚苌把苻坚裸体鞭打，还用荆棘刺他；王颁掘开陈高祖的陵墓，焚烧尸骨取灰，投入水中饮用；杨琏真珈取出宋朝诸帝的尸骸，同牛马一起埋葬。这些人有的是向仇敌泄愤，有的是向亡国者逞威，未必不是受这句话的影响。既然如此，鞭打墓可以吗？也只能说：这不过是伍员之所以成为伍员罢了。顾与治诗序 他的祖先最早来自吴郡。洪武年间，因为家资被迁到京城，于是成为金陵人。他的从曾祖华玉先生，官做到南京刑部尚书，以文章闻名于当世。到了与治，也以擅长作诗著称。正值崇祯年间，天下多有变故，陪都南京却独自保持完整，使他能够利用余生作诗饮酒，尽情欣赏山川，流连花草树木，发挥笔墨的长处，抒写《诗经》《楚辞》般的情怀。晚年遭逢丧乱，独身无子，又被赋役逼迫，困顿失意而死。如今读他的诗，情思郁结，凄凉悲切，颇有孟郊、贾岛遗留下来的声调。我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与治，从前北行时曾对他说：“兄长一生所作的诗散失很多，如今已经老了，难道可以不流传下去吗？”与治说：“有一编诗稿在故人沈子迁那里，其余稿子杂放在旧箱笥中，因为生病还没有整理。”我出行三年才回来，经过扬州时，与治已经去世。宣城施尚白想搜集他的诗刻印出来，没有成功。第二年冬天，我经过六合，沈子迁拿出那一编诗稿以及他搜集的诗，共二百六十首。我替他删去大半，交给沈子迁刻印。唉！士人活着时如果没有谋划，不能取舍，以至于即使拥有城郭外数顷田地，也免不了忍受饥寒而死；然而还幸运地有故人记录他的遗诗，使他日后得以流名，这就是君子之所以重视结交朋友的道理啊。与治名叫梦游，是前贡士。他的书法尤其受到当时人的推重。《方月斯诗草序》我同方子确定交谊，是在单阏那一年，到现在将近六年了。我客居钟山，方子也寄居云间，不能常常见面。前些时候冬春交替之际，我因为仇家的诉讼到了云间，住在旅店中困苦无聊，方子却时时来看望安慰我，同我相处了两个月；于是拿出他的诗稿给我看。我读着它，就像听到河上的歌声，使人感慨抽泣而不能停止。方子生在楚地，长在吴地，凭着超群的资质，却遭逢困厄离乱；这些经历发之于言辞，形成了胸中块垒纵横、历历落落的诗篇，正是他所适宜的风格。我尤其喜欢方子的诗：在楚地却没有楚人剽悍强烈的气势，在吴地也没有吴人浮华靡弱的风气；不只是诗如此，他本人也是这样。方子正值年轻，才华出众，又处在天下有事的时代，熟悉掌故，常常能够提出可以实行的谋略，哪里只是区区一个以能言善辩著称的士人呢！孔子说：“诵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事，却不能通达；派他出使四方，却不能独立应对；即使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像方子这样的人，我希望他能够从政，继承先父，成为名臣。《天下郡国利病书序》崇祯己卯年，秋试被排斥落选，我退下来读书。感慨四方多有忧患，又以读书人缺少经世之术为耻，于是遍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的志书、一代名公的文集和章奏文册之类，凡有所得就记录下来，共编成四十多帙。一部分是记载地理的书，一部分是论述各地利弊的书。战乱以后有许多散失，也有一些增补；而且这部书原本没有预先规定体例，又多采用前代人的说法，地势民情同今天并不完全相合。我年老善忘，不能逐一刊正，姑且把初稿保存在箱中，等待后来的君子斟酌取舍罢了。《肇域志序》这部书从崇祯己卯年开始，先取《一统志》，后来取各省、府、州、县的志书，又参照二十一史互相考订。总共阅览志书一千多部，正文记载不完的，就注在旁边；旁注仍记载不完的，就另编一集，名叫《备录》。这些年为了糊口奔走四方，没有空闲删订，完成一部自成体系的书。感叹精力已经衰退，又担心《韦编》最终不能完成，只希望后世有志同道合的人替我续成并流传下去，使我二十多年微薄的苦心不至于彻底湮没罢了。《下学指南序》如今谈论学问的人，一定要到语录中去寻求；语录之书始于二程，在此以前还没有。如今的语录几乎多得装满栋梁了。其中沉溺于禅学的实在很多，然而他们的说法大概都出自程门。因此我取慈溪黄氏《日钞》中摘录的谢氏、张氏、陆氏的话，辨明它们的源流，并以朱子的学说加以裁定。学习程子而涉入禅学的，是上蔡；横浦则是由禅学进入儒学；象山另立一种学说，用来排斥一千五百年来的学问，而他所谓“收拾精神，扫去阶级”，也无非是禅宗的旨趣罢了。后来的学者相继阐述，大体都没有超出这一范围，只是方法越来越深，言辞越来越巧，不再有象山那种显然与众不同的痕迹，反而让人容易相信。如果读这部编录，就会知道他们的学说确实源自宋代这三家。唉！在宋代的时候，这还只是一个阴爻初生的姤卦；到了今天，却已经是五阴剥阳的剥卦了。若有人能够沿着朱子的话，通达圣人下学的宗旨，那么这部编录就是硕果尚存了。孟子说：“能够用言辞斥责杨朱、墨子的人，是圣人的门徒。”难道不值得对后世的人寄予希望吗！《吴才老〈韵补〉正序》

译我所作的《唐韵正》已经完成了。想到考订古音的功绩，实在始于宋代的吴才老；但他所著的《韵补》只零散地见于后人的引用，始终没有得到完整的本子。最近经过东莱任唐臣那里，见到这部书，便借来读了一个多月。其中合于古音的和不合的各占一半，我逐条取出加以注释，命名为《韵补正》，附在《古音表》之后。像吴才老这样，可以说是确实可信而又喜好古学的人了。后来的陈季立、方子谦等人的书，不过是承袭他所引用的材料，另行编排次序而已。如今世上很流行方子谦的书，却不知道它出自吴才老，实在可叹。不过才老博学多识，却不能把各种材料贯通为一，所以一个字竟有数页记载，像这样纷乱。我才学浅陋，又独自求学而没有朋友；假如能有吴才老这样的人同我讲习，来说明六经的读音，恢复三代的旧制，那又有什么困难呢？可是我寻遍天下，最终没有见到这样的人，而我也已经老了，又怎么能不对才老的书重新长叹三声呢！《书故总督兵部尚书孙公清屯疏后》国家处在危乱之时，并不是从来没有能够任事的人，而是常常忧虑他们得不到任用；任用了，又忧虑不能让他们专任；任用专一并且已经见效了，又忧虑轻率调动他们的官职，使他们有才干却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以至于事情失败，国家也随之受害。像总督兵部尚书孙公的遭遇，就是可悲的！崇祯年间，流贼成为秦地的祸患已经五六年，天子一旦任用孙公巡抚陕西，于是军队日益增加而军饷不足。孙公认为国家之所以能够供应军粮，在于屯田。太平日子已经很久了，原来额定设置的田地竟被有权有势的人占据，以至于隐瞒占有、侵夺吞没，弊端层出不穷，军粮因而亏缺；军粮亏缺，国家甚至不能发挥一支军队的作用。这样看来，国家的祸患不在贼寇，而在那些隐占侵没田地的人。于是下令清查屯田，健壮的丁壮每人授田百亩，免除其租税；剩余的田地则评定等级，分为三等，征收粮食以接济军饷。先在西安三卫实行，军队果然大为喧哗，斩杀李进成等七人后才安定下来。坚持不变，经过一个月，清查厘正并归还给天子的，统计得到兵员九千多人、饷银一十四万。天子因此下诏褒奖，提升他的品秩；关中的贼寇也有的被斩杀，有的被擒获，有的被招抚。崇祯三年，关中几乎已经没有贼寇了，但东部边境告急。天子采纳武陵杨公的意见，召孙公入朝援助。于是任用他督师蓟州，后来又调往保定；孙公请求入朝见驾，天子不许，他便以病辞职，并且因此获罪，被关进监狱。等到贼寇攻陷襄阳、洛阳，又重新起用孙公总督军务；孙公到关中时，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假使当时任用其他将领统率勤王的军队，而把陕西以西的事务全部交给孙公，十年后一定能够奏效，那么即使其他边地已经溃败，孙公也一定能够替国家保住关中，使它等待天子；并且只要贼寇不能占据关中，就一定不敢长驱直入京城。一道诏书调动孙公，国家的存亡竟由此决定。我读孙公的清屯疏以及有关文书，深有感触。孙公的儿子世瑞、世宁，请我为孙公立传，但他的功绩事状已经残缺散失，不能详尽了解。因此特意把其中重要的事情写在这里，用来表明孙公以一人之身系着天下的重任。如此看来，天下并不是从来没有人才，而是忧虑他们得不到任用；又忧虑任用之后却把他们调走。任用和调动之间不过相隔很短时间，大事却已经失去，这正是忠臣义士追述往事而流泪的原因。唉！先帝末年的事情，哪里叹息得尽呢！《广师》苕文汪子刻印文集，其中有一封讨论师道的信，说：“当今并不是没有可以作为老师的人；经学修养明达的，我见到两位，即顾子宁人、李子天生。内在品行淳厚完备的，我见到两位，即魏子环极、梁子曰缉。”炎武自量鄙陋低劣，不足以承受这种超过实际的赞誉；但同学之士中，还有苕文所不知道的人，不能遗漏，所以就按照我的见闻逐一评论。学问贯通天人之际、坚定不可动摇，我不如王寅旭；读书是为了修养自己、探究幽深细微之理，我不如杨雪臣；专精于三礼、卓然成为经学大师，我不如张稷若；超然于世俗之外、自得于天机，我不如傅青主；坚苦求学、没有老师也能有所成就，我不如李中孚；历尽艰险、能够随时势屈伸，我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像收藏群书的府库，我不如吴任臣；文章典雅，内心平和厚道，我不如朱锡峙；专心研究六书、诚信而好古，我不如张力臣。至于通达显贵而身居官位的人，可以称述的也很多，但不是平民所能评论的。《与卢某书》

