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十三

译《万言书》奉诏议论政事上皇帝书　欧阳永叔 日月，臣某冒死拜了两拜，向皇帝陛下上书。臣近来奉到诏书，准许臣上书议论政事。臣学识愚陋浅薄，不能广泛引述深远的道理，来说明治乱的根源。谨慎地选取当前的紧急事务，分条列为三弊五事，以答复诏书所要求的内容。恭请陛下裁断选择。臣听说，自古君王治理天下，虽然有忧虑勤劳之心，但如果不知道达到治理成效的办法，心里越劳苦，事情反而越乖谬；虽然有采纳谏言的明察，但如果没有竭力实行的果断，言论越多，听取时反而越困惑。因此做君主的，应当把琐碎事务交给别人负责，把重大事情专门掌握、独自决断，这是达到治理成效的关键方法。采纳一条意见，只要认为可以实行，即使众说纷纭也不能阻止它，这就是竭力实行的果断。知道这两点，天下就没有难以治理的了。臣恭敬地看到，国家自从大规模用兵以来，朝廷内外骚动不安。陛下思虑社稷的安危，挂念军队和百姓的疲弊，四五年来，圣心忧劳，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然而军队日益衰老，贼寇日益强盛，集合九州的力量去讨伐一个西戎小国，尚且没有一个人敢于前进。如今北戎这个强大的敌人又违背盟约而行动，将怎样抵御它呢？一向所担心的是边境事端，如今边境事端已经发生；一向所厌恶的是盗贼，如今盗贼已经兴起。一向所忧虑的是水灾旱灾，如今水旱灾害已经发生；一向所依赖的是民力，如今民力已经困乏；一向所需要的是财用，如今财用已经匮乏。陛下的忧心，一天比一天深；天下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危险。这就是臣所说的，用心虽然劳苦，却不知道求取达到治理成效的关键。近年朝廷广泛开放言路，献计的士人不下数千。然而事情的头绪反而越来越多，连应付都来不及。此前采纳的意见，众说纷纭；到了临事之时，哪里还有一项真正可用？这就是臣所说的，听取言论虽多，却不如实行时果断。臣思考圣心最忧虑、当前最缺乏的，不过是没有军队，没有将领，没有财用，没有抵御戎敌的计策，没有可以任用的大臣。这五样，陛下担心现在没有，臣却认为如今全都有，只是陛下还没有得到并加以使用，是因为没有思考使用它们的方法。国家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原土地狭小，军队和百姓不多，但尚且能够向南攻取荆楚，收取伪唐，平定闽岭，向西平定两蜀，向东攻下并、潞，向北窥伺幽燕。当时所使用的军队、财物、将领、官吏，数量究竟有多少？只是善于使用它们，所以不觉得少。何况如今承继百年祖宗的基业，完全拥有天下的富强，人口众多、物产丰盛，是国初的十倍。所以臣敢说，军队有，将领有，财用有，抵御戎敌的计策有，可以任用的大臣也有。然而陛下都不能得到并使用它们，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朝廷有三大弊端。什么叫三大弊端？第一，不慎重发布号令；第二，不明确赏罚；第三，不责求功绩实效。这三种弊端在上面因循，就会使下面万事松弛、怠慢、废坏。臣听说，号令是天子的威严，赏罚是天子的权力。如果号令不被信守，赏罚不恰当，天下就不会服从。所以还必须以功绩实效责求臣下，这样号令才不会虚发，赏罚才不会滥行。因此慎重发布号令、明确赏罚、责求功绩实效，是帝王的奇特要术。自古的帝王，英雄如汉武帝，聪明如唐太宗，都懂得运用这三种方法，亲自掌握威权，所以所求无不得到，所愿都能如意。汉武帝喜欢用兵，就诛灭四方夷族，在万里之外建立功业，以满足自己的心愿；想要寻找将帅，就有卫青、霍去病这样的才干供他指使；想要得到贤才，就有公孙弘、董仲舒等人来符合他的心意。唐太宗喜欢用兵，就诛灭突厥，降服辽东，威势震动夷狄，以实现自己的志向；想要寻找将领，就有李靖、李勣这样的人接受他的驾驭；想要得到贤士，就有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人在他身边。这两位帝王，可以说所求没有得不到的，所愿没有不如意的，并没有别的办法，只是能够亲自掌握威权的柄而已。恭敬地想，陛下凭借圣明的资质，超过汉武帝、唐太宗，又完全拥有汉、唐那样的天下；然而想要抵御边患，常常忧虑没有军队；想要击破贼寇，常常忧虑没有将领；想要供给军队，常常忧虑没有财用；想要威服四方夷族，常常忧虑没有计策；想要任用贤才，常常忧虑没有人选。这就是所求都得不到，所愿全不如意，原因没有别的，只是没有采用掌握威权的办法。自古帝王，有的被强臣控制，有的被小人迷惑，于是威权不能出自自己。如今朝廷没有强臣的祸患，也没有专任小人的迷惑，内外众臣尊敬陛下如天，爱戴陛下如父，全都侧耳伸颈，愿意听从陛下的作为；那么陛下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做呢？