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日记卷十一

译尚书日记卷十一

经部，书类，尚书日记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日记》卷十二，明代王樵撰《召诰》【附定殷作洛年月日谱】

成王三年，三监与武庚叛乱，周公东征，诛杀武庚，将管叔流放到商地，将蔡叔囚禁在郭邻，将霍叔降为庶人，封微子于宋。成王刚即位时，周公摄政，三叔散布流言，周公避居东方两年。那年秋天，成王因天象变化而感动，迎接周公归来。三监与武庚于是叛乱，详见《金縢》。当时，奄国与淮夷、徐戎也都叛乱【奄、淮夷与三监一同叛乱，见于《大诰》。鲁国征讨淮夷、徐戎应当在此时，蔡氏认为是在再次叛乱时】

四年，向东讨伐淮夷，于是平定奄国。成王从奄国回来，将殷商遗民迁徙到洛邑。《多士》篇说：“从前我从奄国回来，我大大地降下天命于你们四方国民。我于是明确地施行天罚，将你们迁徙到遥远的地方。顺从我的命令，臣服于我的宗庙，多有顺从。”

七年二月乙未日，成王从周地到达丰地，将营建洛邑之事在宗庙中告祭。

《汉书·律历志》说：周公摄政七年，二月乙亥日朔，十六日庚寅日望，十七日辛卯，十八日壬辰，十九日癸巳，二十日甲午，二十一日乙未，二十二日丙申，二十三日丁酉，二十四日戊戌，二十五日己亥，二十六日庚子，二十七日辛丑，二十八日壬寅，二十九日癸卯。

三月，太保相度宅址○周公到达洛邑

《汉书·律历志》说三月甲辰日朔【按此推算则前月为小月】，二日乙巳，三日丙午朏，四日丁未，五日戊申，太保早晨到达洛邑。六日己酉，七日庚戌，开始施工。八日辛亥，九日壬子，十日癸丑，十一日甲寅，基址建成。十二日乙卯，周公到达洛邑。《洛诰》说：“我在乙卯日早晨到达洛师，我占卜【周公派遣使者报告占卜之事在此时】，十三日丙午，不谈论政事，因为将在郊社举行祭祀而斋戒。十四日丁巳，举行郊祭。十五日戊午，举行社祭。十六日己未，四方和顺，周公勤勉。二十一日甲子，书写命令给殷商遗民。召公作诰，侍奉成王如同侍奉周公。”

十二月，成王在新邑，在文武王宗庙举行冬祭，命令周公主持后续事宜。

八年三月，周公初次在新邑，告诫商朝遗民。

命令蔡仲

奄国与淮夷再次叛乱，灭掉奄国，回来向四方报告，多方。

二月望日后，过了六日乙未，成王早晨步行从周地到达丰地，步行乘坐辇车。说法见于《武成》。镐京距离丰地不远，所以每次都用辇车出行。周家从后稷居住邰地，公刘居住豳地，大王建邑岐山，而文王迁徙到丰地，武王又居住在镐京，都是因为民众归附日益增多，土地不能容纳的缘故。成王虽然在镐京，但宗庙不迁移，所以凡有大事都到丰地告祭。本朝南京太庙，似乎仍应当保留，大概不知道神灵是在那里呢，还是在这里呢？○孔氏说：周公摄政七年，二月望日后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早晨从镐京步行到达丰地，将迁都之事到文王庙告祭文王，那么告祭武王也就可知了，以祖先见考。○正义说：《洛诰》说：周公保全文武受命只有七年，《洛诰》是摄政七年的事。《洛诰》周公说：我在乙卯日早晨到达洛师，此篇说乙卯日周公早晨到达洛邑，正是同一件事。知道这二月是周公摄政七年之二月。望，是在月之半月，当日冲光照，月光圆满相望，所以名叫望。治历者必须先正望朔，所以史官因此记载。将要叙述望日之后的事，必以望日记载；将要叙述朏日之后的事，必以朏日记载，也与《武成》先记载旁死魄的例子相同。

太保在周公之前相度宅址，等到已经得到吉卜，就进行经营。周、召二公同在丰地接受营建洛邑的命令，而召公先行。越，语助词。来，太保从丰地而来。朏，明亮，月三日，明生之名。到洛邑占卜宅址，是占卜土地的吉凶，即所谓涧水东、瀍水西，又瀍水东的地方。得到吉卜，是已经得到吉地，即所谓惟洛食。占卜在戊申日，而周公在乙卯日到达，却说：“我占卜”，是因为二公同心同谋。召公的占卜，就是周公的占卜。派遣使者送来地图及献卜，就是献此戊申日的占卜。有人说乙卯日周公再次占卜，是不对的。既然已经得到吉卜，就进行经营。看这句话，就决无再次占卜之事了。如果允许再次占卜，那么召公不等待周公到来，就立即经营，不是太匆忙吗；召公已经经营，而周公又占卜，不是太繁复吗？○既然得到吉地，就规划哪里为城郭，哪里为郊社、宗庙、朝市、民居，这就是所谓的经营。经营是开始建设的事。《诗经》说：“经之营之，庶民攻之，经营定才，攻之。”所以三日庚戌才开始让庶民施工。从庚戌日到甲寅日，基址建成。位成，基趾成。这时四方民众尚未聚集，而殷商遗民已迁到洛邑，所以让他们服役。

次日，乙卯日，周公早晨到达洛邑，就全面视察新邑的经营情况。大概全面视察之后，就派遣使者献图及卜图，即新邑经营的图。

过了三日，丁巳日，至羊一豕一。这大概

译这就是洛邑新建立的郊社，用来向天地报告营建洛邑之事；之所以不告宗庙，是因为在丰京已经告过了。当时洛邑的宗庙尚未建成，所以直到十二月才开始在宗庙举行烝祭。郊祭不称为“新邑”，是因为郊祭在国都之外，社祭在国都之内，所以如此。○郊社是大事，周公以人臣的身份来主持，可以吗？大概是因为因事而祭告，奉行天王的册命来行事，与平常的祭祀不同。○孔氏说：向天报告设立郊位，以后稷配享，所以用两头牛。○正义说：不是在常规祭祀的月份，却特意用牲祭天，可知是郊位已经确定，让人知道以后常在此处祭天。礼制规定郊祭用特牲，不应使用两头牛，因为以后稷配享，所以用两头牛。《郊特牲》和《公羊传》都说饲养祭牲必须饲养两位帝王，如果牛不吉利，就作为后稷的祭牛。根据《秦誓》篇，蔡氏说郊祭天，社祭地，到这里又说郊祭天地，所以用两头牛，前后不合。○汉儒说社稷有两种，左氏说社稷只祭祀句龙和后稷，只是人神罢了，这是孔氏所采用的。《孝经》说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句龙和后稷配享，这是郑玄所依据的。按社是土地之神，稷是五谷之神，人没有土地不能立足，没有粮食不能食用，所以王者设立社稷为天下求福报功。句龙和后稷都是人鬼，因为句龙有平治水土的功劳，所以配享社祀；后稷有播种的功劳，所以配享稷祀，并不是把社当作句龙、把稷当作后稷来祭祀。○正义说：经文中有社没有稷，稷是社的一类，可知是一同告祭的。○左氏称句龙为后土，后土就是社，本来与犁为祝融等都一样，都是五行之官死后配享五行之神。武王向皇天后土告祭，本来不应当引用这个说法，否则就是共工氏的儿子与皇天并列尊贵了。《武成》孔氏注说：后土就是社，以后土为地社，就是祭地，这却是《祭法》的说法。王为百姓立社叫做大社，王为自己立社叫做王社。张载说：大社祭祀天下的地祇，王社祭祀京师的地祇，这两句话最清楚，由此知道天也不合祭，也没有另设北郊来祭地。○只有天子祭天地，有郊祭和大社，就是这样。诸侯为百姓立社叫做国社，为自己立社叫做侯社，大夫以下立社叫做置社，各自根据所主管的范围来祭祀。○正义说：礼制规定宗庙建成就要衅祭，这是衅祭的礼仪吗？因为宗庙有土木工程的功劳，所以郊社先建成而衅祭。○己未到癸亥五天没有记载事情，将要颁布册命，在这五天中，必定聚集臣民，计算丈数，揣度高低，分配劳役，一定之后，然后在甲子日早晨颁布。《洛诰》中脱落在《康诰》里的简文说：“三月哉生魄”，就是三月十六日己未，四方和顺，周公勤勉，都在这个时候。到甲子日颁布册命，就是洪大诰治。

