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三十九宋魏了翁撰记

译中江县灵感庙神墓记 天地宇宙之间，气运行到极盛并向外伸展的就是神，回返收聚的就是鬼。落实到人身上，阳魂是神，阴魄是鬼。阴阳二气结合，魂魄聚集凝结，便产生生命；二气分离，魂离开形体而成为神，魄下降而成为鬼。《易经》所说的‘精气游魂’，《礼记》所说的‘礼乐鬼神’，孔子所说的‘万物的精气显著’，以及子思所说的‘德行盛大、真诚无法掩盖’，大意就是如此。古代圣贤所看重的知识，也只是要懂得这一点而已。因为懂得这一点，所以把生死看作一体，使显达和困厄相通，在天地之间都明明白白；活着是贤能聪智之人，死后成为光明的神明，本来哪里有今昔、存亡之间的区别呢？自从义理不再受到尊崇，学者中懂得这一道理的人大概很少了，于是关于鬼神的说法，不是流于怪诞，就是陷于恐惧；礼制败坏，音乐废弛，虚浮伪饰日益滋长，人心离开根本越来越远。然而这个道理存在于世间，经历千年也如同一日。颜鲁公忠肝义胆，死去已经很久了，史书所记载的他的英烈，仍然高峻如严霜烈日。李卫公逃亡死于南方荒远之地，令狐绹在梦中仍然畏惧他的精魂。柳柳州寄居罗池，猿猴长吟、仙鹤哀鸣，哪一样不是他的精神显现呢？这怎么可以诬说不存在呢？” 何况有土地、有百姓和生灵，又对人民有恩德，死后就安葬在他的土地上，人民心中所向，斋戒洁净、承奉祭祀，以使他的生气得到显现，这种情形怎么能够掩盖呢？潼州的中江县，起初叫元武县，县治原属凯州。隋大业年间有一位李太守，凯州百姓感念他的恩德；他死后，就葬在州中某处。后来又建庙祭祀，并设神主奉祀他，如同桐乡祭祀那样。墓在江边，经过很久，虽然有洪水积涝，也不能侵蚀它；然而墓地多次被水淹没，时间久了，人们便怀疑墓址，于是向神祈祷，请神确认。祈祷果然得到回应，人们更加认为他神异，便在墓旁创建墓祠，前面是门，后面是寝殿，神位次序排列得十分显明。如今荆州牧、起居刘公，已经为旧祠详细记述了它的始末，又想求我写文来记载墓地。唉，这也真是奇异啊！自古以来，生前身居显位、享有荣华，死后归于湮没的人，哪里数得过来？而从大业年间直到今天，已过六百多年，神灵显明、德泽深厚，时间越久越没有衰替，那么这位神明能得到人民如此感应，也一定是有道理的。公叔文子游览瑕丘时说：‘这座山丘真快乐，死后我想葬在这里。’蘧伯玉却认为不可以，马上说了请求他离开的话。成子高卧病在床，对庆遗说：‘我听说，活着对人有益，死后不能给人造成祸害。我死后，就选择一块不妨碍耕种的土地把我安葬在那里。’古代君子的用心，是希望德泽广泛施及他人而不留恋形迹；他们对于生死的看法明白透彻，并不是拘泥于一座山丘的眷恋。如今神灵安葬在江边，并不是因为有瑕丘那样的乐趣；江水所到之处，正是又一块不妨碍耕种的土地。然而经过六百多年祭祀，墓冢仍然巍然独存，庙宇形貌也显赫鲜明。难道是因为神灵爱惜万物、利惠百姓的心，生死始终如一，所以报应才这样没有穷尽吗？我既乐于听闻这件事，又赞美中江百姓追念先人的厚重情意。所以为他们说明生死幽明的道理，叙述这件事并把它记载下来。

译卭州新建南楼记 临卭位于蜀地上游，鹤山像衣襟一样环抱它的西面，卭水像衣带一样环绕它的南面，风气融和，土地平衍肥沃，百姓生活在这里，操守谨慎而淳厚，习俗崇尚儒雅。大概自胡安先生、林闾翁以及曾任汉卿的孺甞以来，云从曾向他们求学，最终都以声名闻于世。庄遵、陈立相继有显著的声望，文雅遗风所渐染，历代都不缺少贤人。即使经历五代的动乱，忠诚诚信之士也仍有杰出者在当时显名。到了本朝，教化纯厚普遍施行，士人的趋向更加端正，有的以学业著称，有的以功业流传后世，有的因刚直而不为俗世所容，有的因廉洁公平而受到百姓爱戴；这些事都记载在史册中，流传于郡志，光彩显著，完全可以考察。眉山张侯师防来任本州太守，崇尚教化，表彰遗逸，礼待儒士，考核弟子员，凡是能够崇扬教化、改善风俗、启迪常道、彰明伦理的事情，他都已经尽心去做了。又因为南方属离卦，是一州文明之气聚集的地方，感通神灵、输送秀气，世世代代承载着英才，于是想再有所作为，使它更加发扬光大。他沿着郡城谯楼向南走，放眼可见数里，地面平直如磨、道路笔直如箭，来到江边后，测量地势，在那里建楼。楼面宽四仞，横向长度比纵向多一仞；高高的栋梁显现，阳马承托屋脊，两座厦屋夹护其旁，像鸟张开双翼；横向各列二丈左右的山峰，呈现出如拱手相迎、如授受礼物的姿态；流逝的江水闪耀光辉，仿佛回望又仿佛留恋。从前郡城谯楼的面势在各郡中首屈一指，如今这座楼的巨大华丽也与它相称；但江山的气象扶舆而起、广大雄浑，谯楼就比不上了。四川制置大使、广安人安公丙，因为曾经在这里做过县令，又赞赏张侯效法古制并顺应时宜，捐钱一百二十万来帮助工程。工程开始于嘉定五年十一月，至第二年三月完工，耗费钱一千四十万有余、米三百石、役夫一万三千人，工程完成而百姓却没有感到劳役。我的同年友、天官侍郎、阳安人许公奕，已经为这座楼题匾，称作‘南楼’。当年七月，士人写信来告诉我，请我记述工程完成的事情。我是本州百姓，不敢推辞，只好诵述旧闻，以推明张侯的用意。自从天地定位以后，南北方位成为中正之处：坎卦居北方，中心充实；中心不实便险而容易动摇。离卦居南方，中心空虚；中心不虚便昏暗而不能明亮。阴阳二气的升降、万物的生成，都由此而来。近取人体，大凡形成形体而具有实物、内心诚信而不可欺骗的，都是坎卦的充实。至于发挥作用的关键，只有心最为重要。人凭一颗心立身于天地之间，虚明中正，最完美的文理便由此产生。所以它的卦象是离。人人都能深入体会并默默践行，只要有一天能够洞见整体，那么所居就是宽广的居所，所立就是正当的位置，所行就是大道；凭此周旋于万物之间，处处都是彼此相见之地。就像太阳正当中天一样，宇宙之间没有一样不能被照亮。这颗心难道还不已经十分宽广舒展了吗？可是人们常常把它缩小，使自己沉溺在偏斜、闭塞、昏暗的境地中；物欲遮蔽了它，天理也就隐藏了。因此圣人树立卦象来显示这个道理，又设置卦辞、爻辞来告诉人们。所以说：天有四时，地承载神妙之气，没有一样不是教化。坎、离虚实的卦象，难道不就是天地之间无言的教化吗？不只是这样，像升卦说向南征伐而吉利，明夷卦说向南巡狩而有所收获，也都取法于这个道理。都邑的布局，面向朝廷而后面是市场；乡饮酒礼的座次，面向仁德而背向藏处，这不也说明阳明的方向是君子所崇尚的吗？人一身发挥作用的关键，都出自这个中心空虚明亮的地方，难道可以不重视吗？张侯建造这座楼，凡是为了寄托他用它进行教化的心意，并不是一定要家家户户亲自到门前说明。士人如果能够循着楼名领会其中的深意，反求自身，不被物欲遮蔽而堵塞内心的虚明，不被偏颇昏暗蒙蔽而失去中正，不满足于末技而扰乱最高的文理，不夸耀小聪明而遮蔽本来的明德；一旦豁然开朗，广大通达，没有什么阻塞，就以此充实自己，达到明道入圣，也将没有什么困难。他的英华润泽充盈，光辉畅然发散，又哪里只是官爵名位的荣耀呢？张侯对士人的期望，大概就是这样。我虽然不聪敏，也请同乡父老兄长共同努力、恭敬地修养自身，不要忘记张侯的恩德。