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山集卷二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二十八，宋魏了翁撰，督府奏陈。奏请合力援助襄阳，并命参谋官吴潜留在幕府【正月十一日】臣在离开建康前一天，曾经把所经历的日期和路程上奏报告。十一日行至太平州采石镇，谨再次分条陈述如下。臣自从听说孟珙报告襄阳防务的消息，虽然庆幸有这样的消息，但终因没有收到赵范的回报，以及各司各郡都没有后续音信而感到疑惑，所以曾经大略写具奏章上报。如今得到何元寿的书信，才知道孟珙所报告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原来有衡州纲卒刘宝从襄阳城中逃出，并且说了这件事；直到十二月三日以前的情况，都是他亲眼所见。假如确有此事，刘宝本来就应该看见。臣本来就怀疑这个消息，曾多次下文告诫各司，不得轻信，并另行札付别之杰，让他在督府议事。臣又发文催促李虎、王鉴等将领前往襄阳防守救援。近来又札付赵胜、杨福兴、刘虎等人，认为江陵的形势稍稍宽缓，应当合力援救襄阳；前后督促，不能说不严厉急切。如今收到李虎回报，虽说已经遵照办理，但仍以蕲水桥断为由，返回蕲州驻留，等待修桥；又说江北没有民夫、粮食、船只和桥梁，必须取道鄂州到汉阳，不免迂回。王鉴则只以淮西贼兵退却为借口，驻兵六安，更不前进。臣除明白晓谕赏罚、严厉责问外，谨具奏上报，伏望圣上明察。臣在建康时，陈鞾想以参赞军事的身份随臣到防江地区协助经营，颇有勤勉为国之心。但臣担任陪都留钥，责任重大，不敢立即答应他的请求。到了采石，吴潜来拜见臣，臣才知道他已经接受了参谋的任命。吴潜虽兼领一郡，而行府还缺少主要僚属。又考虑到眼下江面偶然平安，臣想选官暂时代管太平州事务，带着吴潜一同前往。如果从此江淮清平安宁，吴潜就可以暂时留在幕府；如果淮甸没有安定，就命他迅速回本州办理防江事务。这样，上面不失朝廷委任他的本意，下面也不违背督府求助他的初衷。合并具奏上报，伏望圣上明察，并赐裁处。贴黄。臣已经分条奏报，后来又得到别之杰公文。他说，依照臣的行府奉行便宜指挥，暂时命臣节制各项军马，其中淮西强勇军正副都统福所部三千人，立即改拨去援救襄阳，并驻扎在郢州，以便供应粮草；同时立即催促李虎、王鉴两部兵马前往防守，合力救援襄阳，不许迟留，务必要剿灭、驱逐襄阳境内的贼兵，借此遮护江陵。所采取的措施正合当前形势。现将原公文抄录在前，一并呈上，伏望圣上明察。奏报和议不可信，常作防备敌人到来的准备【正月十一日】臣本月二日收到淮西制置尤焴的书信，听说敌人的势力已经衰弱，正在逐渐退却。臣虽不敢完全相信，但姑且庆幸有这样的消息，急忙具奏上报，以稍稍宽解顾虑。如今十三日收到尤焴的公文和私信，却又听说敌骑再次侵犯随州、信阳，也有侦察骑兵重新到达黄陂管辖下的旧关一带抢掠；息州又有侦察骑兵再次来到近城处。吴潜把孟珙的报告给臣看，报告说伪太子虽然没有亲自出现，但倴盏还在那里。臣私下担心，敌人认为淮西兵力单弱，便乘机在光州、黄州、舒州、蕲州之间奔驰突袭，关系重大，已经立即札付淮西制置司及各将领，严密做好防备。另因臣先前收到池州知州王伯大和蕲州知州徐臬的申状，都是根据黄州办事人孙俊、魏信等人的探报，说知随州张龟寿于十二月八日带着金瓶一只、金盘一十只、银盘一百只、销金鞍一十副、银鞍二副、匹帛茶货八驮、信匣二十四只，命统制张子良陪送敌使安通事、刘通事，押运上述物品，从随州西门乡北面前往倴盏处求和。臣详细推想，敌人的暗中计谋虽然不止一端，但前后派人到那里，所说的大致是：讲和的只管讲和，厮杀的只管厮杀；又常说王檝出来得太迟，我国不相信和议。从他们的言语意思看，他们本来也认为和议不可信。近来尤焴得到孟珙的书信，也说常进从襄阳回来，遇到在随州的敌军，于是集合兵力想攻打随州。大概是因为信阳孟璟、知随州张龟寿与敌人讲和；假如和议可以依靠，随州、信阳就不会再次遭受兵祸。现在这两郡正处在敌人来犯的要冲，孟珙又本来主张和好，而敌军退去后又急切地转向黄州，臣怀疑敌人的意图一定是认为：这几个州既然前来讲和，就不会再严密防备，于是谋划再次乘虚袭击。因此现在所忧虑的，正是讲和的三个郡。此前朝廷催调江上军队援救荆襄，臣如今又担心，前面还没来得及援救荆襄的危急，后面已经中了随州、信阳的防备漏洞；何况叛贼郭胜等人一向知道虚实，充当敌人的向导，万一敌军直接从淮西冲击江面，长江上下必然震动。况且孟璟、张龟寿本来想用和议安抚贼人，却不知道贼人反而利用和议来误导我们；既讲和又进攻，既离去又回来，他们受骗的情形已经十分明显了，这是朝廷应当深切察看的。臣起初虽然曾多次抨击和议，但有人说，假如和议能够稍微缓解眼前局势，姑且作为一两年的休养之计；如今竟然和战同时进行，臣知道绝没有这样的道理。臣离开太平州以后，得到这份警报，立即札付各路将帅，当天迅速前去察看形势，随处接应援救。如果李虎借故迟行，就赶快命他前往援救襄阳。王鉴多方推诿逃避责任，臣也已经多次札付，命他从随州、信阳一路向西前进，等敌人所在之处予以剿逐，直到襄阳为止。臣既然断定和议不可信，所以督促激励将士，总像敌人即将到来一样，不敢依赖黄州、随州、信阳一时的片面见解而自行懈怠。但还担心内外不能相互照应，以致彼此抵触。现将前后行府札子一并抄录呈进，希望可以看出前后的施行大体符合时机。臣如今已经一面前往江州、池州之间，审察缓急，告诫各将领，合并具奏上报，仍乞圣上明察施行。奏报敌人侵犯随州、信阳、光州、黄州等处的事宜【正月十二日】

译臣最近到达采石、芜湖，又曾恭敬地写具奏章，料想已经呈入圣上阅览。臣自从离开国都，幸而遇到天气和暖晴明；离开陆路以后，每天行走六十里，即使是殿司中疲弱的士卒，也能够跋涉山川，把危险道路当作平地行走。如今已经欣喜地到达池州，起初以为敌人的兵马到了春暖水涨之时，会逐渐向北退去，后来却每天听到警报，局势越来越紧急。随州已经遭到围攻，不知如今是存是亡。信阳、光州境内，贼骑往来已经很久，抢掠人畜，焚烧房屋，毁坏林木，千里之内成为赤地。如今又到达黄陂、巴河一带，驱赶熟悉水性的百姓，编结筏子，抢夺船只，打算渡江。臣私下观察敌人的意图，先是要使蜀口空虚，其次是使荆襄孤立，使上游这些要害地区残破凋零，不能再向外出兵；然后又时常派使者通报和好，以安抚随州、黄州诸郡。如今竟从随州、信阳、光州、舒州、蕲州、黄州一带谋划冲击江面。敌人如果能够渡过长江，那么哪里都可以到达；否则就暂时转向淮东、江北，肆意抢掠，偶尔向北退去，使我国境内全部空虚，国家贫困、百姓减少，那么到了秋冬大举深入，形势必然难以支撑。臣说到这里，忧虑得像火烧一样。臣曾经向陛下陈述，认为今天的形势应当讨论国家的存亡，已经不能只讨论安危了。臣到了江上，更加确信先前的说法，并不是过分忧虑。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不要因为小小的防备而轻率变动，不要因为浮泛的言论而错误地欢喜；请重新命令大臣们，急切地经常做好防备敌人到来的准备。广泛任用真正有才干的人，同心合力、共同谋划，首先把因个人私意、小聪明、片面言论和旁门启奏而互相倾轧的一切事情都排除掉。早晚思考谋划，以便为百万生灵解除朝夕之间的危命。臣不胜翘首东望，祈求圣上怜悯，同时等待降罪。诗说：‘谁在那里？是张仲这样孝顺友爱的人。孝顺友爱的臣子，他的内心纯正诚实而不怀二心。’所以孝顺的人一定忠于君父，友爱的人一定信实于同僚。假如一个人内心不纯，日夜只把互相倾轧作为事情，那么朝廷之上的祸乱根源已经显现，在外接受任命的人又凭什么自立呢？还乞求陛下以此进一步加以警戒。这不仅是受任官员的幸运，实在也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存亡。臣不胜恳切，谨候圣上裁决。奏报措置江陵府三海八柜 臣查得，江陵府一面阻隔着长江，其余三面都是平地，没有险要可以凭借，所以敌骑从平地冲来，几乎没有阻挡，直抵城下。开禧以前，刘阁学甲曾访求三海八柜的旧规，但还没有来得及施工便改任离去；吴待制猎接续此事，终于完成了工程。大概自晋代以来，陆抗曾在江陵北面修筑大堰，用来防御叛乱。后来高氏建立国家，引沮水、漳水灌注成三海，虽然年代久远，基础仍然存在。吴待制修筑金銮、内湖、通济、保安四柜，通到上海，把水注入中海；又修筑拱辰、长林、药山、枣林四柜，通到下海，分引高沙、东浆的水流，由寸金堤伸向南纪、楚望诸门，向东汇聚于沙市，成为南海。又在赤湖城西南，疏通走马、熨斗陂的水，在西北设置李公柜，使水势四面汇合；高处可以蓄水，低处可以限制敌军和战马，深处可以容船，浅处又不能让敌人掘毁堤岸。上面有道路，道路尽头有隘口，并且在堤上开孔，使水相互灌注。后来敌骑向东到达竟陵，向北窥伺荆门，却不敢正视江陵，就是因为有这些水利防御。嘉定中期，金人再次侵犯襄阳，而人心没有动摇，还依靠这些设施作为坚固屏障。自从制置司增加开垦屯田来供给军粮，海地变成了田地；又有留司佥防接受贿赂，听任豪强百姓侵占夺取，制置司、安抚司却不加理会，于是到了如今敌人入侵，竟然直接从田间深入，祸害发展到攻城屠市、焚烧房屋、抢掠财物，死尸遍地。如今幸而援兵四方汇集，形势逐渐缓解，但敌情难以预测，应当防备敌人今年秋天再次到来，恢复三海八柜，使土地重新浸水成为沼泽；这样，即使敌人拥有成群的武骑，也寸步不能前进，然后才能发挥防御力量。如今朝廷拨给八十万贯京会、十万贯湖防，交付江陵府，在敌骑退去之后，用来筹划修葺治理。督府实际发给京防十万贯，总领又补助京防三十七万有余，外面的米粮也都已经具备，这些钱粮应先用于三海八柜，其次再用于其他费用。臣想札付江陵府，趁如今农事尚未开始、敌骑已经退去之时，在朝廷、督府和总领所拨来的钱中安排一项钱粮，专门派清廉强干的官员划定界址，按照旧日规模全部恢复海柜旧制；必须分派军民，在二月以前疏浚旧有基础，修复寨栅，在四月以前完成恢复和备办，不得拖延而耽误工程。又查得，制置司当初把三海废弃改作田地以后，不仅由官府耕种作为田地，还应百姓请求租佃给他们耕种。起初租佃时租额少而田亩多，百姓都争着取得田地，于是厚贿在官人员；租佃以后，田亩多而每年租额少，百姓又争着取得田地，于是再次贿赂在官人员。如今官户、民户便占据这些田地据为己有。现在既然要恢复三海，有的官户、民户声称自己已经耕垦多年，土壤根基已经形成；有的说农事将要兴起，害怕失去产业；有的说甲户转给乙户，田界交错；有的说各军承担防御，应当让他们休息；他们会编造各种说辞，要求宽限一年，希望逐渐拖延，贪占下来永远作为自己的产业。对于这类诉讼，官府都不必审问，只须按照开禧年间的疆界办理：凡属于三海八柜以内的地方，一律淹成海。况且废弃海防、失去险要，每年都免不了防备敌人来犯的忧患，房屋不能保全，家产不能守护，自己还来不及逃亡奔避；与其如此，哪里比得上舍弃这些田地恢复为海，使家室得到保全、聚居得到安宁？失去田地的百姓和被征役的士兵，都必须明白这个道理。何况如今逃难归来的人，还来不及谋求产业，早晚奔忙劳作，也不知道将来归宿；与其如此，哪里比不上借官府恢复这片海地，依靠它得到衣食供给？这也和古人实行荒政、借兴修工程来招聚百姓没有不同。此事用工很多，务必要迅速果断；所分派的事务，必须精心选择清廉强干的官员，绝不可交给贪吏，让他们受贿徇私、退缩旧日界限。还要由本府准备这次札令，张榜晓谕，先把已经施行的事项具文申报；以后每十天具报一次工程次序和役作情况，谨慎抄录奏闻。奏报：外患尚未平定，宰相之间不和，荒废上天赋予的职责而违背时机【二月三日】

译臣屡次冒犯天威，再次上书陈述。臣从前在向陛下辞行那天，曾多次告诫陛下：一旦远离君门，究竟谁来负责应对？后来又因宰执在关外为臣饯行，恳切请求他们从中央给予援助。宰执都说此事关系宗社，早晨奏报，晚上便可以办理，不必过度忧虑。臣仰体国家的危急，没有等到一切办妥，就星夜奔驰上路。后来请求的钱物以及僚属、兵官，都不能完全如最初所想。臣处在这种情形下，进退两难。至于近日弹劾的官吏，也没有听说有所处分。臣认为这些事情本来很容易处理，却尚且奏报迟缓，更何况还有比这更困难的事呢？臣私下想，朝廷上一定是因为听到庐州、黄州等处的探报，说敌人死伤很多、淮西各郡的敌兵全部退去，君臣之间往往变色相庆，于是认为再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其实敌人并未大量死伤，兵马也没有退尽，而荆襄、淮西的事情正十分紧急。敌人在江陵一带，从枝江、宜都边境砍伐竹木，毁坏房屋，天天听见斧头砍伐的声音，显然是要筹划渡江。在枣阳一带，修筑城郭，整治器械，夜里听见鼓角声，显然是要准备在那里度过夏天。在襄阳以东、淮水以西的地方，他们利用和议误导随州，正要侵扰光州、信阳，抛掠蕲州，蹂躏舒州，袭击黄州；如今已经千里赤地，往往行走十天也见不到炊烟。臣带着殿司一千名士卒，惶惶然奔走在舒州、蕲州以南，用尽一天的力气奔驰六十里，天还没亮就出发；有时倚着车查看警报，到了二更才睡；有时刚推开枕头就起来发送文书，仍担心赶不上事情。因此上游催促何元寿、别之杰，下游催促黄伯固，赶快用制司、督府的命令督促激励各将领。臣虽然在路上，事务也没有缺误。如今李虎、王福可以抵达襄阳，万文胜也到了安州、郢州；上游荆门、枝江的江面浅窄，已经催促尤焴分兵前往，又调发鼎州、澧州的义勇在后面援助。李允政、祝邦达合力进攻西淮，屡次取得胜利，但敌势正盛，倘若稍有不利，舒州、蕲州就危险了。只得调王忠去援救蕲州，虽然明知九江空虚，却还要等督府到那里另行筹划调遣，以充实兵力。只有王鉴迟迟回避、不肯前进，不能援救荆襄，退下来又不能援救光州、黄州，臣正在多次札付督促逼迫他。近来又从金陵得到一名将领李大亨，命他前往招募信州、夺取铁桥，率领一千名敢勇之士，直接从便道奔赴龙舒。舒州一带，是长期安定而富庶的地方，正是敌人想得到的地方。只是遗憾将领地位低、兵力少，不能大大安慰舒州百姓的心，所以也用私信和公文嘱托陈鞾给予帮助。总的说来，目前应当做的事情，臣虽然勉强竭尽心力，但终因内外互相抵触，兵力少、财力耗尽，加上奏请迟延，无法振奋人心、更新士气，这实在不能满足人们的愿望。还有一些人坐视不管、没有防备：江北、淮西的百姓，被敌人杀害的本来已经含冤无处申诉；逃避战乱南渡的人，如今到处聚集成市。臣曾当面奏报过，这些人中的强壮者聚集起来会成为盗贼，应当设法招募；老弱者将要辗转死于沟壑，应当救济。如今各处已经分别申报，浮光、信阳、汉东、荆门尤其紧迫。假如臣按照所说办理，那么招募为军的人多则数万，少也有数千；钱粮、寨栅、兵器铠甲、衣袄，都应当设法发给他们。至于根据情况限制发放的物资，也应委派官员抄录登记，按人口发给，另行安置。然而督府带来的物资有多少呢？一旦开了这个头，将来靠什么接续？随州轻信和议，竭尽府库力量侍奉敌人；敌人的欲望难以满足，离去后又回来，反而遭到重重围困。如今城中没有办法犒劳士兵，只好权宜制作关子来维持开支，再向督府请求偿还，必须取得京交七十万缗、银三万两、金一万两。臣不只是现有物资很少，不能全部满足，也担心他们仍未摆脱迷误，白白耗费金银。黄州也习惯于这种说法，拥护马司、江司所辖雄关险边的军队来守卫自己；四郊以外敌骑纵横，却不敢过问。他们的意思也和随州相同，臣正在责问他们。像这样危急的情况，姑且举出一两件，就可以知道内外意见不合，接受任命的人确实困难。朝廷看到这种形势，应当勤勉急切，珍惜时日，救火救溺，甚至要超过救火救溺的急迫程度。可是听说近来宰执多不入政事堂，也许两位宰相的不和，不过像去年夏秋以来那样，用旁启、密陈互相阻挠破坏罢了；但这几天听到的情况更加严重。

译《尚书》说：‘要战战兢兢、勤勤恳恳，一天两天都不可荒废万端政务；众多官员应当承担上天赋予的职责，让人来代行。’ 又说：‘敬畏上天所赋予的使命，只在于把握时机和关键。’事情的关键一旦到来，间隙不能容纳一粒谷子；一个官职偶然荒废，一个时刻没有认真对待，就会关系到上天职责治理得好坏，也关系到天命是离去还是留存。臣不知道如今没有履行的究竟是什么职责，朝臣之中谁在左、谁在右？只看见外面危乱的证据层出不穷，而朝廷之上，正把本来令人忧虑、可怕的官职，当作令人欢喜、羡慕的富贵，无暇把国事放在心上。因此，请求到外地任事的人才会感到格外困难。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何况这里又是众人瞻仰的地方，中外臣民全都把耳目集中于此。可是每天早朝奏事，不过是宰执一人或两人，大多说些不合实际的话，办些不切要害的事；荒废上天赋予的职责、违背时机和关键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臣如今身在远方，哪里应该参与朝廷的议论？然而臣有幸充任近臣，事情关系到内外一体。譬如树木，根本先被拔除，枝叶就会随之败亡。假如内部不能治理，臣即使恭敬地接受君命，在外面鞠躬尽力，又有什么用呢？臣私下妄自认为，陛下对于是非曲直的辨别，圣心一定已经明白。如果能从圣意本身加以明察，察知朋党相互勾结的习气，杜绝谗邪的萌芽，豁然开放公正的大道，建立贤能辅臣以加强朝廷根本，这就是今天最紧要的事情。如果说外患尚未平定，人才难以得到，那么姑且像平息廉颇、蔺相如以及平勃之间的怨隙那样调和关系，也应当努力惩治偏听偏信的弊病。从今以后，公事就说公道话，进朝时应当敞开胸怀、毫无顾忌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和奏章；退朝后就同心合力、共同谋划，并把它落实在施行上，不要当面顺从而背后另行提出，也不要表面答应而暗中取消。朝廷上当面争辩、共同裁决，早晨思考、晚上谋划，忙碌警惕得像危乱随时会到来，那么天下的事情还大有可为。诗说：‘舍弃你们的夷狄，只顾互相猜忌。’这是说幽王当时不顾狄人之难，反而以猜忌嫉妒为要务。惟愿陛下大力鉴察并深切思考。谨候圣上裁决。奏请将樊文彬、髙世英优厚加以赠官和抚恤【二月三日】臣听说舍身报国，本来就是臣子的职责；尊崇德行、报答功劳，是国家的重要常法。臣才能浅薄，却承奉统率军队的使命，想要激励士气、振奋人心，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使赏罚确实兑现。查考去年九月间，北方敌军大举进入京西，知枣阳军樊文彬凭着一座小小的孤城，正处在敌人进攻的要冲，守城器具不全，便立即着手制造。敌人在城外排列几十座炮，樊文彬也在城内设置五十多座炮抵抗。敌军逼近民房，环城修筑栅栏、挖掘壕沟，以阻挡援兵。樊文彬夜里派人袭击他们。敌人攻城的手段无不全部用尽，樊文彬亲自率领士卒，日夜苦战。到了十月二十八、二十九日之间，敌军增加生力部队，急攻西北角。樊文彬迎战五十多阵，又在城墙毁损缺口处堆积柴草，投入火种焚烧，用来抵御敌军进攻。但天晚时风向回转，烈火烧入城中，延烧到官舍。敌人趁军民惊慌，从西北角攻入。大火烧到军府，力量无法支撑，樊文彬上吊而死。贼兵攻下城池之初，襄阳已经被围，烽火无法相应，蜡书无法传通，外援已经断绝。他独自凭几千名疲惫士卒，阻挡敌人一个多月，形势穷困、力量耗尽，仍不肯死在敌人手中。近来有人抄录送来赵范的蜡书，说樊文彬守城而死于节义，无愧于张巡、许远。这样的忠节如果不予追问表彰，凭什么劝勉忠臣？又查考训武郎、京西路分总制随州军马髙世英，自敌兵最初逃遁后，便带兵进入德安，整治战乱后的荒残。臣曾经奏请征辟他，并请求任命他暂代知本府。等敌人再次侵犯随州，髙世英又率兵救援，突破包围进入城中，箭石交加之际受伤而死。如今各将领中，往往有人身负职责却拖延退缩、不肯前进；而髙世英奋不顾身、慷慨赴义，大概仅次于樊文彬。希望圣上仁慈，命有关部门给樊文彬赠官、建立祠庙、录用他的子孙，并厚恤其家；同时将髙世英优厚加以赠官抚恤，这样或许足以劝勉那些守持节操、舍生取义的人。《鹤山集》卷二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二十九　宋·魏了翁撰 督府奏陈 奏报襄阳被围日久，请求降下诏书。诏书勉励晓谕。制臣【二月三日】臣私下看到，荆襄和蜀口处在国家上游，战事胜负关系到国家安危。近来敌人分路深入，首先侵犯汉水、沔水一带。四川制置使赵彦呐率兵驻在仙人原，控制险要，牵制敌军势力，四川因此得以保全。陛下曾经下诏嘉奖晓谕，人心都受到激励。敌人不久退去。只是荆襄自去年冬天遭到侵犯，已经将近三个月，而襄阳的包围，敌军声势更加张大。制置使赵范率先士卒，亲自冒着箭石，多次作战，多次防守，使敌人丧失锐气。如今敌军虽然像游魂一样逼近郊外，但还没有达到安定；然而这几个月以来，他们竭尽心力、劳瘁不堪，如果不稍微给予褒奖，就无法激励将士。希望圣上仁慈，特地亲笔下诏，交给学士院颁降诏书勉励晓谕；等敌骑全部退去，再命他们上报将士姓名，随后按功劳行赏。所有这些事情想来圣上早已挂念，臣因职责所在，冒昧奏陈，仰望借此稍稍补助圣上如山岳海洋般深厚的恩德，惶恐等待降罪。贴黄。臣听说纠正官员邪曲，本来是台谏的职责，但事情有缓急，事理有轻重。像守卫边境的将领、临阵作战的将领，只要没有大的罪恶，就应当尽量宽容。弹劾一个人未必足以止息奸邪，荒废一个官职却可能耽误大事。何况其中正依靠他们办理外地军务的人，如陈鞾、赵范、赵彦呐、丁黼、赵葵，各自承担一面事务，都曾经被台官论奏。任用这些人去做其他职务，尚且不宜轻易发动弹劾，更何况让他们承担重任，诋毁议论尤其不可轻率。统率众人的方法，完全在于威望名声；而且有知耻的人，不肯承受侮辱。侮辱了他，就不能再任用；要任用他，就不能侮辱他。既然侮辱了他又重新任用，他还有什么脸面处在人上？如今言路已经更新，恐怕未必像往年那样有祸患。还乞望圣上明察，常常留意此事。臣不胜恳切。贴黄：奏请将曹友闻、李安国优厚地予以表彰提拔。臣近来得到四川的报告，才知道去年冬末，赵彦呐下到原州，还不到十天，敌人又从秦州、巩州而来，一路攻打阶州、文州，一路奔向大安州，意图直入四川。赵彦呐竭力督促各将领，分别授予他们牙绿牌，重重赏赐，使他们拼死效力，遮护四川门户。于是曹友闻在大安州作战，李安国在文州作战，士卒都拼死战斗，险要之处无法攻入；敌人后悔前来，把责任归咎于最初谋划的人而退去。敌人这次再次退却，全靠曹友闻、李安国死战的力量，应当按功劳论赏。其中曹友闻出身儒科，同时学习武事，见到敌人就战斗，按义理不顾惜自身；他的忠愤慷慨之气，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希望朝廷优厚地给予升迁提拔，使曹友闻等有功之人得到知遇，更加思考报效国家，也借此勉励各将领积极办事、立功，谨候圣上裁决。张榜晓谕遭受兵乱的各郡免除科役【二月十六日】查考襄阳、江陵、德安府、光州黄州、随州、均州、房州、郢州、峡州、光化军、信阳军、枣阳军管辖之内，凡曾遭敌人惊扰的县镇乡村，百姓虽然目前有些地方已经恢复产业，但终究不容易，应当给予优厚抚恤。现在除军前搬运粮草的差使，以及按财力差充保甲隅官之外，其余官府各类临时差科、非正常杂役，一律免除一年。如果州县不遵守这次约束，故意摊派压榨，查访属实后，官员予以弹劾，吏人决杖发配，务必执行，绝不轻恕；仍允许百姓越级申诉。奏请早日确定峡州、襄阳的守臣【二月四日】臣本月四日据参谋别之杰申报的襄阳府事务，谨将原文抄录连同前文附上。又接到各处后续探报，德安府、云梦、孝感县以及神林、滠口等地，都有敌兵杀人抢夺牲畜、掳掠船只。臣私下担心敌人泄漏、冲击江面，因此应当预先做好防备。查得王旻已经战死，荆鄂都统想依照便宜指挥，派赵胜补任现有空缺；而臣先前奏请征辟刘显德，仍让他暂代知德安府，命他们分别承担防守责任。这些事情已经另行具奏，请求赐令施行。至于郢州靠近襄阳，应当由拥有兵权的武人担任守臣才行。近来看到朝廷已经派下胡棿，臣不敢擅自更改。峡州也关系紧要，所派的汪元显刚刚接受奏事之命，按情势恐怕要到五六月间才能到任。臣不了解此人；如果朝廷认为他可以倚仗，就请免除他奏事的期限，立即赴任，或许还能及时办理守备。如果朝廷想要更换，也请早日下达指挥。至于襄阳，向来号称重镇，如今焚烧毁坏以后，城中空虚；或者催促赵范回去治理，或者另选武将守卫，这些事情都不能拖延。臣因为事情重大，且探报还不确实，不敢轻易擅自施行，一并乞求圣上慈悲，赶快告谕大臣。如果朝廷已经先得到确实的损失报告，就请早日赐下处分，以解除一方倒悬般的危急。贴黄。臣昨天接到依次升迁入朝奏事的命令，已经具文辞免；又曾具奏，请求迅速下达结局的指挥。当天晚上忽然听到襄阳的警报，臣不敢坐视不理，只好根据情况分别处理，合并具奏上报，伏望圣上明察。自我弹劾【三月六日】臣出身书生，不熟悉军事，却错误地受到提拔，冒昧总领军务。虽然竭尽思虑、倾尽忠诚，勉强想要奋发自效，但在臣接受任命之初，危机已经十分紧急。德安的战事还未平息，光化、枣阳的警报接连传来。臣行军到池阳时，光州、黄州的紧急军书接踵而至，便急忙赶到九江，随时应对处理。接着，应天、永息的叛乱逃亡，襄阳、随州、归州、峡州的骚扰，又相继传来。还依赖宗社神灵，北方敌军才相继退却。臣又恰好接到入朝奏事的命令，正准备整理文书、遣散卫兵，具疏请求退职。哪里料到叛将王旻在襄阳煽动叛乱，使这座百年要地变成废墟，使一城百姓遭受涂炭；吴、蜀的咽喉几乎中断。说到这里，臣痛入肺肝。这些都是臣的智谋不足以抵御敌人，威望和实际力量不足以平定灾难，以致造成边疆祸患，给皇上增添了宵衣旰食的忧虑。何况督府行事，耗尽朝廷府库储藏来供给军需。如今除赏赐慰劳将士之外，臣虽然从未妄费一孔钱，却所剩已经不多，最终又成了什么事情？臣怎么能够逃避自己的罪责？有罪而不诛罚，朝廷就无法使群臣受到震动、使天下受到警戒。臣谨在江州近境铺藁席等待治罪，希望圣上仁慈，公布臣的过失，重新加以贬斥流放，以伸张国法，也作为能力小而责任重者的警戒。冒犯天威，臣内心的惶恐战栗实在到了极点。张榜晓谕北军【三月七日】