如果有一天陛下赫然振奋，施展威权来统御他们，那么万事都可以办成，何必忧虑这五件事没有办法解决呢？为什么会有三弊因循不改？只要一件事没有办成，臣就请允许我说明这三弊。言论多变就不会取信，命令频繁更改就难以遵从。如今发布命令之初，不加以周详审慎地考虑，施行不久，随即又更改制度；用不被信任的话来施行，发布难以遵从的命令。因此每当有处置事务时，州县知道朝廷还没有确定不变的命令，官吏便互相说：“暂且不能实行，不久一定还会改。”有的说：“只是准备礼文下达，几乎没有真正应当破格执行的指挥。”早晚之间，果然又发生变化，以至于将领官吏不断更换，道路上疲于迎送，文书纵横交错，上下都不能遵守。朝廷内外的臣民，有的听到后叹息，有的听到后暗自发笑。叹息的人有忧虑天下的心，暗笑的人有轻视朝廷的意思。号令如此，想要威服天下，能办得到吗？这是不慎重发布号令的第一种弊端。任用人的方法不过是赏罚；但赏赐落到无功之人身上，恩惠就不足以劝勉人；惩罚错过了有罪之人，威严就没有人害怕，即使有人才也不能任用。太祖时，王全斌攻破蜀地归来，功劳并不小，却因为犯法被贬，十年不予召用。当时正要讨伐江南，所以没有因王全斌的事情和诸将立下赏罚之法。太祖神武英明、决断果敢，之所以能够平定天下，赏罚的法度就是这样。自从关西用兵四五年了，大将因没有功劳而被罢免的仍旧担任官职；军中看到没有功劳的人也不妨得到好官，那么诸将谁肯建立功劳呢？

译副将中畏惧怯懦、停滞逗留的，都应当斩罪；但有的只是暂时贬谪，不久又升迁，有的甚至不贬谪，仍旧任职。军中看到有罪的人不被诛杀，那么诸将谁肯拼命效力呢？这就是所谓赏赐不足以劝勉，威严也没有人畏惧。赏罚如此，却想要任用人才，能办得到吗？这是不明确赏罚的第二种弊端。自从用兵以来，处置事务的举措不少，但大多有名无实。臣请略说其中一两件，其他的便可以知道了。几年来，招募军队不断，各路的百姓有一半成了士兵。其中老弱病患、矮小怯懦的人多得数不清，这是只有招募军队的虚名，却没有真正得到军队的实效。新招集的士兵到处训练，上下催促呼唤，百姓不得安居。主持教练的人没有将领的才能，所训练的人没有旗鼓进退的节奏；他们往来于州县之间，悲叹哀鸣。既然多是老弱有病、矮小怯懦的人，又没有训练整齐、精熟操练的方法，这只是有训练军队的虚名，却没有训练军队的实际本领。各路州军分别制造器械，制作时已经劳累民力，运输搬送又使道路上的人困苦；然而铁刃不锋利，筋胶不牢固，长短大小大多不合尺寸。制造器械的地方只求凑足数目、迅速完工，不考虑所造之物不能使用。经办、经历这些事务的官司又没有检查督责，这只是有器械的虚名，却没有器械的实际用途。用民间草率的方法训练老弱怯懦的士兵，拿着钝折而不能使用的器械，百战百败，是毫无疑问的。到了临事时才醒悟，又怎么来得及呢？所以事情无论大小，全都草率马虎，这就是不责求功绩实效的第三种弊端。臣因此说，三种弊端在上面因循不改，下面万事就松弛怠慢、废坏败乱，万事的情形更是说不尽。臣请谈五件大事。第一件是军队。臣听说，攻打别人要靠谋略而不是靠力量，用兵作战要斗智而不是斗人数。前代用兵的人，兵多的常常失败，兵少的常常取胜。汉王刘邦派韩信等率领百万军队，遇到光武帝九千人而失败，这是兵多者失败、兵少者取胜。苻坚率领百万军队，遇到东晋二三万人而失败，也是兵多者失败、兵少者取胜。曹操以三十万青州兵在吕布那里大败，退回许都；后来又以两万人击破袁绍十四五万军队，这是用兵多就失败、少就取胜的明显证明。何况边患尤其难以凭力量争胜，只能用计谋取胜。李靖在定襄击破突厥，只用了三千人；后来在阴山击破颉利，也不过一万人。可见军队不在于多，只在于能够用计谋取胜罢了。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能把少数兵力当作多数使用；不善于用兵的人，兵力虽然多，反而越用越少。为今天的局势打算，增加兵力就会耗损国家，减少兵力又会使贼寇得逞。如今沿边的军队不少于七八十万，可以说很多了；然而训练不精，又有老弱之兵充数，于是十个人抵不上一个人，这七八十万军队，实际上还不如七八万人的作用。再加上军队没有统一指挥，分散零乱，把多数分成少数，这是兵法所忌讳的。这就是所谓不善用兵，兵虽多却越用越少，所以常常作战而常常失败。臣希望陛下显著振奋威势，命令并勉励各位将领，精心加强训练，淘汰老弱之兵，七八十万人中可以得到五十万精兵。考察古人用兵，有时能以一当百；如今既然还做不到，只要能以一当十，那么五十万精兵也足以抵得五百万兵力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善于用兵，能把少数变成多数；古人兵少却常常取胜，原因就在这里。如今不考虑实际效果，只是一味追求增加人数，耗费国家和百姓，年年累积，即使贼寇还没有到来，天下已经困顿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将领。臣听古语说：“将相并非天生注定，所以有的出身奴仆，有的出身士卒，有的出身盗贼；只有能够不拘等级地任用他们，才会成为名将。” 