泸州显惠庙记 鬼神的道理，茫昧而不可测知，但圣人经典中所见到的，只是用语言说明它的情状，记述幽明之理。孔子所说的万物之精，子思所称的德行之盛，无非是天地运行的功用、阴阳二气的良能，是使万物神妙化育而无所不在的道理。古人所说穷究事物以达到知识，正是要穷尽探究这一点。生死昼夜的道理已经在心中明白，然后谈论鬼神之义，才不会失其正道。自从异端邪说虚妄张扬，士人中懂得这一点的就少了。正因为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不是把它推给茫昧难知之物，就是迷惑于奇怪之事。礼制败坏，音乐废弛，虚伪日益滋长，人心离开根本越来越远，又哪里知道所谓辅助天地化育的功用呢？泸州显惠庙，大概始建于淳熙八年。关于神灵生死、荣衰的变化，简池许公延庆已经记述过了。嘉泰三年，唐安王侯勋又把它改建到高爽干燥的地方，规模宏大壮伟，但很久没有能够完工。十年后，许公的儿子、天官侍郎许奕来任地方长官，亲自把它建成。不久堤防填筑、改易的工程又发生，于是把劳役交给通守费君昌遇办理。所有费用都由郡府少府的金钱承担。王侯已经约束开支，不侵扰百姓，使余财足用。前面是门，后面是寝殿，四周环绕步廊，文饰的椽子、华美的梁柱，极尽宏大华丽。费君认为这项工程不能不在丽牲碑上有所记述，于是把事情嘱托给他的同乡、临卭人魏某。我考察事情始末，不禁叹息说：‘自古以来，那些分封受爵的人，为什么多只是像旅舍中的过客一样，生前享有显赫荣华，死后却归于湮没？从梁武帝天监年间直到今天，时代相隔已经七百多年了。然而神灵显著有德，时间越久越没有衰替，那么神灵能够感动人心，也必定有其中的道理。畏垒的社祠、离▯的馆舍、桐乡和罗池的祭祀，如果人在世时对百姓没有恩德，死后还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建庙吗？’有人说：‘充满宇宙、使生命生生不息的是理；聚集而产生、消散而死亡的是气。气聚集在这里，理也就寄托、命定于这里。如今气化已经消失了，理又寄托在哪里呢？’我说：‘不是这样的。’先儒说：‘使生命得以显现的道理，就是鬼神；使生命归于死亡的缘故，其鬼便不再显神。’古人修整祖庙，陈列宗庙器物，设置先人的衣裳，进献时令食物，是要表达先人如在面前的诚意，希望先人能够享用。祭祀时那种光明、香气升腾、令人凄怆的感受，以及洋洋然仿佛亲临祭祀之间的神气，都是精诚所寄寓之处，也是实理不可掩盖的表现。建造祠庙，难道不正是古人修庙、陈器、设衣、荐食的心意吗？一定是对聚散之理有深刻体会的人，才能在这番话中得到警戒。

译茂州军营记 上天安定下民，把重大使命集中交给太祖。事情既定以后，百神各自接受职司，六服都遵循正道。到了李唐末年，强藩相互叛乱援助；五代八姓之时，百姓的生活像被火焚烧。于是谋划使天下长久安定、长久治理的办法，皇帝发布诏旨，召各镇节度使回到府邸，派朝廷士大夫去治理百姓。赋税转运的利益，虽然隶属于转运使、副使，但两税中本来就有应当归郡的部分；又有官房廊舍的杂收、土地收益、坊市和渡口的支出酬金，以及衙前差役未用尽的钱，全都归各郡，以备非常之用。郡中设置军营来招募军队，大郡有十几指挥，小郡也不少于三五指挥。每指挥大多有四五百人，平时统率管理，春秋两季按规定隶属于郡。所谓知军州军，是军政；州，是民政。把方镇的权力分出十分之二三交给各郡，是要使各郡有兵有财，能够抵御一方。熙宁年间那些只知聚敛财利的大臣，不懂得替国家作长远考虑，却说郡守掌握的权力太重。于是搜括土地收益，收拢盐课，禁止回易和酿造，以削弱各郡的财力；登记禁军，停止招募补充，合并军额，把钱财归入将士名籍，以削弱各郡的兵力。各郡既不再有一兵一财。应当修治兵器、毁坏城郭以防备意外的事务，又被转运司控制，因此往往拖延吝惜。上奏请求拨给费用，有时甚至受到阻挠。圣门所说的三项条件，如今全都一项也没有。一旦盗贼突然发生，外患接踵而来，勤王的军队不是驱使市民，就是招募乡民；遇到敌人便溃败，逃亡者聚集起来抢掠，这种祸患长久存在而没有消除。中兴初年，朝廷虽然亲身经历了这种弊病，却没有加以改革，直到今天，各郡被削弱得更加严重。兵力缺额不能补充，贫困不能抚恤，军粮不能充足，营垒不能整饬。时局安宁时，姑且这样似乎还可以；一旦武兴的叛将转移防地而来偷袭呢？而边疆的大臣有的死去，有的离任，已经没有人来共同守卫了。倘若不幸有强敌持弓弩、携长兵器来犯，谁能够先窥见敌情并立即应战呢？这难道能不使人寒心吗？我自己请求出任外官，三次经历守郡任职，看见营垒毁坏、军籍混乱难查，按道理对此一直忧惧不安。一天，茂州太守史侯来信说：‘茂州的厢兵已经消失，营垒和戍守的士卒没有正规的住所，我把他们都列入营中安置。又新建了检阅训练的地方，磨炼士卒使其锋利勇猛，选拔士卒以补充短缺；审慎坚固，周密安排，进退配合，不相牵制，似乎差不多可以无愧于考核了。你何不替我记下这件事？’我说：‘这是我最忧虑的事情，也是身居此位而感到害怕的事情。您能够想到这里，我岂敢说不可以？’ 于是我想到先朝兵制的得失，若在今天不加以解释和改革扩张，将不知道怎样使它发挥作用，所以写下来以作记载，表彰史侯的长远谋略，也将用来告诫我的同僚和辅佐者，共同谋划解决我们最忧虑的事情。史侯名【缺】，字圣，是眉州丹棱人，绍熙四年考中进士，以上。

译石泉军军学记 石泉原来是县，县中本来有学校。政和年间升县为军，但学校没有改建。绍兴十六年，知军事魏侯某才拆除旧校并扩大修建。过了六十七年，汉嘉人李大辩来任军守，按照旧例，事情应当在先圣先师的庙中办理。他看见殿宇、房室、堂屋和廊序都已经损坏漏雨，无法支撑，于是筹集材料、召募劳役，重新兴建。所有费用大多仰赖皇帝赏赐；不足的部分，就增加郡府少府的金钱；郡中僚属以及乡里的贤者，也共同出力相助。工程始于嘉定四年夏季，完成于第二年春季。李侯写信给我说：‘希望有一篇记文，用来告诉本郡士人。’他让郡教授李君杰叙述这件事来告诉我，我因此感叹说：‘三代的学校，没有比周代更完备的；秦汉以后，也没有比本朝更完备的。周代的制度，从王宫、国都，到宫巷、党、术，没有不设学校的；司徒总管学校之事，乐正尊崇学校教化；下至乡庠、家塾，都以有道德的人作为左右师。上至天子的长子、众子，公卿大夫士的嫡子，下至庶民的子弟，八岁进入小学，教他们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以及礼乐、射御、书数等学问；到了十五岁就进入大学，教他们致知、格物、正心、诚意的道理。士人生在那个时代，藏身修业、休息游息，没有片刻不依靠学校，所以成材很容易。本朝的制度虽然不像周代那样详细，但仍有秦汉以来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大概从嵩阳、庐阜、岳麓、睢阳等地各自有师徒传授经书开始，到干兴元年兖州建立学校，景祐四年藩镇都建立学校，宝元元年大郡也建立学校，到了庆历三年以后，无论郡县大小，都可以建立学校。