译早就仰慕您的大名，却没有机会接受教诲，实在深深倾慕。现在有一件事想禀告：阊门外有一所义学，中间供奉先师孔子，旁边配祀寒宗的始祖黄门公。黄门公是吴人，而这里是他读书的地方，所以历代相承，一直没有更改。过去曾被利济寺的僧人夺去，寒宗的子孙诉讼后才恢复；史郡伯祁抚台的记文清楚可据，不像乡贤祠那样可以把前代的祭祀牌位任意增加。近日瞻拜时，忽然增添了一块卢尚书的牌位，我非常疑惑惊讶，询问掌管祭祀的人，他们说：有一位令侄想做奉祀生员，所以借托在这里。尚书是您家的始祖，名声德行显著闻名；与我祖先黄门公相比，难道有什么高下吗？然而考察尚书当日确实曾在学宫从祀，嘉靖九年又奉旨迁回他的乡里祭祀。尚书的乡里属于涿郡的逐县，就是今天的涿州；尚书任职的地方是九江、庐江二郡太守，就是今天的庐州、寿州。汉史本传记载，尚书当时的足迹从未到过吴地；他既不是吴人，也不是吴地的官员，作为子孙想要建立家祠，自然应当另建一室，专门奉祀一个神主，却把它挤放在异姓卑小的宫室中，借着没有名分的祭祀来附会，这在道义上说得通吗？” 吴中的顾、陆两家，河北的崔、卢两家，都是名门，各自遵从本族的声望。天下忠臣贤士很多，国家的制度只列入名宦和乡贤，因此《苏州府志》记载本地顾氏族谱一卷，有顾氏而没有卢氏；记载本郡祠庙一卷，有顾野王而没有卢某。《府志》出自您家教谕所修，尚且不敢私自增删，难道不是前代贤哲公正的用心、史家的成法，本来就如此明白吗？国史不记载，碑文不记录，宪册不载入，乡人也不知道，既不是彰明先祖德行、尊崇国家大典的做法，更何况连几筵都不设置，香炉供品也不具备，只用一块尺许长的木主，偏放在先师座位旁边，在情理上都不安妥。寒宗子孙对此议论纷纷，我想范阳大族中难道没有通晓礼法、通达孝道的人吗？所以冒昧直陈于您，希望您主持改正，使两位先贤各自得到应有的尊崇，也使后代免于争讼；这样保全的事情实在很多。临写此信，殷切盼望您的答复！《答友人论学书》《大学》谈心而不谈性，《中庸》谈性而不谈心。来信只提出“心”字，却没有把道理说完，我不敢贸然表示赞同，以免陷入上蔡、横浦、象山三家的学说。我私下认为，圣人的道理，是通过下学而上达的功夫；其行在于孝、悌、忠、信，其职责在于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于《诗》《书》、三礼、《周易》《春秋》；运用于自身，在于出仕或退处、辞让或接受、取舍与给予；施行于天下，在于政令、教化、刑法；他们所著的书，都是为了拨乱反正、移风易俗，逐步达到治理太平的实际功用；没有益处的事情不谈。各种诗、赋、铭、颂、赞、诔、序、记之文，都认为是巧言，不下笔写作。对于世俗儒者所谓穷尽天性、通达天命的学说，也一定把它归结到万物有实体、有法则，以及五行、五事的常理上，不进入空虚的议论。我所学习的正是这样；拿它来请教大方之家，免不了被认为浅近而不值得观看，虽然如此，也可以说没有背离大道了。杨子说：“听闻多，就用简约来守持；见识多，就用卓异来守持。听闻少，便没有简约；见识少，便没有卓异。”这话是有来历的，不能因为出自扬子云就废弃它。世上的君子苦于博学明善困难，却乐于一跃顿悟的容易，“天下人都这样滔滔不绝”，竟没有谁不来谈论学问了；但能够不背离大道的又有谁呢？我们相隔千里，不能见面，我冒昧直抒胸臆，来答复您的美意，希望您再多加教诲。《与友人辞往教书》羁旅在外的人，疾病交加，寄居在熟人那里；即使主人爱护自己，时常供给蔬菜，但一日三餐仍全部由自己供给，这对我来说并不惭愧，对主人来说却是厚待，这是人情的常态。如果想前往三四十里以外，去赴张兄的邀请，事情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必须像您所说的那样：有真心向学的学生，多则几人，少则三四人，正式制定课程，每隔两三天聚会一次，互相质疑问难，希望能够培养成才，延续斯文的传统；即使不能完全遵循白鹿洞书院的规约，也必须保留其中一二分遗意。恐怕他们未必能做到这些，如果只是白白吃喝，难道是君子所应做的吗？一个人的出仕和退处，关系到四方的观瞻，不能不慎重！广文孙君同我有旧交，曾和张兄一起来这里，同我畅谈半日，想来也知道我是个拘谨孤独的人了。《规友人纳妾书》董子说：“君子非常爱惜精气，谨慎地进行房事。所以，年轻强壮的人十天房事一次；中年人比年轻强壮时间隔加倍；开始衰老的人比中年时加倍；中度衰老的人比开始衰老时加倍；大为衰老的人以一个月抵得上年轻强壮时的一天，往上便同天地的节律相合了。”炎武五十九岁，还没有子嗣，在太原遇到傅青主，请他诊脉；傅青主说还可以得子，劝我纳妾，于是我在静乐买了一个。不到一两年，各种疾病接连侵袭，我才想起董子的言论，惊醒而深深后悔。于是议定立侄为嗣，便把她嫁了出去。我曾对张稷若说：“青主为人，是大雅君子。”稷若说：“哪里有劝六十岁的老人娶妾，却可以称为君子的呢？”我无言以对。年轻时我又同杨子常先生关系最亲厚；自从定夫去世后，子常年过六十，向来有眼疾，买了两个妾，三五年间眼睛就完全看不见东西了。后来得到一个儿子，已经长成儿童，却夭折了，最终同伯道一样没有后代。无子的人尚且应当把这件事作为警戒，何况有儿子、有孙子，甚至还有曾孙的人呢？有了曾孙却又买妾，从道理说，应当称为不祥；从事实说，朱子《斗诗》中有所谓“好人叹”，说的就是西安府那个人，前车之鉴并不遥远。想到您的年纪五十九岁，同我一样；有眼疾，同子常一样；有曾孙，同西安府那个“好人”一样，所以举这些事来规劝您，不知道是否恰当？《答徐甥公肃书》

译我小时候侍奉祖父，从十三四岁读完《资治通鉴》以后，祖父就把邸报给我看；泰昌以来的事情，我大致窥见了梗概。然而经历忧患，又加上年老昏聩，三十年来不再谈论这些事，已经全不记得了。我所收藏的一两千本史录、奏状，也都被亡友借去阅览；中郎被捕后，琴书全都散失。承蒙外甥来信，恳切地勉励我整理一代文献；我衰老朽败，哪里足以担当这个重任！既然承蒙您下问，您在阅读史书，我来往请教也没有妨碍，只是不知道我所掌握的“绛人甲子”“郯子云师”等材料，是否足以准备好回答赵孟、叔孙那样的问题罢了。史书的写作，是借鉴过去来训诫今天。我回忆庚辰、辛巳年间，国势危急，四方州郡土崩瓦解；可是老成博学的贤士，品格节操仍然卓异。下面有犯颜直谏的奏章，上面也有能够转圜采纳的听闻。贾谊的言论，常常见于诏谕；主张烹杀桑弘羊的言论，也屡屡见于封章。遗留下来的良好风气和善政，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想见。然而上天不肯保佑，国家的大命忽然断绝，山岳崩塌，江河日益衰落；三种恶劣风气没有受到警戒，六种逆乱之事更加接连发生。以今天所见的国家纲纪和人的表率相比过去，十件中还不到两三件；而百姓贫困、财物耗尽，又加倍增长，无法计算。我身处史局，应当根据事实进言规劝，提出造■〈桼阝〉之谋、沃心之告；这些事情比编纂史书更加急迫，本来不必等到写成竹简、奏报功绩之后，才算献上可供千秋鉴戒的明镜。关中一带荒凉，已经不是十年以前的景象；可是鸡肋般的关中、蚕丛般的险地，仍然劳烦军队谋划，运送军粮，哪里顾得上百姓的生活。甚至有六十岁的老妇、七岁的孤儿，带着八升米，赶赴千里之外的军营；于是强壮的人像鹿奔突一样逃亡，弱小的人上吊自尽，满门聚集哭泣投河，整村竖起旗帜抗拒命令。这是当地的隐患，而朝廷之上也许还没有深切了解。我以将近七十岁的年纪客居此地，饮露餐霞，足以怡养贞正的性情；登上山岩俯视溪涧，准备选择幽静之处隐居。只是担心鹤鸣再次使人惊惧，又担心像鱼潜水中那样并不快乐，所以忘记自己超越职分，献上这些狂妄的话，请求写一首《祈招》诗，代替《麦丘》之祝。不忘百姓，敢于把自己寄托为鲁国儒者；希望正因为有这样贤明的人，能够像《周雅》那样兴起哀悯之情。当权的君子们，难道也有人听到这些话而叹息吗？东部土地的饥荒，旅途中颇有传闻；江南的水旱灾害，我也从民间歌谣中了解到。您远游而经过青云，驾着四匹牡马却不能纵情驰骋；所希望的是您随时把音信示知于我。其余不一一详述。《与杨雪臣》想来这些年您一向平安，德行日益更新；而我最敬佩先生的地方，在于不刻印文字，不追逐当时的声名。至于朋友之中，观察他们的后代，能够像先贤那样贤能、承受祖业的，似乎也颇为困难。令郎广泛探究文献，却不参加科举考试，这又是如今教导子弟的人所应当取法的。人如果遍读五经，大略通晓历史鉴戒，天下的事情自然可以洞察；可忧虑的是被声名利禄迷惑而不觉悟。从前《日知录》刊刻时，承蒙您错误地许可赞许；近来学业稍有进步，也多有刊改。我的用意在于拨乱涤污，效法古代、实行夏道，启发后来求学者的见闻，等待后世君王实现太平。我自信这部书一定能够流传，却还不敢拿给人看。至于《音学五书》，是我一生独自得到的学问，也足以辅助六经，并不是近来拾取残余言语的作品；我也不肯把它拿来供别人代笔使用，已经在淮上刻印了。我的一生志向行为，知己都很清楚；只是想到从前孤独求生，在风雨中漂泊，如今亲族朋友却奋起直上青云，使我想乘坐孔子的车辕归去，又恐怕接近伯鸾的灶台。况且九州走过七处，五岳登过四座，却没有遇到君子，仍然像我这样的士大夫；由此已经可以知道大道难以实行了。如今我徘徊在渭水之滨，留连于仙掌山，准备营造一亩之地，以终了余年。然而雾中的集市、云间的山岩，人烟已经断绝；春日的田畦、秋日的园圃，虎迹纵横。我又不能不依靠城堡搭起房屋，向邻近的老人讨火；同古人栖居山林、饮食山谷相比，是多么不相称啊！世道已经滚滚浊流一般，天意仍然昏昧不明，不知道这一生还能不能再同您相见？正好借着使者，附带写上这些微薄的心意。《与戴耘野》一别二十年，每当向南眺望故乡，屈指算来松陵的几位君子，哪一次不追想郭林宗，长久怀念徐稚？虽然音容相隔遥远，志向却没有改变。只是鸿雁难以相逢，双鱼也无法寄信；而故人良友处在生死、出处之间，又不禁使我感伤流泪！远远得知您平日安康，风骨节操更加高尚，已经写成《三辅之书》，独自表彰千秋功业。像晨星和硕果一样的人，除了您还能是谁？我一生遭逢许多灾难，沦落在异国他乡，长久成为率野之人，再没有归葬故丘的日子。然而九州我已经走过七处，五岳登过四座，如今准备在太华山居住，以终了余年。诸子百家的学说，我对古人略有窥见；一卷文章，希望对后代有所补益；这就是我勉强自我发誓、不敢懒惰偷安的事情。现将《关中诗》五首、《寄次耕诗》一首呈给您，可以由此看出我出处的大概。从前曾编录一册南都时事，可以交给来人带来。听说您所著的《流寇编年》《殉国汇编》已经脱稿，只恨道路遥远，无法亲自披读。恭敬等待您的美好音信，以慰藉我悬念仰望的心情！《与潘次耕》接到您的亲笔信，如同见到故人；追念那种极其悲痛的遭遇，怎么承受得了！古人在患难之后，仍能奋然自立，光耀宗族而流传后世的，实在不少。您要努力啊，不要懈怠！承蒙您来信说要背着书箱跟随我游学，这是古人的盛美节操，我哪里敢当！然而我内心一直惦念您，想着朝夕相处，也不能有一天忘记。只是我这些年所到之处，没有停留超过三个月；朋友送给我两匹马、两头骡子，用来驮运书卷；雇来的随从，大多靠步行；一年之中，有一半时间住在旅店，这些情况不足以劳累您。近来稍微借得一些资本，在雁门以北、五台以东，应募开垦荒地。同伴有二十多人，开辟草野，披荆斩棘，在那里修建房屋。然而那地方严寒异常，我又要游历四方，也不能长期留住。那里有水却不能利用，当地官员派人到南方，寻找能够制造水车、水碾、水磨的人，以及能够出资耕种的人。大体说来，北方开发山地的利益超过开荒，蓄养牲畜的收获也比耕种丰厚；假如让我拥有泽地中的一千头牛羊，那么江南也就不值得怀念了。列子所谓“盗天”的说法，是说从造物那里取得，而不与人争夺。像今天的江南，连锥刀那么微小的利益都将争夺殆尽，即使像蠛蠓那样微小的生物，难道还能在那里容身吗？文渊子春也在边地建立产业，您如果有这个打算，那么在那里也足以建立豪业；只是恐怕您的性情不能忍受严寒，以及家中还有牵累罢了。徐介白已经很久没有来信，请替我把这封信带给他，让他知道我还没有死，天地之间仍有一位故人。《答毛锦衔》

