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山集卷四十

译《眉州载英堂记》天地的德性、阴阳的交合、鬼神的功用、五行的精秀之气，氤氲磅礴，降生出人才。人的生命何其珍贵！如果茫然地出生，默默地死去，随着寒暑运行一同消逝，像草木的花朵一样同归腐朽，那么人也就没有什么比万物更灵异之处，天地也没有什么可以依赖于人了。士人生在天地之间，一定要懂得什么最为珍贵，并为此努力。隐居以求取志向，足以承继前人的事业、启迪后来的贤哲；得到时机而推行道义，足以使天地各得其位、使万物繁茂众多；不幸遭逢艰难，就恭敬谨慎地竭力而为，依据义理尽到本分，足以彰显天理、遏制人欲。应当使自己安定自守、自我献身；虽然每个人所遭遇的不同，却不能失去作为人之所以珍贵而灵明的根本。这样的人，岂只是符节相合而已；他们生时显达荣耀，死后精神不灭，升祀于明堂，祭祀于大烝，足以把美善流传无穷。陈列牲畜、使用币帛，春秋按时祭祀，列入学官祭祀之列，由有关官署祭奠，跟随先圣先师一起受祀，也差不多可以成为国家的成法了。即使这样，仍足以使百代以后的人听到他们的遗风而振作奋发。那些剖析圭玉、担任爵位，睁眼闪视，向庸人和幼童夸耀的人，不过如此而已。自汉代以来，武阳一直是士大夫荟萃的郡，芳美的声誉和美好的功绩，在史书中从未断绝。到了我朝，扫清了阴霾和灾气，用仁厚陶铸人心，以伦理彰明天下，于是道术渐渐显明，士人知道什么才是可贵的。自谏议田公开始，以正直诚信闻名；朱公、孙公、石公，前后都因儒学显达。嘉祐、治平年间，又有三苏父子出世。从那以后，世代承继其中的英才：元祐时，有给事中吕公；建中靖国时，有太常博士孙公；靖康时，有通判杜公。建炎以来，则有忠愍唐公、忠介刘公、忠愍孙公、内翰王公、给事刘公、文安杨公、殿院杜公、文简李公、待制孙公、司业刘公；他们有的凭节义，有的凭事业，有的凭学术，有的凭文章，在当时显现功绩。按照礼法排列在后，生时荣耀，死后得到哀荣，大概都列入学官祭祀之列，由有关官署祭奠，人人都说没有愧对他们。学校原来有祠堂，后来拆分成二三处，分散破碎，祭祀也不严肃；又有声名功绩显著的人，塑像设置后很快便空缺了。我到任此郡，奉命到学校视察，回头看见这些情形，心中惊惧不安。于是与当地耆老商议，集中合建为一座祠堂；又访问各位先贤的子孙，核实画像务求形貌相像。于是让教授赵某、防御判官杨某负责劳役，建堂于东廊，横向长四寻五尺，纵向按照横向长度，减去一寻。涂泥和粉饰完工，彩绘和白描都精巧完备。于是命执事人员载录国史，从田公以下依次排列。堂中画像共有二十六人，按世次和服饰考订次序，参照他们的品秩；开工于某月某日，竣工于某月某日。我亲自率领僚属、官吏和诸生，举行释菜礼。于是说：这项工程不可以没有记述，便写道：德行不修养，学问不讲求，居处时没有超过常人之处，出仕时没有补益世道的作为，生死沉浮，似有似无，这正是士人应当发愤忘食、竭尽心力去追求的。至于声名有无、利禄得失，本来不应因此让我们至灵至贵的本性蒙受一丝尘滓。这二十六人能够列入这座堂中，难道全都是因为人间爵位的尊贵吗？还有盟府保存的文书、太史氏保存的档案，以及天下公正的舆论。诸位应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平心考察他们的事迹，再回过头来求取其中的意义。诗说：‘确实不是凭富贵，也只是因为与众不同。’众人都说对，请把这些话刻在石上，以记载此事。《汉州房公楼记》成都宇文侯镇守广汉的第二年，威势推行而恩惠广被。侯的政事更加修治，于是在郡城西湖建楼，以房公命名，用来表达追怀贤人、尊崇德行的心意。这座楼原来是金龟亭，沿着池坡，翠色的堤岸横陈如两翼，亭子坐落在虹桥左边，亭上有楼，确实占据着要害之地。然而亭基低洼潮湿，楼居狭窄，即使双脚并拢拾级而上，也像不能容纳人，年年又因简陋而不修缮，严重时竟成了佣工和保役洗涤器物的地方。我从前镇守此郡，曾想改建它，只是没有来得及。如今侯拆除旧楼而把它扩建，还作诗送给我说：‘在这里重新建造，确实是一处杰出的景观，只是品题还缺少如椽大笔。’我辞谢说不敢当。没过多久，侯来信说：‘我在这里已经两年了，平息艰难、抚恤隐忧，没有哪一件不加以谋划，幸而这些百姓因我而得到安定。我不忍心将要离去，却因为一年收成不按时、民生艰难而忘了此事。已经用少府拨出的钱，买进一万石米，又在旧粮仓北面修筑四座仓来储存，命名为郡储仓，坚固严密，以备缓急之需。又捐钱五千万有余，替百姓代缴布帛丝缕的赋税，这样大概可以离去了。至于这座楼的记，过去曾把它托付给你，难道你忘了吗？’我惊醒般说：‘唉，这怎么可以没有记呢？’ 自郡县制度以来，镇守襄阳的人很多，只有羊叔子、杜元凯流传至今。到了欧阳公撰写《岘山亭记》，也只提到叔子；羊、杜二人相当，可人们喜爱元凯，已经不如喜爱叔子了，这难道可以勉强吗？自唐长寿年间到中和年间，镇守广汉的刺史总共有八十三人，其中稍微知名、可以传给后世的，只有贾至、崔宁、薛元赏和房公，而前三人的声誉又都比不上房公。即使在垂钓游玩、安寝休息之处，以及琴、石、竹、木等旧物，地方百姓直到今天也只说‘房公’，而不提其他人。唉，这声望怎么可以估量呢？然而我曾查阅史册，关于房公的美好事迹，大多记载疏略，只有在治理郡政方面称说他留下了许多遗爱；词人和羁旅之客曾到此湖，因俯仰之间的差异而兴怀，因取舍是非的分歧而置评，也几乎数不胜数。我曾经全面考察这些事情，却还没有对此作出折衷判断。况且旧史记载陈涛斜之败在前、贺兰进明的谗毁在后，而新史却与此相反。房公自离开朝廷后，始终没有再被任用，难道是因为战败的缘故吗？还是因为贺兰进明的谗毁造成的呢？当房公谋划建制时，派三位王分领节度，这显然是认为我国中有人，想要挫败安禄山的气势。然而既然为此前的局面作了谋划，就一定要考虑后来的情形。当至德元载七月丁卯日，皇上采用房公的计策，分封三王；琦、珙还没有出阁，只有璘赴任镇守。到次年五月，璘在江淮反叛，那么分封的策略[缺字]房公也作了一首诗 《诗经》说‘你投给我桃子，我用李子报答’，我冒昧把这篇文章作为回报送给侯。把湖命名为房姓，是从文定张公开始的；把堂以房公命名，是从参知政事眉山李公开始的；把楼以房公命名，则是从宇文侯开始的。侯名某，字信臣，曾任司农卿兼权地官侍郎，如今以右文殿修撰的身份从京口调任镇守此地。

译《记鹤山书院始末》开禧二年秋八月，临邛人魏了翁请求解除郡职回乡，后来又三次推辞征聘召用，于是得以拖延岁月，享受丘园生活，前后多年。他的祖居靠着山，和古代白鹤冈的山岭相连；山顶修长的竹子沿坡生长，沿坡而上，草木纠缠。再往上，就是荆棘丛生的地方。那里有烽燧的旧址，相传李唐时西南夷数次大举入侵，这里就是眺望敌情的地方。大概因为它是一县最高的山峰，所以县里人也很少到那里去。一天，我和家人一直登到尽头，很喜爱眼前一座曲折支脉中的山峰，想登上去却不能。于是砍除荆棘，冒着被毒蛇蜥蜴侵害的危险，聚足攀登上去，发现那里的地面平坦宽广，横向二百尺，纵向达数里，再没有倾斜、陡峭、凹凸不平的地方，简直像是上天秘藏、地下隐藏的所在。曲折支脉中的山峰又在它前面高高耸立，仿佛有一位巨人、端正之士，神色相授、面目相承，便想在山上选择地基建屋藏书，与朋友共同使用。还没来得及安排心志、制定计划而完成工程，嘉定三年春，诏令郡国聘用士人；临邛参加宾贡考试的人家家相望，却没有讲学诵习的地方。适逢鹤山书院落成，于是把它交给士人使用。这年秋天参加有司考试，士人从第一名以下，选拔十人竟取中八人，书院的房舍很快便空了，人人争相把这件事传为美谈。了翁说：‘这不过是致力于记诵阅读、写作文辞，以求谋取利禄罢了。所谓学习、学习，难道只是记诵阅读和写作文辞吗？’于是又从四方结交朋友，与他们共同学习；背着书箱前来的人接连不断。便扩建书院，在前后各增建一堂，堂内的廊庑、门墙也依次完备。旁边建小室，名为立斋，永嘉叶公为它作铭。两堂之间叫作书舫，书舫左右设南窗、北窗。堂后建阁，家中原有藏书，我又得到秘书省副本，传抄录入；又寻访公私刻印的书籍，总共得到十万卷，用来补益并充实书阁。取《六经阁记》中的话题名为尊经阁，阳安刘公为它作记。阁下又建一堂，堂内题名为事心，取自邵子的言语。阁的北面开辟小园，凿池筑室，栽种花木作为游息之所。园后依凭高处俯视空旷之地，一川风物的秀美都在眼前；又在上面建亭，用来仰观日月星辰、风露的变化，俯察鸟兽草木各得其宜的情状，又仿佛能够荡涤开阔心灵，助发精神见识。我自知生在偏僻乡里，又是晚进之士，学问还没有达到可信的程度，却屡次承受烦琐的使职，轻率涉入世俗纷扰，担心会败坏自己的官绩，正上表请求领取祠官的俸禄；如果获准，就退居此处聚集朋友，在这里藏修、休息、游息，共同诵读先王遗言，随事反省察验，万一没有堕失最初的志向，也就不至于成为朋友们的羞耻。这就是虚心筑室、储藏书籍的意思。《潼川签判绿筠堂记》陵阳人李成之，字性传，任东川佥书判官，考察他的官署中的绿筠堂，写信给临邛魏了翁说：‘官署本来是廉访使治理的地方，堂的来历已经很久了。宣和末年第一次毁坏，刘君轸修复了它；乾道年间第二次坍塌，李君枋修复了它。过了四十九年，我又修复它。堂毁坏总共有三次，而旧址没有改变；绿竹经历了不知多少变迁，而原来的名称还在。从前两次修缮，都有人作记，如今不可以唯独没有记文。请您为我写下来。’我说：‘唉，奇异啊！童子寺的竹子长久保存，是因为衞公而受到重视；公安祠的竹子没有被砍，是因为莱公而受到重视。如今这绿筠不知道是谁栽种的，经历变故却不能改变。这个君子本来就有足以取得人们重视的地方。不过，不称它为竹而称为筠，也是有道理的。竹是它的本体，筠是它显现于外的部分。所以《礼记》说：‘礼存在于人身上，就像竹箭有筠，松柏有心一样。’这两者居于天下事物的根本。因而它们贯穿四季而不改枝、不换叶。解释者说：‘端就是根本。’这四种事物在天下万物中最能得到元气的根本。既然如此，承受正命，为什么只有松柏呢？竹箭也是这样。’ 所谓筠，就是它根本之端显现出来的地方。落实到人身上，难道不也是承受正命、得到元气根本的吗？如果能够在一念一息之间存养本心，不让它受到侵夺，那么生命的光彩就会纯和充盈，显现在面容、背部，施行于四肢，将会有不待言说便能使人明白的效果。有人不能得到这样的涵养，内心消损而不满足，精神因而空虚；既已消损空虚，又怎能希望他的外在形貌有光泽呢？衞武公早年，传说他贿赂士人、夺取国位；但拿共伯的年寿来考察，这恐怕不是真的。只看他亲自作的戒酒悔过诗，就知道武公大概是勇于改过、迁善的人。到了他以切磋来讲求学问，以琢磨来修养自己，就又不是从前的武公了。他的德行瑟然、僩然，盛大显赫，内外充实的气象已经彰明而不可遮蔽。等到盛德至善更加明亮显著，又使人自然产生终身不可忘怀的感受。诗人没有其他语言足以称颂他的德行，便作诗说：‘看那淇水弯曲的岸边，绿竹长得多么茂盛。’既用它来起兴，表现武公容止的美好，又以青翠之色形容他生命光彩的纯和，还以竹子密密如箦，称说他德行显现的盛大。唉，这就是所谓竹子有筠吧？并不是没有根本却能如此。等到年岁更加老迈、德行更加高邵、自信更加坚定，他的诗又说：‘仪容庄重肃穆，正是德行的边角。’ 又说：‘温和恭敬的人，正是德行的根基。’这些话都在说内心积累而显现于外，可以从外在表现知道内心，而他用力的地方又在于独处屋漏之下也不惭愧的时候，大概与《淇奥》诗彼此发明。既然如此明白，学习难道可以停止吗？成之把这件事托付给我写记，难道只是要使人知道堂的兴废、竹子的盛衰，照例说些骚人墨客关于竹子婵娟檀栾的辞藻吗？还是想与人共同在义理上切磋琢磨呢？所以我谨用《诗经》《礼记》的说法回答他。这岂只是对成之的期望，也将用来警戒自己。成之在绿筠堂下休息游息，如果心中有所领会，请试着把它回复给我。《玉台极堂柱识》东川漕运官署的东面，原来依城建有水榭，命名为玉台。城墙坍塌，台地荒废，前面有亭子遮蔽。嘉定八年冬，临邛魏某由祥刑司代理漕运事务，治所在潼川。第二年春，修坏城、整治玉台；到秋天成为正式官署，迁治所完毕，首先拆除亭子，改建为堂，面向东方，距离玉台台阶旧址三仞，加以开拓修整；因周颐氏请求改名，获得批准，于是取《太极图易通》和朱熹氏的义理，刻置在堂壁上，命名为极堂。等待考功、奉常两部门议论结果下达，随后再刻碑。又过一年秋天，玉台因大雨毁坏；那年冬天重新筑屋，仍称为台。为不废弃原来的名称，迁移道路和城墙的旧址；堂高三仞，长度减半，宽度增加三分之一，周围环绕廊庑，宽度按堂宽的三分之二设置；台的高度与堂的长度相等，又增加二尺。两次工程共花费钱六十万，计用粮六百石，兵丁劳役二千日，都用秦篆题榜，这就是记载。

译《参议胡君[缺字]祠堂记》唐安胡君台符从我所在的州寄信到武信给我说：‘从前我的祖父参议府君，自乾道末年至淳熙初年，曾任本州副职，如今已经五十多年了。然而他的风范功业已经荡然无存，越发承继祖业，我害怕辱没他的官职，于是在官署东面建祠，摹绘画像，奉祀祭享。请您为我作记。’我是了翁，和他同为州人，听长者们说，府君自脱去布衣后，三次担任教官，只有果山一职未能赴任；他在襄阳、荆门任职最久，凡是襄汉一带的事情，都亲身履历、亲眼见到，搜集编纂成书，总计不下数万字。后来在漕运司任属官，在邛州任副职，在大宁任太守，在利东帅司任议幕，大概今天所谓的四蜀，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各处。从奉命出任到回朝觐见，获皇帝赐对总共有两次；如建言选择边地守臣和漕臣、恢复黎雅士人的科举资格、登记丁口田地、兴办义仓、减免盐课等，往往都被采纳施行。大体上，他经历事务久、阅历事理多，所以能触类旁通、洞察事情，不像见闻单一浅陋的人，只局限在一隅。墓道碑又说，他自从开始做官远行，每次动辄百舍，却没有离开乡里便忧愁不安的心意；行走湖海万里，收拾衣裳径直出行，起初并不把它当作难事。唉，做男子的，不应当这样吗？前辈的履历，即便是进士高等，也有人一任试职便被派往远方，如从台州到潭州，从京城到吉州，从曹州到衡州，从梓州到升州、华州再回乡，从魏州到岳州，从濮州到鄂州，动辄超过数千里，却不认为遥远。仁宗用人，也先从偏远地区逐步擢升到京东、京西、淮南；等到政绩声望显著，又擢升任职于陕西、河东、河北三路和成都路；从三路、成都路任职以后，才召入朝廷，置于省府。因此，各郡国的虚实、风俗的美恶、人物的善恶、山川的险易，他们都能够周遍考察而详尽了解。遇到缓急需要人才，就随时选取[缺字]往 功业能够不在一息之间停顿，所以圣人在这里又感慨于‘逝者如斯’的意义。他所发明的天德刚健、圣心纯一的道理，也没有别的蕴含了。徐子说仲尼多次称说水，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所谓‘多次’，我私下以为圣人认为这个意义最大，又不止一次说过，只是弟子们仅仅记载了一次。《孔子家语》《荀卿》《戴德》等书所记孔子与子贡问答的话，也说君子见到大水一定要观察；假如这只是谈论死生、昼夜的道理，而对道体运行没有任何发挥，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观察呢？孔子以后，只有孟子能够独自推明这个道理，提出观源泉、观水的说法。到了秦汉以后，就没有传承了。吕不韦说水泉向东流，日夜不停，是天道循环运行的表现，似乎不能说毫无见解，但说得不详细。到了晋代张景阳作诗，说‘在川上感叹流水逝去，以前贤自我勉励’，大概是诗人中较接近道理的；然而他的意思本来是说，人生处在大海之内，忽然如鸟飞过眼前，那也只是熙绰一流的看法罢了。近代苏长公又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他的说法已经远远超出诸儒之上。然而他传述《鲁论》，仍然以死生昼夜作解释，却不知道所谓‘未尝往’究竟是什么意义，这不是晚学之人所能明白的。只有二程先生以后，才开始把这些说法彻底洗空。他们说：‘这表现出圣人的心纯一不已，这就是天德。’又说：‘这就是道体；天运行不止，水流动不停，万物生长没有穷尽。’唉，自从这种说法流行，天下的学士才知道死生昼夜之说只是认识形而下者的一个方面；感叹川流、取水、放水入海、观看波澜，都是孔子、孟子用来切近地启示人的方法。人只是由于在运动之中被大化暗中推移，却没有察觉；如果能够在这里观察物象而领会意义，并把它落实于自身，一念存养，一息涵养，细微积累、逐步推扩，在隐微之处不欺骗自己，使参天倚地的德性一定显现，那么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勤勉不间断，几乎将会月月不同、年年进步；引导自己达到与天地相似，并不困难。了翁不敢说自己能做到，只是粗略听闻过这个道理。倘若义甫认为正确，就请把它大字书写出来，附在这篇文章后面，告知志同道合者，共同学习。

译《眉山孙氏书楼记》孙氏居住在眉州，以姓氏著名；自唐代直到现在，孙氏人物的美盛，史书从未断绝记载。至于建楼储藏书籍，则从长孙开始。楼建于唐开成年间，到了光启元年，僖宗在武德殿亲书‘书楼’二字赐给孙氏，如今石刻拓本还存在。自伪蜀时毁于灾祸，才迁到鱼鲫；原来的居处被佛寺占用，就是现在所谓的传灯院。至于里巷，当然仍以书楼命名。长孙的五世孙降衷，曾游历河洛，在龙潜时结识艺祖皇帝。建隆初年，被召到便殿，赐给衣带和圭田，特授眉州别驾；于是买下书籍一万卷带回，但书楼还没有恢复。别驾的孙子辟，后来入都，传抄东壁、西雍的副本，又带着官府刻本购买的书籍满载而归，就在自己的住所重新建造重楼收藏。鱼鲫有楼，便由此开始。他又曾改造学塾，作为生徒讲习的地方，号称山学。于是士人背着书箱跟随而来，书楼、山学的名声也在当时传开了。当书楼第二次重建时，正是天圣初年，辟的从兄直讲君堪曾为它作记。钱内翰希白、宋景文子京都作过诗。辟性情倜傥，不耐烦穿戴官服，常穿方士服。他死后，从弟文懿公为他的墓穴作志，有‘身不以儒为业，而心以儒为本’的话，所以乡里人又以‘儒心’称呼他。近年书楼又毁于灾祸，书籍只剩下一些。儒心的六世孙名某，害怕辱没祖先世业，于是把楼改建在明亮干燥的地方，刻出唐僖宗所书的‘楼’字悬挂其上。楼比旧时扩大了，他又忧虑所藏书籍不够广博，便奔走京城，传抄、购买书籍，以补充缺失，竭尽余力复兴山学。因为我与他有二十年的旧交，他曾来拜见请求说：‘我为这件事用力，已经十分辛劳，您何不替我写下来，以昭示无穷呢？’于是把这件事的始末叙述给我。由此想到，古人藏书丰富，却很少有长久而不遭祸患的。梁、隋盛时，有的毁于火灾，有的沉没在砥柱。唐代太玄文昭藏书的盛况，有的毁于盗贼，有的因迁徙而散失。本朝初年，如江源叔所藏书籍，合并江南以及吴越的书，总共有数万卷；但子孙不能守有它们，被臧仆盗去的，以及被市人撕裂用来包裹物品的，多得数不清。我曾偶然经过安陆，也得到其中吴越省中所藏的《晋史》，由此可知还有多少书散失在他人手中。安陆张氏得到江南书籍最多，后来贫困了，富有一箧书也只够烧火煮一顿饭。王文康最初辅佐周世宗时，得到很多唐代旧书。李文正所藏书籍，也是一时之冠，但他的子孙都不能守住。宋宣献兼有毕文简、杨文庄两家的书，藏书足以抵得上秘阁，但这些藏书在元符年间荡然化为烟尘。晁文元世代积蓄的书籍，经过校勘订正，比诸家都精善。自中原还没有发生大乱时，就已经有火灾之祸；到了政和甲午年的灾难，连一尺绢帛般的书页也没有保存下来。刘壮舆家住庐山南面，所藏书籍也很丰富，如今他的子孙却没有声闻。南阳开氏的书，共有五十箧，全都归入晁氏。唉，这难道不是天地神人有意吝惜这些书吗？而孙氏的传承，竟能在三百年间屡次断绝又复兴，这不是很值得称许吗？何况自文懿以来，考中进士鼎甲的共有三人；通过宾荐取得科第、登上显官的，又不知有多少。如今某又因上书谈论天下大事，常诏免试举，直接参加南宫考试。某的儿子午之，也参加乡试，如今做官任[缺字]。虽然一个名次、一个等级不足以决定人物的轻重，但世代传承诗书而不使基业和家训坠失，这一点却有前人所不能及之处，怎么可以不作记呢？不过，我曾听长者说：书籍还没有印本时，士人得到一本书，就口中诵读、亲手抄写，唯恐失去它。它流传的艰难，大概就是这样。正因为流传艰难，所以诵读精熟，思考深切，辨析审慎，信受坚定，实行果断。自唐末五代以来，开始刻印书籍，到了近世达到极盛，闽、浙、蜀地刻印的书籍遍布天下。再加上学说日益繁多，精要分类更加广大，纲目小项排列清楚，条分缕析地教导后来的学生和晚进之士，打开书就能明白。如果稍有小聪明、微末才能，人人都能抄袭它们、取得名利。唉，这不过是从口到耳四寸之间的东西罢了！如果圣贤所以一代代相互传授、彼此契合如符节的，究竟是什么事情？学习对于人究竟有什么用处？却全然不加省察。那么即使这些学问塞满厨房、充满几案，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呢？难道不应当深感恐惧吗？我既已把这些话回复给孙君，于是又把这番道理一并写成书楼记，让人刻下，以警戒后来者，也用来警戒自己。《鹤山集》卷四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四十二，宋魏了翁撰写的记文

译《成都府朝真观记》从成都少城的西面出去，到北边沿着长墙环绕，清除深邃的屋宇并环建楼阁，幽深肃穆，翼然整齐，连接着大街小巷的，就是朝真观。观中间是玉虚清皇的居所，右边排列着经藏、仙祠、云堂、茶寮以及方丈室湛然之堂；左边排列着圣母仙师乘烟、葛女的祠堂，以及厨房、仓库等处。正对着道观西侧，是诸葛忠武侯祠和读书台。当地老人相传说：‘这里是诸葛侯的旧宅。’自天宝五年起，章公开始把这里改作道观，奉祀乘烟。所谓乘烟，是说侯的女儿在此处轻身升举成仙。道观曾在庆历年间废弃，后来在文忠烈公镇守蜀地时复兴。之后把乘烟改名为朝真，是重和元年。又建大殿，并建造一百五十间房屋，是绍兴年间女冠张延彬所为。张居兴和当今知观宋祖良，则在淳熙末年修整高低地势、延伸范围并加以崇饰。宋祖良把这件事托付给我作记。我曾考察诸葛侯的旧宅，大概在隆中；然而他自己说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四十五顷，子弟的衣食自己已经有余裕，那么成都也应当有他的家宅。唯独关于乘烟的事情，典籍记载已经散佚，我还没有什么可以答复宋祖良。有位客人对我说：‘把这些写下来有什么妨害呢？周人思念召公，便爱护他休息过的甘棠；晋人思念栾书，便爱护他的后代。如今这难道不是蜀人爱戴诸葛侯吗？他们觉得把侯的家宅作为社祠还不够，又把这种爱推广到他的后人与侯的始终。凡是画像设祠之处，都是这样；既然不能按照礼制规定祭祀，便相约在道路和田陌之间私下祭祀，沿袭隆向、充国的说法。至于说百姓在街巷祭祀，戎夷在野外祭祀侯，并不是有威势的人互相吹誉。这些反复不已的行为，究竟是为什么呢？况且不只是侯的儿子瞻曾在蜀地任职，蜀人思念侯也没有止息。每当看见朝廷有好的政令、美善的事情，即使不是瞻所为，也一定转相传告说：‘这是我家侯的儿子瞻所做的。’因此美名和声誉流溢，超过了实际。陈寿在史书中对侯父子一向有嫌隙；如今他的说法虽似乎过分抑扬，但蜀人爱侯并推及其子，也正可窥见人的秉常好德之心终究有不可灭绝的地方。乘烟的事情，或许就是这样吧？’我说：‘你只知道其中一面。聚散消长，是阴阳鬼神的常理，难道一定要说成仙吗？侯鞠躬尽瘁，竭尽力量，正义上不与贼人共同存在。他流传下来的风范和功烈，至今仍足以威服南人、使司马逃走；遗留的祠堂和旧宅，也足以使钟会等人震惧，使韩弘感动。’ 何况这颗光明灿然的心，扶持树立世间教化，难道不会绵延千载而不可消亡吗？侯的儿子瞻尚且不吝惜一死，从容地践行正义；他那种凛然之气富有生命力，也应当和侯一起流传无穷。所谓仙人，是说其常存而从未死去；而侯与瞻父子三世一心，千古以来仿佛仍可相见，这不已经是大大的成仙了吗？自侯死后，贼势更加猖獗，伯松已经死去，瞻尚也殒命。过去教人尽忠的训诫，是宁死也不改变志节。这样说来，侯留下的子孙最终寄身于方外游历，又不是为了洁身避世，而是始终不肯让自己被流俗玷污，难道像屈子所说的远游一样吗？客人说：‘您真是了解侯父子的人，请您就把这些写下来吧！假如有人能够明白天地的本性，不被神怪之说迷惑，难道不应当由这番话有所启发吗？’这就是记。《史守文（孟博）笃斋说》眉山史君守文把书斋命名为笃斋，嘱托我为它作记，并说：‘请一并替我说明这个名称的意义。’我于是记得王文公曾说：‘根本强大坚实的，是竹；行动竭尽力量而有所到达的，是马。竹的本性本来如此，马则要用鞭策才会有所到达。所以“笃”字从竹、从马。’先儒认为这种解释拘泥于偏旁，曾讥笑它。但我认为坚实、竭力的意义并没有错，只是说到‘策马’，稍微像是牵强附会罢了。《大畜》所谓‘笃实’，专指艮卦之体；而《尚书》《诗经》《礼记》《论语》中所说的‘笃庆’‘笃祜’‘笃亲’等词，虽然有厚重的意义，但我认为‘笃恭’‘笃敬’‘笃信’‘笃行’‘笃忠贞’‘笃不忘’之类，也含有深厚、真实、坚定而不浮泛的意思，兼备其中，不是一个‘厚’字能够完全表达的。《公刘》第六章以此字开篇，《中庸》第三十三章以此字收尾。大概《公刘》篇从改良田地、充实储藏、安定居室都城，直到修治调和人民万物、开拓风俗气象，凡事都纯粹以实际力量践行，达到成功，没有一步是不踏实的。《中庸》从戒慎于隐微之处说起，落实到知行，在天地鬼神面前得到验证，末章又反复吟咏其中的妙处，直到达到无声无臭才停止；这一切都是努力学习、为了自己而修养，以达到极致，没有一丝一毫不是竭尽全力的。史君确实有志于此吗？那么希望你从切实的询问和切近的思考中求取，从日常的行为中观察，不要把洒扫、进退看作可以忽略的事，不要把缓步行走、落后于长者看作容易做到的事，不要把孝悌、谨慎诚信、广泛爱人、亲近仁者看作不难懂得的事。白天贯通，夜晚习练，日积月累，像《公刘》在治理国家上所用的力量、像《中庸》在讲求学问上所用的力量一样，没有一步不踏实，没有一丝一毫不竭尽，那么用来命名书斋的意义，大概就不会成为空话了吧？《易经》说：‘刚健笃实，光辉日日更新。’内在是乾卦的刚健，外在是艮卦的笃实。刚健而又笃实，这样日日更新，谁能阻挡呢？史君，请努力吧。

译《江原县天庆观云层台记》开禧三年春，蜀地的盗贼还没有平定。江原道士吕元素对他的弟子说：‘我们这些小人，聚居在一起、共同吃饭，对县官没有什么益处。如今叛逆的气焰如此嚣张，我们又不能把刀刺入贼人的肚腹，使鲜血涂满原野；何不姑且闭门不出，等待局势平定？’于是共同校勘藏书，看到其中有建造九层台、可以替百姓禳除灾气、祈求福祥的书，就采用其中的方法封祭，命名为云台，陈列天地、日月、星辰、山岳、河流的形象，进行祷告祭祀。后来盗贼平定，便派弟子太古带信给我说：‘这里将成为替四民祈求避免涝雨、平息旱灾、消除兵祸、祈求年成顺遂的地方。您何不替我作记呢？’我反复思考这件事，起身说：‘帝王盛大的事业，在于以正确的方式交接鬼神。从颛顼到舜，都命重、黎二人使天地相通的道路断绝，使高卑大小各自保存分限，不相互侵扰亵渎；这样做是为了取法天地的法度，遵循养育万物的规律，端正人心、防止世道变乱，所作考虑实在深远。到了周代政治清明、文明昌盛，政事美善、义理无不整治推行，即使掌管文史、星历、卜筮等职务而隶属于春官的，也都由大夫、士担任。三巫一类凡是以神职为业的人，也都是精神纯正专一的百姓。这样，鬼神与人的身份不同而情理相通；不同，所以不亵渎；相通，所以不疏远。’ 事情发生以前就祷告，用六祝的言辞献祭；事情发生以后要禳除灾害，也同样遵行六祈的礼仪。不仅如此，下至乡遂，也各自制定相应的礼制。水旱失时，就在党、鄙举行禜祭，并由正师主持；疾病瘟疫流行不明，就在酂、族举行酺祭，并由师长主持。至于恍惚之间与神灵交接，就用图像来类比，标明神位，区别次序和主神，辨明名称与器物，仿佛有神灵洋洋然在上、在左右。唉，这难道只是上位者深知鬼神的情状，因而能够在幽明变化之间周密安排吗？即使巫觋之人，也应当才智能够比类义理，聪明足以洞察，不谄媚、不欺诬，而成为神灵所凭依的人。这正是帝王为百姓建立生命根本、树立内心准则的原因。自从王政不加修治，圣贤用来穷究事物、获得知识、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的学问虽然不断如带；祈禳祷祠之事，却连方社祭祀也不举行，反而谄媚祭祀不应祭祀的鬼神。即使经生学士，往往安于浅陋的见闻，以此怀疑阴阳的变化；又被利害私心所恐惧，违背典章法则，不以恭敬对待远方之神，也不一定恭敬本来应当敬奉的神。何况那些混沌纷乱的百姓，没有受到教训，眼睛轻视礼仪，耳朵沉溺淫乐，不致力于义理，便把一切交给茫昧之说，沉迷于奇诞，这都是他们的常态。我曾粗略听闻儒家先贤的教诲，常忧虑它的流传渐渐远离本旨，想找机会告诉上位者，共同阻挡并扭转这种趋势，只是力量还做不到。如今元素因此事来请教我，感慨道术遥远、百姓离散，死生劳逸、仁鄙寿夭，百姓各自任其发生；风旱霜雹、丰年灾害和战争，百姓各自祭祀，做官的人却来不及知晓。如今祝、祈、禜、酺的遗制，似乎只在这里还能见到，这不也值得称许吗？然而古人的做法，大概是忧虑百姓的忧虑；只要可以寄托他们的精神，就没有不用到极致的。它的起初非常正当，但流传下去也不能没有弊端。那么太古生在今日，能够保持它历久不失最初的本心，不被末流习气所荡动吗？我正想与他精细讲论、分条厘正，希望可以长久实行；元素却去世了。太古又来对我说：‘我的老师请您作记时，您曾经留下话语。如今太古不才，又来叙述这件事，建造周围的楼阁和深邃的洞室，用来安置天神；这也是为了百姓，并不是求取私人的福祉。请您一并把这些写入记中。’我又对他说：‘这种心意多么美好啊！这正是我前面所说的做官的人却来不及知晓的事情。’不过，我既然已经替你的老师说过这些话，你听到了吗？汉代儒者有句话说：‘明白天地的本性，就不能被神怪迷惑；’ 知道万物实情的人，不能用不相类的事物来欺骗他。我们这些人如果不是明白义理、精通道理，怎么能通晓天人之间的分际，而不受流俗影响呢？您回去后谨慎修饰自己的言行，使自己更加明白，而您老师的心志坚定、所守不移。然而人不能都像您这样；您如果认为我的话是对的，就把它刻在洞前的石头上，使后来的人能从我的话中有所启发。这也算是端正人心、防备世道变化的一点帮助，也是您师徒二人当初的志愿罢了。

译《简州见思堂记》我年轻时读书，读到《十三卦》所述的制作器物之象，看见所谓设置门柝以防暴客、制作弓箭以威慑天下，常常感叹：风气既已开化，人心却容易动摇，即使是黄帝、尧、舜，也不能不预先筹划、为此忧虑。等到考察古代制度的详细情况，没有比周代更完备的：有井田、牧田制度，有伍、两编制的军队，有沟渠、封垒的坚固防御，有郊关的限制，有巡夜击鼜的警戒，有壶漏等守夜设施。万不得已而征用百姓时，乡、遂三等地区依次征发，采地也按次序征发；仍然不能制止，就连诸侯也要继续征发；还不能制止，便有遍及全国出兵的办法。由此才知道，古人虽然把礼义廉耻作为治理百姓、巩固国家的根本，却从未不设置险阻、使用军队来辅助它。年轻以后出仕，在各郡国间见到所谓城墙，往往凸出地面不到几尺，脚一踢就能越过，俯手就能攀上，任凭商贩、牧人鞭打，任凭犬猪践踏，却还说这就是城。问所谓士卒，不过是在群吏手下服役，被寓居的官员占留；春秋大阅时暂时聚集，随即又解散。说到整饬军队，他们便躲避奔走；说到喘息流汗、肩扛背负，就雇人替代，却还说这就是军队。问那些故老，查考史籍，他们都说：这种情形由来已久。大概自从国初鉴于唐末藩镇势大难制的祸患，大乱刚刚平定，便废罢镇守军队；等到平定并州、汾州、闽越一带，又已经下令江淮各郡拆毁城墙、收缴兵器了。淳化、咸平年间，距离建隆初年不过四十年；西川发生盗乱，只有益、梓、眉、遂等地有城可守；濮州的盗贼在京畿附近起事，如入无人之境；滁阳诸郡甚至用白丁守卫城郭。江浙、荆淮、湖广诸路，富弼说到处没有军队，城垒也不修筑，有时只要几十个人拿着锄头、木棒，就能把守令全部杀掉，打开府库，还有谁能抵御他们？到了宝元、康定以后，又抽空内地来应付西部边患，武备削弱得更加厉害。五年之间，盗贼杀死巡检、县尉达六十人；翻越城墙抢掠的遍及四十州；王伦在沂州起兵，渡过淮河、长江，行走数千里竟没有一人抵御；张海等人在京、淮、湖、陕之间抢掠官吏、御民，州郡没有谁敢把他们怎么样。金州发生盗乱，仓促召集州兵，只有二十四人。承平日久，郡中有余财，百姓有余粮，却衰弱到这种地步，何况熙宁以后，朝廷笼络财利、削弱州郡，就更加没有闲暇替国家作长远打算了。政和、宣和末年，内乱外患同时发生；炎兴初年，大批逃奔，小规模投降，这正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对此感到忧惧，曾把这些话告诉君父，也向在位者反复陈说，前后总共有千言万语，最终却没有能够实行。一天，蜀地统帅在安抚、御敌方面失策，利州东路的溃兵乘机制造叛乱，肆意开掠。既杀害王室使者，又攻打、抢掠果州、阆州，于是迅速进逼简州，并在旗帜上大书：‘攻破简州，进入西川。’声势所到之处，惊惶逃奔接连不断，守边的大臣很少有不背负行李、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的。简州守臣虞侯到任那天，益昌发生变乱；又过了五天，他听说了变故。防御显谟阁直学士刘公凭玉隆观使的俸禄居家，与虞侯约定各自率领家属，拼死守城，绝不离去。虞侯因此更加激励自己，于是凭借江水设防，选拔身强力壮、明于战事的人，简阅并储备粮草，□备甲兵，戒备木筏，准备礌石，堵塞陷阱，侦察敌情，谨慎发布号令警戒。州人非常高兴，各自愿意捐钱来帮助军用。虞侯又向部使者范仲武请求，增加钱粮，调发黎州、雅州的牌丁来援助。威势声望更加振作，贼人的气势因此受挫。虞侯又想到：大军驻扎在邻近境内，如果粮饷运输不继，士卒就容易因饥饿而骚动，贼人或许会乘机袭击，这关系到全局，不能轻视。于是他不敢以道路不同为借口，而是共同供给他们资粮、门鞋，并给他们酒醴、饩饔，又进一步开导、引诱、辅助和扶持他们；凡是能够激励士气、挫败贼人谋略的事，慰问军队的使者每天都不断到来。因此，使在军中的人都能够竭尽锐气、同仇敌忾，不再有疑虑顾忌，终于成就了这件功业。这样说来，难道只有简州百姓受到他的恩惠吗？他遮蔽、保护西川，使它没有出现一只蚂蚁那么大的缺口，这都是虞侯的力量。州人思念虞侯不止，于是在郡城南面择地，与刘公、范公一同建祠，并在祠前种植棠树，取班固《循吏传》中的话题榜为‘见思城南’。这大概是因为那天贼人逃走的道路，表示不忘他的恩德。搬运车轿、挑土筑墙的劳作，百姓不取工钱，争相编歌传唱来劝勉、加快工程，实在是担心太守知道后不肯听从他们的请求。没过多久祠堂就建成了，守臣知道后，果然派人来推辞；结果所安排的劳役反而增加了一倍。后来祠堂落成，有人写信告诉我说：‘这两位君子，是您所友善的人，何不替我们记述此事呢？’我正在感叹自国初直到今日，军备空虚、城池毁坏、财物匮乏、百姓贫困，而虞侯却能在这样的时势中奋发振作。这样看来，治理百姓、巩固国家，难道果真不在于此吗？也有人还说：当今士人众多，只有功利才可以驱策、挽救这个世道，义理却不必计较；智术可以排除困难、解决纠纷，诚信却不必优先。唉！如今这些东西一项也不能依靠，国家遇到缓急，只能依靠人才。人才的根本，又在于居心恭敬、积聚义理，不失去刚健中正而又诚信的本心；这样以后，才可以设置天险，凭借它来守御。如果连这些也都丧失了，我就不知道最终会是什么结果了。我从虞侯的事情上更加确信这一点，所以写下这篇文章回复州人，同时记述其中的道理。虞侯名刚简，字仲易，做学问以义理为本。宗室曾召他赴都堂审察，前后六次授任郡守。他在蜀地统帅府任参谋时，敌势猖獗，大将有的战死，有的离去，人心恐惧，他自请出巡边境，把慰劳将士、收拢人心作为自己的责任，直到收复湫池、皂郊，才敢回来报告。后来敌人进入三泉，他又独自留守益昌，与当时的茶马使者邹孟卿连夜出城，安抚、平定军民。像这一类事情，都是因为他看清了善与利的区别，所以遇到应当做的事，勇气坚定，不可动摇。而且他所任官职，大多都有可记述之处，只是从未用这些来求取一点半点的升迁。三十年间任职州县，凭劳绩升迁，按次序晋升。他的知与不知，不以是否有职为转移；一室图书，口中诵读，心中思考，别人也不知道他竟是故相的后代。唉，这大概就是忠肃公的孙子吧。

译《简州四先生祠堂记》从前，虞侯仲易曾对我说：‘伊洛之学，并不是伊洛自己的学问，而是洙泗的学问；洙泗的学问，也不是洙泗自己的学问，而是尧、舜和三代的学问。’我认为他说得对。后来我又看到虞侯把这句话赠给朋友，并刻在这里的学校中，反复详尽地说明它。嘉定十三年，他又写信给了翁说：‘刚简刚到本郡时，为防备盗贼而薄弱地守卫邻邑，拼死不敢离开，以此守护百姓。承蒙宗社神灵保佑，幸而成功。因此想到，道失去了、百姓离散，使百姓颠沛到这种地步；做官的人如果不急切地谋划扶持他们，反而只因文书没有完成、期限将到便互相推诿，岂不是大错吗？我对此很忧惧，凡是能够教化民众、改善风俗的事情，只要力所能及，就不敢不努力。吉日到学校，召见诸生，又替他们讲说古今，阐明、推崇义理之道，希望其中有人能够振作起来。’有一天，学校里讲学的人说：‘伊洛之学，以中庸为宗旨，以诚敬为教法。’我听后惊醒地说：‘唉！自从天地形成，这个道理就已经具备了，怎么能说只是伊洛之学呢？乾卦九二说龙的德性正合于中庸，所说的话真实可信，所做的事谨慎平常；防止邪念而保存诚心；坤卦六二说以敬使内心正直。’ 既然如此，所谓中庸、诚敬，就是天地自然的法则，是古今最真实的道理；帝王借此扶持世道、建立准则，圣贤借此彰明德性、使百姓更新，没有谁不是由此而行的。唐、虞、三代依靠它而政治清明、教化美善；秦、汉以后背离它，民俗便日益浮薄。自从离圣人越来越远，士人不是沉溺于功利习气，便是追逐虚无；不是崇尚辞章，便是夸耀记诵博闻。到了伊洛诸儒，他们首先在千年以后奋起，倡导并阐明这一道理，士人往往惊怪，把它看成一家之学，却不知道尧、舜、三代相传的道统，以及孔子、颜回、曾子、孟子所从事的学问，本来从未离开过它。诸位先儒只是特意把它表彰出来，以承继过去、启发后来，并不是他们实际创立了这种学说来标榜自己，更不是把自己没有的东西教给别人。’于是士人欢喜地互相说：‘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不是伊洛之学，而是洙泗之学；也不是洙泗之学，而是天下万世的学问。’我曾因此又取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二程门人等人的遗像，在学校中设祠奉祀，以示学者。过去追随我的弟子，希望阐明四先生承继过去、启发后人的用意，于是把这件事记在乡社中。我抚摸着他的来信叹息说：‘世俗流转、世道败坏，士人正纷纷忙于追逐功利，而虞侯却独自慨然想到这些，我怎敢说不可以呢？’ 不过，也不必说这些人都属于伊洛一派。周元公在舂陵奋起，向南方倡导道学，二程确实继承了他的传授；张载兄弟又都在关中崛起，成为西方诸儒的倡导者。于是游酢、杨时、胡安国、谢良佐等老先生，以及刘元承、王信伯、鲍商霖等人在东南兴盛起来。苏子明、吕进伯兄弟在西方兴起；尹彦明、张思叔、朱公掞、马时中、侯师圣、吕原明、刘质夫诸公在东北兴起。只有巴蜀当时偏僻地处一隅，但受到气运感发，也自有人才。周元公曾任官巴川，程颢、程颐兄弟侍奉父母进入蜀地，张少公出任金堂县令。蜀地人士因此都曾有机会跟从这几位君子学习。如今说河南之学的人，把《易传》看作成书之作，却曾听说它来自成都的隐士；后来终于在涪陵北岩完成。蜀人笃信这一学说，例如范太史；其大弟子、高足如谯天授、谢持正，都有清楚可考的记载。荆州的袁道洁曾登门求学于河南，又到蜀地拜访薛翁，也说伊洛遗留下来的书籍大多在蜀地。因此，这些书流传于巴蜀，已经有很多年了。我小时候，还来得及跟随长者学习《伊川易传》和《河南遗书》。后来又看见学者多半传抄二程先生的语录，只是专门阐述他们学说的人不能完全摆脱科举的影响，所以往往把他们的话缀辑成文，却没有时间探究他们这样说的根本原因。庆元元年，受到学禁威逼，人们便按惯例把它们称作伊洛之学，用‘诚敬’来讥讽；更严重的甚至异口同声附和说：‘这是伪学。’从那以后，人们往往把这些书屏弃，不再阅览。却从未想过，四位先生教人探究天地万物的深奥，同时又不能违背父子、夫妇之间的常道；从日常饮食这些近处去验证，也不能排除鬼神阴阳这些幽微道理。总的宗旨，是让人从身边的事情思考、反省求索，精心体会、反复玩味，并用这些道理约束自己，希望不失去自己的本心罢了。这哪里是伪学呢？虞侯说：‘好。’我所说的正是您所说的，您就把它写成记吧。我正在替四位先生请求朝廷改赐谥号，请求让他们从祀于学校。皇上已经批准改谥号的奏疏，有司如今把周、程三位先生的命书和副本交给了翁；对于虞侯的请求，我哪里敢以见识浅陋来推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译《叙州蠲役记》临邛的黄侯任叙州知州第二年，写信到潼川，告诉同郡的魏了翁说：‘叙州所领的地区，近处逼近诸囤，生夷又远远控制着两江蛮部；土地狭窄，夷赋即使半年征收一次，也只有八万缗，还不及中原一个小县。百姓劳苦，多有疾病，而调度、科役却同其他郡一样。如果不幸发生边境警报，其他郡尚且供应不足，何况叙州首当其冲，残破困顿立刻就会出现。乾道年间，帅臣晁某建议，应当只征收固定常赋，其他劳役一概不承担，每年缴纳若干缗。诏书按奏章下达了，但官吏阻格不肯实行。叙州对此非常忧苦，于是把事情分条上报西南大诸侯。如今少保安公公立把这些徭役全部革除，完全按照乾道年间的诏书办理。公曾因边防费用不足，派官吏征调丁夫、搜括库金，后来又舍弃了这些办法，不再把责任全部加给百姓，人人都欢呼。州人请求说：‘从前公平定泸地戎乱后，戎人不再回来，百姓为他立祠塑像，供奉祭祀，却还没有文章记载。何不把这件事一并写下来，以昭示无穷，扩大少保的恩赐，嘉奖本州人的请求，使事情不至于湮没？一定要请您替我们记述。’我读到这些事情，心中很有感触。古代士人出仕时有所作为，退处时有所守藏，一切只是为了不失去自己的本心。如今的士人承受中正之性、秉持常道而生，与古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表现在行事上，往往失去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本心。这个本心本来从未消失，只是被利欲侵蚀，被权势夺取，又被习惯驯化罢了。黄侯充实、安抚他的州政，竟能讲求数十年来久已废弛的政令，向大诸侯申诉，并且把力役的征调一并减免、施舍给百姓。大概是他内心有深切的忧虑，不能自己停止；这种本心难道是从外面得来的吗？不过，如果没有少保安公，又有谁会听从他的请求呢？世道日益狭隘，心胸偏狭而护持成见，连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人都不能容纳，何况功勋地位已经很高、权力职责也很重，于是很少有人不吝啬自矜、把自己封闭起来。少保处在这个位置上却像本来就应当如此；有人报告就一定听取，听到意见就一定实行，这大概不只是对叙州如此。他再次受命来宣抚时，正赶上公私都凋敝困顿之后，库中钱帛只有几千，几乎一天也难以支撑。公发自忠诚奋力治理，安定四方，军队和赋税都靠空手重新建立，却从未增加一项赋税给百姓，这也实在很难。至于收纳隐户、清查羡余田地、征取侥幸获利者、出卖酒坊，这些都是不得已才做的事。假使官吏都能按照公的本心办事，即使夺取人的城邑，也可以使人没有怨恨；但如果倚仗权势来丰厚自己，岂不是丧失了公的本心吗？当初公的心意还没有取得百姓信任，百姓的道德观念又都受到迷惑，有官位的人不敢说话。公察觉后，立即收回先前的命令，一点也没有拖延。诏令传遍州县、晓谕百姓后，他仍认为没有惩治坏人，于是逮捕污吏以警戒其他奸恶，设置诉讼箱来听取众人的忧困。这样以后，上至缙绅大夫士，下至鳏寡孤独的百姓，才明白这是公的本意，纷纷说不是公的本心所愿。大家互相拱手庆贺；有见识的人又说：‘我们这些小民，接连多年遭受兵乱，顾不得安居。今年春天贼人大举进入江淮，在光州、舒州、蕲州、黄州之间，遍地成为盗区，虽然随即被消灭，但死伤遍地。自从公来巡行宣抚以来，三年之间从未有一尘之警；只要力量能够做到，哪里敢有所吝惜？何况公征收赋税没有涉及农民，即使不得已计算到防务末端，也很快就停止了。公的本心，像日月一样光明；他每次征收或更改政策，家家户户都能知道，若不是虚怀无我，谁能做到这样呢？唉！泽山相叠成为咸卦，山高泽低，位置并没有改变；高处内部空虚，低处就能向上相通。地天相交成为泰卦，天尊地卑，位置本来就确定；高处下降，低处上升而相互协调，以至水火相济、雷风相益，无不如此。难道说处在高位的人就不需要从下面取得帮助吗？古代的人承担的责任越大、越重，内心就越加畏惧；年纪越高、德行越盛，礼节就越加恭敬。周代毕公辅弼君王，历经四代，没有不专心听从他的教导的。卫武公年过九十，仍只担心听不到朋友的交相规诫。至于秦穆公，是遭遇困厄以后才懂得这些道理的人；他的话尤其深切，说：‘我发誓告诫你们，接受众人的意见，是最要紧的；接着去责备别人，这并不困难；唯独接受别人的责备，使自己像水流一样顺畅，这是最难的啊。’这不是因为身体不能做到，而是一个人专门责备别人，本来就很容易。接受别人的责备时，如果心中还有一丝不能克服的私意横在那里，即使能够变色承受，也不能完全没有抵触；不能像顺着水流一样顺畅，就仍然没有真正接受。所以说：‘这实在艰难啊！’确实说明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又说：‘接受众人的意见，是天下所有善行中没有比它更重要的。’这话确实如此。秦穆公经历变故已久，所以知道这些话的意味；少保则机敏明达，见到义理就勇于实行，听到过错便迅速停止，从不吝惜、迟疑。何况他前后镇守各地，内地安定、外患平息，并不是像秦穆公那样受了惩创以后才如此。我因此乐于讲述这件事，回复黄侯，也使今天的君子由此懂得公的本心；大家都轻视千里路远而乐于把这些话告诉他，不让毕公、卫武公独享美名。如果有周公那样的人，孟子所说的能够使天下优胜的人，大概就要出现了，难道只是治理蜀地而已吗？

译《绵州新城记》自从建炎年间高宗南渡，国家的防守重点在淮河、汉水一带，而蜀地处在长江上游。绍兴年间向西征讨时，蜀地的防守重点在利州路，绵州是益州以外的屏障。像从前有人由阴平窥伺蜀地，从龙州到绵州不到二百里；像近年由益昌保卫剑门，从剑门到绵州也不到三百里。这样看来，绵州虽是内郡，实际却等同边境。可是那里没有防御界限，倾圮的城墙、毁坏的壕沟若有若无，连三尺高的儿童和牧童都能挑破、越过。遇到缓急，所能依靠的只有右护军移屯的二千八百多人。然而边地守军尚未撤回时，这支移屯军才会存在；平日每天听到的不过是乌鸦的叫声。连乌鸦不叫时都还不可靠，何况是这样呢？嘉定十二年，眉山程侯刚到任，考察图籍档案，发现自淳化五年以来，延平石侯某曾经修筑这座城，二百三十年间却没有人接续修建。于是惊醒地说：‘治理国家竟到这个地步，能够不遇事变而出问题，只是侥幸罢了。’于是节省少府不急需的费用，命法曹刘伯焕、部将陈元弼趁农事空隙募集工役修筑。所有费用都交给通守唐祖献筹办。从嘉定十三年冬十一月庚戌，到第二年夏四月癸未，城池建成。城墙周长一千三百丈，又高二丈，女墙高五尺。没有计算役夫六万四千八百人、米一千九百五十石、钱一千二百万有余，工程成果竟然很快就这样显著。程侯还认为不够，计算砌石的费用，储备钱六千二百万，又以补足守军为由向朝廷请求，让唐君完成这项工程。他还写信告诉我说：‘我没有什么才德，依靠百姓和地方的力量修筑这座城，本来就是臣子职责中应当做的事，哪里敢劳烦您替我写文章记载？只是兴复废弛、补救坠坏的事情，大略经过已经有了，恐怕时间久了失去流传，所以冒昧请求您写一篇记。’我常常叹息本朝强干弱枝的弊病，以至于郡国空虚，城池不修；熙宁、元丰年间那些贪图利益的臣子急于追求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谋划，使郡国更加削弱。当太平日久、尚未看到大害时，人们还没有察觉；政和、宣和末年，内乱外患同时发生；炎兴初年，大批逃奔、小规模投降，枝弱的祸害就显现了。近年以来，贼人吴曦只凭尺许长的文书，就足以使许多城墙惊溃；张、莫二人聚集千人，就足以击溃群城。敌人闯入梁州、洋州，如走平地，又窥伺江淮，如同进入无人之城。唉！形势到了这一步，怎么能不变通应对呢？所以听说程侯做这件事，我深深赞许，又重重叹息；对此也不能没有感慨，谨与程侯共同议论。过去所忧虑的是没有城，现在用金属锤加固，外面覆盖石壁，巍然如峭峰断岸，令人无法攀登。所忧虑的是没有兵，绵州的风气逐渐受到关陕影响，那里的人民可以振作起来供驱使。所忧虑的是没有财，只要人人都像程侯一样约束自己、奉公办事，仓库府库的余财充裕起来，也并非十分困难。然而，谁来守卫它呢？古代用贤哲之士作为城池；如今若预先觉察祸患，便被嫌疑为幸灾乐祸；恭敬谨慎而遵循正道，又被怀疑为不通达。古代以众人的同心作为城池；如今官吏依靠法令谋利，百姓与官吏结仇，平时彼此已经不能取得信任，遇到缓急更没有人愿意共同守卫。古代以礼义廉耻作为城池；如今却说是非并不急迫，财货利益可以维系这个世道，权谋可以求取眼前功劳。唉！这三种说法一旦流行，即使有金城汤池，又能把它怎么样呢？我和程侯各自分守一方，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至于先前所忧虑的事情，大概自有承担责任的人。《易经》说：‘天险不可升。’这种险阻没有形象、没有形体，不用兵也不可侵犯，不筑城也不可逾越；仓促之间也必须一同具备、不能分离，它又是用来维系山川丘陵的根本。程侯如果认为我说得对，就试着把这些话刻在城的北面，希望观看的人能够因此触动内心。这样作为金城汤池，难道还不够多吗？侯名德降，字廷迈，曾任蓬州、蜀州二州知州，节省用度以宽减徭赋，离任后百姓都思念他。

译《安少保丙果州生祠记》古代储备天下的人才，是为了供天下使用，并不是等到事变逼迫之后才谋划。周代自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以来，《棫朴》《丰芑》《崧高》《烝民》等诗歌歌咏得到人才，这些人才都不是一代所积累的。到了汉高祖、汉文帝时还保存着这种心意，所以事情来临便有足够的人才。中世以后，有些却不是这样。辽西告急，于是飞将军李广崛起；边塞将要失守，于是营平侯赵充国被任用。五溪战败，于是伏波将军马援奋起；冉氏叛乱逼近，于是马药师出征。范阳煽动凶乱，平原太守颜真卿有所识见；田承嗣肆意作恶，晋公郭子仪出兵征讨；蔡州屡次败退，凉国公李愬显露才能；河东盗贼聚集，汾阳王郭子仪奉命出任使者，这都不是事变偶然发生后才仓促应对的。李广受困于霸陵，赵充国年老而被弃置；李、颜、裴、郭等诸人，几乎到终身都不能被发现任用。蜀地自从吴曦叛乱后，安公才凭借节制才能显名。世上并不是从来没有人才，只是不肯预先确定计策，储备人才等待任用，往往都是这样。尚且可以推托说‘来不及了解’，然而既然已经了解，又不能充分任用。直到敌人在外侵犯、贼人在内作乱，蜀地危如累卵，然后才再次任用安公镇守，这究竟是为什么？当安公还没有出任时，他的儿子凭直华文阁的身份掌握果州州符，参与制置幕府的谋议，正处在贼寇侵扰的地方。安扬名追击贼寇，越过边境却没有侵扰百姓。安公后来来到这个州，虽说是来奉养父母，实际上把讨伐贼寇作为自己的责任。恰好有诏书起用安公，于是他奉行天威，消灭、剪除逃亡的贼寇，一个也没有留下，蜀地因此再次安定。安扬名不久以机宜文字的身份前往宣抚司，安公的女婿王君某代替他。王君铲除奸邪、抑制强暴，安抚百姓，又加以温暖休养。果州人互相说：‘如果不是上天偏爱我们这些百姓，让安公以及他的儿子、女婿先后来到本州，我们这些人还有后代吗？’在安公未出仕以前，他曾游学于本州，熟悉这里的风土，与本州人士相交；每次经过本州，都留恋不舍，不忍离去。到这次奉命再次镇守，消灭贼寇回来复命，恰好仍在本州，州人更加不能忘怀。于是测量城北角，塑画安公的像，与他的儿子、女婿一同建祠奉祀。郡人防君景仁、似校官苏和甫、在镕以及南充县令牟震卯，请我写记。我常常叹息汉、唐以来，所储备的人才不能得到任用，所任用的人又不是原先储备的人才。安公的事情既使我深有感触，又使我更加叹息：上天为这个世道生出人才，本来足以供这个世道使用，只是担心执政者以个人好恶决定取舍，以事变的缓急决定迟速罢了。郭汾阳收复东都后，正商议北伐，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后来朝廷终于夺走了他的兵权，汾阳王也没有稍稍怨望。河东局势紧急，又强行起用他；他还受到奸邪小人的嫉恨。如果不是君主始终信任他、毫不怀疑，唐朝的国运就危险了。然而当时并不只是汾阳王一人出任、得到重用；他的八个儿子、七个女婿也都身居显贵，幕府中六十多人，大多成为将相大官，其中闻名于世的有五十人。他们特别值得称道的，如杜鸿渐、黄裳、李光弼、李光进等，都是凭才能、见识、器量和事业，成为唐朝再次中兴的助力。这样看来，上天既为社稷生出郭汾阳，又为他生出儿子、女婿和幕府宾客来帮助完成大业，这难道是人力所能造成的吗？欧阳文忠公评论他的将略说：‘忠信深厚，本来出于他的天性；至于处在富贵之中、保全功名，这是古人都难以做到的事；在谋划决策方面，他大概也得到了这些人的帮助。’这话说得极好！不是把富贵功名当作夸耀，而是把善于处在富贵中、保全功名看作困难；不是认为忠信深厚就已经足够，而是把谋划上的帮助看作可贵。古代建立功业而又保全德行、获得善终的人，大多遵循这条道理。如今安公父子、翁婿彼此配合而成事，其助力不亚于郭汾阳；幕府宾客又都以李、杜等贤人为榜样，互相从旁辅佐、协力完成事业，那么岂只是欧阳公所说的‘处富贵、保功名’而已呢？我谨以这些话回复本州人，以彰显这一门的美德，慰藉千里之外的思念，也说明君主应当为天下任用人才，士大夫应当为了天下而使用自己的身心。《鹤山集》卷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四十三，宋魏了翁撰写的记文

译《海州太守题名壁记》海州向东略临大海，南面以长淮为界，西北与徐、兖、沂、密相邻。嘉定十一年，才开始修建城池，重新营建宫室。徐君晞稷由山阳通守前往治理州事，任期届满后代任离去。如今守臣侯君忠信又回来任职，使政务安定并振兴事业，各项废弛的事务都兴办起来，遗民也归心于他。朝廷下诏增加他的秩禄、加授职衔，以此宠爱安抚他；守臣乐于看到百姓和睦，也以此夸示皇上的恩赐。于是从泗水边采石，记载郡城复兴以及后来守臣的姓名，将要把它放在墙上；他带着石料来向了翁求文，于是我查考图籍档案。大概自梁武帝末年起，长江以北全都归入后魏。武定七年，改置青州、冀州二州及海州。高齐文宣帝把海州治所迁到琅邪郡，又改琅邪为朐山。隋朝末年天下丧乱，臧君相私自占据这里。武德四年，臧君相以郡归顺，又改称海州。自从进入本朝以来，没有再改名。但中兴百年之间，分离、合并、离去、归来变化无常，不禁使人再次深有感慨。《易经》说：‘天险不可升，地险是山川丘陵；王公设置险阻来守护国家。’所谓地险，《易经》已经明确说是山川丘陵，那么唯独没有说明天险究竟是什么。王公所设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宇宙之间充满了截然分明的等级秩序。不筑城却不可逾越，不用兵却不可侵犯，这就是天险。从前的人把贤能的大臣当作墙垣，把得道之人当作助力，把有德之人当作险阻，把礼义廉耻当作城池，都属于这种东西。穿着盛服来抵御盗贼，端正坐姿来接受使者，长啸以退却军队，单骑去会见敌人，都是这种东西所产生的作用。如果不明白这些道理，而只把城郭、兵力、粮食当作守卫山川丘陵的凭借，那么又怎么能奇怪于国家分合、离去、归来的无常呢？我谨把这些话一并回复侯君，请他刻在石上，和后来的人共同守护。《兴元府新作张魏公、虞雍公祠堂记》先皇帝在位二十六年，下诏任命武阶丁侯焴为梁州牧。第二年，丁侯为母亲服丧；朝廷再次下诏，夺去他的丧服，不允许服丧期满后再任职，并命他返回镇守。丁侯已经大规模修筑汉中城，使百姓有所凭依；等到第二次来到这里，慨然说：‘唉！从前我有先代正臣魏忠献张公、雍忠肃虞公，难道没有经营治理过这片土地吗？’于是就在天申寺僧舍旁建屋，塑绘二公的形貌。又写信来说：‘二公树立德行、勤劳王命，功绩铭刻在旌旗、常法和鼎彝上，不是我这个边地人敢私自占有的；只是他们对本州有功，便更加不能不祭祀。请您替我写下来。’我没有什么才德，幸而曾有私下学习二公的志愿。忠献公的年代、事迹，我已经编写过了；忠肃公的事迹也有传记。他们的奏疏，我又曾整理编次并为之作序。对于这些事情，知道得大概没有谁比我更多。详细说来，忠献公起初任士曹时，竭力推辞管理库藏的职务；忠肃公不屑于担任掌管军饷的属官，只姑且接受鱼关的征辟。他们自从做小官起，进退取舍都有风范，所以本州人直到今天还在称道他们。后来他们做到枢密、宰相，先后奉命出使，声威震动关陕，竭力遮护梁州、益州，来保全我们的子孙百姓。这样看来，汉中实在不能不祭祀他们，又怎么能没有记文呢？国家自熙宁以来，逐渐酿成了敌寇之祸。当时还有一些巨卿大臣健在，所以公论没有泯灭，才开启了元祐年间的兴盛局面吗？绍圣以后，群奸小人掌权，到了崇宁、政和、宣和末年，局势四面溃裂。于是士大夫不是主张和亲，就是主张逃避。等到皇帝车驾蒙尘，才张口、跺脚后悔，却已经来不及了。然而即使丢失了三镇、太原，其他城池的人心还没有离散，仍然拼死抵抗。士大夫已经明白和亲的错误，便争相谋划逃避。此后河南、河北失守，京东、京西失守，维扬以来的祸变更加惨烈。大概都是因为建炎以后，不知道平日所讲的究竟是什么，却一定要等到这种时候才实行；只有忠献公独自倡导大义，恢复正统、夷灭二凶，在军阵中消灭大贼，内乱大体平定后，又首先亲自承担西部战事。于是人们才知道我们仍然可以建立国家，贼寇并不值得过分畏惧。大家共同竭尽力量，只以抵御敌人为目标。七年之间，吴玠、张浚、韩世忠、岳飞等人在白店、四明山、太湖、和尚原、杀金坪、大仪、藕塘等地取胜，这些都是建炎三四年以前从未有过的，而实在是忠献公首先倡导的。陕西军队丧师、淮西叛逆，世人反而把责任归咎于忠献公。他们不知道，自从金人进入中原以来，军队不战便溃，不守便弃，从未有人敢于抵抗。鼓励、率领诸将，以正义复仇，却是从忠献公开始的。尼堪死后，刘豫随即被废，金人归还了河南、陕西的土地。这是第一个转机；可是那些苟且求安的人，正用‘南方自守南方、北方自守北方’的话欺骗众人，谋求相位。后来兀术背弃盟约，顺昌、柘皋之战取胜，敌人的气势顿时衰败，这是第二个转机。然而朝廷只划定淮河、汉水作为界限来议和，从此养痈蓄祸二十多年，给金国完颜亮的侮辱打开了方便之门。完颜亮虽然凶暴，但违背天意、悖逆人心，人们知道他必然灭亡；于是自从淮河断绝以来，各镇收缩兵力以求自保，沿江百姓背负行李站立不安，朝臣接连搬家，督府派出的属官也不肯出行。当时只有忠肃公首先承担责任，在采石之战中摧毁敌军锋芒，又遏制瓜州方面的动向，促使完颜亮最终败亡。于是我们才有能力以敌国的姿态抗击金人。大概二公在事变中表现出来的，就是如此清楚。虽然如此，他们所建立的功业还不止这些；前后虽然处境不同、相继出现，但端正国家、拯救百姓的心至死不改，彼此如同符节相合。如今能够看到的，忠献公奏疏六百多篇，忠肃公奏疏二百多篇，大致都以端正人心、宽缓民力、整治军备、招致人才为要务。他们忠诚奋发，百般挫折也不屈服。至于所谓不应当丢弃土地、归还俘虏，他们又都上表抗争朝廷的意见，以孤独的忠心击破群奸。这样看来，谁没有仁义之心呢？只是利欲陷害它，使人丧失了它；二公则顺循自己的本心罢了。成败、利钝，他们无暇顾及。那些不任用我们的人，和我们同样具有这种本心，却借祸福来谋求私利，乘机出售私情，便是孟子所说的没有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心，已经不能算作人了。二公的经略事业起始于汉中，而功业显著也有许多在汉中完成，所以谨把这些话回复丁侯，将刻在丽牲石上。这难道只是为了慰藉桐乡、岘首的追思，也可以成为熄灭邪说、端正人心的一点帮助。

译《天台张氏双璧楼记》天台张氏二位府君，端甫字相之，端友字直之，在家中以孝顺友爱著称，在州里以疏财救急、崇尚义气闻名。天官叶公当时为他们墓志作记，起居郑公又作序并为之铭。公卿大夫士作诗文哀悼他们，宗族乡党共同叙述他们的事迹来吊唁。二人的遗孤梦锡辑成一部大编，又请求我作文。我看梦锡检束自己的行为，醇厚坚定，似乎有志于修养自身的学问；那么记文中所说的‘像手执玉器一样，像捧着满器水一样，像不能胜任一样，像将要失去它一样’，足以使国人愿意称道他们。这样使父亲显扬，难道还不够多吗？为什么又一定要以名士的铭文、诔文为荣耀呢？梦锡说：‘我听说，一家讲仁，一国就会兴仁；一家谦让，一国就会兴让。这篇文章也许可以劝勉仁让，不只是为了使我的父亲荣耀。’于是我作诗赠给他：‘静心考察万物之理以验证良知，父母恩深而我的报答实在微薄。万物纷纷，在夜里观察它们止息；万种生命繁衍，都承受着春日的光辉。杂然共处于宇宙之间，本来同出一气；何况亲情扎根于心，贯通于同一生机。义理之道平坦明显，却少有人能够穷究；愿这一家兄弟最终都能完整归于正道。’梦锡流下几行眼泪说：‘一定是您了解我们父子；我将要在暗庐旁建一座楼，题名为双璧，请您再替我阐发它的意义。’ 我正在编次他们的事迹，有人把这些话告诉我说：‘先王制定礼制，对于亲疏远近规定了减等、降等的节度，使过分的人可以俯身就近礼法，不足的人可以努力赶上。父母之丧服丧三年，忌日不作乐；父母的丧服有齐衰、斩衰，兄弟服丧期年。言语都有一定的称谓；有人因哀毁过度而死，君子便说他没有后代。如今弟弟因为追念先人而死，哥哥又因为丧失弟弟而死。两个白发老人本是同胞兄弟，却在几个月内都丧失生命，难道没有超过礼制吗？’我说：‘不是这样。礼制已经败坏，风俗已经浅薄，父母去世尚且不能忧苦三年，何况忌日呢？亲人去世尚且不能哀毁到极致，何况兄弟呢？’我认为，他们厚重人伦、笃守天性，想要扶持世道、激励风俗，大概是因为二位士人的行为有所激发，难道是他们做得过分吗？不过，我前面所说的像手执玉器、捧着满器、不能胜任、将要失去它一样，这些话梦锡不可不认真思考。梦锡说：‘是。’于是我把这些写下来作为记。《潭州惠民仓记》嘉定末年，潭州知州真德秀说：“我所管辖的州，人口繁盛，土地出产不足以供给，通常要依靠商船运来的粮食。商船到得不及时，上下都困窘不堪。虽然有常平仓、义仓的储粮，但法令规定不是灾年不得发放。可是我守护这片土地，难道能眼看百姓饥肠辘辘、无粮果腹，而不施行教化吗？”我私下考察到，淳化年间，张咏任成都知府，以市场粮价折算田税，使百姓每年向官府缴纳米粮。第二年春天，又借城中百姓之力，按原价出售。此后，王晓、韩亿父子、文彦博、胡宗愈等贤臣，又共同修订并奉行这项制度，一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我曾查看各旧府的账册，秋税米连同正耗共五万余石，每石折钱四千二百文，用来供给郡中开支。我请求仿照成都旧例，从嘉定十六年开始，让百姓缴米，储藏在另外的仓库，题名为‘惠民仓’。免除斗斛折耗的盈余，取消转运费用，再按照缴纳钱粮轻重折算，大体与官府收取的数额相等。这样既不损害官府利益，又在出售粮食时从二月到七月，正值新粮未熟、陈粮将尽，百姓苦于粮价昂贵之际，按人口发给凭券，并根据当时市价增减价格，那么对一城百姓来说，利益就非常广泛了。何况还让百姓十家相保相受；如果有人触犯刑罚，就停止毁掉凭券、停止买粮，连保人、受保人也一同承担责任。” 这难道不仅是为了给百姓粮食吗？还将使他们彼此察知祸福、辨别邪正，并把教化寄托其中。事情办妥后，他又上疏把这件事报告尚书，并按时托付我写记，说：‘这是职分上本来就应当做的事，没有必要记载。不过我担心后来的人不了解我的用意，也没有人继承我。’我慨然说道：‘您不必担忧。仁义之心，难道只有贤者才有，而别人都没有吗？《易经》临卦中，上面是泽，下面是地，卦象说：“君子由此领悟，教化之思没有穷尽，容纳和保护百姓没有疆界。”地在泽上，彼此接近而互相滋润，这是君子亲临百姓的象征。君子与百姓同类，却超出众人而领导他们。假如这种心始终存在，那么百姓有过错，您就责备他们；百姓有疾病，您就为之痛心。您想要教训、容纳并保护他们，勤勉不倦，广博无边，自然有一种不能停止的力量。我将看见这项法令施行后，人人都有的仁爱谦逊之心得到推行，没有阻挠；制度有所变通，却不会任意更改。我还将看见仁爱谦让兴起，争讼平息，这一切都从此法开始。百姓唯恐法令不能长久，又有谁会改变它呢？也许有人只会说：“郡中小府依靠钱财供给，已经很久了，不知道用粮食换钱，原本并不会使供给缺乏。缴纳钱财从冬天开始，到春夏粮食供应的时期结束，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即使有时粮食尚未售完，任期便已结束，粮食也仍然可以当作钱财使用。古人议论事情，只问合不合乎义，从不计较利害得失。如今姑且从利害来计算，也可以看出它确实有利。我是蜀人，曾在成都任职，对忠定公的制度，亲身实行并亲眼见过。经历二百年而没有人加以改变，是因为考察其义理而彼此契合，即使相隔千年，心意也相同。您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公名某，字希元，是建安人。凭借正统学问和正直操守，在朝廷内外任职将近二十年。他治理潭州时，尊崇社学、修治学校，恢复酒税，兴办社仓，营造义冢，实行和籴米，建立赈惠局，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没有不做的。我谨将这些一并记下，作为来取粮食之人的依据。

译道州宁远县新建濂溪周元公祠堂记 嘉定九年，我奉命出使东川，为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请求改换谥号。诏书下达，依照奏章办理，到十五年，我被召回，途经九江，拜访周先生故居，并把奉元公之命所写的文章告知他。两年后，道州宁远县令黄大明来信说：‘我听说古代乡里的先生去世后，要在社中祭祀。宁远虽然只是个小县，但先生遗留下来的风气并未衰落，不能没有祠堂。您学习先生的道，并尊崇他的名声，如今已经杀牲置石，准备记录乡人奉祀追思的心意，请您为它作记。’我曾听说，做人立身的要道有三种：父亲、君主、老师。没有父亲就不能出生，没有君主便无法生存，没有老师也仍然等于没有获得生命。唐虞三代盛世，百姓生活在风气尚未败坏的时候，又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作为他们的君主和老师。如今当时的法度纲纪还可以大略看见，大体上以井田、牧地相合，以比邻、闾里相联，用庠序施教，由师长引导，用谏诤补救，以德行和技艺考核，没有一块土地、一个百姓不彼此联系。每年正月初一，党、里举行社祭和禜祭的防备，没有一件事、一个时候不互相警策。正因为这样，教化得以推行，风俗得以形成，君师的职责也就充分发挥了。等到厉王、宣王、幽王、平王已经不能成就周代旧业，人的仁厚鄙陋、长寿短命，便由百姓自己造成了。做君主、老师的人尚且来不及知道这些，何况从此以后呢？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在那个时候，百姓离散已经有二三百年，即使拥有孔子、孟子的学说而没有相应地位，也不能把他们联系和维持起来。然而孔子、孟子仍不忍心看待与自己同体的百姓，使他们像困苦无依的人一样茫然无所归宿，于是召集自己的门徒同类教导他们，近则使本国的人民和弟子受到善化，远则把教诲流传给天下后世。百姓既然已经离散很久，固然不能立刻返回正道；但做士人的还有所归属，那么斯文不被雕琢以等待后来的圣人，仍然是有希望的。可是上天还不想使天下太平，即使孔门弟子传了两代、三代也已经失传，何况秦汉以后，学术残缺，文章散佚，老师各有不同主张，学说更加分裂。董仲舒曾请求，凡是不属于六艺之科、不遵从孔子之术的人，都断绝其道，希望纲纪能够统一，使百姓知道该听从谁。但当时的君主没有能力实行他的主张。后来，有才智的士人各自挟持自己沉溺的学说在世上推行，不致力于记诵博览的便沉沦于空虚，不追逐权势利益的便炫耀辞藻。到了这一步而仍不改变，百姓离散，士人也离散了。如果没有先生阐发太极本然的实体，说明阴阳五行所乘的机理，把日常行为中最接近、最切实的道理示给世人，那么异端小道将会无穷无尽地欺骗百姓、迷惑世人；这也不是二程先生所能做到的。张载将这些道理推而广之，使之得到扶持和延续，从而开启中兴时期诸儒的学术；如果没有他，那么先生失传的学问又将孤零零地独立存在，先生的学说是多么盛大啊！然而到了近世，朱文公、张宣公、吕成公等儒者去世后，士人各自把自己使人沉溺的东西拿来教人，士人离散得更加厉害，这不过是记诵问学的末流。如今又不是圣贤之书，而成了虞初稗官一类的杂说；空虚无为之道所造成的祸害，如今又不是佛、老学说的本来面目，而成了梵呗和土木营造；权势利益侵蚀名义，如今又不是管仲、晏婴遗留下来的学问，而成了锥刀毫末般的逐利；辞章技艺的浅小，如今又不是《离骚》《文选》那样的文章，而成了淫靡浅俗的歌辞。这正是忧虑世道的人之所以哀悼道术被湮没，并慨然感念儒学先贤的教诲，要仿照他们建立祠堂、立尸位祭祝的原因。然而百姓已经离散，还有士人可以使他们有所归属；士人已经离散，难道终究不能重新归属吗？还有书籍可以使他们归属。天命流行，纵贯千古如同一日。先生在一千五百年之后仍看见孔、孟的心，先生的书灿烂如日月星辰，家家收藏，人人诵读，难道没有人能够看见先生的心而奋发兴起吗？先生当初见到二程先生，让他们寻求孔子、颜回所感到的快乐，每天都把它写在书中说：‘立志要像伊尹立志，学习要像颜子学习。’ 唉！真正得到孔子、颜回之所以快乐的道理，就一定不会把致力于记诵博览、工于辞章、羡慕虚无寂静当作本领；真正得到伊尹之所以立志的道理，那么锥刀毫末般的得失就不足以使他忧愁或欢喜。我们这些士人，为什么不共同努力阐明这个道理，希望士人有所归属，百姓也不至于失望呢？

译泉州紫防山金粟观记 泉州道士黄去华遇到临邛魏了翁，对他说：‘同安郡紫防山，在郡治以南十里。山的北面有洞壑，正对着清源西势的左右，名为金粟洞天，这个名称见于道教书籍。它列在五千座名山之中，共有十二座山峰。稍向东是凌霄塔，右边有石鼓、丹炉、仙趾、试剑、棋局、仙掌等峰，还有补陀岩。再向右有一个洞，可以容纳几个人，旧传真人曾在这里接受洛中羽士的书信，并把粟米送给送信人带回去查看，结果都变成精金，这就是那个地方。考察《唐仙传》，长乐人郑文叔和回翁都曾在这里拜钟离为师，郡里为郑君建立祠堂，号为玄德真人。山中旧有无尘殿，年代久远却常常如新。去华把囊中的财物拿出三百万钱，又有一位寄居此地的巨室出力相助，在绝顶修建道观，堂殿、馆舍、祠堂，飞檐、厨房、浴室，都修饰得光彩华美、排列分明。中间建有三教堂，收藏道教、佛教以及儒家各种书籍。又建寝殿和重重内门，宾客有馆舍，学徒有住所。它的北面有防憩、归云两亭，山麓有清水五塔。山腰有飞泉，建潄玉亭面对它。嘉定四年，茂陵赐‘金粟之洞’四字，椒殿赐缗钱一百万，储宫为凝云堂题匾。’ 当时的名公巨卿又请求赐给它名号，并荣耀地供给田产。工程大约始于嘉定五年春天，完工于十四年秋天。去华在这件事上用力，既勤勉又长久，只是还没有人替它作记，于是他带着干粮来请求我。我考察这件事，却有不能理解的地方：设置三教堂，关于精粗、本末，各人的说法不同，如今却把三教混合为一体，是要把它们并列看成相同吗？他说：‘事物到达极点而滋生，是生命的开始；每天返回而游散，是生命的终结。这是聚散的常理。如今说有所谓仙人，常常往来于此，追寻其踪迹却看不见，那么难道气有聚集而不消散的吗？阳气下降、阴气上升，由无变为有；来而伸展、往而屈曲，由有进入无。这是新旧更替的常理。如今又一定要说有所谓无尘殿，经过多年仍洁净无污，那么难道事物只有新而没有旧吗？上天生养众民，有物就有法则；既然有眼耳鼻口这些形体，就有视、听、饮食、呼吸的规律，这些是可以相信、不可欺骗人的。如今说把粟米送给人，片刻之间就变成黄金，那么耳目所接触的尚且不能相信，何况耳目没有接触到的事呢？既然从言语上得不到答案，怎么能不从内心寻求呢？如今我对这种说法还没有所得，却不再反求内心所安，而勉强替你写下这篇文章，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不可以的。’ 道士说：‘颜鲁公是世上真正的大丈夫。麻姑掷米成丹的事，不也是把粟米送人而变成金丹吗？颜鲁公记载下来而不怀疑，你怎么知道六合之外没有这种事呢？’我说：‘你认为鲁公在这件事上有所取法吗？王方平把它看作狡猾的变化，而鲁公却把它写下来，他果真有所取法吗？我们的圣人谈论常道，从不说怪异之事；谈道德而不谈武力，谈治理而不谈祸乱，谈人事而不谈神怪，是害怕流传到末世后造成祸害。你们教派的开端，绵绵不断，似有若无，所谓专一元气、达到柔和，这不过是安静涵养、虚心应物，以修养自身的人所做的事，危害还不算严重。然而动与静的道理从未分离，寂静与感应的机理，间隔不能容纳一发。如今厌恶纷扰、害怕祸患，想要深深收敛、节制自身来保全生命，那么从一开始，就已经把道与器分成两件事了；发展到末流的弊病，学习它却不能达到的人，必将污浊这个世界，妄想六合之外，以寻求他们所谓的道，于是神仙荒诞之说乘虚而入，无所不在，离道也就更加遥远了。’道士说：‘对。您也有可以告诫我的话吗？’我说：‘我所说的道，与老师您所谓的道，终究不能完全相合。但追溯它最初的根本，本来还不是很远。’ 你回去告诉你的门徒，要从自己的内心寻求，认识所谓‘若存’究竟是什么，‘致柔’究竟是做什么，并且能够在一瞬一息之间存养、体察，那么不但可以不背叛你的教法，使本体得以保存、作用得以彰明，我对你归向儒学仍然抱有希望。’道士说：‘是，是。’于是我把这些话写成记。

译潼川转运司重建东衙记 遂宁是东川的要地，转运使在这里设治。过去使、副、判官、参议等官并列设置，不固定居住在这里，往往几十年后才依照省制办理；有判官时便缺少使、副，所以来这里的人只有我东衙。每年修缮，每月清理，费用可以长久保存。嘉定十二年夏，兴元军卒张福、莫简叛乱，焚毁利州，掠夺阆州，攻陷果州、践踏遂州，于是东衙仅存的一两处，也都只是燕游等不急之用。使者移居西衙，西衙因长期空置而没有修葺。番阳汪侯来主持转运使事务，经过旧衙门，徘徊犹豫，回头对属吏说：‘这是众人观瞻和听闻所关涉的地方，长期不能恢复，不觉得羞愧吗？’于是规划工程期限，有司共计需要缗钱六万、米一千石、工匠四万六千九百人次。汪侯说：‘减少无益的费用，借助岁月逐渐办理，难道不能成就工程吗？’府中人拿出实际财物，木匠提出规制，各级官员听到风声后都竭力捐献。工程始于嘉定十四年秋八月，完成于十六年四月，寝室、正堂、内室，廊庑、台阶、门廊，仓库、厨房、浴室，依次全部备具。至于宾客、属官有馆舍，文书有书架，府吏有住房，按照旧日规制安置，几乎还超过了旧制。工程完成后，他嘱托我记载事情的始末，我感慨地有所感触。宋朝自削弱方镇以来，把各道的赋税、运输、管防事务交给转运司，把房廊地利、坊场河渡两税的定额交给郡守；掌握重大权力而制定较轻的制度，使危局转为安定，这是权宜时务的高妙谋略。然而权力虽然分开，财力仍然充裕。自熙宁年间分设使职、主持财利事务后，郡守的权力才开始削弱；如果遇到城郭、铠甲、兵器等费用，必定要向转运司请示，往往因拖延吝惜而不给钱，于是违背时令，耽误政事。宣和末年，交相受到这种弊害。到中兴以后，又以外司掌管农税和军饷，而所谓转运司只成为催征赋税、合并事务的机构。设官的最初用意，越传越失真，所以守边疆的官吏无处申诉，城墙损坏而不修，军队缺额而不整治，只是向人显示软弱、教人作奸。唉，弊端流传到这种地步，难道能不加以变通吗？不过这本来是上位者应当知道的事，不是居此官位者的责任。此官的责任，难道只是处理文书、按期防备而已吗？当然不只是这样。学校用来明白伦理，科举用来振兴德行，举荐、黜退用来区分善恶，听讼断狱用来使隐幽冤屈得到昭雪，所有这些都关系到典礼、命令和征讨。作为君主和老师的人，设置州牧、监司而分治各地，这正是共同承受天命、维系国家的办法。如今分道设置使职，仍然是监司制度仅存的形式。何况我朝祖宗施恩安抚远方，四蜀的漕运寄托在今天尤其重要，四时铨选得以通掌四类选任；遇到官职空缺，便听任他们举荐、征辟，允许借此调任，并许可他们暂代职务。这样说来，不正是所谓厚重的期望、崇高的指示吗？应当怎样称职呢？不平心静气，不能洞察事理；不虚心自处，不能穷尽下情；不刚毅有操守，不能堵塞侥幸之门；不清正淳厚、践行正道，不能砥砺廉耻方正；不孜孜不倦、早晚勤勉，把百姓疾苦视同自身，就又不足以成就这项事业。《诗经》说：‘职思其居’，是说要在应当负责的事务上尽心竭力；又说：‘职思其外’，就是思虑广阔而志向宏大。结尾说：‘职思其忧’，大概是说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忧患。我过去担任这一官职时，曾用这些话来勉励自己，却没有能够真正做到。汪侯字乾道，是枢密使庄敏公家族中的官员，学问深远而已有端绪；这件事，他本来已经熟悉并且认真实践了。我怎敢不把听闻的道理诵说出来，回复给汪侯呢？现在将把它刻在石上，与志同道合的人共同保存。《鹤山集》卷四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译《鹤山集》卷四十四，宋魏了翁撰写的记 叙州诸葛武侯忠灵庙碑【六年七月】古代从天子到大夫、士，都有宗庙。宗庙中子孙按昭穆次序排列。祭祀若不是正主，就不把祭品放在正位，不接受祝福，不举行合祭，也不回敬酒；若不是同姓、同宗、同族，就不得参加祭祀。举行大烝祭时的瞽宗，虽然有异姓的祭祀，却不设置同气之人的尸位，这与宗庙祭祀不同。自从鲧在晋国被祭祀，相在卫国被祭祀，周公在郑国被祭祀，董安于在赵国被祭祀，这些都大大违背先王旧制。鲁国的展禽甚至说，先王制定祭祀有一定法则：施恩于百姓、以劳绩安定国家、抵御灾害、捍卫祸患，才是祭祀的名目。然而五经六籍的记载最终没有留下明确文字。汉高祖从沛县起兵，黄帝便有祠。到了汉代中期，已故诸侯有祠。再后来，先祖墓地有祠。到永平以后，墓祭尤其盛行，诸葛公去世后达到极点，百姓思念不止，在街巷、郊野私自祭祀。朝廷议论认为应以礼制等级加以禁止。这样看来，士大夫到这时还知道礼制等级不可逾越。习隆尚任职时，顺应人情不可遏止的情况，请求就在诸葛公墓地附近的沔阳建立祠庙，断绝私人祭祀；亲属和旧日属吏于是得以参加祭祀。即便如此，这仍然是靠近墓地建庙，不逢节日不祭祀，不是亲属和故吏也不得参加。后来各郡国所到之处，都为别人的亲属建庙，却不知道始于哪一年。不是以鬼神为祭、超越礼制的祠庙，几乎到处都有。姑且只从礼制变通的方面说，在一个国家有功劳、有德行，因而为他建立祠庙，仍然是顺应人心而不能禁止的。叙州旧有诸葛武兴王庙，到兴国皇祐年间曾一再重修，仍保留着孟蜀武兴的名称。元丰三年，赐泸州庙额为‘忠灵’，而叙州仍未改名。绍定五年，遂宁冯侯邦佐任知州；距皇祐年间历经玄黓执徐之岁，三座庙都已经长久荒芜，冯侯拆除旧庙并将它扩大重建，嘱托我作记。适逢我奉命任泸州知州，途经叙州，冯侯在新庙落成、工程完成时邀请我，举酒说道：‘请您不要忘记为祠庙作记。’我辞谢说还来不及。到了所任官署，冯侯又写信来说：‘您往来蜀江，不止一次了。建兴二年渡过泸水以后，从越嶲进入，那是泸水的源头；四郡全部平定，回到汉阳，遇到投降的人李鸿，汉阳就是今天的长宁，那是泸水的下游。有人还说那不是今天的江阳，却不知道泸水有三重大的渡口。孙水、泸水，虽然源头分开，归宿却是一个。’我按照他的话，又探究源头、追寻下游，因此再次有所感慨。何况诸葛公用心于蜀地的事，只是渡泸这样的小事，山川流峙千古不变，而一件事的传注却混乱讹误，始终没有确定的说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何况诸葛公为蜀地用心，谁能完全知道呢？裴松之引用《汉地理书》，说泸水发源于牂柯郡句町县。古今名称不同，已经没有办法考证。乐史径直说卢峰地带瘴气严重，只有五月可以渡过。卢峰就是今天的堡山，这大概是因为以郡名为泸，便把卢峰指作泸水，却永远不知道此山在不韦县北面，与堡山有什么关系呢？诸葛公虽然曾到过江阳，却难道不是所谓的渡泸吗？有人说在边境以外沙野城的境内，有人说在姚州河锁驿旁边，更加没有根据。只有《华阳国志》和《云南录》稍微像是可信，但两书也彼此抵牾。唉！周公瑾的赤壁并不在黄州，庾元规的南楼也不在鄂州。何况周公瑾、庾元规都不是诸葛公可以相比的，却还要牵强附会，哪里符合事实呢？此地确实是诸葛公所经过的地方，人们反而对它有无、真假的看法不一致。我私下曾考察史书地志，参照《水经》，又用建兴年间南征的路线加以验证，大体上就是这条水。它发源于西南边境以外吐蕃之地，曲罗向东流三百里，又向东汇入成为三重泸水，再向东成为西泸水。泸水县又向东北与孙水、嶲水交汇，再向北与大渡水交汇；其支流分为朱提水、若水、芉官水、绳水、淹水，都在越嶲郡马湖县汇合，由东北流到僰道县注入长江。它的地域西边距黎雅，东边连接五溪，北边抵达泸州、叙州。对它的通称都叫作泸水。昭烈帝讨伐吴国时，大概担心五溪各部蛮人依附吴国来扰乱我方，于是急忙派马良去招抚他们。到了秭归战败，蛮人果然反叛，益州、牂柯、永昌、建宁四郡凭借险要地势、积蓄祸乱，渠帅雍闿甚至杀死正昂，捆绑刺史张裔交给吴人，又唆使孟获煽动各蛮部，越嶲、牂柯都成为叛乱的援助者。在这种时候，如果雍闿不被诛杀，四郡就不能平定；四郡不能平定，内部祸乱就不能平息，巴蜀不得安定，也就不能谋取中原。因此南征之师势在必行，只是因为昭烈帝去世，需要等待三年，随后才派李恢从建宁出兵，马忠从牂柯出兵，自己亲自从越嶲出兵。按照诸葛公所走的道路，大体上渡过大渡水，扰乱孙水，攻破越嶲，斩杀雍闿，截断通往马湖的道路，擒获孟获，荡平四郡，遍历三泸，最终向南到达淯池，深入不毛之地，刻石铭誓，俘获蛮虏，取道滇水、汉阳返回。按照我所知道的，再结合冯侯的考证，诸葛公渡泸的事情，声迹昭然，完全可以寻考；叙州这座庙所祭祀的正是诸葛公，他的精神也仿佛浩荡地存在。我这个见识浅陋的人，怎敢以浅薄的学识推辞，便不辞劳苦为此作答。于是写下事情的始末，并系上铭文：人都只有一颗心，安置在天地之间；有的成为大人，有的成为小人儒。大人究竟是什么样呢？我居处在宽广的居所，立足于正当的位置，行走在大道上；不走诡诈之路而获得利益，有所遵循却不迂曲。所谓小人的功业，不能掩盖羞耻；讨伐罪人却仿佛仁爱，尊崇君王却仿佛义，背叛盟约却仿佛诚信，使用险诈却仿佛智慧。考察他的本心，不过是假借名义成就事情；即使以正道行事，也仍然只能说是器量狭小。比这更小的，是被私欲驱使而求得成功，忙乱张扬，只能吓唬庸俗幼稚之人。追究根本，不过是穿墙盗窃一类；自从秦朝毁灭学术以来，已经不再选择善与利，只有两位董公独自懂得这个道理，开启了叔世、末世之人践行义理、守持节操的道路。到了诸葛公，这颗心如同天日般明亮：开诚布公，广纳益处，主动承担过失，公布失误。这样的心胸，等同于皋陶、伊尹、周公旦、召公奭；汉主没有先看见他，他却暗中如人中之龙。既然汉主看见了他，天下便没有第二个雄才；他扶助汉室、建立华夏，铲除奸邪、剪除戎寇，以此确立人的正道，使帝王居有天下。他在梁、益二州的风采功绩更加崇高，如今只剩下八阵图的遗迹。过去风后辅佐有熊氏，创作握奇阵，八阵图以此为宗旨；八八相乘，阵中可以容阵，收合开张如乾坤，翼卫长阵，首阵奋发。考察先天方圆二图、后天卦气，没有不相符合的。有人把他比作管仲、乐毅，有人把他的著述比作申不害、韩非；但考察诸葛公所做的事，史册都可以刊载。有的人说诸葛公呕心沥血、辛苦酸楚，又说卧龙为什么不终身隐居。义理不能胜过一时成败，人们就只以成败评论他。人生在天地之间不超过百年，但这颗心光明昭著，不会随着事迹一同消失。我尽到了我的职责，君主尽君主的职责，臣子尽臣子的职责；功业成与不成，又能把天意怎么样呢？

译元符忠谏堂记 我过去为丹棱杨庆崇作墓志，他的儿子杨迈带着事状来让我阅览。他们家族中有一位祖父，名叫怐，考中元丰五年进士，最终官至承议郎。我写信回复说：‘崇宁年间登记元祐奸党，元符年间确定上书人邪等，和您祖父同姓名的那个人，难道不是他吗？’此前我还没有辨识出来。杨迈说：‘郡志中有记载，请您替我发明它。’不久，杨迈又请求我为元符阁作记。又不久，李柱史季尤也替承议郎的五世孙仲炎写元符忠谏之家。我从靖州回来，仲炎请求说：‘先人的破旧住宅，就是忠谏堂的旧址。《诗经》说：“对于桑树和梓树，也一定要恭敬。”我将以“忠谏”命名我的阁。’我于是为他作记。我慨然感到世道的变化、人情的反常，竟到了这种地步。并且说：‘奸邪，是极其恶劣的名号，是王法必定诛罚的对象。人们对于先祖，铸铭器物，制作彝器，刻写墓志，只称赞美德而不称说恶行。如今崇宁年间掌权的大臣，把他的祖先列入邪类，把他们的事迹附入奸党，而子孙反以此为荣耀，名与实不是已经完全相反了吗？我私下考察五经六籍的传述，从君为君、臣为臣、父为父、子为子、兄为兄、弟为弟、夫为夫、妇为妇，以至仁义礼智的本性、阴阳柔刚的区别、尊卑贵贱的等级、是非邪正的分别，名必定可以说明实际，言语必定可以实行，从来没有名不副实的名号。’ 所以圣贤所说的名，总是与实际相对应。到了周朝衰落，才开始出现名与实相违的情况：名义上是君主，实际上不像君主；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不像臣子；以至于不配做父亲、不配做儿子、不配做兄长、不配做弟弟、不配做丈夫、不配做妻子，这种情况无时没有。名义既然浮在实际之上，于是才有了名实之说。等到更加严重，肆意发表言论的人便诋毁孔子而非难孟子，嫉恨世道的人便混淆伯夷、叔齐和盗跖，到了楚人那里，白色可以说成黑色，上面可以说成下面；到了秦人那里，鹿可以说成马，黑色可以说成黄色；到了汉代，鹖雀可以说成凤凰；到了隋代，野鸟可以说成鸾鸟。然而，把正直的人污蔑为奸邪，发布在诏令中，刻在金石上，写进史册里，毫不忌惮、毫不怀疑，像京、卞那样做的情况，我还没有见过。东汉虽然曾因党锢而禁锢士大夫，李唐时期牛党、李党彼此倾轧，直到极其混乱才停止，但也从来没有给人加上毫无根据的极恶名号。自从京、卞开了这个头，颠倒黑白，实际上是阴暗压制光明、卑贱凌驾尊贵、以小压大的征兆。到了秦桧沿袭错误、效法前人，便把张、胡、李、赵等人所引用的人，加上叛逆的名号，牵连逮捕了五十三家，准备把他们作为众人侮辱的对象。韩侂胄掌握国政时，又把依附赵忠定公的人列为逆党。把依附赵忠定公的人称为逆党，把向朱文公学习的人称为伪党。所谓奸、邪、逆、伪，本来是用来恐吓并离间他们的。可是愿意附在这种名籍上的人，唯恐落后，于是古代最不美的名号，在近世反而成为最美的事情。况且人只是渺小的肉身，受血气拘束，不过活不到一百年。滥受尊贵、白白饱食，能有多久，却要做这种违背理义、反背正道的事情吗？不考虑万世之后，是非、褒贬都铭刻在人心，终究无法遮掩。温文正公、申正献公，以及元祐、元符时期被登记牵连的士人，还有绍兴、庆元时期的党人，大都像天日一样清明。平庸的男人、幼童、边夷和丑类，谁不知道他们呢？如今给这些贤人蒙上极恶的名号，对他们没有丝毫增损，只不过留给千年之后的人一笑罢了。京、卞、桧、[原文作‘▯’]，一定不会以奸邪自我命名。然而世人谈到奸邪，从丁谓、夏竦、章惇、吕惠卿依次说起，从来不舍弃这四人而另寻他人。即便严厉地评论别人的人，还会说：‘这是奸邪中最坏的，即使孝子慈孙面对父祖，也会忌讳听到、羞于说出。’到了这种程度，名与实虽然开始稍有混乱，但最终仍然没有真正混乱。陈仲举听说范孟博离去，叹息说：‘如今已经成就了他去留的名声，难道不会招来“不够优厚”的议论吗？’这样看来，掌权的大臣把别人诬陷为奸邪，本来是把污秽说成臭味，然而不能使别人发臭，只会使自己发臭。姑且从利害方面说，后来的人也应当知道该怎样选择。

译资州省元楼记 宕渠冯侯任资州知州的第二年，重建州城西楼完工，他写信送给我说：‘资州过去有楼，以“省元”为名，是淳熙年间宰相文定赵公所作。嘉泰末年，已故陈勤节公曾拆除旧楼而重建。年久日深，楼宇倾颓剥落，正准备改建时，却被吴回之变阻碍，于是捐出少府钱六十万，扩建而翻新。它高耸如飞翔，突立在街市之中。请您为我题写楼名，并记载工程完成的事情。’我曾读太史公的书，认为陇、蜀的山川冠绝天下；按我所见，资州的山水又冠绝蜀地。这里冈峦高耸，有时像回顾，有时像停留；雒水曲折盘绕，有汇聚，也有水流回旋。这里本来适宜多生贤才，自汉代以来就有声名。陈侯修建这座楼时，原广安知州赵公昱曾为它作记，如今冯侯又加以叙述，后世将来也必定有所期待。我不敢因为见识浅陋而推辞。曾考察宋朝祖宗全盛时期，天下士人在南宫应试，蜀人通常名列前茅。如眉州的师与杨邛的宋，以及李尽，从政和年间执徐之岁，到宣和年间执徐之岁，不过相隔一甲子，而同县同郡接连夺得魁首的有四人，也可说盛大了。自从皇帝六飞驻跸扬州，进士考试道路阻塞，便命各道提刑司选取，又由吏部、转运司各自举行分类考试。绍兴元年，才开始选择监司、帅守总管这件事。张忠献公当时以枢密院官员身份奉使川陕，治理秦州，就在秦州举行各道合并的分类省试，大概从这里开始；取得举首的人，恩遇相当于廷试前三名。到绍兴五年十二月戊子，诏书又重申此事。绍兴十七年，何道夫在对策中说，蜀人仕进困难、退处容易，自视很高而暗自讥笑天下人，因此触怒秦桧；从此蜀地的首选之士不能参加殿试的，通常都列入下等科目。隆兴初年，诏令免除策试，赵文定公才凭绍兴五年诏书赐进士第；由于虞忠肃公的推荐，才得以召见应对。赵文定以后，首选者又有二十三人，也都没有不经推荐而被召见的。议论的人喧哗说：‘既然以科举取士，却不按科举出身任用，怎么能称为举首？’不然就说：‘蜀地距行都遥远而被遗弃，本来就是它的命运。’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依我看来，人的穷达既已确定，其中有些并不是人的力量能够使之升降的。人的器量、见识无不在最初便显露，请不要说别的，只以资州士人来说吧。文定幼年就有奇异的气概，超越群伦、远胜同辈，发而为文章，宏大深厚、广博精美，所以自中兴以来，成为分类省试第一名的有三十多人。赵公所考试的文章，只要看见这个人的言论，就知道他是宰辅的材料，这怎么可以勉强求得呢？后来张义立的刚毅不屈、何从叔的端正厚重而不事浮华，也都是在他们初次入仕时便被人看出来的。况且阴阳五行，不过是阴阳二气的大体分别；阴阳交错、纵横变化，气聚集而形体化生，于是人物产生。在这里便有刚与柔；由于刚柔有所偏向，于是便有善与恶。刚的善表现为言语正直而畅达，恶表现为言语粗疏而严厉；柔的善表现为言语和顺而舒缓，恶表现为言语昏暗而软弱。这样看来，言语是由禀赋中的刚柔决定的。刚柔既已分别，厚薄也就判定了。即使日后事业有大小，时运、地位有困通，也没有不由此而来的。确实不是人的力量能够使之升降。唐人说士人要成就远大事业，首先在器量见识，其次才在文章技艺。像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虽然有才华，却浮躁炫耀、锋芒外露，难道能够享有爵禄吗？他们浮躁炫露，正是禀赋浅薄的表现。禀赋浅薄，却希望器量见识厚重、爵禄丰厚，能做到吗？既然如此，做士人的果真就没有可以用力的地方了吗？不是这样。志向有所守持，而根本首先树立起来，那么禀气得到涵养，生生不息。这样就可以改变气质，使愚者变明，使柔者变强。他年幼求学时，一定不肯沿袭浮薄、踵继鄙陋，以至于苟且求得；壮年行事时，一定不肯计较功劳、追求收获，安于小小的成就。何况又能以刚健来实行，以笃实来守持，那么光辉日日更新，即使引导他达到圣贤境界也可以。区区科举名位哪里值得一提呢？我私下想，冯侯请求我写这些话，是要把它告诉资州的士人。因此我替他阐发其中的道理，写成这样。绵竹县湖桥记 前任绵竹县知县宇文西叔峒，如今任职于版曹。他把筹措财物的情况写信告诉我说：‘我不聪敏，在紫岩山下做官，每每想到本州世代人才辈出，实在来不及一一列举。其中最著名的，如我宗族的止止先生，是乡里的大儒；范忠文公、程大夫父子都屡次称赞他。魏忠献张公凭精忠大义成为中兴名相，他的儿子宣公则是我的祖先。又以问学成为天下儒者的宗师，流传下来的风气十分盛大，确实启发了后来贤哲，不能不产生仰慕高山、追思先贤的感情。于是因士人请求，在飞凫门外择地，蓄水成为湖，周长、广度共六十五丈。凿石建成四座桥墩，桥墩高四尺，在上面架梁并建屋。横向、纵向合计十丈，以便南北车辆、行人往来。工程始于绍定四年春二月戊午，完成于夏四月壬午。竹木土石等工程，共三千九百六十五项，合计钱五百一十九万有余，都是节省缩减浮费、革除弊蠹而筹办的。人们只看见桥梁华美，连接紫岩如同彩虹，横卧水面，却不知道这是我们增加劳役、材料从哪里得来的结果。希望您为我记下工程开始时的勤劳，并说明尊崇德行的志意。’我曾说，孔子《闲居》篇不知道是谁写的，其中说天地的神气成为风雨霜露，成为风雷流动的形态，凡是把天地覆盖承载万物的道理示给人看的，无不是最深的教诲。这是道理中最精微的部分。接着说：‘清明之气存在于自身，气质和志向如同神明。’又引用《诗经》来说明：‘是高大的山岳降下神灵，生育了甫侯和申伯。’最后说：‘这是文王、武王的德行。’大概天地山川的神气凝聚而生成人，人心的清明，与宇宙内部流行发显的东西，实在同出一源。再推究根本，有如甫侯、申伯的出生，原来是由于十代以前文王、武王二王积累德行所感召。唉！人的这颗心与天地山川彼此流通，本来就是这样；而人物的出生，又关系到时代和命数，清明之气的感应、山川英灵的汇聚、祖宗德泽的积累，都在其中。那么，这难道是可以屡屡轻易得到的吗？像紫岩山的诸位贤者，确实有能够关系盛衰的命运、处在消长的时数之中。因西叔的请求，我一并阐发其中的道理。唉！我仍然是有所期待的啊。