国家寻求将领的用意虽然很急切，但选拔将领的途径太狭窄。如今诏令近臣举荐将领，却限制资历品级，那么处在低位的英豪之士就无法被发现了。考察将领才能时，又以弓马之术、一人之勇为限制，那么有智谋、足以抵敌万人之人也会被遗漏。山林间的奇异杰出之士，被召来以后，因为贫贱而轻视他们，不过给一个主簿的借职，便使他们怏怏不乐地离去，那么古代那些屠宰、垂钓、饭牛的杰出人物，也都会因受激怒而失去了。至于没有人可以任用时，宁可任用老态龙钟、跛足残疾、庸碌懦弱、昏昧低劣的人，竟把他们一概委以要职，授予兵权，天下连三尺高的孩童都替朝廷感到危险。前些日子澶渊的士卒，几乎为国家制造事端，这件事就可以看出问题。议论的人不知道怎样选取将领，只说如今没有将领。臣希望陛下革除旧弊，奋发精心地寻求贤能豪杰之士，不必限制其处在低位；有智谋的人，不必用弓马来考验；山林中的杰出人士，不可因为贫贱而轻视。只要陛下能用非常的礼遇对待人才，臣下也将用非常的功效报效国家，又何必担忧没有将领呢？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是财用。臣又听说，善于治病的人，一定医治患病的部位。善于挽救弊病的人，一定追寻弊病产生的根源。如今天下财用困乏，弊病在哪里？是由于用兵而耗费太大。汉武帝喜好穷兵黩武，耗尽了历代积累的财富；当时在单于台阅兵，不过十八万人，尚且能够困乏国力，何况如今不如汉代的七八十万人，连续四五年而不能停止，所以耗尽天地所生产的物资，竭尽万民的膏血，财用仍然不足。如今即使有智者，物资也不能增加，谋划也无从施展。只有减少冗余士卒的虚耗，训练精兵而迅速决战，功成之后停止用兵，自然就会充足。如今兵力有可以削减的道理，却没有人敢承担这件事；贼寇有可以迅速进攻的机会，却没有将领敢奋勇出击，错过时机而败坏事情，只是白白耗费国家和百姓。这是第三件事。第四件事是防御戎敌。臣又听兵法说：“上等的用兵，是攻破敌人的谋略；其次，是破坏敌人的外交。”北方敌国与朝廷通好，只有四十年，不敢妄自行动。如今突然发动狂妄的谋略，它的意图在哪里？大概是看见中原屡屡被元昊打败，所以敢于生出贪心，窥伺空隙而行动罢了。如今如果命令并勉励各位将领，选练士兵、喂饱战马，迅速进入西部边界，只要能痛击元昊贼军一次，我们的军威就会大振，敌人的谋划也会受挫，这就是所谓上等用兵在于攻破敌谋。

译如今议论国事的人都知道，北方敌国与西部贼寇共同谋划，想合并两国的力量，窥伺我河北、陕（疑为“陜”）西。如今如果我国能先打败其中一个国家，敌人的势力就减少一半，不能独自大举进犯，这就是兵法所谓破坏外交。元昊的土地狭小，贼兵不多，过去进攻我国时，听说北方敌国常常有援兵相助。如今如果敌国内部正有防备集结的谋划，而元昊突然遭到攻击，他一定会向北方敌国求援；北方敌国分兵援助元昊，就可以牵制其南侵的力量；如果不援助元昊，两国之间就会产生嫌隙，彼此猜疑离心，这也是破坏外交的防备。假如两国约定日期分路来侵犯，我国能够在约定日期以前大举出兵，那么元昊仓皇自救都来不及，哪里还能同北方敌国互相配合、里应外合呢？这就是破坏他们原先订立的盟约，扰乱他们约定的日期，是兵法所谓“使亲密的关系离散”，也是破坏外交的防备。元昊叛逆以来，幸而屡次取胜，常有轻视诸将之心；如今又看见朝廷忧虑北方强敌，正在河朔经营防务，一定认为我军不能向西出兵。现在正可乘其骄傲懈怠，迅速驱兵急攻，这就是兵法所谓出其不意，也是取胜的上等防备。前年西部将领曾请求出兵进攻，当时贼寇气势正盛，我军尚未训练成熟，朝廷还允许他出兵，何况如今元昊已经出现可以进攻的形势，这个时机不可错过。他们正庆幸我国忧虑河北而没有料到我国能够西征；出其不意，这就是可以进攻的形势。自从四路分设统帅以来，如今已经半年，训练、恩信都已经可以发挥作用，所以近来屡次上奏小胜，这是我军逐渐振作、敌军士气逐渐受挫的表现，也是可以进攻的形势。如果错过这个时机，使两个敌国先行到来，那么我军就没有防备了。臣希望陛下秘密诏令有关官员，仔细商议后实行，这是第四件事。第五件事是可以任用的大臣。臣又听仲尼说：“十户人家的小邑，也一定有忠信之人。”何况如今文武官员遍布天下，其中难道没有才智之人吗？然而陛下总理万机，既没有时间全部认识这些人，所以不能亲自进用贤能、罢退不肖。执政大臣动辄拘泥旧例，又不敢进贤退不肖。审官、吏部、三班的职司，只掌管文书簿籍和差遣任命而已，也不敢越级进贤退不肖。这样从上到天子、下到各级有司，没有一个人能够进贤退不肖，所以贤能与愚庸混杂，侥幸之人彼此容纳。三年升迁一次，更没有表彰和区别。平时没有事情，只担心官员太多而差遣无法安排；一旦遇到事情需要用人，又常常忧虑没有人可用。自古任官的方法，没有像今天这样荒谬的。如今议论的人有的说，举荐人的举荐者转官就是进贤，因犯罪而被贬责就是退不肖，这是不知道其中弊病有多深。大凡善人和恶人，各自按同类相互举荐。