译恭敬地思量，本朝认为中原百姓都是我祖宗遗留下来的百姓，凡是前来归附的，全都予以安抚接纳。二三十年间所耗费的钱粮，哪里只是数以巨万？其中有才智的人，有的让他们统领军队，有的让他们守城，有的分散在各处担任各种职事，从来没有区别南方、北方。只是因为郭胜、范用吉、王旻这些人自行制造不安，才使均州、唐州、安州、襄阳四处的北军横遭兵火。那些得以逃脱的人，又被敌人驱使为奴婢；有的父母被杀，有的妻子儿女被占，有的财物被夺，流离饥饿，后悔也来不及，实在令人哀怜。如今访察得知，还有北军有的在汉水以北，有的在汉水以南，本来并不是反叛，只是无处归依，有时甚至为了苟全一时而抢掠，他们的情形尤其值得怜悯。官府虽然想让他们各自恢复旧业，但终究担心你们自己疑惑，不能立即相信；一旦轻信谣言，又会自取杀戮。行府特意派官员带着榜文札子前来晓谕：你们要保持赤心！如果有头目等人急于奋勇自效，收拾溃散人员，转祸为福，自成一军驻屯汉水以北，尽力替国家捍卫边防，那么归顺之日，就应当发给原来的军籍凭证，并厚加犒赏。有人在整治经营、开拓疆土方面表现出显著忠勤，可以允许其世代担任守臣，永远保持富贵。对于各位头目，应当按照等级越级转升官资。行府本来不想区别南军、北军，只是担心你们最终仍然疑虑不安。如今公开昭示重大信用：溃散的北军从今归来以后，另行编为一屯，只留在汉水以北，希望彼此互不干涉，可以长久保持安静，永远没有自相残杀的灾祸。如今行府这样办理，只是因为前述四郡的人偶然受到叛将一时的牵连而无处归依，所以从长远考虑加以安置，使他们能够保全自身和家庭。天地神明都实实在在听到了这番话。奏报措置京湖诸郡 臣自从恭敬接受入朝奏事的命令，一面办理收尾事务，因患奇疾，向君父倾诉诚心，请求退职回乡；恰好得到何元寿、别之杰的报告，说襄阳北军作乱，赵范移营，敌兵四处抢掠，逐渐逼近云梦、孝感以及神林、滠口，侵犯汉阳边界，使上游震动，百姓奔逃渡江。臣想到事情出乎意料，虽然即将离任，也仍然勉强带病根据情况处理，急忙札付沿江州军严密防备；又依照便宜指挥，暂用金字牌快速下令光州，调万文胜率领五千人、五百匹马，星夜赶往汉川。随后又得到荆门知州朱扬祖申报，说孤城难守，请求把城防交给统兵官；而探报称暂代郢州的胡棿也说居民已经逃空，于是分别给他们京防五万贯，立即接济支用。又想到京西七郡中，只有随州尚存；自去年以来敌人屡次攻围，知州张龟寿、通判赵汝然、大洪山守把张顺以及寄居刘显德竭力苦战，终于保全一城。如今这座孤垒正处在敌人冲击的要地，凛然难以自保。有人说城中的官民军队约有二十万人，分散在四郊的更不计其数。臣深切担心如果不及早援救，随州一旦守不住，将来更加耗费经营，于是派承信郎李邦彦押送京防二十万贯；除照常支给犒赏外，又发银一万两、京防十万贯等物，特别犒赏知州张龟寿并给他转升两官，通判赵汝然、寄居刘显德各转升一官；给大洪山守把张顺添差随州兵马钤辖，仍赐金带一条。至于本地民兵中有流徙而不能自活的，发给札文命李邦彦召集编组，或许可以得到数万人；随后再议定申报朝廷，补充京湖诸郡死亡、逃散的军额，并拨一项钱米加以补助赡养。这样或许可以借助当地民俗中强健勇敢、爱护乡里的特点。随州如果能够保全，德安、光州、枣阳等处才可以修复。关于赵范离开襄阳的始末，先前已经具奏；如今得到尤焴的申状，说李伯渊又回到襄阳，已经斩杀镇北军头目，并且写信给赵范，让他回到司中。这些情况难以预料，臣曾经写了一张榜文并札付赵范，趁此时招收溃散的北军，全部驻屯汉水以北，或者命黄国弼、夏全负责统辖，并且许诺给他们原来的军籍凭证，这样既可使南北军队互不猜疑，也是平息变乱的一项防备。谨将榜文札子以及尤焴的报告抄录呈进，合并具奏上报，谨候圣上裁决。奏请下达收尾事务的指挥，收回新任命，迅速赐予贬斥流放。臣再次提出危急迫切的恳求，仰望惊动圣听。臣自从有幸按次升迁，催促入朝奏事，立即具文请求免除，又陈述请求办理收尾事务的缘由。不久又具文申报朝廷，请求赐下敷奏。后来在自我弹劾的奏章中，又申述了先前的请求。如今已经半个月，还没有见到诏命；按照臣子的义务，进退迟速本来都应当听命。但眼前的事情有不能一天拖延的，如果默默不报告，深恐耽误国事。臣从早晨听到命令后，已经立即通知各路帅司。后来行府属官有请求解除职务的，没有理由挽留，臣已经把这件事上报朝廷。殿司、步司的将士正当拆洗整顿之时，一听到君命，各自都生出归乡之心。臣也陈述情况，怜惜他们劳苦，发钱遣送。直到初四、初五以前，上游仍有突然的警报，边地报告时时传来，臣不敢因为即将离任就坐视不管，只好根据情况报告和应对。到了十天以来，不仅郢州恢复、汉州、鄂州等处的边报骤然稀少，也因为各郡都收到邸报后，认为臣既然因病奉命入朝奏事，那么此时收尾事务早已结束，所以每件事都不再来通知。比如襄阳事变关系极大，自从最初一两次收到申状后，久久没有后续消息，大概也认为臣已经离开这里了。何况臣奉命已经两旬，兵卒归去，属吏散去，财用又已耗尽；加上沿江新任制帅的先行命令已经到达，事权有所归属，而臣只是空有职权，孤零零地留在这里。对臣来说，不过是进退周旋、徒然招来众人讥笑。可是朝廷之上迟迟不予答复，也恐怕损害事情的体制，因而助长敌人的野心。希望皇帝陛下深思，命令已经下达很久，人心已经松弛怠慢，请迅速下达办理收尾事务的指挥。臣因病不能任事，请求收回新的任命；臣引咎自我弹劾，请求迅速赐予贬斥流放；并希望检阅臣前后多次奏疏，早日赐下处分。奏报分析督府前后事务，请求检阅历次奏章并施行。

译臣已经多次陈述危急而恳切的意见，想来应当上达圣上的听闻。再想臣不过是一个孤单而偏远的微臣，身旁没有一点援助，独自承受两朝皇帝的知遇，却想报答而没有门路；不自量力，竟在败局已成、证据确凿之后，冒昧接受重任。所以，今天没有成效、毫无功劳，是罪过；前些日子因推辞困难而躲避责任，也同样是罪过。进退都构成罪过，臣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开口呢？臣反复思量，深切地责问自己的过失。有人对臣说：“有数以巨万计的费用，却没有丝毫补益，怎么能说没有罪过呢？”然而臣所统辖的督府，防止朝廷下拨的钱款共六百万缗，犒劳军队的费用四百五十六万五千多缗，都是拨下来的，由制置司、总领司按例分发。至于经办残破各郡，以及招募军队、打造船只、制造箭的费用六十四万多缗，也都交给官员押送发放，到了日期，剩余的钱已经没有多少，而请求供给的人却每天都有。臣未曾不谨慎地发放；例如所得黄金一千两，只支用了到一百零五两；所得白银十五万两，只支用了六万二千零五十多两；所得绢一万匹，只支用了四千五百匹。这三项，都是用来激励、犒赏战功的，详细账目已经具文上报省中，绝没有妄费一文钱。敌军压境、人心动摇之时，即使不设督府，朝廷也必须派使者巡视边境、慰劳将士，犒赏供给的费用也不会少于这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五两〕 又有人说：“不能约束军士，骚扰郡县。”臣尚未出国门时，就曾三次下文各道，约束官吏不得以办理督府事务为名，借机进行私人骚扰。船夫抢夺羊只，以及浙漕司借来的两个士卒横行扰乱的，都处以黥面并充军；逃亡士卒偷窃酒店器物的，处以斩刑。自南陵以来，才有县令擅自拆毁居民屋檐的事，臣立即随即派人送钱赔偿受扰之家，亲自加以慰问，并弹劾两名县令，各按削职降级处理。自建德以来，县吏假借征调摊派来招致百姓诉讼的，臣立即送交所属部门查验纠正、依法治罪施行，不能说不严厉了。又有人说：“督府的建立，并不能挽救边城的破亡。”这件事在臣没有奉命出任之前，本来就已经多次说过。臣于十二月十四日辞别皇帝，二月六日才到达九江。德安叛乱是在十月二十六日；枣阳失守是在十月二十九日；峡州被焚、房州迁徙、均州陷落、光化防守，都是十一月以前的事。襄州近旁发生的变乱，是在臣奉命入朝奏事以后，但也不能说不是臣的罪过。臣已经具疏自陈，请求加以放逐斥退。这些事情的始末，难逃圣明的鉴察；臣一并剖析说明，公开陈述在君父面前，想请求圣上以仁慈察看臣多次奏陈的内容。请迅速赐予施行，听候皇上裁决。奏请北军应当加以安抚调和，使内外相安 臣前月三日依据京湖制置大使赵范申报的襄阳军队变乱事宜，已经分次详细奏报过了。十天以来，有从上游来的人，我颇听说北军的事端起于疑惧之心，至今议论仍未停止。如今赵范已经带领归附的北方人到江陵，臣虽已刻榜交付赵范，命他乘此机会把南北人分为两军，赵范回信给臣说，正在商议如何安置。后来又收到淮东制置司赵葵的近信，也谈到北军疑虑之事，现将其中内容摘录附奏如下。臣私下认为，敌人与国家本来没有旧日仇怨，并不一定是势不两立的仇敌。何况他们如果能制伏强敌，对于我朝也有雪耻的功劳。如今想同他们讲和，本来没有什么不可以。可是朝廷议论纷纷，只是因为敌情多诈，不能保证他们守信罢了。臣虽然曾经说过，敌人和谈也会来，不和谈也会来，这是必然的道理。然而臣现在所忧虑的又不在这里。世事本来有些看似互不相关、实际上彼此依存、互相诱发的情形。比如侯景背叛魏国归附梁朝，替梁人连年抵抗东魏军队；一旦梁与东魏约定和好，侯景便无处容身，于是产生了异心。今天的事情，难道不会类似这样吗？何况绍兴年间的和约，又有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说法，失信于归附之人，事情距离现在并不远，谁会不知道呢？如今李伯渊还盘踞在武当一带，樊城以北的北方人虽然被刘廷美杀了，但襄阳仍有存留者。滁州、庐州旧日戍军中的北军虽然已经安居多年，但事情的情势大致相似。扬州、泗州驻屯的军队，大多是新近招募的；建康也有接纳的合买马住降卒，而等到达江陵的，确实人数很多。万一这些人听说制阃有秘密授意的人，和议又有可能成功，那么梁人同东魏讲和所造成的祸患，岂能不加以忧虑？臣奉命任职、视察军队，恰逢毒疮已经成熟、即将溃破之时，忧虑深远，连饭也难以下咽。再想国家的大计，只要有可以缓解敌势、谋求安定、预先缝补门户的办法，臣决不敢仿效书生，只提出片面之说。至于敌人是否顺从、和议是否牢固，他人执意议论而妨害事情成功的问题，臣都还无暇顾及。只是这件事的苗头，确实是臣从听闻和见闻中得到的，不应当隐瞒而不报告。臣愚昧，希望圣上慈悲，宣谕宰相和新任制帅，不厌其烦地反复思考，长远筹划，使他们采取万全之策；这样或许能使内有疑虑的人改变心意，使外面的敌人顺服。若和，则长久相安；若战，则南北双方共同奋发；朝廷的谋划不留下日后的悔恨，边疆将帅共同享有国家的福祉，天下幸甚。臣等待获罪归田，却不能对国家的事情漠不关心。臣个人的忧虑，只有请陛下明察，听候皇上裁决。奏请拨付官告、银绢给别之杰办理事务 臣根据参谋官别之杰的申报，得知他蒙受恩命，除授为京湖制置副使，暂代正司职事，已经一面起程前往交接。查核襄阳发生一次变乱后，官府机构大为败坏，仓库空虚，公私都一贫如洗。如今暂时把司署迁到江陵，虽然别之杰两次分掌一方军政，军民一向信服他，但在开始经办时，应当有足以大大慰藉民众期望的举措。比如修筑城池和城壕、制造器械、招募军队、赈济流离百姓，必须有钱有粮，然后才可以运作，似乎不能靠空话办成。臣私下看到，督府虽然已经结束事务，但一定还有支遣剩余的资财，如官告、度牒、金银、交防等物，想请求向朝廷备文申报，按照现存数目拨付给本司，以备眼前窘急之用；这样防御筹备的计划或许可以迅速办理，不辜负朝廷托付的意旨。臣所依据的上述申明，是考虑到襄阳、江陵处于上游咽喉，是国家的重要镇守之地。近来因为北军经过，焚烧毁坏，正商议收复。江陵府又因去年屡遭攻围，沙市是商货聚集之处，如今被扫荡一空，并且供应各项援兵，府库钱帛已经耗尽。如今别之杰听到命令便起程，不再推辞困难。襄阳、江陵两处，应当合并采取紧急措施加以经营，以备秋防，不能稍有失误。

译如果等候朝廷下拨钱物，深恐道路遥远，迟缓而来不及办事。行府现有缴还朝廷的官告、银绢等物，寄存在江州；臣不敢因为督府事务已经结束而有所顾忌，权宜从其中拨出官告十道、绫纸十道、白银三万两、绢三千匹，交给别之杰等人，专门充作收复襄阳、经营江陵这两座重镇的费用。关于擅自拨用的罪过，想请求圣上慈悲，特别予以宽恕。臣另外愚昧地认为，制阃初建，费用很多，前面拨出的数目还没有发给使用。臣私下听说，朝廷因赵范请求而下拨的钱银，已经押送上游；如今又有省札寄留江州，不知准备怎样使用。想请求迅速下令江州发放，使别之杰一到司署便能使用。如果再把它们存留起来等待申报审核，恐怕会耽误支用。伏请圣上明察施行，使别之杰得以经营上游，屏蔽各道；在当前艰危之际，众人不敢向前，而别之杰诚心体念国家，热切勇往，这是朝廷所应当扶持、奖励和激励的。谨此奏闻。奏报别之杰申报刘廷美等收复襄阳的事宜。查核襄阳府自二月二十一日发生军变以来，因循失守，终于被北方人占据。又据各处侦探拘捕后申报，北方人在城内起屋造酒，等待首领和敌军大队前来度过夏季。行府考虑到襄阳是重地，西面连接均州、房州、光化，东面接连随州、枣阳、信阳，南面控制安陆、郢州、荆门、复州。自襄阳失守以后，这些地方军队往来，几乎都成了废墟。臣私下担心入秋以后，敌军骑兵冲突，可以直接窥伺江面。于是行府委任参谋官别之杰，派遣诚实能干的人携带榜文、劄子和告命前去联络约束土豪。现已据刘廷美等人收复樊城，于是按照便宜行事的指挥，特意超等转授修武郎，差遣充任京西路钤辖别之杰。于是派遣使臣邓云等携带上述告命以及开导晓谕军民的榜文、劄子，前往刘廷美军中交付。如今据邓云等申报，江海都统与刘廷美的弟弟刘廷辅商议说，督府已经有告劄发下樊城，参谋司也已经调兵援助樊城。刘廷辅于是立即带领人马、钱物，于四月二日起程离开荆门，取道南漳县老鸦山，招集官民、军士和乡农，从间道前进，又约定刘廷美的大军互相配合，夹击叛贼；水陆并进，已经攻克并收复襄阳城墙。如今城内由刘廷美兄弟驻守。现将邓云等人的申报抄录附在前面。臣又收到别之杰的书信，说江海听到消息后，便从荆门直趋襄阳，与刘廷美兄弟协力防守。臣认为，襄阳这一重镇失而复得，如果不是宗社神灵保佑和朝廷处置得当，哪里能够如此呢？这两座城既然已经收复，京西、江北的州郡就可以逐步经营。上面减轻了顾虑，臣虽然已经把督府事务结束多日，但因为上述事情关系到原督府事务的前后收尾，应当权宜处理，不能避嫌。如今秋防已经迫近，臣私下担心经营尚未办妥，因此应当审察襄阳、樊城的形势，立即紧急布置两城防守，仍以襄阳为重。除已经写信委托别之杰始终负责，并命他一面开列立功将士姓名，申报朝廷推赏外，谨此奏闻。《鹤山集》卷二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 《鹤山集》卷三十，宋魏了翁撰，督府奏陈 奏请缴回别之杰书信并施行收复襄阳事宜 臣查得，昨天根据参谋官别之杰和使臣邓云等探报，刘廷辅集合民夫、庄农，约定刘廷美在内外夹击叛贼，收复襄阳。臣认为襄阳重镇骤然失守又收复，关系重大，应当及时赏赐，不要超过时日，以激励士气。已经一再奏报，遵照便宜行事的指挥，将御前降下的赏功刺史牙牌一面、官诰二道，暂且用御 前金字牌子发给别之杰，又命令他查实刘廷美等人的立功次第，专门派人发给。如今据申报，刘廷辅所率军队已经到达襄阳辖下的明觉寺扎营，并举火作为信号。又收到刘廷美杀败叛贼、使其退逃的防报；此前已经调遣统制冯士荣部押运兵船取水路前往，已于四月二十七日率兵与樊城会合，刘廷美的军马追杀贼兵，使其败退。当日率部进入樊城，同刘廷美前去收复襄阳城和南漳县山寨。统制、权路分张彦荣同刘廷辅已经集合乡丁、壮丁、义军和防军等，协同前进。又在五月五日同贼军大战，一定要收复襄阳城墙。所有牙牌、告命等物，别之杰暂时寄存在京湖制置司激赏库，等待查实刘廷美等人的立功次第后，再行发给。如今将原来发下的金字牌子以及京湖制置司的回申一并缴进，谨此具状；并将别之杰给臣的书信抄录在前，谨此奏闻。贴黄 臣又看到各司关报，郢州捉获奸细李必庆，责问后据他供称：有一个姓黄的敌方宣差，探知襄阳已经烧毁，军民不在城内，于是派遣金人兵马三千人，准备来占据襄阳城墙；又先派李必庆等数人前来侦探南界州府，是否曾经发兵，以及是否曾经耕种田地。又说邓州目前有从均州掳来的船一百多只，唐州、新野河原有大小船五十多只，新造船三十只，准备在七月间等敌军大队前来侵犯我南方边界。臣仔细分析上述侦报，敌人日夜谋求占据襄阳，是为了扼住咽喉、从背后攻击的计划。如果不迅速经营襄阳，作为上游的屏障，那么京西一路将几乎成为空虚的城邑，江陵决不可守。江陵守不住，吴楚的咽喉就会中断，长江也将与敌人共有了。臣本来已经多次这样说过，如今经过数月，秋防非常迫近，臣私下认为，襄阳的得失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决断。臣现在远在边外，本不应参与朝廷议论，只是这件事关系到宗社，臣不胜忧虑，冒昧进言，伏望圣明特别加以明察。缴奏奉使复命十事 臣冒犯斧钺之诛，冒昧上奏。臣去年因边疆事务危急，深切想到君主的忧虑，承受耻辱而不敢推辞，在边城残破之后接受使命，在众人议论纷纷之时挺身而出。幸赖社稷神灵保佑，各边将同心协力，将士听命，军队没有挫败，敌人逃遁。等到奉命入朝奏事的那十天里，我又听到赵范放弃襄阳的消息，立即派发榜文、劄子招抚晓谕土豪，幸而收复了襄阳、樊城，回到朝廷。作为臣下的打算，虽然仅仅可以逃脱罪责，但应当经营的事情，难以一一列举。臣正按情况分别处置，而君命严格，未能完成这些事情。如今又因衰病，不能回朝向宰相复命，只能退下来自我拘束，听候司法官治罪。臣于是把督府办理的事务分门归类，装订成五册缴进；又因臣不能当面陈述的事情，姑且概括另列十条，随册上奏。臣谨列如下。第一，招纳土豪。边境各郡每当敌人入侵时，都可以让土豪统率义勇丁壮，作为官军从旁配合的助力。比如今年春天敌军蹂躏浮光，随州、信阳军辖下的罗山、杏山等处，大都是义军甲头、牛社总首，因地制宜地进行截击遏制。其中又有庄农自行结集，等敌军骑兵进入村庄抢掠时，有的埋伏在险要处拦击，有的在后面追袭，一定会有斩获。这是因为他们生长在边城，接近敌军，熟悉敌人的动静，所以敢于抵抗而不害怕；看见敌人的凌辱暴行，愤激而想要战斗。再加上他们知道地利，得到人和，有爱惜亲族的感情，有保全乡里的情谊。战时自己作战，守时自己防守。如果加以奖励提拔并任用他们，那当然不是官军轮番往来、被驱使去作战守备所能相比的。自京湖各郡残破以来，各处都有乡民丁壮聚集在一起、互相保卫。如果不利用当地土豪，反而命令他们自行结集，就会涣散无所依靠，或者发生其他变故。臣曾委任参谋官别之杰联络招纳襄州、随州两郡土豪，不久又派官员携带榜文、劄子前往汉水以北招集。近日刘廷美收复樊城，刚一号召，便得到四万人。后来刘廷美和他的弟弟刘廷辅，又凭借督府旗榜，在南漳县老鸦山等处招募山寨民丁、庄农，同各处溃散的官军、民兵合力收复襄阳。土豪的功效，大致可以看见。臣愚昧，希望下令给制置副使等司，在襄阳、汉水流域及两淮州郡因地制宜地结集他们，借给官资，授予事权，他们一定能凭功劳显露自己。近年名将多出于这些地方，这实在是巩固边防、安定边境的捷径。只望陛下迅速谋划。第二，安置流离迁徙的百姓。襄阳、汉水流域发生动乱以来，汉水以南从荆门、江陵直到汉阳，江南从岳阳、鄂渚直到武昌县，流离的军民遍布境内，其中汉水以南数郡尤其严重。督府曾拨钱二十万，发劄给别之杰，办理招集；又发劄给江陵府，办理收容襄州、荆州的流民和溃军。不久又派人把榜帖散发到汉水以东，团结山寨，凡是应当办理的，都已经陆续施行。只是城郭荒废残破，房屋被焚烧毁坏，粮种、牛畜都被抢掠一空，耕种已经错过时节，麦子又被敌人拿走。京湖所属郡共十八个，残破的七个，被战争波及的三个，仅存的八个，也都因供应军队而耗尽，困于防守。制置司、总领司、应调司、正急仓、漕司，现存的都已经没有余力，若要逐人赈济，形势非常困难。如今京湖、淮西军籍中的缺额还很多，应当登记其中愿意从军的强壮之人，全部补入各军的缺额。即使这些临时聚集的人未必马上能够抵敌，至少几万丁壮各有归属，那么妇女老弱也就有了供养。那些城郭尚存、房屋没有毁坏的，可以减免他们的租赋，使他们恢复产业；如果没有城郭、房屋和可归属的生业，就让他们随所寄居之处安置，优厚地加以赈济，多方设法安排。这也是消弭变乱、消除祸患的重要事务。只望陛下迅速谋划。

