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日记卷十　　　　　明　王樵　撰

译以下这些都不是用来培养德行的。○林氏说：肃慎氏的箭矢，夏后氏的玉璜，诸侯的子孙世代守护而不丢失，是因为看重其中的德行。如果不是这样，那也不过是玉璜和箭矢罢了，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呢？

译德行盛大就不轻慢侮弄，直至毫无保留地竭尽他们的力量。这是下面历数以谨慎修德之事来告诫君王的内容。○真氏说：有德行的人必定恭敬，恭敬就不会轻慢侮弄。召公先说谨慎修德，到这里又用轻慢侮弄来告诫，大概不恭敬是败坏德行的根源啊。○张甬川说：别人以私情与我交往，我随之应和，这是与之亲近昵狎，难道不是轻慢侮弄吗？古代的帝王以道义使心志安宁，以道义与人交往，没有一丝一毫自私顺从外物的心，所以不轻慢侮弄，也不轻慢侮弄别人，这就是所谓光明正大而天地的情状可以显现，如果不是德行盛大，谁能做到呢？○金氏说：君子和小人是从地位上说的，德行达到盛大，一定不会有轻慢侮弄的过失。轻慢侮弄君子，是不以礼制使用臣下，君子必定远离引退而不能输尽忠诚了。轻慢侮弄小人，是不以道义役使百姓，小人必定难以保全而不能竭尽效力了。○新安陈氏说：君子是人心共同归向的，轻慢侮弄他们就是厌恶人们所喜爱的，失去人心了，怎么能让人尽心呢？小人以体力侍奉人，轻慢侮弄他们，即使刑罚驱使、权势逼迫，也只是勉强用力罢了，怎么能让他们竭尽力量呢？一定要像文王感化百姓那样，百姓像儿子奔向父亲一样前来，才算竭尽力量，须要玩味“人与其”这几个字。

不役使耳目，百事才能纯正。真氏说：外物诱惑人，是通过视听进入的。眼睛喜欢美色，耳朵喜欢美声，如果心中没有主宰，没有不反过来被耳目所役使的。所以一定要让耳目听命于心，然后才可以。心发挥了它的职能，那么百事就纯正了。○昭元年《左传》：子产论述晋侯的病情说：“这颗心不昏乱，而百事却昏乱了。”杜预说：“百度，是百事的法度。”这里“不役使耳目，百事才能纯正”，也是说心志不可被外物役使，百事的法度只有纯正。比如起居有节制，如果因为游猎、声色、宴饮而失去了起居的纯正，这都是被耳目所役使。比如号令、政事有法度，如果索取不符合礼制，收纳不依正道，从而败坏王言、亵渎政体，这也是被耳目所役使。

玩弄人妨害德行，直至说到以道义与人交往。真氏说：玩弄人妨害德行，就是所说的轻慢侮弄；玩弄物妨害心志，就是所说的役使耳目。○王氏〇龄说：玩弄人就会因骄傲而灭失恭敬，所以妨害德行；玩弄物就会因欲望而胜过刚强，所以妨害心志。○苏氏说：玩弄物就会心志随物转移，所以妨害心志；心志被妨害就会内心混乱，所以心志要以道义安宁。○真氏说：大凡人在不可缺少的物品上，如果沉迷玩弄不肯舍弃，就会妨害心志了。谢上蔡能背诵史书给程子听，程子还以此告诫他。只有用道义涵养内心，心志才不被外物转移，所以说心志以道义安宁。○金氏说：心如果玩弄外物，就会被耳目的欲望所役使，容易失去内心所坚守的，所以妨害心志。心志以道义安宁，就明白义理的正道，足以辨别天下的是非，所以言语以道义交往。○按：心志以道义安宁，言语以道义交往，这是指示内外交互涵养，更是谨慎修德的关键。心志不妄动，应当安于道义；言语不妄受，应当以道义交往。道义就是所说的百事的纯正。心志有定，就能审察他人言语的是非，这是存养内心以应对外物。言语有选择，就不因偏邪之言改变自己的法度，这是制约外物以涵养内心。

