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林文集卷之二

译《记》中说：‘声音形成文采，就叫作音。’既然有文辞，就会有声音；把声音配合起来便成为诗，诗写成以后再配以音乐；这些都出自天性，不是人力所能造作的。三代时期，文辞都以六书为根本，人才都出自宗族乡党和学校，性情都在中和之道中受到驯化，所以发出的声音无不合于正音。然而《周礼·大行人》一职说：‘九年时会聚乐官、史官，晓谕文字的名称，听辨声音。’这说明为了统一道德、使风俗相同，也不敢有所忽略。因此，《诗经》三百零五篇，从上古的《商颂》到下及陈灵公时期，地域相距十五国之远，时间历经一千数百年，而它们的声音从未有过差异。帝舜的歌、皋陶的续歌、箕子的陈说、文王和周公的作品，没有不相同的。所以三百零五篇，是古人的声音之书。魏晋以后，距离古代越来越远，词赋越来越繁多，后来才把它命名为‘韵’；到了宋代周颙、梁代沈约，四声的谱表才产生。然而从秦、汉的文章开始，它们的声音已经逐渐偏离古音，到东汉时更加严重。沈约字休文作四声谱，却不能向上依据《雅》《南》，旁采《离骚》和诸子作品，编成不可更改的典籍，只是依据班固、张衡以下诸人的辞赋，以及曹植、刘桢以下诸人的诗歌所使用的声音，编成定本。于是今音流行而古音亡失，成为音韵学的一次变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下至唐代，凭诗赋取士，押韵一概以陆法言《切韵》为标准；虽有“独用”“同用”的注语，但韵部从未改动。到了宋景祐年间，略有变更；理宗末年，平水刘渊才把二百零六韵合并为一百零七韵；元代黄公绍作《韵会》，沿用这一体系，一直流传到今天。于是宋韵通行而唐韵亡失，这是音韵学的第二次变化。时代越远，传承越讹误，这门学问的衰亡，大概已经有二千多年了。炎武潜心研究多年，得到《广韵》一书后，才开始由此领悟其中的道理，并旁通相关学说。于是依据唐人来纠正宋人的错误，依据古代经典来纠正沈约以及唐人的错误，于是三代以前的语音和韵部分明有序，极其深奥却不可混乱。于是我列举古今语音的变化，探究它们所以不同的原因，作《音论》二卷，考订三代以前的语音；注释《诗经》三百零五篇，作《诗本音》十卷；注释《易经》，作《易音》三卷；辨析沈约韵部划分的错误，一一用古音加以确定，作《唐韵正》二十卷；综合古音分为十部，作《古音表》二卷。从此，六经的文字才可以读懂。其他诸子百家的书，音韵虽有离合不同，但相差也不太远。上天如果没有使这套文化灭亡，将来一定有圣人再度出现，把今天的语音恢复到淳朴的古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正二十卷〕 孔子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以后，才把音乐整理正确，使《雅》和《颂》各自得到适当的位置。”我确实把希望寄托在后世的作者身上。《音学五书后序》我编纂这部书三十多年，所经过的山川、亭障，没有一天不随身携带它；总共换过五次稿本，亲手抄写过三遍。然而我长期客居荒僻之地，古人的书有许多没有见到，到了太阳西斜、天色将晚的时候，便把它交给刻书匠人。因此已经上版而后又改刻的，仍有四五次；后来又得到张君弨为它考订《说文》，采择《玉篇》，参照《字样》，斟酌当时的体例，亲手抄写；叶增、叶箕二人分写小字。我在淮上召集工匠，不远数千里，反复写信往来，一定要把事情办成；所用工费，又取自变卖产业的钱，丝毫没有向别人借取。著书的艰难以及完成它的不易，就是这样。然而这部书是为《诗经》三百篇而作的，为什么先写《音论》呢？回答说：是为了考察音韵学的源流。《易》文没有全部收入，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易》并非全是音韵问题。