译过了七天，到了甲子日，周公于是上朝，用文书命令众殷商地区的侯、甸、男等邦国的方伯。孔安国说：“从戊午日算起，七天后的甲子日。”当时诸侯都前来助工，所以周公在黎明时分就分配任务、指派劳役，用文书命令众殷商地区在侯、甸、男等服地的方伯，让他们去从事工程。邦伯，就是方伯，也就是州牧。按：庶殷，指殷商百姓；侯甸男邦，指诸侯。孔安国的说法有误。《正义》观点相同。○《正义》说：《康诰》中说：“周公开始奠基，在东方的洛邑建造新的大城，四方百姓大多和睦地前来助工，侯、甸、男、采、卫等邦国的百官和百姓都和睦地来到周地。”这与这里说的是同一件事，所以知道当时诸侯都前来助工，因此周公在黎明时分分配任务、指派劳役，用文书命令众殷商地区在侯、甸、男等服地的方伯，让他们去从事筑城工程。《康诰》中提到五服，这里只提到三服，是因为行文有详略不同罢了。赋功，意思是分配诸侯的工程任务，规定所需人力的多少；属役，意思是嘱咐劳役的具体地点，让他们知道所负责土地的面积尺寸。○王氏说：周公用文书命令方伯，而方伯则用周公的命令去命令诸侯。

周公已经命令了殷商百姓，众殷商百姓便大力行动。“丕作”意思是勤勉从事。提到众殷商百姓，那么诸侯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殷商百姓如果不容易驱使，然而召公率领他们去营建宫室，宫室就建成了。周公用文书命令，百姓便大力行动，乐于驱使，这是可以推知的。○林氏说：召公营建洛邑，从戊申日到甲寅日共七天，宫室就建成了。周公随后到达，从乙卯日到甲子日共十天，百姓便大力行动。周公、召公的办事效率，竟然如此敏捷。总计起来，从成王到达丰邑，到甲子日总共不过一个月罢了。万年的基业，在一个月之间就建成了，这难道是后世所能赶得上的吗？○周公、召公两位公爵相继完成大事，占卜选址、规划经营，营建宫室。宫室建成，是召公的功劳。观察营建祭祀、告祭祖先，命令殷商百姓，殷商百姓行动起来，这是周公的功劳。“位”是指确定工程的规模；“作”是指完成宫室建设的功业。

太保于是率领众邦国的国君拿出币帛，到达洛邑，从那里开始处理政务。众邦国的国君是前来洛邑助工的诸侯，洛邑建成而献纳币帛，这是为了行礼，并且表示庆贺。周公将要返回，召公借周公之口向成王陈述告诫。陈，陈述，陈述成王和周公兼带币帛与诰辞，有两层意思。但诰辞方面更重，其辞说：“陈述成王和周公”，而其意欲借周公之口传达给成王。对周公说话，那么其辞不得不如此罢了。诰告众殷商百姓，大概是因为殷商百姓虽然迁徙，但归顺教化之心尚未纯正，应当有告诫教导来开导他们。然而其根本在于成王自身，所以说“从你们处理政务开始”，这是召公向成王和周公陈述的大纲，实际上统摄了全篇的意思。篇中成王先安抚殷商百姓，处理政务与敌对之民，百位君子保受威命，彰明德行，这就是诰告众殷商百姓的意思；敬重德行，就是“从你们处理政务开始”的意思。敬重德行以感化百姓，祈求上天永保天命，哪一件事不是“从你们处理政务开始”呢？“御事”有时用来称呼大臣，有时用来称呼天子，就像汉人称朝廷为县官一样。

唉！皇天上帝，改变了他的元子，到无可奈何的地步，难道不是因为不敬吗？《大明》诗说：“天位传给殷商嫡子，使他不能挟持四方。”意思是纣王所居的尊贵地位，是天位所传的正统，即殷商嫡子。一旦失道，虽然想挟持四方而占有它，也是做不到的。这与《召诰》的意思相同。殷商嫡子就是元子，天位就是大邦。元子本不可改变，而天改变了它；大国本不容易灭亡，而天灭亡了它。天命的不常就是这样。所以如今成王承受天命，固然有无边的福美，也有无边的忧患。所以有福美的原因，是因为继承为元子，抚有大的国家；所以有忧患的原因，是因为这福美一旦可能改变而转移到他人身上。“无疆”是说其大，不是说其久。只有忧虑就包含在福美之中。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敬重就能得到，不敬重就会失去罢了。所以再次叹息说：“无可奈何啊！不敬重！”说“奈何”，又说“曷”，是深深强调不可以不敬重。朱熹说：“这几句话，是全篇的大纲。”下文反复推演这个意思罢了。“敬”字要着重看待，实在是全篇的要领。其根源来自皇天没有私亲，能敬重的人就是亲。蔡氏说：“敬重则视听言动都遵循道理，好恶取舍不违背天意。”可以说抓住了大纲。

天已经远远终结了大邦殷商的天命，到成王应当迅速敬重德行。孔安国说：“说天已经远远终结了商朝的天命，这是因为商朝有很多先哲王的精神在天，不能拯救，是因为纣王不行敬重之故。”○《正义》说：“遐终，是说一去不复返。”○当殷商尚未灭亡时，就是今天的休美，而天命却远远终结于灭德的纣王。这时殷商很多先哲王在天，不能下来保护他们的子孙。纣王因为残暴百姓，最终自取灭亡。我们文王、武王因为勉力修德而承受眷顾的天命，这显示出天命的不常，而无边的忧患就存在于休美之时。知道忧虑其忧患而迅速敬重其德行，那么休美就可以长久保持。不然，天命已经改变却不知道，还说“我生来不是有天命在天吗”，纣王就是不敬重德行的明显鉴戒。到这时纣王虽然想悔过，却已经晚了。敬重德行难道可以不迅速吗？○袁氏说：“疾敬德，就是不再等待迟疑，现在就开始着手。”○按：后王只认为可以依赖祖宗，就认为今天享乐无害，而不能迅速敬重其德行，所以召公极力陈述殷商先哲王之多，累世基业之厚，似乎不容易动摇，而纣王一旦失道，大命就一去不复返。可见天命无常，而祖宗不可依赖，所以成王应当迅速敬重其德行。大概是以灭亡的殷商为鉴，自我凝聚新的天命。

译正当这个时候，稍微迟缓就会落后了。所谓心存敬畏，就能审慎地察觉得失的细微征兆；唯有及早察觉得失的细微征兆，警戒谨慎才能始终走在事情发生之前。恭敬德行，难道允许不迅速吗？

译考察古代先民，夏朝时，上天启发禹的德行，禹传位于子，上天便顺从其子而保佑他，禹面稽于天而顺从天意，如今夏朝已经坠失了它的天命。考察殷朝，上天启发汤的德行，汤格正夏朝的天命，汤面稽于天而顺从天意，如今殷朝也已经坠失了它的天命。既然谈到商朝的事情，又并举夏、商两代来说。上天启发禹的德行，禹传位于子，上天便顺从其子而保佑他，夏朝曾经像今天这样享有美善，如今却已经坠失了它的天命。上天启发汤的德行，汤格正夏朝的天命，殷朝曾经像今天这样享有美善，如今却也已经坠失了它的天命。祖考的福佑，难以作为后世的凭借。像这样，就应当赶快敬修其德，君王也应当自己寻求那面稽于天的道理就可以了。○天廸，是说上天启发其德行；从子保，是说禹传位给儿子，上天就顺从他的儿子而保佑他。格保，是说格正夏朝的天命。然而太甲能够终始保持诚信之德，那么也是顺从其子而保佑他。唉，顺从其子而保佑他的是上天，改变其元子（继承者）的也是上天。谁说上天和祖宗可以依赖呢？○禹、汤接受天命，都是上天启发的，所以一并说天廸。但是尧、舜传贤之后，传子从禹开始，革命从汤开始，所以在禹那里说从子保，在汤那里说格保，都是因为此前所没有的。而圣人的作为，就是上天之心所顺应的，其没有间隙竟然如此。面稽天若，如果不是召公洞察天人之际，是不能说出的。