译普州贡院记 礼部设置贡院，始于唐代开元年间。本朝科举虽然沿袭唐代旧制，但贡院有时废止、有时设置，有时毁坏、有时恢复，直到崇宁以后才有固定的处所。政和二年，依从董正封的请求，各州郡都可以建立贡院。然而舍法废止以后，贡院也随之废弃了。蜀地自中兴以来，生聚教养已有一百多年，儒学风气大为振兴，应试贡士逐年增多，而各郡考选士人的地方，不是学校就是佛寺。专门为此建造宫室的，远的已有六十年，近的也只有三五年。普州位于东川，号称士人众多，却也借用学校作为贡院。嘉泰年间，郡中人曾商议择地营建，有人说：“就在学校考士，也没有什么妨害。”但前面是低洼之地，后面又受地势阻隔，士人争相从门中进入，来往都要经过坑坎。何况孔子讲堂庄严肃穆，而众人一同奔走、交错站立，喧闹亵渎已经太过，难道不该商议改建吗？嘉定以来，刘文节公、大理少卿杨昌伯、天官侍郎许成子和了翁，都想从旁促成此事，但日子一天天拖延，年岁绵延，有的死去，有的离开了。临邛杨侯楚望任郡守一年，郡中大为治理。他在国城南面看中了和庆寺的土地，地面平整开阔，地势又高爽明亮。左边有龙泉高耸，右边有凤山峙立。士人纷纷前来，于是下令迁移寺院，并丈量邻近田地，把赋税收入增补给它。东西长五十，南北长六十；既停止使用少府经费中多余的部分，又告知本路转运使、提刑使以及卿大夫和士人，请他们补助不足之处。征用士人服役，务必不以此扰害百姓；面向南方修建正堂，左边建五间堂屋，堂后架设楼阁，其中又建堂屋八间；里面在东西两侧建主司直舍和考士用的廊屋。东西两边各排列三列，中间的堂屋深广都为五寻；重重门扉如鼎足般排列，封弥、誊录诸司，厨舍、浴室以及吏员和士人的住所，没有不完备的。把旧廊屋中华美的材料迁到学校使用，其中可用的木材只得到十分之一。工程完成后，他写信来告知说：“我作为普州人，开始修治这项久已废弃的典章，您主持本路学校事务，冒昧请求您写一篇文章来增光此事。”我为人写贡院记，学官已经很多了；然而考察制度的详略、风俗的厚薄，却没有一次不产生疑问。况且本朝初年天下还没有学校，庆历三年以后，虽然采纳范文正公的建议，下诏州县建立学校，但学校尚未遍及各地，诏令就随即搁置了。到了崇宁年间，因蔡京的请求，州县无论远近大小都可以设立学校，学官的完备从此开始。本朝初年贡院的废置也没有固定之处；从崇宁到政和年间，京城以外各郡都设有贡院，贡院制度的完备也从此开始了。既然在学校中培养士人，又为贡士建造专门的宫室，以此郑重对待这件事，激励并造就人才，按理说人才应当成批出现。这样做是为了出去称扬盛大的旨意；然而拿今天来观察，崇宁年间培养人才，和本朝初年相比怎么样？崇宁以后取得士人，和本朝初年相比怎么样？天下的道理，往往制度越严密，弊病越多；法令越详尽，奸弊越无法胜数，这一定是有原因的。所谓通过科举选取士人，并没有乡邻、宗族、朋党之间长期记录和逐年考核的基础，只凭片刻写成的文章，凭一个人的眼光，便把人从疏远卑贱之中拔擢出来，交给他治理长久的职事。五侯三吏，都由此选出，这不是小事。然而士子之中，所谓四海士民的数量，能说会道的人很多；能够指陈世事、申明教化，写成文章，拿去质问先圣而不错误，施行于当世又合乎时务的，却没有几个人。假如根据言论来选取，而他的言论不违背先圣，也不使当世惭愧，那么即使根据言论取人，也不算有太大的过失。可是自从世俗流行、世道衰败以后，有司掌握衡尺，士子揣摩标准，大多舍弃对德性的认识，改变平日师友相传的学问，彼此在卑屈谄媚之中寻求合宜。每逢年度大比，往往偷偷摘取朝廷的剩余议论、荐绅的奏疏以及郡国邸吏所传的消息，分门别类、条分缕析，编缀起来以备考试提问。假使朝廷清明，君主仁爱、臣下正直，那么上面没有失误的政事，下面没有遮掩的言辞，以正学发表言论，仍然可以得到真正的人才。倘若不幸遭逢时局艰难，问绍述便赞成绍述，谋划和亲便赞成和亲，想要开拓边疆便说开拓边疆是对的。大抵都是穿凿经术来迎合世俗所好，攻击邪说来阿附有司。或者贪污成风，便用钱财买取，用权势夺取，那又有更加难以说清的情形。这样看来，即使设置学校让他们学习，又建造宫室考察他们的才艺，他们不能取得天下真正的人才，大概也可以预料而知了。中兴以来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政治教化美盛，士人的习气纯正美好。所谓迎合世俗、阿附有司、以财买取而凭势夺取的人，固然还没有崇宁时期那么严重，但近年以来，也不能保证完全没有这种情况。假如初入仕途的人就是这样，那么把他们置于政事事业之中，将会如何，也大致可以知道了。楚望嘱托我写这篇记，我感慨于世道变迁，所以直截了当地记下这些事情来告诫他，内容就是如此。倘若有幸把它刻在石上，那么后来在这里考选士人、在这里应试作文的人，大概也会知道应当从哪里发端吧。楚望两代都考中进士科，所到之处都有善政传说。

译杨文安公祠堂记 古代，天子国内的诸侯享有禄位，所以可以在采邑建立宗庙；外地诸侯承袭爵位，则在他们所居都邑建立宗庙。凡是这些祭祀，都有酢祭、厌祭、嘏礼、安尸和旅祭。因为这是祭祀同宗血亲，不同于释奠、祭菜、衅器、使用币帛之类的祭礼。自春秋以后，事情已经改变了古制。像《庄周书》中畏垒的故事，虽然只是一时的寓言，但我私下认为，官吏在社中接受祭祀，大概已经在这时萌芽了。秦汉以后，封建制度败坏，郡县官吏按年限任职、更换；如果对百姓有德，如燕、齐地方的栾公，百姓往往在社中为他立祠，但仍然是配享社神，还没有专门的祠庙。蜀郡太守文翁、齐国丞相石庆，吏民为他们建立祠庙，从此以后，桐乡、南阳、渭城等地的祠祀，史书不断记载，事情违背古制，也可以说非常严重了。像于定国做县狱吏时，就在生前得到祠祀。人活着时，气聚而魂魄凝聚，怎么能为他立祠呢？这个先例一开，于是又有张武威、任九真、杜池阳、陆浚仪等人，都被这样立祠。到了隋唐以后，已故侯爵的祠庙纷纷出现，史册无法全部叙述，而人们也不再认为奇怪。虽然这件事确实违背古制，但用甘棠不可剪伐的意义来防护它，仍可说是变通中合乎正道的一类。隆兴初年，眉山人杨文安公凭借早年形成的德行和久负的声望，由参知政事出任东川节度府长官。在此以前，建炎三年，公任节度推官；到绍兴十五年，又由潼川路转运判官调任提点刑狱；到这时，他总共三次在这里任职。他留下的风教和善政，郁然如同仍然存在。七十年后，公的孙子杨瑾又来这里任州长官，一到任便拜谒文安公，面对画像抽泣叹息，感慨万分。州宅有载德堂，刑狱使者官署有德远堂，学校有祥鳣堂，节度推官官署有远业堂，都是本地人思念文安公、表达诚意而建的。子孙不敢忘记祖先，也就不敢苛待祖先所治理的百姓。任职一年，百姓安居乐业。老人们请求改建文安公的祠宇，以彰明永不忘怀之意。杨侯顺从百姓的请求，丈量土地、考察屋舍，并与赵文定的怀德堂相对而建，然后写信给我说：“这件事难道不正是我的祖父杨瑾所任官职留下的吗，实际上不就是这样吗？”从我出生至今已有四百二十甲子，天子不因我这个不肖后嗣而停止任命我守护这片土地。我任职一年，有幸没有得罪百姓士人，没有给我的祖父留下羞耻。这座祠堂的建立，不是我敢于把它当作私事，而是顺从本地人追思公的心意。我曾经奉使传达州府符命，不久又来到此地，敢把本地人的请求转告给您。您欣然说道：“秦汉以来，用异姓为已故侯爵立祠，确实违背古典，但还可以算作变通中合乎正道的一类。如今以孙子的身份为祖父立祠，和古代外地诸侯在都邑附近建立宗庙相近，因此我怎敢以浅陋推辞文安公呢？公从太学出身，参加礼部考试，在一万七千名士人中名列第一；退下来时没有一点骄矜神色，反而面带忧戚，说：‘这是我的先人没有得到的东西，如今却遗留给了小子。’我从此在外地任职，往来奔走十四年，才因为赵忠简公的推荐，在朝廷取得官位。等到秦桧掌握国政，公急忙以佯作乖异的方式离开外任。秦桧死后，公才升任禁从之职；后来担任丞相、辅弼，最后均在潼川任职，于是凭借祠禄在家养老。他去世那年，关于他的门第功业，有考功博士的议论，有太史氏的记录，有叙述他品行的行状，有刻在墓道上的墓志铭，也有为这些文章作的序。大体说来，他的文辞足以光彩国家，声名品行足以砥砺风俗，德行器量足以镇定浮躁。说这些并不是偏爱一州，只是因为他一生的开始、中间和结尾都曾在潼川任幕府官，明白的人都知道他是辅佐君主的材料。他主管司法，审察供辞、纠正诉讼，人们都认为自己没有受到冤屈。后来他以前执政大臣的身份任帅，百姓习惯他的教化，不必严厉督促就能治理成功。公离去后，百姓思念得如此深切，是理所当然的。如今杨侯还不到五十岁，历任六郡长官，守土的风绩已经很盛，又被提拔为延阁直学士，继承先人美德而再次来到这里。本地人怀念今日、哀悼往昔，奉祀的敬意没有懈怠，更加勤勉地维护这小小的祠堂，这究竟是谁使他们这样做的呢？唉！杨侯看到这座祠堂，应该更加知道自己应当努力了吧！《诗经·江汉》记载，周宣王命令召穆公出征时说：‘在周接受天命，是承受召祖的命令。’这是因为以其祖先召康公的命令来告诫他。皇父征伐徐方时说：‘南仲是太祖，大师皇父，也要依照太祖南仲的命令。’古人命令臣下时，一定用他祖先的事业来告诫他。难道只是让后代继承祖先、效法贤能而已吗？借此勉励善行、降予德性、向他们显示礼法仪范的地方很多。如今杨侯确实生长在这个地方，朝廷又以文安公的事业来命令他。回望山川，想象祖先曾经休息的地方，退下来便穿着有德者的服饰、接受有德者的训诫，以此面对自己的百姓，一定会警醒地想：‘这些百姓，是我的祖父文安公曾经共同治理的。’早晚思念祖先，仿佛祖先就在眼前、在衡器之前、在羹汤之中、在墙上，如同光明照临其上，又如同祖先在庭院中升降来往。这样即使没有看见也能显现，即使没有言语也能形成感发。这对善政的帮助，难道不是太多了吗？《诗经》说：‘桑树梓树，必定恭敬地对待。’唉！侯还应当努力啊！

译毛氏慈惠庄记 气承载着理，在天地之间流动而形成万物；有余和不足彼此成为对照。寒冷中微小的草根稍有不息，不能顺利生长，见到它的人都会受到触动。何况人是有灵性的，即使贵贱有一定的分别，亲疏有不同的等级，实际上同属一体。古代乡里相邻而居，共同凿井耕作，出入一定彼此友爱，守望一定相互帮助，有余便补给不足，遇到灾荒便有所救济，积存的粮食也一定分给人用，无非是要使百姓相互生存、相互养育，以辅助完成天地生生不息的德性。所谓有人落水便感到羞耻、有人饥饿便感到不安，内心自然产生恻隐之情，并不是有意造作才这样做。后世的人以自身聚敛财富，固执吝啬；有人在危急时敲门求助，也拒不接纳，恐怕没有比这更严酷的了。孟子说：‘没有恻隐之心，就不是人。’人与万物共同生长，就应当与万物同体。可是如今从早到晚谋划筹算，不过局限于一家一身的私利。唉！上天给予人财物，难道只是让他在一家一身之内有余吗？做人如果不能通晓亲爱亲人、仁爱百姓、爱护万物之间的分际和义理，就会陷入不仁，也就不能算是人了。我在靖康年间归来时，洪雅人毛拱已通过我的朋友史叔钦介绍我相识。我谦逊地得以见到他，他亲自说起自己的家世崇尚德行、喜好义举，并把这种道义施行于妻子儿女之间，大概没有什么不能充实这种仁心的。他的妻子是董氏士族的女儿，曾拿出钱来买田，每年储存田租收入；凡是婚嫁、丧葬、疾病以及贫困不能自给的人，都由我家供给。董氏去世后，拱已又聚集余钱来扩大这项事业，如今已有田一百亩。他另行划出王祖借来修筑的墙垣园圃，登记田界沟渠，题名为‘慈惠庄’。他担心后人不能继承自己的志愿，希望得到一篇话作为留给子孙的遗训。我对他说：‘吝啬，是阴气的常态；有些人粗略地看见了理义，也颇为喜欢施舍，只是拘泥停滞在佛、老、占卜、祭祷之说中。至于亲身努力实行，面对应该做的义，却不因异端而惊惧，这才是难事。你能够充实这种仁心并实行它，子孙怎么会不能用这种仁心来守护它呢？范文正公在吴郡创置的义田，直到今天没有人敢废弃。你不愧于范公的仁心，即使百代以后，也可以预知它不会废弃。你还担心什么呢？若不是这样，不遵循义，只是实行恩惠；像异端所说有施舍就有报答，要求在早晚之间见效，这就是有意造作而行，本根上却没有仁义，怎么能够长久呢？’毛君起身说道：‘拱已虽然不聪敏，愿意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记。’

译防州卧龙山记 我早就听说夔州卧龙山的胜景。开禧单阏年，我从朝廷归来，到达蜀地门户时，避难到荆地的人已经遮蔽了瞿唐峡并向下游而去；我将要登山，却因而停止。绍定单阏年，我从南迁之地回来，到达蜀地门户时，避难奔向峡中的人又遮蔽了渝江并向下游而去；我又将登山，却没有成功。在这以前，丁文伯任帅守时，曾嘱托我写记；后来同朝任职时又谈起此事，因为中间没有一次返回山中，心中一直惆怅而不满足。又过了两年，我任泸州知州时，卧龙山的主持僧惠行叙述山中的大概情形，来督促我兑现以前的承诺，大意说：‘这座山是全州所仰望的名山，山脚距离城池只隔着瀼东一条水；山上有咸平寺，寺虽名为咸平，却有天成、长兴、开宝年间的题记，并不是始建于咸平年间。寺上有五龙水，又有野猪池；地势继续上升成为山，再走几里才到绝顶。过去相传诸葛忠武侯曾在此山驻军，池名叫饮马池，田名叫东屯；田中所种的稻米，在这一带没有能比得上的。寺坐落在高峰上，极其清寒，盛夏还可以穿夹衣。山中的泉水和松树，人们说杜子美《真谛寺诗》所写的景物就是这里；各处寺刹只有这里可以相称，因此一定就是真谛寺，按道理也许如此。四朝御书阁与善法堂位于中央，昭烈帝、忠武侯的祠堂分居左右，后面是便坐，上面有周阁，再上面是方丈室，两旁有翼然的窗轩，共有二百多楹。’ 从大士祠堂前的道路通向观音泉，越过野桥有一座大亭，巨石和高树交错分布，泉水在亭下潺潺流淌；远处可望见峡壁嶙峋，江声澎湃。野桥的道路又通往东屯，客人到来一定流连徘徊，久久不去。庆元二年，了悟主持此山；嘉定三年，丁侯让惠行继任。年年修理、月月修葺，终于逐渐完成，建筑金碧辉煌，檐角高飞，僧众云集。虽然这些都是我们本来应当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用来玷污记载的。只是想到山中还没有记，无法使它流传久远，何不为昭烈君臣略述事情的大概呢？我自从任泸州知州以来，正为丁侯推明渡泸的始末，把它刻在叙南庙碑上；如今又以写记相请，我也不敢推辞。然而考察图籍、碑铭，其中有值得怀疑的地方。武侯从开始到去世，人们思念他不止，巷中祭祀、野外祭祀都无法禁止；依照当时习俗和尊崇之情，想要顺应人情为他建立祠堂，但朝廷舆论一定说礼制等级不允许。大概从东汉以前，还曾有人认为因仕国之臣而在坟墓旁绘像立祠并不完全合适；于是朝廷无法任由此事发展，只允许在沔阳墓地附近建庙，非亲属故旧不得祭祀。如今山中有祠堂，大概与世道的变化有关，却没有人知道始于何时。子美的诗说：‘玉殿虚无野寺中。’又说：‘一’体君臣祭祀同。这样看来，昭烈本来就和武侯一同接受祠祀了。然而张舍人张震说：‘当初只是命寺僧惠琏为武侯创建祠堂，不知道什么时候保存了帝庙而废除了侯祠。’近世张大宁张镐又说：‘先主的庙迁到了江边，如今又恢复旧址；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保存了侯祠而迁走了帝庙。’过去的文书没有记载，无法勉强考证。大体说来，武侯从荆州入蜀，昭烈帝在他的后面；他在永安宫接受遗命，来往道路上都曾驻军于此山。所以自晋永平以来，人们把武侯寄托在名山之中，山因武侯而得名，后人于是为武侯建立祠堂。既然已经祭祀武侯，那么昭烈帝去世之处确在永安，又怎么可以不祭祀他呢？一时君臣既已在社中并立祠祭祀，又担心把祠堂弃置在空山中无人守护，于是建寺来安置僧人，想以此作为永久的安排。这些都是后世人情推衍和典礼变化的结果，只要能够由此表达诚信，无不做到极致。然而我认为，事情发生的远近先后，实在不在这里。当初以崎岖的蜀地抵抗鬼蜮般的魏国，强弱本来就不相当；蜀军尚未出动，将星便在夜间陨落，使曹操、司马懿君臣得意振作，胜负又更加悬殊。陈寿因为私人怨恨写史，把武侯比作管仲、乐毅，又把他记在申不害、韩非一类，直到祁山之战；他忧愤呕血，对武侯的诬蔑也不少。然而，有些东西是无法磨灭的：天命运行不息，万物生生不穷；那些眼前的小功和小利，以及人的气形，最终都随着生命终尽，而这种心灵停留在肉眼看不见、外物无所牵系之处，却明明昭昭、灵明不昧，著录在方册之上。昭烈君臣尊奉君父、讨伐乱臣贼子的心志，与山川一同长存直到今天。这不仅表现在成都的画像、渡泸的遗迹和防子旧日的祠堂上，也表现在本地人扶持保护它们，没有人敢剪伐、践踏。即使八阵图见于新都、沔阳，以及如今鱼复的遗迹，四头八尾，角落相接，钩连成势，队列彼此容纳，触处都可成为阵首，用来寄托先天心法的奥秘；即使陵夷谷迁，这个阵势仍历经千年独自保存，几乎像有神明在主持它。曹操、司马懿君臣欺凌孤主、窃取国统，即使万世以后，也同当时的利害无关，而三尺童子都唾弃他们，不屑一顾。陈寿诬蔑公理，人们看待他的著述如同看见他的肺肝，这也只是为了自我防护罢了。那么，士人如果自许能够流传千载，一定会从这番话中得到启发。惠行是潼川人，文伯名叫黼，曾任将作监，如今任广南西路经略使；他在朝廷立身刚直，所以他所崇尚的正是这些。

译重建四川总领所记 太府少卿、四川总领财赋安北望从益昌写信送给我说：‘我所居住的官署，从开禧到绍定单阏年间，都遭受盗寇劫掠。癸仲我在破败之后承接此职，披荆斩棘作为居所，官吏都非常恐惧，既无法维持官府的体统，也无法使百姓听从。于是就在旧址上重新治理寺门西侧，面向西修建堂屋和楼阁来镇定此处；左边控制宝峰，右边抚临乌龙，向西直指剑关，向北通往三泉。又察看地形，在楼阁东面建堂，所有工程都节省浮费，终于完成。过去天子任命我时说：‘将要掌管军粮供应，使上下情意相通，应当不要缺乏物资，以助成我的军务。’癸仲恭敬地日夜奉行，不敢有所失误。如今把堂命名为通济，以表明不敢忘记；楼命名为北定，取自郑亨仲刚中《思耕亭》中的话。请您为我写记。’我写成后叹息说：‘多么显赫的王道光明啊，照察万里，却使军队各管军队、粮食各管粮食，上下互不体恤，有无彼此不相通，这怎么能一朝安居呢？’北望用来回答、宣扬圣明君主命令的意思，美好而完备，我怎敢以浅陋推辞？不过，粮饷主管财粮，宣制司主管军民，二司彼此不谋划，已经很久了。大概从建炎三年起，张忠献公在川陕宣扬威势，开始承受诏制，任命主管茶马的赵应祥开为随军转运使，总领四川财赋。虽然说是总管财赋，却还没有成为正式官名。张公虚心任用赵公，赵公竭尽力量来报答。自忠献公离任以后，二司相互争执得更加厉害。吴玠与赵开争论陆路运输，于是吴玠、赵开开始不和。朝廷下诏派都漕亲自督运钱粮来供给吴玠，又让制置大使席益催促办理。大光于是拿转运司的钱在果州、利州、阆州购买粮食，而席益、赵开又不和。李子及继任，吴武安弹劾他不能兴办军务，于是吴武安、李子及又不和。赵不弃继任，与郑亨仲分管宣抚、总领两司的钱，而郑亨仲、赵不弃又不和。然而这时和亲已经持续很久，没有紧急军情牵制的忧患。绍兴末年，王瞻叔王之望因为括取民间白契，与制置使沈德和互相上章争辩；王之望、沈德和的不和，到这时更加严重。大体三十四年之间，二司纷争不断，几乎像前代正直之士所说的‘三司取财已经尽，枢密增加军队却没有穷尽’一样，实在是彼此牵制的权术造成的。开禧以后，事情不同于从前。吴曦生长在边疆，常听说互相争斗的害处，却没有看见彼此资助的好处，秘密向韩侂胄启奏，使宣抚司能够控制财赋的收入和支出。这件事表面上似乎正确，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吴曦既然蓄有不臣之心，便想借此作为作乱的凭藉，而主持此事的人却依循他的办法而没有觉察。赵季明善于宣扬刘志，极力推崇他，因此二人又相继引退。吴曦被诛杀后，剩下的钱财只有六百万，而这一年的支出竟达到四千多万。陈勤节公完全不知道应当怎样筹划，幸亏安沂公替他调动驻军、减少戍卒，运输粮食、搜括财赋，才有所遮蔽扶助。勤节公迂腐懦弱，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取得成效。王君釜代替陈勤节，虽然节制使的任命出自权臣，他却加以整顿纠正，这是对的。不懂得二司的情势，就不能不使它们彼此沟通。不久张东甫张子震继任，每年亏空四百万，无不是倚靠安公共同救济。王铅代替张子震，又不明白这一点，把安公排挤出去。起初还没有看出很大的危害，一旦盗寇乘虚大举入侵，董仁父居谊仓皇翻越剑门。王、董二人的势力相互牵制，不能不更换使者，于是杨九鼎代替他，结果激成叛卒之变。于是代替杨九鼎的是任君处厚，他一心依靠沂公和南海崔正子，才勉强取得成效。崔正子离去，郑氏代替他；从五州三关以内，财力日渐削弱，到了近年更加无法挽救。每年收入不到二十万缗，而每年支出却是它的两倍。四支大军每年所需粮食一百五十万石，还不包括关外驻军；关内驻军漕运来的粮食仅仅够一部分。两年之间因无法买粮而损失三百万石，关内关外七十多座粮仓又都化为灰烬，那么官军、百姓和士卒九百多万人所依靠的粮食，只有一份漕运来的粮食罢了，怎么会不缺乏供给呢？我出生得晚，还来得及同泰禧以来的诸位公卿周旋，私下认为如今所谓四位总领，名称虽然相同，实际却不同；事情虽然延续已久，实际情形也不同。江上三位总领，是朝廷每年核算费用后为他们拨给定额；而四川每年的收入不能抵及支出的一半，朝廷却不予过问。总领官最初设置，是为了察究各处戍军欺瞒、吝惜粮饷的情况。如今不但不能履行职务，反而一司应当收入的钱和应当办理的事，被另一司侵夺了。那么，要为此放松弓弦、改调琴瑟，这就是训词所说的‘上下情意相通’吗？对上，朝廷应当按时拨下定额，每年都有固定数目，不必等他们请求。对近处，则应控制军粮运输，减少戍卒、合并屯兵，使虚实相知、有无相通，不必责令他们偿还。这样以后，又把控制军粮运输的命令施行于军司，核查空缺和名籍，明确功劳赏赐，停止馈赠贿赂；在监司中实行，使牧守守信守期，防止节制浮耗和蠹弊；把这些落实到财赋上，施行于边境各郡，巩固疆场并开垦荒地，严格戍守来保护农民，不要顺从便宜文书，只实践真实的德政，不要图谋苟且充数，只谋求长久有效，那么日积月累，政令实行、号令得到信任，蜀地大概就可以痊愈了。《易经》说：‘一樽酒、两簋饭，刚柔相交。’这是说上下同心、有无相通，共同救济艰难险阻之时。我谨以此义发言，来回答并宣扬天子光大而美好的命令。安北望是沂公的嫡长子，才干器识开阔宏伟，非常像他的先人。

译合州建立濂溪先生祠堂记 濂溪先生周子曾经在合阳任职。我奉使东川时，请求为周子和程氏三位先生改定谥名。先帝把奏章交付有关部门，太常为周子定谥号为‘元’，为二程定谥号为‘纯’、‘正’，并用制书颁告给两家的子孙。我既然奉行此事，只有恭谨尽职，同时还命令郡守购买田地，以备春秋祭祀。连帅永嘉曹叔远继承并促成此事，嘱托我写记，但没有来得及。十五年后，我从南迁之地回来，起用为守泸、合州。士人税申之拿着张宗范《养心亭题说》来告诉我：‘朱文公撰写《通书》附录，开头就收录了这篇文章。’今年春天，春官贰卿度正每每以此为遗憾，说：‘宗范是我们州的人，而郡志却遗漏了他。’于是四处搜求，多年以后才从地下找到石刻；整整一百七十年，遗迹仍然完好存在，大概不是偶然的。周子原来在学校西边偏僻的地下有画像，靠近江水，屡次被水冲毁。乡贡进士罗艮等十多人曾为此请求于我，我便写信给太府少卿安癸仲，从州城冈前得到一座官屋；那里可以远眺巴岳、铜梁诸峰，涪江、汉水在下面汇合，好像上天营造、大地收藏，专门等待今天一样。于是题名为‘瑞应山房’，奉祀先生，并配祀二程子。郡中少府又拿出法定经费，利用张氏旧址建养心堂来安置求学的学生，又捐钱一千万，扩大供给祭品的田地。这片田地，自从夫子倡议以后，如今诸生的廪米也可以说完备了。您过去曾经向曹、度两位卿有过承诺，为什么不兑现呢？我曾考察周子在庆历四年任南安司理时，年纪才三十岁；程大夫珦认为他已经懂得圣学之道，当时二程子十五六岁，便派他们跟随周子交游。到嘉祐五年，周子签书合州判官，年纪才四十岁，宗范又跟随他。如今考察他的《养心说》，大体上与《通书》的《圣学》章相互表里。秦汉以来，诸位儒者能够达到这个道理的，大概很少。唉！为什么三位先生立志不凡，而且这么早就听闻大道呢？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与天地同体；身在百世之后，却可以与圣贤同心。假使都能按照周子的学说反过来求察自身，以减少欲望来养护心，以养心达到无欲，那么这颗心的运行就会明达、通畅、公正、广大，哪里还会有一丝私意夹杂其中呢？有人说：‘圣贤的论说讲减少欲望，却从来没有讲过无欲。’所谓想要实行仁、想要行善、想要立身、想要通达，无不是使人借着正当的欲求来求取大道。至于富贵是人所想要的，却有不可接受的情况；自己所不愿意的，也有不可施加给别人的情况；这又是使人从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出发，求取不合道的事物。年年累月积累下去，一定达到随心所欲而自然不越过规矩，这才是最高境界。这个道理，曾子得到它，说明了六种欲望的条目；孟子传承它，开列了六等的科目。如今却说：‘从减少欲望达到没有欲望，这不是违背道理吗？’回答说：‘不是。’人的本性不可能没有感应，这是本性的欲望；如果受到外物诱导而发生变化，就成为私欲。所以圣人虽然使人借助正当欲望来求道，但对于季康子、子路、冉有询问申枨的那些事，什么时候曾认为他们的欲望就是正确的呢？近世胡仁仲推演并彻底阐明这句话说：‘天理和人欲，同出一体而作用不同；同样运行而情状不同。’唉！求学的人只应当据此来探求，那么养心的学说就完备了。我姑且把这个说法记录下来，和求学的人共同商榷。眉州江乡馆记 眉州是西南的交通要道，郡署寝堂的西面，原来有馆舍来接待使客，但距离大江很远，乘船出行的人无处避暑避湿。江边有一座亭子叫共饮亭，只能容纳饯行的帐幕；我把它拓展扩大，增建门、堂、房、室，比从前总算美观了。然而左边受神祠阻隔，右边受民居阻挡，不能完全符合最初的志愿。临川李公甫任此地知州，又为它增拓扩建，恢复旧亭匾额，跨接中堂以便通行；前面设坐处，后面建翼屋，左边有门，右边有窗，明亮华美而坚固精致，用花木加以装饰，四周围以宫墙。他又写信给我说：‘当初是您开始修建这座馆舍的，为什么不把记写完呢？’我曾考察五礼的说法，虽然在《虞书》中可以看到端绪，但孔安国的注释自身就前后抵牾。到《周官》时，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的名目才见于经典。吉礼和凶礼，是治理人的大事，义理广大而事务繁多，本来如此。三百六十种官职中，掌管与宾客有关事务的有七十六项，其中由天官总领的实际有十八项。大概从司关敲击关门来告知司徒，命令郊野修整道路，委积掌管接待，迎宾于疆界；于是供给礼酒、陈设酒具、供给稍礼、准备腌菜，直到牢牲、米、羊、泽物、币帛、赠赍，各自办理有关事务。司仪负责送宾客到馆舍，环人负责授予馆舍，小行人负责查看馆舍，大概没有一件事不是周全的。当时不只是朝廷宾客和外国使者如此；还设置积储，设立郊野聚所，以接待羁旅之人，即使是行路的人也有房舍可以安顿，有食物可以供给。古人并不是琐琐屑屑地把这些当作不急之务。车辆马匹有安置之处，宾客随从有人替代值守，伯政仍然如此；所以因为馆舍而责备晋国，因为桥梁道路而议论郑国，因为乡里的候望而窥察陈国，不能说道路馆舍的事不值得作为政治来治理。我遗憾这次工程不能完全符合最初的志愿，而公甫能够最终完成它，所以我乐于叙述此事，不再以没有辞藻作为推辞的借口。《鹤山集》卷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译《鹤山集》卷四十五，宋魏了翁撰，一记 宝谟阁直学士、知潼川府、赠太师刘清惠公祠堂记 尚书郎刘全叟写信送给我说：‘先君清惠公早年丧父，靠自己奋发，继承元祐年间的家声。在党争祸乱、流离失所之后，出入内外任职将近四十年，晚年任潼川知府，本地人感念他的恩德，不忍忘记。从郡到县，已经为他画像并建立祠堂，但还没有专门的祠祀。端友即我本人不才，却以宝章阁直学士的身份主管东川刑狱，本地人说：‘我是清惠公的儿子。’众人一致请求，于是在郡城北面的长平山划地建祠，建造三间屋舍，隆重祭祀他。旁边建有憩亭，用来传承爱护甘棠的意义。过去，他替十县代役有记，免除租税有记，减免米麦损耗有记。北山祠、二顾庙的祠堂、中江县的祠堂，以及郡学的市田、储书，也都有记。您对于先清惠公，不只是同朝旧交，而且曾经在这里任按察部使，在这里担任藩守。如今这座庙的工程已经考核完成，而旧日知情的人所剩无几，写记的事必定要托付给您。’我说：‘公一生的大节，已经刻在碑柱上，施行于祭祀礼器和钟鼎铭录之中，记录在太史氏那里，经过太常、考功的议论，像日月星辰一样昭著流传，哪里还需要我的话呢？何况郡县官吏离任后，百姓为他们立祠，并不是聚散立庙的本来意义。如今祠堂已经很多，记载也很完备，又把这件事托付给不肖的我，难道不是太多余了吗？’ 我正要拒绝使者，转而又想到，古今制度不同，各郡各国的情况也不同，本来就有因时制宜而定为法令、顺应人情而制定礼制的情况。况且古代分封五等诸侯和三等土地，让他们与天子共同守护天下；死后接受祭祀，就有祝宗、卜史掌管典策和分配祭品，在太庙祭祀；宗族按支系分开，共同承担职事，如同晋国怀姓九宗、鲁国殷民六族那样。大概建立国家、开启宗族，世代承袭其职位，也就世代祭祀自己的祖先。卿、大夫、士在朝廷有相应的爵禄，也可以按照等级高低在家中建立宗庙。内外宾客、宗妇以及昭穆次序，都没有失去聚合离散的意义。自从许田建立鲁国别庙、郑人承继祭祀，强大家族分割鲁国、分割晋国，各自主持自己的宗庙以后，就大大不同于先王的旧制。战国以后，宗法制度废绝，宗庙祭祀不合经常已很久了。何况废除诸侯而设置郡守以后，官吏像旅舍中的过客；才智处于中下等的，只求苟且容身以保全自己，贪婪怠惰、残暴不仁的官吏，则使百姓瞪眼痛恨，唯恐他离去得不够快，那么百姓哪里知道要有已故侯爵的祠堂呢？如果有幸遇到廉洁公平的官吏，他对百姓有恩德，百姓庆幸他能够给我们带来福祉，那么即使不是因为选举表彰而召用，也是因为任期届满离去时得到吏民爱戴；百姓即使想借此挽留、攀援截住他，最终也只能成为具文。因此超越古典，建馆绘像，来奉祀曾任本地守宰的人，也是人情所不能自已的事情。又担心他的善政没有流传，于是写文章来记载它；又担心后来的人把他从名册中删去，便刻石来使它长久保存。难道没有崇尚德行、怀念贤者的心情吗？或者也是为了使贪婪者受到警戒，使贪官受到儆戒？这种情意难道不是非常深切而且值得怜惜吗？其中难道没有出于驱迫、本于谄媚的成分吗？然而官吏离任，祠堂便毁坏；幸而没有毁坏，也会荒废污秽而无人治理，徒然取笑受辱，这又是不必谈论的。唯独清惠公出身于有文献传统的世家，从科举中显达，内心清正、约束自己，即使是一介之微的事情也不忘记；取舍听从皇命，在北方边庭以威名挫败敌人的谋略。后来以侍从之臣身份镇守荆州，反对韩侂胄开边；奸人乘时制造事端，公首先诛杀朱胜威，行走于南方各国，韩侂胄因此忌惮他。朝廷让公回蜀地镇守汉中，他弹劾跟从作乱的属吏；镇守潼川时，把百姓从焦土中救出，救助鳏寡、振济困滞，催收的欠债予以蠲免，丈量土地让居民安置，开仓赈济贫乏，储藏书籍以劝勉求学，购买田地以供养士人，前后费用达数万万；又为遭火灾的人家免除借贷钱一十余万缗。还替潼川百姓向朝廷请求，永远免除米麦损耗，每年共免三千七百八十石。最后又免除各县田赋八万四千多缗。大概他在郡中五年，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没有不去做的。他曾上疏请求退休，诏书答复说：‘卿镇守荆江汉地，怀恩惠而守护梁、梓、巴蜀，堪称仁德。’ 有这样的臣子，朕将要不断地褒奖表彰他，哪里还来得及考虑引年退职离去呢？大概是想留到五年以后再走，然而人情终究还是不会满足。祭祀他的祠庙这样多，记述他的事迹这样完备，难道不是因为他的情谊不能停止，以及人们对他的情意越来越值得怜惜吗？诸葛武侯去世时，百姓在街巷祭祀，在野外设祠；朝廷议论认为应当按照礼制等级加以禁止，却禁不住，终于让人在他的墓旁建了庙。蜀地百姓思念诸葛亮不能放下，同时又爱护他的儿子诸葛瞻。每当朝廷有善政，他们一定说：“这是我们侯爷的儿子诸葛瞻所做的啊。”唉！郑国人思念桓公而爱护武公，晋国人思念栾武子而爱护栾桓子，蜀地人思念诸葛公而爱护诸葛瞻。人的感情到了爱一个人，即使见不到他的形貌、记不下他的政绩，仍觉得不够，于是又把这种爱转移到他的子孙身上。这固然可以看出百姓秉持常性、喜好德行的本性，也由于教化衰败、风俗苟且，人们有幸遇到善人，所以爱得深切、思念得深沉。唉！全叟登上这座堂，看到这种情义，就会知道人们对我的期望竟然这样深厚，也会更加懂得自我勉励，以求能够继承并发扬前人的功业。全叟曾经历任合龙、普、卭四郡守，升任金部郎中，由成都路提防刑狱，调任潼川转运使。他所到之处都有善政。他的儿子震、孙子自，曾任隆庆府通判；由于方伯推荐，被召赴都堂审察。清廉仁惠所得到的报偿，大概就在这里了吧。

译《壁津楼记》成都路刑狱使者、吏部郎游景仁写信给我说：“佀之的先人，嘉泰年间任嘉州知州，在城南临江处，跨着城墙修建了一座楼。陈益之取《水经》的话，把它命名为‘壁津’。三十年后，佀之因奉使办事来到这里，而楼已经不存在了；我不忍心看到先人的事迹没有后继，于是沿用原名重新修建。楼基比旧时加高，楼高是旧楼的三倍。最下面是厅堂，名叫‘宝忠’，用来记载先人改名的典故。您已经亲自大书匾额悬挂起来了，何不为它写一篇记呢？”不过，我修建这座楼，并不是把它作为宴饮游乐的场所；每次登临，忧虑和感慨总是交集在一起，从来没有一次真正欢悦过。过去张义修筑夷佛滩的险要防御，是做对了。只是水势从高处冲下，早晚侵蚀城墙，靠着城墙居住的人，实在惶恐不安。我虽然身在属官之中，尽力疏通湮塞的水道，并开凿支流来泄去水势的怒气，却不能保证后来接替我的人也会这样做。楼的右边有三座峨然的山峰，在山下陈列中镇各处的柴薪，确实靠近夷略险而不在其势力所及之处；又以树木阻塞作为坚固防御，而郊外却因此变得光秃秃的。我虽惩办违反禁令的人，但法令的禁约也不能保证后来的人都听从。蜀地军饷需要粮食一百五十万石，其中大多依靠西州；每年本应等待丰收来供给，但都江、通济两处水道长期积弊没有清除，年年收成不好。我虽然广泛思考并汇集众人的意见，减少了其中十分之八的弊端，如今船只首尾相接；登楼目送三军将士，希望这样可以使军粮充足，但又不能保证水道长久不废。又想到还有比这些更大的忧患：案件诉讼处理不公平，阴阳失调而造成灾害。如今有不幸遭受冤屈的人来向我申诉，我却不能尽心处理。水道即使修好，又能把水灾、旱灾怎么样呢？从本职想到外部，若三方边境没有戒备，盗贼就会兴起。即使一方大致安定、军饷没有缺额，也将局促不安而无所施展。这就是范文正公所说的‘进亦忧，退亦忧’，您将用什么来教导我呢？唉！我曾经用‘弘毅’二字为景仁的书斋命名，如今景仁的忧虑想到这些，他大概可以无愧于这两句话了吧？我曾观察《易》六十四卦，乾、坤之后紧接着就是六个坎卦，难道是说天一生水，而水成于六吗？刚柔开始交接，艰难由此产生，所以圣人的忧患实在从这里开始。大概是一阳陷入二阴之中，既是险，也是劳。既然危险而又劳苦，圣人难道能忘情吗？所以乾坤确定之后，接着就是屯卦，君子不可以不经营治理。等到通过经营治理来渡过险难之后，却又以《未济》卦作为终结。从《屯》开始，到《未济》结束，君子没有一刻不忧虑。景仁看到水势冲击，就忧虑城池；看到堤防毁坏，就忧虑军饷；看到天和水违背常行，就忧虑诉讼。他忧虑值得忧虑的事，又忧虑别人所忧虑的事；忧虑别人的忧虑，又忧虑后人看不到这些忧虑。不是弘毅之士，能够做到这些吗？不过，人能够忧虑别人所忧虑的事，之后才能享受自己的快乐。内心有值得快乐的东西，仁爱之念就会发达，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忧虑；否则外物足以战胜我，气势足以役使志意。能够不以忧为忧、不以乐为乐，而以忧为乐、以乐为忧的人，实在很少。景仁的先人名叫某，曾任司农寺主簿。绍熙末年，国家有重大议论，正是由司农寺提出的。景仁没有丢掉他的先业。如今端平改元，天子下诏，召他任郎官；随着施用于事业，前途还没有止境。益之名谦，义立名方。

译《泸州重修学记》泸州过去有孔子庙，在州城北面，是唐咸亨年间修建的。到庆历四年，朝廷下诏州县兴办学校，于是开始整治房舍来容纳学生。元祐五年，把庙和学校迁到州城南面。绍兴年间，才设置教授。自崇宁直到嘉泰，虽三次修缮，但现在又已经过了三十年。我出任泸州知州，按照旧例到先圣先师堂拜谒，看到堂宇好像将要倾塌，于是拆掉重建。前面设置端门，中间开道路，后面建斋寝，左右排列从祀神位。又想到庙和学校不能混在一起，便另建东西两序，并在外面修筑师生的馆舍。尊、罍、爵、洗等礼器，旧的用梓木制作，现今则用金属铸造，共二百一十件。又为主管官员制作冕服，为学生制作衣服和头巾，工程还没有完成。防某奉君命召我来，士人说：‘您难道没有一句话要告诫我们吗？’我回答说：‘我年幼时学习孔孟的书，成年后想要实行其中的道理，却往往不能同现实事务相合。现在愿意私下有所告诫。古代国子住在王宫，受教于师氏，按时到大司乐处学习诵读弦歌，学习乐舞。普通百姓居住在比闾，受教于塾师，按时到州序集合，接受教法、端正长幼秩序；这些人都不是领取国家常廪的学生。汉景帝时，文翁任蜀郡守，设立学官，安置左右生员，从那时起郡国供养士人便开始了。汉武帝设置博士弟子员，从那时起太学供养士人便开始了。古代由有道德、有德行的人教育国子，父师、少师在乡闾学校中教导他们；这就是礼书所说的乡先生，是乡人所尊敬并视为榜样的人，所以在射礼和乡饮酒礼中担任尊长。自从乡里的治理废弛、教法败坏，到新莽时才开始在学校设置经师，从此相沿有郡文学、州博士等名目。到庆历年间设置教授官职，开始时还允许举人自行选择；熙宁以后，由朝廷任命，后来由吏部任命，于是都只按资格任用。古代有养老而请教言，有旅酬而会合谈论，因为学校是公共议论产生的地方。从春秋到两汉，这种意义还存在；到了后来，规约一天比一天繁多，禁防一天比一天严密。到蔡京专权时，法令禁约反复申明，如诽谤讥刺朝政、编造流言等，都按首犯加以惩罚，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不过，这只是学校制度的变化；至于庙制，则变化更加严重。过去听说古代祭祀和享礼各有区别，不能相互僭越亵渎；不是鬼神、不是宗族而可以称为庙，不具尸、猒、嘏、绥、旅、绎等礼仪而可以称为祭的，从来没有。鲁哀公十七年，在孔子故宅建立孔庙；经过一千多年，从未超出阙里。汉代儒者所说的在学校举行释奠，不知道先圣、先师究竟指谁，除载记以外再没有听闻。到魏齐王、晋武帝在学校举行释奠，虽开始见于史册，却还没有另建原庙。唐武德二年，在国子监祭祀周公和孔子。到贞观年间，确定孔子为先圣，黜退周公。于是祭祀用的牲牢、礼器、币帛日益增加，和宗庙、祧庙的祭祀没有不同了。古代弟子对于老师、子孙对于父祖，尊敬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便称字而不称名，以此加以区别。字是极为尊贵的称呼，汉初仍然如此；新莽却不知道仲尼尊贵，妄自替他作谥号。但即使称宣尼，也不敢删去他的字。到了追崇的典礼，历代增加，便以叠加谥号为尊，以王爵封号为贵了。古代只有功臣能够配享大祭，从未听说弟子从祀老师。自建武年间在孔庙祭祀七十二弟子，也仍未超出阙里。贞观末年，又把左卜等儒者列入太学从祀，武成王庙也仿照这样办理。总章、开元以来，又给这些儒者加上三等爵位，州县学校也都有从祀。以上这些，哪一件不是极其隆重美好的事？然而它们起始于汉景帝、汉武帝，而盛行于魏、晋、齐、梁、隋、唐以后。既然如此，难道五帝三王的典章不如《易》《书》《诗》《春秋》可信？即使说古人未能听闻这些道理，那么美化善俗本应远远超过三代；可是百姓淳厚与浇薄、世道治乱却反而如此相反，这又是为什么呢？大体说来，先王时代的人是士、农、工、商四民，居住区是六乡、三采、五比、四闾，田地制度是一井、二牧、三屋、九夫，食物有九谷、六畜、五牲、三牺，服饰有九文、六采、五色、五章，官制有三吏、六聮、五侯、九伯，教化有五事、五典，学校所教有六德、六行、五礼、六乐、五御、六射、六事、九数。百姓年幼时学习这些，长大后安守其中，不被奇异器物和外物诱惑，不被淫靡邪僻的言辞和行为引诱，不被奸邪的声音和混乱的色彩动摇。族闾之间所学习的、师友之间所讲论的，无论到哪里都不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的道。即使到了周朝末世，车轨、文字、行为和伦理也没有谁敢有所不同。自从赵国、梁国破坏田制，吕政焚烧《诗》《书》，道统丧失、百姓离散，到汉代也不能恢复。于是邪僻、淫靡、诡诈、隐遁之说得以乘虚而入。起初是孔子、老子各自独立，久而久之佛教也加入其中。大概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雨、风、雷、电，下至虫蚁草木，全都被造作成宫室衣冠来模拟人类，府史胥徒来象征官府，甚至百姓日常使用的饮食、车服、器皿，也没有一样不改变先王的旧制。全天下都沿用这些，却不觉得有什么可疑。假如在这个时候，又不为百姓建立学校、设置教师，用五经、三代典制和六经给他们指出准则，那么百姓之中还有多少不会全都变成禽兽呢？既然如此，学校兴盛而学生增多，庙宇尊崇而祭祀繁多，恐怕正是起始于异端日益炽盛、大道逐渐衰微的时候吧？士人又请求说：‘记述学校的文章很多，却没有谈到这些，也只是因为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却一定要取法古代制度，难道不是迂腐吗？’我说：‘我当然知道这些古制在今天未必有实际用处，但不能因为它是末节就置之不问。千百年来人们习惯了却不加察觉，把郡县制度看作诸侯国制度，把塔庙仪式称作庠序，把梵呗教法当作圣人之言。如今说它没有用处、只是末节而不加过问，那么什么才算有用呢？’于是我按次序叙述这些道理，把它刻在学校官署中，告知同道，希望大家共同广泛探求失传的典章，搜寻遗留下来的言论，以期继承古人的见闻，启发后来的贤哲，为万里之地建立长久治理的方略。唉，难道没有听到这些话而奋发兴起的人吗？

译《泸州社仓、养济院、义冢记》天道运行无穷，万物不断生成，人的本性没有不同。然而阴阳二气混杂，人的强弱资质不同，寿命长短各有定数，贵贱贫富也有区别。君公师长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们处在天地之间，能够制定等级节制来辅佐、治理百姓。我自从流放到南方边远之地，和猩猩、鬼怪为邻，实在没想到还能活着返回故乡，起身治理旧日的镇地，于是更加思考如何宣扬君王的威灵，施惠于远方的百姓。我修整学校官舍，增加学校廪米，创办县学，修缮城郭，建造观阙。想到百姓困于科籴，每年按四万缗征收，以供二万斛粮食。前任官员曾经买田代替输粮，但实行仅两年，就因边疆战事兴起，卖掉田产来补充军用，这件事便中途废止。我于是拿出少府剩余的钱，每斛增加价格二千。可是，这不只是小恩惠不能遍及所有人，也担心人心未必能长期共同实行，事情能维持多久还不可知。又想到城内外士人曾经合力在四角创办社仓，按时买进卖出粮食，共有二千二百五十斛。然而在旧粮交替、新粮入仓的时候，贫困的小民从事末业，到了黄昏才得到粮食，舂米没有地方，筹得缗钱一万三千，买米一千斛，在报恩佛舍西廊建立仓库；每年储存田租七十斛，以备损耗。统一衡量标准，按原价出售，想借此调节物价的高低。又担心社仓不能经常出售粮食，于是和僚属亲自察看城南的养济院，并加以扩建。养济院最初由太府寺丞王大过创办，有序、室、府、庖等房舍，每年用粮八千三百斛。按其收入计算，可以养活一百人。只是年久之后逐渐削减，所供养的人比过去少了一半；我命令恢复原数，选派官吏核实情况，增置若干亩官田，再增加供养一百人，希望年老而无力生活的人有所供养，患病的人有所医治，孤儿能够长大成人，鳏夫寡妇能够得到告助。又担心死者无处安葬，于是考察州里的义冢。义冢原由故相赵文定公在真如寺西侧创办，后来因地狭不能再扩建；李侯寅仲又曾在寺南重新创办，但男女混杂，牛羊践踏，路过的人都羞愧掩面，于是到使君嵓下选择墓地。那里山势从西北而来，环抱周密，长宽各二十丈。我拿出缗钱三十万，庚之用石砌成墓穴；凡是无主的尸体都完整收殓埋葬，周围筑土墙，装饰门路，分为左右以区别男女，书写死亡年月和情况，以等待子孙查考；按等级供给粮廪，安置守墓人，又拨田租十三斛，每年把收入储存在常平仓，按年掩埋尸体，命乡里的仕人傅朴、李有之主管此事。各项规划设置完成后，人们说：‘我们侯爷这样做，是节省削减浮费，凡是四方邦交往来的币帛贡献，没有拿其中一文钱来使用。事情做到这种地步，不能不记载。’我忧伤地说：‘这哪里值得记载呢？’古代治理政事，壮年人有可做的事，老年人有归宿，幼年人有供养，鳏寡孤独各有秩序；哑人、聋人、跛人、瘸人、残废者和侏儒都有食物，迁徙时相互扶助，死亡时相互安葬；不幸死在道路上的人，掩埋他们使其不成为无主尸体，由里胥主管，蜡氏清除。天地之间，生者得到安置，死者得到送葬，没有一个百姓不能各得其所，这正是君公师长教养保护万民的职责。如今却不是这样，专心致力于簿书、期限和禁防，反而拘拘然施行小恩惠来取悦百姓。况且社仓每年出售的粮食，数量比过去不是不多，但人口繁衍、舟陆运输的阻滞，真的能够用它来调节物价吗？养济院供养的人数，比过去也增加了一倍，但老弱残疾、颠沛流离而无所告助的人，难道真的没有遗漏吗？担心掩埋死者做得不够广泛，于是为他们选择高燥之地，多建墓域，增加储备，却不知道无主尸体、路旁死者，是否也只能止步于此？孝子慈孙想亲自表达诚敬，也有地方可以安置吗？从圣贤的眼光看，这些事简直不值得一笑，难道还足以称为功绩吗？姑且记下我的遗憾，等待后来的人吧。《鹤山集》卷四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四十六，宋魏了翁撰写的记

译《成都府录事参军题名壁记》录事参军这一官职始于后魏，隋、唐以来名称不一，有时称东西曹掾，称司录参军，有时又称录事。本朝沿用唐代旧制，府中称司录，州中称录事。干兴元年恢复参军的名称，政和年间疑忌此称为行军之名，于是改名为掾；到建炎年间又恢复旧称。虽然郡、州设置不同，牧守长官不同，辟除、选调制度沿革不定，但大体都是负责总领各曹，纠察违失；即使长官有过错，也可以举发弹劾，号称纪纲掾，责任极其重大而不轻。到了近世，虽然仅仅主管刑狱、市场、钱帛仓廪等事务，但所涉及的事情也并不小。成都府是西南大都会，是制置安抚司的治所，六十州的诉讼刑狱都由这里审听，录事掾所掌管的事务，比其他郡更为繁剧重要。况且所办的事涉及牧伯、监司等官，地位相差悬殊，传递、接受和审问案件的事，往往小吏不能自行通达，必须由录事掾持名帖请示询问，才能上报。遇到宽厚明察、办事容易的长官，从容开导说明，对方和颜悦色地接受并允许办理，这还比较容易。倘若遇到宣扬骄横、长久傲慢的人，盛气凌人地压制下属，那么若不是刚健卓立、自立不屈的人，很少有不在这种情势下屈服动摇的；也由此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操守。考察史书，唐人杜景佺曾任州录事，顶撞并纠正不理政事的司马，一时之间形成的高尚风气，受到众人钦佩赞叹。后来他在武后朝做官，毅然独立，使淫乱暴虐的毒害不能蔓延，使罗织罪名的火焰不能煽动起来，卓然成为一代名臣；防其事业的根基实在由此开始。州淳化年间，忠定张公任益州知州，又有人因秋光山色诗得到一个纠曹的职位，但史书失去了他的姓名。这个人虽然没有杜君那样显赫，却能在受挫、偃蹇、志不得伸的日子里从容自得，也足以使贪婪顽钝者感到羞愧，使怯懦者立定志节。由此可知，官职没有贵贱之分，士人没有穷困显达的固定命运，只要依照自己的职分，都足以修养自身并惠及他人。陵阳邓君某曾告诉我说：‘录事旧有官署，年久失修而剥落，我拆掉重建；厅堂、序舍、厨房、浴室都重新涂饰。曾经在这里任职的人，我将寻访他们的姓名，考察其才德优劣，以此加以警戒反省，但竟然零散难以寻得。我向年长者访求，又参照官署名册，找到谯公师弼以下若干人。谯公在绍熙十四年四川类省试中以《易》学压倒同经生，第二年赐进士出身，又过了十年才任此官，他就是我伯母的父亲。一个人的德行留在人们心中，现在我想把他作为题记的开头，何不替我记下这件事？’我按道义不能推辞，于是选取曾在此任职而风节显著、志趣高尚的人，补足壁记的缺漏。唉！人生在天下之间，不过是一股气聚散，曾经不到百年而已；可是人的善恶，后世却会把它写在一部书中。他们的姓名，都可以让人亲眼看见、在心中评议；至于那些有大善大恶的人，则人人都可以口头传诵，指点称说。人的心灵明察昭昭，不可欺骗，大概就是如此。因此，应当因为看到他人显明的善德，就见贤思齐；看到不贤之处，就在内心自我反省。这篇记用来告诫新任官员和后来的贤者，意义不是已经很多了吗？

译《大宗正司记》大宗正司过去和开元宫相邻。绍定四年发生火灾，暂时迁治于睦亲宅。绍定五年六月甲子，诏令以天庆坊魏惠宪王府的旧址建立大宗正司，命有关部门丈量土地，估计费用二十多万缗；但官署前后发出的钱财还不到其中一半。判大宗正司事嗣秀王师弥拿出自己的私藏，以承顺皇上的旨意。绍定六年六月开始戒备施工，到第二年端平改元八月甲子落成。皇上亲书‘属籍之阁’四个大字，以此宠荣它。门、塾、堂、垂阶、廉、序、室、公馆、吏舍、厨房、浴室和储藏处，都已聚集材料、完成人工，宣告工程成功。秀王经过这里，魏了翁对我说：‘希望您把这件事记下来。’我谢绝说自己不能胜任。秀王说：‘您以宗伯身份替太史执笔，怎么能推辞呢？’我想到，古代官署的长官通常称宰、称司，只有周代掌管宗族事务的官独称伯，以区别于六官之长；这是为了尊重宗族正体，谨慎处理天伦关系，严肃对待宗庙祭祀。有人说：‘宗伯曾经替宗正颜防军辩说，事实不是这样。’到秦人时，才把宗正列为九卿之一，只掌管皇族亲属，而宗庙事务归奉常大夫掌管。古人尊重宗族的法则就是这样。到汉、魏、隋、唐直到本朝，都沿袭未改。昭陵皇帝考虑宗室子弟没有统一管理，于是在宗正寺以外另设大宗正司，由皇族担任长官。治平元年增设同知事。元丰官制实行后，又任用宗室中团练使以上、具有德望的人担任长官，再由一人作为副职；如果官位高、宗属尊，就称判。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承继宁王之制，纠察过错违失，符合祖宗厚待亲族的意旨。到这时，制度更加严密了。不过，我参照古制考察，仍有可以说的地方。古代以庙的次序称宗庙，宗族的房屋称宗室，礼器称宗彝，祭祀称宗事，同姓结盟称宗盟，而掌管礼仪的人从虞、周以来都称宗。下至都、家，也都有宗人，用来区别姓氏、收合族人，把无言的教化寄托其中。因此天子的嫡长子是大宗，用来继承太祖；分封为诸侯的庶子，各自成为一国的太祖，却不能把先王作为自己的祢庙之主。诸侯的嫡长子又是一国的大宗，用来继承太祖；分封为大夫的庶子，又各自成为一家的祖先，却不能把先公作为自己的祢庙之主。继承旁支的也称大宗，用来区别小宗。大夫的次子称二宗，用来辅佐小宗。有同姓而不同氏的，有不同氏而合为一族的，有只有大宗而没有小宗的，有只有小宗而没有大宗的，有没有宗子也没有人奉他为宗的，有嫡子之子却不成为嫡孙的，有通称为后却不与嫡系相承的〔此处缺字〕。即使服制相同，遇到宗庙祭祀，尸主也要排列在太室；子孙按照昭穆排列南北，面对宾客举行旅酬、赐爵，昭与昭按年龄排序，穆与穆按年龄排序，内宾和宗妇也各按自己的伦次排列。遇到哭临之事，同姓的人在宗庙哭临，同宗的人在祖庙哭临，同族的人在祢庙哭临。所谓世代远近、年龄长幼、亲疏等级，大概都是从出生、成长、见闻、往来于宗庙之中开始，彼此以礼乐相教，而心意已经传达。上面没有相互嫌疑逼迫的忧虑，下面没有觊觎夺取的念头，这是最完善的法则。何况又把他们培养在成均中，考察他们的德行；即使天子的嫡长子，也和士人同列而按年龄排序。把他们列入王宫之中，考察他们的得失；即使大夫、元士的儿子，也和王子同列。等到他们可以出仕时，就选拔、任用有明德的人；从五等诸侯、两社的辅臣、三等采邑，到六遂的城邑，都划定疆界、安排土地让他们居处，以彝器、分物彰显其等级，以祝、宗、卜、史安排其秩序，以宗族分支维系他们。无论才能大小，没有一个失去应有的秩序，这就是大概情形。至于其中，也不是完全没有区别：曹文公属昭，晋武公属穆，但曹国只是伯、甸之国；武王的八个同母弟中，三人列为公卿，五个叔父却没有官职；鲁、卫、晋都是周武王的叔国，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伯父、叔父并没有都获得这样的分封；蔡叔是康叔的哥哥，卫国却先于蔡国受封。这又是在昭穆、长幼次序中，以贤能和不肖决定升降，以功劳和过失决定先后，可见其中实行着尊尚德行、奖励才能的意义。士人出生于王族，宗族有法度，宗庙有次序，学校有教化，出仕有供养，任用有区别；这样的涵养和成就，当然不是一天能够完成的。唉！夏、殷直到杞、宋，后稷直到末代子孙，凡是拥有国家的都超过二千年；即使暴虐的嬴秦推翻并抛弃周鼎，仍然侧目观望了三十年而不敢迁移它。亲爱亲族、任用贤能的功效，难道是秦汉以来狭隘猜忌的心意、刻薄的法令和苛细的政务所能达到的吗？本朝优待同姓亲族，本于成周的意旨；与前代自我剪除同类、根本没有防范相比，几乎不能同日而语。然而宗法没有建立，就无法严格亲亲的等级；猜忌嫌疑仍然存在，也无法收到任用贤能的功效。如果说大雅不群、善于自守是最快乐的事，以及那些操笔作文的士人，固然有很多这样的人。若是同姓的卿大夫，能够和国家共同承担忧乐，像古人所说的成为国家的屏障，那么我认为应当思考变通的办法，以繁衍王室、强固本朝，继承古人滋养枝叶、疏通根本的心意。我谨因秀王的请求，把从师友那里得到的见解向您陈述，以此回答天子表彰、光大宗室谱籍的美好诏命。”

译《华亭县重修学记》华亭县过去有宣圣庙。庆历以后，郡县都有学校，于是县里设置学官，把学校附设在庙旁。绍兴、绍熙年间虽然加以修缮治理，但又过去几十年了。如今县令防稽杨君堙刚到任，就收敛奸邪、施行惠政，清理纷乱、振兴废弛；一年之内节省了浮费，清除积弊，储存米三千石作为平籴仓。又过一年，聚集材料、组织工役，修缮大成殿、前门、后阁和左右两翼，并在夹道中安置乡贤馆。又向东用砖砌泮水，建讲堂一座，斋舍八所。县令、县丞依次谒见，学生按公费得到廪给。四周筑墙把这些建筑围合起来，整齐深静，幽深严肃而安宁。有人带着图样来，请我记述成事。我认为，谈论学校的人，没有不感伤教法败坏的；议论科举的人，没有不叹息文辞浮靡的。经生学士还谈论乡闾的制度、庠塾的教育，于是悲悼王制不能恢复。唉！侯国的封建、井田牧地的制度，距离今天已经二千年了，不能突然恢复。可是，古代的治理终究不能恢复吗？回答说：不对。天命流行，发生万物，虽然五行资质不同、四时气候各异，但仁义礼智的本性，以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古今百姓都是相同的。父亲慈爱、子女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丈夫守义、妻子柔顺，古今人的内心也是相同的。古代的教化，并不是强迫人去具备原本没有的东西，只是借着射礼、乡饮酒礼的场合端正长幼次序，以培养他们尊贤敬老的良知；借着岁时吉日讲读教法，以启发他们尊君亲上的深切自觉。事情完成后，便返回闾里的学校。所谓每家有塾，就是把二十五家的子弟集合在闾门左右，由父师担任左右两位教师来教导他们。百姓生长在其中，没有一种学习不是正当的，没有一种行为不是正道，没有一句话不是正言；志向专一、内心感动，不会因看见异物而改变，所以说这些百姓正是三代能够直道而行的原因。自从乡里的治理废弛、百姓离散，早晚没有闾塾的教化，岁时没有到庠序集合，死者和迁徙者互不知道，出入不相互友爱，遇到缓急也不相互救助；而作为百姓父母的官员，沉溺在簿书、期限和禁防之中，日夜辛劳，连补救过失都来不及。于是奸猾的胥吏和扰乱百姓的人，凭借断绝的管理制度进行欺骗；官吏把官职当作交易市场，百姓把官吏当作仇敌，违背本来的良心，陷入刑法。这虽然可以说世道下降、风俗败坏，并不是一天造成的，但难道不应想想古今同在一个宇宙中吗？如今的百姓难道反而不如古人吗？难道真的不如古人吗？何况吴中宗族众多、人物兴盛，自东汉以来就闻名于当时，到魏、晋以后更是人才辈出。左太冲所说的高门显贵、魁伟豪杰、虞氏魏氏的后裔、顾氏陆氏的子孙，即使是泛指吴都的人，居住在华亭的尤其显著。大概这里背靠大海、枕临江水，平坦的田野肥沃，百姓生活所需丰足，因此能够尽力从事应当做的事情；士人奋发求学，百姓兴起仁爱，世代产生人才，以满足时代的需要。从陆士衡、陆士龙直到唐代宰相元方、象先、希声，还只能说是顺应时代以成就功名；到了陆敬舆，则卓然成为三代以来的人物。这样的涵养和造就，哪里是一朝一夕的功劳？先正朱文公说，三代以后，只有董仲舒、诸葛孔明、陆敬舆具有辅佐君王的气象。如今考察陆敬舆的数百篇论谏，如《推诚》《散利》等，哪一篇不是圣贤的明训？他所驳斥的邪说，如‘宁我负人’‘反经合道’等，凡后世有关国家的学说，都用正理加以衡量。唉，这不也是隔世难遇的大儒吗？可是近年以来，竟然把华亭看作难以治理的地方，县令不能任用足够的官吏和胥属，百姓任意处理簿书，文卷漫漶，诉讼繁多，铨曹注拟官职时，往往有人远远避开它。唉，怎么到了这种地步？《礼记》说：凡举行释奠，一定要有合祭。有人说，是合祭其他国家的先贤；既然如此，本地有像宣公这样的人，自然可以作为人物的标准。土地灵秀，人物杰出，千古不磨；如果使他们奋发兴起，难道不是守令的职责吗？唐人的诗称宣公为县人，但地方志却没有记载，这怎么能帮助推行善政、移风易俗呢？杨君建学校开始时，题写堂名为‘明善’，把子思、孟子相传的要旨合在一起，希望学生阐明并实践修养自己的学问；学生们戴冠佩玉，成列而立，听讲的人都肃然起敬。唉，千万人内心的道理是相同的；上面以真诚感动，下面就会以真诚回应。我既赞美杨君的作为，又感叹宣公把美善集中于此地，却没有人知道，所以替他表彰并公布出来。从今以后，父亲训诫、老师传授，使这些教化广泛传播、不断延续，感慨圣贤所学习的道理，怎么能不牢记贤明县令的德行呢？哪里知道像陆敬舆这样的人不会屡屡出现呢？

译《常熟县重修学记》常熟县学校创建之初，图籍已经散失，只剩下屋梁上写着至和年号，其他再没有什么可以考查。庆元三年，县令孙应时因为言防里人，才开始在学校祭祀他。新安朱子已经为此事作了考证。宝庆元年，把祠迁到学校右边。然而孔子殿堂残缺破坏、荒草丛生，没有加以修治。如今县令防稽王爚刚到任，深怕没有办法尊崇教化、改善风俗，于是约束削减浮费和积弊，过了一年便改建并修整。属县士人胡洽、胡淳主管工程。把孔庙置于左边，庙南为大门，北面为言防祠。又在东北建本朝周子、邵子、二程子、朱子、张子的祠堂。把明伦堂置于右边，东西两侧建斋舍四所，用来安置士人；建塾舍两所，用来储藏书籍，所有祭器、祭服也收藏在那里。总共建屋一百二十楹有余，并筑墙围合，另外增加田地二百亩有余，每年补助学生公养费用。访求言防的后裔，由官府供给衣食，并延请教师教导他们；另置田一百亩，供给这项费用。向州府和部使者申报，建造房舍来储存这些物资。工程始于端平二年冬，第二年秋天落成。于是八月丁亥，在新建的宫室举行释奠。请郡人叶辅之叙述工程经过，来向魏了翁求记。我私下认为，朱子曾经记述子游祠，像《鲁论》所载的两三件事，都已经发挥得没有遗漏。我浅陋孤闻，哪里敢再加一句话？然而我曾读礼书，私下有所领会，于是借记述庙学落成的机会，把这个说法附在后面。檀弓不知道是什么人，但一篇文章唯独对子游极力称誉。他对于孔门诸弟子大多加以讥评，又把子游和曾子并列，说他的道理不正确之处不止一次，几乎像偏于褒贬一样。按照这部书考察，大体是在典礼讹误残缺、无从考订的时候，人们有疑问而不能决定，往往拿去询问子游。因此前后议论礼制的事有十四件，都是以他一句话来决定是非，也可由此看出他是当时人的耳目。虽然‘叔氏说得太过分了’一句似乎是在讥讽他，实际上却是尊重他。既然如此，子游因为学习礼仪而列于文学之士，他的文章和学问，大概保存了三代典章制度的遗风，有赖子游才得以留存。唉，他确实是豪杰之士啊！从前柳宗元说，《论语》记载弟子，一定称字；只有曾子、有子不称字，于是认为这部书出自曾门，大概是因为称字较轻，而称子较重。我起初也这样认为，等到考察孔门的训诫，才知道字是极为尊贵的称呼。大概‘字’与‘子’都可以兼称：门人面对孔子，进见时称‘子’，不敢称他的氏；退下后则称‘仲尼’，不再说‘子’。其次，也有既称子又称字的，如闵子等，不止一两人；有的只称子，有的只称字，也有几个人。然而颜渊、冉有、子贡、子游、子夏，是最著名的高等弟子，却只称字而不称子；有子称有子，曾子称曾子，却没有称字。只从这两方面来论，字是尊贵的。因为‘子’虽然有老师的称号，但连在氏之后，不过是男子的美称罢了。所以《孝经》称孔子为仲尼，称曾参为曾子；《礼运》称孔子为仲尼，称言偃为子游。至于子思，则用字称他的祖父；孟子则用字称他的老师。父祖相传直到今天，人们称仲尼的字，也没有谁敢认为不妥。既然字已经尊贵，那么即使孟子是亚圣，也不能只称他的字。不仅如此，仲尼所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以字称呼而不称名的，只有十二人。子游、子夏等弟子的门人，也各以字称呼自己的老师；这种传统相承到汉初，仍不敢轻易用字来称人。由此看来，子游作为勾吴偏远之地的士人，向北到洙泗求学，竟然能够只称字而不称子，列入高等弟子之中，这又哪里是容易做到的呢？如今吴门靠近行都，而常熟是大县，像子游这样的人再次出现，难道终究不会有吗？也许只是拘泥于习俗，没有办法振作自己。我们的朱子既然已经表彰过这件事，用来激励人们，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是山川风气，古今和常人本来没有不同。诵读先圣的书，遵循先贤的教诲。唉，希望一定有听到这些教诲便奋发兴起的人，不辜负建立学校、尊崇贤人的意义；士人们应当努力。

译《程纯公、杨忠襄公祠堂记》我自从督师被召回，前后六次上书请求退休，寄居建康等待命令。府学教授陶君来见我，说：‘从前明道先生程纯公以正学倡导各位儒者，郡国祭祀他都非常恭谨。本地因为先生曾在上元任主簿，学校过去本来就有祠堂，香火很盛。不才曾听说忠襄杨公任本州通判时，金人大举入侵，杜充以宰相身份统领各路军队，却望风投降；其余的人有的受辱，有的逃跑，只有杨公发誓以死报国，奋力抵抗敌人，口中不断唾骂，最终遭受被剖心的惨酷刑罚。公朝廷根据他的义行改谥为忠襄，赐建庙宇表彰忠节。如今已经一百多年了，事迹刻在防牲之碑上，写在下栅之石上，光明显赫，和日月星辰一样明亮，祠堂香火也很盛。他生长在大江以东，熟悉听闻此事；如今再考察地方志和史乘，才知道杨公还曾主管学校，治理溧阳，对百姓和士人都有恩德，而学校却没有祠堂，难道不是礼典的缺漏吗？于是就在程纯公祠堂的右边，绘制杨公像来表达敬意。请您替我记下这件事。’有人对我说：‘这两个人难道不是同类吗？’我回答说：‘把人相比，是因为他们的道相似。禹、稷、颜回、曾子、子思，困穷和显达并不相同，出处进退也不相似，但孟子把他们视为同类；这难道是世俗所说的简单类比吗？’ 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立志于仁。乾道运行变化，使万物各自端正其性命：根本属于理的，是仁义礼智之性；禀受属于气的，是血肉口体之躯。至于心，是理的屏障，也是气的统帅；贯通古今，错综人物，没有什么不由此而来。学习，就是求得不失去自己的本心，使进退由我作主，富贵不能使我迷乱；生死由我作主，威武不能使我屈服。自从人们学习不再谋求这一点，不是被气质的偏颇所局限，就是被利害的私欲所夺取：口想吃美味，眼想看美色，耳想听美声，鼻想闻香臭，这些是人的本性，却不知道天命自有节制。居处只求安逸，饮食只求饱足；其实人的心体充满仁爱，充实流贯，可以与天地相参，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人，若只求安逸和饱足，那只是小人的作为，还没有成为大丈夫。把这种态度用于学习，就会只求侥幸取得，安于小小的成就；把它用于做官，就会见到利益便忘记道义，遇到危险便只求幸免。那些平庸之人和卑贱奴仆本来不值得责备，往往尚且凭一时的勇气践行仁义，把它当作康庄大道；那么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反而只把从口耳之间读书、供自己谋取利禄看作满足，所谓成就万物、成就他人的事业，已经与自己毫无关系了，这难道不是非常可耻吗？考察两位先生所遭遇的事情虽然不同，但他们的学习志向都归于仁，能够不失本心，那么前后实无二致，这还可以分出高下吗？世俗之流。盗贼祸患繁多，我赞美陶君作此举动，足以振兴衰颓、树立懦弱之人，没有失去圣贤把成就自己作为己任的本意。为此记下年月：公讳邦乂，字希稷，是吉州吉水人。因政和年间上舍生的身份赐予进士出身。《云鹤山集》卷四十六。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四十七，宋魏了翁撰写的记。《靖州鹤山书院记》。我在泰禧年间曾任王朝谏官，国家有大事时，意见不能相合，便补任郡职离京而去。在先祖旧庐的北面筑室，名为鹤山书院。聚集书籍，寻求朋友，每天早晚增益学习，将用来质正自己尚未确信的地方。朝廷三次聘请征召，我辞谢而不敢入仕。后来出任刺史，镇守藩地，大致经历了民政；先帝察知我可以任用，恰在正旦大朝会时派驿马来召我。过了几年，又因罪过迁往湖北的靖山。囚徒般被拘系，不能与中州往来，反而更加能够静心澄神，回想从前的过失。在客馆东面有一处地方，叫纯福坡。五老峰在左，飞山连接在右，侍郎山高峻地立在前方。冈峦交错耸立，风气融和凝聚，于是清除蔓草荆棘，建屋居住。安于土地，乐于天命，防止自己的心再迁移，于是就用故乡的名称题榜为鹤山书院。由夏入秋，水木和芙蓉花时隐时现。老梅、桂树、杉树，灌木和丛生的竹子，又将寻求岁寒不改的盟约。我在其中休息游览，往往一去就是一段时间；快乐到了极点便生出感慨，吟咏余兴，发出叹息。有人讥笑我说：‘多么悠闲自在，姑且用来度过一年吧。’我替你高兴，可你为什么反而忧戚呢？我说：‘不是这样。君主譬如天，疾风、迅雷、大雨必然会发生变化；天发怒而逃避它，是不敬。君主譬如父母，父母责打得流血，便当生起敬意和孝心；父母有过失却漠然置之，那就是更加防备父母。’有人说：‘只要有一件事不能称心，便局促不安，好像无处容身；但也差不多可以凭此自我安定、自我贡献了。’我说：‘这是什么话！阴阳五行播散而产生万物，山川所产，是天地所产的；人的身体毛发皮肤，都是一气分化而来，人的身体就是父母的身体。因此穷尽天下万物，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天德；终其孝子一生，也不足以报答父母的恩德。何况我卑微地出身于寒远之地，却蒙受两朝知遇，幸运地位列侍从之臣的末位。假使进谏能够实行而恩泽下达，所办之事能够相称而心意得以隐约表达，这也只是报效国家的常分罢了。只是我连一丝一毫的补益也没有做到，却反而触犯了“浚恒”的戒训，自招渡水过深的罪责，只使朝廷受病、当世士人蒙羞，难道还可以把自我安定、自我贡献看作满足吗？古人先衡量自己而后入仕，先取得信任而后进谏，先占问而后亲附，众人认可而后晋升；所以在上者没有怨恨，在下者可以远离罪过。我又曾经审慎对待自己所发出的话吗？经过君位必变色恭敬，经过宫阙必下车，经过国君的车马必凭轼致敬；心中怀着众目所注视的戒惧，这是为了扩大敬意。斋戒沐浴，书写、思考、应对诏命，练习仪容和佩玉的声响在上天临鉴之下显著，这是为了积蓄诚意。从明白善道、使自身诚实，顺从父母、信任朋友做起，没有一丝一毫感到惭愧，这是谨慎取得上位者信任的方法。把道理根本建立在自身，以百姓为证明，并推及三王和百世，以及天地鬼神，没有一点不相合，然后再发言，这就是时机啊！所以可以明显进谏而君主不疑惑，可以尽情进言而别人不忌恨。但我又有做到这一点吗？有孝有德，要引导扶助他们，却又嫌自己过于急切地求取深远；谋划大计、确定命令，远方的谋略按时告知，又厌恶屡屡发言而招致防备；穿锦衣而外罩罩衣，穿锦裙而外罩罩裙，是担心洁白显露而招致污损；谨慎地从容自守，勉励自己深思远虑，忌讳因悻悻不平而忘记君主。但我在这些方面也还不能自信。唉！树木栽下后，天就培育它；树木倾倒后，天就覆灭它；取舍来自它自身，天有什么私心呢？贤能的人，亲近他；没有能力的人，使他居下位；得失都由自己造成，亲长有什么私心呢？所以古今没有尚未确定的天命，也没有难以侍奉的亲长。如果有一件事反过来，那么我就是孔子的罪人了。于是把这些话写在室中，用来警诫自己。

译《强斋记》。寳庆元年，高侯德文通过我的朋友毛谊父来请托我说：‘从前朱文公曾经用“强斋”给我所居的屋室命名，请你替我写下来。’高侯任职淮右时，曾经通过输送平定邻境，挫折其骄横怠慢，因此在当时颇有声誉。后来他任监登闻鼓院，忧虑职责所在而尽力进言，我非常仰慕他。如今他年已七十六岁，仍穿行实践文公的训诫，勉力行善而不厌倦，我怎敢说不可以？不久，高侯来信说：‘已经很好了，这符合你的礼意，何不一并写篇记呢？’我对谊父说：‘人的祸患，在欲望面前受制就会软弱，习惯于旧习就会安逸，气质柔弱就会沉沦于众人之中，形体躁动就会苦于困难；其中有一点，鞭策他也不能前进。高侯受到诱惑欺骗而不改变，年华老去而志节更加坚定，那么所谓刚强，高侯大概已经懂得了。还需要凭借什么呢？’我说：‘虽然如此，请允许我替谊父试着诵说所听闻的道理。现在天地四方与人，看似彼此无关，但古人说这是男子应当承担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昼夜明暗、寒暑交替，天天互相代替吗？此前的一切无不都是事情，但人置身其中，却不知道那是自己应当承担的事情。因此《易》的大象共有六十四条，其中《乾》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晋》说：“君子以自昭明德”；天道运行、每日进步，全都在于自己不能停止。’ 圣人提出这两个卦象，向人说明所应当承担的事情，已经没有比这更切近明确的了。然而太阳是众阳的宗主，也是天下最刚健的事物，却唯独在《乾》卦说“自强”，为什么呢？天向左旋转，太阳向右运行，一年运行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经历昼夜而运行一周，大概从来没有彼此相距很远。然而太阳前进的速度，只足以抵得上昼夜运行；天的运行却总是超过太阳一度，累积日数便成为一年。这样，天常常超过一度，而太阳常常少一度，所谓刚强健行而不息，除了天道运行没有什么可以担当。先正安定胡公曾对人说：‘人的一次呼吸叫作一息，一息之间，天运行八十多里；人经过一昼夜，有一万三千六百息，所以天运行一百多万里。’既然如此，究竟是什么使它这样呢？是天刚强而不息，并不是有什么东西使它如此。人行善能够自强而不停止，大概也与他人无关。天道运行，左旋右复，前降后升，昼夜有常，古今没有间断。人之所以为人，是要主宰天地、役使万物；可是聚散消长，竟被大化推动，确实有人一生顺着它走，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天本来不求别人知道它，人明白行善，却一定希望别人知道，这还能称为自强吗？唉，高侯的请求和我的记述，将越说越失去本意了。谊父把这些话告诉高侯，请他把这些写下作为记，希望近于古人向国人寻求箴言警诫的意义。侯名之问，字德文，家世向来通达，曾四次参加礼部考试，在学校中声名远播；他的恭谨品行值得记述，大概不只是像先前所听闻的那样。

译《夔州重建州学记》。庐陵李侯镇守夔州的第二年，大规模修缮州学完成，写信送给我说：‘夔州过去有学校，从淳熙末年起，某位帅守某侯曾拆毁旧学而重新修建，仅仅经过三十年，便败坏而无人治理。现在军器监丁侯黼和转运判官王君察看此事，曾商议重新修葺，并且忧虑学校的门路制度不端正，便为之审慎规划。二人各捐钱二千万，在恭、涪、黔购买木材，在云安、大宁购买竹子。已经分派丈量、聚集工匠开工时，适逢丁侯被召离去，我恰好来到这里，于是与王君终于完成此事。又各增加钱一千万，始于嘉定十六年六月，止于寳庆元年五月。礼殿、讲堂、斋馆、门序，都依次焕然一新。章有阁，从祀有像，先贤有祠，文书有处所，值宿有屋舍。学校原有李氏五桂楼，如今又在东面重建，在楼上祭祀六位君子。以至厨房、浴室、仓库，墙壁涂饰、陶砖铺设，全都比旧制更加高大完备。工程完成后，帅守士人举行修舍菜之礼。我又想到堂名为“明伦”，却没有用来教导启发士人，于是摘取《六经》《语》《孟》中切合伦理的语句共八条，大字书写，深刻在石上，置于墙壁之间。士人说这项工程不能没有记文，认为只有您合适，请回头邀请您来写。我不才，哪里足以参与此事呢？’ 虽然如此，我曾听说：这些百姓，是三代与之共同学习的人。然而古今风俗不同，也有幸与不幸。三代建立学校、设置教师的制度，在周代最为详备。如今《周官》所记载的，只有大司乐主持成均的制度、师氏在王宫中的教导、乡遂所属百姓读法的仪节，其他方面已无从考察。参照其他书籍，可知从二十五家的闾设塾，以居里而有道德的人担任左右师，用来集合国人的子弟教导，防备学校的礼节，并养成良知的根本。由此升入党庠，升入州序，升入国学，不只是王公大夫士的子弟，乡里的俊秀也无不在其中。不只是由小乐正教以威仪，也由大乐正以义礼引导。不只是年长者参加宾介之礼，郊外百姓中的卑贱者，也取爵于堂上尊者之处，来相互酬酢。不只是三年一次考察编比，中年也考核其进退。不只是六乡推举贤能，从遂以下直到三等诸侯国，也都依照乡的制度。大概是说：上天生育这些百姓，使他们共同具有仁义礼智之性，以及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的伦理；百姓共同拥有这些，却不能明显实行，习惯了也不能明察。因此后来的君王、公侯承接天命，以大夫、师长为辅，在学校、庠序中建立制度；这就是替百姓充当耳目，引导他们的方向，使他们充实仁义礼智的四端，实行五种伦理，做到亲亲、义正、男女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无不尽到自己的本分。这是先觉先知者的责任，极其重大而不可轻视。又担心人们拘泥于眼前而遗漏长远，重视尊贵而轻视卑贱，于是用井田、牧地相联，用比闾编列，用射礼、乡饮酒礼聚合，用节气授时来考核。天地之间，没有一尺土地、一个百姓不是相互联系的。这样，所以百姓生于那个时代，出入都有教导，行动休息都有养护。所谓人具有士君子的品行，并不是空话。自从上位者失去正道，没有人知道应当怎样作为君主、作为师长、作为尊上：上者把权谋利禄当作操守，作为世间的器具；下者把揣摩迎合当作求取宠幸的资本。于是稍有才智的人纷纷捷足先登，处在近利位置的人很快败坏。到了设置科举之后，士人从孩童时学习，已经有了计算功名、求取收获的志向，风俗一天天低下。其中难道没有不待文王召唤便能兴起的人吗？然而不能人人如此，更何况才智稍有的人沉溺得更深，处在近利之地的人败坏得更快。把记诵浏览叫作学习，把辞藻文采叫作文，把空虚无有叫作道，沿袭错误、承继浅陋，自己还不知道。更严重的，还有口头谈论儒术，心里却认同异端的人。后来的君王、公侯、大夫、师长以及学校庠序，本来是要替当时的人充当耳目，使他们知道有宽广的居处可以居住，有端正的位置可以站立，有光明大道可以行走；但千百年间充当耳目的，反而误导了他们的方向，使他们空置安宅，舍弃正路，倒行逆施，茫然无所归依。到了本朝盛时，诸儒相继出现，正学重新兴起，士人才知道应当趋向哪里，知道人己、公私、义利的分别。然而二百年间，笃信并努力实行的人仍然屈指可数，这是因为受浸染已经很久，自己奋发实在艰难。唉！生在三代的人，实在多么幸运啊！周朝始于后稷，夏、商终于杞、宋，都立国二千多年；圣贤前后相继，政治教化美盛，明白伦理、建立根本，效果本来就如此。秦汉以后，乱世多于治世，士人很少有恒常不变的心志，那么那些作为人的耳目者，难道也曾思考过其中的缘故吗？夔地虽然偏僻，却与二蜀接壤；蜀地的学者从西汉初年起，已经能够与齐鲁相抗，所以史书说巴蜀喜好文雅。如今夔州诸郡，正是巴地旧境。又受到孔明、子美的熏陶浸润，质朴笃实而接近根本。何况如今有幸生在诸儒之后，理义精明，牧守和监司又共同为他们充当耳目，引导他们趋向正道。既然如此，像前面所说把揣摩迎合作为求取利禄之计的人，士人既然知道以此为耻，那么反归自己本有的性情，尽力实行自己应尽的本分，士人也就知道努力了吧！谨以这些话回复李侯，并刻在牲石上。侯名鼎，曾任宗正丞兼驾部郎官，现在以直敷文阁的身份镇守苟可以。凡是能够促进教化、改善风俗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

译《拙斋记》。广汉张行父与我同朝为官。一天，他对我说：‘我曾经因周元公先生的《拙赋》有所感悟，于是用“拙”给我的书斋命名，请你替我写篇记。’我起初听到这话，心中很疑惑。人的心，广大而精微，宽缓而周密，能够包容天地，出入古今，错综人物，大概有巧妙的历法家也不能计算、优秀的工匠也不能描绘的地方。学习问道，就是用来使自己的知识达到完善、使自己的明悟更加明彻的。如果有一点违背这一点，就会成为昏、愚、庸、暗。所以孔子谈仁和勇，一定把知放在前面；孟子概括说：‘知就譬如巧。’圣贤的论说，重视知而鄙弃愚昧，从未听说推崇笨拙。盘庚、成王把安逸和作伪作为笨拙的戒训，孟子也以拙工、拙射为不对。到了老子、庄子，才把巧拙寄托在寓言中。秦汉以来，人们憎恶世上以善于做官、深文苛法为巧的人，于是激发出守拙的说法。后来潘安仁、杜子美、柳子厚等人，便以拙自称。到了周元公写《拙赋》来阐发它，行父的伯父宣公又作记来申说，这个意义于是扩大了，但仍未能使我心中释然。老庄是借拙来发挥巧，汉魏以来是用拙来憎恨巧，它们流传下来的弊病，却是借假拙来装饰巧。这些都不值得过多计较，而两位先生的话却似乎与圣贤相反。其实言论各有其适用之处。物欲之知与德性之知，常常背道而驰；所以在那一方面聪明的人，在这一方面必然昏暗；在小事上精巧的人，必然遗漏大处。况且有人说：‘我主持圣国政事的日子，难道会有不知道的吗？’又说：‘我知道把人驱赶进网罗、陷阱，却还有不避开的。’这种所谓巧，恰恰只是用来成为拙。周子说：‘我忧虑世间巧诈太多。’张子说：‘我忧虑士人不够朴拙。’这都是为了遏制人追逐外物的萌芽，使其返归德性之知；虽然与圣贤说法不同，指向却相同。况且坤卦的光明变化为乾而成为离，离卦中间空虚，所以说‘畜养母牛则吉’，这是因为光明来自外部，火是外在的光；乾卦的阳爻求取坤而成为坎，坎卦内部充实，所以说‘有诚信，专心于内心则亨通’，这是因为光明根植于内，水是内在的明。于是端正位置、安居本体，照见万物，明亮却常常像昏暗，知道却常常像愚拙。只明白外在，便夸耀技巧、炫示才智，依附外物而忘了返回本根，看似明亮其实昏暗，看似有知其实愚昧。因此离卦借坤来蓄养它的光明，坎卦伏藏坤德来使它的光明显得晦暗。刚强坚毅、质朴木讷的人，求仁最为接近；花言巧语、表情讨好的人，则离道很远。这大概就是内外、主宾的分别，也是我们圣贤用来探求根本、施行教化的地方。没有什么比努力更重要。行父说：‘这就是我的志向。’于是我替他写下这篇记。《仰高堂记》。庐陵曾无疑给堂取名“仰高”，用来仰望并提高自己的事业；这个意思见于《车牵》的末章，也见于《表记》中孔子所说的第三章。朱文公替他书写了堂额，已经三十一年，却一直没有人替它作记，于是他写信到渠阳，嘱托我来写。我认为《表记》虽然不知道是谁作的，但其中重要的言辞和精微的义理，大多集中在这里。这一章从“仁有数”以下，把《文王有声》的末章看作数世之仁，把《谷风》的第三章看作终身之仁；在《大雅》中取“德輶如毛”的诗句，在《小雅》中取“高山仰止”的诗句，接着说：“孔子说：诗人爱好仁德到了这种地步，向着道走去，即使走到中途而停止，也忘记了自己已经老了，不知道年数已经不足了。”唉！古代作诗的人，大多就是这样。《春秋》中卿大夫所作的诗，《洙泗》诸弟子所讲论问答的道理，子思、孟轲所讽诵阐明的道理，难道一定完全相同吗？但也从来没有彼此抵触。阴阳二气运行，穷尽古今，超越宇宙，如同一日。虽然相隔千年、处在不同时代，五方风俗感受不同，但它们的根本是一致的。因此只有理明义精，声音传入耳中，内心才会相通；气机相感，思想才会领悟。所谓‘兴、观、群、怨’，随着所遇之事自然有所发抒，难道一定要说成是自己亲自作的吗？齐、鲁、韩、毛四家之说流行以后，后来的经生学士虽有耳目肺肠，却不能自行运用，抛弃德性之知，奔走在故训的末流上。师传尚未断绝时，还能相互比较异同；等到三家不再传授，只剩毛氏、郑氏孤立流传，耳目肺肠又只听从郑氏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们一定说这是周大夫讥刺幽王。考察《诗经》，从《楚茨》到《车牵》共十篇，都没有证据表明必定是讽刺周幽王。况且诗中说“高山可以仰望，大道可以行走，驾车的牡马不停奔驰，六根缰绳相互协调”，既然知道高山可以仰望，又一定要亲自走到那里。马匹奔驰和声音和谐，正是看见贤人便想向他看齐、不肯自我停止的意思。所以太史公引用这首诗时也说：“虽然不能达到，但心里却向往它。”既然如此，孔子直到汉代儒者的理解都是同一个意思。这正是人心最正当的地方，也是天理不可掩蔽的地方。如今一定只听从毛氏、郑氏，认为这是憎恨褒姒而思念贤女，虽然也说得通，难道不是太拘固了吗？无疑于是依据《表记》的话写在室中，休息、游览于此，用来求仁，没有比这里更接近的了，又何必采用我的话呢？虽然如此，无疑的请求很殷切，也不能始终不说一句话来辅助他求仁。仁，是圣人很少谈到的，必须有人询问才说；即便说了，也从未明确指示，只说“乾”的文辞，说“言语指向元就是仁”，到了《复》卦六二才说“休复则吉”。以下说仁吗？于是又指出初爻不远即复，把复说成仁。为什么呢？复卦的初爻，就是乾卦的元。从姤卦往上，阳气隐藏在阴气之中；到了剥卦的坤，阳气消磨得几乎尽了，而在极其微小的一复之际，整体便全部具备。落实在人身上，凡是一念萌发，舍弃末节而趋向根本，远离罪过而迁于善，都是仁。这不是大力克制、恢复本心的人不能做到的；二爻所说的“休复”，就是知道仰慕仁德而进向仁的人。唉！无疑孜孜不倦地遵循这个训示，已经知道所应仰慕的对象了。因此我愿以乾、复二卦的意义，再次表达我爱护、辅助他的心意。无疑名三异，至今已有四百四十五个甲子了。

译《积善堂记》。前任普州知州家侯季文写信送给我说：‘我家炎不才，继承先人的遗业，辛勤任职于州县四十多年，恭敬地早晚尽职，幸而没有颠沛失误。如今渐渐逼近老年，想到继承家业这件事，如果不把它托付给您，即使死了也不能瞑目。我家先祖的旧庐，大概是五闰年间少卿周氏的遗址。我先祖评事拆除旧屋而扩建它，后来又多次荡析，不能保持常态。我的高祖考太中公把它合并修葺起来，开禧三年毁于乡里的火灾。我非常害怕家中神位、宾客、亲戚没有安置之处，于是逐毫积寸，整整十五年才完成。再想到评事所营建之处在积善坊，正是现在建堂的地方，于是用坊名给堂命名，表示不忘本初，也使后人以此为依据而传说下去，不要废弃先人的遗意。请替我发明其中的意义。’我常常想到圣贤留下的训诫，只是尽力做好应当做的事情，不怀有用巧计求取报偿的心，这正是与善恶报应之说不同的地方。然而考察《尚书》和《易经》，又有说：‘行善，上天降下各种祥瑞。’又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些韵语相传，似乎有所由来。那么这与异端用来教人的说法相同吗？回答说：‘不是，不是这样。’吉善之人行善，只怕一天不够用，鸡鸣便起床，孜孜不倦地行善。从早晨到日偏西，并不一定总要与外物接触，为什么可以说这是善？又是怎样行善的呢？舜居住在深山之中，与树木石头为伴，与鹿猪游处；颜子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只有一箪饭、一瓢水。这难道有应酬交往、处理事变、救济时世、惠及万物的功绩吗？世人称为善的人，必定说舜和颜回。唉！我所说的善，难道与异端所说的善不同吗？‘乾道变化，继承它的就是善，成就它的就是性。’大概善建立在性之中，性又由善来体现。依循这个道理去做，不做不应当做的事，不想要不应当想要的事，那么到哪里不是善呢？早晚不断增益学习，勤勉谨慎，如同承受不起，又如同将要失去，并不是因为父母爱我才如此，也只是自己尽到敬意罢了。天将明时醒来不再睡，心中诚敬专一，如同怕不能相见，又如同将要再次进入，并不是知道神明享用了什么，也只是自己极力达到诚信罢了。私下朝见时斋戒沐浴、书写诏命、练习仪容，并不是为了求得公卿的知遇。天晚人倦，仍斋庄端正，并不是为了向乡党求取声誉。我只知道循理尽分去做，别人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不敢侮辱别人，是为了自我敬重；不敢欺骗别人，是为了自我明察。即使欺骗、侮辱别人，别人没有增加或减少什么，但这个念头一萌发，便已经败坏德性、扰乱常理，所应防备的本来就在自己这里。善与庆、不善与祸，大概同出一源而名称不同。并不是在善恶之外另有一个所谓庆或祸，也不是先有所企求然后才行善；若行善只是有所畏惧，之后便不会作恶。何况人的言语行为，有真诚有虚伪，有公心有私心，只有家人是不能欺骗的。假使在家庭中推行善道，声誉相孚、气机相感，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兄长像兄长，弟弟像弟弟，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无不各自尽到本分，那么我家庭之内本来已经每天处于吉祥之中，还有什么庆可以超过它呢？这种心意传流到子孙后代，本来就是应当如此的。一家所感化的，一个国家也会受到教化；仁爱、谦逊、礼义，都从这里开始，那么这种庆泽所覆盖的范围，又不知道有多大了。董子说，人的作为，善恶到了极点，就会与天地流通往来而没有间隔。既然如此，即使天地之间的吉凶妖祥，也不过是一气感应的结果。因此因家侯的请求，愿意和他共同切磋探究。家氏源流深远广大，侯又能恭谨守道，保全自己的家业，十五年中没有迁任。如今以朝奉郎身份在家养老，已经活到八十五岁。

译《黔阳县学记》。大学之道，必须使意念真诚，必须谨慎独处时的内心。总之是为了求得自己的本心，不要失去它罢了。天与人同是一气，人与万物同为一体。即使真诚而没有外在行动，念头一动，自己独自知道，别人也没有不知道的。因此圣贤的教导，因循人本有的真实之理，建立学校、设置教师来申明其义，使人从侍奉亲长的近处做起，推广到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广大范围，随事体察实践，必须明确，必须明察。这样才是仁义礼智的本性，这样才是恻隐、羞恶、是非、辞让的情感。假如有丝毫不相合，便局促不安，片刻也不能容忍。所谓‘必须真诚、必须谨慎’，舍弃这些就是失去自己的本心，不足以称为学习。自从科举取士以来，士人读圣贤之书，彼此讲论探究，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例如辞藻华美妨害志向，博闻强记淹没本心，权势利益背离道义，奸邪损害正道，淫靡之音扰乱雅正，残酷刻薄伤害恩义，聚敛钱财妨害百姓，空虚无为损害大道，妖妄之说迷惑众人，这些人都知道应当辞斥并排除。然而考察他们早晚孜孜不倦所做的事情，却不只是实际上没有用功于这些方面，反而还在这些弊病之下。于是才智稍有的人沉溺得更加深，处在近利位置的人败坏得更加快。他们大概会这样说：‘以正学立论，便是主管官吏一定要摒弃的；依正直之道行事，便是这个世道不能容纳的。’所以即使内心、行迹、言语、行为明显彼此不相顾，人们也不觉得奇怪。用这些话互相告诫，本来已经很可鄙了。还有人忌讳说出正学的名称，却实际践行它，难道不知道遭遇困顿或通达自有时运，既有道义也有天命吗？何况以正学立论，怎么知道不会与上意相合；依直道而行，怎么知道世间不会容纳？这种说法不仅把自己看得太冷淡，也把别人看得太浅薄。他们的不诚、不慎，也太严重了。寳庆初年，我因罪过迁往靖州，起初也鄙视这里的士人、轻视这里的百姓，慢慢接近他们后才发现并非如此。百姓不知道繁华声色的快乐，所以欲望少而容易满足；士人不知道科举利益，所以质朴笃实而接近根本。祭祀时往往使用尸，虽有功服、缌服者也参加，吃祭品直到服丧终了；吉凶之事不采用佛老之说，没有塔庙和僧牒的耗费，郊外百姓中还有人戴着大布制的帽子。后来才知道辰州、沅州之间也无不如此。这样看来，这些百姓与那些才智稍有而处于近利地位的人，本来不能相提并论。甘愿接受和气，白色接受彩色；趁他们离开根本还不远，加以开导扶植，与其他地方相比，不是容易得多吗？昭武饶君敏学，本是朱文公的弟子，任黔阳县令，疏通积滞，救济贫乏，摧折奸邪，压制强暴，威势流行、政令得到信服，粮食充足、财物丰盛。他想用父兄们所讲习的道理来使百姓善良。县里原来在治所东面有学校，自嘉泰以后，钱君衢把它迁到县城西南，罗君方畤又修建了礼殿，其他设施都还没有完备。饶君先修建门墙，接着修葺殿屋、堂室、斋馆、厨房、浴室、庭院和廊庑，依次全部具备；又绘制圣贤画像，置办祭器，使春秋祭祀更加庄严。命贡士单铨主管工程，请我写记。饶君厚待百姓的方式，就是这样。我虽然不敏锐，难道敢不诵说自己所见所闻，希望能够告诉县邑之人，使大家共同返回自己的本心，明白辨析而笃实行之，不辜负兴办学校的本意。《君子堂记》。龙舒陈侯冲就先庐南面云锦亭的旧址，建造三间堂屋，摘取周元公先生《爱莲说》的文字，以“君子”命名，请我替他书写，并且说：‘替我叙述建堂的缘由。’我私下认为，先生精心思考而独自有所领悟，作《太极图说》等书，推原无极中的太极，验证阴阳互相依存，配合八卦于五行，在主静之中阐明两端，完全没有因袭前人的地方，看似不同而实质相同。正因为理明义精，所以观察万物、考察事物，即使面对水中荷花、庭院草木，也都能认识它们屈伸、清浊的分别；这一点不是晚辈所能再加一句话的。虽然如此，我曾因这件事有所疑问。荷花在诗中，大概只出现过一两次。《郑风》说：‘山上有扶苏，低湿地有荷花；没有见到子都，却见到了狂妄的人。’《陈风》说：‘那水泽的岸边，有蒲草和荷花；有一位美丽的人，身材高大而且庄严。’我认为这些诗是诗人忧虑时世、怀念贤人，希望见到君子而不可得的言辞。诵读《郑诗》的人说，这是讥刺忽任用才智浅薄的人居于上位，而美德之士反处下位；用来讥刺忽，这个意思或许说得通，但说成讥刺其任用臣下，则更为恰当。至于《陈诗》的笺注传疏依据小序，便把它指作男女相悦的诗。所谓高大而庄严的人，如果不是巨人、丈夫，心胸宽广、身体丰满，实在不容易当得起这种称赞；怎么能怀疑只是男女相悦而把它看轻呢？应当是说泄冶等贤人以直道行事却不被容纳，诗人因此思念他们罢了。诗中说‘有一位美丽的人，悲伤又能怎么办’，这大概涉及对纬的忧虑。大体说来，自从齐、鲁、韩、毛四家之后，士人抛弃德性之知，奔走于训诂故说的末流，何况如今毛传孤立流传，所以解释诗义的人更加拘固。因周先生的《爱莲说》，我更加相信这两首诗的意思都是思念见到君子，所以把这些话回复陈侯，姑且写在堂记的序言中，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商讨。《鹤山集》卷四十七。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四十八，宋魏了翁撰写的记。

译《长沙县四先生祠堂记》。周元公先生的先世居住在青州，自唐永泰年间有一位任廉州、白州太守的人，名叫崇昌，迁徙到道州宁远县大阳村。到后代孙子虞宾的第二个儿子从远，又迁到营道县西面，地方名叫濂溪。传到第三代成为元公，所以如今宁远、营道都是他的祖先旧居之地，并且都为他建立祠堂。当时各地守令都把作记的事托付给我。我已经写过序述建祠的缘由；第二年，长沙县丞李君亢宗在四月代理县事，政务修明、财力充裕，按照我的办法修缮学校官舍，置办祭祀器物和服饰。又想到过去有人曾经祭祀元公，并配祀胡子仁仲、张子敬夫、朱子元晦，大概因为他们生于此地、居于此地，或曾在此地任职。可是年代久远，祠堂已经坍塌，于是拆除重建，又把作记的事托付给我。我私下认为，古代祭庙之事，使人鬼聚集而不离散，所以用同宗同气的人充当尸，若不是同族便不能享受祭祀。其他可以获得祭祀的人，只有功烈卓著者在大烝时祭祀，乐祖在瞽宗祭祀，有大德而没有后代主持祭祀的，在主国祭祀。如今这些儒者既非同族，又各自有后代，郡国怎么能祭祀他们呢？大概从汉代儒者开始，才有祭祀先圣、先师、先贤、先老的说法，所以近世儒者先贤的祠堂遍布郡县；即使不是他们的乡邑，也是在那里出仕为国。这样做也不是毫无依据，只是终究没有完全得到聚合与离散的意义。我想以自己尚未通达为由推辞，季君却坚持请求说：‘希望您能有话告诉县邑的士人。’唉，像我这样浅陋的人，连图谋修养自身都还没有做到，哪里能有话告诉别人？虽然如此，我又有一个疑问。《大畜》的卦辞说：‘刚健笃实，光辉日日更新。’以乾卦的刚健去实行，以艮卦的笃实来安居，光辉显著、日日更新而无穷无尽，这是学问的最高功夫。《大畜》的大象又阐发说：‘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详细询问、谨慎思考，明辨是非、笃实力行，就是用来蓄养内心德性的。蓄养旧有的德性，正是为了滋养新的德性；而新德并不是从外部到来的。明白的道理越积累，越能止于自己尚未看见之处，所以越蓄养便越能日日更新。如今学士大夫诵读四位先生在《太极图说》《通书》《知言》《正蒙》等书中的言行，在《太极图说》中看见阴阳五行的根本，在《知言》中通晓元亨利贞的实义，在《大纪》中看见中、诚、心、性的分别，在张子的著作中看见皇、王、帝、伯的分别；由此看见周先生受学于五峰而听闻仁的训诫，朱子受学于延平而听闻敬的训诫。师长传授、朋友学习，白天诵读、夜晚讲论，哪一样不是前人的言论和往行？然而实际上不能以止健的意义在内心蓄养德性，所以听到他们的话，好像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见到他们的行为，也知道应当崇尚这一点。正当才力强盛、气质新健时，凭借天资的美好，带着从口耳得来的知识，往往可以在人前取得名声。等到岁月流逝，志气随着气力衰竭，那么从前诵读讲说的功夫渐渐不再属于自己。有的人又借其中一两点来装饰辩说，满足私欲，反而不如从来没有口耳之学。我因此感到恐惧，正要返观内心，思考怎样厚实蓄养而减少言说。不仅不敢把这些告诉别人，也已经没有闲暇了。李君是文肃公的曾孙，也是文公的高等弟子。他大概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吗？倘若最终把它写成记，并告诉同道之人共同勉励敬慎，不要忽略。

