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林文集卷之五

译唉！治理国家的道路越来越低下，国家也就没有强大的宗族；没有强大的宗族，因此国家无法立足；国家无法立足，于是内部溃败、外部叛乱，最终走向灭亡。那么，宗法的存在，难道不正是为了扶持人伦、张大国势吗？我到闻喜县的裴村，在晋公祠中行礼，询问他的后裔，尚有一二百人，其中还有放下农具来陪同祭拜的。出村走到官道旁，读唐代的碑文，碑上记载着裴氏的谱牒世系；登上土丘远望，十里以内坟墓相连，其中姓名、官爵还可以考见的，尚有一百几十人。大概近古以来氏族的兴盛，没有超过唐代的，而河中是唐朝的近畿地区。那里地位重要，宗族根基深厚，像解县的柳氏、闻喜的裴氏，都历任官职数百年，冠服仕宦从未断绝。汾阴的薛氏凭借黄河，在石虎、苻坚割据之时自守，从未出仕于他们的朝廷。猗氏的樊氏、王氏起兵抗拒高欢的军队。这难道不是三代的制度仍然保存着，同时那些贤能之人又率先遵循保全家族、光大宗族的道理吗？不然，为什么能够长久而不衰到这种程度呢？自唐朝灭亡以后，谱牒也随之全部散失。然而裴枢等六七人仍被朱全忠所忌恨，朱全忠一定要在白马驿杀死他们以后，才篡夺唐朝。氏族对于个人和国家的关系，竟然如此重要。到了五代末年，帝位几乎像下棋一样反复更换，大族高门降为奴仆。靖康之变时，没有一家能够彼此统率、依靠自身力量保全自己。夏县的司马氏全族南渡，而返回故里的，还不到一百年。唉！这就是治理国家的道路日益衰败的原因；一旦发生变故，君主没有可以倚仗的大臣，国人没有可以依靠的豪门，于是相继奔逃，只求苟且免死，这难道不是势所必然吗？所以唐代天子尊重士族，优厚门荫，大概是知道封建制度不可能恢复，便把封建的意图寄托在士大夫身上，以便在仓促危急之时自我保卫；这确实不是后世君主所能理解的。我曾经遍历山东、河北，自从兵乱兴起以来，州县能够不至于残破的，大多依靠豪家大姓的力量，而不完全依靠他们的长官。到了河东，我询问贼寇李自成所以能够长驱直下三晋的原因，不禁感慨悲伤。有人说：崇祯末年，辅臣李建泰是曲沃人。贼兵进入西安，天子临朝叹息。李建泰回答说：‘我的郡正处在贼兵冲击的要道，我请求率领宗族乡里拿出百万钱，为国家守卫黄河。’皇上大喜，命李建泰督师，亲自到正阳门楼为他饯行。皇帝拿出历代相传的御用器物斟酒，因而赐给他。还没有走出京师，平阳、太原就相继陷落，李建泰不知如何是好。军队驻扎在真定，而贼兵已经从居庸关进入了。这些人的才能低劣，本来又远在王铎、张浚二人之下【二人都是唐末宰相，曾统率军队出征讨伐而失败。】，而上面的人既没有权力来驾驭他们，也没有办法把他们联合起来，这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竟想只凭大臣区区宰辅的虚名，把国家安危的重任系在他们身上，这一定是无法实现的。周官说：‘太宰用九种关系联系邦国的人民，第五种是宗族，凭借族属来聚合人民。’看裴氏与唐朝共存亡的情况，也大略可以看出这一点。不能恢复封建制度，却想借助士大夫的势力来建立国家，关键难道不在于重视氏族吗？关键难道不在于重视氏族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两〕 ○齐四王冢记 从青州向西三十多里，在淄水东面、牛山左侧、大道南面，有四座高高隆起的大坟。郦道元《水经注》说：‘水南山下有四座坟墓，方形墓基、圆形坟丘，都高七尺。东西排列成一条直线，是田氏四位齐王的坟墓。’我考察田氏称王的共有五人，而田建迁往共地后死去，所谓四王，就是齐威王、齐宣王、齐愍王、齐襄王。威王、宣王处在齐国全盛时期，厚葬本来是应该的；唯独愍王在莒地被杀时，齐国七十多个城邑都已经被燕国占领，田氏断绝后五年没有君主，而田单凭一邑之兵，一战击破燕军，收复数千里土地，又在城阳山中迎回王子。当时君臣刚刚重新建立，人民刚刚安定，死者还没有吊祭，伤者还没有起身，他们把故王的丧事从莒地迎回安葬，礼制并没有比威王、宣王旧日的葬礼减少多少。因此我知道齐襄王的孝、田单的忠，是三代以下为人臣子者没有谁能比得上的。我曾经考察地理志，知道周厉王的坟墓在霍州东北。厉王流放到彘地，死后就葬在那里。周宣王即位后，也没有能够把他迎回。诗人记载说：‘韩侯娶妻，是汾王的外甥女。’ 明明是厉王，却称作汾王，这是讥刺宣王。所以厉王称作汾王，而愍王不称莒王，这正是襄王的孝。有人说：厚葬不合礼制。您为什么赞许它呢？我说：这只是通常的说法。何况齐国的两位君王已经把厚葬当作成例了。宋元公告诉群臣，请不要涉及先君的事情，仲几却不肯，更何况是在国家遭逢变故的时候呢？那么后世的君主如果不幸遇到国家变故，就应当像齐襄王，也应当像周宣王，请在这两位君王中选择效法对象。○五台山记