译第三，调处北军。郭胜的叛乱，是由于猜疑恐惧；范用吉、常进、尚全的叛乱，是由于愤恨怨怒，都有可以说明的事端。至于襄阳的变乱，特别是因为疑心一旦产生，整座城便因此遭受涂炭。如今计算北军在遭到失败之后以及散处各郡的，人数仍然很多。臣奉命出使之初，曾经一再刻榜晓谕，读到的人都感动喜悦；但各边将历经许多艰难，没有办法安置他们。襄阳变乱以后，臣又发布一榜，大意是说：祖宗遗留下来的百姓，凡是前来归附的，一律抚慰接纳，从未分别南北。只是因为郭胜等人自行制造不安，使均州、唐州、安州、襄州一带的北军横遭兵火；那些能够逃脱的人，又被敌人驱赶为奴婢，或者杀害父母、拘禁妻子、夺取财物，流离饥饿，追悔也来不及了。如今北军还有在汉水以北、汉水以南的，应派官员携榜文、劄子加以晓谕：如果头目等人能把灾祸转为福气，收拾溃散之众，自成一军，驻屯汉水以北，尽力替国家捍卫边境，待到归顺效力之日，便应当照原来的军籍给他们军券，厚加犒赏；其中经营开拓有显著忠勤表现的，允许他们世代担任守臣，永远保有富贵。这样或许彼此都能免除猜疑防备，永远没有自相残杀的祸患。这份榜文，是因为臣从未失信于这些人，所以推心置腹地开诚相告，或许可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又发劄给京湖制置赵范，从北方人中选派两人，抚慰晓谕北军，正想建立规制、说明方略，希望不用声色张扬，便使南北自行分开，从而暗中消除三边的长久祸患。如今局势已经改变，无从再谈。所希望的是，朝廷对于处置北方人的问题，反复深思。鲁国酒薄而赵国受围，天下事情本来有互不相关却恰好相互碰上的。若派人游说晓谕，说明祸福，那么前有鹧巴徒穆、后有天纲纳合的事情可以作为依据；可以因事制宜，划定地方安置他们。这样，新近收复的州郡以及淮河以北的土地，都可以安置他们。至于如何神妙地运用，关键在于用人。只望陛下迅速谋划。第四，布置险要。谈到京湖的险要，应以江陵的三海八柜为最急。谈到江面的虚实，应以宜都、枝江、公安、汉阳以及武昌、兴国各处为忧虑。臣曾拨米十万石、京防钱二十万贯，交给江陵修筑海柜；又下拨钱给各处戎司招募军队，并下令湖南、江西帅司、宪司打造战船，制造弓弩、箭镞等，都是为了江面的防御。然而臣最担忧的还不止这些。为什么呢？历来考察前后，想从江北谋求南下的，声势力量没有超过曹魏的老瞒和元魏的佛狸的；但老瞒败于赤壁，佛狸困于瓜步。总的说来，中原有人才，尚未见他们能够实现志愿。如今臣所忧虑的，西面是蜀道，东面是海道。近来间谍报告，敌人在秦州、巩州、洮州、渭州大力制造攻城器具，又在山东修造船只，日夜扬言要在七八月间南侵。而我们所作的防备，仍有很多空缺。何况淮河、汉水之间正准备讲和，必定不肯轻易派出一支军队牵制敌人首尾，使敌人能够专心合力进攻西、东两处。万一敌人先取得蜀地关口，驱赶沿江战舰首尾相接地顺流而下，即使有百万精兵到江边列阵，密集排列、张弓待发，面对风顺水急，也只能拱手旁观，技无所施。这是古人屡次使用的旧有计策，不能说敌人不知道采用这一办法。又或者敌人用偏师骚扰我们的江面，牵制我们的水军，暗中使用他们在山东制造的船只，从胶西进入海道，一旦得到顺风，便可直抵淮东、浙西，京畿就会震动。臣之所以日夜忧心，希望陛下察知敌情多诈，不要认为防御只在江面，也应当防备敌人出奇兵，从内部直取蜀道，进而捣击海洋。只望陛下迅速谋划。第五，经营残破的京湖地区。残破的州军中应当经营的共有七处，尤其不能拖延的有四处。这四处是什么？就是襄阳、德安、枣阳、随州。襄阳占据汉水上游，同江陵互为唇齿。襄阳这片嘴唇一亡，郢州、复州、荆门、汉阳便都成了牙齿，怎么能够自保？齐安、鄂渚是遭受兵祸的要冲，长江的险要也将与敌人共有。枣阳是襄阳的肩膀和臂膀，枣阳一断，襄阳便危急，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所证明的。德安是黄冈以外的屏障，如果失守，那么从云梦、孝感、黄陂以来便会荡然无所遮蔽，汉城、黄城也将在白天关闭城门，这同样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所证明的。随州处在各郡之间，随州不能守，郢州、复州、荆门都将震动。所以说应当经营的共有七处，而不能拖延的有四处。臣自从奉命统率军队，刚到金陵附近，安众逃散，臣立即派官员前去经营，并发劄给湖广总所拨钱接济。自高世英从安陆援救随州，死于战场之后，叛贼仍然出没不定。自刘显德重新获得事权，才有了归属；但督府结束之后，不知他还能发挥多少力量。襄阳是重地，关系国家存亡，应当立即经营。有人说，如今没有房屋可以居住，也没有粮食可以接续，与其花力气经营被烧毁的襄阳城，不如把力量用在江陵，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如今幸亏刘廷美收复樊城，蒙受显著赏赐，感激奋发，和他的弟弟刘廷辅一起扶持襄阳，以报答朝廷。如果襄阳、樊城的声势已经形成，那么枣阳、随州还可以从容布置；只是担心刘廷美出身寒微，嫉妒他的人很多。军队中凡是不能成事的人，却又嫉妒别人立功，这全在于制臣应以国事为念，扶持并奖励激励他，使他能够施展才能；这样或许京湖各郡可以逐渐恢复。如今国家对于襄阳，就像前代孙吴拥有西陵一样，有它就能存，没有它就会亡，不能把它只看作一个小小的边镇。敌人聚集数十万人，围攻数月不能攻下而离去；如果不是内乱首先发生，就不能攻破；如果不是结约土豪，也不能收复。陛下不要因为它失守得快、收复得容易，就不加以重视；再次失守，事情就无法挽救了。至于均州、房州、光化、宜都、沙市，委任得人后，并不难以经营；如果有事情，制置副司等都能够办理。只有襄阳是这一方的屏障，而刘廷美兄弟又是土豪倡导义举的首领，更不能不加以重视，所以臣特别恳切地陈说此事。只望陛下迅速谋划。

译第六，明确赏罚并取信于人。国家所凭借来驱使天下的，不过是赏罚两种权柄。对于在外主持军政的臣子，便直接把这两种权柄授予他们。所以说：“事情难以预料，就说不要从中间加以控制。”凡是成败安危的关键，若能在顷刻之间决定，赏罚又不超过时日便显现出来，那么天下人都会说：“这个人，是圣明君主托付心腹、授予不受牵制权力的人。”这样以后，赏一个人而使千万人受到鼓励，罚一个人而使千万人感到畏惧。对于独当一面的臣子来说，指挥便足以成就功业，而朝廷也更加尊严了。三十年来谋划国事的人，反而每一赏一罚，实际上都取决于边外的谋划，却一定要事情从朝廷中发出；即使照样上奏，也有同外任将帅争功、吝惜权力的意思。难道不知道，权在边外就能树立威势，权在朝廷则能使朝廷尊严吗？从一命之官以上，大小官职层层相承，积累到君主的尊贵，然后才达到无可再加的地步。假如有股肱心腹之臣，在四方尽力，承担捍卫国土、抵御侮辱的责任，朝廷不动声色便能收取他们的功用，难道还不尊贵威严吗？却一定要同他们争夺比较恩威，只会使自己显得渺小。赏罚是陛下的赏罚。对于边外臣子来说，不过是昭示皇帝的威灵，以激发人心，目的在于不失去事情的关键罢了，又有什么可顾忌而不肯明确表达意旨、向天下宣布呢？臣愚昧，希望陛下告诫大臣：从今以后，分掌一方的臣子有所举荐或弹劾时，就应当把他们的请求交给外任施行，使他们能够依凭君主的威断，驱使有才智有勇力的人。不只是帅臣得以伸张赏罚的权力，也可以显示朝廷光明正大，一切依从正确的意见。这样边外权重而朝廷尊严，一举两得。只望陛下迅速谋划。第七，警戒激励将帅。去年冬天自随州、枣阳遭受兵祸，襄阳被围，江陵告急，朝廷派兵援救，各城危急逼迫，朝不保夕，却有许多人逗留不前；有的说要在某郡养精蓄锐，有的说要从某处取道，彼此仿效，坐等敌寇自行退去。至于听到命令便急速奔赴、奋勇前进的，如万文胜这类人，实在没有几个。这大概是因为所谓大将的人，官爵已经很高，意气已经骄纵，爱惜身体、害怕死亡，没有人肯首先登城，去面对不可预料的敌人；只有边郡的偏将，职位既低，声望又未显著，才奋不顾身，勇往直前。臣对于眼前各位将领的勇怯和能否任事，都看得很清楚，实在多半取决于官资的高低。臣冒昧希望陛下对各将领的职任做到：不是有用的人不授官，不是有功的人不升迁；处身闲散位置的人，不允许靠滥进升迁；善于钻营求取的人，不允许侥幸得到任用。从环列、上阁等荣誉官名，一直到节度、观察、防御、团练等职，必须是勤劳服役于边境、显著建立战功的人，才随后加授，使他们明确知道，朝廷的爵位不是在战阵中有功的人，便不能通过侥幸的门路和邪僻的途径妄想取得。这样或许可以激励人心，使人人都凭功名奋发，不敢逗留躲避敌寇，遇事推辞困难。只望陛下迅速谋划。第八，布置江防。长江的守备只依靠战舰。臣近来因经过那里，亲眼看到情况，又派官员检查阅视，战舰缺额很多，其中还有虽列在数目中却不能使用的。春初侦知敌人踏浅水、结木筏，每天都在筹划渡江。又在枝江砍伐竹木，斧头砍削的声音昼夜不断。于是臣申明并严格守备，抽调迁移兵力，防守接应上游；又担心敌人乘虚窥伺我方江面，立即派主管机宜文字王好生前往福山、石庄、黄姚、顾迳等处，招募雇用民间划船、操枪之人，使风海船陆续驶往上游，贴近帮助兵船，以备缓急。假使敌军知道我方虚实，从几处同时想要渡江，东西两面便可以互相救援。又下令给防江屯驻军，分别把将船中损坏的修整，缺少的打造。又拨钱给湖南、江西以及防江制置副使两司，各自下令所属产木的州军打造车船、海鳅船以及大小多桨船，数量各有差等。此外本来还想增加制造，但督府事务已经迫近结束。如今距离秋防不足两个月，又从侦报中得知，有人说敌军正在胶西制造战舰、训练水军。何况荆襄上游是他们熟悉的道路，宽窄险易没有不知道的。希望朝廷严厉告诫制置司、总所和各戎司，迅速同时招募军队、制造铠甲，巩固防守，要像敌兵已经临近边境那样戒惧，或许可以使仓促之间不至于误事。至于招募防江的游民和熟悉舟船的人，用他们补充水军，这也是防患于未然的一项措施。只望陛下迅速谋划。第九，修缮治理器械。各处的器甲、箭镞，多年来积存登记的旧数，除去连续多年用兵取用拨发的以外，所剩已经没有多少。枢密院有时虽下令各郡制造解送，但都达不到数目。比如近来江陵、光州、随州被围时，城中常有箭用尽的忧虑。襄阳苦战数月，随后遭到焚毁，军需器械没有一件剩下。器械不精良，便是把士卒送给敌人，何况又没有储备呢？秋防即将到来，赤手空拳，凭什么抵敌？臣曾下令所属军队逐一清点器具，看到现存衣甲、军器的数目，实在令人寒心。又听说敌人害怕我们的强弩，控制江面，弓弩尤其不能缺少。臣已经在二月间拨钱给江西、湖南安抚司，制造弓、弩、箭各一百万，限五月以前申报解送，劄令防江制司催促。然而二三百万支箭不能说不多，却不足以供应一场大战使用。至于枪、叉、甲胄、衣袄、旗帜、金鼓、牌盾之类，只有淮东有积存，其他各路大多欠缺。这绝不是仓促之间能够办成的。希望朝廷赶紧设法增加制造。听说敌人的军队每到驻扎之处，人人各自制造箭镞，修整战具，并不一定交给工匠办理。我们作为军队，既不致力于这些事情，上面的人又不加以重视，凭什么同他们作战呢？只望陛下迅速谋划。

译第十，选派补充边防守臣。如今边境一带，从京西的均州直到淮东的楚州，共有十一郡，而正式任命的守臣十个中还不到两三个。次边和江防北岸，从归州、峡州直到通州、泰州，共有二十郡，而帅臣、守臣不是正式任命的也有五六个。屈指计算秋防，不到两个月，敌兵出没，叛徒猖獗。又如郭胜、范用吉等人，熟悉江湖的虚实，这难道是小事吗？然而上下因循，即使长久没有正式官员，也不把它当回事。又如均州、房州、光化等郡，是楚地和蜀地咽喉相连接的地方。臣以前发劄给京湖大使司，选拔任命守臣；后来据赵范报告，均州已经任用史宗孝，光化已经任用何亮，然而始终不知道朝廷是否同意，以及两人是否在任、情况如何。夷陵是荆州防线血脉相连的地方，臣曾经奏请催促守臣汪元显赴任，朝廷却替他改任其他郡，所以直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守臣。至于德安，是随州、枣阳、光化、信阳往来的要冲，臣曾遵照便宜行事的指挥，派刘显德使他迅速前往办理。等候朝廷派赵胜，赵胜推辞后才改派刘显德，这时督府已经结束了。臣私下认为，在这种艰难危急的时刻，极边、次边以及江防、淮防的州郡，民众财物凋敝，田地荒芜，征调频繁兴起，赋税租入不到，心中常有敌寇到来的忧虑。如果不是有志于功业、愿意捐躯为国的人，谁肯披荆斩棘、穿过瓦砾，冒着箭石和刀锋前来任职呢？何况谋划的人很多，即使有人劳苦，也不知道朝廷议论容易动摇；有时已经任命，不久又更换，即使举荐任用本来恰当，早上奏请、晚上批准，人们仍然会一会儿向前、一会儿退缩。如果再按惯例从内地授官，谋划得残缺而不能决断，那么终究没有经营边地的人，也没有经营边地的时间，而战马已经发出警报，数千里都成了敌境。利害如此明显，难道很难知道吗？臣愚昧，希望陛下从今以后告诫制臣，责令他们选拔边防守臣，径自举荐任命，并且命令大臣奏报回应，或许可以使各郡都有正式官员，专心一致地防御；那些代理官员、暂时补缺、朝不谋夕的人，不能同他们相提并论。只望陛下迅速谋划。《鹤山集》卷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 《鹤山集》卷三十一，宋魏了翁撰，督府书 写给扬州赵制置 国家的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正是我们同心协力、共同渡过艰难危急的时候，确实如来信所说，大家在京口共同防守，能够倾诉衷曲，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只是还不知道一旦牙纛出动，是否不免有后顾之忧？近来看到朝廷发布的文告，侍郎的近信送到，说有援救襄阳的主张；但又担心侍郎没有可以交付的人，那么东淮这一面便不能高枕无忧。还望您明察事理，审慎筹划，使处置周密，不再有剩余忧虑；这样出发赴防的日期可以早也可以晚，不至于被这些事情牵累。丞相 赵扬州提出援救襄阳的建议已经很久了，朝廷之所以认为这件事困难，是担心前往出兵之后，后方会空虚。皇上在临遣之日，也因此询问臣。臣不知道怎样回答，只奏说：“容臣到前路同赵某商量。”当天在门外，胡内机颖来访，从袖中取出赵扬州的书信，原来是想来京口相见，商议这次行动。臣也记得大丞相曾赐教说：“到了京口，应当约赵帅一起商量淮东的事情。”于是回信答应他来防守。书信已经派出，今天又收到他的申状和私信，来确定这项议论，并且说：“先前已经申报朝廷，请求迅速赐予处置。”不知道大丞相准备怎样答复。臣前些时候曾当面禀告：“淮东有警，就像一个人一边疼痛、另一边生病，尚且可以医治；如果敌虏占据上游，就像腰脊中间断裂，便不能再算是一个完整的人了。”这件事应当斟酌缓急轻重。当时曾枢密坚决坚持他的意见，如今又过了一个多月，终究没有形成定论。虽然派李虎前去调遣几项人马援助荆襄，但赵扬州的意思仍不满意，并且说：“如今这些将领我都熟悉，似乎认为所派将士不可靠，一定要亲自前往。”臣既然已经同他约定相见，那么几天之后一定会见面；届时应当预先形成定论，以便答复他。缓急轻重虽然如前面所说，但终究是淮东一有行动，内部有北方人，外部有东部寇盗，很容易被他们窥见空虚而乘机从后袭击。有人说吴道夫可以前往，但我认为京口也不可轻视。有人说可以把事情托付给丘漕，或许赵帅就没有后顾之忧，只是不知道赵帅对丘漕究竟怎么看。又，李虎已经带领七千人远出，而赵帅又前往维扬，难道不会有空虚的忧虑吗？这些事情我都还不能自行决断，想请大丞相赶快留意斟酌，立即赐下答复，使未到京口以前先有定论，以便应付。近两日得到江陵的报告，说北敌暂时退了数十里；又得到黄冈的报告，说赵大使亲自带兵进剿敌人，杀伤很多，但一胜一负，不能完全据此判断。终究是敌众我寡，敌军四处纵横，我们疲于奔命救援。上游的形势重要，不能高枕无忧。又有人说，从京口到荆襄，不经过几十天到不了，恐怕迟缓而来不及应付事情，这确实如此。可是我不知道，既然关系到安危，难道也可以坐视不问吗？我反复思考，仍然没有办法，所以派驿使来禀报。又：我前几天想到各路援兵，如果到了江陵附近，自己估量敌众我寡，必定会畏缩不前；又有九节度使各自为政的忧虑；还担心有的先到、有的后到，有的前进、有的后退，没人统一指挥，所以擅自改命，另派吏部官员暂时节制。至于李虎、王鉴援救襄阳的军队，不过是命令另派吏部官员催促他们前进，这似乎与朝廷所实行的办法并不十分抵触。扬州赵制置：如今山东的寇盗，使司是否已经查明了他们的真实情况？归附的人留在扬州、楚地之间的有多少？谁可以担负安抚防御的责任？元帅出征时，精锐部队随同而去，留下来驻守的有多少？实际由谁主持？从扬州到襄阳，必定要几十天，是否也能加倍赶路迅速驰援？丘漕使愿意承担这件事吗？这些事情都是朝廷和督府无法远远估量的，全靠侍郎审慎细致地处置。如果能保证没有后顾之忧，那么就决意出兵，先在京口防守，再共同商议尚未办妥的事情，随后从京口直上，这也是一个办法。前面几条意见如果有不能不考虑的地方，那么恐怕不能轻易出兵，还应当在防守部署之日仔细筹划。

译蒋左史：枢密院和督府的命令出乎意料，我惶恐不安，犹豫徘徊。前进，就有不自量力、来不及办成事情的忧虑；退后，就有不顾全国家、不肯任事的毁谤。况且朝廷的议论变化很多，有时实行，有时阻止；有时急，有时慢，一天之内就有好几种说法。宾客已经招集又重新遣散，出行的准备已经办好却忽然停止，茫然无措，像穷困的人无处归宿一样。这是我亲眼见到而心中怜悯择善的情形。这样一来，凡是所谓世间应酬人事之类全都荒废了。所以我的姓名不能同亲友通报，不只是良贵如此。如今经过锡麓，房舍相近而人却远隔；回想十年前，良贵带领众多贤士，泛舟赏雪、敲冰取水，徘徊多日才离去。如今哪里还能再有这种机会？这才知道，枢密院和督府对我又能有什么帮助；所谓武夫的随从只能吓唬儿童，而在山林中高卧的人看来，反而不如渠阳的迁客值得敬重、值得欣赏。左丞相：近来收到吴集撰的书信，说奉您的手翰催促他到郡任职。他已经接管郡务，而督府又催促他入幕，进退两难。我已经和他当面商议，让他暂时把郡务交给代理官，自己却跟随我到前线。如果江淮清平安宁，就可以暂时停留；如果江面出现警报，就迅速回到原任。虽然已经把这些写入奏章，但万一施行稍慢，宾主双方都要费心安排。再次禀报商议，想暂且把他带在身边一同前往，还请您尽快考虑，准许所请施行。他或许十天半月就能回来，也没有不可。李虎、王鉴是朝廷所倚重的人，上游也盼望他们前来，如今却逗留不行。由此可知这些人凭借宠任太过，名位稍高便骄傲怠慢。我已经明白谕告，按赏罚加以诘责，还请朝廷严厉催促。别帅老成稳练，今天早上已经把近来的书信抄录上奏。黄制帅还没有到鄂州的消息，安州、郢州的道路已经打通，而襄阳仍没有一个字的消息，不知朝廷是否也得到近来的音信？常进被擒、倴盏伪太子死亡的消息，近来从何总领的书信中得知，那里都没有提到。这一定是有一个人在境内编造这类报告，来使我军懈怠。左丞相：去年夏天我妄自上奏陈说：北寇无论议和还是不议和，都会前来，大概事情将像金人当初一样，先把金帛、子女搜刮殆尽，随意指挥将相，必定把国内掏空，最终也不能避免祸患。当初还只是臆测之词，如今亲身经历、亲眼看见，已经出现征兆了。何况内外相互呼应，祸患就在身边。就拿齐安来说，如今已经坐视四郊遭受涂炭，不敢派出一人一骑，却放任鞑使往来，暗中交往、秘密约定，人心惶惶。现在汉东的张龟寿、枣阳的孟璟轮流与敌人应和，把义子送给贼人作人质；贼人把这个孩子展示给众人，于是息、枣、永之间全都动摇起来。孟璟、张龟寿起初用和议款待贼人，现在反而被贼人用和议笼络，而崔文举竟至于攻占息城，率领军民向仇敌叩拜。这样看来，这不是议和，而是叛变了。我估计从此以后，各地的人一定都会望风投降叩拜，长驱直入到黄州。黄州既然把议和当作信约，汉水以东、淮水以西就都没有可以防守的地方了；这条道路通行无阻，鞑兵必定长驱而来。东南上游将遭到掩袭，百姓没有立足之地，国家就危险了。到了这个地步，谁不会把怨恨归咎于主张议和的地方？大丞相忠心贯日月，谁不会明白您的心意？然而如果没有料想到祸患一定会达到这种地步，将来又拿什么为自己解释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如今暂且把庐州、光州等处的报告抄录呈上，再请您赶快纳入斟酌，并下达教令，使人能够遵守执行。左丞相：应当办理的事情头绪很多，现随笔具禀如下。光州、息州一带的事情，朝廷一定会有公文送达；现在把尤帅的书信抄录呈上，也把给王守的书信附呈，尤帅的言辞激切可喜。近来收到学生的近思书信，详细说到丞相训诫叮咛，我怎敢不奉行并加以周旋？只是担心不了解事体的人执行过当，反而失去原意。又担心万一事情像金人当初那样，我们竭力应付，最终仍不能免祸，这一点应当深入纳入您的考虑。均州、房州、光化、枣阳缺少守臣，已经札告赵大使选官奏请任命，一面承担责任进行安排，等奏章上报获准后再正式办理，这样或许不会耽误时机。制置使的治所应当迁到江陵，而由襄阳安抚都统司充实，这是赵彦仁迁移治所以前的旧规。我去年秋天上奏的十件事情中，这件事就是其中之一；如今从另一份文书中摘录出来呈报，此事不可拖延。又有人说：让一个赵氏任荆州制置，另一个赵氏统帅襄阳；让一个尤氏任庐州制置，另一个尤氏守黄州；让一个吴氏任扬州制置，另一个吴氏守润州。这也是一种办法。陈、何、黄三人则可以不调动，不知您的意见如何？我只是把听到的意见恭敬地禀报，不敢坚持认为一定如此。新近收复的郡县，每天都在迅速削弱，民心也更加动摇。趁现在赶快收束整顿，还可以专心治理内部，避免内部事务和对外事务两头都顾不上。请您赶快留意斟酌，秘密把这个意思传达给边地将帅。春耕错过时节，这件事关系不小；我已经不停督促各将领进军剿敌，打算出其不意，但淮西还没有安宁的日子。百姓无法恢复原业，尤其费心安排，因为各处流离饿死的人已经到处都是；今后又将有盗贼的忧患。应当招募强壮而没有财产的人，也应当救济年老、孤苦而没有粮食的人。蜀中的制置、总领应当预先准备好替代人选。近来得到乡里的消息，说赵、丁二人都称病不视事。起初也怀疑赵，因为丁有暂时代行制置司事务的命令；丁则因为陈隆之被举荐暂代制置副使【听说制置司的命令尚未下达仙原时，丁便出此权宜札子】，所以各自引嫌避祸。又疑惑这有什么可避嫌的？朝廷对丁已有任用的意向，赵某回到制置司之日仍按旧例办理，而制置司一时的权宜事务已经收回，二位为何竟至于坚卧不起？后来得到旧友书信，说因任命潼川制置副使，便认为决不会再增加一个制使；一定是姑且作此任命，到了蜀中另有改任命的安排，用来替代赵、丁二人。大概潼川创置一个制使，体制稍有创新，所以外界产生猜疑也不足怪。潼川安抚使把治所设在泸州，如果想把安抚司迁到潼川，就应当明降指挥迁移治所，而泸州仍沿用淳熙以前的体制，只设置防边安抚使，或者只设置泸州、叙州、长宁安抚使；如果不想变更，那么潼川只需仍旧作为郡，由郡守照常管理。这件事也不能拖延。左丞相：