《唐韵正》考订语音已经很详细，却不附在经文之后，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文字太繁。《唐韵正》已经订正了音，却仍依照元代的次序，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那是述作。把《古音表》另编为一书，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那是自己创作的。大概我曾反复顾虑、犹豫，几次想把它们分开，几次又想合在一起，过了很久，才编排成五部。唉！许叔重的《说文》从“一”开始到“亥”结束，后来又用韵书加以改编，使古人的条理再也无法看见；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割裂删削，把注文附在九经之下，而它的原本也因此亡失。书籍完成很难，毁坏却很容易，这也是今天普遍存在的弊病。孟子说：“流水这种东西，不把坑洼灌满就不会向前流。”《礼记》说：“不超越次序而施教，叫作循序。”如果能够观察它们的会通之处，探究其中的条理，而不轻易改动这部书，那就要依靠后世的君子了。李君因笃每次和我谈论《诗经》，都有独到的见解；如今我颇多采用，并把答复他的书信附在末尾。上章涒滩寎月之望，炎武又记。《初刻〈日知录〉自序》炎武所著《日知录》，因为朋友们多想抄写，担心不能满足他们，于是在上章阉茂之年刻印了这八卷。到现在经过六七年，我年纪虽老，学问却更加进步，才开始悔恨过去学习不够广博、见识不够卓越，其中疏漏往往存在；但这部书已经流传于世，无法掩饰。后来逐渐增补修改，得到二十多卷，想重新刻印，却还不敢自认为已经定稿，所以先把旧本拿给同道之人评议。天下的道理无穷无尽，君子立志求道，文章不成篇章，见识就不能通达。因此，过去的所得不值得自我夸耀；将来的成就也不能容许自己有所限制。至于我想阐明学术、端正人心、挽救乱世而使天下兴起太平的事业，还有许多没有包含在这次刻本之中；必须等到停笔之后，把它藏在名山，等待能够安抚世道、治理万物的人来求取。后人如果不因这次刻本的浅陋而弃置它，那就太幸运了！《〈左传〉杜解补正序》《北史》说，周乐逊著《春秋序义》，贯通贾逵、服虔的学说，揭示杜预的违误。如今杜预的书单独流行，而贾逵、服虔的书已经失传了。吴地前辈邵宝有《左觿》一百五十多条，此外陆粲有《左传附注》，傅逊本有《辨误》一书；今天我多采录其中的内容，再参杂自己的见解，命名为《补正》，共三卷。至于经文的大义，左氏不能完全得到，而公羊、谷梁能够得到；公羊、谷梁不能完全得到，而啖助、赵匡以及宋代儒者能够得到的，就另行记在书中，这里不详述。《营平二州史事序》

译当初神宗初年，边境没有战事，大帅得以利用治军的空闲留心图籍。福州士人郭君造卿在戚大将军幕府中，搜罗天下书籍和志书，资料大体齐备；又亲自巡视蓟北各边的营垒，另派士卒到塞外追查濡源，察看旧大宁的遗址。回来报告的情况如果与书中不合，就再次派人复查，一定查到实情才停止，于是写成《燕史》数百卷。大约十年才完成，而戚大将军已经来不及看到。郭君又利用余暇写成《永平志》一百三十卷，文字虽然艰涩，但一地的历史情况颇为清楚。此后七十年，炎武得以游历此地，当时已经经历屠杀和圈占，百姓稀少，物力衰竭，风俗随时代改变，已经看不到文字礼仪的教化；想求得郭君的志书也不可得。当地官长和士大夫来对我说：“府志的稿本已经完成了，希望您替我们完成它。”唉！没有郭君那样的学问，又没有遇到他所处的时机；作为远在三千里之外的人，却要评论本地士林人物的品第，又想在几个月内完成，还不问这部书是否值得流传，这不是我所能做到的。我只是遗憾《燕史》一书不复存在，又不愿违背主人的请求，于是取《二十一史》《资治通鉴》等书，辑录从燕、秦以来本地的大事，截止元至正年间，编成六卷，命名为《营平二州史事》，拿来请本地士大夫评议。世上能够读完全部史书的人很少。