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十二

译《万言书》上呈仁宗皇帝的论事书　王介甫 臣愚昧而不成才，蒙恩担任一路的使者，如今又蒙恩被召回朝廷，有所任用和嘱托，应当把出使的事情回报给陛下。臣自知没有什么可以胜任职守，却还要借出使事务所涉及的范围，冒昧谈论天下的事情。伏望陛下详细思考，择取其中适当的意见，臣就十分幸运了。臣私下认为，陛下具有恭敬节俭的德行，具有聪明睿智的才干，早起晚睡，没有一天懈怠；声色、犬马、游观玩赏等事情，丝毫不能蒙蔽陛下，而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心意已经取信于天下。陛下又公正地选用天下人所希望的辅相，把政事交付给他们，而不被谗邪险巧之臣所迷惑。这即使是二帝三王用心，也不过如此罢了。按理说，应该家家给足、人们富裕，天下大治；但实际成效却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回头看，对内不能不为社稷忧虑，对外不能不害怕夷狄。天下的财力日益困乏，风俗日益衰败。四方有志之士忧惧不安，常常担心天下长久不能安定。这是什么缘故呢？祸患在于不知道法度。如今朝廷法令严密、命令完备，可以说无所不有，可臣却说没有法度，为什么呢？因为当今的法度大多不符合先王的政道。孟子说：“有仁慈之心和仁德声誉，却不能把恩泽施加给百姓，是因为治理政事不合乎先王的道理。” 用孟子的说法来看当今的过失，正是这个原因罢了。如今的时代距离先王的时代很远，所遭遇的变故、所处的形势并不相同，却想一一照搬先王的政道，即使非常愚蠢的人也知道这很困难。然而臣认为，今日的过失在于不效法先王的政道，是说应当效法先王政道的精神罢了。二帝三王相距大约一千多年，时而治理、时而混乱，国家盛衰的情形都经历过了。他们所遭遇的变故、所处的形势各不相同，采取的措施也都不同，但他们治理天下国家的意图、先后缓急和根本末节，却从未不同。所以臣说：“应当效法他们的精神罢了。”效法其精神，那么我们所作的改变和改革就不至于使天下人震惊、使众人喧哗，而本来已经符合先王的政道了。即便如此，按照当今的形势衡量，陛下即使想改变改革天下的事务，使它符合先王的精神，形势也必定不允许。陛下有恭敬节俭的德行，有聪明睿智的才干，有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心意，如果再加以用心，那么做什么会不成功，想要什么会得不到呢？然而臣却说，陛下即使想改变改革天下的事务，使它符合先王的精神，形势也必定不允许，为什么呢？因为当今的人才不足。臣曾试着私下观察天下在位的人，没有比这个时代更缺乏人才的时候了。上层人才缺乏，那么下层就会有被埋没、隐伏而不被当时所知的人。臣又到民间乡野寻找，也没有看见人才很多。难道不是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不对才造成这样的吗？臣认为当今在位的人才不足，从臣出使所到之处就可以看出来。如今在一路数千里之内，能够推行朝廷法令、知道事情缓急，并且能够使百姓各自修治自己的职事的人很少，而不才、苟且简略、贪婪鄙陋之人多得数不清。能够讲明先王的精神以适应当时变化的人，在全郡之内往往绝无仅有。朝廷每次下达一道命令，命令的意图虽然是好的，在位者却仍不能推行，使恩泽施加到百姓身上；官吏又总是借此作奸，扰乱百姓。所以臣说，在位的人才不足，而民间乡野之中也没有看见人才很多。人才不足，那么陛下即使想改变改革天下的事务，使它合乎先王的精神；大臣即使有能够体会陛下意图、想要主持这件事的人，九州这样广大、四海这样遥远，又有谁能完全按照陛下的旨意，把这件事一二分地推行开来，使每个人都能受到它的施行呢？所以臣说，形势必定不允许。孟子说：“只有法令不能使它自行施行”，不就是指这个吗？既然如此，当今最急迫的事情，只在于人才。确实能够使天下人才众多，然后在位的人才就可以择取其中合适的而得到满足。在位者得到合适的人才之后，再稍稍观察时势是否可行，因应人民的疾苦，改变天下有弊病的法令，以趋向先王的精神，就很容易了。如今的天下，也是先王的天下。先王之时，人才曾经很多，为什么到了今天却唯独不足呢？所以说，是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不对。商代时，天下曾经大乱，在位的贪婪狠毒、招致祸败的人都不是合适的人才。等到文王兴起时，天下的人才又曾经很少。在那个时候，文王能够陶冶天下的士人，使他们都具备士君子的才能，然后按照各人的才能授予官职。《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怎么会不造就人才？”说的就是这件事。等到人才培养成功，即使卑贱如捕兔网罟之人的人，也没有不喜好德行的；《兔罝》一诗说的就是这件事。何况在位的官员呢？文王只有能够这样做，所以用兵征伐就使人服从，守卫国土就能得到治理。《诗经》说：“捧着玉璋，仪容高峻，俊士都适宜任用。”又说：“周王出征远行，六军都跟随他。”这是说文王所任用的人，文臣武将各自具备相应才能，没有一件事被废弃。到了夷王、厉王造成的动乱时期，天下人才又曾经很少。到宣王兴起时，和他一起谋划天下事务的，只有仲山甫一人。所以诗人感叹说：“德行轻如毛，只有仲山甫能够举起它，却没有人爱护他、帮助他。”大概是哀叹士人太少，而仲山甫没有助手。宣王能够任用仲山甫，又推求同类人才来更新、美善天下的士人，之后人才才重新增多。于是对内修治政事，对外讨伐不朝之国，又恢复了文王、武王时代的疆土。因此诗人赞美他说：“开始采摘芑菜，在那新开的田里，在这熟田中。”这是说宣王能够使天下士人更新美善，使他们具备可供任用的才能，就像农夫使田地更新美好，从而长出可以采摘的芑菜一样。由此看来，人的才能从来都是由君主陶冶培养而成的。所谓陶冶培养，是指教育他们、供养他们、选取他们、任用他们，都有适当的方法罢了。所谓教育他们的方法是什么呢？古代天子、诸侯从国都到乡党，都设有学校，广泛设置教导人才的官职，并且严格选任。朝廷礼乐刑政等事务，都在学校里讲习。士人所观察、学习的，都是先王的正言正行以及治理天下的意旨。他们的才能也都可以作为治理天下国家的用处。