不做无益之事，妨害有益之事，功业才能成就。至于所珍视的只有贤人，那么近处的人才能安定。孔氏说：游观是无益的，奇巧是异物。正义说：无益的事情很多，不只是游观而已；异物很多，不只是奇巧而已。○汉景帝诏书说：雕刻花纹，伤害农事；锦绣丝织，妨害女工。这就是所说的做无益之事，妨害有益之事。布帛用来保暖，却崇尚丝织的华丽；器械用来使用，却推崇雕刻的巧技。确实不是为了实用，只是追求奇异，不过是为了取悦人们的观赏罢了。君主的喜好如此，那么有益之事就被妨碍废弃，怎么能成就安养百姓的功业呢？汉文帝诏书说：鸾旗在前面，属车在后面，吉利的出行每天五十里，军队出行三十里。我乘坐千里马，独自先行，怎么安定呢？这话太精妙了，可以真正看出奇异之物、远方之物不值得珍贵。那些为了大宛的良马，而劳师远征万里去求取的人，究竟是什么心思呢？珍视它也是因为它奇异，而不是因为它有用。有用不是所珍视的，所珍视的不是有用的，那么奢侈浪费伤害财力，百姓日益趋向淫逸巧诈，而饥寒由此产生。百姓怎么能富足呢？○晋惠公与秦人作战，乘坐小驷而失败，被秦人抓获。小驷，是郑国出产的。这不是它的土性不习惯使用。○周穆王征伐犬戎，得到白狼白鹿回来，荒服因此不再朝见。○犬马不是它的土性，与珍禽奇兽之类，作为物品非常微小，而君主有时喜欢它们，是因为它们瑰丽奇异，来自殊方而珍视它们。这种心思一旦开启，不仅在内不利于谨慎修德，而且让人得以窥探，反而使远方向往教化的人背离了。所以不珍视远方之物，远方的人就会归服。上文因玩物而推明玩弄人的过失，到这里又因珍视物的告诫，而归重于珍视贤人的意思。所珍视的只有贤人，正与上面五个“不”字相映衬，而远方的人和近处的人也相对以显现意思。近处的人不安定，那么即使单于在朝廷叩头，越裳经过九次翻译而来，对事情有什么补益呢？这一段共三节，无益与异物还是泛泛而言，到犬马奇兽则是具体而言，到所珍视的只有贤人，发出一个“惟”字，显示除此之外君主没有应当留心的人。珍视不该珍视的，近处的人尚且不安定，那么切

译已经说过了。○程子说：君主的气势，心之所向，天下就会像风吹草伏、影子随形那样顺从。珍奇的禽兽、宝物玩赏之物，即使是遥远异邦所拥有、深山大海所产出的，没有不能得到的。这是因为君主心中所喜好，便用天下的力量来供奉。如果喜爱贤才的心像这样，那么有什么幽深的岩穴，不能去寻求；有什么深邃的山林，不能去招致。

译唉！早晚没有不勤勉的，却最终因差一筐土而前功尽弃。孔氏说：“这是说应当早起晚睡，常勤修德行，轻视小事会毁坏大事，所以君子要谨慎防范。”八尺称为仞，用来比喻接近成功。只差一筐土没有完成，就像没有堆成山一样，所以说功亏一篑。因此圣人终日勤勉，慎终如始。○正义说：古语说“走百里路的人，走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这是说最后阶段的艰难。○按吕氏认为这就是谨慎德行的工夫，大概是因为人心只有常勤，德行才不会有不谨慎的地方。如果说功德已经盛大，而在早晚之间偶尔有片刻的停息，那么就会有趁机而入的祸患了。堆山九仞的比喻，正是为了说明平日积累，如果一件事不谨慎，就能成为大德行的拖累。只有终日勤勉，慎终如始，才算得当。又说一旦有片刻停息，就不是谨慎德行了。这最符合经义，不要认为接受大犬这件事是小事，应当知道细微的行为不庄重，最终会拖累大德行。大概必须无所不谨慎，就像堆山九仞，功亏一篑，以此来表明一旦有片刻停息，就会前功尽弃。又说：圣人虽然不停地做事，却常像还差一筐土一样，圣人的心是无穷尽的。○真氏说：武王是大圣人，西旅进贡大犬，起初没有接受，召公担心他倚仗大德行而忽视细微行为，认为接受大犬没有损害，所以预先这样告诫他。大概积累行为而形成德行，就像堆积泥土而形成山，一个行为失误则整体都失误，也就像差一筐土而全部功劳都亏损一样。那些身为圣人尚且如此谨慎，现在的人没有一寸善行，却说我只顾全大局，顾不上防范细节，可以吗？○按开头告诫要谨慎德行，后面告诫要防范德行、积累德行，圣贤对于一件事的细微之处，就是这样兢兢业业。