这已经是前代所没有的；又设置教授负责教导，由部刺史、太守、县令、县丞统领，这也是过去没有的。自周代以后，大概也可以说没有什么遗憾了。然而周代所得的士人，文雅济济，最终使政治教化昌明、风俗淳厚；如今的士人修养自身、施用于事业，有时却比不上周代，难道上天所生的众民各有事物和法则，古今还会有所不同吗？不是这样的。古人从进入小学起，就学习幼年礼仪，练习简朴诚信，于是已经能够巩固形体的防范、约束形骸的礼法，并培养良知良能的根本。进入大学后，教育所使用的方法，并不是强迫他们获得原本没有的东西。凡是上帝降给人的气，百姓所秉受的常性，万物本来具备的道理，君师只不过顺应其固有本性，制定品节来引导启发，使他们明白仁、义、礼、智的本性，并把它实行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伦理关系中，使每个人都充分尽到自己的本分。如今的教育又是怎样呢？利禄的诱惑横在眼前；既不通过小学来培养德性、厚实根基，又不在大学中使人明白本初之性，于是才学在尚未完成时便溃败了。父兄所教导的，师友所切磋的，大多致力于记诵阅读和写作辞章，所求的只是合乎有关官署的格式，以此谋求功名利禄罢了。从幼年开始学习直到长大成人，耳目所接触的、心志所趋向的，起初一旦如此，便随着事情勤勉不已，越走越远而不回头。凭这种方式求取恩泽，如果不能得到，便算了；幸而得到之后，又把他们教育别人时所用的东西拿来教育别人，如此彼此相继，流弊越来越深。即使后来成为公卿，也都是从这种选择中产生的；他们的成就有不如古人的地方，大概不必等到入仕，就可以预先知道了。唉！做士人的难道不该返回根本吗？掌管教育的人也曾在这方面多加思考吗？如今李侯兴办这项工程，我已经听到了他的教令。但李侯究竟怎样施教，可以让我听闻吗？和古人教育人的条目相比，它极其简约而容易实行、极其切近而容易明白，不过是说：父子有亲情，君臣有义理，夫妇有区别，长幼有次序，朋友有信用。这个道理，贯通千年如同一日；人不是不能实行和学习它，只是担心不能明察而已。《诗经》说：‘百姓没有谁能够自满，谁能早早明白而最终成就呢？’我愿意把这番话回复李侯，并告诉郡中百姓，大家共同切磋研究，期望他们因此奋发兴起，以免辜负建立学校、设置教师的用意。

译汉州开元观记 自从河图、洛书出现，天地的奥秘才开始显露。到八卦画成、九畴列叙、六经写成，天地之间的道理就完备了。若说到天下万物的养育，以及阴阳变化，那深远得没有什么能够抵御它，最终归于无声无息的成就；而诚信存在于德行之中，所以能够体现万物而不遗漏。若说到圣人的道，崇高达到上天，大而没有什么可以增加，却又不舍弃礼仪；三百种礼仪、三千种威仪，用来规范教化而不过分。所有这些都贯通显隐、兼备体用；形而上的道，起初并不离开形而下的器。即使贯穿百代圣人、经历万世，也不会产生弊病，是可以这样说的。后世九流之士，往往执守一偏来求道，得到根本就遗弃末节，遵循粗略而失去精微；其中难道没有高明卓异、游处其间的人吗？只是因为他们有的重诚、有的重明，所归向的道和器不同，大概就难免犯贤者、智者的过失，又哪里能够看见天地大道的完整呢？况且道家这一流派，起初并不见于圣人的经典；自从老聃任周朝柱下史，著书阐明自己的学说，也不过是安静涵养、虚心应物，以修善自身的人所做的事罢了。世上有人奉行老氏之学却没有达到其境界，起初并没有得到其中简约的要旨，只是徒然仰慕它的高远，竟想污浊这个世界，妄想到天地六合之外去求他们所谓的道。于是神仙荒诞的方术，有时便得以乘隙钻营，动摇君主奢侈的心念；历经世代、终年累月，这种说法仍然没有消失。唉，道大概已经不明白了吧！广汉是蜀地有声望的郡，郡里只在春秋两季祭祀先圣先师，至于老氏、佛氏的祠庙，却充满了街巷。郡中有一座叫开元观的道观，实际上始建于唐玄宗时期。当初，政治清明、年高德劭的贤俊之士当政；对于二氏的书籍，朝廷多次加以排斥。河南参军郑诜、朱阳县丞郭仙舟，投递匦函献诗，言语涉及道法；他们不过是地位卑微的丞掾，言论又只是文字末节，并不会危害政事。皇帝却斥责他们的言论不切合实际，免去原任官职，废为道士。在那个时候，朝廷的好尚大概就是这样。太平日久以后，政事逐渐怠惰荒废，于是开始在外部事物上用心，抛弃伦理，把心意寄托在无所执着的地方，仙人方士的学说便传入了。今天表彰庄子、列子，明天祭祀玄元皇帝，而且崇信方术，修缮宫观。如果用老氏清静虚淡的本旨来衡量，这又是沿袭讹误、接踵陋习，越求取反而越失去本意。上面的爱好既然如此，天下自然会纷纷随风而动，各郡国也都有这种祠观，一直延续到今天。嘉定四年冬，我任广汉太守，道士段谦光来告诉我说：‘道观倾圮已经很久了，我察看旧址西北角，地势低下而且凹陷，积聚成一片瓦砾场。旁边低下的地方，则成了荆棘和狐狸栖居之处。道观最初建成至今已有数百年，虽勉强保存而未废弃，却已经破败残缺到这种地步。我靠它来取得衣食，常常惭愧不安，于是填平低洼，堵塞缺口，修治建筑，削平不整之处；把凹处填高，把污秽清除，然后筹集材料、召募劳役。前面建殿，后面建宫。陈太初真人保世在此州火解，如今也把他的画像绘出加以祭祀。这件事眉山苏文忠公曾经记述过。您何不替我叙述修缮营造的始末，用来告诫后世呢？’我说：‘唉！儒者之道，是希望人们自己有所获得，并纯正地体察实践它，不是追求外在装饰来迷惑众人。何况我对土木建筑的崇尚奢侈又能取什么呢？有什么可取的？虽然如此，有一点可以说：把异端的教说拿来与我们的道比较，都不相合。然而老氏所谓若有若无、绵延不断的说法，大概接近《大易》生生不息的旨意；至于他所谓专一精气以达到寂静、返归根本以复其本性的说法，与那些穷究广大而失去自身安居之处的主张相比，还是有所不同。果真能够守持淡泊，去除刚强自矜和贪求，把精神洗涤清净，就像清洁庭院一样；修养自身、谨慎行事，就像巩固墙垣一样，那么不仅可以进入你们老师的道而存体明用，我对你们也还将有所期待。这大概才接近归向儒学的用意。’ 道士茫然失意地站起来说：‘您说得对，正是这样！’于是我把这些话写下来交给他，这就是记。雅州振文堂记 雅安向南控制九折山路，向西扼守灵关的关塞；当地多为盐碱之地，山岭陡峭，河流湍急，百姓质朴迟钝而能吃苦耐劳，但其中的士人很懂得自我珍重，质朴而不浮华。时局太平、没有紧急事务时，他们闲适旷达的趣味，往往是中原地区所不能比的。然而来这里的人因为它偏僻而闭塞，能够不轻视它的却很少。成都子文侯绍芳任本州太守的第二年，边境没有惊扰，各项废弛的事务都得到整治，于是利用余力顺应百姓的愿望，在州城南面建楼。张侯已经写文章记述此楼，又在楼下建堂，题名为‘振文’。他派人来告诉我说：‘希望您有所教诲，告知本州百姓。’不疏远这个地方、不鄙视这里的人，还想着如何告诫他们，张侯的用心，大概正是那少有的情怀。然而张侯这样做，难道只是因为这片土地吗？当地风俗虽然淳厚，但驰骋文艺、哗众取宠的人也有少数，所以他想办法振兴、激励他们。这与柳侯的用意，大概还不止于此。堂面向南，方位属离卦。