译五台山在五台县东北一百二十里，西北距离繁峙县一百三十里。史照《通鉴注》说：‘五台山在代州五台县，山势有五个突起的峰台，相传是文殊菩萨显现之地。’《华严经疏》说：‘清凉山就是代州雁门的五台山。每年都积有坚冰，夏天仍然飞雪，从来没有炎热暑气，所以叫清凉山；五座山峰高高耸立，山顶没有林木，像用土堆成的台子，所以叫五台。’我考察过去人关于五台山的说法，未免过于夸张：有人说山的周围基址有五百多里；有人说四个山峰距中台各一百二十里，东台是赵襄子登临以俯视代国的地方，南台是帝尧遭遇洪水时系舟的地方，北台即夏屋山，是后魏孝文帝驻跸的地方，西台有天池，是隋炀帝避暑时修建龙楼凤阁的地方；这些说法都太宽泛遥远，失去了实际情况。只有如今山志所说的五台比较接近事实。北台最高，后人称它为叶斗峰。那里有龙湫，龙湫以东二十里是华严岭。再向东二十里是东台，登上去可以观看日出，东面是通往龙泉关的道路。从北台向南二十里是中台，山顶西北有太华泉。再向西十五里是西台，西边重叠的山峰绵延数十里，北面有秘魔崖，东南有清凉岭；只有南台稍远，距离中台大约五十里。五座山峰四周环绕，像城墙一样，山顶风势猛烈，不能居住。可是规模较大的佛寺五六座都在山谷中。那里气候寒冷，不能生长五谷；树木有松树而没有柏树，也有百姓以砍柴、采集和射猎为业。在古代建立国家的时候，这里应当是山林麓地；中代以后，逃避尘世而归依佛教的人居住在这里，于是山才开始有名，也终于归佛教所有。然而我考察得知：五台在汉代属于虑虒县，而五台山之名开始见于齐代。佛寺的兴建应当在后魏时期；佛教徒却认为摄摩腾从天竺来到这里，就居住在此山。他们不知道汉孝明帝所画的清凉台在雒阳而不在这里。我又考察《北齐书》，只说突厥入境时，代郡、忻州两地的牧马数万匹在五台山北面的柏谷中躲避贼兵。《隋书》只说卢太翼逃到五台山，那里药物很多，便和几个弟子在岩石下搭屋居住，清静地与世隔绝，只认为可以在那里修炼成仙而已。直到《唐书·王缙传》才说：五台山有金阁寺，用铜铸成瓦片，在上面涂金，光芒照耀山谷，耗费钱财数以亿万计。王缙任宰相时，发给中书省的符牒，命五台山数十名僧人分赴各郡县，聚集门徒讲经说法以求财利，于是这座山的名声传到外国。后来吐蕃派遣使者索求五台山图，这件事见于《敬宗纪》；《五代史》又记载：有胡僧游览五台山，庄宗派遣宦官供给饮食住宿，胡僧所到之处使城邑震动。书中还记载：五台山僧人继颙被刘承钧任为鸿胪卿，能够讲解《华严经》，四方供养布施积蓄很多，用来帮助国家费用。五台山处于契丹边界上，继颙常常得到契丹的马匹进献，称作‘添都马’。《元史》记载：武宗至大二年二月癸亥，皇太后巡幸五台山。三月己丑，命高丽王随同太后前往五台山。英宗至治二年五月甲申，皇帝巡幸五台山；庚寅，在五台山举行禜星之祭。王缙身为宰相，庄宗、武宗、英宗身为君主，他们的事情尚且如此，五台山的情况也就可知了。然而这些事情山志都没有记载，询问长老，也没有人知道遗迹。这些事发生在三四百年之间，记述尚且已经如此缺失，何况摄摩腾最初到来、文殊显现的事呢？山中下雨的夜晚有时会吐出光焰。《易经》说：‘泽中有火，这是革卦。’深山大谷中没有佛寺的地方也往往有这种现象，不值得辨析。唉！韩愈写《原道》，主张‘使人还为平常之人，焚烧佛书，使僧徒还俗居家’；李文饶任宰相时，能够使张仲武封闭刀剑、守住居庸关，不敢接纳逃到五台山的僧人。大概君子实行王道，功效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我认为，当人心沉溺已久时，即使圣人重新出现，也会有不能立即改变的地方；那么不如选择像五台山这样荒僻险绝的地方安置他们，不让他们同四民混杂，仍然胜过放任他们在州县乡里之间出没，结果双方都受到损害而无法禁止。于是写下这篇《五台山记》。○拽梯郎君祠记 忠臣义士的行为出于本性，并不是羡慕名声才这样做。名声，是国家用来报答忠臣义士的方式。报答他们却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于是姑且用他们所做的事情来命名，以此劝勉后来的忠臣义士；至于那个人的内心，又有什么可羡慕、可遗憾的呢？平原君朱建的儿子辱骂单于而死，史书却没有记载他的姓名；田横的两个门客自刎追随主人，史书连他们的姓也失传了。只记录有姓名的人，却遗漏那些姓名不详的人，并不是用来劝勉人的办法。说忠义之人一定要留下姓名，留下姓名以后才算出于忠义，也不合乎事情的真实情况。我经过昌黎，昌黎东门有拽梯郎君祠，据说：当时东边的敌兵进入遵化，逼近京师，攻下永平，又进攻昌黎，俘虏掳掠百姓以万计，驱使他们像牛马一样。那时昌黎知县左应选和当地军民环城坚守，敌军猛烈进攻东门。这个人替敌军抬云梯来到城下，敌兵已经有几个人登上去，快要攻上城了，他却把云梯拽倒，使它翻覆。敌军统帅把他肢解在城下。敌军连续攻城六天不能攻破，只得率兵退去，昌黎因此得以保全。事情上报后，天子立即提升昌黎知县为山东按察司佥事，丞以下官员也分别升职。又过了四年，武陵人杨嗣昌以巡抚身份来到这里，才详细上疏请求表彰，县里的士大夫都受到褒奖叙录；死去的三十六名民兵也建立祠堂祭祀。杨公说：‘这个拽倒云梯的人虽然不知道是谁，也是百人中独一无二的勇士。’于是请求圣旨，封他为拽梯郎君，并为他建立祠堂。唉！我看今天在城池陷落、军队覆没时，被敌人俘虏的人，即使是贵族子弟、读书诵经的士人，也有很多替敌人砍柴割草、拾取马粪，因不堪忍受痛苦而死在道路上的！唯独这位郎君因为他的事迹而留下了姓名。我又听说奢寅攻打成都时，有一个铳手站在贼军云梯上，乘机向城中说道：‘我是良民，贼兵用铁索把我捆在云梯上，仰天发铳，从来没有向官军开火。今夜贼兵喝酒一定会醉，你们可以来救我。’官军依照他的话，夜里出兵劈杀敌营，烧掉云梯，贼兵没有能够逃脱的，而这个铳手也死了。如此看来，忠臣义士难道不是本来就出于天性吗？郎君的祠堂已经有二十多年，幸而没有毁坏；如果不给它写篇记，就无法流传给后人。张生庄临，是亲身参与这件事的人，所以我根据他的话写下此文。○复庵记