译《全州清湘书院率性堂记》。我的朋友林仲山岊守全日，寻得柳侯仲涂的读书遗址，于是铲除荒草，修筑屋舍，设馆储书，和当地人一起在这里讲习，并借此表达追怀贤者、崇尚德行的心意。继任的郡守没有废弃这件事，书斋、屋舍、廪饩和俸禄逐年增加，现今又赐给它美名，几乎可以和睢阳、嵩岳、庐山的四所书院并列了。如今的郡守赵立夫一定愿意再加以扩建，使它更为宏大：中央建三间堂屋，题名为“率性”。他写信给我说：“希望您能有所说明，告诉本地人。”柳侯是故相忠定公的后代，当时忠定公执政，尊崇经典、推重儒学，表彰性命之学。柳侯熟悉地听闻这些，所以将要和当地人共同阐明这一道理，我怎敢不答应呢？有人听了却疑惑地说：“圣人教导人，似乎并不把性放在首位；子思、孟子以前谈论性，也没有必然确定的说法。如今不问初学者通常应学的内容，却以‘率性’为书院名，难道不会有超越次序、逾越等级的弊病吗？”我说：“不是这样。成汤在亳地告诫百姓说：‘人民有恒常的本性。’周武王在孟津向众人发誓说：‘人是万物中最有灵性的。’这些话都出现在建立国家之初，是各种言论中最先提出的。因为性是根本大道，没有什么能排在它之前。《易经》是圣人用来启发万物、救济百姓的书，开头讲乾坤，就是为了阐明性善的意义。” 《易经》说：“伟大啊，乾元，万物凭借它开始。”又说：“至高啊，坤元，万物凭借它生成。”凡是在天地之间各自端正自己的性命的，没有不凭借元气的；元气是众善之首，也是四德的根本。圣人还担心人们不能明察，于是又在《系辞》中申说：“一阴一阳叫作道，继承它的是善，成就它的是性。”又说：“这是先于气而运行的道理，人得到它，便以它作为自己的本性。”又说：“使性不断地保存下去，是道义的门径。”这又是在告诉人们：懂得礼才能成就本性，道义都从这里产生。最后又说：“圣人作《易》，是要顺应性命的道理。”这样看来，《易》这部书的根本道理，还有什么能先于性命吗？所以子思在《中庸》中撮取其要旨说：上天赋予人的，叫作性；顺着本性去实行，叫作道；依据这道加以品节、用来教导人，叫作教。唉！圣贤的心意，前后一致，因此《中庸》开头所说的，也就是《易经》和诰誓中所说的范围。那位疑惑的人又说：“把性命作为教化的根本，我已经听明白了；那么对于求学的人来说，应当怎样做？具体功夫是什么呢？” 我说：“先天八卦中，乾在南、坤在北，这不就是性的本体吗？后天八卦中，离在南、坎在北，这不就是性的作用吗？坤的正位变成乾而为离，是光明显现于外；卦辞却说‘畜养母牛吉’，这就是用顺来养育它。乾的正位变成坤而为坎，是光明根植于内；卦辞说‘有诚信’，就是使心通达，以刚健来实行。总之，只有居于德性的根本，以顺养育它，以刚健实行它，使清明存在于自身，不受外物役使，这才是尽心知性的最高功夫。所以子思先列出性、道、教的名目，接着又说明道体不可分离，并说：‘因此君子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戒慎，在没有人听见的地方恐惧。没有比隐藏处更容易显现的，没有比细微处更明显的，所以君子谨慎地对待独处之时。’大概所谓‘可以分离’的，便不是道；不可分离的，是道的本体。因此，从‘君子戒慎、恐惧’以下，说的是人求道的方法。圣贤的话，根本和末节都已完备，只是读者没有察觉罢了。如果真能在尚未被人看见、听见之处，在隐微之间，于自己独自觉察而别人还不知道的时候，随着善恶萌芽的发动，谨慎对待善与利的关头，那么仰观俯察，前后参照，便真能看见仁义礼智的准则：它们运行在君臣、父子、长幼、朋友之间，都是我本性中原有的，也是名分上应当做的，实在不能有片刻离开。” 于是那位疑惑的人豁然开朗，起身说：“推究乾坤的本体、坎离的作用，以阐明性、道、教的条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何不把这些话转告赵侯，和求学的人共同讲习呢？”我说：“好。”于是写下这篇记。

译潭州所属十县惠民仓记 建安真公徳秀任潭州太守时，曾设置惠民仓，向本地人平价出售粮食；又设置社仓，借粮给郊外百姓，人人都感念他的恩德。到第三年，温陵曾公来任太守，继承而没有废弃这项事业；但他还担心外县的百姓每年春夏交替时，常常苦于粮价昂贵，如果稍有歉收，就没有地方申诉。曾公到任以来，贡赋的常规制度、国家的经常费用，一丝一毫也没有增减，只把不急迫的劳役、没有名目的馈赠，减省并取消了。仅一年半，就把原先授予的数额增加了几倍。他调任豫章时，拿出多余的钱财，按照各县大小、各户多少，平均分配。命令县令、县丞按时买粮以备赈济出售；粮食卖出后再买进，买进后再卖出，如此循环不止。从长沙善化县以外，共有十县，合计十万一千九百缗。又担心奉行不够恭谨，便上表朝廷，请求把这项制度按照常平法定为法令。县令、县丞离任后，由郡中考察仓粮是否仍在，以判定功过，并且让常平使者一同察看。他写信给我说：“从前希元请求您作记，您为他写了。如今若不写，便无法使后来者有所继承。”我欣然高兴地说：“我曾对希元说过，不必忧虑。仁义之心人人都有，我将看到这项办法得到推行而没有阻挠，随着情况变通而不至废弃。” 如今希元离任还不久，曾公便用郡中少府的余财，修补这项制度尚未完备的地方，我的话难道不应验了吗？古代根据土地面积安排居民，按人口授予田地，依据土地所产制定贡赋，观察年成来安排国家用度。因此百姓有余粮，国家有余蓄，丰年欢乐饱足，凶年也能免于饥困。遇到老人、幼儿以及艰难困苦的人，就储备粮食等待救济；遭逢灾荒、灾祸、疾病和夭折，也用余粮法供给他们。哑人、聋人、残废者，各自按照他们的能力供养；天下之内，人人相互保护、相互帮助，有节制，也有授予，没有一块土地、一个百姓不彼此相联。这就是治理百姓者的职分，用来厚待同体之人，共同彰明天命。后来世道衰落、风俗浅薄，君主丧失了作为主上的道理；井田制不行，封建制不立，百姓离散而无所依系。六经之书，仅仅成为记诵浏览、言辞辩说的资助，很少有人把它施行到政事中。富人田地连片，穷人只能吃糟糠，本来就是形势使然。而那些作为百姓父母官的人，起初就没有保养百姓、使其富足而受教的诚心，任凭人的仁厚或鄙薄、寿命或贫富、强弱自然发展，对他们毫不关心。更严重的，还伺机寻找过失，罗织罪名来侵夺百姓。千百年来，难道没有稍微懂得职分的人吗？像常平仓、社仓之类，斟酌利弊而制定的办法，还可以补助王政的缺失；但如果只把它们当作一纸空文代代相传，便会转作其他用途。能够谨慎修治并牢固守护这些制度的人，大概很少；何况能清心约束自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为百姓开启无穷恩惠的人呢？所以听到曾公的请求，我十分乐意并感到高兴。没有空闲写下此记。曾公名从龙，如今任资政殿学士、光禄大夫，正在坚决推辞豫章的任命，尚未获准。徂徕石先生祠堂记 徂徕石守道先生在景祐年间曾任嘉州军州事推官。一百四十年后，故兵部侍郎阳安赵公介任此官，才在官署西侧建直节堂，安置先生的画像。年代久了，堂舍失修。寳庆三年，唐安张君光祖任嘉定军节度推官，拆除重建，仍保留旧匾额，并写信给我，让我记述此事。我私下认为，世道日益衰落、风俗日益浅薄，是非被好恶蒙蔽，人的向背随着生死改变，这样的事情怎么数得清？等到岁月久远，真情和伪饰都寂然无闻，但留在人心中的东西，仍隐约与人的本性一同存在。这些微小的事，究竟是谁使它们如此呢？何况先生在嘉州任职不过一个多月，经历了二百年，唯独先生令人不能忘记。这并不是偶然侥幸可以得到的。此前在天圣以前，师道废弃已久；自从先生的从孙明复氏执礼极恭，东部的学生才开始知道有师生之道。自先生深思六经、排斥佛老二氏，东部的学生才开始知道有正统学问。先生任嘉州时，遭逢父母丧，离开官职，满面污垢、赤脚行走，亲自在徂徕山下耕作，安葬五代未葬的遗骸七十余处。孝悌的风气由此影响了国人。服丧期满后，被召为国子监直讲。当时天子进退大臣，增置谏官、御史，锐意求治，先生奋不顾身，作《圣德诗》七百言。” 不久又以伊尹、周公的标准期望大臣，于是先生接连触犯奸相，即使在去世入殓之后，几乎也不能保全名节。过了二十一年，才得到欧阳公所作的墓志铭而下葬。人的道义有三个要点：父亲、君主、老师。没有父亲就不能出生，没有君主就无法生存，没有老师也如同没有出生一样。这就是所说的“三者”，只要处在其中哪一种关系中，就应当对其尽忠尽爱。舍弃这些而另求学问，即使有广博的辞藻和丰富的见闻，也不足以称为学问。而先生所奉行的，正在这里而不在别处。他曾说：“求学的人，是学习成为仁义之人的人。只有忠诚才能忘却自身，只有笃定地相信自己，才可以努力实行。因此，即使这样做，早晨受到责骂、晚上便被罢免，也没有时间顾虑。”那么士人登临这座堂、担任这个官职时，考察先生的言论、观察先生的行为，难道不应当知道自己该选择什么吗？从前欧阳公考察先生的文章，曾作诗说：“后世如果没有公正的人，到今天也就不会有圣贤。”又说：“我愿意冒犯众怒，为您记下这桩冤屈。”唉！既然说后世一定有公正之人，那么先生的冤屈仍然值得忧虑。张君应当把这些话刻在祭祀用的石碑上；即使相隔地域遥远、时代久远，也一定会有人从这些话中受到启发。

译涪州社稷坛记 上天统摄元气，从而开始生成万物；大地统摄形体，从而生养万物；人则禀受元气、取得形体，所以能够与天地并立、养育万物。因此先王的制度是：祭祀天帝在郊外，祭祀社神在国都，都是按同类相求的原则。各邦国都邑设置社稷坛界；社祭祀五土之神，以句龙配享；稷祭祀五谷之神，以弃配享。大致从中门右侧的社开始，有大社、国社、侯社、置社、州社、市社、里社和亡国之社。凡社有祈求、有报答的，都与稷一同祭祀。然而祭祀天地，只有天子能够举行；至于社稷以下，凡是有邦国、有土地的，直到二十五家百姓，都可以祭祀，而且不只是祈求、报答才祭祀它们。天地的灾害、阴阳的失调、盗贼兵戎的警报、宫室营造等事情，也都在这里按类别祭告、称名、祷告、割牲。有人说：‘这样不是太亵渎了吗？’我说：‘不是这样。这正是上天之所以尊贵、大地之所以亲近的道理。上天高远，不可能被人亵渎；但人依靠形体而立，取得财物来养活自己，所以教导百姓用美好的祭祀报答天地，只有这样才最切近。即使下至普通百姓，也没有差别。’ 自从王政不加修治，佛教、道教以及淫昵不经的祭祀窥见制度的漏洞，便进来掌握祭祀的权柄，以至于向并非应祭的鬼神谄媚，祭祀超过应有的规格；天地山川，以及宫室中的龙蛇等异类，竟也穿上冕服接受祭祀。所谓社稷坛，最终全都成为荆棘丛生的废墟，太守县令刚到任时，春秋祭祀也只到那里一次。何况涪陵的社稷坛远在西山山顶，乱石横在道路上，危险得无法攀登，只好在州治的佛寺中祭祀。这样看来，涪州比今天其他郡的失礼行为更加严重。博士谢侯兴甫来任太守，慨然说：‘还有比这更大的事情吗？’于是估量郡城东面，建成两座三层坛，坛各有围墙；又在北墙下建三间斋舍。从冬至开始戒备祭祀事务，到月底完成。第二年春天，他整顿并主持上级官吏的祭祀事务，认为此事不能没有记载，于是急忙写信嘱托我。我私下认为，自己哪里足以懂得这些事？只是想到礼坏乐废，士人的见闻越来越浅陋，便怀疑天地的本性；人们又被利害的私心驱使，混淆鬼神的区别。因此借着谢侯的请求，再次有所感慨，便诵述自己听闻的道理，请求刻在祭祀石碑上，希望后来的人不要毁坏它。涪州太守题名石记 凡是官署寺院，一定要书写前任官员的姓名，不只是为了备查旧事、增长见闻。把姓名大书并深刻在石上，是要使后人读到它并加以询问。后人一定会说：某人是循吏，某人是廉吏，某人是能吏；否则便会说：此人残酷、贪婪或庸碌。因为看见贤人就想向他看齐，看见不贤的人就反省自己。人人都有这样的心，这样所起的惩戒和劝勉作用，难道不是很多吗？长江发源于汶山，汇合西南各地的水流，到重庆接纳嘉陵江水，到涪陵接纳黔江水。所以涪陵在今天是要地，何况郡城西南还连接黔南、平诸郡的边界，汉人和少数民族杂居，安抚防御尤其困难。因此，郡守的职责在今天并不轻。长沙谢兴甫由太学博士外调补任，接任此郡太守。郡中虽然有前任题名记，但大多残缺。谢博士于是查考郡志，访问年高的旧人，从孙侯熈以下，共得到五十一人的姓名，凿石镌刻下来。他写信给我，让我记述开头。春秋笔法，是直书其事，使善恶自然显现。题名的惯例，也姑且只是记载姓名、年代和官位罢了；但贤与不肖在人心中，即使经过数百年，仍然明亮得如同亲眼所见。那么，担任这个官职的人，难道不应当思考自己职分上应当做的事吗？”},{ 《常德府东湖记》（有的本子作《东园记》）。大府寺丞、四明人林公，以湖北路祥刑使者的身份治理常德府，兼摄守臣事务。宝庆三年秋天，修缮城墙、疏浚护城河，取得城东一片废地作为园圃，与百姓共同使用。临邛魏某曾奉命任此邦守臣，不久因罪过被调往靖州。靖州正属林公管辖，第二年林公命我记述这件事，我不敢因才疏学浅而推辞。东门外的空地，登记在侯都沟，封闭而没有加以整治；年岁更替，月份推移，沟渠断裂，土壤崩毁，杂草丛生。皇帝命林公持节治理州郡，他所发布的符檄无论大小都予以查究，什么弊病不被革除呢？武陵一带，城郭防守残缺，于是说到修筑城基、堵塞决口。察看城门，那城的一角有一个很大的湖。林公回头对宾佐说：这里本来是风气积聚之地，却被废弃阻塞，何不把它开通疏浚呢？于是大略测量地基、丈量面积，筹备材料，召集民工。从朝宗门到西南外城，东西两面都加以修整。湖面宽达百堵，堤岸加高加厚，湖底疏浚加深，剔除堤防中的低洼积水处；确实使倒塌的重新竖起，使闭塞的重新开通，使聋者得闻、盲者得见。于是筑成台基和厅堂，建起馆舍和房宇。湖水环绕四周，深沉曲折；架桥十座，桥下可以通船。又建郑氏楼作为园门，以鹭桥作堤防，既用来排水，又用来蓄水，排泄污水，以防备意外。林公和属官们乘车骑马，巡视防护，察看疏通，听取意见，心志明达，身体舒畅。侯官和百姓们有的拉、有的抬，调节劳作与休息，声音和顺，气氛愉悦。它本来就随着天地山川一同存在，怎么会被人看不见呢？如今有了过去没有的景象，就像艮卦主止而健行，长期积蓄却不能舒展；忽然间阳气通达，正如通向天空的大道。人心好比处于暌卦的孤立状态，有时像猪，有时像狐狸；遇到雨水便得吉祥，群阴全都被驱散。人的内心也应如此：居处要宽广，立身要端正，行走要走大道，不必间杂谬误迷惑。起初第一天，便可以完成自己的居室和房舍，不必向外求取，随处都能宽裕自如。我这个不才的门客，在记事之余，请吟咏《唐风》来警戒宴饮娱乐。诗说：不要过度安逸，要专心思考自己的居处。

译《泸州赡军田记》。泸州作为一郡，处在两条江水之间，紧邻边疆。自熙宁年间升为帅府，乾道年间又以东川帅司治理泸州，它所承担的使命更加重大。然而郡中没有征收粮食的赋税，每年用来供给军队的，只靠官府征收钱四万缗，再让百姓输纳米二万石。当时钱贵米贱，百姓所受的损害还不太严重。但年岁有丰歉，物价有高低，这种办法实行到今天，往往一石米要折合十几缗钱，而官府却不增加补偿，百姓日益困苦。眉州青神人杨公由工部尚书自请出任泸州知州，威严施行而恩惠普及，各项废弛的事务都得到修治。他曾因年成歉收，替百姓偿还应缴的米，并且前任知州曾想代替输纳却没有发给的米，他也一并代为偿还。又想到军粮都是军队储备，储备还不充足，便拿出七万缗钱来资助军需。然而泸州人受强行摊派之害始终没有停止，于是他拿出郡中少府的余财二十万缗，购买百姓的田地，每年收取田租来代替百姓缴纳。正值事务繁多，环顾郡国，局势紧迫，处处受限，而杨公却从容宽裕，见到合乎义的事情就一定去做。由此可知，清净内心、约束自己，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我对此又深有感触。军队成为百姓的祸害，已经很久了。有志于当世的志士仁人，一定会说：应当让军队出自农民，使军队不再由官府常年供养，这样以后才可以建立国家。这话固然正确，但是否只有这样的道理，却没有相应的制度呢？况且，《易经》说地中有水为师，地上有水为比，这就是其中的道理。居处时有比闾、族、党，出征时有伍、两、卒、旅，这就是其中的制度。然而为什么说它没有制度呢？六乡没有说授予田地，六遂和公邑也没有说出兵，只能推说这是互文而已。至于让百姓自行准备积储、自行制造兵器，既不是正式法令，也没有明确文字。考察《县师》，军队似乎由百姓自备；参照《遗人》，军粮又似乎由官府供给；再考察《质人》和《司兵》，又各有接受马匹、发给兵器的文字，那么大概也有不必全部由百姓提供的军队，如虎贲、司右之类。这些属于常年由官府供养的军队，却不知道由什么地方供给。大体上，政典已经失传，而四司马以及土均、治洫等官职，也都已经从典籍中消失。郑康成等儒者凭个人臆测，竟直接拿《田穰苴》和《司马法》来作证。如果确实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那么井田本来就是用来使百姓困苦的了。况且每七十五人出一辆革车、三名甲士、四匹马、十二头牛，若太平盛世实行这种制度，百姓必然无法自存。乡民的多少以及六畜、车辆，都要登记其数目；若后世仿效这种做法，百姓也会有所不能承受。鲁国的公车有千乘，不过是公家徒众三万人罢了；若按《司马法》，就应当出七万五千人。大体上，都是用后世的弊制来解释三代的法典，正如拿汉代的算术来证明邦国的赋税，拿王莽的制度来比拟国家的服役，拿没收财产、查验商人的办法，说成是先王曾经实行过的制度一样。即使杜元凯引用《周礼》，直接把它称作《司马法》，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后世使用这部书，往往一实行就失败，难道全都是《周礼》的罪过吗？只有魏、周、李、唐的府兵制度，稍加裁定斟酌，所以还差强可以长久。大概不是井田、牧地那一套制度，就一定不能实行；但传注把它搅乱了，已经没有人知道它原来的制度。因此自东周王政败坏以来，直到今天将近二千年，能够停止战争的时期只有五百年左右。等到制度彻底败坏之后，又耗尽天下的力量来供养乱军；即使有志士仁人，最终也没有办法挽救这种局面。其间如营田屯田之类，固然也曾多次取得成效，但军人不熟悉务农，官吏不能长期守业，没有一种能够长久而不改变的。如今在挽救弊病而又没有办法的情势中，像杨公购买田地来共同供养军队，这种办法难道不是十分简便而且可以长久实行吗？不实行井田，不实行封建，终究也只是权宜之道，其中还有不容易说清楚的地方。然而这样一件举措，难道不值得让我听闻后高兴并乐于记述，以期有人听到风声而彼此仿效吗？《诗经》说：“国家虽然没有安定不变，或有圣人，或有凡庸；百姓虽然不算富足，或有聪明的人，或有善于谋划的人，或有严肃的人，或有能干的人。”唉，我仍然对此抱有希望啊！

译《长宁军六先生祠堂记》。周元公先生在庆历年间便与程大夫交友，二程跟随他交游，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横渠张子则从二程那里有所闻知，前后倡导承继，积累了一百多年以后，他们的道才大为彰明。绍兴初年，胡文定公首先请求给程氏兄弟加爵，并让他们配享先圣先师。绍兴末年，向侯子忞才开始在舂陵为元公建祠。到了隆兴、乾道以来，三位先生足迹所到之处，都建有祠堂；横渠张子以下的诸位先生，也随着他们所到的地方一同配享。朱文公、张宣公前后所作的祠记，不知道有多少篇了。文公、宣公后来各自获得赐谥，我奉使潼川，于是请求为四位先生改定称号，皇帝允准并下诏鼓励，从此郡国都有了祠堂。我虽然不才，勉强承接记载之事而作文，也已经有七八篇了。即使不是他们的乡邑，不是他们任职的国，也没有不建祠的。我表兄高瞻叔定子任长宁守，刚到任便召集学中的士人，告诉他们：人在天地之间，天赋极其深厚，却把自己看得太轻；最后勉励他们以希求成为圣人贤人为目标，不要因一点小技艺便自我满足。士人感叹师道已经不明，于是就在学校中为四位先生建祠，并以朱、张二位先生配享。他写信给我，让我叙述建祠的缘由；即使换作别人，我尚且不敢推辞，何况是我的兄长呢？然而，求学的时间越久，忧虑越深；记述得越多，疑问也越多。古人不以绘制形象来侍奉鬼神，也不以非同族之人来享祀鬼神。记载说释奠于自己的先师，解释者说，譬如礼学有高堂生，乐学有制氏，书学有伏生，诗学有毛公，大概都可以作为先师。记载说举行释奠必须有合祭，解释者说，譬如唐虞时代有夷、皋陶，周代有周公，鲁国有孔子，各自祭祀他们。如果一国没有先圣先师，就同邻国合祭。可是三代的学校，难道有像汉代儒者那样专门传授经书、收徒讲学的人吗？难道有受到人们师法表率、却终身不得任用的人吗？如果有像伯夷、后夔、周公那样的功业，尚且要在大烝之祭中祭祀，又哪里是求学者可以建祠祭祀的呢？如果确实像传注所说，那一定是秦汉以后的制度。何况古代所谓庠序，都是乡民举行射礼、饮礼、诵读和学习法令的场所罢了；礼毕仍回到闾巷私塾，侍奉父母、顺从兄长、亲近老师、结交朋友，也没有离开乡里、背弃家庭，像汉代中期以来的学校那样群居聚食。所以我对于如今郡国在学校中祭祀先贤，认为事情虽然非常美好，但古代并没有可供考证的依据。有人听见后笑道：“迂腐啊！如果一定要有古代的合祭制度才可以记载，那么先儒所作的这些祠记，岂不是都不对吗？”我说：不是这样。我所说忧虑更深、疑惑更多，只是因为风气日益不同，距离根本越来越远。三代的君王治理天下，把九州划定为居民之域；不只是天子、诸侯负有君师的职责，朝廷的公卿也有师保的意义，居住在乡里的父师、少师也负有教导之责。因此百姓聚集，教化得以施行。即使到了春秋战国的乱世，百姓离散已久，仍有圣贤在下层聚集民众施教；孔子、孟子去世以后，风俗流失、世道败坏，但专门治学、各成一家的儒者仍足以担任老师。所以他们活着时就在乡里承担教化之职，去世后就在学校接受释奠；学习哪部经书，就祭祀那部经书的老师；居住在哪个邦国，就祭祀那里的贤人。记载礼制的儒者、解释经书的学者，常常见到这些事情，便把它写在书中；有国有家的人代代承袭而不废弃。事情虽不完全合乎古制，难道不仍然胜过风气日益下降、老师废弃而百姓离散吗？父亲教诏儿子承受，老师传授而朋友学习；把工于文艺当作儒者的最高成就，把取得科举功名当作考究古学的最大功劳，把善于追逐权势利益当作参与世务的关键。间或有人不肯把自己混同于世俗，便投向佛教或道教，凭空凿造、虚架空谈，仿佛周公、仲尼都未曾见过这些奥秘。若不是周、程诸先生著书立说，揭开聋者之塞、启发盲者之目，把这些道理说明为极致、仪则、性命、仁义礼智、阴阳鬼神，以及亲身践行的日常常理，指示穷究事理、致达知识的要领，那么人们将昏昧混沌，什么也无从听闻。既然师道异指、学说殊途已经很久，仍然依靠诸儒的书籍来启发、救治和维持，那么这种祠堂的建立，难道不也是扶持世道、觉醒民众的大事吗？虽然如此，我对此还有疑问。近年以来，不只是诸儒的祠堂遍布郡国，诸儒的书也家家收藏、人人诵读；但有人剽窃他们的言语，袭取义理的相似之处，用来炫惑流俗，欺骗平庸的主管官吏，以图谋获取利禄，这又是我非常害怕的事情。士人登临这座祠堂，何不共同思考其中的意义，成为诸先生那样的人来反省自己，除去其中的弊害而加以扶持培养？这也是郡侯对我们士人的期望，我一并直说出来。

译《眉州创建贡院记》。本朝设置科目选取士人，在隋唐旧制基础上有所损益，到现在已经二百七十多年了。各郡举行考试，借住在佛寺中的，大约十分之七八。太平日子长久，人才众多，贡士的场所于是逐渐完备。眉州是士大夫聚集之郡，在乡里、太学以及各道取士的人数，比其他州更多。自庆元初年把贡士名额分给各郡，眉州原有三十六人，增加到五十二人，投送文书的士人比从前更加多了。然而仍在开元寺中借地考试，因陋就简、场地狭窄，不能说不是制度上的缺漏。我曾与刘文节公商议改建，直到后来增加名额，我也曾在北郊测量土地，但不久仍因循旧状。如今黄侯任知州的第二年，就在学宫旁边开辟出一片明亮干燥的地方，并把附近废弃的僧舍一并改建。东面建正堂一座、中门三座、外门三座；南面建便坐一座、主司值庐十间；南北两面建试士廊舍七列，东面列五列，共五百楹。刘公原来的廊舍占三分之一，直到厨房、浴室、府史办公处，以及封弥、誊录的房舍，连极细小的器具也无不齐备。外面又修筑周围的墙，丈量面积四百五十。少府已经按照余下的办法置办器具和粮食，供应畚箕、土木工程。焕章阁待制李公最初倡议此事，到这时又捐资带头发动乡人，共募得钱二千万。转运判官黄伯固、厉模两位公先后拨款，如果仍然不够，刑狱使者郭正孙公又拨出五百万，终于把工程完成。我当时居住在靖州，还没有回来，黄侯借李公的意思来对我说：“这件事不能没有记文。你曾经在这里任守臣，请你来写。”唉，黄侯这样对待本州士人，诚意和厚意竟到了这种程度。我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怎么敢不答应呢？不过我每当想到科举选士，文章越发精密，弊端也越多；法令越发详尽，原意反而越来越浅薄，就未尝不感到忧惧。古代每月由闾里登记，按季由族中考察，州里每年比较，乡里三年举行宾兴礼；众宾的席位不相连接，堂下观看礼仪的人也不坐下，没有人提出异议。如今更换官吏主持考试，用糊名来审察文章；本来声望和实际都显著的人，或许会被攻击而罢黜；文辞稍有不同的人，或许会因考官畏惧而受到压抑。宁可录取卑下浅近的人，也不拔擢特别优秀的人。那些幸运被录取的，后来又会用当初选取他们的标准去选取别人。古代让百姓推举乡里的贤能之士，再让他们回来长久治理自己的乡里；士人在家中修养自己，百姓也自己为乡里谋划，所以毁誉公正，贤能与否清楚可见。如今凭一日之长、一个人的见解，把并非他们平素熟悉的事务交给他们，又把并非他们平素亲近的百姓交给他们治理；日积月累，便成为卿、成为公，成为天子所共同议论治道的人。治理国家的，竟全是这样的人。唉！这难道不是把学习制度和驾驭事务的制度弄得太多了吗？况且六经的书，家家收藏，人人诵读。下层追求利，上层谈论义；轻视浮华，尊重实际，这些道理人人都能说出来。然而考察他们早晚孜孜不倦所做的事情，他们用来治理国家的，仍是秦汉以后郡县制下急迫局促的规矩；他们用来修治家庭的，仍是隋唐以来科举中编纂缀辑的功业。言语、行为、内心和行迹明显相互违背，人们却不认为奇怪。大概他们的说法是：做官是为了养家，是为了将来有所施行。如果所学和所说稍微违背当时的规则，主管官吏必定会弃置不用。这不仅是以浅薄的态度对待自己，也是用浅薄的眼光期待别人。况且只根据言语取人，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明白显著的人不会有疑问，从容宽厚的人也有余地。文章由气质决定，依靠志向建立，通过学习完成，难道偏偏不能用来观察一个人吗？本朝初年的文章，尊崇效法西昆体。到了仁宗末年，诡奇怪异的风气日益严重。嘉祐二年贡举士人所推许的，正是诡异文章中的极端之作；但欧公所取用的，却都是平淡典雅的文章。本州的二位苏公尤其重视这种选取。当二位先生在家塾中受教育、学习这种文章，在礼部考试中凭这种文艺应试时，假如当今的士人一定要说：这不是当时所崇尚的文体。但士人仍凭这种文章得到进用，主管官吏也凭这种文章选取人才。不仅进用没有失去正道，选取也没有错失贤才。由此远近听闻风气，日益改变，终于达到元祐年间的盛况。学问醇厚，品行修整，历经数代，流传的风气仍未泯灭。那么在这里考试文章、在这里考察言论的人，回望江山，想象先贤的仪范，也可以得到老师了。黄侯把贡院修建得深沉壮丽，廊舍整齐严谨，并不只是为了装饰美观。士人从数千里外来请我作记，也不只是为了把工程文书写成。尊重这件事，重视它的开端，这就是我对本州士人的期望，大概就在这里吧。黄侯与我是同郡人，绍熙四年进士，历任三郡守，都对百姓有恩德。如今因为治理政绩尤其优异，被擢升为潼川府路转运判官。

译《北园记》。古代划定九州来安置百姓，天子、诸侯担任他们的君主和老师；王朝的公侯、诸侯国的卿大夫，也都负有师保的职责。保，是使人安定；师，是教导他们。然而相互观摩而得到善行，没有比乡里更亲近的了，所以每个闾巷都有私塾，以居住在乡里的乡大夫、士人为左右师；有的称父师、少师，有的称乡先生，早晚都在那里施教。每逢年节召集百姓举行射礼、饮礼，便让他们遵循礼制从左门进入，在尊位东边设席。这并不只是为了尊重爵位高贵、年龄长者，也是为了考察品德、询问学业，树立善行、劝勉贤能。《大学》说：“一家实行仁，一国就会兴起仁德；一家实行谦让，一国就会兴起谦让。”孟子也说：“本国的君主任用他，他就能使国家安定、富足、尊贵、荣耀；他的子弟跟随他，就会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忠诚守信。”大概出仕后担任师保、入乡后担任父师，在成就自己和成就他人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并不一定要出仕以后才有所作为。自从田制败坏、乡法废弃，庠序、射礼、乡饮的制度不能再实行，士大夫身处流俗败坏、教化衰落之中，不是隐居避世来独善其身，就是凭借宠遇和职位逼迫困扰百姓。上天把圣贤才能赋予人，是要让他先觉悟而后使别人觉悟，使他在一身之中自有余力；上天把高位厚禄赋予人，是要让他治理大事、辅治小事，使他在一家之中自有余力。从这两方面来说，能够自己修善其身，那么仁爱、谦逊、孝顺、友爱所形成的榜样，仍然可以用来改善风俗；若在家庭中自有余裕，却使自己富足而使百姓困窘，不仅百姓无所依赖，而且一国人都羡慕他，因而学坏并仿效恶行。这就是所谓“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仁爱谦逊一定是全家长期积累的结果，而贪婪暴戾只是一人所为；这样做不也是自己阻遏自己吗？我忧虑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曾经趁居家闲暇，在鹤山山麓筑室，准备聚集朋友来讲习，规划大致已经制定，但才能不够，人力也不足；后来获罪南迁，又在靖州的鹤山筑室，以继续实现先前的志愿。有些士人不嫌弃我，屈尊来跟随我学习。然而靖州处在天下偏远之地，衣冠士人很少。有一天，眉州的走吏来叩门，送来一封信，原来是眉州先达李季允甫公；又送来一幅图，原来是李公在眉州北郊所建的北园。园子面向东，中部建有志堂，次序分为十间：名为求仁、立义、复礼、崇仁、请益、由颐、履信、穷理、近思、笃志。志堂左边是南楗，右边是北楗，后面是读书岩和时台；台上建东楼，又名极高明。前面是西阁和防泽堂，堂后有方池，纵横三亩，分流出两条水渠；水渠下用木材编成水坝，以蓄水并排泄积水。堂分为两间，里面题作“存斋”和“复斋”。堂的左侧夹室取名摘山，题额为《儒相精舍》，分为省斋、克斋；右侧夹室面对蟆颐津，题额为《忠谏精舍》，分为诚斋、笃斋。其余各处不能一一记载，大体上亲眼所见、亲身所履，无不显现着格言和精义。即使水中的花、庭中的草、园中的芳香、栏杆旁的竹子，用来安置、命名它们，也都是为了自我规戒警醒，不是为了宴饮娱乐。李公又写信来说：“我建造这些，是让乡里的优秀人才在这里讲道、学习，常有人说我们只是自找苦吃，却不知道我们所感到的快乐正在这里而不在别处。如今工程已经完毕，却还没有记文，因此把这件事托付给您。”唉，风俗沉沦，士人离散，各家自行求学，而李公凭借年高德厚、资历深长，却不以此自满，慨然把仁爱、谦逊、孝顺、友爱的责任担当起来，使国中的人和弟子都有所尊敬效法。那么如今退居巷里的大夫、士人，难道都能这样吗？即使古代制度还不能很快恢复，难道就不能振兴乡里的教化，整齐风俗、砥砺贤能，以供当时任用吗？谨慎叙述旧日所闻，交给使者，作为这座园子的记文。

译《邛州先茶记》。从前先王敬慎地奉事神明，教导百姓报答根本、追念始祖。即使是农人、商贾、工匠、平民所举行的蜡祭，门神、道路之神、各户之神、灶神的祭祀，以及伯侯、祖先、旗纛之神，只要有助于开创他们的先业，没有不加以尊崇的。至于最初制作饮食，用来供奉祭祀和宾客，即使是一饭一饮，也一定要祭祀，并且显明所祭祀的对象，何况那些更大的事呢？眉山李君铿任临邛茶官，按照旧例，史官在三日内拜谒先茶之神；李君询问其中缘故，回答说：“这是韩氏，王号相传如此，实际上从未向朝廷请命。”李君说：“饮食都有先祖，何况茶这种物产的利益，不仅是百姓日常生活所依赖的，也关系到马政和边防；对此不加筹划，不就是忘本吗？”于是拆除旧祠，扩大修建。所需费用，就用按惯例应当取得、而持有者不愿接受的款项；园户、商人也共同出力来帮助完成，并且请求郡府把神灵的功绩上报朝廷，赐予宣扬神灵的名号，以扩大皇帝的恩赐；又派人送信到靖州，命我记述工程完毕之事。我对于事物的变迁，一定要追寻它的由来，唯独不知道茶的起源。大概自后世典礼讹误残缺、风气浇薄浮靡以来，嗜好日新月异，已经不再是先王的旧制。像这样的事情大概不止一端，而茶尤其难以考察其起源。古代宾客相互敬重的礼仪，除了宴飨、燕饮、进食之外，还有间食、稍事、歠湆、设粱、擩酱，吃完后劝食而饮酳，久坐后进荤食；又有以六清调制饮料，以瓠叶佐酒而尝，以防蓄御寒过冬，以流荇制作豆菹，以湘苹作铏中的菜羹。这些在《礼》中有记载，在《诗》中也有记载；至于挟菜、副瓜，以及烹煮葵、叔、苴之类，雄葱、芥、韭、蓼、堇、枌、滫瀡、深蒲、菭、笋等，无不齐备，唯独没有所谓茶。只是由于时代不同、事物变化，文字也有些差误；况且如今所谓的韵书，往上追溯到二汉以前和六经，凡是押韵的词语，如平声的鱼、模，上声的麌、姥，直到去声的御、暮相同，都是同音，本来没有别的训释。后来音韵在孙、沈之后分化，反切在西域盛行，于是另分出麻、马等音；这样一来，鱼、歌两音并入麻音，鱼、麻二韵中同一个字有两种读音，直到上、去二声也无不如此。遇到不能相通的地方，便改换字形来成就自己的说法。况且茶的起初字形是“荼”，如《春秋》记载“齐荼”，《汉志》记载“荼陵”等。陆羽、颜师古等人虽已把它转读为茶音，却还不敢擅自改换字形。像《尔雅》《本草》，仍写作艹旁加余；徐鼎臣解释“荼”时，还说就是如今的茶。只是自从陆羽《茶经》、卢仝《茶歌》、赵赞《茶禁》以后，才终于把“荼”改成“茶”，字形成为艹旁加“人”之类。关于“木”字，陆玑说椒像茱萸；吴人把它写作“茗”，蜀人写作“茶”，都煮来作为香料。椒和茶本来并不相同，而且根据这段文字，茶与茗似乎也有区别，这已经很可疑了。至于《山有樗》的“防”字，又引用陆玑的说法，说樗叶就是茗，更使读者混乱，不知道应当依据什么。到了苏轼才作《周诗记》，说明苦、茶、茗、饮都出于近世，这个意义也已经说得明白了。然而始终没有人明确把“荼”命名为“茶”，大概传注的惯例把荼解释为茅秀、苦菜。我虽然这样说，又有谁真正相信呢？不过这只是书名文字上的错误罢了；但我由此又深深感受到世道的变迁。先王时代，山林川泽的利益与百姓共享，饮食之物不征税。自齐人征盐税、汉武帝专卖酒、唐德宗征茶税以后，百姓日常使用的饮食之物几乎无不被计算征取，差不多等于暗中恢复口赋，悄悄夺取民产了。这个端绪一经开启，祸患便无穷无尽。盐、酒税收的收入，终于等同于田赋；茶税开始时每年不过得到钱四十万缗，自王涯设置使职实行专卖征榷以后，便年年增加、月月增益。“塌地剩茶”的名目、“三税贴射”的办法、“招商收税”的命令，纷纷见于史册。到蔡京实行引法达到极点，假托元丰旧制，把仁宗时期的旧法全部更改。王黼又在此基础上加以增益。嘉祐年间按岁课均摊给茶户，每年缴纳不过三十八万有余，称为茶租钱。到崇宁以后，每年的利息收入骤增到二百万缗，比嘉祐增加了五倍。南宋中兴以后，完全鉴戒政和、宣和时期的错误，但茶法仍沿用蔡京、王黼的旧法。国家虽然依靠它来救济民用，却也因此陷入困穷；冒犯禁令而获罪、剽掠官吏而御使百姓的事，无时无处不存在。严重时甚至有人倚仗兵力、恃强作乱，等待时机发动变乱，这怎么能不考虑变通茶法呢？李君，字叔立，是文简公的孙子。文简公曾作《茗赋》，说秦汉以来，茶名从未有过，后来突然兴起；晋、魏以后，茶更能显示世道的升降。他任武陵守时，曾请求降低茶引价格，以解除百姓的祸害。叔立自幼耳闻目睹这些事，所以很善于处理自己的职务。我为他申述事情的始末，告诉他这些道理。《鹤山集》卷四十八。钦定《四库全书》。

译《鹤山集》卷四十九，宋魏了翁撰写的记。《潭州州学重建稽古阁明伦堂记》。古今学校的制度，相似而又不同，这种差别由来已久。大概从汉代儒生开始有先圣、先师的说法；然而西京太学仅寄寓在曲台，郡国虽然设立了学校官，先圣的庙在整个汉代终究没有走出阙里。考察各史，也没有关于释奠的文字，不知道记载礼制的人是从哪里得到这种说法的。永平二年，才开始下诏让郡县、道在学校举行乡饮，祭祀周公、孔子；这样，先圣的祠庙才有走出阙里的。可是仍没有建造孔庙的文字记载。到了唐武德二年，才开始命令胄监建立孔庙；贞观四年，又开始命令州县都建立孔庙。这样，庙制到这时才遍及州县。到了仁宗景祐、宝元、庆历盛世，州县无论大小，都能够建立学校，孔庙巍然屹立其中；州县之间庙学制度的完备，实在是从这里开始的。它所体现的鼓励和造就人才的意义，比以前更加光明。然而教化的思虑越来越周详，士人的习气却没有更加敦厚，这是什么缘故呢？古代设置庠序，每年按时聚集乡民，举行射礼和乡饮，诵读教法，端正长幼次序；事情完毕便返回乡里的学校，侍奉父母，亲近师友，和睦宗族姻亲。他们在孩童时期所学的，是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以及礼、乐、射、御、书、数的学问。长大后所学的，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业。既然如此，看看后世的学校：越过乡里、离开亲人，群居聚食，以词章为崇尚，以利禄为诱劝，趋向异端；如果还说它只是“相似而不同”，难道可以吗？孔子说：“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求学，今天的学者是为了给别人看。”从孔子时代已经这样了，又何必责怪今天的今天呢？有人或许忧虑学校已经如此，便说王制既已败坏，人心浇薄奸讹已经很久，生在这个时代、只求适应这个时代，也就可以了。可是难道不想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吗？远则考察古代的义理，近则审察现实的人伦，难道今天唯独不如古代吗？庠序的制度虽然不同，庠序的宗旨却相同；先王的教化，也只是申明这些道理、把德行落实下来，并没有什么别的奇巧。为什么竟然要自暴自弃，处在人伦之中却自己不知道呢？阴阳二气、五行运行，阅尽千古仿佛只是一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的道，用来行于人伦之中的道理，若有人能够返求于内心，便会安定；明明有人能够做到而我却做不到，只顾口头诵说这些道理，心志却向往别处，那么所谓上天所安排的次序、上天所规定的秩序，在宫庭屋漏之处昭然可见、在日常饮食中洋溢流行的道理，就会被视为空谈，或者仅仅习惯性地说说而已。难道不能察看天下满是士人，其中竟没有一个能从流俗中自拔、在沉溺中奋起的人吗？国初还没有学校，天下只有书院，潭州的岳麓书院居于其中。庆历四年，才开始在定王台北面建立学校；治平二年，因为地势低洼，又位于西北偏僻之处，吴侯中复把它迁建并充实到东南角。祠宇、斋舍都已完备，又建阁名为“稽古”，建堂名为“议道”，却在建炎年间毁于战乱。到绍兴六年以后，吕忠穆公拿出少府的余财修复它；到某年，奉君命召至十四年，摄守勾侯光祖把它迁建到甘泉之上；继任太守刘侯昉才把忠穆公储存的财物用完，最终将它建成，比旧制更加壮丽。礼殿之后仍把阁命名为“稽古”，又改堂名为“明伦堂”；东西两边的斋舍共八所，历时三年建成。自乾道元年刘忠肃公以后，历任贤能的郡守都随时修缮，直到近年，参知政事曾公建成礼殿和大门，似乎再没有遗憾了。然而转运副使李公代理郡守，认为阁、堂年久失修，又重新修缮更新。费用取自节省浮费、革除弊蠹所得的钱，共七百万，米四百石；他委托郡教授梁子强、长沙县尉陈纯仁、学录舒高办理此事。工程完毕后，张应楫等诸生请求我为之作记，并说：“从前我们在某处建学校时，您曾为它作记；如今难道唯独不能给潭州的士人留下告诫吗？”“稽古”“明伦”这两个名称，公对人的教诲也确实深切周到。何况这个州过去号称多士，如果又真能由名称想到其中的意义，回头仰望高阁和宸翰的光彩，一定会思考古代圣贤传下来的究竟是什么；手持经书在讲席上学习，看见堂上的匾额显著悬挂，一定会思考庠序学校所申明的究竟是什么道理；彼此早晚增益、不断学习，遵循自己职责所应止步的地方，那么岂止可以依靠它教化百姓、成就风俗，推而广之，达到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的境界，也都是士人的职责。公对本州人的期望，难道不正在这里吗？公名鼎，是豫章人，〔缺字〕年进士，曾任宗正丞、驾部郎官、大理少卿，在外任职成绩很大，离任后人们都思念他。

译《简州三贤阁记》。成都天庆观的仙游阁，原来有张忠定公的画像。嘉定十二年，南海崔公与之来到成都任太守，清正的风范和美好的仪态，足以磨砺衰败的风俗。第二年，刘文节公一见他便精神为之一爽，退下来对人说：“他应当与忠定公、赵清献公相配。”崔公的门人洪咨夔等人，于是就在忠定公像的次位，画出赵公、崔公二人的像，一同祭祀，并请刘公作赞。十年后，眉山家侯大酉从将作监丞任上请求外任，被擢升为简州太守。州中有防胜堂，堂宇倾圮已久，只留下赵清献公的诗刻。家侯修复它，又在堂上建阁，仿照成都的近例，绘制三位贤人的画像，供奉于其中。他又写信给我靖说：“赵公、张公的风烈，家家传诵，人人称道，再说只是徒增赘语。至于崔公洁身自持、富民利民、忧虑边境、恪守职守，也是近世少有可比的人。他所守的大城西面靠近敌寇，接连多年敌人侵扰边境，却没有一个能够侵入，百姓尤其感念他。我担心时间久了会被遗忘，您能为我记下这件事吗？”我只是罪戾余生中被世人弃置的人，阳安的属吏却跋涉数千里来辱临我，我哪里敢说不可以？于是因刘公的赞，叙述这件事并写下来，回复家侯。有人说：“从淳化四年到现在，已经将近二百四十年了，为什么唯独三贤之称没有停止呢？” 何况官吏能够在其任职之国得到祠祀，如《庄子》所记庚桑子之事，也不过是借此寄托言论罢了。自从蜀人祭祀文翁，由此又有桐乡、南阳、渭城的祠祀，史书不断记载。那些人与当地百姓并非同族，却在春秋两季奉祀他们，这种做法已经改变了古代制度。至于活着便画像并与先贤配享，从道理上说又该怎样呢？回答说：“不是这样。”刘公倡导此事，洪侯响应此事，家侯又承接此事，大概是要以此表彰廉洁、警戒贪婪；所以只取它能够接触耳目、使人敬畏并可以作为凭证的一面罢了。约束自身是官吏应当遵守的，忧虑职责是官吏应当承担的，哪一件不是人臣通常的本分？但风俗沉沦、世道败坏，贪婪争逐彼此仿效，若有像崔公这样清正不移、年高而志节更加坚定的人，难道不足以树立善行、劝勉德行吗？阴阳二气、五行运行，凝聚而成为人；千百年如同一日，亿万人同有一颗心。假如做官却没有给百姓带来德惠，百姓将会睁大眼睛厌恶地看着他，只怕抛弃他还不够迅速。等到岁月流逝，情实和虚伪都归于寂静，离去的人并不是凭借权势利益，留下的人也不是求取交游赞誉；然而他的形象深深留在众人心中，隐约与所寄托的祠庙一同长存，人们恭敬地共同奉事他，不敢不严肃谨慎。这些微小的敬意究竟是谁使它产生的呢？这样说来，祠祀难道不可以由义理而兴起吗？我已经用这些话答谢来客，又叙述其义，附在刘公的赞后面。《洪氏天目山房记》。宝庆元年，我的朋友洪舜俞由考功郎任上因上书言事而罢职，回到于潜，在天目山下的宝福僧寺读书。寺院幽静深邃，舜俞合并新旧书籍，得到一万三千多卷，收藏在闻复阁下，像李氏庐山藏书的故事一样。他写信给我靖，请我为此作记。我年轻时诵读苏轼《山房记》，他说秦汉以来，作者越来越多，书籍越来越多，求学的人也越来越趋于苟且简略；又说近年市井之人辗转摹刻书籍，每天流传万纸，而士人都把书捆束起来不看，只作没有根基的游谈。唉！这些话是用来开启、警醒后学的，不能说不深切周到。然而士人的弊病如今还没有痊愈。难道不是因为圣人已经远去，言论逐渐湮没，越是传授反而越失真；时代变了，事情改了，越变越低下吗？读书的士大夫读到这些道理却不知道其中滋味，实行它却看不见它的端绪，于是也就把它舍弃了。况且古代学者的学习，从礼、乐、射、御、书、数开始，大概是通过比类事物、认识规律，来求仁入德，而这一切都以此为根本。如今礼制败坏、音乐淫靡，射、御、数只剩名目而没有实际意义。六书之法，只有小篆还保存着，却没有人知道珍爱它。做士人的人十个中有九个文字错乱，根本没有时间过问。五经、六经所传授的内容，如仁义、中诚、性命、天道、鬼神、变化，都是格物致知的要旨。如今往往把善于柔顺当作仁，把果断勇敢当作义，把依违两可当作中庸，把纯朴愚鲁当作诚，把气质当作性，把六种事物当作命，把玄虚当作天道，把冥漠当作鬼神，把有无当作变化。更严重的，把苛察当作知，把放荡当作情，把贪求当作欲，把反背经常当作权变，把浮夸逞口舌当作才，把诡诈当作术。圣贤的话明亮如日星，然而老师各持不同旨意，流弊竟到了这种地步。至于先王的制度，又是应当讲明的；可是风气已经衰落，名称也发生讹误。一件事情有多种说法，一种事物有多个名称，学者也没有人去考证。井田、授田是安置居民的良法，但丘乘、卒伍的制度彼此不合，便参杂采用管仲、穰苴的法制。封建是治理国家的大事，但封建百里、五百里的规定彼此不合，便把它托付给历代不同的制度。宾兴之法，自遂以下、王畿以外没有明文，便把乡、遂的数目拼合起来。郊祭、丘祭、禘祭、祫祭是大事，有人把郊祭、丘祭看作两件事，有人把禘祭、祫祭看作一件事。宗庙、学校、明堂是首要事务，有人认为它们是不同的场所、各有不同制度，有人认为是一座庙而有八种名称。七世之庙是常规制度，但殷有六庙，周有二祧；有人认为亲尽便毁庙，有人认为宗庙没有固定数目，没有人知道怎样折中裁定。服丧三年是通行的礼制，却有人说君、大夫、士的庐舍和服制各有等级；又有人说君主卒哭便除丧，竟没有人敢认为这些说法不对。大体说来，典籍制度起初在周末丧失，到了秦代大为毁坏，汉代搜集残余加以整理，最终在刘石之乱中全部覆灭。两千年间，凭个人臆见裁断，对于帝号、官仪等行事制度，听任其承袭秦代的错误；郊祀、祧庙、宫室，接连承袭汉代的错误；衣冠、乐律，又夹杂北方制度。学校供养不愿入仕的士人，科举选取递交名帖求进的人，任用资格则采用官吏自我陈述的办法。把平民刺发充军，却听任他们坐食；剃发农夫来谋利，却放纵他们供养自己。授田没有限额，却以豪强强夺、专断蛮横相互夸尚；收取泉钱缴纳租税，又用繁重的加科、重复的折纳相互蒙蔽。唉！生在这个时代，作为这个时代的百姓，读圣贤之书来寻求帝王的法度，即使心里明白地看见了它，却又没有施用的地方。何况众说纷杂混乱，开始夹杂春秋战国的败坏制度，中间混入秦、汉、晋、魏的杂乱礼仪，最后又以郑玄、王肃等诸儒的臆说作结。学者的耳目、肺肠都被这些说法摇惑，不能凭自己相信。于是根本没有建立，异端便乘隙而入，利禄便可以改变志向，文辞便可以使人沉溺。于是有人口头讲说六经，心里却信奉佛、老；也有人笃信而且实践这些学说。也有人心里认同圣学，却把它辑录成文章辞藻，随顺世俗以求取功名。六经所载的道理，孔子、孟子尚且没有来得及实行；如今已经过了二千年，却仍然没有人实行。我年长以后逐渐有所闻知，晚年更加多有恐惧。舜俞把藏书之事托付我作记，希望和我一起切磋、探究我所恐惧的这些问题。唉！难道他也会认为我的话过分了吗？

译《湘乡县褚公洗笔池记》。唐永徽六年，褚公任尚书右仆射时，因进谏反对立武宸妃，几乎被杀，依靠长孙太尉一句话才得以免死，但仍因罪被贬为潭州都督。一天，他巡视县境来到湘乡，距县治北面几百步，有一座僧寺名叫感应。褚公曾在池边洗笔，池上仿佛有浮云蒸腾聚集，人们感到奇异。于是就在此地为褚公建祠，但年久失修。藩篱倾倒，碑石也倒伏。绍定二年，邵君自言任县令，便在旧堤遗址划定范围，加以疏浚修治。断碑上刻有“远山嵯峨，翠色凝烟”的诗句，于是就在其上建亭，题名“凝烟”；又为大门题额“唐都督褚公洗笔池”，重新修筑堤岸环绕四周。灌木蔓延，丛草繁茂，遮蔽了视线。涟水横流，陈凤山与之对峙，实在是本州的胜景。有人来信命我记述此事。我想到咸卦以无心而感人为可贵，艮卦以未能亲身获得为明理；大概是被不相系属之物感动，感动是由于虚；止于所不能看见之处，显见是由于理。这是人心自然的感通，也是真实的体见。当初褚公在长沙任职时，武氏的势力如同刚刚燃起的燎原之火；然而他所经过的足迹、笔端所沾染的文字，使湘地百姓爱戴他，几乎和屈原之潭、贾谊之井一样芳名并荣。何况笔本来没有灵性，水也本来没有浮云，只因人们思念他而形成纪念，因爱戴他而使其长存。世代相隔至今已经六百年，仍然令人敬畏，仿佛亲眼看见他在眼前。这又是被什么感动、看见了什么，才会这样呢？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排挤善人、迎合恶人，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李勣又算是什么人，为什么也迟疑拖延、独自应对？所以陈防邦的话，因一次忤逆、一次迎合，升降荣辱便立即判然分明。升迁的人真以为自己得到了什么。岁月流逝，事情随时代消失，浮薄的荣华和急促的光阴，哪里只像朝生暮死的菌蕣？可是这种光明昭著的心，可以在天地间建立，可以向鬼神质证；亿万人同有一心，千百年犹如一日，记载在史册中，寄托于遗迹上，是非邪正明白得如同眼前的睫毛。那些所谓得到的东西，起初并没有增加一丝一毫，只是徒然兴起污秽，使自己发臭。而忠臣良士的流风所浸润之处，即使只是残破的堤岸、断裂的碑石，经过它下面的人也会惶恐徘徊，四面察看，长声叹息，不敢剪除、拜祭；严重时甚至为其尸祝、立社祠祭祀。唉！这就是所谓善心的感通和真实的体见，不是靠侥幸可以招致的。许敬宗陷害忠良以后，又专擅史笔，颠倒黑白，大概并不是许敬播的旧文。如果说刘垍之死，褚公出过力，而刘垍的儿子诉冤之事又是李义府帮助的，许敬宗却把这些写入史书，那么褚公的大节如此，人们究竟应当相信褚公呢，还是相信许敬宗、李义府呢？既然士大夫认为万物都具备于自身，却不以古人为己任，不以千载之后自我期许，那也只是自己阻遏、损害自身罢了。邵君是金华的名门，熟悉《诗》《书》的训诫，所以处理政事知道轻重先后；他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浦城梦笔山房记》。世间传说江文通任吴兴令时，梦见有人授给他五色笔，从此文采日益新奇。如今浦城县就是古代的吴兴，县中原有孤山，乡里人因此把它称为梦笔山。乡里的先正杨文荘公曾在山中读书。这一年，真希元在山脚下得到几亩地，种植花木，营造房舍，作为休息游览和藏书修业的地方。他已经请人替文荘公记述此事，又写信给我说：“请您为我发明其中的意义。”我常常想到，从周代以上，圣贤的生命很少有不到百年的。因为经历的岁月越久，德行越盛、仁心越成熟，所以即使随心所欲，也没有一句话不合宜，足以取信于今人、留传给后世。《诗》三百篇中，圣贤因忧愤而作的，占十六七篇。六艺的著作和《七篇》之书，也出自周游列国而不被任用。它们全都坦白明亮、铺陈畅达，如日星悬照、江河流行。圣人的心，就像天体运行，纯正而永不停息；又像河川奔流，昼夜不息。虽然血气的盛衰无法避免，但才华壮盛、志向坚定，始终纯一而不改变。他们何曾把年老年少看作锐利或懈怠，把穷困显达看作荣耀或衰败呢？自屈原以来，文辞之士兴起，已经有虚浮骄矜、倚仗意气的习气。魏晋以后，更是把纤巧文饰、华丽辞藻直接当作学问的极致。当他们年盛气强、地位显达、志愿得遂时，往往恃才以喧哗于世、炫惑风俗。岁月流逝，血气也随之衰减，于是不仅表现在文辞上，精神衰颓而不能振作；即使建立功业、办理事业，也会畏缩顾虑，再不像盛年时那样。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没有志向作为根基，没有学问使它成就，仅凭天资的优美、耳闻口传的知识，靠才力驱使、意气驾驭来做事罢了。正如史书所记，任彦升、丘灵鞠、江文通等人，都有才华耗尽的叹息。史书写江文通晚年，甚至说他梦见张景阳夺走锦囊，郭景纯征取文笔，才华已不如从前。可是才华由气质决定，气质由志向禀受，志向则由学问建立。这难道是一个梦之间，别人便能从他那里夺走的吗？处境越穷困越应当坚强，年纪越老越应当壮盛，难道别人也能夺走这些吗？说这种话的人，不仅不明白先王关于梦兆的意义，也不了解古人的志气之学。由此，梦笔之事像王元琳、纪少瑜、李巨山、李太白等人一样，史书接连记载。杜子美、欧阳永叔、陈履常这些差不多懂得道理的人，也说“老去才尽”“诗随年老”“才随年尽”；虽是深深地自我抑制和贬损，却也习惯这样说。不知道二汉时期还没有这种说法。希元用力于圣贤之学，如今学问已经月月不同、年年进步，志向也随年龄增长；他从今以后所得到的资益必定更加深厚，所能居处的境界也更加广大，那么在这座山中休息游览、藏书修业，正是合宜的。他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叡圣武公九十五岁时，作《抑》诗说：“看着你独处的内室，尚且不在屋漏之处感到惭愧。”唉！求学如果不知疲倦，怎么会因为年老便才华穷尽、文章困顿呢？我把这些话回复希元，也用来警戒自己。

译《宝庆府跃龙桥记》。古代门关、道路、庐舍、馆驿、舟船、桥梁，按时修治，并不是为了观赏美观，而是为了沟通国都与乡野，敬待宾客旅人，体恤老人幼儿，调运有无，这也只是成就、辅助天地化育的一端罢了。因此，辰角星出现而雨季结束，就修整道路；天根星出现而水流干涸，就建造桥梁。所谓桥梁，是把船只连结起来造成的，正如秦汉以后所谓浮桥，只是当时还没有“桥”这个名称。驷星在早晨出现，就修整困仓以备农事；水星在黄昏时位置端正，就竖立板材来兴办土木工程。况且农事和土木工程，是国家的重要事务，而桥梁和道路又实际在它们之前。道路不修整，已经不是善政；桥梁不早作准备，水势深、渡口水满，渡河的人就会更加受苦。古人观察陈国、议论郑国，本来没有超出这些道理；即使近世，也有人根据驿传、桥道来观察官吏，这些事情大概不可以因为是末务便忽略。邵水从龙山流出，经过邵陵城东，宽三十余丈。在此以前，人们把船只并列起来作为桥来渡水，由邵阳、新化两县共同负担赋役。水流只要没有涨溢，桥便还能维持；一旦涨溢，桥就毁坏。庆元年间，郡守黄夏、通守李正通准备砍伐石料建造石桥，又因不便舟船通行而停止。嘉定六年，李侯直柄想亲自建造浮桥，不把费用摊派给两县，便把工程交给僧人宝。宝于是请求叠砌石墩七座，在石墩上架设桥梁。石墩形状椭圆而方正，不受水势冲击，结构可以长久。然而工程规模大、费用多，开工很困难，于是从少府发放钱币；不足的部分，官吏捐出俸禄，百姓拿出财物来帮助。赵侯崇度、许侯成之相继修建，始终没有懈怠，但多年仍未完成，宝也离职而去。到赵侯善淇任职后，七座石墩才全部建成，其中一座还是依靠乡人忠训郎萧芾的力量完成的。至于架设桥梁的费用，又十分巨大，没有办法继续。李侯大谦到任后，节省浮费、革除弊蠹，没有一件应办的事被废弃；于是到别的地方购买材料，雇请工匠加工木材，终于把桥建成。司理参军汪之干实际负责督办工程，僧人应珂、智莹、德厚也共同出力。不到半年，木板铺设、石块砌筑便高大壮丽而坚固精密，横跨空中、卧于水面，没有丝毫劳苦加在百姓身上。李侯说：“这里是龙潜重镇，如今郡中谯楼重新建造，府名也更新，而这项工程又恰好完成，不能没有文字记载。”于是命名为“跃龙桥”，并写信给我靖，请我记述此事。李侯是淳熙年间天官侍郎的曾孙；天官侍郎曾任衡阳幕职，两次治理邵州狱讼，对本州有德。七十七年之后，李侯来到这里任太守，回头看见先人的遗迹，更加敬畏并继承他的事业；凡是能够救济人民、利及万物的事，只要力量能够做到，便无不竭尽全力。我没有什么可以再措辞的了。不过，我曾考察《周官》，对此有所感触：道路的修治由司险负责，庐舍馆驿的准备由遗人负责，这是本来如此的。至于从国都到乡野、通达道路、守护道路土地、安排舟车，则由秋官所属的官员分别掌管。有人不走道路而横行，有人夜间赶路不经过桥梁而涉水，有人越过小路和界限，都要为此严厉设置禁令。这些事务似乎并不相类。但从大司寇到乡、遂、县、士，凡是掌管狱讼、审理争诉的官员，前导驱逐、开辟道路，无不以疏通堵塞、伸张幽隐冤屈为职事。难道排列官职的意义，本来就是把这些事看作同一类吗？然而道路桥梁，是人人共同通行的，距离最近，也最容易察见。士人有受压抑而不能通达的，百姓有郁结而不能伸展的，四境之内有蔓草丛生而没有治理的；作为这里的守臣，又能由此类推而思考，难道不正是职责本来应当如此吗？再由此类推而思考，即使天下有人沉溺，普通男女有不能受到恩泽的，又有哪一件不是我的本分呢？只是如今做官的人不能长久任职，我担心后来的人未必都能这样，所以冒昧申明这个道理，以求它无穷地流传。

译《靖州教授题名壁记》。靖州自崇宁年间第二次归属职方以来，到现在已有一百二十九年。当初还是诚州时，已经建立学校、设置教师，首先命长沙人朴成主持其事。到大观二年，又在州城北面改建，赐给田地和书籍，教养所需都已完备。自淳熙三年姚明敖作乱以后，刑狱使者巡视郡境，朝廷裁省教授一职达七年；郡守延平人廖遂请求修复废弃的官学，以崇尚教化、美善风俗，于是任命三衢人祝禹圭主持。此后历任太守相继修缮，没有懈怠，庙宇、房舍、馆驿、田租、府库财物，比旧制更加充实。唯独教官的姓名，从学校废弃以前已无法重新考察，只记得乾道年间故参知政事萧照邻曾任此官；只有淳熙兴学以后，才历历可考，但这些教官都没有留下题名。天台人张君先之刚到任，忧伤地说：“这难道不算典制上的缺失吗？”士人也异口同声请求。张君于是大字书写，深深刻石，并嘱托我为题名记作序。我想到，《春秋》的笔法，有直截书写事情、不加一字而美恶自然显现的；如今官署的题名，实在与此相似。题名所涉及的，只有姓名和年月，并没有一个字用来褒贬。但判断是非的良知，人人都有。熟读这些题名而认识其人，一定会说：“某人贤能有德行，某人好学，某人是有名的进士，某人善于任职。”否则便会说：“这个人不肖而不学，滥竽充数地升进，却怠慢自己的事务。” 任居这个官职的人，自我修养、自我彰明，本来不应因别人而停止或改变；但向前看前人、向后考虑后来者，难道不也是修身自省的一种帮助吗？何况再考察旧典，因为子衿弟子不来而废弃学校，又因为教化所系而重新修复学校；那么朝廷的拳拳期望，是希望本州学校的师生做到什么，难道不只是让他们记事撰文、哗众取宠就算完成了吗？《记》说：“凡是学校的官员，应当把事情放在先；士人应当把志向放在先。”唉！任官的人思考自己应当首先做什么，求学的人思考自己应当首先立什么志，那么兴办这所学校、设置教师，也就差不多可以算没有辜负了。这也是张君记述前任名籍、以此期待后来贤者的意思。张君字子益。《宝庆府濂溪周元公先生祠堂记》。宝庆府府学教授梁君士英写信给我说：治平四年，周元公先生把郡学迁到官署东南角。绍兴二十五年，又把学校迁到神霄废宫。乾道八年，恢复旧址，并奉祀先生，以张公九成配享。绍熙四年，又改为专祀。嘉定十三年，学校迁到小城西面，旧址荒芜而没有治理。先生的祠庙虽寄寓在新学校中，却只安置在堂屋角落。士英向赵侯善淇请求，把旧址划归学校；又向李侯大谦请求，就在那块地上为先生建祠。从太守、副职、僚属，到乡里的荐绅和普通士人，各自捐出钱财来帮助完成。工程开始于绍定二年冬，至第二年夏天结束。共建堂屋四楹，祠堂占其中一楹；东西两边又建斋舍、房屋作为两翼。士人说这件事不能没有记文，于是只向您请求。了翁虽然不才，但对于先哲的言行大略有所听闻。况且学校最初建立、用财礼祭祀先圣先师的文字，是先生所作；记述学校改建的，是五峰胡先生；记述学校恢复旧制的，是宣公张先生；记述先生专祠的，是文公朱先生。四位先生的文章，如同日星垂照、江河流行。我哪里能够超过它们，怎敢推辞呢？梁君又说：先生去世后，一百五十年间没有更改谥号。您曾为此请求，宁远、营道都是先生的故乡。您为此作记，天下郡国祭祀先生的祠堂，您的记文也已经很多了，为什么唯独遗漏这里呢？了翁说：并不是我敢于遗漏，而是这件事难以下笔。即便如此，请允许我诵述先生的话，以补充三位先生的文章，可以吗？大概自孔子、孟子以来，五百年有三次圣人之道传承。圣人远去，言论湮没，风俗沉沦，士人离散；求道的人离开具体事物，却不知道一理与二气相互为根。谈论性的人离开气，却不知道元亨变化的真实道理。知道刚柔分别为善恶，却不知道刚并不专属于善，柔也不专属于恶；知道阴阳分别为动静，却不知道阴并不专属于静，阳也不专属于动。先生开始用《太极图》《河图》《洛书》等贯通融合、剖析阐明。二程先生亲自得到他的传授，道理日益彰明。等到胡先生、朱先生、张先生推演探究到极致，也几乎没有剩余的蕴义了。然而论说越明白，恰好越成为装饰文辞、逞辩争论的资具；流传越广，恰好越成为欺骗求取声誉利禄的计谋。所以胡先生说：把不可估量的生命抛弃在一件小事上，没有比这更不仁的了。张先生说：学校所讲的不过是缀辑文辞、谋求利禄，并不是先生对后人的期望。朱先生也说：程氏去世以后，传授他学说的人不能没有失误，后来流为老、释之学，而世人没有谁能够觉悟。唉！邵州处在重湖以南，地势阻隔而偏远，但先生遗留下来的风气教化、三位先生的格言精义，在这里人的耳目间洋洋流传。假如求学的人亲眼看见它们，内心加以思考，受到气势感发而有所觉悟，那么将会在内心警惕惕然，不能自已。我没有什么可以措辞的，请把这些话刻在石上。绍定三年秋九月辛丑，临邛魏了翁记并书写篆额。广平李大谦立石。

译《殷少师祠堂记》。殷商末年，少师比干与箕子、微子各自安守作为臣子的本分，把自己献给先王。他们所做的事情不必相同，但都出于警惧恻隐的公心，这一点相同，所以都可以称为仁。周武王还没有下车，便封祭少师的墓，大概是为了彰显善行、表扬贤德；因为统一百姓的听闻，对这件事不能拖延。孔子、孟子屡次称道他们，也是因为殷、周存亡的关键系于此。到了后世，凡是向君主进谏的人，必定说：“希望死后能够和龙逢、比干在地下交游。”唉！世间本来有与他们同时代却以和他们为伍为羞的人，二人死去将近千年，人们却愿意追随他们游于地下，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曹操南迁时，建立少师祠。唐太宗经过殷地，追封比干为太师，改谥忠烈。大臣前往吊祭，州县封护其墓。李太白任卫县尉时，又为他作铭表彰。这些也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勉强为之。古代宗庙不是本族鬼神便不祭祀，山川不是本国所望所主便不祭祀；至于君、大夫、士所祭祀的对象，又各有等级和差别。春秋以来，如晋国祭祀鲧，卫国祭祀公子伋，郑国祭祀周公，赵国祭祀董安于，已经不是先王的旧制。到了汉代儒生所说的祭祀制度，又多列出祭祀对象，祭祀更加繁多。于是郡国有的祭祀天子，有的祭祀循吏；黄帝、尧帝的祠庙，往往在汉武帝、汉宣帝时期出现。魏、晋以后，那么不是本国鬼神、超越祭祀范围的祭祀，还有什么没有呢？不过这些祭祀仍然是根据义理而起、凭臆见裁定，时间久了便没有废止。广安杨侯伯洪任均州太守那一年，为殷少师建立祠堂，嘱托我作记。我读书还没有读完，便茫然说道：“纣王居于河内，北面是邶，南面是鄘，东面是卫，西面是薄山。少师是纣王的伯父。和国家共同存亡，那么他的死和安葬应当不会超出纣都之内。如今均州四境之内，包括金、房、光化、商、邓、襄阳，都与纣都没有关系。少师怎么会在这里有祠呢？这是什么道理？”伯洪又自己叙述事情说：“我刚到任时，访求古今人物，长老们都说殷少师的后裔确实居住在这里，以比干为姓。后来把两个字合成一个字，但读音切法没有改变。我认为少师援引大义、竭尽臣节，不仅向万世显示了做臣子的法则，也给拥有国家的人留下了不用贤才便会灭亡的警戒。何况他的子孙在本州繁衍，又怎么能没有祠堂呢？”我读完这段话，又深有感触。伟大的乾元，是万物凭借以开始的根本；天地、人物、古今后世之所以形成各自的性情，本源都在这里。因为本源相同，所以即使年代绵延、跨越宇宙，崇善憎恶的心也从来没有不同。况且，尧的祠庙大概不应出在平阳之外。桂林有尧山，还有唐帝庙。舜死在鸣条，但苍梧、黄陵仍有祭祀他的地方。楚地上虞、余姚、百官这些地名，见于越地禹的祠庙；禹本应不出安邑，而会稽却有陵墓、庙宇、玄圭和窆石，也不知道他南巡不返的事，究竟根据什么来考订？大概因为有国家旧事，所以祭祀他们，这是礼的常规，也是人情的常态。把别国的圣贤合在一起祭祀，这是礼的变通，是由人情义理兴起的。既然出于义理的兴起，固然不必都是礼制原有的内容；然而人心和世道的变化，也正由此有所发端。况且天地的运行，万古以来一开一合，哪里有终极呢？人却以微小的身躯，生死在其中，不过近数十年、远不过百年罢了。何况少师虽然因进谏而死，却没有挽救宗国的灭亡，距今将近三千年，兴衰治乱与我们也毫不相干。然而他的心灵，能够树立天地、主宰万物，光明显赫，同天地一样无穷无尽。以至于因为他的子孙住在我们这里，大家便为他尸祝而建立社祠。唉！这种拳拳不忘的心意，究竟是谁使它产生的呢？我赞美杨侯举办这件事，足以扶助世道、激励风俗，所以乐意为他写下这篇文字。均州尹公亭记 广安杨侯杨伯洪早就有怀念贤人、崇尚德行的志向。近来代理守护竟陵，凡是前代贤哲流传下来的风尚所及之处，他全都加以表彰。如今任均阳守，又搜集整理废弃散失的旧迹，兴办学校，创建殷少师祠。又因为尹公师鲁曾被贬到此州，州中旧有尹公亭，便修缮它，并托我题写亭匾、记载年月。我认为，古人首先树立的是根本；根本树立了，枝末自然就能通达罢了。古语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说：‘游于艺。’这并不是把文章技艺当作学习的首要之事。假如把文章技艺放在首位而不以根本为本，那就会成为朝生暮死的菌类一样短暂罢了。世上的学者谈论前代正人，必定说：本朝的文章，由柳穆倡导，尹公、欧公相互唱和，苏、曾诸位贤人又相继唱和；后来才排斥浮华而归于充实，改变驳杂而归于雅正。这话固然正确。然而，假如这几位君子只是有一种技艺、一篇文章值得称道，其他方面没有可述之处，那么又怎么能用来影响这个时代，使天下人唯其言是听呢？当时范文正公因为触犯大臣而被贬，三位谏官也都因进言获罪，尹公则因监领郢州酒税获罪。看他写给欧公的信，勉励欧公谨慎任职、远离酒事，言辞平和，毫无愤懑忧戚的情绪。不久，他虽因将帅征辟任用，历任西部边地官职，最终还是因属于范党而被群小诬陷，贬为均州酒税。尹公刚被诬陷时，刘湜迎合当权宰相的意思，想用偷窃贿赂的罪名玷污尹公，把他置于死地，最终却没有找到证据。后来有一天，尹公与孙公之翰交谈了很久，始终没有丝毫怨恨。刘湜以为孙公会对此感到奇怪，尹公说：‘这是刘湜不能自立、过错超过我的缘故，我为什么要恨他呢？’唉！若能充实这种心胸，即使是伯夷、叔齐那样不记旧恶的人，大概也不会超过他了。像尹公这样清正自持、秉守方正，崇尚善行、憎恶恶行，若推究他所作所为的意义，恐怕不可能与这种人在世上共同生活一天了。然而可喜可怒的事情在外物，不在自己；是非如何，只责备自己而不责备别人。大概他反省过错、念念不忘德行，常常唯恐赶不上，所以对于攻击别人的恶行、记住别人的过错，反而没有闲暇顾及。既然仅从这一点看，他真知笃行而有根本的情形就已经如此，那么世人只凭文章技艺认识尹公，实在是末节了。杨侯名恢，曾任吏部架阁文字。绍定三年十二月，临邛魏某记。

译心远堂记 虞退夫曾诵读陶元亮的诗，喜爱其中‘心远地自偏’一句，摘取‘心远’二字给他先人的旧居之堂命名，托我写记。我常常感叹，一个人的心，其实也是千千万万人的心；但人们运用自己的心，方式却各不相同。尧、舜与常人本来是相同的，只是农夫以百亩田地难以耕治为忧，尧、舜却以天下没有得到贤才为忧。禹、稷也不过是走在道路上的普通人，常人想到自己饥饿、溺水，禹、稷却想到天下人的饥饿、溺水。孔氏门下弟子三千人，其中超群出众的只有七十人；七十人中又有高足弟子。就高足弟子而言，季路的心志在于治理千乘之国；冉有的心志在于使方圆七十里的百姓富足；公西华的心志在于辅佐宗庙祭祀和诸侯会同之礼；曾皙浴于沂水，唱着歌归来，他的心胸舒展宽裕，已经有不是外物所能牵累的境界。季路的心，愿意把肥马和轻裘同朋友共享，已经远远超出常人一等；颜渊不夸耀自己的善行、不把劳绩施加于人，又不是季路所能相比的；至于孔仲尼所说的‘使老年人得到安养，使年轻人得到关怀’，那就是乾道运行变化、万物各自端正其性命，天地也无需再施加劳作了。战国时代的君主攻城夺地，不过把统治中原、使同列诸侯来朝当作最大的欲望；当时的臣子，也只把齐桓公、晋文公、管仲、晏子的功业看作最高成就。只有孟子独自为唐尧、虞舜和三代的盛世慨然叹息，遗憾不能赶上孔子并拜他为师。这样看来，同样都是人，心胸的广狭大小，难道不是相差得很远吗？天地无法测量，古今无法推度；人凭七尺之躯、方寸之心，立身于天地之间，受形体和气质限制，不过百年而已。然而，人可以从百世以前考察太古时代，面对久远的二帝三王之事，随着心志所向，仿佛生在那个时代、处在那个位置，与他们周旋交往。蓍草和龟甲不能直接呈现万物，而心的活动却显现在卜筮之中；鬼神不能被看见听到，而心的诚意却运行在祭祀享献之中；后世万代无穷无尽，而心的灵明却显现在典籍册页之中；舟车所能到达的地方没有限度，而心的明察却能如日月般照耀。由此看来，心就是神明所居之处，用来包罗天地、出入古今、错综人物、贯通幽明，它的深远就是这样。那些沉溺于文章技艺、拘泥于佛教老庄、沉沦于功名利禄的人，尚且算懂得怎样运用自己的心吗？何况文章技艺的末流，如编纂缀辑、制作骈俪文辞；佛老之学的弊端，如诵梵呗、造寺筑像；功利之学的下流，如追逐声色货宝，他们的志趣不够深远，甚至不值得再说了。胡公康侯曾对求学者说：有的人以古人为友，有的人志在天下，有的人忧虑后世，有的人不求世人知道而求上天知道，这些都可以说是‘心远’。这足以启发、警醒那些见识浅近的人，发明陶公诗句言外的意思。虽然如此，懂得其中一端，就能做到其余各端。退夫之所以对陶公有所感发，难道只是把它当作外在的观赏吗？喜爱它，才会了解它；了解它，才会实行它。实行它，还应当获得自己所以喜爱、了解它的根本，并终身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不然，我所说的志趣不够深远，难道不是很值得恐惧吗？《鹤山集》卷四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五十　宋魏了翁撰写记文 耻斋记 湘阴许德夫以‘耻’给书斋命名，托我写记。有人说：‘君子难道也有可耻之处吗？’我说：‘羞恶之心，谁会没有呢？所谓羞，是以自己的不善为耻；所谓恶，是以别人的不善为耻。君子以自己的不善为耻，就赶快改掉它；以别人的不善为耻，就反过来在内心自我反省。小人却相反。那么小人果真没有羞耻吗？’对方说：‘小人独处时做坏事，这确实是无耻；但见到君子就掩盖自己的不善，并不是真正没有羞耻。君子就着自己所感到的羞耻而进于善，小人却吝惜自己所感到的羞耻，于是沉沦于恶罢了。况且象突然遇到舜时，虽然假托为郁陶的言辞，最终却不能掩盖忸怩的神色。他亲自做了坏事，内心的羞愧显露在脸面上，本来就应当如此。太康因为安逸享乐而丧失国家，昆弟们有什么关系，却使五子忧郁忸怩，好像是他们亲自做了坏事，仿佛将无法立身于天地之间。伊尹耕作于莘野时，正是夏朝还没有禅让、殷商还没有兴起之时。君主和百姓的责任，似乎不是自己的事；然而君主不能成为尧舜，百姓不能受到恩泽，就像在闹市受鞭打、把百姓推入沟壑一样。唉！太康的耻辱，五子把它当作自己的耻辱；殷臣的耻辱，伊尹把它当作自己的耻辱。难道羞恶之心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只是有知与无知的区别罢了。’ 知道别人的耻辱，即使是别人的耻辱，自己也把它当作耻辱；不知道自己的耻辱，即使有可耻之处，自己也不会感到羞耻。不过，这其中又有内外、宾主的区别。所谓耻，是以不如别人为耻。如今爵位的尊崇、宫室的华美、妻妾的奉养，有一样不如别人，便知道羞耻；至于义利消长的关键、阴阳屈伸的分别，这些是日常生活中最切近的道理，人们习惯了却不加察觉，反而不知道羞耻。以不知道一件事为耻，是担心自己穷究事物还没有达到。如今虞初稗官的传说、旁行敷落的教法、凡将急就之类的文章，有一样没有学习，便知道羞耻；至于帝王所以承接天命、建立纲常，圣贤所以彰明德性、更新百姓，这些学问的根本，有人却糊里糊涂地不加顾念，反而不知道这才是可耻。正因为不以真正可耻的事情为耻，就一定会以不该羞耻的事情为耻。隐藏怨恨却与那人交朋友，话说得很好而自身做不到，立于朝廷却不能推行自己的道，自己不仁却甘愿做他人的奴役，虽然是儒生学士，口头上讲着先王的话，却不以这些为耻。有道的国家却求取俸禄，无道的国家却追逐富贵；贤人在我们的土地上饥饿；一个人在天下横行；诸侯互相攻伐却不能救援；四郊多有敌垒，土地荒芜而无人治理；即使君公师长身居高位、享受厚禄，也不以这些为耻。反而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以改正过错为耻，以穿破衣、吃粗食为耻。唉！这些有什么值得羞耻的，却颠倒错乱、迷惑错误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是思考得太少了吗？我曾经和德夫长期相处于靖州，赞美他质朴纯正、志向坚定，所以阐发这个道理并告诫他如上。诗说：‘看你独处室内时，尚且不愧对屋漏神。’德夫如果想知道羞恶之心的发端，就应当在自己独自觉察而别人还不知道的地方下功夫。不过，既然这种心已经觉醒，别人难道会有不知道的吗？这也是德夫应当努力的地方。绍定四年正月辛丑，临邛魏某记。

译敬安堂记 旴江聂公善之写信来告诉我说：‘我近来守贛州，峒猺不安，人心疑惧。我为此任用有能力的人管理事务，训练士卒、储备粮食，凡是能够救济无所依靠者、安抚受到侵扰者的事情，只要力量所及便竭力去做，丝毫没有吝惜。百姓因此安定，神灵也没有怨恨。只是因为心力疲惫，便以年老为由请求离去。皇帝威严赫赫，明察我的内心，赐给我万寿宫的俸禄，使我荣耀地归来。想到劳苦疲惫了很久，一旦置身安稳之地，饮食睡眠有节制，休息游玩有时，身心的精力又重新归我所有，这实在是天下最安适快乐的事，不容易向别人说清。我还担心自己习惯了远离事务而懈怠，于是请人把我的堂命名为‘安乐’，一定请您为我题写。’我又请求说：‘与其题作“安乐”，不如题作“敬安”，不是更简明严肃吗？’聂公说：‘好吧。’于是我一并为他写下这篇记。我默默记住了这番话。太公的丹书大概说：‘敬胜过怠惰就吉祥，怠惰胜过敬慎就灭亡。’这类话不下百句，全都是治理内心、修养自身的道理。武王得到这部书，把它铭刻在几案手杖上，作为衣带鞋履的鉴戒，铭刻在弓剑、酒器食器、楹柱、门窗上；其中‘安乐必敬’一句，是席子左端十六条铭文的第一条。其文字未必是尚父所作，但荀卿、贾谊读过，大戴氏也记载过。何况这部书大体以敬为主旨，这正是圣门传授心法的要旨。怎么可以不为它作记呢？我读《春秋传》，最喜爱臼季的话：‘敬是德的聚集。’能够敬慎，必定有德。从宫庭屋漏之处，到日常饮食，再推及处理事务、交接人物，达到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这些哪一样不是天命流行的表现？假使片刻之间放纵自己的心而不收摄，气就会乘机统率志意，外物就会乘机操纵自身，而自己所能存守的道德就少了。因此，敬慎正是用来保存此心、作为一切善行根基的。然而常人的情形是，受到困扰、反复思虑，脸色显露、声音发出，心中便有主宰，德行常能聚集；如果没有法度之家和辅弼之士，也没有外敌内患，心中便没有主宰，德行就会流失。这就像外物作主人而自己作客人一样。姑且再从浅近处说，极寒极暑，是人情所畏惧的。但在宗庙朝廷中，仿佛面对贵宾、面对强敌，便忘记了寒暑；一到私下办公、回到内寝，寒暑便已经操持了人的心志。至于闲居时，凡是躲避喧闹、趋向凉爽、堵住窗户以防炎热的措施，没有不全部用上的。唉，这究竟是谁造成的呢？人能够由同类事物推求，并随着每件事考察，真正知道它是上天所命定的，那么一定会悚然知畏；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的时候，在安逸享乐的时候，也一定不敢自行放纵。程子说：‘专一于一件事叫作敬，无所趋向叫作一。’与臼季的话相比，意义更加精密，言辞更加简约，求学者就更有可以用力实行的地方了。聂公大概深深体会到这个道理，是要循着堂名来求得实际的人。我再申说这些话，以求得到指正。通泉县重修学记 纵论古今的学校制度，不过说：古代用礼义培养人民，后世却用辞章败坏他们；这只是知道其中一个方面。古代从二十五家组成的闾中设置塾，有道德的人担任左右师，闾中的子弟在那里学习。百姓早晚不断增长见识、接受训练，都在闾塾中进行；所谓庠序，是按时召集百姓的地方。有时举行饮酒射箭之礼，有时举行社祭和酺祭，有时遇到岁时节日，都一定向他们展示教法，按年龄排列座次，记录他们的德行，使人的良心善性在日常使用中自然流行而不自知。先王顺应民众聚居的情况，因应时势变化，振作整顿并启发开导他们。大体说来，在塾中施教，是使他们侍奉父母、敬从兄长、亲近老师、交取朋友，从而实行孝悌的实质；而把他们召集到序中，则又使他们学习仪容、闲雅、礼法，考察德行、询问学业，以启发他们对德性的认识。其中具体条目的详略，距离百姓越近，施教就越周密。州长召集百姓宣读法令，一年不过四次；再往下，党正一年七次，族师十四次，而闾胥则没有固定时日。由此可知，百姓经常在塾中学习，只是按时到序中接受约束，并不像后世那样离开乡里亲族，越过乡郡，寄居求食；邻里不能考察他们的品行，州党不能施行教化，只拿几寸长的笔管来决定一日的优劣，其他事情便再也不管了。县里设学，距离百姓最近，本来还可以推行族闾校比的意义，然而如今却把期限和防范作为重点，所以官吏整天埋在文书和刑罚之间，连补救旧弊都来不及；因此用礼法防范百姓，只能在春秋两次祭祀中略有体现。校舍破败、廊庑寒冷，篱墙倒塌、门阙毁坏，十个县中有九个如此。大概距离百姓越近，教法反而越疏薄。既然如此，做官而不对此感到忧惧，难道算懂得根本吗？通泉县设立校官，大概始于庆历初年兴办学校之时；如今两百年间，县令赵天申、何【缺】、景林三次修治废置的学校，到了近年又荒芜不治。资中杨季穆刚到任，便同乡里的贤士商议说：‘这是为国家从事教化；本地山川文物之盛，在蜀地首屈一指，但学校之事还没有来得及办理，这不是表彰善行、劝勉学习的办法。’于是取学田一年的收入作为工程根基，又拿出钱二百万资助，乡里的士人和百姓合计捐出三百万接续其后。在大成殿北面建讲堂一座、斋舍八间；南面建大门一座、腋门两座、文明楼一座；东面建里贤堂，从唐代李公浦以下绘制画像若干人；西面建正原堂，从周元公到吕成公共七人。又写信给我说：‘请您为此作记。’我常常感叹，距离百姓越近，教法反而越疏薄；如今以接近百姓的官员来做这件事，他大概已经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了。我又感叹后世用辞章败坏士人，如今却把孔、颜、曾、孟的画像安置在上面，把周敦颐、张载、二程诸人的画像以及乡里有道德的人像排列在两旁，使士人来到这里游息，眼光改变、内心感化，必定知道圣贤所传授的究竟是什么，并且反身自省，学习、询问、思考、辨析而笃实行之，那么也就和用礼义培养人没有什么不同了。我谨慎地诵述所听闻的道理，来记载这所学校的落成。季穆是我的亲人和朋友，才华志向卓越，士大夫都期望他将来有远大的成就。

译靖州兴贤庄记 三代教化百姓、培养贤才的方法，在《三礼》中记载得很详尽。只是还不知道士人在塾中受到培养、在饮酒礼中受到防范约束、在乡党中受到教序，究竟取材于什么制度？他们被提升到司徒、司马那里时，只是受到评议，还没有任官；任官之后还没有爵位，更没有俸禄，那么靠什么继续供给食物？诗说：‘在这里受到扶持，在这里安居，养成我优秀的士人。’这样看来，从国子以下的士人，本来都是从乡遂中的普通百姓之家出来的。这就是管夷吾所说的‘秀民中能够成为士的人’，也是班孟坚所说的‘一边耕作，一边养育’。我私下认为，田地按井田分授，每个人都有固定的产业，都足以自己供给食物。即使是士人，也有安定的心志，不会因饥渴的危害而受害。然而假如能够自己养活自己，那么出仕时实行道义、退处时保存志节，身体安适而志意明达，宽裕从容而且很有余力。何况上位者又用善政养育他们，以诚意求取他们，以礼法兴起他们，以实际成效任用他们，从而敬重其事业、看重其俸食，大概就应当如此。那么士人回报这种礼遇，应当怎样呢？诗说：‘那明亮的银河，成为天上的文彩。’又说：‘鸢鸟飞到高天，鱼儿跃入深渊。’培养人才的盛况，经过长久时间反而更加显著，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自从乡里治理废弛、田制败坏，士人的贫困反而超过农、工、商、贾。汉代盛世尚且通过几种途径取得人才，郡国贡士制度也还保留着劝驾和供给食物的意思。到了隋唐以后，完全采用科举制度，士人年轻时求学，壮年时想出仕；如果不是科举，便没有进身之路。他们裹着粮食、背着书箱，和役夫、仆隶结伴，成群赶去求见主管官员；幸而被提升到礼部，距离京城越远，聚集旅费就越困难。卖掉田地房屋、借贷子钱仍然不够，只好在别人面前低声下气、面无血色地求助，以求满足自己的愿望；再不够，就只能画地自限而不敢前进，走了又匆匆返回。士人生在这个时代，所居本应是宽广的居所，所处本应是正当的位置，所走本应是大道。如今不能凭自己的行为施展抱负，却使自己降志辱身到这种地步，这究竟该责怪谁呢？靖州旧有田地供给贡士，每年收入钱一万七千八百，又加上房屋租金五万六千；然而只够供给新士走完一半路程的费用，免举者又不到新士的十分之一。我自从调任靖州，吃这里土地所生的粮食，领取这里仓廪的俸粟，至今六年，身体安适、家中和睦，得以弥补自己过去的不足，这一切都是皇帝的恩力，我还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何况四方关于义理的询问每天都来，更使我凛然害怕白白吃粮。想到要同士人共享这些供给，于是从州中积存的行粮余款里，买下近郊田地，积累三年的收入，用来供给三邑的新旧进士，并为此订立规约，刻在碑阴。州府和校官共同掌管副本。唉！从今以后，士人或许可以不再有筹集旅费的忧虑了。然而我心里却说：这些哪里足以用来礼待士人呢？《临》卦卦象是泽上有地，君子观此象而想到教化之思应当无穷，容纳保全民众应当没有边际。这不只是为临民而设的道理。地处在最下面，本来不是临视万物的东西；泽与地同类，以同类相亲，日渐月积。君子观察这个卦象，期望别人养成德性的心意，绵绵不绝、广大深厚，哪里有穷尽呢？既然如此，那么与我同类的士人，难道也会由此了解我无穷的心意而自我勉励吗？这件事由学校谕唐佑实际负责。绍定四年三月辛亥，临邛魏某记并篆刻。洋州天庆观圣祖殿记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的诏书，开始规定以正月三日为天庆节，以四月初一为天祺节。第二年又下诏，命郡县修建天庆观。第五年增设圣祖殿，从此载入法令，规定所有官吏都有到殿谒拜和辞别的文书。后来又因事情设置节日，有天贶、先天、降圣等名目，与正旦、冬至、元日三日一样，都有朝拜谒见。二百多年间，郡县奉行一向谨慎。洋州素来号称乐土，近年以来却受到盗寇抄掠的困扰，圣祖神像有时寄放在佛寺中。临邛高侯刚到任，忧然说：‘这本在法令之中，可是废弛怠慢竟到了这种地步。’于是立即召集工匠，计算人工，重新修建。工程始于绍定三年二月，次年十月完工。共用人工若干，钱若干；又移书给我，命我记载工程完成之事。我私下认为，自古以来受天命的君主，从秦以前往上，都有开创封国的祖先，受姓受氏，后代谱系可以考察。汉、唐以来，才开始难以寻考；左丘明所记刘氏的起源，虽然一再出现，但上下传文完全不能相互连接。因此明帝时，贾逵上疏说，五经都说得明白，却只有《左氏》有刘氏为尧后代的文字，孔颖达怀疑这是汉代儒生附会增益的话。李唐王朝的祖先，不知道究竟始于何处；自乾封年间追尊老君名号，天宝以后又加称圣祖，在新庙中供奉，太清宫、兴庆宫的祠庙，极尽宏大华丽。大概世俗儒者认为，帝王的出生都出自神明后裔；郑氏甚至说帝王的始祖都是感应上天而生。言论虽然神怪，大体是要推尊世代德行来尊崇帝王后裔，借神化天命来消弭奸邪觊觎之心，这就是设置圣祖殿的原因。然而典章礼仪的施行，也有还没有完全合乎正理的地方。我任职奉常时，曾经想分条陈述请求改正，却还没有来得及说。现在只摘取与此殿直接相关的来讲。官吏到殿谒拜、辞别，以及一年十多次朝拜，都是法令规定。如今皇帝驻跸杭州，杭州官吏依令朝拜，而朝廷中的公卿百官却不这样做。同样都是行动，同样都是停止，都是君王的臣子，却把事情区别对待。景灵宫前殿供奉圣祖，使用道家的仪式；中殿、后殿供奉帝后，则举行家人礼。既然说是始祖，就应当有宗庙祧迁的制度；假如说是天神，就应当有坛场墙垣的典制。每月初一，奉常官吏在太庙举行告朔礼；景灵宫则由天子在四孟月朝拜享祭。每月都必须听朔、朝庙，是天子接受先王命令，也是大体上让群臣听政、决断疑难的制度。如今如果让有关官司代行礼仪，就等于没有举行；如果认为礼仪不能废弃，就应当亲自举行。三年一次将要祭祀上帝时，先在前两天到原庙告祭，完全采用世俗仪式；前一天在太宫举行飨祭，于是陈列礼器。短短两天之间，为什么古礼和今礼交替使用呢？议定礼仪制度，是天子的职责。我任职掌管宗庙礼仪，却没有来得及进言。因高侯命我写记，便一并记下这个意见，留待以后有关官员考究。高侯名稼，字南叔，是嘉定七年进士，是我的同胞兄长。

译邛州白鹤山营造记 临邛虞侯叔平写信送到靖州，对我说：‘州城以西，正对州治城十里，有一座山叫白鹤山，山林山麓苍翠，江流曲折环绕，是本州著名的望山。从前有佛寺宫院，从清庙到现在，共有庵院十四所。远处有胡安先生传授《易经》的洞，近处有常公谏议读书的庵。泉有滴珠泉，树有木莲树，白鹤有栏，玉兔有踪迹。中峰确实秀美，可供平云观赏；西岩像翠屏，是万竹聚集的境地，这些都是山中的胜景。墙壁间绘有画像，大多出自范琼、杜措、丘文播等名闻天下的画家之手；虽然丹青剥落，笔法仍然保存。山门外有明月桥，两山对峙，险峻石阶高耸，阁道环绕回转。大殿位于中央，方等院的应真殿在后面，与山门正相对，如同用绳墨牵直；但有一半已经有覆坏的危险。郡人郭侯起镇守兴元，同我游览这座山，我们一起深深叹息，仿佛有所寄托。于是我安排工程、聚集材料，坏的更换，坚固的因旧修整，又准备扩展而使它扩大。有人劝告我说：‘耗费巨大、劳役繁重，您将来会后悔。’我说：‘节省费用而不搜刮百姓，虽然花费大也没有关系；使用平庸的工匠而劳役百姓，虽然辛苦也不会有怨言。’于是寺院后殿中，本来想压倒而又不能支撑的部分，便在两旁修建长廊，以复道连接。前面建法堂，后面建飞阁，两旁建方丈室、僧舍、厨房，依次完成。寺院在唐代名为鹤林，于是改名为鹤林禅寺，请当今部使者厉公为它题写匾额；工程从八月开始，到第二年某月某日完毕。从前我的朋友苏和父来拜访我，曾为我叙述建造此寺的缘由；如今我把这件事托付给我，请我作记。我拿着他的书，感慨地说：世上没有不能做的事，也没有不能做的时机，只是要有一定要做的志向和能够做成的才干罢了。况且儒者流于墨守、习染异端，若不是他分内的事，时势困窘而举措反倒过多；若不是合适的时机，也不会在片刻之间定下规章、在一年之内再次申说。侯的风采和能力由此也可大略看见。然而侯并不像世俗中那些沉溺异端、企求福报、谋求利益的人。侯开始任长宁守时，尊崇学校，修缮官署，铺砖修路架桥，革除四溪清盐防务的弊端，创建贡士住所，修造陶覆茅庐。他任普州守时，修缮馆舍城郭，全都焕然一新；任蓬州守时，从学校到桥梁，没有不全部兴办的，又抑制豪强侵夺，制止虚妄言辞，境内肃静清平。又用余力修筑池塘堤防，与百姓共同享受其利。大概侯看见荒芜就一定铲除，看见倾危就一定支撑，只要能够顺从百姓愿望的，大都勇于去做。如今这座山如此令人拳拳不忘，也称得上是一州的望山，却让庸僧败屋、污秽杂乱相互侵袭，风气阻塞沉滞，山川不得安宁，我难道能坐视而不加以体恤吗？推及这种心意，看见善行就迁善，有了过错就改正，一定会像疾风迅雷那样迅速，片刻也不安于停留；普通男女有一个没有受到恩泽，也一定会像救火救溺那样，片刻不肯舍弃。忠肃公在金人南侵的变乱中，不过是接受督府的文书，负责犒劳军队，催促将领，本来与战守无关；但他奋身而出，仍然亲自前往，把社稷当作自己的责任。后来并入唐州、邓州、海州、泗州以及陕西新近收复的各郡，公守卫外藩，也与朝廷议论无关，却以死力争，次数多到九次。唉！事情本来不是自己的责任，时势又使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心意，似乎没有一件事可以做；可是只要关系到义理，利害祸福便无暇计较。这就是所谓一定要做的志向和能够做成的才干。所以希望侯扩充这种心志和才干，把它用在应当负责的事情上，然后才不至于辜负自己。这里面有忠肃公传授心法的要旨，也是我们州百姓的愿望。我为佛寺作这篇记，实在就是从这个道理开始的。诗说：‘桑树和梓树，必须恭敬对待。’意思是父母亲手栽种的东西，不敢忽视。因此我以敬慎恭敬的态度来完成侯的嘱托。侯的名字叫方简，郭侯的名字叫正孙，厉使者名叫模和，他的父亲名叫君钟；我就是古鹤山魏某。绍定二年四月甲子日记下。观亭记 靖州作为州，南面距离广西，东面屏障湖南，北面抵达沅州、辰州，西面直到夜郎。在四境之外，从屈原以来，历代都有显达人物，作品流传在《诗经》和《楚辞》中。靖州开发较晚，从来没有显达人物来到这里，只有程子山因为触犯秦桧而居住了一年多，士人田氏为他建了一座观亭，亭【缺】

译江的左边仅仅保存下来，但已经不是最初的【缺】我曾经走过如今的江右，喜爱那里修长的竹子和高大的树木，曾想在竹木之上建亭。后来永平大夫张仲车请求承担这项工程，不到一个月便报告完工。连日积聚的阴云消散，夹杂的风也变得温暖明亮，晴朗的江水上涨奔流，浩浩荡荡。客人高兴地对我说：‘这景观多美啊，您应当把它阐发出来。’我说：‘我还不知道您所说的观，是否和我所说的一样；如果这样，观念难道不相同吗？’他说：‘天下的道理是一个，怎么会不同？’我说：‘是只观赏万物而不加以察考吗？那就不是相同的观。如今仰望天空的高远，正是借日月知道有远近的程度；观察大地的厚重，正是借星辰知道有升降的节度。太阳一南一北，形成暑寒；月亮一东一西，形成朔望。列宿交替运行，使四时节令端正；五纬星运行有盈缩，使灾祥发生。以至于感应、遭遇、聚集、凝结的变化，形成晦明、风雨、霜露、震雷，这些哪一样不是至高教化和精微义理的显现，而人们却顺着它运行而不知道呢？古代圣人仰观天象，俯察地法，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大地的宜适，知道自身与天地万物是一体的。因此创作八卦，编次九章，制定音律历法，建立经常制度、陈列纲纪，区分类族、辨别万物，没有一样不是由此而来。’ 我们的夫子所谓‘我对你们没有什么隐瞒’，所谓‘天说了什么呢？四时运行，百物生长’，都是就人人耳目共同能够得到的事物，来发明人本有的善良德性。仍然担心人们习惯于这些现象却不加察看，于是借着河边流水的观察指示人说：‘逝去的就像这样啊！昼夜不停。’充满天地之间的，哪一样不是这个道理呢？水根源于阳气，行经险阻却不失其常，阳刚居中而心境常常亨通。圣人之所以反复称赞、一定要观水，难道不是因为水切近而容易看见吗？到了孟子时代，距离圣人还不久，却已经没有人知道观水究竟要取什么意义。孟子说：‘不分昼夜地运行，有根本的事物就是这样。’后来又对人说：‘观察水有方法，一定要观察它的波澜。’大概观察波澜就能知道水有根本，也可以说是深切明显了。然而一千几百年来，文人相承，通常把它解释成生死之说。生死只是形而下的一端罢了，假如圣人教人的道理只止于此，不是太疏浅了吗？客人说：‘文人的说法不能废弃。况且天运周流，如同循环、如同车轴转动，水也能够往去而再返回吗？’我说：‘您还没有看见阴阳聚合开辟的奥妙。天运行到东北，日月会合于娵訾，阳气渐渐增长，于是形成雨水。’ 等到苍龙星在黄昏出现，水就一天天向前流去。天运行到西北，日月会合于大火，阴气渐渐盛大，于是雨水停止、河水干涸。等到营室星在黄昏位于正中，水又一天天返回；大概是从北陆运行到北陆，正是朔日更替的方向，也是万物有始有终的地方。阴阳五行，没有一样不会反复生成。即使五纬星中的辰星，也是依附太阳运行，却又从北陆出发再返回北陆。客人说：‘三江九河的水，三条四列的山脉，都从西北流向东南，怎么能说它返回呢？’我说：‘水是阳性之物，阳气上升，水势就增长；阳气下降，水势就消减。知道鬼神的情状，也就知道这个道理了。您认为返回的是已经过去的气，把它当成正在伸展的气吗？从自己的内心体会，从呼吸气息验证，也没有不是这样。求学者只应循序渐进、勤勉努力，从下学近思开始，充实到深入造诣、自得其理的境地，就能知道屈伸感应的端倪，精通变化神妙的义理。世上只凭耳闻口说的学问，难道还足以进步吗？否则，诵读前人的遗言，表面上阳浮夸耀，实际上自己没有任何所得，不过是自欺罢了。客人说：‘观物的道理真伟大啊！何不就用它给亭命名？’仲车于是说：‘我张仲车不才，请一并把这些话记下，用来告诫志同道合的人。’ 绍定四年四月甲子，临邛魏某记。

译正斋记 建安张子寿给自己的居室命名为正斋，又作箴言来自我警戒，大意是说：观察乾卦，就知道伟大而无不正直，这是天的道理、圣人的事业；观察坤卦，就知道正可以达到伟大，这是地的道理、贤人的事业。伟大境界不敢踮起脚来妄想，而对于正直，却不敢不努力。子寿这样严格约束、整饬自己，已经做到极点了。他还认为不够，写信给我，让我申说其中的意义。我自己尚且不能完全相信，又怎么能够把它说给别人呢？不过，我私下愿意有所依据。天命流行，继承天命的是善，成就天命的是性。人与圣人本来相同。人所居的是宽广之居，所处的是正当之位，所走的是大道，人与圣贤也没有不同。只是人受到气质局限、被物欲束缚，于是有人空弃了宽广的居所而失去了正当的位置。圣人虽说是生而知之，难道也曾不谨慎地修养自己吗？因此，教人的方法是使他们学习并遵守礼仪，观看事物不要欺诈，站立一定端正方正。侍奉父母，就要和气、容貌柔婉、声音柔和、脸色愉悦；侍奉先生和长者，就要端正容貌、恭敬听取，安稳坐着、保持庄重神色。所谓生来就看见正道，所听的是正道，所说所行的是正道，身边前后左右都是正直的人，并不只是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士人的子弟如此，即使州学、乡序、闾塾也无不如此。这不只是求学者的事情如此，即使生来聪明、至高的圣人也没有不是如此。等他们长大以后，就用鸾铃、和铃、佩玉、竽、瑟、管、磬来培养听觉；用盘、盂、几、杖、车、旗、弁、冕来培养视觉；用和缓的仪容、起舞、舞列的整齐舒缓急促来调养血气；用宾礼、祭礼、射礼、御车，以及登降周旋来调养筋骨；用孝悌、谨慎、诚信、亲近仁者、诚实向善来调养心志。切割不方正的肉就不吃，并不只是像特牲、少牢礼所说的腊俎之物必须切方，俎中的心、舌必须去掉根部和末端、从中间切开。凡是鼎、罍、豆、笾不按规定的制度使用，献酒、答酢、酬酢、回旋不合规定的节度，房、烝、肴、折等礼不依照命令教法，都是不正。由此类推思考，富贵如果不是以正道取得，万钟之禄如果不是依义理接受，就不敢有一天安心享受。席子摆得不正就不坐，也不只是《曲礼》所说的尽后、尽前、尚左、尚右，以及越席、蹑席的区别。凡是尊卑老少不遵循次序，朝廷和乡党不区别尊卑，车旗器物服饰不区别等级，都是不正。由此类推思考，立身朝廷、身居高位，乘用君子的车器，处在士民之上，而德行不能相称、道义不能推行，就不敢在那里停留一朝。因此说：用礼仪来培养正道，是圣人的功业。说在纯一未发之初涵养自己，这就是成就圣人的功夫。又说：“颐卦，守正则吉。”意思是说，观察人用什么来养德、养身；即使是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培养贤才，也都是同一条道理。那么，正道难道只是从做贤人开始的吗？子寿认为圣人并非不可企及，子寿能够循序渐进，只要不犯越过次序、超越等级的毛病，就是好的。但您一定要说，读书人若不立志成为圣人，就像水不以流入大海为志向一样。我并不是在说大话，因为人与圣人并没有两个根本。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的行为合乎正位、安处于正体。学习的人先是通过学习而知晓、依照义理而实行；再其次，是在困惑中求知、努力实行，这些全都是由正路返回正位。行于正位，也就是圣人了。古今只有孟子说尧舜与常人相同，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近世的周子、程子也深信这一点并努力实行。子寿却说：“圣人不可企及，岂不是自己阻止自己吗？”子寿如果怀疑我的话，就请试着问问我的朋友希元，与他共同评议这件事。