宋宣和年间与金国结盟，只因没有考察营、平、滦三州的旧事，终于争夺土地、发动战争，又因为这三州的缘故而失掉天下，难道不是后代的借鉴吗！将来如果有人能够修撰地方志，古代的事情已经齐备，续写当今即可。有人问：为什么还包括营州？回答说：中国抛弃营州已经很久了。营州本来就是我们的州，它的事情与平州相互关联，怎么能不记载呢！至于把幽州、并州和营州合在一起，以恢复古代帝王的疆域，必定会有圣人出现；我将以这部书等待他。《金石文字记序》我从年轻时起就喜欢访求古人的金石文字，但当时还不太理解。等读了欧阳修的《集古录》，才知道这些文字往往可以与史书互相证明，能够阐明幽微、表彰隐德、补足缺漏、纠正错误，不只是书法文章工巧而已。近二十年间，我周游天下，所到的名山、大镇、祠庙、佛寺遗迹，无不寻访；攀登险峰，探入幽谷，抚摸坠落的石碑，踏过荒草，砍伐倒塌的墙垣，铲除腐朽的土壤，凡是能够辨读的，一定亲手抄录。得到一篇前人未曾见过的文字，往往高兴得不能入睡。一两位前辈知道我喜好古物，便拿出他们收藏的东西，甚至兰台遗落的文字、天禄阁散失的字迹，也旁搜博考，日夜不息。于是我剖析史传，阐发经典，其中颇有欧阳修、赵明诚二部著录所未完备的内容，积累成一册，作序以留给后人。《祈招》诗由右尹诵读，孔悝的鼎载于《戴记》，这些都是孔子没有收录的内容；六经的缺漏之事，没有不使五岳更加高峻、使百川更加广大。如今我这点东西，也同样有这种意义。遗憾生得太晚，没有遇到那些人；名门旧家的大半已经衰败，又因我身份卑微，是平民，没有仆人和马匹，常常带着笔墨，在山林猿鸟之间徘徊；而乡间老人和粗役，很少有能识字的。有时见闻狭窄，时间又不足，加上山高水深，无法攀登涉渡；即使到了某处，难道还能没有遗漏吗？我又希望后世同样喜好这些事的人，能够接着我继续抄录。《钞书自序》

译炎武的先祖世代居住在海边，世代以儒业为生。自从先高祖任给事中时，正值正德末年，那时天下只有王府官署和建宁书坊才有刻板，流传民间的不过是《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其他书即使有刻本，若不是喜好古书的人家，也不会收藏；而我家已经有六七千卷书。嘉靖年间，家道中落，但藏书仍然完好。先曾祖后来任行人，出使岭南，适逢倭寇侵入江东，各郡县所藏书籍和房屋一起被烧毁，毫无遗留。到了万历初年，先曾祖历任官职，升至兵部侍郎，其间出任地方镇守官三四次。他操守清廉，虽一文钱也不从官府取用，却天性特别爱书，常常拿俸禄购买，到晚年所得的书超过原有藏书；但绝没有明朝初年以前的刻本。先曾祖常说：“我收藏书，只求有文字内容罢了；牙签锦轴的精美装饰，不是我所爱好。”这些书后来分成四份。炎武的嗣祖太学公，是侍郎公的第二个儿子，也更加喜爱读书，不断增添藏书；传到炎武，又有五六千卷。自从遭逢变故，迁徙不定，书籍散失了十分之六七，而且大多是因意外而失去的。二十年来，我背着行囊、挑着担子游历四方，又另外得到许多书；合计先世传下来的，仍不少于二三千卷。这些书以选择精善而论，和从前相比虽然少了一半，仍然胜过旧藏；汉、唐碑刻也得到八九十通，另外抄写的本子分藏在两处山麓，足以称得上数量多而内容广了。我年轻时学习应试文章二十年，后来改学写诗和古文，并在其间编录掌故；到四十岁时，文章已经颇有成就，想要有所著述。又过了十多年，读书一天比一天多，才后悔过去立言的方法不对。炎武的先人都通晓经学、研究古学，也常写诗文；本生祖父赞善公的文集有数百篇，却没有著书传世。过去我曾把这件事问过先祖，先祖说：“著书不如抄书。凡是今人的学问，一定比不上古人；今人所能见到的书籍广博程度，也一定比不上古人。你要努力，只管读书罢了。”先祖的书法大概接近唐人，性情豪迈而不随俗；但他自己说年轻时每天抄写几页古书，如今在散失之后还剩几十帙，这是其他读书人家所没有的。炎武十一岁时，先祖就把司马光《资治通鉴》授给我，说：“世人多学习《纲目》，我不取它。凡是著书的人，最忌讳的，莫过于篡改前人的书而当作自己的著作。