译原任中涓的范君养民，在崇祯十七年夏天从京师徒步进入华山，出家做道士。几年以后，才得以在西峰左侧建造草庵，命名为复庵。华山脚下的贤士大夫大多同他交游，环山一带的人也都信任并敬重他。然而范君本来不是方士一类的人。他幼年读书，喜爱《楚辞》、诸子以及经史，涉猎广泛，曾任东宫伴读。李自成挟持东宫二王出逃时，范君知道他们必将向西逃奔，于是舍弃家业前往关中，想要尽到自己的职责。可是后来不知道东宫二王去了哪里，而范君已经出家做道士了。太华山上悬崖的顶端，有松树可以遮荫，有土地可以种蔬菜，有泉水可以汲取；不向官府纳税，也不隶属于宫观的名籍。华山脚下的人有时帮助他提供木材，使他建成这座庵而居住。庵有三间屋，向东开门来迎接日出。我曾经在他的庵中住了一夜，开门向东望去，大河以东的雷首山苍翠而突兀；伯夷、叔齐在那里采薇而饿死，仿佛正在山间彼此作揖谦让，这本来就是范君所仰慕、并以之自期的。再从这里向东，便是汾水的一道曲流，绵上山在云烟之外时隐时现，仿佛就要看见它。介子推跟随晋国公子，公子复国后他又隐居起来，这也是范君有志于此却没有实现的事情。再从这里向东，太行山、碣石山之间，是宫殿、陵墓所在的地方；它们离这里遥远而茫茫，即使极目远望也看不见了。我们相对流泪，写下这篇记，留在山中。后来的君子登临此山，不要忘记范君的志向。○贞烈堂记 古人能够流传到后世，凭借的不是名声而是实际，不是天命而是人的作为。凭借名声、凭借天命，是世人所认为的荣耀；凭借实际、凭借人的作为，是君子所修养而不敢懈怠的。晋生文煜，是关中的博学之士。他把自己的堂屋命名为贞烈，请我为它作记。他说：‘我的祖母，是临潼王府镇国中尉怀墀的女儿。嫁到晋家，生下我的父亲和两个姑母。她十九岁时，我的祖父去世，我父亲才四岁；她守节不改，直到六十八岁去世。崇祯末年，巡按御史金毓峒以此事上报朝廷，请求举行旌表。诏命还没有下达，贼寇就来了；我的二姑母因此而死，所以这座堂以贞烈命名。’我又读了朝邑李楷所作的传记，才知道这两位姑母中，一位嫁给西安右卫昭信校尉王弘祖，另一位嫁给临潼王府奉国中尉谊濋，都封为安人。她们早年守寡，贼寇到来的那天，各自投井而死。长姑母的儿子寅年十三岁，也跟随她投井。这样三代人的节操都没有失坠，也就可以无愧于这个名称了。史书说，郭昌娶真定恭王的女儿，称为郭主。郭主虽然是王家女儿，却喜好礼节、生活俭朴，具有母仪之德，生下了光武帝的郭皇后。这些不过是居家生活中的平常行为罢了，当时却受到称赞，载入史册；后来郭皇后入宫，东海恭王仍能享有余庆，使福泽流传给后代。如今晋氏的先祖母治理家庭，像郭主一样，又加上了柏舟守节的操行；她的女儿和外孙女宁死守节、不受侮辱，有着卓越非凡的节操。正逢山河变故，家门衰微，没有人能够光大她的事业，使声名显赫、载入史册，却只能把她寄托在一座堂屋的名称和文字中，用来表示子孙不忘；这又是她的遭遇悬系于天命，所谓‘实际的命运各不相同’，实在令人悲悼！然而君子施行教化，对于家族可以留下百世的规范，并不因一时遭遇而兴衰。《易经》不是说过‘家人卦，利于女子守正’吗？从今以后，晋氏的女子一定守贞，以便使家庭和顺；做儿子的必定孝敬父母，必定忠于君主，以光显于国家；那么从王母那里得到大福、使家门昌大的，不会在晋生本人，而会在他的子孙。这样，这座堂的名称将永远不坠，必定有人继承中垒校尉的事业，编修列女传记。我将蘸墨濡笔等待这一天。○杨氏祠堂记 天下的事情、盛衰的形势、众寡的数量，都不可能固定不变，但君子自有办法应对。能够在兴盛时安抚众人、在众人聚集时使他们和合，这是中等以上之人的能力；至于在衰败时使之兴盛、在人数很少时使之壮大，在孤身一人的时候就制定使万人传承百世的谋划，若不是胸怀宏大的君子，没有人能够做到。古代的君子担心先人的德行久而不彰，于是建造祠堂来守护它，规模大的甚至追溯到始祖。古代的君子担心宗族成员离散而没有统属，于是每年把子孙召集到祠堂，教导他们孝敬；祭祀时奠酒献牲，礼毕后分食祭品，用来教导他们礼仪。子孙众多的，有时达到几千几百人；这就是祠堂兴起的原因，也是祭祀制度流传下来的原因。常熟的杨子常先生，是通晓经学的士人。在前朝末年，他由训导官授任都昌知县，尚未赴任，便因病回家；又遭遇国变，直到今天，先生已经七十二岁了。他先前有一个儿子，二十多岁时去世；晚年又生了一个儿子，也夭折了；他的兄长之子也在中年早逝。如今他的族孙还在世的，不过二十多人。他的祖先从关中迁来，祖父、父亲都务农，风俗朴实。高祖以上的先人，已经无法考明他们的名讳字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自从迁到常熟以来，又没有显达的人，直到先生才开始做官。如今他已经白发苍苍、年老体衰，又没有亲生子孙。人的感情，对于自身尚且如此，哪里还顾得上后代呢？但先生说：‘不是这样。我的父亲虽然务农，在乡里颇能谈论百姓的疾苦，并把情况传达给县吏，使灾害得到减除，因此不应当没有后嗣。按照五服以内的亲属关系，找来一二十个人，聚合他们的欢情，教导他们孝和礼；其中难道一定没有能够求学、光大宗族的人吗？我的年纪虽然老了，又孤独无子，但幸好还有薄田的收入，是先祖父遗留下来的，可以办成先人尚未办成的事情，并把它传给后代。’于是就在祖墓旁建造三间房屋，作为祠堂，供奉先人以及已经去世的伯叔兄弟和子孙。祠堂下置田若干亩，用来供给每年四时的祭祀。确定仪式，排列品级，简要而有文采，节约而不简陋。他说：‘趁我还活着，和各位孙辈在这里行礼，使孙辈继承我，像今天这样，那么先人的德行就不会坠失了。’又在墓旁植树、开沟引水，凡是世俗所做的使死者安宁、使生者获利的办法，没有不具备的。这难道不是所谓在衰败中求兴盛、在寡少中使之众多的事情吗？《易经》说：‘能够扩大充实，才是贤人的事业。’ 传记说：‘人的努力一定能够胜过天命。’ 我由此预料杨氏的后代一定会昌盛。承接先生的嘱托，为他写下这篇记。○华阴王氏宗祠记

