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日记卷十三

译天命，你应当没有不知道的。你竟然大肆出于私意图谋，对天命不深切长久地敬念于宗庙祭祀，这是为什么呢？

译考察这篇开头，责备殷人谋求上天的意志，于是阐发了“帝道”的学说；而下文对于夏桀、商纣，也都以谋求上天的意志来谈论。日常生活中的常行之理，此心的灵明，如果有所启发，即使是极愚笨的人，也不曾没有一念的清明。这是帝道的指引，人无处不在其中。人只要终日勤勉地顺从上天的理，凭借他所明白的，不敢荒废丢弃，那么行动就与吉祥相防，而天命本来就在这里了。哪里需要去深奥难测的地方去揣度，侥幸地期望非分的东西呢？为什么桀、纣不知道从这里出发，却大行淫乱昏昧，不能终日勤勉于帝道的指引，那就是自己断绝了与天的联系。却还不自知，认为自己拥有天命，认为福气可以通过祈祷求得，灾祸可以通过禳解免除，悲悯之言不肯出于民众，各种举措不能开导民众，民众想要和他们一起灭亡。上天也只好顺从民众的愿望，所以这显赫美好的天命，不给予谋求它的桀，而给予不谋求它的汤；不给予谋求它的纣，而给予不谋求它的周。那些谋求它的人，多方面拥有他们本有的东西，却反而失去了；这不谋求它的人，多方面并非本有，却反而拥有了。谋求它有益还是无益，由此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你们四国的人竟然不以此为鉴，反而想要效仿他们的做法，在天命已经离去的时候去谋求天命，这难道不是试探上天的威严吗？

只有上天降临于夏，直到刑罚灭绝了夏朝。其他篇章通常先说夏朝先后，而后说桀；而这一章直接说桀，所以蔡氏怀疑这里有缺漏的文字。说上天降下灾异来谴责警告桀，桀不知道警戒，上天的谴责更加严重，桀的恶行更加滋长。正且扩大他的安逸享乐，即使忧民的话也不肯说出口，何况期望实行其实质呢？此心暂时有开明的时刻，这是上天用来指引你的；而不能终日勤勉，何况期望长久呢？天命在于民众，祈求上天的方法，只是爱民罢了。桀谋求上天的意志，却不能开导民众，还依仗着。剥夺他们的农时，丧失他们的职业，匮乏他们的财物，伤害他们的体力，使他们没有生路可走，还大大降下威严的暴虐于民众。国家已经混乱了，却推崇不止。他所依赖的开始于内宠，迷惑他的心，使桀错乱颠倒，不能很好地承受他的民众，不能大大进于恭敬，以大大宽待他的民众，而只是贪婪、愤怒的人每日恭敬推崇，以割裂夏邑。桀失去天命，是由于失去民心。桀失去民心，事情很多，而最大的在于内宠用事，用人取舍颠倒，贪婪愤怒的人被任用，仁善的人被疏远，宽厚的人被认为无用，而割裂的人被认为是能臣。这就是为什么他暴虐民众很厉害，而民众想要和他一起灭亡。上天为这些民众寻求君主，于是大大降下显赫美好的天命给成汤，以讨伐灭绝夏朝。○吕氏说：即使是街巷的人，难道没有人心欲望稍微清醒，耳目清明的时候吗？只是那细微的小路，随即又被堵塞，所以泯然众人。至于桀、纣，则终日昏沉酣醉，不曾知道警戒，天理几乎熄灭了。○“罔丕惟进之恭”，这句话难解。如果按照蔡氏的说法，那么本文的“之”字必须作“于”字才通顺。○“惟天不畀纯至大，不克开”。吕氏说：桀自我断绝的大，所以上天断绝桀的也大。桀所任用的都是不义的人，义民在下，志向不能伸展，虽然多有什么补益？所以周公叹息桀：“以你多方义民相随覆亡，不能长久享受众多的福分。”就像背着米却饥饿，载着水却口渴，大概是深深哀怜他们。义民不能用，而所敬重的众士都是贪婪愤怒的人。大大不能明保这些民众，享受他们的治平，却专门一起传播他们的暴虐于民众。民众遭受他们的暴虐，凡有所为，没有一项能通达，四面都穷困，如同抵住墙壁。民众穷困如此，怎么能不加速他们的灭亡？○按四方义民，指天下的贤者；夏的恭多士，指桀所任用的人。桀以你多方义民，不能让他们长久享受众多福分，而所敬重的多士，则不能明保民众享受福分。殷侯治理民众，曾经侍奉过纣王的，何不也反省自身，看看夏的义民怎么样？夏的义民，不是不多，而不能挽救桀的灭亡，是因为桀不任用他们。现在殷侯治理民众，则曾经被纣王信用了，不能保护民众，却只一起施虐，难道也有类似的情况吗？不挽救过去的灭亡，反而在现在偏侧，又独自为什么呢？听到这些话，也可以警惕地内心惭愧了。

只有成汤能够以你多方简至，不能以你多方享受上天的意志。上面说上天为民众寻求君主，这里说成汤能够以你多方简代夏做民众的主宰。大概上天没有私心，以民众的心为心，民众所简选的，上天所给予的。民众选择汤而归附他，是归附他的仁德罢了。仁德，是君主所依仗的。汤深深谨慎他所依仗的，以劝勉他的民众，如心依于仁以为父母，这是民众的根本；政依于仁以为父母，这是民众的运用。于是民众也以仁德为劝勉，而在下面效法，心其心以不违背，顺其政以不触犯。汤的时候，上下同一心如此。从此以后直到帝乙，虽然历世不同，而先后同一心，都能明其德，慎其罚。德明其体，而有先王的仁心；罚慎其施，而有先王的仁政，宛然谨慎其礼的家法。于是也能劝勉他的民众，而象其德以自明，外其罚以自爱，也没有不同一心的。然而德明而已，慎罚之事有可说的。在那要囚之中，有情罪已当而应当诛杀的，也有原情可恕而应当开释的

译如果杀戮不当，那么良民就会恐惧，杀戮也就不足以起到劝诫的作用，这不是谨慎用刑；如果赦免不当，那么奸人就会侥幸，赦免也就不足以起到劝诫的作用，这也不是谨慎用刑。商王在诛杀重罪之人时把握时机，能够起到劝诫的作用；在开释无辜之人时也把握时机，同样能够起到劝诫的作用。谨慎用刑到了这种程度，那么他作为根本的明德，也就可想而知了。明德与慎罚，合起来说，不过是“仁”罢了。如今到了你的君主，不能凭借你国家全盛时期的种种有利条件，借助先代圣王留下的防范措施来享有天命，却一旦就失去了它，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不仁罢了。凡是说“劝”的，天下并不是可以用智力和强力去驱使，用法制去束缚的，只有用德行去感动教化百姓，使他们向往努力而不能自己停止，这就是所谓的“劝”。如今到了你的君主，对照上面三段防范措施，先王因为仁德而兴盛，纣王因为不仁而灭亡，多方这一情况是一样的。商汤凭借它而成为天下的君主，纣王不能凭借它来享有天命，关键在于你是怎么做的。

译唉！王这样说：“告诫你们各方，上天并非轻易抛弃夏朝。直到上天降下这灾祸。”唉！在“王若曰”之前，周公先自叹息，然后称王命来告诫他们。说夏商之亡，都是自取。

只有圣人若不加思念就会变成狂人，直到没有可思念的，听任圣人与狂人的差别，不止是天壤之别。而成为圣人或成为狂人，只在一念之间。假使尧舜忘记了兢业，难道不趋向于狂吗？桀纣若能改过迁善，难道不趋向于圣吗？孔子说：“只有上智与下愚是不变的。”这是说圣狂的定型，习惯一旦形成，就不变了。《尚书》说的是圣狂的区别。孔子虽然说不变，实际上有可变之理，只是恐怕下愚自暴自弃，不肯变罢了。肯变，就是狂人的克念。周公说这些，是说明纣王的作恶，倘若一旦改悔，上天不会最终抛弃他。上天因为成汤的缘故，五年等待宽缓，他的子孙希望他改悔，大为民主。而纣王在五年之间，心里不曾辩白过错，口中不曾说出悔言，行事无可思念，言语无可听从。五年必有确指。汉儒有观兵之说，所以说服丧三年，还师二年，其谬误已辩，见《防誓》。○须待宽缓。须暇二字，曲尽天意。召公说：“皇天改变其元子，大邦殷的命。”天在此一改，很慎重，也很决绝。其未定时，很慎重，所谓须暇。其已定时，很决绝，所谓降下这灾祸。○吕氏说：纣王虽当亡，上天尚因先哲王的缘故，不忍遽绝，而等待他改。纣王固然无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圣狂罔念克念之机，所谓可改之理。周公知道上天未遽绝纣，可以。又凭什么能数其年呢？我的不忍，民的未厌，这就是天。民由之而不知，圣人与天为一，动静久速，极于着察，所以明数其年而谓之五。这大概是武王、周公所独知。说者乃牵合岁月以附其数，则非矣。

上天只求你们各方，直到不堪顾视。金氏说：大动以威，开厥顾天。如周饥克殷而年丰，大概商末此事甚多，而多方无有能上当天意者。○正义说：开厥顾天，谓人顾天。罔堪顾之，谓天顾之。言多方皆无德，不堪使天顾之。愚按：正义说是开厥顾天与颜回之顾同。本文曰顾天，而蔡传曰天眷顾之，命文意似欠顺。

只有我周王灵承于旅，直到尹尔多方。孔氏说：惟我周王善承于众，言以仁政得人心。金氏说：商既无可念听，多方又罔堪顾之。惟我周王善承于众，是克开于民之丽也。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惟周王克堪用之，是诚可谓神天之祭主，故天启佑之以休嘉之道，而简防畀付以代殷之命，用尹正尔多方焉。○按伊尹言：夏王弗克庸德，皇天弗保，监于万方，启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与此处语意甚同。监于万方，眷求一德，即求尔多方也。启迪有命，即开厥顾天也。俾作神主，即惟典神天也。○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言其能顾天也。天惟式教我用休，言天顾之也。式教犹云天启众人，不克劝于帝之迪，而自绝于天。圣人缉熙敬止，动与天防，其德业之日新又新，若天启之。○帝迪无往而不在，百姓日用而不知。圣人志气清明，义理昭著，其思也若或启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昌大休明之势，有所谓几非在我者，故曰天惟式教我用休【用休，用吕氏说与金氏说小异】