译异姓承嗣的事情，史书中有记载的，魏国陈矫本是刘氏之子，出嗣舅父；吴国朱然本姓施，因为是姐姐的儿子而承继朱氏。只有这两个人算得上贤者；至于贾谧的后嗣贾充，就有莒人灭鄫那样的议论了。只有《晋书》记载一件事与您家的情况相似：吴朝的周逸博通古今，周逸本是左氏的儿子，被周氏收养。周氏自己有儿子，当时有人讥议周逸；周逸陈述古代的事例，最终没有恢复本姓，学者都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不过也不能拿这件事作为依据，因为经典中没有其他可以证明的材料。《与毛锦衔》我在关中时，略微仿效横渠蓝田的用意，以礼作为教化。孔子曾说：“广泛学习文献，再用礼来约束自己。”刘康公说：“人民接受天地的中和之气而生，这就是所谓的命。因此在行动举止上有礼义威仪的准则，用来安定天命。”既然如此，君子求学，是为了修养自身，是为了确立天命；离开礼还能从哪里着手呢？我的先祖元叹丞相在吴先主朝廷任职，因为威严而受到敬畏；先主常说：“顾公在座，使人感到不快乐。”我看近来讲学的老师，专心只想着聚集门徒、树立旗帜，而他们的教化并不严肃，所以想反过来改变他们的做法。《卫诗》称赞武公的德行说：“严肃啊，庄重啊；虽然不能达到那种境界，心中却一直向往。”假如有阮籍一类的人，狂妄放纵，视礼法为仇敌，那么也只能任由他们罢了。我回忆万历庚申年，我八岁；今年元旦写了一副对联：“六十年前二圣升遐之岁，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请借方便把这封信带到吴门，代我抄录这副对联，给一两位年高而知心的旧友看看，让他们知道这个迂拙的老人仍然活在人世。另附一首诗。《亭林余集》《亭林先生余集序》附：《亭林先生余集序》《庙号议》《庙讳御名议》《书太虚山人象〈象谭〉后》《三朝纪事阙文序》《中宪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寇公墓志铭》《文林郎贵州道监察御史王君墓志铭》《常熟陈君墓志铭》《从叔父穆庵府君行状》《先妣王硕人行状》《与潘次耕札之一》《与潘次耕札之二》《与潘次耕札之三》《与潘次耕札之四》《与潘次耕札之五》《与任钧衡》《与陆桴亭札》《亭林先生余集序》我十六岁时参加童子试，到了昆山。二哥从家乡来看我，有一天带我一同到市上游逛，看见一部抄本《亭林集》。二哥买下它交给我。我阅读其中的文章，发现多有删改增补，料想是先生亲手校定的。拿它同已经刊刻的本子校对，发现其中散失的有十多篇，大概是编集时被门人删去的。然而先生一生忠孝的大节，确实都具备在这些文章中，不能不使它流传下去。于是抄录并作序说：最好的文章一定根源于人的天性。古人的忠孝实情郁积在内，磅礴地显露在外，明亮时成为日月，愤怒时成为雷霆，流动时成为江河湖海；这种气充满天地，所以天地间元气所到之处，没有不是他的文章所显现的地方。那些不得不说的话，是用来宣泄自己忠孝的真实情感的；他的文章也就随天地之气上下同流，贯通古今而不止息。考察唐、虞、三代，禹、皋陶、益、稷的谋议，伊尹、周公的训诰，以及《大雅》《小雅》正变诸诗，都是如此。往下直到屈原、贾生、刘子政、诸葛孔明、陆敬舆、刘去华、陈同甫、文宋瑞、郑所南诸位先生，他们一生并没有刻意追求文章工巧，不过是说出心中想说的话就停止了。后世的人读到他们的文章，往往感愤流泪，不能自已，好像生在他们的时代，亲身遭受他们的忧患一样。大概忠孝的真实情感人人都有，只是这几位先生能够先说出我心中共同具有的感受，难道只是某一个人某一时代的事情吗？亭林顾先生是隔代的通儒，有扶助世道、树立教化的志向，却生逢改朝换代，没有地方抒发；他的孤忠光明磊落，直到老年也没有改变。他所写的文章，到了国家和家族存亡的关头，慷慨而伤怀，天性受到激发；同屈原、贾生相比，不知道谁在前、谁在后。先生曾经接受唐王授予的官职，文章中时常流露出来，所以编集的人不能不有所隐讳。但我恭敬地考察《明史》，凡是明朝臣子在诸王那里自守节操的，都大书特书，加以表彰。我朝教人忠贞的用意，实在深远。那些小心翼翼专门务求隐讳的人，哪里足以认识大公之道，昭示万古臣子的重大防线呢？从前郑所南的《心史》沉在古井中，经过将近三百年才重新出现在世上；如今先生去世还不到一百年，而这些文章竟归我整理，这大概有某种偶然的缘分。《诗经》说：“人民秉持常性，喜爱这种美德。”我们也应当努力求得尽到忠孝的真实情分，以符合先生扶世立教的志向。这样，先生的话即使在当时没有奏效，对后世的功劳又将是怎样呢？乾隆三十八年冬十月，长洲后学彭绍升作序。附：《亭林先生余集序》

译我十六岁时参加童子试，到了昆山。二哥从家乡来看我，有一天带我一同到市上游逛，看见一部抄本《亭林集》，二哥买下后交给我。我阅读其中的文章，发现多有删改增补，料想是先生亲手校定的；拿它同已经刊刻的本子校对，发现其中遗失的九篇没有著录，大概是编集时被门人删去的。可是先生一生忠孝的大节，确实都表现在其中，不能不使它流传下去。后来又从吴江的故家得到亲笔书札五通，便一并抄录并作序说：最好的文章一定根源于人的天性。古人以忠孝的完整实情成就自身，又因外界遭遇的感发成就自己的行为；明亮时成为日月，愤怒时成为雷霆，流动时成为江河湖海；这种气充满天地，所以天地间元气所流行之处，没有不是他的文章所显现的地方。那些不得不说的话，是用来宣扬忠孝的真实情感的；他的文章也就随天地之气上下同流，贯通古今而不息。考察唐、虞、三代，禹、皋陶、益、稷的谋议，伊尹、周公的训诰，以及《大雅》《小雅》正变诸诗，都是如此。往下至屈原、贾生、刘子政、诸葛孔明、陆敬舆、刘去华、陈同甫、文宋瑞、郑所南诸位先生，他们一生未必刻意追求言辞工巧，不过是说出心中想说的话罢了。后世的人读到他们的文章，往往感愤流泪，不能自已，好像生在他们的时代，亲身遭受他们的忧患一样。大概忠孝的真实情感人人都有，诸位先生只是先说出了我心中共同具有的感受，难道只是某一个人某一时代的事情吗！亭林顾先生是隔代的通儒，有扶助世道、树立教化的志向，却生逢改朝换代，没有地方抒发；他的孤忠光明磊落，直到老年也没有改变。他所写的文章，到了国家和家族存亡的关头，有时高声哀号，有时幽深忧愁、含泪悲泣；同屈原、贾生诸位先生相比，只是所遇时代不同，而都是天性受到激发罢了。先生曾经接受唐王授予的官职，文章中时常流露出来，所以编集的人不能不有所隐讳。但我恭敬地考察《明史》，凡是明朝臣子在诸王那里自守节操的，都大书特书，加以表彰。我朝教人忠贞的用意，实在深远。那些小心翼翼专门务求隐讳的人，哪里足以认识大公至正之道和百姓共同秉持的本性，昭示万古臣子的规范，却错误地把它执着地看成某一个人某一时代的私事；这种固陋难道还不够明显吗？《礼记》说：“天地所赋予的本性，以人为最尊贵。” 又说：“人想要行善，谁不和我一样呢？”这样看来，这十多篇文章不必担心不能流传；这十多篇文章流传以后，先生扶世立教的志向就能得到充分发扬而没有遗憾。先生的言论即使没有在当时奏效，对后世的功劳又将是怎样呢？乾隆三十八年冬十月，彭绍升作序。《亭林余集》《庙号议》