译从前孔子去世后，弟子记录他的遗言编成《论语》，却唯独把有子、曾子的言论编排在卷首，这是为什么呢？孔子教导人的内容，无非是确立天下的人伦，而孝与悌是人伦的根本；慎重办理丧事、追念远祖，是孝悌的实际表现。有子、曾子的言论竟然如此像孔子。正因为有了人伦，然后才有风俗；有了风俗，然后才有政事；有了政事，然后才有国家。先王对于百姓，在他们生前制定九族的纲纪、大宗小宗的关系来联系他们；死后为他们规定疏衰之服以及哭泣、殡葬、虞祭、附祭的节制来送终；对久远的祖先，又制定宗庙制度、禘祭尝祭的礼仪以及鼎俎笾豆等祭器来祭献；把这些施行于朝廷、运用于乡党、讲授于学校，没有一件不是以此为务的。所以百姓的德行敦厚，礼俗得以形成，上下安定，暴乱邪恶不再发生。自从三代以后，君主对于百姓，不过是征收赋税罢了、驱使服役罢了；凡是使百姓生活富足、品德端正的事情，一概置之不理，听任百姓自行处理，于是教化的权力常常不在上面而在下面。两汉以来，儒者所取得的成效，也可以考察出来。从二戴的传述、二郑的注解开始，专门的学问以礼为根本，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的战乱分裂时期，却从未断绝。到了宋代，程、朱诸子对古代遗经有卓越的见解；金、元时期，有志之士大多到南方寻求他们的学说，传授给求学者。到了明朝初年，风俗淳厚，爱亲敬长的道理通行天下。能够用宗法教导家人、建立宗庙祭祀祖先的，或者几代同居、被称为义门的，也往往有不少。十户人家中就有忠信之士，接连不断；他们处在杂乱、偏僻、非正统政权的时代，却能守道不变，这是谁劝导率领他们做到的呢？上层国家混乱，而下层教化仍然清明。《易经》说：‘城邑可以改变，井却不能改变。’这是说常道依赖君子而保存。唉！到了今天，先王用来施教的东西、贤者用来形成风俗的东西，几乎消灭得一点不剩了！身列士绅而家中没有祖祏，不是寒食节到野外祭祀，就不再祭献祖先；为期服、功服亲属服丧，竟然不穿丧服，父母去世，也多留在任所不回去；同姓之间相通婚姻，甚至不把奴仆排除在外；女子出嫁后死去，如果没有子女，就责令娘家赔偿当初送出的财物；和异类通婚，并胁迫乡里，凡是有利可图，就不爱自己的亲人而爱别人，于是机诈变化日益加深，廉耻之道全都丧失。如今没有发展到率领野兽吃人、人与人相食的地步，已经相差不远了！从前春秋时期，弑杀君主的有三十六起，亡国的有五十二个，但奉行礼义的国家、守持正道的士人仍不断见于史册，还不像今天这样滔滔而来、到处都是。这正是五帝三王的道统大大离开天下，天地几乎要停息的时代。还谈什么政事呢！我的朋友华阴王弘撰，是邻华先生的小儿子，也是承继征华先生之后的人。他游学婺州，两年后归来，便建造祠堂供奉始祖，聚集族中子孙，告诫他们尊祖敬宗的道理。他乡里的老人感慨地说：‘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礼了，这是兴起的征兆；它能够实行下去吗？’孟子说过：‘恻隐之心，是仁的开端。’亲身实行孝悌之道，以此感发天下人的良知，使他们警醒而有所反省；等到看到当今世事，觉得自己无处容身，这样，积累已久的污浊风俗才可以更新，先王的教化才可以复兴。王君要努力啊。○书孔庙两庑位次考后 我居住在苏州昆山。崇祯初年，先师庙东西两廊损坏。我当时是博士弟子，有一天经过那里，看见神位散落在瓦砾中，便和两三个同学把它们拾起来，命工匠修整完毕，供奉在东斋，并向县里的长官报告。过了两年，才恢复原来的样子。于是我考察《史记》《孔子家语》以及当代阙里的书籍，发现有许多不同，便以《大明会典》为准。我的朋友归庄写了一部《两庑位次考》，我接受后收藏了将近五十年。来到关中，又得到合阳宁浤所作的《丁祭考义》，也是崇祯年间写成，大体相同。然而东西两庑相对排列，按照次序列完孔门弟子以后，才列左氏、公羊、谷梁三人以及汉代以来的儒者，这是旧制度。嘉靖九年，采纳诸位大臣的建议，有的黜退，有的改换祭祀，于是东庑的弟子有三十三人，西庑有二十九人。左丘明的位置提升到秦非之上，伏胜的位置提升到颜哙之上，孔安国的位置提升到谷梁赤之上；从这以后，时代先后大体颠倒错乱。当时东西两边的位次仍然按照旧次序，虽然有缺漏，也不再移动，大概也是因为知道二郑、贾、服诸儒传授经书的功劳不能抹杀，等待将来重新议定；这正是主持礼制者隐微的用意。我担心后人不知道这些情况，想要按照时代先后校正东西两庑的次序；又悲伤亡友留下的墨迹还在，却不能和他共同讨论这件事，于是写在书的末尾，等待后人。归生名庄，后来改名祚明，擅长草书、隶书，是东吴的高士。○书广韵后

译我已经为《广韵》作了表并重新刻印，以说明宋代以前流传的韵书就是这个样子；但可惜这部书已经不完整了。《路史》说：‘周代有井伯，《广韵》说：是子牙的后代。’如今井字下面已经没有这段文字。又说：‘《广韵》说：汉代有■〈崩阝〉城侯。’如今■〈崩阝〉字在灰、等二韵中各收一次，却也没有这段文字。又在■〈崩阝〉字下面引用说：‘乡名，在右扶风。’如今灰韵的注释只有‘乡名’两个字。《困学纪闻》说：‘《广韵》把贲列作姓，古代有勇士贲育。’如今贲字下面只有‘亦姓’两个字。又说：‘《广韵》说，后蜀录中有法部尚书屯度。’又说：‘《广韵》引用何氏《姓苑》说：况姓，庐江人。’如今屯字下面、况字下面都只有‘又姓’两个字。《礼部韵略》引用《广韵》对佊字的注释说：‘《论语》：子西佊哉。’对轲字的注释说：‘孟子居贫轗轲，所以名轲，字子居。’如今这些文字都没有了。又注释鼮字说：‘汉光武帝得到这种鼠，窦攸认出了它。《广韵》认为是终军，错了。’如今也没有关于终军的文字。太原傅山说：‘宋代姚宽《战国策后序》引用《广韵》七件事：晋国有大夫芬质；芊干著书而显名；安陵丑；雍门中大夫蓝诸；晋国有亥唐；赵国有大夫户▯聿贾；齐威王时有左执法公旗蕃。’ 