所谓文章，难道只是翻书诵读、讲说经义吗？太极如昆仑山，动静由它作为根本；元气化育循环流行，柔刚由此分化。荡漾推移、往来运行，交替杂揉，日夜在眼前更替，没有一刻停息，于是天下最完美的文理便产生了。它光明灿烂，彼此相附；辉煌明亮，向四旁照耀；秩序井然，条理不乱，细微隐曲也全都具备。抬头观察，低头考察，那么日月的昏暗与明亮、星辰的出现与隐没、山川的融会与凝结、草木的分布与纹理，都可以看见。近取自身来看，那么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无不属于天命的流行，也是人文的显明。因此，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之所以能够教化成就天下，以及圣人所发出关于凤鸟、河图的感叹，也不过就是这个道理罢了。后世所谓的文章，今天侯君正在这里恳切地对待本州之人，使这片平夷荒远之地开发出秀美来，想要有所振兴。我的私意以为，这里的士人质朴而沉静，既少有驰逐浮华的景象，地方又偏僻，且没有繁华娱乐，那么他们或许能够纯厚坚定、专心一意，知道应该在哪些方面用力。从此承受侯君的德化，审慎思考，明辨事理，纯正地体认并笃实行之，难道不会日渐改变、月月化育，从而悠然自得于天理的常道，认识人文的正道吗？古书说：“甘味接受调和，白色接受彩饰。” 登上这座堂，希望多少能对这句话有所感悟。

译《绵州通判防二贤祠堂记》。普慈县冯德从君从巴西写信送到眉山说：“从前先正谏议鲜于公和我的祖父户部公，先后担任这个地方的通守，声誉和政绩十分显著，直到今天仍未坠失。越过我这个没有见识的人，来接替这里的空缺；回头看他们居住和任职的地方，唯恐自己不能继承他们的事业而有愧于前贤。于是到任一个多月，便在官署东边整治房屋，把二位合祀在那里，准备表达对他们如高山般仰望、如大道般景行的敬意。何不替我叙述建祠的缘由，用来昭示后来的人呢？”我曾经大略考察二位的事迹，私下很有感触。当熙宁年间王安石掌权时，他窃取类似经术的说法，以文章来掩饰管仲、商鞅那样的实际作为；威令所到之处，人人都怨恨叹息。无论大小官员，没有不竭力争辩的，最终因此触犯权势。可是那些贪图利益、毫无羞耻的人却依附权势，把市场当作谋利之地，助长奸恶，怨恨正直的人，只按自己的欲望行事；这种根株和祸患不断蔓延，到元丰末年达到极点，祸害至今还没有平息。即使神宗皇帝明睿，有时察觉他们的奸邪，暗中扶持善类，却始终不能胜过他们。鲜于公任蔡河拨发时，应诏陈述十六件事，对滕甫说：‘他的文章像王陶，值得嘉许。’于是任命他为利州路转运判官。起初议行助役法时，役钱数额与转运使李瑜不合，二人便各自上报。神宗认为鲜于公的意见正确，便借此告诫各路，又罢免李瑜而让鲜于公代替他。” 然而从此以后，他被掌权者嫉恨，直到神宗一朝结束也没有再被召用。冯公奉诏审理环庆狱案时，一两位执政大臣竟错误地曲解圣旨，想借此牵连范忠宣公，使他不能行动；最后反而判定范忠宣无罪，纠正了种古史籍记载的荒谬。冯公因此大大触怒执政大臣，他们担心史籍中出现对自己不利的言辞，便下诏让韩晋卿审讯治罪，执政大臣又乘机请求一并复查范纯仁的事情。神宗说：‘纯仁的事情已经清楚，不要再审了。’案件审结后，结果与冯公奏章所说相同，执政大臣很不满意，最终借别的事情罢免冯公，让他回审官院。过了一年，他才得以调任本州通判。唉！世人说大臣的喜怒超过君主，难道不是真的吗？熙宁以来，被荐举、受到任用而列于官位的人，无不是出于君主的意旨；等到他们奉公守正而遭到谴责排斥时，却很少不是出于大臣的私意。即使当时的宰臣如韩忠献、文忠烈、富文忠，执政如吕正献、司马文正、赵清献、唐质肃、吴文肃，侍从官以下如吕中丞、滕章敏、刘忠肃、杨元素、程明道、苏文忠、苏文定、郑介公，全都是神宗深知其为人、竭力主持其意见的人；有的召来任用，有的命令留任，有的惋惜他们离去，这些都是神宗的意思。至于有的从外任调补，有的因罢免离职，有的不得不遭到放逐，那就是王安石等人的作为了。何况新法的祸害、用兵的错误，神宗本来曾因二后请求而流泪，因安上门之战的图谋而叹息愤怒，因永乐城战败而痛哭；他何尝不说：‘我将赶快解除这些弊政，重新加以整顿。’可是迎合附顺的意见听不到，互相蒙蔽的风气却竞相助长，只凭强词和邪见，竭力坚持，使君主不能动摇。以神宗的仁心和仁德声誉，最终百姓没有受到恩泽，反而遍受祸害。当时的善类，只能凭借明辨是非的言论流芳于史册，怎能不令人叹息！如今鲜于公、冯公二人的事情，虽不完全相同，但在熙宁年间议论政事，受到神宗的知遇，却又使宰执大臣恼怒，大概有相似之处。何况鲜于公不过任蔡河拨发时议论天下事，冯公不过任御史推直时触犯大臣的意旨，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更加不容易；然而这难道可以不加以记述吗？后来来到这里的人，仰望他们的仪范，追慕他们的风节，考察他们的事迹，就应当反观自身而深思。不必说‘世人不足以相与共事，职位又不足以施展抱负’；只须遵循自己的职分，安定自身而把所能做的贡献献给君上。放眼天下，哪里不能实行自己所学的道理呢？《诗经》说：‘国家虽然没有停息，还是有人圣明，有人昏昧；百姓虽然不富足，还是有人明智，有人善谋，有人严肃，有人能干。’这个道理，经历千年也如同一天。冯公懂得这一点，也知道后来的人未必无人。谏议的名讳是侁，字子骏，是阆中人；户部的名讳是如晦，字淑明，是普慈人。《彭节斋记》。开禧二年，王师北征失利，寇敌乘势侵犯淮地，包围汉中，拥据秦地，窥伺蜀地。第二年春天，大将吴曦挟持寇敌而叛变。在蜀地做官的士人，有的舍弃生命来成就仁义，有的沾染污迹以求任事，有的逃避灾难以躲开污名；他们所做的未必完全相同，但归根到底都是要保全自身的清白，立志于仁而已。然而陷溺其中的人，也往往有之。只有某郡的彭君，在暴虐的火焰中挺然而立；官职不能使他屈从，强令他办事也不能使他屈从，把他拘禁在佛寺里，他最终仍不屈从。吴曦被诛杀后，宣抚使安丙、宣谕使吴猎、安抚使刘甲把他的事迹上报朝廷，说：‘他守节不从，几乎因此遭祸。’又说：‘他曾拒绝伪命，忠节值得嘉许。’又说：‘他守节抗叛，发誓至死不改变。’前后说法如出一口，人们都以此为荣。彭君于是把自己的居所题为‘节斋’，用来夸耀这件事。后来他从泸州写信送到眉州，请我为他作记。我推辞说：‘这是为什么呢？您所谓的节，本来就是忠臣孝子应尽的本分；顺着自己的本性去做，内心满足而实行罢了。您为什么偏偏要用它来命名呢？’他说：‘我不是把这当作自己的贤能来夸耀，而是要在起居之间记住它，用来警戒自己。’ 我又对他说：‘圣人认识人的要领，是看他所依据的，观察他所走的道路，考察他所安处的状态。只有安处其中，长久坚持而不改变，才能真正认识这个人。曾子为颜鲁公之死作书，说义理有不得不死的时候，即使普通人也可以勉励自己做到。只是颜鲁公一生多次触犯大奸，经历颠沛震荡七八次，始终不把死生祸福放在心上，连细微的顾虑也没有；不是笃信大道的人，不能做到这样。这是因为如果不能如此，或许只能在短时间内勉强做到，却不能长久坚持，这也正是圣人考察人所安处之意。又不只是如此：太祖时曾议定武成王庙配享的人选，升入的有二十三人，黜退的有二十二人。其中像陶侃、李光弼，尚且不得配享；考察他们的事迹，只是陶侃讨伐贼寇特别迟缓，李光弼赴援特别迟延罢了。然而他们的功名已经成就，奋发勇进，出类拔萃，只要有一处瑕疵，本来就不在录用之列。守节而能始终如一，困难大概就是这样，何况想要学陶侃、李光弼的人呢？您应当努力，更加向古人求取教益，向内反省自己的内心；不要因为自负而停止，也不要因为受到动摇便中断，更不要因为没有被人知晓便放弃。人所应当做的，远不止这些，您要努力而恭敬地实行，以求善终。’ 他说：‘您的话，是爱护我啊。’于是我说：‘何不就根据这些话作记呢？’便写下来交给他。《鹤山集》卷三十九。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四十，宋魏了翁撰写的记。