译《江陵州丛兰精舍记》临川人罗季能任荆湖制置司幕府属官时，寄居并治理江陵，曾在承天院旧址上建造丛兰精舍，并写信给渠阳说：“请您替我写一篇记。”承天院是黄太史重新修建的，那么“丛兰”这个名称有什么来由呢？于是我又请问。季能说：“这座院子就是晋代侍中罗君章含的故居。君章辞官返回荆地，兰花菊花丛生在台阶庭院之间，人们说这是他的德行所感召的。”请您也把这件事一并记下来。因为我看到世人谈论君章，不过说他感应了文鸟之梦，文思日益清新；称誉鲁直，也只说他是‘词人中的巨擘’。唉！张华、萧绎曾经博物，朱异、江总曾经作文，近世如丁、夏、吕、王等人也曾挥笔作文，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只足以成为国家的祸害，那么君子又为什么看重他们呢？君章的事迹在史书中很少见，唯一可见的记载只说他是“湘中的珍宝、荆楚的人才、江左的秀异之士”。然而看他曾跟随庾元规、结交谢仁祖，仍不免是一个旷达放逸之士。只有在桓温声势显赫、公卿大臣都卑躬屈膝之时，即使后来贤如谢安石也不能避免；唯独君章因为住宅靠近喧嚣尘世，便在城西小洲上结草为屋，穿布衣、吃粗蔬，安然自处。桓温充任大防的属吏时，君章从容不迫，尚未到任，便仿佛已有吞并奸豪的勇气。按照世人的议论，难道还不能称为贤者吗？至于鲁直所遭遇的事情，则又是世人很难做到的。章惇执政，蔡卞等人首先整治史事，鲁直因罪被贬谪、戍守黔中，共八年；仅仅因为在徽宗初年载有自己的贬谪记录，途经江陵时为承天院写了一篇浮屠记，转运判官陈举迎合赵挺之的意旨，又摘取其中关于蝗灾、旱灾、疾病、疫病等话语，认为这是幸灾乐祸、诽谤国家，于是判处他迁徙宜阳。唉！那些所谓卑躬屈膝的人、所谓迎合上意的人，洋洋自得地以为自己成功了；早晨显贵，晚上便枯槁，和粪土一同腐朽，而那独立不屈的人却流芳于史册，这不正像兰菊一样，芳香长存得多吗？何况君章是阳人，江陵只是他做官的地方。况且关于渚宫的旧事，说他厌恶喧闹、喜爱寂静，于是迁居城西三里；而盛弘之《荆州记》却说距离城西一里多，临川建楼，因此命名为罗公洲。考察这两种说法，那么前后总共经历了三次迁居。如今承天院旧址，究竟是他最初居住的地方，还是后来另行选择的地方，也就无法知道了。刘名明借住他的住宅，仿佛还见过他的容貌；杜子美赠诗给他的弟弟，也深情地写到短墙高树之间。由此可知，贤人居住过的地方，即使名存而实际已经荒废，但隐藏在人们心中的对这个人的感念，常常会同居处一起长存；这正是天理所产生的良性感应，历经岁月仍然如此。千年之后，也如同只有一天。承天院塔记载于《豫章集》，因为它认为此事是祸患的征兆，所以不忍心收入；然而七十二年以后，又在旧址刻石记下此事。由此还可知道，士大夫端正内心、修养自身，应当以千年为期。如果有所喜好，就因恐惧而不能守正，那只不过是自己阻碍自己罢了。季能名愚，是文恭公的儿子。家中有兰花菊花，他把芬芳采撷、华美撰述写在书册之间，以古人为友。这正是他诚心好学，永无止境的表现。所以我说这两位贤人，不能只凭文艺来称许，也希望季能把这种志向充实并发扬光大，一定要达到以古代圣贤为师友、明白善道并使自身真诚的境界，然后才算是学习。《笃斋记》庐陵人戴防学任潭阳通判时，以职事出游，到靖州来拜访我。他博闻强记，每次谈话都不曾不知不觉经过很长时间。临别时，他最后来请求我写一句话，作为斋舍的记文。我给他的斋舍命名为“笃斋”，并说：“请允许我为您说明这个名称的意义。”我于是记得王文公曾说：“本性强大坚实的，是竹；竭尽力量而有所到达的，是马。竹本性如此，马则要靠鞭策才有所志向。所以‘笃’字从竹、从马。”先儒认为这种说法拘泥于偏旁，曾讥笑它。但我认为坚实、尽力的含义并非不对，只是说“鞭策马匹”确实有可笑之处。况且传注家解释经书，通常把“笃”训为厚。书、诗、记、语中所说的笃庆、笃祐、笃亲、笃忠、笃正等词，虽然有厚重的意义；然而“笃志”“笃恭”“曰笃敬”“笃诚”“曰笃信”“笃行”等词，也含有沉着、坚实、深厚、牢固的意思，二者兼备其中。《公刘》第六章以此字开篇，《中庸》第三十三章以此义收尾。圣贤的学问之所以能够始终成就，其关键就在这里，这是最大的道理。它与“厚”的意义相近，却又不完全相同。防学说：“那么，您给我的居室命名为‘笃斋’，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我说：“我考察《易经》，只有大畜卦具有刚健笃实的德性。刚健属于乾，笃实属于艮。想要知道‘笃’的意义，何不从艮卦去求取呢？”艮卦的卦辞说：“止住自己的背部，不牵涉自身；行走在庭院中，也不看见他人。”人只要内心被自己蒙蔽，外在又顺从别人，就会在本来不应停止的地方停止。做人君的，应止于仁；做人臣的，应止于敬；我只止于理而已，既不知道有自己，也不知道有别人。这就是‘笃’，还有什么比它更大呢？所以所谓“笃”，既有厚重、深固的意思，又有自我安定、自我克制、只以义理为止境而不求别人知道的意思。因此圣贤的教诲，虽然要求博学，却一定说“笃志”；虽然要求明辨，却一定说“笃行”。“厚”作为意义虽然广大，但说法各有具体指向。防学说：“好。请您替我把这些话写下来，并把这段话附在后面。”我不才，怎敢不恭敬地共同办理此事，以免忘记您的德意？绍定四年六月辛巳日，临邛魏某记。

译《知耻斋记》孔子谈仁义，虽然见于《易传》，但《鲁论》所记，只有把求仁作为要务。至于义、耻，也一定谈到，却不与仁并列而说。到了孟子，才开始同时阐明仁义的实际内容，并向人指出恻隐、羞恶的萌芽，尤其切近而容易明白。仁是本心的整体，义则是仁在具体事情上的适宜表现。以自己的不善为可耻，就会气馁、额头出汗而感到羞惭；以别人的不善为可耻，心中就忧戚、鼻梁皱蹙而产生厌恶。在知耻与不知耻之间，善与不善便由此分判。依此来求仁，不也很接近仁了吗？有人说：“礼、义、廉、耻，称为四维。”却不知道廉耻本来就是羞恶之心的表现。柳文惠所说的“不可抗拒而作为维系”正是这个意思。我曾经为湘地士人许君晟写过一篇《耻斋记》，阐发圣贤遗留下来的深意，希望多少有所帮助。没过几个月，吴门人卫君林又把《耻斋》托付给我写记。这种道理已经很久没有人争相讲说了，如今做士人的急切称道它，难道世道的振兴还值得希望吗？人的常性，本来有善而没有不善；人的本心，喜欢善而厌恶不善。只有上等智慧、具有生知资质的人，顺着本性去实行，所以不必谈“耻”。再其次，是诚实地知道善与不善的正确界限，因此以不知道为耻，而不以没有被人看见为耻；知道羞耻，却不以没有得到信任为耻。再其次，遇到困厄和耻辱而知道自己错了，在困窘中受到嘲笑而自我悔恨的人，原本也很多。更低一等的人，知道善似乎值得喜爱，但气质习惯却沉溺于恶，也将一起走向不善；于是做了恶事之后，又为此感到羞耻。像周厉王监视诽谤，秦朝禁止私下交谈，汉代诛杀腹诽，隋代诛杀内心动念，本来都想掩盖羞耻，结果反而增加了羞耻。像晋国赵盾害怕董狐，齐国崔杼杀死南史，卫国宁氏害怕诸侯的谴责；如果真知道害怕，就应该像从未做过一样。又如王允担心史书的诽谤，贾充忧虑死后的谥号和传记，张浚躲避他人而行拜礼，田令孜、郑綮做宰相却害怕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如果认为可笑，就应赶快停止。既然糊里糊涂地做了，还以为从旁遮掩、曲意掩盖就足以欺骗百姓、迷惑世人，却不知道是非邪正，千古人心本来相同，都会清楚地写在史册上，近事也如同刚刚发生。像这四位君主、七位臣子，只不过是自己蒙蔽耳目，谁肯把他们看作贤人呢？最下等的人，则替人捋胡须、按摩脚，替人防治痔疮、尝食粪便，又替人防止小便失禁，到了这种极端地步，已经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只有一种情况尤其可耻：被习俗蒙蔽，把不善之事当作善事，举世都这样认为；而全世界又说这没有什么可耻，这就不能不加以辨明。皋陶、后稷、伊尹、傅说也不过是人罢了。如今有人却让富贵利达沉没了自己不可估量的身躯。周公、仲尼是我们的老师，但有人却被异端小道遮蔽了本来具有的善性。管夷吾、臧武仲、奢僭越礼；苏季子、公孙犀首等人，身居高位、拥有大量金钱，士人乘着四马车、腰佩绶带，向苍头、庐儿夸耀，陈列车马印绶，死守权势、殉身货利，以此向庸夫和幼童夸耀。读史读到这里，谁能不以说出这些事为羞耻？然而详细考察他们的行为，却有许多声气相求、深深明白而切实实行它的人。唉！这些人也是五帝三王所共同治理的对象；但善与不善不同，知耻与不知耻的情态不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还能不思考其中的原因吗？《大学》的传文说：“小人独处时做坏事，没有什么不做的；见到君子，却羞惭地掩盖自己的不善，显露自己的善。”这极力说明不诚实的情状，却一定先提出格物、致知的条目，说明事物没有穷究，认识就不能达到；认识不能达到，意念就不能诚实。《中庸》也说：“不能明白善，就不能使自身真诚。”这样看来，世上那些苟且行事、欺骗自己的人，也是因为从未真正明白善恶。假使他们确实知道善是值得喜爱的，就像食物必定能使人饱；知道不善是可厌恶的，就像臭秽物自然令人污秽，那么即使万钟、千驷的富贵诱惑在前，五流、三刖的刑罚驱迫在后，也一定有绝不敢做、绝不肯停止的事情。我并不是已经能够做到，只是曾经致力于此，所以愿意把这些话告诉卫君，并与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勉励。《鹤山集》卷五十 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五十一，宋魏了翁撰写的序

译《程氏东坡诗谱序》《诗谱》共有三百零五篇；《诗经》从郑氏以后，不完全采用旧谱，又另行作谱。自本朝欧阳氏考订世次、确定先后，审察正变、观察政治得失以来，谱的编写就不只是为了说明诗歌，同时也是当代的编年史。自文章兴盛以后，百家著作的流传，有总集，也有别集，大抵都有先后次序。杜少陵的诗被称为“诗史”，是因为它不只是描摹事物形象，整个时代兴衰更替的变化也都寄寓其中。前代作诗谱的有吕氏，后来作诗谱的有蔡氏，忠于少陵的人很多。然而从他被授官直到入剑南以后的事情，仍有许多疏漏；至于他的死，有人说在耒阳，有人说在岳阳；有人说在永泰二年，有人说在大历五年。自新旧史书的列传，直到两家所编的年谱，都不能确定为同一种说法。他的迁徙没有定规，事情的始末也没有次序，其中一定有不容易考察的地方。因此，编写诗谱大概并不是容易的事。文忠苏公的诗，时代较近，容易考察；但他的诗数量博大，难以穷究。苏公的同乡程子益名以谦，已经为他编谱，又把苏公同时代的唱和诗，以及苏公追和前人、后人追和苏公的诗，都参列在一起，互相说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不知道这部谱与吕、蔡二家的谱相比究竟如何；但把数百年间的酬唱汇集编成一书，也是为少陵作谱的人所没有做到的。有人说，唱酬诗的用韵，在少陵时代还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做法，怎么能够编谱呢？我说不是这样。应答歌诗、唱和赋诗的源流由来已久；下至颜延之、谢灵运，各有和诗见于文集，虽然声韵未必完全相同，但一唱一和，都有先后次序。到了唐人，才开始精工于用韵；韩退之和皇甫持正《陆浑山火》，张籍和刘长卿《余干旅舍》，刘禹锡、白居易唱和元微之《春深》二十篇，大概都是同用一韵。少陵有没有这种例子，确实无从知道；但他的集中有酬答李都督、寇侍御、韦韶州等人的诗，既然称为“酬”，难道能没有应唱之作吗？文集没有收录的，暂且不论。像高常侍、岑补阙，是少陵结交的人；严郑公又是少陵所依靠的人，而文集中所见补阙寄给少陵的诗只有一首，常侍、郑公寄给少陵的诗只有三首，何其少啊！吕氏、蔡氏本来不以完整收录唱酬诗为体例；假如遇到事情便一并记下，像贾舍人早朝诗以及与之唱和的三人之诗都收录其中，难道不是更加详尽吗？何况文忠公的诗，大概都不是徒然写作的，无不有感于兴衰治乱的变化，不像唐人那些写家花车斜的诗，竞相以雕琢瘦硬的辞藻、险峻的韵脚争胜，把这当作工巧。歌咏赞美的诗辞，宏阔挺拔而不浮泛；含蓄讽刺、委婉劝谏的诗辞，真挚充实而不怨怒。他所交往的人，又都是一代的知名人物。千年以后诵读他的诗的人，不必亲身经历熙丰、祐圣年间的变故，也能认识世道的升降；不必同熙丰、祐圣年间的诸位公卿周旋，也能明白人物品格的邪正。这些又是诗谱之外可以获得的意义，我正因为子益的诗谱而再次有所感慨。子益的祖父曾任柱下史，担任金华劝讲；子益又是苏公外家的亲属，据说他的学问源远而有来绪。《书〈小学〉后序》天命流行，人得到它，便形成刚健柔顺、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本性；从尧舜到普通人，根本上是相同的。至于气质有昏明强弱之不同，就不能完全相齐。假如知道如何学习、询问、思考、辨析，并努力进行澄清治理的功夫，那么即使柔弱也一定能够变得刚强，引导自己达到尧舜的境界，也是可以的。人偏偏不能这样，于是开始不能与天地相似；耳目口鼻和四肢的本性，又被物欲拘束，成为损害天理的因素。圣人为此忧虑，既设置司徒、典乐等官职，又设立王公、国都、家塾、术序，几乎没有地方不办学校，周代的制度最为详备。从八岁进入小学，教给他们洒扫、应对的礼节，以及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到了十五岁进入大学，就进一步学习彰明自己的德性、使民更新，以至善为根本，从致知、格物开始，最终达到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大概从天子的长子、众子，公侯卿大夫士的嫡子，直到国家选拔的俊秀，都要学习今天所见的礼经；依照那些书来学习，这就是我夫子所谓立志学习这些内容。《大学》一书独自保存下来，《小学》却在世上看不到了。晦庵朱先生怜惜它的残缺散失，取其中今天可以实行的制度加以补充：先讲立教，其次讲明伦，再次讲敬身，然后考察古事；又选取古代的嘉言来扩充它，选取善行来充实它，其中的义理十分细密。东南一带有许多善本，蜀地只有防利有此书。我曾经忧虑偏僻地方的后学，有的人不能完整看到它，想刻板印行来扩大流传，适逢忧患而没有办成。潼川人于巽仲由临邛郡幕官代理蒲江县令，一天经过我这里，从容谈到学习，便请求刊刻此书，并嘱托我在书末作记。有人问我：“这是为什么呢？所谓小学，如今正因为大学不能明白而忧虑，您为什么反而询问这部书呢？”我说：“学习无论大小，只要是求道，原则就是一个。如今读书人立志于此的很少了。即使有人立志于此，轻浮聪俊、自鸣得意的人，也没有笃定志向、切近思考的实际功夫；杂乱施行而不循次序的人，则有越过节次、躐等求进的毛病。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不从小学入手，所以没有涵养本源、作为致知力行根基的功夫；不是自恃小聪明去揣摩推测，就是以虚无逍遥为高，泛泛然没有存心立主之处，结果都将茫然无所归宿，像旅人没有归处一样。这样看来，这不是近似于只爱护桐树梓树，却不想到培育一抱一握的小树；厌恶牛山光秃，却不保护萌芽的生长吗？这样一来，即使还有能够保存的，也太少了。由小到大，正是学习所以有始有终、完成全过程的道理。您却对此感到疑惑，而且这是您的过错。”于是把这番话一并记在篇末，用来警戒自己。《坐忘居士房公文集序》古代的学者，从孝悌、谨慎守信、广泛爱人、亲近仁者做起，先把根本确立起来；等到有余力了，才从事于学习文艺。所谓文，也不是像后世那样喧哗趋从众人、以求取宠爱的文章。通过六艺来陶冶性情、扩大趣味；多多记取前人的言论和行为，以积蓄自己的德性。根本与枝末一并具备，内在与外在同时修养。因此，言语根源于德性，文辞是用来确立真诚的。先儒所说的“笃实地实行它，然后用六艺加以记录”，大概并不是有意去写文章。后世的人稍稍接触文艺，便沾沾自喜，把心思玩弄于华美辞藻之间，认为天下的美全在这里；可是根本没有建立，最终只成了小技而已。既然如此，即使厨房装满、几案堆满文章，君子又有什么可看重的呢？坐忘居士房君，是蜀地的儒学先生。他读孔孟之书，超然有所见解，认为穷究本性的道理不在一心之外。于是澄清思想、安静心虑，追求自己的心得。他曾游学于胶庠，与当世英俊交友，希望借此扩大自己的见闻。晚年得到一个官职，但文书、簿册、会计之事不足以穷究他的学问，他也从未有过叹息年老、哀叹地位卑下的意思。我虽然生于【缺】

译元守晁公将要把它刊刻在梓木上，何不 请我替它写在篇首。我拜了两拜接受此事，这才得以反复展读、玩味。它的诗，婉转而不妖媚，通达而不放纵，心气平和，没有寒苦浅涩的情态；它的其他文章，大都典雅确实、依据正理。唉！这就是所谓有根本的文章，难道是后世末流学者那种小技、喧哗取宠的文章吗？我校阅全编，不禁长叹，于是把这些话附在后面，希望借此自我警戒罢了。《吕氏读诗记后序》我从前向东游历，听朋友们说：“东莱吕公读书读到‘严于责己而宽于责人’时，仿佛凝神思考；从此即使在童仆之间，也从未曾厉声疾呼。”由此可知，前辈讲学的要旨，只在切实反省自身，以克服自己的偏失，并不是用来增长口头谈论和耳闻知识的。不仅如此，如今看他编的《读诗记》，对于诗中处理人伦常道的地方，确实能够把握其中正当的性情；至于谈天下之事、赞美盛德的表现，则又不必明说也能知道。至于处在他人不幸处境中的诗篇，言语发自忧思怨哀之中，他一定会考察其中的情性，综合众说。凡是有助于敦厚教化的地方，他尤其反复用心。姑且只从一个义理来说：“考槃”“小宛”，是臣子不得志于君主的诗，说：“独自睡醒又独自说话，永远发誓不忘。”说：“天亮了仍不能入睡，心中怀念那两个人。”“小弁”“凯风”，是子女不得志于父母的诗，说：“我对上天有什么罪过，我的罪过究竟是什么？”说：“母亲本来圣明而善良，只是我没有善良的德行。”“燕燕”“谷风”，是妇人不得志于丈夫的诗，说：“请思念先君，以此勉励我这个寡人。” 又说：“从前你不肯接纳我，后来我来了，你才与我亲近。”《终风》中的女子遭受戏弄、轻薄和嘲笑，但她的母亲说：“不要来，也不要去，我长久地思念你。”《柏舟》中的兄弟，不能凭借亲情得到依靠，也没有得到善遇，于是说：“静下心来想这些事，我不能奋飞离去。”《何人斯》中的朋友，内心非常艰难，又遭到谗毁，于是说：“我和你情谊如同绳索相连，料想你确实不了解我。”唉！其中有忠厚和平、宽缓深切的情意，是有怨而不怒。他对待别人宽松简约，对自己要求严格周密，是仁厚而不嫉害。大概不是说“这件事也可以就此罢休”吗？这难道不是近于多余的话吗？凡是关系到天理和民众常伦、确实有不可为之处，我只知道尽到自己的本分罢了。假使对方由此悔悟，迅速转变，唯以善道为归宿，那本来就是我所希望的。即使他不采纳我，我难道就会是这样器量狭小的丈夫吗？若气恼忿恨、嫉害鄙吝，表现在言辞神色上，唯恐离开得不够快。虽然这只是诗中的一个义理，但由此触类旁通、推展出去，又不止这一点。如今东莱对这些诗都已经反复考察、推究，说明了求学者寻找端绪、用力实践的关键，深刻而明白。果真能够体会他话中的意义，并反过来从自身求取，像荀卿所说的“设身处地思考那个人，除去他的弊害而加以持守涵养”，大概将会怡然、豁然开朗，完全获得诗歌“兴、观、群、怨”的作用，受到感发而振奋鼓舞，不能自已。我并不能做到这些，正准备愿意学习。因眉山贺春卿想要刊刻此书、扩大它的流传，便嘱托我作序，我姑且把自己听到和见到的写在篇末。从今以后如果还有进步，这篇序也仍然存在。删去的部分，《三洪制藁序》北门掌书，是内廷诏命中最为清要亲近的职位。自进入本朝以来，选授此职尤其慎重。有父子担任此职的，如饶阳李氏、项城梁氏、温陵苏氏、成都范氏。有兄弟担任此职的，如燕山窦氏、肥乡李氏、阆中陈氏、雍丘米氏、建安吴氏、真定韩氏、眉山苏氏、南丰曾氏、莆田祭氏、成都宇文氏。也有父子兄弟都担任此职的，如吴越钱氏。但都没有像番阳洪氏这样一位父亲、三个弟弟那样兴盛。中兴以来，学士中再次入选此职的有十六人，洪氏兄弟也在其中。自绍圣设立宏博科，直到淳熙末年，考取者不下七十人，其中做到宰执、进入翰苑的只有三十人，洪氏兄弟又在其中。唉，多么兴盛啊！所以人们称说洪氏，不是说他们的词章，就是说他们的博闻强记；不是说他们的名位，就是说他们的科举成就。谁知道他们一心相传的忠诚，上通于天，本来有足以施遗给子孙的地方呢？当时文惠、文安一同考中特别优异的科目，忠宣公还滞留在朔方，高皇帝回头对宰臣说：“父亲在远方，儿子能够自己努力实践忠义，这是对父亲的报答。” 后来宰辅以慈宁宫即将有太后临幸为由入宫庆贺，高皇帝又说：“洪某的两个儿子一同考中词科，也是他们忠孝的报答。”士大夫如果能够尊崇节义，上天一定会保佑他。又过了一天，文惠拜任佥书枢密，高皇帝再次对他说：“你的父亲精忠，古今无有；如今你们兄弟相继入朝辅政，这是上天的报答。”伟大啊，君王的话！这大概与世人用来称说洪氏的话不同吧？忠宣公半生身处异域，躺卧起身都不忘持守节操，几乎九死一生，才得以活着回来；回来后又向君主极力陈述时事，接连触犯权相，最后谈到山阳发布招降的檄文，于是被贬谪迁徙到厉土，这个结果其实早已由此埋下了征兆。他与岚瘴相伴，共有九年，直到权相去世，而忠宣公终究没有能够等到亲见。德行高尚而官位低微，世人替公感到不平，却不知道公留给后人的东西，本来就在这里而不在那里。这颗心，只有君主知道，只有后来的皇帝回顾并享用它。《诗经》不是说过：“昊天明察，直到你出入往来；昊天光明，直到你游乐安闲”吗？人的内心在极其细微的一刹那，耳目还无法达到，天却确实在监临它。《诗经》又说：“他的后代怎样呢？上天赐给你福禄。”后代贤能还是不肖，福禄能长久还是短暂，都是天地所决定的。这难道是人的力量所能招致的吗？世人把词章、博览、名位、科举作为洪氏兴盛的原因，是只知道小处而遗漏大处，只看见人的作用而没有看见天意。洪氏的孙子偲，准备把三位祖先的制诰文稿刻在犍为，作为郡斋之用，并嘱托我作序。我私下认为，三位先生的言行，有铭文，有诔文，有墓志，有奏章；有太常所定的谥号，有史官所作的记载。我这个浅陋的儒生，哪里敢再多作称述？只是想用这些文字来回应并发扬高皇帝光明显赫的美好命令，推究他们忠孝相传的根本，作为万世的训诫。文惠公的内外制共十四卷，文安公二十卷，文敏公二十八卷。

译《黄侍郎定胜堂文集序》我私下认为，孝皇帝神明睿智、英勇威武，独自总理万机；当时在外任职的士人，不依靠近臣的帮助，大都凭借崇高宏大的议论，自己获得君主的知遇。我们这些只能读书作文的浅陋后生，拘泥固执，既不足以辅佐君主，也有一些惊惶急迫、迎合诋毁的人，往往趁机偷偷混入，只足以毁坏功业、败坏事情。于是广汉黄公召见应对，极力谈论天下大事，疏畅磊落，常常使皇上心有所悟。于是留在学省，逐渐升任显要职位。上疏、封章、奏对，都切中时弊。他当时在馆学，议论士大夫偷惰苟且，议论百官有司不肯承担责任，皇上都为之收敛容色。后来任外省官，便攻击奸邪、阻止邪恶，没有任何嫌疑和畏惧。至于议论吴挺母亲封赠过度、议论曾觌使者名位越级超授，尤其伟大奇特。他又擅长辞令，文章体制雅正刚健，都足以震动一世。他既能守经据正而不拘泥固执，又能认识时势、知道变化而不迎合诋毁。唉，这也差不多可以使他没有遗憾了。我又曾听前辈讲述黄公遗事：从黄公还是平民时起，就常常忧虑吴璘掌握蜀地关口的兵权，必定会留下后患。适逢同郡人张真父在朝，因蜀地之事向黄公询问。黄公说：“吴璘继承兄长的事业，独自掌握权力；内心忌恨首先登先、死在前面的人，压制后来愿意作战的人，这个人不足以同他共同成就功业。” 后来张真父在便殿应对，把黄公所说的全部告诉皇帝，并说：“这是我从臣友黄某那里听来的。”孝皇帝连连点头赞许。后来黄公因轮流奏对而谈及时事，孝皇帝还记得他先前的话，说：“你从前评论吴璘‘专’和‘忌’这两个字，说得很好。”唉！有谁能像黄公这样洞察隐微、忧虑深远呢？当吴璘在蜀地时，君主把他倚为长城，没有人敢带着疑虑议论他，唯独黄公揭示了他的心术秘密。从当时看来，人们必定会叹息说“太过分了”；可是哪里知道几十年以后，他一个念头积累下来，竟至于倾覆宗族、灭绝祭祀，使百姓都遭受灾祸；而黄公当时凭借这番见识在世上获得知言之名，却也已经来不及了。他其他的诗文杂著，大多崇尚文章的体要，不作浮夸之辞；即使世上那些自负奇特、炫耀博学的人，反而也像有所不及。他的片言只札，即使出自脱口而出、挥笔写成之余，也都根源于义理，不只是以搜罗摘取为工。黄公的孙子某曾经编集他的文章，准备刊刻在梓木上，嘱托我在卷首作序。我还没有读完整部书，就惘然叹息说：自从义理之学不受重视，读书人的学问向外驰逐，他们平居总说“不是我不被人了解”，但考察他们实际所作，却把志向丧失在记诵上，把本质消磨在文采上，专务喧哗取宠，根本却空无所有；触及事情便像面对墙壁，甚至歪曲正道以求迎合，哪里还有能够像黄公这样攻击奸邪、阻止邪恶的人呢？又有谁能像黄公评论曾觌那样，洞察隐微、忧虑深远，像他观察吴璘那样呢？虽然这样的人也是有的，只是不容易看见。唐代文人中，韩愈、柳宗元齐名，但他们所持的心志不同；元稹、白居易并驾齐驱，但他们所作所为不同。所谓文章，究竟是文章本身，还是记诵文采之类的东西呢？读到这部文集的人，应当反观自己的内心，用实际行为来验证它，一定能够有所领悟。《临川诗注序》本朝设置机构编修书籍，到崇宁、政和、宣和以后，尤其详备。但所编书籍主要是经史、图书、乐书、礼制、科条、诏令、记注、故实、道史、内经，臣下的文章很少能够列入其中。当时只有临川王公的遗文得以参与编定，薛肇明等人实际主持其事。虽然说这是出于一时的爱好和崇尚，但它锤炼精粹，确实是文人中的巨擘。元祐诸贤与王公持有不同意见，但到了评论他的文章时，却没有不称许他的。然而薛肇明等人所编的书，最终因靖康年间多难而散失不存。如今世俗流传的抄本，已经不是当时的善本，所以前后次序错乱，篇册之间有脱漏，也有别人的文章混杂其中。即便如此，这些还不值得过多辨析。王公博览群书，从经、子、史直到百家，速成之文、旁行杂说和散落的教诲、稗官虞初之说，没有不包罗搜集、融会贯通的。因此他写文章，使人熟读它却不知道它的出处，几乎正如诗家所说的“秘密隐藏”。如今石林李公过去居住在临川，省阅王公的诗，在休息游览之余，遇到与自己心意相会的地方，常常随手在诗下作注。这样读了很久之后，他命史官编纂辑录，已经灿然编成满帙。适逢我来任眉山太守，得以看到这部书，见他窥探奇异、摘取幽异，揭发隐秘、发掘深藏之处，实在多得不能一一计数，于是叹息说：“这难道是世人所谓的训诂吗？训诂的弊病，是依附枯木、护守朽木，抱残守缺；除了不非议郑玄、服虔的浅陋之外，却没有纠正左丘明、班固等人的忠实之处。如今石林对待王公的诗，却不是这样。他那些从容充沛的文辞、简洁委婉而不急迫的情趣，都分别随着诗义加以阐明。至于博闻强记、瘦硬辞藻、险峻韵脚，他又为之考证辨析、钩稽剖析，使贤者都能打开书卷便明白。可是王公的学问有时也有专断自是的癖好，石林对此，却从来没有随声附和、盲目定是非。”《明妃曲》二章说：“汉朝的恩情自然浅薄，她的恩情自然深厚；人生的快乐在于彼此知心。”于是引用范元长的话来表达讥刺。《日出堂上饮》诗的结尾说：“作为客人应当斟酒，哪里轮得到主人来谋划？”于是引用郑氏解释《考槃》的错误来寄托贬斥。《君难托》诗说：“世事反复，哪里能够预知？谗言一入耳，很快就会离间。”于是阐明君臣始终相处的义理，使之返回正道。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姑且摘取一两处来说明。那么这部诗注，虽然出自随笔脱口、仿佛不经意之间，却阐发了正当的义理，将用来引导民间常伦、敦厚世道人心，难道只是训诂吗？” 石林曾经参与处理重大政务，如今凭借洞霄宫的俸禄居住在乡里；他的门人李西极醇儒，一定想把这部书刊板流行，便嘱托我作序。因此写下这篇文字交给他。《鹤山集》卷五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五十二，宋魏了翁撰写的序

译《邵氏击壤集序》邵子一生的著作，他心术精微深奥的内容在《皇极经世》中，他抒发寄托情意的内容在《击壤集》中。凡是皇王帝霸兴替的建立与衰亡，春夏秋冬的更替，阴阳五行的运行变化，风云月露的晴朗阴晦，山川草木的繁盛衰败，只要意念所驱使，便周流贯通、融会消释、摆脱滞碍，大概处处都能得到根源，几乎没有丝毫凝滞执着的意思。唉，这真是所谓风流豪杰吧？有人说：用圣人中正的标准来衡量，似乎又不相合。天说过什么话吗？四时照常运行，万物照常生长。圣人的行动静止、言语沉默，无不是最高的教诲；虽然常常用来示人，但平易坦明，不像邵子这样说得这么多。使年老的人得到安顿，使朋友得到信任，使年轻人得到关怀。圣人心境平和、度量公正，和天地万物一同上下流行；虽然无时不快乐，但宽舒和平，也不像邵子这样多言。我说：这话固然如此。然而宇宙之间，飞翔、潜藏、活动、生长的万物，昏暗、光明、流动、峙立的现象，哪一样不是我的事情？若能加以观察，即使面对前方、倚靠衡器，在仓促困顿之时，处处都能显露出来，所有这些都是精微义理和玄妙道理的显发。如果片刻之间不在此心，那么纷纷芸芸的万物就会在眼前杂乱交替，于是它们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假如邵子还能够跟随圣人游于舞雩台下，沐浴于沂水、咏歌而归，难道不如让曾皙独自见到并参与圣人的境界吗？洙水、泗水之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秦汉以来的诸位儒者没有这样的气象，读者应当自己体会。《横渠礼记说序》横渠张先生流传于世的著作，只有《正蒙》是完整的书；其次是《经学》《理窟》和《横渠语录》，这些内容已经不见于吕与叔所撰写的先生言行状。至于《诗》《书》《礼》《乐》《春秋》等书，先生当时只是分条举出大纲，与求学者理清其中的学说；还没有来得及完成朝廷施行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郊庙之礼的讲说，便因孤立少助而遭到议论，最终没有采用。后来他因病辞职西归，想与门人成就最初的志愿，也没有来得及完成，便在临潼去世。如今这部《礼记说》，虽然不是完整的解释，但四十九篇的篇目大致都具备，并且还附载了《仪礼》的说法。那么，这部书究竟从哪里得到的呢？我曾反复寻绎，发现它的说法大多出自《正蒙》《理窟》《横渠语录》等书。或许先生虽然没有来得及确定编定为书，但门人汇集他的遗言而编成了这部书吧？其中也夹杂着二程先生的说法。大概先生的学问源出于程氏，难道是先生平常讲述、门人一并记录下来的吗？先生努力学习，质朴实行，对于丧礼、祭礼尤其谨慎严肃。他教导人，必定以礼为先，使人有所依据、有所遵守。如果有人来请教，就把懂得礼、使礼成为本性的方法告诉他。他们在家中的实践是：儿童一定让人拿着幼儿礼仪，亲自洒水扫地；女子则观看祭祀、奉纳酒浆等事，凡是为了巩固肌肤的会合、筋骨的约束，并培养良知良能的根本。然而起初听到这些的人没有不疑惑讥笑的，久而久之才相信这番话并没有欺骗自己，于是全然改变。只有先生能够依从实行，唉！这难道是可以勉强做到的吗？难道是人心本来没有、却可以袭取而来的吗？人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没有谁不在心中具备仁义礼智的本性。因此，仁是它的体，义是它的用；用智来认识它，礼则是用来节制、文饰仁义的。况且从父亲坐着而儿子站立、君主坐着而臣下站立，推及一切升降上下、周旋时袒衣与袭衣的礼节，以及丧礼、祭礼、射礼、御礼、冠礼、婚礼、朝见、聘问的典制，哪一样不是依据人性情中本有的东西，按照天理的自然状态制定等级节文的呢？所谓天序、天秩，说的就是这个。可是，超出天理就会进入人欲，所以所谓等级节文，又是用来防止人情放纵的界限。孔子、孟子教人，一定把这些作为首要之事。如今所谓《礼记》《仪礼》等书，虽说在周朝衰微时散失，遭秦代暴虐而焚毁，又被汉代儒者混淆扰乱，但所谓经礼、曲礼仍错杂存在于篇章卷帙之中，其中重要的言论和精微的义理，还是可以推求探寻的。假使后生小子从幼年学习开始，就因此致力于这些事情；即使不幸在时运中有所耽误，后来才懂得，学习的人也能因此加倍用力，那么就将改变气质，使人的本性和情感恢复正当。即使柔弱也可以变得刚强，即使颜回那样实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功夫，也可以亲自体会并达到。这样，世人所谓忠信浅薄、人情虚伪的说法，也将明白知道是异端之说了。这就是先生对礼学所作贡献的主要意义。我谨在篇末记下这些话，告知同道，也用来警戒自己。

译《达贤录》序 上天统摄元气而创始万物，大地统摄元形而生养万物，人则禀受元气、承受形体，成为万物之灵，所以要替天地确立本心。然而这不是一个人能够独自完成的：君主牧养人民，老师教导人民，贤者又彼此引荐扶助，使贤才布列于天位，掌管礼仪、任命和征讨的权柄。尧没有得到舜，舜没有得到禹，圣人对此忧虑；忧虑什么呢？只是希望为天下寻得人才罢了。颛顼、帝喾的后代，天下百姓称他们为八元、八恺，舜便举用他们；四族的后代，天下百姓称他们为四凶，舜便贬斥他们。可见这是天下百姓共同举荐、共同排斥的，民心所共同认可的，就是天理。舜对此并没有私心。九官的任命，那些人各是什么样的才能？分掌教化的人不去播种谷物，掌管音乐的人不去制定礼制，各自分职而治理，才仅仅能够有所成就。可是后世接受任用的人，往往兼任众多职务，自以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难道他们的才能果真超过稷、契、伯夷、后稷等人吗？尧舜治理天下，能够使政治教化美善光明，祥瑞美兆纷纷到来，使细微的山川顺遂、草木茂盛高大、日月星辰齐全、寒暑调和，这大概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后世难道就不能希望达到这种境界吗？不是风俗日渐浇薄，而是上天降生人才时资质有所不同罢了。人凭借一颗心立身于天地之间，明达通晓而公正广大，与天地并立为三才；这颗心并不只是圣人才有，自从有民众以来直到衰乱的后世，没有谁不是如此。那些自以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的人，并非不显得骄横自大，而是终于以吝啬和骄傲自我封闭，以嫉妒成性，只是自我轻贱、自绝于上天罢了。严重的甚至倚仗权势作威作福，借权力相互倾轧毁灭；真正贤能杰出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只求自爱独善，不被人知也不后悔。又有谁忍心轻视自身，贸然把自己献给天下，而天下却全是只求自爱独善的人呢？一旦有紧急情况，便没有可以依靠的人，临到事情发生才去寻求，往往也很少能够成功。像这样，岂止不足以希望达到古代的治理？即使天地失位，阴阳乖乱，人民和万物相继遭受杀戮，也会由此造成。难道不想想自己立于天地之中，安定天下百姓，都是我们职责分内应当做的事吗？为什么要这样冷漠地对待自己，竟到了这个地步？本朝的盛治与古代同一道路，其间并不是没有嫉妒贤能的大臣，但推举士人、报效国家的人前后相接，甚至编写书册记载自己所知道的贤才，如文穆吕公的《夹袋小册》、忠献韩公的《甲乙丙丁集》、正献吕公的《长掌记》、宣靖曾公的《雌黄公议》、文正司马公的《荐士编》、密学陈公的奏章稿、太史范公的手记等，大抵文臣武将兼收，无论大小都不遗漏；即使偶然因牵连而获罪，也竭力称扬并引荐前辈的盛大用心。他们即使天资超出常人，也同样由于平日讲学。因为我们作为天地本心，原本就应当如此宽厚仁爱。自己尚未立身、尚未通达，就应当承担使未立身、未通达者立身通达的责任；自己尚未觉悟、尚未明知，就应当承担使未觉悟、未知者觉悟明知的责任。大概要使天下的人才没有被遗漏，都能各自安定。不仅可以集中众人的思想、扩大益处，共同解决时世的需要；近则足以应付一旦的任用，远则足以把事业托付给数代后人。它明显的成效和重大的验证，大概就是这样。这难道可以不加记述吗？其次，如李邦直的《举官手记》，也收录了许多一时的贤选。于是刊刻这几部书，命名为《达贤录》，用来扩大流传。只是文穆公以及韩公、曾公所记的材料，访求未能得到。后来乾道年间的丞相、雍国虞公，也有《翘材馆录》，比过去所记更为完备。将继续访求南渡以来各位贤人私下荐举人才的记录，开始一并附在后面。有志于天下的士大夫，一定会对此慨然有所振作。《费元甫注陶靖节诗》序 世上辨析考证陶氏的人说：前后姓名字号互有变化，生卒年月彼此不同，彭泽令隐退的年份，史书和诗集记载也各不相同。这些确实应当考察，却不是关键。称美陶公的人说：荣华利禄不足以改变他的操守，声色滋味不足以牵累他的真性，文章辞藻不足以淹没他的志向。这些说法也接近了，但对于陶公悠然自得的趣味，却还没有深刻认识。自《风》《雅》以来，诗人的言辞，欢乐而不淫荡，悲哀而不伤痛，能够以物观物而不被外物牵制，吟咏性情而不被性情所困，谁能像陶公这样呢？他有谢康乐的忠贞，却比谢康乐更勇于退隐；有阮嗣宗的旷达，却不至于放纵；有元次山的疏漫，却不显得疏懒。这难道是一般的进退得失所能窥见其境界的吗？先儒所说的：在经道之外，因闲暇观察时势，因宁静照察万物，因时势兴起志向，因万物寄托言语，因志向发为吟咏，因言语形成诗篇，因吟咏形成声调——这些陶公都有。我的同郡人费君元甫喜爱陶公的诗，为诗作训诂和辨析，对深奥的意义逐字逐句剖析。我过去经过郡城，没有一次不去见他。如今书已完成，他嘱托我为篇首作序，于是我把从师友那里听到的意见再告诉他。费君研读这些诗已经很久了，他也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吗？《古郫徐君诗史字韵》序 诗以吟咏性情为主，不以声韵精巧为工。把声韵精巧看作诗的工夫，是晋宋以来的陋习。到后来，又有依次押韵、依韵、限韵、探韵，于是以快慢比较工拙，以险易判定才能，以搜取前人诗句为博洽，以破碎文章体制为新奇，转而失去了诗人的防范。再加上编纂分类的书堆满厨柜和几案，读书人缺少体察、学习和涵养的功夫，更加助长了急于求成、喜欢走捷径的毛病，流传的风气萎靡不振，却一直不能改变。如今古郫徐君取杜少陵的《诗史》，分章摘句，编成《韵学》四十卷，对于诗歌唱和似乎不能说没有帮助。然而我仍希望徐君像专心研究《诗史》那样用心玩味六经，从中深沉探究义理，振奋发扬文章，这样大概就不只是如今所看到的成就了。徐君请他的同僚王季安请我作序，说明编书的缘由，我谨用这些话答复他。

译《虞忠肃公奏议》序 古人决断重大疑难、决定重大事情，只以义理是否正确为准，其他都不问。其次才是比较利害得失来发表意见，再其次则是把希望寄托在末节的智谋上，企求在功利层面取得成功；这些人都不以殉国为念，只谋求自身利益。至于鄙夫和奸佞之人，更不必论了。齐国佞臣不尊奉君主，陈氏篡夺执政，沐浴斋戒请求出兵讨伐，这是义理的正当。傅说鲁国军队多、齐国军队少，便从兵力多少来论。滕国土地狭小，齐、楚凭借强势凌逼，滕国拼死守卫而不离开，这是义理的正当。有人主张事奉齐国或事奉楚国，便从强弱来论。兵力多少、强弱形势，怎么可以不考虑？然而如果以义理的是非为根本，事功上的利害自然随之决定。也有以事功为根本，却未必符合义理正道的情况。因此，实行仁德不依靠勇力，维护义理不依靠武力，端正义理而不谋求利益，阐明大道而不计较功劳。自秦汉以来，只有董公能够懂得这个意思，此后像诸葛孔明这样的人，大概也没有几个。自从我国拥有金人这个敌人以来，面对是非利害，究竟哪一方面才是根本呢？仇恨和耻辱应当洗雪，名分和义理应当彰明，这是万世不变的正理，应当以是非来裁断。坚持这种主张的人固然不是没有，只有宗忠简、李文定、张忠献、胡忠简真正首先树立了正论的旗帜，并且始终不改变。有人说贪图安逸可以玩乐，有人说屈辱没有妨害，有人说划江而守就可以自保，有人说得到的土地不值得守护；这些都是一时的私见，是从利害方面说的。附和这些说法的人固然不是没有，只有耿南仲、秦桧、汤思退、史浩真正首先倡导这种邪说，并以权势胁迫人们一定实行。然而一百六十年之间，正论屡屡受挫，邪说常常获胜，大概因为所谓邪说不只是被一时的利害压倒，还包含害怕失去既得利益的私心。虞忠肃公在诸位老臣将要凋零之际挺身而出，独自奋不顾身，来延续正论的脉络。他起初说金人一定会背弃盟约，又预防金人进攻的道路，建议增加军队、修备防御；第二年金人果然以重兵压向淮西。我军已经败退，金军乘胜逼近牛渚，并在金炀侯前列阵，杀马誓师，穿金甲、执朱旄指挥，这是何等的气势！而大将刘锜、王权已经被罢免，李显忠远在池阳，成闵也尚未到达，我军无所依附，各自像鸟兽一样逃散。在这个时候，如果只想收拢残余力量决一死战，从利害上说，兵力多少和强弱不相匹敌，也不是平日安抚士大夫、愿意越过国境远征的人能够相比的。若是只替自己谋划，虞公不过是接受督府记录、犒赏军队，催促大将树旗击鼓罢了，战守之事又与他有什么关系呢？虞公并不是这样考虑的，他所知道的只有义理。击败敌人的第二天，各位校官献上首级和俘虏，休息后李显忠来到虞公那里；虞公本来可以借此脱身，却又把那些无需忧虑的事情交给显忠，亲自率先于将士，驰赴京口。敌骑果然已经逼近瓜洲，知道我军有防备，势头无法攻入，便返回并杀死了自己的使者。假如虞公对外顾虑利害、内心忧惧得失，敌人早已渡过长江了。由此接受任命后，他便想长驱直入以伸张大义：从蔡州出兵窥伺陈州，从襄、郏出兵袭击许州，从汝州出兵逼近洛阳，从嵩、虢出兵震慑河东，从商、于出兵图谋陕西；规划部署、分别谋划，都有完整的始末，声势震动所到之处，关河各地纷纷响应。不幸的是，主张放弃土地、向仇敌求和的言论，却由大官首先倡导，附和者没有一个敢不响应。然而虞公与张忠献公不约而同、同心同德，仍凭微薄的笔舌之力抗拒群臣的议论，挫败他们的气焰。唐、邓、海、泗以及陕西新近收复的各郡，朝廷中的公卿都说可以放弃，虞公说绝对不能放弃。归附正义的人、被俘和流亡的人，朝廷中的公卿都说可以遣返，虞公说绝对不能遣返。凡是关系到大局的事情，如果朝廷不采纳我的意见，我就连篇上疏，少的也有六七道，多的甚至不下十八九道，不得到回应便不停止。虞公并不是把必胜当作可以相信的根据，而是认为大义不可泯灭，即使小小的利害得失之私，也全都不足以改变它。还有更加艰难的地方：即使虞公身居宰辅、处于中枢，却孤立无援，也还担心事情不能成功；如今所谓放弃土地、遣返俘虏等事，不过是因为他孤身一人在遥远的外地，竟敢同在朝公卿中那些得君主信任、共同执掌政事、彼此结交的人争辩到底。大概早晨争辩，晚上就被罢免，这些都来不及顾虑，唉，这确实是难以做到的事啊！上天还没有悔改而停止灾祸，反而封赏敌寇、尊崇奸臣，正论被压倒违弃，国事大势多次错失。虞公自己也知道时势不再给他机会，但他的精忠和笃实诚信，只知道天下的正理而不顾其他；因此，他维护纲常、警醒顽固怯懦之人，或许可以给后世带来补益。这与张忠献公前后相同，他们的功劳不能用眼前的得失来衡量。我生得太晚，没能趋拜在虞公门下，却曾私下从荐绅大夫那里熟悉听闻他的言论和德行，而且与虞公的孙子刚简承蒙结为亲友。既然不自量才疏学浅，还是为虞公撰写了家传。刚简正好刊刻虞公的奏篇，自己叙述大概，托付给起居刘公，请他置于篇首，又让我申述其中的意义；我私下以此为幸，于是没有推辞。唉，宇宙是巨大的事物，难道是那些只在智谋末节上计较功劳、求取成果的人所能运用的吗？这部书如果流传开来，将有人从虞公的言论中受到启发，并在行事中表现出来；这样说来，虞公也算没有被完全埋没了。

译《史少弼云庄集》序 嘉定四年，眉山人史少弼、公亮考中进士，调任成都府司户参军。于是通过他的族兄史天应上表，请求把居官所得的恩典转赐给父母。这一年他五十八岁，皇上赞许他的志向节操，下诏特升为从事郎并令其致仕，这才得以封赠父母。一时的名公巨卿纷纷作文记载此事，就像昔人称道二疏、二李归乡一样。两年以后，我奉命镇守眉州，凡是有助于崇尚教化、改善风俗的事，都不敢落后。想到郡中像少弼这样的人，怎么可以不加以表彰呢？于是用“节”字表彰他的闾里。宾客中有人讥笑我说：“节有两种，有节义的节，有节约的节。如今辞官却称为节，在义理上有什么根据呢？”我回答说：“为什么呢？你所谓的两种节，我看其实是一种。凡是大小轻重没有过分或不足，能够合乎中道、适合情宜的，都叫节。节卦由三阴三阳组成，刚柔分布而刚爻居中。卦象说：‘泽上有水，节。’君子因此节制礼数法度，审议德行。泽上的水，过多就会溢出，不足就会枯竭；礼数法度和德行，过分就令人困苦，不足就使人嗟叹。所以阴阳相等、刚柔得中，然后才叫节。” 比如财物费用，过多就会滥用，不足就会窘迫；比如饮食，过多就会撑胀，不足就会饥饿。节义和节约本来就是一回事。不仅如此，即使是时节、符节、乐节、竹节，大抵也都是不过分、不足而合乎中道、适合情宜的意思，哪里有两个不同的含义呢？”宾客又说：“那么，有的人以洁身自守而隐遁世间，有的人视死如归，这些都可以称为有节，不是吗？”我说：“哪里只是这样呢？可以出仕，也可以退居；可以长久任职，也可以迅速退处；可以死，也可以不死。安守自己的处境，内心满足而实行所当行的事情，没有不是节的。这些都是士人正常的本分，也就是我所说的合乎中道、适合情宜。过分矫饰高亢，就不能称为节；行走险途、侥幸求利，也就不是节了。”像少弼这样的人，谋划报答父母的办法，把恩典转赐给父母而归乡；又怀着荣耀和感恩之心来推行自己的善志、改善风俗，并且隐居以求实现自己的志向，他在进退、去就之间已经合乎中道、适合情宜了，难道不能称为有节吗？难道不是高出一般人一等吗？”宾客说：“是的，这是我从未听说过的。”正好少弼把《辞荣馆诗集》寄给我，我将要阐明这个道理，为它写在篇首。但我正在任职办事，没有来得及撰稿，少弼就已经去世了。他的弟弟、如今的叙州史君公度，收集少弼遗留下来的文章，共得到若干卷，又嘱托我说：“挂剑的情义，您最终能够无动于衷吗？”我惊惧地道歉，于是详细写下表彰其住宅的缘由，并借此记述他的出处大略。又想到少弼有许多地方是别人未能完全了解的：少弼从小笃实好学、喜爱古代，以义理为根本，不拘泥于章句；他常常诵读黄太史称赞濂溪周子‘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的话，便在住所建堂，题名为‘尚友’；后来又得到太史《尚友斋铭》的遗稿，终身珍藏使用。此后他又在城南考察十室之地，题名为‘云庄书院’，于是自号‘云庄叟’。他决定辞去官职归乡，志向在开禧元年已经确定；他与后溪刘公唱和的时候，距离此事已经提前七年，并不是随波附和，以为年老俸禄已足便厌倦政事。以上这些事情都值得记载，所以一并写下，作为《云庄集序》。《孙氏拙斋论孟》序 自秦汉以来，注释《论语》《孟子》的书，哪里只是上千家呢？有的考察编纂文章义理，有的考证训诂，有的考察异同、贯通意义，有的订正错误。至于《孟子》一书，又有人加以讥刺、删削、怀疑、辨析，甚至常常用俗语来辟斥它；这些说法的是非浅深，暂且不论。总的来说，各人都随着自己仁爱的认识和智慧的见解，来安顿自己、贡献自己，希望多少能够有所补益罢了。到了二程先生出现，才在大道丧失千年之后阐明了本学；同时又有张、范、吕、谢、游、杨、侯、尹诸位君子，共同从旁扶助补益。到了近世，胡氏、张氏、朱氏、吕氏接续他们，圣贤的心意便明明白白地像日月一样照耀天下，大概可以说不再留下遗憾了。如今眉山人孙绘、字子华，开始汇集众家长处，贯通融合异端之说，编成此书流传，来表示自己的微薄贡献。唉，这不也是值得尊尚的吗？大道没有穷尽，而善说难以选择；风气日渐浇薄，习俗日益卑下；人物日渐衰落，学术日益昏暗。只要能够致力于圣贤之书，不论精粗得失，都足以扶助世间教化、增益我们的道统。何况他用力勤苦，也已经有所发明了呢？子华去世后，他的儿子防仲请求我写几句话放在篇首。唉！他的天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子华就止步于此了。又不幸我没有机会认识这个人，不能同他上下讨论，寻求真正正确的归宿。可悲啊！《鹤山集》卷五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五十三，宋魏了翁撰写的序

译《彭山李肩吾（从周）字通》序 文字有六种体例：有的指示事物，有的模拟形状，有的谐合声音，有的会合意义，有的是转注相互承接，有的是假借相互成就。总之都是为了穷尽天地万物的变化，和八卦、九章一同运行于天地之间。古代施教，必定从小学开始，是要防范、考察形象类别，涵养人的本初之性，作为格物致知、求仁入德的根本。这就像用兵之法，远交近攻，都有一定次序。对于求学者来说，哪一样不是应当知道的呢？可是后世师友之道缺失，资质高的人驰骛于高深境界，资质低的人安于小成，于是礼、乐、射、御、书、数全都失去了传承。于是有以书学著称的人，往往只是擅长一技一能之士，在其他方面便没有进步。我常常为此忧虑，想阐明文字的本源，姑且把汇集众人思想、辨类正名作为用力的起点，却一直没有写成著述。一天，彭山李肩吾、字从周拿一部书给我看，大致取用世俗容易理解却没有仔细考察的内容，以辨析偏旁、归纳类别为纲目，并用古文加以质证，命名为《字通》。我所忧虑的世俗弊病，在翻开书时全都清楚明白了。我留下来同他交谈十七天，才知道肩吾大概曾广泛观察千年学术，遍览八方事物，最后能够回到义理的归宿。唉，他这样的学问，哪里能同只凭一技一能而著名的人相提并论呢？肩吾出行前请我作序，说明编书的缘由，想让它同求学者共享。我又对他说：‘你写这部书，是因为痛惜小学之学湮没、古文不再显现。虽然如此，你也知道其中的道理吗？’自秦代李斯以来，这门学问往往停留在偏旁和训诂上，却不知道归宿在于明德、止于至善；所以不是追逐末流而流于技艺，就是偏曲地学习而误害自身。又说：‘近世博通古文、刊正辨别声韵的人，应该没有谁能超过夏文庄。然而看他实际施行，却连一个字的力量也没有发挥出来，不能以会意这一体贯通六书。王文公也自认为在今文方面有所心得，但施用于政事，反而不如从未懂得文字的人。于是使世人认为书学不值得多问，这并不是书学果真对人无益。’范忠文、司马文正编《类篇》，比较音韵、选择字形，他们对于宫调羽调的轻重、篆书籀书的先后，较之夏文庄、王文公大概还有过之；而且他们的学术和品行足以作为世人的表率。这两位老人，是从下学的小成继续充实发展而来的。夏文庄、王文公则停滞在书本考据之间，不知道用这些道理来充实自己，终身如此。肩吾在这些方面一定有所取舍吧？肩吾说：‘好。除了您，没有人能够启发我；那就把这些话一并记在篇首吧。’于是我写下这篇序。《朱文公语类》序 开禧年间，我开始在都城认识辅汉卿。汉卿跟随朱文公最久，完全得到文公一生的言语和文字。他每次来见我，我们共同反复诵读玩味，往往移动了日影还不离去。我调任外地以后，汉卿把这些材料全都拿来给我。嘉定元年，我到达成都，度周卿请求刊刻此书以惠益后学。我说：‘我不是吝惜它，只是不敢传播，是怕因此误导后学。’周卿不高兴地说：‘何至于这样？’我说：‘你知道如今求学者的弊病吗？几千年以来没有得到真传的学问，如今各位儒者前辈讲解剖析已经精细，后学分类汇集也很广泛，而闽、浙、庸、蜀所刊刻的书已经遍布天下。如果稍稍花费资财，马上就可以堆满厨柜和几案。只要有一点小聪明、微薄技能，能够涉及其中的大意，也就能缀辑言说、编集文章，甚至拿去告诉别人，仿佛自己也稍稍从事过学问一样。难道一定要诵读先圣之书才算求学吗？取这些书来就足够了。况且张宣公按照程子的意思，分类汇集孔孟关于仁的言论，文公还担心它增长学者急于求成、喜欢走捷径的心理，助长只入耳、只出于口的弊病。假如这部书流行，岂不是违背文公所说的吗？我很害怕。’周卿因此暂且缓办此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几年以后，周卿终于向我索取底本，打算刊刻；那不过是我所收藏的十分之二三罢了。然而我又对周卿说：‘你应当把这个意思写在篇首，使求学者不要承袭这种弊病。’后来李贯之在江东刊刻，已经得到十分之六七。如今史廉叔得到黄子洪的分类本，文公的言论到此几乎没有再遗漏的了。廉叔将要刊行，因我对这件事有志向，嘱托我写序，说明编书的缘由。我便把曾经告诉周卿的话说给他听。廉叔说：‘那么，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说：‘解决它并没有妨害。不过，安于小成、甘愿自我放弃，是因为气质有所偏颇而没有办法矫正。但秉持常性、喜好道德的心，谁会独独没有呢？我从前所忧虑的，是世人只专门在耳目口鼻上用功，以喧哗众人、取得宠誉，却没有志向于长远和宏大的事业。假如不忍心自我轻贱，难道不应当深入体会、反复玩味，把它作为探求根本、用力进学的标准吗？如今不可以一概因此怀疑而把它的流传封闭起来，何不就把这番话写在篇首并一同刊刻，让求学者自己选择呢？’子洪名士谷，是姑苏人，曾分类编纂《文公集》一百五十卷，如今收藏在某府，又分类注释《仪礼》，但尚未成书。《周元公、程纯公、程正公谥告》序 臣自嘉定八年任剑东司臬，兼任漕运事务。第二年春天，上疏请求下令礼官，为周颐以及程颢、程颐议定更改谥号之事。诏书封发到中书省，中书省下交礼部。当时少常伯也上疏请求给二程赐谥，于是一起交给奉常博士，奉常博士说：‘此事关系名教，议论不可轻率，应下交中书省集体议论。’因此议论很久也没有决定。到嘉定十年，臣从漕臣任上再次申述前奏，并把横渠张载也列入请求。过了很久，礼官议定周颐谥号为元，程颢谥号为纯，程颐谥号为正。皇上全部批准。到嘉定十三年六月，才把任命文书及副本交给负责奏请的官员，臣于是得以接受并收藏。臣认为这件事，百年之间大儒名士偶然没有来得及提起，如今竟由一个外任小臣首先明白提出，而皇上的裁决高明，不因提议者身份而废弃，实在可以称为盛典。然而郡国的官署和驿舍官吏不能把它传播开来。臣担心四方学者不能普遍看到，就无法仰承、称颂圣上崇尚儒学、尊重大道的旨意，于是摹刻在乐石上，建龛置于潼川教官处，又刊刻木板以扩大流传，使所有承学之士都能观看。至于请求给张载改谥、议论诸儒从祀之事，将接着再上报，直到获得诏命才停止。

译《勾易之书记其父如埏文集》序 已故广都簿正勾君如埏，过去曾编次他的先人《达斋集》，刘起居为它题写了篇首。广都去世后，他的儿子易之又收集父亲遗文二十卷，请我作序。唉！广都是正直的人，文章辞藻不过是小技，哪里足以穷尽他的内涵？但孝子奉事父亲，只要能够表达自己的爱和诚敬，就不敢不尽力。想起父亲的居处、笑语，或许能够因此见到他的形象。何况发自内心的言语，写在亲手留下的墨迹上，这种看见难道还不够多吗？不过，这难道只是易之可以由此表达对父亲的爱与诚敬吗？天下哪一个做人儿子的没有这样的心情呢？他们一定会从这部文集中有所感发。所以我很高兴为它作序。《黄太史文集》序 山谷黄公的文章，前代正直贤良的大臣和名公巨卿称许它的很多。江浙、闽、蜀之间，也有许多善本。如今古戎黄侯又想把它刊刻在郡中的墨妙亭，以表达怀念贤者、崇尚道德的心意，并嘱托了翁为它作记。我浅陋无知，哪里敢措词呢？过去幸而曾考察前人的言行，深切感叹世人仅凭诗歌认识黄公，实在是本末倒置。黄公三十四岁时，把诗作献给苏长公，他的志向已经卓越不凡，但那仍是年轻时的作品。到了元祐初年，他同众位贤者一同入朝，文章广博、德行深厚，远非此前可比。元祐中后期，他经历忧患；到绍圣、元符以后，流落黔戎，沉浮于荆、鄂、永、宜之间，于是阅历和对事理的认识更加丰富，像落叶归根、果实成熟一样，终于达到简约深远的境界。前辈所说‘黔州以后，句法尤其高妙’，虽然说的还是他在文章辞章中表现出的形态。元祐年间他掌史笔，坚持正道而不阿附。到章惇、蔡京等掌权时，他们摘取他所记王介甫的事，想以此诋毁众位正人而将他置于死地。黄公因此有黔戎之行，处在猩猩猿猴长啸、只能同木石为伴的地方，辗转遭受百般灾难。然而如今诵读他的遗文，只见心思恬淡、气度平和，没有一丝憔悴失意的姿态。他借草木的文章表现上天织造万物的机理，借花竹的和气验证人的安宁快乐。即使相隔百代，仍然能使人跃跃欲试、奋发兴起。至于听到龚、邹二人冠豸，张、董二人上坡，他的喜悦更洋溢在文章辞句之间。荆江亭以后所作的诗，又是多么宏阔广大而平实啊！欢乐不至于淫荡，怨恨不达到怨怒。然而他仍被小人迎合时俗的心意所嫉恨，小人摘取《承天院记》中的语句，诬陷他，于是他被贬到宜阳。虽然屡次遭遇艰险困苦，但他的行为安定、节操和谐，始终纯正而没有瑕疵。唉！以他的修养达到这种程度，假如在建中靖国初年被任用，难道不能消除蔡京、邓洵武等人的祸根，平息崇宁、大观年间纷纷扰扰的局面吗？怎么能只把他看作一个词人呢？本朝有靠记诵、览阅和文章辞藻，哗众取宠的人，并不是没有丁谓、夏竦、王安石、吕惠卿一类；但把这些施用于实际政事，便会悖谬。二苏公凭文章辞藻名满天下，当时黄庭坚、陈师道、晁补之、张耒等贤者，也都为时人所知。谁不说他们是词人中的杰出者呢？哪里知道苏氏以正学直道周旋于熙宁、元丰、元祐、绍圣之间，虽被小人恼恨，也不苟且附和君子。他们看待世间的富贵显达，确实不足以改变自己的操守。他们之所以值得流传，难道不正在这里吗？诸位贤者也都以此立身于世，虽因此一同被废弃，却没有悔恨。其中像后山不向王氏低头，在邢、赵姻亲关系中也没有向章惇示好，始终没有假以辞色。褚无副穿着破旧衣服，不华丽也不安逸，死后没有留下耻辱，那么他就是和山谷同一类的人。张文潜的诗说：‘黄郎萧萧，日下之鹤；陈子峭峭，霜中之竹。’他们真正值得流传的地方就在这里，而不在其他方面。我担心世人只凭诗歌认识山谷，所以把我自己从山谷那里所得的体会答复黄侯。黄侯如果认为这些话对，就把它刻在篇首，用来补足前代儒者偶然没有来得及说到的地方。黄侯名申，是我的同郡人。《朱氏语孟集注》序 王师北伐的那一年，我请求郡府让我归乡。辅汉卿把《语孟集注》广泛搜集后作为礼物送给我，说：‘这是朱先生晚年传授的本子。’我拜谢后接受了它。拿它同闽、浙之间书坊刊刻的本子比较，已有十分之二三不同。赵忠定公统帅蜀地时，成都刊刻的本子已有十分之六七不同。前辈讲学的功夫，都是在亲身践行和日常生活中真实体会，以此自己彰明德性，并不是为了资助口头和笔下的议论。因此经过的岁月越久、所经历的天下义理越多，知与行便相互发明，日益达到平实境界；言语看似浅近，旨意却更加深远。我读它已经多年，每次阅读都有新的体会。以后所以不敢把这个本子私藏，是想让同道中善良有志的人共同得到它。

译《李伯勇（明复）春秋集议》序 天地的运行，荡漾摩擦、屈伸变化，形成五行四时；感应相遇、聚集凝结，形成风雨霜露。这些接触人的耳目、切近人的肌肤，向人说明启示，实在不亚于当面训诫、亲口告诫。人往往顺着这些启示而不能察觉。孔子的政治主张，布列在《春秋》中，邪正善恶，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见。它所呈现的五行四时、风雨霜露，难道还不够多吗？学士大夫生在百代以后，能够推崇讨论古人，考察求索义例，订正事实，却只把这看作诵读经书罢了。对于自己内心所存的东西，反过来加以思考，寻求与经义相合，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孟子说：‘孔子害怕，因而作《春秋》。’又说：‘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便害怕。’《春秋》因恐惧而作成，书写成后乱臣贼子便恐惧。乱臣贼子大概已经陷溺得很深，却仍然知道害怕，可见人的本性本来相差不远。学士大夫熟读这部书，却从未切近地求察自己内心所存的东西。被异端惊扰、被利禄诱惑，这些使他们的良心陷溺的因素，本来不比乱臣贼子少，但他们却不知道害怕。我因此替他们害怕，也用来警惧自己。从诸儒传授以来，到本朝正直的前贤，才开始认为《春秋》是治理天下的大法、传授圣人心法的重要经典。又说：‘如果不能明白义理、精通大义，大概还不可以学习《春秋》。’那么，学习《春秋》就是要切实反省自身、靠近内心思考，以求达到改过向善、远离罪过的归宿，并不是只考察义例、订正事实就算足够。我听到这种说法，恐惧更加深了，于是收集精华附在经文之后，打算返回自身来进一步寻求那些值得恐惧的地方。还担心自己读书不够广、选择义理不够精，又担心读完便自以为明白，只用来资助口头耳目的见闻，所以不敢轻易刊行。合阳李君明复也先于我感到这种恐惧，编成了这部书，并且告诉我请我作序。唉！我哪里能够真正懂得《春秋》，也不过希望知道恐惧罢了，于是把这些话交给他。《送虞仲易（刚简）赴潼川路提刑序》雍忠肃公的孙子虞侯仲易，前后总共六次任郡守，最后在蜀地边防谋划事务，自请前往边地，整顿边吏纲纪，振兴流离百姓的生业，在人心溃散的冲击中屹然自立，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后来镇守阳安，正逢叛卒逼近边境，又能同百姓拼死守卫，激励士气，使老贼的谋划最终失败，保全蜀西而没有受到丝毫侵扰，叛贼也因此被消灭。于是声名转而传开，被提升为提举潼川路刑狱。世人了解侯，又能给他增添或减少什么呢？即使把他荐举到公卿之位，也都是儒生分内的事情。侯对于这些看得非常明白，从来不曾把这些作为谈论和表露的资本，只是小心谨慎，唯恐自己的职务没有做好。唯独荐绅士大夫们说：‘公论本来不应在世上泯灭。’他们颇以此为喜，乐于谈论。而他的亲友、临邛人魏了翁，在潼川听到任命时，正是辛巳年忠肃公在采石击退敌人的那一天，感叹说：‘假使朝廷分道设置使者，都能像这样，百姓大概就有希望了吧？’这也使人增加了气势。我只是因为守郡不能为他饯行送别，但赠言的情义本来不可停止，于是诵述所听闻的事情告诉他说：《易经》大象中谈到刑狱的，共有五卦，即噬嗑、贲、旅、丰等；不过它们都是借离卦之体来发挥其中的意义。《中孚》是风泽之卦，外实内虚，卦象类似《离》，所以也说它能审议刑狱、缓处死刑。《解》是雷雨之卦，互体中有《离》，所以也有赦免过错、宽宥罪人的文辞。唉！刑狱法令的设置，是古人用来振奋善行、收敛恶行，成就裁断和辅相之功的，关系实在不小，所以只有天下最明察、最公正的人，才可以担当这种职事。《离》卦在先天方位是正东，是东方阳气的中部；在后天方位是正南，是南方天地的中部。它的方位既大又正，本体在天上是太阳，太阳运行于白昼，宇宙之内没有一丝一毫隐蔽之处不被照见；在地上是火，火运行于黑夜，暗室之中没有幽隐枉曲之事可以欺瞒。方位既大且正，光明又如此明显，人的本心本来明亮，确实也与它相似。人审理诉讼时，如果尽心求察，那么双方当事人和五种供词接连到来，即使只观察容貌、考察气息，也能坐在那里明白判断，哪里还能逃遁呢？我曾反复研究玩味《离》卦的卦辞，深有感触。况且两重光明相承，附丽于乾阳的正道，照耀四方，而卦辞却说：畜养母牛则吉祥。牛是属土之物，坤为牛；坤又表示柔顺，所以土类之物再加上母性，就是中和柔顺到了极点。以《离》火的光明，使上下两个阳爻养育处在中位、极其柔顺的坤土于内而加以滋养，那么光明便沉潜蕴蓄，含藏在内，这就是义理的光明。唉！世人把显赫炫耀当作光，把苛细明察当作明，而《离》卦却把中和柔顺的涵养当作光明；世人把炽烈盛大的气势当作气，把炎盛张扬当作势，而《离》卦却把中和柔顺的涵养当作势与气。世人所谓的光明、所谓的势气，不是不能显赫震耀，但那并不是本真的光明。外露暴烈如火，就失去了本性；用于求学，便成为浮华；遇到事情，便凭血气；身居职位，便骄傲自矜。这就像燎原焚冈的大火，柴薪烧尽、烟气消散之后，在自己身上再也没有什么存留了，难道不应当对此深感恐惧吗？侯的资质禀赋非常高，从开始历任官职以来，遇到事情、经历变故，心思敏锐而坚强，才智谋略汇聚，少有人能赶得上他。如今二十年来，又凭借深厚的讲学和长期的阅历，更加深自收敛，向内心求取；对于性命、鬼神的幽深奥秘，圣贤心法的精微隐秘，没有一点不能照察，而我还要用畜养母牛的道理来勉励他。何况侯从《易》中所得，比我高出许多层次，本来不必等我说便已知道；但他也常常以此自我警戒，时间久了，更加懂得其中意味深长。所以我取这个道理，作为献芹曝日般的微薄进言。侯如果认为我说得对，那么这就是其中的道理。不只是用在刑狱上而已：节省精神来保养身体，节制谨慎来守持充盈，广泛记取言语行为来积蓄德行，从穿着华美的衣服却尚且盖上粗布短衣、不愧对屋漏之处，直到达到无声无臭的妙境，都是这个道理的推演。唉，不只是侯，凡是与我志同道合的人，都应当敬慎啊。

译《四明胡谦易说》序 《易》这部书，自秦、汉以来，何止有几千家注说？四明胡牧之又为它分科、作图、指明义理，汇集各种说法编成书，还担心自己的见闻不够广博，于是带着粮食跋涉千里，请我的朋友袁广防带他来向我求正，这就是牧之爱好学习到了极点啊！然而我并不是足以指正他的人。牧之认为文王重叠卦象，虽然不是没有根据，但我认为卦象的变化自伏羲以来都从乾坤开始；这虽本于先儒，我却认为对于六画卦的意义仍未完全说尽。牧之对于先天之《易》都不取，而我认为《系辞》的说法中，明明有多处是为先天之学而发的。牧之对于中爻、互体、象数、占筮之说，或许有所不取，我认为怎么可以全部废弃？否则，《易》中像观山、困绂、壮羊、屯马这一类很多事物，都没有可以取象的依据了。这些不同，大略就是如此。至于重要的言论和精微的义理，不能完全相合之处，又不能一一列举，正要同他详细询问、精密讲论。牧之将要结束旅途，希望我说一句话让他带回去。我认为古代求道的人，虽然分属古今，跨越宇宙，但义理相通之处，就像符节相合一样。如今牧之与我之间，却有不能强求相同的地方；这本来又足以使我们相互警策、互相启发，也许其中必定有一个是非正误的问题。圣人的道理，就像放在交通要道中央的尊贵之物，取用它并不受禁止，随着各人理解的浅深、高下，都足以有所收获，怎么可以用同一条标准加以限制呢？然而充满宇宙之间的，无非是太极流行的妙理；万物和人得到它而各自端正自己的性命，所以《易》本来就是从我自身流出的道理，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学习《易》的人，关键在于向内反求自己的心，精心体察浅近而真实的道理；那么迁善避罪的归宿，继续充实它而达到使天地各得其位、使百姓各安其生、使万物各得其命的境界，都是各人分内所能做到的。大概不应当只拘泥于文字训诂，使自己与道隔绝、轻视自身，何况还把这些都当作求取羔雉之礼的资本呢？邵子说：“先天之学，是心法。万种变化、万类事物都由心产生。”我每每玩味这句话，先儒所说的学习，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更愿意牧之回去后求索它，我也用这个道理自我警戒。《杨济道钝斋集》序 长江从边界之外流出，直到岷山一带，水土之气清和舒展；生长在这里的士人，重视品行和义理，多才而能观览文章，文人秀士接踵相望。钝斋杨侯最后出世，才思华美丰赡，可以与前代贤者抗衡。公卿、侯牧请他撰写笺记，他的名篇丽藻，如泉水喷涌、雷电迸发。我虽然出生较晚，还来得及同他交往，而且知道他的成就并不专在语言文字之间。当小人借伪学的名义排斥异己时，侯在南宫考试，胡纮主持考试；胡纮倚仗权势、助长恶行，却没有人敢于攫取侯的名次。侯据守正道，毫不屈挠。我当时入内接受皇帝的询问，听说此事，认为这很伟大。不久，权臣派人恐吓皇帝，准备把侯安置到言官之列，侯辞谢不肯，甚至作歌赋诗来表明志向；从此看来，他不能长久留在朝廷中。士人生在这个时代，应当用来安顿上天赋予的本心、确立百姓的最高准则，并不是靠记诵博览、辞章华饰、夸耀繁多、争胜斗巧来取乐。若根本立定，就不会有丝毫小才小惠和蔓衍浮词来相互牵引；否则便像蟪蛄、菌类一时刺激人的耳目，很快就会同腐草朽壤一起消亡。侯的儿子铉、铨，准备把侯一生所作的文章刻印出版，请我写在篇首，我于是没有推辞。侯名某，字济道，曾任长右掖兼吏部郎，历任汉东太守，最后任潼川路转运判官。《潘舍人昌年集篆韵》序 考求字形的方法，必定以形声为根本。在韵书出现以前，《训纂》《字林》等书，便是按照字形相沿承的。韵书出现以后，学者图方便、求简略，不再知道造字的本意，只不过按照声音来查求。有些字形还在而读音已经失传，便茫然无从考察，韵书也就穷尽了。徐鼎臣兄弟著书流行于世，可以说是许慎的忠臣。可是他们也分类编排韵谱，以顺从世俗的爱好，难道是形势所趋、不得不这样吗？潘侯这部书就是《集韵》，依照楚金部的次序而加以详备。既具备字形，又推求它的声音所由来；有的同音而字形不同，有的同形而声音不同，有的改变古体而采用今体，有的今体不取而以古体为正，都兼收并录。唉！圣门的学问，以志向在道、依据德行、依循仁德为根本，却一定还要在各种技艺中游习。大概事物虽有根本和末节，学习虽有大小之分，但彼此滋养、相互启发，本来从未相离。《礼记》说：“休息时便游习。”郑氏说：“闲暇无事叫作游。”这最善于阐发圣门游习的意义。然而距离圣人已经很远，礼乐失传，射箭、驾车和算术也很少有人知道，只有六书之学，还能在仅存的篆书、籀书遗迹中看见，而世人却都忽略它。宁可十个字中有九个错误，也安于晋、魏以后流行的俗体字，竟安然不以为怪。伟大啊，潘侯！唯独用力于此。凭我有幸曾经听闻这门学问，更加知道侯用心的独到和艰苦。如今的学者即使还不能深入探究字形的本源，但能够因声音求字形，因字形得字义，沿着这条路来辨识同类，那么对于求仁入德，或许也会有所启发。

译《范正献公文集》序 本朝自祖宗以来，嵩山、黄河之水所积蓄的深厚气运，延续到数代，风俗气象得到开拓造就，杰出人物汇聚。到了昭陵在位的时代，希圣绍道的学问、济时经国的才能，都被当时任用。后来能够成为熙宁、元丰时代的中流砥柱，成为元祐时代的典范仪表的人，也都是以这一时期为基础。当时成都三范氏出现了，蜀公、荣公各自建立事业，声名显赫，已经分别凭借自己的成就流传后世。太史正献公后来出生，生长于见闻丰富的环境，资质气禀早早成熟；他又娶吕正献公之女为妻，曾作为司马文正公的门客。当时正值熙宁、元丰年间，洛阳诸贤大多在家闲居，而公因任职书局留在洛阳共十五年，观摩熏陶、耳濡目染，所凭借来成就德行的因素不止一种。何况又亲受富文忠、程正公的教诲，同吕原明、刘道原诸公一起学习。如今有人凭科举文章喧动世间、希求宠幸，偶然有所收获，便按日月计算功效；公在十五年间想成为什么样的官职呢？公只是先树立根本，沉潜游学，连这些都无暇计较，这种志向是何等高远？至于龙水所见的吟咏歌诗，本来已经芬芳润泽、简约有力；在洛阳从师以后，短篇长句更加趋于醇厚深沉。到了泰陵即位、崇庆太后垂帘听政时，公才开始被朝廷任用，首先把《唐鉴》进呈给两宫，随事加以匡正补救，随后又上疏二百四十余篇，大旨是务求学习以保全君主自身，端正内心以树立治国根本，选拔贤能以延续天命，端正政事开端以断绝祸乱的萌芽。他的气质明朗，义理平夷，正如日月星辰下垂、长江汉水奔流。言语切实，感情真挚，正如疼痛剧烈时呼号、家人共同谋划。然而他进谏和纠正政事过于频繁，辨别邪正过于分明，于是公的灾祸开始了。凭宇宙清明之气开启他，凭父祖诗书的恩泽培育他，凭师友道义的深渊浸润他；成就这样的人才如此艰难，却仅仅在九年之中得到施展。就这九年来说，第四年以后，灾祸的端倪都已经潜伏其中了。后世自从党争兴起，君子和小人轮流退处、交替上台，所以天下常常只有一半时间任用君子。然而君子难以进用，也很少能够长久；小人容易进入权力中心，而且不会动摇。君子守道，必定要等到时机成熟才行动；小人放纵逐利，宁愿使国家败亡也毫不忧惧。所以君子治理天下的时间少，而小人滋养祸乱的时间多。君子早早讲求、预先谋虑，却不能大规模施行；小人凭侥幸试作，往往一定如愿。公的文集，玉山汪公应辰已经在某处刻板刊行。现在公的孙子长守任潼川，又把它刻在郡斋，请我作序说明缘由，写在篇首，希望多少能够对世道人心有所补益。《邹淮〈百中经〉》序 《百中经》是用来记载七政和四颗暗曜运行次序的。七政的说法，在上古典籍中已经出现。所谓暗曜，是什么呢？人的出生年月日时，各有相应的吉凶，以此来推测罢了。有人说：古人所说的“六物吉凶，我辰安在”，恐怕就是这一类。但我又担心事情未必像这样拘泥。越地人邹淮长于星历，因能够领取太史氏的俸禄，已经多年了。他续写这部书，从绍兴十四年甲子开始，每年增补太阴入宿、入宫的度数和分数；新旧两种《百中经》日益精密。即便如此，古人制定这种星历，也只是认为天命不断运行、万物不断生长，难道不为它们分别规定品类、节制和正当秩序吗？否则便混沌昏昧，无从辨明端绪。于是向上仰观日月星辰和寒暑运行的度数，向下察看草木鸟兽的变化；用气来规定律，用律来制定历，用历来校正时令，用时令来授予事务，都是为了建立天地两仪、安排万物，尽到我们应尽的职分罢了。尧、舜相继传授，禹和箕子相互传承，哪一个不是这个道理？可是到了中世以后，竟有人借此把它作为推验人生通塞的术数。人与天地同一本源而生，人的身体是阴阳交会之处，是五行发端之处，那么吉凶的征兆由异常的光气验证，关联于风气，显现在蓍草和龟甲上，也是在理所应有的。然而星历最初的本意，并不只是这些。程正公曾说：“三命是律，五星是历。”前代大儒似乎也没有废弃这种说法。但这也只是从它的末流追溯它的源头，并不是说律和历的本义果真显现在这些术数中。如今如果把这部书截定在绍兴甲子以后，把此前的内容另存为一书，听凭使用者自行选择，那么这部书的流行或许还不至于同末流之说混杂，我也就可以对学者有所交代了。所以希望再同邹君商议。《阅静老人文集》序 我二十多岁时考中进士，参知政事张公当时任谏官，一见我便器重，称赞我的文章说：“江汉之地世代承载着英才，唯独你主持着斯文的正统。”我谢辞说不敢当。几年以后，我入馆任职，公当时在政府任职，我又有幸得到非同寻常的礼遇。又过了二十年，我再次来任史官，那时公墓上的草已经更换了十次。公的儿子佖、侃搜集公的遗文，请我为篇首作序，于是得以全部读到公出仕和退处的经历。公大概从早年起，就知道并师法赵忠定公、朱文公的学术宗旨。考中进士后，仍勤勉研读《中庸》，他赠给陈肤仲的诗文，也恳切谈论伊洛之学。开始时立志自立，大概就是这样，但最终却不能完全达到他所施行的境界。《诗经》说：“善人承受其尸位。”又说：“没有哪个聪明人不会变得愚昧。”善人却处在尸位，聪明人却显得愚昧。那么人才的成败，难道本来就不受世俗风尚影响吗？我抚今追昔、感慨时事，因此用这些话自我警戒。

译《毛义甫居正〈六经正误〉》序 自秦政焚灭学术以来，经籍所载的道统就熄灭了。等到隶书出现，又把先王的文字一概抛弃，承袭讹误，错误越传越多。蔡伯喈书写石经，有意加以订正挽救，但不久也被焚毁荡平。张序所见的石经，又不知道究竟是不是蔡氏的原本；他所引用的石经文字，大多已经失去原有字体。魏、晋以来，人们又厌弃质朴拙重，喜爱姿态妩媚，任意迁改文字，使字义训释混乱，漫无从考察。再加上避讳名讳，如把“操”写作“撡”，把“昭”写作“佋”，这类情况数不胜数。何况唐人承接西魏，更加谬误混乱。陆德明、孔颖达同样入选登瀛之选，但《释文》和《正义》本身就多有背离。到了开元新书《五经》，又用俗字替换旧文，如把“颇”写作“陂”，把“平”写作“便”等，也数不胜数，于是古书更加遥远难考。五代以后，雕版翻印使经籍流传更广，但版刻字形和义理训释的错误依旧存在。本朝胄监所刻经史，大多仍沿用周代旧本，如今旧家往往还有，但同俗本并没有太大差别。南渡初创时，仅仅从江南各州取得版籍，与京师太平时期胄监本大相径庭，又同潭、抚、闽、蜀诸本彼此不同；至于监本【阙】柯山毛居正义甫，因为他的先人曾增注《礼部韵》，上奏给阜陵，于是又在宁考更化之日校勘增补，以求申明其义。他对于经书，也已经广泛阅读、精心选择。嘉定十六年春，适逢朝廷命令胄监刊正经籍，司成说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义甫便赶快带着书信和礼物送去，尽取六经、三传的各种版本，参照子书、史书、字书、选本和文集，研究彼此的异同，凡是字义、读音、切韵有毫厘之差的都加以校对。儒官称赞惊叹，没有不同意见。十年之间，刊修的共有四经，但仍因工匠害怕繁琐，故意篡改墨本来欺骗主管官员，而版刻中的错误文字实际上从未改正的还有十分之二三。后来还想修订《礼记》和《春秋》三传，义甫因眼病把这件事移书告知，于是中途停止。有人说，即使把错误全部订正，而各个版本本来不同，又凭什么取证？难道不如把订正错误的底本记录下来刊行流传，使后来的学者能够据此校考吗？我读他的书，想到如今在经学上有功劳的，难道没有《经典释文》《六经文字》《九经字样》之类吗？然而这部书后来出现，大概将会超过它们而没有不及之处；对于后来的年轻学者和晚学之人，它在消除蒙蔽、启发疑惑方面的益处一定很大。因此我勉励他完成此书，并为它作序记载。《尚书》说：“如果要登上高处，必定从低处开始；如果要到达遥远的地方，必定从近处开始。求学的人不可忽视这一点。” 《鹤山集》卷五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五十四，宋魏了翁撰序 《卫正叔〈礼记集说〉》序 人生下来，没有谁不在心中存有仁义的本性。《周礼》所说的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是圣人承受天地之理，用来合通内外之道、节制修饰仁义的。自周室衰微，诸侯抛弃典籍，即使有夏、商两代以后流传下来的材料，也不足以完全作为凭证，还依赖孔子的雅正言论和众弟子的记录，所以礼学仍有保存。到了秦朝颁布挟书之令，礼学又遭到一次灾难。幸而有河间献王、二戴、马融、郑玄共同保存残缺、补足破损，才使晋、宋、隋、唐诸儒能够相继发挥，三礼没有全部亡佚。自从《正义》问世，先儒的完整著作便湮没不见了。礼学列入科举科目以后，博士和诸生也不过熟习它的读法，把它作为谋求利禄的手段。到了金陵王氏，又停止以《仪礼》取士，只保留《周官》《戴记》的科目，于是士人学习礼学的越来越少。就《戴记》来说，像《檀弓》《防礼》等篇，既被指为凶事，少有人记诵省察，那么他们所学习的也不过一二十篇罢了。假如不能理解其中义理，又推托说那是汉儒的说法，便抛弃而不再讲论。所谓详细的解说，只有方、马、陈、陆诸家，然而也只是转述王氏的说法。只有关中、洛阳诸位大儒，上承洙泗的传授，却也只是同门人弟子讨论疑难、相互问答，没有来得及著成完整的书。唉！学术残缺、文章散佚，没有什么可以承袭凭借，却驱使一世之人盲目随从，这难道不是格外令人叹息吗？平江卫氏世代擅长礼学，卫正叔又把郑玄的注、孔颖达的义疏、陆德明的释文以及百家曾经讲论过的内容汇集起来，刊刻成书，共一百六十卷。像范宁、何晏的做法一样，各家都记录姓名，听凭阅读者自行选择。这不只是为了补足礼书的缺失。洒扫、应答、进退，恭敬、辞让、节制，并不是由外在形式强加于内心而产生的，也不是忠信不足的表现，更不是人情虚伪的伪装；全都是人性本来固有的，是上天秩序的自然流露，并没有一丝一毫勉强增益。求学者如果确实能够就这些仅存的礼文向内推究，反求于自己的内心，随事省察，充实扩展到举止容貌、周旋进退的场合，直到揖让、征伐这样的时刻，那么这就是礼；它将用来安顿上天赋予的人心、确立百姓的最高准则，难道只是外在的形器吗？正叔名湜，自号栎斋，如今任武进县令。《李大卿蘩罢籴录》序 已故外府卿李公建立制度，停止九州的和籴，有淳熙年间的诏书记录他的功劳，有黄公的歌行、刘公的序文记载此事；公的儿子璟、瑀，孙子寛民，也都是我所友善的人。瑀请我申说其中的义理。我私下考察，公督办粮饷始于淳熙三年秋天，还没有离开汉中，便分条上奏和籴之事，明确说希望朝廷借给他几个月时间，永远消除蜀人五十年的祸害；他明辨善恶、确实忠信，已经达到如此程度。到淳熙五年三月，仅仅一年半时间，他上奏九十三次，尚书与同列往返商议一次，八次加盖玺印发下尚书，批准他的奏议，最终同开始的建议一样取得成功。我拿着文书叹息说：即使是古人戊申年上奏、甲寅年得到批准，大概也没有超过这件事。然而公是以表臣的身份奋发作为，并不是因为像营平那样素来得到君主宠信。按时间考察，从淳熙三年九月到五年三月，宰相之位又长期空缺，公独自运筹万机，并不是有丙魏那样的人在君主身边辅佐。至于往返询问答对，担心最终停滞败坏，大概面对面受命、当面陈说的次数不止一次两次。唉，这确实只是因为诚心罢了。《尚书》说：“如果有疾苦，愿百姓全都免除罪咎；要像保护婴儿一样保护百姓，愿百姓都得到安康治理。”人到了疾病疼痛切身、婴儿还不能说话的时候，所谓发自内心地求取解决，只有这种时候才是真实的。身居百姓之上的人，如果忧虑百姓的诚心常常如此恳切，那么幽隐的冤屈都会呈现，百姓的疾苦都会陈述，难道还会有不免除罪咎、而不能得到安康治理的吗？反复思念淳熙年间的盛况，或许可以在这件事中看见它。于是把我的姓名附在黄公、刘公之后。

译《陈正献公诗集》序 恭敬地想，阜陵在位时盛况兴隆，朝廷内外安宁。公卿将相的言论风采，还承接着太平时代的遗风。我曾有幸窥见正献陈公数百篇论谏奏疏，多么明白正大、诚恳质朴而不事浮华，充分体现庆历、元祐的风气；不必询问，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也可以看见那个时代。如今又从公的儿子宓宿那里，完整看到公所作的诗，宽厚而合乎义理，仓促之间也不离仁义，没有一丝纂组雕琢的习气。唉，这难道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吗？祖宗涵养浸润的恩泽，山川清明所赋予的禀性，师友引导增益的功劳，使根基深厚，枝叶滋长茂盛。诗啊，诗啊，可以用来观察德行，可以用来评论时代；没有根本的人能够做到吗？《张魏公紫岩〈论语说〉》序 魏国忠献张公去世，距今已经六十三年，但他的精诚忠贞、笃实守信，仍然凛然如同活着一般。我年轻时曾编录他的生平事迹，汇集他的论奏；如今又从公的从曾孙希亮那里得到《论语解》，这正是上天厚待我这种爱好学问的人。希亮将要把它刻印流传，便让我在篇首作记。《论语》这部书，是孔门弟子中爱好学习的人，对于圣人的容貌、言语声气、举止周旋之间，都亲身体验、用心领会，以气息感通而机心相应，所以他们所记录的内容亲切而有意味。一时之间老师传授、朋友讲习的情形，经过万世仍如同亲眼看见。七十弟子相继去世以后，大义便逐渐乖离；孟子去世以后，传承又几乎全部失去。然而生在千年之后的人，也是圣人愿意共同学习的人，难道终究会乖离失传、无法重新传承吗？本朝全盛时期，河洛之间诸儒相继出现，扫除末流老师的鄙陋，随事体察实践，切身研究求索，向上追寻千年学术的端绪；此后人们才知道圣人所说的、众弟子所记录的，都是日常饮食起居之间的事情，站立时便可以见到，没有一件行动不与它相应，并不是寄托在空洞言语上的。到了近世，张氏、朱氏父子承传家学源流，清明深厚，日益广大，传至忠献公。公资质禀赋醇厚朴实，既跟随北方学者讲诵遗言，又同南渡诸贤共同经历世事变故；从侍奉父母到侍奉君主，从修治自己到治理他人，反复验证，无不相合。所以他写这部书，并不是苟且知晓，而全都是精细察考、努力实践之后的所得，正是先儒所说的“笃实而有文艺”，所以记录下来。求学者如果确实能够推究玩味，知道前辈读书不同于如今读书人的方式，用这些道理来约束、贯通各经，再用经书来验证自身，这不就是探求根本、用力求学的要领吗？《裴梦得注欧阳公诗集》序 欧阳文忠公的诗文，就是如今所说的《居士集》，共有六百七十余篇。公的儿子叔弼把它交给苏文忠公，苏公在篇首写道：“欧阳子的学问，推尊韩愈、孟子，以通达孔氏之道；他的言论简洁明白，真实而通达。他的文辞可以说：论大道像韩愈，论政事像陆贽，记事像司马迁，诗赋像李白。”从此这部集子流行开来，家家收藏，人人诵读。它的谱录有年代，行状有分类；他的制诰、表章、杂著另行编集，大概片言只字、尺牍书信，也都没有遗漏。临川裴及卿、梦得曾跟随故工部尚书何叔异游学，何叔异喜爱欧公的诗，命及卿为它作笺注，过了很久才编成书。我也一向喜爱欧公的诗，简洁平易、明白流畅，仿佛出于随手挥写、脱口而出。如今阅读玩味裴氏的注释，更加知道欧公融贯古今，所积蓄的德行极其宏大；如果不是及卿见闻广博、记忆坚强、思考精密而且实践笃实，也不足以发明其中的意义。书写成后，裴氏通过他的舅父李公、父亲刘公，请我为它作序。我惊惧地说：“欧公的文章，苏公已经作过序了，我还有什么可以插嘴的呢？”我只是私下感叹，古代士人所说的，不过是德行和道艺，本来就不把文辞当作学问。如今看那些歌谣、国风、雅乐之作，从上至公卿大夫，下至乡里闺门，往往是后世经生文士、专门名家所不能赶上的。大概礼义浸润已经很久，所以流露在威仪文辞中的，都是德性充盈之后自然溢出的余泽。这样的人即使不说话，一旦说话，便根源于性情，关系到世道。后世的人从幼年开始学习，就把联缀词语、描绘文句当作事业；然而经过许多年，最终也不能稍稍超出古人的范围。等到离开根本越来越远，便辨析篇章对偶奇偶，比较声韵是否合适，讨论骈俪的工拙，考察体制的合违，自以为穷尽探索、竭力求索；但有这些固然没有益处，没有这些也没有缺失。何况对于修养自身的事业，完全没有关系。到了晚唐、五代，以至我国建国初期，西昆体的习气越来越盛，人们也渐渐厌恶它，却没有人能够改变它。于是有人不把功名利禄当作经世的关键学问，便把佛、老之学当作穷究义理的最高功夫。如果不是欧公倡导、阐明古学，用经术加以裁正，随着元气汇聚，真正的儒者和实际的人才前后相继出现，共同把这些一扫而空，那么人们就会茫然不知应当归向哪里。公的诗共有十四卷，共五百二十一首。《杨恭惠公辅奏议》序 恭惠杨公的奏疏，他的孙子令圭汇集刻成一编，请杨卿伯昌为篇首作书，又让我申说其中的意义。我读后释然欢喜地说：“古代做官的人，事情虽有大小不同，但他的心志是一致的。做管理仓库的小吏，便应当把账目算清；做掌管牧场的小吏，便应当使牛羊肥壮；也不过是做好自己所应当做的事，不敢越过本分罢了。假使做公卿大夫，便有公卿大夫应做的事；做侯、伯、子、男，也各有各应做的事。虽然官职有尊卑，俸禄有贫富，但这种心体本身没有大小，也没有远近之分。《易》说：‘位置就是职责所在。’《尚书》和《大学》说：‘要安止于所处的位置，随着所遇的事情，没有不应当尽力的。’杨公出入朝廷内外，我认识他三十年。令圭按年次编录他的官爵，来记载他所论奏的事情。大概他任一官职，便专心尽力于这一官职；守一道，便专心尽力于这一道。把年代和事情对照来看，他心中的精神始终炯炯有神。唉，这难道不能说是思考自己的职位、安止于自己的职责吗？”公去世后二十年，临邛魏某因进言获罪，被贬到靖州，写于官舍。

译《彭忠肃公止堂文集》序 我听程子说：“圣贤的话，是不得已才说的。有这样的话，天下的道理便得到阐明；没有这样的话，天下的道理就会有所缺失。”又说：“后世的人一拿起书卷，便把文章放在首位，一生所作的文章往往多于圣人。然而有它并无补益，没有它也没有缺失。”我曾暗自按照这个道理阅读圣贤的书，像《易》《书》《诗》《春秋》等篇，各自具有一体，并不彼此沿袭。至于曾子、子思、孟子，也都是阐发孔氏没有明说的意义，并不是为了靠这些求取世间声名；否则，便无法安顿上天赋予的人心、确立百姓的最高准则、阻挡人的欲望、消除世俗的迷惑。凡是不得已而说出的话，到了屈原以后，才有了专门从事文辞的人；有的争相摹拟，有的删削陈旧言辞，一千七百年来，何止有几千几百家？然而所谓“没有这些话，道理便有所缺失”的，从汉代毛公、董仲舒以后直到近世儒学宗师，大概屈指可数；所谓“有了也无补益、没有也无缺失”的，却不知道有几千几百家。我从年轻时就知道清江彭公，他的论谏光明显著，我心中向往他。后来得到公的《内治圣监》，其中从端正家庭开始，到治理国家为止，条理清楚，义理明白。后来又得到止堂的《训蒙》一书，从一本、二气、五常、五典说起，娓娓道来，细密而明辨。又从公的儿子钦那里看见公的手迹，以及他同楼、刘诸老为公撰写墓志，于是更加惊惧惭愧、自感失措地说：“这正是学术的正统传承，而我却不能亲自接受他的教诲。”庐陵李公鼎，受到公的知遇已经多年。如今将要任湖南漕运使，而公的儿子铉来托付此事，于是把公一生所作的文章刻在湖西精舍，写信命我在篇首作记。于是我全部得到公的言行本末，连续读了多日。唉，所谓“没有这些话，天下的道理就有缺失”，不正是说这种情况吗？公起初读程子的《易传》，知道了求学的要领；又向朱子、张子请教、辩论、讲习、切磋，学问更加成熟。由此尊重所听闻的道理，努力实行所认识的道理，仓促之间也不离义理；在家便教训子孙、使朋友归于善，必定讲求孝悌谨慎诚信，立志于道、依循于仁；必定穷究义理、推求事物，谨慎独处、守持简约。出仕后向君主和父亲进言，教导世子，必定端正内心、修养自身，侍奉父母、整治家庭，敬畏上天、爱护百姓；必定尊重儒学、致力于学习，选拔任用、修明政事、劝勉忠诚，辨别邪恶、痛恨恶行。他的言论没有不根源于义理，义理没有不从近处求取；不像异端那样欺诳百姓，也不像腐儒那样迷惑世人。绍熙年间关于定省的议论，他伏在殿阶下叩头，恳切得仿佛号哭追随父母而产生敬意和孝心。至于陈源依附冯城社，离间两宫；韩侂胄出入宫禁，参与听闻大政，一旦稍有忤逆，便随即遭到流放，公都竭力排斥抵制，丝毫没有回避屈挠。刘文节公因为论说吴端而出任台官，公以博士身份为他争辩。公并没有本来必须进言的责任，只是内心自然而然地发出，不能自我克制。唉，这些话如果在绍熙年间得到采用，那么二圣重新欢悦，必定能够感化、改变人心，迎接、延续天命，内禅之事也不会仓促发生；如果在庆元年间得到重视，那么政权归于中书，必定能够招引众多正直之士，继承开创太平盛世，学禁和边事纷争也不会纷纷发生。伊尹告诫太甲说：“只要我心中喜悦，万世都会有可称道的话。”又说：“继承王位的人能够最终完成他的德行，实在是万世无穷的福泽。”古人处在君臣关系的变故中，一言一动，都替万世带来喜悦，也替万世承担忧虑。既然如此，公在这些事情上如果没有说话，岂不是缺失得太严重了吗？文集共四十七卷，《训蒙》《圣监》和别集不包括在内。绍定三年秋九月己丑朔，临邛魏某作序。

译《朱文公年谱》序 上天生育这些百姓，必定会有超出同类的人来做他们的君主和老师，承担先觉者的责任。然而这不是一个人独自能够完成的，必定要有许多人同时出现，彼此修养、相互启发，然后道理才得以彰明，教化才得以成就。因此有尧、舜，便有禹、皋陶；有商汤、周文王，便有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他们各自处在自己的时代，观察时势的会通，尽力完成自己所应当承担的职责，然后上天赋予人的本心得以安顿，百姓的最高准则得以确立，万世的标准得以确定。虽然气数有屈伸、时运有不齐，但上天爱护人类，历经千古也如同一日。自从乡里基层的节制教化制度毁坏，射礼、乡饮酒礼和读法之礼无处施行，君师的权威转移到孔子身上之后，又有冉耕、闵损、颜回、曾参和众弟子从旁辅翼，以微言大义传承圣道；天道如同打开，太阳高悬，万物都能看见。孔子去世以后，诸子已经有人不能完全得到他的传承，于是子思、孟子又替他阐明幽隐、发露微妙，辨明可疑、分清相似之处，此后孔子的道历经万世而不致衰败。唉，这不正是上天所命定的，又是谁真正造成的呢？自秦、汉以来，儒生由于典籍被毁、书籍焚烧、师承各异、旨趣分歧，不只是孔子的道受到遮蔽侵蚀，孟氏的学说也很少有人知晓。一千几百年之间，难道可以说没有人才吗？然而他们往往孤立无伴，有人倡导却无人应和，有人中断却无人接续。直到本朝盛世，南边从湖湘，北边到河洛，西边极至关辅，各地相距何止一千多里，而大儒纷纷出现，声气相应、彼此求合，仿佛符节相合。他们所讲的极、诚、仁、道、中、恕、天命、气质、天理人欲、阴阳鬼神等，这些都是圣门讲学的关键；一千几百年来，世人沿袭浮泛、习染鄙陋而不知道这些道理，到这时才如同沉疴痊愈、大梦醒来。至于吕、谢、游、杨、尹、张、侯、胡诸位儒者，对这些道理反复切磋、深入研究、分别阐明，也几乎没有剩余的蕴含未被发掘。然而中断太久而重新恢复很难，传承的人少而嘲扰的人多。朱文公先生起初凭借坚强的记忆和广博的见闻，凌厉高迈、气势凌空；自从受学于延平李子之后，便收敛锋芒、归于沉静，仿佛力量尚且不足，于是收敛豪气而务求实际，由博杂返回简约。等到积蓄深厚、思考极其深入，资质浑厚、实践成熟，便贯通精微与粗浅，合通内外；诸家献说的精华、百家不同的旨趣，都能细分条析，如同看在手掌之中。张宣公、吕成公同心协力，以捍卫先圣之道，但仅仅活到中年，论述都没有完成，唯有先生巍然独存。后来又遭遇学禁，但自信更加坚定。他大抵把《易》《诗》《中庸》《大学》《论语》《孟子》全都加以推明阐释，直到《三礼》《孝经》，下至屈原、韩愈的文章，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的著作，司马氏的史书，以及前代正人君子的言论和事迹，也各自撰写论著。这样以后，帝王治理天下的法则、圣贤教化百姓的学问，便灿然呈现出中兴气象。学者学习他的读法，思考其中的义理，就会知道天地人三才本为一体，道与器并无二致；即使深究无极、太极的奥妙，实际上也不离普通男女所能知道的道理。大的方面说，可以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实际也不过是做到在暗室和屋漏之下都问心无愧。它是从最切近处通达深远，从最显明处探求幽微，并不像那些抛弃伦理、断绝学问的人只知仰慕高远，也不像哗众取宠的人甘居卑下。啊，这是多么盛大啊！我的朋友李公晦方子曾经编纂先生的年谱和事迹，如今高安洪使君友成替他刻印，使这部书得以流传长久。高安的弟弟天成请我在卷首写几句话。唉！帝王不再兴起，而洙泗之教兴盛；如果没有孟子，我不知道正道和异端究竟谁胜谁负。圣贤之学已经衰微，而关中、洛阳之学兴起；如果没有朱子，也不知道圣人传下的学问和世俗之学究竟谁显谁晦。韩愈说，孟子的功绩不在大禹之下；我说，朱子的功绩也不在孟子之下。我出生得晚，虽然来不及亲自侍奉先生，却曾同公晦以及辅汉卿广一起求学，所以不敢以自己孤陋寡闻为辞推辞此事。送吴门叶元老归浮光序 我因为愚直鲁莽，获罪而被放逐到蛮荆。离开京城那天，从近臣百官以下直到博士弟子员和京城人士，都在余杭门外设帐饯行，连续多日没有中断。临安尹替宰相送来馈赠和路费，备了四只大船送我到丹阳。沿途所经过的监司、帅守和将领，都像往日一样前来迎接，我以有病推辞，却无法避免。进入靖地后，靖守洪文惠公的孙子洪倬，以接待使者的礼节相待，而且更加优厚。四方的宾客朋友跟随护送的人天天到来，问候行李，每月没有空缺。我都坚决推辞，他们却不听。吴门叶元老，见识、气度、才器和文采远远超过同辈，曾向陆伯微受学，完全承袭了老师的学法；他所交往的，大多是天下贤士。我因陈正父而认识他，一见面便如同旧交。有一天，他骑一匹马、带几个童仆从浮光来，为我停留了几个月。每天聚集朋友读书，元老从容地提出一个话题，通常涉及古今政治的治乱、人物的优劣、山川的险易，直到兵器甲士的优劣、米粟数量等，都能探究根源、考察原委，确实是一个有志之士。我每次读前代史书，凡是亡国之人和被贬迁的客人，必定会被派去守边、服役或充当防夫，直到他们所前往的地方；于是就闭门扫除车迹，拒绝书信和拜谒，有人甚至追送到远处后才回来，史册一定把这些事写成美谈。如今却不但不因此受到责罚，反而凭这些行为得到当时贤者的称誉，并被当世任用。唉！不是曾经从事学问、立志坚定而气魄刚强的人，不能办到这些；如果不是祖宗仁厚的积累绵延世代、历时长久，越来越深厚，也无法造成这样的局面。元老将要回去探望他的伯父，于是同一起求学的人饮酒为他送行，各自作了一首七言古诗，我写下这篇序，说明作诗的缘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龙标以南的道路，险绝高峻；群峰直插云天，山胁间乌云压着溪谷，鸢鸟收拢翅膀坠落，凶恶的巨石横在空中，马匹经过沟中仿佛流血。叶君只凭一根短杖翻越崔嵬高山，红霞和白鹤从云端飞来。蛮夷之地自古很少有这样的客人，试问你为何来到这里？清晨窗前共同谈论伏羲、文王的《易》，千古圣贤的心意历历在目。有时旧日的习性还没有完全忘掉，便闲倚银河挥笔作诗。银河化作霜雪飞落，苍龙移向天的西方。彭城的风雨撩动客中的梦，你起身对我说：‘我大概要回去了。’牛羊冻得卧倒，鸿雁悲酸地鸣叫。九州如此广大，你将安居在哪里？人生的行止各有时节，愿你崇尚光明的德行，以慰藉远方的思念。