译眼下最紧急的是整治那些残破的郡县。比如夷陵守汪元显，不知是什么人，刚刚获得奏事的任命；莫非朝廷是在委婉周旋，不让他来吗？如果他以奏事官身份随后前来，那么五六月以后才能到任，恐怕迟缓而来不及办事，安排失去时机，这些我已经正式申报了。德安守我已经多方访察，从另一位宋才参谋那里找到一个人，叫刘显德，曾经守过邓州，对于安陆的地理和民情非常熟悉，也有办事能力，可以在防守敌人到来时有所准备。行府已经一面命令他星夜驰往，随后再具文奏请任命。何总卿忽然称病请假，不明白他的用意，我已经写信勉励他。有人说他曾经与王旻不合，如今赵大使正要来追究张帅元简诛杀陈马奴的事情，他怕受到牵连，不知是否果真如此？如果是这样，就应当推心置腹地对待他，不必再有其他疑虑。枣阳应当及时修复，我已经催促襄阳制置司出兵，并命令另一位参谋调遣驻扎汉川的人马，以防止会合，迎击阻截敌人，共同谋划进剿驱逐。别丈已经得到吉报，或者正式任命为湖漕兼鄂漕，这也是一种办法。以前曾禀报胡棫守郢州的事情，是因为采纳了众人的意见；郢州应当任用武将，如大洪山的张顺之这一类人。有人说胡棫不得郢州人心，而荆门人却很盼望他。如果调他去守荆门，而任命朱荆门为湖北仓，以表彰他守城的功劳，也是一种办法。林仓长期患病而被废置，是因为发生了事故。以上这些不敢正式申报，只请您慈爱地详细斟酌，认为可行的就施行。左丞相：收到鄂渚何总卿另一位参谋的书信，得知襄阳制置司已经迁治荆门，事情的形势大不相同；此外我已经具奏上报。我虽然已经办妥收尾的事务，仍将根据情况安排，想任命另一位参谋为京湖制置副使、江海制置使，借用襄阳令的名义，命他立即前往安排。因为万一襄城被贼人占据，关系十分重大。但这些都不敢擅自施行。赵帅和李虎、王福等军队必定要到江陵，为以后作打算；本来应当弹劾赵帅误事，如今不想立即上奏，暂且札告他再次亲自督励将士，以功劳赎罪。其余情况等探报确实后，再继续禀报。另一位参谋：我接连收到三封帖子，完全知道了襄阳事务的详情。如果不是参谋和何总卿根据情况妥善处置，那么这一地区的百姓将依靠什么？留下刘虎是非常正确的。昨天行府也已经下札，先前下达的指挥不再施行，正好暗合二位的意思。赵胜、刘显德、张龟寿等人，都按照来信所说施行。昨晚奏牍已经上报，随州已经援助十万，郢州也应援助五万，荆门援助五万，都从薛督干的钱中支取，再由总所或制置司安排发放。行府没有人可以派遣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丈〕 左丞相：襄阳的事情竟然到了这个地步。赵帅虽然能够斩杀王旻向全城百姓谢罪，亲自冒着箭石，率先带领将士歼灭贼军，但他弃守城池的罪过，督府不能容忍，已无须再说一句，直接上奏弹劾。如果应当如何轻重处置，就由朝廷另行决定。只是我的自辩辞状和自劾奏疏，还请丞相竭力为我代奏。倘若因此被罢免，那就是丞相使我保全性命的巨大恩惠。今日之事还有上天的幸运：李虎、王福本来是援救上游的，先前襄阳发生变乱的那天晚上，如果没有这两支军队，北军由谁来抵挡？赵胜、刘虎还留在鄂渚，前几天郢州收复汉军郊外之地时，如果没有这两支军队，这一地区的命运也无所依托。如今赵胜守汉川，刘虎守汉口，另一位参谋何总卿告急，只得从浮光停止调遣万文胜的一军，迅速赶往汉阳。万文胜从光州到郢州，又从郢州返回光州，像李虎等军队都取道江南，只有他独自带军北行，出发晚却先到，忠勇值得嘉许。返回光州不久，如今又从光州赶往汉阳，劳苦也太甚了。我已经札告王光州从郡中钱款支取犒赏，又另行挑选精锐交给他，并依照权宜指挥，转升一官，赐给一条金带。虽然我知道这是专擅行事，但形势也十分紧迫，已经上奏，不容等待答复。赵大使：近来收到各处的报告，知道了二十一日的变故；又接到使司的正式申报，更加详细地听说了事情经过。幸好歼灭了首领之后，又把余党全部杀掉，也算是一件痛快事。只是百年积聚的生民财物，一夜之间化为灰烬；正要费心整治，行府也正要收尾，忽然得到这个报告，便暂留数日等待事情平定。接连几天郢州收复，汉阳、鄂州告急，江面震动，只能根据情况安排。我私下想，正好趁此时把南北军队的情况明白告谕，分为两个部分，希望彼此不再猜疑。现将榜文呈上，又拟写两道差遣札子，想委派官员前去说明情况并负责安排，只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必须是北方人一向信任的人，才能把意思讲明白。像夏刺史、黄防御这两人，不知道是否可以就把此事委托给他们？只是恐怕尚书正倚重他们办事，所以这里不想直接差遣。如果这两人肯前往，事情就没有办不成的；还要请您明察决择。或者先试着同他们说定，再填写札子；或者亲自写好札子交给他们；或者在两人中差遣一人，再差遣一名南方人同行；或者台意另派一两个人，都可以。北军的安排既已确定，那么所有无所归属的北方人，都可以合并编成一屯，长期驻在汉水以北，成为国家的屏障，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另一位参谋：把治所迁到汉东这件事，督府难以听从。督府的意思是，万一民情一动，四处溃散，更加无法抵御，那么守臣和将士也会因此弃城而去，必定会说这是督府的命令。此事关系十分重大。像珂里那样，是军民自行弃城而去，即使官吏诛杀他们也不能禁止，并不是官府实际命令他们这样做。因为百姓中的老弱一动，百姓也会跟着动；百姓一动，军队也会动；军队一动，官吏还同谁一起守城？这也是参谋应当深入思考、根据情况处置的事。但也不能下令禁止百姓迁移，结果让他们被贼人杀戮，像沙市的事情那样。赵大使：岘首的情况，几天以来还没有得到确实消息。我虽然已经成为离任的客将，却仍然不能忘怀。想来您在饮食起居之间也一直挂念此事。昨天我也曾多次派人侦察，似乎听说有个叫刘廷美的人，能够率领部下据守，而且曾经进剿驱逐残余寇盗；他调动、组织力量的本领，一定有所来由。如果确有这样的人，怎么能不加以特别表彰？督府即使使用权宜指挥，给他转官升职，也可以稍稍慰藉他的心。至于扶持他、妥善安排，使事情善始善终，就全靠您了。像龙学那样世代忠诚赤心的人，遇到这样的部署，不应等到赞成；如果他确实能办成事情，希望您赐下回报，直接通过使司上报朝廷，使将来有凭据可以显示后续的实际功劳。游侍郎：

译说督府的设置没有益处，那么调遣将士、供应钱物、处理事务，上游各郡其实很依赖它；说它有益处，那么确实又没有显赫的功劳。世道衰败、风俗浇薄，任事的人多遭毁谤，而那些保全自身、保护妻儿的人又吹毛求疵，使人再也没有在这个世道上做事的志向，只想赶快回去苟全性命，却又担心没有可以苟全的地方。今年秋冬敌人一定大举入侵，而各边地将帅和制置司都动摇未定；此时正是招募军队、聚集粮食、劝导耕作、设置险要的时候，却没有人承担责任。蜀中的事情尤其令人寒心，这实在是上天造成的啊。左丞相：有人说还没有时间商议收复襄阳，怎么能仓促置之不问？如果襄阳不能守住，那么随州、信阳、郢州、复州、荆门都会溃败。郢州距离襄阳二百四十里，水陆都便利，而且还可以把重兵部署在郢州，见到有利时机便进军。万一贼人占据襄阳上游，知道郢州有军队，一定不敢顺流而下。其次是竟陵，应当守住州城，依托湖泊到达沙县；这里临近汉水，是第二重拦截之处。如果想保全、巩固荆襄江面，这两个郡就应当守住。我想朝廷的谋划一定已经认真讨论到这些了。安总领：我从二月五日才抵达九江，就近援助光州、黄州，还没来得及赶往荆州、鄂州，已经被编入奏章请求升迁了。命令下达几天后，恰好襄阳被王旻的北军作乱，驱逐赵大使。幸亏李虎带淮东军来援助襄阳，因而得以诛杀叛军；但赵大使不能留在襄阳，襄阳也被焚烧掠夺一空，于是退守江陵。因此朝廷又想留下督府，我先后六次上疏，只得到收尾事务的指挥，并不是想推辞困难。因为史嵩之的儿子已经被派来申报到鄂州，和战意见不同的事情就多有阻碍了。我并不是主张作战的人，但眼下招募军队、聚集粮食、修城固守边境等谋划，怎么可以依赖议和而松懈？所以只得赶快退下，听从朝廷的议论和安排。只希望早日回到山中避开世事纷乱，却又不知道哪里可以躲避。丁制置 近来襄阳失守以后，督府虽然能够招募士卒收复樊城，但襄阳已被北方人占据，江陵也有很多北方人，随赵帅前来的夏全、黄国弼之类，真情假意都还无法知道。近来派遣另一位宋才代替赵帅，但这次交接十分不容易；接管事务以后又不知道如何安排，真是困难啊，困难啊！史子申已经到了九江附近，也派人前往倴盏那里，而有见识的人更加因此忧虑。如今幸好江南没有北方人，恐怕把治所设在鄂渚以后，又会由此引来北方人南下，人心非常恐惧，深怕激发内部变乱；又担心议和成功后，南下的北方人无处安身，就会有侯景那样的忧患，这也是事情必然会有的结果，实在令人寒心。间谍报告多说敌人今年入侵，只在七月之间，而且一定先侵犯蜀地。又有“二太子”率重兵向西进发，不知道蜀中受任的各位贤臣将怎样应对，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消息了。李大著【心传】这个时候，无论在朝廷内部还是在外任职都无法有所作为，只有闲居退处才是正确的。有人诘难说：“现在虽然闲居，在哪里安身呢？”便回答说：“比如一个人空手，另一个人挑着担子，突然遇到盗贼，那么空手的人不是比挑担子的人更轻松吗？”有人说：“两个人同样都难免一死。”又回答说：“空手的人一定死得晚。”大体说来，自从襄阳失守以后，西面的均州、房州、光化不能再向东推进，随州、信阳也守不住；近处的枣阳、安陆已被盗贼占有，远处的光州、黄州也再次令人凛然不安，荆州、鄂州于是成为最危险的边地。如今虽然召回赵帅，却由另一位宋才代替他，其中的利害又在新旧交接之间；而后来忧患的端绪，则又在史子申到达以后、和议将成而未成的期间。和议未成，固然有鞑人的祸患；和议已成，也不只是一个侯景的问题。京湖别制置 如今议和的说法，确实是不得已，我不敢像其他人那样固执片面的说法而损害议和成功。只是如果议和成功，那么原来管辖的和新近收编的北方人，难道不会有侯景那样反复叛乱的忧虑吗？这应当在事情发生以前先加以思考，这个意见您认为如何？又比如史洽因为浮光杀降的旧事而守钟离；孟璟上月二十三日在信阳杀了北方人，而赵帅却把北方人带到江陵；史帅正派人到倴盏那里寻求结盟，而赵淮东却带兵到了宿州、永州。宋人与北方人争夺土地，事情虽然各有缘由，但从外部看来，对待鞑人则和战意见不同，对待归降依附的人则又有疑信两种态度。在这种时候，受任的人也很难处置。史帅既然主张议和，又把治所设在鄂渚，形势必然会引导北方人南下；刘廷美既然收复樊城，而襄阳却被北方人占据，北方人正在修筑房舍、酿造酒，等待权皇帝到来，那么即使守住樊城也没有益处。这些事情都是大监开府之初应当急切留意的。左相：襄阳的捷报，如今已有奏申状递交到朝廷，恐怕另一位大监已经亲自直接送达了。襄阳、樊城既已收复，那么京西、江北各郡就可以逐步整治，这都是朝廷处置得当的功效，实在令人赞叹庆贺。然而还有值得担忧的地方：刘廷美兄弟能够以义行事于一方，一声号召之间便能得到数万人，这样的人如今哪里容易得到？前任督府破格超越常格奖赏功臣，正担心因此因擅自作主而获罪。后来听说朝廷又特别授予刘廷美训武之职，远授刺史；近二十年来，奏报如此迅速、处分如此明晰，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的，难怪将士军民都踊跃效命。江海这样的人也不容易得到，却把他安置在荆门；如今他锐意赶往襄阳，气象焕然一新。我私下想请大丞相竭力主持，专门委任别帅负责安排。大概江海、刘廷美等人与他情实相合，如果能够始终把这件事办好，益处就不小了。知安吉州蒋左史【重珍】敌人谋划攻取蜀地，先攻破秦州、巩州，接着使各蕃部投降【西蕃，即古代氐、羌，位于阶州、文州、龙州边界之外】。从前他们从各关隘进入，还要经过关外五州，然后才能到达洋州、汉中、沔州，进而到利州，中间还有栈道阁道的险阻。如今如果取道西蕃，直接抵达文州、龙州一带再向上，那么绵州、汉州以内的郡县很快就会遭到兵祸，而成都已经如同在掌握之中。邓艾当年由此攻蜀，还要悬绳下崖、攀援树木；如今开山通道已经很久，又制造了许多大斧，所到之处都能砍开道路，足以让骑兵步卒通过。又开辟石泉军一条道路，直达绵竹【汉州外县，距离成都一百多里】，七八月以后，无非是敌人掩袭冲突的日子。若问上天的安排，就茫然昏暗、不可测知；若论人的谋划，则百姓困苦、财物耗尽，将领庸弱、军队缺少，决不能支撑。蜀地既然如此，那么敌人从金州、房州直达襄州、郢州、荆门、峡州，从防州、万州顺长江而下，也会无不如意。到那时，各路都告危急，紧急报告接连而来，唯独淮西一路还有使者和财帛往来。这就像一个人的身体，肩、背、腹、心都溃烂了，却只养护一根手指、一条手臂，希望借此苟延性命，不必等智者也知道，利害实在清楚明白。《鹤山集》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译《鹤山集》卷三十二，宋魏了翁撰，书 致建康留守叶侍郎【适】书 我，是邛州的鄙陋之人。生长在贫寒的乡里，年幼时曾经有志于求学，搜集经书传注，涉猎各种书记，往往能够背诵讲说，文章辞藻也能使人悦目娱耳，洋洋自得地认为这样就够了。稍稍长大后，渐渐听到先生长者的教诲，才知道圣贤之学在于求仁，通过格物、居敬，精研义理来明白自己本性中固有的东西罢了，于是茫然自失，又惊醒振作起来。从此低头勤勉地追求自己的志向，不幸贫贱逼迫，科举又牵累了我，志向开始受到动摇而沉溺。一旦出仕做官，就更加不能保持纯正坚定。二十六岁时，来担任学官，才有机会接触四方士人，寻求老师和朋友。职务已经专一，才得以尽力求学，渐渐学习日久，时时有新的收获。第二年担任馆职，才有机会遍观中秘书中的典籍，取法帝王继承天命、建立纲常的道理，以及圣贤彰明德性、止于至善的要旨，研习体察；又就河南诸子讲学的次第，推究源流。此后才知道天地之间凡是可爱可求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人人都有的，而我活了这些年，竟独自懵懂不知不觉。我本来资质浅薄、内涵不足，却轻视自己而走上追逐利禄的道路，所得没有多少，而所丧失的却越来越多。日子一天天过去，月份一月月流逝，迷失而不知道回头，那么将会渐渐归入小人一类了。因此想到圣人的学问，十五岁立志，到了三十岁才有所成就。我如今已经二十九岁了。圣人天生就知晓，安然实行，本来不是我能够窥见并仿效万分之一的；但难道不能知道应当以谁为老师、仰慕谁，把他作为求学发端、用力进修的标准吗？于是请求归田，以“立”为名号；我所居住的书斋，想求您写一句话作为志铭。侍郎正以道学的正统来倡导、启发后进，希望您能够有所警诫教诲，使我得以循着这条道路思考怎样立身，实在是万分幸运。致李参政【璧】论蜀事【丁卯二月二十七日】蜀中一变竟到了这种地步，茫然不知如何应对。又有人说真假还不能确定。到了巫山南北，才知道叛逆的阴谋已经成功，伪造的黄榜四处张贴。防守各位官员的几十艘船一同出关，于是相约掉头返回东行，而船中的人都想向西归去。一夜之间溃散，只得另外招募梢工、火手，换乘小船。几天以后才追随刘总郎等人，都回到了荆州，狼狈跌撞，只能自我怜悯叹息。如今岘首被围几百天还没有解围，京西各郡荡然一空，荆门也遭到焚烧、抢掠、屠杀，几乎没有活着的人。前些日子士民逃离京城到蜀地，如今又逃离蜀地返回京城，船只往返相望。前面害怕寇盗，后面又受伪政权玷污，茫然不知怎样才能免祸。如今逆曦又直指秭归作为界限，蒋帅曾经奉行伪命，向归州下令说：“蜀王已经同大金议和，如果大金有军队前来，本州不得迎战。”近来又派禄禧带一千人分别驻守瞿唐等处。二十三日已经完成交割，蒋守的心意只是害怕王师不能取胜，害怕金兵不能得志，日夜想着这些事情而愤懑叹息。我也曾静下心来思考：他虽然掌握重兵、得到地形之利，但他所依赖的几件事情，有几件必定不能长久。他依附金国而叛变，似乎像伪豫，但世代承受国家恩典，身兼将相，受到的宠异远远超过常人，并不是伪豫可以相比的。他正利用我国有外患这一点，向仇敌称臣，欺骗胁迫君父。又从金人与曦的伪诏来看，去年七月曦派人到金国时，已经铸造了蜀王之印；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他包藏叛逆阴谋，就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怀着欺诈之心，辜负国家恩德，使宗庙社稷和百姓陷于危险，这是天下所不能容忍、神人与人共同愤恨的第一点。狼子野心，反复多诈，正值天下多事，姑且让他守住西蜀，使金国能够集中力量对付淮河、汉水一带，而他永无满足的要求、难以应允的请求，必定接踵而来。传闻已经要求大量财帛、拘集军队；万一不能满足他的欲望，那么金国只需派一个使者来，废掉他、迁徙他或诛杀他，都会受金国控制，谈笑之间就可以取得蜀地，这是第二点。自古以来，僭越叛乱而能得志的，多是在百姓厌恶动乱、思望治理的时候；一遇到豪杰安抚平定，便会一致归附。如今祖宗的恩德仍在人心，朝廷的纲纪、政令虽然偶有缺失，但上下维持，随即纠正补救。近来皇储接连有祥瑞，也可以推知上天的心意并不背弃我们。如今一旦仓促夺取西蜀，使他们向外族称臣，蜀地人心必然震惊愤怒，恨不得吃他的肉，内部一定会发生变乱，这是第三点。英雄举事，一定先要得到人才作为助力。如今贤士大夫已经各自洁身离去，将领大多逃走了。没有离去的人，也只是害怕死亡，表面上服从以缓解灾难，等待恢复正统罢了。所谓屈膝投拜、甘心接受伪命的，不过是暗弱鄙劣、丧失廉耻的人，甚至连狗猪都不如，怎么可以同他们共事？这是第四点。曦本来骄傲愚昧，习惯于富贵而不熟悉将略，不懂事理，只不过凭借父祖的缘故，又有很多钱财、善于结交，从未有丝毫功劳，却越级升到今天这个地位，本来没有超过常人的地方。自古英雄举事，哪里有向外国称臣，奉上表章称臣，并且采用外国正朔的？这也足以看出他没有什么可怕之处。这是第五点。综合这些方面，曦必定不能长久，可以拱手等待他败亡。只是我为朝廷忧虑的是：金国如果防备曦，蜀地将沦为异域；金国如果不撤回京西的军队，朝廷就没有力量讨伐蜀地。这正是忠臣义士日夜愤怒哭泣、拍手叹息而无计可施的原因。就今天的形势来说，固然不能操之过急以激发他的变乱，也不能拖延太久以使百姓失望。必须趁人心的愤怒刚刚产生、对事情的见闻还没有固定之时，抓紧谋划，这样必定有人倒戈作为内应。又必须重重悬赏来招诱他们，这样必定有人能够转祸为福。我想朝廷的谋划已经有了处置，只是越职妄言，惶恐不安。致韩太师【侂胄】论逆曦事

译我听说有逆曦叛变的事情，开始时震惊，中间怀疑，最后相信。之所以震惊，是因为事情出乎意料，茫然失措，这大概也是人们共同的感受。之所以怀疑，是因为曦本来是乳臭未干的孩子，只不过凭借父祖的缘故，从未有过拔草般微小的功劳，却位居武官最高品阶，身兼将相。如今又因为西部边疆遭到兵祸，朝廷让他统领诸将防守，皇上对他以礼相待，大臣把军政大事交给他；长久统率军队，任用他而不加怀疑，宠异到了这种地步，他却不趁此报国，反而萌生二心，这就不是人类了。之所以相信，是又想到曦轻蔑王室、包藏祸心，本来不是一天两天，有见识的人大多都能说出这些。如今他竟敢误导朝廷的谋划，虚张声势说要北伐，却畏缩自守，乘机作奸犯科，私通仇敌，以欺骗胁迫君父。看他的情状，大概从去年秋天以来，就已经接近可以相信了。于是我匆忙掉转船头，从巫山附近急忙回到江、陆一带，探知叛变的情形十分详细，不觉流下眼泪，恨不得亲自冲在士卒前面，削平剑门以外的草莽，俘获这个狂妄的叛逆。但襄阳、安陆的包围还没有解除，敌人又进逼荆门，眼前的危急竟然如此；似乎不能置此不顾而去应付彼处。替宣司谋划，只能衡量缓急作出应对，同时赶快筹办襄阳、安陆的援军。至于讨伐叛逆，就立即作出安排，等待朝廷的处置。我估计两郡的包围解除以后，正是兴兵讨叛的时机。如今两处包围已经解除，但还没有听到朝廷有振作严厉、足以大大安慰人心的处置；所说的不过是：“事情应当慎重迟缓，急于求成就会激化；事情应当周密，声张铺陈就会惊动众人。”我这个浅陋盲昧的人，私下不认为如此。常人的情绪，突然发生变化时就会愤激，时间久了便会因循。何况曦的不道，本来是因为轻视我国六十州，难道没有舍生忘死报效国家的人吗？然而忍受羞辱、含垢忍辱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够立即把刀刺向曦来报答天子，这也未必不是因为他们怀疑我国的力量正困顿于北方战事，暂时无暇顾及这里，所以姑且拖延岁月，等待王师罢了。但听道路上传来的消息，曦的谋划日益深入，已经不同于过去只分派偏将副将守卫各州郡要害的情形了；他逐渐更换不依附自己的将领，增加设置接受伪命的百官，人数日益增多；减轻劳役、降低赋税，得到小恩惠的人也日益广泛。小人没有知识，不懂利害，因循日久，或许将会安于现状。那么今天讨伐叛逆的行动，能片刻迟缓吗？能用这种心态轻率对待吗？应当下达哀痛诏书，洗刷弊政，以此振作人心；分辨叛逆与顺从的道理，明确指出他是贼，以激励士气；立即大赦，宽免被胁迫跟从者的罪过，为他们打开自新的道路；分派能言善辩的人。晓谕关外各将领，以大义为依据重新给予爵位和赏赐。向蜀郡传布檄文，趁百姓厌恶动乱之时，许诺他们议和、停止战争。这些举措，在今天都应当急切施行，不能忽视。其次，不如趁人心的愤怒刚刚产生、曦的部署还没有建立，在均州、房州一带虚张声势，并赶快用重赏诱使禄禧归附。发兵一万人，夺取瞿唐，沿防州向上进军，号召泸州、益州、绵州、剑州各郡，约定田氏的军队作为内应。从万州陆路出兵，从渝州会合后逆流而上，都可以进军北上，夺取剑门关扼住咽喉，夺取益昌占据金谷。大势一旦确定，人们知道顺逆祸福的分别，那么三都统的军队也将倒戈为我所用，即使曾经接受伪命的人，也会自己选择利害。这样一来，曦还能逃到哪里？即使曦侥幸没有被我们俘获，也不过逃回金国罢了。即使在金国，也不足以成为深重的忧患。曦死后金国来侵犯，我国本来就有这样的忧患，都可以逐步谋划应对；而我们已经可以把西蜀从将要沦为披发左衽之地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如果掩盖隐匿，悠悠拖延岁月，养成祸患而使百姓失望，那么只会看见它的危害，看不到它的益处。吴宣威声望显著，恩德信义著于人心，出使的人都乐意替他效力。彭都统虽然一向不是众望所归，但近来摆脱伪政权的污辱，锐意远来，士人开始归附他的声望；把他留在这里，也可以使各方关系贯通。现在已经分派各将领结盟，约定作为内应，只等朝廷明文下达处置。正如前面所陈述的，昨天又看到调动秦世辅、派遣王大才的命令，这些都很合人心，进退取舍十分适宜。只是赦令还没有颁布，责任还没有专门确定，讨贼的名义还没有端正，朝廷内外都翘首以待，日夜盼望。太师一身关系安危，希望您竭力赞助皇上的决断，早日决定大计，以便抓住时机防备祸患，解除西南倒悬般的危急，这实在是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幸运。我生长在蜀地，大致知道蜀人的心情，他们一定不会低头屈服向贼人称臣；他们等待王师到来的心情，不像从前各位大臣妄自揣测敌情而误导大举进兵那样。只希望太师赶快设法制止祸患。致吴宣抚【猎】论布估 我昨天承蒙您当面询问蜀人赋税租课的项目。蜀地距离天子万里，呼喊也传不到，过去从没有人越过千山万水来过问；而宣抚待制唯独慨然谈到这件事，蜀地六十州都感到万分幸运。况且这些年以来，两浙的丁钱、两淮的租税，以及东南各司各州郡，凡是有所申请，按例都承蒙减免，而蜀中的赋税征敛繁多沉重，长期成为百姓的祸患，比如折帛之害、盐酒之害，都是中兴以来因军队兴起而临时增加的各种需要，名目纷杂，难以全部列举，超过八十年还没有得到放宽。请先把布估一事说明如下：自天圣四年，密学薛田任蜀地长官，在成都、重庆府、邛州、彭州、汉州、永康军等产麻之地，先给下户发放本钱，每匹三百文，约定麻成熟后交给官府，用来供应陕西、河东、京东三路所需的纲布。当时布价很低，于是借此便利百姓，所以愿意申请的人很多，不申请的人也不强迫。到了熙宁年间，布价渐渐上涨，百姓不再有人申请，漕司才把价格增加到四百文，分摊纳入裒折等第，按等级科买。但仍然只是要求缴纳约定的正色布，百姓还乐意输纳。建炎以来，大军长期驻扎在蜀口，都漕赵开开始改行估价收钱来补助军费，每匹增加到二贯。