现在我何敢多告？我惟大降尔四国民命。孔氏说：“现在我何敢多告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国民命。”谓诛管蔡商奄之君。○正义说：“因奄重叛，而追说前事。王肃以四国为四方之国。”

你何不忱裕之于尔多方？直到乃惟尔自速辜。征讨虽行，诛戮未及，宥过之恩亦厚矣。你何不及今自新，秉诚履信，宽裕于尔多方乎？大概疑贰畏忌，则平居自见其局促而不宽裕也。你何不夹辅介助，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乎【蔡传脱乂字，陈大猷谓如用乂厥辟之乂得之】大概顺天命，事有道，翼王室，治其君之事，乃保族宜家，与周咸休无穷之道也。你之叛乱，据法定罪，则潴其宅，收其田可也。今你犹得宅尔宅，畋尔田【治田曰畋，犹捕鱼曰渔】你何不顺我王室，各守尔典，以广尔之天命乎？大概惠王守典，则将来之福无限，不止不失其旧贯而已。此三者责其何不如此也？人当自爱，天命当安，不可轻弃，不法之事不可作。今你乃屡蹈不静，自取灭亡。你心其未知自爱邪？你乃大不安天命邪？你乃轻弃天命邪？你乃自作不法，欲图

译被周王视为正道的，难道就理所当然吗？四国百姓，自认为不忘殷商是合乎道义的，想要求得周王的信任，却不知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违法的人，是周王所诛讨的对象，哪里还能对周王抱有诚意呢？这四条是责备他们不能这样做的。因为你们执迷不悟，我不认为你们不可教化，此时对待你们如同对待该杀之人一样严厉。我只在适当的时候教化告诫你们，我只在适当的时候征讨、拘捕、囚禁你们。如今已经到了第二次，甚至第三次了。如果仍然不醒悟悔改，悍然不服从我宽恕的命令，那么就一定将施以重罚严惩你们。昔日的恩德就不要再指望了。这并不是我周朝秉持德行却不安宁，而是你们自己招致罪祸罢了。“秉持德行却不安宁”，多士和多方都说过。大概是因为顽民不自省自己的道路，屡次不安分，这才是最大的不安宁，反而归咎于周朝的迁徙讨伐是不安宁，所以每次提起你们来告诫。○教化告诫，是指用文诰来讯问；征讨、拘捕、囚禁，是指俘获捆绑他们，这里的“要”当读平声，要囚就是捆绑囚禁的意思。征讨、拘捕、囚禁而不杀，现在已经到了再三的地步了。○正义说：以讨伐纣王为第一次，所以第二次是指摄政之初，三监与淮夷叛乱的时候。第三次是指成王即位后再次叛乱。上面所说的“道路屡次不安分”之事，按照孟子的说法，周公辅佐武王诛杀纣王，讨伐奄国，那么奄国实际上是助长纣王的恶行，武王时已经用兵了，到这里大概是对奄国第三次用兵，但也不必刻意剖析再三，只是表示屡次的意思罢了。

译王说：“唉！我特意告诉你们各方多士。你们中有人将在朝廷担任重要官职。从这以下专门告诫多士。所谓各方多士，是指三国遗留下来的臣子；殷多士，是指武庚遗留下来的臣子。人之常情，时间久了就会顺服；事理之势，时间久了就会安定。当初迁都洛邑时，设立了监官。你们多士受其约束，奔走臣服，至今已有五年，情理上应当信服，形势上也应当安定了。只有那些胥伯、小大众多正官，大概是殷士中有职守在洛邑，共同治理迁移来的百姓的。迁移商民时，就近防范那些豪杰，以便长久治理他们，利用他们向来所熟悉顺服的，这是安抚聚集、亲近依附的关键。胥伯如大胥、小胥那样的胥长，正官如党正、县正那样的正官，各自有治理教化的职责，你们没有不能胜任其事的。从‘自作不和’以下，是用尽职的话来勉励。内心不安静，却想言行合乎道理，自身得到和顺，是困难的。你们只要追求和顺罢了，而不是向外寻求。自身不和顺，却想让家人效法，家庭得到和顺，是困难的。你们只要追求和顺罢了，而不是向别人寻求。对上和顺，是想安静内心以和顺自身；对下和顺，是想和顺自身以和顺家庭。自身和家庭治理不好，你们的邑地怎么办？你们的邑地治理不好，你们的职事怎么办？如今自身和家庭既已治理好，你们的邑地自然顺从，无不欢欣有恩德而相爱，灿烂有文采而相接。你们的邑地能如此光明，你们这才算是没有辜负职责而能勤勉于职事的人了。这句话正与前文‘无不克臬’相应，又说你们或许不至于畏惧忌恨顽民凶恶的德行，没有其他方法，也是因为你们能治理身心，庄重和敬，端正地处在职位上，以暗中消解他们强悍悖逆之气，又能简阅你们邑中的贤者，以谋求他们的帮助，那么顽劣的百姓也将改过迁善，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又说你们果真能如此，或许从此洛邑能长久保有田禄，难道仅此而已吗？上天也将赐予怜悯你们，是说上天也将降福，难道只有上天吗？我周王室也将大力辅助赏赐你们，‘介’有佑助贤德之意，‘赉’有赐予土田之意，而且将从此洛邑的正长而引导简拔进入王庭，不厌倦你们的职事，而且将有官职在百官之中。”○新安陈氏说：“你们或许能宽绰其心，不忌恨凶恶的德行，也是因为以和敬处在你们的职位上，大概制服凶恶之人没有比和敬更好的了。又能简阅你们邑地，求贤以谋求自我辅助，和敬尽于自己，而辅助资于他人，或许凶恶的德行得以教化而人和洽了。”○善人多而恶人少，是治理的开始吗？恶人多而善人少，是治理的开始吗？善，应当是在迁殷之初，成王选择殷士中可以共事的人，使他们比附介于周朝的贤臣，以薰陶他们的德行。多士所说的“臣我多逊”，多方所说的“臣我五祀”，周公之所以想让王先使殷的办事人员顺服，就是这个原因。殷士既已顺从，就又教导他们更加修养自身，治理内心，使从自身内心而达到家邑，无不和顺，那么凶恶的德行或许就不足以畏惧，可以默默夺取而暗中消解。还担心不够，你们邑中的贤者，又教导他们能简阅而谋求他们的帮助，那么善人就更多，而善人的力量就胜过了。用殷人治理殷人，用贤人引导贤人，而让他们用贤人治理不肖之人，这是圣人转移殷人风俗的巧妙机制。○吕氏说：多士序商民怨恨周朝说：“夏道简拔在王庭，有官职在百僚，我一人只听从任用德行，所以我敢向天邑商求取你们，我只率领并怜悯你们，不是我的罪过，这是天命。”那么用大义裁断，这是用“引导简拔在王庭”、“尚且你们的职事”、“有官职在百官”来劝勉为什么呢？爵位是上面所命的，不是下面可以求取的，因为他们的怨恨而许诺，是姑息的政治。显示好恶而劝勉，是磨砺的工具。这是周公驾驭商士的开阖大用。

王说：“唉！多士，你们不能劝勉诚信我的命令，以至于远离你们的土地。上面既已劝勉，这里说你们不劝勉诚信我的命令，是你们没有事奉君王的实质，而百姓也效仿了。上天的威严，不曾求人而加给他，你们却放逸邪僻，大违王命，那么只有你们多士探求天威而自取之。我就致上天的惩罚，远徙你们的土地，不能居住你们的住宅，打猎你们的田地了。前面说不听从，我降下命令，我就大罚殛之。是为一般百姓说的，这是为殷士中多逊的人说的，所以说远离你们的土地，惩罚大概有差别。”

王说：“我不只是多告诫，我只恭敬地告诉。你们的命令，是上文所说的命令。我不多告诫，在于你们劝勉诚信罢了。”

又说：这在于你们起初，不能敬慎于和顺，那么不要怨恨我。与他们重新开始，所以说：你们起初，如果又不能敬慎于和顺之道，那么不要怨恨我了。殷民跟随纣王的恶行，武王攻克殷，是他们起初不能顺从；三监叛乱，从奄降宥，又是他们起初不能顺从而有奄的再叛。首恶之外，仍降下命令。这是现在又你们的起初，可以再失吗？怙终不可赦，降命不可常得。○吕氏说：“又说”二字，见周公对百姓的恳切，会议已毕而还有余情，诰已终而还有余语。

立政

这本书告诫成王任用贤材的道理，而其深意又在于告诫成王专门选择百官有司的长官。大概古制长官自己选择其属官，长官既然贤能，那么所举荐的没有不贤能的。唐陆贽说：“委任长官，谨慎

译精简僚属。选拔的人既少，要求就更为精严。得到贤才，就有善于鉴识的名声；如果名不副实，就应当承担昏庸谬误的责任。」又说：「地位尊贵的人掌握纲要，地位卑下的人负责细节。因此君主选择辅佐的大臣，辅佐的大臣选择众官之长，众官之长选择佐助的僚属。职位越崇高，所以选择的人越少；考核的层级逐渐降低，所以举荐的责任逐渐减轻。」胡寅说：「陆相所说的道理简明而容易实行，扼要而容易坚守。」○吕氏说：「《无逸》和《立政》这两篇，互为表里，用《无逸》篇的心意来阐明《立政》篇的体制，君主的道理就完备了。」

译周公说道：臣恭敬地拜手叩首，向继承天子之位的君王进言，懂得忧虑得人之道的人太少了！周公认为确立政治的根本在于得人，因此率领群臣将要向君王进言并赞颂道：臣恭敬地拜手叩首，向继承天子之位的君王进言！群臣于是都进献规劝说：君王左右辅佐的臣子中，有管理百姓的长官叫做常伯，有担任政务的公卿叫做常任，有掌管法律刑狱的官员叫做准人；这三类官员之外，掌管服饰器物的叫做缀衣，掌管射御武备的叫做虎贲。群臣的话还没说完，周公叹息着说道：这些官职虽然美好，但懂得忧虑能否得到合适人选的人却很少啊！周公与群臣的话交错互补，古书中没有这种文体，大概是史官在旁边亲眼看见并记录下来的，所谓“堪画”（指记录得如同绘画般生动逼真）。看篇末周公呼唤太史并将司寇苏公的一段话告诉他，更知道这篇文章大概是当时即时记录的。《正义》说：准就是平，审理狱讼的官员用法必须公平，所以称狱官为准人。○吕氏说：常伯、常任、准人是参与议政而在君王左右的，缀衣、虎贲是共同服役而在君王左右的，尊卑虽然有差别，但职位重要的有承担安危的重任，职位亲近的有习染影响的风气，它们关系到天下的根本是一样的。常伯、常任、准人就是下文所说的三宅三事，固然知道他们的责任重大、地位尊贵，但经文中没有明确说明，推测是公卿辅相的别名；缀衣、虎贲则是在侍御仆从中特意举出这两者以见其余。先说“休兹”（赞美这些官职）然后接着说“知恤”（懂得忧虑），必定知道设立官职制度的美好意图，然后才能深深地为此忧虑。常伯、常任、准人难道只是高位厚禄而已吗？他们统筹治理、安定济助的职责，大概是非常美好的。缀衣、虎贲难道只是奔走承顺而已吗？他们熏陶感化、移风易俗的职责，大概也是非常美好的。怎么敢安然不加忧虑，让不合适的人担任这些职位呢？