如今年幼的君王继承大统，就不要遗漏那些长寿的老臣，直到他们面稽于天，谋虑来自上天。对于年幼君主的辅佐，在于老成的臣子，虽然他们每天在君王左右，如果严厉对待而不亲近，就无法从中受益。无遗，是说亲近他们。老成臣子的益处，是说他们能考察古人的德行，这本来就不可以遗漏；况且说他们能谋虑来自上天，这更不可以遗漏。兴亡的鉴戒，没有比古人的德行更完备的；吉凶的道理，没有比上天更严明的。不是与古人同样用心的人，不能了解古人的德行；不是践履达到极致、心与上天相通的人，不能谋虑来自上天。长寿的老臣阅历丰富、熟悉世事已久，对于古人的德行，论述其时代、了解其人，如同亲身处于那个时代；由其得到的警戒、其犯下的过失，如同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年幼的君王从这里汲取资源，那么对于往事有所借鉴，就可以不偏离是非得失的道路了。德行存在于古人那里，追溯既往就容易看见；道理存在于上天那里，隐藏于未成形之前就难以知晓。格正人的智慧，配合元善，对于上天而言，一举谋虑、一出思虑，都如同面考敬顺而没有违背，断然必定如此而不差错。年幼的君王从这里汲取资源，那么对于未来之事有所决断，就可以不迷惑于吉凶悔吝的缘故了。成汤的圣明，先民尚且顺从，何况年幼的君王呢？

呜呼！有君王虽然年幼，却是元子啊！以至于用顾畏于民碞。元子啊！看见其美善的意思，然而不能知道其美善而不知道其忧虑。所以他能大能协和小民。如今的美善协和，是得到民心的和谐。如今的美善，是眷顾天命，努力发扬前人的美善。治理教化只有革新，引导迎接和气，这就是君王今日的美善。君王应当不敢落后，用顾畏于民碞。不敢落后，就是所谓赶快敬修德行。民碞，是说天命的得失常常在于此，国运的长短常常在于此。所以说：民众犹如水，水能承载舟船，也能倾覆舟船。作为上位者，知道没有比民众更险恶的，就不敢在敬修德行上落后，以协和民众了。

君王来继承上天，直到治理民众，如今的美善在洛邑。洛邑是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路里程均等，所以称之为土中。居住在洛邑的意思，大概是为了这个，旦是周公的名字。君前臣名，举出周公的话，来证明自服土中的意思。绍上帝，是说继承上天出来治理，周、召二公的意思，因为洛邑建成而君王应当亲自执政，所以说自服于土中，配皇天，就是绍上帝的意思。毖祀上下，自时中，又是自服于土中的事情。中又说是从中央而布治于四方。○上面就元子而言，勉励他协和小民，以凝聚今日的美善，赶快敬修德行作为协和民众的根本。这里就居住洛邑而言，而上一节所期望的，正将在新邑初政时占卜验证。绍上帝，就是元子的意思。自服土中，就是大能协和小民的意思。说自服，是说君王现在亲自执政，不再像过去那样仰赖大臣成就罢了。举出旦的话，以显示期望相同，于是说君王应当最终拥有上天的成命，而治理民众如今美善了。周朝到文王、武王，天命已经成就，这里说君王应当最终有成命，是说君王必须自己寻求那面稽于天的道理，然后才可以称为成命。上天有成命，这就是协和民众的极致，而确实为今日的美善。这个“今休”字与上面相应，上面是期望的言辞，这里是决断的言辞。君王先服殷朝的办事人员，直到每天前进，这是与下面“乃自服”的要点。居住洛邑以教化殷人为重，所以特别提到。教化殷人以服从其办事人员为先，殷朝的办事人员一向以尊贵得民心，以宗族得民心，是殷人所看从而跟随的。周公说“我整齐百官，派遣他们跟随君王到周”，那么周朝办事人员的贤能就可以知道了。用殷朝的办事人员亲近副贰，周朝的百官率领他们共同做事，朝夕熏陶，以节制他们的性情。性如“性之欲也”的性，节如“好恶无节”的节。性情本来有节制，只是被习染所破坏，所以流荡而忘记返回。与正直的人相处，做事有所观瞻，意念有所制约，习染的错误，不得不停止。好恶的节制，如同水得到堤防，每天进步于善，而不能自己停止。这是正直人夹习的功效。用人治人，这是转移殷朝风俗的巧妙机关。

君王敬修所作，不可不敬。德行又说：治理人以自身为本。蔡氏说：“所，犹如‘所其无逸’的所。按，所是处所。”这个说法出自吕氏，人们颇嫌其新奇巧妙，然而道理如果是正确的，那么有什么新奇巧妙呢？经传中言敬处，常常有这个意思。比如云：“雝雝在宫，肃肃在庙

译在宫廷、在宗庙，所处的地方不同，但内心恭敬的态度是一致的。又如说：“出门像接待宾客一样，承担事务像举行祭祀一样。”出门、承担事务，所处的地方不同，但内心恭敬的态度是一致的。又如说：“日常起居庄重，处理事务恭敬，与人交往忠诚。”日常起居、处理事务、与人交往，所处的地方不同，但恭敬、忠诚的心意是一致的。由此看来，恭敬作为根本的含义就可以明白了。恭敬，那么这颗心就收敛在天理的范畴之中，本性所发出的情感，也不必等待节制，而没有不节制的。一旦不恭敬自己的德行，那么心就会陷入不正当的境地，身体就会偏离正道，怎么可以不恭敬自己的德行呢？

译我不可以不借鉴夏朝的历史，也不可以不借鉴殷商的历史。我不敢断言说：“夏朝承受天命，只有长久的年数。”我不敢断言说：“难道不能延长吗？只是因为不敬重他们的德行，才早早丧失了他们的天命。”我不敢断言说：“殷商承受天命，只有长久的年数。”我不敢断言说：“难道不能延长吗？只是因为不敬重他们的德行，才早早丧失了他们的天命。”这是承接上文“不可不敬德”的意思，又用夏商兴亡的缘故，再次强调“不可不敬”的意旨。两个“不可”字，就是由上文的“不可”字推演而来的。大体上这篇文献以敬德安抚民众、使天命长久为主旨，并用夏商的兴亡反复告诫。前面“相古先民”一节两次提到，现在既然已经丧失了天命，这一节两次提到“只是因为不敬重他们的德行，才早早丧失了他们的天命”，正是相互呼应的地方。上天赐予人国运的长短，不是人的意志可以推测的，那明确可知的是，只有“不敬重他们的德行，才早早丧失了他们的天命”这一条。上天有什么私心呢？只辅佐有德之人。假使禹、汤不敬重他们的德行，那么禹、汤也会丧失他们的天命了。上天的眷顾，难道仅仅依靠子孙就足以依赖吗？

现在君王继承承受天命，到君王刚刚即位继承承受天命，是因为夏殷而言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有丧失有兴起，不过是从天命从那边转移到这边罢了。文王武王承受了它，现在的君王则是继承承受它了。谁不认为是凭借文祖的光辉，继承先父的美善功业呢？而我则认为，这也只是像夏传给商，商传给周那样，如同循环一样，不是某一家的私器。所以不可不继承那些有功业的人。有功业，是指能够敬德而享国长久的人。继承禹的功业，才称得上能借鉴夏朝；继承汤的功业，才称得上能借鉴殷商。何况君王是在新邑开始施政，施行教化的开端呢？尤其应当趁着这个开端的时机，迅速敬重自己的德行，以祈求上天使天命长久，成为周家有功业的君主。

唉！就像生孩子一样，没有不在刚出生时就决定的，到现在我刚刚即位，又另起头叹息，深刻阐明谨慎开端的意旨。用生孩子来比喻，凡是人生孩子，他的明智，他的长寿，都决定于初生之时。讲求学问就明智，爱护身体就长寿。现在君王承受天命的开始，也就像孩子刚出生一样。况且刚占卜选定新的大邑而居住，这又是一个开端。上天赐予的智慧，赐予的吉凶，赐予的年数，都不可预知。所可知的是，现在我刚刚即位。怎样在刚开始即位时就敬重德行呢？这就是所谓自己招致智慧的天命，从而获得吉祥和长久的年数。如果不敬重德行，那么上天就会赐予凶险，而早早丧失天命了，能不谨慎吗？○孔氏说：孩子刚出生，习惯做善事就会成为善人。自己招致智慧的天命，没有不在初生之时决定的。为政的道理，也是这样。现在上天制定天命，只取决于人的修养。敬重德行就有智慧，就常得吉祥，就享国长久。不敬重德行就愚昧，凶险而不长久。○吕氏说：智慧的天命，是人心本有的明智，不是从外面来的。○林氏说：上天赋予人正当的本性，人起初没有智慧与愚笨的区别。之所以有智慧与愚笨，是自己选取的结果罢了。下愚之人是自暴自弃，那么上智之人难道不是自己招致的吗？