班孟坚改写《史记》，一定比不上《史记》；宋景文改写《旧唐书》，一定比不上《旧唐书》；朱子改写《资治通鉴》，一定比不上《资治通鉴》。到了当代，著书的人几乎遍天下，于是有偷取前人著作而冒充自己作品的。因此得到一百卷明人的书，不如得到一卷宋人的书。”炎武游历四方十八年，从不求取于人；有贤明的主人拿书给我看，我便留下来，或者亲手抄写，或者请人抄写。孔子不是说过：“多多见闻并记住它们；能够知道它，是次一等的吗？”今年我到了京城，从孙思仁先生那里得到《春秋纂例》《春秋权衡》《汉上易传》等书，清苑陈祺公资助我柴米、纸笔，我把它们抄写后带回来。我过去对左氏有些议论，等读了《权衡》，才知道前人已经先说过了。想到先祖去世已经二十七年，而他的话仍在耳边，于是流着泪写下这些，送给同学李天生。天生是如今通晓经学的人，他的学问大概已经从求知做人进步到求知修己了。《西安府儒学碑目序》西安府儒学先师庙后面，有五座碑亭。四周环绕着廊屋，古今碑版排列在其中，俗称“碑洞”。自嘉靖末年发生地震后，有记载和题名的碑大多毁裂不存，但现存的仍足以称冠天下。我游览到这里，于是加以考订并作序。过去观览文字、摹拓金石的人，一定是爱好古物而且博识的人。如今有些君子连世代沿革都不知道，连六书也不能辨别，却到处搜求古人的遗迹，成批捆扎起来，拿去喂蠹虫和老鼠。这样使郡县官府疲于应付命令，而工匠、墨工的费用没有出处，只好从百姓那里征取，造成的祸害已经不小了。有的碑在城门外，距离县城几十武；隶卒一出动，村里的蔬菜粮食、家中的鸡猪，都不够供他们吃饱，父老子弟相互皱眉，以有碑为苦。有的又在深山穷谷，政令不分时节，暑雨寒冰中奔走，以至僵倒，工匠和隶卒也无不以有碑为苦，百姓更不用说了。于是人们乘着空隙，推倒毁坏石碑来消除祸患。我走遍天下，听到、见到这样的事情很多，没有比醴泉县最著名的例子更严重的。醴泉县共迁徙过两次，而唐昭陵距离今天的县城五十里。当时陪葬的诸王、公主、功臣非常多，墓碑也很多；崇祯十一年的县志中记载，尚存二十多通。我亲自到那里，却只看见卫景武公的一块碑，而且姓名已经被铲去了。当地人说，其他碑都不存在了，留下的也都被磨去了文字。石碑和百姓有什么关系，百姓又和石碑有什么仇呢？造成这种结果的，难道不是如今那些空泛羡慕古文的君子招来的祸害吗！至于碑洞的设置，把远郊的石碑都抬到这里，既方便观览者停留观赏，又使工匠聚集在下面，每天能得到几十文钱来供给衣食，这样看来，利益就胜过了危害。今天的事情，只要利益超过危害，即使君子也会有所取法，所以我详细列举它来告诉真正爱好古物的人。至于郊外和下属县邑的碑，我既不能全部寻访，又担心记录下来会给当地带来祸害，所以不详细列举。还要告诉后来的官吏：如果想保全境内的石碑，最好把它们迁到城邑之中；有见识的君子，千万不要为了好古的虚名，弄到损害百姓、残毁石碑的地步！” 《仪礼郑注句读序》

译《礼记》说：“礼仪多么优厚广大啊！礼节有三百条，威仪有三千条。”礼，是以人心中的节制和文饰为根本，用来治理自己、治理他人的工具。因此即使孔子那样的圣人，仍然向老聃请教礼；他和弟子问答的言语，即使是细微的礼节，也没有不详备的。他对儿子伯鱼说：“不学习礼，就没有办法立身。”《乡党》一篇，写的都是举止容貌、进退周旋合乎礼的表现。既然这样，周公用来治理天下、孔子用来施教的东西，除了礼还能是什么呢？刘康公说：“百姓接受天地中正之气而出生，这就是所谓天命。因此要有行动、礼义、威仪的准则，来安定这种天命。”三代的礼，保存到后世而没有缺失的，只有《仪礼》一经。汉代郑康成为它作注，魏、晋以下直到唐、宋，通晓经学的士人没有不讲求它的。自熙宁年间王安石变乱旧制，开始废止《仪礼》，不设置学官，这部经书于是废弃；这是新法对经学造成的第一种危害。南渡以后，金溪兴起陆九渊、陆九龄二人，他们的学说以德性为宗旨。学者贪图简易，纷纷趋从，而把制度文章一概鄙视为末事。幸亏朱子直言力辩，想要修订三礼之书，却最终不能胜过那种空疏虚玄、以妙悟为高的学说；这是新说对经学造成的第二种危害。