古时的人引导任用贤才，只有夏朝以来，这才设立三宅而没有不义之民。吕氏说：周公既感叹懂得忧虑得人者少，又历举懂得忧虑得人者来告诉成王。夏朝、成汤、文王武王，都懂得忧虑这些吗？○俊才是天民，职位是天职。广泛招揽俊才，排列在众官职位上，那么野外就没有被遗漏的贤人，而天职也不会空缺，这都是为了尊崇上帝。○古代的贤臣以人事奉君主，古代的贤王以人事奉上天。○事奉上天的道理，没有比得上得到贤才来治理天职的了。○不举荐贤才，是轻视天爵；任用非其人，是轻贱天职。○吕氏说：统称为俊才，而他们之所以成为俊才的原因，有的正直而温和，有的宽厚而严肃，难道是一条途径可以识别的吗？不能切实地知道并笃信九德的品行，虽然随着他们的鉴察裁断各有所获，但得到这方面的未免会遗漏那方面的。迪知，是践行所知而不是苟且地知道；忱恂，是诚信而不是轻信。知道得深则相信得笃。自从皋陶将九德传授给禹，夏朝的先后世代遵守它，作为知人的方法。周公告诫成王，除了缀衣、虎贲之外，其礼仪言辞与夏朝大致相同。那么用图任三宅作为君主的职责，是三代告诫君主的常法。表明亲近之职，使君主不敢轻视，这是周公涵养本源的精微意图。○苟且知道轻信，就是谋面（只看表面）；践行所知诚信，就是克知灼见（深刻了解并明察）。灼知厥若是这样。

按夏朝臣子告诫其君主，与篇首周公率领群臣进献规劝的意思，如出一口。周公在三宅之外，又以近臣为言。大概公卿大臣，其内外有限制，其进退有时机，只有左右亲近习熟之人，君主在闲居私处起居之时，无不与他们在一起。能遮蔽君主的耳目，转移君主的心志，逢迎以迎合君主的欲望，用小廉小谨来博取君主的信任。君主一旦落入他们的圈套，那么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所以即使是像文王那样圣明，对于侍御仆从，仍然乐于得到正直之人的帮助。周公告诫成王关于确立政治、用人之道，尤其恳切地关注缀衣、虎贲、趣马、携仆这些官职，表明它们关系到君主品德的重要性。至于与《三宅》大臣并列叙述，而在《周礼》太宰的职责中，则全部归属于太宰。涵养本源的精微意图，实在就在这里。宫府一体，后世懂得这个意思的，只有诸葛武侯而已。汉朝初年这个意思还留存一二，自从武帝时内外廷开始隔绝为二，公卿大臣不再参与内政，而小人专宠用事于宫中，于是逐渐到了不可控制的程度。然后才知道周公之所以保卫防范君心，养成圣德，正在于此，而不可改变。

桀的德行，只是不任用往日的人才，只任用暴虐之德，所以没有后代。吕氏说：“并非人才果然劣于往日，桀的恶德只是不任用往日的人才而已。往日只任用俊德之人，成效见于有室大竞（国家强盛）；桀只任用暴德之人，成效见于绝世无后。确实，存亡在于所任用的人。”

还有成汤登位，大大厘定上帝的光明之命，以至于用大的法式来显现德行，在夏朝说“吁俊尊上帝”，在成汤说“丕厘上帝之耿命”，在文王武王说“敬事上帝”，都是说得到贤才来治理天职。《皋陶谟》说：“不要空缺众官，天工之人要代替它。”紧接着说：“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这就是“天工人代之”的具体内容。它说“同寅协恭和衷哉，政事懋哉懋哉”，就是说这样之后才能不空缺。而其根本在于君主的知人。大概《皋陶谟》上文自也有九德，于是说：“载采采至彰厥有常吉哉”，正是说知人的事。即此篇所说的“迪知忱恂于九德之

译“行”，以及商汤的“能够立即任用贤才”，周文王、周武王的“能够明察洞见”，都是这样的。君主识人如此，所以官员任用没有不恰当的，众多贤才充满朝廷，百官有互相效法的风气，“同心协力，恭敬勤勉”，以此致力于事务和工程，然后法度没有不敦厚的，礼仪没有不施行的，德行没有不彰显的，罪过没有不讨伐的，而天子的事业没有荒废的。这就是商汤所说的“大行上帝的伟大命令”，而大禹的“尊崇上帝”，周文王、周武王的“敬事上帝”，又有什么不是这样的呢？○说：“三位俊才说的是议论。”这一段文义颇为艰深奥妙，蔡传解释得很明白通畅，但“严惟丕式”一句尚不完全明白。“严惟恐”就是后面末尾“惟成徳之彦”的意思，两个“丕式”字，上面说君主“大效法贤者”，下面说百姓“大效法君主”。○“严惟丕式”，是说思虑精专，一心向着贤者，即凡事委心听顺，只以贤者为师，而不自用，这便是“丕式”之处。如果想要他们舍弃所学而顺从我，或者侵夺他们的职权，或者代替他们谋划，不以贤者的心为心，不以贤者的事为法，就不是任用贤才而不二心的道理了。○言语行为的交接，没有比家人更亲近的，其次没有比国人更近的。见闻熟悉，所以感情不容易整齐。协字就是齐字。“家曰齐”，是说能使一家像一个人一样；“商邑曰协”，是说能使一国像一家一样。○四方的人，都大效法君主，而以德行自我显现，这就是所谓的“普遍施行你的德行”。

译唉！那商纣王德行恶劣至极，致使天下百姓遭受苦难。夏桀、商纣所任用的都不是贤人，这都根源于他们自身具有邪恶的德行。所以说“桀的德行、纣的德行”，这是推究其根本而言的。说纣王德行强横暴虐，所以他进用提拔的只是那些施行刑罚、残暴的人，与他们一起在国中施行威虐；并且只让那些亲近惯常、放纵逸乐的小人参与政事，而沉溺于宫廷内部的享乐。上帝恭敬地惩罚他，让我拥有中原各国，承受商朝的天命来治理万民。○所谓亲近惯常、放纵逸乐的人，就像汉成帝与张放等人在禁中宴饮，都喝得满杯见底，谈笑大声喧哗，就是这样的。

还有文王、武王到来时，设立了民众的长官和伯长。吕氏说：“这是安置在三种职位上的人，如果了解他们的心意还不够彻底，就不能没有间隙。只有文王、武王真正能了解他们的心意。”三俊是等待任用的人，如果没有遇到办事的机会，那么他们的内在底蕴就不会显露出来。只有文王、武王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心意。○正义说：文王、武王了解这三宅、三俊的心意，任用他们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所以能够恭敬地侍奉上天，符合天心。设立民众的正长，符合民心。○吕氏说：用人来侍奉上天，这是夏、商、周三代共同的做法。○按：三宅在内统领百官，在外统领州牧侯伯以治理民众，所以称为设立民众的长官和伯长。传文引用《王制》是解释“长伯”二字的含义，并不是说三宅被分封为诸侯。天职修明而上有所承接，体现了恭敬侍奉的意思；体制确立而下有所寄托，体现了长伯的意思。“体统”二字正是说三宅总揽内外治理，而所有治理民众的人都受其纲纪约束。

确立政事任用人才，以牧、作、三事为标准。直到阪尹，上文说到文王、武王善于知人，这里历数文王、武王的官员都任用得当。文王、武王确立政事以任用人才，以牧、作、三事为标准。任人是常任的官职，凖夫是凖人的官职。牧是常伯的官职。三事是众官的首领，众政的纲领。文王、武王谨慎选拔的，没有比这更优先的。这里得到了合适的人，于是让他们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各自选拔其属官，那么布列于内外，就没有不得到合适的人了。趣马，是掌管马匹的官员；小尹，是小官的首领。泛指，不依据吕氏、金氏的说法。擕仆，孔传说：“左右手持器物的仆从”，就像汉代孔光任侍中手持唾壶一样。蔡传说：“手持仆御之人”，则认为是两件事。百司庶府，传文因“司”字、“府”字各举两官以示之。这些人都侍奉王者。大都小伯，是大都的伯、小都的伯。这是省略文字互相见义。大都是公的采邑；小都是公的采地。艺人，是执掌技艺侍奉君主的人。百司庶府，这是内百司所谓的里臣。表与里相对，如果是外府、外司服之类，则是表臣。太史，史官秩级为下大夫；尹伯者，是有司的首领。如庖人尹庖，内外饔尹饔，膳夫则是他们的伯。钟师尹钟，磬师尹磬，大司乐则是他们的伯。说内外百司，那么所有官员都包括在内了。至于特别列出名字，都是有意为之。如吕氏所说，固然有理。但上文庶府既然认为是内府、太府之类，就不是冗杂低贱的，应当因为涉及财用出纳，尤其容易引导君主的奢侈之心而特别列出。大概这段多有缺略未改定之处，善于阅读的人姑且领会其意即可。