所以守廉谨慎的人各自举荐清廉能干的人；有贪赃污秽的人各自举荐污浊之人；喜欢徇私的人各自举荐请托求情之人；性情庸碌昏暗的人各自举荐没有才干的人。朝廷不问是非，只看到被举荐的次数足够，便给予改官，那么清廉能干的人上升了，贪污污浊的人也上升了，请托求情的人也上升了，没有才干的人也上升了。混乱到这种地步，难道可以作为进贤的法令吗？如今贬责官吏，难道有什么澄清、纠察、举发的办法吗？只有犯贪赃罪、因百姓控告申诉的人，才能被贬黜。那些能够玩弄法律条文、谋求财物贿赂的人，也是强悍狡黠的官吏，政事必定由自己主导，所以即使剥削豪强百姓，尚且有时还不会波及贫弱之人。至于没有才干的人，不能主持事务，众多胥吏共同作奸，那么百姓无论贫富，都会一时受到弊害。这样说来，贪赃官吏和没有才干的人造成的危害相等。如今贪赃官吏本来是自己败露的，才加以贬责，十人中也去不掉一两个；至于没有才干的人，上下都知道却不追究，宽缓地容纳奸邪，弊病竟如此严重。难道可以作为罢退不肖的办法吗？贤能与不肖既然没有区别，那么官职虽然设置很多，却没有人可以任用，也就不足为怪了。臣希望陛下明确赏罚，责求实际功效，那么有才干的人都会列在陛下面前了。臣所以说：五件事本来都具备，但陛下不能加以任用，是因为存在弊病。三种弊病和五件事情，臣已经详细说过了。只希望陛下加以选择，天下的事务不过如此。如今上有天象变异，下有地利违逆，内有人心怨恨，外有四夷进攻，形势已经如此。现在不是陛下迟疑宽缓的时候，只希望陛下为国家和百姓留意。臣冒死拜谢。上仁宗皇帝书【嘉祐三年十二月】苏老泉 上个月五日，臣防本州抄录送到中书的札子，连同公文转告臣，说两制已经议论上奏，翰林学士欧阳脩上奏称臣所著《权书》《衡论》共二十二篇，请求赐予甄别录用。陛下过分听信，召臣到舍人院试作策论，又命本州发遣臣赴京。臣只是乡野中的平民，姓名尚未登载于州闾，如今突然被召，实在不知道自己凭什么能够通达朝廷。接受诏命后惊悸恐惧，不知如何是好。凭陛下亲具至圣的资质，又有群公卿的贤能以及天下士大夫之众，像臣这样的人成千上万，本来就不算少一个。有没有臣，对国家并无增损。臣不幸患有背柴劳作所致的疾病，不能奔走道路，以符合陛下搜罗举拔人才的心意，忧惶而负罪，几乎无地自容。臣本来是平庸之才，没有途径自行进身。年轻时也曾想侥幸参加陛下的科举考试，有司认为臣不才，便把臣黜落。臣退居乡里，已经十多年了。如今即使想勉强扶病尽力，也知道自己终究疏陋笨拙，不能符合有司的意旨，恐怕再次获罪，反而辱没明诏。况且陛下不远千里召臣，原意是认为臣能够有所发明，或许对圣明的政事有万分之一的补益。

译臣从束发读书直到今天，犬马之年已经五十多岁，却仍不敢废弃学业，心意也是想在当世施展一尺一寸的微小才力，以快慰平生的志愿罢了。如今虽然不能奔伏宫阙之下，给有司增添麻烦，却又不忍默默无言地结束此事。天下的事情中，那些深远而切要的，臣自知身份疏远低贱，不敢贸然说起；至于近切而容易实行、浅显而容易看见的，谨慎地条列为十条，用来答塞明诏。第一条：臣听说利益所在，天下人都会趋赴，所以千金之家想要有所作为，百家聚居的市场就没有安宁之处。古代圣人掌握大利的权力，用它驱使天下；意旨有所趋向，天下人就争先恐后地去做。如今陛下拥有驱使天下的权力，却不能使用，为什么呢？古代赏赐一个人，天下人都会受到鼓励；如今陛下增加官阶、授予官职，动辄以千计，那些人都认为是自己凭借常规取得的，不知道竭尽力量来报答皇上的恩德。到了遇到事情时，又有谁会尽力效用呢？这是因为陛下轻易使用爵禄，使天下士人积日累月、持久等待就可以得到它们，就像出力做工的人，按工时领取报酬；即使给他千万钱，他哪里会知道感激主人呢？因此即使有才能的人，也无从施展，只认为谨慎遵守成规，就足以获得高位。官吏繁多，超过编制之外，使陛下忙忙碌碌地急于设法安置他们而没有空闲；又要辨别他们贤能还是不肖，从而使陛下的百姓受害，耗尽大司农的钱粮，这正是议论者想要裁去却还没有做到的事。臣私下思考，大概如今治理天下官吏的制度，从州县令、录、幕职改任京官的人，都没有找到恰当的方法，所以才这样纷纷扰扰。如今即使增加举荐官员的人数、延长考核期限、加重举荐官员的罪责，也只足以阻隔贤能而容纳不肖。况且天下没有事情时，即使庸人也足以不犯过错；一旦改官以后，便无所不为。那些举荐他的人说：这是廉吏，这是能吏。朝廷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廉洁、为什么有才干。幸而没有败坏事情，就长期被称为廉吏和能吏。即使加重举荐者的罪责，也没有看到什么好处。上下相互遮掩，请托公然流行。任官六七次考核，寻找五六个举主，这有什么人做不到呢？臣愚见，举荐人应当让举荐者明确写出事迹，说某人是廉吏，曾经做过某事，由此知道他的廉洁；某人是能吏，常常做过某事，由此知道他的才能。虽不一定有非凡功劳，但都应有可记录的事状。若只特别写“廉能”二字，一概不予受理。这样，庸人虽然没有罪过，却不足称道，便不能混入其中。