译此后屡经臣僚上奏请求减免，于是又就原定本钱除去三百文，每匹布折钱一贯七百文，离开当初购买它的本意就更加遥远，名义也更加不正。按今天征取的数目来说，共需布七十二万八千八百匹有余，价例不一，共折钱一百三十七万七千有余；其中有折减敷钱二百文、科取一匹布的，也有折减七十文、同样科取一匹布的。这样科敷已经很久，民力更加困乏；年成丰收、谷价低时，所收也不足以抵偿所交纳的；一旦遇到凶年饥岁，便会十室九空，往往流离转徙，甚至沦为盗贼。就连成都、汉中、邛州一带多是肥沃土地，去年冬天也免不了发生啸聚剽掠的骚扰，那么其他贫瘠的州郡便可以推想了。于是使乱臣贼子能够把减轻徭役、减薄赋税作为牢固结交人心的手段；愚民无知，只知道感念他们的恩惠，这实在是很可怕的事。如今蜀地的动乱刚刚平定，正是慰劳百姓、安抚整顿的时机，如果不在这个时候改弦更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不过，这只是六州中偏偏受到这种祸害的情形；如果待制您有意整治，那么其余各种名目的征敛，遍及六十州而成为祸害的情况，接下来还要向您禀告。恭请您明察。答虞永康【刚简】您对《斋铭》所提出的疑问，无非是切实的询问和注释。《志学从心》那一段，文辞意义精密，如果没有涵养、玩味和反省体察的功夫，是达不到这种程度的。但详细品味《铭》的始末，所谓“人之希圣资，盖鲜夷亦或仅有”，大概是说人能够具备希求成为圣人的资质，实在很少，甚至只是偶尔才有；人能够立志希求成为圣人，这种资质极难得到。您的来信却以“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凡人与圣人的资性本来相同”来驳斥它。但《铭》原文只是用了一个“资”字，恐怕不能草率地加以排拒。而且“资性”二字也不可不加区别。如果说到本性的本体，那么性就是理，没有不善的；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所以孟子讲性善时，必定称说尧舜来加以证实，是为了说明人的本性善，并不是说贤能聪明的人有余，而愚昧不肖的人不足。现在只说“资”，就另有含义。“资”字虽然在经书中没有明确证据，但从字义说，称为资质、资禀、才资，大体只是气质一类。气质之性却不免有昏明清浊的差别。禀受清明之气的人成为圣人，禀气昏浊的人成为凡人。做人如果能在这里赶紧下澄清治理的功夫，并由此充实扩展而成为尧舜，也不是不可能。这样说来，称为“鲜夷”也不妨。否卦和教卦又都以同人为义，“同乎人”所同的，正是这种资质，取义又有所不同。又有把各段牵强比附为一体的毛病。原文说“我材甚良，我年孔当，舍彼旧辙，靡为物降”，接着却说到三十岁立身以后，事情到来便以义理来知晓，也就是“知命”；内心并不是凭借外物，便是默默体认到心与道相通。以下于是说到“至于不逾矩，孰能抵御”的境界，那么它的文辞意义与《志学》一节的次序也很分明。但说到“立”字，仍不十分痛快，确实有如来教所说的疏略。至于“虽则云然，有言于兹”，这是两个意思，不是一个；即使一定要用“我希圣”把它们贯通起来，仍然还是两个。要用身体去践履它，从向上的方向实实在在地充实扩展，才成为一个整体。所以说“必也贯之”。如果逐段分别做去，便会成为各自为一，必须贯通到精微与粗显都没有二致，只是孰先孰后有所区别罢了。却不必说明用什么来贯通它。曾参所说的忠、端木赐所说的恕，两种说法稍微像有间断。我也曾像您来信所涉及的那样，当面向叶文询问，他说这两句话是相互发明的，写文章本来常有这种体例。于是又举程氏所说的“维天之命”等话来问他，他说：这是忠恕达到极致的地方，在学者的层次上，关键在于亲身体认，只是从“尽己”“推己”“中心如心”这一类意思逐步寻绎下去，才最为切近。如世间人所说的忠于君父、忠于朋友，以及以恕心行恕道之类，大体都与此相同。说忠是体，说恕是用，就是所谓“大本达道”，不可拆分开来。您的来教又在“一贯”之后，把子思所说的“违道不远”连贯起来讲，不知在您的高见中是否也曾加以区别？曾子的忠恕，是从圣人的层次上说的，即程子所说的“动以天”；子思所说的忠恕，则是从学者的层次上说的，即“尽己推己”一类。这里也不可含混看待。您的来信又说：“己者是忠，不把自己想要的施加给别人，是恕。”但把“尽己”称为忠，本来是在“尽”字上阐明忠字；现在只凭一个“己”字便说“己就是忠”，恐怕文脉过于急促，意义反而不够，请再详细思考。您来信以下又讨论“从心所欲不逾矩”。古注原本有“如”字的一种读音，过去见先儒大多只按平声读，义味稍微深长一些。大意是说，圣人达到这一境界后，随着内心所欲而行动，自然不会越过规矩。胡氏所说“随着心意所欲，没有不是至理；心就是体，欲就是用；体就是道，用就是义”，最为详密。如今您的说法却增加了丝旁的“纵”字，解释为放纵，这当然也说得通，古注也有这种读音，前辈也有依此说的；但说“在他人的心中一纵，他的过失会怎样；只有圣人能顺从内心而不出规矩”，文辞意义似乎都还不够明白。您的来信又说：“从志学到从心的次序，是为了向学者说明如何施用功夫。”这种说法当然没有错，但在各种说法中，只有朱氏所说的：“圣人生而知之，安然实行，本来没有逐步积累的过程，所以他的心自然能够达到这里。”这也就是说，他在日常生活中必定有自己觉察到进步却不被自己完全知晓的地方，所以借其近似的情形来命名它，是想让学者以此为准则而自我勉励，并不是圣人的内心实际上已经成为圣人，却姑且用这种说法来退避推托。这一段意思比诸家所说的稍微精密，我一并抄录呈上。又答虞永康

译您来信所说的资性问题，本于《易》所说的“资生”，继而引用孟子性善的论说，又涉及伊洛诸先生关于气禀的学说，先指出根本，然后谈到它的支流源委，本来是正确的。但“资”和“性”的字义各不相同，也必须分别说明，使它们清楚明白。董子所说“有能致之资”，注释说：“资，就是材质。”程子为李仲通墓所作铭文也说：“刚柔混杂，美恶不齐；圣人即使学习而成，所可贵的还是资质。”从前辈对“资”字的论述来看，都是这样解释的，难以和“性”字混在一起说。至于所谓“资生”，“资”是取的意思，是说乾道的元气为万物所取用、作为万物的开始；“资”字只训为资取，是资借的资。如今若一定要用它来解释资质的资，固然也可以牵合，但如果要求有一个实在的字来证明这个“资”，使一句话就能说明白，不必费力作杂说，那么就应当采用董子、程子的说法。我并不是强行替叶文主张，只是看他“人之希圣资，盖鲜夷”这句话，与明道“圣虽学作，所贵者资”两句话，词意确实相似，原本并不妨害意义，似乎也可以宽容放过。大体说来，您门下所论述的，都是性之本体，所以说人人可以成为尧舜；至于“同人于野”的说法，是从其相同之处来说的；而叶文的文章，是说气质有清浊厚薄的不同，所以称为“鲜夷”，是从其不同之处来说的。至于旨意和用字全都不同，所以不免有如您来教所疑惑的地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意思便与“把自己所不愿意的施加给自己，也不要施加给别人”相同。说“己就是忠”，实际上只是说恕，而忠已经包含在其中；如果另分出一个“己”字来作忠字，便有穿凿之嫌，语意反而不浑然，请再详细思考。“从心”只把“从”字按本字读作平声，似乎并不费力；现在仍想增加丝旁写作放纵的“纵”，也说得通。但您来信诘难我的“从心”说：“从心所欲，就是欲望出自内心；人本来有欲望，欲望就是从心中出来的，不必等到七十岁才从心中出来。”这却不是这样。欲望虽然是人所具有的，但欲望有善有不善。圣人既有生而知之的资质，又达到学力深厚的境界，到七十岁时随着内心所欲去做，自然不会越过规矩，那么这与您门下所说的放纵之说其实相距不远。我个人之所以想采用陈氏、胡氏诸家的说法，是因为认为可以避开“放纵”二字，少一些毛病。如果您来教一定要采用放纵的说法，那么大意本来相同，也就没有必要争辩了。柬孙蒲江【纲】我恭敬地收到使县关报，说成肃大祥的斋筵，督促命令我陪同参加三日。我查考祖宗旧例，居丧的人既然已经解除官职，不仅没有职位、官印和绶带，连阶官也一并除去；等到服丧期满，必须由朝廷重新发给告劄，然后恢复阶官、接受任命。南渡以来，虽然名义上仍称为礼制，但文书多有缺失；不过懂礼的人还能够遵守旧例。钱周材服丧期满后，辞谢免除召命，仍系衔朝议大夫。张魏公服丧期满回家，只穿白色凉衫，在客位用干办府的名义，出示手榜说：“丞相没有穿戴官服，不见客。”有见识的人都认为这是正确的。如今礼学不明白，这类事情不再讲求实行，士大夫也大多不知道。何况我们兄弟新丧尚未结束，都在服齐衰、斩衰之丧，像奉议郎、从政郎之类的官阶，都不是本来应当拥有的。明日之事，君命要求我穿常服去见兄弟；我们本来没有官服可以趋赴堂下陪列，所以将原来下发的台缄立即缴还，并略述自己的意见来请教。又柬 我昨天因为兄弟各自都在服齐衰、斩衰之丧，在成肃大祥的斋筵上没有官服可以陪同参加；又看见县吏所持的告报公文，其中说即使寄居在外而有丧的人，也仍保留旧例，保存阶位，只有与平时无异时才这样。我因身在忧服之中，接受此事尚且来不及，不免感到惝恍，于是试着引用先正的一两件事作为请教的依据，希望彼此共同讲求到完全妥当，并不敢自夸见识、炫耀博学，作无益的争辩来扰乱清听。承蒙您来信答复，满纸都是详细论说，议论正大，启发很多；然而仔细玩味，似乎与我这个浅陋的看法略有不合，仍不能完全释然。先王的礼制，以君服同于父母，都是斩衰三年；至于皇太后的丧，因为尊位不能有两个上位者，所以不能与君相比。因此礼制规定，为君服斩衰三年，为王后服齐衰不杖期；孔门问答也说，居君之母的丧，居处、言语、饮食都可以和悦安适，礼制本来就有尊卑厚薄的差别。如今主上为太母服丧，如果援引先朝故事，只有哲宗朝宣仁太后的丧完全符合这一制度：元丰末年百官为神宗服斩衰，元祐末年百官只为宣仁太后服齐衰不杖期。因此范纯甫在元丰末年曾引用经典上奏，议论改易丧服日月的不当；元祐末年却没有见到他有所奏陈【台谕说宣仁太后丧时范纯甫曾上奏请求，不知有什么考据依据，望详细指示】。由此看来，太母之丧应当到期除服。如今朝廷下令州县，都让百官在大祥日穿常服，都是以礼经为本、参照旧例，又经过先儒多次讲求和实行，实在是最为恰当的做法，是臣子所应当遵守接受的，似乎不可以轻易议论。服齐衰的人没有理由参与其中。如今台谕所引用的《曾子问》几句话，说的是君主去世的事情，施用于一国；何况在今天，似乎大有妨碍，不如不要引用这件事为好。台谕又说庆元初年高太后的丧事，晦翁申明了范氏的说法。高太后到庆元三年十一月六日尚在人世，而晦翁离开朝廷是在庆元元年六月；像台谕所说的那些话，是为孝宗发的。对于礼经和旧例，我都不能完全知道，正希望您不要嫌弃我的浅陋，予以注释指教。《鹤山集》卷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鹤山集》卷三十三，宋魏了翁撰，书

译答客山张监茶【伯淳】书 承蒙您来信告知要续编《诗选》。我私下认为，编这部书，应当把品评人物作为第一要务，语言工巧的诗人次之，请允许我试着按照您的来信谈一谈。就您所说的南方诗人而言，像游定夫、杨中立、胡仁仲、魏元履，以及朱元晦、吕伯恭、张子韶、朱子发诸位儒者，都是以学问闻名于世的人。赵元镇、傅至乐，是以名节闻名于世的人。赵元镇、李伯纪、刘共甫诸人，又是中兴时期卓越的宰辅。其余诸位的名字，都不足以进入上述层次，往往不过因为曾经做过宰辅或历任显要，所以名字留在史册上，本来并不是以文章著名。如今如果一概收入，恐怕不免有玉石混杂的毛病。您来信又提到赵子直、丘宗乡、尤延之、梁叔子、木允之一类人，他们虽都可以收录，但论时代则太近，类似家集的著作还没有流传于世。现在如果只取传闻便刻印，一旦所取不真实，反而会开启争辩的端绪，恰好成为文章的累赘。您的意思以为如何？此外还有您来信没有提到的人，我也冒昧把记忆所及略列出来，供您采择：尹彦明【焞】、马时中【申】、胡邦衡【铨】、翟公巽【汝文】、李泰发【光】、吕居仁【本中】、陈去非【与义】、胡康侯【安国】、胡明仲【寅】、徐师川【俯】、韩子苍【驹】、曾吉甫【几】、曾天游【子諲】、李愿中【侗】、刘彦昭【子翚】、王圣锡【应辰】、苏养直【庠】、陆子静【九渊】、子寿【九龄】。像这类人，遗逸尚且很多；现在只是随手写下呈上，没有再按次序排列，也应当一一搜寻，按照时代先后、品德高下排列次第，这样才可以没有遗憾。恳切请求您不要怪罪我的冒昧越分。比如江西诗派二十家之中，似乎也可以再选取其中显著的诗人来补足，不知如何？又不知道如今的《诗选》是否编到中兴以来；如果还包括中兴以前，那么名家就更多了。匆忙之间暂且说到这里，是否可行，还请您斟酌裁定。代南叔兄上费参政【壬寅】古今从来没有树立一种学说作为出政治国的名目，却能够长久而没有弊害的。天下的事理产生于有所矫正，矫正便容易偏颇，偏颇便产生弊害，所以一种名目建立起来，弊端也就潜伏其中。国家承接五代的乱局，藩镇割裂，藩臣放纵专横，太祖谋划治理国家的要务，大力召集群臣，尊重根本而削弱枝末，于是祸乱消除；减省刑罚、减轻赋税，于是民力宽裕；全面黜退贪官，于是吏治清明；赏赐取信、惩罚必定，于是军政振作。随着事情分别综合治理，何曾大张旗鼓地标举一种学说来确立国是，使天下一定要服从这种学说呢？太宗继承并敬守先人的事业，终于完成其功业。真宗享有太平，修饰治理的制度。仁宗更加注重涵养，没有纷纷更改。英宗虽然在位时间尚浅，但守持旧制不变。一百年间，朝廷清明，六服安定，远方之人归顺正道，各种美善之事畅茂，太平长久，大概是汉唐以来从未见过的。自熙宁、元丰时期的大臣开始，以私意误国，认为祖宗神明广大、休养生息的政事不足以满足自己的意图，于是开始创立所谓出治的名目，来震动群臣的听闻。颁行给有关官署的叫作“新法”，颁行给学官的叫作“新义”。上面的人既然树立一种学说来示范天下，新进而掌权的人又彼此结党拥护它，坚固得不可破坏。遵循这种做法的人得到提升，违背这种做法的人被贬黜。实行不久，众论便哗然。元祐年间极力鉴察它的弊害而加以更化；既然不愿让“名”立得太过分，于是又树立了“调停”的名目。绍圣年间亲政，又树立了“绍述”的名目。自从树立“丰亨豫大”的名目，财用便日益耗损；自从树立“享上”的名目，花石便成为百姓的祸害。中兴初年，大家对国势正趋衰弱、皇帝车驾尚未返回感到愤恨和痛心，上下振作精神，激励洗濯，以恢复仇耻为要务；权臣窥见其中的缝隙，于是开始标举“和戎”的名目，以此操持国柄。士大夫纷纷顺从，陷入党争、尊崇仇敌，损伤威势、接受侮辱，最终国势积弱，士气丧失，因而滋长了敌寇之心。孝宗初年锐意求治，于是树立“恢复”的名目。士人中求取合意的人，又都说大话而没有实效，迎合追逐一时的好尚；岁月悠悠过去，没有取得成效，于是形势不得不转向责求实际，便又树立“责实”的名目。士人又把趋赴事务、追求功业当作才能。有不屑于这样做的人，于是又树立“道学”的名目。士人都只知道趋向学问，大概是有才智的人所不喜欢的；于是又树立“伪学”的名目来排斥善类。善类依次被摈弃，又担心做得太过，于是树立“皇极”的名目。“皇极”的弊害发展到混淆是非，于是又树立“振作”的名目。振作的弊害发展到兵祸相连，于是又树立“更化”的名目。更化持续久了，上下都安然自得，如今又以“小康”的名目作为治理方式。名目相继无穷，弊害也随之而来。人心趋向争竞，国论因变动而受扰乱，君臣之间每天都以补偏救弊为事，正是由此造成的。仰望相公您作为当时儒者的宗主，早年便在政界显达；当权奸臣专擅朝政、以排击善类为事时，士人很少有不趋附和顺、迎合其意的，而相公却卓然自立于流俗之外。曾经不因亲疏而有所顾忌，又在兵端将要萌发时，士人趋附迎合的程度，大概不减于禁锢学术的日子；相公又在众人诋毁攻击之中浩然勇退。曾经不能以羁绊挽留您，由此可见相公见识志趣高远，没有偏私倚附，这不是如今从政的人所能赶得上的。上天想使天下平治，使天下长久安定而不发生变乱，而不陷入一败一起的局势，除了相公还能依靠谁呢？我这个草野寒士妄自窥测，所说如此，只有请高明裁定是非。上曾枢密【从龙】

译我同您分别已经十三年了。您的才智、才识和机悟，早年便已成熟；自从考中冠伦魁，直到任职册府，都能够自我抑制、敬慎畏惧，没有留下可供后悔的事情。出任偏远地区的长官时，弹劾倚仗权势的贪官，杀戮扰乱法纪的凶悍士卒，声望风采十分显著；即使老奸巨猾之徒，也无不两腿发抖。回到朝廷任职后，随事裁断纠正，没有什么能够使您屈服。海内人士从此都归心于您。不久，西掖、北门、南宫、东省等清贵显要的职位，您几乎都经历遍了。天下人都盼望您成为宰相，辅佐朝政。适逢旱灾、蝗灾、星象等异常，朝廷下诏征求意见。人们说：朝廷有失政，不是您还有谁会说呢？朝廷有正直的言论，不是您还有谁会主持呢？您在外省任职，又承担考察审核的职责，不但闭口不发一言，而且是非颠倒，忠臣奸佞位置倒置。过去归心于您的人，都因此困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然而他们还说，也许是职位有所限制。南渡以来，早早进入政府任职的，只有张忠献公，很少有人说不同的话。您年过四十，便参与宥密之地的政务，士人仍以期望张忠献公的心情期望您，因为考察您最初入仕时，持守义理而没有瑕疵，所以众人一致信任您而不怀疑。何况近年来，上天使沉默、柔弱、谄佞的一类人充斥世间，彼此仿效，遂成风气。做士人的如果看到朝廷任用的人稍微值得信任，便互相庆幸您有办法使时局安定、救济百姓的困穷。往往彼此说：“我了解曾公。您曾经镇守上饶，能够收敛贪吏、杀戮暴徒；曾经在朝廷任职，能够不受挠屈。明天如果有忠言规劝皇上，有正色率领下属的，一定是曾公；有深远见识、能在祸患尚未形成时消除它的，有宽宏器量、作为善类宗主的，也一定是曾公。其他人都没有谁能比得上。”可是多年延续下来，您不但没有用来激励人，反而到了今天的时局，二三年前还几乎一天一个变化，早晚都不相同。问及政事权柄和全局，便更加难以说清；邪僻的途径越来越多，正直之人被疏远，奸邪彼此相习，诋毁没有节制，风俗日益败坏于外。疆场事务则空泛而无人主持，不是派遣使者，就是奉送财币；不是杀害已经归降归附的人，就是杀戮流亡者。就像把痈疽和腹胁手足间的疾病养大，如今将要溃烂四散了。您仍不能援引义理、尽到职责，同天子和宰相争论是非。朝廷大臣中稍微以切直显露自己的人，已经依次被调到外地；而侍从近臣，只成为储养老安置的地方。过去人们之所以归心于您，到了这个时候，困惑更加深了。然而有人还对了翁说：“宥府掌管军事，对于时事的得失，本来不可能全都知道；况且裕陵曾告诫司马公说：‘枢密院是掌管军权的地方，各有职分，不应当再拿其他事情作为理由。’司马公也说：‘如今我还没有接受副枢密的恩命，仍然是侍从之臣；对于朝廷的缺失，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这样看来，枢密臣僚的职责本来有所限制，不能像侍从那样什么都可以说。如今反而因为这一点责备我们的曾公，岂不是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体制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裕陵的话本来是拒绝之辞，司马公的话本来是谦辞。等到事情终于不能推辞，为什么他在今天上疏请求罢免条例司、常平使，第二天又上疏直斥吕正献公所任用的三舍人，攻击吕惠卿、李定，难道这些都必定属于他的职分吗？有人又说：‘官职既以枢密为名，有好的谋略和治国方针，便可以在内廷告知，在外朝顺势实行。事情机密，世人哪里能够知道？’回答说：‘在内廷有所告知，而出外以后不把它告诉别人，是大臣理所当然的做法。确实有过告知，那么各位正直之士就会汇聚进用，平庸之才就会被过失罢退。恐怕诋毁成风的情况，也差不多可以消除；将不会违背众意而向仇敌行贿，边疆事务也差不多会有所准备，流亡者和归降归附者也会得到统一安置。那些将要灭亡的敌寇，便没有谁敢欺侮我们了。然而弊政蜂拥而出，忧患的端绪像刺猬的刺一样到处兴起，仿佛行路却没有到达的地方，船随水漂流而不知道终点。难道曾经有过告知，而我们的君主没有实行吗？还是我们的宰相压制了它，使它不能自行安定吗？既没有受到君主的猜疑，也没有受到宰相的忌惮，那么就是从来没有告知过。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离去呢？’回答说：‘也许还不能知道。’阳元宗在七年之后才攻击裴延龄，韩退之却在第五年便责备他；范希文在九个月以后才争论郭后的事情，欧阳永叔却在十几天后便责备他；邹志完在一年之后才议论刘氏的事情，田承君却在他任官之初便提出期限。这些都是不了解他们的心意，便擅自替他们预作打算，因而把这种言论加在朋友身上。’又说：‘不是这样。他们不过是诤臣罢了。当时的士人对他们尚且有这样的期望，何况已经身居尊贵受宠的地位，天子改变容色而礼待他，难道还可以说要等待吗？’如今考察范氏、邹氏当时的情形，确实是过早了；按阳氏当时的情形，则还不算早。但古人对于阳氏的做法，大概并不取法。况且欧阳公说：‘德宗猜忌，进用任信小人，这难道是没有一件事可以进谏，必须等七年吗？幸好遇到裴延龄的事情，进谏一次便可以塞住自己的责任。假使只到五年、六年便升任国子司业，那他终究会没有一句话可以说来离开了。”这实在是古今最确切的论断。如今曾公的官职并不小，曾公所处的时势也并不安泰，曾公任职的地位也并不偏远，却迟疑顾虑，不愿有所建言，即使最愚昧浅陋的人，也都无法理解这一点。有人说：“如今全天下都是这样，为什么偏偏责怪曾公？”回答说：“亲近他，就流着眼泪向他诉说；疏远他，就谈笑着向他诉说。你说我对曾公是亲近还是疏远呢？”对于那些贪图利益而忘记忌惮的人，我不责备他们。曾公并不是这一类人，正当盛年，处在已经确定的荣耀升进之中，并不贪慕富贵；他的名声在治理州郡时显赫，立朝时的风采令人敬畏，又不是对义理毫无见识的人。道合便出来做事，否则就保全自身退去，这对曾公来说并没有什么太难的。有人又说：“您责备曾公是对的。可是大厦倾覆，不是一根木头能够支撑。如今事情的形势如此，难道一个曾公能够独自不同于众人吗？”回答说：“也不是这样。蔡京的凶狠，如今哪里能够与他相比？宣和末年，李棁劝蔡京收敛弊政，张觷劝蔡京收拾人才，他们不过是一个郎官、一个馆客而已，尚且能够用一句话使蔡京有所相合，何况执政之臣对于宰相呢？”