译广平李氏《观画所见》序 已故吏部侍郎广平李公曾把六十四卦的卦象大书在屋壁上，观玩了三个月而有所领悟，于是写成一篇文章，题名为《观画所见》。他已经亲自叙述了作书的缘由。过了七十年，他的孙子大谦出守邵州，那里正是李公观画的地方。这部书久已散失，后来突然找到，因此不免有残缺脱漏。大谦又叙述了书本残缺的原因，请我进一步阐发其中的意义。唉！从卦画中得到领悟而不拘泥于文字，也可以说是善于观《易》了。《易》说六画、六爻、六位、六虚，这四者相近却不相同。爻是变动，专指九、六，是父母之卦的范围；画就是卦，兼有七、八、九、六，包含男女之卦的范围。总的说，画就是爻；分别说，爻与画不同。卦画所显示的，又成为位；爻的变化，又成为虚。所以说：‘变动不居，周流六虚’，这是说位随着爻而成为虚。又说：‘六画成卦，六位成章’，这是说虚随着画而成为位。然而实际上，它们都从奇偶之画开始。奇偶，就是太极分化而成的。如今李公研究《易》，不从卦辞、爻辞观看，而从卦画观看；不被诸儒不同的传说所迷惑，而是求之于自己心目中的良知良能。他虽然兼收众家长处，却用片言只语加以折衷，处处都是纯粹而自得的妙理。虽然不离互卦、变卦、伏卦、反卦等说法，却能由卦体说明卦用，没有牵强附会的烦琐。至于阐发二、五爻柔刚的意义，斥责异端邪说，那么对上便可以进言于君主，退下便可以反省自己，仓促之间也必定如此。秦汉以来研究《易》的人很多，只是他特别拳拳于诸葛氏的出处，又举出一个方面来说明《易》道的作用，这不是只知占筮、拘泥训诂的陋儒所能完全认识的。唉！这也和世人所说的读《易》不同了。李公名椿，字寿翁；他的师友渊源，则出自文定胡公。送清湘文元归土谿序 清湘文宗之字元，把从师友那里听到的学问带到靖地来，请我校正。他的书中写道：‘在土谿水边往来翱翔，歌咏先圣的道理。’我问：‘土谿为什么以此命名？’这条溪向东流出濂溪，向西汇入桃江。我们家世代居住在它中间，有人说这个名称鄙俗，为什么不改掉呢？我谢绝说不敢。如今先生问到这件事，这条溪将有所期待了，希望我用一句话来阐发它。我说：‘土地所发挥的功用多么伟大啊！从天象说，四时的末月，太阳运行会合于黄道；从五星说，四星运行失度，填星便会因此而动；从五声说，各宫声实为黄钟之长；从《河图》《洛书》说，其中都以五为主数；从五行说，水火所寄托，金木所凭借，居于中央以响应四方，凭冲和之气而生育万物。它的功用难道还不伟大吗？又有谁能改变它呢？乾卦的四种德性、人的四种善端，都没有把信列入其中。又由此可见，无论到哪里都不能离开这个道理。’不过，这里面有一点，你也知道吗？古代《尚书》的说法、《吕氏春秋》、汉儒的《五行传》、许氏的《异义》等书，也都把土看作心。大概在西汉、东汉以前，五行的次序、五脏的归属，与今世流传的《黄帝书》不同。宗之请问其中的道理。我说：‘这个意义非常广大，我只凭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对你有什么益处？你回去后自己探求，得出心得再来告诉我。《诗经》说：‘看见桑树和梓树，一定要共同敬重它们。’宗之，你应当在这件事上用心思考。’于是写下这些话送他回去。邵万州《孝弟箴求》序 《箴求》这种便于记诵的书，从司马迁、班固的史书直到本朝，由史官和先儒撰写的总共有好几家。金华邵伯方，字笥，又采用李氏《箴求》的韵例，辑录古今孝悌的事迹，曾经拿给我看。我起身叹道：‘这不只是编纂言论、押韵成篇的技巧，实际上也是见于实际行事的东西。’学问没有比求仁更大的，仁是五种人性的根本；求仁一定从孝悌开始，所以孝悌又是仁的根本。古代的教育，人在家中就侍奉父兄，在学校里就亲近老师朋友，在乡学聚会时就学习教法，在乡饮酒礼中就按年龄排列座次；早晚增益，天天诱导，月月感化，无处不是侍奉亲长、敬爱兄长的礼节，都是为了申明这种道理，使人由此降落实德。‘所谓申明、降落实德，都是顺着人本有的善性，使它振作而更新。’不像后世的教育，只以利禄诱惑，以辞藻争胜，却不致力于根本。这部书对初学者尤其有益，不只是为了记诵而已。伯方请求我写下这篇序，我不敢推辞。绍定元年二月初吉。

译王侍郎秬《复斋诗集》序 本朝自全盛时期以来，《丰芑》《菁莪》所象征的培育人才之恩泽，深入人心。虽然中间又遭受挫折摧抑，但长期封植培养，根苗并未损伤。渡江以来，张忠献、赵忠简等诸老，又共同扶持它，生机重新振作，足以帮助国家走上兴盛之路。虽然后来再次受到秦桧的压制，但在绍兴末年、隆兴乾道之间，人才又振兴起来。当时尚存的前朝宰相，只有张忠献；而声气相应的，又有正献陈公、忠肃虞公、刘公忠简、张公、胡公玉山、汪公梅溪、王公于湖、张公缙云、冯公无隐、张公，以及杜公莘老、查公元章、冯公图仲、李公德远，几乎数不胜数。后来接踵而起的，学问方面有朱、张二位先生，文章方面有周、洪诸位贤者，同时出现、交相辉映，也不止一人。大概是祖宗德泽的感应，加上山川风气的汇聚，恰好集中在这个时代。复斋王公出自中山故家，是李文肃的高足，受到张忠献的知遇，又同正献、忠肃等贤者交往。他亲眼接触到的是南渡诸贤，亲耳听到的是北方遗留下来的议论。他观摩学习，积累深厚，根基深远，所以发而为论奏谏诤之文，忠诚恳切，悲悯动人。比如首先说敌人一定会毁约，张忠献一定可以任用，俘虏一定不能遣返，张说一定不能掌管军队，这些都是别人难以说出的；推及其他文章，无论长篇短章，都精深华美而合乎法度。人们只看见他的风格气韵近似陶渊明、谢灵运，却不知道他怀念贤者、忧虑时世，蔼然有杜甫一饭不忘君王的心意。唉！这难道是一朝一夕模仿便能达到的吗？自周朝东迁以后，怀念旧都的人总要称道西方的人。孟子评论人物，也把重心归于北方的学问。西方是周朝文献遗存的所在，北方则保留着帝王教化风声的旧迹。所以我读王公的文章，又深受感动。王公的孙子王潭，过去任宁川令时，曾把王公的奏疏刻在县学中。如今他又任邵陵通判，便搜集王公平生诗作编为两集，分成十五卷，刻在治所寺院。前后刻书的费用，都是用自己的俸禄支付，并按惯例替那些不愿接受报酬的人刻印。他请我写序说明编刻的缘由，我对王公以前的言论和事迹大略有所听闻，不敢以自己有罪受过为辞推辞。钱氏《诗集传》序 古人借诗来表现志意的言论，见于《鲁论》《左传》以及子思、孟子等人的著作。它们同今天作诗相比，在事实、文义、音韵、章句方面不相合的，大概有十分之六七。然而内容贯通融合，粗细相济，彼此配合、随事变化，简直不像出自他们自己的口中。大体说来，作者依据的是正当的性情，解说者要发明的也是性情的真实，并不拘泥于文辞。孔子、孟子去世以后，遗留下来的言论寥寥无几，又经历焚书禁籍，编本残缺、简册脱落，老师各持不同见解，传授各有不同。经过汉、魏、晋、隋，长久以来没有统一的说法。上位者想设法挽救，于是《尚书》保存孔氏传说，三《礼》遵守郑玄之说，研究《易》不推尊王弼的就不采纳，研究《春秋》只推重左丘明、杜预，研究《诗》专取毛传、郑笺。士人难道没有耳目心思，却不能凭自己的判断自信吗？于是宁可违背前代圣人不可刊改的经典，也不敢违背当时帝王所尊奉的传注。所谓传注，不过是千百家中的一个人而已，但一时的好尚便把它定为学者的准的。读书人讲求训诂，全部只服从传注的意思；违背它就说：‘这不是经书的旨意。’其他书尚且不能这样，何况是解释《诗》呢？《诗》专门依从毛传、郑笺，流传已经很久，舍弃它们确实没有可以尊奉的依据。不过其中也有浅薄、昏暗、拘泥、局促的说法，并不全是毛、郑的过错。序文从开头一句以下，都是历代讲经老师因文字而附会义理、穿凿附会的说法，却敢同经文并列流行，人们也不觉得奇怪。毛传简明平实，没有臆测之说，也不擅改文字；对于序文不加参与，仍足以保存旧闻，启发后来的贤者。到了郑玄，只相信序文，往往迁就迎合，又把三《礼》的说法附会进去。他对《诗》和《礼》虽然文字相同，解释却不同，已经不能完全自信；流传到后世，人们却都把他的说法推为不可改变的宗旨。到了本朝盛世，欧阳修、苏轼、程颢、程颐、张载等儒者才开始依据圣贤本意订正这些说法。人们知道后世老师不能完全相信，于是共同辨析序文，订正古音，破除擅改文字的谬误，排除专门之学的狭隘，各自有所安定、有所贡献。到了近世，吕祖谦汇集各家长处，保存不同版本；朱文公又恢复古经，以叶韵为依据。这样以后，‘兴观群怨’的作用，才可以通过吟咏和体会来学习，差不多不会再有遗憾了。永嘉钱公又删去讲经老师增益的说法，只保存序文开头一句，简约文字而申述旨意，每篇作一篇赞。凡旧说中涉及夸耀自己、讥讽君上、伤害风俗、败坏伦理的，都不予采取，题名为《钱氏集传》。另外又作诂释，体例类似《尔雅》，使人便于学习诵读。当初钱公奉命出使成都，曾拿这部书给我看。如今他的门人丁文伯黼出身做官，任庐陵守，将要刻板刊行，便请我题写序辞。唉！圣人的经典，就像王室一样。二牧、三监、九宗、五正，应当同心协力，排斥不合正道的说法，以周朝的法度来规范它。即使国家像《匪风》《下泉》所写那样衰弱，只要有这样的志向，仍足以维系人心。何况有大人物作为藩屏，实际关系到王业的大计呢？我担心自己不能参与此事，怎么敢推辞？钱公名文子，字文季，永嘉人。早年以通晓经书砥砺志向，在学校中很有声望。官至宗正少卿，学术和品行都受到士人的推崇。罗文恭公奏议序 文恭公的奏疏，我的朋友刘平国已经替公的儿子罗愚叙述了编集的缘由，又请我进一步阐发其意义。我曾考察文恭公的仕历，他从馆学做到枢密府官职，只有十多年；但论奏有一百多篇，其中十大义理光明显著，甚至有牵衣挽留、排闼直入、号哭跟随的事情。唉！这种拳拳之心，究竟是谁使他产生的呢？心是人的神明，对于是非邪正的辨别，明白得像黑白一样，不能容许自己欺骗自己。古代君子，对上不敢欺骗君主，所知道的没有不说；对下不忍欺骗百姓，所知道的没有不去做。这难道是有所企图才这样吗？只是为了奉养自己的本心罢了。奉养自己的本心，就是奉事上天。反复读到淳熙年间培育人才的盛况，差不多可以看见这种精神了。差不多可以看见这种精神了。

译游诚之《默斋集》序 起初，游勉之收集他伯父默斋的文集，请后溪刘公作序，但还没有来得及编次。第二年，按类别分卷刻板刊行，让我续写序文。我反复熟读了好几天，感叹其中的诗清新而合乎法度，论事明辨而端正，记事、述怀、赠送一类的文章，能贯通融合粗细事物，即使仓促之间也都合于义理。大体说来，内在是尽力表达自己的志向，外在是希望对人有益，不像世人那样夸耀奇异、炫弄技巧，只求哗众取宠、争妍斗巧。于是释然叹道：‘文章啊，文章！它的根基在于气质，由志向决定，由学问成就吗？人的性情寄寓在气质之中，气质有柔有刚，这是阴阳的根本分别。而柔刚之中又有正有偏，威仪和文辞的不同，通常必定由此而来。古人所谓明白清晰而无所疑惑、宽裕有余而不迫促，根源若是如此，表现出来就一定无法掩盖。然而气质由志向决定，志向不立，气质也会随之；志向由学问成就，学问不讲明，志向又怎么能够树立？所以威仪文辞，是古人用来建立诚意、安定命运的东西，没有比它们更重要的了。’默斋的气质沉静笃实，而且早年就立定志向，因此知道怎样厚实自身。何况又得到一代大儒执经亲自教授；他如果不是无话可说，一旦开口，便能把粗细事物、仓促之际都贯通到义理之中。假使再给他一些年岁，使他的学问得以施用于世，他的成就一定不止于这部文集。总共若干卷，如今在某处重新刻印。番阳王养正《双岩集》序 我从李微之、贯之、成之兄弟那里听说，番地有一位隐居的君子，号双岩先生，王公以训导品行、勤学谨慎著名于州里，见闻广博而意志坚强，观察精密而实践笃实，我非常仰慕他。但我出生得晚，来不及同他交往。王公去世三十年后，我任职太史氏，他的儿子与权来任秘书郎，我才得以看到王公所作的文章。那些文章如利剑快斧在缝隙中运行般锐利，又如大玉拱璧发出温润光彩般纯粹。他一生所经历的事情，往往坎坷而少有成就；虽然两次参加礼部考试，却始终没有得到尺寸之地来施行自己的学问。然而他在义理方面的修养，直到头发花白也没有改变，常常把余力发挥到文章技艺中。往往从一件事物的细微处、一个虫鱼的琐小处推究，探寻治乱变化的根源；又收敛起来考察消长进退的时机，其中有许多是前人没有阐发的。唉！世上凭才华观看人的言语文章、彼此竞相夸耀的人从来不缺。年纪盛、气力强、地位通达、志愿得意时，便凭借天资的优长，在文章议论之间自我表现；他们对义理纵然没有真正所得，却能凭一点小聪明偶尔迎合时尚而获得一次机会。年岁流逝，时运不再等待自己，便憔悴失意，渐渐走向枯槁；先前所谓偶然得到的机会，也将无人知道它去了哪里。既然如此，那么处境越困穷志气越坚定，年纪越老气概越壮盛，像双岩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因为有根本上的才能才能如此吗？双岩名防，字养正。他的两个儿子叫与权、遇，都凭儒学成就事业，善人的福报，大概可以在这里看到了。陈少阳文集序 我曾同李忠定的孙子李大有交友，得到他家刻印的《陈公少阳文集》。原有刻本编次已经很详尽，如今又得到三山孙遇正凤所辑的本子，更加详备了。唉！自从我朝建立以来，像刘仲偃、傅公晦、张德祥、霍安国、李清卿、唐元任诸位贤者，都是著名的死节之臣。其次如蒋兴祖、张确、朱昭、郭许、朱友恭等人，都不肯苟且偷生。再次则有人忍辱求生于仇敌之中，最后仍能自我昭明。这三类虽然不同，归根到底都是保全了自身的义理。至于平日不参与荣华俸禄，危急时又不任职当权，却屡屡陈述国家大计，接连抗拒巨奸，至死不改，像陈公、欧公二位贤者那样，则是常人更难做到的。《大过》卦的爻辞说：‘涉水过深而淹没头顶，凶，但没有灾咎。’这是说事情本身凶险，而在义理上却无过错。既然如此，宁可像陈公、欧公那样不幸，也不要像童贯、蔡京、汪伯彦、黄潜善那样侥幸得势。孙君遇一向号称见闻广博，又曾经防守淮楚、客居京口，拜访过陈公的故里，对陈公的言论事迹了解得很详细。他为陈公编订谱系，又把思陵前后的诏制、群臣的奏陈、前辈的题识，以及范传、李记等文章，分别列入各篇卷帙。这不只是彰显国家培育人才的功绩，也是为了彰明祖宗能够悔过的美意。全书共若干卷。

译赵钥夫《宗藩文类》序 古代对待同姓宗族，设置宗法来统摄他们。以继承太祖的一支为大宗，以继承高祖的一支为小宗。大宗一支，小宗四支；其中有嫡子只能侍奉宗子，有嫡子不能成为嫡孙，有公子、公孙不能奉祖、祢为始祖。先君有并非同宗的别子，不能成为后嗣；有正体却不能传重，有传重却不是正体。宗法的统属关系就是如此。又设置宗庙来排列尊卑，太祖庙和三昭三穆共七庙，子孙也据此排列。有事于太庙时，所有昭、穆都在场。举行旅酬、赐爵礼时，昭与昭按长幼排序，穆与穆按长幼排序。在其他宗庙祭祀时，内宾和宗妇也各按伦理次序排列。若有哭临之事，同姓的人聚于宗庙，同宗的人聚于祖庙，同族的人聚于祢庙。宗庙中的次序就是如此。又设置氏族来区别族属。大概以太祖的姓为正姓，以高祖的姓为庶姓。庶姓在上代区别开来，亲疏在下代逐渐分散，于是用氏来区分，用族来联合。有的以王父的字为氏，有的以公子、公叔为氏，有的以父亲的母弟按伯仲叔季为氏。他们的族，有的依据先祖的谥号，有的依据世代功勋，有的依据君主所赐之名。区分的方法就是如此。又给他们设置国邑让他们居住。从王子、同母弟以下，按亲疏递减，甸、稍、县、疆的采地，都设有公邑。若有功德，便在王畿以外分封土地、赐给茅土，列入五等诸侯。有的又从侯伯中入朝成为卿士，安置他们的方法也如此。然而如果不设立老师教导他们，不阐明善道来培养他们，那么这些安排究竟会怎样，也就不得而知了。在瞽宗学习诵读和琴瑟，在东序讲论经义，在成均观察道德，在王宫考察得失，没有一刻不是学习。在泽宫练习射箭，在宗庙辅助祭祀，在寝宫举行燕礼并按年长者排序，用俊士、造士来亲近培养他们，在公族、公路中实行这些教育，没有一件事不是学习。用宗法统摄他们，分配便有制度；用宗庙排列他们，亲疏便有等级；用姓氏联系他们，宗族便有区别；用国邑安置他们，才能便有施展。所有这些无不是教育。又一定使他们朝夕都有观摩，行动休息都有教养，那么他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便不会像十六才子、周公、召公、毛公、原公那样的人才都不可再得。夏、殷自禹、契直到杞、宋灭亡，周自后稷直到春秋末年，总共都享有国祚二千多年。根本宏大，枝叶茂盛；即使有昏乱的君王，也还依靠藩屏而使国祚长久。尊敬宗族、收摄族人的制度，难道不是明白的成效吗？自周朝末年起，有人厌恶猜忌、害怕宗室逼近，亲手剪除同类，使根本失去荫庇而陷入孤危，这种情形没有哪一代没有。汉初吸取秦朝的教训，晋初开始创建，魏、唐初又鉴于隋朝的覆亡，似乎都知道应当尊崇宗室。然而他们只是从利害上考虑，并没有真诚深远的打算，所以封疆超过制度，教育抚养没有法则；不是骄奢放纵而自取灭亡，就是僭越逾制而覆亡国家。于是，生为帝王后裔的人，反而把收敛声名、远离权势、隐藏光彩作为保身的良策。世人所称的贤者，不过是蓄意钻研经术、寄情诗文；至于同姓的卿大夫，与国家共同承担祸福，反而好像不在他们的知识范围之内。唉！相承到这种地步，也太不加思考了。本朝厚待伦理亲族的用意，已经不是前代所能相比。到了裕陵以后，又增加教育和选举的制度，文武人才纷纷出现。那些考中进士、被选为词学举、童子科的人，仍然只是凭辞章技艺获得称誉。三百年间，宗族姓氏兴盛，达到二万数千人。朝廷内有宰辅、侍从，地方外有监、牧、守、宰，为国家建立功业、使百姓蒙受恩德的人，历代都不缺。唉！《菁莪》《丰芑》所积累的培育人才之恩，《裳华》《棣鄂》所引发的亲亲之情，竟达到如此地步，更何况它的繁衍还没有止境呢？诸王孙赵钥夫认为不可没有传记，于是取历朝尊敬亲族、重视根本的事迹，以及士大夫铺陈盛德、宣扬美善的文章，刻成巨编，命名为《宗藩文类》，请我作序。这部书的编纂缘由虽然如此，编次中或许还有缺漏，但大的方面已经齐备于此，因此我不敢推辞。《古今考》序 我在渠阳山中，闲暇时编校经书传注。两汉诸儒距离古代还不算远，却已经不能完全认识三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凡是冕服、车旗一类的事物，都以叔孙通所制定的汉代礼仪制度为依据。他们凭臆测推定的东西，如果没有名称可称，就说‘大概像今天的某种器物’。但孔安国、贾逵等儒者为这些经文作疏解时，又说距离汉代已经很久，即使汉代的制度也无法考察。于是我感叹，三代遗制开始在周末改变，在秦汉时大大毁坏，到魏晋以后便完全亡失。即使名物称谓、字义和音释，也很少有保存下来的。因此使经生学士白头穷究经书，却困顿在训诂和占毕这些末节上，有人终其一生也不能完全了解。唉！这是谁的过错呢？《解》卦的爻辞说：‘没有所往而返回，吉；有所往，早去则吉。’汉朝承接秦朝的弊端，重大祸患既已解除，这就是没有所往；但它不明白及时返回、及时前往的告诫，只能随着时代、迁就事务，仿效秦汉以后的规制。贾谊所说‘建立长久安定的形势，成就长久治理的事业’，大概是想及时确定制度，完全恢复三代旧制，为万世太平作打算。然而当时的君臣不足以明白这一点。到了董仲舒、王吉，距离古制便越来越远、越来越疏了。大概从此以后，人情习惯于简陋，古代制度也越来越无法考察。姑且就汉代史事，随着文字逐条辨析考证，写成《古今考》。《鹤山集》卷五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五十五，宋魏了翁撰序

译止止先生宇文公集序 我过去读书时，太史氏有《裕陵实录》。这部书开始在元祐、绍圣年间成书，命曾布等人重修。后来进呈旧本，用墨笔增入，用朱笔删去，用黄笔书写。曲水令宇文某上书而没有得到答复，于是辞去职务回乡，并且记下司马公的话：‘志向不能实行时，把俸禄官位看得像锱铢一样轻；道路不同，便把富贵看得像泥土草芥一样。’如今在宇文某身上看到了这句话。他一共写了二千二百多字，全部被黄笔覆盖，再没有留下任何字。曾布等人也说这部书必定不能再流传，而这个人也终于默默无闻了。然而宣和年间，前代史书又重新出现；中兴以后，正论更加显著。大概世上那些作假欺骗的人，不害怕天命，也不顾惜人们的议论，却唯独对史册还有所畏惧。然而最终仍有无法掩盖的事情。我曾读《春秋传》，读到周定王的事情，为之长叹。周定王曾私下贿赂巩伯，又让使者告诉他说：‘不合礼制，不要记入史册。’他大概自知此事不对，不想让它登载在典籍中，本以为天下后世不至于知道；然而传记所记，到今天也没有泯灭，连同周定王的私下言语也一并记载下来。诸侯的事情，德、刑、礼、义，无不记录，何况王室呢？人心的动作，哪怕隐微潜伏，也没有不显形的，何况史册呢？中允的官位不过是百里小邑，中允的年纪还不到六十岁。他居住的地方远离中原，做官的地方又邻近羌夷，却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进言从不求回报；到了壮年，便辞去官职退隐归乡。他在父亲、老师和乡里之间生活了十五年，声名震动京师；事情能够光耀史册的大人物、元老重臣，没有不赞美并乐于传说他的。既然如此，那些绍圣年间的史官，即使想用污秽来玷污自己，也不能对中允增加或减少一丝一毫。中允的五世孙夬午曾编集遗文，请我作序说明编纂缘由。我已经写完序文却去世了；二十年后，夬午的堂弟公谐又加以增补。共得到诗八百二十多首，合并杂著、书信、启文，总共编成二十二卷，以完成先前的请求。唉！程大夫父子、范忠文、司马文正、杨宣献、张宣公已经说过这些了，我还敢再措辞吗？姑且把从旧闻中得到的内容交给公谐，这也算是阻止人欲、扶助天理的一点帮助吧。《论语通释》序 勉斋黄直卿把朱文公的三部书合编为《论语通释》。我的朋友复斋陈师宓叙述了编纂缘由，张敏又把它刻在潭州湘乡的涟溪。起初我从萧定夫那里得到善本，带回乡里；乡人赵心传请求刻版，使学者有幸得到它，又请我进一步阐发其意义。唉！这部书得以流传，士人得到它便能增加知识和思虑，更加勉励自己所学，这是士人的幸运。可是论说流传得越广，士人越可能窃取其中的说法来骗取利禄，却在行为上毫无听闻，这是我的忧虑。唉！学习的人难道不也应该知道选择什么吗？《伊洛渊源录》序 乡人张寅臣已经刊刻《伊洛渊源录》，请求我写一句话。我当时刚从端州返回邛州，没有空暇答应。恰好邵阳守李侯【原文缺字】谦，把我过去替周敦颐、二程等儒者请求改换谥号，以及以前所作的祠堂记刻成一编，刻好后寄给我。我拿起来交还给他说：‘我想说的话都在这里了。’寅臣请求我说明这番话的意思，我感慨地说：‘这很难说。士人忧虑书籍不够广博，言辞不够丰富，却不知道书越广博，反而可能使废弃学问者失去深沉的思考；言辞越繁多，反而可能失去古人聚合、融会义理的精神。既然如此，这部《录》难道不是学者的幸运吗？’《易》的卦象说：‘天在山中，大畜。君子据此多多记取前人的言论和事迹，以积蓄自己的德行。’学习的人如果真能体会‘天在山中’的卦象，知道广泛记取言论和事迹，是为了回头观察自己、反省自己，蕴蓄真实、含藏美德，作为光明日新的根本，而不是用来资助一张四寸长的嘴巴，那么这部书的流传，差不多就会有所益处了吧？裴及卿《史汉四纪》序 我过去被贬到靖地时，临川裴及卿寄居武冈，把他为欧阳先生诗作的注本交给我，请我作序。后来裴及卿沿江入蜀，我也遇到恩赦回到故乡。一天他来拜访我，拿出《史汉四纪》给我看：把楚隐尊为义帝，删去叛逆的《吕后本纪》，又把两位少帝列入孺子婴与孝平帝、光武帝之间。我对他说：‘所谓本纪，是用来完整记载一年的事情的，就像十二次有二十八宿中的斗宿、牛宿一样。秦朝的国祚还没有结束，天下仍然属于赵氏，楚隐怎么能列为本纪？汉高帝亲自在轵道接受秦王投降，那一年项籍改立诸侯为王，诸侯都以这一年纪年，所以汉王元年的称呼不能改变。如果要等义帝死后才开始汉朝，那么汉朝就无法正确确定自己的开端。’及卿说：‘您的话说得好。虽然如此，秦朝的灭亡，是陈涉首先倡导的；鲁仲连不肯让秦称帝，百代之后听说这件事的人尚且会奋发，何况陈涉本人呢？汉高帝采纳董公一句话，项籍弑君的罪行才开始大白于天下，这就是汉朝取得天下的根本。把楚国尊为义帝，不也可以吗？’至于把少帝、孺子婴列入本纪，也是为了让后世知道，太后和权臣的专制不能凭借威势劫持天命的正统；即使汉文帝贤明，却对少帝缺乏恩义，君子也不赞同。这部书的写作，难道不是差不多可以扶助天理、端正人心吗？我认为他的话对世道有益，于是记录这次问答，作为《四纪》序。裴及卿《汉注拾遗》序 隋唐时期为班固史书作注的学士不止一人，如今还能见到的，只有颜师古所汇集的三十五家；姚察、沈遵、李善、颜游等人的著作，都已经泯灭失传，世间儒者没有不为此遗憾的。临川裴及卿作《汉注拾遗》，凡是史官记载前后失误的地方，字义有增衍、缺漏的异文，都加以编次；大的方面，如皇后立纪、外戚封王，必定明白辨析、详细说明，以端正人心。至于人物表九等的叙述有不恰当之处，《律历志》中黍、钧的数量有不协调之处，没有不搜求考察而归于正确的。对邕陵、康瓒等人以及先儒宋祁、刘敞所作的注释，他都加以纠正过失；下至一物的细微区别，如蛭、蚁、蜩、蝉、蛫、龟的辨别，也不敢忽略。及卿对于班固，可以说是劳苦功高了。及卿博览强记，善于著书，曾为欧阳先生的诗作补写《史》《汉》四纪，都请我为它们作序，如今又把这部书交给我。唉！嬴政任意改变古制，汉朝兴起后又不明白‘有所往，早去则吉’的训诫，三代以来的文献制度，竟没有留给后世足以考证的依据。我曾读这些书而愤慨叹息，于是考察六经，依据王法订正，写成一部书来说明古今的变化，使后人能够沿流溯源，还可以看见古代圣贤宏大的经法制度是怎样自然形成的。这个规划宏大广博，不是短时间内凭及卿的注释所能完成的。我因此再次有所感慨，已经写在篇首，又记下这些话来自我警戒勉励。

译计子真《训蒙正谬》序 自从师友之道缺失以后，士人习惯于卑陋之学，抛弃先民遗留下来的言论，沿袭近世的鄙俗说法，只要能够缀辑词章、哗众取宠、攫取荣誉，便说：‘学问做到这样就可以了。’同郡的计子真、计应孙却能够勤学好问，遇到事情便考订纠正，不肯随波逐流、迎合世俗嗜好；每年都有编纂辑录，把他的书命名为《训蒙正谬》，准备把它传给子孙。他的儿子衮臣、衣言、惟恪，闲暇时常拿给我看，并请我叙述编纂缘由。唉！书籍在秦朝末年开始散失，没有立即在汉初恢复；到了中古以后又受到湮没，老师各有不同见解，传授各有不同，保存下来的仅有十分之四五。魏晋以后，风俗流弊，士人离散，到了刘石之乱，礼乐衣冠全都不是先王旧制，书籍保存下来的只剩十分之二三了。既然如此，后世读书，也实在很难真正做到读书啊！如果子真广泛结交四方朋友，又把自己的所得同大人物、元老重臣反复商议考订，那么他所订正的谬误，应当不止这些。我抚着书卷长叹，写下这些话作为序首。杨少逸《不欺集》序 有人说：“崇尚辞章的人缺少风骨，崇尚气节的人困于辞令。”我认为不是这样。辞章虽然是末技，但根本出于性命，在气中发端于情感，最终归于道；不是没有根本的人所能做到的。况且诸葛孔明的忠诚热忱、陶元亮的清静退隐，也并不是靠文章来标榜自己。像表、辞一类文章，挥笔即成，脱口而出，不再有雕琢文饰的功夫，人们却说可以和训、诰、雅、颂相配，这难道是勉强就能做到的吗？唐代的辞章，称道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但柳宗元不如韩愈，元稹不如白居易，都是从大节上来考察的。苏文忠评论近世辞章的浮华靡弱，说没有比杨大年更甚的；但杨大年以文章著名，正是因为他忠诚清正、刚直明亮，大节可以考察，并不是把末技当作文道。眉山自从长苏公凭辞章自成一家，欧阳修、尹洙等诸公依靠他来改变文体，后来作者接连出现，人们知道苏氏是辞章的宗师；哪里知道他忠清鲠亮，面对生死利害而不改变操守，这才是苏氏所以能作文的根本。老圃杨公，年轻时即考中射策甲科，正直的声望、刚劲的气概震动当世，具有苏文忠遗留下来的风范。等到他任观察使、知州牧民时，风度品格清峻，多次奉诏而不入朝，年老也不等待规定的年限，逍遥徜徉于泉石之间，将近二十年，蜀人都尊崇他的风操。我出生得晚，却还来得及拜见杨公，又承蒙恩惠，同公的幼子、大理少卿叔正交游为友。叔正很像他的先人，在朝廷上正直敢言，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叔正去世后，公的几个孙子搜集老圃的遗文若干卷，刊刻在木版上，并请我作序。唉！世道衰微，风俗狭隘，以逐利自矜，以才智炫耀，把言语当作华饰，把富贵当作事业；想找一个像公这样超然于声名利禄之外的人，已经不可能了。如今读公退休以后的文章，尤其多有从容自得的意味。大概文章就是内心的声音。《易》说：“修饰文辞，建立诚信。”文辞不是容易做到的，正因为它可以用来立诚。公任官时，以“不欺”命名自己的堂，号称“不欺子”，那么他作文的根本已经在这里了；他的文章应当由此发扬显著，不是浮夸纤丽之作可以同日而语的。后来的读者，应当从这些文章中考察公的德行。公名虞仲，字少逸，是眉州青神人，晚年号老圃；他的出处经历，见于《不欺子自志》。《侯氏少陵诗注》序 黄鲁直公曾说，子美诗的妙处正在于“无意之意”。如果表面上无意而意蕴已经达到，不用《国风》《雅》《颂》来扩大其范围，不用《离骚》《九歌》来加深其内涵，怎么能够咀嚼它的意味，突然进入它的门径呢？所以让后生们自己去求取，所得才会深。每当我说，真正了解子美诗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鲁直，大概是因为子美胸怀抱负奇特，却生不逢时，只能用诗文陶冶抒写性情，不像那些词人才士拼缀青白、对偶成文来求工。子美常常辨析方域，记载土地物产和居民，却有些地方没有完全弄清；讥刺时政，品评人物，而诗的主人公又熟悉所读之诗，不能察觉其中深意。大概鲁直所说的“突然进入骚雅之门”，才是得到了诗的真义，单说它是“诗史”还不足以说明。眉山侯伯修，我曾和他同任僚属，听说他很擅长子美诗，为此作了笺释，却没有见到书稿。他的儿子伯升开始请我作序，因此写下这篇序。读过他的书，见其成就在诸家笺释之后，并且兼收众长、都能融会，以自己的见解加以裁断。子美的诗到这里，或许可以说没有什么遗憾了。然而，读这些诗的人如果拘泥于笺释，却不知道怎样自己探求、自己获得，那么鲁直会以此为耻，我也会以此为耻。侯公名仲震，绍熙元年进士，官做到绵州太守。《朱文公五书问答》序 我出生得晚，来不及到朱文公先生门下求学，却有幸结交他的高足，完全得到他的书，用来传给志同道合的人；今天蜀地流传的版本，大体就是这些。丹棱人史孟博字守文，连年东游，在旅舍中认识了赵季仁师恕，住了几个月，得到以前未见的书，于是除《本义》《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之外，又搜集当时问答的话编成一册。孟博将要把它刊刻在木版上，请我写几句话题在卷首。我为先生的书作序已经很多次了，但大多不是因为喜悦，而是因为忧虑。我并不是故意和别人不同，曾读苏文忠《记李氏山房》，他说秦汉以来书籍越来越多，学者却越来越苟且简略；又说书籍每天传播上万纸，而士人都束置书籍不看，空谈没有根基。这并不是书籍的罪过：书籍日益增多，学说日益明白，聪明的人拾取浮泛的言说、游移的道理，就可以欺骗世人，不必深入体会、切实履行；钱财多的人广泛采集、兼收并蓄，就可以编缀文章，不必穷尽搜求、广泛考证。如今先生的书遍布天下，而他的道却没有流传，我的忧虑难道不确实吗？虽然如此，也不能因此概括当今世道；请把这些话写在卷首，和志同道合的人彼此警戒。

译《止堂训蒙》序 上天赋予人的道理，人从上天承受的本性，帝王所以树立天下准则，圣贤所以相互传承的道理，都画在《易》中，写在《书》中，歌咏在《三百篇》中，由《春秋》加以褒贬裁定，在《三礼》中形成礼节文制，并通过孔子、孟子遗留下来的编籍来辨难解疑、问答论说。像风雨霜露、日月星辰、山川一样，这些精微的义理和至高的教诲，对人没有什么隐藏的。然而自秦汉以来，世道败坏，民心离散，宗旨失传，言语湮没。到了本朝，伟大人物相继出现，穷究仁义的奥秘，阐发阴阳的深微；但若反过来从日常饮食的近处、宫廷屋漏的实际中观察并简约取用，却不出于家人父子的切近关系。日常饮食的质实，看似遥远其实切近，看似不同其实本是一体，并不像异端小道那样只有空话而没有实际。朱熹、张栻的著作，老师传授、朋友研习，讲解贯通得更加严密；然而它们散见在各种书册中，浩大如海。直到彭公写成这部《训蒙》之书，询问经文、考察传注，押韵联句、组织文辞，以便学士学习诵读。我最初从公的儿子钦那里得到此书，它大概汇合了六经之学，积聚了各种德行。公的幼子铉拿校订本来读，对它更加喜爱，玩味得更加熟悉。他出仕后任泸州知州，想到要扶助世道、改善风俗，从这部书中取用的，恐怕不止这些。于是把它刊刻在州府，等待世上那些懂得言语、懂得德行的人来阅读。唉！这正是成就圣贤事业的功劳，不要只把它看作一部训蒙之书。龙集执徐之年，辰会大火之宿，临邛魏某书写于州学的学舍。《致堂先生胡公斐然集》序 长沙吴德夫曾私下对我说，胡仲明的学业和品行是世人的楷模，他编成一部书，名为《斐然集》，把它交给我说：“请你替我在蜀地刊行。”我记住了此事，没有忘记。后来我任广汉太守，准备把它刊刻，或有人对其中议论服制的一件事表示怀疑，长期不能决定。过了二十七年，我从南方调任回来，起家渡泸，叙州太守冯侯邦佐已经把它刊刻在州府，来请我写一篇话置于卷首。我又取来仔细重读。公从太学序中就已经深深非议王氏专门崇尚关洛诸儒的学说；宣和三年考中进士，任西京国子监教授，和忠献张公一同被荐召入校书中。靖康改元，金人大举入侵，他和张公一起主持京城方面的防守抵御，情况十分详尽。京城解围后，才得以回荆潭探望父母。建炎中兴，首先以记注之职召回，极力陈述半年中三道诏书的不同；其次论述七件大事、六项条款的利害，娓娓说了数万字，主张一定要停止和议、任用君子、斥退小人、明确赏罚、巩固宗族根本、建立藩辅、选择良吏、讨伐盗贼。大体上，他认为监、耿、李、汪、黄等人误国的情况不可再犯，进谏讥切皇上，往往有敌人以下的人都难以忍受的话。高宗皇帝因他不善于察言观色而令其奉祠闲居，但始终没有忘记他。高宗迁都钱塘以后，又下令任用他掌记注。他首先论述四维不张，只知追逐利益：利益在粘罕一方，就想解除怨恨来取悦他的心；利益在刘豫一方，就想同邻国交好来沟通关系。文定公屡次称赞他深得敷奏的体制。张公以右相身份视察军队时，曾商议派遣使者，胡公极力辩说阻止，恳切到说堂堂天朝竟然相率成为北国的陪臣。这大概比胡公邦衡后来所上的奏疏还要严厉。胡公兼任春卿并掌管诏令，像追废王安石配享孔庙、追贬章惇和蔡京诬陷宣仁后的罪行，以及褒扬表彰谏臣等事，宏大典雅的文章，大多由公起草。等到赵鼎、张浚离职而秦桧再次任相，公被远远流徙到炎荒之地，几乎陷入秦桧罗织的“五十三家”之狱。到秦桧死后，才恢复官职、返回故里。考察他一生任重道远、至死不改的操守，实在是文定公造就了他；父亲仁仲在家庭中教导他，弟弟在家庭中讲论学问，也确实如此。至于他撰述《崇正辨》来辟斥异端，编纂《伊洛绪言》来阐明正学，撰写《论语说》来说明孔门传授的本心，刊刻《读史管见》来揭示《资治通鉴》数千百年褒贬的真实意旨，最后作《诸葛武侯传》来寄托自己讨伐盗贼、兴复汉室的初衷。公从宣和、靖康、建炎、绍兴四十年间，虽然颠沛流离、遭受百般灾难，却始终坚持同一个主张，用来扶持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三纲；难道不能说他对这个世道有很大的功劳吗？因此辅佐公的事业，请把其中有关世道人教的内容摘录出来，写在这篇序中。《杨伯昌浩斋集》序 皇上刚开始亲理政事时，下诏让近臣举荐贤能、有才识的人。我当时任待罪柱下史，答复并宣扬皇帝的明诏，共举荐了五个人：杨伯昌，字子谟；陈思，字伏宓，字徐崇甫；侨李敬，字子燔；刘平国，字宰。他们都经明德备、守道不移，行为足以做世人的老师，却被权臣排斥而不能施展。不久他们都被召用，但五人坚决卧居不起。然而人们都说这次举荐是当时最优秀的选择。那时杨公已经隐居几十年，在乡校讲学，惩恶劝善、表率风俗。我后来因上书议论政事而被调任靖州、尚冀等地，高宗庙社神灵保佑我向西返回，或许还能跟随杨公交游。他的孤子仁举不远数千里，忽然来请我作墓志铭。我惊痛哀悼了好几天。几年后我起家任泸州知州，仁举又搜集公的论著，请我写一篇话放在卷首。我曾读衡山胡子告诫张宣公的话，说颜子有了不善，没有不知道的，这是因为穷究事物的人才能知道；知道以后从不再做，这是因为居于仁的人才能做到。张子得到这个道理，服膺实行了一生。杨公虽没有来得及登张子的门求学，但他的师友渊源确实来自张子，所以他关于知行相互发明的议论，常常讽诵道理，说明出处进退，卓然不移；看待世间的富贵利达，没有一样足以动摇他的心。唉，公啊，他大概接近于明智而勇敢的人了吧！学者称他为浩斋先生而不直呼其名。如今他的文集名为《浩斋退稿》，共四十卷。《注黄诗外集》序 邓公立为黄公的诗作注，前面有刘氏、后面有李氏作序，已经写过识语；他的儿子震龙又来请我申说其中意义，我实在无话可说了。我曾读《三礼》，在生子礼中说“诗负于祝嘏”，又说“诗怀”，才知道“诗”这个字的意义是承接。感情在内心发动，用语言来承接它，所以叫作诗，并不是有一丝一毫造作的技巧。可是后世反而把编纂言语、比附事实当作本领，每一个字都一定谨慎考察出处，这就是诗注不能废止的原因。姑且记下这番说法，以说明世道的升降。《鹤山集》卷五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五十六，宋魏了翁撰序

译《攻媿楼宣献公文集》序 今天所说的“文”，就是古人所说的“辞”。古人从文辞来了解内心，所以从文章有时惭愧、有时偏曲、有时欺骗、有时屈服，就能知道他的疑惑背叛，知道他诬陷善人和失去操守；从文章有时谄曲、有时淫荡、有时邪僻、有时逃避，就能知道他的蒙蔽陷害，知道他已经离道而困穷。文辞根源于气，气受命于志，志建立于学。气的厚薄、志的大小、学问的精纯驳杂，都会使文辞的险峻平易、正当邪僻随之而变，就像声音可以通达政事，又像龟蓍接受天命；内心积累的东西表现于外，确实不可能掩盖。四明楼宣献公很早就以著名进士出身，三朝的大典多出自公手。天下人称说他博闻强记、长于辞章，却不知道他反躬内省的地方，并不在崇尚文辞，而在于不断攻治自己的惭愧。他的诗说：“曾参因为知道自己有病而得以免祸，于是使人看见手脚，哪里知道临死换席，关键正在这一点。”后人如果能够不断从内心攻治自己，知道义理没有穷尽，而一丝一毫都不可以惭愧，那么胸怀就浩大充塞天地之间，无忧无惧，文章的根本也就建立了。我出生得晚，虽不能拿着书册跟随公学习，但在淳熙、泰禧年间曾在朝廷任职。那时奸邪的韩氏还窃据政权，逐渐悔悟以前的错误，把庆元年间被贬黜的士人几乎都收罗回来。像宣献公这样的高尚风操，尤其值得取法；直到后来追忆旧日题写在苏帖上的诗，仍常常讽诵，以寄托怀念贤人的心意。可是公在十三年间，始终没有一句话进入京城，直到韩氏败亡。公对自己的惭愧加以攻治，并不是随便说说，而是真心体会并亲身实行。古人说，光明显著的人没有疑惑，从容自得的人心中有余裕。以公的修养达到这样的境界，那么他挥笔脱口写出的文章，公平平坦、平易自然、明白流畅、深厚悠长，也是理所当然的。公的儿子□【之纯切，涉也】曾和我同为舍郎，端正安静而敏于学习，年轻时侍奉公左右，熟悉公的言行；曾搜集并刊刻公的遗文，共得一百二十卷。他去世后，他的弟弟治嘱托我题写卷首。适逢我获罪迁往靖州，过了十二年，□的儿子杓任南康太守，而我恰好到了庐阜。杓于是说：“当年叔父请您作序，正是我先人的遗志，难道不能再次请您吗？”我想到公一生的事迹，已有袁正献为他撰写行状、刘文节为他撰写墓志铭，哪里还需要以我的话来纪念？但又不能始终推辞，于是叙述他作文的根本，回复给他的孝子慈孙。《吴彩鸾唐韵》后序 “韵略”这个名称，大概是说各个韵部都有界限和条略。“韵”字从音从员，“略”字从田从各，都是一部分表示意义、一部分表示声音，这就是它的大概原则。这部书号称《唐韵》，和今天所谓《韵略》，都是后人不了解原委而作成的。然而它把韵部分列在“一东”之下，注说“德红反，浊满口声”，从这里到“三十四乏”都是如此；在“二十八删”“二十九山”之后，接着列“三十先”“三十一仙”，上声、去声也是如此。可见它关于声音的道理、区分的方法，隐约表现在著述的外部形式中。现在作韵书的，既不记载声调的清浊，又把平声随意分为上下，自以“一先”“二仙”为下平的开头，不知道“先”字本来是从“真”字而来；学者由此不知其源流，只是随声附和，古人创始立意的根本就丢失了。这部书另列“赍”字为一部，注说“与陆相同”，如今却另有区别。那么今天的韵书依从陆本，怀疑这个本子才是正确的。今韵把“▯谈”放在“侵”后，把“升、蒸、登”放在“青”后；按照古代语音，三字应与今“男”字相叶、“音”字相叶、“祯”“仌”字相叶、“兵”字相叶，我怀疑今本在这里才是正确的。今本又把“药”“铎”移到“麦”“陌”“昔”之前，把“职”“德”放在“锡”“缉”之间。古代的“白”读作“薄”，“宅”读作“度”，“舄”读作“鹊”，“石”读作“勺”；“锡”“缉”和“职”“德”的声音最为接近。大概创始者多有疏略，而因袭沿用的版本反而容易精密；这些都是学者应当知道的，可是全天下竟没有人追问。我从巴州使君王清父那里得到这个本子，相传认为是吴彩鸾所书，虽没有明确证据，但结字丰茂优美，编册采用叶子样式，这确实无疑是唐人所写。它的音韵虽然与《易》《书》《诗》《左氏传》以及二汉以前的语音不完全相合，但世俗沿用已经很久，姑且就其中详细考察它的是非。至于孙愐、叔文的本子与今本相比，也有增加“书”字的地方，总的说来都应以这个本子为标准。

译《蔡文懿公百官公卿年表》序 古代王朝设有史官，掌管一切典章法令和文书事务。诸侯国有史官，只见于封康叔、封伯禽的记载，其他国家便无从考察。后来晋国有《乘》，秦国有《记》，鲁国有《史》，都是私人史书。这或许是在周朝东迁以后吧？史书的纲要以编年为根本，但周厉王以前，诸侯只有世系而没有年代。到了共和时期，各国才分别纪年。后来情况更加严重，竟不遵奉正朔，年历也越来越混乱。孔子依据鲁国史书修订《春秋》，用五始的文例加以绳正，是不得已而为之。到了战国以后，原来藏在周王室的诸侯国史书，又在秦火中荡然无存。司马子长搜罗散失的史料，创作纪、传、世家，自成一家之言；考虑到没有一个总纲来寄托经世的用意，于是作了年表。刘杳认识到这一点，说年表取法于周代的谱牒。崔鸿后来也仿照这种义例，撰成《十六国春秋》。可是自东汉、魏、晋七代以来，史书中的年表忽然缺失。只有本朝欧阳公修史，为唐、五代建立年表；司马公光又取宋朝建立以来的百官公卿作表，年代从建隆到治平。近世李公焘沿用文正公的旧作加以增修，写到靖康。这两部书也可以说相当完备了。而永嘉蔡公又从治平写到绍熙，不沿袭前人的旧作，另自编成一表。不仅近接文正公年表的编纂，也远承太史公作表的意旨。他的儿子范拿出这部书，请我写序说明作序的缘由。我曾冒昧认为，子长的年表意义宏大而深远，世上却很少有人知道。以刘知几那样博学通达的人，尚且说年表只是用来谱列年代爵位，那么其他人就更不知道了。近世只有吕成公独自认识到这一点，他的说法大概是：三代世表，以祖宗为经，以子孙为纬，用来显示五帝、三代都出自黄帝。十二诸侯表以下，详细列出诸侯，以世代为经，以国家为纬，用来显示亲疏关系彼此相辅。至于高祖功臣侯表以下，以国家为经，以年代为纬，那么异姓、同姓最初受封者的多少，后嗣兴盛或断绝，功臣外戚关系的厚薄，也都可以大略看出。姑且以惠帝、景帝时期受封的诸侯来说，大大小小共有九十多人。距离建元、太初年间以后才过了多久，而最初受封者的后裔大都已经亡国；因宰相功劳受封的只有一人，因边功受封的却有七十人，那么旧日功勋到这时哪里还剩下多少？而穷兵黩武的事情显露出来，分封宗室子弟的议论也就兴起了。《百官公卿表》采取古代史书遗留下来的方法，大事以君主为主，而公卿百官的升降附列在其中。一时君臣各自的职责，不增加一句评论，而得失自然显现。唉！像成公所说的那样，这才是子长年表的意义，难道只不过是记载谱牒、书写官名而已吗？自身困厄、道义不得施行，胸中郁结无法排遣，寄托在空言上，不如表现在实际行动中，来说明治乱得失的真实情况。这正是子长忠君爱国的心意，只是人们没有能够理解。班孟坚也是仅次于子长的人。他把异姓、同姓分作三表，已经没有认识到汉初同时任用宗室亲属和贤能之臣，也没有看出子长暗中寄托的褒贬之意。同姓侯王废弃以年代为经、国家为纬的体例，王子侯以下废弃以国家为经、年代为纬的体例，只能认出谱系，和世道变化没有关系。《百官表》仅仅记载沿革、任免罢黜，人的事情全都无从考察。只有《外戚恩泽侯表》稍微有一点深意，至于《古今人表》又错乱得太厉害了。写史实在困难啊！如今蔡公首先摘取大事附在年代之下，把熙宁、元丰、元祐、绍圣、崇宁、大观、政和、宣和等时期的政事作为经线，于是皇帝意旨的好恶、人才的消长都可以坐观而知。和只记任免而不写治乱的年表相比，当然大不相同。这不是深深领会古代史书的旨意，谁能做到这样？可惜中兴以后的一些大事还没有来得及记载。古人说，作史的人必须具备才、学、识三种长处；才和学固然不容易具备，有识尤其困难。因此我冒昧把从前听先儒说过的话写在卷首。公名防学，字行之，以明经科考为南省进士第一名，官做到礼部尚书，谥号文懿。年表共二十卷，《质疑》十卷。《通鉴纲目发明》序 我曾听先儒说，《通鉴》这部书虽然不是一年积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却因为有人议论新法，小人想借机中伤，于是便说书局的人贪图迎合皇帝、喜欢接受赏赐，因此急于成书。唉！君子不被世所容，竟到了这种地步。凭司马公笃实的学问和实践，以及刘氏、范氏诸贤清廉耿介的品格，本来没有丝毫可以指摘的地方，却还要罗织文饰来构陷他们；后来才知道实际上他们从未接受过什么，但也因此害怕谗言、远避诽谤。书中从唐到五代的内容，因期限紧迫，只来不及详细校订了。朱文公为它作《纲目》，完成了编纂，书法精密严正，纲举目张、条列分明，也几乎没有遗憾。尹君起莘又为它作《发明》，有人怀疑这是多余的，我认为不是。文公虽然把文正、文定所作《四书》的纲要括取成书，但实际上根本依据的是《春秋》的笔法，记载国统的离合，谨慎处理义例的正变，贯通事件和文辞的始终；这些还比较坦白易见。至于有些地方直书详述，却在称国、称名、书写死亡、书写诛杀等一字一句之间，不加褒贬而美恶自然显现，那么《发明》一书在这里就不可废止了。我因疾病疲惫，读尹君的书不能读完一卷，但曾经浏览过其中内容。三晋的事情，直接依据《史记》，写明它们是彼此推举而自立，实际上从未请示天子。曹操在汉末篡夺政权，实际上并不是因为畏惧名分和义理才不敢废掉汉室。至于书写汉、魏、晋、唐以来的乱臣贼子、奸后妖妃，推明文公秉持史法的意义，更令人凛然畏惧。这部书如果流行，就是《纲目》的忠臣。

译《游忠公仲鸿〈鉴虚集〉》序 嘉泰三年秋天，我被召入学省，途经汉嘉，才第一次认识游忠公。相处十多天，他历历向我讲述绍熙末年的事情，没有一次不欷歔感慨。十年后，我持节任职于公所居的地区，正遇上公去世，便作诗凭吊他。后来又因为公对宗庙有功，向先帝进言。等到我任潼川太守，得以结交公的儿子佀；除去馆舍事务的闲暇，便学习公的言论和行为。又过了十多年，我和佀同在朝廷任职，他有时拿公遗文的一编给我看，说：“我父亲忠公参与听闻国家大计的奏请，长久郁结而未能施行，这件事最初是先朝宗相忠定公提出的。配享清庙的典礼，长期受到压抑而未能实行，忠公当时极力赞成。如今宗相遗留下来的忠节已经昭白，那么我父亲忠公也将连带流传。我父亲如果有知，难道还会为自己的抱负未能伸展而悲伤吗？如今把他一生的论著刊刻编成一集，希望您写序说明缘由。”我想到忠公的大节，天子有诏书，礼官有议论，刘文节公父子为他作了记述，我的朋友李微之也为他作了传；他的事迹已经像日星一样垂耀、像银河一样明白，还哪里需要我的话呢？不过，他生前不得志，仅有少数事情勉强施行罢了。唉！假使您当年应试时不敢犯颜直谏，历仕各处又侧目逢迎，那么本人虽然身居显贵美好的职位，可是长久沉埋九泉之下，后世听到他的名字，仍将唾弃他，何况他的文章呢？他没有用那种人生来换取这种人生，所以能够流传而不和死亡一同泯灭，这是气节使然。您年轻时还来得及见到苏黄门，黄门说，假如您能见到他的兄长，当不会在“六君子”之下。当时与您交往的人，如唐子西、张芸叟，都恭敬地称许您。您的文章能够流传，虽不得志也如同得志，虽死也如同不死。了翁和您居住在不同的州，生时也未同处一世，却曾听闻您的风范，没有见过您的书。您的从孙运达跟随我游学已经很久，一天拿着您的一编文章，请我作序，准备再次刊刻木版来扩大流传。我认为公的文章本来足以不朽，还需要我作什么序呢？运达请求不止。我感念您的气节刚烈，不追究文章的实际功用而把流传寄托在文字上；又喜爱运达勤于学习、长于作文，他一定能够使您的文集更加昌盛流传。因此写下这篇序。嘉定壬午夏五月，临邛白鹤山人魏了翁作序。《鹤山集》卷五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五十七，宋魏了翁撰铭 《高才卿静庵铭》火以阳为根、阴为本，水以阴为根、阳为本；动与静互为根本，体与用由此彰明，周流贯通，没有迎接，也没有送往。落实到人身上，就是不要助长，也不要忘却。正当静的时候，万物已经孕育而阴阳未分，清静澄明而尚未发动，这就是所谓的“中”。到了发动的时候，都由这个内心的中发出，不求名誉，不求交游；你有病痛，我也有余痛。执着于静而求取静，反而没有真正的静；执着于动而观察，深处却自有一定之理。阳气向上就是艮卦，在下就是震卦；它显著或隐微，不是神明就不能使它明白。万物相对而立，道理本来就是这样。一定要先立体，用才有所施行。人生下来时本来是静的，性命受自上天；受到外物感动而发动，喜恶便表现出来。圣人以主静来树立人的最高准则，学者若不能守静，凭什么保全天理？冬至闭关，并不是一味隔绝外物所要达到的目的，而是在寂然之中体会天心，以认识和把握主宰。为什么只说敬呢？事物尚未交接时，存养本心而不改变；随着心念发动并施用于事物，本体仍然如常。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欺骗伏羲、文王。《计祖孟存耕堂铭》我的同乡计祖孟先生，内心端正安静，能够继承并光大他的家业，希望有所作为以遗留给子孙，于是采集古语，把堂命名为“存耕”，并请我作铭。铭文说：人凭一颗心，成就与天地相合的地位；心虚灵明彻，是万物变化汇聚之处。它起初是什么样的？有生命的都共同具备，不分疆界，不设畦畛，充满周遍而没有穷尽。稍有间隙却不加使用，就像那样光秃秃的，从来没有长成材木。为什么会萌发枝芽？只是日夜休息所积累的，若不足以保存，又怎能使后代富足？专一地运用它，使它持续存在而不丧失。既然要除去荼蓼等杂草，就不要让它们重新滋长。我耕作，我培土，众人并肩劳作而土地滋润。不是只限于今天，而是自古以来都十分盛大。不是仅仅使家庭兴盛，它的施行将会非常广大。凡是同处天地之间的人，都能在仓廪箱箧中得到收获；“存耕”的意义，最终就在这里。应当彰明这篇铭文，永远不厌倦地思考它。《何仲敏介轩铭》内心安静虚明，就能明察；正因为明察，所以能够通达。我从《豫卦》中观察到这一点：雷从地中发出，没有静止不是大地，没有震动不是雷。静而不执著于静，精神和气机才有开启。人处在运动之中，却把运动当作静止；在运动中观察运动，怎么能有一定之性？像石头那样坚定不移，这才是在自己的位置上止息。静达到极点便发动，充沛而不可阻挡。坤卦确立它的形体，石头象征它的质地。《豫》的意义之所以吉祥，正因为如此。它的吉祥在哪里？在于知道事物变化的细微征兆。怎样才能知道？以敬作为主宰。主宰之心不改变，动静便完全如一。称得上这样坚定的人，大概接近于道了吧？《牟节叟子才存斋铭》人的一颗心，虚灵、公正而广大，立于天地之间，以安顿广阔的宇宙。气化流行，阴阳、寒暑，各自有序并行，万物纷纷共同处于天地之间。有的飞，有的跃，有的散，有的聚，显现于外界。如果我不与外物发生感触，我面前便豁然呈现出本心，而且极其切近。饮食男女是日常习见之事，人们习惯了却不察觉，实行了却不显明，这就是不论显著或隐微、存在或不存在，都应当存养本心的道理。怎么办呢？以敬为主，不要预期，不要忘记，不要助长，也不要强行助成。只要立定本心，便能看见它；没有一件行动不与它相应。我并不是已经能够做到，只是曾经用心于这些话，恭敬地记述所听到的，来告诉节甫。《潼川于克实节甫不欺堂铭》不要说没有人知道，以为没有人看见我。人将要注视你，上帝实际上正在监临你。所以古人害怕做出无人看见的事，我谨慎地把这话告诉您。请努力践行这些话。《潼川运司新建怀咨堂铭》上天生养万民，群生并行奔竞，于是设置君主和老师，使众多士大夫、公卿、牧长各自明白职责；各级官员相互辅佐，维系四方，大小事务都得到举措，皇上的谋虑对此十分警惕。可怜远方的士人女子，你们的诚心没有得到接纳；那些郁结之情向谁申诉？所以命令使臣，替众人的忧患发出呼吁。礼乐的光辉，赫赫然载满道路。臣下拜伏叩首，荣耀不忘，忧惧也不忘。想到这些酬答，便更加忧虑：谁施行得当而得到治理，谁受蒙蔽而败坏？谁应当在后，谁应当在先？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无处申诉、尚未得到治理的人？谁是不善的人？不要轻慢我们的法度。我从早到晚都思考这些，希望不至于错失、受到侮辱。于是考察、咨询、衡量，无论任官还是居处，无论城邑还是郊野，都以忠信相待；内心怀有疑虑却不咨询，也实在固执。咨询如果问错了人，就像让明眼人去问瞎子一样明显。既然怀疑，既然咨询，就不应留下任何可知而未问的事。早晨把这些从心中发出，晚上便把它们振作推行。王者的恩泽和国家的法度，在下位得到光辉。哪里只是使臣获得美名？看看那些沾沾自喜的人，只会夸耀宠爱和利益。县里疲惫于弓弩，郡中躲避绣斧，这只是用来夸耀显赫罢了。即使童子和幼儿也被派来役使，我不才，曾经奉行这些话，于是把它题名在这座堂上。只是想到居处之地，以为没有人看见我；上帝正在监临你。《潼川府新城铭》嘉定十二年春，眉山李侯奉命镇守潼、夏。四月庚午，兴元禁军发生叛乱，攻打批利、阆，袭击果、遂，准备窥伺潼川。永嘉曹君奉使巡按刑狱，积极整备守御以等待敌人。李侯听到变乱，迅速赶赴那里。接掌州政以后，更大力整修武备，威名声势震慑境外，贼兵没有进入州境。秋七月庚子，贼兵被平定。于是修建州治城墙和城壕，并且包入牛峰，迁移西溪，以作长久的谋划。有人送来图纸，嘱托临邛人魏了翁作铭。铭文说：

译从前百姓密集地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君主承受上天之命，安抚九州，筹划政事、树立准则，陈列轨道、设置法度，依据天险，按等级威仪来安排秩序，依照地势的便利，开沟筑封来巩固防御；还担心人们有欲望而不能彼此保全聚集，于是用弓箭防备离散，用门柝防备意外，使居处没有危害而祸患有防御，然后礼义教化才能错落施行于我们的谋略，使你们得到引导、得到安抚。我为你们呼吁疾苦，于是竭尽我的忧苦；然而这番诚意没有得到接纳。世道败坏，伦理崩解，大纲既已丧失，众多细目也随之腐坏。愚昧的百姓，没有人来抚慰你们；上位者依仗强盛，下面便怨恨愤怒；上位者安于软弱，下面便违抗拒绝。到了末世，枝末大于根本，事情无法举措。有圣明真人出现，审慎处理防御之事，各镇归附朝廷，朝廷士绅出任外官；如同树干统摄枝条，如同小腿跟随大腿。事权虽然被削弱，财力仍旧存在。太平日久，百姓像归巢的野兽一样偃息武备；淮盗、濮寇、西戎、北虏乘隙窥伺虚弱，张扬骄横、加以侮辱。当时群公为郡国忧虑，然而还拥有城郭和军队。后来从金陵开始，读《周官》，错误地削减民众财力来保护中央，郡中几乎没有余财，百姓没有积存的赋税，哪里还顾得上防乱、未雨绸缪、撤土修城？何况中兴以后，张开的弓还未放松，国家沉溺于和议，财力耗费于贿赂；城墙坏了不修，军籍空缺也不顾。即使遇到小股盗贼、瓮中之蠛、井中的鲋鱼般的微小祸患，那些边疆大臣也无处申诉。防守、负重、携带妻子儿女在道路上奔波的人，尚且肯在狄人灾难中拼死效命而不离去；士人依靠平常的心志，不把城池当作唯一屏障。何况放弃平常的守备，在平原楚地、蜀地的巨大屏障中，如益州、梓州地区，城池长期不修，已经经历多年。近来因为创伤和灾难，才开始商议修筑城墙。梓州并不是没有城，只是全都毁坏在水边；从侯吴侯、王侯、沈侯、许侯，到元丰至今，功绩也很显著，但人心不一致，前人修建，后人又加以阻挠，有时修，有时废止，没有完成，也没有穷尽。何况城南高峻，牛首山像薄板一样可以登上，又像俯身就能取物；当时太平安宁，没有看见它的祸患，突然有战事，就把权柄拱手交给敌人。勤谨的李侯对此十分忧虑。此时节度使们同心协力、互相友爱，于是宣布扩大工程，审察土质厚薄，上报工期，均分守地；于是救治、修筑，削平、砌垒，清除西面的险阻。那座大山丘像洗涤过的天帝祭牲，又像排列的星辰；南面有城门，高耸如登上祭器；西面有溪流，曲折如篆书籀文。人们说这是什么，私下互相谈论：这是我们的城，这是我们的池，它们将同山岳一样长久。我们这些牧守和监司，使城池与寿命相并；还要让后人永远记住创业的艰难。别人有善行，就像自己拥有一样；在城池尚未毁坏时先加以防备，在变乱尚未发生时先产生警惧。不要生出战乱之心，不要抛弃已经成就的事业而仗恃简陋。这篇铭文永不磨灭，用来使你的后代获得福善。《嘉定府延祥观钟铭》二与五的运行之数，表现为五声；疏密相互补济，缓急相互成就。人处在天地之间，禀受气而获得形体，大概和声律同出一源，所以铸造大钟来统领八音，早晚听它，使内心和平，这就叫与天相合。它不是石头，也不是金属；音乐废弃、礼制毁坏，声音消失、乐器沉没，二氏的宫观，到如今仅仅保存下来。制度虽然违背古代，所发出的声音也很深沉；还请敬慎听取，后帝正在监临你。《高斯谋壮礼堂铭》我的侄子高斯谋请我为他的堂命名，取《大壮》中“非礼勿履”的意义，题名为“壮礼”，并为此作铭说：百姓承受上天赋予的本性，本来有善而无恶，只是受到气质的拘束，形成刚柔厚薄的差异。求学的道路，就是要纠正这种偏差。只要有人肯用力，别人一天做到的，他要用十天，别人十天做到的，他要用一百天；日积月累，便会改变。薄弱的可以变厚实，柔弱的可以变刚强。践行圣贤之道，因此就是“大壮”。卦辞说：“利于守正。”彖辞说它正大，显现天地的真实情状；卦象是雷在天上，正是“非礼勿履”。守正要通过礼，什么样的强壮能比这更大？阳气从复卦发动，到泰卦而通达，到了大壮卦，刚健增长而不穷尽，乘承乾卦的健强，具有震卦的发动。人正当刚强时，血气勇猛，如果能够把它用于正道，就有不能夺取的志向，有不敢做的事情。用约束来守护勇气，用义理战胜欲望，这才叫强壮，超过孟贲、夏育百倍。颜回以克制自己为主，曾子以担当仁德为任，子舆以培养浩然之气为务，仲由喜欢听闻雷在天上的大壮之义，曾经有超过这些人的吗？那些自我菲薄的人，会沉沦于软弱；内心狭窄而嫉妒修养，资质柔弱而习惯安逸，习惯久了便以不同为耻，形体躁动而把困难当作疾病；浮泛悠闲，这是君子所弃、小人所归。这实在很可怕。斯谋恭敬地止息于正道，依循格言，再用铭词反复申说，躺下和起身都要面对它。《游景仁佀弘毅堂铭》果山游景仁先生建堂，命名为“▯▯”，请临邛魏了翁为它作铭说：心多么伟大啊！它出入于造化，进退于古今，所有这些都由我来取得和施行。那些自我期许冷淡的人，我不敢知道他们会怎样。幸好还知道自己爱好善道。有的人内心狭窄、意气充盈，不能容纳接受；有的人资质柔弱、形体躁动，不能自我持守。古人所说的士，应当把仁作为自己的责任；即使死也不改变他的弘大，像天地包容万物一样没有不能包容的；他的毅力不可夺取，像金石与四时一样坚定。我为什么偏偏这样呢？随从众人而以不同为耻，叹息自己的鄙陋，感慨自己的卑下。唉！颜回是什么人？曾参是什么人？难道他们的境界我就没有思考过吗？先民有话说：弘大而不刚毅，就没有规矩准则，难以立身；刚毅而不弘大，就会狭隘鄙陋而无处容身。景仁先生，你应当反复思考这个道理吧？你应当更加勤勉恭敬吧？《宋伯谟震龙达斋铭》王万里为宋伯谟命名书室为“达斋”。魏了翁为它作铭说：啊，皇天上帝降生百姓，同时赋予他们常性：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都具备于心，这就叫良知。能够的人导行于此，仓促之间也不违背；以质朴正直为主，行动合宜；察看言语神色，以敬自持。不求声誉，不结交私党，只做自己所得应做的事，循序不止，如泉水积聚成泽，盈满后便通达，谁能阻挡它呢？这就是所谓听见山沟溪涧中暴涨的水，早晨大雨汇集，晚上便可成为占卜的兆象；宾主内外之间，差之毫厘，便是善与利的分别。无论跖、蹻还是随、夷，无论圣门中申、书等人，日月高悬、星辰下垂，唯有伯谟父，唯有依循这一教训。表兄高南叔以“絜矩”命名他的堂屋，魏某为他作铭说：圆规画圆，曲尺画方，都是制作器物的工具。衡量人的准则，为什么要取法于曲尺？曲尺产生于圆规；大地的形体和数度，以半矩为宣，方十丈为堵。车辆、墙垣、房屋，都取法于此。人以一心，成就天地间的地位，充满周遍于范围之内，贯通古今。保存于己叫忠，推及他人叫恕。自己不愿意的，也不要施加给别人；把自己所厌恶的，用来对待上级和下属。只隔着一层膜，就分别成了你我。所以古人把自身作为尺度，举一反三，看到前面便知道后面。譬如观测大辰，夏季已经校正，那么春季就是苍龙，秋季就是蛇，冬季就是白虎。太阳运行到最北时，正位于南斗。四时的昼夜，都可以逆推计算。即使天极高，也不出勾股之数，何况同类的人呢？积蓄精气于二与五，既然说万物同出一源，怎么会有不同的思想？自己所厌恶的不要施加，自己所希望的就聚集给人。由此心施行，无论横竖、仰俯，都公平正大，没有一处缺失。浩荡充塞六合，还有什么忧虑和畏惧？伯也用此命名堂屋，曾经奉行这些话。我把它申述在铭中，用来善待后来的读者。《存庵铭》是为张防咏所作的。

译微妙的一颗心，存在形骸之内，贯通古今，包容大小；居家时是父兄，出仕时是公卿；在内是夫妇，在外是朋友。日常饮食，在墙垣和屋宇之间；出入起居，在前后和进退之间。只要存养真诚，随事都能显出光明。即使白昼之间受到拘束，它其实从未消失。汉代保存了雅乐，周代保存了尊彝。所谓“存”，就是始终存在于此。张君，敬慎吧！这是你的心，也是你的知觉；如果你自己不能存养它，我这篇铭又有什么用呢？《毖斋铭》是为裴梦得、及卿所作的。“毖”的意义，有时是劳苦，有时是谨慎；不知道这个字的本义，世代相承便把它作为训释。劳苦时不要安逸，谨慎时不要有过失。敬慎吧！你的居室，不要说看不见它。《恕斋铭》是为师遇、厚卿所作的。圣门的学问，推行忠便是恕；参、赐、伋、轲，都曾学习、体察并实行它。然而这个意义，在经文中已经完备：以自己的心推知别人之心，见于传注。人物的产生，各各同在一个天地之间；这颗心的灵明，贯通上下，参照前人，昭示后世，穷尽当今，横亘古今。放诸四海便是准则，用来衡量便是曲尺，无论到哪里都相同，因为本来同出一源。人有时不仁，便防护自己的权衡尺度，只顺从自己的欲望，把自己厌恶的施加给别人；既然不能以己心体察别人，便产生纷乱的百般忧虑。师遇啊！要反复思考、参验、回顾这些道理，不要只停留在空话上，要使心有所感、形有所喻。《顾斋铭》。潼川严师防经过江阳来拜访我，勤勉不倦，敏于学习而慎于发问；同他交谈，他专心听取，凝神领受，将要用来研讨、考核义理，解除偏邪，纠正偏失。君子的归宿，绝不是像世人那样剽窃言语，只图哗众取宠、欺诬百姓。他曾从容地说：“从前我摘取《中庸》中的话，把我的斋舍命名为‘顾夫子’，请您为我作铭。”唉，这正是求学的大要。我哪里敢推辞？铭说：仲尼之道广大如天，仰望它的高远，钻研它的坚深，似乎不可企及。然而他却说：“君子的道有四项，我孔丘连一项也未能做到。”侍奉父亲、侍奉君主，以及把这些道理施行于兄弟朋友之间，不过是平常的德行、平常的言语罢了。可是仲尼却亲自说出这些话，子思也不避讳地把它写在篇章中。人们说德行越盛，言辞越谦逊，哪里知道是见识越明，言语便越难说清？言语艰难，言语就一定顾及行动；见识明彻，行动就一定顾及言语。所谓“顾”，是什么意思？《诗经》说“于是回望西方”，《尚书》说“开启那顾念上天之心”；就是反求于己，仔细察看，周遍巡视，回头审视，不是果断勇敢地只向前冲。唉！子韶还要努力啊！这正是众人容易做到、而仲尼却认为困难的事情。彭城陈如愚《愚斋铭》。圣门的学问，以明智为贵，以愚昧为贱，陈氏之子却用“如愚”来命名他的居室：像愚昧，难道不是使自己不愚而与圣人相同吗？如果愚昧而不改变，那么百姓厌恶中庸，教人改掉这种弊病；若不能痊愈，就使他们的勇气增加百倍，直到千倍。陈君要记住啊！退居后反省自己的内心，勇于克服它，以明德为目标。虞退夫《敬和堂铭》。肃穆而和谐，声音相应，先祖听见了。这是诗人用肃敬、雍和来形容音乐声并加以记载。有人推而广之说：敬与和，哪一件事不能办成？操持心志而使它常存，身体便安定，气质便清明；治理家庭而有威严，名分便确定，志意便平正；居官临民而严肃，上下便有秩序，彼此都能充分表达情意。先儒曾记载：敬，是礼得以确立的原因；和，是乐得以产生的根由。虽然这样说，但仍有主有宾：敬存于志虑，和显于气形。请崇尚敬吧，以此来验证我的铭文。临江彭应龙《省斋铭》。孔门弟子传述老师的言语，在有子之后，曾子继承了它。曾子以守约为务，不同于其他弟子陷入偏见。他施加于别人，一定先在自己身上考察；自己竭尽全力，又用来参照别人。只要有一丝不合，便是亏损身体、辱没自身。唉！这就是他最终能够承担圣贤重任，归还父母完整身体的原因。若有人立志于此，应当看着这篇铭文而努力。合州阳醇《三勿斋铭》。浩然之气产生于不断积累正义。若从未真正懂得义，就会把义看作心外之物；内心不能自得，气就会衰馁。必须有所作为，却不要预先矫正心志，等待它达到某种状态。然而不预先矫正的弊病，是忘却它而废弃；既不忘却，又会有拔苗助长的危害。若早晨有所增益，晚上又不断练习，或许身体能够实行，内心能够领会。我并非已经能够做到，只是粗略知道它的概况，告诉阳生。我们共同只管勤勉，不要懈怠。江万里子远《古心堂铭》。人的心灵，是神明所居之处；它近在身边却能通达远方，微小却能显著。不要说看不见，万双眼睛都在看着。不要自轻自贱，你可以成为舜，也可以成为禹。过去的古人并不在前，未来的今天也不在后。如今我的朋友子远，有所听闻于我，于是用“古心”题写他的小室。古代之前有今天，今天之后也会成为古代。先民与我虽处不同时代，却同在天地之间；气质有浇薄淳厚，风俗有隆盛污下。如果说心也有古今之别，天下人都应当努力！江君，上天实在厚待你。不要向我询问，请在自己的思虑中研磨体察。曾三异《无疑归全庵铭》。曾君无疑准备居住百年，穿戴并奉行祖先的训诫，把居室命名为“归全”。但所谓“全”，难道只是苟且保全躯体吗？人物的生命，同出一源而各有万般差别；仁义忠信，与生俱来。万物各自具备，没有欠缺，也没有多余。我居于宽广的居所，立于正当的位置，行走在大道上。百年如一日，这才知道可以免于过失吗？譬如一个国家不能长久存在，虞舜难道只是战战兢兢害怕失去一个百姓吗？大训、大玉、兑戈、河图，只要有一样不完备，仍然有愧于最初的本心。譬如农夫把家中的田疆、房屋、墙垣全部交给你；有荒地不耕，有杂草不除，这能算孝吗？有人疑惑说，永远保全就是爱护身体发肤，那么舍弃生命的人难道不能算保全吗？可以出仕，也可以退处；可以求生，也可以赴死；不辱没自身，不亏损身体，只要合于正道，就是保全。曾子的孝，在战阵中不逃避；樊侯保全自身，面对强暴也不畏惧。若说这些不对，只是拘泥于训诫、偏私自守，那么就是诋毁逢非而赞扬孔张。太史了翁特意阐明这个道理，告诉无疑，用来警戒同道者。当涂辛钦夫《孰庵铭》。荆州辛侯把庵命名为“孰”，临卭魏某阐发“孰”的意义，并系以铭说：田地耕作茂盛，通达而有条理。阴阳运行已尽，我种黍，我种麦。谷物脱粒声簌簌，蒸煮的热气腾腾。水火相交，我酿酒，我备办菜肴。由自然生长而至成熟，都叫作“孰”；而在这过程中，轮流显现、潜藏。黍穗下垂而结实，麦穗向上而繁茂；酒浆凭气酿成，菜肴凭形制成。四时的适宜，九献的节次，升降先后，都遵循它们的根本。所谓“孰”，就是阳气返归根本，阳气潜伏而果实成熟，阴气显现而纹理形成。人与万物的产生，本源都是一个。能够的人培养它，收敛外在华饰而归于充实；不能这样的人，便随着气的盛衰而变化，不急躁乖戾，便柔弱败坏。这叫不成熟，刚柔两方面都失其宜。辛侯思考这些道理，以“孰”命名居室。凭辛侯的资质，敦厚而平和，又能善于培养自己，如同锄草、炊煮一样勤劳。刚柔调节适宜，于是达到成德。我这篇铭并非欺妄，正应验于每日的饮食起居。莆田陈师道《克斋铭》。

译性命的本源，纯粹就是天德。有了气和形，就会受到外物感动；喜怒哀乐、滋味声色，虽因感动而发生变化，却仍是本性的欲望。用天命来节制本性，没有一样不是天理；若放纵欲望而流转，便成了害虫。人心与天理，此进彼退，胜负的关键之间，间隔不容一发。因此先民向人们指示，要用力于威严与仁爱，刚柔不可过分，也不可不足。左边申述孔子的训诫，以“胜”解释“克”；颜回实行“四勿”，说明“克”的具体内容。若能做到这些，随事观察体认，便如阳气排斥阴气，外在消退，内在生长。黄钟之气已经充实，其卦为复；在初爻就是仁，第二爻相应便吉。它的端绪极其微小，流传发展却不可测量。请明白这篇铭文，勤勉不倦。靖州李升父《升斋铭》。地中生出树木，日夜不停增长。圣人观察卦象来阐明顺理之道，德充满天地之间，一时下降，一时上升。道并非孤立存在，只有“升”这一卦这样说。巽卦下体刚健而居中，坤卦阴柔而在外；有根本，也有文饰，这才是升的意义。万物返本而生，生命回归自身；由正固而至元始，因而有利而亨通。生生之道没有穷尽，所立必有根本；在减损中前进，在盈满时回返。人若一味求升，贪高骛远，根本便不存在；升到极点就会困穷。所以圣人称它为“防升”，又说有利于不息的正固。人若知道这个道理，以刚实为主，正固与元始相互生发，还有什么限度和终点？《中庸》末尾总共八次引用《诗经》，越收敛越简约。天德的归宿，圣贤垂下的训诫，像草木一样繁茂。我申述这一道理，用来劝人谨慎独处。衡阳李芾《肯斋铭》。衡阳李芾把斋名取作“无暴弃”，请我为他书写；我请求改名为“肯斋”。又系以铭说：父亲生养，老师教导，这是人人共同具有的；但还有父亲、老师不能替人传授的东西。譬如治理荒地、建造房屋，儿子能够播种，儿子能够建堂；如果儿子自己不肯做，别人也只能从内心叹息。学习是为了自己，实行仁德也要靠自己；成为圣人还是成为狂人，都从一个念头开始。唉！李君没有自暴自弃，我作《肯斋铭》，来申明你的志向。高瞻叔《敬身堂铭》。刘文节公曾为我的表兄高瞻叔把堂屋命名为“悦亲”，并为他题字、作诗。后来事情与志向不相符合，瞻兄参照孔子、曾子的言语，改名为“敬身”，以表达刘公的意义。某为他作铭说：阳刚健行，阴柔顺从，形体与本性相互成就。子女与父母同出一气，却形体各异。大风吹过，山冈登临，这边有所感，那边便有回应。山被削平，钟便鸣响；因此古人每一步都不敢忘记谨慎。侍奉君主一定忠诚，居处一定庄重，临阵一定勇敢，择友一定贤良。即使身体发肤的末节，也尚且害怕毁伤，何况受之于父母的身体？五种行为、五种常道，无论穷困显达，都不可忽略。父母在堂，哪怕秋毫般的小事没有尽到，都有愧于他们的生养。难道要等到辱没自身，才留下恶名吗？曾子的敬慎，子思的诚实，孟子的操守，孔子的训诫，都使这个道理更加明白。唉，我这个晚辈，从兄长那里听闻这些教诲，反过来赠给你，作为这座堂屋的铭文。湘乡赵县尉与臻《茅斋铭》。茅这种东西，可以用来铺垫，可以用来修葺，可以用来借代，可以用来制鼎，可以用来包裹，可以用来捆束；它坚硬刚强而洁白，是君子所取法的东西。古代宫室，用茅草编结、木材架构；土台阶简朴，清庙肃穆；诸侯用茅草分封社稷，农夫用绳索盖屋，上下都这样做。它俭朴而容易满足，不只是表现节俭，也是观察德行。它在泰卦中象征阳气，在《诗经》中以玉作比；瓦葺的制度，见于《考工记》的记载。等到流弊产生，便在屋脊题字、在椽木刻画，舍弃洁白而崇尚华饰，损失刚正而顺从欲望。赵君居住在这里，眼前有涧泉，所取有章泉之诗，深厚笃行古义；看见这个名称便知道其中的训诫。我这篇铭只愿奉行其意。清湘滕景重《已斋铭》。人的一颗心，极其专一而不二。所居是宽广的居所，所立是正当的位置；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都由此而定。你的本性、你的天命，哪里关涉他人的作为？古代的学者蓄养德行、精研义理，各自敬守自己的归宿。难道是为了有所作为吗？虽说是完善自身，其实也是为了完善天下。除了说是为了别人，哪一件事不是为了自己？毫厘的差错，错误就会远达千里。气盛便追逐外在装饰，气衰便追逐私利；气暴烈便以安逸为耻，气柔弱便以不同为耻。你的本性、你的天命，却由人为自己制造止息或行动。滕君要笃实啊！思考这些道理已经很久了，我把它申述在铭文中，以激发善行、扶助志向。湘乡萧定夫佐《师友堂铭》。湘乡萧定夫佐来信说：“佐的外祖父王父黎君，拜文定胡公为老师。建炎年间，他到荆门以外避乱，王父为他建造房屋，置办器物，前往迎接他。胡氏在南岳定居，实际上就从这里开始。佐的先人曾侍奉五峰先生，并与张宣公同为门人朋友。因此佐也得以在长沙拜见宣公，宣公授给我‘居敬’二字。又过十五年，朱文公作为湖湘的师帅，我又跟从他学习，以求增进德行、修习学业。我请问文公，他没有鄙弃我，幸而教导了我。岁月流逝，我很怕没有办法接续老师的传授，永远辜负先人的志愿。曾经收集胡公父子以及宣公、文公的手迹，筑室收藏。共建一堂、两个内室，建安真公为它撰文题记。佐摘取其中的话，把堂命名为‘师友’，来请您题写。既然劳烦您题写了堂名，又摘取宣公、文公的话，把两个内室命名为‘居敬进德’。虽然如此，如果没有您的一句话，就无法善待后来的人。”我因学问未成，实在推辞；他请求了五六次，才为他作铭说：“在三”所说的意义，是君、父、师。大的伦理有五条，朋友关系是最后一条。父母生养我，君主掌管我；兄弟夫妇，都是上天赋予的常性。师与友如果不属于这种伦理，那么孝敬、悌顺就要依赖它们才能保存。由此可知，师友也是上天所命定的。要考察世道的变化，必须观察师道的传承。古代的老师，传授道理、晓谕德行；求学是为了自己，而其功效达到成就万物。其次是专门授业，如汉代传授经书；末流的弊病，只不过类似把知识装进金籯。再往下衰落，便学习浮华、承袭鄙陋，趋向辞藻，受科举诱惑。到了更下层，全都失去了本义；有人求做他人的老师，即使在官学任职，也只是按资格、算资历，更何况朋友之间，更少有古代的情谊。彼此用文章交易，用利益诱惑。上天开创周子，师道才重新明亮。到了中兴时期，世代承载着英才，前人传授、后人承继，都不超出居敬谨慎。你所居守的原则，就是德行进步的凭借。定夫，你应当切实践行所听闻的，不要让往日的帖文徒然成为空文。金华邵曾《习斋铭》。邵曾命名他的斋室为“习”，临卭魏某为他作铭说。人如果不学习，就是自暴自弃；学习而不实践，就不能真正据为己有。所谓实践是什么？就是洒扫、进退、起居、饮食。哪一件不是事情？这句话在《鲁论》众多言论中居于首位，邵生应当敬重它，如同斟酌品尝，取法于孔子。番阳许槩《晋斋铭》。

译太虚没有形体，月亮星辰没有光芒；大明照耀它们，天文仪象才显明。早晨面向东方，傍晚面向西方；夏季在南方，冬季在北方；标定四时运行，统摄八方。这样孜孜不息的运行，究竟是谁使它如此？人有明德却自己不知道，以为没有人看见；在幽暗的屋室中也不谨慎，以为姑且可以这样；于是自暴自弃，自我限制。何况把这颗心同大明相比，前面没有间隙，后面也有光辉。受到日光便明亮，有阻塞便昏暗；而人的心却时时贯通内外，如乾、离同处其位，悬示卦象以警告人。我仍把这些道理描画出来告诉许君。有人说，晋卦上四爻把晋说成危险；如果一味前进而不停止，便会受到伤害，进到极点就会受伤。大概这是就处位而言，真正的进取不应停止，为什么要厌弃上升呢？湘中万伯宗《兑斋铭》。湘中万伯宗，字宗大，他所居的房屋叫“兑斋”，嘱托我作铭。铭说：朋友之间讲习，按义理说是最大的事情。圣人观察卦象，为什么取法于兑？两泽相连，众水汇聚；诚信充实于中和之中。柔顺处于外，同类之气相互感应，早晨滋润，晚上灌溉，如同人与人彼此观摩。不是命令，不是教诲，也不是筋骨的束缚、肌肤的接触，却在渐渐磨砺中不停进步。面色润泽，背部充盈；万君把它命名为居室，足以自我警戒勉励。我在铭中申述此义，愿以此善待同道。清湘蒋成父《一斋铭》。蒋君筑室，命名为“一”。“一”的开端，冲和寂静而无形迹；万物本不二，其生成却不可测。两仪相感，五行各有不同性质；爻数用六，筮数用七，卦数用八，玄数用九，河图则用十。由此推演伸展，时而万，时而亿；而这个“一”流行不息，万物纷纭，各自具备一个太极。验证于人的内心，就是虚灵、湛然、寂静；五行的端绪、五性的实质，都必须有所作为。即使不显、不见，也要警戒、畏惧；不可迟缓，也不可急迫。施行作用的根本，都从这里产生；始于尚未显著，最终返归天德。蒋君应当敬重它：这个“一”就在你的居室之内。真正知晓，切实实践，勤勉不倦。渠阳唐吉《敬义堂铭》。以敬使内心正直，以义使外在端方。虽然常把二者并说，却有主有辅。好像接见贵宾，好像承当大祭；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始终存养此心，专一而不二。内在本体已经正直，便清明纯粹。施行于君臣、父子、兄弟之间，便能仁爱百姓、爱护万物，使各自处于正当位置。正因为内心正直，所以外在方正；没有敬，也就没有义。圣贤经典和传记，已经说得简约而完备。然而若没有实际看见它，就像只听说食物而知道味道；若不笃实行持，就像赤脚却只看地面。说起来虽似乎相同，却还没有真正见到它在我自身中的实处。不是说自己已经能够做到，只是曾经从事于此。谨以此告诉唐生，用来大略辅助你的志向。临江萧应祥《遗经堂铭》。黄金装满竹箱，也不如一部经书。这是邹鲁一带的谚语，本来没有什么值得争辩的。只是感叹这个地方，是圣人居住过的地方。才过了多少时候，流传的遗风就微弱得几乎没有了。汉朝初年，还存在鲁地的读书人，收敛声名、远离踪迹，不肯为了利益而行动。到了中世，设置经学、创立科举，上面诱导，下面奔逐，百姓离散，风俗讹变。公孙弘以后，儒者出身的宰相有十一人，其中齐、鲁人占了六七人。他们把求取青紫官服当作志愿，把陈列车马当作荣耀，也号称大儒；这些人都出自齐鲁，接近圣人居住之地，接近圣人生活的时代，却一起沉沦到这种地步，其他事情更无暇顾及。何况所谓黄金，败坏家庭、毁灭自身，连粪土都不如；经书却属于另一类。萧君建造房屋，题名为“遗经”，圣贤排列其间，灿烂如日月星辰。即使相隔万世之后，圣贤也心心相通；有志于此，就能使古代成为今天。《鹤山集》卷五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五十八，宋魏了翁撰《字说》。《高不器字说》。我的兄长高瞻叔为他的儿子斯道举行冠礼，给他取字“不器”，并托我阐发其中的意义。道与器，固然有形而上、形而下的分别，实际上却从未彼此分离。《学记》却说“大道不器”，难道道与器可以分离吗？阴阳荡漾摩擦，五行各有不同质地，四时各有不同气候，这是形而下的方面；至于无声无臭、作为聚散屈伸根源的东西，则是形而上的方面，怎么能与形而下分离呢？落实到人身上，得到上天之理而成为本性，是形而上的；得到上天之气而获得生命，是形而下的。根源于天理而成为仁义礼智，就没有不善；气聚而形成形体，有阴阳刚柔的偏差，于是便有了善与不善的形态。严肃刚毅、干练坚固，是刚；矫饰奸诈、强横暴烈，也属于刚。谦顺、慈惠，是柔；懦弱、谄媚邪曲，也属于柔。那种不善的刚柔，近于粗劣、滥恶、苦窳的器物，毫无用处。即使是善的刚柔，仍然不免被看作一种器物。既然如此，即使有管仲的治理、子贡的通达，其作用也有穷尽；不如充实它，使它达到不可局限为器物的境界。怎样充实呢？凡是被气质限制而不知返归德性，安于功名利禄而不知以道义为根本，玩弄文采而不知约束于义理，这些人难道只是可以归为某种器物而已吗？《中庸》末尾共八次引用《诗经》，从“穿着锦衣却仍加上粗葛衣”“在屋漏之处也不惭愧”开始，充实自身，直到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比拟、没有声息气味可察，然后才达到笃敬的最高功夫。斯道年少，刚开始学习，虽然不能骤然对他说这些，但圣贤之学的先后、本末就是如此，斯道自然应当知道，以此作为进入德性、增进道业的次序，希望不辜负我兄长给他加冠取字的意义。《高不妄字说》。兄长的儿子高斯得，原名斯信，所以兄长给他取字“不妄言”。斯还没有做到真正诚信，就不敢妄称自己能够自信。宝庆元年改名斯得，补为博士弟子员。绍定二年考中进士甲科，授文林郎、利州观察推官。他经过靖州来看我，有一天从容地问我：“名是用来规定意义的，字是用来配合名的。如今改了名字，那么原来的字也应当改吗？”我说：“防止改名改字，是为了共同承受天命、顾念父亲的意志。自周以来，从未有改字的先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诸侯、大夫改名的，只有楚国两位君主和赵鞅，都是有所作为才这样做。除此之外，即使臣下与君主同名，赤也不避讳。至于改字，更是少见。如叔向又称叔誉，子产又称子美，原因都不可考。即使如此，考察意义而与新名相合，即便不改也可以。况且“无妄”是乾卦与震卦合成的：乾的刚健从外而来，成为震在内的主爻，初九正当此义。其爻辞说：“无妄，前往吉利。”其象辞说：“无妄而前往，是能够实现志愿。”以阳变阴，以刚立柔，以实主持虚，以天道运用人事，这是天地纯正的运行，是至诚而不妄的状态。正因为不妄动，一旦行动便能得到所愿。所以程氏《传》说：“至诚对于万物，没有不能感动的。”用它修身，身体便端正；用它处理事情，便能得到事理；用它面对别人，别人便受到感化；无论前往哪里，都能实现自己的志愿。唉！如果这样的人还存有一丝虚妄，能够做到这些吗？扬子云说：“居仁德的宅舍，走正义的道路，端正礼的衣服，点明智慧的蜡烛，执守诚信的符信。”君子不妄动，一行动就能成功，也是这个意思的推演；而“无妄”的卦辞、彖辞、爻辞、象辞，彼此发明其义。从全卦名称来说，前往便可能有妄，所以说“无妄而前往，又要到哪里去呢”。从六爻的主旨来说，是依照无妄之道而行动，所以说“前往吉利而实现志愿”。文字虽然不同，旨意却相互申明，都是为了贯通动静之间的微妙关节，阐明诚与明的分际，向学习者显示复归本性的要领；其意宏大而切近，不像子云那样混杂而不加分别。斯得回去后可以把这些话告诉你的父亲，共同审察修订。《虞退夫字说》。雝国虞兟亲自到靖州迎接我，问我给他取什么字。我说：“从前你取这个名字，我向你父亲说明了取字的意义。等到你改了现在的名字，仍然沿用旧字。每当想到古人的名和字，没有不相互照应的，何不替我改一个呢？”我请他改为“退夫”，他请求说明“退夫”的意义。我说：“‘先’字从‘从’从‘人’，如今说两个‘先’，就有两人并进的象征，所以字书解释为‘进而卫’。《氏元包》在蹇卦、鼎卦中都有这个意义。人通常乐于前进而忧惧退后，却不知道天下的道理是一进一退，实际相互为用。以八卦来说，坤生出震的一阳，便是退者进；乾生出巽的一阴，便是进者退。所以《易》中凡说进退，必用巽体；大壮上六则为震，正是震、巽相反。由此可见进退相互为用。以一年说，从冬至中气到春分，是阳气前进的一半；这时火星在卯位以南出现，农事开始，到夏至达到极点；火星昏时居中，暑气便退。退时阳气化为柔，万物因而形成。从夏至中气到秋分，是阴气前进的一半；这时火星在酉位以北隐伏，农事完毕，到冬至达到极点；火星清晨居中，寒气便退。” 退时阴气变为刚，万物因而生长。由此推论，天地的功用都从退开始；如果不退，就无法前进，而过分锐意前进，反而正是造成退后的原因。“退夫”说：“阴阳刚柔的大体分别，我已经听到您的教诲了；落实到人的身上，应当怎样用力呢？”我说：“志向与血气相互进退，义理与物欲相互进退。如今愤怒如山、欲望如泽，趋附者聚成市场，却有人能勒住车、拖住车轮，把它看作仇敌；名利场所张开衣袖便如云聚，却有人能回转思虑、退步回顾，把它抛弃得如同遗忘之物。别人看见他退让，好像没有能力，我却看见他在不断前进。”不仅如此，夜间的漏刻本来应当减少五个时辰以补益白昼，这说明退的时候总是少，进的时候总是多。阳气化为柔，太阳便日渐消减，月亮也逐渐损耗；阴气变为刚，早晨与晚上便显著不同。这样，退只发挥一半作用，而进发挥全部作用。假使人在血气、物欲面前，果断地产生勇于退却的意志，那么太阳、月亮就在彼处日渐消损，而志向和义理就在此处早晚不同、日益增长；这又不只是相互进退而已了。”退夫豁然领悟说：“我怎敢不敬慎地奉行这些话！”于是把这篇说依次整理出来交给我。《李季相字说》。

译嘉定十五年，我奉命入朝，经过武昌，眉山李公制从梱上来，因世交的情谊与我交游，让我见他的两个儿子，然后对我说：“镠还没有取字。”我说：“名是父母所取，字是宾客所取，我哪里足以知道这个字呢？”原来镠是美好的金属，于是我为李公赋《棫朴》篇的乱辞，李公说：“应当以‘相’为字。”后来过了几年，我因谏诤之事被调到靖州，冯去疾把《字说》寄给我，其中已经记载事情并阐发意义。又过几年，我从靖州回来，季相带着冯氏的《字说》来见我，说：“希望您替我再申说一番。”我一向疑惑“相”字的本义，没有找到根据；但自毛氏、郑氏以来都相承如此解释，想到天道流行，使万物各自端正性命，那么相就是纯一不二。阴阳交合，鬼神会聚，由气感应而来，于是便有昏明、纯粹、驳杂的不同。既然说是气感应，那么这里便有“相”的名称。相接近于质，却不同于质；从形体说叫相，从气说则涉及气形。到了这里，圣人如果不思考就会成为狂人，愚人如果把自己的能力增加百倍就会成为明智者。如今公为儿子取这个字，是说：“这是金玉般的外在资质。”季相承受这个字，体味这个训诫，一定会努力使自身如金玉一般，去掉昏暗驳杂而趋向明亮纯粹。想要明亮而纯粹，难道一定要靠学习吗？学习就是用来明白内外、轻重的分别。学习便知道自身最为尊贵，而世人的爵位、权势，凡是偶然得到、也可以离去的东西，都不能增加我一丝价值。学习便知道理义才是真正的快乐，而世人的锦绣衣服、丰盛食物，凡是不合义而取得、不是正道而求来的，都不是安稳吉祥的东西。季相如果能审察这些道理，就不会辜负父亲的训诫；趁你归去之时，我写下这些话赠给你。《杨志南字说》。杨楚望给他的儿子取名应巳，取字志南，经过我居住的乡里，说：“请您为我说明其中的意义。”我曾读毛氏《诗经》传注，如“继承妣祖”之类；毛氏把“似”训为“嗣”，这是第一次变化。郑氏把它读作巳午的“巳”，说是已经成就了宗庙；孔氏解释说：“是说宗庙应当位于巳地。”这是第二次变化。孔氏又引用“于穆不已”来证明巳午之巳。大概毛公曾对孟轲的兄弟说：“仲子向子思学习《诗经》，又向孟轲学习，却把它读作‘于穆不似’。”这样看来，子思、孟子时代已经通用己与巳了。我考察《汉书·艺文志》，也说“己成于巳”；那么不只是“似”训为“嗣”，而且己、巳四个名称实际上是一个字。它的字形又像蛇，不知道世人所谓生肖相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造字之初已经有这种形象，这也是我还不能明白的地方。因此很久不能说出一句话，楚望派应巳到泸州来告诉我，希望从今以后按这个读音来解说。我告诉他：“阳气生长，开始于子，终止于巳。巳处在六阳的极点，到了极点而不变化就会穷尽，所以进位于南方，阴阳交错，万物显现，然后文明之化形成。因此按正月岁首来说，万物开始生长时，苍龙在寅，朱鸟在巳。” 其余五个方位，也都随着天道而改变。推究它们发挥作用的情形，苍龙从卯以后，火星出现，百姓开始取火；朱鸟从午以后，阴气交合，万物显现。离卦所处的其他方位也都如此。然而天地的运行，屈伸荡摩，没有终极。这样看来，把“巳”看作“已”，正是为了说明“不已”。《易》的象辞说：“天道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我奋发，永不停息。”唉！天地四方，都是君子应当做事的地方，怎么可以片刻停止呢？志南应当以此勉励自己，用来回答杨楚望父亲的训诫。《史之椅、之樟字说》。嘉定二年春天，我正好到丹棱，史伯学的两个儿子带着文章来拜访我，文辞华美明晰，趋向正道。我本来约定三年后再见他们；三年后我又经过他们的乡里，二人又承蒙前来拜访。进一步与他们交谈，他们说：“如今希望私下有所请教。我们兄弟起初分别取名奇章、从立，大概都是摘取先人训诫中的字；后来年长一些，父亲又想寄托椅、桐、豫、樟的意义，于是名字都从木，叫椅、叫樟，命名已久，却还没有取字。从前己巳年间曾接受您的教诲，哪里敢违背当初呢？请您给我们说：冠礼取字，是成人之道。”先儒说，重视他成为成人，因此不再直呼其名，而以字称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只有取字而不称名的十二人。字怎么可以更改呢？但为什么要托付给您呢？”二人坚持请求，我便给椅取字“有仪”，给樟取字“有本”，并为他们解释说：“那桐树，那椅树，果实繁多；和乐平易的君子，没有一个不具备美好的威仪。这是诗人歌咏《湛露》的意思。”“枫、柙、豫、樟，棕榈、枸、桹，树干高达千寻，树荫覆盖万亩。这是辞赋家歌咏吴都的意思。”椅、桐都是美好的材质；因为质地厚实，所以果实繁多；也如同和乐平易的君子，德盛仁熟，所以自然显出可以作为法象的威仪。豫、樟也是美好的材质；因为根本粗大，所以树荫广阔。若没有根本，尚且不能庇护自身，又怎能垂下广大的树荫呢？二者虽然在立言时各有所寄托，但合起来玩味，它们所说的根本是一致的。所以古代君子不以外在为愿望，而是思考上天给予自己的东西，笃信自修，纯粹体察并实践；等到真正积累、用力长久，就会面色润泽、背部充盈，无不具备威仪的法则。这些威仪从自身发出，施加于百姓；一切事情都有本末次序。你们二人回去后应当求取这些道理，谨慎修养自己；内在美好，自然能有威仪；树荫广大，是因为有根本。这些都不是侥幸可以得到、袭取来的。你们二人已经一再见过我，我知道你们审慎；今后再见你们时，希望你们二人能够证明没有辜负我的话。《戴立本字仁夫说》。

译我奉命向南迁徙，经过绥宁境内，戴县令翿让我见他的儿子立本，问他取什么字，回答说“仁夫”。第二年县令任期届满，准备辞去靖州的职务。仁夫侍立在旁，请我说明字的意义。我告诉他：求学的道路，没有比求仁更大的。仁本来就是我所有的，为什么还要到哪里去求呢？幼小的孩子，没有不知道爱他的亲人；等他长大，没有不知道敬爱兄长。这种道理极其切近，极其在身边，但人们却依循它而不自知。有子提出人人都知道的道理，又反过来指出：“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道就产生；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就是做人的根本。”他这样向人说明，可以说切近明白。解释者说，先能侍奉父母，然后仁道才能广大完成。程子担心不明白的人误以为孝悌只是仁的根本，又怀疑孝悌与仁是不同的本体，于是说明：孝悌是仁的一件事，实行仁从孝悌开始；这样意义就更加清楚了。唉！仁夫不要向别处寻求，应该反过来在内心求取。凡是家庭、屋漏幽暗处的隐微，日常饮食等切近之事，随事显现的，都是仁的具体对象。这个根本一旦确立，日积月累，油然而生，难道可以停止吗？《尚书》说：“存心而知晓训诫。”仁夫，你还要努力敬慎啊！《鹤山集》卷五十八。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五十九，宋魏了翁撰《跋》。《跋李德文勿斋四箴》。先生精微的言论流传于世的很多，成都李德文独自摘取其中四条，作成《勿斋箴》；既用来警戒自己，又刻在石上来扩大它的流传。学者如果真能因为这些话各不相同，而认识到它们的意义各自达到极致，反复研究玩味，既用实际行动处置自己，又除去祸害来持守涵养，循序渐进达到圣贤境界，并不困难。《跋六安县尉顾士龙诗卷》。开禧初年，我按照职务要求，在右庠考课学生射箭。有人能拉开五石弓，神色闲雅，仿佛无意于射中，却从来没有空箭；有人拉弓达不到五石，满脸汗惭，手腕颤抖，箭不能射到三十步；有人取来大弓，却拉不满，便换较小的，再换更小的。各人力量的深浅、气势格调的高下，丝毫不能勉强。我正在释然之时，联想到作文的方法，便对同僚说了这番感受。恰逢顾六安拿一卷诗来求我作跋，于是我把眼前所见写下来赠给顾君。如今既然能够拉强弓，就一定要做到像那个仿佛无意射箭的人，然后才可以停止。《跋向侍郎子諲拘捕张邦昌家属檄文稿》。靖康末年，吴开、莫俦、王时雍、徐秉哲挟持伪楚政权反叛。城中士大夫中那些背叛国家、负罪投降的人，行为如猪狗，本来不值得一一深究。然而，至于他们所上奏章的详细内容，以及守节而死者的事迹，凡是对恢复正统有功的人，都清楚地载在史册上。如今看到这篇檄稿，诸位贤者的叙述已经很详尽了，不必再多加赞述。老桧所陈述的意见十分伟大，也显然为人们所共见共闻。有人又说这篇檄文出自马时中、吴亨仁之手，那么也不能因此把其中正确的部分一概抹杀。只是除此以外，例如马时中在秦桧防备金兵以后，逐日陈说恢复帝位的事情，申述张邦昌之罪【《逸事状》中没有“排日”二字】；徐师川辞去官职离开，甚至称张邦昌为奴才、把他的婢女据为己有；虹县县尉徐端益不肯接受伪赦；堂吏张思聪也首先提出恢复正统的建议。这些人都能凭借一项操守使自己留下声名，但往往是史书没有记载、世人也不能完全了解的。因此把这些事写在檄稿末尾，用来说明自古以来，即使天下极其衰敝、混乱败坏，所谓天理和人伦纲纪，也从来没有一天真正断绝过。跋《二苏送宋彭州迎视二亲诗》。开禧二年秋天，我因为奉养老人不便，便从馆职请求调往汉嘉，准备回去。第二年春天，才走到蜀地边界，听说发生了吴曦叛变的事，仓促商议后返回荆州，完全违背了原来的愿望。正好新任安庆太守赵景鲁也从西和回来，于是相约同行，去拜见他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个是岩叟，他从蜀中得到二苏公送给宋彭州的诗真迹以及诸贤的题识，便把它们放在袖中拿给我看。当时尘沙迷眼，岷山、峨眉山一片凄凉，而我滞留在南方，遥望白云相隔的故乡，什么时候才能背着弓为前驱，替人平反冤屈、加餐劝食，像彭州那样快乐呢？我看了这首诗，感慨不已。跋黄尚书由与任千载逢书后。如今的嘉定通守任君，在奸臣韩侂胄掌权的时候，任西充县丞，考核泸川贡士，发表文章援引汉代五凤年间的事，颇切合当时的现实。任君只是疏远卑微的小吏，哪里参与得了朝廷的末议？也不是为了卖弄正直、求取声誉，只是内心有话不能不说罢了。然而韩侂胄的鹰犬却想抓住这件事，把它当作奇货，任君几乎因此遭到攻击。黄公子由当时任秩宗，急忙替他解救，使他得以免祸。又有人想借题发挥来中伤方伯，他孤立无援，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摧折？虽然最终没有别的祸患，但台府相互观望，没有人敢署名援助；雷霆般的权势又用来相互提携，因此由此以后，黄公在仕途上一直落落寡合。详情见于黄公的书信以及诸贤的序、引、题识文字，我不再赘述。只是对这件事，我大概是感慨于天理不可遏止。气数的屈伸变化、人事的昏暗与光明、天下治乱兴衰的关键，常常必然由此而来。这就像阴阳和昼夜一样，一方增长，另一方就消退，不可能只有一方永远存在。虽然如此，那些主持和维护正理的人，却从来没有一天不存在。《节》诗说，尹氏以太师掌握国家大权，正盛行邪恶怨愤的时候，正直之人没有谁敢开玩笑谈论此事。周大夫已经把它吟诵出来，诗中说：“家父作此歌诵，来彻底揭露君王的过错。”《巷伯》诗中，那些进谗言的人正夸夸其谈、满面讨好。寺人已经深深地斥责他们，诗中却说：“寺人孟子，作了这首诗。”《诗经》中讥刺的诗，大多写得含蓄委婉，词义隐约，甚至直写姓名、自述其人，甘愿触犯禁忌的，极其少见。按当时的情形考察，这是什么时代呢？然而这个道理终究不能被泯灭。汉、唐以来，杀戮、流放、窜逐的祸患，甚至施加到士大夫身上，因言获罪的人接连不断。本朝以仁厚对待士人，士人生活在其中，遇到应当说的话，不论自己是疏远卑贱还是亲近故旧，都不加顾忌。然而新法之议、绍述之议、和亲之议，都是掌权大臣凭借威力强行推行的。他们排斥异己，搜取史事，罗织言语，给诗文作笺注，告发书信文牍，考察各地策论题目，摘取举人的文章，搜查远方的亭馆，也可以说做到了极点。但禁令防范越严密，公开触犯禁令的人反而越多。人厌恶不善，就像厌恶恶臭，都是实在的天理使人不能自我欺骗。何况祖宗的德泽长期涵养士人，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等到这种正理已经隐伏在心中，即使自己还没有察觉，也不能不说出来。即使刀锯鼎镬摆在面前，又哪里有工夫顾虑呢！任君同时受到指摘的人，一个在闽地，一个在广地，相距各有数千里，却并未相互谋划，而是同心同德。这哪里是凭人的力量可以消灭的呢？我曾反复深入思考体会，大概正因此而自信。任君幸勿以此自满，等到获得职位、遇到时机，还有比这更大的事情要做。任君努力吧。