在州县任职多年而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事，并不值得过分惋惜；但天下的官吏一定都会努力做出值得称道的功绩，同百姓兴利除害，只怕事情不能出自自己之手。这就是古代圣人驱使天下人争相行善的办法。有功就赏，有罪就罚，实质上是同一件事。如今降官、罢任的人，必定上奏说某人犯了某罪，罪责确实如此，然后朝廷据此举发施行处罚。如今如果不写明他所犯的缘由，只说“这是无才而贪污的官吏”，那么朝廷怎么肯凭空话给他加罪？现在为什么偏偏到了改官时却听信这种空话呢？这是极其不加思考。有人认为这样做，天下官吏就会努力做出值得称道的事情，可能用心过度，制造事端来作为自己的功劳，逐渐形成坏风气。臣认为不是这样，因为圣人一定观察天下的形势来制定法令。天下刚刚安定时，百姓厌恶劳役，圣人便施行因循宽缓的政事，让百姓休息。等到长久安定而没有变化，就一定会有衰弱不振的祸患，所以圣人要打破苟且之心，振作懒惰的精神。汉代元帝、成帝，只是不懂这个道理，以至于天下大乱。如今天下稍微懒惰，应当有办法激发人心，使人踊跃追求功名，以改变风俗。何况冗官已经如此纷乱，不知道怎样节制，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况且陛下同天下士人约定以功名相期许，而不允许苟且求取，这是对待他们极其深厚。如果有人才宏大、谋略远大，不愿意困于小官而默默无闻，应当让两制能够破格举荐他，这样的人天下也不过几人而已。官吏有过错而不能升迁的，也应让他们能够用功劳赎罪；这样也可以表明陛下有所推恩，而不只是刻意为难他们。第二条：臣听说古代的制度，爵禄都要由孝悌忠信、修身廉洁、博学多闻，在乡党中闻名并传达到朝廷的人取得。到了后世就不是这样，曲艺小技也可以进身；但他们取得官位仍有相应的途径，其弊病还不像今天这样严重。如今任用人才最没有道理的，难道就是所谓任子制度吗？凭借父兄的资历取得大官，又让自己的子弟承袭任用，再任其孙辈，甚至再任其子，这样不学习而得到官位的人将没有穷尽。取得官位容易，失去它就不会十分惋惜；让不学习的人居处在不太珍惜的官位上，他们把百姓看作草芥，本来就应当如此。朝廷从近年开始有意裁减节制，但都只是知道要减少，却没有找到应减少的对象，这就是所谓只控制末梢而没有穷究根源，只看见粗浅处而没有认识精微处；侥幸之风虽稍有衰退，却仍然存在。圣人办事，不只是说有利就做，还一定要使天下人的心彻底信服。如今想要有所裁去，就必须让天下知道裁去它的理由；这样即使全部裁去也不会有人疑惑，为什么呢？因为有明确的说明。所谓任子，也不过是说信任父兄，所以任用他们的子弟罢了。那些父兄本来是靠学习取得官位的；有学问的人任用别人，没有学问的人被别人任用，这个道理本来很容易明白。如今的制度，只要侥幸做到官位达到可以任子的程度，就一概让他任用子弟，不问他当初是怎样取得官位的。况且他连自己被别人任用都来不及，又怎么能够任用别人？这就像向一个借钱的人借钱，岂不是很困难吗？臣愚见，父兄因任子而取得官位的，即使官至正郎，也都应禁止任用子弟；只有那些能够自行修养操守，越级破格、超次第而做到清要显贵官职的人，才允许任用子弟。这样天下的冗官必定大为减少，公卿之后代都将奋发立志学习，不再等待父兄的资荫；那些靠任子取得官位的人知道以后不能再任用子弟，也会勉强自己，不肯终老而自暴自弃地做庸人。这种益处哪里只是一个两个方面呢？第三条：臣听说自从设置官职以来，一直都有考核政绩的办法；周室灭亡以后，这种办法废绝了。

译自从京房提出考核官吏的建议以后，后来始终不能实行。凡是有官职就必须有考核，有考核就必须有赏罚；有官职而没有考核，就等于没有官职；有考核而没有赏罚，就等于没有考核。没有官职、没有考核，却想求得天下大治，臣实在不能理解。然而历经千年，始终没有实行；一旦实行，反而更加纷乱，最终无法考核清楚。这是什么缘故呢？天下的官吏不可能全部考核，如今想逐一考核每个人，就必定要把他们列入九等之中；这样颠倒错乱，反而不如不设考核方便。臣考察过去实行考核的办法，都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天下的官员都有所属的长官，有功有罪，他们的长官都可以举荐或弹劾。如果一定要把每个人都交给朝廷考核，那么设置长官又有什么用呢？只有那些没有所属、没有长官管辖的大官，才应当由朝廷考核。考核应当加在什么人身上呢？因为他们地位尊贵，所以考核一个人，下面的人都可以整肃；因为人数很少，所以可以完全考察其能否而不致失误。如今天下之所以不能大治，是守、令、丞、尉的贤能与不肖混杂，没有人加以辨别。守、令、丞、尉贤能与不肖不能辨别，过错在于职司不明确；职司不明确，过错在于没有所属、没有人担任他们的长官。陛下把这些没有所属的官员交给一路管理，那么他们的贤能与不肖应当让谁来考察呢？古代考核官吏，都是从司徒、司空等职司逐级到天子。古代的司职，相当于今天的尚书。尚书制度废除以后，只有御史可以总管考察朝廷内外的官员。