庶常吉士，是说在文王、武王朝廷中的，无不是常德的吉士。这一句话上下都涵盖了，这是古史的体例。蔡传这一条下首先说：“这是都邑的官员，只指大都小伯，其余不在内。”司徒、司马、司空、亚旅，是诸侯的官员。夷、微、卢、烝、三亳、阪尹，是王官监于诸侯四夷的。夷，是夷国。微、卢见于《牧誓》，烝字错杂在微、卢、三亳之间，恐怕也是夷名。三亳，正义说：“亳民分为三处，三处各设立监。”郑玄说：“东成皋，南轘辕，西降谷。”大概原来是一地而今分为三，如同说三秦、三晋、三楚之类。汤的旧都在偃师，与降谷熟相距太远，实在不是那个地方。说法见于《汤诰》。阪音反，尹者，是说通上皆为立监名尹。蔡氏说：“古代险危之地、封疆的守卫，有时不封给诸侯而让王官治理，参错在五服之间，这就是尹。”地志记载王官所治理的不止一处，这里特别举出重要的罢了。自诸侯三卿以下，只列出官名而没有其他话语，是承接上文“庶常吉士”的文字。○庖人尹庖，内外饔尹饔，这是吕氏原文，蔡传漏掉了“尹庖、尹饔”四个字。○微庐烝，大概是夷国之内属的，武王伐商，微卢曾经跟随，为他们设置尹，就像汉代为西域设置都护一样。险危之地不一定在边裔，如陕西的崤函，赵国的井陉，郑国的虎牢，都是参错在五服之间的。○武王派群叔监殷，殷是纣的故都在河北，三亳是汤的故都在河南，殷有监容易知道，三亳有监为什么呢？难道也是因为其地在形险的缘故吗？○正义说：此经文只在阪下说尹，那么夷、微以下用一个尹总括。○文王、武王以一人的聪明，怎能周知内外远近大小之臣呢？三宅大臣，是君主所亲近的，选择其下小大臣工又各自委托给三宅。高宗说：“惟暨乃僚。”穆王也说：“慎简乃僚。”都是这样的。○文王、武王时得人之盛如此。推究其本原，是由于他们知道确立政事的纲领，

译任用三宅。三宅任用得当，所以内外各种官职都任用了合适的人。下文于是又交错地以三宅来论述。

译文王能够把握他的居心，以至于能够选拔俊才、拥有德行。所谓把握居心，就是那三种把握居心，三个“克”字最有力。说的是文王识人，只有能够洞察他的内心，才能确立他的官职，从而能够任用称职的人。君主没有不希望他的官员得到合适的人选，只是如果衡量标准不精，而对方的底细没有完全了解，那么真情与虚伪就可能被扰乱，邪正就可能被混淆，在安排职位时不知不觉地用人不当，往往导致事与愿违。常任是处理日常事务的官职，常伯是主管教化百姓的官职。这一篇论述三种居心是完整的，但说话的人有的列举其中两项，有的只列举一项，交错涉及罢了。

文王对于各种言论、各种狱讼、各种谨慎之事，都不亲自兼管，以至于不敢过问这些。各种言论，指诸侯的回复和万民的申诉；各种狱讼，指诉讼案件；各种谨慎之事，指应当谨慎处理的事情。不局限于像财物用度谨慎其出入、不虞之事谨慎其戒备之类，都是此类。有司，是主管官员；牧夫，是主管教化的官员。用，指服从命令的人；违，指不服从命令的人。兼，指亲自参与其事。说的是文王对于各种言论、各种狱讼、各种谨慎之事，一概不亲自兼管，只是对于有司、牧夫中服从与不服从命令的情况加以训导罢了。牧夫主管各种言论、各种狱讼、各种谨慎之事，所以不说牧夫而说“有司中的牧夫”。训导那些服从命令的人，那么事情可以不询问而自然治理；训导那些不服从命令的人，那么事情可以不严厉而自然整治。文王难道会琐碎地在这三件事上侵夺众官的职责吗？不，是有司去治理罢了。有司治理各种言论、各种狱讼、各种谨慎之事，而我则治理有司治理不了的事情。对于这三件事，不亲自兼管；而对于各种狱讼、各种谨慎之事，又不敢过问。不亲自兼管，是委任到了极点，不亲身参与其事；不敢过问，是敬畏到了极点，不用心去参与其事。一般人任用人才，或许能做到不亲身参与其事，却不能不用心去思虑其事。文王则不然，应当知道的，不得不去知道，只是不亲自兼管罢了；不应当知道的，不仅不亲自兼管，甚至不敢过问。关于三种居心，不再多说，参照前文说法，见上文。○各种言论、狱讼、谨慎这三件事，三种居心都涵盖，不必分别归属，看后面不要误解。在论述各种狱讼时只提到牧夫就可以看出来。○吕氏说：不说“不知于此”，而说“不敢知于此”，只说不知，那就是庄周、老子的无为了；只有说“不敢知”，才能看出文王敬畏到了极点，思虑不出其位的意思，毫厘之间的差别，学者应当精细考察。按：吕氏的说法很好。○蔡氏说：不亲自兼管则还是知道的，不敢知则好像未曾知道有这些事，大概是信任更加专一了。我认为“不敢知”，暂且用各种狱讼来阐明，不亲自兼管如同代替有司去听断，不敢知如同处罚二十以上都要亲自审阅，并不是好像未曾知道有这些事。比如：君主明于音乐，乐官不明于乐音，说的是君主应当明于了解乐官，而不在于了解乐音，审音是乐官的职责，不是人主应当察看的。○司马光说：君主急于识人，缓于知事，也是这个意思。有司中的牧夫是训导服从与不服从，这是急于识人；各种狱讼、各种谨慎之事不敢过问，这是缓于知事。汉宣帝综核名实，不是不明了，但不能知道弘恭、石显的奸邪；唐宣宗抉擿细微，不是不察，但不能知道令狐绹的奸佞，这是明于小而暗于大。所以尧舜的智慧，不遍知万物而急于先务。

还有武王遵循文王的功业，以至于奠定伟大的基业。吴氏说：武王遵循文王在义德之人上的功业，任用他们而不敢废弃；遵循文王在容德之人上的谋略，顺从他们而不敢违背。大概拯救百姓于危急，必须依靠决断裁制的才能；谋划长远，必须依靠宽大的气度。这是武王叙述事迹、继承志向而不改变父亲的臣属，所以父子共同承受这至大的基业。○在受德时强横，所以任用的只有暴德、逸德；在武王遵循文王，所以不废弃义德、容德。○按：周公对于文武之事，首先说文武识人的相同，其次说内外得人的兴盛，中间则说文王能够把握他的居心，以显示文王识人的关键；不亲自兼管，不敢过问狱慎之事，以显示文王任人的关键。至于武王没有其他话语，只说他能够任用文王的人罢了，这又是武王识人任人的关键。下一章把文武的心法传授给成王，“灼知厥若”，就是“克厥宅心”；“勿有间之”，就是“罔攸兼”，不敢废弃义德。○蔡传说：周公上文说武王遵循文王的功业，“公”字下面缺一个承接的字。

唉！年轻人，你已经是君王了！从今以后，我设立政事，只有应当在于设立常任、准人、牧夫这些官职，能够明察他们所顺从的。常任就是常任官职。顺从，是他们内心所安适的。凡是勉强于一时的，不是他们内心所安适的。内心所安适的，必定始终如一，表里如一。识人者，必定清楚地知道他如此，才可以说能够洞察他的内心。不然，那就还没有做到。既然得到了合适的人，就应当推心置腹地任用他，让他大展宏图来治理，辅佐我所承受的百姓，调剂我的狱讼，谨慎之事托付之重如此，难道可以让不合适的人来离间吗？间，指有参与其间的人。与贤者谋划，与愚者败坏，那么贤者怎么能够竭尽忠诚而始终如一地治理呢？所以不要有离间，这又是任人的关键。○从今以后，我设立政事。“立政”二字，

译提起看，下立事即常任，牧夫即常伯。此处乃是备举三宅官名。言立政之道，在于用三宅之官尔，相受民牧之责也，和庶狱凖之责也，和庶慎事之责也。此篇三宅，有全言之者，有举其一二以包其余者，有变文者。前章常事司牧人，即常任常伯，是举其二以包凖人也。有司之牧夫，是举一以包常任凖人也。既是举一以包二，则不必以庶言等三件事为三宅通有也，此为定说。○孔氏以立政为大臣，立事为小臣，诸家皆以立政立事为一意，以凖人牧夫为错举其二，皆非是。此篇专言立政之道，故篇中每举立政为言，如云罔有立政用憸人，继自今立政之类，言立政者非一，其言立政之下即言三宅者，凡三作三事一也，此章二也，自古商人三也。三宅每变文，任人即常任，而又曰常事，又曰立事，诸家不晓变文之义，故妄说尔。○克灼知厥若，与前克知灼见，克厥宅心，只一层事，但指出厥若义，又亲尔。○受民即所谓皇天既付中国民与文武，受民者也，付之非人，是弃所受之重也。庶狱下系民命，上关天和，庶慎之有偹无偹，而政之得失，国之安危，时之治乱，亦系焉。此。二句本丕乃俾乱来言委寄之重，又起下勿有间之之意。○自一话一言承勿有间之而言，一话一事之始终，一言一句而已。此不止是言其时之至浅，亦谓议论之间微有向背。一出话，一出言，微不终于専主，君子则小人乗间入之矣。言人君思虑当专在于君子，无一话言之间，而后君子得终其治，斯民得受其福也。○时则勿有间之人，知间之者小人也，而不知间生于我，间生于我，而后人得而入之。人主之于贤者，虽尊礼委任未衰，而意向有不合，厌怠有其萌，皆间之所由生也。末惟之惟，亦训思前言，严思大法乎贤者。此言自一话一言终思贤者，以治我受民，皆见意向尃一之至。

译唉！子旦已经接受了美好的言论，至于那些只有公正才能治理国家的言论，通指禹、汤、文、武以下，成王继承基业，崇尚文治超过武王，那么文子继承文王，就是文孙。各种诉讼案件是关乎他人的事，各种慎重任用是关乎常任的事。有人说诉讼和慎重，三宅都兼有，这不是错误，而是有所兼管，有所知晓，不交给有关部门，而是由自己来纠正错误。上面说不要让人离间，这里说不要让自己误事，大体上君主任用贤能如果不专一，弊端就有这两种，所以反复论述。