译跋《房氏清白堂记》。我的朋友张季可带着《房氏清白堂记》到乡舍来见我，说：“房君纳粮取得官职，先辞谢而后接受，诸位贤者曾经为他题写文字了；现在还想得到您的一句话。”我茫然不知怎样回答，于是对他说：“捐出财物而辞去爵位，卜式曾这样做过，但评论者说这不合人情；捐出财物而接受爵位，崔烈曾这样做过，但评论者反而嫌他带有铜臭。是非混杂不清，那么将怎样处理这件事呢？”季可，请替我把这番话转告清白堂的主人，再把他的话回复给我。跋丹棱彭君墓志铭。丹棱彭百川起初想在绍熙元年把他的亲人安葬在墓地左边，他的族人、洋川通守彭亘曾经替他写了墓志铭。不久因受到阴阳术数和禁忌畏惧之说的牵制，便改日重新卜葬。到了嘉定二年十二月壬午日，蔡始食月日，已经同墓志铭所记的日期相冲，于是让我要在墓志铭末尾作记。唉！自从义理之学不能取胜，封墓开穴这样的大事，竟全由巫师史官掌握；鸿儒硕学难道没有尊崇古代制度、熟悉儒家先贤学说的人吗？人们共同怀疑的事情，只要稍微有人独持异议，众人就纷纷认为那才是正确的；他们远离人情，往往把迟缓的说成审慎，把迅速的说成简略。彭君的安葬，从庚戌年一直拖到今天，始终被这种说法惊扰动摇，竟达二十年，也只是因为不敢独自持异议罢了。彭君修养自身、喜好学习，最终老于布衣之中；凭百川通达博大的才学，应当能够完成他的志愿。跋南轩与坐忘居士房公帖。自从义理之学不能取胜，士人不知道有修养自身的学问，只顾埋头记诵，专事文采，于是还沾沾自喜，认为这些就是求取名声、谋求利禄的工具。流弊越传越远，衰败的风俗无法挽回。而坐忘居士房君生长在西南，却独能不被世俗习气束缚，广泛搜求、博取众说，以求得到内心的领会；有尚未解释明白的地方，也不敢吝惜言语，准备追究诘问其中的疑惑，求得真正正确的结论。如今南轩留下的墨迹中，说他超拔于流俗之外，说他剥去华丽的外饰，说他到老年仍守持正道，凛然如霜松雪竹。唉，他真是贤人啊！于是把他同南轩往来的书信归还给他的孙子兴卿，并且不断赞叹他的美德，在后面附记了姓名。跋宋常丞德之送行诗后序。嘉泰末年，我入朝任学官。当时权臣专擅朝政，将近十年，士气日益衰弱，暗中窥伺风向、迎合权臣意旨的人已经秘密陈说开拓边疆的主张。一天，红色妖异之气形成灾异，太阴星侵犯权星；不到十天，北内门的鸱尾以及省部相邻的房屋发生火灾，宰相裹着被褥逃往都亭驿。第二天，皇上避开正殿，撤去膳食，下诏让百官上封事。我当时和李仲衍、范少才、赵全道先生都在学省，李、范和我大致认为，如今爵禄已经下及舆隶，权力也转移到君主之上；赵先生所说的几件事也切中时弊，但我已经忘了。宋君当时在枢密院编修文书，说离卦属火，也象征甲兵；坎卦属水，也象征月、盗贼和隐伏。因此火失去本性，出现红色灾气，过度的火势兴起，就说明忧患在甲兵之事；水失去本性，太阴星运行失度而侵犯权星，就说明忧患在隐伏的盗贼。见识者认为他说得对。这一年，边帅和守臣开始全部改用武臣；吴曦长期驻守西部边境，皇甫斌在襄汉，郭倪、李爽在两淮，全部承担统率军民的责任。见识者对此忧虑，却没有人陈说。宋君又把这些意见说了出来。其次，他主张请求设置四川类补试，使蜀地士人可以补入太学；又主张蜀地帅臣权力过重，应当趁早防微杜渐。宋君应对之后，我正好因职事去见宰相，宰相对我说：“宋编修既然说蜀帅权重，又想让蜀地学校的学生获得参加贤关试的资格。”我看他的言辞脸色，正显得刚愎不平，退下后立即把这件事告诉宋君。宋君窥知朝廷议论不合自己的意见，竭力请求辞去执政职务；有人想挽留他，于是让他任奉常丞。到了春天，他再次请求，才得以离职。当时朝廷关于议和的议论如同出自一口，宋君却不肯苟同，因此被宰相厌弃，难道不能称为贤者吗？宋君、李仲衍、范少才、赵全道和我相继离开朝廷以后，时局发生重大变化；宋君所说的甲兵、武臣掌帅等事，到这时都应验了，难道不能称为见识谋虑超过常人吗？国家虽然没有永远安定，也有圣贤也有昏庸；百姓虽然没有永远富足，也有人聪明、有谋略，有严肃端正、有善治安民。天下从来没有只有阴而没有阳、只有小人而没有君子的时代。因此又说：“像那泉水流淌一样，不要一同陷落而败亡。”拿泉水作比喻，如果疏通它使水流通，即使有淤积腐败，也可以依靠疏通来避免；如果只知道堵塞闭塞，不加区别，那么淤塞会日益严重，清水也会同它一起败坏。庆元、嘉泰、开禧之间，稍微有人懂得这个道理。贤者还可以稍稍安居其位，彼此扶持世道、建立风俗；即使大纲已经失去，也应当设法挽救一半。最终却走上共同陷落的道路，使百姓遭受祸害，而贤者只是凭借有先见之明的言论获得当时的声名，怎能不令人深深叹息！又过了两年，朝廷改元并实行更化，我奉命将要入朝，宋君把诸公在乙丑年为我送行的诗墨本寄给我。因此根据我所见到的情况，在诗后题写了这些话。

译跋《思蒙史氏遗安堂记》。万物的产生，无论宏大纤微、巨大细小，各自都有合宜的分位。人只要顺从自己的本性，安处于本分之位，内心满足，就无论处于什么地方都能自得其乐；否则就会内心不安，不能自我安处。冕服和《春秋》礼制，是诸侯可以改易的东西，但如果不是出于天子的命令，便会不安。稻米和锦帛是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常物，但如果要靠三年的积蓄来取得衣食，便会不安。晋武公一定要请示天子的使者，宰我一定要向孔子请问。如果心里想做的事，自己处置起来就能安心，又为什么还要请问呢？人的情感发展到缠绕反复、遮蔽掩盖的地步，都是不合天理正道的。然而要验证天理正道，最切近的例子莫过于此。如果能够从这里有所领会，那么在天地之间，即使面对生死利害这样的极端事情，也都不足以改变自己的操守，何况其他平常事情呢？史君把《遗安堂记》拿给我看，我便叙述“安”的意义，并题写在后面。跋眉人王庆长《辩蜀都赋》。后唐张丕立曾作诗说：“朝廷不用我，不必忧虑巴地风俗；称霸天下，何曾是蜀人的事？”人们认为这是名言。到了本朝，张次公为《蜀梼杌》作序，天觉送凌戡归蜀，大体也都是替蜀人辩白、说明他们的事迹。忠义本来就是臣子的常分，别人知道不知道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而蜀人的大节显明地存在于世间，难道也是那些狂妄议论者所能混淆的吗？这三人的著作，也并不宏大。所以还不如东溪的《辩蜀都赋》，因为它不只是替蜀地辩护，而是要阐发左思的主旨，压低蜀地、贬抑吴地，借魏来讽喻晋，对维护名教大有功劳。生在蜀地的士人，从今以后应当知道珍爱和看重什么，不要让后人再来替今天辩护，就像今天的人替古人辩护一样。跋虞丞相帖。以上是雍忠肃公同彭山杨公民极往来的书帖。第一帖所说“已经抵达大安，等公案送到结案，便任命王总卿为宣谕”，大概是公在绍兴三十二年从西掖任夏官宣谕川陕；到秋九月辛亥日，才由外府卿、四川总领财赋王之望代替他。第二帖所说“在当涂分别后，不到十天便赴阙下，又不到十天走了万里，九月抵达汉上”，大概是隆兴元年春，公同当时的宰相发生冲突，以敷文阁学士知当涂；六月从当涂被召回，甲申年又任夏官宣谕京湖。所说“金帅写信约定和议，朝廷用洪同知的书信答复”，大概是这一年七月乙未日，金人统军纥石烈志宁致书三省密院，说往年进贡只要按约进行便停止战事。九月己丑朔日，皇上命同知枢密院洪遵回信，说海州、泗州、唐州、邓州等州的事情发生在正隆违背盟约以后、我朝尚未遣使以前；至于岁币，则两淮遭受残破以后无法足数，如今派密院计议官卢仲贤等到金军面前详细商议。书信末尾所说“大而有理”的，就是这封书信。公同王瞻叔互相代替，虽然知道当时的舆论不合，却从来没有因此同瞻叔有嫌隙。公又曾在皇上面前推荐他，不久王瞻叔却同叶审言一起排挤公。等公被召回，王瞻叔又怀疑公一定会报仇，于是凡是可以诋毁公的话，天天都传到朝廷。后来王瞻叔又同王珏借公差遣皇甫倜知信阳军之事，以及公后来竭力主张放弃土地、向仇敌奉献的说法，联合起来排挤公和张忠献公。到了这时，所谓“大而有理”的约定也不再存在了。我曾经读过公的奏疏，里面有这样的话：“希望臣的怨恨没有止境”，却不知道臣从来没有在陛下之前、朝廷之上、百官之间说过一个字一句话来诋毁他。如今读到这封书信，才知道公与友人的私下书信中，也说王总卿出任宣谕是川、秦之地的福气。公所以称许瞻叔，就是这样。等到事情像一串贯通起来，才知道他并不了解我；我曾反复三次读苏轼暴露此事的记载，为之叹息。跋明道先生和康节《打乖吟》真迹。圣贤的事业，本来在于治理经营天下，难道肯继承巢父、许由退隐的旧路吗？三次馈赠还没有送回，正是伊尹的志向；万钟厚禄也难以换取子舆的贫困。姑且让野老收藏它，流传千古；已经占据西轩，度过十个春秋。有时停止，有时行动，都是命运安排；先生并不是故意乖违世俗的人。邵氏之子曾请明道先生为康节先生的墓石撰文，过了很久还没有得到他的文字。明道先生在庭院中漫步，忽然跃然说道：“我明白了！尧夫的学问，可以说是安定而且有所成就。”于是写道：“先生年轻时，自以为才华出众，意气慷慨而有大志。等到年长而学问更加深厚，德性更加高尚，潜心于高明之理，观察天地运行变化、阴阳消长，从而通达万物的变化。然后悠然顺应天理，浩然归于大道，最后便用‘安且成’三个字概括全篇的大意。”唉！评论康节先生的人很多，却没有比这番话更亲切确切的了。读书人观读这首诗，如果真能以此参照理解，就会知道康节以“打乖”自称，并不是一味逃避隐遁；以经纶天下回答天命，也不是一味追求通达。这样，二位先生的心意就可以了解，读书人也就有所依据了。当时唱和的人，如富文忠、王懿恪、文忠烈、司马文正以及洛中的当代贤士，都有诗作。明道独自作了两首诗，如今得到的真迹只有后一首，而前一首不久便散失了。相隔一百几十年后，细细玩味其中的声音和笔迹，尚且足以振奋那些顽钝怯懦的人，何况亲自受到先生教诲的人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译跋文忠烈公真迹。以上是潞忠烈公的三封书帖，都是元祐初年，公任师垣、以便章处理军国事务时所写。书帖中所说的腹疾，是元祐元年九月的事。公因此长期请假，不能陪同皇帝祭祀宗庙。当时公已八十一岁，病情稍有好转，笔力却仍然如此遒劲。而且言辞气度谦和厚重，唯恐失去一位士人的心。《卫武》诗说：“仪态恭敬谨慎，德行是威仪的根本。”观察一个人的外在举止，就可以知道他内心的德性。后一帖虽然是史馆文书，但封缄却是公的花押。唐人起初没有花押，只是把自己的姓名写成草书作为私人印记，所以称为花押，韦陟的五云体就是这样。国朝的大老也多用姓名作花押，并在下面加圈。如今可以考见的，如赵清献、王文公都是这样。熙宁年间甚至有“花押尽作圈”的说法，更可由此推知。现在这些都附在这一幅作品中，用来记载前辈的典范。跋祖择之龙学帖。以上是祖择之写给李才元的书帖。李才元入朝任职，是裕陵多次下诏挽留，到了他离开的时候，才暂时空出职位和记注之职以等待他。祖择之出任外职，则是因为王介甫诬陷审治他迁移钱财、借酒之事，最终只授散官而离去；这些事都发生在熙宁初年。所以如今第一、第二帖中，李才元正在赴阙供职，而祖择之已经登船出门。祖择之虽然出任外职，却还庆幸李才元能够入朝。不久，李才元因为起草王介甫的制书，使用了许多训诫敕令的语言，触怒王介甫，竭力请求离职。裕陵本来挽留他三年，他又因议论青苗法、封还李定的词头，接连触犯王介甫，第二年终于出任汝州知州。君主急于求取贤才，而大臣却果断嫉妒善人，竟到了这种地步，唉！我直到今天才知道，大臣的喜怒竟然超过了君主。中间一帖所说“才元府推”，不知道才元何时任京属府推官，还应考察。《防蒋希鲁密学帖》（写给密学蒋希鲁的信） 以上是枢密直学士蒋堂希鲁的两首诗。前一首中说“遂翁”，是蒋公自号。元厚之作《淮漕司庭桧诗》，有“那棵桧树本来就是遂翁移来的”之句，指的就是蒋公。少愚是白云张氏的字。蒋公再次出守杭州时，白云从蜀地游历到杭州，追叙旧谊并作诗，感情深厚，笔画劲健而有法度，尤其值得珍藏。传记说蒋公修身洁行，遇事很少屈服，喜好学习，擅长文章词赋，尤其喜欢作诗。伊川程子记载蜀地守臣时，也称赞蒋公减少游宴乐事、毁掉淫祠、修整府舍三件事。看这些事，大概可以想见他的为人了。有人说，这两首诗也许是装裱时次序错乱，后一首本应在前，因为是白云留在杭州时当面送给他的；所以书名的前一首其实应在后，是白云离开杭州后寄来的，故称其自号。也不知道是否如此。跋鲜于子骏帖。公字子骏，是阆中人，最后官至集贤修撰、知陈州。裕陵称赞他的文学，司马文正公称赞他的政事，苏文忠公称赞他的词章，泰山孙先生称赞他的经术。公的为人大致可以由此看出。如今看这封书帖，虽然只是游戏笔墨，但根本意思是让人向内观察、反省自己，寻求自身所具备的东西。读书人沿着这条路有所领会，就知道这首诗不只是为纪老而作。跋河东转运王毖防金后家书。有个人来拜访我，说：“寓居雅州百丈戚里的王万荣，我上前作揖，他说：‘雅人怎么会有戚里这样的称呼呢？’他说：‘我是驸马晋卿的后代，因为靖康之难避居到这里。我的从祖王毖任河东转运使，后来被金人拘禁，曾多次寄信告知家中消息，如今真迹还保存着，并且托我请您在后面题写文字。’唉！靖康之难真惨烈啊！钦宗是第九世皇帝，他即位之年是本朝一百六十六年，难道就是所谓阳九百六十之厄吗？太原归于职方，既是最后一个归附、又是最先失守的地方。帅臣张孝纯和转运使王公竭力守城，共九个月，最终同城池一起陷没。当时张克戬在汾州坚守而死，霍安国在怀州战死，这两人尚且能够独自生还。有人说：‘难道王陵吗？汉代的王陵从哪里算起？’我说：‘不是这样！箭已用尽，道路已穷，低头屈服于敌人，说是王陵可以；如果没有忘记君父，志在恢复故国，哪里是王陵？然而敌人已经议和，我们的盟约又长期拖延，有志向却不能实现，于是自己仿效那种形象，遗留给子孙，表示自己必死的志向。他的内心像白日一样明亮，哪里是王陵？’但我曾反复体察王公的内心，书信虽然惋惜他没有战死，却更加怜惜他微小而真挚的忠心，所以把这些写下来，以慰藉他的子孙追思之情。” 《鹤山集》卷五十九。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六十　宋魏了翁撰，跋。跋武连汤尉檄。嘉定六年夏五月甲子日，我经过剑门，有人拿武连县尉汤君的丁卯年檄文稿给我看。檄文陈述义理，开阔伟大，我读后感慨不已。于是想到天下人的生存状态，总是一治一乱，大概是气数屈伸变化、人事昏明感应所不能避免的。然而使百姓仍然有所凭借、能够自立的，是因为天理和人伦纲纪从来没有一天断绝。晋侯不安于穿戴自己制定的冕服，后来对盛大陈列的郎卫感到惭愧；刘仁恭也对自己拥有的旌节感到惭愧。那些盗贼小人，心怀奸诈、倚仗混乱，往往是沉溺得很深的人，但他们的内心仍能时时显露出一点良知。本朝几位大的盗寇，有凭借险阻而制造昏乱的，如益、贝、邕、睦；有挟持仇怨而反叛的，如昌、豫、曦；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为恢复正统而死难的臣子。虽然这些人只是受任掌管职事的官员，而汤君却奋起于平民，没有一尺一寸的权柄，只凭微薄的笔舌来扶植人心，像汤君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更加值得尊崇吗？请替我传话感谢他：不要因为自负而停步，不要因为受挫而折断，不要因为无人知晓而放弃。士人所应当做的，远不止这些。汤君要自我珍重，努力吧。跋张于湖《念奴娇》词真迹。张于湖有英俊的姿态和奇伟的气概，在湖湘之间很有名声，不能说没有得到际遇。他在洞庭湖所作的词，收入集中，大概是最为杰出的作品。当他饮尽江水、以斗为酒器，把万物包容胸中时，哪里还知道世间有紫微、青琐这样的宫廷呢？我客居唐安湖上时，计孟甫把这件作品藏在袖中来拜访我。那天是八月既望，从那以后到今天大概已经四十七年了。我抚摸书卷长叹一声，题写文字后把它归还。

译跋唐恭愍公遗墨【十一月五日】。自从国家遭遇盗寇之难以来，从容赴义、舍生取义的，有刘仲偃、傅公晦、张德祥、霍安国、李清卿以及今天的唐恭愍公，都是死节事迹显著的人。其次，有蒋兴祖死于阳武，张确死于隆德，朱昭死于震威，郭浒、朱友恭死于泾原。再其次，则有忍辱求生于外而最终能够自我证明清白的人，这样的人又多得数不清。百姓虽然不富足，却有人聪明，有谋略，有严肃端正，有能安民治事。自古以来，即使天下大坏、极其混乱，这个道理也不能同它一起灭亡。有人说：“像唐恭愍以及傅公晦这样的人，父母亲还在，难道可以死吗？”我说：“侍奉君主不忠诚，任官不敬慎，临阵没有勇气，损害身体、辱没自身而使父母蒙羞，却卑鄙地说‘我要为了父母而屈服’。这是选择义理不精确，前怕后怕，很少有不失去正道的。哪里值得同他们谈论二公的内心呢？”跋黄侍郎畴若送虞永康刚简赴召诗。嘉定二年，豫章黄公奉命任成都帅，诏令西蜀军民的利弊、官吏治理的好坏，都可以通过驿站上报朝廷。第二年，黄公到蜀地，立即把三位士人推荐给朝廷：黎州知州何侯惪彦、永康知州虞侯刚简、潼川通守杨侯洪。但黄公对这三人从来没有一天有私交，也没有得到左右亲信的包容。人们说，这一举动确实光大了前人的声誉。在此以前，制置使到任，有所谓每年荐举之制，必须颁发诏令才可以实行；安抚司却没有这样的先例。到这时，虞侯、何侯都声名远扬，德升便把任职郡守的指挥交给他们。虞侯因为私事安排不便，曾想上书辞谢，但亲友都说按义理不应如此，于是准备乘一辆车上路。出发前几天，黄公亲自作诗为他送行。诗稿尚未完成，蜀地使者便有奏报，朝廷下诏赐给他俸禄和祠禄。闲暇时，黄公的属官拿黄公所作诗稿给虞侯看，虞侯请求把它刻在乐石上，以免忘记知己，只是还没有人记录事情的始末。恰好我也被罢免广汉职务，经过成都，于是受托撰写此文。我因此想到黄公诗中“才高真俊快，世隘多疑忌”等句；他当时构思诗句的时候，大概还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所说的话已经如此准确。黄公见识高远，而且赠言中自然含有爱护德行的意义，真是难以企及啊！诗中说：“虽然说不是我作的，既然如此，就已经成为你的歌。”请让我用这句话回复虞侯，并题写在诗篇末尾。跋金堂谢氏所藏伊川程氏真迹。先生写信给谢公，让他阅读王辅嗣、胡先生、王介甫三家的《易》学著作。人们说，先生只是取法这三家，并没有偏向哪一家，所以才这样做。然而我曾看杨遵道所记录的先生言语，看来其中也有自己的说法。他所记录的内容还说：“如果以前从未读过《易》，不懂得文字义理，暂且应当看王、胡三家；先领会文章的意义，还要熟读背诵，然后才有可以用心体会的地方。”仔细考察这段话，才知道先生是要人从三家著作中寻绎文字义理。文义熟悉以后，才能从容涵泳、充分领会，达到豁然开朗、心情怡悦，如冰融化、道理贯通的境界。他本来并不是说《易》到了三家才算完备，也不是说寻绎文义本身就是最终目的。不仅如此，先生一生的功夫都在《易传》上。后来弟子们求取这部书而没有得到，先生病重卧床时，才开始把它传给尹彦明、张思叔，并说：“我只说出了七成，你们还要自己进一步体究。”唉！从三家的文字义理来观察先生的著作，几乎已经没有剩余的蕴藏了；但先生把它深深收藏、坚决不轻易外传，不得已之后才拿出来，而且还只说自己讲了七成。他对读书人要求真正认识、实际有所得，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呢？读这封书帖的人，如果真能据此用心思考，然后就会知道先生劝勉谢公的本意。跋阆中蒲氏所藏石范文三家墨迹。石才翁才气豪迈而充沛，范德孺资质端正而庄重，文与可气韵清雅而超逸。世上品评人物的人，本来就有这样的说法。如今观察他们书法中流露的心性，各自都像他们的为人。古人所说“心正则笔正”，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跋苏文忠墨迹。欧阳公主持贡举时，怀疑苏公是曾南丰，把他列在第二名。然而当时南丰已经在录取名单中，欧阳公起初并不知道。等到苏公主持贡举时，不仅遗漏了自己的门人，即使故交的儿子也一概不录取。看他写给李方叔的诗，以及如今蒲氏收藏的这封书帖，似乎都是要表示惭愧。始终不因一时的羞愧，而改变万世所应当深深羞愧的事情。这就是前代正直之士立身行事的宏大原则。假如士大夫常常怀有欧公当时的疑心，也背负苏公所表现出的惭愧，古代的道义大概就可以恢复了。跋乐子仁新为洪雅王甲作《寿乐堂记》。君子的三种快乐，列举为：“父母都健在，兄弟没有灾祸，这是人人共同希望的事。”又有一种快乐说：“能够得到天下的英才而教育他们”，这却不是单凭强求就能得到的。只有上不愧对天，下不愧对人，那么属于自己的事情都可以通过自我努力而获得。如今王氏四代同堂，合为一家，以“寿乐”命名这座堂。我朋友乐子仁曾经为它作记，又托我书写匾额。那种需要听从天命的快乐，王氏已经拥有了。至于可以靠自己努力获得的事情，王君也应当更加努力敬慎地去追求啊！跋苏氏帖。苏氏的书法墨迹，散落在人间的，哪里数得清？杨氏同三位先生家宅相邻，所收藏的尤其多，而且可以相信不是伪造的。如今看少公书帖中所说“与家兄同在京”，这是熙宁二年所写的。那时长公任判官告院，少公任条例司检详。书帖又说少公已经改任陈州教授，这是熙宁三年所写的。他的字体同中年以后很不相同，这才知道前辈即使在小学上也仍然不断进步，何况在更大的学问上呢？听说杨氏收藏的还很多，苏氏晚年既然显贵，尤其厚重地履行对故旧的情谊，这一点更应当让后辈们看见。新阳安别驾宋希古，因这幅书轴转相敬题于后面，并归还给杨氏，请他们谨慎保护。

译跋任谏议伯甫帖。忠敏公在元符三年冬十月任左正言，不到半年，论事共有一百零八道奏疏。第二年建中靖国元年春三月，因为触犯曾布而被罢去言职，改任度支郎。又过两天，出任虢州知州。五月到达虢州，此后仍然不断议论政事，于是诏令将他送到吏部。第二年改元崇宁，十月除名勒停，编置通州。又过一年正月，他同陈莹中、龚彦和、邹志完、马子才、张才叔、陈纯益、江民表等共十三人同时获罪，公独自被远徙昌化。又逮捕他的儿子交给司法官吏。崇宁三年列入党籍，四年因星赦而迁往道州。大观第二年，又因赦令获得自便，于是回到通州。如今书帖中所说的戊子，就是获得自便的那一年；“寄食海堧”，就是指通州。他在题跋康公谏草中所说“前年经过长沙”，就是迁往道州的那一年。希古就是曾任御史的安民。我们共同回想徽宗即位初年，政局清明，起用、召集众多正直之士，让他们依次入朝任职。当时元祐党籍中的大奸大恶，如章惇、蔡京等人，全都被贬逐流放，天下人把徽宗看作小仁宗。这就是徽宗当初的志向。曾布同韩师朴一起任宰相，曾布挟带私怨，又被赵挺之误导，渐渐同韩师朴不合，而邓洵武也爱莫能助。曾布图谋进用蔡京，因此又重新任用曾布；曾布想借助蔡京来帮助自己排挤韩师朴。谁知蔡京进用之后，曾布也被斥退了。以徽宗当初的志向，本来应当联合众多君子来扶持他，却连建中靖国一年之内的政治清明都不能实现；一个小人趁机钻空子，援引非其人，竟能使君主的政治转变为崇宁、政和、宣和、政宣时期的政治，从而给后世留下无穷的祸患。所谓一句话可以败坏国家，一个人可以败坏国家，唉，真是令人畏惧啊！跋陈思王帖。考察隋代秘府所收藏的《魏黄初篇》，到唐初已经亡佚，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书。按同类情况推想，像曹子建遗留下来的文章，在当时本来就有许多散失和保存的，难道只有《鹞爵赋》等篇吗？唐太宗从宫廷府库拿出金钱，征集天下古本，命魏征以及虞世南、褚遂良鉴定真伪；每篇都加上印记，印文是“贞观”。如今《鹞爵赋》和《赠王仲宣诗》都有这种印记，怀疑是唐代秘府所收藏的。没过多久，竟被武氏子弟的脂粉妆饰所得，实在可惜。最后它收藏在建业的文房中，后来归于浮休张氏，大概几经厄运而仅仅脱身；一匹缣素能够流传下来，本来也有幸运和不幸之分。如今从隋炀帝到浮休居士所题的文字，共有五帖，虽然缺少精神气韵，却有不少姿态，有人怀疑是伪作，有人说是摹临，本来就在真假难定之间。然而考察它流传的来由，源流确实还可以查考。如今收藏在新普安史君任公家中。嘉定八年春王正月，临邛魏某得以看到它，便在后面题写了这些话。

译跋傅谏议阙帖。胡明府收藏傅公的诗帖，到现在已经十四年了。傅公为人刚正方直而有操守，曾任谏官，因为坚持正道而不被容纳。如今看这封书帖，能看出他在出使事务上勤勉劳苦；至于他的辞句中有冒险赴难、舍弃安逸、心中时时不忘君主的意思，他深厚的忠心由此大略可以看见了。跋虞公雍允文折金使奏札。开禧元年，北方派遣使者赵之杰来祝贺来年元旦，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紫宸殿朝见。赵之杰仪态举止傲慢，拿着国书迟疑站立，仿佛要等皇上起身接取。閤门官察觉他的意图，便夺过国书送上去。赵之杰更加愤怒不平，行礼后又端直站着不动。公卿以下仓促慌乱，不知如何处理。在此以前，我任职成都时，从忠肃公的孙辈某人那里看到公在乾道年间折驳金使的奏札，私下里非常赞叹惊异，常常随身带着墨本。到这时，我以馆职官员的班次站在殿庑，偶然听说傲慢的使者，事情很像从前的事件，于是把奏札中的话背诵给朝廷听。在场的士人也希望事情赶快办成，互相传话。不一会儿便听说平章军国事韩侂胄忽然上前奏请皇帝回内殿，几乎像乾道年间的旧例。随后又有议论说，按元旦朝见的旧例，应当隔两天让使者三人一起游天竺寺，称为“出山”。不久便下令停止此事。邓友龙当时以夕郎、馆客身份任职，还担心赵之杰反复上牒议论元旦朝见礼仪，前后去了一两次，只得到答复说第二天权且实行折身礼。他又不肯接受所赐的芗茶。我听说他的言辞意态仍然带有骄横傲慢之意，于是把公的奏札墨本送给春官侍郎李璧，准备转交宰辅。因此诸位公卿才明白地知道了这件事。然而听说韩侂胄还说这是谢开之所为，却不知道谢开之执政还在这以后十多年。第二天，我趁着同三馆取阅《会要》《实录》《国史》《圣政》《日历》等书，全面查阅关于忠肃公折驳天锡之事的记载；有的完全没有记载，有的只是略微提到，大多同赵文定公所写的相抵牾。而《实录》又删去了问候起居的事情，却仍然记载在垂拱殿赐茶酒；实际上茶酒从未设置。又记载知閤门事王抃上言如此，下诏第二天引使者朝见，仿佛把功劳专归王抃；但王抃的奏词只是议论接受国书的礼仪，又同这件事不合。于是我不禁茫然叹息说：“内外之分，这不是小事。然而史书的缺漏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何况自从我国遭遇外患、受到敌人欺凌以来，这种情况已经不是一天了。东都的礼仪，是北方使者在殿下跪进国书，由内侍启读国书，宰执接受并宣读，然后使者升殿长跪传达其君主的话，问候我国君主的起居，大体就是这样。到了绍兴年间急于和亲，才开始过分自我贬损；即使朝廷争论力争，也只让秦桧代理宰相接受国书。虽然可以说是善于权宜，但傲慢的国书、悖逆的使者，名分和礼仪都不正，屈辱已经太过分了，如今实在不忍再说。到了采石之战，金人的气势已经十分衰弱，首先派遣使者到我方来，魏了翁才采用与对方平等的礼仪；此后国威又重新振作起来。朝廷根据尊公所论、派王抃出使时的言辞，称作是问候起居，实行这种说法又将近十年，正是指采石之后的事情。这样说来，采石之功对国家的补益，难道是很浅薄的吗？朝廷上的大臣对和战各有不同意见，既然没有能够乘机收复疆土，而所幸使者从金方来往，则进退抑扬全由我方实际控制，因此将东都旧有疆域全部收回，也没有什么困难。然而高忠建来到时，却责备我方礼仪，要求归还疆土并迎接使者；有人于是说，疆土是实际利益，不能交给对方，礼仪上的虚名不值得吝惜。几位当时的贤者争论不过，所以最终裁减的事项只有十四项。与南渡初年相比，已经算稍稍令人满意；但与东都旧制相比，仍然留下许多遗憾。况且高忠建进献国书时，尚且不肯采用新的仪式。陈文恭公陈康伯虽然能够以道义折服他，但仍是馆伴官牵制了他的国书，才得以进呈，实在没有像乾道七年那样最为得体的。太史氏本应把这件事大书特书，以告知后世，却忽然对此空缺不记。何况从乾道辛卯到开禧乙丑，不过三十五年。假使我所得的尊公墨本偶然不在箱笼之中，那么诸公只会说前有陈长卿，后有谢开之，哪里知道金方对我方使用平等礼仪，是开始于采石战败之后的呢？这究竟是谁的功劳？而且能够根据形势变化制定相应措施，使敌人的气势受到挫折，国威因此得到信服，正如赵文定公前后所说的那样；在这件事上，也没有什么能够超过尊公的。只是由于文献不足，没有可以考证的材料，能够谈论此事的人，有时又只是出自区区微末小臣之口，真令人叹息。王抃曾替尊公传达给北方使者，那么王抃大概是在其中周旋，并且亲身经历、亲眼见到这些事情的人。淳熙八年距此并不远，而北方使者魏正吉、萧梅来庆贺正旦，却要求皇帝按照旧仪式起身接受国书，皇帝对此为难，才改日召见。王抃对于前面的事情，难道竟然马上忘记了吗？却直接答应使者第二天按旧仪式觐见，这又是为什么呢？不过，彼方武夫小人自有其心思，不值得说了。当时只有赵忠定公以侍从大臣的身份据理力争；宰辅大臣和负责接待使者的人，这是什么样的职分？却唯独没有听到他们说一句话，反而把责任推给一个閤门官。虽然最后派出王抃来挽救过失，但损害国威、辱没国家，已经来不及了，这又是为什么呢？考察当时所谓宰辅，谢开之正是执政大臣之一。不知道韩侂胄依据什么，竟还这样说吗？《诗经》说：“虽然没有老成持重的人，却还有典范法度。”我冒昧把这些话附在奏札末尾，以备太史氏补上遗漏的文字。题写在《陆日新尽忠辩诬录》后 开禧二年，有两件关系重大、应当严加赏罚的事情：襄阳遭受兵乱，经过几百天才解除围困；孽曦发动叛乱，经过几十天才恢复正常。这些事情关系重大。可是最终由于私意扰乱，是非颠倒，直到今天仍未弄清，真令人长叹不已。

译题写在晏元献公法帖后 元献公的三帖中，论说西部边境攻守的，应当是康定元年冬天所作；论说富公出使的，应当是庆历二年春天所作；至于和评事所写的帖，则是元献公做宰相、富公尚未登第时的作品。虽然二人是岳父与女婿，却谈到国事，并不嫌有矛盾；而出使辽国一事，虽然不是富公所乐意的，元献公在枢密府任职时也未曾因此压制他。至于康定年间关于攻守的筹划，韩忠献主张进攻，范文正主张防守，而元献公与厐庄敏、白宣简等人，也常常说不可轻举妄动。最终泾原的军队尸骸遍野，可见元献公不主张贸然进攻的意见是正确的。朝廷每一项政令，都一定要集思广益，反复审议后才实行，它的审慎慎重就是如此。然而这样仍不免失败，那么开禧年间出兵、嘉定年间议和，也不必都出自人人共同赞同的意见；它们的得失又应当怎样评判呢？元献公的孙子名叫子中，曾在嘉定年间公开发表这样的意见，难道这就是所谓“只有这样才算继承先人”吗？开禧三年冬天，听说权臣被诛杀，我的表兄高东叔作诗记载这件喜事。我们兄弟相继一同作诗，大体上虽然以除掉凶恶之人为快，却仍然考虑到把首级送去请求和议有损国家体统。曾经寄给虞侯仲易的诗说：“既然除掉凶恶之人，国家大义就会明白，不要轻易送上首级，反而开启敌人的奸谋。”他的哥哥伯易也说：“千万不要把首级送去，终究要防备天下英雄暗中失去笑容。”有人或许还认为这是过于忧虑。第二年事情果然正是这样。有一位传抄《贤关士人书》的人，就是子中。文辞英迈，气势刚劲，疏朗通脱而光明磊落，见识者争相传诵。由此确实可知，义理存在于人心之中，大概有些见解会不约而同。题写在《崔吉甫【缺】三边表里图》后。还没有燃火就躺在柴薪上，古人认为这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根本。火已经燃烧起来了，躺着的人又能从哪里逃走呢？假如吉甫正要奉行“把柴薪移开以防火灾”的主张，并把它推行于天下，那么他所见到的公卿贵人已经不少了。也有人从这句话中得到警戒了吗？题写在东坡所作《获鬼章告裕陵文》真迹后 在这以前，王韶在熙河用兵；在这以后，王韶的儿子厚又在湟鄯用兵。虽然只得到空虚无用的土地，却已经耗损了士卒的精力，竭尽了百姓的力量，所受的损失已经无法估量。这样看来，不费一支箭、一枚箭镞，便擒获了狡黠的酋长，余下的寇贼接踵归附，直到把整个疆域控制住；对叛乱者有的降服，有的放过。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大概就是这样。崇宁以后，尚未实行垂帘听政的政策，却违背先前的志向，这是为什么呢？题写在东坡所书张志和《渔父词》大字后 文忠公自己说写大字不如写小字，虽然确有这种情况；然而他那种英姿杰气，有不是笔墨所能约束和收摄的地方，所以无论大字小字，都是同样的。题写在山谷与杨君全诗帖真迹后 右边这两首诗的一帖，笔意清秀丰润，与世间所收藏的作品完全不同。大概是元符三年所作，是公晚年的书迹。此后五年，公便去世了。公曾自己说：“年纪衰老，疾病侵身，百事都没有进步，唯独觉得书法更加精妙。”前辈在学业上的进步功夫，即使表现在书法这种余事上，也仍然如此。如今收藏在杨氏孙子齐巽那里，他是我的同年朋友。嘉定九年春二月，他带着这帖到梓州来访我，于是我题写在后面。题写在东坡次韵王晋卿《乞花诗》真迹后。东坡在元丰诗狱中，审问同他往来的人，共有二十四人，首先牵连到王驸马。朝廷拿他一时的言语来锻炼罗织文辞，几乎要把他置于大祸之中。后来元祐年间召他回来，他向西行时又同王驸马交往，与从前没有什么不同。这虽然是小事，却也足以看出公一向的操守，他的心并不因祸福利害而动摇。题写在《丹渊墨竹诗帖》后 右边这两幅墨竹、三幅行草，都很接近文湖州的风格，是李致尧所书。双鱼印上是“时雍”二字，圆印文是“致尧”，方印则写着“李大醉墨”。致尧是李隲的长子，所以自称李大。致尧很早就以书画闻名于当时。元符初年，黄鲁直在戎州，致尧曾向他求书法作品，黄鲁直非常赏赐他。距元祐四年大概只有十年。后来他为尚书郎冯澥书写奏疏，因此受到知遇，成为书学博士。题写在东坡辞免中书舍人稿真迹后 元祐年间垂帘听政，凡是熙宁、元丰时期不便于百姓的法令，都立即废除，唯恐迟缓。诸公只知道眼前的形势，认为不得不这样做。然而议论这件事时，有人说这是儿子改变父亲的制度；附和并辩护时，又有人说这是母亲改变儿子的制度。这些都不是真正懂得政事体要的人。只有坡公所起草的诏辞，能够追溯神考想做而未能做成的心意。文寛夫、范尧夫、韩子华、孙和甫、安厚卿离开公所起草诏书时，都以先朝的托付为理由；而采用杨元素、陈彦叔、李邦直、吕穆仲、唐义问等人的言辞，也篇篇都提到先帝的约束。温文正公因议论新法不合而离职，终元丰之世没有被起用；但在临奠祭文中却说：“了解这些的是神考，任用这些的是圣母。”吕惠卿受神考知遇，做到宰相，他南迁时的诏词也说：“这是先皇帝的心意。”至于熙宁年间宰相去世，不过说：“正要看功业成就，忽然生起归隐山林的兴致。”也不曾深加诋毁。如今看公辞官的奏疏，开始把美德归于神考，言辞气度和平而不怨怒，见识谋虑深远而有所寄托。假使当时的贤者都懂得这个意思，难道不足以彰明先帝的志向、消除后世的忧患吗？何况神考本来曾因二后请求而流泪，因安上门的谋划而愤懑惋惜，因永洛城的失败而痛哭；凡是与元祐诸贤有关的事情，神考又未尝不知道，只是当时没有人能够顺着他的本意加以匡正挽救罢了。所谓“受到先朝的知遇”，即使宣仁太后也曾这样说过，公并不是姑且这样说说而已。《鹤山集》卷六十 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六十一，宋魏了翁撰，题跋 题赵侍郎【公硕】帖后 米南宫以内心作书，书法高妙，不肯替别人下笔，唯独替刘巨济书写了这首诗。浚仪赵公才思敏捷、文辞华美，即使只是把书法看作余事，也远远超过常人；他也临摹了米公的这帖。前辈胸襟高旷，即使是一技一能，也乐于取法众人，不一定都要出自自己。米帖如今刻在括苍【缺】宅，赵帖如今收藏在成都贡士郭之章家。郭之章的先父曾经侍奉赵公。

译题写在南轩给李季允【缺】的帖后 南轩先生向五峰胡先生求学，过了很久才有所收获，见到胡先生时还没有来得及同他说话，便流着眼泪请求。胡先生只让他思考“忠清而未能达到仁”的道理。大概来回请教了四次，然后才把这个道理传授给他。前辈成就后学，就是这样不肯轻易改变自己的说法。因此，得到这种学说的人，在自己苦思而不得、想说而不能说之后受到启发；理解就是真正理解，实践就能切实实践，最终能够以学问闻名，这不是世俗儒生只凭几寸舌头和耳朵的学问所能相比的。如今帖中所谓“不要急于求成”，正是先生把自己用来教人的道理拿来教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寸〕 题高宗赐吴玠“凡事秘密奏报”御笔后 淮西之变发生在绍兴七年秋八月戊戌日，这道诏书是在九月壬申日以后颁布的。涪王起初任泾原都监，张忠献公安置川陕事务时，确实提拔他为统制官。第二年又提升为永兴军帅，从此得到任用，多次取得胜利。皇上既因魏公而了解涪王，魏公不久因获罪离职，凡是曾经被他推荐任用的人，都不能安心。皇上对宰臣赵鼎说：“近来防谏官喜欢以朋党罪名对待士大夫，比如罢免一位宰相，凡是他推荐任用的人，不问是否有才，一概在同一时期罢黜；这不是爱惜人才、敦厚风俗的做法。何况涪王本来是魏公提拔的，远在边外，朕担心他不能安居，所以颁诏让他可以专门直接奏达君臣之间的情意，不受任何阻塞。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在艰苦的戎马之间奔走，冒犯险阻，最终大力拯救国家的危难，帮助绍兴中兴事业重新开创。” 题写在遂宁傅氏收藏的濂溪、伊川真迹后。蜀地虽然偏僻，但像先正大儒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都曾不以蜀为鄙远而幸临此地。如今他们的遗墨大多在蜀地，我魏了翁偶然得以窥见的，如濂溪先生的帖、伊川先生的手刺，遂宁傅氏各收藏一件；濮阳度周卿所藏的程先生名刺，也是从傅氏那里得到的。伊川先生的帖，金堂谢氏有一件；明道先生的帖，我也得到一件，是和邵子《打乖吟》后一章。三位先生刚在蜀地时，他们的学说还没有显著传播，但跟从他们的蜀人已经很多了。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还觉得不够；即使得到他们片言只字的手稿，也像珍宝一样收藏不弃，直到传给子孙，不敢失落。如今三位先生的著作遍布天下，学士大夫却不知道爱好；即使有爱好的，能够审慎思考并切实实行的也很少；有的人反而把它们说成高远难行，有的人讥笑为艰涩难懂，有的人甚至借此作为炫耀和谋利的媒介，往往都是这样。唉，真令人叹息。题刘左史【光祖】所书《潼川陈荷之母任氏墓铭》后。潼川人陈荷最初把母亲任氏的墓铭之事托付给起居舍人刘公。刘公前后四次在潼川任职，熟悉陈氏家族世代的士人风气，所以记载平实，足以传给后世、昭示后人。古人下葬时，请天下著名而擅长文辞的人撰文，一定会说：“这样，他的死亡就不会成为耻辱，而名声也会长久流传。”何况刘公是正直的人，他所说的话更加可信。陈荷拿着这篇墓铭来安葬母亲，也就有了凭据。题胡文靖公【晋臣】橄榄诗真迹后。没有滋味之中的滋味，是最美的滋味；它是五行的太极。咸、苦、酸、辛、甘，是五行所产生的，都是五味中的一种。然而其中所谓甘，在天为枢，在地为土，在颜色为黄，在声音为宫，所以甘对于其他四者来说，仍然可以算是味道的中和。因此，苦茶不如甜荠，苦堇不如甜饴，毒药不如好粮，苦涩的操守不如甘美的操守，龙逢、比干也不如后夔、稷、契。既然如此，橄榄为什么因苦味而受到取重呢？是说它的变化合乎正道。崔嵬这样的谏臣，内心忧虑君主，没有一点虚伪。世上本来有许多坚持这种操守却不被录用的人。把这首诗反复读了三遍，因而有所感触。题写在孟蜀防禁凭证后 凡是前代遗留下来的书籍和简册，只要喜爱古物的人都知道珍爱。也有些事情虽然极其琐细，却因为年代久远而受到重视。况且王孟在蜀地时，岂只是如井蛙、瓮中小虫那样微不足道吗？孟昶在建造坟墓时，唯独能够为他们制定严厉禁令。他厚待前人的心意，从这里也可以大致看出。由此可知，人所固有的常性是不可能彻底消灭的，即使在纲纪大坏的时代，也仍然如此。伯起收藏这些书，也可以说是爱好古物而博雅了。题写在山谷所书《香山七德舞》后 黄太史掌握了书法变化的奥妙，如今这帖又因观看《海怪图》而激发兴致，所以比其他书迹更加沉着痛快。然而诗中不写出他的姓名、称号，难道仍然对戴链师有所吝惜吗？这首诗的旧本作“子夜作”，夫子如今来作；又作“尔来治定作”，以“理定”与“子夜”相对，“辰日”与之相对，那么今本应当是正确的。只是“廿有九”“廿有五”，根据字书和秦汉铭文来证明，只应当分别作为一个字来读；如今却把两个字合在一起，成为六言句，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如今收藏在资中李氏家中，实在值得珍藏。题胡知院【缺】与【缺】季溥往来书帖后。第一帖把贫贱和忧患当作针砭自己的药物，又因自己处理事情不如古人而自叹，这是前辈进学的功夫。其余各帖也都平实而有意味，由此可知世道污浊浅薄，即使在书信之间，大多也只是虚浮而不合情理的话；这不过是近几十年来的事情罢了。

译题杨参议【兴】家书后 资中的杨侯东叔从涪陵罢职归来，带着他先父参议公的手迹给我看，我不禁惆怅地说：“防谏官可以根据传闻来议论政事，这本来是先朝的良法美意。然而既然力求广泛采纳，所以有时也会有诬陷人的言辞，使人能够乘机暗中推行。况且欧阳公是一代大儒，却曾一再因闺门之事受到奇异的诽谤，所以最后公在自我申辩的奏疏中说：‘臣如果确有此事，就是触犯天下最大的恶行；如果没有此事，就是蒙受天下最大的冤屈。’神考也说：‘难道可以把人置于大恶之中，便用传闻作为托词吗？’最终为他平反了。唉！杨侯东叔难道也正处在大恶和至冤尚未昭明的境地吗？如果忍受而不说，那么加给他的罪名就是天地不能容的恶行；如果穷尽言辞奋力辩白，传闻本来又没有可以辩明的根据。那么究竟将用什么来自我申明呢？”从前唐人柳珪升任右拾遗，萧仿等人说他不能侍奉父亲，便把诏书封还。柳珪的父亲仲郢为此申诉说：“如果说柳珪冒充处在谏官职位上，可以说他不孝；但这样就是诬陷这个人。说柳珪不孝，而他的父亲说这些话是诬陷。假如仲郢偶然没有活到看见此事，柳珪还能成为一个清白完整的人吗？”如今杨氏的诽谤不像仲郢那样不幸而没有来得及看见，所以至今没有办法昭雪。然而幸好他的手泽清清楚楚，仿佛仍然存在。玩味其中的言辞，大概兼有教诲、爱护、【训字有缺】和恳切详尽之意，极尽天下真实的情感。杨侯拿着这些来立身处世，大概也就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了吧？虽然如此，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再说，所谓勇于顺从而接受命令，如今固然已经来不及了。至于承受父母的遗体并使自己保全归全，那么杨侯还应当勉力修身，以报答亲人、取信于世人。题杨司理【德辅】之父【纪】所问辨的历书后。《易经》说：“学问广博，遇有疑问就询问辨析；心胸宽广地居处，依照仁德实行中庸。”这是说要博学、审慎询问、认真思考、明辨是非、切实实行，根本要领只有一个。“问”字最为关键。好学的人既然已经用来完备地掌握事物的道理、汇合古今适宜的做法，如果遇到疑惑却不向人询问，那么各种纷乱的见解就会胶着固结，无法由此启发思考，进到真正知晓、确实见到的境地；即使想要实行，又怎么能够实行呢？我的同乡杨君写了《问辨历》，拿来向老师质疑请教，这最能掌握求学的要领。后辈初学者自以为是，耻于叩问别人，看到这件事也可以稍稍受到警戒了。同乡魏某题写此文，把它归还给他的儿子德辅。唉，愿它长久保存而不废弃。题普慈冯【惟一】率先筹集钱财修建贡院疏后。普州在东蜀是士大夫聚集的郡，却还没有贡士的场所，实在是典章上的缺失。然而普州公私财力反而低于各郡，所以修建营造的费用没有出处。比如刘光远参加冠礼类试，前所未有，主管教化的人却长久把他排斥在外，因此只为修建一道门楼，就收敛百姓的钱财来供给费用，几乎引发诉讼。由此可见，工程劳役不能轻率议论，大概就是这样。冯生何不替我拿着这篇疏，向郡侯说明？测量土地、制定赋役文书，考虑材料，计算工役，分别把劳役交给某人、把财物取自某处；等到规划大略确定，再把它呈报给各位官员。当时提学司应当首先议定拨给资助，替各州县倡导，这个时机不可错过，你要好好考虑啊。题邵康节《逢春诗》后 先生的精妙达到极点，道理和数理从容地体现于义理之中；即使表现于其他事情，也不分精细粗疏，没有一件不是实际的道理。自秦汉以来，各位儒者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这种境界，这就是所谓的豪杰之士。陵阳牟君铉得到先生所书的《逢春诗》，曾把它赠给临卭魏某；魏某辞谢不敢接受，于是题写此文，将诗归还给他。题吕正献公缴进兴龙节北使例外送土物奏稿后。元祐初年，文忠烈、平章军国重事司马文正、吕正献分别任左右宰相，范忠宣、吕正愍、刘忠肃、韩门下、王右丞等贤者任执政。文正去世后，正献独自任右宰相将近一年。有大辽使者耶律拱辰、韩宁来访时，正是正献任右宰相之时。作为百官仪表、相互错落而显明有序的，全都是这样的人。敌人听说这些，难道不会说中国有人才吗？贡物的进献超过通常的规格，也足以看出当时尊重贤者、崇尚德行的风气已经传播到蛮貊之地。辽、夏纳贡，鬼章立即被擒，交趾也表示归顺，难道不是因为中国有人才吗？《诗经》说：“没有比人更强的力量，四方都会受到教化。”唉，真是盛大啊！

译题韩持国帖后 韩持国在元祐元年五月任门下侍郎，第二年七月壬戌日，因为同范荣公争论刑名之事，当面陈说他的过失而没有形成文字，因此被罢去政务，分司南京。当时潞忠烈公任平章军国重事，而申正献公独任宰相。现在帖中所说的“仆射相公”，大概就是指正献公。御批到达，说弹劾臣僚既然没有明文依据，和奸邪谗毁有什么不同？正献于是接连上章极力争辩，皇帝批示中的言辞仍然严厉，于是又援引近来的先例；呈进拟议过了三天，到甲子日，才有任命他为资政、知邓州的诏命。但仍然沿用原先责罚他的措辞，直到正献再次请求，并在便殿反复陈说，过了八月辛未日，才命词臣苏文定以“均逸”作为诏词。前辈对于志同道合的人，爱护并设法保全，不得到许可就不停止，并不是为了结党交往，也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获取名声，而是珍惜政事体制，替君主的心术考虑，为国家保留贤才。他说：“皇帝年纪正盛，正依赖太皇太后以仁义之道训导他，调和他的喜怒，以恢复仁祖的政治。”正献在这件事上的诚心，由此可以看见；宣仁太后也曲折地听从了他，并不把这当作忤逆。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足以成为元祐年间那样盛美的政治了。题何丞相【防】家收藏的钦宗御书后。唉！靖康年间的外患，起始于熙宁、元丰，形成于绍圣，发展到宣和而达到极点。等到钦宗仓促即位，事情已经无法挽救了。第二年改元，仍想勉强支撑自己。对内就招募士兵来防御，对外就奉送财币求得和好，却都无法实现。于是连土地和帝号，到这时也没有什么舍不得放弃的了。形势到了这种地步，才开始罢免唐恪而任命何防为宰相。这正如晋侯的疾病，是由于沉溺于安逸享乐而形成的，大概不是一天造成的。等到两个小人已经盘踞在膏肓之中，既不能攻治，也来不及通达病情，还召来医缓诊视，纵然有一百个医缓又有什么用？不过是徒然使两个小人发笑罢了，何况未必有医缓那样的人呢？所幸康王在王府中提出的议论，首先由何公发端。宋朝的中兴，正是依赖这一句话。后来金人营中商议更换皇帝，公也坚持不可，最终因不肯进食而死。这两件事，不是仍然胜过始终没有机会自我赎罪的人吗？蔡京把持天下五十年，等到祸乱形成，却还能保全首领而死。钦宗即位十四天，敌寇就逼近城下，不久被迁往北方。何公做宰相几个月，就遭逢百般灾难，死在北方沙漠。上天昏昧无知，实在不可理解。我这个卑微的小臣魏了翁，在这以后九十年，恭敬地拜读皇帝手迹，谨行拜手稽首礼，题写在下方，并接着流下眼泪。又题跋一篇 伊尹的诗说：“早起晚睡，洒扫庭院，这是百姓的法则。整修你的车马、弓箭和兵器，用来戒备戎事，抵御远方蛮族。”古人所说的整治兵备，不过就是这样。如今国家安闲无事，正当此时，却不谋划这些事情，反而讳疾忌医。等到一旦崩溃四处发生，才开始修筑城郭，驱赶市民，整治兵器，把它当作防守御敌的计策；割让土地，输送金帛，拿子女作人质，只求和好的实现。内心对中国感到愤怒，甚至波及鬼方。这样还说国家有人才吗？自中兴以来直到现在，又四次被和议误导，而执掌政事的人常常依靠和议来把它当作稳固国家的办法。反复拜读献陵的御笔，为之流泪长叹。恭敬地题写在后面。

译题郑忠穆公家问遗事后 叙南守郑君继道，拿他祖父忠穆公的手迹和遗事汇编《建炎复辟记》，请魏了翁题记末尾。魏了翁对于先正的品行和事迹，曾经编谱撰写，所以对于郑公所经历的事情，也有幸听闻一些。当时两个凶人告知党羽，请求把防谏官的章疏泄露姓名、交付外廷，大概是借此恐吓进言的人；唯独郑公在这时接连斥责他们的罪行，又向太母请求下诏交付三省，以显示两个凶人的罪过。正如寺人孟子作了这首诗，家父作歌颂以追究王的罪过，把他们的姓字写在诗的末章，毫无顾忌，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东朝辛卯年诏书任命睿圣为皇太弟、明受为皇太侄，公又留在百官班列中争论；争论没有成功，就请求单独入朝对答，退下后又和王廷秀上疏极力争辩，又与宰执一同在帘前对答，又请求召见廷秀。虽然太母想改令睿圣总领兵马，公仍不答应；但太母又命他到都堂时，朱藏一、颜夷仲、路公弼、张逢明诸公都在那里。藏一从青囊中拿出群臣所上的书信给公看，公与廷秀极力陈说：“昨天的诏书不能向外宣布。”后来又说：“如果只是因为五日以来的时事，难道是在争这个名位吗？” 如果一定要实行并发布，公最终仍然争论不止，所以乙巳日的制书立即停止了先前的诏令。公所陈说的意见虽然没有全部实行，但正直的言论没有泯灭，也足以振奋人心；这也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如今各书所记载的事情，仍有疏略。例如前一件事，大概是公在凶焰正盛而尚未受到遏制之际抗拒凶党，各书却没有记载贼党首领首先请求泄露防谏章疏姓名的事情，因而无法显出公冒险犯难、毫不顾虑的意志。后一件事，大概是公在人心缭绕、局势曲折反复之时振奋人心，各书却没有记载他一天之内三次对答，又到都堂同宰执争辩；这件事虽然见于实录，实录也记载不详，所以无法看出这段事情实际上是复辟事业的基础。这两件事最是常人难以做到、而又关系事情关键的，我姑且记下所听闻的情况，以备补足散失。题高宗赐吴玠招纳关陕流亡者御札后。嘉定十一年春，正月，敌人出乎我方意料，分路入侵。边境防守方面曾经阻拦归降附属的百姓，使他们受到边疆官吏的阻遏；到这时他们便把愤怒发泄到我方，反过来成为敌寇的助力。敌军凭借险要地势、就地取得粮食，王师多次交战都不利。恭敬拜读思陵的御笔，其中可以仰窥皇帝深远的见识和驾驭形势的万分之一，谨行拜手稽首礼，题写在下方，作为万世的鉴戒。题山谷《安乐山留题》后 徽祖即位初年，政治清明，开始登用正直之士，起用被废弃的人。对黄太史有恢复朝奉郎、知舒州的任命。元符三年冬十二月，他从戎州出发；第二年建中靖国元年春正月，经过安乐山，留下题记。大概熙宁、元丰以后，只有元祐几年的治理；调停绍述的言论已经兴起。绍圣以后，只有元符末年、建中初年这段时间，尚未满一年，爱莫能助的谋划已经推进，孽京也被任用了。治理的日子少，混乱的日子多，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游安乐山时云雾昏暗，准备出山时天色才晚晴。难道天地之间一气的运行，也是阴惨的时候多、舒展的时候少；而人所经历的事情，也往往违逆的多、偶合的少，每每都是这样吗？题米南宫帖后 本朝以书法闻名的，到了黄太史、米仪曹，各自掌握了书法变化的奥妙，自成一家，很难分出高下。景献兼有二人的长处，可以说是奇遇。但现在米帖中有时出现笔力柔弱之处，于黄太史有所不及，这是为什么呢？题张存之行状后 我的朋友张孝谦将要安葬他的先父，拿着事状来求我撰写铭文。我少年时侍奉各位叔父，早已熟悉寿安张氏二位贤者的事迹。府君大概就是他的弟弟、巴西明府；如今愿意为他作一篇记述，以光明昭示府君的美德，而我正处在忧服期间，也不敢坚决推辞。于是感叹世人总是以升降、穷达来评论士人；像府君这样的人，按照事状所说，他从使自身诚实、使亲人喜悦，到取信于朋友，这些都是做人的大端和君子的根本，已经完全实践而且笃厚实行了。又能把自己所得的道理推广开来，用文字来教善他的子孙。那么，即使凭借这些德行而困穷，尚未施展便死去，哪里知道他的内在品德不会随着困穷一起困厄，也不会随着死亡一起陨落呢？孝谦拿着这些话，也就足以安葬父亲了。题李文简公手记李棁等十事后 李文简公所记的多是蔡京、秦桧时期的事情，虽然只是从听闻中得到这些内容，但大体上太平时代的事情很少有散失不传的；唯独事情涉及掌权大臣时，没有不使史官害怕、使记事者嫉恨的，所以是非毁誉很少不失实，往往要经过多年、很长时间以后，事情才逐渐明白。从唐代的许敬宗、李义府直到近世的王安石、蔡京、秦桧、韩侂胄，都没有不是这样。况且裕陵一朝的大典，已经被群小污损湮没；即使绍兴年间重新修订，稍胜于各本，其中诋毁、嘲弄、荒诞的言辞仍有删削不尽之处。后来绍述的议论虽然在绍圣年间实行，实际上却起始于元祐末年；到绍兴年间重修泰陵实录时，唯独元祐八年的事情全部没有留下。后来参照玉牒、日历等书来补足，才勉强成书。中兴以后的事情也是这样，从绍兴八年至二十五年，记载最为疏略。小人整天做坏事，哪里顾得上别人的议论；唯独对于流传后世、遗留后人的书籍，他们一定要永久阻止、删改和窜移。这说明人的良知并非不可侵蚀。不知道当时人们所见所闻，而在家谱、野史中删改记录的，父兄子弟、姻亲朋友之间互相传习，就像申屠蟠的口、窦武的心一样，大概有些内容不会同秦火一起焚毁。公一生记载听闻的事情应当不止这些，如果再广泛搜集并汇刻成书，岂只是补充史官的缺漏，也足以警戒后来助长邪恶、怨恨正道的人。题司马文正帖后 申正献比温文正公大一岁；这帖往来时，申公六十七岁，所以温公把他当作兄长。唉！人才因为党争而被评判，所以一会儿兴盛、一会儿衰败。古人从众人中选拔人才，听取国人的意见，广泛搜求而急切任用，还担心治理不好。后世风俗浅薄、世道败坏，人才本来就少，却还要轮流休息、交替任用。第一，常常有一半人才被置于闲散职位，所以才能不能充分发挥；第二，长期闲置的人很多，君子和小人本来都不会长久处于闲散状态；第三，在他们聪明才智尚未衰退时抛弃不用，却在年老多病一同到来时才任用；第四，小人败坏国家，逐渐到了无法支撑的地步，然后才让君子来挽救。小人常常安逸自处而侥幸免祸，君子常常处在艰难之中而承担责任；第五，人才轮流消长、进退，就像人的身体反复患病，元气不能不受到损耗。抚念两位老人的遭际而叹息，千百年间君臣之间反复走的竟是同一条路。

译题宋龙学帖后 吕正献公居家简朴庄重，申国夫人性情严肃而有法度；又得到焦伯强的刚正方严，用来教训几个儿子。在亲戚婚姻之间，宋次道、范纯甫诸公，是他平素尊敬礼遇的人；二程兄弟以及孙、石诸位儒者，则是前辈。像这样以观察善行来修养自己，理应有“三希”来使他的家族更加兴盛；又把这些传给几个孙辈，直到今天也没有失坠。题刘御史【述】帖后 刘公任监察御史里行时，论说张文定不应参与政事，王懿恪不应出任宣徽使；滕章敏任中司时，没有提出任何建言。等到王文公专门命令中司举荐人选，刘公又认为不对，而且他的言语连宣靖年间的同列大臣也一并牵涉。像刘公玉、钱安道已经被贬为监当，刘公替他们倡议，因此获罪自然不会轻微。马、范二位老臣尽力营救他，那么哪里只是到九江去呢？唉！允许根据传闻进言而没有长官统属，这是先朝任用防谏官的旧制度。如今刘公不肯顺从宰执的意旨，即使对防谏官的长官不仅没有什么申明，反而还一并加以攻击，真是令人畏惧而又敬仰啊！介甫已经开了这个头，后来掌握国政的人，又做了介甫所不敢做的事情。题黄太史帖后 前辈被贬居住时，大多不受州县长官礼遇，更严重的还遭到恐吓、猜疑和虚张声势的威胁，有的人甚至又乘机加以伤害。太史居住在黔中时，知州和通判曹伯达、张茂宗已经善待他，即使一个属官，也送来蔬菜竹笋作为馈赠，其中的风味实在很深厚。那些一味迎合权贵、窥伺要人的人，看到这些，难道还不知道惭愧吗？题马御史【防】帖后 元符年间的谏官中有很多贤者，也有许多奏议论说；而台中只有陈当时一人，人们却特别多地称道他。公在台中任职八个月，也不能说不久，但所论只有两件事。等到他获罪时，却也同元祐、元符年间的正直之士一样，大体上是因为不依附任何一方，所以被奸邪小人所忌惮。最初并不在于进言多少。所谓君锡提刑，是在宣和元年二月以后、宣和元年三月以前，当时蒲公卣任梓州详刑的时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题诸贤帖【王拱辰、杨安国、李清臣、钱明逸、钱象先、刁约】后 林希。吕氏父子品性的淳厚与瑕疵本来就不同，七个人的贤与不肖也各不相同，这些无需再论。诸位贤者所题写的内容中，只有刁氏的事情不太显著，所以特别详加说明。然而既然得到先正诸老的称许，这个人的为人终究可以由此看出。陈履常《谈丛》中所记载的刁约半夜见到奏邸而受到牵累的事情，恐怕不可信。《谈丛》的错误不止一处，其中记载奏邸祠神的事情尤其荒谬。书中记载刁约独自免罪，但实际是刁约被贬官离去。书中说杜正献与丁文简同在政府任职，奏邸祠神一事中，杜正献因为避嫌而不参与，丁文简却用深文周纳的手法弹劾他。然而杜正献在庆历五年正月罢相，丁文简直到四月才从翰林学士任枢密副使。杜正献罢相时，仍然是丁文简起草诏令，所以两人原本并未同时在政府任职。这样看来，所谓半夜之说，又哪里值得多作依据呢？题赵忠定公给游忠公【仲鸿】的帖后 我长期承蒙游公知遇，本来十分清楚公的言行。等到我奉命出使东川时，公已经去世了，我便对皇上说：“游某曾在宫帘之内犹豫未决的最初阶段，在宰相闲居深思之时，提出关系宗社的根本计策，幸而事情得以成功。他不仅没有得到当时人的知遇，反而遭到诬陷，被列入谴责之中；他宁肯断绝此事、不敢再说，怀着遗恨去世。请下令本路监司，查取当年的事迹和他所上的章疏，以及刘某所撰写的铭志，交付史馆公布；仍请下有关部门另行议定褒奖记录。”如今多年过去仍没有答复，上天既然让他一生困厄，难道还要让他死后始终困厄吗？《诗经》说：“既然已经取得安定，没有人不能胜任。”景仁姑且等待吧。题《朱吕学规》后 朱文公、吕成公所著的《学规》，县令长眉山家子鉴嘱托我把它书写下来，刻在各乡校中，并且说：“还请替我在末尾作跋。”白鹿洞书院的五条规约，温和而深厚，真是先民留下的美好言论；丽泽书院的三条规约，严肃可畏，真是后学应当谨守的大戒。内容完备极了，没有什么可以超过魏了翁的话。求学的人如果真能依循这些规约，以五条来修养自己的内心，以三条来规范自己的行为，那么就像用稻粱滋养身体、用药石攻除邪气一样，全都足以使自身康健，不容缺少一项。这两套规约虽然训诫不同，宗旨却相同；声调不同，功效却相同。否则，规约虽然陈列在那里，却不能用来约束自己，也不能用来约束朋友。那时人们便会争先追逐声名利禄，以华丽辞藻彼此夸耀，浮躁地互相竞争，怠慢地彼此习以为常。根本的学问既已错乱，末流的习气又更加放纵，那么两位先生当年用来教化激励人的本意，以及县令长今天所要阐发的意思，也就都只成了挂在墙上的空话了，难道不值得深深畏惧吗？难道不值得深深畏惧吗！跋《陈了斋责沈》蒲江县令眉山家子鉴，让县民魏了翁书写《周子太极说》《张子西铭》《朱文公吕成公学规》，并刻石立在乡校中。他又从魏了翁那里得到陈忠肃公的《责沈文》以及给杨文靖公、刘忠肃公、张宣公的三篇跋文，全都是真迹，于是也一并刻了下来。我恭敬地读了这些文字，不禁感叹说：“言论丰富精美到这种程度！《太极图》从‘一理本然’的奥妙出发，推明阴阳二气和五行生成变化的端绪；《西铭》阐发侍奉父母、侍奉上天的道理，极力说明万物本为一体而各有差别的实情；两套《学规》又用最切近实际的道理来启发警戒后学。求学的人如果果真能实行这些，内在与外在相互修养，精微与粗显彼此发明，那么探求根本、用力实践的要领，也从这里取得便足够了。何况又用《责沈文》把前贤改过向善、勤奋好学的事迹展示给他们，这对于那些出身寒微、晚年才求学而又安于浅陋、固执自是的人，所起的警戒作用，岂不是已经很多了吗？”《诗经》说：‘百姓没有谁自满，谁能早有见识而后来不成就呢？’人的内心本来是空虚的，一有自我便会自满。陈公正因为不自满，所以一听到不同寻常的见闻，便慨然想到诚心求实、努力学习不可停止，从而为改变气质、成就德业打下基础。既然如此，求学的人对于这部书，难道也可以有所缺漏吗？魏了翁年轻时便仰慕蔺相如，如今又因为县令的嘱托，让我叙述刻石的缘由，于是写在这篇文字的后面。

译跋王君诏诗 王君诏一个字也不认识，但他所作的诗都以孝友之道为根本。他说兄弟之间发生争执，没有不是因为各自妻妾的话引起的，这尤其切合人情，也符合《易经·家人》和《诗经·常棣》所作的防范。即使世上那些有名而善于写文章的人，往往也未必超过他。既然如此，道理与义理的相同，难道是从外面得来的吗？读者应当从这里有所启发。跋程正伯家所藏山谷书写杜少陵诗的诗帖。前辈评论韩昌黎，认为他启示了符樊川，启示了宜诗，说不应当把利禄施加给初学者作为开始教导的方法。如今杜少陵的诗、黄山谷的书法，也都同样含有这个意思。古今人的学习有差异，从孔子时代就已经如此了。这四位君子，难道也未免稍稍顺从流俗，把这当作诱导人的方法吗？跋崔次和《勉斋铭》【安子文的铭文说：走千里路，开始于抬脚迈步；九仞高的山险，靠不断积土才能形成。每天计算似乎不足，一个月计算便绰绰有余。勤勉与不勤勉，贤能与不贤能，便由此分出差别。】自从士人的学风日益浮薄，大多致力于记诵阅览、写作辞章，不过是为了哗众取宠罢了。否则便凭一点小聪明、小技能，剽窃先儒的言论，驾驭传注之说，乘有司昏暗之机而窃取功名罢了。古人是先做到孝、悌、谨慎、诚信、仁爱，然后才学习文章；从分析经书、辨明志向逐步推行，以至于意志坚强、立身自持而不回头，这都是古人一点一滴积累的功夫。如今却说这些不难知道，有人甚至说这些不必学习。皛山阅历士人已经很多了，写下这篇关于迈步和积土的文章，难道也是经过深思、为后学考虑的吗？愿次和以此自我勉励。跋南轩帖 他的父亲把宗庙社稷和百姓视为自己的责任，他的儿子则把圣门的事业视为自己的责任。这样看来，那些以记诵阅览和辞章写作而洋洋自得的士人，对待自己也太冷酷、太轻薄了。跋张魏公帖 上帖所说的留心圣贤之学、爱惜保养精神，使清明之气存于自身，自然读书便有所得，并用这些来端正自身、整治家庭，而事业也由此兴起。这几句话，是张公把用来修养自己的方法推广出来，以此修养别人。有谁能够奉行不倦，即使逐渐达到圣贤境界，难道还在这些之外吗？跋史岘之母家氏墓志 史岘已经向他的舅父彭州君请求为母亲作铭，彭州君是端正之人。他的话发自真诚，足以感动人的善心。史岘拿着这篇铭文，便可以安葬母亲了，还想让我写几句话，题在墓碑背面。我说：“因为爱她而记录，为她作铭并称美，这本来就是孝子想使亲人长存而不能停止的心情。然而大量求取文人才士的称述，这是汉魏末年的风气。所谓孝，难道只是这样吗？不损害自己的德行，不辱没自己的身心，这才是显扬亲人的大事。但也不必一定要说超越礼法、背弃义理之后才算损害和辱没。甘心半途而废，满足于小有成就，立志只为取悦别人，这些全都是自己轻视自身，从而辱没所受之身。史岘喜好修养品德，又长于文章，那么一定知道应当怎样厚待自己了。如果能由此不断充实自己，或许就达到了所谓承受父母之身而敬慎自身的境界；那么，这篇铭志所表达的意义岂不是更多了吗？史岘将要前往阳安，拜见后溪刘公、沧江虞侯，希望他把这些话告诉他们，他们也会认为这样说对吗？” 《鹤山集》卷六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六十二，宋魏了翁撰，跋 跋虞秦公【祺】所撰杜府君【与权】墓铭。杜府君是我妻子的高伯祖。他一向与虞秦公友善；安葬时，秦公为他撰写墓铭，并且亲自书写。杜府君为人如何，不必询问也可以知道。六十六年以后，我任潼川守，杜府君的曾孙【缺】仲拿来给我看，于是我感叹前辈讲论义利的分别、文章与德行的次序，总是委婉曲折地表达心意，无非是为了使乡里受到教化、使朋友有所约束，务求可以流传后世，而不肯苟且写作。如今虞公的后代孙刚简，大体遵循这种学说，看来远远地已有端绪了。跋杨少卿子谟所题赵子安《一经阁诗》。说把黄金藏在筐中不如拥有一部经书，这是邹鲁一带的谚语。距离圣人的时代和居处都还不远，所以它的词气已经完整，不像邹鲁之间的口语。即使当时鲁国的大儒，如夏侯长公一类的人，也不过把取得青紫官服作为目标，教授学生罢了。自从汉武帝设置科举、策问，劝导人追求利禄以后，学习所追求的大体就是这样，何况民间谚语，本来更没有什么值得责备的。至于其他地方以及后世的情况，也就可以由此推知了。然而经生学士往往摘取这句话来训诫子孙。只有如今的棘卿杨侯，独自推明六经的精妙作用，并用来约束自身，这才真正相信把黄金装满筐子并不是值得追求的。这个道理与鲁地谚语原本的意思大不相同，必须亲自从事于此，然后才能知道。这个道理确实如此。跋张魏公帖 张公自绍兴十六年因在天申节进呈《无逸篇》，于是遭遇被贬连州之事。到绍兴二十年调任永州，绍兴二十五年秦桧死后，张公才有出任豫章殿帅的命令。这样看来，太夫人不久也没能等到他奉养。这几帖正是在连州时所写，处境崎岖险恶，是常人所不能忍受的；但看他自处的态度，却从容自得，和蔼之中自然流露出孝敬、忠信的意味。他大概就是《白驹》《考槃》诗中所说的那种人。唉！所谓读《易》，难道只是诵读、讲说训诂吗？跋江宗博致仕帖 古人所说七十岁退休，不过是约略而言罢了。然而难道一定要到七十岁吗？出仕或退处，时间长短，都只看是否合时。什么叫合时？安止于自己应当处的位置而不忘本心，内心满足而不感到气馁，这就是合时。江君大概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愿与有共同志向的人一起讲论。

译跋广汉赵爕《论语说》自秦汉以来，撰写《论语》《孟子》注说的，何止一千多家？考察异同，参照订正错误，也可以说大体完备了。到了二程先生以后，圣贤的心意大概已经完全显明，差不多不再留下遗憾。广汉赵爕有一天拿一篇《论语说》给我看，我叹息说：“圣人的道，就像道路中央供人取用的尊贵食物，从不禁止人接近；有的人品尝它而知道其中的美味，乐于其中而不厌倦；有的人只得到一点点便知道它可爱；还有人根本不知道，反而吐弃它而不顾。如今赵君为此犹豫四顾，大概也已经知道它值得喜爱；如果充实这种认识而达到乐于其中的境界，就再用这话来勉励他吧。” 跋杜忠可【孝严】曾祖节范处士告。封赠之制不是古代本来就有的，但如果能够树立世间教化、厚重百姓德行、慰藉孝子慈孙之心，那么即使先王没有这种制度，也完全可以根据义理创立。然而从一代追封到三代，仍然可以按惯例取得，不论贤能与不肖，一概如此。至于追赐谥号、荣典，如冲靖史氏那样，在根据义理创制之中又有更高一层的义理。假如不是祖孙都贤德，下面不敢请求，上面也不会轻易赐予。如今宝田公以县佐身份获赐名号，直到处士；少常公以普通属官身份追崇到曾祖，又比史氏高出一等。若不是祖孙都能凭自身努力达到这种地步，能够如此吗？盛大啊！不过，礼所说的‘如同手执玉器，如同捧着满器之物，恭敬专一，小心谨慎，仿佛不能胜任，仿佛将要失去’，说的正是这种心情。他们敬重自身而不敢轻忽，那么用来报答先祖的，也将超出名号荣典之外。少常公大概已经懂得这一点了。书潼川柳彦养墓碑背面 先天之学，自秦汉以后，只有魏伯阳窥见了其中的意思；到了华山陈处士图南，才开始揭示它的奥秘。再传到邵子，建立图式、撰写书籍来示人，说：‘先天之学，是心法。’所以图都从中央开始，万种变化、万般事务都由心产生。唉！众人用《易》来观察《易》，因而陷溺于《易》；邵子用《易》来观察心，因而得以认识自己的心。陷溺于《易》，不过把它看作象数和文字罢了；认识自己的心，则天地万物与我同出一源。邵氏去世后，这门学说失传，直到汉上朱氏以及朱文公、蔡元定，才重新阐发它。我的乡里观物张公行成，也曾推究邵氏学说的根本，撰成关于通变、经世的各类书籍。因此如今乡里的父老兄长，往往有人能够讲说它。我虽然出生较晚，也幸而得以听闻这些道理。然而师友的功夫还没有融会贯通，心中积存的疑问和困惑，很少有机会请教。后来我来任潼川守，才得到郡人柳振坤；他的父亲柳申锡把关于先天、太极的各种书籍拿给我看。从一年、一月、一日，到人的全身，都各有图说。至于九畴、皇极，中央建立皇极，中星与皇极相合，也都重新分图并加以阐发。又撰写《三易图说》十卷，用来探求伏羲、周文王、孔氏的奥秘；上下经六十四卦，每卦又作两图来解释其义。唉！这些微小的工作，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的身体已经隐退，声名也已经泯灭，绝不是为了钓取名声、求取恩泽。只是从阴阳、五行、星历、气候的反复参验中，用心探求，完全是为了使自己明白罢了。我没有来得及与柳君交往，他的学说中有我不能达到的地方，也有恰好与我相同的地方，还有一些我想要向他请教的内容，全都没有机会与他互相讨论、判定是非。我既因此遗憾，又感叹世上有志于学问却不被世人知晓，枯槁憔悴而死去的人太多了。然而他的书当然不会随他一同消亡。下葬已有日期，我的朋友度周卿为他撰写墓铭。振坤又想请求我写几句话，题在墓碑背面。振坤用来称美、珍爱并记录先人的话，已经没有什么没有说尽的了。不过仍应当心意诚敬、小心谨慎，如同手执玉器、捧着满器之物，仿佛将要失去。振坤如果能从这里用心体察，以不坠失父亲的志业，那么这也正是称美、珍爱和记录先人的最好方式，难道不是意义更多吗？还应当更加勉力敬慎。跋游景仁【佀】所藏裴绍业告。自周代末年起，封爵文书都使用印玺，舍弃印玺便失去凭信。而这份告身所用的印，却把东都尚书兵部之印作为印文，官衔写作特进尚书右仆射，下面有‘在京’二字，应当是在东都所发的告身。然而印文除了‘尚’字的两个字形外，大多不合篆书法式：‘东’字不从木而写得平扁，上下两字都不从‘邑’，而把‘巴’的上部写成口；‘书’字不从曰，下面却写成日。至于‘兵部’印三个字，更像是传摹失真，完全没有一笔值得取法。唐代士大夫极其精通书法，而这一方印独独不合，应当暂且存疑，等待有见识的人考定。跋康节先生答富韩公柬 温公的《历年图》从共和庚申年起，到显德己未年止，上下共一千八百多年。此书在治平元年写成并进呈，这时邵子五十四岁，富公六十一岁。帖中说‘您也认为这是错误的，我这个鄙夫也认为这是错误的’，可见是富公先提出了意见，而康节作答。前辈讲学不知疲倦，听到善言便相互告知，听到过失便相互规劝；这样做，进取时便能尊奉君主、庇护百姓，退处时也能扶助世道、树立教化。跋赐潞京恤刑诏 盛大啊！这正是天地生养万物的仁心，也是尧、舜和三王用来治理天下国家的根本，是我朝祖宗借以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基础。熙宁年间开始改变旧制，绍圣年间又把元祐时期一向实行的制度改掉。小人挟带私意，破坏法度、扰乱纲纪，连这一制度也一并废弃了。子贡说：‘您爱惜那只羊，我爱惜的是礼。’后世懂得治国根本的人，难道不会向我们的君主进言，使它重新施行吗？跋康节与韩康公唱和诗 古人写文章，必定要求出自自己的心意。然而先生这首诗完全采用韩文公《送李愿序》的意旨，难道是人心所共同具有的道理，本来就不嫌彼此相袭吗？先生虽然没有做公卿，不能在得志时推行政道，却阐明先天、后天之学的奥秘，把它落实到事务上，必定在实践中实行；用来使当时的贤者受到教化、启发后来的明哲，为当世治理提供帮助，这样的功劳，难道还不可以说相当于做了公卿吗？

译跋秦伯镇兵部问《易》康节书 众人借《易》来观察《易》，却因而[▯]于《易》；先生则借《易》来观察自己的内心，因而真正体悟了自己的本心。他所著《方圆图》《皇极经世》等书，探究阴阳消长的奥妙，贯通融合内外的分别。这大概是自洙泗以来失传的绝学。他在《击壤》诸诗中所表现的，无论仓促之间还是颠沛困顿之际，无不都是这种道理的流露。这种道理何曾对人有所隐藏？只是秦伯镇、郑扬庭、章子厚诸位先生不足以了解它罢了。先生曾对郑扬庭说：“山川风俗、人情物理，凡是有益于我的学问的，必定都从这些方面取来。”秦伯镇说：“道理充满天下，什么事物中没有它？难道还能容许人把它的关键掌握起来吗？”先生所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无不都是把一颗赤诚之心推出来，放进人的心腹之中；也幸亏此人得到了他的传授。那沈存中说自己最终也不知道是什么方法，本来就不足以谈论这种道理；邵子文把他的父亲抬得过高，却待人过于刻薄，也算是懂得玷污人的人了。跋康节诗 道理明白、义理精微，那么即使随手落笔、脱口而出，文章也会文从字顺，不必费力修改便自然合宜。那些在辞章上逐字锤炼、苦心雕琢，却不知道向前进取的人，不过像秋虫的鸣叫、朝生暮死的菌类自我炫耀罢了。跋吕文靖公试卷真迹 文靖公三次任仁宗朝宰相，以才干见识著称。他最为卓异、值得记载的事，如把天书收进方中，停止玉清宫的营建修缮，端正章懿太后的丧礼，拒绝契丹借兵，罢除宦官监军，防止太后专政的趋势，慎重皇帝登楼受朝拜礼，发动各郡国建立学校，提出宗正寺亲睦宗室的建议。这些事情，不是没有平日积累的人所能办到的。虽然他曾与范仲淹、欧阳修意见不同，晚年却能够同心协力来扶持王室。难怪他的子孙世代相传，从惠穆、正献以后，荥阳右丞、中书驾部，代代都有显达之人。到了成公，又以学问闻名于世，与宋朝相始终，盛大啊！这都是太祖、太宗的德泽，科举不过是为他们提供了阶梯和航道罢了。跋青神杜才叔和《归去来词》三匹马吃曹氏之食，叔夜便写了应当离去的文章；一条龙禅让给宋，渊明便发出归来的感叹。然而渊明虽然勇于退隐，却能从容不迫，仿佛在防止自己获罪；与叔夜那种直率而容易发怒相比，几乎有很大不同。史书记载渊明离职在义熙三年，按当时情况考察，大概正是宋高祖杀刘仲文的那一年。昭明所说‘以再次向异代屈身为耻’，正好说中了他的心意。他难道是因为一个督邮而这样悻悻不平吗？但古今很少有人能揭示这一点。杜君这篇文章，作于蜀地盗乱尚未平定之时，他大概是尊崇陶渊明的心志吧？我从前任职于杜君的乡里，只是没有来得及认识他。嘉定十五年九月，我在临安偶然遇到他的儿子安石，才看到这篇作品。于是推究前人没有揭示的本意，写在篇末，并把此书归于杜氏名下。跋端明程公振谥号“刚愍”的议论 自从我朝遭遇寇难以来，像刘仲偃、傅公晦、张德祥、霍安国、李清卿、唐圣任以及梅、陈、程安四位从臣，都是死守节义而著名的人。其次，蒋兴祖死于阳武，张子固死于隆德，朱彦明等数人死于震威，郭浒、朱友恭死于泾原。再其次，那些在外忍受屈辱而最终能够自我洗明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唉！王安石、吕惠卿首先造成祸乱，章惇、蔡京等人使它完成；他们都在七十、八十岁的年纪生居都城，做到将相，死时保全了首领。至于那些死去的人，却未必都是朝廷任用的人。《诗经》说：‘像那泉水流淌，众人一同沉沦而败亡。’这也足以引发千古的叹息。跋张忠献公写给张忠简【阐】的三帖。张忠献公再次任宰相时，首先推荐张忠简以及虞忠肃、陈正献、王文忠、汪端明，认为都可以担任执政；刘忠肃、胡忠简等诸公，可以担任掌管监察的官员。但这些人大体都是绍兴末年与他志同道合、共同谋划的人。自戊午年议和以后，胡忠简因言论获罪。十八年之间，被流放驱逐的人接连不断，而在这种时候还能坚持宣说义理不可与金议和的人，如张忠献三十多篇奏疏、张忠简累计千百言，那就尤其难得了。既然如此，二位公又都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人。他们的功业能否成功，确实由上天决定；但他们使大义彰明，像日月星辰一样光耀，使为人子、为人臣的人都明白自己应当止步的本分。凭这一点，他们已经有功，又怎么可以用浅近的成败来衡量呢？这帖大概是隆兴癸未年在督府所写，当时六十七岁，距离去世只有一年。唉！这正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实在令人敬仰。跋三傅祠记行状 我起初在都城认识正夫，问他从哪里来，他说：‘我是兹湖杨氏的人。’一次，他闲暇时袖着一部书来见我，原来是南城人祭祀他们的先贤以及伯父、仲父，兹湖为此作了记。防斋袁氏把它书写下来，又把他的几位伯父的事迹附在后面，让我作跋。我说，南城人奉祀这三位先生，与傅氏子弟有什么关系呢？我本想请他们有所说明，却没有做到。后来他又拿兹湖的问答给我看，其中有一封遗留给他伯父道夫的信写道：‘上天啊，我们的道统要兴盛了吗？’自从两楹之间梦见孔子去世以来，即使汉代的黄叔度、唐代的杨文简公，也不知道其中的深浅；本朝的濂溪、明道、康节所觉察的还不完全，伊川则还没有觉察。道夫兄弟二人却都已经觉察到了，我茫然若失。千年之间一门之中有这样的人，可以说盛大了。他们这样显扬先人，难道还不够多吗？却还要向别人求取凭信，恐怕是有把道理看作外物的心吧？正夫最终也觉察到了这一点。跋吴正宪公充帖 吴正宪因为他的侄子留在狱中而获罪，便告诫他让他回去。狱讼如果没有得到公正处理，即使是执政大臣的侄子，也不能免罪。这正是祖宗祈求上天延长国命之道的推行。后面两帖，是我亡友宋正仲的说法，我已经得到其中的意思，却仍遗憾还有缺漏。例如把女婿称为‘郎’，把叔父称为‘叔’，把叔母称为‘婶’等说法，都是汉魏以后流俗的称呼；追求它们的本义却不可得，即使士大夫也不免沿袭错误、接踵鄙陋，应当一并列出，用来说明世风的变化。跋吴正肃公【育】帖 诸位贤者所题写的文字，再没有什么遗憾了。只是想到靖康之祸，世代显贵人家的文献，大半化为灰烬。吴氏世代居住在浦城，后来几个儿子又都位居显要，然而他们亲笔留下的墨迹却没有保存下来。如今他的曾孙所收藏的四帖，都是从外面得到的，也实在令人叹息。又一帖 这帖所称的希深，因为诗中有‘谢家郎’一句，所以大家都指为谢希深。而且希深以正字官职死于宝元年间，如今称为故希深舍人；正肃在西台任职又是在嘉祐年间，事情偶然也相合。不过后帖仿佛有‘王丈’二字，不知是谁写的，墨色痕迹却像新的一样。有人说，怎么知道不是称呼‘三丈’呢？然而希深是宾客的长子，并不排行第三，不知究竟是谁，应当进一步考察。

译跋卢氏正岁拜贺录 古代比、闾、族、党等基层组织的制度完善时，便有相互保卫、相互收容、相互埋葬、相互救助、相互周济、相互款待。至于婚嫁、丧葬、宾客、射礼所需的器物服装，百姓不能自己置办，主持聚集的人便用里布、屋粟之类的物资来供给使用；又把他们组织起来读法，组织起来饮酒，以此维系、扶养众人。制度安排细密到如此程度，整个天地之间没有一尺土地、一个百姓不彼此联结，目的就是共同明白天命、厚待同体之人。何况是自己的宗族呢？《裳裳者华》说，花朵鲜明，叶子茂盛，这是气息彼此相连、恩泽互相滋润。《常棣》说，常棣花朵鲜艳，花萼紧密，这是形体彼此亲近、心意彼此承接。士大夫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向上可以治理祖先，向下可以治理子孙，旁边可以治理兄弟，从根本内心推及枝叶，必定不忍心薄待自己所厚爱的人、疏远自己所亲近的人。自从王制败坏，尊敬宗族、收拢族人的道理不再明白；历经汉魏以后，虽然偶尔有重视宗族、争立门户、建立宗庙、修整宗法等事情，清楚地见于史册，但利欲越来越重，亲疏厚薄的等级不能合乎人的本心，已经很多了。先儒之所以想收拢世族、恢复小宗、建立谱法，正是深深感受到世道变化的缘故，最终却也未能实行。于是同年友人卢申之把他们宗族的《正岁拜贺录》给我看，我羡慕、赞叹不已，使人的孝敬之心油然而生，恭敬谨慎而不能停止。我谨把自己听闻的这些道理写在下面，也借此自我勉励。跋郑资政【刚中】遗事 我曾经经过利州，登上郑公的思耕亭，没有一次不抚今追昔、叹息感慨。守卫葭萌的人很多，欧阳公所作的《岘山亭记》却只称道羊叔子。镇守广汉的人，难道没有其他人吗？但刘梦得、李文饶等人却只称道房次律。凡是名声和实际混杂于毁誉之中，人的立场又随着生死而改变，都不足以用来确定是非。至于岁月漫长，真情与虚伪逐渐沉寂，而一个人的心志却独自悄然与他所寄寓的地方一同存在。由此便可知道这个人的为人，不必再询问了。既然如此，士人之所以值得流传，正在于此，而不在于彼。跋李【清臣】奏疏 李定、黄履等人，本来就不值得多说；常夷甫晚年的行为，也鄙陋可笑。他想追比帝尧、孔子，岂只是不了解圣人，简直是污辱圣人了。淇水翁虽然与元祐诸公意见不同，但这篇奏疏并不是喜欢故意标新立异。到如今一百五十年，历来考察人物品第，黑白分明。我们这些人也可以用来警戒自己了。跋《沈国录【焕】淳熙八年太学私试策问》。古人出仕，有时是为了摆脱贫困，有时是为了推行道义；如果只是为了贫困而出仕，那么即使拿俸禄做官，也不是到了饥饿得不能出门、不做官便无法生活的地步，就不会这样做。也有人即使饥饿，也不肯出仕。既然是为了道义，那么站在世人的朝廷上，最好是推行自己的道，次一等也要推行自己的言论；否则便离去。即使贫困之人施恩于我，我尚且不肯改变，何况妻妾宫室呢？这个道理已经很久不明白了，沈公却能够招集诸生来教诲他们。君主不认为这是冒犯，宰相赵文定还极力称赞他。这是人心共同认可的道理。不知身居司成、任言责之职的那些人，究竟是什么人，却偏偏争辩不休，不能赞同。三爻说‘包容羞耻’，它的象意是位置不相称。三爻以阴柔之质居于上位，自己知道不配这个位置，也羞惭得不能安定。那么，那些争辩不休的人，难道不都是人的儿子吗？四十四年以后，临邛魏了翁抚摸这卷文字，长叹一声，写下此跋归还。沈公的儿子省曾跋晏元献公帖【晏大正亲自作跋，把文定致仕定在康定二年，但康定并没有二年；又把晏公检校太傅、枢密使的时间定在庆历初年，也有差误】考察晏公在康定元年三月由三司使改任刑部尚书、知枢密院；当年九月，以检校太傅、刑部尚书身份充任使者。庆历二年七月，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庆历三年三月，以代理刑部尚书任集贤相。而李文定公从彰信军节度使改任宫傅致仕，是庆历二年七月的事。这样看来，前两帖分别应当是康定元年和庆历二年的作品吗？后一帖的一半写道：‘做官五十年，辛苦学习，到现在仍然每一步、每件事都要和别人商量。’这句话尤其值得玩味。古人说，极其微小的功业很难完全建立，大的功名有时反而容易成就。元献公流传的声名光显，我曾从他在家人父子之间的行为来观察他。跋朱文公写给辅汉卿的帖 亡友辅汉卿，为人端正方直而沉稳厚重。朱文公十分推许他，往来的书帖应当不止这些。然而朱文公怀念友人、忧虑时世、勉励学习、兴起善行的心意，在这里也可以略略看出。所谓‘在这种时节站稳脚跟’，这样的人已经很难得了，何况还要进一步追求更高的事业呢？朱文公对求学者的期望，大概就是这样。我们这些人难道不应当知道从中警醒、奋发吗？跋李肩吾【从周】所书《损》《益》二卦。李伯谦常常诵读‘惩戒愤怒，抑制欲望；向善迁移，改正过错’的训诫，用来警戒自己。李肩吾为他书写《损》《益》二卦，作为他归去时的赠礼。李伯谦又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修裕堂’，请我为之书写。唉！观察山高泽下的卦象，用来惩戒愤怒、抑制欲望，不就是修养吗？观察风行雷迅的卦象，用来迁善改过，不就是宽裕吗？修，是为了自我克制；裕，则是恢复到礼的状态。这两点，是《易经》的要义。伯谦应当以此自勉。

译跋颜鲁公争帖 鱼朝恩排挤郭令公，折辱元载，动摇相里造，侵犯王缙，当时权势和气焰熏天灼人，就是这样。颜鲁公秉持义理来挫败他的骄横，直到如今将近五百年，仍然令人凛然感到其中有生气。盛伟啊！只是其中称誉鱼朝恩的几十句话，大半是后来在行间增补进去的，难道仍然未免有行为危险、言语谦逊委曲之处吗？米南宫说：绛地有颜氏收藏的《守一图》书法，而且颜字以‘彦’为字形；‘彦’由‘文’和‘厂’组成，下面三画本应在‘文’字旁边，却移到了‘厂’的下面。如今印文却从‘卒’从□，‘书’字下面从‘者’，现在又从‘曰’。跋胡复半野诗稿。古人写文章，都是因为德性深厚、仁心成熟，从充盈满溢之后自然流出，所以即使随手落笔、脱口而出，往往也合乎音节，不只是诗歌如此，礼辞、易象也无不如此。自从《离骚》创作以后，写文章的人以及把声律当作文章的人，开始牵强附会、拼凑迎合，使文章与事情不相称。文人才士习惯于此，却不察觉其中的问题。缙云胡复亨道带着诗集来见我，请我为诗集作序，我以为自己与他素无雅交，便推辞没有写。亨道不断请求，我考察前人，原来确实有为别人的文集作序的，例如萧颖士为李翰，权德舆为陆贽，刘禹锡为柳宗元，李汉为韩愈，都是因为对方德行已成、言论已立，所以替他们记述事迹，使之流传后世、示范后人。如今亨道三十多岁，正像沃土中的桑苗、初生的荆楚，事业还未完成，正要开始，难道就要凭一部诗集自我限定了吗？姑且说几句话来答谢你的勤恳和屈辱请求；日后再见面时，当再申明这个道理，以观察你求学进步的情况。唉！亨道，你也认为我的话正确吗？跋朱文公写给任伯起枢密的书简 前一帖论说处世待人的要领，说：遵循义理而行，自然会合乎节度。后一帖论说读书作文的要领，说：平心静气地熟读细看，自然会见到其中的滋味。唉！深刻啊！这些话正是圣贤所说的‘不要预先期望，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以及‘要让它自己获得’；能够自己获得，便能安居而积累深厚，都属于同一个道理。贤者应当精心体会并切实实行。跋陈了斋辨王荆公目录 古人的学问，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起初并没有两个根本。从自身立本，到在百姓中验证，考察三王，建立于天地之间，质问于鬼神，等待后世圣人验证，也都是同一个道理。如今有人说王荆公不通政事，却精通经术；又说他这个人的节操品行远胜常人。如果果真像这些话所说，他能够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却不能把它实行于天下国家；能够从自身立本，却与百姓不能相合，那么与三王、后圣、天地鬼神不合，也就可以推知了。这个道理明白易知，但王荆公却能在十九年间迷惑世人、欺诬百姓，养成祸乱的根本，又使绍圣以后的人守着他的说法而不加改变。唉！难道上天不想使这个世道太平吗？为什么陈了斋等人联名上章、屡次进奏，却没有一个人醒悟呢？在陈了斋去世一百零三年后，临邛魏某抚摸这卷文字，长叹一声，写下了这篇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三年〕 跋赵清敏公墨迹 这幅墨迹大体只说‘廉’‘公’二字，都是士大夫应当做到的。自从义理不再受到重视，贿赂货利成为习惯，清敏公的高尚风范便遥不可及了。唉！这也足以令人悲痛。跋苏文定公帖 苏氏兄弟一生的大节，在于面对生死利害也不能动摇。他们厚重地报答知己，勇敢地憎恶异类；经历熙宁、元丰、元祐、绍圣的变故，始终如一。由此才知道世人只凭文章辞藻认识二苏，不过是末节。这里的祭文、书疏共八纸，距今一百三十四年。当时的风义交谊，尤其值得追想仰慕。我抚摸卷册长叹一声，写下此跋，将它归还番阳张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跋米友仁帖 米南宫的大字高雅飘逸，小字结构严密，都有值得取法之处。至于他喜欢写小篆，却有些地方是因为不懂而写成的。米元晖虽然赶不上他的父亲，却像王、谢两家的子弟一样，自然有一种独特的风格。跋斜川帖 斜川陪侍坡翁到了儋耳，父子相对，像经霜的松、覆雪的竹，坚贞刚劲而不动摇；然而他们作诗、结字却这样润泽秀丽，难道是外表反而柔美吗？跋苏养直《后湖一诗》《后湖》辞谢征召的话，大概与古人《绝交书》的意思相同。他作诗时，大概完全不把世间事务放在心上。这难道是把保全自身看作高尚吗？士人的进退、去就，也只是衡量自己的德行、比较事情的义理，实行内心所安的选择。临邛魏某五次请求担任祠禄官而没有得到任命，正收拾行装等待离去。适逢张学古的两个儿子世美、世南将要回番阳，拿出这两张纸给我看，我感慨而有所触动，于是写下此跋交给他们。题林叔清《古易》《易》这部书，广大而完备；智慧与仁德随处可以看见，大小事物各由认识而明白，各自满足人们的求取。到了近世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以后，儒者接连出现，《易》的道理几乎没有剩余的蕴藏了。三山林君又撰写《周易古经解》，依上下经的次序，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逐条铺陈分析，并用古今善恶是非的事例来作证明。这不是积年累月不能完成的。有人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易》这部书不过是四百五十件事罢了吗？’我说：‘不是这样。’林君这样做，也不过是约略写成自己的解释，记录自己对智慧、仁德的见解罢了，并不是拘泥固执地认为这些解释不可改变。程正公的《易传》到晚年以后才流传出来，还是因为门人再三请求，而且他自己说只得到其中七成。既然如此，林君还应当继续勉力啊。跋陈尚书【宗召】均赡宗族真迹。范文正公曾对他的子弟说：‘吴中宗族本来有亲疏之别，但我的祖先看待他们却一视同仁；既然都是自己的子孙，我怎么能不体恤他们的饥寒呢？’又说：‘祖先积累德行一百多年，才在我这里显现，使我做到大官；如果我独自享受富贵而不体恤宗族，还有什么脸面进入家庙？’每次体味这些话，都使人的孝敬、忠诚、仁爱之心油然而生，恭敬谨慎而不能自已。如今在内翰尚书陈公的儿子贵谊那里看到这张纸，大概范公的心意，虽时代不同却完全相同，足以敦厚人伦、激励风俗，实在令人兴起敬意，谨写在下面。《诗经》说：‘花朵鲜明，叶子茂盛，后来的人还应当努力啊！’

译跋瓌溪吴先生【沆】《梦记》古代掌管文史、星历、卜筮的职官，都属于春官，由大夫、士担任。三巫一类的官员，凡是以神道任职的，也都是精神清明专一、整肃中正的人。所以梦对于灾祥，丰收与荒歉对于云气，军队的声势、百姓的气象对于风势，看起来似乎彼此没有关系；但古人精心体察、熟悉观察，把它们看作最切近、最重要的事情。周代从文王、武王时代到宣王，已经相距三百年，甫、申二国的兴起与文王、武王又有什么关系？但记述孔子的人，从天地之神到气志之神、嵩岳之神，以及文王、武王的德行，都只把它们贯通为一个整体。士大夫能够认识这个道理，然后才可以与他谈论《瓌溪梦记》。跋范太史记司马公布《衾铭》范正献公在洛阳任书局官时跟随温文正公，共十五年。对于司马公的起居动息，他都必定仔细观察、详细记录；即使是布被、方枕这样的日常物品，也用来考察司马公在儒生贫困或显达之际怎样自处，这大概与孔门弟子在《论语·乡党》中记录孔子日常起居的意思相同。孔子说：‘我没有一件事不是同你们几个人一起做的。’如今我对于司马公、范公这两位老师和朋友，也可以这样说。跋聂侍郎【子】所述收藏的徐明叔篆书《赤壁赋》。才智卓异的人遍布天下，但书法之学却没有得到真正的传承。许叔重考察各位博通之士，撰成《说文解字》，仍不能没有缺漏和错误。李少温使篆书、籀书中兴，但他所刊定的文字仍有许多出于臆测的说法。这确实说明书法文字之学难以精通。徐鼎臣、楚金兄弟，是当时最有能力、最受称许的人。如郑仲贤、郭恕先，都号称善于书法，也都出自许氏之学。这并不是说许氏果真能够穷尽字书的奥秘，只是舍弃这部书，便会放任无据罢了。从前听说徐明叔擅长篆书，今天看他的遗墨，才知他在《说文解字》之外，另成一家。即使印文中所见到的他的名和字，也与篆书的法度不同。又有“保大”“骑省”等文字；“保大”是南唐年号，“骑省”则是雍熙年间的职秩，这些我也未能理解。姑且记下自己的疑问，等待有识之士来说明。为陈中舍【贵谊】所藏杜正献草书题跋。杜正献公曾作诗说：“年老以后楷书的法度不如当初，试着在闲斋里练习草书。落笔何曾显得飞动，雕琢文章早已超过了吹嘘。”杜公的楷书端正刚劲，正如他的为人；直到晚年才学习草书，而欧阳修、蔡襄、苏轼、黄庭坚都大为称许他。难道不是根本先立定了，那么即使纵横挥洒、仓促应变，也没有不合乎法度的吗？《鹤山集》卷六十二。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六十三，宋魏了翁撰写的题跋。为陈正献公所藏孝庙御书《用人论》题跋。陈正献公在乾道五年秋八月升任昭文相，那年冬天在选德殿应诏撰写《用人说》，如今已载入文集。它与皇帝所书的文字虽然不同，旨意却相同。盛大美好啊！君主以此告诫臣下，臣下以此答复君主；彼此开诚布公，兼收众议，尽力延揽天下贤才，勤勤恳恳，唯恐来不及。这一切都是为了整顿时政、厘正皇帝的命令罢了。《诗经》说：“鸢鸟飞到高天，鱼儿跃入深渊。”和乐平易的君子，怎能不培育人才呢？盛大美好啊！又过了五十八年，被贬逐到靖州的臣魏某，得以拜见陈公的儿子陈宿，追想当年明君贤臣相遇的盛况，不胜感慨，恭敬地拜手稽首，写在下方。为陈忠肃公在岳山寿宁观留下的题诗题跋。诗说：“楼阁前有千尺高的碧绿琅玕，巍峨山岳上的苍松苦熬着岁寒。这就是万年峰上的竹子，何必还要等到雪中才来看它呢？” 了斋陈公在元丰己未年考中进士第三名，几年后任博士、校书郎，因为刚直不阿，不能长久留在朝廷。徽宗初年执政时，召他任谏官；他触犯蔡京，被贬为扬州管库。钦圣皇后主持处理此事，改任他为无为军知军。第二年，他又从自著庭宰掾的代理官职出任禁中近臣，因触犯曾布，出任海陵知州。崇宁元年，蔡京任相，他被除名勒令停职，编管袁州。不久又迁到廉州，再迁郴州。崇宁五年春正月，因为彗星出现而仆倒碑石，蔡京也被罢去相位，所有党人都得以归还。所以今天岳山寿宁观的题字所说的“丙戌四月”，大概就是陈公东归时经过这里的日期。元丰以后过了一百二十年，到庆元己未年，临邛魏某才以进士身份出仕。又过了二十八年，到宝庆丙戌年，我获罪而被贬南迁。四月七日渡过湘江，正是陈公留下题字的日子。防守寿宁观的道士唐从善在这一天掘地，发现陈公的石刻，便托郡人张南仲、张杞请求我写几句话记下年月。唉！人一旦经历过忧患，看见相似的事情便会眼睛跳动，听到相似的名字便心中警惕。所以对于陈公忠孝的大节，是我所愿意学习的。至于出仕、退隐和年月恰好相似，我却对此深感恐惧。为杨文公手书《遗教经》题跋。我从束发起便在圣人门下求学，钻研得越深，探测得越远，如今头发已经星星点点地白了，深怕年岁不够；至于其他道路，大概还没有闲暇顾及。今天恭敬地观看内翰文公亲手书写的《遗教经》，感叹先贤即使以余力所及，也能做到这样。谨恭敬地拜手书写在下方。为杨文公真迹题跋。杨公博览群书，从经史百家，到倚马即可急就的文章、稗官虞初一类的小说，以及旁行敷落之类的义理，没有不全面贯通的。如今在杨公的后代孙绍云那里，看到杨公亲手抄写的唐人诗和《遗教经》，更加知道杨公之所以用力于文章，大概就是这样。唉，这就是杨公成为文章家的原因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当时以文章著名的人，如王定国、丁谓之孙汉公、曾正臣、梅昌言、钱希白等人，不是不争相较量、各逞雄长，但天下士人唯独推崇杨、刘。至于以文章获得谥号，杨公独享此美名。文章啊，文章，难道只是编织章句、缀辑辞藻吗？杨公神色庄严、行为正直，不苟且求合，能使君主畏惧他的气节；即使在君主面前，也直说“富贵不是我所愿”。后来昭陵对王文康说：“杨某为国竭尽忠诚，具有君子的大节。”这样才可以称为有文德，所以称他为“文”。刘中山与杨公齐名，他的出仕和退处，大体也与杨公相近。