译如果不能用来治理天下国家，就不教育他；如果能够用来治理天下国家，就没有不在学校中教育的。这就是教育他们的方法。所谓供养他们的方法是什么呢？用财物使他们富足，用礼制约束他们，用法律裁制他们。什么叫用财物使他们富足？人的情欲如果在财物方面得不到满足，就会贪婪鄙陋、苟且求取，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先王知道会这样，所以制定俸禄制度：从平民中担任官职的人开始，他们的俸禄已经足以代替耕作所得。由此逐级向上，每一级都有增加，使他们足以养成廉耻之心，远离贪婪鄙陋的行为。还认为这样不够，又把俸禄推及他们的子孙，称为世禄，使他们活着时，对于父子兄弟妻子的供养、婚姻亲友的交往，都没有遗憾；死后，子孙也没有生活不足的忧虑。什么叫用礼制约束他们？人的情欲如果财物已经充足，却没有礼制加以节制，就会放纵邪僻、奢侈无度，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先王知道会这样，所以为他们制定制度：婚丧祭祀、奉养宴享等事情，衣服饮食、器物使用等物品，都按照身份等级加以节制，并以律令和度量衡的法则使之整齐一致。身份等级允许置办而财力不足以备办的，就不备办；财力能够备办而身份等级不允许的，也不让增加一铢两分一寸。什么叫用法律裁制他们？先王已经用道艺教育天下的士人了；如果不遵从教导，就用屏弃、流放远方的办法对待他，甚至终身不许列入士类。已经用礼制约束他们了；如果不遵守礼，就用流放、杀戮的法律对待他。《王制》说：“改变服饰的人，他的君主就流放他。”《酒诰》说：“有人告发说：‘聚众饮酒，你们不要放纵。’就把他们全部捉拿拘押，押回周地，我要把他们杀掉。”聚众饮酒、改变服饰，都是小罪；流放、杀戮，是重刑。以重刑加在小罪之上，先王之所以忍心这样做而不疑虑，是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足以统一天下的风俗，成就自己的治理。用礼制约束他们，用法律裁制他们，天下之所以服从而没有抵触冒犯，也不只是靠禁令严厉、治理严密就能做到的。还因为我们怀着至诚恳切的心，努力实行并带头示范。凡是在君主左右以及地位显贵通达的人，都顺从君主的意愿而奉行。有一个人不遵从，法律的惩罚一定先从他开始。上位者以至诚实行，显贵者知道避开君主所厌恶的事情，那么天下不必处罚而自行停止的人就多了。所以说，这就是供养他们的方法。所谓选取他们的方法是什么呢？先王选取人才，一定在乡党，一定在庠序，让众人推举他们所认为贤能的人，登记上报给王，再加以考察。确实贤能之后，再按照德行的大小、才干的高下授予官职。所谓考察，不是只凭耳目聪明，私下听信一个人的说法。想详细了解他的德行，就询问他的行为；想详细了解他的才能，就询问他的言论。得到他的言论和行为之后，再用事务来试验他。所谓考察，就是用事务试验他。即使尧任用舜，也不过如此，何况地位比他们低的人呢？至于九州这样广大、四海这样遥远，百官和亿万百姓中需要士大夫才能的人很多。拥有天下的君主，又不可能逐一亲自考察，也不可能偏偏交给一个人，让他在一两天之内考核众人的品行才能，决定升降。大概我们已经能够考察出才能品行较高的人，任用为大官；于是让这些人选取同类，长期考验他们，把有才能的人考察出来报告给上面，然后授予爵位、官职、俸禄和等级罢了。这就是选取人才的方法。所谓任用他们的方法是什么呢？人的才德有高有低、有厚有薄，各人适宜担任的职务有合适和不合适之分。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把懂得农业的人任为后稷，把懂得工艺的人任为共工。德行厚重而才能高的人，让他担任长官；德行浅薄而才能低的人，让他担任副职和属官。又让他们长期担任本职，这样上级就能熟悉他们并了解事务，下级也会服从驯顺并安于接受教化。贤能的人，功绩就可以达到成功；不肖的人，罪过也可以明显暴露。因此让他们长期任职，并用考核功绩的办法对待他们。这样一来，聪明有才、力量出众的人，就能竭尽智慧以追求功业，不担心事情不能完成、功绩不能成就；偷懒怠惰、苟且敷衍的人，即使想要在一时取得容纳，想到后面还有羞辱，哪里敢不努力呢？至于没有能力的人，本来就知道应该辞职退避而离开。任职办事的日子一久，不能胜任的罪责不能侥幸逃脱，所以他不敢冒充贤能，知道辞退回避。这样，哪里还会有结党营私、谗谄争相求进的人呢？选取已经十分详慎，任用已经十分适当，安置又已经很久；到了真正任用他时，又专一委任，不用法令一条条束缚防范他，而让他能够施行自己的意图。尧、舜能够治理百官、使众官兴盛，靠的就是这个。《尚书》说：“三年考核功绩，经过三次考核，就罢黜昏暗者、提升贤明者。”说的就是这件事。然而尧、舜时代，被罢黜的人是可以听说的，大概就是四凶；被提升的人则是皋陶、稷、契，他们一生只担任一个官职而不迁调。大概所谓提升，只是给他们增加爵位、官命和俸禄赏赐罢了。这就是任用他们的方法。教育、供养、选取、任用人才的方法既然如此，而当时的君主又能够和大臣们竭尽耳目心力，以至诚恳切、忧念百姓的心来实行，那么这就是臣下没有疑虑，对于天下国家的事情，想做什么而不能做到的原因。如今州县虽然有学校，不过是取得房屋墙壁和器具罢了，并没有教导官，也没有培养人才的事情。只有太学有教导官，却也未曾严格选任。朝廷礼乐刑政的事务，从未在学校中讲习；求学的人也漠然认为礼乐刑政是有关部门的事情，不是自己应当知道的事情。学生所受的教育，不过是讲说章句罢了。讲说章句，本来就不是古代教育人的方法。近年才开始教他们应试文章。应试文章，不广泛背诵、努力学习、耗尽一天的精力就不能掌握；等到他们终于写得工巧，大的方面不足以用于治理天下国家，小的方面也不足以供天下国家使用。所以即使有人在庠序中白了头，终日尽力遵循上面的教导，等到让他从政时，却茫然不知从何做起，这样的人到处都是。如今的教育不只不能造成人才，反而进一步使他们困苦、损坏，使他们不能成为人才，为什么呢？