这种情形延续到今天，有些人坐在虎皮椅上，自称讲师，门徒数百，自比濂洛学者，却终身没有把这部经书完整读过一遍。假如天下的书都由国子监颁行，作为定本，而这部经书的讹误又最多，甚至脱去一卷或一句，不是因为唐代石经本还保存在关中，后来的儒者就无从得到它了。济阳张尔岐字稷若，专心好学，不应科举，抄录《仪礼郑氏注》，并采集贾氏、陈氏、吴氏的学说，大略用自己的意见加以裁断，命名为《仪礼郑注句读》。又参照校定监本脱误二百多字，并考订石经错误五十多字，作《正误》二篇附在书后，收藏在家塾中。当时正逢多事，没有人能够把它刻印流行。后世君子依据句读辨别文字，依据文字理解义理，依据义理通晓礼制创作的根源，那么孔子所谓承接天道、治理人情的事业，就可以追及三代的英华，而辛有的叹息，也不会在伊川发生了。像稷若这样的人，难道不是为后世太平首先倡导的人吗？如果依据石经刊正监本，重新设立学官，让士子学习，暂且用俸禄利益来劝勉他们，使这部经书不致失传，这又是拥有天下者的责任。《广宋遗民录序》孔子说：“有朋友从远方来，不也是快乐的吗？”古人学习而有所收获，从来没有不寻求志同道合之人；何况正逢天下动荡、风雨昏暗的时代呢？在这种时候，那些随波逐流以求功名的人固然不值得一提，难道就没有一两个稍微知道自爱的人吗？然而他们也有在中途改变操守、晚年失身的，于是士人要寻求朋友就更加困难。有时本地找不到，就到数千里之外去寻找；当今之人找不到，就感慨地追想千年以上的古人；只要有一句话、一件事与我相合，便追随仰慕他，想替他传下姓名并写入书中。唉！这样的心情实在很苦。吴江朱君明德和我是同郡人，相距不过一百多里，却从未见过一面。如今朱君已经六十二岁，我又比他大五岁；一个在寒江荒草之滨，一个在险要关塞之外，都苦于没有朋友。朱君于是搜集旧闻，得到程克勤所作的《宋遗民录》，加以扩充，收录到四百多人。他寄书来请我作序，大概正是所谓本地找不到这样的人，便到数千里之外寻求的情况。对于宋代遗民，只要有一言一行，或姓名留在一两位名人的文集里，他都全部举出并写入书中，这正是所谓今人不可得，只能感慨追想千年以上古人的情形。我见闻本来就少，而且年老了，不能替他订正这部书；然而私下有一点疑问：自有人类以来，所尊崇的没有比孔子更高的了，《论语》《礼记》也都出自孔氏的传述，然而互乡的童子，孔子并不保证他过去的品行；伯高前往吊丧，只说明孔子认识他而已；孟懿子、叶公之类的人，孔子也只是同他们问答而已；在少施氏家吃饭吃饱，也只是取其一方面的长处而已。如今这些人的姓氏如果只是附在一两位名人的文集里，难道没有只交往一时而最终不能守全操节的人吗？或者只是偶然相遇而道路不同的人吗？所以这些人未必都值得记述。然而朱君仍然对这些人念念不忘，并把他们一概称作遗民，难道也是因为求友困难，便把自己的思念寄托在这里吗？庄子说过：“你没有听说过越国流亡的人吗？离开故国几天，见到一个熟人便高兴；离开故国十天一个月，见到曾在国内见过的人便高兴；等到一年以后，见到相貌相似的人也高兴了。”我曾在山的东西、河的南北游览二十多年，人们却越来越不像从前。后来问起大江以南，过去所称道的魁梧丈夫，也已经改变形貌、改换心性，学着做不像古人的人。朱君却写成这部书，以保存天下的人类本性；像朱君这样的人，难道反而不能称为遗民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因此写信回答他。我已经老了，想借此教诫后人，希望人道还没有断绝。《朱子斗诗序》