大凡注文中凡是说‘又姓’的，一定会用具体人物来说明；但如今的书都没有这些文字。又如史照《通鉴释文》所引用的《广韵》，如今书中没有收录的也很多。十干都引用《尔雅》所说的岁阳，而戊字下面却没有引用‘著雍’。又考察《玉海》，其中说《广韵》正文共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言，注文一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字。如今只剩正文二万五千九百零二言，注文一十五万三千四百二十一字。这样，删去的注文共有三万八千二百七十一字，正文也少了二百九十二言。又《文献通考》说有陆法言、长孙讷言、孙愐三篇序，如今只剩孙愐的序。又说开头收录景德、祥符年间的敕牒，如今也没有了，可见也是后人删去的。那些幸而保存下来的内容，是上天还没有使这篇文献灭亡。唉，可惜啊！○读宋史陈遘 我读《宋史·忠义传》读到陈遘时，史臣因为他环城固守、以死守节，却又因为经制钱一事而替他减轻措辞，只说天下至今还有‘经总制钱’这个名称，却不说它危害百姓的罪过。又把一部分过错推给翁彦国，我认为不是这样。《鹤林玉露》说：‘宣和年间，大盗方腊正在侵扰浙东，王师讨伐他。朝廷命陈亨伯【宋人避讳宋高宗的嫌名，称他的字为亨伯。】以发运使身份主持东南七路财赋；他于是建议，把卖酒、卖酒糟、商税、牙税以及头子钱、楼店钱等项目的数额都稍稍增加，另行立册征收，称为经制钱。后来卢宗原又增加了它的数额；到翁彦国任总制使时，仿照这个办法，又征收盈余，称为总制钱。靖康初年，下诏停止征收。军队兴起后，议论者请求再次施行，征收项目逐渐扩大，比宣和年间更加严重。直到现在，成为州县的大祸患。当初，是陈亨伯开了这个先例；他的哥哥听说后，在家庙中哭泣，说剥削百姓、聚敛怨恨，灾祸一定会波及子孙。后来叶正则写《外稿》，说一定要全部废除经制钱、总制钱，天下才可以治理，太平才有希望。’既然如此，宋朝灭亡的原因，就是经制钱、总制钱；而这种钱的兴起，始于陈亨伯。即使他坚守中山，一家十七口被叛将杀害，也不足以抵偿他剥削百姓的罪过。孔子叙述古书中的文字，凡是纣王的臣子依附君上、替君王搜刮百姓的，即使飞廉死去，也不能列入三仁之中。像陈亨伯这样做这件事，起初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却把祸害遗留到无穷无尽。他向上得罪了艺祖、太宗，向下得罪了百姓；后来割断脖子、剖腹而死，在中山结束生命，不过是普通男女为守小节而死罢了，怎么能够列入忠义之士呢？明白这一点以后，天下做臣子的，就不敢怀抱私利来侍奉君主，而只凭一死把自己寄托在忠臣的行列中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七人〕 ○汝州知州钱君行状 崇祯十四年二月辛亥，贼兵攻陷汝州，知州钱君为此而死。钱君名祚征，字君远，他的祖先是吴越王的后裔，居住在池州青阳。明朝初年迁到莱州，成为掖县人。钱君七岁时出继给堂叔父一夔，成为他的儿子；他侍奉嗣祖母杜氏，如同侍奉亲生父母。祖母的亲族中有人说闲话，钱君便向祖母说明情况；祖母对各位姻亲施予很周到，因此安定下来。天启元年考中举人。祖母去世，他哀伤憔悴，如同父亲去世。代理恩县教谕三年后，授任汝州知州。汝州是流贼往来的要道，又有土贼聚集到万人，依山筑巢，百姓深受其苦。钱君到任后，选拔乡勇和衙役一千多人，假装筹划守城。忽然在半夜开城门出兵，从小路越过山谷，徒步抵达贼巢；贼兵正在纵酒，没有防备，他立即发动攻击，大败贼兵。钱君估计贼众不可能全部杀尽，于是释放俘虏招抚他们，又命令每千户百姓建立一个寨堡，遇到警报相互救援。贼兵屡次失败，他们的头目鲁加勒等便到州府投降。南召、登封等地的贼兵听说后，也前来投降。钱君挑选其中勇猛强健的，送到军门效力；其余的发给牛和种子遣返。汝州百姓稍稍得到休息。钱君守汝州三年，实行了许多善政。到了这一年正月，贼兵攻陷河南府，接着进犯汝州。钱君斩杀部下中主张向贼兵投降的人示众，率兵环城坚守。贼兵攻城时，钱君被流箭射中，仍强忍疾病登城督战数日。二月庚戌，大风夹着尘霾，贼兵用火箭射向城上，城上发炮还击；风向相反，火势反烧回来，城楼和女墙全部焚毁。贼兵趁机攻入，钱君被擒，破口大骂、坚决不屈，被打倒在地，又遭受炮烙，一夜之间死去，享年四十七岁。他的弟弟祉征、侄子青以及十多个仆人都死了，没有一个生还。巡抚高名衡把此事上报，奉旨交给有关部门议定抚恤，尚未答复。钱君的儿子大受，是县学生。他痛惜父亲的节义未能在先朝得到表彰，又担心后世埋没而无人传扬，于是据实把事情告诉我，请我为父亲写行状。○吴同初行状

译据我亲眼见到的情况，乡里二三十年来号称文人的人，没有不把追求虚名、苟且求取功名当作要务的；只有我和同县的归生喜爱写古文辞，磨炼品行、树立节操，孤高自守，不肯苟合于世人，因此人们认为我们狂放。后来我又结识了吴生。吴生比我小七岁，因贫困寄居嘉定。他读书从《左氏》以下直到南北史，无不纤细熟记。他写的诗大多带有怨愤之声，接近《西州》《子夜》等歌曲。炎武有叔兰服，比我们小两岁；姐姐的儿子徐履忱比吴生小九岁；五个人都能饮酒三四斗。五月初一，四个人拿着酒器到我家为母亲祝寿。散席后继续饮酒，直到半夜，拍掌谈论，快乐极了，第二天才分别离去。我于是出门接受杨公的征召，不到十天，北兵就渡过长江。我在苏州从军，回到昆山后，昆山起兵抗敌，归生也参加了。不久我终于得以逃脱，而吴生却死了。我母亲也因绝食而死。