译人的才能，是由于专心一业而成就的，由于杂乱旁骛而毁坏的。所以先王安排百姓，让有才能的人处在官府中，让农民处在田亩间，让商贾处在店铺里，让士人处在庠序中，使他们各自专心于自己的职业，不接触其他事物，因为担心其他事物足以损害他们的本业。所谓士人，又不只是让他们不能接触其他事物而已，还要只向他们显示先王的道理；百家诸子的异说，都排斥在外，不让他们学习。如今士人应当学习的，是能够用于治理天下国家的学问。现在却全都把这些放在一边不教，反而教他们应试文章，使他们耗费精神、疲惫心力，穷尽一整天来从事这种事情。等到任用他们做官，又全都把应试文章放在一边，要求他们处理天下国家的事务。古人早晚专心从事天下国家的事情，尚且还有才能够做和不能够做的区别；如今却转移他们的精神，夺去他们的时间，早晚从事毫无补益的学习。等到任命他们办事，然后突然要求他们用来治理天下国家，难怪才能足以有所作为的人很少了。所以臣说，这不只是不能造成人才，反而还使他们困苦、损坏，使他们不能成才。还有危害更大的：先王时代，士人所学习的是文武之道。士人的才能，有的可以担任公卿大夫，有的可以担任士人，才能有大小、适宜与不适宜的区别是有的。至于武事，则随着才能的大小，没有不学习的。所以才能大的，在朝中可以担任六官的卿，出外可以担任六军的将领；次一等的，可以做比、闾、族、党的教师，也都是卒伍、师旅的统帅。因此边疆守卫的职位都由士大夫担任，小人不能奸邪地占据这些职任。现在的求学者认为文事、武事是两回事，只知道治理文事罢了。至于边疆守卫的职任，就推给卒伍；往往天下奸诈强悍、无赖之人，即使才行足以在乡里立足，也没有谁肯离开亲戚而响应招募。边疆守卫，是天下的重大职任，也是君主应当慎重对待的事情。所以古代教育士人，把射箭、驾车看作急务；其他技能则看他的才能适合什么，然后教育他，才能所不能的就不强迫他学习。至于射箭，这是男子的事情；人出生时如果有疾病，不能学习也就罢了；如果没有疾病，就没有舍弃射箭而不学习的。在庠序之中，本来就应当从事射箭。有宾客来访的事情，就用射箭行礼；有祭祀的事情，也用射箭行礼；区别士人的品行，若品行和才能相等，就用射箭来判定高下。在礼乐的事情中，从来没有不寓含射箭；射箭也从来没有不处在礼乐祭祀之中。《易经》说：“弓矢的功用，可以用来威服天下。”先王难道只是认为射箭可以用来学习揖让的礼仪吗？本来是认为射箭是武事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威服天下、守卫国家的工具。在家居时用它来学习礼乐，出外时用它来参加战争。士人既然早晚从事这项学习，有才能的人就会很多；那么边疆守卫的职任，都可以从中选择人才来担任。士人曾经学习先王的道理，品行道义又在乡党中受到推举，然后根据他的才能，把边疆守卫的事情托付给他；这就是古代君主把干戈交给相应的人掌管，从而没有内忧外患的原因。如今却把天下的重大职任、君主应当极其慎重选择的职位，推给奸诈强悍、无赖而才能品行不足、只能在乡里勉强立足的人。这正是当今常常忧惧、总是抱有边疆之忧，担心宿卫不足以依靠来获得安宁的原因。如今谁不知道边疆宿卫之士不足以依靠来获得安宁呢？只是认为天下的学士以拿兵器为耻，也没有人能够从事骑马射箭、行军布阵的事情；那么除了招募来的卒伍，又有谁能担当这件事呢？如果不严格教育士人，不提高选拔标准，那么士人以拿兵器为耻，又从未学习骑马射箭、行军布阵，本来就是必然的道理。这些全都是教育方法不对造成的。如今俸禄制度大都很微薄，如果不是朝廷侍从一类的官员，家中供养的人稍微多些，就没有不兼营农业、商业利益而能够维持生活的。下等州县官吏，一个月所得多的有八九千钱，少的有四五千钱；还要守选等待授官、守缺等待补任，通常要经过六七年，才能得到三年的俸禄，计算下来每月实际所得竟不足四五千钱，少的实际还不到三四千钱罢了。即使奴仆杂役的供给，也比这宽裕不了多少；但养生送死、婚姻嫁娶、送葬等事情，都要靠这些俸禄办理。才智高出中等人的，即使贫穷，也不会失去做君子的品格；才智低于中等人的，即使富足，也不会失去做小人的本性。只有中等人不是这样：贫穷就成为小人，富足就成为君子。计算天下士人，才智高于或低于中等人的，千百人中不到十分之一；贫穷而成为小人、富足而成为君子的人，天下到处都是。先王认为众人的欲望不能靠力量压制，所以制定制度不以自己的标准为准，而以中等人的情况为准，顺着他们的欲望加以引导，使制度成为中等人能够遵守的，那么他们的志向就可以推行到天下，并流传到后世。按照如今的俸禄制度，却想让士人不毁坏廉耻之心，大概是中等人做不到的。所以如今大官往往互相行贿送礼，经营财产，以至背负贪污的恶名；小官则贩卖货物、乞讨行乞，没有什么事情不做。士人既然已经毁坏廉耻而给世间留下牵累，那么偷懒敷衍、苟且求容的心意就会产生，自我振作、奋发自强的心就会停止，职务怎么能不松弛？治理之道又从哪里兴起呢？何况违法受贿、侵夺百姓利益的人往往到处都是，这就是所谓不能用财物使他们富足。婚丧奉养、服饰饮食、器物使用等事情，都没有制度加以节制，天下反而以奢侈为荣耀、以节俭为羞耻。只要财力能够置办，就没有什么不能做的。有关部门既不禁止，人们又把这些当作荣耀。如果财力不足，不能在流俗中自我夸耀，那么在婚丧之际往往得罪族人亲戚，众人反而把这看作耻辱。所以富有的人贪求而不知止足，贫穷的人则勉强用不足的财力追赶他们；这就是士人处境更加困苦、廉耻之心受到损害的原因。这些就是所谓不能用礼来约束他们。如今陛下亲自实行节俭，以此率领天下，这是左右近臣和显贵之臣亲眼看见的。然而在闺门之内，奢侈靡费没有节制，违犯陛下所厌恶的事情，因而损害天下教化的人，已经有过分的了。

译却没有听说朝廷有所放逐贬黜，以此向天下示范。从前周人拘捕聚众饮酒者，并给他们加上死刑，是因为酒的末流会产生祸害，甚至达到使许多人死亡的地步，所以严厉禁止祸害产生的根源。严禁祸害产生的根源，所以真正施刑的情况极少，而人们陷入祸败的也少。如今朝廷法律中最重视禁止的，唯独是贪吏。严禁贪吏，却放松对奢靡的法律，这就是禁止末流而放松根本。然而世上的有识之士认为，当今官员冗多，而国家财政已经不足以供养他们，这种看法也被表面的道理蒙蔽了。如今官员进入仕途确实冗多了；然而前代设置的官员名额本来很少，俸禄又这样微薄，那么财用不足，大概也有它的原因。官吏俸禄难道值得计算吗？臣对于财利本来没有研究，但私下观察过前代治理财政的大略。大概是依靠天下人的力量来创造天下的财富，取用天下的财富来供给天下的费用。自古治理得好的时代，从来没有把不足看作天下共同的忧患，忧患在于治理财政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罢了。如今天下没有战争的器械，百姓安居乐业，各自尽自己的力量来创造天下财富；然而公私方面常常把困穷作为忧患，大概是因为理财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有关部门不能估量时代的适宜情况、通达地变革制度罢了。如果确实能够按照正确的方法治理财政，通达地变革制度，臣虽然愚昧，也知道增加官吏俸禄不足以损害国家经费。如今法律严密、命令完备，用来罗致约束天下士人，可以说很严密了。然而是否曾经用道艺教育他们，并设置刑罚来对待不遵从教导的人呢？是否曾经用制度约束他们，并设置刑罚来对待不遵守制度的人呢？