居住在新邑，到祈求上天使天命长久。居住在新邑，就是所谓的刚开始即位。上面说知道现在我刚开始即位，看到智慧的天命、吉凶、年数都还没有确定，只看刚开始即位时怎么样。所以这里就勉励他迅速在敬重德行之上用力，以此来祈求上天使天命长久。祈求上天使天命长久，就是吉祥和长久的年数。说：德行的运用，没有别的道路。迅速，正是指这个时候，迟缓了就晚了。○真氏说：天命极其公正，不可以祈求而得到。现在说祈求上天使天命长久，为什么呢？大概专一于运用德行，就是不求之求了。○王的德行之运用，祈求上天使天命长久，是一句话。用，犹如以的意思。这里说用德行祈求上天使天命长久，下面说以小民承受上天长久的天命，德行的运用，小民的凭借，大概都是说没有别的道路。希望君王不要让小民过度使用不合常理的行为，到使君王显赫两个方面，两个“其惟”字相对，意思实际上相承，是说君王不可专门用刑罚来整齐民众，只用德行来顺导他们，就有功业。假如君王的德行果然高出天下之上，那么人们都会观察感化而改变，哪里还需要刑罚呢？○德行首出万物，那么不合常理的小民就会转化为运用德行的小民了，这正是所谓有功业，为什么要灭绝杀戮呢？○不合常理的过错，是小民无知。敢于灭绝杀戮，君王就太过分了吧？这叫做强行驱赶而没有功业。民众之所以成为民众，顺导他们就有功业。希望君王以德行高出天下，从而使天下人心悦诚服，民众都效法而顺从，普遍成为你的德行了。对于君王难道不显赫吗？

上下勤勉忧虑，到希望君王以小民承受上天长久的天命。上指君王，下指群臣。恤，就是所谓无尽的忧虑。希望君臣同心勤劳，为他们的忧虑而担忧。那“其”字，是说共同以这个为目标。夏朝有桀，而年数终于四百年。夏朝的长久年数，不遇到桀是不会灭亡的。商朝有受，而祭祀终于六百年。商朝的长久年数，不遇到受是不会灭亡的。假使周朝的继任君王都继承德行，那么年数又哪里可以用夏商已经过去的那样来断限呢？所以希望大大地像夏朝那样长久，不要废弃殷商那样的长久，是说兼有两者。年数如此长久，这才可以说天命长久。而哪里是向其他地方寻求呢？希望君王以小民承受这个来自上天罢了。天命在上天，与小民有什么关系？上天没有私心，以民心为心。得到了民众，就得到了上天了。大概以小民，是勤勉忧虑的实质，而长久的天命就是所谓的长久年数。

拜手稽首说：“我小臣，敢以君王仇视的民众，到用来供给君王，能够祈求上天使天命长久。”蔡氏说：“仇民，殷

译那些顽劣的百姓，与三监、武庚一同叛乱的百位君子，都是殷朝掌管事务的众官；友民，则是周朝顺从友好的百姓。保，是保全而不失；受，是接受而不拒绝。奉币，就是上文所说的取币以赐周公并侍奉王者，大概是因为成王将要举行新邑的祭祀，所以召公捧着币帛来助祭。」○按：保全并承受王的威严命令，彰明德行如同咸地一样，勤勉地告诫治理而使之和谐防范，在前大有作为；重申命令谨慎警戒而使之教化训导，在后柔顺服从，这就是受命营建洛邑的大臣的责任，所以召公以此自任。至于最终有成命，以显扬于后世，这在于王而不在我，所以说：「我不敢自夸勤勉，我不敢说与自己勤勉有关，只是恭敬地捧着币帛来供奉王，能够祈求上天永赐天命罢了。」敬德，是王之所以能祈求上天永赐天命的原因。从服事于土中，这是王的时机；从遗留明智的命令，这是王的事务。所以只有王能做到，而不是他人所能做到的。在我参与王谨慎祭祀的时候，只是恭敬地捧着币帛来供奉王，相信王必定能做好这件事罢了。○保全承受威严命令，彰明德行，我不敢认为这足以效劳于王，只是祈求上天的实在在于王。我在谨慎祭祀的时候，只是恭敬地捧着币帛来助王美好地享祭，期望最终有感动感通的实效罢了。王之所以能祈求上天永赐天命，在于平日所修，所谓黍稷并不芳香，只有明德才芳香，而召公以奉币来说，为什么呢？祭祀在新邑，又是对越天地的开始，其感通在于王，其奉币以表达我的诚敬在于我，大概是召公谦虚地说话以归重于王。旧说：「我非敢勤」，是指永命说的。永命之事，本应上下勤勉忧虑，而又说「我非敢勤」，可以吗？○王最终有成命，末有者，是终有成效，不徒然寄托于愿望的意思。

译蔡氏总括全篇大意，认为周公深切关注历年之久，反复推究夏商两代的废兴，探究其归宿，认为使小民和顺是祈求天命的基础，使小民和顺的基础在于敬德，这几句话可以说概括了三代以下的道理。正因为不知道祈求天命的根本在于民众，得到民众的根本在于德行，所以古今才如此不同。各种诰辞大多由史官修撰，并非全是当时的原话，只有这一篇首尾完整，词意反复，老臣爱戴君主的深长思虑，经过世事磨练的切中要害的计策，温和恳切地体现在言语之外。这大概是召公和周公当时的原书，由史官传下来的。程子说：“知道天命就是通达天理，一定承受天命就是得到它的应验。上天的报应都像影子和回声一样，得到报应的是常理，得不到报应的是非常理。然而仔细推究，则必定有报应，只是人用浅陋狭隘的见解去探求，便会出现偏差。天命不可改变，然而有可以改变的，只有有德的人能做到。比如修养身心以延长寿命，世代福泽以祈求上天永命，普通人达到圣贤的境界，都是这个道理。”我认为这就是《召诰》之所以成为至理名言的原因，而不是汉代以下的人所能理解的。知道修养德行的极致，普通人可以达到圣贤的境界，那么为了国家而祈求上天永命，这大概是一个道理。所以自己给予明智的命运，那么命运明智、命运吉祥、命运长久，也不过是一回事，并不是既有昏明之命，又有厚薄短长之命。人们因为孔子、颜回没有得到报应而怀疑，这正是程子所说的用浅陋狭隘的见解去探求。如果从古今的大局来看，得到常理的多，得不到常理的少，比如寒暑有固定的时节，有时会有偏差而没有不回归常理的。

洛诰

《召诰》和《洛诰》，记载了营建洛邑的始末。《召诰》记载了开始的事情，以及召公陈述告诫的言辞，所以名叫《召诰》。因为开始营建的是召公。《洛诰》记载了结束的事情，以及周公派遣使者报告占卜，与成王往复的言辞，以及留守治理洛邑的事情，所以名叫《洛诰》。因为周公的事情，以洛邑为重。篇首“惟三月至大诰治”二十八字，旧本脱简在《康诰》中，现在纠正过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开始奠基，到乃洪大诰治，营建洛邑从周开始，所以叫初基。洛邑在镐京的东边，所以叫东国。洛邑，洛邑居于天下之中，四方之民和悦而聚集。侯、甸、男、采、卫五服中只有男服下有邦字，因为五服中的男服居于其中，以概括上下。周朝九服叫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蕃。这里聚集在洛邑的，只有内五服。各邦的百官播布，民众和顺率从并致力于事务，都来到周朝并立即从事工作，说的是百官的勤勉。周公全都勤勉，根据《召诰》考察，己未到癸亥五天没有说话，所谓计算丈数、揣测高卑、度量厚薄、测量沟渠、考察土方、商议远近、估量工期、计算劳役、考虑财用、记录干粮，就是周公全都勤勉的事情。甲子书写命令，就是洪大诰治。诰治就是书写命令，下文派遣使者报告占卜，又在乙卯到达观之后，甲子书写命令之前，与此不相符合。周公拜手稽首说：“我归还您光明的君位。”这是周公授予使者报告占卜的言辞。王安石说：“先儒认为周公代替成王为君，到这里归还政权，根据《尚书》考察，周公位居冢宰，正百官而已，未曾代替成王为君，有什么归还的？”按照王安石的这个说法，《尚书》有功的地方。○“明辟”是期望，下文说“其基作民明辟”，后文说“乱为四方新辟”。