自古以来，商人勤勉努力辅佐我的国家，说商人就包括了夏人，说文就包括了武。自古以来建立政事的道理，对于三宅的官员，所谓“能安处其位”的话，就是能得到贤者来担任他们的职位。能够推究其端绪，绎是引出端绪的意思【按注疏：绎音亦由字，无音盖只如字读也。蔡传谓防绎用之而尽其材，是以意解，非即以由字为防字也。防音抽，《汉书·谷永传》云：燕见防绎。师古曰：防绎者，引其端绪也】大概不让人离间，不让自己误事，就能使贤者自我效命，有办法引出端绪而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国家不曾没有人才，而担心不能使他们治理好国家，是因为安置不当，他们的才能不能充分发挥。当他们的才能充分发挥于治理国家时？还有什么难的呢？吕氏说：那么能安处其位的人与职位相称。又说：君主只以辨别君子小人为职责，国家的兴亡，常常由此决定。这篇文章反复在君子小人之间论述，有深意啊！文王武王有许多常吉之士，召公又用只有吉士来期望成王，召公的诗歌，说成王多吉士，也说了两次。穆王任命伯冏，吉士还在嘴边。这就是周家父祖所传，师保所训，子孙所守，只在吉士。一代治国的体制可以知道了。憸人是吉士的反面，是周家法所严厉厌恶排斥的。立政二字包含三宅在内，后来凡是说立政而不说三宅的，都照此理解。不要用憸人，只用吉士，大概是想效法古人能安处其位。

现在文子、文孙、孺子王了，不要误于各种诉讼。只有有关部门的牧夫，这是想专任三宅，以效法古人推究端绪。金氏说：在三无中只说庶狱，在三宅中只说牧夫。大概刑罚是百姓的司命，尤其应当重视。有关部门的牧夫，固然足以互见三宅，然而特别标出牧夫，这是尤其以亲近百姓的职任为重。

能够整顿你们的军队，直到发扬武王的大业。金氏说：这与上面连为一章，诘是治理的意思。陟，升也。耿，光明；德，大业功业也。文光武烈，各举其盛者称之也。古代整顿军队，大概是有国的常政。军伍藏在井甸，战阵讲于搜狝，威略寓于巡狩。防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废弛焉。尔故成王、康王之初，元老大臣皆有诘戎兵，张皇六师之告，是皆有国者之所当讲。而其所谓诘者，儆军实，除戎器，严纪律而已。以是陟禹迹，征弗庭，必非黩武劳民之师。非若守文之主以兵为讳，日就废弛，一旦警急则仓皇无措。一有好大喜功之心，则又诛求征发于常调之外也。至谓陟禹之迹，尤有深意。古者圣人疆理中国，中外异宜，各有界限。故禹迹之旧，中国世守之。一有玷缺，则中国之祸终有不可料者。后世有以燕云之地弃之敌国者，中外接壤，曽不几时，子孙亲受其祸，而卒贻中国无穷之害。如此而后知周公之言非为土地，其意逺矣。○按禹迹，即所谓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声教讫于四海是也。陟，谓今威徳所加，尽禹迹所至也，方行徳威之流行也。文王之耿光，光于四方，显于西土；武王之大烈，永清四海，丕单称徳，觐扬谓不遏佚之顾文子文孙而言。成王虽守成尚文，然武亦不可弛，诘戎兵亦文子事也。○此因上勿误而并及之，克诘中亦须体勿误意。

唉！继自今后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金氏说：周公丁宁之意，并后王而戒之，使成王行之后王传之，以为家法也。常人，常徳之人，即上文之吉士也。常人、憸人，二者相反。凡憸利便防者，憸人也；凡持重守正者，常人也。憸人常以生事为功，常人常以生物为意。常人如四时有序，万物生成，而莫知为之者；憸人如盛夏骤凉，隆冬乍燠，一时若快人意，而民人疾疫，生物夭札之患，自是滋矣。此用人者所当辨也。○推庶狱勿误之心，则凡立政皆然，而当谨其用也。推憸人勿用之心，则当惟常人是求，而贵能用之也。

周公说：太史司冠苏公直到，以列用中罚。吕氏说：既戒后嗣王以择司狱之牧夫，恐其未知取人之准则，故命太史书苏公之事于简，以示后王曰：「此万世司狱牧夫之式也。

译孔氏说：忿生担任武王的司寇，被封在苏国。敬慎地依据法律断案，敬慎就是所说的按照条列使用中正的刑罚。人死了不能复生，肢体断了不能再接续，一旦不敬慎而出现差错，这就关系到百姓的生命，哪里还能后悔呢？苏公使用刑罚非常敬慎，因而常常能合乎中正，所以能够培植太平和谐的气脉，从而长久地维持我们的王国。长字按本音读，是长短的长。如果后世担任司法官的人能取法于此而有所谨慎，那么按照条列使用中正的刑罚也就如同苏公一样了。列是条列的意思，指成文的法律而言。条列中有轻罪，有重罪，推究情由判定罪行，使用应当适用的刑罚，轻罪判重或重罪判轻，这才是所谓的中正。中正是指适宜得当，并不是指在轻重之间取折中。汉代有决事比，《周礼》中记载小司寇将中正的判决上报天府，注解说：“选取那些审理案件、裁决诉讼合乎中正的判决上报天府，收藏起来作为法律判例。”后来罪犯有符合这些情况的，就援引作为依据，这就是列用中罚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引用法律条文来定罪，由来已久了。“式敬”的式，是用的意思。“兹式”的式，是法度的意思。狱讼关系到百姓的生命，看看苗民施行酷刑，世代不得安宁，就知道苏公能够敬慎用刑，从而长久地维持我们的王国了。现在这种法度要求谨慎，周公希望后世掌管狱讼的人如此，希望后世任命掌管狱讼的人一定要选择这样谨慎的人。

译《周官》

孔氏说：“《周官》讲述的是周代设立官职、分配职责以及任用人才的方法。”○正义说：“经文提到设立三公六卿，这是设立官职；分别说明他们各自掌管的事务，这是分配职责；分别列举各官职所掌管的事务，表明只有具备相应才能的人才能担任，这就是说明任用人才的方法。”

“周王安抚万国”到“督正治理官员”，巡视侯、甸等地，这是就六服制度而言的简略说法。“六服承奉周德”，这是就九服制度而言，将内五服与王畿合并来说。《禹贡》的五服，是连同王畿一起说的；这里将内五服与王畿合并称为六服，正好与侯、甸、男、邦、采、卫的称谓相合，只是略去了外四服罢了。庭，意为直；董，意为督；治官，指治理事务的官员。○正义说：《周礼》有九服，这里只说六服，是因为夷、镇、蕃三服位于九州之外的边疆地区，君王对于远方之人，只是加以羁縻而已，不能与华夏同等看待，所以只列举六服。诸侯奉承周德，说的是协和顺服。周朝被天下所尊崇，王都所在之处，都可以称为宗周，所以丰镐与洛邑都叫做宗周。○“抚万邦”，只是说君临天下的意思，巡视四方、观察民情，去除暴虐、铲除残害，都是为了安定天下的百姓。六服的群君，无不奉承周德，那么原本正直贤能的人，自然会在旬、宣之地，以推广一人的德化；那些原本不正直的人，也来朝贡称王，以奉承天子的威灵，“归”字对应“巡征”。说“董正”有两层意思：一是端正其体制统属，二是训诫其职责职守。

王说：“遵循往昔的大道，到在国家未危时保全它。”正义说：“治，指政治；邦，指国家。政治有失误就会混乱，国家不治理就会危险。考虑到混乱，预先制定制度；顾虑到危险，谋划使其安定。在国家未乱之前制定治理制度，在国家未危之前使其安定。设置官府，使职责分明、任务明确，委任贤能之人使事务治理得当。这样政治清明而国家安定了。”将这两句话标在前面，以显示设立官职的意图。○按：回到宗周，督正治理官员，正是制定治理制度、保全国家的根本所在。官职，是产生治乱安危的关键；人，则是制定制度、保全国家的人。

说：“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立官职只有百个。”到“不只看重官职，只看重人。”上文大概是叙述古语，这个“曰”字是成王自己说的。设立官职由来已久，即使是唐尧虞舜也考察上古的制度，根据适宜情况进行增减，设立百个职位。在内有百揆，无所不总领。四岳总领方岳的事务，在外有州牧各自总领其州。侯伯次于州牧而统领其下属，国内国外相互承接，体制统属不紊乱，所以各种政务和谐，万国都安定。夏商时期，世道变迁事务繁杂，观察其防堵与疏通，制定其繁杂与简略，官职数量加倍，也能治理好。但这只是制度数量的问题，大体上官职得到合适的人就治理得好，不合适的人就废弃，做事邪僻就扰乱政治。圣明的君王建立政治，不只看重官职，只看重得到合适的人罢了。夏商官职加倍，也是内外相互承接，体制统属不紊乱。大概官职不沿袭旧制，但这个意思不可改变。○唐尧虞舜能使各种政务和谐、万国安定，夏商也能治理好，大概是不依赖设立官职，只依赖得到合适的人罢了。贤能的人能建立政治，官职不足以依赖。○百揆、四岳在内部总领治理，而方岳的事务由四岳主管，那么内部就通达外部。州牧、侯伯在外部总领治理，而州牧又总领于四岳，那么外部就通达内部。○《益稷》篇禹说“州有十二师”，就是侯伯。孔氏认为是五国的长官，大概是以五国为属，属有长官的说法，不知道唐尧虞舜的制度是否如此。正义引用“咸建五长”，这五长在五服之外，难道是侯伯吗？○“惟和”，指总领治理、分领治理的事务，都符合道理。如果有违背适宜之处就不和谐了。万国安宁，又源于各种政务，从当时的情况来说。五种兵器虽然设置但不使用，五种刑罚虽然制定但不施用。从百姓的角度来说，顺从帝王的统治而不知道，依赖帝王的力量而不自知。这是唐尧虞舜万国安宁的景象。○不只看重官职，只看重人。官职不必完备，只看重人。“惟其人”三个字，是这一篇的要旨。

现在我小子恭敬勤勉于德行，到训诫引导那些官员。成王认为自己的德行不如古人，恭敬勤勉，早晚不懈怠，仰思那制定治理制度、保全国家的意图并顺从它，以此来训诫引导那些官员。○制定治理制度、保全国家的根本，先要修养自身，而训诫引导、督正，固然不是空话。○训诫官员的意思，是希望官员都能得到合适的人。而自身又是人的根本，所以这里说“我小子恭敬勤勉于德行，早晚不懈怠”，这是基于平日自我勉励的心意。这是在训诫引导之前的事情，仰思前代那样训诫引导官员，那么说的是今天之所以督正的意图。“时若”指唐尧虞舜夏商设立官职得到合适的人而言，训诫引导的意思，是希望今天的官员都像那样。○从史臣的角度说叫督正，从成王的角度说叫训诫引导，是一样的，分为两节，一是端正其体制统属，二是训诫其职责职守。比如三孤辅佐三公，六卿分配职责，在六职之中，冡宰又统领百官，六卿又各自率领其下属，在外九牧又统领诸侯，以听从六卿的倡导，这就是所谓的体制统属。公议论大道，孤弘扬教化，六卿各自有所掌管，六属接受六卿的率领，各自有所司职，所有牧官接受六卿的倡导，向诸侯宣布，各自有所事务，直到成王所告诫的，自有官员君子以下都是职责职守。