译国家之所以能够长久安定而不混乱，是因为有人才。人才出现在天下，本来就应当爱惜、重视；如果人才出自皇族宗室，就更应当爱惜和重视。周文王有明德，培养人才并任用他们时，常常先任用同姓，后任用异姓：周公任太宰，康叔任司寇，聃季任司空；成王临终托付政事时，六卿之长有五人是同姓。周公、祭公、毛伯、凡伯之类的人，常见于《春秋》，并且与周王朝相始终。汉、唐以来，同宗之人担任丞相、掌管中书的，多得数不清。这样看来，自古以来对待宗室成员的过失，从没有像明代这样严重：平庸疏远的反而被舍弃，亲近的反而受拘束；内里羁绊他们，外面却亲近异姓，既不让他们通过选任出仕做官，又把他们限制在国城之中，仿佛无罪而被拘禁的人。因此不肖者倚仗富贵，放纵邪僻，成为百姓的祸害；贤者也只能勉强守住自身、保持清白，学习写词赋，把自己附会为文苑之人。于是天子的宗室竟没有一人能够承担国家事务，反而使草野百姓寒心，招来蛮夷的侮辱；宁肯把广大四海和重要宗庙交给非宗族之人，也不顾惜。唉！这也正是后世拥有天下的人应当引以为大戒的事情。我听说万历以来，宗室中的文人没有比秦王府更盛的；秦王府宗室有七位儿子，而子斗最年幼。到了崇祯末年，六位兄长都先去世了，只有子斗活到八十岁，在后先帝十一年才去世。因此他所作的诗多是离乱中的作品，有《闵周》《哀郢》那样的意味，却不敢把话说得太深。我又听说他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诚守信，而且明白当代的事情，大概是宗室中的贤者。子斗名谊■〈氵斗〉，是永兴王府奉国中尉。天启年间，科举之路重新开放；子斗长期凭诗文成为关中士人的领袖，他的次子存柘字彦衡于是成为诸生，考中副榜。贼寇攻陷西安，存柘坚守义节不屈，投井而死。长子存杠字伯常，扶着父亲逃到乡村别墅，得以免死。子斗去世后八年，我到了关中，访求七子的后代；其余六家都衰落不振，只有伯常已经六十二岁。唯独他家所遗留的书还在，而伯常为人温和恭谨、畏慎小心，只求在世上保全自己，唯恐别人把他看作故王孙，反而不如平民百姓还能昂首握腕，在朋友面前谈论天下大事而无所顾忌。虽然这是时势所造成的，也是由于国家从前压制宗室过分，再没有像南阳诸刘那样强盛豪杰的宗族，能够抵抗新莽的威势、保全先人的基业了。我为子斗这样的贤才感到悲哀：假如让他在朝廷任职，一定能够替天子整顿纲纪、弥补缺失；如果让他镇守边疆，一定能够守持节操、遏制盗寇暴乱。可是他终老也没有被任用，经历变故而死，最后只能凭诗歌留名，所以我作序来为他传世。七子是：惟■〈火霍〉字伯明、惟焢字叔融、怀■〈爫冖土，上中下〉字士简、怀■〈乁外土内〉字长生、怀■〈宾隹〉字季凤、谊瀄字伯闻和子斗，共七人，都号称能诗。又有谊■〈罒上水下〉字明远、存■〈木屖〉字舂夫两位中尉，贼寇到来时也一同不屈而死。明远是崇祯九年举人，这些都是秦王宗室中有学问、有品行的人。子斗的诗中常常提到他们，所以一并列举在这里。唉！谁说宗室中没有人才呢！” 《程正夫诗序》我曾读《商颂·那》说：“自古以来，先民都有所作为。”孔子谈论《诗经》时也说：“从前我有先代的正臣，他们的话明白而清正。”所以古人立言，一定称述祖先和先正、先民，以他们为根本；在朝廷，就在朝廷上称述，高宗所说的“先正保衡”就是这样；和人交往，就向朋友称述，叔孙豹所说的“先大夫臧文仲”就是这样。到了末世，人心与古代已经大相违背，反而忌讳谈论前人的行事。《召旻》说：“如今这些人，难道还有能尊重旧人的？”周公告诫后代君王，也说：“你们放纵、戏谑，既然荒诞无稽，便说：从前的人没有见识。”我年轻时侍奉先王父，他整天谈论而从不厌弃的，大多是祖先的世德和乡里先生的行事；后来见到先王父的朋友，他们所说的也是这样；再后来见到异地的名公耆宿，他们所说的也仍是这样。距今三十多年，那些人已经遥远得无法再出现了。把贪欲当作能干，把走捷径当作机巧，把苟且附和当作贤能，而完全不念及古人，天下都是如此。我到了德州，工部程正夫君拿出他的作品，把本州自明朝初年以来的二十一位士大夫合编为一篇，并给它作序，题为《先贤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他又把自己高祖以下的四位祖先各编为一篇，题为《程氏先贤诗》。这些君子虽然行事和品德各不相同，却无不明白出仕与退处、取与舍的分际，保留着古代贤人的遗风。工部作这部书，难道不就是所谓“仰慕高尚品德并努力实行”吗？从前赵文子在九原观看墓地，希望死后能成为像武子那样的人；孟僖子叙述正考父鼎铭的内容，以预知后代将有显达之人。因此子孙不忘祖父，是孝；后人不忘先民，是忠；忠而且孝，正可以改善风俗、引导百姓。这正是乡大夫的职责。既然如此，工部作这件事，大概既合乎古人的义理，也是他先代大夫留下的教诲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莱州任氏族谱序》