成王好像不敢，以及上天基础天命，确定天命到，作为民众光明的君主，营建洛邑为自此时中，又以承受上天眷顾，所以在其开始建造时，称为基命；在其有成时，称为定命。命，天命，就是所谓的天休。说成王谦虚，好像不敢达到，知道这件事，我就继太保而去，大力相度洛邑，大概是为成王开始作为民众光明君主的地方。

我惟乙卯到派遣使者来献地图及占卜。乙卯就是《召诰》的乙卯。洛师犹言洛都。周公至以乙卯而卜，不在乙卯。这只是根据已至乃献卜，追述卜事所以这样说。先占卜河朔黎水，是因为殷民重视迁移，以河朔为便利，所以先占卜。不吉利，于是改卜涧水东、瀍水西的王城。朝会之地，瀍水东是下都，处于商民之地。王城在涧水瀍水之间，下都在瀍水之外，这些地方都靠近洛水，所以两说惟洛食。占卜必须先墨画，然后灼烧。兆顺食墨，所以叫食。伻，使者。图洛之地图。献卜，献其占卜的兆辞。○袁氏说：黎水说河朔，就知道涧水瀍水都在河南。○吕氏说：意在近地，是商民的心；意在地中，是周公的心。并列两种说法，以听命于天而已。先卜黎水，是先人后己的心。黎水既不吉利，改卜洛邑，于是协从。大概周公的心就是天心，没有间隔所以没有违背。○邹氏说：王城、下都都在河之南，洛之北，距离洛近而距离河远，下都尤其靠近洛水，所以叫洛阳。西【阙】阳县而河南郡治焉。东汉、魏、晋、后魏都为帝都，而王城累代但为河南县。至隋大业中，迁都城于河南，并迁洛阳县于都城中。唐、宋因之，而洛阳

译旧县于是被废除。

译王跪拜叩头说：“您不敢不敬重上天的美善教诲之言。”这是成王授予使者回复周公的话。根据上文，周公认为如果成王不敢承继上天确立的命运，那么我就留守东土辅佐，所以成王回答说：这是因为您不敢不敬重上天的美善，所以来相度宅址以建立周朝，与镐京的美善相匹敌。大概周公将重任归于成王，而成王又将重任归于周公。匹休，是指镐京作为兴起王业的地方，已经美善了，建造洛邑以居中治理天下，是为了与镐京的美善相匹敌【蔡传：匹休只是对答的意思，敬是从心意上说，匹是从行事上说，休都指上天的眷顾】视示，是展示给我看，展示占卜的美善和常吉。贞，是应当。既然得到了吉兆，那么周公敬重上天美善、建立周朝以匹敌镐京美善的心愿就实现了。这不仅是我应当承受吉兆，而且您也应当承受吉兆。从今开始，您难道不让我永远敬重上天的美善吗？起初相度宅址时说：“您不敢不敬重上天美善。”这是回答关于确立天命的话；接着确定宅址时说：“您难道不让我永远敬重上天美善。”这是回答关于安定天命的话。永远敬重上天美善，是说永远在这里承受上天的眷顾。说“您难道不让我”，是将重任归于周公。诲言，孔氏认为是请求教诲之言，蔡氏认为是感谢告知占卜的教诲之言。

周公说：“王开始举行盛大的殷礼，在新邑祭祀，所有祭祀都按次序进行，没有遗漏。”以下，是周公告知成王在洛邑居住应做的事。从这到“无逺用戾”，是洛邑建成后，周公从洛邑回到镐京，告知成王在洛邑居住应当做的事，以及想要还政退居老年的话。看《召诰》中“出取币，旅王若公”，那么周公回到镐京是明确的。○肇，是开始。庶事的开始，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意思。殷，是盛大，与五年再殷祭的“殷”相同。秩，是次序；无文，是祭祀典籍中没有记载。定都之初，首先举行盛大的礼仪，祭祀神祗，即使祭祀典籍中没有记载的，也都按次序祭祀。有告祭，有报祭，有祈祭。新都刚建成，王亲自临视，是告成事。风雨晴明适时，大工程得以完成，是报答神赐。从今往后永远安定中土，是祈求宏大的美善。经文的本意，只是如此。端正君心，汇聚天下的道理，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这是吕氏的推演解说。○临镇新都之初，斋戒涤除一心，面对天地，通达这种精明的德行，推广到四海，没有不准确的。祭祀的意义，对于君主来说如此，所以是端正君心的关键。助祭的诸侯，下至胞翟这样的贱民，也都诚信恭敬，收敛放逸之心而聚合离散之人。祭祀的意义，对于群臣百姓来说如此，所以是汇聚天下的关键。

我整顿百官，直到庶务有事，齐是整饬的意思，不是遴选的意思。跟随王到周，是跟随王去新邑。我整顿百官，让他们跟随王到周。我只对他们说：“庶务有事吗？有事，是事在下，即记功、教工以及向来就有僚属等事。”周公只是提示其意，等待成王。从教诏的下文，今王即命曰以下，就是教成王如此施行。新邑的治理，所依靠的是臣子，对于过去有所表彰，对于将来有所劝勉，所以记功、宗示功载，是教工的第一义。这样才可以顺常道抚事，像我一样在周工向来就有僚属。建立精明的治理，功成浑厚的治体，都在此举之中了。周工就是所整顿的百官。

现在王立即命令说：“记功宗至叙弗其絶，即命命百工也。”教成王发令说：“记录功臣中宗族勋劳最大的，以功作为元祀。凡功臣在大烝祭中受祭，而功劳为宗族之首的居其首位，所以称为元祀。论功没有比宗族更先的，说到宗族那么凡功都可以推知了。报功没有比祭祀更重的，说到祭祀那么凡庆赏都可以推知了。”既然发令以报答他们的功劳，只重申命令以勉励他们说：“你们功臣受此褒赏之命的人，应当更加厚助王室是可以的。”丕视功载者，是大示记功的典籍。乃汝其悉自教工者，是说所加赏赐得当，那么人没有不劝勉的。这是人人劝功，系此举以风示之，不是全部亲自教导他们又是什么？朋是私有所好而不公。说百官视效如此，孺子岂可私有所好而不公吗？一旦私有所好而不公，那么其弊端不可胜救。王安石配享而宋政乱，小人假绍述以济其私，岂不真如火初焰焰而终至不可绝吗？○从祀大烝，是后日的事，而功次定于生前。大概当时的制度，汉高帝定元功十八侯位次，还是这个意思吗？○周公摄政，这样的大事，大概不敢专断，而等待成王亲政，所以现在告诉王在洛邑居住应当做的事，而首先提到它。祀礼之后，这是新政之首。

厥若彞及抚事如予至汝永有辞。孔氏说：其顺常道及抚国事如我所为，惟以在周的百官往行政化于新邑，当使臣下各向就有官明为有功，厚大成宽裕之德，那么你就长有誉于后世。○正义说：考古依法为顺常道，号令治民为抚国事。周公大圣，动成轨则，如我所为，是说如摄政之时事所施为也。此时在西都，戒王故云往行政化于新邑。○按：若彞以常所持循而言，抚事以临事听断而言。成王亲政，周公欲其如予以若彞，则举动可以无愆。

译如果由我来处理政事，那么审理判决就不会有失误。既然已经以身作则做出表率，又希望臣下不改变他们的职守。只是因为周朝派遣百官前往新邑，这些百官都是周公所选拔任命的，让他们各自前往新邑就任原有的官职，意思是让他们在新邑各自回到原来的职位上履行职责。不光明正大地奋发有为就不能建立功业，不敦厚宏大就不能成就宽裕的治世。然而这四个字只是同一个意思，是希望他们做到这样。新邑的治理如果能达到这样，那么你们就能永远拥有美好的言辞和无穷的声誉了。

○ “伻向”应当依据孔氏的说法，蔡氏认为这是让百官知晓上级的意向，似乎过于穿凿附会。“明作”的“作”应当理解为振起的意思，孔氏的解释并不正确。

○ 《易经》泰卦九二爻辞说：“包荒用冯河。”意思是说，如果人情安逸放纵，那么政令就会宽缓而法度废弛，必须有包容荒秽的度量，那么施政就能宽裕详审，革除弊端、理顺事理，从而使人心安定。同时又必须善于把握时机并能果断决断，“冯河”是说其刚强果决足以渡过深水、越过险境。这两句话并不矛盾，程子说以含容的度量施行刚果的作用，这才是圣贤的作为。后来的君主，如汉文帝宽仁长者，以至于朝廷之中以谈论别人的过错为耻，却没听说他有懈怠废弛、不举贤能的弊病；宣帝综合考核名实，以至于文学法理之士都精通其才能，却没听说他有督责过甚的过失。这两者，宣帝接近于“明作有功”，文帝接近于“惇大成裕”的气象，可以说与之相似。然而文帝信奉黄老之学，宣帝信奉申韩之法，又怎么能足以知晓先王的“明作惇大”呢？