译臣听说《礼记》说：“祖有功，宗有德。”从前商代，贤明圣德的君主有六七位相继兴起，而称为“宗”的只有三位：太宗、中宗、高宗罢了。汉朝兴起后，文帝称太宗，武帝称世宗，宣帝称中宗；惠帝、景帝、昭帝都不称宗。由此可知，“帝”是用来承接统治人民的帝王系统的，“宗”是用来表彰前代君主的德行的；因此帝可以迁入远祖之庙，而宗的神主不迁，这是仁德达到极点、义理做到尽头的表现。本朝沿袭唐、宋制度，二祖以下历代圣君没有不称宗的。建文君和景皇帝都曾登上帝位却没有善终，所以宪宗追谥郕戾王时，称作恭仁康定景皇帝。用“帝”来表达仁，不称“宗”来表达义，万世以后也没有什么可再议论的了。只是建文君还没有追谥，二百年来臣子的感情总有遗憾；南渡初年，才追上建文君谥号为“嗣天章道诚懿渊恭觐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庙号惠宗；追上景皇帝谥号为“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庙号代宗。“代宗”二字，只有唐代使用过。唐朝避讳“世”字，把“世”改为“代”，“代宗”就是“世宗”。本朝已经有世宗，又再称代宗，可以吗？”}], “惠宗”这两个字，是元人用来称呼元朝末帝的。再加上“建文君”这一称号，似乎也不妥。臣请下诏令朝廷群臣会议：景皇帝应当沿用成化年间所定的谥号，建文君可以另行上尊谥，但都不必称“宗”。如果认为去掉尊号有所不便，那么古人也有这样做的。汉代王莽给元帝定庙号为高宗，给成帝定庙号为统宗，给平帝定庙号为元宗，建武年间都把这些庙号去掉了。后汉和帝的庙号是穆宗，安帝的庙号是恭宗，顺帝的庙号是敬宗，桓帝的庙号是威宗。初平元年，有关官员上奏说：“这四位皇帝没有功德，不应当称宗，请除去尊号。”诏令说：“可以。”唐高宗的太子弘追谥为孝敬皇帝，庙号为义宗。开元六年，有关官员上言：“按照礼制，不合称宗。”于是停止使用义宗这个称号，当时的人没有非议此事的。又考察《唐书》，德宗即位之初，礼仪使、吏部尚书颜真卿上言：上元年间，政权掌握在宫中，才开始增加祖宗的谥字。玄宗末年，奸臣窃取权命，历代圣帝的谥号有的增加到十一字。考察周代的文王、武王，称文王时不称武王，称武王时不称文王，难道是盛德有所不足吗？这是因为各自只称其最突出的德行。所以谥号字数多并不是褒扬，字数少也不是贬抑。如今历代圣帝的谥号过于繁广，超过了古制，请从中宗以上都依照最初的谥号：睿宗称圣真皇帝，玄宗称孝明皇帝，肃宗称孝宣皇帝，以减少文饰、崇尚质朴，端正名分、厚重根本。”皇帝命百官集议，儒学之士都赞同颜真卿的意见，只有兵部侍郎袁傪以官职身份进奏说：“陵墓中的玉册、庙中的木主都已经刻写完毕，不能轻易改动。”这件事于是搁置了。不知道陵墓中玉册所刻的，正是最初的谥号。史家评论此事，也认为颜真卿是对的。如今如果裁去两位皇帝的“宗”字，从而对他们比对二祖列宗更加严格，这正是斟酌文饰与质朴的适中做法，也是按照亲疏尊卑递减来体察亲亲之恩，又有什么可嫌疑的呢？臣又考察《大明会典》【自注：《会典》的引文有缺失。大概从正统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去世，皇帝上尊谥为诚孝恭肃明德宏仁顺天启圣太皇太后，此后便沿袭下来。这是杨士奇、胡濙等大臣不学无术的缘故。】以及《世宗实录》：成化二十三年，孝宗即位，追尊母妃纪氏为孝穆慈惠恭恪庄僖崇天承圣皇太后；弘治十七年，给圣慈仁寿太皇太后周氏上尊谥为孝肃贞顺康懿光烈辅天成圣太皇太后；嘉靖二年，追尊寿安皇太后邵氏为孝惠康肃温仁懿顺协天佑圣皇太后，嘉靖七年又追称为太皇太后。嘉靖十五年，皇帝告诉夏言，皇太后、太皇太后是生前的尊称，似乎应当重新厘定。东阁集议上言：“孝肃太皇太后请只称孝肃贞顺康懿光烈辅天成圣皇后，不用‘睿’字；孝穆皇太后只称孝穆慈惠恭恪庄僖崇天承圣皇后；孝惠太皇太后只称孝惠康肃温仁懿顺协天佑圣皇后，都不用‘纯’字。这样，嫡庶的称号可以区别，夫妻的名分没有嫌疑，尊敬亲人的道理也同时得到完全体现。”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这样，皇太后、太皇太后的称号只用于生前尊奉，而升祔太庙以后便不再加上这些称号，就可以作为后世遵循的法则了。南渡之初，尊皇妣某氏为孝诚端惠慈顺贞穆皇太后，尊皇祖妣郑氏为孝宁温穆庄惠慈懿宪天裕圣太皇太后，当时的礼官也没有到《会典》中考查。臣考察《唐书·后妃传》，顺宗的庄宪皇后王氏去世，起初称谥为庄宪皇太后，礼仪使郑絪议论说：“秦、汉以来，天子的妻子称皇后，母亲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去世后也如此。加上‘太’字，是为了区别尊称。如果谥册放入陵墓，神主放入宗庙，就应当去掉‘太’字。开元六年，太常上奏，昭成皇太后的谥号说：‘入庙称后，意义在于夫；在朝称太后，意义在于子。’这件事载在史册上，是应当流传而不可删改的。”《宋史》的礼院也说：“‘太’字是生前奉事时的礼制，不应施用于宗庙。”《资治通鉴》又记载，梁豫章王萧栋即位，追尊祖母金华敬妃为敬太皇太后。胡三省作注也认为这样做不对。又考察宋臣吕祖谦《读诗记》说：“挚仲氏任，是联系她的丈夫而言；太任，是联系她的儿子而言。”考察旧例，符合经书义理，可见“太”这一字确实不合适，应当遵循嘉靖十五年的成例，一并改正。臣又恭敬地读到烈皇帝的尊号中有“揆文奋武”四字，考察《尚书·禹贡》说：“五百里为绥服，三百里施行揆度文教，二百里奋扬武卫。”孔安国传说：“揆，是度量的意思。度量君王的文教而施行，三百里之内都这样。”又说：“在文教以外的二百里奋扬武卫，这是天子用来安定天下的。”蔡沈传说：“绥服以内取王城千里，向外取荒服千里，处于内外之间，所以以内三百里施行揆度文教，外二百里奋扬武卫。”

译经文的意思十分明白，把它用在尊谥中，实在不妥。臣听说当年南京刚刚建立时，国家礼制事务繁多，礼部尚书顾锡畴一向不考察古制，所有谥号都听任他的门人谢复元撰定；让一个不学无术的宗伯，任用市井小人的意见，任意逞发胸臆，眼中没有旁人，以至于谥册一经颁布，天下都拿来讥笑。如今正值圣明皇帝登极之日，难道可以不赶快重新厘定吗？《礼记》说：“不是天子，不能议定礼制。”孟子说：“礼的实质，就在于节制和文饰这两方面。”正是这个意思。制定一代尊亲的制度，用来告知宗庙，传给子孙，此事关系重大，臣对此不胜恳切。谨此议奏。○议庙讳御名 臣听说避讳名字的礼制，起源于周人。但《礼记》说：“举行卒哭礼以后，宰夫手执木铎，在宫中宣布：舍弃对先人的称谓，避讳新君的名字。”可见并不是在人还活着时就避讳。又说：“两字名不必每字都避讳，《诗经》《尚书》不避讳，宗庙中不避讳，临文书写时不避讳。”避讳，是为了表示恭敬；不避讳，是为了保持真实。这是圣人的制度，流传万世而不变。汉代以后，君主的名讳竟繁多到难以胜数，而本朝的制度却不是这样。我恭敬地读《大明会典》：凡进呈表笺以及一切文字，遇到御名和庙讳，应当依照古代两字名不逐字避讳、嫌名不避讳的规定，书写时不必缺少笔画；只有两个字相连时，才必须回避。《大明律》又有一条规定：“凡上书奏事误犯御名和庙讳的，杖八十；其他文书误犯的，笞四十；如果因人名而触犯的，杖一百；所犯御名和庙讳只是声音相近、字样不同，或者两字名只犯其中一字的，都不定罪。”这就是本朝的避讳制度远远超过汉唐、而上同周礼的地方。古代避讳是为了敬意，如今避讳却流于文饰；为了敬意而避讳少，并不显得简慢；流于文饰而避讳日多，敬意反而日渐衰薄。所以太祖高皇帝制定的避讳制度，在文字上稍微宽略，正是用来要求臣子保持敬意。崇祯以后，内心的敬意确实淡薄了，而文字上的禁忌却繁多起来，于是有的连两字名都全部避讳，借用别字。臣私下按照祖制考察，值得议论的有五件事：君主面前臣子可以直称自己的名字，父亲面前儿子可以直称自己的名字，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春秋》记载：“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出生。”同，是庄公的名字。不避讳，是因为君主面前、父亲面前本来就应如此。

译《尚书·顾命》说：“到南门以内迎接元子钊。” 钊，是康王的名字。不避讳，是因为君主面前、父亲面前本来就应如此。国史是一代的记载，如果不记载皇帝的名讳，凭什么把真实情况传给后世？臣请依照历朝《实录》的成例，在列圣即位之初，大书“立皇子某为皇太子”“立皇子某为某王”。并且直接写出御名，不必减去笔画，以符合君主面前、父亲面前直称名字的道理。此后除郊庙祝文以外，都不再出现御名，以尽臣子避讳君主的礼节，这是应当议论的第一件事。御名下面的一个字，只有皇帝使用；上面的一个字，则皇帝与诸王宗室共同使用。历朝《实录》都不避讳上面的一个字，如汉王高煦之类都直接书写，也不减去笔画。如今却把“常”写成“尝”，把“由”写成“繇”，想要扩大避讳的意义，却不知道擅自改动皇帝所赐的名字、扰乱玉牒，反而是臣子的大罪。再考察庙讳上面的一个字：如果因为太祖的讳而避讳，那么历代圣帝所称的“元年”难道可以改吗？如果因为仁宗的讳而避讳，那么庙号中所称的“高皇帝”难道可以改吗？又如孝洁肃皇后的谥号有“翊圣”二字，神宗时代为什么不改呢？再考察历科试录中的命题，如宪宗成化七年山东乡试：“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这一节；成化十六年山西乡试：“孔子有见行可之仕”这一节；武宗、世宗时代，正德二年河南乡试：“博厚所以载物也”两句；嘉靖七年福建乡试、嘉靖十七年会试，都有“博厚所以载物也”这一节；嘉靖十六年顺天乡试：“天地之道博也厚也”这一节；嘉靖二十二年应天乡试：“今夫天”两段中有“广厚”二字；嘉靖二十八年浙江乡试：“博厚配地”这一节；嘉靖三十一年四川乡试：“博厚所以载物也”两节；嘉靖四十年顺天乡试：“久则征”四句中有两个“博厚”字；熹宗时代，天启元年四川乡试：“民可使由之”，都没有避讳御名上面的一个字。又如宪宗成化十三年应天乡试：“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一章；武宗正德十一年福建、山西乡试，都有“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也都没有避讳御名下面的一个字。请依照祖制：诗书史传的文字，凡两个字不相连的，都允许直接书写；自己作文时只避讳下面的字，不避讳上面的字，这是应当议论的第二件事。天下卫、府、州、县的名称，与庙讳相同的很多。臣考察英宗朝，没有改镇海、镇江、镇沅、镇远等卫府的名称；宪宗朝没有改深州、深泽等名称；武宗朝没有改日照县；直到万历三年，才把钧州改为禹州；崇祯某年把洛阳、洛南、洛平等县都改作雒字。一种是另赐新名，一种是采用古字通用，都是合理的。如果圣安皇帝的讳本来从“山”，而“松”字本是韩宪王的讳，却把一切都改掉；又不知道古字中有“■〈沿，木代氵〉”“■〈穴上呆下〉”可以通用，松江本来写作淞，却又把嵩字一并改掉，文字疏漏，意义错乱。臣考察周厉王名胡，并没有改掉胡国；秦庄襄王名楚，却把楚改为荆，难道周人尊敬君主，反而不如秦人吗？本朝避讳制度宽略，正与周人相同，足以洗除嬴秦以来的陋习。所有地名，除了禹州、雒阳、雒南、雒平以外，都应一律保持旧名，这是应当议论的第三件事。又有人名触犯庙讳的：方国珍触犯仁祖庙讳，刘基触犯宣宗庙讳，邓镇触犯英宗庙讳，胡深、寇深触犯宪宗庙讳，魏校触犯熹宗庙讳，这类还有很多；考察《实录》，都照样直书。臣子的名字与君主、父亲的名字相同，即使有先后，本来并没有妨碍；但如果反复大书特书，恐怕也不合适。《礼记》说：“如果与君主的讳相同，就称他的字。”请依照沈约《宋书》的成例，在本传开头写：“名某，字某，名字犯某宗庙讳，以字行世。”传记中也都称他的字。然而臣又考察《元史》，它修成于洪武二年，其中有《卜天璋传》，竟然直接书写其名而不减笔画。这说明圣祖时代已经确定两字名不必逐字避讳的原则，这是应当议论的第四件事。康叔名封，是卫国的祖先，而卫国官职中有仪封人；太祖设置官署光禄寺，其中有珍羞署，都不避仁祖庙讳；武宗时代也没有改照磨。崇祯年间，才开始把官名中与庙讳、御名相同的字改作“较”字、“简”字，意义既不相合，读音又各不相同。如果想把这些文字一一追改，实在不便。这是应当议论的第五件事。臣恭敬地看到皇上中兴，命儒臣编修国史，私下认为应当申明祖宗的典制，颁布统一的规范，把它传给万世。又担心后世臣子只守宦官、宫人的偏私忠诚，却不明白敬君的道理，所以依据典籍详细陈述。臣又曾考察《唐书》，高宗显庆五年正月下诏说：“孔子设教，以正名为首；戴圣编定经文，诗书中并不避讳。近来看到抄写古典，遇到我的名字，有的缺去笔画，有的随意改换字形，我担心六经典籍中的雅正语言、会意字会因此多有错乱，九流著作中的通行义理、指事字也会完全违背。今后缮写旧典和文书，都应当完整写成，不必缺笔画、改字。”《宋史》又说，高宗时进士试卷中有触犯御名的，皇帝说：“难道能因为我的名字妨碍别人求取功名吗？”于是下令照常评定。史家记载这件事，认为是美谈。何况今天圣明皇帝的见识高卓，超过千古，一定会彻底洗除汉唐以来的陋习，制定万世遵守的法则。谨此议奏。○《书太虚山人〈象象谭〉后》