设立太师、太傅、太保到官职，不必完备，只看重人。程子说：“三代的时候，君主一定有师傅保的官职，师道的”

译教导训诫，师傅负责传授道德义理，保傅负责保护君主身体。后世做事没有根本，只知道追求治理而不知道端正君主，只知道规劝过错而不知道培养德行，传授道德义理的方法本来就已经疏远了，保护身体的方法更是没有听闻了。」又说：「辅佐养育的方法，并不是说等到告知诏令有过错之后才去进谏。」又说：「传授道德义理，在于防止见闻中的错误，节制嗜好的过度；保护身体，在于适应起居的适宜，保持敬畏谨慎的心。」我按：程子的言论，深得古代圣人设置官职的本意。○唐尧虞舜时代还没有这个官职，然而舜任命禹掌管百官政务，禹说：「帝王要谨慎对待在位的人，安定你的举止，只有细微之处才能安康，你的辅佐者要正直，」帝王也说「我如果有违背，你要辅正我」，这也是议论大道的职责了。」禹、皋陶经常在帝王面前相互议论，并且说：「我思考每天赞襄辅助啊！」这确实是议论大道、治理国家的实事。○《微子》说：「父师、少师，这些师傅官职以前就已经有了，确立为定制，是从周成王开始的。」○道，是阴阳的道理，凡是国家的政务，都不超出这个道理。三公坐着议论这个道理，用来治理国家，使天地四时各得其所，而阴阳得到调和，这就是调和阴阳的意思。○议论大道的意义很久就不明确了，所议论的是什么道？就是治理国家、调和阴阳的道。国家如此之大，要使礼乐刑政的实施，君臣父子的秩序，井然有序而不混乱，这一定有它的道。阴阳在天地之间运行，而能使日月星辰完整、寒暑平和、没有阳气过盛或阴气潜伏导致的多变，这也一定有它的道。只有三公以道作为天子的老师，能够知道其中的原因，就让他们在天子面前议论，所以议论大道都是为了治理国家而调和阴阳。治理国家、调和阴阳都是实事，那么议论大道就不是空话。论，是谋划的意思；经，是政治的意思。三公向天子议论，宰相相互施行，大概是一件事。○调和阴阳，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处理人事各得其宜，那么天地之气自然顺遂。○爕，是调和的意思，理字最初见于此事中有理，就像物体有脉络，顺着它则治理，逆着它则混乱。物体的脉络，只有玉最细密，所以字从玉。凡是治理一定要遵循它的理，所以治理事务、治理百姓都叫理。治理玉叫理，审理案件叫理，疏导阴阳叫理。周敦颐说：「阴阳理顺而后和谐。」○惟其人，与《尚书·商书》中「左右惟其人」的意思相同，是说这三公必须是有足够资格的人才能担任。作为师傅和保傅的人，才开始担任这个职位，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就空缺。○师傅保之所以必须有三个人，是因为端正君主、培养德行的道理，不可以不周全。官职不必齐备，是因为议论大道、治理国家、调和阴阳的职责，不可以虚设。○后代在政治方面很详细，而在君主自身方面不详细。周朝治理事务的官有六个，而三师和三少也是六个，所以对君主自身非常详细，以端正君主作为求取治理的根本，在事前辅佐德行，不等到有过错之后才进谏。

译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孤。他们辅佐我一人。孔氏说：这三个官职称为三孤，“孤”是特出的意思，说他们地位低于三公，高于九卿，特意设置这三者，作为三公的副手，以弘扬大道教化。按，“弘扬教化”即三公论道治理国家，“寅亮天地”即三公调和阴阳。如果人能够弘扬大道，大概天地无为，而我们所讲明推行的，无非都是用来弘扬教化。教化是天地的作用，而弘扬教化的人，使天地的心意遍及万物，各种事务没有不得到适当处理的，这就是“寅亮天地”。“亮”是显明的意思，与“亮天工”并列。蔡云说“敬明”，似乎把“亮”当作“亮采”的“亮”了。“弼予一人”，就是所说的引导他们接受教训，传授他们道德仁义，保护他们的身体。君主是万化之源，论道、调和、弘扬教化、寅亮天地等所有事务，没有比这更优先的，这就是所谓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端正君主一人而国家安定。上文三公不单独提及，是因为“论道”中足以包含这些内容。道化与阴阳、天地各自相对成文，而没有不同的含义。化就是道。《庄子》注说：天道阴阳运行就是道，从无到有，自有而无就是化，这都是一阴一阳的妙用，也是天地之所以成为天地的原因。圣人参与并辅助它，设置官职来论述其道，弘扬其化，那么阴阳和谐，天地各安其位。其实论述道的人并非不弘扬化，弘扬化的人并非不论述道，而调和阴阳与寅亮天地，也不是两件事。之所以这样行文，是为了表明公在前论道，孤在后辅弼，其道相互成就而没有两样。如果把道化作为公与孤的区别，那么阴阳天地难道也可以区别吗？阴阳是气，一阴一阳是道，流行于天地之间的是化，主宰道化的是天地，作为天地之心的是人。人的道就是天地的道，所以论道、弘扬化、调和、寅亮，就是辅助天地化育的实际事务。三公说官职不必齐备，只看其人，那么三孤也是这样。三孤说辅佐我一人，那么三公可知。《周礼》没有记载他们的职事，大概是因为他们坐而论道，不烦劳具体事务，不以一职名官，所以不记载。叶氏说：成王以周公、召公为师保，而太傅没有听说。周公去世后，召公仍然担任太保，而没有听说设置师傅，大概是因为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三公多由六卿兼任，但如果其人足以兼任三公，就加授三公之位，如果没有其人，就只担任九卿而已。三公、三孤都没有合适的人选，就空缺，而六卿依然如故。用顾命六卿来证明，召公担任冡宰，毕公担任司马，毛公担任司空，都兼任三公。周公代替太公担任太师，毕公代替周公担任太师，召公从武王时期到康王初年担任太保。召公代替周公担任冡宰，在顾命中可见。商朝的伊尹、傅説都担任冡宰，而太甲说：“既然违背了师保的训诫”，《说命》说：“王把他们放在左右，朝夕进献教诲”，这都是冡宰行使保傅的职责。

冡宰掌管国家治理，直到顺应天时地利。凡是治理事务的长官称为宰，所以家相称为宰，天子的相称为冡宰。辅助王治理事务，总领百官，就进用异名而称为冡宰。分职于王与五卿并列，各自与其副手相对，就退用异名而称为太宰。冡，是太之上。山顶称为冡，冡宰的职责，对内统领百官，对外均衡四海，这就是所谓掌管国家治理。百官职责各异，管束使归于统一，这称为统；四海情况各异，调剂使得平衡，这称为均。司是专主，只有冡宰无不统领。自此以下，则有专主了。徒是民众，司徒主管凡夫家之徒众。治理民众没有比教化更大的，颁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者的常道，以驯服兆民中不顺从者而使之顺从。王安石说：“善于教化的人，深入人心而耳目无闻，是以道驯服民众；不善于教化的人，施于民众的耳目而求深入人心，是以道强迫民众。”“扰”的意思，就像山薮驯服毛羽，川泽驯服鳞介，哪里有强制呢，自然如此；“强”的意思，就像圈养毛羽，池养鳞介吗？一旦失去控制，就脱然离去。司徒的职责，虽然说是掌管教化，但土地人民之数，制定田里制度，教导种植畜牧，用保息六法来养育，用本俗六法来安定，用荒政十二法来聚集，用执事十二法来登记，无一不掌管，也无一不是教化。教化岂止一端而已？虽然考察家户之众寡，会合万民之卒伍，辨别征役之施舍，都要寄托我的道德之意，所以举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分守之内，父亲教导儿子，长辈率领晚辈，何尝不是五礼六乐三物十二教呢？后世治出于二，而政与教分离，民生日用之常，无复能寄托我的道德之意，反而以开设学校为美谈，增加博士之员，下诏劝学以风四方。儒者辄从而谀之曰：“这是有志于教化者，名存而实不至，可以善人之形而不可以善人之心。”上为文具，下为观美，相与为欺而已。六官，司徒、司空皆云“司”，因为他们各主一官，不兼群职。太宰不言“司”，因为他总御众官，不主一官之事。

译宗伯这一官职名称中也不带“司”字，是因为它负责祭祀鬼神，而鬼神不是人类所能主宰的缘故。《正义》解释说：宗，指宗庙；伯，指长官；宗伯就是宗庙官员的长官。所以将这个官职命名为宗伯。《周礼》中关于它的职责记载说：掌管建立国家对于天神、人鬼、地祇的礼仪，又主持吉、凶、军、宾、嘉这五种礼仪。《太宰》的职责记载说：通过礼典来调和邦国，使万民和谐。依据礼制来辨别上下等级，安定民众的心志。上下等级分明，民众心志安定，就能达到和谐。这就是所说的有序则和谐。宗伯掌管国家的礼制，用来治理神与人之间的秩序与和谐，明确尊卑上下，使人们不僭越、不违背。○司马主管军事政务，军事以车马为重，而尤其以马为急，所以政务官称为司马。六师六军，天子拥有六军，由司马掌管。平，是指让强者不能欺凌弱者，人多者不能残害人少者，使邦国各自得到公平。虽然都是政务，但唯独军事被称为“政”。政，就是正的意思，征伐是为了纠正人们的不正，这是政务中最重要的部分。○成群结伙进行攻击抢劫称为寇，人的恶行不止于寇盗，但官职名称却叫司寇，这也是举出最严重的罪行来命名的。这是掌管刑罚的官职，而不说“掌管国家刑罚”，是因为圣人立法是为了在恶行发生之前加以禁止，等到动用刑罚时，已经是施加在人身上了。在恶行发生之前加以制止，是圣人的本意，刑罚是不得已而为之。然而小惩大诫，也是为了起到禁止的作用。所以说“掌管国家的禁令”，诘，是推究审讯的事；刑，是判决执行的事。先审讯后刑罚，刑罚必然经过审讯，这是互文见义。○司空主管国家空旷的土地，用来安置居民，使他们顺应天时，划分地利。空土，是指凡是空旷的土地、尚未授给的田地。四民，是指士、农、工、商这四种人，他们接受俸禄、田地、店铺、住宅，都有相应的划分和授予。顺应天时地利，是指田地有耕种收获的利，场圃园田、漆林之类有种植培育的利，根据时节来兴办这些事业，使没有空闲的土地，没有闲置的百姓。○国家的土地，堆积石头称为山，生长竹木称为林，水流汇聚称为川，水积聚称为泽，地势高称为丘，大山称为陵，水边高地称为坟，低平之地称为衍，高平之地称为原，低湿之地称为隰，这些都不是司空所不掌管的。司空辨别这些名物，了解土地的适宜性，用来安置四民，顺应天时地利来安置居民。观察阴阳的向背，品尝水泉的甘苦，有利的就让人居住，有害的就让人避开。居民安居乐业，那么民生就可以富足，鸟兽可以繁衍，草木可以生长。大到邦国都邑的数量，小到县鄙形制的法则，都是为了安置居民。顺应天时地利，五物九等既然已经辨别清楚，由此制定民众的职责，那么从农业劳动者到闲散百姓各自承担自己的事务。命令缴纳地方贡赋，那么从九种谷物到山泽之物各自产出其所有。土地事务出自十二种，土地的耕种、种植出自十二种土壤，都是为了顺应天时地利。○《周礼》中关于司空的记载很多错杂在其他官职中，而在地官中尤其多。汉代儒生不知道根据原本经文来考订纠正，却妄自认为经文有缺失，于是用《考工记》来补充，殊不知《考工记》只是记载工匠事务罢了，并不是设置官职，所以没有官员的员额和等级。况且其中所说的“国有六职”，在下面明确说明，不过是说上自王公士大夫，下至农耕、妇织、商通货财，各自有所职分，而工匠是其中之一，不可互相缺失罢了，何曾涉及天地四时的职分呢？