臣愚见，可以让朝臣议定职司和考核的办法，并在御史台另设考核机构，由中丞提出大纲，再从属官中选一名强干明察的人专门办理此事。被举荐和被弹劾次数多的列为上等，次数少的列为中等，完全没有被举荐或弹劾的列为下等。等他们罢职归去时，奏报他们治理的要点，使朝廷据此赏罚。对于非凡的功劳和不可掩盖的罪过，还应另行奖惩，使职司知道有所劝勉和惩戒；这样下面的守、令、丞、尉就不容再有依违，而考核的对象也不过几十人，足以查得实际情况。这就是所谓用力少而成功多，没有比这更便利的办法了。如今天下号称太平，实际上远方百姓已经极其困苦，过错全在职司。臣不敢把话全部说尽，陛下只要试着加以访察，就会知道臣的话没有虚妄。第四条：臣听说古代诸侯把境内的人视作臣妾，卿大夫之家也各有臣属和家臣，他们的国君如同自己的国君一样侍奉天子。这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一境之内生杀予夺、富贵贫贱，全都由自己决定，所以自然能够把他们当作臣妾。后来诸侯虽然废除，但从汉到唐仍然有宰相、诸侯之类的势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设置官署、任用和举荐官员的权力仍足以使人臣服。所以太守、刺史坐在堂上，州县官吏拜伏在堂下，即使奔走跪伏，谁敢说不应当如此？自从太祖受命，把天下的尊势收归京师，从一命以上的官员全由皇上亲自任命，又由大司农供给衣食；从宰相到州县官吏，虽然贵贱相差很远，但实际上都是并肩侍奉君主的人。因此一百多年间，天下不知道有权臣的威势。然而太守、刺史仍沿用汉唐的制度，使州县官吏以侍奉君主的礼节侍奉他们；这些官吏都接受天子的爵位，都领取天子的俸禄，却不知道太守、刺史凭什么把他们当作臣属。小吏对于大官，不担忧他有不服从的地方，只怕他服从得过分。如今天下以尊贵相互抬高，以卑贱相互谄媚，为什么要让州县官吏奔走于太守的庭院，像仆役和妾侍一样唯唯诺诺而不得休息呢？所以大官常常肆意行事而不顾忌下属，小官不能纠正，甚至曲意顺从、谄媚侍奉，帮助大官为虐；能够保持中立而不屈服的人，本来就很难得。这并不值得奇怪，形势本来就使他们如此。州县官吏地位低、俸禄薄，离百姓最近，也容易作奸；朝廷用来约束他们的，不过是磨砺他们的廉耻操守，保全他们的节操，使他们养成气节，知道有所羞耻。况且其中必定有非凡的人才，将来会成为公卿，怎么可以轻视呢？尤其不可取的是，如今把县令也按照州县官吏侍奉太守的礼节对待。县令官职虽然低微，但他所承担的全县责任，与京朝官中的知县相同；他的吏胥和百姓熟知本县长官这样拜伏在太守庭下而没有威严，所以轻视县令；轻视他，便容易对他作奸，这就是县令难以治理的原因。臣愚见，州县官吏侍奉太守，可以恭敬谦逊、降低姿态，不敢抗拒即可；但不必通报姓名、赞礼跪拜，也不必奔走在太守下风之处。这样既能保全士大夫的节操，也可以警戒大官不要违法。第五条：臣听说治理天下，必须有使人无法窥测的地方。因此天下有紧急情况时，不必临时起用平素不用的人，使天下人不能趁仓促之际谋取他的俸禄和职位；只有圣人能够做到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平时所任用的人，在缓急之间足以派遣；临到事情才临时使用的人，也就不足以任用了。《传》说：“宽缓时宠用有名誉的人，紧急时使用披甲戴盔的武士。” 如今所任用的不是平时所培养的，所培养的又不是平时所任用的。国家用兵时，征求方略，设置武举，使天下屠夫、商贩和强健尚武的人都能徒手夺取陛下的官职；到了战争停止的时候，即使有超世之才，却又吝惜斗升之禄。臣恐怕天下因此能够窥测朝廷的虚实。如今任作将帅的人，突然遇到急难时，谁可以派遣呢？陛下的老将，即过去所谓善于取胜、善于防守的人，如今已经没有了。臣愚见，可以恢复武举并制定新的制度，以革除旧弊。况且过去所谓武举，实在太疏略了。凭弓马取得资格的，不过是能拉强弓、负重物的市井粗浅之才；凭武经考试中选的，也都是记诵章句、拘泥琐细而没有用处的学问。而且取用的人太多，天下真正懂兵法的人不应当有这样多；对待他们又很轻薄，名次最低的免不了被编入隶役。所以所得的都是贪污无行之徒，豪杰之士以参加为耻而不肯就试。应当趁贡士之年，让两制各自举荐他们所听闻的人，由有司考试其中合适者，再由陛下亲自考察。除了权谋策略，还要能驾驭弓马、出入险阻、勇敢而有谋略；这样的人不过选取一两名，给予破格的职位，让他们承担守边的任务。