是否曾经把职事交给他们，并设置刑罚来对待不能任事的人呢？如果没有先用道艺教育他们，确实不能因为他们不遵从教导就诛罚；没有先用制度约束他们，确实不能因为他们不遵循制度就诛罚；没有先把职事交给他们，确实不能因为他们不能任事就诛罚。这三件事，是先王法令中最为急切的。如今这三类过失都不能诛罚，反而对细小琐事、并非妨害治理的急务制定法令禁条，月月变化、年年不同；做官的甚至多到数不清，更何况能够一条条避开而不触犯它们的人呢？这就是法令被轻视而不能施行的原因，小人有幸免罪，君子却不幸受到牵连。这就是所谓不能用刑法裁制他们。以上种种，都是治理方法不对。当今选取士人，强行记诵、广泛背诵，粗略通晓文辞，称为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是公卿的候选人。记诵不必强行背诵，也不必广泛学习，只要略通文辞，又曾经学习诗赋，就称为进士。进士中优秀的，也是公卿的候选人。这两科所得到的技能不足以担任公卿，不必等到讨论之后就可以知道。然而世上的议论者却认为，我们一向用这些科目选取天下士人，而才能够担任公卿的人常常出自其中，不必效法古代选取人才的方法才能得到人才。这种说法也被表面的道理蒙蔽了。先王时代，已经把所有选取人才的方法都用尽了，仍然担心贤能者难以进用、不肖者混杂其中。如今却把先王选取士人的方法全部废弃，驱使天下有才之士，全都去参加贤良、进士的考试；那么才能担任公卿的人固然应当成为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中也固然有时会得到才能足以担任公卿的人。然而不肖者只要能够从事雕虫篆刻的小技，就凭此升到公卿；才能足以担任公卿的人，却困在毫无补益的学问中，因而在山野之间困顿至死，这样的人大概十有八九。古代拥有天下的人，所谨慎选择的，不过是公卿罢了。公卿既然得到合适的人才，就根据他们推求同类，使同类人才聚集在朝廷，那么百官和各种事务就没有不得到合适人才的了。如今让不肖之人侥幸做到公卿，因而得以推求同类聚集在朝廷，这就是朝廷中不肖之人很多的原因；即使有贤能聪智的人，也往往困于没有助力，不能施行自己的意图。况且公卿不肖，既然推求同类聚集在朝廷，朝廷中的不肖者又推求同类来充任四方的职务；负责四方事务的人，又各自推举不肖者散布到州郡，那么即使有连坐举荐官员的科条，哪里值得依靠呢？只不过成为不肖者的凭借罢了。其次是九经、五经、学究、明法等科，朝廷本来已经担忧它们对世间没有用处，稍稍要求他们懂得大义。然而从大义中取得的人才，并没有比过去贤能。如今朝廷又开设明经科来选取通晓经术的士人；但明经科所选取的，也只是能够记诵、粗略通晓文辞的人罢了。那些通晓先王的意旨、可以用于天下国家的人，反而未必能够参加这项选拔。再其次是恩荫子弟：庠序不教给他们道艺，官府不考察询问他们的才能，父兄不保举担保他们的品行道义，朝廷却动辄把官职授给他们，让他们承担事务。周武王列举纣王的罪过时，就说“按照世袭来任用官员”。按照世袭来任用官员而不考虑他们的才能品行，这正是纣王导致混乱灭亡的道路，是太平时代所没有的。再其次称为流外，朝廷本来已经把他们排挤到廉耻之外，限制了他们进取的道路；却又把州县事务交给他们，让他们处在士人百姓之上，这难道是所谓用贤能之人治理不肖者吗？从臣出使所到之处来看，在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官吏中出身流外而可以把事务托付给他的，几乎没有两三个；而那些应当防范他们奸邪行为的人却到处都是。古代有贤能与不肖的区别，却没有流品等级的区别，所以孔子这样圣明的人也曾经担任委吏；虽然做官吏，却不妨碍他成为公卿。到了后世有了流品等级的区别，凡是出身流外的人，他们所成就的地位本来就把自己置于廉耻之外，没有高尚于常人的志向。近世风俗日益流坏，即使士大夫的才能和权势足以进取，朝廷也曾用礼义奖勉他们，但到了晚年末路，往往因恐惧而做奸邪之事；何况他们平素的成就本来就没有高尚于常人的志向，朝廷又已经把他们排挤到廉耻之外，限制他们的进取呢？他们面对他人而侵夺职权，放纵邪僻、奢侈无度，本来就是必然的。至于边疆宿卫的选用，臣已经说过它的弊失了。

译这些全都是选取人才的方法不对。当今选取人才既不遵循正确的方法，到了任用时又不问他的德行是否适宜，只问他的出身先后；不论他的才能是否相称，只论他历任官职的多少。以文学才能进身的人，先让他治理财政；已经让他治理财政，又调转去掌管狱讼；已经让他掌管狱讼，又调转去治理礼仪。这就等于一个人的身上，要他具备百官各自应有的能力，难怪人才难以施展了。要求人去做他难以做到的事情，那么能够做到的人就少；能够做到的人少了，就会相互跟随而不去做。所以让他掌管礼仪，却从不担心他不懂礼，因为如今掌管礼仪的人从未学习过礼。让他掌管狱讼，却从不以不懂狱讼为耻，因为如今掌管狱讼的人从未学习过狱讼。天下人也已经逐渐沉浸在失去教育的状态中，受到既成风俗的影响；看见朝廷任用的人不是按资历次序，就相互议论讥讽；至于任用不合乎才能，却从未有人非难。况且在位者频繁调动，就不能长期任职；因此上级不能熟悉并了解事务，下级也不肯服从驯顺、安于接受教化。贤能的人，功绩不能达到成功；不肖的人，罪过不能发展到显著。至于迎接新官、送别旧官的劳苦，以及由此产生的文书簿册断绝等弊病，本来都是较小的危害，不值得全部列举。设置官职，大体都应当让人长期任职；至于所管辖的地方遥远、所承担的责任重大，就更应当长期任职，然后才可以要求他有所作为。但如今尤其不能长期任职，往往才过几天就把他调走。选取已经不够详慎，任用已经不够适当，任职又已经不够长久；到了真正任用时，又不能专一委任，还要用法律一条条束缚防范他，使他不能施行自己的意图。因此臣知道，如今在位者大多不是合适的人；如果稍微借给他们权力而不一条条用法律束缚防范，他们就会放纵恣肆、无所不为。即使如此，在位者不是合适的人而只依靠法律来治理，自古到今也没有能够治理好的；即使在位者已经得到合适的人才，却仍一条条用法律束缚防范，不让他施行自己的意图，自古到今也没有能够治理好的。选取已经不够详慎，任用已经不够适当，安置已经不够长久，任用时又不能专一委任，还要一条条用法律束缚防范，所以即使贤能者在位、能干者任职，也几乎和不肖无能者没有区别。正因为如此，朝廷明明知道某人贤能足以任事，只要不是符合资历次序，就不让他任事，反而突然提拔他；即使提拔了他，士人仍然不服。明明知道某人无能而不肖，只要没有罪过被在职官员弹劾，就不敢因为他不能胜任而立即罢退他；即使罢退了他，士人仍然不服。