译蔡京因为这两个人的话而赶紧有所改作，但已经来不及挽救乱局；如今难道还不感到寒心吗？”我已经同那人反复辩论多次，又认为这种说法不应当隐瞒于执事，所以详细写下来告知。只希望您审慎思考，赶紧谋划；否则进退取舍本来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决定。《诗经》说：“有些事不可使它实现，便获罪于天子；有些事也可使它实现，却会使怨恨波及朋友。”又说：“高高的车子招我用弓相召，难道我不想前往吗？只是害怕我的朋友。”执事难道可以忘记这些话吗？上史丞相【弥远】我过去任郎官时，兵部私下见到有一类没有身份的忠义之人，在边疆抵御敌寇，对朝廷并非没有功劳，爵位赏赐也并不是朝廷吝惜不给；但他们报功已经很久，实际恩惠却没有施加。即使给了帖文，补授了名目，宣抚司批注发给了官身，送交转运司注授差遣；等到转运司拟定后申报上去，朝廷的批状下到兵部查验处理，兵部却以没有指挥为由不予放行，不过含糊应付，向朝廷申请指挥。例如嘉定十二年春，敌人侵犯兴元、金牛、大安，四川制置司招集忠义之人，答应给以重赏。制置董侍郎遍发公文，命令各州郡劝请土豪上户集合壮丁，先补授官资，并答应酌情用空白告命填写，随后申报朝廷，优先给予差遣。于是有人抛弃家业、荡尽财产来应募，最终取得歼灭敌寇的功劳，但直到今天都没有准许放行注授。曾经推究其中的缘故，大概是因为兵部只承受嘉定五年、六年分次下达的指挥，开禧二年以后忠义之人立功，而嘉定八年以后忠义之人却从未承受准许放行的指挥，所以兵部没有可以据以查验处理的文件，又不敢明确指示退回申报，只得备录原来所申请求取朝廷指挥。朝廷又认为人数过于繁多，一旦开了这个先例，必然会有滥行赏赐的弊病，所以不容许立即施行。我私下认为，御前大军虽然人数不少，但虚报的名籍尚未核实，老弱也没有完全拣选淘汰；一旦有战事警报，恐怕仍不免要借助忠义之人来使用。何况各地军队间或有逃散溃败，担心其中同类相互煽动，往往还要调发忠义之人追捕，这也是借助他们的声势相互弹压。如果省部坚持先前下达的指挥而不加变通，恐怕有功之人得不到赏赐，紧急时刻也无法使人效力。我曾读汉代制度，说“实行有疑的赏赐，是为了申明信用”。既然对有疑虑的赏赐尚且想要施行，是因为有国有家如果没有信用便不能立足；何况经过帅府核实批注，转运司注授并保结申报的事情，未必都是可疑的妄报。请求朝廷赶快告诫有关官司加以查核防范，兵部原来的申文也早日议论斟酌施行。又查考得知，信阳、枣阳军有鄂总军立功，普州苕山镇有黎雅州牌手立功，这些人都多年没有准许放行授官。因为这是新创立的军额，没有可以比照推赏的制度。如果一概送交兵部查验，有司一定会拘泥成例退回申报，必须由朝廷特意酌情处理。或者暂且比照陕西义勇按十资递升的办法，略微给予循资升转，也足以稍微表示褒奖劝勉。并请您明察。乞求奉祠上书，史丞相【弥远，闰八月十六日】我近来偶然患了小病，渐渐拖延了很久仍未痊愈。起初以为只是 ჩვეულ的疟疾，不难减轻治好，后来药物治疗没有效果，症状反而加重。日夜像被火烧一样，连续不断地咳嗽气逆，气血消耗，形体精神都疲惫不堪。我估量余生不知能靠什么来挽救。上月二十八日，大丞相在省中接受拜见，我还能够勉强陪同宾客行礼；之后瘦弱的病态已经略微显现，到了第二天还想扶着疲惫的身体前往，却已经不能自行站立了。我曾托杜侍郎代为恳求，蒙受您曲加慈爱，承蒙您慈悲地指示治疗方法，感动深入肺腑。接着大行皇帝弃世，我扶病入朝聆听遗制，冒着寒雨，又加上哭泣，几乎跌倒，于是请求告假调理。又蒙您优厚地准假，使我能够卧病在家。如今各种药物一同攻治，群医也都聚集诊治，但病根顽固深重，苦痛难以承受。想到我本来出身寒微偏远，幸而凭借撰写文书得到任用，近来承受六符之光；如今疾病侵凌，精力衰竭，如果不早些自行引退，福分过盛而招来灾祸，那么跌倒覆亡就在眼前。上面辜负您特别知遇的恩德，下面又辜负平日的志愿；全家老幼百口，狼狈而处在危急之中。因此冒昧写信，归诚于掌握命运的人，仰望您俯察怜悯，明白我并不是没有留恋恩德的实际情意，只是病患已经深重；怜惜我并不是没有报国之心，只是所遭灾祸实在可怕。如果您俯允我的请求，暂且授予我祠官，使我能够辞避宠荣，消除堵塞灾祸，保全残余生命，返回故乡，这就是大丞相使我获得第二次生命了。言辞情状都十分急迫，顾不得冒犯之罪，按理应当抵罪。再次乞求奉祠上书，史丞相【弥远，闰月二十一日】我前些日子自行上书请求奉祠，出于冒昧；大丞相宽宏包容，暂且逃过了谴责，还特意为我详细陈说，却没有赐予允准。我本应退下听候命令，但危急严厉的病势所迫，身体日渐衰败枯槁，害怕稍稍延缓哭号，便会有先于犬马填埋沟壑的忧虑，所以斗胆吐露赤诚，仰望您垂怜。某出身寒门，年轻时很少生病，因此这场病出乎意料，不懂得药石调治的宜忌。起初受寒，突然服用峻烈药剂，丹砂、雄黄、附子等错杂并进，务求驱除积存的寒邪；后来病证转为发热，天下极其寒凉的药物没有不服用的。生犀、鳖甲不足以洗涤骨髓中的烦热，三黄、二胡不足以解除表里的燥热；又加上喘咳上逆，吐出腥涎秽沫，昼夜数碗，四十天不能安睡。群医无从施力，每当热势发作，各种症状便交相发作，气息闭闷耗损，精神不能清醒。自从患病以来，一顿饭不能吃满一合，肌肉消尽，骨骼突立，令人惊骇。深深想到我孤寒偏远的行迹，先前一离开修门，将近二十年，已经断绝仕进荣望；忽然蒙受召回，再次玷列朝班，两年之间五次承蒙升擢，实在愿意竭尽精力，图报万分；只是病势日益侵害，衰老之年难以控制。愿大丞相动心生念，委婉替我陈说，赐我退休还乡，使我回到故乡。如果有幸保全余生，那么将来还有报答的日子；即使立刻死在地下，也不会忘记结草报恩。迫切的情怀无从申诉，伸纸写信，仰首等待命令，魂魄和眼睛都为之消耗。乞求奉祠上书史丞相【弥远，乙酉】

译我先前不顾谴责，再次提出祈求奉祠的请求。请求提出两天后，仍没有收到您的亲笔答复，您还告谕我不要再上书。您的德行盛大而言辞谦逊，身份尊贵而礼数恭敬。想来我是什么人，竟承受这样的厚遇，本应俯伏退下听命。就在承受您的生成之恩、恭敬接受您的训诲时，再次上呈的札子已经交给送信的吏员了。只希望蒙受您的慈爱，宽免我违抗命令的责罚，怜悯我固执不改的愚昧，成全我容易满足的心愿，迅速赐给我奉祠廪禄的官职，使我能够早日扶病躯返回田舍。这样便是大丞相使我第二次获得生命了。我伸长脖颈等待命令，一刻也像一年那样漫长。再上史丞相【弥远】我不熟悉当地的风土，错误地相信医药，客邪不能解除，疾病症状交相攻发；再次请求归田，仍未蒙您顺从我的愿望。我曾蒙您当面告谕，不必重新陈说；又接连收到您的训诲书信，叫我不必再上书。大丞相这样丁宁告诫，是委曲保存我，难道我敢再以言辞烦渎而违抗命令吗？但我反复审慎谋划，实在想停止也不能。又想到我最早受到您的知遇，同列之人尚且穿着华螭服列于朝班；我作为承受宠荣的人，已经独自辞避，若不是实在有万分不得已，哪里肯屡次设法退避？如今冒昧陈述至情，详细写入公牍，最终仍祈求您深入鉴察我的内心，继续怜悯我屡次烦渎的愚昧，不要因我多次陈说而厌烦，使我稍稍休养精神，断绝疾病的根源，那么保全生命的恩德，即使陨落覆亡也无法报答。第四次乞求奉祠上书史丞相【弥远】我冒犯谴责，越分陈述诚恳的请求。人的才德本来没有可取之处，上天却给了我这样的际遇。我承受大丞相特别的知遇，几乎已经超过二十年；又蒙大丞相眷顾挽留的任命，已经再三叠加，这是非同寻常的遭遇。我心并非木石，难道不知道感激吗？如今得到时机和职位，略微实现了壮年施展抱负的志愿，可是薄命所牵累，余下的灾祸还没有消尽。十二日奉命到天竺祈祷，出城上马，路走到山间，遭遇风雨侵袭，寒气侵入胸腹。风寒郁积化热，于是形成搏击，寒热交战，头晕目眩，困顿疲惫，百无聊赖。昨天殿讲刚开始，偶然轮到我侍立，儒生的荣耀遭遇，还有什么能大过这个？可是我已经不能勉强扶持病体，赶到讲说之下。陈述迫不得已，冒昧请求告假。直到今天，寒热仍未解除，已经写好公牍向朝廷申诉，请求授予祠廪；又扶着疲惫的身体亲自陈述私情。如果蒙受您的慈爱，特意赐予体恤，想到我承受您的知遇已经二十年，承受您的教诲已经再三，若不是实在有万分不得已，哪里肯自行抛弃于天地之间？请您特意代为奏请，查核我屡次上呈的文牍，早日赐予施行，希望能够保全残躯，归伏田里。只要没有陨落覆亡，尚且图谋报答您的恩德。授任工部侍郎，上史丞相【弥远，九月二十五日】我本来资质怯弱、才能庸陋，长期玷污教化之政。每每想到君恩尚未报答，而衰病又交相侵袭，便请求告假、退居祠禄，实在是不得已。如今陈述心情已有四五天，仍听不到回音，远远地裹着被褥等待责罚，已经没有再活下去的念头了。忽然承蒙误赐书札，越级任为贰卿，孤单远谪的行迹，竟成了众人毁谤的集中对象。我本已断绝求取荣进的念头，恩宠却突然降临，惊惧不安。若不是大丞相特别加以怜悯、倍加赐予培植之恩，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人心并非木石，感激到了极点，不禁流泪。只是想到士人的操守，在进退、辞受上尤其应当谨慎。如今请求祠禄、告假，已经累月；如果贪恋荣誉、冒受宠恩，不知道引身退避，那么不但病体难以支撑，内心也有愧于初衷，外面还会受到舆论非议。若对此都不加取舍，其他事情又有什么可观的呢？伏望大丞相体察人的情实，以德爱人，必不至于使我更加仓皇惊愕，在去留取舍之间陷入错误，从而加重您知人善任的负担。我已经具备公文向朝廷申诉，如果蒙受您的慈爱，特别写信施展回天之力，查验并防止这些累牍，把祠禄赐给我，那么始终承蒙的恩遇，在我余年未尽之前，哪一天不是图谋报答的日子呢？小帖 我还因为寒热交战，不能经受风寒。在听到新任命以前，曾经向朝廷申诉，请求把假期延长三天，因此不能在当天立即到任。并非敢于逃避怠慢，只是想暂缓接受君命，望您怜察。请求赐祠禄，上书史丞相【弥逺】我只是一个妄庸之人，自从去年秋天得病以来，七次请求祠禄，烦扰公朝，干犯并扰乱您的听闻，按照情理和道义，本应受到斥责驱逐；可是大丞相独自加以优容，并且在众说纷纭之中，倍加施以维护、保全、防护之力。我前后已经竭尽所有，再没有什么可以留下的了，而大丞相始终保存、保全我，几乎不只是使死人复生、白骨生肉的恩德了，难道还要喋喋不休地继续烦扰吗？难道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应当用去留之义来约束自己，因而终究不得安宁吗？昨天曾经一一当面陈述，已经承蒙您的慈爱，没有严厉拒绝。我仰面佩服您的宏大气度，低头惭愧于自己的狭隘拘束；想沉默，内心却不安；想说话，口中又吞吐不前，只能徘徊顾虑，进退失据。如今冒昧再次修具公文，向朝廷申诉，请求代为陈奏，又亲手写下这封信，以表达自己的危急迫切之情，伸颈等待您的光明教诲，实在惶恐。再次上书史丞相【弥逺】我这番区区而危迫的恳求，因前去拜访而全部吐露无遗，随后又冒昧写了一封短札，以表达归依的诚意。潭府深严，不知是否已经上达，而我的一点诚心耿耿不息，饮食呼吸之间都不得安宁。昨夜忽然接到中书省的公札，仍然颁下不准所请的命令。如今圣明登极，贤俊充满朝廷，即使没有百名参知政事，对汉家政事又有什么缺少呢？然而挽留我的命令已经来到五六次，我惶恐局促，无地自容。只得扶持病躯，勉强到任，但又再三顾虑。如今保全、防护之事，只能依靠君主和丞相。然而朝廷内部防备谏言，传闻不一，虽有或无不能凭空推测；倘若万一确有其事，必定要劳烦朝廷处置。外部对边镇的猜疑已经很深，既然迁怒于他的兄弟，那么即使依据“在原”之义，坐视不救，我也不能安心于自己孤立防守的处境；无论久近迟速，终究还是要一走。但与其在众多毁谤交相攻击之后离去，不如在我累旬多次请求之后听任我离去。仰仗大丞相一向的知晓和怜悯，所以才敢不顾轻重，尽情吐露心腹之言。还望您特别赐予裁择。我已经再次具备公文向朝廷申诉，另外亲手写下此信，以表达自己的私情。辞谢靖公洪守【倬】按月馈赠 我伏蒙您怜悯我羁旅在外，赐给我按月的馈赠，厚意实在使我受宠；但若接受，反而显得不恭敬。只是我身为罪余之人，约束自身等待放还，您为我提供馆舍、供给饮食，已经超过通常的待遇。如果又按告存之礼给予俸禄，我安然接受，既违背辞受之义，又必定给谗邪之人留下口实。若说周济也可以接受，那么公帑尚未匮乏，宾客随从又很少，我闭门吃粗食，大体并不困乏。这正是韩文公辞谢孔大夫给潮阳月给时所说的“承受命令而苟且贪取，便不是循省自身之道”。我冒昧援引这个道理，把馈赠归还掌管收藏财物的府库。伏望您体察人的实情，必定怜悯我的不得已，赐予应允。否则，我将亲自到您的府第，必须得到允许才退下，并请求您明察。答滕景重【处厚】

译处厚伏读《率性堂记》，其中说了这些话。先生首先破解了罕有人谈论的疑惑，用《书》来证明，用《易》来充实，又在《中庸》中加以防范，这不只是清湘的幸运。然而关于先天之学，东南一带很少有人真正懂得；至于体用的学说，还有没有说明白的地方，幸望赐教。承蒙您指出《记》中所疑之处，实在感谢您不以我为外人。大体说来，性善的道理，本来具备于《易》中，只是人们忽略而没有察觉罢了。周元公在《通书》中，大概已经揭示了它的端绪。邵子关于先天、后天的学说，又是用来阐明由事心而践履形体的道理，只是人们也没有完全知道。先天八卦中，乾、兑、离、震在左，巽、坎、艮、坤在右。大概乾在南、坤在北，以确定上下；离在东、坎在西，以排列左右，这是天地阴阳的定位。人物的产生，必定得到这种理，必定禀受这种气，这就是所谓性的本体。至于文王八卦，则排列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是把坎、离放在南北正位；天地的定位和万物的命名，没有不以此为根本的。坎的中爻来自乾，离的中爻来自坤，所以《记》中所说“坤的正位变乾为离，乾的正位变坤为坎”，就是这个意思。坤道的光明变化为离，所以离火向外明亮，说明光明来自外部；元本来是坤的本体，因此说“畜养母牛则吉”。乾元的精华变化为坎，所以坎水向内明亮，说明光明根源在内；元本来是乾的本体，因此说“有诚信，只有内心通达，因为阳刚居于中位”。总的说来，阳居尊位，阴居卑位；阴为虚，阳为实，这就是性的确定本体，也就是所谓乾在南、坤在北等说法。阳以刚健充实居于中，阴则以文明之性发显于外；这就是达到“不睹不闻”境界的最高功夫，也是性的作用，即离在南、坎在北。我的见解如此，景重请再同有志者共同商量。答蒋得之【山】《河图》《洛书》的数字，古代没有明文记载。汉代儒者以后，才开始说伏羲八卦本于《河图》，大禹九畴本于《洛书》。本朝儒者又开始有“九为图、十为书”和“九为书、十为图”的说法。两种说法并行，没有人能够判定是非。到朱文公才认为九图十书是刘长民托名陈图南之说，并加以驳斥，又引用邵子的说法作为证明。然而邵子不过说：“圆的是河洛之数，方的是图书之文。”只说圆方，没有说九十。我曾经答复庐陵易子晋、涑水司马子，已经说得很详细了，今天不再重复。如今得之断然认为《河图》就是先天图，《洛书》就是五行生成之数。“戴九履一”的图，不过是太一下行九宫的数字罢了；这并不是毫无见地。因为九宫数见于《干凿度》，也见于张华《子传》，本来是太一图，而刘长民把它取作《河图》，确实很可疑。先天图的卦爻方位严密妥当，是天地自然的数字，这一定是古书无疑。只是它仅见于魏伯阳《参同契》，陈图南关于爻象卦数的说法还没有十分明白，到邵子以后才大为显明。如今得之确定它为《河图》，虽然还没有明证，但我心里也认为是好的。我曾考察魏伯阳《参同契》所载的月法，乾、坤、坎、离、震、巽、艮、兑两两相对，这就不是所谓先天图了。又说土旺于四季，罗列贯通始终，青、赤、白、黑各居一方，都承受中央戊己的功用。又说太一是君主，移动居处于中央地区，这又像九宫图。又说“长子继承父体，因母亲建立根基”。又说“上弦兑数为八，下弦也如此”。这不只是九宫图，也是后天图。魏伯阳所取的，大概不止一图，所以后来又说：“上察河图之文，下察地形流行，中考察人情，参合考察三才。”这样看来，《参同契》虽然说是参合三才，但其意思似乎是取河图之数为天【我又曾认为河图是天图】，取五行之数为地，取后天卦为人。虽然没有明说，但全书之中八卦与甲乙交错并用。不过，《参同契》末尾说“履行步斗宿，六甲以定日辰”，这是道家步斗之法；“九还七反，八归六居”，则是在讲道家的还丹法。步斗和还丹，也都是太一下行九宫之法。由此才知道，古来不只是九一图和生成数本来就有，天图也同样早已有了。始终不知道邵子以前为什么再没有人明白辨析，以致产生这么多纷纷的争论。大体说来，三种图虽然起数不同，所论的道理却是一致的。所以朱子说：“怎么知道图不能是书，书不能是图？”这也是得之应当知道的。可惜来不及同得之当面详细订正，姑且写这些回复。《鹤山集》卷三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译《鹤山集》卷三十四，宋魏了翁撰，书 答林知录【观过】我居住在靖二年，士人的风气和百姓的习俗久而益加相宜。在城东修筑了几间房屋，打算聚集朋友读书。士人虽然见闻稍显浅陋，但没有利禄的诱惑，所以质朴诚实，接近根本；没有纷华浮夸的言论，所以欲望少而容易知足。又能同旧友一道行事，彼此切磋研究经典图书，自认为大概没有白走这一趟。来信一再称许赞美，记挂慰劳之意，只有感激。我近来写《鹤山书院记》，说古今没有尚未确定的天理，大概我们这些人的本分，只是担负罪过、招致祸患，哪里有空闲怨天尤人？所以不敢认为《诗人》那种昏昧不明的说法是正确的。如今读到您的来谕，才知道天意果然如此难以测度，又感叹自己穷究天理还不够。您教我断绝交游、停止往来的话，我岂敢不恭敬接受。答昌化潘知军【子顺】我正在山中专心读书，两次温习旧日所读，粗略有了一点进步，自认为没有白走这一趟。只是四川的灾乱尚未平定，淮地的战乱一天比一天严重；像您来信所说的浙西水灾，也只是其中的一端罢了。每当想到这些，不胜忧虑国家和百姓。这里虽然十分偏僻简陋，仍能收到潭、鄂、洪、袁之间朋友的近信，得知流民饿死、盗贼侵害的祸患。即使身负罪过，哪里有闲暇过问时事？然而君臣大义深重，终究不能漠然置之。您的谆谆教诲，充满怀念他人、忧虑世事的情意，真是浓厚得仿佛可以捧在手中。您因此慰问我这个困顿羁旅之人，称许我这浅陋之才，尤其情意深切。但按照自己的处境和身份衡量，实在承受不起这些话，只有惭愧而感荷。答武冈李通判 您来信让我写一封贺信，不必请求归还。这不是您爱护我到了极点，实在是没有想到这一层。不过我过去在外任职时，本来不写给子公的信。如今身列罪籍，忽然破例，内心实在为难。恐怕事情迟速，也不在于此。听说被迁谪的诸公，也有受到逼迫太甚的，反而因此受人欺骗。这可以看出，得失成败实在没有关系。答荆门张佥判【元简】《先天庐吟》，大概是想追踪邵子。这种功夫不是一天完成的。我三次游历东南，走过大半天下，交游也很广，像邵子的《易》，却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只有乡里有个张文饶，名叫行成，自号观物先生，颇能通晓象数的详细道理，有《通变经世》《述衍翼元元》《包潜虚》《观物》七部书。大意认为：理，是太虚的实在意义；数，是太虚的确定分际。名物形体开始产生时，因为理而有数，因为数而有象；形体形成以后，又根据象推求数，根据数推求理。如今不能只谈理而遗弃数。这些说法极其精妙。佥判曾见过吗？程氏《易》明白完整，无论聪明人还是愚笨人都知道喜爱。至于邵氏《易》，如果不轻视它为象数之学，那么只是畏惧它难以理解，曾想替它发明阐释。如今还不能做到。等我能够活着回来之后，再多活几年，或许可以完成这个愿望吧？您的诗大体精确妥当，只是铜屏上的篆体有许多错误，那只是铸工杜撰，诸公称许得太过分了。过去侍坐时，精神光彩奕奕。如今来诗中多有衰病之语，难道是诗家惯用的词语吗？还是确实如此呢？答遂宁李侍郎 我自从去年春天托彭卒转呈书状以来，如今已经一年多，没有能够继续写信。忽然收到您的亲笔教诲，得知您胸怀安邦济世的事业，在乡间学校讲授，国人的子弟都能够有所敬仰取法。古人所谓父亲和老师，不就是这样吗？《洪范》讲义明白正大，使学习它的人有所依据，可以探求根本、用力实践，私下受教的功劳实在深厚。其间所说由玄妙达到亲切，由虚无趋向实用，由冲淡达到明察等话，我还不能深刻理解，只能等以后当面请教，借以接受教诲。您来信问到前信中“极高明”的说法，那封信没有留下稿子，不能再查阅，恐怕只是说这五句话上下贯通，不可拆开。因为经传中使用一个“而”字，就很难截断，例如“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下学而上达”“温故而知新”“告诸往而知来者”等，都是使上文和下文相互关联。前信大概只是以文脉相似作为证明，并不是说这五句话本身就是“下学上达”。然而圣人的话本来是一气呵成的；本章先说“圣人的道多么广大”，接着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又说“如果没有极高的德行和大道，便不能凝聚成就”，然后进一步说尊崇德性，却还要讲求问学；达到广大，却还要穷尽精微等。这是想使人事事明白道理，步步脚踏实地，只在君臣、父子、夫妇以及日常饮食之间做起。把它说成与“下学上达”同一个意思，也未尝不可。所谓“家讳”，是不想把话全部说尽，表示这个名称还不能采用，只是姑且借用的说法。若截取一章中的片段来讲，意义就不完备。答任总干 靖是天下最偏僻的地方，尤其简陋，又在峡郡之下，但士人的风气并不坏，民俗也淳厚。时令调和、年成丰收时，物价低得如同泥土，很适合羁旅之人。何况山深日长，除了应酬书信之外，自然有许多余力可以读书。我同肩吾相处已久，越来越觉得有意味。妻子儿女又从长沙来到这里，后来聚集了几百人，没有一点不安宁。这些都是过去被贬逐的客人很少能有的境遇，也可以说是幸运了。答长沙李县丞【亢宗】我居住在夷地已经两年多，士风民俗，久而久之更加适应。山深日长，温习旧日所读，时常也有新的收获。过去一年之中十次请求归正，因为学业还不能令人信服，想趁如今精力尚未衰退，回去求取自己尚未达到的境界。虽不幸受到谴责，被投置到荒远之地，与蛮族、徭役、虎豹相处；然而升降、治乱的事情在中州之外并不相通，反而能够把全部诚心和力量用在应当办理的事务上。如果当时立即获准西归，也未必有这样的功夫。如今自己的信念更加坚定，无论迟速久近，一听从它所趋向的方向即可。近来您用来启发我的话，是有益的。反复思量，最终恐怕也没有什么用处。您来信说以钓取名声、乐见祸乱作为今日猜忌的弊病，这是否也取自前言的正确之处呢？答曾参政【从龙】