译文官有制科，武官有武举，陛下想从这里得到将相之才吗？十个人中难道还找不到一两个吗？这样也就足以补救了。第六条：臣听说，单靠法令不足以控制天下；如果只用法令治理天下，法令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天下人就会欺骗它。况且法令必然有所不能达到之处，先王知道它有局限，所以保留大略，再用至诚来补足；天下人之所以不欺骗我们，未必都是法令能够禁止，也有他们心中有所不忍的缘故。君主驾驭大臣，不可以像对待身边近臣那样一味使用法令，必须等到法令允许以后才管理他们；如果这样，那么疏远的小吏又凭什么自处呢？天下这样广大，如果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国家就不能成为国家了。臣观察如今两制以上的官员，并不是没有贤能俊杰，但都只是奉行法令、供职办事，只求不犯过错，没有人肯在规矩之外为陛下深思远虑、提出建言。为什么呢？因为陛下把他们限制在规矩之内。臣请举一两件事说明：两府与两制，应当让他们日夜互相往来，讨论当世事务，并且熟悉彼此的为人，遇到事情授予任用，才不会埋没其才能。如今法令不许他们互相往来，本意大概是要杜绝他们私下请托。君臣相处的道理不同：臣下只求自我防范，君主只求不防范臣下，因此才能欢欣相接而没有隔阂。若认为两府、两制值得信任，就不应有什么请托；若认为他们不值得信任，他们难道还找不到表达私意的办法吗？又怎么会因为互相往来而产生问题呢？如今两制主持科举考试，免不了使用封弥、誊录，奏报以后御史还亲自前往监督，严肃得像审理大案，使人不知道是谁写的文章，这也太过分了！臣愚见，这一类限制应当全部撤去。他们稍有知觉，就应当不忍辜负陛下；如果仍然有所欺骗，那就是天下没有才干而又无耻的人了。陛下显赫地振奋威势，诛杀一两个这样的人，就可以使天下奸吏两脚并立、战战兢兢。想来听闻朝廷的风气，也一定会有倜傥非凡的人才愿意为陛下效力。第七条：臣听说，治理天下可以把名位器物授予人，却不可以轻易许诺名位器物。人的品德才干不是一天就能看清的，这一点由来已久。国家通过科举取士，四方来应试的人多如集市，一旦让有司评定名次，本来并不能真正知道他们才能的高下大小，只不过姑且把他们收取进来罢了。还要考察他们治理政事的表现和长久表现，必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否则，如今进士三人中，到了脱去布衣、授官之日，天下都希望他们成为卿相；不到十年，没有一个不成为两制官员的。况且他们凭一天考试的长处，就擅自占有终身的富贵，选取以后便把一切都归给他们，好像朝廷欠了他们什么。这样一来，天下的美才也可能懈怠而不再修养自己。那些任意放纵行事的人，别人也会望风畏惧，不敢按察。这是为什么呢？况且还有更为不便的地方。先王治理天下，使尊贵者层层尊崇，使高贵者相承提升，让天下仰望朝廷的尊严，如同泰山高岳，不是攀援所能达到的。如果不是有大功劳和出类拔萃的才干，就不能轻易取得高位。因此天下人知道有所畏惧，不敢妄想。如今五尺高的孩童，都文采斐然地有意于公卿之位；得到它便不知道惭愧，得不到便怨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熟知只要一时侥幸，就可以不费困难地得到。这样一来，普通人就轻视朝廷。臣愚见，进士三人之中，如果优等者授予一个官职，也足以酬报他一天考试的长处；馆阁、台省之职，若不是经过举荐就不准进入。若他果真没有才能，怎么能够进入？如果他果真有才能，又何必担心没有人举荐？这不只是为了爱惜名器，也是为了提高朝廷的尊严。第八条：臣听说古代敌国互相观察，不是观察山川险要、士卒战马多少，而只是观察人才。高山大江之中，必定有猛兽怪物时常显现威势，所以人们不敢轻视。不一定非要战胜之后才使对方服从，只要使他们常有所忌惮而不敢发动进攻，使我们常有所凭恃而没有畏惧就可以了。如今凭中原这样大的国土，却让夷狄看轻，甚至不怕我们，敢于说烦琐的话来扰乱我们的听闻。他们心中如果没有窥伺之意，怎么能这样毫无畏惧？敌国有事，彼此以将领相待；无事时，彼此观察使者。如今所谓使者，选任也太轻率了。说某人是什么人、担任什么官职，就认为应当由他出使。如今这一年派某人来，下一年又应当派某人，再下一年又派某人，像县令署理差役一样，只求轮流均等罢了。人的才能本来各有所长，不能强迫他专门从事不擅长的事。应对敏捷、辩才迅速和勇敢，也不是靠学习就能获得的。如今一定要强迫他们这样做，他们仓促失措，不过让夷狄耻笑，反而败坏国家的事情罢了。古代大夫出使到国外，凡有可以安定国家、使社稷获利的事情，就可以专断办理。如今法令过于严密，让小吏拿着简册在旁边记录，稍微一动脚便跟着记下；即使有奇才辩士，又哪里能够发挥作用？夷狄看见这些，就会认为在外交宴饮之间尚且不能处理事情，到军旅之际当然更没有人可用。这样将凭什么破坏他们的奸谋、挫折他们的骄气呢？臣愚见，出使之人不必固定，只有适合的人才派遣，不必强求轮流均等。那些不擅长的人，陛下可以用文学、政事来责求他们，不必强迫他们在言语应对上逞强而败坏国家的事情；也应稍微放宽法令，使他们能够有所施展。况且如今世上的忧患，是把出使看作艰险危难，所以一定要求轮流均等才肯出使。陛下平时任用使者，人人都可以辞免；以后遇到缓急，需要他们出入死地，难道都会逃跑吗？臣这番话又不只是针对出使而言。第九条：臣听说刑罚中有赦免，来历已经很久了。周代制度有所谓八议，规定有些人可以赦免，却没有规定什么时机可以赦免。