译为方宣谕宗卿【庭实】的奏议题跋。国家自熙宁、元丰年间大臣养成祸乱的根源，崇宁改弦更张尚未完成，绍圣以后又重蹈前人的错误，用来满足私欲，最终风俗衰颓、世道败坏，四处溃裂，却还说和亲可以暂时安定局势，迁徙可以消除祸患。到了建炎中兴，也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可是这时丢失了河南、河北，丢失了京东、京西，从维扬渡过长江，到了会稽又乘船入海，仍不敢和敌人抗争。其间只依靠宗忠简、李忠定、张忠献等贤臣前后维持，才勉强自立。秦桧重新掌权后，便挟持敌寇来压制君主和父亲。幸而方公与王、胡、曾、李诸位贤臣大声疾呼，树立正论的旗帜，国家才几乎不至于无所作为。三京、淮北战役，以及修缮陵墓宗庙、安定遗民、表彰善人、搜求贤才、招徕归附者、救济贫乏者等，又不是只靠言语立国，都是端正人心、培植国本的实际政务。虽然不幸没有完成他的志愿，但他以疏远的地位抵挡权势的烈焰，以孤独的忠诚击破群小的奸恶，这实在是常人很难做到的。不仅如此，蔡氏势力强盛时，依附他的人立即得到显贵官位。方公是莆田人，早年又和蔡氏有牵连。他考中政和进士时，正是蔡京作恶之时；而他立朝却在绍兴以后。由此看来，就他所主张的和他所不做的事情而言，方公的志向和学问，大概从他初入仕途时就已经如此坚定了。难道没有脂膏香泽吗？又是为谁修饰容貌呢？这也足以引发千古的一声叹息了。题写复州鸿轩。故起居舍人张文潜公在元符二年秋天，因为元祐党人的罪名被贬为复州监酒。第二年春天，徽宗即位，起用他为黄州通判。他秋天到任，春天离开，便借鸿雁之名为轩命名。轩已经毁坏很久了，但当地人思念他，始终不能忘怀。唉，究竟是谁在思念他呢？广安人杨伯洪杨恢来代理州事，自皮日休、陆龟蒙等贤人以来，凡是衰败的宫殿和废弃的遗址，都兴修恢复了。鸿轩也是其中之一，于是请我题写匾额并记下年月。只是我这个获罪之人，哪里有资格开口呢？我常常喜爱他文集中《坐局沽酒》《务中晚作》等诗。难道他只是安于自己的职位而行动，内心没有一丝不自得吗？并且正勤勉不倦地做着自己应当做的事。诗说：“敬畏上天的震怒，不敢安逸享乐。”这不是容易对俗人说的话。伯洪以为如何？为张魏公的法帖题跋。张公一生共五次被贬，其中三次居住在永州。绍兴七年，他从祠官任上被贬到永州，这是第一次；绍兴二十年，他从连州迁到永州，这是第二次；绍兴二十六年，他因母亲回蜀，仍不为当时舆论所容，从蜀地回到永州，这是第三次。这份法帖所说的零陵之行，根据文辞和事实考察，大概是在绍兴七年九月以后。他刚遭到放逐，便感恩并反省过错，没有丝毫怨恨困顿之意，而且为了随母亲办理丧事，确定安葬日期，以慰藉母亲的心。古人说仁义之人的言语温和可亲，说的不就是张公吗？又过了九十二年，蜀国同郡人费谊嘱托魏某为它作跋，于是在靖州客舍写下这些话。为陈忠肃公法帖题跋。我早有仰慕蔺相如的志向，虽然没有能力追随陈公效力，但我刚开始做官时，也有与他恰好相似之处，所以对陈公一生的言行颇为详细地了解。陈公所作《易解日录》的辨论以及几十通书信，我又从向来尊奉尧帝的集家书中取出一千多字，都得到了他的真迹并收藏起来。这幅法帖大概是他晚年从九江迁到南康、又从南康迁到山阳的时候所作。宣和三年八月，方腊之乱已经平定，蔡氏之后，方以流言说陈公的女婿曾被方腊党徒抄掠，陈公最终因此被贬到阳山。君子处于亨通或否塞、盛大或蹇难之中，本身并没有丝毫增损，只是因此造成了宣和、靖康年间的祸乱罢了。宣和六年陈公去世，第二年刘谏议也去世。元祐的气数已经尽了，北方敌寇侵入内部；那么，祸乱难道不是从天降下的吗？还是实际上由人造成的呢？为《北山戆议》题跋。我从嘉泰三年冬天入朝，取道淮西，才认识邓伯允。友龙慨然把兴复国家作为自己的责任。第二年，邓公被召回朝，我以为开拓边疆的议论已经决定。恰逢第二年春正月，召我到玉堂考试，我于是极力陈述权奸猾吏、债帅骄兵一定会招致祸辱，应当赶快整顿内部，暂缓对外进攻，共数千言。韩侂胄看到后大怒，徐柟迎合他的意旨攻击我。韩侂胄说：“莫不是想借此成就他去留的名声吧？”于是作罢。当时张伯子、徐文子和地官侍郎王公，都先后因意见不合而离去，大体都是因为徐柟的奏疏。丁侍郎常任也能因条列陈述不同意见而离职。事情发展到钱伯同被贬上饶，此后便没有人敢再发言了。钱、张、徐、丁诸人的议论，我本来就知道；至于《北山戆议》，则是在这里才第一次看到。唉！多么正直而畅达，辩论而不攻击他人啊！《诗经》说：“不是用来施教，反倒用来施虐。”这也足以引发千古的一声叹息了。

译为司马子纪《先天》诸图题跋。洓水司马叔原深入思考义理之学，从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易》，到《河图》《洛书》的数理、阴阳动静的义理、日月运行迟速的度数，以及周敦颐、程颐、张载、邵雍、朱熹、张栻等人的著作，都广泛考察阅览，绘成图、写成书，当时贤者都有题识。他又想请我说几句话，但我被贬靖州尚未回来，不能和叔原共同学习，只好把自己对其中几个问题的疑惑写在末尾。先天图自魏伯阳《参同契》、陈图南的爻象卦数开始，才略微显露这种意思，到邵尧夫以后才大为明白。千百年间，不知这图托付在何处，而陈图南开始得到此图，也已经很奇特了。然而各位儒者都没有称述它。所谓“过去的数顺行”，是指震、离、兑、乾；“未来的数逆行”，是指巽、坎、艮、坤，这些都是按左旋来说的。现在叔原认为是从乾到震、从坤到巽，这一定有所依据。朱文公认为十是河图，九是洛书，并引用邵子的说法，辨析得很精细，叔原也遵从这种观点。但邵子只说：“圆的是河图的数，方的是洛书的文字。”而且“戴九履一”的图，形象是圆的；五行生成的图，形象是方的。这样看来，九是圆、十是方。怎么知道邵子不是以九为图、十为书呢？所以朱子虽然极力驳斥刘氏，仍说《易范》的数确实彼此表里相应，只是令人疑惑罢了。又说：怎么知道图不能是书、书不能是图呢？那么朱子对此仍然有所怀疑。近世朱子发、张文饶精通邵学，却都以九为图、十为书。朱子发用《列子》作证，张文饶以邵子的说法为依据。我曾根据《乾凿度》和张平子传中记载的太极、五行、九宫之法考察，所谓“戴九履一”的图，既然这种图相传已久，怎么知道不是河图呢？靖州人蒋得之说：应当把先天图看作河图，把生成数看作洛书，这也是一种说法。叔原认为日月也向左旋，这是张氏的说法，也是朱子的意思。只是太阳冬日在北陆，春日在西陆，夏日在南陆，秋日在东陆，冬天又返回北陆，那么这究竟是向右旋还是向左旋呢？说太阳运行快、月亮运行慢，读书穷理，正是要使自己获得独到的理解。何况叔原所引用的“见处一分亏”之诗，就是我年轻时所作的。我们的见解本来相差不远，只是历法家若按细密的计算来分度数，那么月亮每天运行十三度多，只是约略的算法。实际上，从初一到初四、从二十四日到月底，运行十四度多；从初五到初八、从二十日到二十二日，运行十三度多；只有从初九到十九日，运行十二度多。这也像二至时日影和时刻运行最迟一样，并不是没有道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日〕 可是叔原反而对此表示怀疑，只取望日作为证据；而望日正是月亮运行迟缓的日子。何况源于阳的事物通常舒缓迟慢，源于阴的事物通常急促。如果太阳慢而月亮快，大的舒缓、小的急促，这也是阴阳自然的区别。叔原的图精密而周详，何不再据此仔细思考呢？关于日食，书中以甲乙日等记载，如辛卯日与辰相克便认为是异常，这尤其不合经义。康成虽然有这种说法，但《春秋》记载壬午日食，也是日与辰相克，左氏却说不构成灾害，又是为什么呢？叔原认为分野之星起于汉代；说它起于唐代，则汉代以后已经有了，说起于唐代，又未免太晚，难道是认为《左氏内传》《左氏外传》和《周礼》都不可信吗？这三部书也有可疑之处；但分野、星次的说法流传已久，唯独星宿不依方位，而以受封之日作为星次，这只是传注令人怀疑，却还没有说法能够驳倒它罢了。大体说来，叔原的说法十成中有六七成正确，我正忙于整理衣襟向他表示敬意，还有不能完全释然的地方，只姑且摘出一两点，以备进一步审订。将来我从道僰地到临邛时，叔原一定会答复我的。绍定四年六月甲子，临邛魏某书。为彭忠肃公真迹题跋。《止堂集》成书时，彭公的儿子铉已经请我为篇首作序；如今又从彭公的孙女婿萧仲友应祥那里看到彭公亲手书写的两首诗。大体说来，和朋友唱和，可以吟咏性情，阐扬义理。唯独为贵人写生日诗，很难下笔。君主过生日设宴作乐，始于唐代；士大夫盛行过生日，则始于近世。所以前辈的诗集里，只有杜甫《示宗武生日》，以及苏轼为同气之亲或知己偶然作的诗，其他文集很少有。若是为公卿贵人作生日诗，则更没有。只是从蔡京、秦桧以来，这种风气日益严重，开始只是称功颂德，甚至还要送上金玉帛币。唉！唐太宗因《蓼莪》而感动，难道只有他一人吗？止堂献给张端明的诗，虽然不能完全免俗，但其中有“江湖秋已多，宇宙清无边，气凝万类实，人亦体其全”等句。张端明是英迈之人，止堂不是一味颂扬他，而是以诗规劝他。这样看来，若不是以古道为志的人，怎么能够做到呢？仲友应当珍藏这两首诗，也许后来的人能从中看到世道的变化。

译为尤氏《遂初堂藏书目录序》题跋。我出生较晚，来不及拜见遂初先生。听说他藏书丰富，又遗憾自己不能像刘道原那样，因此借馆于春明。宝庆初年冬天，我获罪南迁，经过锡山，拜访前广德使君时，听说他的书已经遭火灾数月了，我为此徘徊不忍离去。于是想到本朝以来藏书丰富的人，很少有能够长久而不遭灾祸的。孙长孺自唐僖宗时便题写“书楼”二字，是本朝藏书者中最早的。三百年间，书楼两次毁于火灾。江元叔如今收藏江南、吴越的书，凡数万卷，都被臧仆偷去，市人把它们撕碎，用来包裹物品。流入安陆张氏的书，传下不久，一箱藏书的财富，仅仅够烧一顿饭。王文康、李文正、庐山刘壮舆、南阳幵氏，都以藏书著名，却都不久便失去了藏书。宋宣献兼有毕文简、杨文庄两家的书，数量不减于秘阁藏书，却在元符年间荡然化为烟尘。晁文元世代收藏的书，从中原太平无事时就已遭遇火灾，到政和甲午年的灾祸，连一尺书帛也没有留下。这种道理，实在难以明白。圣贤不得志，便把他们的思想寄托在典章言论中，以流传后世、示范后人，用来共同承受天命、培植民众的常性。应当兼收并蓄，广泛阅览，精心探求，用来完善自身，并等待后世之人。这些书究竟有什么对不起上天的地方，竟遭受这样的灾厄呢？最令人痛心的是，如果是子孙不能守护，像江、张、王、李诸家那样，固然可恨；如果是孙氏、宋氏、晁氏，子孙已经知道守护，却又遭到火灾从外部侵袭。何况像尤氏子孙能够世代继承家业，更加令人难以理解。即使如此，勤于耕耘、勤于培土，虽然可能有饥荒，也会有丰年。我只知道耕耘培土，至于丰年还是凶年，不是我所能知道的。尤氏子孙，希望你们仍然思考如何不废弃先人的志愿。题写《李肩吾为许成大书〈乡党〉〈内则〉》。我的朋友李肩吾意志坚强、见识精深，曾撰写《字通》一书，用正确的法则来规范世俗。许成大见到后很喜欢，立即向他请教。李肩吾便把《乡党》《内则》两篇传授给他。《内则》是先王用来把德行施加于百姓的篇章；《乡党》则记载我们的圣人孔子没有一项行为不是与弟子们共同实行的。百姓有这些事物，就必然有相应的法则，只是人们习惯于诵读，却不加以察考。唉！如果能够早晚研习这些篇章，那么不但会知道言语、容貌、居处、饮食都是建立诚信、安定命分的关键，也会看到书写文字的学问中，偏旁笔画各有始末，从而知道循类学习正是进入德行的根本，而世人也很少能懂得这一点。《诗经》说：“朋友相互扶持，扶持要以威仪。”成大，你应当努力恭敬地学习它啊！宝庆三年三月甲子，临邛魏某在靖州鹤山书院书写。为李肩吾所书《乡党》题跋。我的朋友李肩吾博闻强记，文字训诂之学，世人也很少有人能赶得上他。他在渠阳山中，为我的侄子令宪书写《乡党篇》，我有幸得以观看。唉！天道的至高教化，风雨霜露接触人的耳目，而人却因习惯而不知道。圣人的至高德行，威仪容貌洋洋然地记载在简册中，而人们习读它却不加察考。唉！小子令宪，肩吾留给你的东西太多了。你要一直恭敬地学习啊！要身体力行、反复修习，永不厌倦。为邓氏四代死于国事题跋。唉！从童贯、蔡京直到秦桧、韩侂胄，养痈贻患，最终导致溃败，这是谁造成的呢？而镇守疆土的官吏，总是首先承受这种祸患。君子和小人的幸与不幸，往往就是这样。抚念邓氏死于国事的往事，为之三次叹息。为处士蒋南式家传题跋。嘉定末年，年重珍不嫌我不才，请我为他母亲顾夫人的墓穴撰文，因此我得以熟悉并观看蒋处士的言行。第二年改年号，我获罪南迁，经过锡山，重珍又拿出家传给我看；我收敛神色恭敬阅读，感叹品味，久久不能忘怀。《诗经》说：“因为他有文采，所以才有福庆。”这样看来，处士有这样的儿子，实在是应该的。为顾夫人墓志题跋。第二年十二月癸卯，我经过锡山，在堂屋的台阶上瞻仰她的典范，又从当地人那里参听所见所闻，更加相信前面的墓志铭并非虚妄；只是仍遗憾自己的笔力浅弱，不足以充分发扬她潜藏的美德。为家季文任富顺时拒绝吴曦伪檄一事题跋。我一生为人撰写记述的文章已经很多了。阅读太史氏的书籍，见到的人也更加广泛。姑且根据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来说。韩侂胄掌国政，吴曦叛逆之事发生后，士大夫不是说要拒绝，就是说要离去。即使确有这些人，也不过是臣子通常应尽的本分，何况也未必全都如此。事变正严重时，即使敢于说话的人也已经很少；等到事变平息以后，敢于作为的人却往往很多。这些事情能全部作为依据吗？家侯季文所保存的富顺文檄，以及与赵、薛二位太守的往来书信，则真实而有证据。唉！是非之心，谁会没有呢？但很多人被利害夺去本心，把固有的是非弄错、弄迷，甘愿让祸害毁坏家庭、凶危国家，却不知道顾惜。这如果不是平日讲习、预先确定原则，哪里能够像这样防备呢？我曾为家侯作《积善堂记》，如今江、浙、闽、湘之间家家都有这篇记，大意说：“我只是遵循义理、尽自己的本分去做，别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几乎像是专为这件事发的，所以又在这里记下，来申明家侯当初褒善贬恶的志愿。为邵康节“检束”二大字题跋【赵丞相子直的孙子必愿所藏二字，字下注说：“检”是检点自己的行为举止，“束”是约束自己的情性】。先生曾作诗说：“回想当初刚写大字时，学习的人不过饮酒、吟诗。如果不是有益的朋友，就只有金石。四十五年才成为一项过失。”这样看来，这两个大字以及“约束自己的情性”这句话，未必是在晚年安定而功业有成时写成的。后学魏某谨慎书写。为楼参政绍熙五年内禅诏书草稿题跋。我尚未成年时，陪侍长者听到绍熙末年传来内禅诏书，其中说，虽然丧服的礼制已经在宫中自行实行，但礼仪文辞难以向天下公开；我为此变色叹息，知道朝廷中还有人。此后三十二年，才有幸在宣献楼公的幼子那里看到诏书草稿的墨迹，又看见当时删改文字、钩画批注的地方，即使是在仓促之间，也处处合乎义理。孟子说：“天子不能把天下让给别人。”这样看来，言语举动和细微心念之间，没有不是天命流行的表现，哪里有一丝一毫可以由人的力量任意给予或夺取呢？史官魏某谨慎书写。为毛氏《增韵》题跋。三衢毛氏的《增韵》，上奏朝廷后过了六十二年，他的儿子居正，字义夫，应大司成聘请校正经籍，才得以在胄庠刻印。然而人情各有趋向，喜欢简略而厌恶繁复，所以校订它最初的著作时，仍然删削了很多内容。世上那些怀才不遇的著作，并不只是一部《增韵》。

译为番阳董氏所藏东坡墨迹题跋。苏文忠公平日很喜爱陶公的文章；他对《归去来》词有所感，大概是在元丰五年夏天，蔡确得宠而吕正献不被君主合意的时候。长公在黄州，少公在筠州，这是什么样的时局啊？在这种时候还可以做官吗？《否》的卦辞说：“大人否亨”；《遯》的卦辞说：“包羞”。这样看来，用亨通来交换羞耻，究竟谁得谁失呢？这些遗墨收藏在义夫的族子煟那里；临邛魏某与他同僚，因此得以寓目，便写下这篇题跋。为黄太史法帖题跋。董季兴是沙随程氏的女婿，熟悉前人的言论和事迹。我和他同僚，因此都得以听闻这些事情。唯独黄太史的这幅法帖我没有见过；如今他的儿子甄从竟陵寄来石刻拓本，里面贤者的题识已经全有了，我还能够说什么呢？姑且记下年月。绍熙二年七月，鹤山魏某。为张忠献、吕忠穆写给李忠肃的书信题跋。明受之变时，如果没有留守的人，谁来守护社稷？如果没有援助，守将又能做什么？复辟以后，张、吕、李、郑诸位贤臣依次受到皇上的重赏。这是臣子所应当做的，君主所应当报答的，各自都恰合自己的身份罢了。然而有人仍不免著书诋毁平江之功。唯独文肃公对吕、张二公的情谊始终没有丝毫猜疑隔阂。唉，他是多么深明侍奉君主、结交朋友的区别啊！不仅如此，张忠献因李忠定杀害谏臣，曾两次攻击他；隆祐太后泛舟之役，张公又与吕忠穆持不同意见。等到他们退居以后，在死丧之际考察这份书信，却可见他们忧念故人、忧虑国事，始终没有一丝嫌隙。由此可知，周公、召公那种比邻和睦与普通同党相和的区别，不过细如毛发；但公义与私情、国家利益与个人私利之间，却相隔如天壤。唉，这种区别多么严明啊！前史臣魏某谨慎书写。为赵昌父送刘清之【子澄】一事题跋。静春刘公离开衡州时，章泉赵公也离开了衡州。有人说：“这不是赌气吗？”回答说：“礼制中有这样的规定：凡是设宴招待宾客，君主到大门迎接宾客；宾客进来，君主拜两拜，宾客避让，君主作揖请其入内；宾客跟随君主，君主三次作揖，宾客三次辞让，过了很久才完成礼仪。宾客出去时，君主送到大门，等到宾客已经离开，负责接待的人回来报告说：‘宾客没有回头。’起初迎接他、拜他、揖让他，然后才升堂；后来君主送他，却只是送到门口，宾客也不回头。这并不是开始礼节繁多、最后礼节简略。由此看来，士大夫进退的礼节，大概也可以从这里看出。” 为类省试防卷题跋。我因为贫贱，没有免除科举的负累；但也以写揣摩时尚、剽窃沿袭的文章为可耻。起初参加乡试，所以吏部郎赵大全公在类省试中选取了我的文章。吏部又和旧日知交、邕州李公选取它，故签书枢密院宇文公又主持推荐它。唉，遭遇和得失，究竟是谁造成的呢？嘉祐年间还崇尚西昆体，欧阳文忠公主持科举，却首先选取古文。绍圣以后崇尚王氏学说，陈忠肃公主持别试，多选取通晓史学的人。主考官不迎合时俗的爱好，本来就很难得；而应试者也有能以这种文章来应对的。那么，遭遇和得失，难道一定都取决于擅长科举文章的人吗？李先生的儿子义山，把我非常惭愧的文章拿来给我看，因此我在末尾记下这些话。为罗文恭公谏诤奏稿题跋。文恭公奉上奏疏时，我已经曾为它作序。又过了两年，我承蒙恩典从靖道返回，经过荆州，罗公的儿子愚拿出原稿给我看。其中所说的所谓谏诤，就是把过错归给别人；求取名声，甚至要等到身后；议论则说公卿官吏贪赃而不收敛。从大官超过三尺之外，人才如果没有经过世事历练，就一定不能任用。这些都是一千几百年来相承不改，却没有人知道其错误的事情。我看这种谋划还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也足以令人悲哀了。为罗文恭公荐举士人奏稿题跋。我曾把吕正献公掌书记、司马文正公《荐士编》、陈密学章奏稿、范正献公手记、李邦直《举官记》以及近世虞忠肃公《翘材馆录》辑成一部书，在潼川漕司刻印。只有吕文穆公的夹袋小册、韩忠献公的甲乙丙丁集、曾宣靖公的《雌黄公议》，没有得到完整的本子。如今有幸从文恭公的儿子愚那里看到荐士奏稿，前辈怀念人才、忧虑国事的规范，大体都是这样。全都是为了谨慎把握时机、厘正皇帝的命令。世俗流行、世道狭隘，这件事已经很久没有听说了。反复阅读遗墨，长久叹息。为罗文恭公后省缴驳奏稿题跋。祖宗虚心自持，充分听取群臣意见；每项政令从开始拟议时起，就已有中书、三省、枢密院分班和同班的区别，人人都可以各自申述、各自进言，不必因意见不同而有所顾忌。等到政令已经施行，给事中、舍人有人签字同意，有人签字否决，各自实行自己的意志，也不必向长官禀白。有时谏官提出意见，台臣还不知道；台臣认为不可，谏官却可能认为可行。台官、谏官平日并不私下往来。即使台谏官偶然意见相同，侍从官以下直到臣民，有时仍特意认为不可；这种事情很多，不能逐一列举。自蔡京、秦桧掌权以来，他们厌恶异议、喜欢附和，士大夫才开始把这种现象视为奇怪。干道、淳熙年间长期涵养积累，到绍熙以后，这种意思才勉强保存下来。如今观看文恭公后省谏稿，其中为被贬逐之臣申明冤屈、斥责台臣诬陷，正是其中一件事。谨在稿末书写这些话，用来记下世道的升降。

译为公安张氏所藏东坡法帖题跋。世上了解苏轼的人，一定说他的言语文章天下无双；不了解他的人，则说他讥讽、诋毁、轻慢、侮辱别人，不足以称为诚实。至于苏轼始终不断增进德行的次序，有人却未必完全知道。他在嘉祐、治平年间，年少气盛、意气强健；熙宁以后遭受祸患、触犯忧患，却从不回避屈挠。元祐年间再次出仕，越发趋向平实，片言只语也能使四方风动。到了绍圣以后，他的思想融会贯通，深沉刚毅而诚实笃厚，又不是中年以前可比的。士人若不精心考察，却用一件事概括一个人，用一句话遮蔽他的一生，姑且从这里思考吧。这几幅法帖都是绍圣以后的作品，如今收藏在永平县令张仲车的箱笼中。绍定四年春天，临邛魏某与寓目观看，于是写在末尾。永嘉薛荣祖临摹我《观亭记》的稿本并写成此文，引用袁和叔的话说：“观察外物不如观察内心，观察百姓不如观察自己。”请我写一句话。薛君引用袁防斋的话，写在《观亭记》的末尾。“观”的意义，由此得到进一步阐发。大体说来，古人观察卦象、法则、万物和自我，没有一样不加以考察，因此能够防备、汇聚各种道理，使自己的知识达到极致。“观”成为卦名，实际就是阐明这个意义。如今传注中的说法，是把《彖》《象》解释为观看、示范之“观”，把六爻解释为观瞻之“观”。我私下认为，上古韵书有四声，在反切出现以前，怎么知道这些字不全都读平声呢？于是，闻、见、视、听，以及高、深、先、后、远、近、上、下等分别，都有两个字；考察它们的意义，两个字本来就可以相同。而且参照《易》《诗》以后、东汉以前的材料，凡是有韵的语句，也不能和孙炎、沈约以后必定限定四声、拘泥于音切的情形相提并论。把这些也记在篇末，来请同道之士评议。为邓某宣和年间出使金国所得赐予的私觌茶和币题跋。本朝立国的规模，是喜爱生存、厌恶杀戮，所以对于外国盗贼，常有招抚怀柔的意图。然而其中用战争取得和平的，盟约容易订立，也容易长久。宣和、靖康以来却相反，往往怨恨我朝而教唆盗贼，残害百姓而误国。读到邓氏的遗事，为此感到慨然。为苏文忠公嘱托黄州教授撰写贺邓枢密启一文题跋。言语贵在有实际内容。没有内容，就不能算是言语。后世的人不是以放诞自高，就是互相加以虚浮的赞美。等到流弊发展到写成骈四俪六的文章来互相谄媚亵渎，便不足以称为言语，何况称为文章呢？东坡把贺启交给别人代作，本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怀疑的人却喋喋不休，为什么呢？题写李肩吾为尹商卿所书《乡党》。上天生育百姓，有这样的事物就必然有这样的法则。所以凡是威仪容貌、饮食衣服，哪一样不是天道法则的流行呢？圣人德行盛大、仁心成熟，举止从容而合乎中道。门下弟子精心体会、亲身实践，详细说明并完整记录下来，这就是学习圣人的方法。李肩吾为别人书写《乡党》已经多次，得到这幅书法的人都让我在末尾写几句。如今商卿又把这件事托付给我，唉！商卿，你应当恭敬地学习它啊！上天说光明，伴随你出入行动；上天说天明，伴随你游息舒展。若能时时存养本心，实实在在从其中有所获得，便会知道古人所谓的学习，大概就是这样。为辛简穆公与秦桧争论和议的奏稿题跋。和亲的主张，没有不使我方懈怠、使敌寇坐大的。自耿、秦诸公以来，大都沿袭这种错误，却不考虑修治内政、抵御外敌。开始是害怕失去权位，最后导致国家动乱。我对此愤恨已经很久了。绍定四年，我承蒙恩典西归，船行到夔门，正逢强敌从外侵入、台阁和边防从内部溃乱。辛君一并拿出先祖简穆公的奏稿给我看，于是写下这篇题跋。《鹤山集》卷六十三。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六十四，宋魏了翁撰写的题跋。为静春先生刘子澄法帖题跋。这是静春先生刘公于淳熙五年八月十九日写给张宣公的信。张宣公当时任秘阁修撰、荆湖转运副使，经过宜春，拜访他的弟弟端明公。刘公的哥哥靖之，字子和，死于赣州教官任上，临近下葬时请张公为他撰写墓铭。刘氏世代承载美德，是本朝的文章世家；到了刘公，更加勤勉地以人才为己任。朱文公称赞他收养救济宗族，接引后进，乐于看到别人的善行，怜悯别人的恶行，这些大概都是亲眼见到的。张宣公虽然没有来得及认识刘公，但在书信往来之间，气味志趣相同也正是如此。这种默契难道可以勉强造成吗？这一年石林李公二十岁，悦斋李公十八岁；静春先生把这两人托付给张宣公，已经说：“将来让他们成为川中的师表，不是小小的补益。”几十年以后，果然全如他所说。人本来不容易了解，但心是神明所居之处，可以包容天地、贯通古今；如果志向平正、心气安定，不被个人的喜好厌恶改变，不被细小的利害夺取，往往可以十成中看准八九成。何况禀性清明的人，本来就可以一望而知。我出生得晚，来不及参与当时师友交游的盛况，还幸而与辅汉卿、赵昌父、张元德诸公交游，知道静春先生的事迹；这些都是因为悦斋李公刻印此帖寄给我，所以附记姓名于末尾。唉！师友之道废弃了，利禄彼此牵引；上位者轻慢下属，下属防备上位者，能够以讲学、储养人才相互规劝增益的人已经很少了。张德衡应当珍藏这幅法帖，也可以借此观察世道的变化。为牟少真《发明〈中庸〉〈大学〉俗解》题跋。我们儒者的书籍，除了各位老先生的语录之外，还没有用方言俗语来作文的。因为弟子对于老师，唯恐稍微失去老师的旨意，所以专心听取、谨慎记录，不敢擅自改动。近世却把方言俗语掺入科举文章，用来迷惑浅陋之人，欺骗庸碌的主司，还推说只是姑且以此欺骗而取得利禄罢了。这本来就很可鄙！如今牟君为《中庸》《大学》发明义理，想要使之取信于当今、传给后世，难道要采用这种俚俗的语言吗？各地的语言本来互不相通，难道可以强行使它们相同吗？又有人说世人不能同他们说庄重的话，只好俯身迁就他们；这样岂不是把人看得太浅了吗？语言不文雅，流传便不会长久。牟君回去后，请为我精心思考并写得文雅些，其中还有可以商量的地方，这里暂且来不及说。

译为牛宝章大年记述杨少卿事迹题跋。牛聘君所记的辨明诬陷，大概发生在宝庆三年。当时赵敏若被郑损诬陷，几乎酿成大狱。杨叔正当时任军器监，率领在朝的蜀人，向有权位者申明此事；有人不以为然，他便亲自写信争辩，进一步指斥原来的诬陷，终于使事情全部澄清。唉！这难道是为了有所作为而做的吗？至于高闾、植槐等事情，则近似于有意作为。把这些话写在末尾，归还给叔正的儿子埴；希望他不要废弃先人的志愿。题写苏叔明公《诚陶然堂赋》后。南麾退翁，是苏文公的哥哥。他持守正道，刚强不屈，最后官至利州路提刑。子孙大多贤能，而且接连有人考中科举。他的第五代孙中有个叫叔平的，自号松菊花圃。他有个儿子叫公诚，字叔明，以礼自我约束，成为族人乡党的敬重对象。他曾作《陶然堂》以抒写自己的志趣，不明白义与利的分界，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我从靖州回来后，叔明来访我的山居；他的言谈意旨，能收敛浮华而归于笃实，日益进步而没有止境。唉！世代仕宦之家衰落而不能振兴，是国家的耻辱。叔明还应当更加努力敬慎啊！玄默执徐，壮月谷旦。题跋东坡赵德麟《字说》真迹 赵德麟当初以属官身份受到苏公的知遇，如今《苏集》中还保存着苏公与他唱和的《字说》以及《秋阳春色》二赋。世人认为德麟贤能，大概就是因为这些吧。然而嘉祐、元祐年间的苏公，谁不知趋附并与他唱和呢？等到苏公过岭以后，诸贤都因此获罪而被禁锢，德麟也在其中；但他仍然对苏公遗留下的片言只墨珍爱不已，由此便知道德麟的志趣深远了。我从贬所回来后，今天安德节度赵公的儿子与洸、武叔带着《字说》真迹给我看。安德公以儒科起身，器量周全、才华充裕，只是才能未能施展；如今又有这样的儿子来继承他，这样的人才岂不是更多了吗？唉，武叔还应当努力啊！题《孟莘事状》从前我奉命到攒宫拜谒昭慈，曾从奁匣中看到她的器皿和衣裳。如今观看孟氏宗族中所书的字，大抵都显得有德而有法度，温和而恭敬。我虽然不认识孟公进，但想来他一定诚恳守正，具有昭慈留下的遗风。题跋张宣公法帖 张子的论著中，只有《论语说》是晚年重新修订的；朱子的《四书》中，对《中庸》尤其用心。如今师君遇所收藏的宣公墨迹，这两方面都具备，确实值得珍藏。乾道、淳熙年间，朱、张、吕三位先生以学问作群儒的倡导者；虽然他们的才分有天成之处，功夫也纯粹深厚，但也不能说不是得益于师友之间切磋琢磨。朱子为张子《文集》作序，遗憾其中还有一些讲论而未定的说法。他为吕子《读诗记》作序时也说：“其中所说的朱氏，都是我年轻时讲论过而尚未定稿的说法。” 由此可知，前代儒者进修学问，每天都有增益，早晚都勤加实践，每月每年都不断变化，正所谓日日勉力、孜孜不倦，直到死后才停止。世上那些只粗略涉猎大概便夸夸自满的人，大概也不知道惭愧和畏惧吧。又 张公在淳熙五年任荆州守，淳熙七年二月七日去世。如今十四日的书信说：“明早是冬至，算来六年一次的长至正好在月中，那么这封帖子距离公去世才八十四天。”二十日的帖子又说：“身体还没有恢复，免不了要灼艾。”想来张公的疾病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加重的。唉！所谓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在这里也可以略略看出。抚摸着卷轴长叹，在卷末写下这些话，把它归还给范文叔的女婿师氏。题跋朱文公法帖 右边是朱文公写给月舟范公文叔的五封书帖，都是宁考初元年间的。当时奸臣韩枋执掌国政，党禁祸患正盛，这是什么时候啊？可是据我所见，蜀地士大夫如刘文节公、李良仲宗丞、季章参政、君亮侍郎，以及如今范公家所收藏的朱公回帖，都说明当时的善类本来就能自守如常。权臣的威势和气焰，只能恐吓显赫而庸俗贪婪的人，终究不能离间人心共同的志向。《剥卦》第三爻说：“剥之无咎，失上下也。”《复卦》第四爻说：“中行独复，以从道也。”处在群阴之中，却能独自离开同类，只遵从正道。何况这种志同道合、声气相应的力量，怎么可以劫持和控制呢？我虽然出生得晚，却亲身经历了庆元、泰禧年间的盛衰变化，也曾在范、刘、诸李以及二熙群贤之间周旋。唉！我看那些谋略到底还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也足以令人悲哀了。题蕲州仪曹范埙元帅府公牒后 靖康之祸时，缙绅大夫和士人没有不因大官贵人无可依靠而愤懑的；反而认为那些闲散部门的小官仍然可以有所作为。赵哲一个使臣，能凭一百名骑兵制伏强敌；向拱一个尉掾，能用棍棒和绳索击退游骑；傅亮一个文学官，能率领义军抵达青城；陈淬一个小校，能在南华抢在诸将之前击败敌军；韩世忠一个制将，能率领部将把敌人击退到南京。至于据守神稷、攻破鹘眼的，是安邑的士人；在正午击破敌军五十座营垒的，是石濠的小吏；首先渡河收复新兴的，是招抚司的属将；率一千八百骑兵夜袭孛堇的，是经略司都监孟迪、种潜、张勉、张渐、白保、李进。他们都能举起关门、跳过沟壑，像雷霆震动、风云响应一样，听从王庶的檄文。后来中兴诸将都由此选拔；假使当时朝廷能得到将相大臣来任用他们，使他们各尽所长，经营河朔，那么敌人本应远远退伏到凉淀以北，祖宗的疆土也早已归还职方了。蕲州仪曹范公就是其中一人。我从靖道回来时，双流公的孙子子郯诵说起范公，从蕲州赶往济地，始末都感叹世道的弊病、风俗的衰薄；当时那些安然居高位、享厚禄的人，傲然凌驾众人之上，玩弄官爵，败坏士气，孕育祸乱的根苗，终于一旦爆发而不可收拾。幸好还有怀抱忠心、蕴含义气的人，起来挽救即将灭顶的危局；但他们仍然受到阻塞，不能通达。唉，车子已经装载完毕，却抛弃了车上的辅佐之物。自古以来祸乱接连不断、没有穷尽，大多就是因为这类人。器远辨认纸尾的三个人，是汪、黄、耿，并不是宗忠简。这种说法很好；假使忠简公处在这个位置，我所说的那些人一定会得到任用。范公也不至于流落秦、陕，等到张忠献推荐之后才受到思陵的知遇。一百多年后，临邛魏某含泪写在纸幅下方。

译题写泸州士人周挺读《历代书》古代的学者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在内用来培养德性的知识，在外用来巩固筋骨的约束。进入大学以后，从格物致知开始，都是修养自身的事情。这些学问如今都失去了传承，只能靠手持书册、阅读书籍来寻求；即使读前人的言论和事迹，真正读了而有所收获的也很少，能够深入其中的就更少了。周文叔挺竟然能取来历代帝王以来的书籍，穷尽搜求之力，广泛记载而详细说明。唉，他用力也实在辛劳了。文叔请我说几句话，我正因为公务在身，无暇同他详细讲论。姑且记在卷末，等待日后再说。题朱文公法帖 王氏兴盛时，江南学者争相称为他的门生；他失势后，大家又讳言此事。苏氏之学，在元祐年间争相推崇，到绍圣以后却忌讳称说。后来在阜陵时又大为显扬，受到褒奖推崇时，即使程子等儒者，也无不随着时势的抑扬而分辨轻重。到了近世，朱、张以及诸位儒者的一言半语，散落在人间的，没有不显露出来的。我精力已经耗费在题识这些事情上了；即便如此，我仍然十分害怕。李君何不替我把这些话告诉各位同道？希望大家共同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的地方用功，或许可以不辜负诸位老先生的教诲。题孙教授墓志铭 我的同年朋友孙次龙下葬时，张义立为他写墓志，刘文节公为他作铭，已经可以没有遗憾了。然而墓志中所说的“岁寒山”墓兆，是他的父亲亲自选择的；史官和巫者纷纷说不合适，于是停柩待葬将近三十年。他的儿子应龙强健而且贤能，能够继承家业，于是改卜墓地，得到一块靠近城郭的田地；只是财力竭尽，又被豪强夺去，刑狱使者把田地归还给他，这才得以安葬。选择九月甲子这一天，事前他来见我，说：“刘公的铭、张公的志，好不容易才得到，而墓兆后来改变了，请您写一句话，记在碑阴。”唉！次龙的才能、品德、行为、修养达到如此程度，却只能得到这样的结局，也只能死于这样的祸患。人谁能没有一死，却偏偏死于奇异的灾祸；人谁能不下葬，却因异议而长期动摇。世人认为行善可以远离灾祸，于是怀疑上天昏昧不明，这种见解实在浅陋。若最终仍无法追问缘由，便说祸福将在子孙身上应验，或者说仍未能免除向天道偿还罪责。即便如此，应龙还应当努力啊！陈猷《春龙出穴图》天基节前一个月，我在白鹤山看到了这幅图。这一天，府邸的属吏把友人陈和仲埙奏札的抄本寄给我。其中有这样的话：“陛下处在飞龙在天的位置，却用潜龙勿用的德行来韬晦自己。”读到这里，我很感慨，所以把这段话记在这里。王荆公真迹 按《王荆公集》所载文字与这件真迹略有不同，大概是为江宁太守陈和仲所作。介甫已经做了宰相，却仍住在简陋的房屋中，吃寒酸的蔬菜，不改变原来的朴素，因此得到当时人的信任，能够放手推行自己的志愿。题跋克斋游吏部所书《孟子》一章 孟子告诫宋句践的话，也如同游告诫尹氏的话。当时三游的风气已经盛行，孟子的言论，大概和他回答关于货财美色的问题相似。然而尹君如果懂得这一点，就会知道景仁所以敬重我，是很深的。若遇见同游的士人一同出来，就把这些话告诉他们。我写于三泸州宅。跋赵安庆所藏东坡法帖 我过去被迁谪到靖州，那里与广西相邻，广西各郡的太守多是我的旧交，时常拿当地特产来问候我，如苏公遗墨，以及海鱼、黎洞沉椰子酒、吉贝、黎莫等，都是中原少见的东西。黎莫像青色棋布，暑夜可以盖在身上。不过说到饮食之物，靖州却不是广西可比的。靖州的米，一斗要一百泉；羊和猪每斤的价格，比米价低十分之二；蔬菜和笋更不用说了。我常常阅读苏公的帖子，他自称自己的衣食供给，比苏子卿吃毡、吞雪还要奢华。按我居住靖州的情况来看，和文忠公所谓的奢华相比，又要高出一等。《诗经》说：“君子服役，如果没有饥饿和口渴就好了。”我们这些人应当以此自勉！上亲政之年，魏某写于泸州官舍。跋赵安庆先世诗 舒州太守赵侯把他先父所写的六十言《黔娄诗》寄给我，又亲自作九十言记在卷末，都是用来表明廉洁、训诫节俭，以示给子孙。当时改元端平，皇帝亲自书写文字告诫贪官。我这个草野卑微之臣传布皇帝的恩德，退下来后又在一百五十言的末尾记下这些话。唉！从义与利来说，清净内心、约束自己，是士人的本分。姑且从利害来说，世上那些贪财逐利的人，只看到了贪利的祸害，却没有看到所谓的利益。公孙瓒用铁筑门，铁并非不坚固；董卓用黄金筑坞，黄金也并非不多。但最终只是败家亡身，替别人守护罢了。题写魏少申謩仲碑阴 少伸是我所厚待的人。如今他去世已经十七年，才终于能够下葬。下葬前一个月，伯衡拿一册书给我看，说：“从前准备安葬我的父亲时，前礼部侍郎曹公器远为他的墓穴写了志文。不久因为史官和巫者的忌讳，志文中写的年月、墓丘和封土与现在不相符合。最初在嘉定十七年五月甲子卜日，如今改在绍定六年十二月乙酉。最初在盘石县高荣山震冈卜地，准备与先母裴氏合葬；如今改在泸川县天柴山巽冈卜地，准备与继母张氏附葬。请您替我把这些写下来，用来补助原来的志文。而且裴母去世于庆元二年五月庚子，张母去世于绍定二年二月乙酉，原来的志文也没有记载这些。请您一并记下。”唉！墓上立碑，虽然是汉魏末年才兴起的制度，但子女报答父母的心，一定真诚而坚定，从这里也可以大略看出来。于是我为他把这些话刻在碑阴，以备后来的人查考。《通典》跋 杜氏《通典》这部书，包罗古今，贯通精粗；人们习以为常而没有察觉，通常只把它列为类书。我从成都回来后，曾仿照它的体例编写《国朝通典》，因此得以熟读全书。如今我起用为官，出守泸州府库，那里有《通典》的刻本，但文字漫漶，半数不能辨认，打算全部重换。只是此前已有修补过的部分，弃掉也很可惜，于是命工匠重换其中十分之四，共二千叶，文字五十七万有余。端平元年九月甲子，临邛魏某书。《鹤山集》卷六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六十五，宋魏了翁撰，跋 跋丹棱刘氏党籍 崇宁年间把元祐人定为奸党，元符年间又把上书的人列为邪等，因为他们附属于元祐末年的党人；而“奸邪”的名号本来是人人厌恶的，刘氏子孙却把它当作荣耀。作史的人又把奸魁、邪上列为最荣耀的事情。这样说来，把随夷说成混浊，把跖、蹻说成廉洁，千百年来掌权的臣子，大概都是同一个套路。临邛魏了翁在从靖州回来后的第二年写下此文，送给刘东巽，并把它题记在《炎兴诏诰》的末尾。

译题史绳祖《孝经》朱文公曾著《孝经刊误》，史公的儿子史在曾把原稿抄本送给我，我已经刻印出版，与学士们共同传阅。史庆长又告诉我说：“从前绳祖曾汇集前代正人名贤的《孝经》注解，现在希望得到《刊误》，为它分章标明旨意。”我把书交给他，使他得以汇编成册。后来他又把黄直卿的《孝经》本旨以及自己辑录的《洙泗论孝》合成一书。唉！这是百姓日常生活的常道，也是后世君王施行德政的根本；而人们遵循它却不知道。读这部书的人，大概也能知道应当从哪里开始吧！题彭山宋彦祥诗卷 宋彦祥前年经过我这里，挽着衣袖拿出《八诗》，其中有《击壤集》。今年中气脉又请我的朋友肩吾为它书写，来索求我的题识。这些诗造语平淡自然，这难道是容易做到的吗？只是其中选择的义理，或许有圣门尚未说过的地方，例如“防检精时，管甚人与事”“事安排要似渠”等语句，还应当再商量。我正忙着整理东归的行装，没有闲暇。题吴武安所得高孝两朝御笔 自从宣和、靖康年间把政权交给不肖之人，女真这样的夷狄小丑竟敢抗拒大国，却没有人向北发射一箭。直到富平战后，我军才开始同他们交战；杀金平之后，我军才开始挫败他们的锋芒。于是张忠献首先倡导，吴武安接着继承，敌人才知道中国有人，不敢肆意妄为。张、韩、刘、岳相继在江淮建功，后来中国的声势才重新壮大，和好的议论也由此确定。我私下看到近来三京丧师，悲悼廉颇、李牧不能再生，抚卷长叹，拜手稽首，把这些话题写在卷下。题周子靖《理斋铭》后【铭文说：困穷时也不改变操守，守持操守就不会困穷】义理的学说，经历千百年而如同一日，虽有千百人却同出一心。如今东南的学术，有建安一派、温州一派、明州一派，各自坚持自己的说法，不能强求相同。这一说法，了翁曾向征之求证，认为建安说是对的。建安学术大概宗法濂、伊二程，濂、伊二程又以六经为宗祖。端平二年春，写于眉山东郊。跋修全赵公所作《防箴》我们乡里的风俗，以亲近老师、讲习学问为事业，以孝悌忠信为根本，不追逐时尚，也不经营外在的装饰。我出生虽晚，还来得及看见祖父研读经书、诸子和百家之书；书上都覆着纸，写着细字，经过朱笔、铅笔反复校勘，而且必有老师传授、朋友讲解，一定要内心体会、亲身实践。看看如今的后生子弟，花钱买书，不到几个月就能得到成百上千卷；聚集朋友联句作文，不一会儿就能写成成百上千字。他们虽然显得迂缓、不讨人喜欢，但用心厚实，见识义理真实，传给家族的时间长，留给后代的安定影响和余泽，直到今天仍然看得见。我担心这件事久而失传，正好杨子把修全赵公所作的《防箴》给我看，于是附记在末尾。题冯仰之《因重论》后 普慈冯起文把他父亲仰之先生的《因重论》寄给我，请我在末尾题记。我年轻时读《易》，见诸儒关于重卦的说法有四种：王辅嗣认为是伏羲，郑康成认为是神农，孙盛认为是夏禹，司马迁认为是周文王。孙盛、郑康成的说法没有根据，而马、王的说法为多数人所认同。但我认为唐尧、虞舜之时本来就有卜筮，那么四营十八变早已存在，实在不必等到文王以后才重叠卦爻。不仅如此，我私下认为，先天一图自古就有。我曾把这个想法告诉谢起文，他说：“这有什么妨碍呢？”我们也各自陈述了自己的见解，留待后世学者判断。于是把当时的问答题记下来，作为《因重论序》。跋师厚卿《致仕十诗》师厚卿从绍定元年在乡里取得贡士资格时，曾向天地神祇祷告说：“如果万一能在进士名籍中有一齿一名，使我母亲可以因我而增加俸禄，获得长寿安宁，我就不愿意做官。”那年秋天，他没有再参加礼部试；过了三年才考中进士，但他的母亲已经来不及看到了。廷试唱名后，他打算挂冠辞职，却被亲近之人的不同意见阻止，未能实现最初的志愿，最终接受官爵回家。回家后得了病，几乎死去，便怅然叹息说：“难道是我食言而触犯了上天的愤怒吗？”于是决意不再做官，作十首诗表明志向，请李肩吾书写。我为此题记，并对他说：“你把苍苍的天理解成什么呢？这颗心的神明就是天；这颗心感到不安的地方，就是天理所不允许的地方。天哪里会琐屑地同人计较是非呢？《诗经》说：‘敬畏上天的震怒，不敢嬉戏安逸。’你急于求取仕进，后来又轻易放弃，违背内心所安，这就是嬉戏安逸。《论语》说：‘我欺骗谁呢？难道是欺骗上天吗？’你以为人心之外，另外还有所谓的天吗？”厚卿肃然说：“我只依照自己的志向行事，不会再让别的东西侮辱它了。”于是我把这件事记在诗卷末尾，以成全厚卿的志向。跋御书“鹤山书院”四大字 臣下看到，庐山、嵩岳、衡麓、睢阳各有书院，从太平兴国到大中祥符年间，都曾获得朝廷赐名，并以诏书墨迹为荣耀。近世以来，东湖、北岩、濂溪、象山等名号，也都曾向朝廷请求赐额，名声所及，听到的人便受到激励。我出生在邛州偏僻之地，自从开禧年间边境议和不合，便离开那里，来到古白鹤山下筑室聚友，打算终老于此。两朝圣明的君主明察我的内心，最终承蒙眷顾怜爱，使我官至显要。如今又蒙陛下重新赐下宝贵御笔，使林间居室增添光彩。臣私下想到，先朝赐书，必定要求名实相符；而我久经忧患，过去所读的书已经荒废，深怕没有什么可以符合陛下厚重的旨意。今后若能获准辞官，便要归老于鹤山脚下；回头瞻仰御书，感到皇帝威严临照，发誓用尽余年，努力追求最初的志向，不忘记君主和老师教诲启发的恩意。

译跋御书唐人严武诗二十八字 臣曾妄自认为，《易》《书》《诗》《春秋》凡是孔子所记述的，都没有说到将帅，因为出兵在郊外举行，随后由王朝的公卿统领，自四代以来从未改变。到了《二礼》《三传》后来出现，才有军将、将军的称呼。于是军队长期在外，往往不受中央派遣，这并不是共同整饬军武、谨慎遵守军令的办法。臣见识昏暗、才能浅薄，却独自承受陛下特别的恩遇；自从亲理政事以来，召我入禁中任职。防备靺鞨猖獗，接受我整顿乱民、安置居民、谋划王略的建议，又命我以枢密府官员身份视察军队，赐我在禁中对答，授予我外任时的军权，并赏赐金帛，恩赐优厚。不久又亲自御笔，大书唐人严武诗二十八字以宠幸我。英明如云，光明如露，恩泽滋润草木，军队乘传巡行，人人都百倍勇猛。《师卦》说：“在师中吉，承天宠也。”君王多次赐予命令，是因为怀抱安定万邦的志愿。这是陛下为万邦筹划，我是什么人，竟然骤然列入王朝公卿的选择之中？赫赫的王命，用来镇抚那些干掫之徒——“干”音捍，“掫”读侧柳反，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注，意为巡行守夜——臣下拜谢登阶接受，哪里说得尽报答之意？臣谨将御笔刻在金石上，把这件事记在侯封之下，以报答圣明天子亲自任命干方的恩意，并作为百官的劝勉。题杨慈湖所书《韩贯道墓志》后 安阳韩爕在督府任职时，一天拿他先人韩贯道的墓铭给我看，原来是韩爕妻子的外祖父杨敬仲所书。我来不及同贯道交往，但杨敬仲对他的称许竟然如此之高。而且考察他曾受哪些人的知遇，便有刘共父、韩无咎、刘子澄、林和叔、徐子宜、王元石。唉！由此就可以了解贯道了。忠献公之后大多有贤才，只是因为开禧年间权臣的缘故，照例遭到挫折而不能施展。有人说：那个权臣实际上并不是韩氏的后代。我写完这些后，有人说：“先贤可以称字吗？”我说：“如果按照孔门弟子以及子思、孟子称孔子为仲尼的例子，那么给先贤称字已经过分了。”那人说：“既然如此，可以吗？”我说：“魏晋以来的文书不足以作为证据，我以六经和两汉的材料为依据。” 题跋先表叔留题钟山、西湖二诗后。珠帘、白色画舫映着湖上纷乱的光影，隔岸的龙舟停泊在夕阳中。今天欢乐地游览，明天还要再来，便把京洛当作钱塘来观赏。右题临安西湖。自古以来只留下虚名和几间屋舍；流毒到今天的，却有几卷书？我想替周颙向山鬼答复；请那逃避尘世的客人写一篇《移文》，先请他来做吧。右题《王文公祠》。临邛高孝璹，字公纯，开禧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了翁在嘉泰三年入朝，开禧二年补任郡守而离开。同胞兄高稼都得以陪侍先表叔父大夫公向东游历，聆听他的言论、观察他的行为，早晚都有所启发。了翁虽然非常愚钝、不肖，却不肯委曲求全地学习、阿谀世俗来取悦权贵，这正是大夫公教导我忠诚的力量。大夫公游览杭州西湖、金陵钟山时，都曾随事作诗。我有幸得到遗稿二首，刻在乐石上。了翁谨把随游时的所见写在卷末，也借此表明前辈作文章并不草率。跋陈君举《东宫进故事》右边是一通关于汉元帝事实的文字，是故起居郎、止斋陈先生傅良在先皇帝为嘉王时讲读、赞读时所写的。朱笔批语共有三十六条。宁考把自己听到的内容记录下来。如今收藏在蔡文懿的幼子范簿那里。了翁在经筵任职时，曾为皇上讲论汉元帝、汉成帝的事情，阐明《班史》中的两篇赞语，对谨慎独处的修养略有帮助，因此请我题记在后面。了翁虽不敢以自己浅陋为辞，然而改变气质最忌讳因循苟且，也忌讳把责任归给傅，而实际上责怪皇帝。这些内容对君主讲习学问很有益处，不是宿儒老生所能达到的，所以恭敬拜手写在下方。跋四十年前补试卷 庆元初年，仰之先生代理我们蒲江县令，我凭借应试文章受到他的知遇。如今四十年过去，我经过先生的故乡，墓木已经成荫，先生的儿子企文也头发花白了。他从袖中拿出一卷书，原来是当年县学考试的论题文章；我还记得那时每天考两篇论，这一篇是第二篇。前一卷列在第三名。唉，这就是所谓大惭愧反而成就大好处吗？关于人心的学说，虽然未必完全符合本旨，但也不是毫无补益。于是我教导企文，特意把这卷保存下来。题陈思《书苑菁华》古人把“书”作为名称，例如《周官》说把书名通达于四方，《仪礼》说百官把文书写在末尾；这些“书”，就是今天所谓的字。因此想了解学问的人，如果不先认识字，就无法给万物命名。即使是颠张这样的草书圣手、阿买这样的八分书家，仍然属于不识字。临安以写字卖粥为生的陈思，竟能把汉晋以来论书的人汇集成一编，名为《书苑菁华》，也是值得称许的。不过，这仍然只是后世夸耀技艺、争奇斗艳的东西，并不是我所说的认识字。好学的人如果再从这里逆流寻源，一直追溯到秦汉以前，探求古人所以正名的意义，那么读书作文，大概就差不多了。题吕城李氏世藏名帖 宝庆元年冬天，魏某得罪当朝宰相，被投置到蛮荆之地；路过吕城时，有幸看到李唐后裔李祐所珍藏的唐代贤人遗墨。这一天，刘平国、王去非踏雪来访，都是奇特而难得的遭遇。只是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宋之问之间，竟然夹杂着李林甫的姓名，这正如《易》所说的“勿用取女”之时，因此又生出深深的感慨。题茅山道士所藏朱晦庵以佛语调侃杨诚斋、周益公的法帖。朱子竟然用佛氏的语言写信寄给周、杨二位老先生。他是在说戏言，以仿效别人的体例吗？还是在逃避墨家的指责，以解除学禁的祸患呢？至于把这件事解释为“修辞立诚”的意义，我对晚辈终究还没有完全明白，不能勉强替他作出解释。题《深衣画像》说话要忠实守信，行为要笃厚恭敬。说起来似乎容易，连圣人也以不能做到为忧。把这六句话重申一遍来自我警戒：行为要顾及所说的话，说话也要顾及自己的行为。题卢祖嵒找回别祖墓 我曾为同年朋友卢申之作《卢氏防拜录》的序。如今他的哥哥仲山找回了失去已久的别祖仓监之墓，又让我记下这件事。卢氏在唐代是显赫家族，至今六百多年，子孙中贤能的人代代不缺。何况像我们仲山这样，游学于学校，生活贫困，却能为别祖找回失去三百年的墓地，这就更值得称许了。书写刘仲坎《习之孝义传》后 《诗经》说：“既明智又通达，以此保全自身。”如果习之的身体和头颅分离了，难道还算保全自身吗？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人们对于细微的利害都争相趋附或躲避，只怕落在后面，那么世上那些忍辱含垢、保全躯体、保住妻子儿女的人，也都可以说是在保全自身了。刘起居作《孝义传》，说习之兄弟直到死也不彼此舍弃，这是孝；他辱骂贼人而死，这是义。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善于保全自身吗？六年后，史臣魏了翁与他的哥哥厚之同游，得以看到刘起居所题写的文字，于是在末尾附记自己的姓名。

译《鹤山集》卷六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六十六，宋魏了翁撰，启 谢卭州太守范季才宗丞启 我这个河南门下士，有人或许会怀疑：少年时如同蓬莱海上的仙人，偶然蜕去凡骨，借您的点铁成金之力，受到循吏教化，所以能够搴旗斩获，成就后生的声名；承蒙您的厚爱实在深重，我的才量无法相称。我私下认为，词章只是童子篆刻雕虫的小技，道学才是儒者在心地上建立汗马功劳的事业；所以功名成就不在于起初如孔雀翠羽照影一般的外在显耀，而气质的变化应当看他后来能否像异鸡反走那样改变。士人如果懂得这一点，上天难道会舍弃像我这样的人吗？我口中含着黄纸，准备以著述留名后世，抱着两尺书灯的影子，钻研邺架上的万卷藏书，发誓以铁砚勤修学业，指着污水沟来自我警策。我二十岁作文章，还没有到陆士衡才华卓异的年纪；以五言诗选拔英才，也已经没有舒元舆未被培养时的气度。偶然陪同朝见，得以同鹗鸟般的贤者并列；牛膝、龙肝这样的珍品，实在已经过分了，难道还会有鹤唳风声那样的再度惊遇吗？没想到周人的璞玉能够置身琅玕之林，于是使东郭的竽手也侥幸获得斗升之禄；老虎再次误中，隼鸟也没有空放箭弩。若真能如此幸运，我将从哪里得到您的恩惠呢？何况您学问以诚一为本，议论不趋谄媚；从涵养浩然之气、体味道德的深厚滋味做起，不肯向柔弱者低头、向刚强者逞威，也不追逐声名利禄。因蜚鳬入朝觐见，陪列振鹭般清正的朝班。九寺森严，三山逼近，本以为您将立即侍奉紫宸、在螭头下簪笔，却原来厌倦了承明庐，分符出守鹤岭。只怕您很快就要应召入朝，在大昕之时面见君主，不能长久留在外任。近来您在一郡之中奏琴作歌，已经施行驯雉般的教化；如今又在千里之地成为师长，陪同唱诵《鹿鸣》之歌，因而使我这个后生也得以玷居公卿所选之列。我怎敢不努力仰望前辈，更加勉励自己谋求将来，只愿添油助火以求光明，不求速成而希望不断获益？在君门前应试对策，哪里敢错过期限？进献直言、批逆鳞，发誓不作迎合之论。或许可以代替诸位老先生回答一二，也希望不使我们这一党的后辈蒙羞，以此报答师承。现在承蒙赐下。成都签判到任谢刘制置 我在东皋耕作，姑且顺从乡野的本性；吟咏南梅映月，忽然却玷列清贵的官班。正害怕招来“取禾三百廛”的讥讽，哪里料到会得到广厦千万间的庇护？我解下星辰般的官履，把自己交给造化的熔炉。想到我自己，学问如懵懂的痴龙，言辞杂乱、迷失如雌霓；尚且驾驭扶桑的六辔，哪里敢祈求在九重天之外处理纷繁事务？群青之盟的墨迹还未干，五白之采的赏赐已经超过我的期望。榜上题名污染官署，滥窃小科头名的称号；混在吏员名册中，径直登上大幕府选用的名单。半生背着长锄挖掘黄独，一日却泛舟绿水、依傍红莲。诉状堆满胸怀，判牍使眼睛昏花；提笔任职，面对如鸭鹜般纷至的文书，茫然无措；尸位素餐，又要承受麒麟楦的讥笑。惭愧自己不是洛北的处士，只能依赖湖南的主人。此番实在是承蒙您这位官场龙门，能鼓动九霄羊角之风。您本当建立上公府，亲自担任吐握人才的重任，却反而坐镇元帅府，辛勤罗致人才。油幕之中清风徐来，闲暇时下郾城棋、穿木屐；绿沉之上苔痕横卧，省察卫府的文书。您迟早要升任两地要职，我得以蒙受两重庇护。您的光辉照耀几案，我这篇草稿已经分得甓社湖明珠般的光彩；您的文采施及诸生，请不要吝惜景阳织机般的锦绣。发誓骑着跛马努力前进，勉强跟随在绝尘骏马之后。通判王国正 您穿着云履走过校门，本来正要满足国子先生的心愿；如今白日穿着绣衣、佩戴珂玉，却肯腰系治中、别驾的印绶。您在黟川斟一杯水为我饯行，益部百姓仰望屏星而起舞。只恨天下不能有一百个您这样的贤才，而俊美的使者治理两州，众人都争说其中有一个祁公。您把凤尾般的字迹颁行于蚕丛之地，奏章已经充满文书。只有您气势吞吐雄虹，学问胜过痴龙，声名才华盛大，真是斗南第一人。才调宏伟卓异，又与邛崃九折山路一样著名。早年已闯过儒学关门，担任司胄学官，显露出九卿的征兆；祥瑞开启衔鳣的三次简拔，万乘之主的知遇和声望，又显于“瘦羊”之选。本应当直入玉堂，树立舍人的榜样，却偏偏凭着泥轼去做太守的佐官。难道是厌倦新安的车舆，正想穿着锦衣回到故乡吗？铜符和黄堂换了地方，金碧光彩也更加增辉。我只怕驿使还未等任期届满便来传达召令，船夫已经先把归舟停好等待。我的才力实在不足，与世俗又很疏远；偶尔脱下龙具而沾染尘缨，常常面对群臣如鸭鹜的行列而茫然无措。自从兰玉般的美名传播以来，幸而得以依附于葭玉。魏勃只是直率而妄庸的人，长久以来一直怀抱扫帚等待；王祥有辅佐公卿的才量，我将很快拿着佩刀拜见，引领望着您的车尘，以一日当作一年。上赵运使【謩】池上有凤毛，正足以继承世代掌管丝纶的事业；山国需要虎节，您怎么肯栖身在金碧辉煌的山岩之间？六辔车辆鼎然来到，四把刀的威仪更加沉重。蚕丛之地，古来号称乐土。自龙度以来，每年漕运中原，取用得湖泽枯竭、山林童秃，又加上木材短缺、火灾干旱。何况西蜀方圆数千里，已经有五六州成为赤地，使得一斗米只能藏在坛中，床头只有百钱；若只求偷安，尚且可以。如今家室空虚得像悬磬，田野没有青草，善后该怎么办？一定要得到通晓古今的硕儒，谋划足国裕民的良策。惟有您德行如银笔发光，世代如金笥相传，声名才华盛大，真是天子门生的子弟；言论铿锵有力，继承中书舍人的文章。您停止分守郡府的左符，接受出使的华美旌节。遵循清献公的旧例，从梓州调往益州，奉行相如的使者职责，以安定筰地、保存邛州。单车出行，询问流马的道路；双节树立，停止带牛的旧习。姑且凭您补天般的手段，施行富裕蜀地的谋略。福星从西方而来，春风吹到每家每户。我解下官服上的龙具，腰佩笏板，面对群臣队列而茫然无措。借道涪江，有幸曾戴冠佩剑拜见使者；到了锦里，脱下头巾，又重新穿好章服拜见上官。您迟早要升入禁中，我得以蒙受上天般的恩德，光辉照耀我的幼子。我的草稿已经分得甓社湖明珠般的光彩；您的文采施及诸生，请不要吝惜景阳织机般的锦绣。发誓骑着跛马努力前进，勉强跟随在绝尘骏马之后。代谢刘制置举荐

译我没有冉子那样五秉粟的俸禄，只能守着冷清的官职。得到刘公一纸书信，寒谷顿时回春；并不是我带着炭去炉冶之间求取温暖，而是您肯让我插上羽翼，在风涛中奋飞。蒙受的恩分超过本分，抚心自思，实在惭愧。自古以来正道被荆棘堵塞，所以公卿的荐举逐渐衰落。田歆荐举六人，其中五人凭借贵戚的书信；巨源推荐十名士人，其中九人出自权门的属吏。试看冰清之士如纤芥，礼遇寒门白屋的人又有几个？若没有特别通达的大贤，谁能使孤苦的寒门子弟振作起来？像我这样的人，性情如鸥鸟野草，学问只是萤窗雪案下的浅薄儒生；在东皋解下兰佩，幸而摆脱了咸菜粗盐的债务；在泮水采芹，仍然吟哦着苜蓿盘的清贫。有书多得装满车，却没有毡席可以招待客人；整年昏昏用功，反而被诸生嘲笑；肚腹空空却肥胖，留下给弟子讥笑的把柄。我宁愿在宛丘的屋舍里低头，也不敢在吏部的门前昂首。若说没有袜线那样的微小长处，或许还应有囊锥锋芒能够脱颖而出。静静追究自己的出身，看到您这位洪井金丹、酆城宝剑般的人物，正要走上赤墀之路、登临文石台阶，却劳烦侍从之职，厌倦承明庐，于是停止列在豹尾班中，来到蚕丛之国镇守。您要在整个四川兴起齐鲁的教化，在两京传播翁邑的风俗；不因我的才疏而弃置我，把我都归入桃李门墙，竟使我这个穿牛衣的寒士也承蒙得到雉矢般的荐书。我怎敢不尽心酬答恩德，振作自己、磨砺志向？国士以国士相待，我岂敢辜负您的知遇？中书君如今虽未能居中书之职，还希望您能拂拭丘山般埋没的人才。您的恩德重如丝发，而我的身份卑微。通陈总领 奉持朝廷赐予的英簜符节，刚刚在各部刺史中考绩第一；又接受书写着锡山隃糜丸墨的诏札，再次掌管外司农的财赋簿籍。所辖地位列太微垣二十五星之次，承受惠及全蜀百万生灵的恩泽。亲笔细书成文，父老们都以手加额。蚕丛之地，古来号称乐土；自龙渡以来，每年漕运供给中都的驻军，至今已超过七十年。供给军需不知要计算几千万，盐铁和酒业的利益也都搜刮殆尽。继续征取祠祀名额，几乎已经无处可取。加之火灾、旱灾和木材匮乏，从山林中取材，山已童秃；从湖泽中取物，湖泽已干涸。荒年没有储备，敌寇来到时连饮马之水也难以供给，民心常常不能稳固，百姓几乎到了牵牛背瓮、家中只储一斗米而床头仅有百钱的地步。苟且偷安尚且可以维持，如今家中已经空虚得像悬挂着的磬，田野上也没有青草。善后该怎么办？一定要得到通晓经术、博览古今的大儒，为国家富足、百姓宽裕制定良策。想来某官见识宏大而器度卓越，才干宏伟而学问醇厚，是三山灵秀所钟，议论承继数代的风烈。早年趋赴严诏，屡次执掌地方重任，穿绣衣审理讼狱，使百姓不受冤屈；乘辇车督运军饷，考核成绩列为上等，想来曾记得殿柱上所题的姓名，早已得到皇帝的眷顾和知遇。适逢皇上仍忧虑远方边陲，想到民命实在掌握于外计之臣。若说把大的屯田事务分给十多人办理，如今却特命您总理赋税的事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湖广、两淮尚且接近日边，西南这一角却偏僻地处天边。若有人能替国家顾全大局，不把军民分成两途，前往分担我的忧劳，谁也没有像您这样合适。您可以赶快升任省署，以光大使者的声望。自从掌管漕运而成为计臣，有梁鼎的旧例可循；从郎官升为星使，又有孙樵遗留下来的话可以证明，并非虚妄。上天颁下任用贤才的诏书，春意充满鱼凫故国。鄙人私下敬仰您的风范，听闻您前任的政绩传闻，只因还不能带着朝服冠带前去拜见使者，只好先借翰林院的名义托人写这封信，仰承辱及属吏，斗胆借您私下眷顾我的恩意作为我行动的凭藉。遥望双剑山，自己却没有六翮可飞。通谢尚书 显赫地承受皇帝恩泽，出任统帅镇守一方。两州争相请您一任，正如祁公在巴、汉之间屡次荐举；四海难得百年一遇的人才，您又在西南尽显才能。只因您的才具无处不宜，所以朝廷任用您唯恐来不及。驿传早已传达您的政令，百姓家家都感到春风。蚕丛之地，古来号称乐土。自龙渡以来，每年漕运供给中都的驻军，至今已经超过七十年。供给军需不知要计算几千万，盐铁和酒业的利益都已搜刮殆尽。继续征取祠祀名额，几乎已经无处可取。又加上湖泽干涸、山林童秃，木材匮乏而火灾、旱灾相继。荒年没有储备，敌寇来时连饮马之水也难以供给，民心常常不能稳固。百姓几乎到了牵牛背瓮、家中储一斗米而床头只有百钱的地步。苟且偷安尚且可以维持，如今家中空虚得像悬挂着的磬，田野上也没有青草。善后该怎么办？一定要得到通晓经术、博览古今的大儒，为国家富足、百姓宽裕制定良策。想来某官见识宏大而器度博厚，学问深邃而品行醇正。亲自得到皇帝的知遇，早已列名于天子的册籍。以正直的声誉扶持汉室社稷，吐露华美文辞补缀舜帝的衣裳。戴着侍臣的冠冕，居于六曹中最重要的职位；穿着尚书的朝靴，接近泰阶两星的祥瑞。正当要摆脱纷杂事务而升迁时，忽然却因昆仑之高而未能立即前往。百姓深切盼望，安石一样的贤臣，天子也正思念贾生。于是下诏让您在家接受任命，以宽解皇上的忧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两〕 舍弃舟船来到鱼复，政绩声誉使懦弱者振作、偷安者奋发；手持斧钺镇守褒城，使流亡百姓起死回生。能够因时制宜，事情便迅速安定；随顺当地风俗施政，才能也就没有穷尽。中和之政声更加传闻，皇上的眷注也更加深厚。应当因此分符受瑞，移镇坤轴之地，不必等到坐席尚未暖、灶突尚未熏黑，便急忙回到使署。诏令、命书、赞书一同来到禁中道路，显贵地升入延阁。另开四履之荣，增重三刀之任。皇帝说：‘你去吧，我现在召见你了。’我敬仰地观看这任用贤才的诏书，燕雀般的私心因而更加增长。脱去布衣走入都门，幸而曾经备行弟子之礼，以致谢传授衣钵之恩；占卜得官于锦里，又穿上从事的官服，陪伴入幕的宾客。鬓发还未斑白，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发誓要在行动实践中依托您私下眷顾我的恩德。

译贺谢尚书 手持蚊脚体、鹤头体书写的诏书，承受上天的雨露；张着隼旗、饰有鷩鸟尾羽的仪仗，统领蜀地山川。下车便召见官吏百姓，卷起帷帐巡视询问风俗。大军统帅到来，万物生机顿时兴盛。想来某官，胸襟融通明达而仁惠温和，品行正直方严而刚健宏大。历任清白如冰的职位，受到皇帝极其隆厚的眷注。曾上奏二百余篇，都是切实忠诚的谋议；使五十六州获得安静和平的福泽。一年便使局面改变，两年便使风俗转化，五年便使政事安定。皇上正向朝廷士大夫责求治理成效，您一受任便使人屈身，再受任便使人弯腰，三受任便使人俯伏。您还应当再次出任远方，开始建立西南的统府，全面掌握巴、汉旧有的封疆。春风使万灶的勇士安卧，严霜般的号令使三边的犬鼠畏伏。狡猾的胥吏收敛羽翼，战战兢兢如同被捆束；小朝廷中的冠带人物，衣佩铿锵而形成文采。还没有听到五裤之歌，人们正思念叔度来得太晚；不同田地却同样抽穗的麦子，已经预示周公将被召回。暂且建立左右和之门，不久便会端坐东西二府的席位。我当以仰望星辰般的心情看待您的履迹，把自身托付给造化的熔炉。三尺焦桐琴，过去已有知音听取高山流水；万间广厦，如今再没有震风凌雨的忧患。我的一片心都归依于您，欣喜得三百次跳跃。通【阙】茶马 奉行兰锜金节，执掌英簜符信，摘取市场上的良马，详察土产的宜否；细笔书写成文，进而寄身于翰林院的清职。光彩转移到龙隰，春意充满蚕丛。原来防牧之政刚刚兴起时，分合并不一致：始于熙寜年间采用蒲宗闵的办法，至元丰年间因从郭茂恂的办法而完成。起初由于树立不同意见而互相攻击，到这时则合并统一。颁下蕃诏，取得蕃地良马，以增强国势、耗空敌人的资财；合并川、秦的盈余，以补助国家用度、减轻百姓负担。国家富强所系，选拔任用不可轻率。想来某官学问精粹、品行醇正，见识宏大、器度卓越；学有安定先生胡瑗的渊源，风烈近于右丞。分得银兔符节，所到之处如同阳春有脚；接受金龙诏命，审理刑狱如流水无心。久已被深宫选拔，认为应当迅速升入清要之职。如今仍掌山国之节，却屈身管理天厩良马；赞书、命书、诏令一同来到，升入延阁、道山的显贵职位。您一念所感，便使四十万匹马如云烟般繁盛；前任政令的声威远播，使五十六城的战鼓安卧不鸣。正当您主管玉清府，皇帝废寝忘食地虚位以待；又管理金碧岩的事务，地方百姓尚未有闲暇安居。我出生在众人之后，早年忝列末等科第，私下敬仰您的风范，欣然目睹前任的传闻。天下如龙门，我还不能带冠佩剑拜见使者；一旦驿传文书出发，便立即包裹朝服拜见上官。伸长脖颈望着车尘，以一日当作一年。除国子正谢丞相 脱去从事的官服，突然拜读十行诏札；进入司成馆，惭愧地充任五等官职，怀着空疏之学前来，揣量自己的才分，实在不应居此职位。国子学官有正职，这是从前最受重视的。自熙寜初年兴办三舍法开始，才建立国子正等官职的选任制度。到元丰年间因应大规模选拔的荐举，不经过召试便不能任命。有的各通一经而分为三等，有的从六十人中只取四人。依此以后，选任更加慎重。任命归中书省办理，资格相当于博士和太学官，分别掌管教育事务，都是当代儒林宗师。掌管国子学生，若不能符合规矩，就像学中的御史一样，必须得到佳士，才称得上清贵职位。而我勉强厕身于儒生之列，连学术门户都未曾识得。恰逢蚕丁休运，误列儒科甲等。半生背负白米、挖取黄精度日，一天之内却泛舟红莲、依傍绿水。但知向着扶桑驾车前进，不敢学鯈鱼迎向阳光。哪里料到会得到东胶典教之职，竟又在西方任职期满之后。朝廷不因我所在之地八千里偏远鄙陋，反而颁下再一次任命的荣宠。况且苏子瞻由制举升迁，尚且不能承当记注之选；彭器资凭高科取得任用，还经历三次赴吏部接受铨选。哪里有以儒者之名授官，却让它落到我这样远方疏陋的人身上？实在是有根基、有才具的人才应当拥有的待遇。这大概都是由于您的知遇。某官是本朝的柱石，是这条道路的桥梁。不到离开长安七年便做到宰相，使夷夏都仰望；大开东阁，延请三馆贤人，士大夫无不归附。凡是进退人才，都只以中和为准，因此连我这样的微末之人也得以蒙受恩泽。我发誓一定严格践履职责，以求取得足以称职报恩的实绩，不愿仅凭科第名次把它作为谋求温饱的资历。总计三十六名儒官，我忝居其中，实在惭愧。如今中书省二十四考，今后都要托庇于您；我诚心归依，远胜一般同列之人。除正字谢宰执 滥竽充数于双字官职，曾经还没有承担典教的劳任；刚得到尚方发下的札书，便突然冒充正字之选。职位并不相称，惭愧远过于荣耀。延阁的清贵游处，实在是儒林中的美好秩位；地处西昆山玉府，天上有东壁华星照临，历代都尊崇，我朝尤其重视。从昭文馆直馆到秘阁校勘，各级职务都有差等。即使是制科入等者以及进士第三人，也必须经过考试才能任命；有的因受到皇帝知遇而特召，有的由大臣论荐而选除；用诗、颂、杂文考察才华，用汉唐典故和策问观察学问积蓄。自熙寜初年以世务命题策试，到绍兴以后，遂成为旧章。任用他们，是为了以文辞表彰其才能；授予典籍职务，是为了扩大其见闻所得。选拔本来就很重要，所负期待也不轻。而我学问无知，才器又未曾涉猎；连‘雌霓’二字都尚未识得，哪里有余暇辨析讹误？读书没有比痴龙更差的，怎敢说自己博古？恰逢皇帝临轩亲试之初，偶然列入分鼎之科，脱去从事官服，赶快趋赴严召，进入司成馆，随后拜受任命文书。虽不能显赫得使人震动，难道就会睁大眼睛随俗逐流吗？错误地承受皇帝丹扆赐对之恩，处在金坡环堵之中；面对学士的高论，惭愧自己没有高明见解；又忽然忝列兰台令史之选，实在是误受恩典。半生仰望遥远如三万里之外的弱水，一日之间却列在瀛洲十八人之后。恰逢奉诏书写于广内，重新获得儒生灯火相伴的生活；享受太官廪食，使博士的粗淡饮食也得到满足。这样思虑专一，足以进修学业；职务清简，足以修养心性。如此层层受到超过本分的恩宠，怎能报答充塞？这大概都是由于您的知遇。某官甄别明察各类人才，裁定群臣职任；既以道术辅佐君王，登青帷而调和天象，又推举人才报效国家，开东阁以延揽贤人。不遗弃我这万里之外的寒微行迹，使我得以加入覆盖八方的恩德之网。从众多人物中拔擢我，给我荣耀。我怎敢不更加努力谋求将来，勉强追慕前辈？研磨丹砂、浸润墨汁，难道只是守着文字间的蠹鱼；即使吃苦饮寒，也应当在方寸之地收取汗马功劳，不辜负平素所学，以报答您深厚的情意。差知嘉定府谢宰执

译校勘中秘书籍，久已积下白吃俸禄的惭愧；如今出任汉嘉太守，突然承受您顺从我请求的仁恩。恭敬接受恩德，却不知道怎样报答才算完满。回想我早年凭微薄技艺，滥列儒科；看着进士第一人，越级升入京职；两年客居诸侯幕府，偶然到了任期届满之时，错误地得到皇帝知遇，列职于太学，既错误地掌管纠察，又忝列博通之职。任职刚满一年，又蒙赐入禁林应对。只是因为以草野之身议论天下事，不顾如嫠妇织布般为王室忧虑，正担心遭受斧钺刑诛，却让自己承担校勘铅黄的职务。道山邻近日月，这是苍史遗留的文章；直庐环绕星辰，校订鲁淹遗失的简册。这样思虑专一足以进学，职务清简足以治心。退身反省孤独的踪迹，实在已经极其荣幸，难道不愿苟安岁月、与壁中科斗文为友，却反而想请求归还田里、在山下种植蹲鸱吗？只是想到久违庭闱乡井，又加上三年没有补偿父母，竭力请求一任地方官以便奉养私亲。天高而能听见卑下之情，早晨上奏，晚上便获准。我静思这异常厚重的恩宠，实在有根由可说。这大概都是由于某官裁量群臣、便利各项政务，彰善瘅恶，维护士大夫难进易退的风气；轻重恰当，大小各遂其性，所以连我这样的粗劣之材也得以沾染陶铸之恩。我怎敢不努力追随前贤，更加承担早年的志愿？怀抱铅椠，难道只是守着文字间的蠹鱼；实行自身所学而有利于百姓，发誓一定要在方寸之地取得汗马功劳，不辜负平素所学，以报答您的厚意。知汉州谢安大使 我自认为是外任中的庸才，曾经上书辞谢严召；如今错误地接受方面重任，赶快恭敬拜受您允准的诏音，过分承受大阃的知遇，不曾做过追逐虚文的事，却蒙您允许取便道前往，赶快领受左符。既然承受了覆盖般的私恩，怎敢落后于书信往来的敬意。回想我禀性愚直，求学迂疏，偶然在儒科中崭露头角，遂得以在朝廷任职；升入芸台、秘阁，接受诏命在銮坡应对。正值边事严重，我反对权奸轻率用兵，虽说公孙丞相只需发一声便可解决，然而像尹氏太师那样的不平之事又怎么办呢？长久居于中枢而急于请求外任，尚未体会做郡守的乐趣，便两次听到赐还京城的诏音。适逢时局多艰，家国不安，想到身处华近之地却不能报国，何不效力州县，同时施惠百姓，以求无愧于所食俸禄，便竭力请求试任一郡。承蒙公朝顺从我的愿望，特意赐给我便宜行事的麾节；辱蒙方岳使者特别知遇，不拘常制，免去呈身受察，使我能珍惜时日奉养双亲。于是恭敬接受职务，谨慎修治自己的职责。广汉虽号称望州，却正处于凋敝之后，深深需要搜剔整理的力量；大纲小纪几乎没有一样保存完好，百孔千疮，难以一一举说。如果没有您的借贷和支持，怎么能完成治理安排？这大概都是承蒙某官，功劳足以充塞天地，声名列于九州；政令如风驰雷厉，在呼吸之间平定大难，使乾坤清平，在危疑之际安定全蜀。皇帝对西方仍未放松顾念，您对东归也暂且稍缓，认为大臣忧虑四方，应当共同治理；得到一名贤士便能控制千里之地，务必急于任用贤才，因此使我这样的疏懒庸才也得以分守一方。我怎敢不发挥早年的学问，激励壮年之心，不愿白白享受超过他人的俸禄，希望少犯过错。只愿百姓安居乐业，并不是为了求取名声；除此以外，我还不知道应当怎样做。知眉州到任谢安大使 靠俸禄奉养双亲，还没有任满武夷的秩任，便起家出任一郡，惭愧地居于文物之邦。恭敬接受恩宠，却不知道怎样报答才算完满。回想我卑微地凭科第出身，早年忝列朝班；只是凭狷直而浅薄的资质，处在权奸专政的日子里，虽说公孙丞相只需发声便可解决，但像尹氏太师那样的不平又怎么办？于是自称是民间庸人，希望稍微便利奉养亲人。三次辞谢商山征聘，两次系任汉州符节；恰逢政事废弛之后，粗略取得一些治理成效，严肃抑制怠慢的官吏，训导整顿败坏的百姓，兴办学校以明人伦，减免租税徭役以厚根本，自以为略能逃脱尸位旷职之责，希望无愧于承宣使命。然而德薄而招来灾害，乖戾之气导致异象，最终承受圣朝的鉴察，仅按削职免官的文书处理；刚刚过了十来天，便已被系留于祠禄，又很快承受错误的选任，再次授予便宜行事的麾节。何况坡、颍是我的故乡，眉州又是西南的望郡，这样的特殊宠异，竟过分施及我这个庸常空虚的人。这大概都是承蒙某官，见识精深超越常人，谋略宏远；认为收纳士人、报效国家是臣子的本分，所以通达善于引荐同类，并不求别人知道，严然具有大臣风范，长久以来不是当时贤者所能比及。至于我这样不肖之人，虽承蒙您早年的知遇，但自从获罪以来，也知道只能守住本分；您的门下既没有留下韩愈那样的踪迹，掌书记的官吏也不认识安世的名声，您却委曲地把我看作蟠木，立即上呈公车文书推荐我。您的荐举和抬举，历时已久，功绩显著、条理分明，使王尊在一年之间忽然成为贤者，也使魏尚免除六级之罚；由此取得的阶梯和冒受的荣宠，都超越了旧例。我怎敢不更加努力谋划将来，竭力惩戒从前的失败？从一个人的过错可以知道他的仁心，这种道理难以对俗人说，您公正地举荐我，哪里有半点私心？感谢您把我当作国士来报答；心中所蕴含的感激，言语不能尽数表达。《鹤山集》卷六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六十七，宋魏了翁撰写的启 答眉州同官 我本来祈福而领取俸禄，期望任期届满；如今接受任命主持一州，享受的荣耀已经太过。魏尚数月便恢复爵位，王尊一年之间忽然成为贤者，何况又有严格的赴任期限，特意再次赐我疾行的凭证。如此繁多的特殊宠异，竟然过分施及我这个庸人；估量自己还不能报答称职，怎敢落后于奔驰赴任？倘若依靠同官同僚的帮助，或许可以取得借助他人成事的功劳。惭愧不能及时写信，反而先承蒙庆贺的书信辱临。受伤的弓鸟容易惊惧，弯曲的树木正好挡在前面，我因此警惕不安。折断手臂多次之后便成良医，希望将来或许能够有所谋划。还望共同协济众务，保全善终。答赵通判【希仔】郑郊驿站的快马奔驰而来，我知道您来了；沿着周道乘栈车而行，使我得以参与公务。既没有机会在使者将命时听到您的名声，也未能让属吏为您准备干粮。直到您先停车停盖，才承蒙赐下问候的文书，您先施恩意，已经过分；我又因此更加惭愧。想来某官谦逊谨慎、恭敬勤勉，精明而有强劲的办事能力。子游做武城宰，哪里用得着牛刀来杀鸡；庞士元并非耒阳县令这样的职位所能容纳，任别驾正好可以施展骏马般的才能。任职时间还不长，美好的政绩却很多。岂只是按次序升迁、掌一方麾节，更将积蓄资历进入三院。鄙人仰慕您的风范已久，能认识您本人便感到荣幸。何况如今惭愧地忝居左符，幸而得以秘密依傍您的余荫。君子到来却一直未曾见面，只是畏惧公文法令。等公事办完，才敢私下停留致谢。答州县官生日 小人有老母，恰逢她震夙之辰，君子作歌，将祝寿延年的厚意写给我。美好的颂词虽然已经在鲁地形成，然而燕国轻轩仍在潘园中驾行。既然受阻不能亲自承颜拜见，便不知道怎样谋求报答。声音相应、气息相求，各自都归于同类。我虽然仰承您的抚存，仍将早起晚睡，不辱没父母的生养，敢于更加努力勉励自己。寸心所要叙述的感情，一纸书信哪里能说尽。生日谢李参政【壁】我持一方麾节离开京城，恍惚间惊觉一年又一年已经过去；四十岁开始，又记得门上悬弧的礼俗。何况如今正值瓜时将到，心中更加怀念父母，哪里料到您竟屈尊关注我这个微薄之人并加以奖饰？想来某官以德引导众人，深厚安静，秉持宏大的谋略和美德；有两社的崇高功勋，开拓八方荒远之地作为长寿疆域。锯在右边、斧在左边，虽然曾经被任用于众多官员之中；小材可作椽，大材可作栋梁，仍然希望兼收众人长处。到了退居丘园的闲暇，又成为乡国的仪表典范。想到我这个孱弱庸陋之人，长久栖息在您的余荫下；从前能够与您同朝任职，已经十分欣喜，如今反而能与先生并行，身份越尊贵，礼意就越加深厚；志气相同，声气自然相应。斟满大斗为您祈求长寿，有美酒，也有佳肴。我拜受您厚重繁多的恩赐，反省自己微薄的私情，既感惭愧又惶恐。愿上天赐给您福禄，降给您长远的福气。如今既已写成美好的颂词，逢到我的生日，又赐给我美好的称誉。正担心辱没了父母的生养之恩，今后长久铭记不忘，却不能把感激全部陈说。谢刘潼川【光祖】分得铜虎符，恍然已经离开京城十年；接受金龙节，惭愧地监察一道风俗。恭敬接受恩宠，却不知道怎样报答才算完满。我私下认为，掌管政事和刑狱，不只是惩罚暴徒、查究奸恶；百姓称赞为良师，官吏称为上天的牧守，是为了敬奉皇帝的明命、辅导百姓的常道。只有极其公正而不偏私，不得已之后才使用刑罚；查实其罪行，还应说是审慎而能办好。如果已经取得实情，仍应予以哀怜。倘若最终仍有威逼、徇货之事相继发生，或者把法律分成两端而不能免除偏差，就需要明察而诚信，怎么选择不贤之人？而我涉猎学问浅薄荒疏，资质确实低劣，只是守着空空的自信，并不嫌白璧容易被污。既已三次辞谢币聘，又两次执掌朱轓，和您一起处于宽绰之位，只知道敬畏上天，每每还要向百姓访求疾苦。正担心自己的疏拙招来责罚，哪里料到皇帝在枫宸下诏，突然让我掌理梓州刑狱？既然衡量自己实在不能相称，相信您的奖誉必有缘由。想来某官声望和实际都崇高，年长而德厚；气质虽然和缓，内心却耿介，涵养成熟而大道凝定。三朝老臣的进退，关系着时运的盛衰；四海人士都以您的公正作为耳目和表率。您有司马君实居洛时的和蔼，也有元城先生经过泗水时的凛然声望。依靠您辅佐朝政、屏蔽灾患的力量，皇帝明白地表示眷顾之情。您的高名已经超过前代贤者，余论仍惠及后来的士人。因此像我这样孤陋的人也得以忝列其中。将来某当想要上书辞避，却没有空闲；仰望承受您的教诲又近在眼前，只能奉命出使，希望当面拜受仁人的言论。若能使刑罚清明适中，或许有助于司法官治理，那么我的感激还没有说尽。贺张运使 恭敬听说巡察刑狱已经完成，即将奉行新的诏命；盛赞您光彩焕发的英函，又庄严地使棠阴之政声不移。号令早已得到信服，人们的听闻和仰望更加敬畏。想来某官风姿端庄厚重，性情品行严肃明正；足迹踏上天根，伟岸的身材卓然超俗；文章句子从月胁而出，仍不过是余事，却足以惊动世人。早年便负有时名，长久以来储备着治世之用；言论风采，多有前辈的典范；探究本末源流，足以编成后人的典籍。怀抱丹心面向宫阙，纷纷白发仍做郎官。光明显赫的声名正盛，美好的仕途不断上升。为了鲈鱼莼菜而离开京城，奉持龙簜符节考察州郡。东藩之地，实际上关系着朝廷西顾之忧，所以歌咏皇华使者的出行，严肃安排车马随从。百姓的真情假意都要查知，正应当为劳问安抚而忧心；狱讼无论大小都必须审察，只专心考虑公平裁决。边远地区的事务要提纲挈领，早已有宏大体制；箱箧中的琐碎事务，也要重新缀合精思。不是盲从，而是从善；虽有所畏惧，也不因畏惧而退缩。这确实是今日大夫施政的方法，也充分体现古代君子的用心。于是颁下掌管漕运的任命，以蓄养入禁中的希望。我恭敬听闻这样的特殊恩数，喜悦之情激荡同心；派遣八位使者巡行，我有幸忝列同命，与您面对两道而共同治理。将继承前人的规制，欢欣喜悦非同寻常，芬芳的赞辞哪里说得尽。除潼川运判谢宰执 暂代官职以填补空缺，没有给漕运事务带来补益；任满一年便取得资历，却错误地承受新的任命。抚摸江山旧有的范围，恍然如同雨露重新降临。回想我在外任中历经试用，平庸地突然越级登上使者的车传；况且刑狱无论大小的裁判，以及常平仓敛散的适宜，都要办理。以我的短浅才能来说，兼任其中一项已经过分，为什么错误地选择我兼任二者？何况漕运之职关系到西南坤隅，尤其重大，难道只是办理簿书，还是应当先行澄清考察？又要兴建学校、设置教师，以辅助秩宗之典；量才授任，又分担选部铨衡。过去已经借用虚名，惭愧得像代人砍削；如今立即拜受任命，难道不会迅速跌倒吗？清明时代哪里至于缺乏人才，使者职位难道不能另行授予？没有料到光华的差遣接连临及我这个寒微之人。这大概是承蒙某官德行器度恢宏，机谋敏捷，以汲引人才为己任，以扶持公道报答君主知遇；德行堪比前代贤者，又总是钟情于后学。因此使我这个已经试用过的人，也得以忝列正式任命。我上书请求辞避尚来不及，只能恭敬承受命令。才能既不是可数的器材，哪里能够在左右都游刃有余？愿您庇护我，使到处都有足以容身的广厦；希望彼此相处不被厌恶、不生嫌隙。我的感激深藏心中，难以尽数陈述。生日谢亲友

译四十四岁便佩鱼符，偶然符合白居易诗中的感慨；六千六百岁来计算亥首之年，哪里敢希望达到绛县人的年寿？承蒙您以美好的声气相应，不因山川遥远而有所间隔，特意赠送问候和礼物，竟屈尊惠及我这个微薄之人。我顾影自怜，正值《蓼莪》所写的父母恩情无从报答之时，活着又有什么益处？惭愧自己像蓬草之箭一样记下生日，来不及报答，只有铭刻在心而已。通安少保定昏 承蒙您把婚姻之事通达于寒微之家，虽然承受您屈尊托付，使我得以与高门结亲，我却独自惭愧，觉得自己与对方不相匹配。然而处在富贵之中而能遵循正道，把安宁留给子孙；我私下窥见您为后代谋划的良策，深深探知您敦厚伦理的远见。只是我家门单寒，担心沾染趋附权贵的嫌疑。况且又听说您的孙子早已显出贤能的声誉，女儿尚未完全安于女师的训教，所以我沿墙回避，估量自己的身份才觉得安心。忽然承蒙使者携行李而来，首先拜受您送来聘礼的侮辱；礼币一定真诚地辞谢，却又没有什么厚重的礼物可以回报。如今开始修好永远友好的婚姻礼仪，您的身份越尊贵，礼数就越加谨慎恭敬。仰慕您的高风，却从来没有办法报答，只能惭愧如鲁地皋陶。被召谢宰执 我治理方圆千里的地方，曾经没有多少共同治理的功劳；九重圆穹之下，忽然降下特意征召的命令。承受的恩典格外深厚，估量自己却完全不相称。想来历代圣人的旧章，最重视三微之首，在百官中首先排序；每逢朝廷新年开始，先陈奏四方的祥瑞。后来改以大臣的拜除为首，其次便是近臣的升迁，必定推举众望所归的人来谨慎开启新岁。何况如今海外诸岛贡献珍宝，华夏各地陈献赏物，远近耳目刚刚焕然一新，招延贤德也应当及于老成之士。而我才弱而质朴，学疏而技艺浅薄，只因科第出身，勉强厕身朝班。历经外任试用，又两次辞谢严召；由按察刑狱而掌漕运，由分守方面而镇守藩郡，特殊恩宠接连而来，承受的职位几乎遍了。何况灾患长久损害早年的志愿，聪明才智也赶不上从前，哪里料到皇帝还会在宣室兴起思贤之念，反而错误地召我到公车应对？况且正逢孟陬吉日，使我列入泰茹的征召。这样微小孤单的踪迹，哪里是我自己能够达到的？这大概是承蒙某官谋略宏远而成就前贤，卓越的见识接近未然之几。您认为大臣事奉君主在于荐举人才，所以虚心应接天下人物；而安定国家的道路在于积聚贤能，所以引荐同类聚集朝廷。因此使我这个不成材的栋梁，也得以忝列工师兼收的材料。如今恰逢拘守近来的制度，不能实现上书辞谢，只好翻然接受币聘三礼，欣然领受《嘉鱼》之诗。这些谋略和筹划，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我仰观您效法美善的用心。这些教诲和施行，使人接近天子的光辉。倘若终于能够陈述从前的志愿，那么我的感激便无从说尽。除兵部郎官兼史职谢宰执 元日朝会充满庭院，我正想起过去校文的旧事；便朝获赐入对，忝列掌管军务的官员，又兼任史职的清华职位，并未荒废执笔作文的本业。恩宠接连而至，我哪里承受得起报答的责任？回想我凭借平民资质，勉强厕身缙绅之后；在内则居馆学清幽深邃之地，安守本位而行；在外则经历州县烦劳，无论到哪里都能作为学习。略微明白屈伸消长的分别，所以不为升降迟速而困扰。恰逢重译之国来朝进献珍宝，三朝之内便接受祥瑞。盛大的礼仪开始举行，众人倾心仰听，皇帝于是为外臣远虑，特意从宫中降下召命。况且敬事之臣应当从任命之初便开始，既然严肃颁布政令的开端，就必须把不是正道的事情陈述在前，这才是不回避责难的道理。首先论说人心的宽广与狭窄，其次谈论国势的轻重。谋划粗疏，志向迂腐，正等待回复，却突然惊闻恩宠频频降临。列职南宫，忝居诸郎之后；撰写辞章于东观，得以观看太史之书。本来只希望在一个官职上有所效力，却得到兼任二职的机会。承受接连的荣耀反而感到恐惧，只能拜谢并知恩图报。这大概是承蒙某官器度胸襟宏深，气局宽广高雅，兼有皋陶、稷契的才德，天子知道您报国的忠诚；像陟、像贤一样，人们仰望您传家的学问。想到您的方寸之心恢宏正大，天地之间也有赖于此而得到扶持。您拓展开陶铸人才的范围，储备蓄养人物，以致我这个寒微之人的踪迹，也得以玷污您公正的选拔。我怎敢不尽心竭力，不辜负平生所学？沿用周代六典，辅助统帅、师帅治理国家的制度；撰作宋代的一部经书，免得遭受停笔含毫、无所作为的讥讽。这份感激，我还没有说尽。回蒋状元【重珍】启 恭敬听说您被赐予进士名次，在严肃的宫廷考试中名列众士之冠；皇帝嘉奖您的正直议论，首先表扬您如日光般显赫的声名；上天又开启您的长远仕途，为您插上生风的翅膀。想来某官气质端厚，操守纯正明达；励志超越群伦，怀有孔圣担心自己默默无闻的忧惧；以赋诗表明志向，仰慕邹轲不动心的诚笃。正值当今希望治理天下之时，论说古人施行仁政的要旨，有恻隐诚恳之意，没有矫激求名之心。很快登上乙览的荣耀，擢升置于甲科前列。正人接连出现，国家元气由此得到保障。我从前辅佐春官，有幸窥见朝廷人才；正为景星出现的祥瑞而快慰，已经袖中藏着连续锦绣般的书信。您的论说毫无疑问，忠诚鲠直已经符合皇帝的心意；荣誉和升迁本来早已确定，持守践履也愿谨遵前代贤者。回蔡状元【仲龙】启 恭敬听说您显赫地接受亲策，升为次于状元的魁首；上天赐下龟朋，接连成为本朝最上等的祥瑞，史官占验云气，庆贺神气已经显现。恭敬想来某官以德自导，学问纯粹明达，修身端厚；登上钧天奏献技艺，在寸土之地施展才华；历陈往昔的条章，考察整理成今日的规范。一只恶鸟没有进入，皇帝为之叹息；再次投掷而成卢，众人惊呼绝叫。您高贵的名声如日月般显赫，足以成为正直道路的金汤。我再次列身周行，偶然遇到这次盛举；历数十年间的公卿，您将恢复先朝的规制；在三场考试中谋求温饱，正应当一洗俗儒的陋习。回赵状元【发】启 恭敬听说您的才能出众，在两名中推为第一，在三人中列居魁首；大庭唱名传句，开启盛世风云际会。恭敬想来某官姿质清秀超俗，见识敏锐接近先机；在贤者之门涵养学问，不以六年迟久为叹；深入圣人领域，坐看百家学说支离破碎。偕同诸位大夫入朝，先于众老生接受皇帝策问。以坚凝的学说贯通，又参合通变的方法，很快承受乙览的荣耀，擢置甲科前列。随着言论而著名，名声与实际一同增长；我这个庸虚之人错误地充当评定人物，以幸而没有迷失李程的鉴识，哪里敢说能传授和凝的衣钵？三人同行，已经欣喜师言完全应验；一旦取得科第，更希望您谋求长远的事业。生日谢亲友惠诗词 小人不知道计算年岁，刚刚超过河图之数。君子之间的淡交如水，远远依凭崧极般的声望。您赠来的诗章光彩灿烂，更加重了我对《蓼莪》的感伤。想来某官才质纯正，文思颖秀；虽然才认识不久，但知心之情却像旧交。您来到京畿州县观光，于是因乡里关系而谈论契合，写成美好的颂词，委曲地记述我出生的日子。而我资质衰弱，志向又不能达到；年纪增长而学问更加荒疏。自从忝列豹褎之士，深深感到鹈梁之愧。希望获得眉寿而没有灾害，却不能配得上您的美好辞章。头颅怎能不知岁月更替，只期望您始终教诲我。除秘书监谢执政