他确实不肖而无能，士人却不服，为什么呢？因为所谓贤能者任职办事，与不肖而无能者任职办事，也没有什么不同。臣先前所说的不能把职事交给人，却没有设置不能任事的刑罚来对待他，说的就是这个。教育他们、供养他们、选取他们、任用他们，其中只要有一项方法不对，就足以败坏天下的人才；何况四项同时都有问题，那么在位的不才、苟且、贪鄙之人就多得数不清，而民间乡野之中也少有可以任用的人才，本来就不值得奇怪。《诗经》说：“国家虽不安定，有的圣明，有的昏暗；百姓虽不富足，有的聪明，有的善谋，有的严肃，有的能干。就像泉水流淌，不要一同陷入败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在位的人才已经不足，乡里民间又少有可用的人才，难道只是想施行先王的政道却不能做到吗？把社稷托付给谁、守卫疆土靠谁，陛下难道能够长久把上天的幸运当作常态，而不担心有一天发生祸患吗？汉代张角率领三十六万人同日兴起，各地郡国没有谁能够揭发并识破他的谋划；唐朝黄巢横行天下，但他所到之处，将领官吏没有敢于抵抗他的。汉、唐灭亡的祸患，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唐朝灭亡以后，国势日渐衰微，以至于五代；当时武夫掌权，贤能的人隐藏起来，才德消沉而不能显现。在位的人再也不知道君臣之间的义、上下之间的礼了。那时，改换社稷，简直比下棋落子还容易；而百姓死得肝脑涂地，幸而没有辗转死在沟壑中的，也没有多少。人才不足，祸患大概就会这样。可是如今公卿大夫没有肯替陛下作长远打算、考虑后患，为宗庙万世谋划的，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从前晋武帝只顾眼前，不替子孙作长远谋划；当时在位的人也都苟且迎合、勉强容身，风俗完全败坏，抛弃礼义，废弃法制，上下都犯了错误，却没有人认为不对。有见识的人本来就知道天下必将发生动乱，后来果然天下大乱，中原沦为草莽之地达二百多年。臣恭敬地想，三庙祖宗的神灵把天下托付给陛下，本来是要使祖宗万世享受祭祀，并永远庇护百姓。臣希望陛下鉴察汉、唐、五代所以乱亡的原因，惩戒晋武帝苟且因循的祸患，明令诏告大臣，思考用什么办法陶冶造就天下人才，以谋略筹划，以策略计算，逐步施行，务求符合当代的变化，不辜负先王的心意，那么天下的人才就会多得用不完了。人才多得用不完，那么陛下还有什么求取不得、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呢？用谋略思虑，以策略筹划，逐步施行，那么成就天下人才是很容易的。臣当初读《孟子》，看到孟子说王政很容易施行，心里认为确实如此。后来看到他同慎子讨论齐、鲁的土地，认为先王的制度是，国家大抵不过方圆百里；又认为如果今天有圣王兴起，那么各诸侯的土地，有的千里，有的五百里，都将削减，直到数十里、百里才停止。于是臣怀疑：孟子虽然贤能，仁爱和智慧足以统一天下，又怎么能不凭借战争来强行削减土地，使数百里、千里的强国一旦之间愿意削去自己土地的十分之八九，缩小到先王时代诸侯的规模呢？后来看到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计策，命诸侯王的土地都可以推恩分封给子弟，而汉朝亲自确定他们的名号，随即把他们分别隶属于汉朝。这样，诸侯王的子弟各自拥有分封的土地，势力强、土地大的诸侯最终因此分割削弱。此后才知道，用谋略思虑，以策略筹划，逐步施行，那么大的势力固然可以使它变小，强的势力固然可以使它变弱，而且不至于造成倾覆、惊乱、变故和失败的祸端。孟子的话并不过分。何况如今想要改易变革，形势并不像孟子所设想的那样艰难。

译所以臣说：用谋略思虑，以策略筹划，逐步施行，那么事情就会非常容易。然而先王治理天下，不担心人们不肯做事，而担心人们没有能力；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而担心自己不努力。什么叫不担心人们不肯做事，而担心人们没有能力？人的性情，所希望得到的，无非是善行之名、尊贵的名声、优厚的爵位和利益。先王能够掌握这些来驾驭天下的士人；天下的士人如果有能力遵循先王之道来治理国家，先王就把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全部赐给他们。士人没有能力也就罢了，如果有能力，谁肯舍弃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而不努力使自己成为有才之人呢？所以说，不担心人们不肯做事，而担心人们没有能力。什么叫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而担心自己不努力？先王用来对待人的法令制度完美无缺，除了极其愚昧、不可改变的人，没有谁不能依照它去做。然而，如果不以至诚恻怛之心来谋划，不努力实行并率先垂范，就没有人能够以至诚恻怛之心努力响应。所以说，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而担心自己不努力。陛下如果确实有意成就天下人才，那么臣只希望陛下努力去做而已。臣又看到，过去朝廷想要施行某项措施、进行变革，开始筹划利害时未曾充分考虑；只要有一类世俗中求侥幸的人不高兴并加以非难，事情便立即停止，不敢继续实行。法度一旦确立，人们就不会只顾维护自己的侥幸利益。因此，先王的政治虽然足以使天下获利，但在承受弊病败坏之后、又正值侥幸之风盛行的时候，创立法令、建立制度从来没有不艰难的。假如先王创立法令、建立制度时，天下那些求侥幸的人也能顺从而喜悦地趋附，没有任何抵触，那么先王的法令就会保存到今天而不被废弃。正因为创立法令、建立制度艰难，而求侥幸的人不肯顺从喜悦地趋附，所以古人想有所作为，从来没有不先用征伐诛讨，随后才使自己的意图在天下得到实现。《诗经》说：“这样征伐，这样施展；这样断绝，这样忽略，四方因此没有违逆。”这是说周文王先行征伐诛讨，后来才在天下实现自己的意图。先王想要建立法度来改变衰败的风俗、成就人的才德，即使有征伐诛讨的困难，也仍然忍心去做，因为认为不这样做，就无法有所作为。到了孔子以平民身份游历诸侯，他所到之处，就使诸侯君臣舍弃原来的习惯，违背原本顺从的事情，增强原来弱劣的方面，忙乱不安；最终困于排斥驱逐，但孔子也始终没有因此改变，因为认为不这样做，就无法有所作为。这就是孔子所坚守的，大概与周文王的心意相同。