自三代衰落以后，才听说有大规模赦免的命令；但都因天下发生非常事件，或经历凶荒流离、盗贼横行之后，于是用赦免普遍洗濯天下的罪污；仍然不如今天因为郊祀而赦免，使天下凶恶之民能够事先知道并侥幸逃罪。平时小民畏惧法令而不敢妄动，到了郊祀之时，盗贼公然行动，罪犯充满监狱，治理天下的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又耗散府库财粮来赏赐无用而多余的士兵，一次大礼就耗费万亿，赋税征收不能减轻，百姓不能维持生活，都是这个缘故。凭陛下节约用度、爱护百姓的心意，并不是不想废除这种做法，只是认为它沿袭已久，恐怕一旦废除，天下人会认为陛下少恩，而凶悍豪横、无赖的士兵或许会借此为借口制造动乱，所以难以改动。

译有些事情不能改，于是就一直不改，但忧患必定更加深重；一旦改动，祸患又必定迅速发生。臣愚见，只要不失去推恩之意，又能救济天下的弊病，可以在原定郊祀之年借某件事作为理由，特别发布大诏令，像郊祀赦免和赏赐军士那样，并且告诉他们：我对于向天下推恩并没有吝惜，只是凶残的百姓知道我将要赦免，便屡屡犯法，来损害我的良民；从今以后，赦免不再以郊祀之年作为常制。天下人会因在非郊祀之年得到郊祀之年的赏赐而高兴，哪里还顾得上考虑以后呢？此后隔四五年实行一次，七八年实行一次，再逐渐全部废除。天下安宁而不知不觉，这种做法就会一天天远去。况且它起源于五代以后、兵荒之中，本来只是姑息天下、安抚反侧之人。后世相沿承袭而不能废除，一直到今天；如今法令清楚完备，四方没有忧患，还有什么可害怕而不改呢？如今如果不为此谋划，使奸人猾吏把百姓养成盗贼，然后收取租赋来喂养骄横的士兵，再加上饥荒，少有不走向动乱的。到了那时再想谋划，难道还来得及吗？第十条：臣听说古代之所以采纳平民的议论，是因为他们身份疏远低贱，没有嫌疑。他们不知道爵禄可爱，所以言论公正；不知道君威可怕，所以说话直率。如今臣幸而还没有立于陛下朝廷之上，没有什么需要爱惜，只是顾念心中的想法；因此天下的事情中，陛下的诸位臣子不敢完全说出的，臣请求冒昧直言。陛下提拔任用俊杰贤能，想要达到太平，到如今已经几年了；事情将要成功却突然废止，功业尚未完成便旋即撤除。陛下知道其中的原因吗？陛下如果知道原因，那么如今在位的人都足以有所建树；如果还不知道，即使得到千万贤臣，天下最终也治理不好。为什么呢？小人的根基没有除掉。陛下对待士大夫有礼，凡是在位的人都不敢用轻浮、亲昵、戏弄、侮慢的态度来求得陛下亲近宠爱；然而谗言邪谋之所以能够到达朝廷，天下人都认为是因为陛下不疏远宦官。陛下只把他们当作供耳目玩弄的臣仆，却不知道他们阴险狠毒、诡诈为害最大。天下的小人无法直接到陛下面前，所以都通过宦官沟通。珠玉锦绣用作贿赂的东西，在道路上络绎不绝，来阻挠、离间、妨碍贤人的谋议。陛下即使不听从任用，大臣也常有所顾忌，因而不能尽情竭力。臣所以说，小人的根基没有除掉。臣私下听说，陛下将有意废弃并疏远他们。如果真像传闻所说，那是天下的福气；但臣正因此担忧，还不敢祝贺。古代有些小人受到君子的压制，反而激变成为天下祸患，臣每每为此痛惜。东汉衰落时，宦官掌权，阳球任司隶校尉，发愤诛杀王甫等数人，把他们的尸体肢解陈列在道路中。常侍曹节经过看见，便上奏诛杀阳球；此后宦官掌权比王甫未被诛杀时更加严重。后来窦武、何进又想除去宦官，反而因此遇害。所以汉朝衰落，终于到了不可收拾、无法挽救的地步。君子要除去小人，只有彻底除尽，才没有后患。希望陛下思念宗庙社稷的重大责任，以及天下所应畏惧的局势；除去了一批，还要继续除去；疏远了一批，还要继续疏远。经过刀锯诛戮之后，必定不会留下忠良之人；即使有些微小的节操，也不过是在宫门内洒扫服劳的勤谨，对政事没有益处。只要致力于断绝他们的权力，使朝廷清明，忠言嘉谋容易进入，那么天下就没有忧患了。只希望陛下不要让臣的预料成为事实，使后世认为臣所说的是知时之言，这是臣最大的愿望。从前臣所著二十二篇，大略谈论当世的要务。陛下虽然因此召臣，但臣观察朝廷的意思，不过是认为文章文采、辞藻稍有可取，未必认为臣的言论可以采用。天下太平无事时，我常常说些狂妄的话，因为迂腐疏阔而被世人讥笑。然而我认为，必定会有时候证明这些话并不迂疏。贾谊的防备之策，没有在孝文帝时采用，却让主父偃之流取得其中的余论，在孝武帝时施行。把它施行于孝武帝时代，本来就不如在孝文帝时代采用容易。我虽然比不上古人，只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这是一个平民的意见就忽视它；我怀着无法胜任却忧虑国家的心情，献上自己的见解。况且如果不是陛下召见我，我的话也没有机会传到朝廷。如今我已经老了，恐怕以后再没有机会进言，所以要说这么多，竟至于此。只希望陛下宽恕我。《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十四 宋　魏齐贤 叶棻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