那年九月，我才经过吴生的住所，前去询问情况；他的母亲当时正孤独地坐着，告诉我：‘吴氏五代单传，亡人只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被俘，儿子死了！还有一个孙子，才两岁，也死了！’我既悲痛于失去吴生这个朋友，又想到四个人曾拿着酒器为我母亲祝寿，而如今我却身着丧服，在吴生母亲为儿子悲哀的时候来见她，于是不知不觉眼泪纵横交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人〕 吴生名其沆，字同初，是嘉定县学生员。家世本来是儒学之家，吴生尤其早慧，下笔能写数千字，每次考试总是第一。风流自得是他的天性。每当谈到君主和父亲的关系以及朋友之间的承诺，他总是坚定不移。北京发生变故后，他写了大行皇帝、大行皇后两篇诔文，在当时受到称赞。我们三个人每写成一篇文章，就互相抄录。北兵到来以后，他给我留下书信和一篇记事文章；我又从叔父那里得到他的两首诗，都激烈悲切，具有古人的遗风。这以后我才知道，他所写的闺情作品只是寄托兴致的文章，而吴生真正值得重视的地方不在这里。吴生居住在昆山，抗敌时坚守城池不出而死；死者有四万人，没有人知道尸骨所在。以他平日忧虑国家、从不忘记君主的情况看，他在文章中表现出的义气就是如此，那么他的死哪里还需要再问呢？吴生侍奉母亲很孝顺，每晚回来一定要告诉母亲自己与谁来往、谁同自己最亲厚。他死后，炎武曾三次经过他的住所，仍不放心，便派仆人前去探视。吴母见到他们，没有一次不流泪，也几乎以为儿子没有死，还会回来。然而吴生确实已经死了！吴生所写的文章最多，保存在他的岳父那里，岳父不肯传出；保存在我和另一人处的抄本，共有两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人〕 ○书吴潘二子事 前朝的史书，都是由天子的重臣和侍从官奉命编修的，世人不得见。收藏这些书的地方叫皇史宬。每逢一位皇帝去世，编修实录时，便请求取出前一朝的史书来相互校勘；除非这样，其他人都无法看到。民间流传的只有《太祖实录》。国初的人朴实厚道，不敢谈论朝廷的事情，史学也因此废弛失传。正德以后，才有人把听闻的材料编成一书，附在野史之后，大多是民间传闻，和事实相差很远，却反而流传于世；世人因为看不到实录，便跟着相信它。万历年间，天子对宫廷秘事毫不避讳，于是实录逐渐被传抄流布，到光宗时，十六朝的事情便全都具备了。然而实录卷帙浩繁，不是家产累积数千金的士大夫不能购买，因此野史日益盛行，荒诞不实的说法遍布天下。苏州吴江县有吴炎、潘柽章二人，都是才华很高的人。国变以后，他们都已年过二十，一同放弃诸生身份，以诗文自负。后来他们说：“这些还不足以流传，应当写成一代史书，接续司马迁、班固之后。”于是买到实录，又旁搜各家收藏的文集、奏疏，怀揣纸张，咬笔疾书，早晚勤勉不懈；亲手抄写的材料堆满床铺、装满箱箧，而他们的才华足以阐发这些材料。几年后他们有了名声，我才赶紧同他们交往。二人都住在江村，潘氏住得稍近，每次出入，我没有不去拜访他的。又过了几年，潘氏刻成《国史考异》三卷，寄给淮上的我，我佩服它精密详审。又过了一年，我到越州去，两次经过他的居所。后来我到昌平、山西，他仍一再寄信来。适逢湖州庄氏之难发生。庄氏名廷鑨，双目失明，对古今之事并不十分通晓。他因为司马迁所说“左丘失明，乃著《国语》”，奋发想要著书。他家邻近旧阁辅朱国桢的宅第，朱公曾取国事以及公卿的志状、奏疏草稿，命书吏抄录，共有几十帙，书还未完成便去世了。廷鑨得到这些材料，就招来宾客，日夜编纂《明书》，这部书内容冗杂，不值得称道。廷鑨死后没有儿子，家产价值可达万金。他的父亲胤城流泪说：“我的三个儿子都已经分了家产，唯独二儿子死后没有后代。我怜惜他的志向，应当先把他的书刻印出来，然后替他安排嗣子。”于是便刊刻发行。庄氏仰慕吴炎、潘柽章的盛名，把他们请来作为重要人物，列入参阅者姓名之中。全书有一百多帙，其中颇有犯忌讳的话，原本是前人诋毁斥责的言辞，尚未删削。庄氏已经成为巨富，浙江人得到这部书后，往往拿着书去恐吓他，得到想要的东西才离开。归安县令吴之荣因贪赃入狱，遇赦得以出狱。有个官吏教他买这部书，用来恐吓庄氏。庄氏想答应他，有人说：“如果接连不断地这样来，倾尽你的财产也供给不起，不如通过一场诉讼把事情彻底了结。”于是庄氏拒绝了吴之荣。吴之荣把这件事告到各位大官那里，大官们袒护庄氏，认为吴之荣不占理。吴之荣进京，摘取书中的忌讳言语秘密上奏，四位大臣大怒，派官员到杭州，逮捕庄廷鑨的父亲、哥哥廷钺、弟弟和侄子等；列名于书中的十八人也都判处死刑。刻书、卖书的人，以及知府、推官中没有察觉此事的人，也都被治罪。官府掘开廷鑨的坟墓，焚烧他的尸骨，没收他的家产。被杀的有七十多人，吴炎、潘柽章二人也遭遇了这场灾难。审讯时，有人改口供以求脱罪，唯独吴炎慷慨大骂，官员不能忍受，竟把他拳打脚踢，打倒在地。潘柽章因为有母亲在世，所以不骂人，也不为自己辩解。他们平日孝顺友爱、忠厚笃实，都以古人自期，这一点二人相同。我到越州经过潘氏家时，我的外甥徐公肃刚考中状元，潘氏劝我谨慎，不要因为外甥显贵而稍稍降低自己的操守，我感谢他，表示不敢。二人比我小十多岁，我却把他们当作令我敬畏的朋友，就是因为这个。庄廷鑨写书时，曾托宾客请我到他家一次，我因为轻视他不学无术，最终离开了；因此没有列名，得以免于这场灾难。二人所著的书有若干卷，尚未脱稿；他们又借用我的藏书一千多卷，也全都丢失了。我不忍心让二人好学笃行却不能流传后世，所以把这些事情写下来。而且他们实际上具有史才，并不是庄廷鑨一类的人。歙王君墓志铭