居于上位的圣人，没有比周文王更伟大的；处于下位的圣人，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可是他们想要施行措施、进行变革，事情也大抵就是这样。如今拥有天下的形势，居于先王的位置，创立法令制度，并没有征伐诛讨那样的困难。即使有求侥幸的人不高兴而非难此事，他们固然也比不上顺从喜悦的人多。然而只因有一个世俗中求侥幸的人说了不高兴的话，事情便停止而不敢施行，这是糊涂。陛下如果确实有意成就天下人才，那么臣还希望陛下果断决定而已。用谋略思虑，以策略筹划，逐步施行；又勉励他们使之成就，并以果断决心裁断；如果这样仍然不能成就天下人才，那么臣所听闻的办法大概还没有比这更好的。然而臣所说的这些，是世俗所不谈论的，也是如今议论政事的人认为迂腐空疏、陈旧老套的。臣私下看到，近世士大夫想要竭尽心思、耳目之力来辅助朝廷的人是有的；但他们的心意不是只考虑一切利害，就是认为当世能够实行的事情也不过如此。士大夫已经用这些来迎合世俗，而朝廷从天下士人那里所取用的，也不过如此。至于大伦大法、礼义这些方面，先王努力学习并坚守的东西，大概就顾不上了。有人一涉及这些，众人便聚集起来嘲笑他，认为这是迂腐空疏。如今朝廷全心关注一切具体利害，在细碎文书和司法法令之间处理事务，并不是一天两天了，但其效果已经可以看见。那么所谓迂腐空疏、陈旧老套的道理，也希望陛下稍微留心考察一下。从前唐太宗贞观初年，人人都有不同的议论，像封德彝这类人，都认为如果不杂用秦、汉的政治措施，就不足以治理天下。能够思考先王之道、启发唐太宗的，只有魏文正公一人。他所施行设置的措施，虽然未能完全符合先王的心意，但大略可以说是相合的，所以能够在几年之间使天下几乎达到刑罚不用的境地，中原安宁，蛮夷顺服；自夏、商、周三王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盛大的时代。唐太宗初年，天下的风俗仍和今天的风俗一样。魏文正公的话，本来就是当时所谓迂腐空疏、陈旧老套的话，然而效果却是这样。贾谊说：“如今有人说德教不如法令，为什么不引商、周、秦、汉的事来观察呢？”既然如此，唐太宗的事也可以拿来观察了。臣有幸因职务之事回来向陛下报告，不自量才疏力弱，无法胜任职务，却敢谈及国家的大体，是因为臣承受陛下任用差遣，理当回来报告。臣私下认为，在位的人才不足，因而没有值得称道的人；朝廷任用差遣的本意，以及朝廷用来任用天下士人的办法，或许不合道理，使士人不能充分发挥才干。这也是臣出使所涉及的事情，是陛下应当首先听闻的。若舍弃这些不说，反而琐碎罗列一两件利害之事，来玷污陛下的聪明，最终对世道毫无补益，那就不是臣尽心侍奉陛下的本意了。恭请陛下详细思考，选择其中正确的意见，这将是天下的大幸。给皇帝直言的奏书　司马温公 臣恭敬地拜读诏书，欢喜至极而流泪。从前成汤用六件事责备自己，如今陛下用四件事征求谏言，圣人的作为，虽处不同时代却相互符合。诏书所说的，全都是今日的深重祸患。陛下既然已经知道了，群臣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就会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就会光大。”陛下如果确实知道事情应当如此，又能坚定意志而不疑惑，不被左右近臣迷惑，那么怎么知道今天的灾祸不能转化为大戊日桑树、谷树生长，高宗时野鸡鸣叫，成王时雷鸣风动，宣王时旱灾那样的警戒，进而成为社稷和百姓的福分呢？然而诏书下达以来，臣不知道朝廷内外的大臣是否有人把当前急务和百姓疾苦，竭力替陛下分辨清楚地说出来？想来一定有，只是臣还没有听到。臣私下不自量，想到我们父子承受国家深厚的恩典，充任侍从之职；从前在朝廷时，曾多次以狂妄浅陋的意见冒犯圣听，间或以年老为由请求任闲散官职，至今已有四年没有听闻朝廷的议论了。如今有幸遇到陛下发布不避忌讳的诏书，询问朝政的缺失，这实在是千年难遇的机会。古人即使身在田野，尚且不忘君主，何况身居官位、享受俸禄的人呢？因此臣不敢畏惧当权者、躲避众人的愤怒、爱惜自身、保全妻子儿女，明知时事令人忧虑，却闭口不言。

译臣私下观察，陛下英明睿智的天性，世所罕见、少有匹敌。即位以来，励精图治，以做守成的平庸君主为耻；上则希望仰慕尧、舜的盛德，下则不失汉、唐的盛世；提拔俊杰之才让他们执掌政务，他们的话没有不听的，计策没有不采纳的，所称誉的人就越级升迁，所诋毁的人就斥退；陛下垂衣拱手，任凭他们施为，推心置腹，没有人能够从中离间。即使齐桓公任用管仲、蜀先主任用诸葛亮，也恐怕比不上。执政大臣也都尽心竭力，以符合陛下想做的事，以做庸碌守法、因循旧例的大臣为耻，而且常常以周公自任。照理说，法令制度应当纷纷整治，士农工商都应丰足安乐，歌颂之声应当处处传扬，吉祥征兆应当接连而来。可是六年之间，百事纷乱，四民失去职业，怨恨愤怒的声音令人不忍听闻，灾异之大，古今少有相比。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是执政大臣辅佐陛下的方法没有掌握正确的道路吗？所谓没有掌握正确的道路，就在于喜欢与自己相同的人，厌恶与自己不同的人。陛下既然把威权和赏罚的权柄全部交给他们，让他们制定新法以使天下获利，本应与众人一起舍弃短处、取其长处，以求尽善尽美，却独断地任凭自己的意愿，厌恶别人对他们的攻击诘难。群臣中有与他们相同的，就不按通常次序提拔任用；与他们意见不同的，祸患和耻辱就随之而来。人情谁会舍弃福分而招取祸患、舍弃荣耀而趋向耻辱？因此天下那些急于追求富贵的人便一齐依附他们，争相劝说陛下更加信任委托他们，顺从他们的言论，严厉施行刑罚以杜绝不同意见。这样做的人往往立即得到美官。近年来，朝廷内外掌握权力的官员，大多都是这一类人。那些心怀忠诚正直、守持廉耻的人，就被排斥废弃，有的还遭受罪罚，没有容身立足之处。至于谏官，是天子的耳目，用来规正朝政的过失、纠察大臣的专横，这些官员本应由陛下亲自选择，也应当让他们帮助陛下选择。如今专门任用亲近宠爱的人，稍有违背，就加以贬谪驱逐，以警戒后来者；一定要找到最善于逢迎巧辩的人，才让他担任这种官职。这样一来，执政大臣的过错，群臣的奸邪，百姓的疾苦，远方人的冤屈压抑，陛下从哪里能够听到呢？又有奉命到四方询问访察利害的人，也是执政者亲近宠爱的人；他们都先接受执政者的指示，凭借其势力逼迫州县官吏，地方官员的善恶取舍，全系于他们笔下，升降黜陟全由他们一张嘴决定。那些州县官吏迎合奉承、顺从应酬尚且来不及，哪里有空同他们讨论利害、表达异议呢？