译《眉州新开环湖记》。临邛魏某到本郡任职的第二年，年成丰熟，时局安宁，教化有效，诉讼清简，便谋划营造一处宽闲之地，用来调节劳作与休息，疏通幽闭和阻滞之处。本郡原有池沼，但水土区分、沟港隔绝，旧时人们又多修筑石桥来堵塞水道，竟不能容下一把刀。于是我加以疏浚整治，在园圃西边用小船开出一个洞口，沿洞口西边建亭，题名‘西港’。港边有台阶可以上下船，船向西行便是高梁，题名‘环湖’。桥下可以停船，再向西是传馆。从传馆向北，湖面空阔浩荡，纵向百丈，横向长度是纵向的两倍。向北转向东边是松菊亭，将亭额改为‘柏港’。再向东建亭于菱屿，正对百坡亭；再向东北是云桥，游船经过环曲的梁桥便可通行。再向东是起文堂，水面深广，回环曲折。这样一来，整个园圃都成了湖。于是趁着闲暇，命客人设席饮酒，彼此乘船穿过水流观赏，只见青翠的竹子、苍劲的曲木高低错落，时隐时现；柔嫩的枝芽和芬芳的花朵夹道而生，绚丽繁茂；四周楼阁和层层栏杆的倒影交错；鸧鸹和雁鸟浮游在深水广面，细鳞大贝抬头摇尾，目光所及令人心旷神怡。不一会儿景物变化万千，眼睛应接不暇。客人说：‘您在园圃中修建这些，计算工程、丈量物料、征发役夫，如果不是耗尽民力，怎么可能办成呢？’ 客人又说：‘这样说来，您不是已经不断扰民了吗？’我说：‘不是，我从来没有强行营造。山路小径之间，只要有人偶尔走过，便会成为道路；一段时间无人行走，茅草就会把它堵塞。道路堵塞时，山还是原来的山；小径偶然形成道路，也不是另外搬来什么造成的，而是山中本来就有的条件自然如此。如今我治理这片湖，也是另行搬运材料造成的吗？也是顺应它原有的地势加以疏导罢了，既然如此，哪里有扰民之事呢？’客人说：‘这倒也是，不过这不是当前最急迫的政务。’我说：‘我听柳文惠侯说过：“心气烦乱，思虑就会混乱；眼界堵塞，气机就会滞塞。所以必须有游玩休息的事物，使人清明安宁、平和舒畅，常常觉得精力有余，然后道理才能通达，事情才能办成。”这就是我所说的调节劳逸、疏通幽滞罢了。这样的事情作为政务，难道还不重要吗？’客人说：‘您这样说，我已经领教了。不过我还听说，太康负责治理其所居之地；您游玩这里，是否也寄托着思考职守的意思呢？’我说：‘有。过去扬雄说过：“成就国家，岂不就像乘船吗？船安稳了，人也就安稳。”我将怎样使这条船安稳呢？给我的船和航道命名，正是因为人们凭借它渡水，而国家也与此相似。我知道乘船不能忽视安全，因此游玩休息的片刻无不包含政务。’ 客人说：‘是，是。若不是您，我也想不到这些。虽然如此，请允许我为此作歌，希望不要忘记您的志向。’于是唱道：‘水面弥漫而盈满啊，谁来提衣涉水，谁来趟水而过，去采蒲草？采荷花啊，采水藻，水流滔滔，大家一同前进啊，没有船就不能渡过。我牵引船索，我摇动船橹，舒缓而愉悦啊，船行轻快而悠然。云气高远而快乐啊，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它。抬头兴起我的思绪啊，这思绪什么时候才到尽头？我从容闲适啊，百姓却奔走劳苦。这不是你们造成的啊，只是我制定的制度如此。终身长久地思念这些啊，用来警戒自己。不要使所承载的事业蒙受坏名声啊，希望最终能够平坦通达。’歌唱完毕，主人为客人斟酒；酒意淡去而陷入思考，忽然咧嘴笑起来，又让人把歌再唱一遍，大家悠然自得地散去。第二天把这些写下来，作为记。《眉州江乡馆壁记》。眉州位于水陆交通要冲，官馆西边原有代舍，用来容纳宾客和旅人，我已经略加修葺。只是从上游乘船前来的人，没有地方安置。江边有一座亭子，题名‘共饮’，是前任邑宰、唐安人胡文靖公所建。郊外迎接慰劳客人之处，仅仅容得下车马，干湿条件都很不好。嘉定六年，临邛魏某来任州官；第二年，削减少府的用度，把旧建筑拆掉扩建。知县吕符是文靖公的族人，实际主持了这项工程。在正堂上建楼，正堂两侧建厢房，以步廊相连，加高门墙，用周围的围墙环绕。工程大约始于秋季七月，完成于这年冬季十月。于是宾客无论何时到来，都能在这里寄居；宾从有合适的住处，井、厕所也有次序，轻松自在，仿佛回到家中。有人对我说：‘宾客一定要安置在馆舍，这叫作友人的礼法。因此古人曾凭借观察城墙来窥察晋国，凭借司里来窥察陈国；如今我也将凭此来考察您的政绩是否修明。’我说：‘唉！您哪里知道我当初扩建这里，并不只打算做到这样。我将整治左右田畴，修建台榭楼观，清除荒芜和遮蔽，种植花草树木，使这里高敞明亮、平坦舒适，让疲倦的客人可以在此休息、游览，调节劳逸。然后因为民居逼近、旁边又有狭窄的丛祠，终究没有完全实现我的志愿。’ 如果只凭这些来考察政绩，恰恰只是用它来局限我罢了。姑且记下这件事，希望后来的人最终把它完成。

译《眉州新修蟆颐堰记》。距州城东面约七里，有个地方叫蟆颐津，是唐代拾遗孟昭图因为坚持正直之道不被容纳，被田令孜沉水处死的地方。在此之前，开元年间，益州刺史章仇兼琼在本州修建了两座堰：从新津县西边引水的叫通津，从蟆颐山西边引水的叫永济。水利工程共灌溉眉山、青神的田地七万二千四百多亩。国朝天圣年间，命百姓每年缴纳修堰费用，每亩征钱五十文。元丰年间又增加到一百四十二文。每亩还要缴米一升，百姓深以为苦。淳熙九年，郡守、武信人杨辅改为由官府修缮；其中有王景堰、北牙堰以及田祖、田迪等堰，过去都用层叠的石头筑堤，到这时改用竹笆。堰横向宽一百二十多丈，比过去的用度大约节省了十分之二。然而近几年东流更加凶猛，春耕的人家又挖掘河道来疏浚水流，凿削河岸来增强水势，所以它下游俗称芦花筒的地方，日益受到冲刷侵蚀。芦花筒以下的田地疏松破败，不能支撑。到了嘉定五年，洪水又汹涌而来，冲击王景堰，只剩下数丈，幸而没有决口；一旦决口，由于堰高而江面低，水将全部灌入江中，七万亩田的秧苗就无法下种。第二年我来任郡守，询问百姓疾苦，很多人都把这件事作为诉说的重点。我想要改建时，筑堰的工程已经开始。此前每亩征收不低于八十文，用来支付役夫费用。防御使广汉人张麟之来任眉山丞时，又增加科征三十八文，并向百姓宣布约定一年内不再征收。又节省压缩财用，削减常年用度的三分之二，共得到三百万钱。