译臣炎武六十七岁时，偶然翻阅旧书箱，得到三十年前所抄录的一部《太虚山人象象谭》。其中说：亲王朝见称为宗人，出仕资格称为王官，称为藩禄，称为《嘉靖重修宗藩条例》。这些话都本于皇祖的心意，并且为后世的弊病而悲痛。他引用汉代大臣的话说“有白头老人教臣说”，可以说是发愤而深感痛心了。于是臣叩头流泪，为此书作说明说：唉！从天子以下，第一等是亲王，下一等是郡王，这些都是天子的儿子或孙子，彼此没有悬殊。《诗经》说“本支百世”，所以天子是根本，亲王是枝干，宗室是叶子，因此福祸总是先从上面开始、先向下面波及。萧衍篡夺齐朝时，先杀掉诸王，然后取代齐主；韩建、朱全忠削弱唐朝时，先残害十六宅的诸王，然后杀死昭宗。祸害涉及亲王，是祸害天子的渐进过程。先帝在位中期，德王、鲁王被敌人杀害，福王、唐王、襄王、郑王、崇王五王被贼人杀害，汴水决口，周王宗室淹死，藩王封国遭难的消息没有一年不来。先帝大为震怒，却没有抵御的方法，不到三四年京师沦陷，天子的祸患与亲王完全走了同一条路，难道不可悲吗！从前太祖高皇帝时期，二十四王都年轻力壮，分封的封国往往连绵跨越几十座城，护卫军多达一万至二万人，而且还奉命巡行边境，都司、卫所都受他们节制。因此发生了北平的事情，乐安、南昌也因之而起事；后来大臣无不把削弱王府作为要务。继位的诸王又都生长在深宫之中，长大在妇人手里，无不广置田庄，放纵于酒色；而各地官府的军队又都只是徒具形式，等到贼骑抵达城下，亲王的势力便与普通百姓没有区别。叛贼看到藩王封国势力庞大，所到之处总能攻陷，而国家又无可奈何，于是认为天子的都城也不过如此，所以径直侵犯京师而不加忌惮，这难道不是形势相互造成的吗！《诗经》说：“宗子是城墙。不要让城墙毁坏，不要只因此而恐惧。”唉！先帝已经畏惧这种局面了。假使这部书的主张能在几十年前实行，足以使藩屏更加牢固、国势更加厚重，就不至于到了今天。等到福京即位，才封唐王、邓王等诸王，但他们既没有土地，也没有百姓，而当权臣跋扈之时，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因此臣在这部著作的末尾阐明它的意义，作为后来人的鉴戒。○《三朝纪事阙文序》臣的祖父某，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隐居君子。五十一岁时才有了臣炎武这个孙子。臣幼年多病，六岁时，臣母亲在内室教我读《大学》；七岁到外傅那里学习；九岁读《周易》。从臣母亲教我《大学》的那一年起，东方发生战乱，白色的凶气横贯天空。第二年三月，军队覆没，将领被杀。等到臣读《周易》、进入天启初年时，辽阳陷落，奢崇明、安邦彦同时反叛。第二年，广宁陷落，山东白莲教的妖民发动叛乱。一天，臣祖父指着庭院中的草根对我说：“你将来能吃上这种东西，就算幸运了！”于是命我读古代兵家孙子、吴子的书，以及《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十一岁时，又教我读《资治通鉴》。不久三处叛乱平定，人心也稍稍安定下来。但臣祖父过去交往的一位老人对他说：“这孩子很聪明，为什么不让他学习科举八股文，反而学习这些空阔遥远的东西呢？”于是祖父让我学习科举文章，后来终于成为诸生，读《诗经》《尚书》《春秋》。而先帝即位后，天下人一致欢欣，认为他是中兴、改革的君主，不再有从前那种危急压迫的感觉。因为我日渐长大，便跟随四方士人交游，以求取声名。臣祖父年纪更老了，日益把取得科名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又正逢先帝颁布《孝经》《小学》、厘正文字的时候，我却独自喜爱五经和宋人的性理之书，祖父于是更加教导我，认为读书人应当寻求实学，凡是天文、地理、军事、农业、水利、地理形势，以及本朝一代典章制度的原委，都不可不深入研究。但我已经有了妻子，又有在四方交游求取声名的事情，不能每天侍奉在祖父膝下，祖父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早晚督促教导我了。祖父生在饶州官舍，跟随曾祖父先后任职于广西、山东、南京，对各种典章旧事都很熟悉；当时门户与反对门户的人，两党的首领都同他交游。祖父七十多岁时，已经足不出户，却仍然日夜挂念朝廷，不能放下。阅读邸报，常常亲手抄录成册。乡野之人本来没有党派，同两党中人交游的，不是他的中表亲，就是他的旧友，并不是因为党争而亲近。但因此两方面的喜怒之言，没有一句不传到他耳中，他也完全了解其中的曲折，时时向我说上一两件。我若一定追问，他又说：“你习惯了经生的说法，这些不是眼下最急迫的事。”祖父年老而身体仍然康健，我年轻时却喜欢游历，往往跟随文士们赋诗饮酒，不懂得古人珍惜光阴的道理。又果然因为把自己看成读书人，而忽略了国家大事，在应当到祖父面前受教的时候没有请教，终于祖父抛下我去世了。不久两京沦陷，我一人奔逃流亡。近年以来，我独居无事，才取出书箱中祖父亲手抄录的材料，都是细小的草书，一张纸竟有二千多字。从万历四十八年七月到崇祯七年九月，共二十五册；其中缺失天启二年正月至五年六月的材料。此后祖父年老不能书写，只是略微摘取邸报、标出其中的要点。然而吴中的邸报比京师所得的少，只得到十五份，也没有完整抄录；祖父标记的材料又经历兵火，十份中还要损失一两份。臣想到国史尚未修成，起居注等记载也已散失，这是天下臣民都痛心的事；祖父二十年抄录的辛劳，我不忍让它消散湮灭，以辜负先人的志向。于是四处搜集残缺破烂的文字，选取其中的材料加以补充，记下大概情况；无法得到的，就保留下空缺，书名叫《三朝纪事阙文》。并不敢把它同完整的史书相比，只是用来备忘罢了。世上的君子如果尚且怜悯我的志向，帮助我补充见闻，以完成先人的事业，那么国家文武之道实在有赖于此，祖父遗留下来的书也可以因此不朽了。○中宪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寇公墓志铭