译吕氏说：天下的事务，有通过均平来治理的，有通过教化来安抚的，又有通过礼制来调和的，这样对待天下的道理，也就完备了。其中如果有败坏常道、触犯纲纪的人，大的罪行由司马负责，小的罪行由司寇负责，由此可见王者的治理，不偏倚于一端，既有开导的方法，又有警示威慑的手段，就像天地有雨露，就一定有霜雪，有春夏，就一定有秋冬，哪一样可以缺少呢？庄周、老子却说道德衰败之后才有刑罚，这也是不了解天地阴阳的变化啊。司空这一官职，排在最后，大概是因为有了前面五种治理，然后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又说：三公和三孤，是天子共同调和精微本源的人，而不直接处理具体政务。统领万事并分派职事，则有六卿的职责。六卿是万事的纲领。治理天下，始于建立纲纪，所以第一条是邦治。纲纪既已建立，首先用人类大道的大义来教化，所以第二条是邦教。人道确立，就必然有节制文饰的东西，所以第三条是邦礼。教化确立、礼制施行，却仍有触犯纲纪、扰乱常道的人，那就是将帅的事了，所以第四条是邦政。大罪陈列在原野，比这轻的则有官吏的法度在，所以第五条是邦禁。百姓迁善远罪，然后才可以永远安定他们的居所，所以第六条是邦土。最后，冢宰辅佐天子，统领百官，那么司徒以下无非都是他所统领的，却单独列出一职而并数成为六职，为什么呢？因为纲在网中啊。乾坤与六子并列于八方，冢宰与五卿并立于六职，其义理是一样的。按冢宰统领百官，那么他的职责专一，六卿分派职事，那么他们的事务不相压抑，这是万世任用宰相的方法。

六卿分派职事，直到使亿万百姓富足成功，既然已经训释了六卿的职责，那么他们的属官就在其中，所以说“六卿分派职事，各自率领他们的属官，大夫和士治理他们所分派的职事，以倡导九牧，内外相互承接”，这就是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的意思。使亿万百姓富足成功，是九牧的职责。六卿倡导九牧，那么九牧就率领诸侯了。诸侯得以用六典来治理自己的国家，所以凡是治理都用典章来对待邦国的治理，邦国的治理不出六典的范围，这就是六官在上面倡导而九牧在下面服从的原因。○成周时期，内部有六卿，外部有九牧，都掌握着天下的要害，使天下的事务归于六卿，方国的权力归于州牧，州牧的心腹归于天子，所以能使万国像一个人一样，原因就在这里。秦始皇认为封建制度是树立私兵而废除了它，柳宗元认为郡县制容易控制比封建制贤明，这都是因为不了解这个道理啊。

六年五服一朝，直到大明黜陟。孔氏说：“五服，指侯、甸、男、采、卫，六年一朝，会集于京师。周朝制度是十二年一次巡守，春天向东，夏天向南，秋天向西，冬天向北，所以说按时巡守，在四岳之下考察校正制度，就像虞帝巡守一样。接见四方诸侯，各自在方岳之下朝见，大明考察政绩、升降官员的法度。”○《周礼·大行人》说：“侯服每年朝见一次，甸服每两年朝见一次，男服每三年朝见一次，采服每四年朝见一次，卫服每五年朝见一次，要服每六年朝见一次。”见，就是来朝见。诸侯各自按照服数来朝见，与“六年五服一朝”的说法不合，况且应当以经文为主。○《周礼·职方》在卫服之外有蛮夷镇藩，行人所掌管的六服，要服就是蛮服，其夷服、镇服、藩服在九州之外，称为蕃国。父亲去世儿子继位以及新王即位，才来朝见一次，这就是所谓的“来王”。圣人详细对待内部而简略对待外部，不治理夷狄，《职方》和王化所到的地方而言，行人所掌管的限制朝贡的节度，只到六服。周官之初，又只限于五服。○大明黜陟系于天子时巡，诸侯在方岳之下朝见，就是孟子所说的“进入他的疆界，土地开垦，田野治理，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就有赏赐；赏赐以土地进入他的疆界，土地荒芜，遗弃老人，失去贤人，搜刮民财的人在位，就有责备。”就是这样。说的是诸侯黜陟的事情，而没有提到庶官，庶官考察政绩、升降官员的法度，自唐虞以来日益严密了。现在成王所申明的，是外部治理的事情。

王说：“唉！凡是我有官职的君子直到百姓，都要真诚地怀念！有官职的君子，合尊卑大小而言，敬重你所主管的职责，慎重你所发布的命令。命令发出只执行，不反复。意思是命令一旦发出，只有执行没有反复，看到命令不谨慎于发出之前，必然在发出之后反复，不可不慎重。你的命令如果不执行，就是去了又回来，所以说反复。○命令大的，固然出自君主；百司庶府，从下教条给他们的属官，也是命令。○上自公孤六官，下至诸侯卿大夫，没有不有所发出的命令。如果都以天下为心，而不徇一己之私，是非利害，必定计算久远，必定符合众情，那么宏大的谋略确定的政令，远大的谋划按时告知，百姓难道不相信而怀念吗？○命令发出而反复，百姓轻视上级而不相信命令了。然而必须谨慎发出命令，不使达到反复的地步，这是教导谨慎命令，不是想要他们坚持错误。○《易经》涣卦，‘汗其大号’，意思是像汗水流出而不返回，用公心灭私心，是命令的慎重。百姓真诚怀念，是命令的执行。○程子说：‘圣人看待亿兆百姓的心，就像一颗心一样，只是通于理罢了。文明就能烛照道理，所以能明白大同的意义；刚健就能克制自己，所以能尽大同的道理。

译我认为所谓用公心来消除私心，也是如此。○公，是人心所共同认同的；私，是个人的主观见解。本来是为了百姓兴利除害，却每推行一次，就增加一重弊端。百姓不仅没有享受到利益，反而遭受祸害，没有其他原因，不是能通达天下人心的人，就不能凭一己之心去揣度千万人的心思；不是能战胜一己私欲的人，就不能将千万人的心思作为自己的心思。发布政令的人，用公心来消除私心，那么考虑就没有不周密的，发布政令就没有不恰当的，这就是百姓之所以信服并归附的原因。○公，是公道；私，不仅仅是自己的私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欲，奉行私心，私心的事情就多了，私心的门径就多了。在位的人主持公道，通过发布政令来消除众人的私欲以及自己为了自身或他人的私心，那么行动就符合人心，难道百姓不会信服并归附吗？

译学习古人的道理然后入仕为官，等到处理事务时却感到繁杂困难，这一章强调以学习为重。根据已经在位官员的情况来说，本意是说不可不学习，而说“学古入官”，意思是先学习然后从政，没听说过从政后再来学习的。在尚未任职时，固然以学习为先；既已任职，也以学习为重，所以可以说“学古入官”，而不能说“入官学古”，文章的语势和事理都是这样的。○古人无论学习还是做事，都是学与事合一，学好了就出仕，出仕做好了就继续学习，因此日常用度常有余裕。○议事用古义来裁断，所以说“以制制裁断”，用古义来决断当今的事，从而找到合适的处理方法。○议事以制度典常为师，至今仍然如此。议事以制，如今遇到大事大疑，公卿集会商议，引用古事来裁决就是如此；典常作之师，如今每件事都以祖宗成法为主就是如此。○苏氏引用叔向“议事以制，不为刑辟”的话，懂得了“制”字的含义，但他所论述的律令任法的弊端，并非此经所防范的。○成王训诫官员，用学习来勉励，用不学习来警戒。学古，是学习；以典常为师，也是学习。学古就能裁断事务而政事不迷乱，以典常为师就有遵循的准则而官职不乱。蓄积疑虑会败坏谋略，懈怠疏忽会荒废政事，这都是不学习的过失。不学习就像面对墙壁，处理事务只会感到烦扰，怎能不迷乱呢。○事务不能决断，所以蓄积疑虑；自以为是，就会用巧言扰乱官职；见识浅陋而自安，就会懈怠疏忽荒废政事。○不学习就道理不明，只看到烦扰罢了，学习与不学习的得失相差如此之大。○世上也有喜好古事以至于喜好怪异的人，如王安石推行新法就是这样。智慧足以拒绝劝谏，奸诈足以掩饰错误，又辅以吕惠卿，真是所谓用巧言扰乱官职，所以以典常为师是最严重的警戒。○学者应对事务依据道理，即使变化万千也不穷尽；不学者应对事务依靠才能，起初还凭材力经营，最终没有不归于面对墙壁的。如霍光、寇准，大概都不免符合成王的话，难道只是为平庸低下的人警戒吗。