○ 周公这两句话是万古不变的法度，稍有偏颇就没有没有弊端的。宋仁宗很像汉文帝，培养了一代忠厚的风气，韩琦、范仲淹、富弼当时掌权，都想有所作为却没有成功。神宗有志振作而任用王安石推行新法，宋朝从此多事。稍有偏颇就会产生弊端，大概百世之后也可以预知。

译成王说：“罢了，你这年幼的君主终究会善始善终。上文详细记载了记功、教功、内治的事情；下文则论述统御诸侯、教养万民的道理。”

你要恭敬地体察，当诸侯前来朝享时，要警惕他们是否有怠慢轻侮之心。王者统御诸侯，必须先认清他们的向背；而要认清他们的向背，并非依靠智谋和权术，而在于一个“敬”字。心存恭敬，则内心常存敬畏，没有憎爱私心，因此能看清诸侯的真意。那些真诚朝享的人，也能被识别出来；不真诚朝享的人，同样能被识别。朝享的关键不在于贡品，而在于礼仪。礼仪以恭敬为根本，用节度文饰来辅助，这才是正确的。如果贡品有余而礼仪不足，只能说不算朝享。就像储子得到平陆却不来拜见，这是没有尊敬贤者的实质，却以为可以用财物交往。所以孟子引用《尚书》并解释说：“因为他没有完成朝享的礼仪。”○新邑已经建成，从此要防备诸侯接受他们的朝享，所以告诫应当识别其中有朝享和不朝享的人，这只有能够恭敬的人才能做到。所谓的朝享，不在于物品，而在于礼仪。看春秋时期诸侯侍奉霸主，只是供给霸主的索取，而霸主也不计较他们内心是否真诚，这就是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周公认为，诸侯虽然来了，但内心不真诚朝享，这是王者应当察知并亲自反省的，不必等到他们不来朝见时才显现。凡是百姓都说没有朝享，只表现出怠慢轻侮，用周朝中叶的诸侯、唐朝中叶的藩镇来验证，没有一条不灵验的。○说：如果不把心思用在朝享上，那么表面上虽然还在朝享，但轻慢上级的心理已经在下级表现出来，僭越轻侮的端倪已经显露在外，这是洞察先机的人早就看到的。

至于你这年幼的君主，要分派我去做那些我忙不过来而未能亲自做的事，不要有远行导致的过失。孔氏说：“应当分取我那些忙不过来而未能做的事去执行。”查《说文解字》：颁，分也。周公曾经因为先王之事而忙碌无暇，现在成王亲政并继承执行，就是分担他那些忙不过来未能做的事。那些忙不过来未能做的事是什么？就是下文所说的“棐民彞”。棐民彞兼指教养，即井田、学校等事务。天下只有这两件事最为重大，即使是圣人去做，也常觉得时间不够。看《周礼》六典所载，为事务制定制度，为弊端设立防范，除了君主自身之外，无非是为百姓的恒产、恒心做打算，那么周公急切忙碌无暇的样子，也可以想见了。“颁朕不暇”，是听我教导你关于“棐民彞”的事。这两句意思互相补充。有事有言，事则有施行的次第，希望君王继承执行；言则是平日向君王陈述的道理，希望君王去实行。从前你的父亲（周公）作为天下的君师，只尊崇这一道，所谓“重视百姓的五教，只在于饮食和祭祀”。我只有坚定不忘，叙述不乱，所以天下不废弃我的政令。现在君王坚定继承你父亲的事业，没有不效法我的，那么天下也不会废弃你的政令了。“裕”这一个字，是圣人教养百姓的方法，顺着利益而利于百姓，不强迫而百姓自我勉励；顺着本性而引导，不逼迫而百姓顺从。衣食充足，礼义兴起，都是为了宽裕百姓【“颁”字依《说文解字》的解释为是，如果解释为已经颁布了忙不过来未能做的事，则不符合告诫君王的体统，而且字义也不够典雅】

成王说：“您明察并保护我这年幼的君主，直到‘咸秩无文’。”成王回答周公的话：“您明辅我这年幼的君主，您所称举用来教诲我的，都是伟大的显赫之德。让我这年轻人发扬先王的功业，报答上天的眷顾，安定百姓的生活，举行政教祭祀，确定宗庙礼仪，完全遵循您的教诲，不敢有丝毫遗漏，大概是一一领受并铭记的意思。”周公对年幼的君主说话，是希望他实行；年幼的君主对周公的行动，必定依赖他。所以凡是周公的教诲，都还要依靠周公明保，而我才能如此。○和，是使不违背；恒，是使有常道。居师安宅，是说众人。这回答的是“裕我民”的话。宗功宗将大，是叙述记功宗的话。咸秩无文，是叙述肇称殷礼的话。

只有您的德行明光普照上下。直到我这年幼的君主早晚谨慎祭祀。这是因周公有关明农的话，极力称赞他的功德，作为朝廷所倚重的人，不可以说离去的意思。这是留在镐京，挽留他不要离开。下文留在洛邑，是挽留他治理洛邑。明光勤施，从周公自身来说是“作”；从四方来说，是“旁”，没有固定的方所。周公的德行不可形容，四方之人兴起于周公德行的，都穆穆和敬，那么在周公身上的德行就可以想见了。明光于上下，是纵向说；勤施于四方，是横向说。制礼作乐，使天下纳入中正和顺的境界，就是公德明光勤施的实际表现。天下都遵循周公的礼乐，这就是“旁作穆穆迓衡”。“迓”，迎接，有方进的意思；“衡”，平。天下都在周公光宅之中，天下都向往周公日新的教化，所以说“迓衡”。文武勤教，就是所谓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文武去世后，得到周公而继续发扬光大，不使天下迷失。周公的德行如此，我这年轻人早晚谨慎祭祀罢了。天下大事正仰仗周公成功，周公可以说离去吗？成王说：周公的功绩辅佐启迪深厚，没有不效法这样的。又说周公的功绩辅佐我、启迪我深厚，应当常像这样，不可以说离去。周公位居冡宰，则有辅佐之功；兼任师保，则有启迪之功。

成王说：“周公，我这年轻人将退居周京，任命您留守。”以下成王挽留周公治理洛邑。品味“退”这一个字，就知道君王当时进在洛邑可知。就君于周，周指镐京。○蔡氏认为洛邑的营建，周公本意是想让成王迁都，以居天下之中，而成王的意思则是不想舍弃镐京而废弃祖宗的旧制。现在考察经文，起初说

译“自服于土中”这句话，叫做“居住在新邑”，然后停止说“来相度宅址罢了”，这是有这样的意思，但成王没有最终迁都的意思，必定曾经与周公、召公商议并已确定，然后命令周公留守后方，而经文中没有详细记载了。等到查看《汉书·地理志》说“宗周与洛邑相通为封畿”，才知道定都洛邑的人必定以关中为根本，营建洛邑的初衷，也未必舍弃镐京。看“作周匹休”这句话，是两京并建，不是到了后代才有的。

译四方动乱，直至大乱成为四辅的动乱，其后指治理洛邑之事。成王离去而希望周公留在后方，开启并光大这一事业。监督我的士、师、工，即派遣使者前往，若有僚属，彰显有功之业，厚待大成而宽裕之意。周公先前以此勉励成王，而今成王未能定居洛邑，便将此重任托付给周公，希望周公留驻镇守，使治理洛邑的人有所效法。○《毕命》篇说，周公能够谨慎其开端，君陈能够调和其中道，历经三纪，世道变迁而风气才开始转移，殷商遗民难以教化竟至于此。如果不是周公留驻镇守监督我的士、师、工，那么谨慎开端的政教确实难以言说。○四辅引用汉代三辅作为证据，不知周代制度是否如此？又将洛邑称为四辅，是何缘故？○有人说这是以镐京为主而言，豳、岐、丰都是先王的旧都，与洛邑共同构成四辅。成王说：“你安心吧，我要回去了。”直到“四方将世代享受”，这是成王与周公决意分别并归去的言辞。此前必定有周公回答成王的话，还未能决意，因成王挽留的缘故，成王说：“公定，定止也。”我要回去了，公不要再推辞。公的功业肃然奉行，只怀敬爱于心中，应当留意在外肃然奉行顺从的政教，在内怀有敬爱之心。人心对公如此，公留则王室安定，公去则天下疑虑。这不是困扰我吗？我只不懈怠于安民之事。公留任而不废弃，用以作为我臣工的楷模，那么四方就能世代无穷地享受公的德泽。