译天启六年，寇公任苏州知府。炎武十四岁时，以童子身份参加考试，拜见寇公，受到他一句话的奖许。到现在已经五十四年，我才得以来到公的墓前，以同僚身份拜祭他。这年二月某日，公的次子泰征迁动公的墓兆，改葬在县城东南的义兴原，于是请我为他撰写墓志铭。我是苏州人，公的遗事都在苏州；他救济一方的困苦，平定仓促发生的变乱，都是我亲眼见到的，不能不加以记述。从前熹宗在位时，太监魏忠贤专擅朝政。苏松道参政朱童蒙因为用杖打死无罪的人而被苏州人喧哗非议，便写文称病。巡抚周起元上疏弹劾，结果诏旨却说：巡抚削职为民，提升朱童蒙为太仆寺少卿。让朱童蒙向东林党报仇，并斥逐异己，这就是党祸由此兴起的原因。寇公任苏州知府后，不到一个月就遇到水灾，米价涨到每斗白银二钱四分。公乘船出城到郊外，劝百姓兴工筑圩，以此让农民获得粮食。又到阊门河岸，建立转运船只和客货运输的办法，让城中无业游民得到粮食。城中有数千机户，因为年成荒歉而停止织造，恰好宣大、延绥、甘肃派遣官员带着数万银两来互市购买缎匹，公又设法把任务分派下去，督促他们织造，以此让从事织机的百姓有饭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道路上没有饿死的人，百姓的心也安定下来，于是百姓本来已经在传诵公的恩德了。奉旨征收漕粮时，大水之后一粒粮食也拿不出来，百姓喧嚷不安。巡抚已经离任，州县官又都赴京朝觐。公到城隍庙行香，万人聚集拥挤着呼喊。公问他们：“你们这是做什么？”众人都跪下告诉他说：“漕粮没有办法筹得。”公说：“可是京仓已经告急匮乏，你们中也有明白事理的人，究竟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众人说：“只有请明公替百姓请命！”公说：“三百亩以上的田地缴纳粮食，三百亩以下的折交银两，可以吗？”众人叩头说：“岂敢不竭尽力量服从。”于是公亲自巡视所属县，限定期限会集办理，并亲自核算，仍然少了万余石的数额。于是收集任内赎金、公费，又借调库银，招募商人发给凭帖，到楚地买米；漕粮兑给军队后装船，陆续运到江边。巡漕御史接受宫中的暗示，上疏请求把漕粮折征四成，以此追究前任巡抚的罪过，并想陷害公，便驳回说米的色泽不一，勒令船只停在江口。公亲自前去争辩说：“罪责在知府，和军民有什么关系？况且吴中没有米，是从楚地买来的，怎么能要求颜色完全一样？我不知道太仓的米果真都颜色一样吗？”御史无言以对。御史又暗中查知公清廉正直，没有可以治罪的地方，于是允许漕船过江。百姓既传诵公的恩德，又佩服公的才干谋略。当年天启六年春，织造太监李实上疏弹劾前任巡抚周起元以及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六人，说他们欺骗君主、轻蔑诏旨、结党惑众、阻挠上供。诏令派锦衣卫校尉前去逮捕。周顺昌是吴县人，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一向清廉耿介。士人和百姓都愤懑不平。校尉到来后，又多方横行索取。三月辛酉，巡抚、巡按等官员来到校尉居住的西察院宣读诏旨，有生员王节等几十人递呈状书带头呼吁，百姓各自拿着香跟随他们，达到一万多人。巡抚、巡按两院都无法禁止。校尉声称奉诏驱赶他们，众人说：“你奉的是魏忠贤的命令，怎么能说是奉诏？”他们径直冲上堂去捉拿校尉，群起殴打，打死一人。巡抚、巡按逃进厕所。公挺身而出，从容说道：“今天周吏部赴京，未必就会死。你们这样做，反而会给他带来祸害。不如各自散回家去，由本府同上级官员谋划，具疏保救，也许还可以保全他。”直到下午申时，众人才退去。公命人医治受伤的校尉，并派兵看守他们。这时驿丞奔来报告：有一名校尉前往浙江，船到胥门外索要供应，众人一起攻击他，并烧了他的船。公急忙出城慰问劝解，校尉藏在舵尾下面，幸而没有死；公备办衣帽，护送他出境。然而苏州人围守校尉和周吏部，街巷之间成百上千人结群聚集，久久不散；巡抚、巡按也派兵自卫。公知道巡抚、巡按一向同织造太监交好，便劝说他们请魏忠贤出面求解。公在上疏中委婉叙述事情经过，同时暗中准备船只停在河边。几天后天下雨，围守的人稍有懈怠，公亲自到西察院对校尉说：“可以走了！”又送给他路费和死者的棺材，连夜送他出境。然后才宣读诏旨，令周吏部赴京受逮，而派兵看守空署仍像原来一样。过了一天，众人才知道周吏部已经出发，但害怕获罪，仍然聚集不散。公暗中侦察，查得带头闹事的颜佩韦等五人，以其他事情把他们拘捕下狱。于是张榜说：“罪人已经捕获，其余人不再追究。”众人于是挥手散去。巡抚、巡按两院解除戒严，各自回衙办公。前一份弹劾奏疏也下达了，只责令捉拿首恶而已。于是会同苏州、松江二府的推官审理，拟定斩首二人、充军三人。案件上报后，诏旨说：“五人一律斩首示众。”巡抚、巡按命公监刑，五人叩头谢罪说：“我们是被公义激发，连累了明公！” 于是慷慨赴死。在这以前，魏忠贤得到织造太监的密报，害怕激起吴地百姓的变乱，惶惑徘徊了好几天。等到巡抚、巡按的奏疏上报，只说是随从李国柱被踩伤后偶然死亡。阁臣也说这关系国家体面，不可传播，于是依从了这种说法。票拟诏旨因此没有深究，而锦衣卫骑士从此也不再出动。然而，他在上下之间周旋，把大事化小事，全靠公一个人的力量。假如不是公平日的恩德一向深入民心，在众怒如水火之际，怎么知道不会激起百姓挺身而出、走上险路，造成意外祸患呢！然而小人都认为公是前巡抚周起元所厚待的人，恰好诏旨又下令审查御史周宗建的贪赃罪，公因旷职失责被牵连，只追缴、剥夺他的俸禄。魏忠贤发怒，扣住此事不下发，并在另一份奏疏上批示说：“近来府官互相勾结，把俸禄说成赃款，明明是在侮辱朕。”公自料不能幸免，恰逢继母去世服丧，便解任回乡。不到几个月魏忠贤就失败了；如果再迟一年，公获罪与否也就难以预料了。考察履历：公名慎，字永修；他的先祖从山西榆次迁到中部，又迁到同官。祖父嘉谏，任肃府审理；父亲遵孟，任文县教谕。公于万历四十四年中进士，历任刑部浙江司、工部营缮司主事、员外郎，升任虞衡司郎中，又升任苏州知府。

译继母和父亲相继去世，崇祯元年服丧期满，补任广平知府。在任三个月，升任山西按察司副使、昌平兵备，奉诏监军。因为前任苏州工部钱粮尚未办完，被降为佥事，分巡冀宁；因剿贼有功，敌军进入山西、攻陷崞县时，公坚守宁武，奋力抵抗，斩获颇多。升任山西布政使司参议，分守朔州。崇祯八年请求退休，当时五十八岁。同官先前被贼人残害，公回乡后便选择住在山寨。又过了八年，李自成攻陷长安，公被捕，幽禁在秦王府。贼人知道公是清官，少量追索饷银，便放他回去。此后在山林中安闲度日，以读书自娱二十七年。四月八日无病去世，享年九十三岁。妻子习氏，十分孝顺而勤劳，能够辅佐丈夫，使家庭成就，封为恭人。她比公早十年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儿子二人：瑞征、泰征；孙子十二人，曾孙十人，玄孙十二人，公见到玄孙后才去世。公治理繁剧事务、平定变乱，有孙叔敖、子产的风范。至于他七岁丧母，悲痛毁损身体如同成年人；到文县迎接父亲的灵柩，冒着战乱把灵柩运回；又捐出钱财救济三党的困厄，赈济乡里的饥民，他的善行不能全部叙述。我曾经到关中，给公寄过一封信。当时公年近九十，仍亲手用小字回信，写了二百多字，他的恭敬就是这样。铭文说：清廉而刚劲，才干出众而正直。一方百姓都知道他爱护并使百姓得利。因此每当事变来临，只用几句话便能平定。理应长寿安康，子孙繁盛。新选择的墓地，既安稳又明净。这是公返回真实本性、恢复天性的地方吗？○文林郎贵州道监察御史王君墓志铭 天下的变故，没有比君臣、父子一旦失散、永远诀别更严重的了；这是人生最大的痛苦，而古代做臣子的人所遭遇的，也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何况强敌压境，将帅在内部离心，国运危急，处在吉凶不可知的时日中呢？这就是王君在城邑中所经历、最终死去的情形。考察履历：君的始祖彬，明朝初年从襄阳宜城县入籍广平曲周。传到君的父亲，名宪祖，因三科武举而奉钦命任守备。君名国翰，字翼之，自成为诸生起就有周游四方的志向。他跟随姊夫、总漕都御史路振飞来到淮上，拜谒皇陵，察看高墙内的诸位宗室，见到唐王，心中觉得奇异，于是命君往来探视。等到唐王在福州即位，召路振飞从太湖赴行在，君与路公的次子凉武一同取间道翻岭到天兴，受到召见，获赐银币，授任中书舍人。君虽然身处闲职，却常在皇帝面前陈述内外大计，具体内容没有流传下来，大致认为当务之急是革除横征暴敛、收束强悍士卒、巩固民心。君以诸生身份得以参与机密政务，承蒙皇帝知遇，议论事情毫不回避，皇帝更加喜爱他。不久，授任贵州道监察御史。当时大帅郑芝龙已经蓄有异志，但满朝没有人敢说。他曾因向民间征敛银米的事情，在皇帝面前同郑芝龙极力争辩，丝毫没有退让。皇帝看着他说：“这是我的李勉。”皇帝亲自出征，命他兼掌军政司印信；任其子凉武为金吾将军，掌管宝纛；追赠父亲宪祖为金吾将军、贵州道监察御史，母亲范氏为一品夫人。皇帝车驾到达汀州，君上奏说：“人心惊恐急迫，传闻敌骑已经到达近郊，皇上应当赶快出发。”他与儿子凉武在行宫门前听候命令。不久追兵突然来到门前，中官同他们相持。有个叫张致远的人，假称自己是皇帝，被敌人捕获；皇帝于是砍断行宫后墙逃出，离开了那里。追兵到来时，宫门前一片混乱。君回头看不见儿子，独自走到田间小路。有人说皇帝车驾已经向西行幸，他便舍弃仆人和马匹，徒步追赶，追到韶州仁化县，却遇到的是韩王，始终不知道皇帝车驾究竟去了哪里。当时君的外甥路太平奉命到乐昌征兵，于是君前去投奔他。君想到自己抛弃家庭，跟随君主来到四千里以外，最终遭遇大变，却不能做一个被拘系的臣子；又同次子生离死别，每当醒来便张开嘴长叹，于是因此得病。在旅途中辗转奔波，第二年二月丙戌，死于全州。妻子张氏，封为孺人。儿子三人。君去世二十五年后，长子奋武迎接灵柩北归。九月辛卯，葬在曲周的祖坟，而凉武已经战死军中。幼子绳武早年去世。有孙子五人。铭文说：有一条龙盘曲幽深，飞起又潜藏；一条蛇跟随它，枯死在险峻的山岩间。为国难而死，有什么可怨、可嫌？只是上天不保佑，贤良的大臣因此被消灭！铭记这深沉的忠诚，百世都应瞻仰。○常熟陈君墓志铭