警戒你们卿士，功业崇高在于立志，直到没有后患。孔氏说：这是警戒所有官员，只说卿士，是举出掌管事务的人。功业高由立志，事业广由勤奋，只有能果断行事，才没有后患。说多疑必然导致祸患。○按：功，是事业的成就，如教化大行、刑罚搁置不用之类。使功业崇高的原因，在于立志。程子所说的以圣人的训诫为必须遵从，以先王的治理为必须效法，不被后世驳杂的政治所牵制，不被流俗因循的言论所改变。立志如此，就有卓越的功业。没有立志先卑近而成就却高远的。业，是功的积累，如敷施教化、严明刑罚之事，日积月累就是如此。《吕刑》所说的“现在你们无不欣慰，每日勤奋你们无不警戒不勤奋”，《康诰》所说的“尽你们的心，不要安逸享乐”，孔子所说的“率先垂范、勤劳不懈”，欧阳修论教化所说的“以不倦的意志等待迟久之功”，朱子自述其治学所说的“一点一滴有所积累”，做官的人大概也是这样。勤奋如此，就有次第的业绩。不勤奋而想事业广大，是倒退着求前进。勤奋由立志而产生，立志靠勤奋来实现，但更贵在果断。为什么呢？天下的事情趁着时机去做就省力，失去时机再图谋就费力。只有道理所在、时机可为，就依据道理决断而不被二三之见牵制，道义上不容置疑，时机不可错失，就依据道义决断而不夹杂犹豫的私心。能如此果断，那么志向就不会虚用，可以逐渐看到成功，勤奋就不会徒劳，可以一举收到功效，还有什么后患呢。○果断是因志和勤而言，天下的事情不指望无志且不勤的人，有的人有志且知勤奋，却难免后患，是因为不能果断，坐失事机。几，指可以行动的时机。失去可以行动的时机，那么志向和勤奋就虚用了。后艰不是后患，而是艰难不易。○宋神宗并非不果断，但志向在于夺取幽蓟，勤奋在于追求富强，那么志向和勤奋都用错了地方，而又果断地实行，这是妄动，难道是果断吗？如诸葛亮以恢复汉室为志，治国练兵是他的勤奋，出兵伐魏都恰逢时机是他的果断，可惜上天不给他寿命，功业未成罢了。○如宋朝南渡，想成就恢复的功业，须有不共戴天的志向，选将练兵，修备战守之备，日夜不暇，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然后可以，但其君臣有苟安一隅之心，就是无志。敌寇来了就仓皇，敌寇退了就闲暇，治理国家的实际措施，一切苟且，就是不勤。孝宗虽可谓有志且知勤奋，然而不能果断，坐失事机。起初商议放弃三路，下诏吴璘班师；继而罢免张浚，撤除两淮边防。所以志向和勤奋虚用，后患就难免了。○王氏智仁勇的说法，似乎不是本意。

地位不期望骄傲，直到心力交瘁而日益拙劣。人没有倚仗，何来骄傲？而地位不期望骄傲，是因为被居所触动。人没有欲望，何来奢侈？而俸禄不期望奢侈，是因为被供养所改变。所以居于这个地位，应当知道如何恭敬，恭敬是我的固有德行，无位时如此，居位时也如此。恭敬出于内心，不是有所为而做于外表。

译享受这俸禄，就应当知道节俭的道理。所谓节俭，是因为节俭是我平素的品德，有俸禄时如此，没有俸禄时也如此。节俭发自内心，并不是为了外在表现而刻意去做。恭敬节俭源于平素的品德，那么内外就统一一致，所以心境安逸而日日美好，真是美好啊。就像《诗经》所说：“羔羊的皮袄，素丝五缕编结，退朝回家用餐，从容自得。”这首诗是说南国受到文王的教化，在位者都节俭正直，所以诗人赞美他们衣着有常而从容自得如此。重复说“委蛇”，是舒展安泰而有余裕的意思，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日日美好”。只描写他们退朝用餐的时候，大概是因为这时如此，那么他们在公堂上的正直就可以知道了。不然，如果内心有愧，那么他们退朝时，也会急促匆忙来不及，哪里会有“委蛇”的气象呢？《羔羊》诗中表现的节俭正直，就是《周礼》中说的恭敬节俭唯有德者才能做到。修养德行的人，无论在公堂还是退食，在恭敬的仪度、节俭的节度上，践行而安适，内外如一，难道不是心境安逸而日日美好吗？如果恭敬节俭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虚伪地做，那么就会心力交瘁而日日显露拙劣。○真正在恭敬节俭上有收获，就是德行；用声音笑貌来表现，就是虚伪。恭敬节俭是一样的，修养德行的人心境安逸而日日美好，虚伪做作的人心力交瘁而日日拙劣。恭敬节俭可以真诚而不能虚伪就是这样，心境安逸日日美好，只是说恭敬节俭出于真诚的美好，以此表明应当唯有德行的意思，而不是效仿。○为了保住地位而恭敬节俭，就是所谓的虚伪做作。○虚伪做作像公孙〇，修养德行像司马君实。○古时候的人骄奢淫逸还发生在获得禄位之后，现在的人则在尚未得志的时候，就已经无不羡慕骄奢淫逸，等到得志就放纵了。

译身处尊宠之位便应思虑危险，没有不心存敬畏的。不畏惧而陷入畏惧，是因为身居尊宠、俸禄和地位。危险、祸患就是畏惧的原因。不畏惧而陷入畏惧，是说祸患将要到来。○新安陈氏说：利禄与危险耻辱相邻，非常值得畏惧。思虑其危险就会畏惧得没有闲暇，怎敢骄奢淫逸呢？

推举贤才、谦让能人，以至于你无法胜任。陈氏经说：“人能够推让、乐于行善，所以如此；不能推让、嫉妒忌恨，所以如此。”九位官员互相谦让，众多贤人在朝廷中和睦相处。范宣子谦让给他的下属，大家都谦让，哪有不相和睦的？我嫉妒忌恨别人，别人必定嫉妒忌恨我，互相嫉妒忌恨，哪里还有和睦？○董氏鼎说：“根据所举荐的人是贤是劣，更加足以看出我的贤劣。推举别人的贤能，就是我的贤能；谦让别人的才能，就是我的才能。作为臣子，以此观察，必定没有嫉妒贤能的事情。贤者受到鼓励，不贤者也可以自我警戒。”○举荐得当，是你知人善任的明智，也是你侍奉君主的方法。所以说：“在于你的才能。”○丘文庄公说：“有虞氏的朝廷，任命禹为百揆，禹却谦让；任命稷、契、皋陶，任命垂为共工，垂却谦让；殳斨、伯与、益谦让给朱虎、熊罴，伯夷谦让给夔、龙。唉！君主认为某人贤能而任用他，而那人不自认为贤、不自认为能，而是推举贤者、谦让能者，他们相处就是这样。这就是百官在朝廷中和睦，而各项功业得以兴盛的原因吧？成王仰思唐虞建立官职的本意，并时常顺从它，希望臣子们推举贤才、谦让能人，大概是想让他们效仿虞廷九官整齐有序、互相谦让的样子。查考唐虞时期，百官互相效法，推举贤才、谦让能人是不用说的，也不等待训诫。成王时期已经缺乏互相效法的风气，所以用训诫的话表达出来。

成王说：“唉！三事大夫，直到万邦只有不厌倦。”吕氏说：“训诫结束后，再次提要点总括告知，各自恭敬你们的官职以治理你们的政务，就是前面所说的恭敬你们所主管的事务。统而言之，只在于辅佐君主以永久安定百姓。”○陈氏大猷说：“前面说使亿万百姓富足成就，是针对当时而言；这里说永久安定亿万百姓，是期望于长久。”○董氏鼎说：“唐虞建立官职，各项政务和睦，万国安宁；我周朝建立官职，各项政务的和睦也是这样，那么我周朝万国的安宁，会有厌倦吗？这是成王回到宗周，顾不上其他，而急切于督促端正治理官员，因为这是国家纲纪所系、根本所关，极其重要。”○三事认为就是《立政》中的三事，成周虽然分设六官，其职责仍是古时三事的职责，所以仍称三事。三事只指六卿，公、孤不在内；大夫则是他们的副手和属官。辅佐你们的君主安定亿万百姓，是一贯的意思。恭敬官职就没有怠慢轻忽的过失，治理政务就没有荒废弛懈的忧虑。永康，是指从今日开始实现大治并将太平遗留给永久；无斁，是指常得万邦爱戴之心。

邵文庄公说：唐虞九官，周六卿，夏商有三宅，周公作《立政》，也沿袭此制。后来规划制定，形成一代典章，命名为《周礼》。六卿的职责，于此完备。书未写成，周公去世。《周官》所督促端正的，是其大纲。君子说：“周礼就在这里了。”○吕氏说：《金縢》是成王初年的书，《洛诰》是周公还政的书，《无逸》《立政》是周公告诫成王的书，《周官》是成王亲政的书。合这几篇来看，成王可以看出他的本质，可以看出他昏明疑信的变化，可以看出他讲习贯通启发的深入，可以看出他知类通达，离开师傅而不返回。过了这有《君陈》，是周公去世之后；又过了这有《顾命》，是成王临终之时。成王进德始终的事情完备了，周公格君始终的功绩显著了。

尚书日记卷十四

<经部,书类,尚书日记>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日记卷十五明王樵撰「君陈」

孔氏说：君陈是臣子的名字。○正义说：周公将殷民迁到下都，亲自监管，去世后，成王命令君陈代替周公，这是策命的言辞，史官记录其书，以君陈命名篇章。○苏氏说：周公将商朝顽民迁到洛邑，必定不会迁旧人去安置新民，洛人在内，商人在郊外，理当如此。王说：君陈，只有你美德孝顺恭敬，直到治理这东郊，要恭敬啊！孔氏说：说他有好美德，善于侍奉父母，行为恭敬，善于侍奉父母的人，必定友爱兄弟，能施行政治，正这东郊监管殷顽民教训他们。○正义说：成周，是周的下都，天子的国都，五十里为近郊，现在河南洛阳相距就是这样，成周的邑为东郊。○按：克施有政，《论语》作“施于有政”，孔子申说：“这也是为政”，大概又是另一层意思，此经本意只是治理，可移于官的意思。朱子说：“惟孝友于兄弟，谓孝然后友，友然后政，其序如此。”○又按：经文只说“尹兹东郊”，《书序》才开始说“分正东郊”，解说者认为周公在世时王城下都都亲自监管，周公去世后分东郊让君陈监管，王城的事情，君陈不参与。现在考《毕命》说：“祗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