译□□【《说文》：夙也】本来有借道求见的愿望，忽然听说您调任镇守之地，茫然不知道再次相见要到什么时候。倾心爱恋之情郁积胸中，急忙写下短札，申述万分思念。哪里敢说您谦厚，竟特别屈尊回信，还暂停出行整理行装，宠赐亲笔书信，再三申述拳拳之情如此，既使我深感惶恐惭愧，又更加感激佩服。右揆长久告假，中书省的事务必然滞积，何况您身为辅弼中的名流，出处去就关系重大。眼下代理治理，按常规处理文书，哪里敢轻易有所裁决？相公只能为一方百姓再留数十日。如今似乎已经开仓赈济、平价出粜，不但能够继承前人的规制，往往还用少府的余财代为偿付其价值，做到了前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恭敬办事而守信，节省费用而爱护百姓，按时役使人民，这些圣人的话，逐字实行，没有不产生明显效果、取得巨大成效的；只是担心不能实实在在地下功夫，而徒然借用外在的装饰，正如您的教诲所说。没想到《四先生祠记》也得到您的过目，承蒙称许。近来学者的弊病确实如此，不只是学者，即使朝廷褒奖儒者、录用后进，大多也如此。我最近又替黔阳写了一篇学记，恰好寄来墨本，借此求教；其中意思也同《四先生祠记》相互发明。答刘提干【子澄】《濂溪书院记》没想到也承蒙您过目，却没有得到一句教诲，这是为什么呢？篆书不是一件小事，不只是竖立柱子、捶打卷轴，便要耗费数年功夫；偏旁笔画各有意义，不对照原本便不能摹拟。比如“贡”字篆额，把“工”放在下面、从目从火作为“贡”，既然不可理解，而“火”字下面又不能借用“八”字，因为那是一笔写成、由下而上的，只有“蟊贼”二字才如此。现在姑且写出一个字，来说明偏旁不能假借。即使是钟鼎上的篆书，出入变化，也没有不与小篆相合的；其中的难处，不是用纸笔能够完全说明的。《葵丘》应当以孔子、孟子为依据，怎么可以舍弃孔孟而依据封禅之书呢？大体上，您门下似乎认为引用得多便有根基，我恐怕那只是枝叶，并不是根基。文章最难的是有见识，考订研究却不是难事。答赣州聂侍郎【子述】收到中都来信，报告两件事：一件说洪守缴还侍郎所写的信；一件说王平江伪造我答复游提干【洚】的信，原本也缴送给当权者。后来又听说洪守缴信的事本来没有，是侍郎自己写的信。有知道此事的人，把它告诉了相君所厚待的人；所厚待的人便暗中奏告，使它传播到各郡国，以便使四方亲友产生疑惑。然而人们并不因此怀疑，只是更加感叹侍郎厚重的风义，却使洪守滥得了这个名声而死去。我正想替他说明，却一直没有闲暇。平江的事往往确有其事，但未必是游同年的本心。大体说来，君子即使受到诬陷也仍然赢得君子之名，小人即使被冤枉也徒然背负小人之名，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侍郎归乡的志向十分浩然，我以前侍从闲谈时已经多次听说。何况台中有人与您不相容，我也略有所闻。即使确实有缴信之事，能够成全您归乡的志向，增加您的美名，本来也可以说是洪君对您的帮助。所以有这样说法的人，大多用这一点来为他解说。不久，侍郎凭借华贵职任和重要藩镇的职位获准离去，众人的疑惑逐渐消解。然而我深知侍郎的盛大心志，您未必真的以掌管藩镇为乐。我曾想借便人写信问候您的起居，以表达日后蒙您眷顾的谢意。只是万山之间没有可托付的便人，靖与湖南各郡相邻，得到旧友的书信往往说洞寇尚未完全肃清；因此又怀疑幕府事务繁多，无暇应酬书信，只好暂时不派人送去。关于理学的问候忽然已经落在面前。得知您身体安适、志意清明、政事平稳、讼狱得到治理，又听说元凶已经被捕，余党中还有不足以彻底消灭的，读到您的词章墨迹，情意和意味蔼然可见，哪里能不欣慰喜悦！近来的诗幸蒙赐教，语言平易而韵味优胜，主人的心事与山川风物鲜明得仿佛亲眼看见。台记伟美，书写的篆字也相称，一并令人赞叹敬畏。这里任郡一百二十六年，苦于没有佳美山水可以寄托兴致，也很难得到诗题，只有几篇诗勉强抄录呈上。苦于碑版文字相互牵累，三年之间写了不下数十篇，便把近来的几篇一并请您指正。《安乐必敬之堂》本来要写成篆字，但文集已有“愚见”四字作为匾额；这种名称虽然始于明皇，终究欠缺古雅，所以前辈不大采用。若只裁作“敬安堂”三字，就更加典雅；还要请高明决定诗中“竟”字是否可以，因为古字没有土旁，不想把篆书隶书写成楷书。至于“眉寿堂”，古来“眉寿”二字不是写作“麋”，就是写作另一个异体字；如今如果使用上面那个麋鹿的“麋”字，恐怕显得奇异，现作古篆三字呈上。答张大监【忠恕，张忠献的孙子】李丞所疑问的，是书中称先儒之字的事；幸蒙大监不嫌弃而来信询问，这也确实是应当商量的。古人称字，是最不轻率的。《仪礼》中子孙对于祖父、父亲都称字，孔门弟子也多称孔子为仲尼。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孟子又是子思的弟子，他们也都称孔子为仲尼。到了汉魏以后，只称仲尼，即使今人这样称呼，人们也不认为奇怪。子游、子夏的门人都称老师的字；汉初只有子房一人可以称字；中古有人称叔父、祖父的字，近代还有后学称韩愈为退之、儿童诵读司马光为君实的情况。如今称胡子仁、仲、张子敬、夫、朱子元晦，是尊敬到了极点。前后称谓不同，是左丘明的体例，只是近来很久不称前辈的字和称谓，若一定要归于一律，大监便据此改动，以消除疑怪，自然无妨。何况已经刻石，也不必再修订更换，徒然显得郑重。只是改称“云南轩”“晦庵”，其中“轩”“庵”之类，像是金石文字上使用的名称，稍微欠缺古雅。前辈大多只以所居住、所寄寓的山水为名，如伊川、横渠、濂溪、涑水、东坡之类，不可胜数；也有自己另立名称的，如漫浪、声隅、痴顽、六一之类。此外还有门人私下给予谥号的情况；至于“轩”“庵”，则是近世才有的，大概“轩”因车而得名，“庵”字却没有出处，把它作为敬称，实在难以理解。我的看法又是这样，不知道高明认为如何。答张大监

译我伏蒙您另纸指示《四先生祠记》中所疑之处。若不是精于认识、默契体会的人，不能对此表示敬佩。有人说“仁”和“敬”本来没有轻重之分，这话虽然像是笔锋太快，但“敬”字的意义非常广大。孔门讲仁，大体上多含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类就是这样。《左传》说积聚敬德，能够敬重必定有德，这个意义极其精微。自从圣学失传以后，人们多把举手跪拜、弯曲拳握、端正而坐、拱手沉默之类当作敬。到周敦颐、程颐以后，像“诚”字、“敬”字、“仁”字，才得到圣贤本来的意义。所谓“专一而不旁骛叫作敬”，这是最精确恰切的说法。来教把这两个字分别说明，很是恰当；只是说“知道敬而还没有仁的有这种人，从来没有仁而不能敬的”，后一语毛病少，前一语似乎把世间那些错误地把恭谨当作敬的人也算作敬。若真正能够敬，就已经是仁了；敬而还没有仁，也就不能称为真正的敬。因为仁是心的德性，聚集而不散，仁便存在于此。如今如果全部磨去原碑，重新另行刻写，反而过于郑重。现只略作注释，想把需要改动的字列在前面，伏望您裁定。答袁衢州【甫】《静寿》是杰出的作品，义理意味深远悠长，又可以从中窥见您造诣深厚、自有所得的情趣。所存的志趣如此，那么施行于政事之中，也更加可以想见。何况有絜斋、慈湖的训语，朝夕置于身边，用来辅卫此心，已经达到极点了！什么时候才能列入游、夏等贤人的行列，和他们共同讲论山川地势、相互瞻见会面呢？如今只有悲伤惆怅。您所作《浩气说》剖析精详，都是不易得到的，只是把“三勿”写成“二勿”，稍微像是有所缺漏。我在山中度过三个寒暑，重新在六经的名物、数字和文义上下笨功夫，确实看出古人所立志、所学习的东西，自战国、暴秦以后便失传了；到了刘石之乱，更是踪影断绝。难道没有经生学士，随着各自的才分有所建立吗？然而追求高远的人，只想直接指向目标、径直达到，把一步一步行进、一个字一个字讲解看作卑近；安于卑近的人，又把区区记诵、小小词章当作学问的最高成就。所谓贯通内外、融会精粗的学问，经过一百几十年才有人讲论，接着又阐发汉唐所未讲的道理；可惜实际上仍然没有所得，有人抄袭雷同，只为声名利禄，把这种做法当作圣道的弊病。我正想贯通古今写成一部书，使后世有志于王道的人仍然可以推究本源、寻求流脉来学习；但还没有把握，不敢轻易下笔。近来又有几篇文章，是不得已才写的，姑且抄录下来求教；与您的高文相比，犹如禅门和戒律不能相提并论。希望您过目后，给一句话评定可否。委托写“静寿”二字，应该再增加一个“堂”字，才稳妥实在；去掉“堂”字，只是近几十年来的做法罢了。三衢是舟车往来的要冲，您以宽广的气度用安静来镇定，竟然没有留下什么困难；又利用闲暇时间同士友周旋于义理之间，这才知道清心寡欲，什么事情不能办成呢？如果天下各地都能有百个子骏这样的人，使万物吐露生气，那该多好！东归故乡之后，外面的事情一概不再过问，虽然足以看出见识深远、没有对身外之物的欲望，但又不知道什么才算外面的国事，能否有益于百姓的忧乐，恐怕也不能说与我全无关系。何况东归之地如今正是天下事务繁剧的地方呢？《论语》“不在其位”之下，连续有“思不出其位”一句，我常常怀疑下面的“位”字应当是“正位居体”的“位”，大概是因为下句而推广到这里。然而正因为这两句话相连，后世于是有人把各人应做的事分开，又怀疑越出本位；这种差别也正在毫厘之间，高明认为如何？答黄子才【辂，朱文公的外孙】陈司理想要“游高明”三个字，我岂敢不依照您的指教？只是圣贤不说偏于一端的话，极其高明便一定要归于中庸。只有上蔡在程门之中，始终兼有趋向高远、上达的意思。古人给楼台、堂室命名，下边一定有一个实字，如“明”字下面想加一个“楼”字，我看也很妥帖。现在先把“青山阁”“沧洲阁”两块匾额呈上，不知道高明意下如何？答张大监【忠恕】您另纸写信教诲，足见您虚心求教、勤问不倦，更使我这个卑微之意深受感动。没有别的，只是因为我看见南轩初次拜访五峰时，五峰首先以忠、清两件事命他反复研究玩味，书信来往多次。最后五峰回信说：“圣门有了传人，我们的道实在幸运。”由此便确定了师友的关系，这是梁仁伯说的。晦翁初次拜访李延平时，李延平只是教他静坐，做居敬的功夫，他由此有所领会。前些日子关于仁、敬的说法，大概是根据实际情形说的。大监前日的疑问极为正确，虽然措辞还不够明白，但承蒙您这样启发，使我更加知道文字不能轻易下笔。如今来教认为不必改动“闻训”二字，只改“广汉新安受学”六字，非常好，非常好。答德庆陈知府【宿，陈正献的孙子】康州虽然是藩府，想来也荒僻简陋；然而国家没有小地方，都可以随事施行自己的志向。安定先后更换了八位都尉，羌人的祸患仍不止。张然明镇守那里，只凭廉洁和威严，教化便盛行起来，人心不能靠威势来征服，正是如此。何况像贤父兄以礼义教诲，浸润融洽于人心，耳濡目染，必定有能够大大慰藉远方人的地方。答丁大监 台中的评论本来就已呈给您看过；忠肝义胆表现在告诫君主的奏疏中，抒发在送客的诗篇里，像霜一样明净、像玉一样洁白，足以使顽固者廉耻、懦弱者立志。即使想推辞异论之名，难道做得到吗？即使先期获准离去，最终也免不了受到议论；这样归去，反而使您的荣誉更多。只是议论者说您替别人包藏羞耻，那么他们难道不是没有照镜子看自己吗？我沿江而上，听说沅、辰一带道路险峻，只有潭、邵的路稍平，于是渡湖到了潭地。安北在北面迎接，派儿子亲自来迎，于是几天之间办妥婚聘，把家眷留在潭地，自己同朋友李肩吾以及长子先在靖安顿下来。第二年把家眷接来，又让女婿略带行李回四川。如今居住在靖的，还有二百多人的聚集。所幸这里风土恶劣，反而免于疾病；物价非常便宜，极适合羁旅之人。但书信往来稀少，宾客完全没有，也因此能够把心力用在应当办理的事情上。我重新研读《诗》《书》《三礼》《语》《孟》，下大功夫，逐字看名物、度数、音训、偏旁，越发知道义理礼制无穷，而岁月容易流逝；如果不是借此闲暇时日，便会虚度一生了。如今不敢马上有所著述，只暂且温习旧读以发明新的知识，希望能够迁善少过，不至于成为空谈罢了。士友中仍有不肯宽恕我的，时常派人来催索文字，往往也是人情所不能免的，只好勉强酬答。如今姑且抄录几篇近作来请您指教，不敢说是文章，也借此让您知道山中的近况，或许可以稍稍减轻您行役无定的忧虑。答严教授【植】

译《事心图说》也可以看出您精心思考、切实体验，不愿徒然从事空谈。不过依我愚见，既然坐在教师席位上，容易得到人们推许，便少了讲习磨砺的必要。应当同胜过自己的人交往，再从各部经典逐字看过，思考怎样才能有自己的体会，不能只在前贤的言语上用功夫。答彭运干【铉】墓道文字应当直书现今的官制。正如您来信所说，“夷陵太守”不是今天兼任寺簿的官称，也不掌管今天的事务；应当书写寺名，只是不知道五寺之中哪一个是他历任的官署。如今写“司农、大理、太府”六字，供您选择。墓额写成楷书，似乎欠缺古雅；现在改作隶书。祭享应当有“享”字，但“享祀”是在庙中，墓不是祭祀、享献的地方，所以想改成“墓亭”二字。“审思”匾额的书室，也应当有“斋、轩、馆、室”这一类的字；兼用“审思”二字，不如直接题作“节斋”二字，您看如何？朱元晦的居室称“晦庵”，陈师复又称“复斋”，类似的很多。答许介之解元【玠】承蒙您赐示新作，绵延不断而不知疲倦，我深感赞叹敬畏。只是托付我从事书写的事情，我暂时没有空闲。山中自己以圣贤之书督课，每天都有规定的进度；各经义疏，又重新疏理剔抉了一遍；帝王的典章法则，也粗略看到了端绪。《仪礼》一书幸而保存下来，用它参照考订各经，尤其有功。我咀嚼经书的意味已经很久，便觉得秦汉以后的体格大不相同，何况晋魏隋唐文人所作，又是另一种格调。这实在很难说清。正如您来信所说，稿山笔冢，已经老了却还没有衰退。介之幸而有这样的精力，如今渐渐接近六十岁，为什么不深自收敛，趋向实际学问，却多多寻求题字、题识、序文、引文，把这当作有益之事呢？我确实是借此谢绝您委托我的厚意。介之如果认为这话有道理，沉潜涵泳并身体力行，那么所得难道不比得到几个字更多吗？答范殿撰【子长】又承蒙您抄录寄示近来的诗作，使我得以窥见园林的面貌，只恨没有办法陪侍您的杖履，只有羡慕。竹林中的屋子已经建成，又有几亩荷花，这样就足够了。若再扩大，反而会被外物役使，高明认为如何？三块匾额谨随另信一并呈上，大小依照格式，不知道是否合乎您的意思？这里的情形，大体安适，只是归期早晚还不能确定。朝班中的故旧，以及东南同气相求、互相帮助的人很多，我勉强让他们写来一封信，不敢吝惜这件事而故作高尚，实在是看出人的行止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山中静坐，教孩子读书，取各经和三礼的义疏重新整理编次，我自己越发觉得有意味，不知道世间有什么快乐能够超过这些。即使归期稍稍延缓，也姑且听其自然吧。答樊致政【庚】我困居山中两年半，依靠平日听闻师友的教诲，粗略知道义利的分别；在家人子女之间实行，得到下至仆役、幼小、卑贱之人的信任，上下相安。处在简陋的地方如同处在乐国，看到兄长挂冠退隐、超然于万物之外。虽然还不能相提并论，但乐天安土、知时顺命，从而有所满足，这一点是相同的。您勉励我再度任用以后，不谄媚也不激烈，雍容地进退，这种期望和爱护我的心意太深厚了。环顾四方，局促不安、无处施展，哪里有闲暇谈论这些呢？《食菜诗》写得很好，谪居之中并不缺少这种滋味，只是这里贫瘠恶劣，广汉、新都也不能相比罢了。这里只要八九钱一升白米，八九十钱一斤，猪肉、羊肉以及其他物品也大致如此。这是我们四川没有的，因此没能依照原韵和诗，暂且抄录几首近作代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九十一斤〕 答江县尉【鐩】真文的书信颇为行旅和事务所累，如今又托一封信请您转达。《西山读书记》我没有见过，过去在都城曾见过目录条目，却同您这次来信所说的似乎有些不同。所谓“近闻”等话，我这里却没有听说。只怕询问得越多，归期就越迟罢了。君子外出任事，只要没有饥渴，迟速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只是所到之处水旱、盗贼等令人惊骇的事情，每天都听在耳中，大概总有局促忧虑。不知道天意究竟如何。答遂宁李侍郎 巽岩先生起初编作《五音谱》，把许叔重的《部叙》放在后面；在遂宁时拿出来给虞仲房看，仲房于是改用徐楚金的韵谱。老先生虽然勉强听从，最终还是不能认可。因此，原来的序文和跋语既说“应当各自单独流行”，又说“必须分别流行”。大体说来，以子开头、以亥结束，是它的形体；以东开头、以法结束，是它的声音。许氏原来没有反切，后人逐渐增加附益，到徐鼎臣才把孙愐《唐韵》的音切确定下来。自从音切流行以后，人们认为便于检阅，却不知道字的根本在于偏旁。因此老先生说，如果把偏旁一概置之不理，那么字有形而无声，岂不是更难检阅吗？大概他并不认为韵谱正确。听说韵谱如今已经失传，或许可由使府另行刊刻《元本五音谱【贾端脩所定】》，置于学校中，以扩大它的流传，也是一件事情。不知您的意见认为如何？答吴寺丞 况且各地来请诸位先生祠堂记的文章，我自从在成都为吴畏斋作记以来，二十年间所作不下十多处。比如宁远、营道都是濂溪的乡里，也都是我作的记。起初还认为古代乡先生去世后在社中祭祀，并没有什么疑难。后来又为长沙各处作了几篇，便很怀疑近世祠堂建得太泛滥。在营道所作的记中已经表达了这种疑问，到长沙时就断然认为古代没有这种典礼。像长宁各处，又阐发了这个意思。近来长沙的《求学记》本又断然说，古代即使祭祀先圣先师，也只是汉代儒生的说法；至于先圣的庙，本来并不出于阙里【封谥之类尤其不合经典】。由此才知道，古人关于聚集与离散的道理实在精妙。却不知朱、张诸先生为什么也完全不把诸儒建祠当作疑问，而各处的记文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越发知道读书穷理的功夫没有尽头，这不是故意标新立异、炫耀博学，而是因为关系到义理和世道变化，不能草率对待罢了。近来的文章作得很好，和游景仁往来的书信，引证也很详细；只是还没有看到所辨析的是近体还是古体，失的是哪一韵【缺】。

译既然已经消灭了他的部众，那么即使还有首领，也不过是孤立的匹夫罢了。何况他未必还活着呢？吴大礼的书信，我也已经看到了。殿司审讯处置全党，又说死者的情况可疑。即使万一果真像李侬那件事，也已经如此了。蜀地边境的忧患，却令人十分危惧。近来郭兴元父子、高洋州的表兄也都说过这件事。王庆长也封寄了蜀阃的公文；至于像西边故旧所报告的事情，以及两份批谕，却还没有听说有什么可惊骇可恐怖的。听说朝廷只想委曲顺从他们的要求，同他们约定议和，制阃也不敢违抗。不知道元军本来就不能议和，即使议和也没有益处。淮东的事情，只是因为畏惧怯弱，才造成了大变。桂帅难道还不知道监视防备吗？答李侍郎 北园是讲学的地方，龙鹤是幽静闲适的宾客；若能得到几年的功夫，聚集朋友研求志业，著书以教益后人，这确实是天下最大的快乐，也是侍郎您一向的心愿。然而人心各不相同，所以往往把求退隐的人说成矫情激烈，却把热衷进取的人看作真心实意。形势所趋，大多就是这样，谁能挽回它呢？答陈子敬【畴】“广轩”的含义，不知是否取自孟子“广居”的说法？如果深入体会“广居”的意义，就会知道人凭着渺小的身体，立身于天地之间，却沉溺于世俗之学，屈服于物欲，这样看待自己也太薄待自己了。“广”是正大，“居”是居于道位；古人不轻易下一个字，尤其应当仔细玩味推求。高明认为怎么样？《鹤山集》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三十五，宋魏了翁撰，书 答江西提刑叶大卿【宰】此前有幸与您同朝为官，您清正的风采和鲠直的议论，足以扶助懦弱者、激励廉洁者。有如我这样不合时宜、触犯祸患和禁忌的人，能够逃过诛责一两年，仍然是依靠两位同年、正学直道之士扶持保全的力量。自从彼此违异，五次经历荆棘与火灾，大卿暂时退居，芳节掌管刑狱，罪人的姓名也没有机会冒犯您的耳目。还没有多久，守臣派人来，才知道大卿因父母之忧请求退职离去了。虽然极大的哀痛，哪里容易承受？可是四郊多有战事，烽火正盛；没有牧守和监司，凭什么能够不恐惧？那么这些人无所凭借而立身，也实在可怜。我曾想写信慰问您，只因身在蛮荒偏远之地，消息不能通到中州，也没有方便的使者可以托寄。如今反而先收到您的来信，只能更加惭愧自己的迟钝。答湖广陈总领【允迪】我被囚居山中以来，眼看已经过了两个闰年。五溪是天下最偏远的地方，靖州又是五溪中最偏远的；被贬逐的客人又是其中最困穷的。我不仅远远与世隔绝，也不愿让自己的罪过姓名传到达官那里。前些年靖州的官吏借郡中事务请求，冒昧替我说了一句话，已经触犯了不该触犯的禁忌；而您回信教诲，至今不改往日情谊，我也已经暗中看到了君子所守的本心。您的操守超绝流俗，使我赞叹回味之余，只能更加警惕，因此不敢再写信进献。哪里想到您往日深厚的情谊，历时越久反而越隆重，竟派遣使者来，再次加以慰问；书信、礼物和财帛，用来奖掖我这个凡庸浅陋之人、温恤羁旅困穷者，实在太丰厚了。这岂只是无以复加的荣耀，反而更让我看到了您的本心。答叶子【防】您多次来信，感叹柳宗元、珍惜韩愈、尊崇苏轼、仰慕黄庭坚，文辞严正而义理端正，志向坚定而气势昌盛，使我略略看到了君子的存心。末尾又以自己无名无迹来表达怀念贤人、忧虑世事的心意，更足以证明您对义理体察得深，我只有叹服和敬畏。然而像韩愈、柳宗元这样的古人，哪里只是您门下有所怀疑，前代儒者本来就有疑问。哪里只是先儒有疑问，像我们这些人，哪里敢轻易议论古人，却也不敢对此完全释然。大苏公的明达伟岸，似乎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但我妄自认为，处在伦常关系发生变故的时候，应当以《三百篇》为准则：如《考槃》《小宛》所写的臣子，《小弁》《凯风》所写的儿子，《燕燕》《谷风》所写的妇人，《终风》所写的母亲，《

译柏舟》所写的宗臣，《何人斯》所写的朋友，都是不得志、未被理解的人。他们责备自己重，周全地体谅别人轻；言辞简约却柔和深切，有怨而不过分愤怒，有忧而不敢疏忽放纵。东坡在黄州、惠州、儋州，不担心他不伟大，只担心他的气势过于豪迈，因而欠缺敬畏天威、尊敬和宽恕他人的意思。比如《游奇绝》以及“所欠一死”之类，言辞气势就不很平和。又如韩愈《韩庙碑》说：“作文章诋毁佛教，讥刺君王，想要观览南海，窥视衡山湘水；当初写谏书时，也希望谏言能够实行、恩泽能够下及百姓，自己的行迹隐没而名声不彰。” 难道是故意诋毁攻击吗？其实是为了去南海。后世的词人多有这种意思，如所谓“离开国都一身，留下高名千古”之类，十有八九都是这样。这样一来，就不知道君臣之义重大、家国之忧深切了。圣贤离开鲁国、齐国时，并不像这样无动于衷；这并不是因为一次离去很难，而是因为他们不忍如此。高明认为怎么样？答澧州徐教授【复】我被囚居山中五年，几乎与世隔绝。反复温习圣贤的书，越发觉得义理无穷。岁月容易流逝，只恨山深路险，随身带来的书不多。当时同僚和当地人也没有藏书，遇到记忆不清的事情，便无从查考。不过也正因此功夫专一精纯，免得博杂。自从我初到这里，就每天和志同道合的人读《论语》《孟子》数章。去年才开始读《易》，偶然曾把周敦颐、程颐、张载、邵雍、杨时、游酢、胡氏、二朱、二吕等诸儒关于《易》的学说汇编成书，每天诵读几爻，宾主都觉得有所收获。邵氏的书，只有乡人观物先生张文饶【行成】为之作注的本子在这里；和朋友讲论，不能停下，等请人抄录一本后就寄给您。康节家中自有邵子文所注的本子，虽然没有完全得到本旨，但也值得观览，只是没有带来。过去看见您谈“乾离同位”的说法，本来就知道您留意先天之学；后来又听说您的家学渊源深厚，已经不是一天了。如今无缘再次相见共同讲学，只能深深遗憾。邵氏的书有《观物篇》《先天图》《渔樵问对》《击壤诗》《易学辨惑》等，不止一种。《皇极经世》一书，如果我万一回到蜀地，这些书也不难得到。如今偶然没有带在身边，只能凭记忆省略记下罢了。答福建史提举【弥忠】我三十年间，对一门之中的玉昆金季以及表亲、内外甥侄，多有交往认识；有因声气相投而彼此推许的，也有因求学问道而相互切磋的。诗书的恩泽，聚集美好、孕育英秀，使人实在怀念而不能忘记。然而正学直道足以表率竞进、镇服浮薄的人，如大监这样挺拔特立、不为权势所改变的人，更是我愿意交往的对象。只是在朋友间的交谈，以及书信往来中，略略窥见您的风范一二。那种惆怅悲伤，可以想见。我自从获罪被远谪，屏居在蛮荒之地，与蛮夷杂居，已经和世人隔绝五六年了。何况我的姓名丑恶，为人所嫌恶畏惧，所以不敢凭一个字登门求见诸位公卿贵人。哪里想到您谦厚隆盛，特意派人慰问，用来安抚我的困穷、奖掖我的浅陋，这无非出于怀念贤人、忧虑世道的诚心。所谓挺拔特立的人，在这件事上又看到了；只是我实在不足以当得起您的爱重。答易尚书【祓】我是蜀地的鄙陋之人，实在没有想到，起初在您执笔任职于朝廷时得以认识您的风采，后来又在司成胄监任职时再次陪同您雅正的饯行。您扶持奖掖我，似乎没有把我当作普通人看待；我牢记这份恩意，直到今天也没有忘记。丙寅年秋八月，尚书您收束朝廷任职的经历，而我恰好也在这一月请求出任外职，于是亲自带着汉嘉的印绶离开。此后有时被召、有时辞却，有时被罢免、有时任节度使，在蜀道间徘徊，共计十七年，然后离开蜀地。我们各处天涯，从此完全没有听到尚书您的起居情况。丙戌年春天，我路过长沙，以为一定有机会再次相见；寄居城中数日，只同王贰卿见了一两次面，才知道您长久住在沩山脚下。敲门拜访、清扫车迹，隔着不到二百里进城求见，本来并非难事，公家的行程也恐怕不会容许拖延太久。稍一迟缓，就像我这样