于是砍取武阳的石头来筑堤，运来邛笮的竹子制作水桩，使根基牢固，即使有洪水也不能侵蚀冲毁。一天，丞通知我工程完工，我前往观看，并命客人一同前去。丞说：‘这大概可以没有遗憾了。’我说：‘这不是所谓权宜地补救弊端罢了，而是可以成为长久的利益吗？况且本州的水源近自白虎江而来，分成两股：向东直流到蟆颐，便会危害堰；向西流过州城进行灌溉，便会危害城。这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都看得见，而先前的人却没有谋划到这一点。如今东流的水势一天比一天降低，我恐怕武阳的山石会被磨损，邛笮的竹林会被砍光，每亩的征钱和徭役会增加，百姓的精力会被耗尽，从此以后一天比一天严重。如今宣布一年内不再征收，丞能够相信这项办法吗？’丞说：‘那么把东流迁移到西面去，或许可以长久吗？’我说：‘西面也是我们的百姓；东面免除了堰的祸患，西面却遭受城的忧患，这是以一种利益交换另一种祸害，不能这样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十钱〕 丞说：‘那该怎么办呢？’我说：‘把东流迁向西边会偏向西边，把西流迁向东边也会偏向东边。我想在江中筑一道拦截水流的水桩来抵挡东流，同时在东西两边之间开设分水渠，那么城和堰两方面都能得利，不是可以吗？’丞惊喜地说：‘您已经作出决定了，敢问何时开工？’但客人提出质疑说：‘顺着旧有情势，每年修筑防护堤就可以了，怎么能截断江流来侥幸求得万全呢？’我说：‘你凭什么知道它不可行呢？’客人说：‘我听说齐人延年曾向汉武帝说，想把大河引到山岭上方；皇帝说这是大禹疏导过的水道，不可更改。杜预将要在大河上架桥时，也有人说那里是商、周建都之处，历代圣贤都没有做成，大概必定难以建立。这样说来，这座堰过去前人经营筹划的并不少，但偏偏没有人想到这一点，您的见识难道真能完全超过古人吗？我恐怕分水渠的利益还没有立即显现，每亩征收的钱还不能停止，而截江筑桩却要每年劳扰百姓一次，这就像在国中设置百仞高堤形成陷阱，难道能长久维持吗？假如后来的人不能最终完成您的志愿，每年停止修缮，那么今天耗尽功力和财物建成的工程，将再次溃决而向东流去，先前的功劳也就废弃了。’我说：‘我又听说汉代熟悉灌溉的人说，张戎曾讲过：水性向下，流速快了就会自行冲刷，形成空洞而逐渐加深。如今开分水渠来疏浚它，水势将会日益向下；向下便流速快，流速快便会冲刷加深。’ 过去向东流而危害堰的水，都将成为中道分流的归宿。每年不过耗费一百万钱来作为截江防护的费用，而王景堰的工程就可以逐渐节省，直到不必再修缮。与其每年耗费两倍的费用去挽救末端的祸患，而祸害还没有止境，难道是非之心可以欺骗吗？如今这件事正确，谁不认为我正确？如果现在说它不对，又怎能强迫后来的人不认为我错呢？何况分水渠建成，是百姓的利益；即使没有建成，所耗费的也不过是过去用来接待使客的钱，如今只是从少府节省出来归还百姓罢了。后来的人凭什么说我错，甚至把我告到刑狱呢？常平使者、潼川人杨子谟对此议论未决，等到巡行各郡时，我们共同前往察看，才完全弄清其中利害的关键，于是拨钱七十万让工程开工，我又从少府拨出二百万使工程完成，命令丞主持役事。计金谷兵马都监吴戒安排工程期限，水工按时施工，物料按时上缴；赋文、役夫按时，搭架竹木，设置水桩和石料。工程从冬季十月直到第二年春季三月，累计天数和工程量共若干；没有职事的百姓领取佣钱来参加。分水渠建成后，先前认为不可行的人往往改变说法，错误的见解反而被称颂。我又对他们说：‘开始反对它的人固然未必正确，如今赞成它的人难道就不可以被认为错误吗？’ 水是天下最危险难测的东西，不是靠才智和力量就能完全驾驭的；您竟然要做这样的事吗？《易经》说：‘穷困就要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至于通过变化而达到通达，使它能够长久而不陷于困穷，那要看后来的人，我不敢预知。于是把这些写成记。

译《大邑县学振文堂记》。我们州的风俗，检束谨慎而敦厚坚定，衣着服饰又文雅，大概自汉代以来，历代都有显达人物。胡安先生、林翁、孺庄君平，把经学传授给卿子；云气流布，风俗受到熏陶，儒学一天天兴盛。它的属县叫大邑，又处在郡山脚下，地方偏僻而处于西边，士人生长在那里，没有繁华娱乐和驰骋浮华的景象来荡乱心志、惊动眼目，所以用心更加专一。因此他们笃志求学，喜好修养，礼敬贤人，乐于行善，仿佛唯恐来不及。成都李君某来主持这个县，第二年，时令和顺，年成丰收，各项废弛的事务都得到修治，于是在县城南面建堂，命名为‘振文’，准备让县中杰出的人在这里藏书修学、休息游览，便写信给郡人魏了翁说：‘希望您能对县人有所教诫。’魏了翁坚决推辞，说自己不才，不足以阐明文章之道；李君坚持请求不止，于是我对他说：‘您所谓的文章，难道是清丽轻便、婉转曲折、辞藻缀饰、互相映衬媚人的文字，只用来玩赏外物、放纵情感吗？难道是傅会附托、删改编缀，只求哗众取宠的文字吗？堂向南，方位属离卦；我恐怕您对士人的期望，不会只停留在这些方面。’李君说：‘您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请让我试着谈谈所谓文章，请您姑且听听。’ 动与静相互为根，阴阳由此产生；阳气变化，阴气交合，五行由此具备，天下最完美的文理，实际上就从这里开始。抬头观察、低头考察，日月的更替、星辰的罗列、山川的流动与耸立、草木的生长与凋息，以及万物彼此交错而灿然有序、不可紊乱的状态，都是文。近取自身来看，君臣之间的仁爱与恭敬，父子之间的慈爱与孝顺，兄弟之间的友爱与谦恭，夫妇之间的和好与协调，朋友之间的诚信与和睦，凡是天理自然如此而不是人力强为的，也都是文。尧的广大德性，不可真正命名，只能勉强称为文章；孔子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言论，不可直接听闻，能够听闻到的也只是文章。然而，尧的文章，是他广大德性的显现；孔子的文章，也是人性和天道流行的表现。所谓文，必须如此才是最高的文。周文王去世以后，文并不在这里；孔圣人死后，这种道却没有丧失。这不是后世所说的文章。如今您所谓振兴文章，将在这两种文章中选择哪一种呢？’李君说：‘我又听说，聪敏而好学，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也可以称为文；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谨慎守信，广泛地爱众人而亲近仁者，实行这些还有余力，也不妨学习文章。文章本来有等级；如果不是上等的智慧、天生的知性，能够遵循天理的常道、践履人文的正道，行动成为世道的助益，言语成为世人的准则，那么勤学好问，推行孝悌谨信之后再学习文章，本来就是求学者的事情，只是其中有先后次序和深浅差别。’ 我说：‘您说得对。