周公拜手稽首说：“王命我来，至，○朕恭。”拜手稽首，应当在此句断绝。孔氏说：“拜而后言，是允许成王挽留。”正义说：“拜是从命之礼的缘故，所以说拜而后言，是允许成王挽留。以退为去，以留为来。成王对于文王、武王都想要让周公奉行其道，安定其民。周公分而言之罢了。”○按：拜是受命的礼仪。成王说：“大保文武所受的民。”所以周公说：“承保”，也是自任的意思。说：“文祖受命，民以及光烈考武王。”言辞繁复而不简略，是显示其所承受之重任。○朕恭，想要展现事奉君上的敬意，在下文下两节：一是以治理洛邑的成效期望成王，即所谓○朕恭也；一是以治理洛邑之事自我效命，即所谓承保也。○只有这洛邑的百姓，文祖大受天命，是承受百姓的开始；光烈考武王，永远澄清四海，是承受百姓的终结。所以保全他们，无不有待于后人的继承。而王以此命我，我来这洛邑，难道是徒然的吗？承保文祖所受的民，使其德泽尚未普及的，在这里大行其道；以及光烈考武王，使其功业尚未覆盖的，在这里得以完成。这是周公允许成王挽留而自任的言辞。又说：○朕恭者，即是告诫庶士，以及你们办事的意思，似乎不必引用孟子。孟子在周公之后，周公此时何曾说过“大我责难之恭”呢？

孺子来相宅，至惟王有成绩，因为成王来了却未能定居，所以只说：“相宅。”周公认为治理洛邑的根本在于王，所以以此事相告。对于王者而言，所说的典，是文武所谋划的，都端正而没有缺失的。大惇典则法，必定效法先王而没有不举行的政教。殷献民，是前代的旧臣世家，能知晓善政而坚守遗风的。大惇献，希望王尽数简拔而任用他们，那么人才不废弃于异代，而熟悉旧事，知晓当地风俗以治理百姓，又容易入手，这两者是治理的要领。治理为四方新辟，即是作民明辟的意思。君德没有比恭更大的，伊尹说：“接待下属要思恭。”孟子说：“贤君必定恭俭礼下。”作周恭先者，是以恭来倡导后王。汉代皇帝的谥号常冠以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景，想要以孝相传，也是恭先的意思。下面接着说：“我将以什么作为王的期望呢？”也只说：“从此居中图治，万邦都达到休美，那么王就有成绩了。”这三句相连，大概居中治理则万邦休美，万邦休美则王有成绩。成王既然未能定居洛邑，却还说“从此居中治理”，是因为朝会防务而出政令，不必王常居于此而后称为居中治理。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至，乃单文祖徳。多子，众卿大夫也。大夫都称子，笃前人成烈。前人成烈，即是咸和大定。周公何以笃之？即是诞保受民，化敌民为友民。此句最重，下四句都基于此。答其师，是回答文武的百姓。孚信也，臣道没有比信更大的。以此许诺于君而能践行，以此被天下仰望而能符合，这才可以说信。作周孚先者，周公想要以信来倡导后人。考成也，昭子成王也。刑仪刑也，仪刑四方，固然在王身上。导廸彞教以成之者，是公。单文祖之德，单尽也。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尚未完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承他，然后大行文王之德，至此才算是尽善尽美。成烈以事功言，笃者继有所事之谓。内有工夫，文祖德以风化言。单之者，无所不被也。是自然无工夫，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我效命也。

伻来毖殷至，拜手稽首，休享。上文成王挽留周公，周公许诺留下，都是在洛邑时的话语。既而成王

译回到镐京，派遣使者来到洛邑，告诫殷商遗民，并任命寜公。寜，是慰问公安的意思吗？因为公刚刚离开镐京居住在洛邑，担心有不习惯的地方，所以前来安抚他，这是敬爱公到了极点。于是使者将要回去，公叙述这件事以及自己祭告、陈说劝勉的言辞，交给使者回去禀报给王。秬，是黑黍，一个壳里两粒米，是和气所生，酿成酒，名叫秬鬯。因为它调和鬯酒，所以尊彝中，彞为上，罍为下，卣在中间。没有祭祀时，秬鬯盛在卣里，到了祭祀时，郁鬯盛在彞里，以示明洁虔诚。说致其明禋，拜手稽首，以美好的祭品享祭公。郁，是郁金香草，煮来调和酒的，不调和郁的单称为秬鬯，调和郁的才称为郁鬯。经文只说秬鬯，大概是在临祭时灌地才开始调和郁。蔡传说鬯是郁金香草，这是错误的。

译我不敢留宿，于是向文王、武王、周公进行禋祭。不敢使用成王的礼仪，便以禋祭文王、武王的方式为成王祈祷。

惠笃叙述到殷商，于是引用考察这次祭祀的祝辞。惠笃叙述文王、武王的道，自身康健强壮，没有遭遇疾病，福泽延及子孙，万年都厌足于他的德行，无不顺从。福泽延及殷人，也引用考察。引用考察，就是说长寿。子孙百姓的福泽，也是王的福泽，所以说都是为王祈祷。

王命令殷人使他们长久地观察我的儿子怀念德行、承受听从教诲，叙述教条的次第，是说王应当使殷人听从接受教条的次第，在万年长久地观察效法我儿子的德行，怀念而不能忘记。大概颁布这些教条次第，虽然是我大力保护的责任，但王一定有办法使他们听从接受而不违背，长久地观察效法王而怀念他的德行，这样就可以了。这也是告诫庶民和殷人以及他们办事人员的意思。这是一句书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德行可供观察效法、没有可系念的东西，那么即使有教条次第，也不能使他们听从接受。

戊辰日，王在新邑，举行烝祭以修岁事。到达后，王进入太室进行祼祭。这是史臣记载成王在洛邑的事情。戊辰，是十二月的日子。烝祭岁，就是说烝祭以修岁事。趁着岁事的常规，向文王、武王报告周公留在洛邑的事情。盛设礼仪而使用特牲，骍，是赤色。册告神的册书，史逸，史官逸。读册告神，叫做祝。逸祝册，是让史官逸读册书。古代褒奖赏赐功德，一定在祭祀的日子，表示不专断。王宾助祭，是诸侯。诸侯因为王杀牲禋祭祖庙，所以都到了。太室，是清庙，中央的室。祼，是灌。用圭瓒酌取郁鬯，灌地以降神。传中秬鬯应当作郁鬯，说法见前。《郊特牲》说：“既灌然后迎牲”，那么杀牲在祼之后。这里经文先说杀牲，后说祼，杀牲和禋祭都至，表示敬重之意，不是行事的次序。那王进入太室祼，才是祭祀时的行事。周人崇尚气味，祭礼以祼为重，所以说王祼其命。周公是在祭祀将结束时，不是祼的时候。《祭统》赐臣爵禄的方法说：“祭祀之日，一献，君降立于阼阶之南，面向南，所任命的人面向北，史官从君右边拿着册命之。”

王命令周公后，大力保护文王、武王受命，只有七年。册，是告周公的册命。逸诰，就是所谓史官从君右边拿着册命之。左十有二月，说明戊辰是十二月的日子。惟七年，说明上文都是七年的事。详见《召诰》年月日谱。成王烝祭，那天是戊辰，那月是十二月，那年是成王七年，作洛还政都在这一年，这是史家倒记的方法。惟周公大力保护文王、武王受命，只有七年。吴氏不知道古史的体例，竟说周公留在洛邑共七年而死，未见什么依据，是臆说。《逸书·亳姑》的序说：周公在丰邑将死，想要葬在成周，周公死，成王葬于毕。孔氏说想要葬在成周，是周公以自己所营建的表示终始思念；成王葬之于毕，是不敢以臣礼待周公，让他靠近文王、武王的墓。孔颖达说周公已经还政给成王，成王又留他做太师，现在说在丰邑，那就是离开王朝，又辞去太师之政，告老归丰，像伊尹告归一样。那么周公留在洛邑不知几年，又曾告老在丰，他并非死在治理洛邑时是明显的。《亳姑》在《周官》之后，《君陈》之前。