译失掉了良好的相遇，至今仍然遗憾。到了渠阳以后，情势又不同了，有人来问便答，不敢主动致意。所以像我们订交受知已经这么久，尚书也按例成了疏远之人，哪里想到您谦厚隆盛，竟首先来信教问？您的精神气貌，恍惚如同二十五年前从容侍奉相见的快乐；又承蒙您停下事务，寄来五封书信启发警策我的愚陋，您的风义远远超出流俗。关于周礼、汉代军制的旧事，其中确实看到了线索，足以补充先儒传记中没有记载的地方。

译其余三封书信的内容，我也是到这里才开始见到；这正说明长期的流离困厄，是上天用来磨炼、培植善身济世事业的。这样看来，究竟谁得谁失呢？答洪郎中【咨防】从前有幸与您同朝为官，您奖掖借助、扶持我的情义，和骨肉亲属一样深厚。正人离开国都，善类都为之丧气。当时朝廷虽然还承受着我的情分，不愿把事情做得太过，仍借给我副职的事权，委曲地表示弥补；而我也不容许独自留下了。辞去官职就应当辞谢俸禄，这是理所当然的。同列挽留我继续任职，也没有什么可以相干的地方。可是有人说我既不食周粟，又侥幸重新留下，把这些都指为罪过。幸赖天王圣明，只把我迁徙到南安，后来又迁到靖州。从二年夏天起，才到达贬所。山深地僻，几乎与世隔绝。程叔运忽然在去年秋天寄来手帖，又承蒙得知您别后荣归奉养双亲，尊亲身体安泰、多福多寿，我不胜慰藉欣喜。此前二年，有人妄言发生水灾，我起初也很忧虑，后来又收到高瞻叔表兄的信，把详情说得很清楚。正学直道，天地鬼神实在都在监察。我的书院记中所说“古今没有尚未确定的天意”，就是这种情况。假使我奉命去南安后没有收回成命，岂不是要被盗贼吓倒吗？如今我和家人子女安然处在不受黜陟、治乱影响的地方，回头看四方，觉得那里窘迫而这里宽裕。然而这大概也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答真侍郎 自从程察推和叶胜到来，接连收到您的教诲书信，我曾借江倅的方便拜复。如今江倅遭父母之忧，他的儿子舍之居住乡里，奔波流离没有固定住处，正在专门派人寻找。我也替长者担忧，已经写好一封信；封好还没有寄出，江尉又派人带着家中问候到来，于是又承蒙您赐予近来的书信。详细听说您近来还为乡里人稍【缺】迁徙，尊亲安适多福，我不胜慰藉欣喜。只是边境仍未安定，受任者处置失当，受苦受难的已经达到十二三个县，还没有停止。每当想到这些，便忧戚不安，一天也不能安居。久闻您想前往上饶，大概长沙的消息已经传来：从前郑公被黄巾军击败，黄巾军尚且不敢侵犯他的乡里。如今侍郎凭德望镇临那里，即使没有动作，也足以使人安定。不过爱惜自身以等待时机，那么躲避寇贼也是常理。只希望王师早日取胜，消除兵乱；趁现在还来得及播种，若再稍有拖延，秋冬便会有更多事情。山中一切安稳，读书每天都有新的收获；读《易》是我一向的功夫。自从囚居山中以来，遍读诸经，早晚完成之后，再把程氏、邵氏诸家的《易》合编成一部书，只是苦于书籍不齐，朋友也难以得到。您所嘱托的《梦笔山房记》，赶紧把草稿呈上。如果台意认为可以，就请批示，我再亲自书写后缴上。又担心您此时台务正忙，无暇顾及此事，所以不再详细陈说。近来才防得李氏《仪礼》大半，其中确实有许多好处。大概注疏很晦涩，得到这部书后才觉得容易读懂。答袁提举【甫】年轻时致力于博览，只把编纂言论、记录事情当作主要任务。不到三十岁时，已经知道收敛心志。近来山深日长，整天面对书案。既然探求圣贤的话，越发知道义理无穷而岁月有限。只要涉及一丝一毫凭借外在事物的东西，不但不敢去做，也没有时间顾及。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您的接见侍奉，以求您启发我的蒙昧？相隔数千里，只能深深遗憾。答李遂宁【埴】“北墅”这个名称，从晋魏以来本来就有“墅”字；这里其实是今人所写的“野”字。因为《诗经》中的“野”字都押十麌韵。汉代有韵的文章仍然如此，到魏晋之间才出现有次序的音韵之学，又在“土”字下面增添一个“土”字。如果像“盛圃万一只”这样的字，改作“园”或作“圃”字，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答袁提刑【申儒】我在山中读经，粗略有了一些新的心得，常常把它们发挥到文章中，却还不敢自以为正确。关于先圣先师以及生祠、私祭之类的事情，先儒偶然没有谈到，如今突然提出，少有不感到奇怪的。承蒙您的来信取用这些说法，于是我也可以自信了。至于光明有内外之说，这是先儒旧有的传说，只是很少有人指出来。大致说来，坎卦的阳爻在中间，所以水是内在的景象；离卦的阴爻在中间，所以火是外在的光明。这也就是周子所谓水以阴为体而以阳为根、火以阳为体而以阴为根的意思。

译答广西赵经略 我在己酉年秋天获罪离职，船行经过嘉禾，难道不想拜见长者求得一句教诲吗？只是风雪猛烈，我蒙住头、捂住耳朵，所经过的地方都以疾病为由辞谢拜访。那时曾承蒙您馈赠慰问，我已暗中看到了您如放麑般不忍伤害的仁心。等到渡过江淮以后，霜威稍稍收敛，人意和悦，才开始同世人交往。到了渠阳以后，我便遥远地置身于黜陟、治乱之外，人世间的寒暑完全与我无关，可以静心澄神，专心做应当做的事。您的侄子在全州，与李公父任官时，书信往来，还能多次听到郎中您起居安好的消息。只是我自守愚陋本分，不敢让自己的罪过姓名冒犯您的案前，哪里想到您体恤关怀，特意派使者来慰问；由此更足以看出君子的存心。答林衢州【略】我被罪贬放逐已久，几乎与世隔绝，何况又远在荆地偏远处，黜陟和治乱都影响不到这里，粗茶淡饭，本来似乎没有一件事可以牵动心怀；但看见寇乱尚未平息，百姓流离失所，灾患切身，难道能够漠然置之吗？衢州正是水路阻截的地方，京畿如今成了天下最混乱的地区，这些小股盗贼怎么会停止？起初逐渐成为大患，万一浦城失守，内地防线接连失陷，形势就更加可虑。若不是年兄兼施威严与仁爱，安抚驾驭有方，剪除奸恶的萌芽，增修武备，那么江浙、河东还有什么可以凭恃而不恐惧？我在先帝时曾竭力陈说郡国兵力单弱的弊病，请求设置几个重镇；只是太平日久，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答袁提举【甫】我退居在偏远地方，几乎与世隔绝。自冬春以来，福建、江西、湖南的盗贼连绵二三千里。旧日朋友在那里的做官者，以及那里的人在此地做官者，书信往来，我已经全都知道了。恰好又收到建宁漕仓的信，到五月末盗贼的势力还没有平息，更加不胜为民生忧虑。不过幸好江淮、荆、蜀还算安泰。如今得到您的来信，才知道江东百姓遭受旱灾的竟到了这种程度。回头看四方，究竟是谁造成的呢？您封寄来的公文、榜文和移文，情意深切而周到。分派出去巡视的人，都是贤明的使者；他们用仁爱之心照临百姓，确实无疑已经惠及饥民。刑罚恶人、劝勉善行的效果，竟达到乔氏、管氏等家争先发粮，替乡里人作倡导的地步，这难道是可以用空话鼓动出来的吗？真使人遗憾没有百子骏那样的人可以感叹。郑、赵、王、韩、朱、严、赵、伍等贤人，朝夕相处，在相互观摩、浸润学习之间，彼此警策、互相启发的地方很多。我从前任职时，节制军政必定把寻求朋友、简拔僚属作为首要事务，曾经把吕文穆公的《夹袋册》、韩忠献的《甲乙丙丁集》、吕正献的《掌记》、曾宣靖的《雌黄公议》、司马公的《荐士编》、陈密学的《章稿》、范正献的《手记》，以及近世虞忠肃公《翘村馆录》之类，汇集为一部书，刻印流行，名为《达贤录》。这也是为了使士大夫懂得前辈立身处世、治理世务的规范：必须推诚心、布公道，汇集众人的思想，扩大忠诚有益的意见。所以不只是借助他人来辅助自己，以应付一时的事务，往往还能够涵养德性、培养人才；流传的风气所及，熏陶渐染，延续到数代，这才是先觉先知者的职责本来应当如此。近来极少见到这种人，如今广防您却独能做到。又因为我自以为不是值得结交的朋友，怎敢不勉强诵读《隰桑》的诗辞，以免忘记您的恩德。先正絜斋的训诫言语，对我的启发尤其多；慈湖的言语，过去曾在陈宏父处承蒙亲自书写篆文，不等我请求便拿书寄给我，这番情意实在令人感动。广防您的文辞气势俊逸雄壮，义理意趣宏大丰富；如果再加以收敛，就有絜斋平实深厚、意味悠长的风格了。我就像看见天府中珍贵的镇国大玉，错落陈列在面前；内心却估量自己穷困而畏缩，惭愧地承蒙您屈尊下问，便冒昧把几篇录出呈上，其中也有墨本一并寄去。过去满腹古今知识，毕竟是在顺境中得到的；如今处境已经不同，才是真正切实地得到功力，确实很有意味。然而终究又被满腹知识所拖累，不能融会解释。高明认为怎么样？真景元时曾互通消息，也想紧紧避开世间纷扰，只是乡国有盗寇，按义理不能闭门不问。史仓的信中说，不能有十天收不到书信；昭武新守也多向他谋划。想来他也明知这样会招致嫌疑和忌恨，只是有不得不做的理由罢了。您所示的公文和私信，大概如今从政的人很少能比得上，敬佩，敬佩。答薛检法 您的教诲谆谆不倦，以学术无人讲习为忧。看看如今的士大夫，一旦入选吏部，笔墨砚台便随即扫除，正如陈履常所说的那样，怎么能和过去同日而语？也有留心笔墨的人，却不过把记诵见闻、辞藻辩说、哗众取宠当作事情。反复阅读您的来信，在赞叹回味之余，更因您的启发而感到荣幸。古文字和《千字文》，前辈做学问本末兼顾，大多都是这样。我从小就喜欢小学之学，如九江刊刻的钟鼎款识及《篆韵》，我都有淳熙年间的善本；如今才知道，原来是检法您的曾从祖所作。答丁大监 古人思考行役没有期限，不过说：“不嫉妒，不贪求，还有什么不能做得好？”又说：“君子服役在外，只要没有饥饿口渴，能够保全自身，能够没有饥饿口渴，也就可以了。时间长短暂时无暇计算。”而我偶然免除了这两种忧患，已经是意外的幸运，哪里还敢有别的企求呢？只是想到同时获罪的诸位贤人，都是怀抱诚意、秉持忠心、有德有才的人；回望四方，这是怎样的气象？即使兼收并蓄，还担心不能满足，却眼看着祸患所在，面对百姓涂炭而没有人怜恤。诸位贤人难道要淹没在忧患之乡，又将在哪里终老呢？我读《易》、探求其义理的规模，不过像先前所禀告的那样；过去曾做过邵子的功夫，近来又重新仔细探寻。如果头绪整齐严密，那么从程氏、邵氏以及他们的流派，大概可以合成一部书。曾见虞仲也作成一部书，已经脱稿，还把《汉上易说》附在每一爻的末尾，可惜没有得到他的本子。钱白石的《诗传》，从前在成都时承蒙他拿出来给我看，匆忙只看得几篇，完全没有记住。如今想为它作序，必须先看出全书的大意，才可以下笔，似乎很难凭空揣测。答池州张通判

译《六有斋铭》和匾额都用小篆书写，现一并呈上；您勉励我读《易》，又补充《楚辞》的事，实在承蒙深厚的奖许。关于《易传》和《本义》的异同，我过去本来曾同辅文、汉卿仔细评议过。大致说来，文公所作的《邵传》《羲易》《程演》《周经》，大多从邵子那里有所取法，却从未明白说出。东南学者又很少得到邵氏之学，如今正想趁这段闲暇，把程氏、邵氏的不同合成一部书；只是还遗憾自己穷究义理尚未到位，不想轻易动手。原文“内主敬”中的“恭”，恐怕是“恭”的意思，是内心主敬在外面的表现；如今想改作“主敬于内”，不知可以吗？“干之作日干”，也觉得不太妥当。“可欲勿徇”，改作“可欲则善”，恐怕在义理上有妨碍。改作“物欲”，怎样删改它？“有常掺”，我怀疑应当作“操”。大概这是晋魏之间为了避曹操的讳而改了这个字，如今应当定作“操”字。“惺惺”这个词，见于语录，和“活泼泼”“满腔子”一类，都是世俗口语。铭文中使用它，稍嫌不够典雅，而且篆文中没有这个字；想改作“存存”，又恐怕和“六有”中已有的一个“存”字重复。不过六者之中，这个字最为重要。答知常德袁提刑【申儒】关于光明有内外之说，书信前面虽然已经禀告过，但言辞还没有说尽。承蒙您再次赐教，我的意思不过是说：乾卦变化为坤卦而成坎卦，坎中一阳是乾的正位，所以光明的根本在内部；坤卦求取乾卦而成离卦，离中一阴依附于乾阳，所以光明显现在外部。《洪范传》说：水是内在的光明，所以听觉属于水；火是外在的光，所以视觉属于火。邵氏也说：天地之间有温泉而没有寒火，这可以看出内外的区别。如果再从耳目的形体、男女的生育，以及一身水火升降来验证它，就更加贴切了。答黄总领【申】从前在朝廷任职时，得到任杨书负责煎熬科，降级知州逐年核收计支，凡是亏空一千七百万的，全都是凭空虚构、拖延掩盖过去的。朝廷正考虑怎样变通财政文书，防遣李卿核算；他却说每年收入有增加而没有亏空，除去计支之外还多出五千万。假使让蜀人来办理，就会徇私而放松催办。于是李氏以嘉定十六年改官班次所见之人为依据，第二年又因为总管所辖军饷已经发给，试图取得官职来周旋，却不能实行。于是朝廷又寻求科降【缺】。答宝庆梁教授 邵氏之学自周子改建以来，正如胡子、张子所记，都是儒学宗师。绍熙癸丑年，徐清伯任教官，特意为周子建祠堂，又得到朱文公为之作记。这三位先生的文章都刻在祠堂上，那么我这个浅陋的晚学之人，还怎么措辞呢？突然接到您的命令，虽然承蒙您厚意期许，也不敢当。湖北李运使【寿朋】昔年在池阳，幸蒙您亲临，从郊外慰劳到赠送财物，恩意极其周厚。按情理说，应当稍作停留，以符合贤主人接待的心意，也可以用来感化激励薄俗、宣扬彰明美好的礼仪。只是因为这个州不同于其他郡，遗民和旧吏众多，耳目十分繁杂，所以才称病速行，实在是不得已。后来到了江州、黄州，也都受到不薄的接待。唯独岳州、鄂州似乎有畏惧嫌疑、远避毁谤的意思，而后来升沉进退，反而没有与事情相称。由此知道我们遇到事情，只有合乎义理的当然、内心安定的选择，才是吉祥所归之处。就像古人送荆州、别临贺，不过是顺应内心、遵循义理罢了，祸福都来不及计算，而福自然随之而来。分别以后多次从邸报中看到，私下知道您的名望日益增长，特殊恩典接连而来；使节的符信、藩镇的权柄，震耀吴地，无从寄一封信向您祝贺。听说您将要输饷湖右，想来荆州、鄂州这些地方，实在仰赖刺史的庇护，也应当以姓名自行通报拜见。只是我这个获罪之人，有人问才回答，不敢主动。叶元老来时，已经能够说明您眷顾存问的心意。元老曾请我办一件小事，我还支吾不敢答应；谨为他作了《林运管书》，我的一点心意也可以从中大致看出。承蒙您派人来辱临，五彩祥云般的文辞飘然而至，忽然落在五溪跕鸢之外；君子的存心远远超出流俗，时间越久越不改变。答史提举【弥忠】过了两个月，我写信致谢您此前的来信。还不到几个月，已经又收到您五月的教诲答复，开导扶助的心意历时越久越不改变。这足以使懦弱者立定志向、激励颓败的风俗，哪里只是我个人的幸运呢？收到江闽旧友的书信，知道当地受任之人有的养寇、有的挑起寇乱、有的奉承盗寇。幸赖两位监司贤明，把利害实情上报，所以朝廷派军来援，更加令人感叹贤者对国家确实有益，大概就是这样。如今您的来信中还有防范遮蔽、掩盖隐匿的嫌疑，可见前后所说的事情，大概有些不能完全符合您的高尚志向。近来见到您的外甥陈兄和仲，论谏恳切，又有传抄到的《中和堂跋语》，可见学问渊源确实有来历。若上位者能够加以容纳、培养、造就，临急之时便可以倚仗。大致说来，士大夫幼年求学、壮年实行，也只是端正义理、彰明道义，其他都不在考虑之内。若再从利害方面说，那么国家的安危、个人的休戚，实在与国家相同。挺拔特立、守持自身的人，虽然没有顺遂如意的可喜，却绝没有反复无常、难以信任的忧虑。随声附和、相互追随的人，虽然没有触犯忤逆的可憎，但将来见到方便就夺取、见到利益就逃走的人，未必不是这一类。古今治乱得失，大略不过如此。您认为怎么样？答林大卿 做官、退处、进取、退让，各有适当的时机和义理。至于时义所不允许的情形，即使职位高、责任重，只要还能够直行自己的志向，也还可以承受。责任虽然重，仍然可以。若左右牵制，徒然凭借虚有的权力承担实际的责任，那本来就不如山林中的粗朴安适了。又不知道如今闽地建州、漳州、泉州之间，是否也有山林隐居的安适呢？答潘琼州【子顺】从南安以北、湖汉以东、豫章以南、闽山以西，被盗贼占据的已经有二三十个县；他们烧毁房屋，杀害百姓，妨碍耕作、抢夺财物，活着的人流离失所，死去的人含冤受屈。何况像魏帅等人，起初凭轻率剽悍的举动引发祸乱，后来又放任盗贼抢夺府库、凌辱百姓，却没有人加以怜恤。从今以后各项事务会越来越难以控制，后面的忧患不知道将到什么地步。这些都是从江西最近的消息中得知的，大致如此。答宝庆李知府 绍兴府在当时，既不是辅郡，也不是潜藩。高宗虽然在建炎三年从维扬驻跸杭州，后来敌军攻陷杭州，建炎四年四月驻跸越州，第二年改元绍兴，十月把越州升为绍兴府。绍兴发生火灾，杭州的寇乱退去以后，才返回杭州。由此看来，大概是因为车驾所在而升为府，这与隆兴年间的情况不同。嘉定年间则是先升为府，后来才改元。答刘司令【宰】

译说张、朱、吕诸先生去世后，学者便无所依归，这话确实如此！详细体味您的《易》，大多得力于邵子。过去见到辅汉卿，略略知道这个意思，曾经拿这件事问他，其他人却很少知道。因为不读《邵易》，就茫然不知道《启蒙》发挥《易》本义的原因。平国认为怎么样？答周晦叔【应辰】您在别册中询问的，难道不是圣贤精微深奥的内蕴吗？如果想通过学习、询问、思考、辨析来认识它，那么在实际践行时，世间那些风花雪月、人所应当说的话，即使不去做也可以。如今世上的学者，弊病在于以浅近自我期许，而我常常把深远宏大的道理告诉他们，所以虽然有时有人认为我说得对，但怀疑那样轻忽自己、害怕难以实行的人，往往也有。乾卦说四德，各卦大为亨通而利于正，这并不是伊川凭空臆说的，《彖辞》本来就是这样说的。《左传》把随卦解释为四德，大概是占筮者解释卦辞时通常如此。彖辞本来已经说“大亨”，贞则说【缺】。○先天卦的系辞本来就有这种说法，《参同契》中也有这样的象。自希夷、康节开始，才把其中的奥秘全部发明出来；一定要潜心玩味推求很久，才能得到，不是随手写下、脱口说出就能讲明的。伊川和濂溪所指的意思本来不同，濂溪大概只是用相通的字来对偶成文罢了。○关于道与器的问答，朱子的语录中已经有了。○《唐棣之华》分章，并不承接上文；范氏、苏氏的说法很恰当，只是当时终究没有什么可以考证。“生生之谓易”这句话本来没有错，只是它专门从气质上说，和“天命之谓性”不同。二程以来已经把这件事辨析得很详尽，在《本义集注》中可以看到。答杨均州【恢】承蒙您示下《比干祠记》，我谨以浅薄的才能来完成，以接受您的命令。只把书中“少师”作为稳妥的称谓，祠额也一并用篆书写好呈上。比干是殷人，必定不是均阳人；他的子孙散居在均地，就不得而知了。公安一带也有把“比干”二字合成一个姓的，不只是均阳有。卫地本来就有比干庙，在李太白集中可以看到。文章中错误的地方或许还有可以商量的，略作说明，幸而没有过多议论。答王邵武【遂】“邵”字有两种写法：一种从“邑”，是晋国的城邑，后来地名多从“邑”；一种从“召”，是把“节”字的上部写得高。表示年高德劭的“劭”，就是这个“邵”。另一种说法是训为勉励。如今山中偶然没有书志可以查考，不知道郡名“邵武”取的是哪一种意思？如果训为勉励，就应当从“节”；如果因城邑得名，就应当从“邑”。如今把两种字形都写好呈上，以备选择。“召”字像刀，当然不能改。现在只是把它的上部多弯曲一些，又截断下面的一横，使它们不相连接。远看就不像“刀”字了；而且如果上部弯曲却不断开，刀形也不能使用。高明认为怎么样？答朱择善【改之】先天之说，必须有人当面讲解传授，才能入门；如果只写在纸上，恐怕说不完全。择善试着访求，找来朱子发的《震易图》《易传》，以及临邛人张文饶行成的《七易》来读，自然会得到领会。也可以向卖书人陈思郎询问，或许能够得到。大致说来，伏羲的《易》排列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左边数过去的卦为顺，右边推知将来的卦为逆；而文王的《易》则排列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易》所系属的意义分明可见。或者取朱文公的《启蒙》来读，也可以看到详细说明。仁与诚的区别，先仔细看二程的说法，再取朱子关于《语》《孟》《中庸》《大学》的言论熟读玩味，时间久了就会明白。您来信又问这颗心应当怎样用功、着力把持，这样反而更显出它的危害。所谓操存，并不是用力把持的意思；一说着力，便成了助长。仔细玩味孟子所说的“三勿”，参照先儒的讲解，使书中的意味融会贯通，并且在日常亲身实践中随处体验。必须真正明白，才能笃实行之并取得功效；所知越发明白，实行也就越有力量。这些都是前辈说过的，其实不可更改。如果书只是书，人只是人；说理只是说理，践行只是践行，那就完全没有用。我年轻时只喜欢记诵问学和词章，所以没有哪本书不记。甲子、乙丑年间，我与辅汉卿、李公晦在都城偶然相遇，便邀请二位时时共同研究朱子诸书。只过了几个月，就觉得记诵见闻和词章都不足以称为学问。于是取《六经》《语》《孟》，逐字读过，胸中越发开阔明朗。此前所做的记诵词章，也并不是没有得到功力。近几年在山中无事，又取诸经和《仪礼》的注疏重新温习探寻，并把重要之处编录出来，这才知道先儒的说法从这些书中得到的也很多。只是汉魏诸儒的言语拙朴讷涩，不能充分发明义理；又因为结党同异、攻击异己，不能平心静气地判定是非罢了。遗憾相隔稍远，不能同择善朝夕共同学习，姑且把合宜共读的书告诉您。答吴寺丞【泳】孔庙始于唐高祖，这显然不是古人祭祀的本意。至于“文宣”这个谥号，也是沿袭王莽褒成之后的错误。大抵后世凡是追崇、赠谥一类的事情，都不合经典。虽然有的开始于追尊先王，但事情毕竟不相同；用意虽厚，礼制实际上却违背了。这些事情应当商议斟酌的，不止一件。《鹤山集》卷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