等到使者入朝奏报，就说州县守令都认为这样便利，可以长久施行。陛下只看见他们的文书灿烂可观，便认为法令极其完美、谋议人人同意，哪里知道他们在外面做了些什么呢？有的人还增加条目，务求新奇巧妙；彼此陈说利弊，各自改动制度，使原本一时统一的法令日异月殊。时间久了而不说明，官吏百姓知道该听从谁呢？这大概是因为沿袭旧制就没有功劳，出奇制胜就有赏赐；他们都是为自己求取进身的打算，并非有益国利民的心意。又命令使者督促责问各地监司，再督促责问各地州县，上下相互驱迫，争相做得苛刻。奉行新法稍不尽力，就说他没有才能、不称职。等到阻挠破坏新法，立即实行停职替换；有的还因为没有熟悉新法而误有违犯，都不予赦免，降官、罢官，与犯贪赃罪的人同样处理。至于犯下私罪，州县官吏只顾奉行文书，连求得免除罪责都来不及，便再也不关心民事了。又派遣巡逻士卒，听到市井道路上的人有诽谤言论，就捉拿起来施刑。又张榜设赏，招募人告发逮捕诽谤朝政的人。臣不知道自古圣帝明王的政治，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从前尧向众人考察意见，舍弃自己的看法而听从别人；舜告诫群臣说：“我有过失，你们要辅弼我；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却另说一套。”这正是帝王被称为最优秀的原因。秦朝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杀害直言进谏的士人，禁止人们私下交谈；等到祸败发生，连路人都知道了。只是秦朝不知道，这正是它成为万世明显警戒的原因。子产担任郑国的相，郑国人到乡校游息，议论执政，有人说请把乡校毁掉。子产说：“为什么要毁掉它？人们早晚退朝后到那里游息，议论执政的好坏。他们认为好的，我就实行；认为不好的，我就改正。这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我只听说用忠诚善行来减少怨恨，没有听说用逞威风来防止愤怒。严格设置禁防，难道不能很快制止吗？但这就像堵塞水流，大水决口冲破堤防，伤害的人一定很多，我无法挽救。不如开个小口让水疏导出来；我听到这些议论，反而很高兴。”为什么今天的执政者不同于古代的执政者呢？齐景公对梁丘据说：“只有梁丘据同我和谐啊！”晏子说：“梁丘据那只是同意，怎么能叫和谐？和谐就像调和羹汤，水、火、醋、肉酱、盐、梅等用来烹调鱼肉，厨师把它们调和，使味道协调，补足不足，减弱过强。君子吃了它，心情就平和；君臣之间也是这样。君主认为可以而其中有不可以，臣就指出其中不可以的地方，以成全君主认为可行的事；君主认为不可以而其中有可行之处，臣就指出其中可行的地方，以替代君主认为不可行的地方。因此政事没有不能成功的，百姓也没有争斗之心。”如今梁丘据不是这样，君主认为可以，他也说可以；君主认为不可以，他也说不可以。若是用水去补水，谁能分辨其中的味道呢？如今朝廷上的人回答君主、进言启发，和梁丘据有什么不同吗？卫侯说出计策的是非，群臣附和他的，仿佛出自同一张嘴。子思说：“依我看卫国，这就叫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君主自以为贤明，众人的谋议就不能进献。事情明明正确，还应当听取众人的谋议，何况附和错误来助长恶行呢？不察看事情的是非，却喜欢别人赞美自己，昏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不衡量道理所在，却阿谀奉承以求容身，谄媚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君主昏暗、臣子谄媚，却处在百姓之上，百姓不会与他们同心。如果还不停止这样做，国家就会不像国家了。”子思对卫侯说：“您的国家政事将会一天比一天坏。君主说出话来，自己认为是对的，卿大夫没有人敢纠正他的错误；卿大夫也自以为是，士人和庶民没有人敢纠正他们的错误。君臣都说自己贤明，上下又异口同声地赞美他们。赞美他们就顺从而得到福分，纠正他们就违逆而遭受祸患。这样一来，善政从哪里产生呢？如今执政者主持新法，上下同心同德地赞美它，和卫国的政治又有什么不同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译因此士大夫愤懑郁结，只能望着屋顶仰天叹息而不敢说话；庶民饥寒憔悴，号哭却没有地方申诉。这就是陛下所说的忠诚正直的谋议郁结于上，无法被听闻，而阿谀奉承之言堵塞视听，以成全他们的私利。如果忠直之士退缩潜伏，阿谀之人充满身边，却希望百官各守其职、四方富足、颂声传播、祥瑞降临，本来就很困难了。如今朝廷的过失，大的只有六项：第一，广泛发放青苗钱，使百姓负债日益加重，而县官却没有可以责罚的对象。第二，免除上面的差役，却向下面的百姓收钱，用来养活浮浪之人。第三，设置市易司，和小民争利，实际上耗散了官府财物。第四，中原尚未治理好，却侵扰四方夷族，得到少而失去多。第五，强行编排结保甲，教习使用凶器，以扰乱农民。第六，听信狂妄奸诈的人，妄自兴修水利，使百姓劳苦、钱财耗费。至于其他琐碎的米盐事务，都不值得向陛下说。舍弃大的问题而谈小的，舍弃紧急的问题而谈缓慢的，外表有进献之迹，内心却怀着迎合附会之意，这是最为奸邪的做法，臣不敢这样做。这六件事造成的祸害，无论贵贱、愚智，没有人不知道。甚至陛下身边前后左右那些每天称赞新法好的人，心里也知道新法不可行，只是希望迎合圣心、依附执政，以窃取富贵罢了。一旦陛下的意志改变，他们的说法也会随之改变。臣如今不敢再烦费篇章，只特意叙述六件事的利害，以免玷污圣听。只希望陛下不要询问阿谀之党，不要探问权臣的心意，果断决定废止这些事情，一定会有人替陛下详细说明的。这六件事中，青苗法、免役法造成的祸害尤其大。力气，是百姓所产生并拥有的；谷物和布帛，是可以通过耕作和养蚕得到的；至于钱，是县官铸造的，百姓不能私自铸造。新法尚未施行时，民间的钱本来就已经很少了。富商大贾藏有钱财的或许有一些；农民所谓富裕，也不过是占有的田地稍微多些，积存的粮食稍微多些，房屋修整完好，耕牛不必向别人借用罢了，从未有家中积钱数万的。贫穷的人衣衫褴褛，不能遮蔽身体，糟糠也不能填饱肚子，春天盼望夏天成熟，夏天盼望秋天收成；有的人替别人耕种，靠此维持生活，也从未见过钱。所以古代向百姓征取赋税，各因他们拥有的东西而征取，因此农民的徭役不过是出力，赋税不过是谷物和布帛。