译崇祯十七年，我在吴门，听到京师传来的消息，人心凶惧不安。于是我奉母亲躲避到常熟的语濂泾，依靠水势作为屏障，同陈君鼎和隔墙居住。陈君年纪比我大一倍，在县中年高有德的人物，以及田赋、水利等一切关系百姓生活的利弊，没有不通晓的。然而不到一年，战马奔驰冲突，吴中各县都发动义兵自行防守，同敌军抗衡。我因为母亲在身边，独自居住在水乡，不出去。从六月到闰月，没有一个夜晚不和陈君露坐在水边树下，仰头看月食，远远听到火炮声。他从容地对我说：“我已经六十六岁了，不幸遭遇这样的巨变，不能仿效徐生割断脖子的气节，将要跟随众人剃发。想到我年寿已没有多少，应当把头发实际放进棺材，和我一同埋葬罢。”徐生名怿，是君的同学、诸生，留着满发自缢而死。不久，城池陷落，我的母亲绝食而死。我才开始出入军营，仍然跟随陈君住在水边。五年后，陈君因病去世。两个儿子相继夭亡，家贫不能安葬。我也流转在异乡。又过了二十五年，他的孙子芳绩来信说：准备在十二月庚申，把他们两代人的六具遗体合葬在居所西面的双凤乡吴塘里，请求我写几句话铭刻在墓中。据行状记载：先生名梅，字鼎和，另字明怀。他的祖先在宋朝末年从衢州迁到常熟。父亲名应选，早年去世，当时先生才八岁。母亲许氏，二十八岁时闭门纺绩，尽力教他勤学，直到他长大成人，成为生员。他年轻时因通晓经书而闻名，中年以后又广泛阅读诸子以及医药、卜筮、种树等书，并把这些知识教给家人。他在住宅旁耕种数十亩地来维持生活，不把心思放在名利上，未老便停止求进。然而乡里凡有徭役、诉讼等事，先生从来没有不替人调停的，有时三言两语就能解决。天启末年，县中豪强官宦放纵家奴鱼肉乡民，唯独没有侵扰先生所居的乡里。直到今天，民间遇到不平之事，总是相对叹息说：假如陈先生还在，一定不会让我们落到这种地步。先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姻亲，内在品行极为完备；待人和厚，能够忍受侮辱而不争辩，于是题写居所为“守拙之门”。他对芳绩说：“我穷困衰老，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唯独母亲的节操没有得到表彰，又突然遭逢国变，这将成为我终身的痛苦！”又说：“士人不幸生逢这样的时代，应当长期做农夫直到终身。除了一部经书之外，或者学习医术、卜筮，千万不要做官。”唉，真可以称得上贤人了！我出游四方时，曾把他的这些话作为依据告诉今天的人，说生了儿子却不能读书，宁可让他做商贾、百工、技艺人或靠劳力谋生的人，也不可让他谋求仕进。就像生了女儿却不能嫁给名门旧族，宁可让她做卖菜的佣妇，也不可让她成为以目挑逗、以心勾引、不分老少都可相从的女人。然而“天下到处都是浑浑噩噩的人”，想找一个像陈先生这样能够与他谈心、讲述古事的人，却再也找不到了。大约三十年之间，世道更加衰败，人品更加低下；如果先生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形，一定会像许子伯那样为世道悲伤而放声痛哭了！先生享年七十一岁，妻子苏氏具有妇德，能够帮助先生周济施舍，先于先生几个月去世。儿子四人：汝珣、汝瑜、汝琳先后都去世了。有孙子七人，芳绩排行最长，靠教蒙童维持生活。铭文说：凭先生乐善好施的品行，到头来却贫穷困顿；凭先生实行仁义的德行，二十多年仍不能归葬于墓穴。只是他的孙子虽然贫困，仍足以不辜负九泉之下的祖先。我为他铭刻墓穴，以此示给后世之人。○从叔父穆庵府君行状 呜呼！叔父享年五十九岁，实际上比炎武小两岁。因为年龄相近，所以起居、游玩和学习没有不同。从崇祯中期起，祖父享年七十多岁，身体无恙。叔父服丧期满后，天下百姓正在因战乱而哀号，江东却安宁无事。因此我和叔父以及同县的归生，入内就读书作文，出外就登山临水，闲暇时饮酒吟咏，整日直到夜晚。近亲之中，只有叔父与我最亲密。叔父也豪放不羁，喜欢交游，乡里的宾客朋友多在他家聚会。他又多才多艺，喜欢方书，能够诊察医治人的疾病。待人平易和蔼，人人都爱戴敬重他。不久祖父去世，我接连陷于忧痛之中，兄弟间的争闹和欺侮每天发生，各种维持、调解之事，全依赖叔父。但叔父因为不问生产经营，家境也渐渐衰落。南渡之初，我们一起前往南京，寄居在朝天宫，正是先兵部侍郎公的祠堂所在，便一同进去拜祭，最终却也没有能够借此建立自己的事业。后来兵乱侵入内地，城邑残破，往日饮酒赋诗的地方，转眼成了放牧割草的场所。我先奉母亲避居常熟语濂泾，叔父也迁到县里的千墩浦，住在墓地旁边；彼此相距八十多里，时常驾船相访，仍像从前一样悲歌慷慨。叔父不多写诗，却喜欢吟诗；归生和我无时不在作诗，我们之间的往来也更加密切。这样又过了十年，叛奴之事发生，我几乎不能脱身，于是骑马挥鞭逃到山东、河北。叔父独自住在故乡，常常郁郁不乐，无所事事；子弟不成材，所遇到的事情又多不合心意。叔父身体孱弱，又孤立无援，内心愤懑却无处发泄。拖欠的赋税一天天积累，长期无法偿还。我已经被小人控制，不敢立即回去，而叔父年老，对我的盼望更加迫切，写信责备我说：一别已经十八年了，你难道把我忘了吗？炎武接到信后哭泣，最终仍不敢回去。叔父竟在昭阳赤奋若年春二月甲寅，抛下我去世了。唉，悲痛啊！只是人生的聚散、家道的盛衰以及国运的存亡，冥冥之中都有主宰。我又能说什么呢？于是擦着眼泪为叔父写下这篇行状。叔父名兰服，字国馨，别号穆庵，崇祯年间是太仓州学的生员。有一个儿子，名岩。○先妣王硕人行状

译呜呼！不孝炎武年幼时，母亲教我《小学》，读到王蠋、忠臣、烈女的言论时，总要反复诵读三遍。柏舟之节记载在《诗经》中，首阳之仁载于传记，把这两种品德合在一个人身上，古代有这样的事吗？古代从未听说过，而我的母亲确实实行了它们。这就是不孝暂时草草埋葬而不正式安葬，要等待将来再安葬的原因。转眼已经两年，日月自有运行的时限。想这两年以来，伯父叔父、兄弟中死去的，姻亲朋友中死去的，比我年长而死去的、比我年幼而死去的，多得数不清。不孝若死去，母亲终究没有正式安葬的日子，何况我又是独子；这就是不孝迟疑了两年，终于想姑且将母亲安葬的原因。古人有因下雨不能安葬的，有因日食而停止灵柩、让它停在道路右边的；如今阻碍安葬的雨和日食实在太大了。《春秋》记载嫁女而不记葬，唯独记载安葬宋共姬，是因为赞许她的贤德。我的母亲这样贤德，却不能得到特别安葬；又在不宜安葬的时候仓促安葬，这就是不孝痛心捶胸、急切请求仁人义士写文来使母亲在九泉之下得到荣誉的原因。先妣姓王，是辽东行太仆寺少卿王宇的孙女、太学生王述的女儿。母亲十七岁时父亲去世，嫁到我家。教谕沈应奎先生为她写过记文。又过了一年，先曾祖母封淑人孙氏去世。又过了十年，先祖父的侄子文学公生下炎武，把我抱来作为继嗣。县人张大复先生为此写传。传文说：“贞孝王氏，是昆山儒生顾同吉尚未成婚的未婚妻。她年近及笄，婚期已经定下。父亲上舍王述为她置办嫁妆，嫁妆多半随俗而华美。王氏私下告诉母亲说：‘我仰慕古代少君、孟光那样的人品，要这些东西做什么？’父亲于是除去华丽的物品，改为朴素的，减少了十分之五。不久顾生得病，随即去世。王氏数日不进食，穿着素服告诉父母说：‘我愿意去祭奠顾郎，回来以后才吃饭。’父母知道无法改变她的意志，便准备祭品，带她前往。王氏拜伏在顾生灵柩前，呜咽却不哭泣。祭奠完毕，进去拜见太姑淑人和姑母李氏，请求依靠她们居住。她对父亲上舍说：‘请替我向母亲道谢，我不回去了。’父亲为此神情严肃，不能说话。舅父绍芾是名士，通晓大义。他哭着对王氏说：‘我听说新妇始终念着我儿，当然很感动；但你们还没有正式成婚，怎么忍心就让你成为我儿的妻子呢？’王氏说：‘我听说礼法认为，守信就是妇德。从前既已请定婚期，我的身体就是顾家的人了；离开这里，我又到哪里去呢？’ 从此她依靠太姑和姑母生活，早晚同处一室，送往迎来都不越过门槛。几年间没有一次回家省亲。父亲上舍病重，急着等她诀别，她第二天早晨去哭拜，到了晚上就返回。”传文又说：“贞孝从小严肃端庄，像成年人一样，父母都很爱她。顾生本来是独子，年纪轻轻就有文才。王家和顾家是同年交往的家庭，因此把女儿许配给顾生。不久，顾生年十八而去世【此处原文疑有脱误】。父母心中十分彷徨，想暂时不让贞孝知道，但贞孝已经暗中听到了消息。她立即取下步摇，换上洗净的白布衣服，神色极为悲痛，缓缓来到父母面前，不说话也不哭泣，仿佛催促父母赶快驾车出行。父母起初十分为难，但想到女儿的真情不可改变，便让老妇去告诉她的翁姑。翁姑悲痛万分，洒扫庭院，按照迎接新妇的礼仪准备，但不敢说她究竟应当留下还是离开。贞孝到达后，面向顾生的灵柩行拜礼而不哭，收敛神情拜见翁姑，显出决意终身留在这里的样子。姑母李氏素来以德行闻名，擦着眼泪对贞孝说：‘妇人难道是圣人吗？为什么要让我的儿子连累新妇？’贞孝听到姑母称她为新妇，眼泪簌簌流下，交汇于下巴。她早晚跪在顾生灵柩前祭奠，抽空察看姑母的睡眠饮食；自己独自住在一间屋里，亲戚派老妇来问候探视，她总是谢绝。有一名女冠持守极严的梵行，请求见贞孝，贞孝不肯相见，说：‘我的义理是不接见门外的人。’ 从此她带着婢女们纺线、做针线活，作为日常生活，只不时派人问候父母是否安好而已。其他温柔贤淑的事迹，世人都没有机会知道。过了很久，翁公前往金陵，而姑母恰好生病，身体也日益憔悴。贞孝在旁服侍，煎汤熬粥、端茶送水，都观察脸色后才进献。姑母心中十分怜爱她，贞孝更加日夜相连，一点也不懈怠。一天她煎药给姑母服用，姑母勉强睁眼看着她说：‘新妇为什么瘦得这样厉害，何不稍微休息一下？’贞孝多说好话安慰她，药服下后病情立即缓解。姑母对婢女说：‘我从前担心独子将要被上天夺去，却又得到我的新妇；我本来应当只有一个儿子，不应该有两个。’她斜靠在枕上握着贞孝的手，而贞孝似乎不愿让自己的手指露出来。仔细察看，原来她已经截断一节小指，混在药中煎煮；姑母的病之所以立即痊愈，就是这个缘故。各个婢女也没有亲眼看见，只是彼此传说，既惊讶又哭泣。贞孝制止她们说：‘姑母受命于天，应当长寿；婢女们怎么能妄自谈论阴德之事呢？’姑母病愈后，也始终绝口不提贞孝断指的事，只有姑母的哥哥李箕私下听说了这件事。贞孝侍奉翁姑十二年后，翁姑才为儿子确定继嗣，贞孝把他抚养得像亲生儿子一样。”以上是两位先生的记述，不孝不敢增加一个字。又过了两年，知县陈祖苞先生到她的家中拜访。又过了三年，先王母李氏去世，母亲依礼服丧。又过了十六年，巡按御史祁彪佳先生表彰她的门第。又过了两年，母亲五十一岁时，巡按御史王一鹗上奏，请求表彰她的贞孝，题名为“贞孝”。奏章下达礼部，礼部尚书姜逢元依照章程上奏。八月辛巳日呈上，甲申日，诏令批准。于是三吴地区的人，无论是德高望重的老人、隐居而有德行的人，还是有文才、奇伟不凡的人，以及上至曾与先祖父交往、下至曾与炎武交游的人，没有不牵羊带酒、接踵登门祝贺的，都说史书所记载的事，很少有这样荣耀的。那时炎武已经参加文会考试，成名也有十年左右了；先祖父年七十四岁，祖孙、母子在一家之内和乐相处，蒙受天子的恩典而引以为荣。然而天下战事正起，江东又发生大饥荒。又过了五年，先祖父去世。那年冬天，依礼把先祖父和先王母合葬在尚书浦赐予的墓地中，但家境日益衰落。又过了三年，先皇帝去世。又过了一年，兵军进入南京。那时炎武奉母亲侨居常熟语濂泾，处在两县之间。七月乙卯日，昆山失陷；癸亥日，常熟失陷。