译我读《唐书》韦云起的奏疏，说：“山东人各自树立门户，互相谈论荐举，依附下属而欺蒙上级。”袁术回答张沛说：“山东人只求俸禄利益，遇到危难能够舍命，隔绝时代也没有这样的人。”我私下奇怪，他们当时的风气已经不同于汉代；而历数近世人才，琅邪、北海、东莱都是汉代以来大儒辈出的地方，如今一千多年过去，却没有一个学者被当时称道，古今之间为什么相差如此悬殊？至于在这里做官的人，无不变色咋舌，称这里是难以治理的地方，说齐地百姓有三种习俗：一是拖欠赋税，二是抢劫杀人，三是告发上诉。而我往来山东十多年，看见豪门一天天衰微，世族一天天离散；财货贿赂一天天缺乏，科举功名一天天衰落，人心一天天变得浅薄虚伪；盗贼诬陷主人，奴仆告发上司，天天走向祸败，却不知道最终会到什么地步。最近我到了东莱，寄居在赵氏、任氏家中，进了他们的门，厅堂、轩室、几案、坐榻都没有改变旧日的样子；和他们交谈，所说的都是经学和节义，没有改变本心；询问他们的恒产，也都努力支撑，没有衰败下去。我于是欣然有了见到故人的快乐，也感叹士人如果能够自立，本来就不会被习俗所改变。任君唐臣于是拿出一部家谱，请我为它作序。谱文从尊敬祖先、亲睦族人，直到重视赋税、平均劳役，反复诚恳地加以说明，难道不是超出了山东的恶劣风俗吗？孔子不是说过：“能够见到有恒心的人，这就可以了。”恒，就是长久。天下能够长久而不改变的，没有比君臣、父子关系更重要的了，所以要缴纳赋税来供奉国家，承担劳役来服事国家；田宅因此可以长久。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取，不凭自己的劳动就不享用；财货因此可以长久。做下属不作乱，处在众人之中不争斗，不背叛亲族，不欺侮贤者；邻里宗族因此可以长久。这样，所以名节由此树立，学问由此成就，忠义之人、经学之士也从其中产生。不明白这个道理，于是因饮食之事而争讼，争讼不止而发展到动用军队；小则舞文弄法，大则玩弄兵权，难道不是今天山东最大的警戒吗？像任君这样的人，对此深深忧虑、反复筹划，想在族人中倡导这种教诲，也不敢隐讳从前的过失，反而再三告诫，把它写进族谱。从前召穆公想到周德已经不相同，所以在成周聚合宗族，作诗说：“如今这些人，没有比兄弟更亲的。” 任君大概正是以这层意思为师。我走遍天下，看见喜欢拖欠赋税的人必定贫困，喜欢争讼的人必定失败；晚辈欺凌长辈，小的欺压大的，灾祸很快就会随之而来。因此我推广任君的意思，告诉山东人，使他们有所警醒；或许可以止住横流，扑灭燎原之火。《吕氏千字文序》《吕氏千字文》是余姚待诏吕君裁之所作。小学的书，自古以来就有。李斯以下，号称“三苍”，其中《急就篇》最流行于世。南北朝以前，初学的儿童没有不学习它的。至于《千字文》，则起源于齐、梁时期；如今流传的“天地玄黄”本子，又是梁武帝命臣下周兴嗣取王羲之遗字，按韵次序编成的，不仅凭文章流传，又凭编排巧妙而流传。后来的读者苦于“三苍”难学，而以《千字文》简易方便，于是直到今天，仍是小学家常用的书。崇祯元年，仁和卓人月把它重新编次，用来记载先帝初年的政事，一时都称赞它编排巧妙。吕君认为事情只到一年，内容还不完备，于是再次取材重新编次，明代二百七十年的事情便大略齐备了。至于把古人的文章错综编排得仿佛出自自己之手，难道不是更进一步、更加巧妙吗？我读史游的《急就篇》，其中名物制度广博繁多，浩瀚深奥而不可穷尽，但篇末归结为“汉地广大，万方来朝，中国安宁，百姓承德”。而吕君这篇文章开头说：“大明洪武，受命配天。” 末尾说：“臣吕章成，顿首敬书。”