多士

正义说：经文说“商王士，殷遗多士”，知道是殷的士大夫。○先代哲王的子孙之盛，没有像殷商那样的。其丽不亿，后来肤敏而祼将于京的，就是昔日不服的人。

只有三月，周公初次在新邑洛，用来告诫商王士。惟三月，是成王祭祀洛邑次年的三月。金氏说就是《召诰》周公到洛邑的三月，不对。

王说：“你们殷遗多士，直到帝纣，本来是掌管王罚的人。因为他不王，而失去天职，所以职移于周，而把王罚加在他身上。以天来说，就叫明威；以人来说，就叫王罚。”

所以你们多士，不是我小国，我敢求位吗？以小国来说，没有胜过商的气势，以非敢来说，没有剪商的心。

只有帝不给予，只有我们下民秉持作为，只有天明显畏惧。秉持作为，是说其向背有常，不可移夺。上文说不给予殷而给予我，恐怕殷民不信，所以这里说只有帝所不给予的，是民所秉持作为的。民所秉持作为的，是天所明显畏惧的。天不外乎民，民不外乎天。知道天民相因的道理，就知道民之所亡，是亡之于天对商；天之所亡，是亡之于周对商。起初有什么私意在其中呢？

我听说：“上帝引逸，直到废除元命，降致惩罚。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吕氏的说法很好。人知道有逸欲的逸，而不知道有义理的逸。所谓顺理则裕，就是“上帝引逸”；从欲惟危，就是“有夏不适逸”。多士多方，都说降格。此注说与《吕刑》“降格”同，而《吕刑》下又没有明注。只有孔疏引《楚语》“民神不杂”的话，那么《吕刑》“降格”大概像神降之类。此“降格”于夏，也是说天出孽祥于夏。○降格，是向董子所谓“天心仁爱”，人君必出灾

译用这些异象来警戒他们。夏朝不能顺从帝王的教化，这就是所谓的“到了他们不肯改正的地步，伤害和败亡就随之而来”了。

译于是命令你的先祖成汤革除夏朝，直至无所不配享天命。成汤对待夏朝，与武王对待殷朝，其顺应天命、迎合人心是一致的。然而商朝的士人对此尚未释怀，那么成汤征伐夏朝，难道不对吗？于是将成汤的事迹告知他们。○俊民甸四方，是说与贤人共同治理天下。大概广泛求贤早有基础，这也是此前的事情。甸如同治理田地，称为甸，用来比喻规划四方事务，无不适宜，也是如此。○用人来治理天下，是建立政事的大纲，专断自用则格局狭小，失去人才则弊端丛生。○从成汤到帝乙，是说商朝贤明君主众多，无不彰显德行、忧虑祭祀。是说都遵守成汤的家法，顾念上天的明命。成汤的明德，用来承奉上下神灵、社稷宗庙，无不恭敬严肃。这是成汤忧虑祭祀的表现。○只有上天大力建立并保佑安定，是说上天对商朝的眷顾更加深厚。不敢违背天帝，是说君主侍奉上天更加至诚。内心持守不敢违背天帝的准则，是恭敬到了极点。推行政事无不配享天命，是仁德的普遍。

在后继的君王到来时，没有不有理由进行惩罚的。吕氏说：“完全不显明于天，是说纣王天理昏蔽到了极点，根本已经灭亡，何况说他能听闻、思念先王勤政持家并思考如何保全呢？”先说不明白天理，次说不思念祖宗，大概天理还有一丝一毫存在，那么追思前人栉风沐雨的辛劳，必定不忍心淫乱放荡以致颠覆。上天、祖宗、百姓，自古帝王所共同敬畏。纣王不听念先王勤政持家，就不敬畏祖宗了；不顾念上天的显明，就不敬畏上天了；不顾念百姓的恭敬，就不敬畏百姓了。三畏既已消除，无所忌惮，穷凶极恶，所以上天不再保佑，降下如此大的灾祸。○金氏说：“自古小国、大国，没有无罪而灭亡的；国家也没有没有理由而灭亡他国的。商朝罪孽贯盈，我周朝奉辞讨伐有罪之人，其灭亡是自取灭亡。”

王说：“你们殷朝的众多士人，如今只有我周王到来，所以不纠正。蔡传阐发‘惟我事不贰适，惟尔王家我适’，这一段极其精妙。”○金氏说：“我也念及上天成就殷邦却降下大祸，纣王死在这里，武庚也死在这里。为什么不正如这样呢？生长在那里而成为良善的人很少。”

王说：“谋划告知你们众多士人，直到此时才是天命。两个‘时惟天命’，对照上文‘时惟天命’，是说变化从你们邑中开启你们行动的端绪吗？邪恶不正，有应当迁徙的道理。下文‘时惟天命’，是说引导简拔必定有德行，彰显德行才是天命，而不是君主可以私有的。如今你们灭失德行却想求得任用，能吗？”○遵循商朝旧例，就是引导简拔有职事的旧例。大概周朝将殷朝士人迁到洛邑，是想让他们遵循德行、改过自新。只有遵循引导简拔有职事的旧例，而怜悯体恤他们。

王说：“众多士人，从前我从奄地来到，直到比附事奉我宗周多有顺从。从前我从奄地来到，是说摄政三年的时候。当时周王没有亲自前往，而说‘我从奄地来’，是因为周公奉王命诛讨，王师返回就是王来返回。三监、淮夷只说从奄地来，是因为诛灭奄地在后，诛灭奄地就来了，所以说‘从奄地来’。○真氏怀疑‘迁洛不可以遥远来说’，我认为离开故土，使其远离恶俗，就是遥远。○四国的百姓，罪都应死，而王全部从轻减免，所以明示天罚，不过是迁到洛邑，使其远离恶俗罢了，惩罚也很轻了。然而难道真的因为你们有罪而比附惩罚吗？也是使你们亲近比附事奉我宗周，有多顺从的美德。本来是要教化他们，不是惩罚他们而是教化他们，恩德多么深厚啊！离开你们的故土，你们自以为不幸，而不知道这是非常幸运。却还有怨恨吗？”

王说：“告知你们殷朝众多士人，如今我只不杀你们，直到你们所居住的地方，告诫将要结束，又显示恩意，勉励安居乐业，长久之计。说我只不忍心杀你们，所以只申述告诫命令。从奄地已经命令过，现在又命令，无非是想让你们明白醒悟。而且我营建洛邑，有两个原因：一是为四方诸侯没有宾礼之地，所以建有王城；一是也为你们服事奔走，事奉我宗周多有顺从而无处安置，所以营建下都。分给你们田地，如同旧日有田地；任命你们职事，如同旧日有职事；授予你们防区，如同旧日有止境。意谓当时殷民怀念故土，有迁徙失业的忧虑，所以说新迁并未失业，国家对待你们，也可以说很优厚了。你们自我谋划，我所期望你们的，尽在一句话：敬而已。小心翼翼，敬畏道义、敬畏法律，就是敬。你们能敬，那么言行无不循理，上天所赐福，吉祥所聚集；不敬，那么言行无不违逆，上天所降祸，刑罚所加。岂只是放逐迁徙不拥有你们的土地而已，自身也不能保全了。从今往后，你们只安居你们的邑，以安定井田疆界；继承你们的居处，以继承修治居业，而传给子孙。安居乐业之下，勤耕凿而按时作息的，在这洛邑；远离王罚而享长寿的，在这洛邑。不但你们自身而已，你们子孙兴起而繁盛的，从你们迁徙开始。你们能如此，就不辜负我国家对待你们的心意了。○前文‘多逊’是期望他们，此文‘多逊’是称赞他们。○继承你们的居处，大概草创之后有接续不

译周公的意思，是让百姓安顿下来并产生长久定居的念头，所以政令连续不断而有所增益。○吕氏说：《多方》《多士》两篇的末尾都有“又曰”，大概是殷勤地延续前面的诰命。然而《多士》中“王曰”之下缺了文字，丢失了前面的话语，所以“又曰”的话不能完全通晓。然而所谓“这时我或许说你们所居住的地方”，勉励安居的大旨，是可以知道的。《多士》这一篇，讲兴起防备则由于天，讲天命则由于德，讲德则根本在于敬。其中说“你们的土地和居所，有支柱有长寿，远及子孙”，详尽地体察人情，以此引导并勉励他们向善，殷勤反复，可以说是到了极致。况且殷人自从奄师之后被命令迁徙，那么迁徙的劳役就大规模兴起，并非还有强悍难以驯服的意思，而周公告诫的勤勉为何如此呢？大概圣贤的教化，贵在表里相互信服，只要有一个人有一个念头没有释怀，常人认为可以缓办，而圣人却认为紧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