译王君在崇祯十四年去世。三年后发生国变，王君的儿子玑流寓吴地；又过了一年，我才开始认识王生，因而知道王生的为人以及他家世代德行的大概。我同王生交往了一年，王生拿行状请我写墓志铭；我因为母亲尚未安葬，不敢动笔。又过了一年，选择了安葬日期，葬期已经确定，王生再次来请我写铭文，我无法推辞，便为他写下这篇铭文。王君名时沐，字惟新，祖先是歙县泽富人。唐代有秘阁校正希羽，传到第十七代名关的人，为躲避元末战乱迁往东边，成为龙溪的始祖；再传八代，才到王君。王君的祖父名福凤，开始经营盐业；父亲名正宠，继承这项事业，一直传到王君。王君因此不能读书。然而王君虽以盐业为业，却孝顺友爱、急公好施、有远见，能够自立，因而超过世上的许多君子。比如他说侍奉慈母和父亲的妾都要尽礼，对弟弟时洸始终友爱，这就是他的孝友。祖坟上的树被不肖子孙砍伐，旁边的地也将被卖掉，王君便捐钱赎回；泽富有宗祠，王君在龙溪重新修建，这就是他急于维护大义。叔父正完客居杭州时病重，说：“我的葬事交给我侄儿办理。”岳父去世，留下一个孤儿，说：“由我来抚养长大。” 其他救济穷人、救助困苦之事，大多也像这样，这就是他乐善好施。同事想借王君的名义请求院司把西龙作为盐窝，王君制止了他们；不久，双方一同获罪，唯独西龙商人免罪，这就是他的远见。他喜欢同士大夫交往，却以拜谒权贵为耻；县中官员想以宾客礼待他，他不肯接受，这就是他能够自立。以上都是我从王生那里确信的事情。王君享年六十七岁，娶朱氏，生四子：长子玑，是杭州府钱塘县学生员；次子文秩，次子文秋，次子文杞。孙六人，曾孙二人。王君在去世当年十二月甲子日，安葬于本乡象山山麓。大概王氏中世以经商为业，而通晓经义、想要将其用于天下的人，从玑开始。王君去世后，家道更加衰落，玑于是奔赴京师，经过蓟地，到达宁远，观察边疆各处的大势。他多次把治国大计向当权者陈说，却不被采用；后来转而客居东莱，听到京师发生变故，便在莱山南面哭祭先皇帝。他疾驰到南都，但公卿们又没有礼贤下士的，于是租住在吴地，写成《信书》一编给我看，我为此深深叹息。这实在是宋代遗臣隐晦而不敢下笔记载的事情。王生像这样不向时势屈服，又这样怀有救济天下的才能，并因大义而发愤，不是承继世代德行，怎么能够如此呢！铭文说：不了解这个人，就看看他的儿子。儿子是守信之人，是有气节的士人。呜呼，王君啊，永远安息在这里吧！山阳王君墓志铭 过去我在吴中，常常郁郁不得交游，出门走到淮河边，面对河水却不能渡过，徘徊了很久；于是同当地的贤人长者结交，王君起田也因此同我最为友善。从此以后，每隔一两年或三四年便去拜访他一次。王君和我同年同月出生，只比我大二十多天。他的行事虽然同我不同，志趣却相投；凡是我心中所坚持的，以及我的是非好恶，没有一件不同的。他没有学习古代圣贤，却暗中符合义理；仁厚爱人，乐于行善而不知疲倦，这是他的天性。他八岁时父亲去世，侍奉母亲孝顺，侍奉哥哥恭敬，处理家产时也能谦让。他年轻时学习科举应试的帖括之学，中年以后便闭门不再应试。他家境颇为富裕，即使常常受到别人亏欠，也撕毁债券不予计较，因此家产逐渐减少；但四方宾客到来，他从未不与他们周旋。当我在太原时，我的朋友潘力田死于杭州，他的妻子儿女被牵累押往北方。他的小弟潘耒年仅十八岁，独自奔赴燕都，通过我的一个仆人来拜见王君。王君说：“我本来就听说过这件事。宁人曾对我说，潘力田是贤士，不幸死于非命。宁人的朋友的弟弟，也就如同我的弟弟一样。”于是迎接他，留他住宿。等到潘耒要回去时，王君说：“家已经破败了，怎么办呢！” 我有个女儿，年纪将要及笄，就把她嫁给你的儿子吧。”过了两年，潘耒便成婚了。王君和潘耒原本并不相识，只是因为他是宁人的朋友的弟弟；而我当时远在外地，也来不及替他们从中撮合。王君每次对我说：“你游历天下二十年，年纪渐渐老了，可以停止了！幸好你经过我这里时，就在此选择住处；一切居所和器用，我都能替你办妥。”我犹豫未能实现。临别王君那天，他拿着酒杯送我到大河以北，留宿一晚，看着我上马，为我流泪，仿佛将再也见不到我。第二年，我遭遇山东之难，海、岱以南地区又发生大地震，王君也受到乡里小人的诋毁，心情很不得意。又过了一年六月庚午日，王君去世。王君一生把朋友看作天伦，待我如同兄弟；而我因为困厄坎坷，不能在奸诈欺凌弱小的时代向他充分表达大义。我们交往十九年，曾多次约定，却不能同他分宅为邻、朝夕相处；他临终时，又不能亲自看着他入殓，抚养他的遗孤，唉，真是可悲啊！王君名略，字起田，淮安山阳人。家在清江浦南面，去世时五十七岁。娶方氏，生一子，名宽。将于去世后的某年某月某日安葬在某地祖坟，女婿潘耒带着行状和王宽的书信来，因此不能没有铭文。铭文说：年少时孝顺，年长后恭敬。喜好礼法而敦厚，乐于行善并且身体力行。为正义勇敢行事，对人忠诚。上天为何不怜悯，却降下这样的巨大灾祸！士人断绝琴弦，百姓停止舂米。用这篇铭文，告知无穷的后世。富平李君墓志铭