像我前面所说的，才是天下最高的文，怎么能仓促地把它看作迂远而放到后面呢？圣人所说的“斯文”，也就是所说的“斯道”，并不是文人用来玩赏外物、放纵情感，进士用来哗众取宠的东西。您如果确实有意于此，就应当表彰、劝勉，使做士人的把勤学好问当作事务，把孝悌谨信当作根本，日积月累，由源头推向流末，去寻求尧的德性为什么有的可以命名、有的不可命名，孔子之道为什么有的可以听闻、有的不可听闻，这究竟是什么。近取自身，便能看到秩序井然；远取万物，便能看到灿然交错；抬头观察上天，低头考察大地，只见万物彼此相丽，盛大而不可紊乱。这就是所谓的文。如果能够深切体认并默默认识它，那么一举一动、一呼一息都会有所涵养，所接触的地方都充实有余，没有一点欠缺。等到涵泳其中、从容行之的时间久了，将会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圣贤的境界。振兴这种文，哪里还有比这更大的事情呢？’李君惊悟地说：‘这就是文章的根本。’于是请求就此作记，并准备与众多士人共同勤勉敬慎，永不懈怠。

译《长宁军贡院记》。长宁设置为军，从政和四年开始。朝廷不因它偏远而鄙弃，使它能够贡举士人；这与内地郡县相比，体现了十分广大的德泽。王恩已经普遍施及，士人的习气因此受到勉励，风俗逐渐开化，士绅日益兴盛。起初与泸乡的士人合并考试，十分不便。绍兴十四年，才根据士人的请求，把考试寄设在郡城龙华寺的僧舍。又过十六年，增加流寓士人的贡额二名，与原有名额合计为三名。又过十四年，单演开始考中进士。此后数十年间，人才相继涌现，接连登上科第；前来应试的人因此比往日增加了一倍。僧舍低洼狭窄，既不足以容纳考官和考生，其中的房舍也因没有修葺而破败。嘉定三年夏季四月，陵阳虞叔平父方简来任本地太守，到任一个多月，士人请求修建贡院。侯君惊悟地说：‘这里是登进贤能之士的地方，怎么能草率到这种地步？何不改建到高爽干燥之处？’于是登上南冈，看见西门左边有一片数十丈的稻田水泽，离郡府不到百步，附近群峰秀丽挺拔，中间有宝山，高耸百仞。侯君说：‘这里才可以开始。’第二天，他召集属官和学校内外的生员一同观看，众人不谋而同地表示赞成，考察龟兆也认为协和吉利。于是又买下附近土地，捐钱二十万，开始施工。有人说：‘地势低洼淤积，搬运车舆、畚箕、铁锹等工程，恐怕会耗尽功力和财物，怎么办？’乡里的进士说：‘这块地显现祥瑞、感应神灵，实在是从侯君开始的，请不要因此烦劳官府，我们这些小民愿意各自尽一份力。’于是征集役夫，建造三座台门，设置誊录和巡防的屋舍各两处；前面建重阁，四周以步廊环绕；中间是公堂和房室，朝向东西；公堂左右是四间供考官校试的斋舍，堂后又建空明馆，斋舍后又建其他房屋，总计大小屋宇六十楹。侯君建成大门，通守杨师信君、校官文东寅又建屋舍和馆舍以继其后。郡中士人依次各自负责事务，约定从冬季十月己巳日开工，到第二年春季三月戊辰日完工；使用役夫一万三千七百多人，钱用于各项费用共二十七万一百多。工程完成，没有违背原先的期限。侯君是乾道宰相雍公的孙子，见识广远，能够思念并继承祖先事业；凡是任职所在，都以谋划治理为准则，当然不只是这项工程如此。他还兴办学校以启迪士人，申明孝悌以厚化风俗；修缮覆茅庐，使船只能够越过触舟滩；开凿道路，宽度如席，清除泥泞十里；砍山烧制砖瓦，把道路变成平坦大道；把四处难以涉渡的溪流减少为两处，修建桥梁直通郡治；大规模修缮官署，使典学、司刑等官员都有安稳的居所。盐禁过去一直是百姓的祸害，如今不再强行摊派，商贾却更加富集流通；这些相继完成的事情，大多不是其他平庸的俗吏所能办到的。我任广汉太守几个月后，郡中的官吏写信来请求，希望我为此作记。我反复熟悉这些事情，赞叹嘉许不止。于是想到，统治百姓的人，应把天下看作一家，并不是只治理自己所在的地方。把方圆千里的土地分给各郡守管理，其中有祸害，就应当除去；有缺失，就应当补足；有不便，就应当修治；一定要谋划如何变革整顿。这样才可以居天子所授之位，享天子所给之禄，而不感到惭愧。如果不考虑这些，只看着弊病败坏尚未达到不可收拾的程度，糊里糊涂地离去，那么还凭什么做郡守呢？侯君有这样的心志，大概已经知道自己所应当致力的事情了。《广安军和溪县安少保【丙】生祠记》。恭敬地思考，我国承接历代王朝留下的弊病，州县纷纷分裂，藩臣肆意妄为。艺祖皇帝凭借神武所施展的力量，很快平息祸乱的根源，开创了亿万年无疆的基业。太宗恭敬地遵循先帝训诫，终于完成这一功业。天下百姓都得到安乐，远方之人也顺服归化。真宗、仁宗休养生息，英宗继承大业；到了熙宁、元丰年间，人口众多、土地广大，而借儒学之名行奸邪之事的人才开始变乱典章常法。元祐年间改革政治，纲纪条目全都得到整饬；绍圣以后，党争祸患再次发生，到崇宁、政和、宣和年间达到极点。边境没有戒备，终于导致祸乱。高宗皇帝南渡，继承并发扬先祖功业，奋力救济大难。孝宗继承其后，振作精神治理国家，志在收复全部疆土，大功尚未完成，光宗享国日浅，于是当今皇上深思继承先业，初即帝位时政治清明，率领群臣，将要有志于恢复庆历、元祐的盛况。天下人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等待太平，韩侂胄却已经居于朝廷中枢，暗中窃取并玩弄权柄。吴曦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凭借世代资荫，出入宫禁。韩侂胄既把他倚为心腹，交给他掌管禁军，即使宠信任用超过了常规，吴曦的图谋却并不止于此。武兴是吴曦的巢穴。吴玠、吴璘父子挺拔有才，两代都做将领，但猜忌刻薄而少有恩惠，士卒很少愿意为他们效力，只是由于长期威势的余力，知道有吴氏存在。因此吴曦暗中结交韩侂胄，希望统领西部军队。图谋实现以后，他轻视蔑视王室的心思因此一天比一天严重，暗中用开拓边疆来迎合韩侂胄的欲望，又偷偷与北方沟通，乘机作奸。自从实行学禁以来，士大夫对义理更加不肯竞争，一旦利欲受到煽动，身居高位的官员便异口同声地附和。凡是奉使从北廷回来的人，照例都说北方有内乱、有饥荒，假如王师一发动，关河一定会响应；他们只说这些，却不考虑韩侂胄是否能够与之共同建立功业。当时所有越级升任显要职位的人，很少不是由此而来；即使廷试进士，也把这种说法列为首要标准，否则便遭到排斥压抑。此前我蒙恩召试玉堂，曾经竭力陈述此事不可行，几乎因触犯圣听而被罢黜。第二年将要离开朝廷时，朝廷还想借助公开议论来排斥不同意见，于是请宰执、侍从、两省、台谏官分别条列说明可行与不可行之处，后来连管军官也都得到诏令参与议论。诏令下达中外，各自根据意见分条上奏，唯独吴曦不奉诏，却写信给韩侂胄说：‘如今戒严已有日期，忽然又下达条列意见的命令，士人的心里很疑惑，不知道应当听从什么；进退迟速，希望您明白下达处置。’他不讨论可行与否，反而拿进退迟速来施展欺侮。