译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便不再进食，绝食十五天，到己卯日月底去世。八月庚辰朔日举行大殓，第二天军队就到了。呜呼，悲痛啊！她留下遗言说：“我虽然是妇人，亲身受到国家的恩典，应当与国家一同灭亡，这是义理。你不要做异国的臣民，不要辜负世代承受的国恩，不要忘记先祖的遗训，这样我在地下就可以瞑目了。”呜呼，悲痛啊！起初，母亲做妇人十七年，家事都由王母掌管。母亲住在另一间屋里，白天纺织，夜里读书到二更才休息；第二天黎明即起，梳发束巾，向长辈问安，成为常规。她尤其喜欢阅读《史记》《通鉴》以及本朝政纪一类的书；从炎武十几岁起，就常常拿刘文成、方忠烈、于忠肃等人的事迹教导我。王母去世后，她主持家事，大事小事都有规矩。有一个使女曹氏跟随她直到老，终身也没有出嫁。母亲有五十亩陪嫁田，每年收入全部分给三族亲属，自己不留私蓄。先妣生于万历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卒于弘光元年七月三十日，享年六十岁。这年十二月丁酉日，不孝炎武把灵柩暂时安葬在先父墓旁。呜呼，悲痛啊！王孙贾拥立齐王的儿子，因而使他的母亲安宁；王陵侍奉汉王，也使他的母亲安宁；像不孝我这样的人，凭什么使我的母亲安宁呢？如今仍厚着脸皮活在人世间，将要等到天崩地裂之日，等桥山的正式葬礼尚未完成、墓上马鬣形的封土还未先行筑起时再说。这就是不孝我痛心捶胸，向当世仁人义士大声呼吁的原因！现在将于□□三年十月丁亥日，把母亲与先父合葬在先父的墓穴中，位于先曾祖父兵部右侍郎公赐墓之东六步五尺。我私下想到，先妣的节操和刚烈，足以不辱没仁人义士的文章；不孝我也将依靠仁人义士完成母亲遗志，更加奋发自励，不忘母亲临终时的遗言。这样，仁人义士为她作铭，就不仅是广施恩类、极力褒扬忠节，也是对忠贞行为的最高成全，而不只是褒奖一人一家。不孝顾炎武泣血谨慎地写下这篇行状。○与潘次耕札之一 收到您的亲笔信，充分感受到您在患难中相助的诚意，尤其钦佩您笃志好学。只是考虑到我鄙陋无能，不足以帮助您达到高深境界，因此对于您表示愿意来相从游学的意思，不敢立即答应。如今天下如此广大，却没有像炎武这样能够共同走向正道的人；假使生在宋元之间，大概卑微得不值一提；而在今天的时代，和今人交往，已经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多，超过我的人少。风俗流失，世道败坏，竟至于像这样没有人才，那么我一生偶然得到的一点愚见，怎么能不想传给合适的人，并盼望后人发扬光大他的事业呢？如今凡是所谓求学的，都是为了利禄罢了，科举就是这样。再进一步，以写文章、著书以及一切可以流传的事情为业的，也只是为了名声，这就是有明三百年的文人。君子求学，并不只是为了自己获利，而是存有阐明道理、教化世人的心，存有拨乱反正的志向；知道天下的形势为什么流转到这种极端地步，就想着奋起而有所挽救。不敢上溯孔子、孟子，即使在六代末年，也还有一位文中子，诵读圣人的书，却十分忧心世道没有治理、百姓没有安生之处，把这些看作急务。他去世以后，唐太宗采用他的主张，成就了贞观之治，而房玄龄、杜如晦等公卿也都出自文中子的门下。虽然他的学问还没有达到程颐、朱熹那样纯粹的境界，但哪里是今天的人所能企望的呢？仰想您的来信，知道您对今人求学的做法感到不安，所以我先把立志的道理告诉您，以便确立根本。只希望您用心自我磨砺，把宋元以前的人当作老师和朋友，不要被耳目所接触、所沾染的世俗风气牵引；这样一定能够有所成就。○与潘次耕札之二 原一南归时说，想邀请次耕一同居住。次耕如今生活贫困、居处简陋，却能够到达显贵权要之家交游，按常人的情感，很少有人不愿意。然而世风日益下降，人情日益谄媚；那个人的官位越高，门客越多，巧言逢迎的人留下，刚直方正的人离去。现在又想邀请一两个有学问的人，来掩盖门下群丑，却不知道香草和臭草不能放在同一个器皿中收藏。我以六十四岁的舅氏身份主持他家事务，亲眼看见那些像苍蝇蚂蚁一样钻营依附的人，令人惊骇，甚至要从神色和言语上当面拒绝他们，才仅仅能够保全自己。何况次耕年纪轻轻就侍奉公卿，以贫士身份寄居在廊下呢？孔子说：‘我死以后，商日益进步，赐却日益退步。’子贡为人，不过是同不如自己的人交游；孔子尚且有这样的评价。如今次耕一旦前往，就要同豪奴狎客朝夕相处，不但不能读书求学，而且一定会受到与坏人相交的伤害。孟子说：‘饥饿的人觉得食物香甜，口渴的人觉得饮水甘美，这是还没有得到饮食的正常滋味；是饥渴损害了他的感受。’如今若因百金聘资就把自己列入狎客豪奴之中，难道只是饥渴造成的损害吗？荀子说：‘白沙处在泥中，就会和泥一起变黑。’我希望次耕学习子夏那样通过自我修养战胜外物而充实自己；“我的车驾不能回转”，就应当用陶渊明的诗送给你了。○与潘次耕札之三 京城的信送到，说次耕奉养母亲远行，不知道去了哪里。中孚立即写信表示庆贺。绵山的山谷，介之推没有得到容身之处；汶上的疆域，却足以容纳闵子骞，我知道你一定能够妥善安置自己。朱子祠堂的事，山史只能割让土地而已；营建的事情，我将一人承担。春季二月开工，自然会有资助者，大事就按大事办，小事就按小事办。我将来似乎能够主持一方事务，但不坐在讲堂上，也不收徒弟，完全革除正德以来各位老先生的旧习，希望不留下后人非议。不知一两年之间，你能否骑着跛马前来，使我把心中的情怀全部告诉你？既足、衍生也都很好。寄去文集一部，不过是全部的十分之三，但和从前的抄本不同。○与潘次耕札之四

译从前有个陈亮工，和我一同住在荒村里，始终坚守志节，经过四五年，没有人不怜惜他的志向和操守。后来玉峰连续多年坐馆教书，终于忘记了先人的教训，写信寄到蓟门，求取禄位的愿望几乎到了急切发狂的地步。如今我的弟弟又要前往那里，那正是前人跌入陷阱的地方！杨恽所说的“您离开故乡，来到临安，世俗习气会改变人”，他能够保全自己吗？时常回到溪边时，应该常与令兄以及志同道合的朋友往来讲论；即使偶尔受到一次启发，也仍胜过十天不受教诲。天生的学问，竟如脱离尘埃飞奔而去，使我只能瞠目落后；想不到晚年竟有这样的人！如今他虽然已经被荐举列名，估计不会出山，但也还不能确定。近来读到他解说《易经》的一卷书，我亲手抄录下来，他的学问也在日益进步。中孚虽然从陆九渊象山学派入手，近来却颇为博览；他同我交往，也比从前更加亲密。去年秋天已经派祁县的妾，把书籍全部搬到华下；今年春天又带着两位公子和幼子前往。频阳县令郭公既然迎接中孚，让他寄居在自己的县里，如今又派人跋涉千里前来迎接，可称得上尊重道义的风气。天生于是想替我谋划买田置产、娶妻成家的事情，事情虽然还未必能够实现，但我内心已经愿意了。只是荐举这件事，能不能超然置身于世人的评论之外呢？如果按照行取的制度办理，必定会登记在原籍。如今我已经写信，让侄孙准备呈文，以伯父年满七十、离家入道为理由。万不得已时，就派一个家人带着批文前来寻访，并说自己在路上得病；详细情况都写在给三徐的信中。不过近来我的确生病，似乎也不能在人世久留；我所挂念的，是先妣的重大节操还没有立坊表彰。把这件事保存在文集里，等待天下清明之日，自然有人替她表彰。侄子洪慎报说生了一个儿子，请我取名；我现在就写信给两个弟弟，请求把孩子作为孙子，以守护坟墓。至于著述诗文，天生和我弟弟各留一部，不另给别人，以免被他们删改。○与潘次耕札之五 读书不多，却轻率地谈论著述，必然会误导后来的学者。我为《广韵》所写的跋就是这样。即使青主读书四五十年，也有同样的看法。现在我把它废弃，另写一篇，并寄给你阅读，以记下我的过错。我一生所写的文章，像这样的往往很多；凡是在徐处所作的旧稿，可以一个字也不保留。我估量自己的精力还没有衰退，也许还不至于马上死去，慢慢来，自然会有定稿。○与任钧衡【大任】以前在耘野那里见到您所著的《易学纲领》，知道您专心研究《易》已有几十年，可以说十分勤奋了。近世号称通晓经学的人，大多只是口头耳闻的学问，内心没有真正所得；既然内心没有所得，又怎么能希望把学问用于实际呢？《易》对于天道的消长、人事的得失，都切实地给人以启示；学者反复玩味探索其中的义理，处世自然会有自己的主张。您到了今天仍能独立不随流俗，竟成为羲皇时代的高士，可知您的所得实在深厚；相比之下，我在音韵方面的摸索浅薄得多。如果有近来的著作，希望赐给我一两篇，以慰藉我的思念。您的曾祖湖邨先生有高尚品行，吴太仆已经写有墓道表，不必再借我的话来增减褒贬。明年春天倘若能够南归，希望能谋求一见；您教正我的不足，就是我的大幸。○与陆桴亭札 二十多年来，我奔走东西南北，大多在旷野之中，没有机会拜见您的清光。去年却在蓟门读到《思辨录》，才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竟有先生这样真正的儒者，正是孟子所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具备内圣外王事业的人。弟弟我年轻时，不过跟随各位文士之后，从事雕虫篆刻的小技；到了年纪渐长，见闻逐渐增加，才知道后来居上、积土成山以及秉烛晚学、发挥余年功效的道理，但也已经太晚了。近来刻印《日知录》八卷，特地托东堂邮寄奉上，专诚请求您指教。其中有不合之处，希望逐一批评驳正，寄到京城，以便修改。《思辨录》全书刻成后，仍请赐给我一部。灯下匆忙写成，全部敬请鉴察原谅。右边这部《亭林先生余集》一册，是乾隆年间长洲彭进士绍升得到原稿后刊行的。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印本日益稀少；我偶然询问吴中人士，甚至有人不知道这部集子。今年秋天，我到金陵参加考试，偶然经过桐城萧敬孚的寓所，看见他的行李箱中有一本抄本。他说从前得到它于新阳友人赵静涵家藏的、海昌陈其章琢堂所抄黄府次欧山馆旧抄本，并据此抄录而成。敬孚曾拿原刻本校对，说原刻本字句时有脱漏和讹误，而且比抄本少了一封给陆桴亭的信，不如抄本完好。光典借来读了几遍，于是重新刊刻，以抄本为主；抄本间有脱误的地方，仍用原刻本加以订正。至于这部集子中有关亭林先生生平以及忠孝大节、扶持世道和树立教化的志向，彭氏原序已经详细说明。原刻本还有小像以及津门沈氏兆澐所作的赞语，据说是依照孔氏继垚摹绘的明人画像而来，应当能够得到先生真实面貌；现在请芜湖朱小尊重新摹绘。敬孚还保存有《亭林佚诗》及同志赠言一册；光典近来又抄得《肇域志》一部。由于刊刻费用巨大，又必须详细校勘，才能成为完整的书，今后应当请求海内同道共同筹办。光绪二年，岁次丙子，秋九月，合肥蒯光典谨慎记。◇《蒋山佣残稿》◇ 关于顾炎武的《蒋山佣残稿》　华忱之 卷一 卷二 卷三 ●关于顾炎武的《蒋山佣残稿》　华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