译关中向来多有豪杰之士，他们靠经商起家、追求权利，大多崇尚孝义、尊重气节，有古代君子的风范；而士人独自恭谨地遵守先儒学说，不敢背离。嘉靖年间，高陵、三原是经学士子的领袖，此后逐渐衰落。但一两个贤者仍能在新学说泛滥之日守持自己。依我所听说的李君，大概可以说是笃信好学而不改变自己操守的人吧？李氏的祖先是山西洪洞人，元代迁到美原；洪武初年，美原县被废，遂成为富平人。几代传到李君的曾祖父朝观，作为边地商人，以任侠闻名关中；他同乡里的豪强争夺渠田，被人排挤陷害而死。李君的祖父希奎奔赴宫阙上书申诉，天子认为此事在理，大恶人相继伏法，替父报了仇，名声震动天下，于是他的家族便中道衰落。到李君的父亲效忠时，考中武举，家业稍微恢复。李君起初凭文章补为县诸生。李君年轻时刚正端方，努力治学而不懈怠。万历末年，士子喜好新说，把庄子、列子及诸子百家的言论夹杂进经义；更严重的把佛、老思想同儒学合为一体，自称是千年绝学。李君却独自喜好传统传注，以程颐、朱熹为宗旨。后来得以侍奉恭定冯先生，学问更加大有长进。李君侍奉父母孝顺，对各位伯叔和兄弟恭敬谦让；待人严正，却引导他们走正道；治理家庭，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全都遵照礼法。因此他年龄虽小，乡人却像敬重王彦方、黄叔度那样敬重他。崇祯七年四月壬午日，李君因病去世，享年二十七岁。李君死后三个月，关中发生大乱。李君的父亲武举李君因为哭泣儿子而继之去世。盗寇来到乡里，李君的母亲杨氏和族人登楼，全部被焚烧而死。李氏一门无论尊卑，死者共有八十一人。呜呼，惨烈啊！只有孤儿因笃当时三岁、迪笃两岁，跟随母亲田氏逃到外祖家得以幸免。后来因笃长大，便改变旧习读书，已经成为诸生，不久又放弃了科举。因笃写作诗文，在当时已有声名，尤其潜心研读传注之书，努力追踪先贤。大概近年以来，关中士子学习《大全》《蒙引》之学，便是由李君父子倡导的。李君去世十三年后，十月癸酉日，因笃才把李君安葬在韩家村东南的新墓道。因笃同昆山顾炎武成为朋友已经好几年，便说：“我先人的墓碑还没有立起来，想请您来写。”炎武不敢推辞，于是替他编次撰写；详细情况保存在因笃的行状中。李君名映林，字晖天。他去世后，乡人私下谥称他为贞孝先生。孙子三人：汉、渭、泗。铭文说：李氏祖先以节义侠行闻名。到了李君，才继续发扬这种文德。删去诸子百家的杂说，进入圣贤之门。喜好义理并努力实行，为乡里所尊敬。为什么不能长寿，却遭遇家室焚毁。墓地有高大的封土和堂宇，在韩地的原野上。德行绵延不绝，正在他的后代子孙身上。谒攒宫文一 伏念臣只是草野间微不足道的人，在战乱之后苟存至今。年过五十，感叹人生如骏马跃过缝隙，难以停留；跋涉三千里，遥望先帝龙髯，却觉得越来越远。今天正逢忌日，恭敬地拜谒山陵。脚踏雨露初润的土地，实在深感哀痛；顾念松树楸树没有被砍伐，仍然仰赖神灵护佑。谨以池中的水草进献，希望能够感通天上的车驾。臣某谨言。谒攒宫文二 自从离开陵墓之下，便翻越太行山，远行经过关山河流，再次经历寒暑更替。如今在孟秋月望日，重新举行拜谒祭奠的礼仪。身体先随着旅雁越过边塞向南飞翔；踪迹如同漂流的浮萍，随着百川向东流下。感叹山河仍然如旧，悲伤荒草正日益深密！希望借此表达我的诚挚思念，伏望神灵明察鉴照！谒攒宫文三 臣炎武、臣因笃，是江左的寒微儒生、关中的卑下士人。我们在燕市相逢，悲叹先帝遗剑尚存；旅途中拜谒桥山，痛惜先帝遗弓已经不可见。时值暮春，恭敬地采摘乡村蔬菜，姑且抒发草野之臣的心意，以此奉献于园陵。四方水旱灾害，延续到如今已经多年；何时才能乘千载难逢的风云际会，仍然不知道。伏望神灵明察感格，俯察我们的赤诚！谒攒宫文四 自从离开陵墓之下，到如今又过了八年。漂泊在关河之间，烽火接连不断，想起先帝遗弓仿佛就在眼前，怀抱短策却无路可进。每逢春秋两季，独自在苍梧原野哭泣；经历了许多个甲子，仍然怜悯绛县老人那样的长寿之人。北方寒气刚刚收敛，和煦春风渐渐转暖，恭敬地奉上水草之类的薄祭，再次展开祭扫松楸之礼。虽然祭祀的鼎俎已经长久空置，幸而宫门的屏障尚未毁坏。帝王之都依旧如故，骤然惊觉已经到了群雄争夺天下之时；我白首漂泊无所归宿，始终希望有一天能够攀附真龙。仰仗上天的明命，希望终于实现深切的愿望。华阴县朱子祠堂上梁文 我听说，宣发阳气形成山岳，众多山丘一定以高山为宗主；圣人显明的征验存在于世，众家言论实际上都归总于真正的儒者。自从三雍教化有所缺失，四始之风有所乖离以来，两汉以下，虽然有许多保存残缺、谨守旧说的人；但六经所传，却没有能够继承前人、开辟后世的哲人。唯有绝学首先在伊水、洛水之间得到阐明，微妙精深的言论又在考亭得到充分发扬；这不只是辅翼圣人的功业，也是阐发王道，为百代先觉者开路，汇集诸儒学问的大成。然而时代运数处于艰难，蓍草占卜得到遯卦。官场严峻正直，难以长久立足朝廷；祠禄优厚闲适，往往只能安居林下。顾念这云台旁边，实在是寄托俸禄的地方。朱子《子静书》中，羡慕希夷旧日的隐居；《启蒙》序末，题写真逸的新名。虽然风声相隔于遥远的异地，但道德实际同归于一统。家家传诵，早已不分地域；春季祭祀、秋季荐尝，却唯独这里还没有瞻仰朱子庙宇。于是本县的荐绅、耆旧以及士子、年轻儒生，无不广泛考察遗留下来的典籍，深深感叹礼典的缺失；面对琳宫的华美，悲叹木铎之声已经沉寂。于是有廷揆张君、山史王君先行搜集，有子德李君、适之宋君后来宣扬；而炎武跋涉关山河流，流连于原野山岳，在五岳之间抒发深远情怀，探寻千年来失坠的道统。于是就在云台旧院的西面，划定专供香火的祠堂用地，再次邀请贤能的县令迟维城，来赞助这一美好计划。聚集民众力量重新兴建，捐出钱财加以倡导，选择神灵认为吉利的日子，准备材料，安排工匠施工。右边有流泉环绕，吹来阵阵和风；前面凭临岳麓，形势显得如盛德一样巍峨。将使祭祀的俎豆更加崇高，使士人礼服之列绵延不绝。我恭敬地惭愧于自己衰弱荒疏的文笔，姑且陈述这篇助兴的颂辞。《亭林文集》卷之六【补遗】军制论 形势论 田功论 钱法论 子胥鞭平王之尸辨 顾与治诗序 方月斯诗草序 《天下郡国利病书》序 《肇域志》序 《下学指南》序 《吴才老韵补正》序 《书故总督兵部尚书孙公清屯疏后》广师 与卢某书 答友人论学书 与友人辞往教书 规友人纳妾书 答徐甥公肃书 与杨雪臣 与戴耘野 与潘次耕 答毛锦衔 与毛锦衔 军制论【乙酉岁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