韩侂胄收到信后茫然失措，感到自己的失策；但公卿以下平素都受过他的请托，安然不知察觉，不明白有识之士早已看出吴曦没有君主的心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译等到郭倪、李爽进攻寿州、泗州，皇甫斌进攻唐州、邓州，虽然都遭到军队覆没、将领败亡而归，但还可以推诿说是吴曦庸碌无能，迟迟不前；他不但蓄有温吞苟安的心志，而且这种做法又出于石晋、刘齐一类的鄙陋。元帅逃走以后，朝廷使者也接连逃离，向东归来的士人遮蔽江面而下；到这时，所希望能够恢复正统的只有蜀人了。有志于仁义的人践死不悔，借此彰明人臣的道义；洁身自好的人勇往直前而不顾自身；保全躯体的人在两者之间迟疑徘徊；更低一等的人则置之不论。当时敌人蹂躏我们的淮甸，围绕襄阳、安陆一带侵扰，动摇我们的江汉地区；放眼四方，局势紧迫，毫无伸展余地，六十州的百姓骤然隔绝于王化之外。这是什么时候啊？战乱纷扰，却没有人能够向贼敌挥刀；眼看他们污辱士大夫，割裂国土，进展迅速，早晨和傍晚的形势都完全不同，人们不过摸着大腿叹息罢了。当时资政殿大学士安丙出身儒生，挺身而出，独自设法周旋其中，沾染事务而出面任事。部署安排既已确定，便假传诏令诛杀吴曦，乘机彻底收复四州。敌人听到消息，以为是从天而降，相继胆落神沮，说我们中原还有人才，因此不敢再有二心。收复的文书刚刚上报，朝廷议论大为震动，皇上召集群臣商议，都说无人能超过安公，于是写札书赐给安公，勉励他谋诛吴曦、报效国家。诏书还没有送到，朝廷已经听说君臣变色相庆，认为皇上知人善任，于是授予安公端明殿学士、中大夫，知沔州，充任利州西路安抚使、四川宣抚副使，并给予亲近执政大臣的恩遇。不久，吴曦的首级送到宫阙之下，诏令礼官讲定并举行受俘仪式，把首级收入武库；这些都是国朝前所未有的事情。多么盛大啊！蜀地百姓每逢饮食都要为安公祝福，因为安公的生祠遍布蜀中，而安公又是广安人。和溪县封山镇也是他的故乡，只是独独这里还没有建祠，未能表示对高山般德行的仰慕。乡里的士人陈震孙等人感念安公的知遇，便塑造他的像，带到广汉，请通守李炎震出面，想得到我的文章来记述事情的始末。我想到安公特别卓异、无与伦比的功绩，可以载入史册、刻在玉版、镌于金石的事情，哪里数得完，怎么还需要我的话呢？但他们坚持请求不停，于是我把事情反复读了三遍，叹息说：‘天下人类存在已经很久了，治乱交替，难道不是因为气数屈伸的变化、人与人之间昏明的感应，所以反复动荡，不得不如此吗？然而上天爱护人类，前面有所屈抑，后面必定有所伸展；那一处有所消减，此一处必定有所生息，使百姓仍然有可以依靠来立身的条件，不至于彻底困敝、严重败坏，这是因为上天本来就会产生人才，以等待天下安定。’ 管夷吾没有死去，以此使天下安定；绛侯周勃暂时屈意忍让，以此安定汉室。当时事情还没有明白时，有鲍叔牙那样的朋友，有汉高帝那样的君主，本来就对他们寄予这样的希望；他们自己也因此深信不疑。这难道是勉强可以造成的吗？吴曦叛变时，安公虽然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起初却故意隐藏锋芒，而君主和群臣早已在千万里之外预料到他能够担当此事。书信诏令下达，捷报飞传，按照当时的情形考察，想来道路上前后相接的都是相同的消息。土地彼此相距如此遥远，而君臣同心，如同符节相合，人确实不能没有平素的德行和声望。唐代安禄山作乱时，河朔二十四郡只有颜真卿坚守；玄宗还说：‘我不了解颜真卿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竟能做到这样？’颜真卿本来曾在朝廷任职，但玄宗却并不了解他。安公当时只是镇守偏远郡县，已经深受君主知遇。河朔很久没有平定，而蜀地的变乱在顷刻间平定；虽然这是气数屈伸不同，也是人事昏明的感应，二者本来就不可相比。如今北方运势已经衰败，群丑彼此吞噬，扫清旧都，正是时机。凭天下共同的期望和朝廷早已对安公的了解，大概没有谁能超过安公。安公入朝任相，天子倚赖他成就功业，那么他的功绩将铿锵显赫、光彩照人，震动耳目；以后大概还会有超过这些的成就。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还是愿意续作《皇武方城》那样的雅诗，用来补足一代的缺文。《鹤山集》卷四十。钦定《四库全书》。《鹤山集》卷四十一，宋魏了翁撰写的记。《眉州威显庙记》。眉州有威显庙，是从前巴西郡太守、本地人史侯某所建。他的孙子宓崇说：‘神灵最初在武康接受祭祀，抵御祸患，防御灾害，功德施及当时。在禜祭和祈祷中，人们借此享祀神灵。既有主管官署的文书，也有内史的命令；郡志中有庙宇记载，史书中有记录。神灵威赫显著，考察起来真实无误。自从我的祖父以来，世代在武康任职，确实明白地侍奉神灵，斋戒虔敬；每逢时节，便由主持祭祀的人传达祝词、致送告文，把祭礼赐给我的祖父。我的祖父也感念神灵的恩惠。从那以后，祖父任官所到之处，想到百姓生活不容易，水旱灾害和疫病又不能按时预防，便有祈祷，也有酬报，无论远近都如此。因此在武康、峨眉、龙州、万州、阶州、巴西、丹棱，都建祠祭祀。晚年居住在眉州，威显庙也因此兴建。始于淳熙【缺】年，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才终于完成。祠庙兴起的缘由，以及神灵对百姓所建立的功绩，不可以没有文字记载。请您为此作记。’我考察事情的始末，于是叹息说：‘鬼神的说法由来已久。自从圣贤不再出现，正确的道路被堵塞，士人不懂得道理，百姓没有恒常的心志。如果不把这些说成茫昧难知的事情，就会被奇异邪说所惊惧；或者又推说：“这是孔夫子不谈论的事，是季路也不知道的事。”’ 唉，这确实难以说清。它果真难以说清吗？圣人的谋略和训诫如此彰明，真实的道理没有什么能遮蔽。难道还有独独不可见的吗？天有四时，地承载着神妙之气，从古至今，迫近宇宙、激荡运行而没有止息的，哪一样不是鬼神的功用呢？反观我们自身，呼吸吐纳，屈伸以及视觉听觉的往来，浩大广博，神妙地作用于万物而无所不在。圣人因循万物的精华，制定相应的极则，使人承受祭祀之礼而招致生命之福；鬼神洋洋然仿佛就在上面，人们急切地希望它们享用祭品。这难道还有不可见的吗？有人说：‘三代规定祭祀，祭祀不能越过望祭的范围。武康的祠庙，在这里又是什么情况呢？’我说：‘古代圣人所以彰明鬼神的命令、教导百姓以美好的祭报相报，是因为鬼神有功业德行，百姓仰望它们，依赖它们取得财用，春秋祭祀不敢有所迟误，这是本来如此的。然而，门户、道路、井灶之神的祭祀，坊墙、水沟、田间道路和蜡祭，出征时祭祀祃侯、祖先和伯，至于马、蚕、猫、虎等神灵，只要对人有施予，就没有不奉为宗主的。这是仁德达到极点、义理贯彻到底，何况这里的祠庙呢？况且侯之所以建造这座祠庙，坦荡自然，仿佛国家设立社坛一样，并不是为了求取私人的福祉。他可以说是先使百姓成就，然后才致力于鬼神了。’《礼记》说：‘先使乡人和睦，然后才能享用祭祀。’那么鬼神或许会来享用祭品，应当会由这番话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