自唐末开始兴兵，才有征收钱税的做法，所以白居易讥刺说：“私人家中没有铸钱的炉，平地上也没有铜山”，意思是责成百姓拿出他们没有的东西。如今有关部门制定的法令却不是这样，不论市井还是田野中的人，从中央到地方，从早到晚，只知道索取钱财。农家遇到丰年粮价低时出售粮食，把收获的粮食交给官府；与往年价格相比，有时一斛一石要减去三成，有时为了卖给别人又要加价二成。若遇到荒年，没有粮食可以出售，而官吏仍不停地催逼钱款，那么想卖田，家家都卖田；想卖房，家家都卖房；想卖牛，家家都卖牛。既然没有东西可卖，就不得不砍伐桑树柘树，拆掉房屋当柴烧，有时还杀牛卖肉。这样以后才能得到钱交给官府。百姓一年年这样下去，靠什么维持生活呢？所以新法施行以来，农民中已经有人受害而失去农业生产。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农民既然失业，其他百姓到哪里去取得食物呢？如今货币越来越贵重，物品越来越便宜，即使年成饥荒，物价也不十分昂贵，但百姓却更加困苦。替国家谋划的人，难道可以不稍微思考其中的原因吗？这都是搜刮钱财的过错啊！如今北至塞外，东至海边，南越过江淮，西抵巴蜀。从去年到冬天，几乎很少有雨雪，井泉溪涧往往干涸，大小麦都没有收成，百姓已经绝望。初夏过了一半，种子还没有下到土里，中等以下的人家大多缺乏食物，只能采食树木的嫩梢，吃草根来延续早晚的生命。如果再这样下去，该怎么办呢？正在这个时候，州县官吏督促催逼青苗、免役钱，不敢稍有宽缓，鞭打、拘系，只怕来不及完成；父子惶惶不安，如同处在汤火之中，号哭呼天，再也看不到活下去的希望。臣担心鸟到了穷困时就会啄人，野兽到了穷困时就会抓取；百姓已经困苦到了极点，却没有得到救济。羸弱的人如果不辗转死在沟壑，强壮的人如果不聚集起来成为盗贼，他们又将走向哪里呢？如果东西南北各地都有人呼啸聚集，结成群党，天天扩散、月月蔓延，遍布山林湖泽，盗贼凭借城邑，州县不能禁止，官军不能讨伐，到了这个时候，才商议废除新法，又有什么用呢？绿林、赤眉、黄巾、赤眉之类的人，是从哪里产生的？不过都是苦于赋税搜刮、又遭逢饥荒、贫困而无所作为的百姓罢了。这实在是宗庙社稷的深重忧患，可是朝廷之上正安然自得，认为太平事业已经完成了八九成。这是臣痛心疾首、白天忘记吃饭、夜里忘记睡觉，不顾死亡，想沉默却不能不说的原因。《易经》复卦初九说：“回归得不远，没有大的悔恨，大吉。”意思是能够不远就改正过错，即使有悔恨，也不会发展到严重地步。《易经》复卦上六说：“迷失而不能复归，凶，有灾祸。”如果用兵，最终必定大败，使国君遭凶，以至十年不能出征；迷失而不能复归，既凶，又给君主带来灾祸，是尤其不利的道路。从前秦穆公在崤山战败，《秦誓》说：“古代的谋臣，我说他们没有成就而使我忌恨；现在的谋臣，姑且将他们当作亲近的人。”虽然这样说，仍然能够询问白发老臣的意见，就没有什么过失了。这是因为他悔恨抛弃老成之道、采用巧言者的浅薄计谋而招致覆败，于是思考补救自己的过错。所以最终洗雪了先前的耻辱，强盛起来并称霸于西戎。汉武帝征伐四方夷族，使中原空虚耗损，盗贼蜂起，又损失了两支军队，于是下达哀痛自责的诏书。那时有人把边马书编写出来，拿给丞相、御史、二千石、中大夫以及任文学之职的人看，说匈奴从边境得到马匹，这是极不祥的事！公车、方士、太史、太卜都认为这是吉兆。等到谋划计策、占问卦兆，结果全都相反错误，汉武帝才醒悟公卿方士谄媚应答、没有以诚心进言，因而耽误国事，心中感到悔恨。所以他禁止苛刻暴虐，停止擅自征赋，努力重视农业，使天下重新安定。国家自从施行新法以来，天下人的心中祈愿、口中祷告，只希望陛下早日醒悟，挽救这些过失，使疲惫的百姓得到苏息，就像盼望上天降下甘霖一样，日复一日直到今天。如今改正还来得及挽救；再迟一些，民力耗尽，等到百姓一下子涣散离心，才开始安抚整顿，难道不困难吗？臣私下看陛下的诏书，敬畏上天的警戒，深深责备自己，言辞恳切诚挚，寻求最直切的意见，可见陛下已经知道前些日子的过失，也已经有所改变作为。

译如果只把这些写在空洞的文书上，对新法却不作任何改变，就像面对鼎中即将腐烂的鱼，还不断添柴加火，又有什么益处呢？陛下如果确实能够重新振作日月般的明察，奋发施展刚健果断的决断，放逐阿谀之人，不让他们蒙蔽阻塞视听，亲自选择忠诚正直的人担任谏官，收回威权和赏罚的柄权，使一切都由自己发出诏令决定：诏告天下，青苗钱不要再发放；官府已经出现亏欠损失的，按照最初发放的本金计算，分作数年缴纳，不再收取利息。免役钱，除去差役之外，仍按旧法办理。废止市易务，积存的货物按原来买入的价格出售；所欠官府的货物钱，也只除去利息，归还本金。停止开拓土地、扩张边境的军队，先使中原富足安定，然后再征伐四方夷族。停止保甲教练，使百姓从事田地生产，努力耕作。所兴修的水利，交给各州县审度办理；凡是利益少而危害多的，一概停止。这样，中外都会欢呼，上下都和谐，阳气蒸腾，雨水一定会应时而降。那些阿谀奉承、依附迎合执政者的人，都是沿用新法来取得富贵的；陛下认为新法不对而舍弃它，他们就像鱼失去了水，必定竭力争辩、固执不改，希望陛下不要听信他们。臣私下看到，陛下如今因为旱灾而退居别殿、撤减膳食，焦虑劳苦已经达到极点，但百姓最终仍未得到恩泽；不如废除这六件事，那么广大深厚的德泽就能施及四海了。又听说京师近来虽然下了雨，但京城辖区以外旱气仍和从前一样。君王以四海为家，不分远近，都是陛下的赤子。希望陛下不要只顺从群臣请求而返回正殿、恢复平常膳食；即使这样，也仍应兢兢业业，忧劳四方，不可马上放宽心，以为不再有旱灾了。又有各州奏报下雨，往往只是想解除陛下的焦虑劳苦，一寸雨就说成三寸，三寸就说成一尺，很多都不符合实情，不可不加以察验。又青苗法规定，灾伤达到五分就应当“倚闾”；其中有些不仁的官吏，竟压制阻拦百姓，只准减免四分以下的税，这尤其应当治罪。臣居于闲散之地，若朝廷有小的过失，臣本来不能参与知悉；如今眼看百姓困于新法，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却成为朝廷的深重忧患，而陛下竟然不知道。又从今年以来，臣的衰老疾病逐渐加重，万一不能继续活下去，先在朝露之间离世，怀着忠心未尽的情意，长久抱恨于九泉之下。因此臣冒死替陛下说这一番话。如果陛下仍然弃置轻忽而不信，这就是天意了，臣不敢再说。冒犯陛下的威严，内心战栗汗流至极，谨此具状奏报。《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十三 宋　魏齐贤 叶棻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