这仍然是史游的意思。史游在元帝时任黄门令，每天侍奉禁宫，正值汉室太平无事；吕君身为宰辅之后，却遭逢天下动荡的时代，隐居山林而追想一统帝王的盛世，具有《匪风》的怀念、《下泉》的叹息，有类似诗人的情怀，而且超过齐、梁文士之流。否则，像崔浩把改写汉朝强盛的书改成代国强盛的书那样的人，今天难道还会没有吗？吕君却弃之不顾，说：“我将退隐下来教导蒙学之士。”他的风节难道还在两龚之下吗？小学本来就是学习六经的先导；如果使人读它而懂得尊敬君主、亲近上位者的道理，就一定要从儿童时期开始。因此我对这部书感到欣喜，愿意为它作序。《劳山图志序》

译劳山在今天即墨县东南方的海上，距离县城四五十里，有时说八九十里。山有大劳、小劳，山峰数十座，总名为劳山。志书说：“秦始皇登上劳盛山，远望蓬莱。” 于是有人说这座山又名劳盛山，却不知道这个名称是怎样形成的。考察《南史》，明僧绍隐居在长广郡的崂山，那么“崂”字有时从“山”。又考察《汉书》，成山写作盛山，在今天文登县东北方，那么劳、盛本来就是两座山。古人立言崇尚简约，齐国东部三面环海，伸入海中的地方，南面是劳山，北面是盛山，这就包括了齐国东部的边境。两山高大深险，连绵广布二三百里，因为偏僻地处海角，所以人迹稀少。人的心理往往把少见当作珍贵，于是就夸大它，说它是神仙的住所、灵异的府第。传说说：吴王夫差登上此山，得到《灵宝度人经》。考察《春秋左氏传》，吴王伐齐只到艾陵，而徐承率领水军从海路进入齐地，被齐人击败后离去；那么夫差从未到过这里，况且在越国攻入吴国之日，不知这部《度人经》又能派什么用场？我游览此地，看到老君、黄石、王乔等遗迹，大概都是后人假托姓名；耐冻的白牡丹花，在南方也是寻常之物。只有山深处多生药草，而且土地温暖，能使南方花卉开放；自汉代以来，修炼守静的人多依托此地，这一点才是可信的。到了田齐末年，开始出现神仙之说；秦始皇、汉武帝认为真有神仙住在深山大海之中，于是八神的祠庙遍布海边，天子的车驾常到东莱，劳山的名称也由此兴起。劳山全是杂乱而陡峭的岩石，下临大海，狭窄难行，险峻之处连当地人也很少到达。秦始皇登山，必定要有万人修筑道路，百官随从，千人拥护牵挽，之后才能上去。山上不长五谷，环山以外的土地都疏松贫瘠；海滨盐碱地只有鱼虾贝类，也还要等适当时节。秦始皇登山，必定要由一郡供应陈设，数县储备物资，四民荒废事业，千里驿站骚动之后才能上山。于是齐人以此为苦，把它叫作劳山，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古代圣王使百姓劳作，百姓反而忘记了劳苦；秦始皇一次出游，却使“劳”这个名称流传千万年。不过形成这种结果也是有原因的。汉代志书说：齐地风俗夸张诈伪，自太公、管仲以来，谈论霸术已经没有遗漏的策略。可是有一两个自作聪明的人倡导迂腐怪诞的言论，以此耸动天下人的听闻；他们的意图不过是想让当时的君主亲自执篲迎接，让辩士屈服，以此显得名声高大罢了，哪里知道祸患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呢？所以御史黄君居住在这座山下，写《劳山志》尚未完成，他的长子朗生修订并完成它，请我作序。黄君在先朝曾上疏直言时事，具有古人的节操气概，他的言论大概不是夸张之辞。我只是考察劳山的来历，推求它得名的本意，使后人有所鉴戒。《亭林文集》第三卷 与友人论学书 与友人论《易》书一 与友人论《易》书二 与友人论父在为母齐衰期书 与友人论服制书 与友人论门人书 与友人辞祝书 病起与蓟门当事书 与李湘北书 答汤荆岘书 附：复汤荆岘书 与叶讱庵书 与史馆诸君书 与公肃甥书之一 与公肃甥书之二 答原一、公肃两甥书 与彦和甥书 与施愚山书 答汪苕文书 答俞右吉书 与戴枫仲书 与李星来书 答李紫澜书 答曾庭闻书 复陈蔼公书 ○与友人论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