译引荐同类、聚集贤才，朝廷正自惭愧人才难得；如今又承受滥选之恩，敬事而从任命开始，随后再次颁下册府的任命书。三年之中竟两次逢到岁首，又两次承受元正出綍的任命，恩荣显赫，而称职报答却没有声闻。回想我学问不合时宜，才干不能经世，只是旁因科第出身，早年忝列朝班。燃起天上的青藜，幸得分受夜间的照耀；仰望日边红杏，却独自倚着秋风。于是急速归返蜀道，长久隔绝于神山之外，尘埃沾满衣袖，忧患熏染内心。迷路桃花，恍惚记得刘晨误入仙境；梅子成阴，哪里料到杜牧还能重来？偿还十九年更历的微薄劳绩，完成校勘五千卷的旧日梦想。依照资历侥幸忝列，实在有相互逢迎的成分。这大概都是承蒙某官，德行端正安定，才具深厚宏大；光耀国家的龟策蓍蔡，成为评量人物的权衡。每每想到历代圣人形成的规制，没有比三微之首的序列更重要。门前设置行马，令人感慨楚客曾经得以窥见；田野留下遗簮，足以触动少原的久远声誉。因此使我这个晚出而浅陋的人，也得以玷污清华之职。我怎敢不努力做未能做到的事，修成自己所愿？仰望奎、璧星宿的运行，已经看见槐影婆娑；面对蓬莱云气，还在想象棠阴蔽芾。发誓坚守平素操守，努力追随前贤。除起居舍人谢宰执 东壁星所象征的图书府，正整理着我重新归来的旧梦；右坳之地掌管记注的职任，忽然又酬答我曾经试用过的微薄才干。拜受接连不断的恩宠，抚摩自身而震惊惶恐。考察朝廷中的盛大选任，没有比柱下史的清贵班次更重要的。君主有所举动一定要记录，执掌丘索典坟的笔；君王出行则随从，掌管起居出入的职司。地处禁中而职务亲近，天穹低垂而距离太阳很近。乘属车随豹尾，陪从汉代侍臣；前殿有蛾眉般的侍者，号称唐代供奉。伟大啊我宋，选任此职更加慎重。谏官文书允许直前进谏，经筵官使之入侍。难道只是记录言语、掌管过失，也允许陈述善道、当面责难。如今这种稽考古事的荣耀，必定属于使国家清明的贤哲。而我少年时也曾有志，壮年以后却多遭艰难；聪明才智不及从前，名声和实绩也没有增益于上下。偶然来填补空缺，实在是侥幸逾越。况且上天生育万物，必定依据其材质；难道能因不是良材便妄自授予器用和名位？那是不可以假借的，何况长久假借而不归还。清明时代还没有到缺乏人才的地步，特殊任命却突然颁下，而我并无功绩。既不能循墙辞避，只能怀抱不能胜任的忧虑。这大概都是承蒙某官，谋略明达足以作为国家法则，道术广大足以周济万物。您见过天下的义理已经很多，却感叹当今人物寥落。拓展教化熔炉，储蓄善类。想到汲黯因为多次直谏，不能居于中枢；而萧生屡次治理百姓，也曾外任补缺。因此考察功劳资历，一并破格升迁。我怎敢不早晚以国事为重，安静恭敬地守好您的职位？即使一日两日，也一定要在时机之中察知并阐明圣明的命令。大书特书，也要把它垂示为后世的规范。不违背平素操守，以此报答您的深厚知遇。贺皇子国公诞生皇孙劄子 恭敬听说帝王的后裔绵延福庆，文孙降生；宫中孕育秀美，皇帝欢悦，确实与民气相合，天下都和乐。恭敬想来皇子、国公遵循德行，性情温厚，内心秉持端正厚重；佩戴陆离之玉而合乎中度，玉质温润而内含光辉。仰承燕翼的谋划，于是符合熊罴之梦。世代显赫，更加隆盛周室的支系；国家长存，大大开启汉家的苗裔。室家强盛而没有疆界，只有福善。我忝列侍奉皇帝之臣，幸逢昌盛的日子；宏大的恩德已经遍布道路，早已看见您尊贵伟岸的姿态；子孙繁衍、家族昌盛，又预示着绵绵不绝的庆祥。对此欣喜跳跃，感激之情实在没有说尽。生日谢人惠诗词 我本人已经四十七岁，正感慨白居易诗中的身世；愿祝眉寿万年有余，哪里敢辱承鲁侯的颂词？您先施恩意，已经十分厚重。我自量有所欠缺，回想自己的才干达不到中庸之道，名声和实绩也没有增益于上下，白吃俸禄不能补益国家，辜负天地亭育万物的仁恩；爱好学习却没有成就，亏负父母生养保全我的恩德。何况正逢出生的日子，更加深了无穷的感思。您这位禁中官员怀念旧交，不因好仁而厌倦，记得我蓬矢桑弧的生日，赠给我钩章棘句般的诗文。逢到我的生日，又赐给我美好的称誉，正担心辱没了父母生养之恩；愿您福禄纯厚，愿您福益日增。我怎敢承当这样的美好颂词，只是更加铭记在心，却不知道怎样报答您的恩德。谢安监丞纳币 《摽梅》所写的果实已经成熟，七愿有家而亲自奉养；迎亲车轮运行周全，三次不敢辱烦您的爱子。如今我正奔驰在蜀道上，来到湘水边托付此事；先送上礼币，再以书札问候。您不嫌弃我这微薄的礼物，所以斗胆请求确定婚期，详细情况如此如此。已经为您的儿子行醮礼，并亲自为他命名；既然使您劳烦远行送嫁，又以醴酒招待女方，等待迎亲的人，谨慎地等候最终确定的婚约。贺范帅子长 自从天子擢进我，改地任藩镇六年，分掌南定二州的符节；玉关未老，一日便回到东涪，棠树下的防区并未移动，朝廷屡次降下声誉与任命，师友之言也归于和穆。某官天资刚正耿介，操行纯厚平易，蔚然有蜀国流芳之士的风范。展转在防阳之间，气度议论高峻奇伟，多有前辈典范之言；风节崔巍，不以依附权门、贪求爵禄为耻，哪里还顾得上庞眉之士？也不肯因与台官相识而求见，闭门如段干木。有人说，处在这种逼迫之中才可以看清人，知道阳货送礼，便再次闭门不去拜访。他把一身所承担的责任看得很重，所以对于在外任职十年并不以为意。如今正值边疆事务纷扰之时，恰逢忧虑人才稀少；不应放弃招致贤才的心意，优厚地显示宏大容人的气度，尚请偏爱一方，使大恩不要只施于一人。徽祖在龙藩时，更资助均劳；裕陵在奎阁时，平庸之人也能表彰升擢。虽然暂时满足了五袴歌所寄托的愿望，但八方百姓的希望仍在郁积。某与您同朝为官从来已久，又曾联事共事多年；大匠砍削而不伤其材，哪里知道后来会怎样？进入善人居处而受到感化，如果能从今天开始，愿您快快前往，我当拱手等待。《鹤山集》卷六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六十八，宋魏了翁撰，启 答靖州士人生日 我抱持五、三、六经的传承，年轻时曾经有志于此；经历四十九年的岁月，到了晚年才知道从前多有错误。何况我因罪被贬，孤单地远处屏居，哪里还知道我的生日在什么时候？想到有愧于皇上的鉴察，起初哪里敢谋求美好的颂词？还记得出生的那一天，如今衰老渐渐临近；抚念往事而忧伤，芳香的德业更加显著，以此洁净地回报您的厚意。答复众官前来致礼 【以下至“老冉冉以将至”同前】揣度生日之初，某官与我初次相见，虽然是新近相识，心中却如旧日有所托付；他殷勤赠送酒礼，又以歌诗表达深厚情意，所赠之物光彩灿然，使我更加感念《蓼莪》诗中父母恩德的悲痛。老年渐渐临近【以下同前】再次答谢生日惠赠诗篇 小人没有得到谷物，因《蓼莪》而感念父母、想要报答他们的恩德。上天正在降下忧患，又增添了《常棣》所说的兄弟深切相怀之悲。我的生日究竟在什么时候？只为遭逢祸患而早已悲伤。何况内忧接连不断，纷纷远方的忧患还没有止息。有人送来美好的颂词，追记我出生的时日。退还吧，退还吧，我没有德行承当；接受吧，接受吧，又有什么道理？五十岁也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只是无法赎回从前的过失。一句话如果可以终身实行，还希望您始终教诲我。生日谢人惠赠诗词 小人不知道如何计算年岁，经历五年又增加一年；贤者乐于告诉我善道，记下六十甲子循环的起点。承受长期放逐之后，忽然遇到开始衰老的年岁；责任更重而道路更远，年齿增长而学问没有增加。只相互温存、相互濡润，不用规劝而只用颂扬；日月运行不息，我哪里能够有一定的归宿？虽然行止还没有确定，仍将早起晚睡，不辱没自己的生身之本，发誓始终勤勉自励。又谢守、倅 我出生之初，还没有做什么。感叹终身子嗣稀少，于是使文人写下华美而合乎法度的辞赋。曾经不遗弃卑微的我，承受如此厚重的恩赐；抚摸自身，深知惭愧。伏想我年轻时也曾有志，年长以后却多遭艰难。何况久被废弃之后，忽然遇到开始衰老的年岁【以下同前】生日谢守、倅以下惠赠诗词 我停留在《离骚》所写的楚国，已经经历三个流年；诵读皇上鉴察天下的篇章，四次经过生日。在这里姑且安居，难道不想归去吗？只是深深担心罪网不能解除，又想到父母的辛劳没有穷尽。有人送来美好的颂词，使我孤独的踪迹增添光彩；赠品光彩灿然，记下我出生时悬弧的开端。今天刚过五十岁，第二次吟诵苏子的诗；明年五十岁又增加一年，第三次徒然重复白居易的叹息。还希望您始终教诲我，使我更加勉励自己谋划今后。答靖州时官士人惠赠生日启 人生百年已经过了一半，正值叶黄州所说的再次置闰之时；五十岁又增加三年，兴起白傅怀念归乡的诗咏。哪里只是感念父母的恩德，难道能忘记对国家和君公的忧虑吗？报答厚恩还没有做到，反省自身也无从着手。曾想在出生的清晨，突然得到美好的颂词；询问甲子纪年，追问庚寅生日的起点。《诗经》所说羊牛归圈，虽然看见了思念行役而归的意思；鸿雁飞翔，正引起对父母辛劳和安居之所的思念。愿您始终教诲我，使我更加勉励自己谋划将来。答靖州范倅【中】启 近来听说您考核政绩名列上等，获得升擢，任副使，云气纷纷承接屋宇；还将同游辰溆之间，群山绵延环绕，又溯黔水、沅水而上，洗涤龟兆，开创新始，使环绕的城郭增添光彩。伏想某官德行纯正而沉静，内心端正明亮，得武夷山之灵气，声名足以与唐、杜相提并论。治理小县哪里用得着牛刀，屡屡听到弦歌之声；任别驾可以展骥足，分得明月般的光辉，厚厚储备资望，开启清华仕途的先声。我猥自凭借疏浅鲁莽而获罪拘系，地位卑微，尚未脱离从前的过失；幸得上天保佑，能够依附初政。左图右史，虽安于本土而无所求；上有雨、旁有风，也知道有可以庇护自身的地方。生日答卫沅州【漑】启 远谪七年，还在感叹上天正降忧患；六物不能测知，哪里知道我的生日在什么地方。正为悬弧生日而感慨，忽然惊喜得到接连不断的锦绣赠品。某官气质纯粹而资质明达，才学周备而操行敏捷；如茂盛的湑叶一样舒展，又像棠棣花相互辉映。恰逢您新任剖符掌管州郡，仍念我们过去如金兰般的交情。久居远方，实际就在邻近的封域；兔子奔跑而野鸡落入罗网，为什么偏偏生逢这样的时代？鸡归栖、牛归圈，唯独我此次任役没有归期。于是借生日推算之初，特意寄托对友人的益切思念。而我自量不配，拜受嘉意徒然惭愧。退还吧，退还吧，我无德承当；接受吧，接受吧，又有什么道理？诵读屈原《沅歌》中的四种喜意，借取其中余芳；吟咏卫武公《淇澳》诗中的三层意思，哪里敢不期望您始终教诲。恢复原来官职、宫观，谢宰执启 东朝为太后祝寿，颁下新的厚重恩典；北阙疏通荣耀，完全恢复旧日郎官的阶次。仍然在书殿列班，又在殊庭领取俸禄。拜受命令，恩典丰厚，抚摸自身，震惊恐惧。伏念某资质平庸低下，学问浅陋驳杂。常想作为以言语侍从的臣子，应当贡献纳谏和思考的益处；但才疏不足以济助时务，见识昏暗不足以周全事务。况且又有病患，不能施展微薄报效。还仰赖明君良臣同心同德，曲加包容庇护的异恩。怎奈我这个下愚之人不能改变，终于招来众多毁谤。削去三等官职，逃窜到五溪；即使长久流放夜郎，也只是自己造成阻隔。只怕突然先于朝露消散，永远被抛弃在清明之世。谁知岁月屡屡迁移，忽然惊讶宠命频频降临。完全恢复青毡旧业，更增加白昼锦衣的光彩；又授予真实的祠禄以显示恩宠，所受荣宠岂只是超过近来诸人，也将超过前代所闻。恩惠从天降下，谁能不受其感动？这都是因为伏遇某官德行仁厚，谋略宏大。将使四海百姓在京城安睡，所以以一人不能蒙受恩泽为耻。不厌烦我多次陈说，重新三次赐下任命，使我孤独的踪迹完全洗除旧日罪过。我怎敢不恭敬修养自己所应有的愿望，增加自己原本没有的能力？大罪已经极尽其罪，却仍推究情由而务求宽宥。没有固定官职而蒙受上面的赐予，又盗取俸禄回到本来应归之处；报答宏大的私恩，发誓坚守一向的操守。答虞邛州【方简】定婚 显赫啊，太王的昭穆后裔，推求起来都是名门世族；遥远啊，毕万的后代，我却惭愧本宗衰微。使两姓联姻更加亲密，也许正如草木气味相投。共同想到令侄判院学士，才华资质端正厚重，学业操行纯正明达，早已被称为东床坦腹的贤婿；偶然又承受南涧采苹的婚姻托付。因此以我同胞兄弟的儿子，承继宗族继嗣，刚刚应验鸣凤的吉兆，首先辱蒙您以雁币相赠。求您援助，实在已经久蒙深知；让女儿出嫁，也不会嫌弃她不是良配。答杨广安【约】定婚 夫妇所生的孩子，怎能因为轻率许下婚姻，便不让我留宿，又到哪里去归依呢？既然先提出婚姻请求，岂敢后来不以投瓜相报。共同想到某官早以风义著称于月旦评，敬重父亲的事业，害怕伤害考妣之心；思念旧日姻亲，所以特意求取新的亲缘。想到两家子弟，本来从幼小时便相互交往；两人又同心，且有超出声名利禄之外的情谊。特意屈尊让阶庭玉树般的令郎，俯身询问我家季兰般的女儿。所谓有这样的舅舅，才有这样的外甥，本来哪里敢断定？若能做到不失去亲戚、不失去旧交，那么或许可以使攀附结亲的诚意充分表达，芳香永不止息。答冯叙州【邦佐】谢武侯庙碑启

译孔明五月渡过泸水，在僰道彰显忠勤功劳；景燿四年，建立武侯庙，并在沔阳规定祭祀礼秩。后来祭祀典章虽日益完备，故国丛祠却久已荒芜。若没有通达明察的见识，谁能尊崇诸葛亮开创、匡济的功勋？伏想某官是当世大儒，属于古代循吏一流，感慨卧龙遗留的功烈，抚摩祭祀用的断碑。自壬辰年开始祭祀，已经历经三个甲子。大地山川气势磅礴，郁积的精气，实在集中于此人；昭明而又如烟气蒿草般凄怆的精魂，仿佛就在庙宇之上。于是增修祠宇，使神灵安享宴饮，竟不嫌弃我，认为我可以为此事书写碑文。适逢我滥居方面重任，得以恭敬拜谒朝廷宫垣。铭记锦江、玉垒间甘棠遗爱，惆怅不能追随裴相；吟咏黛色、霜皮的古柏，徒然因杜陵而感慨。姑且凭借不丰厚的文辞，恭敬拜谢您先行施恩的辱临。泸州到任谢宰执启 王朝三次赐予任命，我误承松阶之上的新恩；国家把十州连成一片，我忝列梓州旧封。没有等到朝廷允准谦辞，哪里敢迟误奉职的车驾。我的才能不合时宜，学问只在求道。长期经历两朝，仕途升降已经三十年。曾作诗赠给君王，题为《鸱鸮》。谁知道其中是周公救乱的心志，斥责谗毁之人，把他们投给豺虎？谁理解孟子为谗言所伤的心情，只能仰凭高庙神灵，更依赖天王明圣？如今恢复湘累当初的衣冠，解除楚国囚徒南冠的束缚，终于让我生还，我发誓以死报国。何况又在赤甲、白盐山下授予我节钺，在玉堂、金壁之间交给我旌麾。仍未厌弃于圣心，又接连授予方面重任。辖地连接巴、益，分掌四千石的虎竹符；江水连接牂、渝，治理十六年，龟琴之梦仿佛将成。此时事务多变，经历的变故刚刚更新。百姓与夷人有侏▯▯杂处的困难，齐郡、诸国又有百姓如赤子、群雄如龙蛇般尚未安定。而民力如张满的弓不能放松，边境战云正像烈火般蔓延。哪里只是有鹈鹕停在鱼梁上的羞惭，也有蚂蚁背负大山般的恐惧。我的忝冒任职，实在出于偶然遭逢。此皆因为伏遇某官思虑周遍四方，恩泽遍及万物，以一人不能得到安置为耻，只把四件大事作为共同仰望和思考的对象；不抛弃我这个远方之人，使我承受如此隆重的委任。我怎敢不仰赖您的覆护，勉力效命，不使疲弱的驽马无用。对旁来的各个部落晓谕国家的威严和信用；谨慎巩固边疆，大概可以使百姓生息聚居而获得安宁。答生日启 九十五年算作五章，已经感叹第三章的岁月远去；三百六十六日，又遇到我出生的这一天。想到《蓼莪》中父母抚养、顾念我的恩情深重；皇上鉴察天下、赐名于我的感恩，哪里敢图谋美好颂词来增饰衰老之年？虽然人情相沿已久，但考察古义却不相合。称寿之礼本来存在于邠、鲁，记载生日却实际始于隋唐。凡见于前代正人文章的，未有像中兴以来这样众多；杜甫、苏轼所作，也只是施用于同气亲属。京桧以来，竟直接把生日礼物作为敛财工具；更有甚者，借贷取利相互馈赠，礼制因此败乱；上下交相征取，国家因此危险。以往世的事情来观察，今天接受这些馈赠是不对的。谨因来信教诲，兼诵说旧闻。贺郑丞相【清之】诏命从九重宫中发出，您登上二府高位，发扬甘盘旧日的学问，显著建立调和鼎鼐的新功。正值地节亲政之年，天子章表赫然，显出整治天下的意旨。万物太平所感应的，都是美善的天命。我私下观察《易》的微妙道理，没有什么比时势与义理更重大。要在万物防微与通达的分别中体察义理，在变化的神妙中沉潜思考。正处于时机尚未成熟之时，哪里能不藏器以待时？所以乾卦初爻在下，便是潜龙勿用；屯卦积聚膏泽，便是乘马班如。有时须等待在郊外，有时须等待在沙地；有时修饰胡须，有时修饰脚趾；有时暂且安处于坎坎之中，有时退守于谦谦之地。若骤然求取事功，岂能忽略细微的时机？所以坤卦第三爻要顺时而发，复卦第四爻只依从正道。解卦已经得中，明确有“前往早行则吉”的告诫；益卦虽居下位，实在正是适宜大有作为的时候。井水几乎汲取到，却有水桶破裂的凶兆；豫卦既然安乐而不疑，便有朋友聚集的收获。推究天地运行变化，用来验证古今的屈伸。为什么对人显示得如此明白，却听任我如此微小的见识？大概因为习惯于患得患失的人昧于大体，满足于小成的人缺少长远谋略。谨因师友旧日所闻，仰赞朝廷当前最先应办的事务。我私下认为仁哲亲政的开始，实在接续章帝、宣帝称制之后；他们都静观十年，而在一日奋发有为。然而，有人把励精图治看作一代兴盛的开端，有人却把因循错误看作产生百年祸患的根源。由此才知道，听取政务、裁断事务的开始，实在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分判。何况一两天之内万般机务纷至沓来，却是四十年来大权被他人反持。士人习惯追逐私利，哪里还顾及其他；社会被积累的威势所恐惧，不知道还有君上。典章制度渐渐消磨廉耻，所听闻的弊端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若不解开旧弦而迅速更张，将来必然后悔而来不及。我想贡献微薄的报效，谨陈固陋之辞。况且三省有制造法令、发布法令的区别；自从王黼、蔡京专擅朝政以后，重权在都司，三省所属反而不能裁决可否。二府有同班、合班的不同；自秦桧、韩侂胄专权以来，厌恶异己，而二府事务从未互相论定是非。尚书只是奉命办事的机构，为什么竟有提前拟出的文书？都堂是群臣聚议的地方，为什么有人先打开简略奏议、把持入奏的端绪？台谏是君主耳目之官，却只看见在文书末尾署名；给事中、中书舍人负有喉舌之任，却没有听说在制词起草时加以驳正。于是有像韩卢那样被嘲笑的事，也有时受到“五百”之谤。更严重的，请让我把话说完：翰苑在禁中接受诏命，掖垣在阁下代拟诏令。如今有时提前数十天呈上草稿，绝不是杨大年因三次推辞而请求归去；有时拖延数月才草拟诏词，也不是刘原父因九次起草制书而获得知遇。

译凡是被称为参与论思的贤士，一概害怕被讥讽为好进献纳谏。把善类看作沽名，把直言指为归罪于上，于是禁庭宣召、经筵留身、二史上前、百官轮流奏对、帅守监司入朝奏事，以及臣民百姓上匦投书，都一概说成具文，渐渐习惯于闭口不言。火已经燃起却强行使它熄灭，病已经严重却忌讳求医；使自身处于安逸之中，不肯考虑祸乱。河北二十四郡，竟没有忠臣；云南防区数十万军队反叛，等到捷报传来，哪里还有闲暇处理事务？君主筹划安定社稷，大多依靠保全自身、保护妻子的臣子；正庆幸积累的阴霾被剖开，恰逢大明照临。剥卦无咎，一阳长久处在五阴之间，刚阳渐长便到了尽头；一阴应当在五阳之末决去。如此盛大的举措，确实应当属于通达经术的儒者。希望阁下精通事理，足以考虑细微之处；谋略宏大，足以经营长远。以好的谋略告知宫中，继承周臣良、显的遗风，持守众美以贡献给君主，取得唐代宰相弥缝政事的作用。即使身在光尘之外而能相合，也要独自坚守冰蘖般的操行。自中兴建学以来，已经经历九十年，难道没有因大科异等而通达显贵的吗？也有文人才士顺应时世而取得功名；然而考察其正大之情、卓异的廉隅操行，与亲眼所见相比，远胜前代所闻。这样的人正符合一德之求，远远超出群臣之上。您居中执政才没有几天，拔擢奸邪、扶助善类，已经有这样的人；郭子仪撤去乐队，黎干减少车骑，都是精忠使人感动的结果；承宗削地，韩弘讨贼，也都令人钦佩处置得当。我还要陈说狂妄浅陋的意见，仰赞圣明的政事。公卿有幸得到这样的知遇，不能不担忧王阳所谓长远策略；经制之事已有所遵循，我私下陈述贾谊太息的请求。这样一来，是知我有罪还是宽恕我，都请您公正地决定我的进退。答生日【丙申】北斗衡星与斗魁相当，枕着参宿，正当斗杓所指的方位；牵牛星奋起双角，箕宿张开大口，正是万物生长的时辰。我的出生不在众人之前，也不在众人之后，理应招来人们的毁誉；名声虽然侥幸得到，责任也随之而来。经历寒暑刚好一周，跋涉水陆二万里；被投给老虎而老虎不吃，正准备慰劳从东山归来的将士，却向鵩鸟询问而鵩鸟不回答。忽然又谋划居住在南方土地，仿佛舟船漂流而不知道终点，又像行走远去而没有抵达的地方。有人送来美好的颂词，于是记下出生的日期；愿享万有千岁的寿命，忘掉五十九年的过失。难道不想归去吗？实在是迷途还没有走远。在这里暂住两夜，姑且借此闲暇消解忧愁。所希望的是长久不变的交情，还请始终赐予教诲。答复生日启 平日没有什么见闻，只能发出四十岁人的叹息；如今有人送来颂祝之辞，剖出五千文字的肺腑。承蒙彼此气味相投，又蒙光华照临而加以文饰。某官交情淡如水，道义高薄云天；特意怜惜我人生末路的踪迹，偶然赶上我出生的早晨。您的风采极其美好，真情绵绵不断；承受竹筐所盛的礼物，真是厚意深长。抚念微薄的自身，更加警惕；拜受深厚而繁多的恩意。推算我的生日，赐给我美好的名誉；正担心我的出生给您带来羞辱，反愿您获得福善，降下长远福祉。哪里敢当得起这样的告祝之词。答诸公生日启 分掌峨阴，惭愧没有达到期年便使地方得到教化；在门左悬弧庆祝生日，笑自己虚度了三十年。既然已经占得紫气降临的吉兆，又承蒙屈尊赐下清风般的颂词。投赠黄金般的礼物，恩宠太厚；想用美玉回报，却显得欠缺。幸蒙高雅情谊不曾遗弃我，抚念深厚情意，才知道应当感荷。将把您所教导的学问，作为长久生存的愿望；接受这些话并藏在心中，哪里敢辜负深厚的恩意？《鹤山集》卷六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六十九，宋魏了翁撰，神道碑 显谟阁直学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许公【奕】神道碑。嘉定十年，女真人背弃盟约，首先侵犯淮、泗；这年冬天窥伺蜀地，劫掠西和，进攻天水，夺取散关。第二年春，四川制置使仓皇把治所迁到利州，大将接连败亡；沿边忠义之人因遣散命令而愤怒，于是西和、成州以及河池、栗亭、将利、大潭各县全都成为盗贼出没之区，羽书频频奔驰，蜀道震动骚扰。显谟阁直学士许公当时镇守潼川。在此以前，许公从遂州调任潼川，长期因时局而忧虑。适逢前起居舍人真德秀以书信送给许公说：“从前我侍立右坳，因上前奏事而对皇上说，人才的进退消长关系到天下治乱。我还没有说完，皇上忽然宣谕说：‘许奕刚正鲠直。’德秀回答说：‘确实如圣上所说。’”许公得到书信，感激得流下眼泪，更加思考报答国家的方法。适逢成都路漕臣梁纶因边境紧急，把公文移送给许公；许公跺脚呼喊道：“事情危急了，我不说又有谁来说！”于是详细记录上奏，请求迅速选择有威望的大臣宣抚西蜀，并颁降诏书、张榜取信，务必赏罚分明以奖励忠义、收揽人心。刑狱使者丁必称也请求把此事列名上奏。皇上得到奏章，当晚便封好交给宰相；第二天早晨宰相奏事，皇上又询问宰相，宰相才以蜀地近来的情况回答。大概是边疆官吏通过驿站传来的消息和实际处置先后到达的缘故。于是下诏让梁纶与待阙的州郡官共同知州，梁纶将要获罪；只是想到自己早年曾受到特殊知遇，如今不忍坐视外患，最终还是替皇上进言。又上奏说：“忠义之人虽然已经接受招抚，但盗寇祸患本来还没有停止。何况招抚忠义的形势已经倒置，兵力和粮食骤然增加，却不知道用什么来救济；况且斩杀将领的人还没有听说得到褒奖升擢，败军将领也没有看到施行惩处。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还不决断，将来必定后悔。”随后又上书给丞相，落笔数千言。御史弹劾许公欺罔。秋八月丙午，诏令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依例作为自陈；此前因言官论奏许公牒文中回避亲属应举超过规定，降了一官。到这时还不到几个月，便因诏书特意恢复原官，改任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距离前一次任命才隔一夜，或许朝廷很快醒悟到言官所论有误吧？许公思归已经很久，听到任命后，赶快整理行装，置酒与丁君告别，握手含笑如同平日；忽然染上末疾，家人请求不要出行，许公说：“我回去病就会好了。”于是亲自用力登车。等回到家，气息身体渐渐平复，唯独对边疆事务的忧虑始终没有解除。十二年春二月，敌军忽然大举入侵，攻打河池，大将吴政陷没；敌军于是攻破凤州、汉中，进逼大安，朝廷内外喧腾沸乱。许公听到消息，忧闷得不能自处，因而病倒；立即上章请求辞职，并亲自拟写遗奏说：“臣自己想来，本来不是衰病之人，最初只是偶然染上小病，在汤药针灸可以治愈的时候，臣却因忌讳而隐瞒；等到针石已经无效之后，医生束手无策。静心思考病入膏肓的原因，大抵是脉络不通。遗奏凡三百多字，大都以身体为国家的意思，像吕中丞告老时所说的话；家人环绕询问，始终没有涉及个人私事。”二月己酉日病危，享年五十岁。唉！自从国家有外患以来，能够无所顾忌、剖开胸臆来告诉君主的，还有谁呢？地方长官、师长都被浮言惊动，君主和掌事大臣无不反复说‘艰难重大’。殷、周的君主从未有话责问他们不对，只说‘难道还都隐瞒吗’，又说‘确实使鳏寡之民悲哀啊’。所谓‘隐’、所谓‘哀’，全都出于真诚恻怛的心情，几乎是希望君臣上下共同推行这种心意来谋求救济国事；正担心这种诚意不能持续，又哪里敢责问谁呢？当年哀公忠心进言却不被察觉，我写文章凭吊他说：‘即使所说超过实际，也只是请君主听取公的话罢了。’魏高平侯文靖公李曾多次奏报四方盗贼和灾异，始终对此忧心忡忡；古今心意相同。他多次上奏没有获罪，却也因此受到忌恨，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他的遗孤象祖兄弟读到遗奏，悲痛地说：“父亲一定知道我。”十三年春天，我经过他家，向几个遗孤询问安葬的安排。象祖哭泣得不能自胜，说：“我家世代坟墓在甘泉乡癸山，我将要把父亲附葬在那里，却被史官、巫者纷纷扰乱，您何不替我决断呢？”我带着选择日期的人前往查看，原来皇考资州君墓的左边也正朝向癸方。象祖进去告诉母亲，于是占卜决定在十月乙酉日下葬。后来他又两次请我为墓穴写识文，说：‘不是您还能托付给谁呢？’唉！我和许公同年登科，如今恰好比他晚死，实在不忍推辞。谨按许氏出自姜姓太岳之后。自元公结被楚国灭亡后，迁居容城；有子孙定居咸阳，唐中和年间随驾西幸，于是定居在简公的曾王考载的家族。曾王考载，追赠朝奉郎；王考国，曾任朝请郎、泸州通判；皇考延庆，曾任朝奉郎、资州知州，因为许公显贵，两代都累赠太中大夫。母亲是硕人刘氏。最初泸州有两个儿子，长子就是资州，次子叫延之，最终任承议郎、遂宁府通判。泸州去世时，资州尚未成年，遂宁还未满周岁，兄弟相互依靠，才使后代得以成立。资州四十岁还没有儿子，遂宁娶勾氏，生下许公，于是把他作为资州的儿子，名奕，字成子。补任将仕郎，官阶迪功郎，调任遂宁府长江县主簿；服母丧期满后，调任潼川府涪城县尉。庆元五年考中进士。当时韩侂胄排斥异己，朝廷内外多事，许公逐条列举庆历、元祐年间的事例，劝皇上以安静作为治国之道。

译皇上阅览奏篇，亲自擢升他为第一，授宣义郎、签书剑南东川节度判官。到任不到一年，因为遂宁去世。许公守心谨慎。嘉泰二年五月，召赴行在；第二年五月入朝，授秘书省正字，升校书郎，兼任吴兴郡王府教授。不久升秘书郎、著作佐郎、著作郎，兼权考功郎官。开禧三年升起居舍人。第二年改元嘉定，作为通谢使出使金国，升起居郎，兼权给事中。出使回来，授权礼部侍郎。不久兼任侍讲，升侍读。嘉定二年十月升吏部侍郎。三年正月初一，兼修玉牒官；三月又因给事中缺员，奉命兼任。八月授显谟阁待制、知泸州。五年二月授知防州，上表辞谢，未获允许。十月改任知遂宁府。八年七月进龙图阁待制。九年七月加宝谟阁直学士、知潼川府。十二年八月进显谟阁直学士，退休。阶官由迪功郎改授宣义郎，累积官阶至朝请大夫。追赠通议大夫，爵封由阳安县开国男升至郡侯，食邑由三百户增加至千户。许公初任吏职时，为部刺史王君勋所知，代理刑司，议论公平允当，有见识的人早已期待他日后成就。辅佐东川幕府时，尽心履职、勤于办事，没有盛气和骄矜的神色。召入担任馆职，按照旧例，三人及第通常都能越级进用；许公却照例经历五次迁转，以长久著名于朝廷。他曾与唐安张伯修的从祖以及我三人约定，遇到退朝后，除非是报谢、问疾和休沐，没有特别事情就不出门。许公拜为起居舍人后，韩侂胄对人说：‘蜀地士人确实很好，从来没有人私下请求拜谒我。’大概就是指许公等人。战争开始后，士人很少不揣摩形势以求进身，唯独许公写信给韩侂胄，说今日形势如同元气仅存一线，不足以抵挡寒暑般的外患。又趁转对时论说，如今最急迫的是整备边防，而朝廷安然自若，百官尸位素餐，仿佛无事之时。京西、淮上的军队战败，惩罚却同样施加给不同的总领；王人有的听命于宣抚司节制，有的充任参谋。朝廷的议论，外廷不得听闻。圣上的军队有一半派在外面，禁卫单薄；他又奏请对贪赃显著的官吏一定加以审问考核，永远废弃不用。凡是特别放行而造成侥幸的，也应当遏止断绝。他所说的，全是执政者不喜欢听的。蜀地盗贼平定后，许公以起居舍人身份前往四川宣谕军民。许公说，若使者从宫中派遣，必然耽误时日；到达之后又只说是犒劳军队，而不以分别善恶为宗旨，便都无法安慰蜀地父老的期望。宰执认为许公说得对，于是改派他到京湖宣抚使吴【阙】处，从便道进入蜀地。人们说许公懂得大体。许公常叹息如今左右史已经完全违背古人的本意，于是逐一列举元丰年间王存、隆兴年间胡铨曾经奏论的事情，极力说明其中弊端。大意说：如今在前殿坐朝时，侍立官从东朵殿径直经过；在后殿坐朝时，则要等臣僚奏事完毕才登殿。靠近皇帝面向西稍微站立，所听到的没有公事，所看到的只是皇帝的车舆罢了，从未有一件事可以记载。陛下总揽政务之初，本应首先纠正从前的过失。今后遇到朝会，应使起居郎、起居舍人像平常礼仪一样分列左右站立。前殿、后殿坐朝时，应让轮值侍立的官员从东朵殿径直到御座东南，面向西站立。这样岂只是能够听到圣训、将其传示无穷，也能使臣僚奏事时不敢倚恃陛下如天般的宽容而任意显露偏颇。皇上把奏疏交给礼部、太常寺和秘书省讨论。当时上下都苦于战争，大臣三次向北方统帅求和。皇上怀疑小使者不足以担当使命，选择见大夫衔命前往议和。等到了边界，慰劳迎接使者没有到来；过了很久，才同他的属官带着书信和礼物回来。韩侂胄因误国获罪后，敌军更加在我方逞强。朝廷惩罚先前受到的侮辱，认为没有人能替代许公；许公也接受命令而不推辞，与家人诀别作死别之言，前往执政处催促接受指示，请求确定出发日期。执政反问许公：“敌人狂妄凶暴，提出的要求还有许多没有决定，现在您前去又能怎么办？”许公说：“奕说这些话，并不只是今天才说。议和开始时，小使臣方信孺从北方回来，带回要求的条目，朝廷交给两省按例讨论。我常说北人长期困于战争，没有不想求和的，只是倔强，不肯自己先说出来。如今中国要务在于使百姓休息，即使稍有屈服也不必计较；但对于要求的各项，应当审慎决定哪些从、哪些不从。增加岁币、归还被拘留的俘虏，或许可以答应；除此以外的要求，难道也能答应吗？”奕又曾举富弼答刘六符的话，以及王伦接受赵忠简指示的事，请求对于不能答应的事项坚决守住。如今正是实行这些话的时候。适逢小使臣王柟从敌营回来，带着敌方书信，要求仍未停止；朝廷又下诏集议。许公以有嫌疑为由请求不参加议论，退下便整理行装。但敌方听说朝廷派使，渐渐不敢再蛮横，很快修治馆舍，准备迎接使者。朝廷认为议和已有头绪，于是派许公作为通谢使传达诏命。不久授起居郎；由于国事尚未成功，他极力辞谢，朝廷不许。敌人听说许公的名声，自迎接使者到达后，接待入馆的礼仪十分恭敬。大酋长当时在万宁宫避暑，后来带着使者泛舟往宫中去；来回骑马二十天，许公以此为苦。酋长特意为许公返回内宫，等到宴饮射箭时，许公射中靶心十一箭，其他箭不计在内；最终完成使命，回国上奏，朝廷优厚慰劳他很久。许公又奏说：‘不要以为和议可以依靠，应当修整纲纪、训练将士，使屈伸进退的权力重新回到我国。’有宾客因出使之事向他道贺，许公怅然说：‘这难道是我愿意做的吗？我深深为天下感到惭愧。’授礼部侍郎，分条陈述六件事进献，奏稿却被删削，未能上闻。嘉定二年春，请求出任外官，没有获准。当时谏官王居安、傅伯成因论事而被罢职，许公上奏极力争辩。后来又因灾异申论说：‘十多年来，上下都以进言为忌，士大夫气节糜烂，国家的精神已经枯竭。要振作并使它刚强起来，正在今天。如今谏官无故被罢职的已经有两次；以进言为职名的官员尚且不能尽言，何况疏远之人呢？’又论说自用兵以来，资助、赏赐过于泛滥，侥幸取胜的官员骤然显达，应当加以裁制。淮东总领【阙】粮券在未用兵时增加四万多人，鄂州增加到五万人，而殿司、步军司招募补充仍未停止，也应停止，不要再补充。

译又因夏季旱灾请求皇上听取意见，奏疏大略说：‘近来暴风、暴雨、冰雹交作，白天常常阴暗；上天出现星变，地上繁殖蝗虫；正午月光却明亮可见，阴阳失调，形成了旱灾的征兆。这时应当用真实的心意实行实际的政事，使百姓从死亡中活下来，不能只在祷告祭祀之间要求报偿。’应当打开内府储藏来救济百姓的疾苦；四方百姓难道不是陛下的赤子吗？何况蝗灾已经发生多日，直到进入都城后才下令礼寺举行讲酺祭祀，难道哪里不是王土？如果只到了边境才害怕，仿佛只是守令所造成的；假如蝗灾偶然不到京城，难道终究就不算灾害吗？又说：‘诛杀权臣时，下面直到里巷，欢呼声如雷；但近来浮议渐渐说诛杀不对。大概改革开始时，人们抱有很大希望，时间久了却没有办法彼此相远，这正是毁谤议论产生的原因。’又说：‘内降并不是盛世应有的事情。’王璿进状不实，却经营活动以求侥幸免罪；裴伸是什么人，竟突然任命为带御器械？当时奉诏应对的人很多，但言辞恳切没有谁比得上许公。许公侍奉经筵，务求启发皇上，不苟且作泛泛的讲说。皇上既已察知许公的忠诚恳切，侍读章颖出迎使客，许公代替他进读，援引古事陈说今事，分析义理通畅。有一天宰执奏事，皇上迎面告诉他们说：‘许奕进读极好，就授予他这个职务吧。’ 许公每次讲读到古今治乱，必定参照时事来说明，常说：‘希望陛下试着思考，假如遇到这样的事情，应当怎样处置？’他必定拱手默立一会儿，等皇上凝神思考，然后才慢慢讲完自己的意见。其他讲官在旁都肃然起敬，而许公出于爱戴和尊敬，言辞语气和缓委婉。皇上曾叹息说：‘像这样讲论经筵，才不是徒然设置。’皇上临朝时深沉默然；许公任职两年间，在经帷多次得到诏令褒奖，代理禁近官职，前后不过几个月，所论驳的事情共十六件，都是贵族和近幸足以扰乱政体的事。至于封还原拟追赠资政殿学士刘德秀的恩典，以及封还前中书舍人高文虎的奏词，士大夫舆论尤其称许。嘉定三年六月甲子日，诏令杨次山授少保、永阳郡王。许公上疏大略说：‘臣刚刚看见杨次山的制词，其中有“可限制彝章”“远远掩盖前代所闻”等语，这说明代拟诏令的人也知道此事在典故制度上有所不可。国朝自元丰以来，如曹佾、向宗回、宗良、韦渊、吴益、郭师禹，都是因为元舅才得以封王；只有孟忠厚因隆祐太后的盛烈，所以不能拿来作为常例。最后如韩侂胄，人人不敢进言，终于天怒神惊，事实已经可以看见。’ 如今杨次山闭门远离权势，深得外戚应有的体统；何况中宫俭朴勤勉、具有美德，最懂得古代成败的鉴戒，杨次山又是她的后兄。疏远茅土封爵的请求，从前可曾听说过吗？自古外戚恩宠过分，很少有不招致祸患的；天道厌恶盈满，这是理所必然。臣愚见，杨次山如果辞谢，应该特别依从他的请求；如果想再表示优厚恩典，那么可以越级转授少傅。这样在陛下方面既显得恩厚，在杨次山方面也知道义理上的止足，岂不是两全其美吗？贴黄又说：‘东宫册立礼成，依照旧例，除储宫属官之外，从未听说加恩于亲近贤者。近来嗣秀王师揆等加封，已经不合常例，臣不敢一一上渎圣听；唯独此事尤其不可，不得不冒昧进一言。如听说宰臣史弥远正在极力辞谢恩命，陛下也应当曲从他的请求，以成全他的美意。’奏疏上去没有答复，许公于是卧病家中。奏疏共上了三次，朝廷知道不能留住他，便有了任命他知泸川的命令。他经过丞相处辞行，丞相问他想说什么，许公说：‘近来观察时事，调和防备的功劳很深，扶持匡正的意图却很少；这不是朝廷的利益。希望让外廷能够各自发表可否异同的意见，作为朝廷的帮助。’丞相听后惊惧，离开了。第二天，礼部尚书章颖面对皇上，皇上回头叹息说：‘许奕已经离开了吗？’ 听说泸州也是大郡，县令姑且离去。章公于是追赶着送到北关外，把事情全告诉了他，士大夫们这才知道，皇上原来并不因这些话而生气。后来又参照真景元所听到的那些刚直之言，先前的事情就更加可信了。四年七月，公到泸州。嘉州、叙州、泸州都与夷地相接：嘉州以西由成都路刑狱司主管，叙州以东由泸州帅府主管。这一年，董蛮米在大举入侵，嘉州的利店杀死巡检，俘获边民，官军几次交战都不利；西路创安边司正在严办此事，公捕获了夷人党羽三人，于是审问他们，使他们交出所掠之物，因此同安边司发生冲突。还没等到制置司派官吏丈量泸、叙两州、隐瞒赋税，公就把此事告诉大使安丙，终于制止了它。不久，朝廷命令拿出若干亩官田充作普州学校的廪给。公再次写信说：“泸州并不是没有学校。”又把这件事制止了。夷族首领杨粲世代承受王朝官职，守卫白锦堡，请求升堡为锦州，事情尚未施行，杨粲已经把数以万计的杉木筏运入贾公，公担心它们冲毁水陆险要，便命官吏驱逐出去并没收入官。又把此事告诉安公，并且想就那里修筑寨堡。公离任后，事情交给新任知州范子长，后来建成平泉寨。接连几件事，公不肯苟且附和，就是这样。起初安公刚刚立下大功，诽谤和嫉妒的言论每天都能听到。宰相钱象祖拿出诽谤安公的文书来询问公，公叹息说：“士人不愿牺牲一死来挽救大难，却困厄于众多人的口舌，也真可悲啊。”奕愿意用一百个人的性命为他担保。宰相愤怒地说：“您完全这样信任安公吗？”恰逢宇文绍节任宣抚使巡视京湖回来，也说：“我愿再增加一百个人的性命，来证明许公的话。”于是不同的议论顿时平息，朝廷对安公的委任和信赖更加专一了。公与安公，大概是彼此深知的人；但凡涉及职务之事，公一定反复辩论查考，以求得到正确结论。后来安公镇守长沙，士人多有背离离去，唯独公同他书信往来更加频繁。后来皇上尤其因此佩服公一向的操守。六年二月，公在遂宁城东办公，那里原有晁公堤。近年水势冲激，向西冲刷侵蚀堤脚，公于是疏浚东流的旧河道，又在西边修筑数百丈的堰堤，像鸟翼一样遮护它。人们说，晁公堤对本郡有功，而许公堤又帮助了晁公堤。公又曾捐出数千万缗代替百姓缴纳赋税，恢复盐防的收益来供养士人。还把校官署改建成层楼，在外濠上架设浮桥，也花费了数百万钱。遂宁人相互说道：“公对宴饮娱乐很淡薄，对厨传供应很节省，把储蓄和互相馈赠的钱财，停止不急迫的劳役，都是为了留给我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译于是塑造公的像，在学校里祭祀他。公到潼川还不到一年，连绵大雨毁坏了城墙，公拆除旧墙重新修筑，共花费二十万钱，没有向朝廷请求。公优厚支付工钱来聚集劳力，也没有骚扰百姓。第二年夏天发生大水，再过一年盗贼劫掠内郡，人们这才知道城墙修筑的功效。公又曾捐钱十二万缗，替十县百姓缴纳赋税；又顺应当地人的愿望，修复兴办废弛毁坏的事业：创建淳化右丞张公祠，修建东南桥，迁建东山寺，使涪城免于火灾，使盐亭脱离水患。于是潼川人归附感念公的德行，也像遂宁人一样，一同在东山祭祀他。等公去世后，还有人在祠中哭祭。公娶吕氏元祐名臣、给事中陶之的元孙女，陶凝之（原任太府寺丞）的女儿。生有三个儿子：长子象祖，承奉郎，曾任果州南充县丞；彪祖、鸿祖，都任承务郎。彪祖之后是伯父奨，鸿祖之后是叔父契。孙子一人，名绳之。公神色温和，气度平易，但见到合乎义理的事情，凛然不可动摇。起初居住在资州的防地，辞谢了数百万钱的赙赠，遂宁人认为这是奇事。出境慰劳军民回来后，公考察隆兴年间的旧例，规定任官居守者一人。公首先请求让弟弟契任职，特别授予他迪功郎，免除铨选而入官，这些都是特别的恩典。听到契去世，公号哭悲痛，几乎昏绝；为他送葬并抚恤遗孤，恩情心意无不周到。公曾想施行古代的社仓法，捐钱五百万，命弟弟契购买良田，先在一个乡试行，并亲自制定规约：贫困者每月有廪给，年末有衣服和粗布；有钱粮便给病人治病、给死者置棺；凡是对生者随其需要给予救济的人，也不再另行征取。后来又在遂宁、潼川推广实行。唉！把这样的仁心推广开来，难道只能限于一个乡、两个州的近处吗？公的文章典雅刚健，书法端正遒劲，同时通晓籀书和篆书。我为他的孤儿搜集残稿，只得到《毛诗说》三卷、《论语》《尚书》《周礼》讲议十卷、奏议三卷、诗和杂文二十卷，散失的太多了。公自从补任郡职以来共九年，在外任职时，除公事外从不写信到帝城；但凡知道的没有不说，因此并不把内外视为区别。刘起居光祖是同乡前辈，了解公最深。他祭悼公的文章大略说：“有违背古制、越级处以王爵之事，公正直地上奏论说，勉力顺从。朝廷士大夫都说是。椒房之中并不愉快，皇帝年纪还盛，而公长久留在蜀地，难道不召我吗？没有闲暇写奏牍，奏牍又没有闲暇，急忙驰送密封奏章。皇帝震惊，于是责罪张皇。”唉！公的心意在这里已经完全显露了。然而我私下推究公当初的本心，他本来不希望自己的话最终得到验证。又在铭文中申述道：事变尚未发生便预先谋划，人们说这是妖言；事后才说出来，人们又说早知如此何必开口。预先说了可以忽略，事情发生便措手不及；事后说了也可以忽略，祸乱横溃便无法遏止。确实刚毅的许公啊，忠诚而纯正，立即把这些话通达上听。外戚的陈说难道是妖言吗？我先前宁愿责备他们；我后来即使有所触犯也不隐瞒，或许又过于宽厚了。义理不能争胜，阿谀便成为风气；听到了也不告诉，只在心中诽谤，表面上却顺从。还要在公的言论中寻求周全、窥伺间隙。我铭记公的心志，把它刻在墓穴之前。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致仕真公神道碑。真德秀公，是建宁府浦城县人。字景元，后来改字希元。绍定六年十月，皇帝开始亲自处理一切政务，凡是在外任职的官员，不到一个月都全部召回任用。公当时任徽猷阁待制、泉州知州，于是升任显谟阁待制、福州知州，兼任福建路安抚使。端平元年春正月，到达任所。当时朝廷多有变故，朝廷内外的臣民交相上章，公论都认为召用公已经太晚，皇帝也一直思念公。那年四月，宫中发出亲笔诏书，授公权户部尚书，人们这才知道皇帝的心意早已决定，只是被外廷牵制罢了。九月丙午，公入朝觐见。皇帝对公说：“卿离开朝廷十年，我长久切切思念贤才。”反复问答了很久。十天后的乙卯日，授公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二年正月己未日，派公主持礼部贡举。二月癸巳日，考试完毕后复命。三月戊戌日，忽然因风邪侵袭而患病，朝廷内外都惶恐不安，前来问候病情的人接连不断。过了八日，乙巳日，授公参知政事，诏令派使者宣召他入朝。公不能起身，多次上疏辞谢，诏令再次准许告假。四月辛卯日，授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五月甲午日，退休。这天晚上，公去世，享年五十八岁。遗表传到皇帝那里，皇帝震惊悲悼，停止临朝，诏令追赠银青光禄大夫。公的遗孤志道护送灵柩回乡。那年八月壬寅日，葬在县南珠村。皇帝听说公下葬，诏令太常寺以“忠文”作为谥号。志道于是写成行状，请我撰写墓志。了翁曾读到先正司马文正公的事，司马文正对范忠文公说：“我和你生前志趣相同，死后应当一同传载；天下人也不敢说我们谁优谁劣。”后来范忠文去世，司马文正为他写墓志。了翁哪里敢拿这件事来比拟自己？但重想到我与公同生于淳熙年间，同中庆元年科举，从宝庆直到端平，出仕和退处又很相似。然而志趣相同、气概相合，在海内实在少有第二人，那么公的志向，难道不是后来去世者的责任吗？我私下常叹息，上天生育贤才，并不多见，幸而得到一位，却又因党争兴起而毁坏事业；熙宁、元丰变法的大臣，前后相隔二十年。到了元祐更化，韩琦、富弼等老臣已经来不及看见；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有的病、有的老了。绍兴年间主张和议的大臣掌持政权二十年，到了高宗亲政，李纲、赵鼎等贤臣已来不及看见；张浚、胡铨从贬所回来，又受到秦桧党羽的阻挠，拖延多年才被任用，剩下的寿命已经不多。以公的年纪，本来不应当止步于此。然而自任柱史以后，公在外任十多年才被召回；入朝不到三个月，又因进言获罪被排斥废弃，七年后才重新起用。幸而遇到皇帝亲政，从郡任调到郡任，公的精力已经比不上从前。假使当初能广泛召用人才，在公刚到朝廷时便先行访求任用，那么还来得及赶上司马光执政的那些年月，天下的事情还有可以作为的。怀念故人，感慨时事，足以成为千古的叹息，于是为他叙述并作铭。公四岁时，少师教他读书，已经能够读一遍就背诵。长大后到党庠游学，众孩子聚在一起嬉戏，他却连书也一起拿着读。十五岁丧父，吴夫人辛勤亲自教育他，不让家事妨碍他的志向。同郡的杨国瑞字圭，一见他便说：“三颗犀角贯穿头顶，这是个非凡的人。”便把女儿嫁给他。公十八岁时乡试中举，第二次参加考试考中进士乙科，授南剑州军事通判官。有人劝他参加博学宏词科，公慨然答应。开禧元年，终于考中。六年，授太学正。嘉定九年，升任博士，首先进言说权臣挑起边事，使南北百姓遭受战乱。如今听说要派卜行人出使，凡金人所要求的事情，比如增加岁币的数额、用奸臣的首级装在匣中送去，以及称谓、犒军、遣返归附和流徙百姓等，全都依从他们的意思，难道不正是在增长他们轻慢我国的意图吗？

译况且使者还没有越过边境，就露出喜色相互庆贺，臣担心盟好一旦建立，志气反而更加懈怠，希望君臣之间早晚都对此保持警戒。其次，论述近年因为好奇求异、追逐名声而怀疑士大夫，如今改弦更张之初，应当首先以此为鉴。这月召到学士院考试，过了四天授秘书省正字，派充御试编排官，不久兼任玉牒所检讨官。二年，授校书郎，不久兼任沂王府教授、学士院权直。三年夏，授秘书郎；六月轮流奏对，引述前代正直之臣刘安世的话说：“公议就是天道。王安石、秦桧、韩侂胄违背它，难道天道可以违背吗？”臣希望朝廷任用人才、建立政事，都以公议为根本。四年春三月，授著作佐郎；秋八月，兼任礼部郎官。这年冬天上疏说：“臣私下认为，如今金人已经有必然灭亡的趋势，但有三件事可能成为中国的忧患，其中两件是可以作为的，许多事端正从这里开始。”当时本朝贺金国生辰使余嵘到达涿州良乡县，因为燕城正在被围，约定返回，这才知道金人正受到鞑靼侵扰。五年夏，授军器少监，升任权直学士院。六年春二月，授起居舍人；夏五月，直前奏事，大略说：“自从权奸专擅政权十四年，事情才开始发生。” 朱熹、彭龟年因抗争进言被贬逐，吕祖俭、周端朝等人又因上书在其后受到斥责；到了吕祖泰被贬时，近臣已经没有谁敢进言。再后来，盗用平章名义，挑起边疆事端，想找一个像吕祖泰那样的人也不可得了。改弦更张之初，群贤都能够奋发自任；不久，傅伯成因以谏官身份论事而离去，蔡幼学因以词臣身份论事而离去，邹应龙、许奕又接连因封驳论事而离去。这几个人并没有能够大力纠正弊政，却已经全都不被朝廷容纳。如今臣想为陛下说三件事：一是勤于访问，二是广泛谋议，三是明辨黜陟。秋八月，兼任太常少卿。冬十月，直前再次进言：要想求得治理，必须君臣上下都把祈求上天延长国运作为心愿，这样才可以安定百姓、巩固社稷。这月，派充金国贺登位国信使。十一月，到达盱眙，因北方发生动乱，不能完成礼仪而返回。第二年二月，入朝应对说：“臣等每天听到边境消息，有人说鞑靼已经逼近燕山，有人说西夏正窥伺秦陇，有人称兵马横行，有铁枪之号，有人记着要为父亲报仇，兴起穿丧服的军队。臣等曾从扬州到楚州，又从楚州到盱眙，那里沃土无边，陂湖相连，百姓都坚强剽悍、能忍耐，这是上天赐给我国用来屏蔽大江的地方，可以使强兵足食，成为进取的资本。可是田地没有开垦，沟渠没有整治，险要没有扼守，壮丁没有训练，豪杰武勇之士也不知道收罗。一旦有警报，便只把长江作为依靠，哪里比得上趁现在大力整治屯田垦荒的政务，仿照汉代搜集粮食的旧事，专门设置一个司来管理，努力从事农业，像周、秦利用西土那样？几年以后，储藏充实，边民父子争着想自我保全，再按照什伍编制用军法约束他们，不必等候粮饷，人人都能成为精兵；退可以防守，进可以进攻。女真和鞑靼相互对峙，大概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是我国边臣至今还没有掌握其中的要领。至于乌凌阿忠归来、纥石烈执中死亡，以及边境各郡的情况，各人说法不同，其他事情也可以由此概见。这也应当再次告诫将帅，明确赏罚来严密防范间谍。秋七月，直前大略说：“臣私下听说，鞑靼谋取女真，就像猎人的志向在于得到鹿，鹿到哪里，猎人也跟到哪里。假如鞑靼最终能够像刘聪、石勒那样占有中原疆土，那么边境相望便成为邻国，这当然不是我国的利益。或者像耶律德光那样不能立即安定中原，那么奸雄一定会乘隙夺取，这尤其不是我国的福气。从前李纲建议认为，要想保全江南，应当经营淮河、襄阳，把它们作为国家的家计。如今淮地有防海的富饶，也有沃野的利益，当地百姓健壮善战，轻视敌寇；豪民彼此争先振作气概，能够聚集壮勇之士。假如让范蠡、诸葛亮一类的人得到并使用他们，即使横行天下也是可以的，难道肯把他们弃置在不值得守卫的地方吗？中兴初年还来不及顾及这里，讲和以后，又受到盟约的束缚。如今淮东的要害在清河口，是敌人粮道出入的地方；但淮阴没有城池，也没有军队，只是依靠山阳。可是山阳虽然大，前面没有淮阴遮蔽，后面没有宝应援助。若敌人以重兵遮断前方、以奇兵截断后路，那么高邮、维扬的道路就会断绝，山阳的形势便孤立。山阳守不住，通州、泰州就危险，江浙也会震动。淮西的要害在涡颖口，也是敌人粮道出入之处；可是濠梁、安丰城墙低矮、池壕狭窄，兵备单薄空虚，只是依靠庐州、和州。可是有安丰，敌人便不能侵犯合肥；有濠梁，敌人便不能逃往溧阳。即使另有道路可以通行，我国以庐州、和州挡在前面，以濠州、寿州防守后方，那么敌人有腹背受敌的忧患，能够长驱深入吗？所以想巩固两淮，首先要防守三个关口，这不是臣的臆测。从前孙氏保卫江左，邾城虽然小，尚且驻屯三万人。如今扬州、庐州是两淮的根本，兵力却单薄弱小，还不如孙氏的一座邾城。因此李纲又说，大将拥重兵在江南，官吏守空城在江北，这不能算防守。臣认为，今天应当商议把江上的屯军迁来，以壮大淮甸的形势。不过，还应当重视委寄给边外大臣的权力。如今江都、建邺虽然名义上设置了制阃之臣，但事情无论大小都必须向朝廷请命，又有请求而不得批准的情况。应当在近臣中选择两人镇守，并授予他们权力。汴都，是我祖宗建立郊社宗庙、正面向南朝见群臣的地方，如今却被敌寇窃据。历代圣君之所以能够得到宣和之治、后来又所以失去，莫不由于任用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希望陛下赫然发愤，深思这件事。臣又认为，金人既然已经把迁徙之事告知我国，显然要断绝货币往来，把财物转用于犒军和修整军备，这是上等的防备；削减近年增加的数额，恢复隆兴年间裁减的旧制，这是中等的防备；如果他们要求我国供给，而我国答应了，便没有防备了。如今远方夷人和群盗窥伺我国的举动，女真深仇的消亡就在旦夕之间，我国却对他们侍奉得过于谨慎，这是招致侮辱的开端。冬十一月，授秘阁修撰、江南东路计度转运副使。入朝辞行时首先进言防备敌人，三次论说鞑靼和山东群盗都不可忽视。

译最后又说，议论者把金人的存亡当作自己的忧喜，希望陛下激励自强的志向。公在数年之间，接连上奏论事，恳切不倦，总数不下数千万言，权相因此侧目，而海内士人抄写传诵，于是公然有宰辅的声望，朝廷内外没有不同意见。八年春，开始主管漕运事务。这年冬天又说，政和、宣和招致祸患的原因有十条，最后说：臣看鞑靼与女真没有不同，万一同我国成为邻国，也一定会继承女真的旧办法。女真曾经把燕城归还给我国，如今却偏偏不能；他们是要把河南还给我国，来观察我国接受还是拒绝。女真曾经同我国通好，如今却偏偏不能降低言辞派遣使者，来观察我国顺从还是违抗。授右文殿修撰，任泉州知州。凡是和买番舶、官府市购物资不公平，县尉向百姓加派赋税的，都按宪禁惩戒，以示警告。削减秋苗税的斛面，命令百姓自行平量。修治居养、安济的政务，实行常平举子的办法。十一年春，给当时的宰相写信，说生日祝寿之礼，前代本来没有，而起源于开元年间，为什么不以古人的宰辅事业来勉励自己呢？又反复论说诸葛武侯开诚布公的道理。当时宰相正把生日当作搜刮钱财的机会，不能采纳。夏天，温明海盗侵犯边境，公亲自授予讨捕方略；五月平定，不久因功升任朝散大夫。十二年秋，授集英殿修撰，任隆兴府知府、江西安抚使。第二年，太夫人去世。十五年，服丧期满，授宝谟阁待制，任潭州知州、湖南安抚使。修整郡学，重建汉贾太傅、晋谯闵王、司马丞祠，士人都欣然仰慕其遗风。平定道州盗贼，免除飞虎军永久戍守的劳役。任寿昌时，建立惠民仓、社仓、慈幼仓。皇帝即位，召公赴行在。不久授中书舍人，兼侍读，改任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宝庆元年正月，皇帝下诏允许公回家。六月辛丑日，在垂拱殿应对，极力论述三纲五常是扶持天地的根本。陛下不幸遭遇人伦方面的变故，应当在纲常将要坠失之时扶持它，在恩义已经亏损之处保全它。应当考察雍熙年间秦王府的事情：起初虽然降职迁徙，最终仍议定恩典和防范，所以有追封的典礼和赐谥的荣耀；下至诸子，也都得到甄别擢用。当时宰臣称颂太宗皇帝的德行，认为他亲睦宗族、推行慈爱，赦免罪人、抚恤孤儿，足以感动天地；这正是陛下家中的鉴戒。公又当面陈说，自古圣人无不尽到人伦，唯独舜最能体现人伦之至，即使象极为不道，舜亲爱他的心也没有稍稍衰减。可惜陛下对待济王，不如舜。大体说来，人主应当以尧、舜和三代为师；秦、汉以后君主的举动大多不合义理，难以作为法则。这是已经过去的过失，但臣还要进言，是希望陛下知道这个大大的欠缺，从今以后更加增进圣学、修养圣德。其次又说收服人心有四件事，例如霅川之议不询问众人，赏罚徇私，公然行贿受贿，心胸狭窄，这些都是人们难以说出口的事。最后又请求召用傅伯成、杨简、柴中行、陈宓、徐侨。皇上听后收敛了容色，权臣却更加嫉恨了。公还没有离开长沙时，已经写信给当时的宰相，说从前王季能够推及发自内心的爱来友爱泰伯，显宗能够始终如一地对待东海王刘彊，明皇能够让起居饮食都与宋王成器相同，以安定他。至于隋朝废黜嫡长子，只因轻信谗言和邪说而排挤他至死，所以祸乱和灭亡接连发生。如今要谋求长久安定的治理，也不过是在友爱亲族、遵行天伦方面更加用心罢了。然而信送到时，已经来不及改变事情。公因所提出的建议不被采纳，最终辞去内制之职。起初皇帝从王邸来到宫中时，宫室还没有修整完毕。这年秋天才开始驾临清燕殿，公因在经筵侍奉皇帝时说：“高宗受命而中兴，再造华夏；孝宗继承并守护盛大基业，立志清复中原。如今所居的宫庭，二祖的神灵实在都在上面。只有学习可以涵养这颗心，只有敬慎可以保存这颗心，只有亲近君子可以维持这颗心。”于是极力陈述古代居丧的制度，以及先帝临朝视事的仪制。等到宁宗小祥时，朝廷议论想要同时改穿纯吉服，公又论说汉文帝因牵挂亲情而改变古制，晋武帝想要恢复旧制，他的大臣却不足以明白这件事；只有我朝阜陵皇帝独自作出英明决断。过了易月之期，仍穿原来的丧服，上朝的衣服和冠也都用大布。到绍熙末年，阜陵皇帝升遐，侍从大臣罗点等建议请求，命群臣在易月之后仍不脱去丧服；上朝办公时暂且使用公服、黑带。每逢七日、朔望和节日入朝临奠、奉慰，凡涉及丧礼的事情都穿丧服办理。山陵安葬之后，服丧一年和二年时又穿丧服，直到大祥才除去。至于燕居服，也应当稍作制度。当时宰相阻止了这个意见，但公已经闭门请求离去，于是没有再争辩。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千载遗憾。在此以前，当时宰相多次指使谏官攻击公，都慑于公论而未敢明目张胆。殿中侍御史莫泽用含蓄的言辞暗中诋毁公，而公请求离去的奏章以莫泽为理由。莫泽担心自己已经不能安处，八月丙辰日便上疏弹劾公。第二天，诏令罢免公的职务，授予宫观闲职。九月，授焕章阁待制，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十一月，谏议大夫朱端常论奏，追夺了翁三官、罢职，令他居住靖州，公也因此被罢职。第二年二月，监察御史梁成大又请求把惩罚了翁的罪名加到公身上，幸赖皇帝保全，公只降了三官。绍定四年春天，皇帝向寿慈明宫上寿；这年六月，公因恩典恢复原来的官职和宫祠。五年秋八月，升徽猷阁待制，任泉州知州。公从泉州调任福州时，听说京湖帅臣把陵墓图献上，皇帝命近臣集议，准备派使者前去朝谒。有人说鞑靼把河南归还给我国，朝廷因此有经营中原的谋划；公担心重蹈宣和年间的覆辙，于是上密封奏章论说。不久召公入朝。公在先朝曾陈述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道理，到这时又首先以此进言，大意说：权臣违背天意、拂逆人心，贬黜贤者、进用贪人，欺天害民的事情，都应当迅速革除。其次说，恢复疆土的名义虽然正确，但我国进取有两个困难，应当忧虑的事情有五件。其中第三件是，朝廷谋划和战没有一定主张，将帅以无功为耻，只求开拓而不求收敛。所说的都是国家和宗社的大计，皇帝欣然嘉许采纳。公在翰苑时又写信给当朝宰相，论说鞑靼使者到来，不知道来的是他们的酋长还是军前使者，不知道所派的人和所带的是什么文书；应当在朝廷士大夫中选派诚实、通晓事务而且熟练的人，到镇江察看，并把他们留下来等待回报。

译大体说来，和议有容易和困难，也有迟缓和迅速。敌人侵犯我国，如果得到的少而丧失的多，那么和议就容易而且迅速；否则就困难而迟缓。况且人心多诈，怎么可以放松戒备？辛未年再次写信，论说汴京、洛阳失败之事，死者数万，资财兵器全部丧失。甲申年进读时，又对皇帝说，不应当抽空江淮的防备而去进取；稍有不利，敌人便会饮马长江。因经筵进读完毕，奏说道：“骨肉之间的恩情，虽有分立却不会断绝，这是汉宣帝封昌邑王刘贺为侯的诏书所说的道理。臣这样说，是担心同姓近亲断绝后代、没有祭祀的人，应当为他们立后。”二帝三王大都把使灭亡者复兴、使断绝者延续作为心愿，因此享有子孙众多的报应。战国诸侯灭亡别人的社稷，断绝别人的祭祀，秦国尤其严重，所受的报应也如此。癸亥年后殿奏事，论说和议决不可依靠；鞑靼使者到来，接待得过于优厚，只会招来侮辱。大体公前后的论奏，诚恳充实而气度平和，言辞平正而义理畅达；至于辨明是非邪正，说的都是别人难以说、听到的人也不敢怨恨的话。至于敌情的真伪、战场的虚实，大概都是平日讲习、早有定见，并非抄袭流传的传闻。因此自嘉定以来，他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到端平以后回头看，都明白显示出像蓍草和龟甲预知先机那样的准确；所以他一开口，天下人都仰望而信服。可是公仅仅担任掌书制、侍奉经筵、主持贡举，稍稍施展文才和议论，疾病就已经无法支撑了。娶杨氏，死在公前二十四年，如今累次追赠至建安郡夫人。儿子一人，志道，承奉郎，任南剑州在城税务。唉！自庆元年间权臣树立“伪学”的名目来禁锢善类，奸邪小人乘机借此骗取爵位，庸俗士人借此猎取科名。自周敦颐、二程直到朱熹、张栻，凡是阐发天人深蕴、揭示圣贤奥秘的人，都被禁止，他们的著作也被断绝流传。即使《中庸》《大学》这些孔门遗言，也成为科举所忌讳的学问。学者被驱散，甚至有人不敢说出自己老师的名字。公晚年出仕，独立不屈，慨然把天下道义承担在自己身上；他口中诵读、心中思考，以亲身实践来验证，处理事务、接待人物、体察内心，都以合乎道义为安；无论出仕还是退处，不论贵贱长幼，都爱戴并敬重他。自长沙任上以后，国人把公的出仕和退处看作宗庙社稷安危的征兆。公的自身地位越退，道德越受尊崇，声名越盛，受到的责任也越多。积累忧患而成病，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公所写的诏诰制诰，在朝廷的碑铭记序中流传；下至片言只字，散落民间的更不可胜数。他准备在晚年著书留给后人，只有《大学衍义》一书，已经进呈朝廷，留在经筵使用，内容平实、明白而精粹，实在是端正人心、辅佐治理的良药。其次只有《文章正宗》，号称已经成书。悲哉！铭文说：南渡以来草创基业的诸位贤者，有的保存它、封护它，有的培植它、接续它，真是元气充足、人才济济，在乾道、淳熙年间最为兴盛。流传下来的风气逐渐影响四方，孔门之学更加蔓延繁盛。谁把它积聚起来，又想连根拔除？上天本来有一定的秩序，我国的文章道统已经深入人心，寄托在师承之中。公出仕虽晚，却考察寻求前人的遗言，精心探究，努力践行，旁搜细论，用来使志同道合者受到教益，用来警醒群昏。散布在公的奏疏之中，就像道路旁设置的酒尊，人人都可取用。最后一部书，细大之事全都陈述。上自帝王承受天命、治理百姓，其次谈到圣贤彰明德性、教化百姓，而最勤勉的，是端正家庭、彰明人伦；至于公的血诚，贯通乾坤。从前的先儒，正如万物得到春气，清明的风气相互融合而浑厚。公的奋发出世，是从艰难困顿中开始；有时刚被搔动便又断绝，突然又被拔擢而伸展。诚信并非一两次，公只能把忠心带到九泉；四方困顿，苍天悠悠。《鹤山集》卷六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七十，宋魏了翁撰墓志铭。处士高君（大中）墓志铭。高氏以姓氏显著于世，居住在邛州蒲江县的，是从前的依政君。传到第三世高惟谨，惟谨生高永安。高永安娶延贡罗氏的女儿，并同故谏议大夫宋齐愈结为儿女亲家。宣和初年，宋齐愈任学官，命他的儿子宏甫带着书前去从学。不久补为博士弟子员，与同舍生高抑、崇闶、陈少阳、东黄伯渊源、赵子然、雍孙太冲道夫、杨原仲愿、李纯粹静一、雷公达观最为亲厚友善。过了很久，依次升为内舍生。后来女真侵犯京城，师生解散，只有他独自徘徊不去。思陵渡江的第二年，才回到家乡。原配雅之是百丈吴氏，那时吴夫人去世已经三年了。继室是我的族祖姑，生了五个儿子，长子名大中，字正道，就是这位君。朝廷解除戒严、记录守城功劳，城中守学的内舍生遇到恩典，免试两次取得文解；但高永安已经不再有出仕进取的想法，反而更加努力训导诸子。大中从小志向见识超越常人，擅长词赋，尤其精通礼学。郡县学校的官员每月考查、每季考试，他总是领先于众人。内舍生已经疲倦时，父亲看到大中写的文章，高兴地说：“我一生交游的都是天下贤士，如今有一半已经在青云之上；我的不得志，难道就在这个儿子身上吗？” 于是更加不经营产业，放情于山水泉石。春花秋月之时，便命人置酒设席，饮酒时总让大中侍奉，往往又寄托在诗章中，酒兴尽了便抒发心意。父子之间互相唱和，家庭之内和乐融洽。大中的文章词藻追求敏捷丰赡，起初看似不费苦心构思，然而意趣旨意深远。他与人交往，容貌神色温厚；偶尔遇到不能接受的事情，也没有人能够改变他的意志。不久大中患病，立即到眉山访求医生，住了几天，突然昏厥而死。当时是乾道七年正月壬辰日，享年四十二岁。父母还健在，几个孤儿幼小无依，扶着灵柩返回家中，见到的人没有不感动流泪的。大中娶魏氏，名润，是同乡高慥的女儿，生四个儿子：道充、公讷、公谅、公谟。公讷早死；两个女儿分别嫁给黄防、杨子应孙。孙子男孩伯震，孙女八人，外孙男女五人。大中去世时，魏夫人三十九岁。她向上侍奉公婆，向下抚养孤儿；家境原本贫寒，门槛以内的纺麻织布、烧火做饭、米盐酒醋等大小事务，无不亲自料理，共二十年，终于把子女的婚嫁都办完。晚年，道充开始两次参加宾荐，希望稍有成就，以完成父亲的遗志。她正要使母亲宽心、不再忧虑时，嘉定十年十月辛未日，夫人却因病不起了。唉！他的父亲在太学十年，脱离死亡重围，最终以平民身份留下儿子；作为儿子既没有遇到出仕的时机，父亲又没有享尽寿命，把他留给儿媳；魏夫人守寡居住、教育儿子三十八年，又忧惧终其一生，这实在可悲。道充准备在嘉定三年三月丙申日，把大中和夫人合葬在善何乡兑山。于是请我作铭，说：“道充的父亲下葬，如果拖延下去，就无法在幽冥中为他表明了。”我因守心丧而推辞，说不能作文。他却说：“王文公曾经为刁虞部撰写谢师宰的墓志，推及自己的哀痛来写别人，您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于是为他作铭说：中原长满黍稷，正逢一年将尽。打开新年的开始，并不是干旱而枯竭。有田却遭逢这样的灾难，为什么会如此艰难？有儿子而父亲没有过错，又有什么可叹息的？处士魏雄飞墓志铭。汉代的原巨先在谷口称豪，家门前总是挤满了贤者和不肖之人。有人讥讽他说：“你本来是两千石官吏的后代，成年后自我修养，为什么竟放纵自己，成为轻薄任侠之徒呢？”巨先没有回答，却把这件事托付给家中寡妇来说明自己，并说：“我知道这不合礼法，然而不能自己回转。”唉！这句话怎么会无理到这种程度呢？士人正被血气所驱使，在外面茫然奔走，只是担心自己尚未明白罢了；一旦明白了，就会迅速停止，哪里会有不能自我回转的呢？我的族祖仲举，名雄飞，年轻时也凭气概压倒乡里。虽然曾经带着书跟随临邛李静一纯粹游学，却因离家困难而不能完成学业，寄居在邛州南道。那里号称曲路，居民稀少，生计贫乏，靠农耕和买卖来维持生活，一点一滴积聚，仅仅够供给伏腊祭祀。君本是蒲江人，迁居已久，也随当地风俗，开设酒舍，召来佣工杂役；举目昂首、拍掌谈笑，处理事情迅疾如风。只要稍有不便，必定向太守县令申诉，不得到公平便不停止。等到经历变故已经很久，内心困苦、反复思虑，于是收束自己的豪气锋芒，去做那些应当做的事情；救济乡邻，和睦宗族姻亲。年成大灾时，曾发放粮食给饥民；有人不幸犯法，又替他申诉冤屈，终于使他得以保全性命。族孙中有幼年丧父、三代都用草席草束收葬的人，君便聚集族人资助丧事；他们的棺椁墓穴等事务，全都替他们办理。晚年尤其喜欢佛教书籍，白眉长须，拄着鸠杖，诚恳专注地整日阅读，谈话从不涉及家事；听到别人的善行便赶快称赞，超过称赞自己的子弟。我叔父仲祥甫以及我参加宾荐、越级进入科第，君高兴得忘了吃饭；因此更加勉励子孙行善，并严格约束自己，力求归于笃厚，竟到了这种地步。这样看来，不能像原巨先所说那样自己回到礼法之中，他的贤与不肖，根本不用讨论就已经判然分明了。享年七十八岁，开禧三年七月丙子日死于家中。曾祖父某，祖父某，父亲某，母亲某氏；妻子是同乡王氏，淳熙四年七月壬寅日去世。生三个儿子：巳之、巽之、申之；女儿长女嫁给郭宜孙，次女嫁给文圭，三女嫁给张由礼，内外孙男女共十人。巳之准备在嘉定三年十月某日，把君和夫人葬在县内敛德乡旷义里震山；事先请我作铭。我正在服心丧，诚恳地推辞说不会作文，他却说：“柳柳州曾经为陆元冲撰表，欧阳文忠曾经为杜伟长作铭，都是推及自己的哀痛来表达对他人的哀悼，何况我是宗族子弟，您有什么可推辞的呢？” 于是我摘录幼年时从各位伯叔父那里听到的事情，按次序叙述下来，又附上铭文说：悠悠的浮车，载着车马奔驰。只有君来复，在桑榆之乡得到安乐。有田有庐，我耕作我居住；有黍有稌，我滤酒我酿酒。开辟这南道，从这里开始。土地根基肥沃，后人将有所依赖。杨君庆崇墓志铭。

译绍兴三十年四月己未日，眉州丹棱人杨庆崇，二十八岁，已经去世。他留下两个孤儿：迈、懿；懿早夭。杨迈当时八岁，到淳熙末年七月辛酉日，才得以葬父亲于富寿乡虎头山的高地。杨君的妻子石氏先已去世，到这时合葬。嘉定二年，杨迈写信给我说：“我命运不好，侍奉父母的日子很短，孤苦幼小，所以丧葬一直耽搁。如今已经十二年了，还没有人为墓穴作志。但这并不是我敢于拖延，也只是妄想等到像古人泷冈墓表那样，稍稍自立后再办理。我现在已经老了，终究没有机会见到当世名士并请求作铭；如果立即死去，也将死不瞑目。您幸而能帮助我。”我嘉许他的志向真诚，也哀悼他的愿望不能实现，于是恭敬地为他写下行状。杨君大概也很早丧父，却能自立，因此把不能奉养父亲视为遗憾。每逢年节扫墓松楸，常常号哭悲痛，忘记返回。兄弟分家时，他分得的财产很少，所居房屋也很简陋。他孝敬友爱的行为，在乡里显著。外表顺和，待人平易，和悦得仿佛没有什么不能相处；但遇到事情便勇于担当，凛然不可改变。事情办完，又好像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年轻时喜爱读书，不随意交友，尤其喜欢别人的善行。杨氏自从杨君的祖父杨恂起，曾在元丰五年考中进士，做官不过承议郎便去世了。此后，仕宦之家接连不断，犹如缕丝。您从年轻时就承担门户之忧，勤苦用力求学，穷尽晨夜也不放下。至于宗族防秋之类的差役考核，以及到有关部门应试，凡是不能备办行装资费的人，您总是替他们筹划办理，使他们不因这些事而耽误志业。自绍兴末年以来，预先得到宾荐、擢升科第的人，接连不断。不能说过去没有人帮助他们成就此事，虽然这也确实是人们所能做到的；然而您的年纪正盛，正像禾苗刚刚插下，已看见将要抽穗结实，如果再假以时日，哪里能限制您的成就呢？唉，这实在令人悲伤啊！您的祖父在元符末年应诏上书，崇宁二年被编入党籍。中兴初年，诏书几次下令登记元祐党人和元符上书者的姓名，既亲自为他们叙秩，又登记他们的子孙。绍兴元年，天子祭祀明堂并大赦天下，凡元符党人三等，都依照元祐党人的恩典待遇办理，尤其明白。士人中有许多因此受到恩泽，唯独四川顾氏却因路远而遗漏了。幸而世代承继贤德，即使没有爵位也自有尊贵之处，使天下行善的人应当都有后代。可是您的父亲柔中早逝，柔中所生的您又不能长寿。有皇天上帝，究竟是谁得罪了您，为什么偏偏对您吝惜寿命呢？孙子焞，孙女嫁给孙南金、史正道。外曾孙男女三人。铭文说：杨氏的先祖，世系记载自雍地开始。先世在唐朝做官，跟随唐僖宗车驾，避乱来到中州，于是家居唐地。安君的九世祖迁徙到今天的丹山。曾祖王球，赠官承事郎。他的后代中有任承议郎者，以正直之道闻名于世。那是什么样的人啊？为什么违背了他的美德？生逢此世而不得志，只好说后代将会昌盛。中兴时诏书下达，于是召回往日居处的人。居处偏僻疏远，往来埋藏在幽僻坟墓之间。苗木还没有等到结实，接连两代竟都如此。上天果真昏暗不明吗，为什么给他们这样的资质却不让他们成就？或者人们另有说法，并不是在说他们本人。现在刻石撰写铭辞，来告诫后人。太孺人赐冠帔黎氏墓志铭 开禧改元那年夏天，我任职中秘书。青城人王表民以进士身份入朝，才与他初次相识，交谈如同刚刚停车便相识。我考察他的操履，认为他敦厚坚定，心中实在对他寄予期望。嘉定第二年春，表民到我乡里的住所拜访我，拜谢并哭泣着说：“我过去失去了母亲，准备在某年某月甲子日，将她附葬在导江县武骑乡我父亲的墓穴中。以前乙丑年服丧时，表民曾蒙您察看，知道墓穴铭文的事，冒昧想借此托付给您。”我于是推辞说：“墓穴有铭文，并不是古制。妇人的名字不应传出内室；儿子只要努力修饰自身，使自己立身扬名，这就是对母亲最好的铭文。”他说：“您的教诲我已经听到了，也接受命令了。但表民的困苦，有些地方是别人未必知道的。我父亲起初家境贫寒时，门槛以内的麻、苎，饮食炊爨，米盐、肉食等事务，都是我母亲亲自操劳。伯父宋杰两次列入贡士名籍，二叔宋又考中绍兴年间的进士，后来做到石泉知县。唯独我父亲没有遇上机会，我母亲说：‘这是命运的乖违与际遇，不要过分忧戚。’她开设馆舍聘请士人，教授几个儿子。祖父所居住的堂屋名叫‘胜籯’。石泉君曾以此堂屋作抵押，筹办参加廷对的行装，我母亲说：‘先人的训诫不可坠失。’于是把囊中的全部财物拿出来赎回这座堂屋。堂屋收回后已经倾斜破陋，不能不修治，她又勉力修缮，大约过了十五年才恢复旧观。别人有急事敲门，只要力量所能达到的，她从来没有吝惜。父亲的宾客到来，没有人被挡在门外。等到守寡居家，她更加努力持家；亲族聚集，人数日益增多，她辛苦操持竹筥、薄席，纺织衣带，以补足衣食的缺乏。她对待继子和亲生子一样，抚养教育完全平等，没有谁能说她厚此薄彼。淳熙十年，兄长子俊达之在永康、维川分别充任赋试，凭词赋都居第一，母亲稍稍得到安慰，却终于不能长寿。绍兴三年，三哥天民再次考中礼部试，第二年在殿廷唱名，授阶迪功郎，任潼川府通泉县主簿。母亲高兴地说：‘诗书的恩泽，幸而没有在我这个未亡人手中坠落。’她正倚门等待儿子归来，却突然传来讣告。我的弟弟中排行第七的，叫宜之；后来叔父咨用补任巴州通江县尉，曾在某路转运司参加贡试，不久也早逝了。这几件事都是常人所不能承受的，如果不是天性明达，又凭什么自我排解呢？嘉泰改元，母亲得了脚部肿胀的疾病，行动很不方便。表民将要参加进士考试，母亲多次违背病体为他准备饮食药物。她为他举杯说：‘你喝下这杯酒，我还能够勉强忍着疾病来迟延你的成功。’表民惊惧，立即把酒喝尽。他年少时学习《春秋》，贯通其中的大旨，有关部门却误以为他考中了乡试第一名。

译到了四月丁亥日张榜时，母亲却在壬午日已经病危垂绝了。表民服丧期满而没有死去，才得以列入开禧改元的进士榜，调任汉州绵竹县尉。唉，这件事还忍心说吗？人家有的儿子到临终时才显贵。母亲养育表民兄弟，凡是有功名科举希望的，往往先她而死，使她更加悲伤；那些有幸得到微薄俸禄的，虽然独自活得比她晚，却没有得到她一天的奉养。不孝的罪过上达于天，若不刻铭，就没有办法把这件事记下来。我惊惧惭愧地致谢说：‘您说到这个地步，我不敢说不可以。’孺人是华阳的大姓，名道素。曾祖父上行，赠官大府寺丞；祖父朝彦，赠官秘书丞；父亲纁，娶王氏，王氏被封为孺人。朝奉郎仁之的女儿，就是这位孺人，后来嫁给王君。她从小受到父兄的见闻熏陶，学习儒家素养，因此能够安于贫困、笃实实践，具备妇人和母亲的道德，并且始终不改。王君的原配魏氏，生男即子俊达之，生女名松寿，嫁给温江人文舜中，两人都已去世。继室就是孺人，生六子，即天民、表民、次子裕民、次子秀民、宜之、顺民。天民、宜之、顺民也都先于母亲去世。内外孙男女共十五人。孺人两次遇到庆寿恩典，获得初等封赐的冠帔。铭文说：士人修养自身始于俭约，关键在于选择贤良的配偶。无论涉浅水还是渡深方，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能安适。她的修养并不显耀，她所得的报答却极其彰明。说是报答显明，最终却辜负了她应得的酬偿。有的人早晨还在显露才华，有的人到了晚上才芳香四溢。譬如那田里的禾苗，既已锄治，又已插秧；即使遭遇饥荒，也终会有丰收。刻下这篇墓铭，作为后人的庆幸。郭君【杭】墓志铭 皇上初次临轩听政那一年，我与沈氏、黎氏以及郭君的儿子汝该同为同年进士，才在江边认识郭君。他气质容貌温和宽厚，我本来就知道他是隐居而喜好修养的人。郭君的弟弟麟，也因多次应试蒙恩得官，回到鄱阳时病势加重。郭君精诚祈祷，亲自恭敬服侍，没有一点力量没有用尽。弟弟死后，他悲哭极其哀痛，护送灵柩徒步而行，面色憔悴、形体枯槁，别人都承受不了他这样的忧苦。汝该请求说：‘如今离家乡数千里，如果不幸受到风露侵袭，怎么办？为什么不把灵柩附载在方便的船上？’郭君不同意说：‘对死丧的怀念，以及在原野之间寻找葬地，我不知道什么叫劳苦。’最终仍护送灵柩到达，抚养孤儿，终身没有衰减。我因此更加敬重他的义行。郭君和我都是临邛人，名杭，字仲仁。鼻祖伦，曾在黎州做官，因而在那里安家。曾祖某，任合州文学。祖父某、父亲某，都有潜在的德行。郭君幼年丧父，侍奉祖母王夫人，谨慎照料弟弟妹妹，年幼时就尤其挂念他们，从未放下。郭君把自己的产业推让给妹妹，又让弟弟选择便利安稳的部分，自己只接受剩余的。闺门之内和乐融融。他生性喜好周济抚恤，即使抵押房屋、解衣相助，也没有吝惜，因此家用日益衰落。他曾抚养汝该，教导他说：‘我所依靠的只有你了。’ 汝该感动奋发，学习也更加努力，广泛与贤士大夫交游。忠毅杨公震仲任郡学官时，一向敬重喜爱郭君父子，多次引荐并看重他们。州学过去没有校舍，郭君向郡守陈说，请求规划建屋。从开始营建到工程完工，郭君和同郡史君出力最多。汝该考中进士后，每次任职或出游，郭君必定与他同行。他任石泉县丞时，把审慎克制作为训诫；遇到重判案件就不高兴，每五天亲自设饭招待汝该一次。他把平反案件的记录放在汝该座位右边，吩咐说：‘案件结成后，你替我把大概写下来，我将要看。’凡是下笔忸怩不畅的地方，都是你的心意还没有完全表达。嘉定三年六月丁丑日，郭君死于石泉官舍，享年六十八岁。娶叚氏，儿子汝该，如今任迪功郎、雅州司理参军。孙子拱辰。某年某月某日，汝该奉郭君灵柩，安葬在汉源祖坟丑山之原。叚夫人先郭君二十八年去世，曾草草葬在郡城北圣钟山下，如今迁来附葬，是遵从郭君临终的命令。淳熙年间起初，五个部落扰乱边境，我军作战不利，游寇逼近郊外。制置司派王师雄领兵来援，尚未到城三十里，王师雄就在相公岭扎营，凭险自卫，迟疑停留不前。敌寇日益逼近，众人惊惧，没有人敢把实情说明白。唯独郭君奋然说：‘事情危急了，怎么能坐着等死？’于是夜里越过城墙到达王师雄的营寨，天快亮时拜见军门，剖析利害，说明向前推进、屯兵驻扎的好处。王师雄听从了他的话，敌寇到来后知道我军已有防备，渐渐退去。当时人们说这是郭君的防御谋略；若不是这样，城池就守不住了，人们因此都称赞郭君有远见。郭君的族侄迪功郎黄中曾经写过他的行状，到了下葬的时候，汝该奉着行状哭泣说：‘一定要请您来写，因为只有您了解我的父亲，冒昧请求您撰写墓铭。’我说：‘郭君的品行，在家中实行，在州里得到信任，为什么一定要用我的铭文呢？’汝该叩头又哭着说：‘即使如此，也算是成全先父的遗志。’于是我不再推辞。铭文说：兰花生在深林之中，即使无人也自有芳香；只有您的修养，不因身处乡里而改变。经历变故，踏过艰难，您的修养因此极其显著。我作这首铭诗，用来辅助安葬您的遗藏。乡贡进士乐君【材】墓志铭 嘉泰三年秋天，同年好友乐新到我乡里的住所拜访，拜谢哭泣着说：‘乐新家族的祖籍是卭安延贡，世代以儒学教授乡里，都以平民身份去世。到了先父，能够继承我家的事业，可自身仍未显达，撇下几个孤儿已经十五年了。他过去曾留下遗命说：“我死后，就把我葬在依政县北界里之原，附葬原配苏氏。”兄弟们贫困，科举不能按时举行，如今百事刚刚准备好，墓穴已经掘成，却还没有铭文，所以冒昧向母亲请示，写明父亲的品行和年龄，专门来请您。’我答应说不敢说不可以。三年乙丑年，乐新写信送到京城说：‘癸亥年服丧时，您曾经答应过这件事。现在定于明年某月某日下葬了。’我惭愧地向来使致谢，写成文字交给他。君名材，字元修。高祖名周，曾祖名察，父亲名潮。君年少时聪颖敏悟，二哥叙南任推官林，兄弟二人都凭词赋在乡里闻名。远近州县的学生争相跟从他们受业，登记在册的人大多能考取科第、列入宾贡；二哥也擢升为进士，唯独对君未能显达感到遗憾。大学博士李石以文章著名，轻易不许人为文。绍兴壬午年，他来主持乡试，惊异于君的文章，把它上报；后来又亲自见君，君诵读文章一字不差。参加类省试却落选，他更加痛自反省，记录并抄录韩文公文章中绍编刬之句【原文有音义注】，给居室题名，越发放力于学，把古今一言一事中可以作为训诫的，都张贴放置在屋壁上。三个女儿分别嫁给周郡的杨瑊、罗一谦、朱叔厚；内外孙二人。君性情方正持重，侍奉母亲罗夫人，从不违背她的心意。苏夫人是州文学声的女儿，火井人；她比君先二十八年去世，恭敬勤谨地履行妇职，亲手抄写书籍装满箱笥，以辅助丈夫，又把这些书传给儿子和宗族，成为他们取法的榜样。铭文说：

译只恨栽植未到年岁，只恨积蓄未及施展；有这样醇厚的德行，至死也不改变。看那墓地，君的荒墓和墓兆是牢固的，子孙将会使它更加显赫。龙水钱君【安国】墓志铭 如今郡县的荒政不再讲求，遇到饥荒年岁，官吏假借劝分的名义，把科粜的命令下达到富人和大族那里；富户喧嚷着互相推诿，按升、抄、合收敛粮食，否则便把年成当作获利机会，闭塞阻遏粮食流通罢了。若有人竭尽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不用官府催征督责，就能保全安定乡里，免除盗贼抢掠，那么不论事情功劳大小，都有可能获得任用。东川土地多贫瘠而少肥沃，物资尤其缺乏。绍熙三年发生大灾荒，百姓连糠秕也接不上，钱安国继承先人，首先打开私人粮仓赈济；粮食不足，就向转运司、常平司请求平价出售；郡国仓库分出各隅的粮食来供给，选择谨慎厚道、有仁术的人主持此事，并让钱君往来督察进度。郡守县令既然充分听从任用他，救活的人非常多。嘉泰元年再次发生饥荒，台府商议赈济平粜，钱君的信义已经彰显，又把此事委托给他，救活的人比前次还多。唉，做郡县大姓的人如果都有这样的心，天下哪里还会有受饥荒困扰的年份呢？那年我在成都任职，常常有人向我说起前面的事情。不久钱君因为安葬亲人，袖中带着我朋友张义立所写的铭文，来求我写诔文挽词，又当面向我说明，我更加相信这些事。今年春天我客居成都，有钱氏子弟震之经张君介绍来拜见，我说：‘这不是先前开仓赈济的那位钱君的儿子吗？’ 我听说救活百姓的人必有后代，急忙作揖请他进来。他拜谢并哭泣说：‘震之不幸，过去某年失去了父亲，如今将于十月癸酉日安葬。刚才我惊惧失措，又问起您身体无恙时的往事，您说：“不过是以前的事情罢了。”我父亲早年丧父，努力求学、维持门户，丧葬合乎礼制，婚嫁合乎时宜；开设馆舍、聘请士人，教导几个儿子，使家业不致衰败。他年少时通晓经书、诸子百家，期望凭文章稍稍奋发，但屡次应试于场屋，总是不遇。晚年把堂屋题名为‘孝友’，与众位堂兄弟相处融洽；又给亭子题名，作为游息之所，和宾客相对交游，彼此切磋。至于厚待亲族、善待乡邻，凡是人道所应当做的，我父亲既已实行，而且从不厌倦。张君大有曾经叙述过这些事情，唯独还没有把它刻在墓穴中，难道不是托付给您吗？过去辛酉年服丧时，先父曾蒙您察看，除了您还能托付给谁？’我问他的世系，他说：‘我的先祖曾有人考中孝廉，任龙水令，才在我家资水西山倒植松下安家，世人称作“松下钱受之”，字明晁，这是先父的三世祖。’我的母亲是本郡蹇氏，温柔美善、安静严肃，宗族都认为她适合为妇；她只生一个儿子，就是震之。两个女儿都先去世，内外孙七人。问他们葬在哪里，他说：‘在县中龙水乡双鱼池的兑山，君夫人与他同一墓穴。’ 我问钱君夫人的年龄，他说：‘两人都是六十二岁。’夫人在嘉泰四年某月某日去世，钱君在开禧三年十一月某日去世。我看过他的行状，又以过去听闻的事情加以验证，认为应当为他作铭。铭文说：有德行隐含在其中，你的疾病成为我的哀痛；不凭声誉，不凭交游，只有常道和醇厚德行。那高大的丘墓，就是您的宫室。你的后代将使墓地封土增高，不要说上天昏昧无知。费子文墓铭 费子文下葬时，他的弟弟炎已经为他写了墓志，又请同邑人魏某作铭。铭文说：肃穆鸣叫的大雁，时而向西，时而向东。嗷嗷叫的林中乌鸦，也会反哺并跟随群鸟。有什么呢？又失去了什么呢？只是劳苦了我的自身，依照自己的限分而行。希望能够这样直到终老；啊，这就是蜀郡子文父亲的宫室。魏府君【和孙】墓志铭 邛州蒲江的魏姓，若要考察谱牒中相互贯通的世系，大体只有两支，这其中也是有缘故的。如今居住在县城中的，是我们这一宗。县城二十里左右有个地方叫嘉魏，是过去汉嘉迁来的人所居之地。中兴初年，罢除新学，恢复以词赋取士，嘉魏应诏赴试的人名叫邦达，年龄刚满二十岁，就列入选拔之中。我的祖父一向与他交情深厚，后来他没有儿子，祖父便把第三子和孙作为他的儿子。这就是君的两支在世系上的同异，只是已经无法考证。到这时，才依照唐人洛阳曲江张氏家族的旧事来排列昭穆。君字伯同，另名明孙，资质性情宽和随易，很少与人发生冲突；对父母孝顺，对朋友厚道，待人一概真诚。无论年长者还是地位贵贱的人，都能得到他的欢心。家门临近交通要道，往来的游士，晚上供住宿，白天供饮食，人人都满足自己的需要后离去。甚至下至挑担的小贩、低等工匠和伶优，也没有不向他们施舍财物的。家用因此稍稍困窘，但他一生遵守并敬畏自己的限分，不拿名帖去拜访请托权贵，不用诡诈手段谋求侵夺；贫弱者也不靠借给他们钱财来求取加倍利息，不趁时操纵货物，在乡里、溪边、山谷角落牟取暴利。他拄杖逍遥而行，逢上佳时令节，便命人置酒取炙，从不深计家产的厚薄。晚年经历的变故已经很久，处世平和淡泊。乡里有不平之诉讼，往往从容来拜访君，只说一句话便能使争端化解。乡里一两个在远方做官、曾与君交游的人，感情深厚；等到他们主管州郡，反而因为书信往来而疏远了。君自处不苟且草率，大体像这样。君同母的两个弟弟，连续多年列入宾贡；两个弟弟的儿子也接连考取科级。因为我魏了翁不肖，也得以在庆元进士名籍上挂名。君平日对我的评说，大概就是这样。假使上天再给他一些寿命，让他头发斑白、眉毛长长，统领族属，承接乡邻之间的安宁，他一定能把弟弟顺和厚重的风气带给国人。不幸享年六十岁便去世，正是庆元六年九月戊午日。曾祖父某，祖父某，父亲某，母亲杨氏。君娶同邑王氏，她是故安岳主簿、宣义郎致仕偀的女儿，能够亲自履行妇道，所以成就了君的美德。她比君早两年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儿子三人：长子芾，次子仲翁，次子德谦。仲翁以后由同母弟直行承继；德谦以后由堂弟良弼承继。女儿三人，都已去世。女婿高次、乡人宋仲巽、张巩。芾有一个儿子，名愈。芾将于嘉定五年十二月丙申日把君安葬在蒲川乡钦风里，并让王夫人附葬。我从小作为侄子承受君的警诲，熟悉他美好的言语和行为，写铭文没有比我魏了翁更合适的了。铭文说：以地名作为姓氏的这一支，说起来是从嘉地的君开始的。我们宗族能够继承他的家业，说他俭约却不急迫，说他安泰却不夸耀，说他超越常人却没有瑕疵。我这篇铭文并不是夸饰。

译谯府君【春】墓志 嘉定六年正月丙寅日，处士谯君在成都双流县尉官舍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这年二月辛巳日，他的孤儿仲午把灵柩运回卭州蒲江的乡居；九月庚申日，安葬在盐泉乡兑山。事情办妥前，他写信给我说：‘从前我父亲孤苦而自立，你住在我家邻近，实在熟悉他的情况。你的同胞兄弟，都是我父亲亲自养育出来的；你看待我的父亲，就像看待舅父一样。父亲的墓穴还没有文字记载，专门托付给你，我不敢推辞，请你叙述并撰写铭文。’君名春，字子长，姓谯氏，世代居住在邛州大邑，以儒学成为家族声望，后来迁居蒲江。曾祖父祖道，祖父景阳，父亲询，曾两次参加礼部贡试。母亲陈氏，是文林郎寿祺的女儿。君在母亲怀孕七个月时出生，十七岁丧父，又过了三年丧失依靠，孤单一身，备尝艰险，经历了常人所不能承受的困苦。从小就期望建立门户，谨慎遵循礼法，不敢逾越。当时祖母王孺人年过八十，几个伯叔父已经分居，君委曲承顺，使内外没有怨言。同宗伯父蓬州府君孝迪，内心很善待他，常写信慰劳，期望和托付都很深。刚满二十岁时，他所交游的都是父辈人物。他起初精通毛传、郑笺所说的《诗经》，后来学习词赋。县令中有士人声望的，大多以宾礼相待。自从贡士去世后，所收藏的图书典籍几乎全都散失了，君却特别喜爱读书，积蓄了很多书籍；从六经、诸子、史书，到星经、地理书、虞初稗官、道教佛教以及医卜之书，没有不研究阅读的。有时向别人借书，来广泛了解自己未见过的内容，一旦遇到有意义的，就立即抄录下来，如今他的手泽还存有数十编。每年生日，子孙为他祝寿，他总是先摆出父母的画像，哭泣拜祭。居所背山，可以望见先人坟墓，他在山上修建顾云亭，常常凝望久立，连日影移动也不察觉；他笃厚于孝爱，就像这样。他资质简朴持重，与人交往和悦温和，有不同意见时也从不借言辞脸色伤人。他教育儿子、整治家庭，大体以忠孝为根本，又用‘忠孝’题写他的居室，从中可以大略看出他的志趣。开禧三年，仲午凭词赋考中乡试；嘉定三年再次应试，于次年考中进士，试任为迪功郎、双流县尉。君比儿子只大十来岁，却得以享受儿子的终身奉养，唉，这实在令人悲伤。君的妻子是陈氏，名符，临邛人，进士仲鲁的女儿，昂的孙女，承事郎熙的曾孙女。她没有赶上侍奉公婆，却能谨慎主持祭祀、和睦宗族，有足以称道之处。某年某月某日因病死于正寝，享年若干岁。生有三个儿子：焯、仲午、煓。焯比父亲早两年去世，煓承继叔父后也早逝。四个女儿，长女嫁给乡贡进士费之午，次女嫁给郑存中；费德远嫁给郑存中的女儿先去世。孙子三人：延、址、增；孙女四人；曾孙男一人；外孙男女十人。铭文说：兰花既然种下，又为什么把它割掉，使佩兰的人匆匆离去？愿万代子孙不要废弃这份事业，继续传承下去。史夫人墓铭 庆元初年，韩侂胄专擅朝政，权势炽盛，道路上有人因为眼前形势而推尊庆隆守任侯逢到西充任职，并在泸州主持考试。侯逢揭发防援汉王刘凤的事情，言语涉及讥刺，言官想上奏弹劾他。姑苏黄公子由当时任秩宗，窥知此事，替他缓颊求情，因而得以免罪。后来又把此事告诉成都帅臣，台府知道侯逢贤能，最终没有人敢举发。其母史夫人说：‘你只是一个疏远的小官，灾祸将不可预测，哪里还敢再有荣显的希望？假如不获罪于名义，你还有什么能成就得更多的呢？’士人听到这话，都觉得壮烈。后来侯逢任温江县令，恰逢吴曦叛乱，夫人告诫他要以死守城。他在汉嘉任通守、在合阳主持试郡时，大多因为抗直不阿而不被台府容纳。夫人告诫他说：‘我看你的骨相疏放而孤峭，又正直刚强，性情径直行事，常常和外物相忤，这是我所担忧的。然而仕途的迟速应当知道是命。’后来侯逢交回合阳官印，取道古渝州，途中遇见故人程叔达，孙奉使在峡部迎接相见，彼此慰劳。后来侯逢经过姑苏见到子由，子由说：‘听说你因为直谏士人而触犯权臣，嘉定诏书给你加秩，恩宠很厚。然而当初商议时，曾有人请求迅速把你逮捕下狱，你知道这件事吗？’夫人听说后叹道：‘我本来就担心你太多和人相忤。’从此士人更加认为夫人很了解儿子。虽然滂的母亲去世得比她远久，我因为和侯逢有姻亲关系，从成年起就常听说夫人的话。德越任眉山知县时，我又得以跟随荐绅大夫交游，庆贺她将满九十岁，准备前往拜见，却未能成行。二月里夫人已经因病不起。五月，侯逢见到她的两个儿子，托人给我送信，并把夫人的善行事状送来，说：‘我将于十二月某日把母亲葬在青神县玉台山，先父的墓兆在前。我的母亲起初家境贫寒时，我父亲奉议君在成都、广汉之间任教，母亲住处只有蒿簪布衣、粗菜糙米，却能恭敬侍奉祖母，使祖母欢心。养蚕、纺绩丝麻、米盐等细小琐碎的事务，都是她亲自操劳。我们宗族中贤能的子弟跟随父亲求学，饮食、洗濯等费用，母亲总是亲自承担。侯逢还没有垂发、刚到换牙年龄，母亲就督促他到外郡游学，前后十年在外，从不让他留恋家居，这也不同于一般爱子女的人。她曾抚着侯逢说：‘自从我作为女儿嫁到夫家，侍奉你的曾祖母，知道她曾经跟随李褒学习词赋，七十岁还多次参加春官考试。你的父亲和祖父都困顿于武阳，你若不自己努力来光大宗族，我还能希望什么呢？’侯逢听后惊惧，因此更加勤奋不懈。淳熙七年，侯逢考中进士，宰相赵文定公议定将第三个女儿嫁给他。殿试时，太常少卿朱公时敏任著作郎，和我父亲一向交好。朱公的夫人任氏，与我母亲同年。母亲命侯逢等到他脱去布衣、取得官身后，立即依朱公议定的婚礼成亲。我的妻子嫁来以后，准备把因宰相女婿身份所得到的冠帔恩典用来封赠夫人，但有关部门格于规定，没有施行。等到侯逢积累官职入朝，我母亲才得到初等封赠。嘉定年间册立储君并大赦天下，又加封为太安人。唉，这些难道足以作为报答吗？她关于义方的训诫，如今还听得到吗？过去跟随我父亲游学的宗族子弟前来吊丧，都说：‘教导我们的是余兄，养育我们的是余嫂。’彼此相对，哭得失声。唉，这种恩德难道是勉强说几句话就能表达的吗？不肖的侯逢非常恐惧，担心岁月久远后母亲美善的言语和盛大的行为被埋没而不显。墓门已有石碑，希望您能为她写下记文。我惊惧致谢说：‘听到您的话，我本来就应该答应，何况又承蒙两位公子相托，怎敢再推辞？’夫人姓史，她的鼻祖司马某跟随唐僖宗入蜀，因直言获罪而死，葬在青神。二子瑜的后代于是在那里安家，再传到在谦，任符宝郎，这就是二瑜的后代。夫人是他的后裔。曾祖宛，祖父嘉谋，父亲祐，母亲某氏。奉议君名某，生一个儿子就是侯逢；侯逢前朝任朝散大夫、知隆庆府。

译两个女儿嫁给何庭瑞、杨谦之，都已先去世。孙子二人：商辂、周冕。孙女一人：虞韶，嫁给李术。铭文说：上天赐予的寿命长久，她内心中正和顺；没有早夭，成为上天所养育的民众。夫人的长寿，是因为顺应正道；处于穷困不怨愤，处于丰裕不争竞，经历变故也不改变。谦冲俭约成为天性，享有九十岁的高龄。儿子显达而贤善，玉台山下的英灵，愿她永远不陨没。教授彭君子远墓志铭 已故长宁军军学教授、通直郎致仕、眉州丹棱人彭君子远，将于今年绍定五年十二月丁酉日安葬在县中至孝乡麻谷之原。下葬前，他的两个儿子孝友、孝安接连到门前哭泣，请求写文章记载墓藏之事。我私下想，子远与我是同年进士，后来我持节出任东川，他又曾任我的僚属，怎么敢不答应？于是写下墓志并作铭。墓志说：子远名运成。唐末有名充的人，任汉州金堂县令，当时称为循吏。唐僖宗入蜀时，加授侍御史、柱国，赐绯衣银鱼以表彰他的奇异功绩。拾遗钱珝为他写墓志，他就是子远的十世祖。高祖名彬，曾祖名隲，父亲名符，从政郎，赠通直郎。母亲王氏，赠孺人。她生九个儿子，子远排行第八。子远年轻时努力学习写文章，务求崇尚大体。三十二岁才参加乡贡。不久遭逢父亲丧事，又过三年，在类省试中被奏名；第二年赐进士第，调任荣州应灵县主簿。任期届满，调任嘉定府府学教授。任期届满，又调任雅州州学教授。雅州学宫颇为修整，但供给士人的廪食略有不足，他便向州府请求，拨给田地、分配财物来资助学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丈〕 任期届满，调任隆川仁寿县县丞。不久堂差他任潼川府府学教授，他修筑高里堂，续写进士题名记，以激励后来的学子。郡中有江滩沙洲，年久变成肥沃土地，豪强大户擅自占有其利益，后来彼此交相到法庭诉讼，有关部门便把土地夺回出卖。子远用学廪的余钱，以租谷增置弟子员田。土地收入归入学校后，他们又互相混淆地界，想借此出售欺诈。子远亲自走遍田间道路，破坏了他们的邪谋。任期届满，又任长宁学教授。当地学校旧时低洼狭小，士人没有地方学习，于是他营建校舍，设置筵席几案，使学生得到安顿。郡中有淯井盐，过去以卤水所余的收入供给养士费用，郡将却想把它掩为己有。子远把此事报告提举学事司，使收入重新归还学校。郡将反而因此敬重礼待他，把他请到幕府之中，郡中事务多因他的参与而得到补益。等到考核合格，敕令两个儿子带着家属向西归去，他亲自到转运司申明此事。宝庆元年正月庚辰日，子远死于遂宁客舍，享年六十二岁。去世那天，身旁没有亲人。同年好友应文父当时任转运判官；同郡任传父处厚任知遂宁府，准备棺木、衾被为他收殓。唉，实在可悲！原配祖氏，继室史氏，都赠为孺人。祖氏已经去世并下葬，如今将史氏附葬。儿子三人：孝先、孝友、孝安。孝先承继伯父。孙子二人：立祖、通祖；孙女一人。我曾说，士人活在一世，应当以千载为期望；以五事作为根本，所谓五事，就是在这五方面有所作为；以五品成就自身，所谓五品，就是在这五方面分辨品节。实行这些并使之显著，反复学习并加以审察，从中便能知道其中的道理。通达时，就把它们体现在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上；如果不能通达，便修养自身、整治家庭，以善行影响他人。只要有一项懈怠废弃，就是自暴自弃。像子远这样，幼年在家学习，以父亲为老师，以诸兄为老师和朋友，始终沉浸在一家人的教诲中。长大后参加乡贡，虽然没有完全发挥才能，但四次担任郡中文学官，勤勉不懈地把教师之道作为自己的责任。凡是用来渐进磨砺、淬炼激励学生的事情，直到学校膳食供应和积储，无一不亲自过问。这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不过是实行自己职责本分所应当做的事罢了。若能充实并推广这种心志，达到辅佐教化万民的地步，我知道他一定不会辜负自己的一生。铭文说：居家时和悦有礼，任官时谨慎诚实。仕途停留或升进在于上天，能否被人知晓在于自己。怀抱忠诚，践行纯正，终其一生不改。《鹤山集》卷七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