确实遵循这个道理，百姓就能保住他们的居所，只有你的世代才能称王。确实遵循这个道理，指的是早晚没有不勤勉而言。这样百姓就能保住他们的居所，只有你的世代才能称王。如果不这样，有人趁机而入，就会给百姓带来无穷的祸害，这就不是创业垂统可以继承的道理了。从唐太宗、玄宗、德宗、宪宗初年和末年的情况看来，就可以明白。

金縢

正义说：成王得到周公秘密祷告的书，史官叙述这件事，于是作了这篇，不是周公作的。郑玄说：凡是收藏秘密文书，藏在柜子里，一定要用金属封住表面。那么这不是周公开始制造这个柜子，独自收藏这本书。

攻克商朝后，过了两年，才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古代国家有大事，占卜时公卿百官都在，恭敬地共同听取卜筮的结果，所以叫穆卜。穆卜是共同占卜的名称。周公不想进行穆卜，所以自己承担功劳，而秘密向天祷告。○二公的占卜，需要动用朝廷的礼仪，像君王和大夫都戴弁帽之类。周公因为二公的话，心里有所领悟，认为如果必须占卜，就不必麻烦二公，这是我自己做的事。大概周公因为是君王的至亲，气息与祖先相连，为天下为兄长，迫切地向在天之灵祈求恩赐，自信自己的诚心一定能感动上天，所谓用旦代替某人的身体，不是周公谁适合承担，不是周公谁敢这样说，这就是周公自己承担为己任的原因。○临川吴氏说：古代礼仪凡是对没有庙宇的远祖，以及宗子离开宗庙在他国，以及支子虽在本国但按礼不能入庙的，如果有祷告，必须清理土地建坛，以安顿祖先的神灵。周公文子是臣，所以不敢在庙里祷告，而建坛来祷告。○筑土叫坛，清理土地叫墠。植是古字置，放置玉璧在三王的座位上，以礼敬神灵。秉珪，是周公自己拿着桓珪。

史官于是宣读祝辞说：“惟尔元孙某，到我这里来，我于是陈列玉璧和玉珪，这是祷告神灵的话。”元孙某正义说：“本来祷告神灵说‘元孙发’，《泰誓》《牧誓》都不避讳‘发’字，这里独独避讳，是因为成王读它。说是成王打开柜子得到书，读到这里，口改为‘某’，史官沿用了。按这是避讳名字为‘某’的开始。遭遇恶疾，吕氏说：‘常人的病多是自己招致的，圣人没有招致疾病的原因，偶然与天上的厉气相遇，所以说‘丕子元子’。武王是天下的元子，三王有保护的责任于天，不能让他死，请让旦代替他。旦能仁顺祖考，多才多艺可以役使，能侍奉鬼神，而元孙不如旦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是元孙的死不如旦的死，而元孙责任重大，在上帝之庭接受命令，保佑四方，能够安定你们的子孙于下地，使四方之民无不敬畏。他活着则天下所系还有无穷的事，不可以死，所以叹息说三王应当不要坠失天降的宝命，希望我先王的宗祀也永远有所依赖而存在。宝命就是帝庭的命令。天下初定，民心容易动摇，武王死了则事情未可知，这宝命的坠失与否，系于武王的生死。武王一身下则子孙黎民所赖以安定，上则先王庙祀所赖以依归。三王如果不承担保护的责任，而使天降的宝命一旦失去，那么不仅下地的子孙不安定，先王也失去所依归了。感动三王最在这几句话，三王纯孝，纵然无意于你们的子孙，难道能无意于先王吗？’○元孙不如旦，不是周公自夸而贬低武王，大概是想代替他死，不得不这样。说武王不救则天命坠失，宗社灭亡，不是过分危言耸听。”

译这是事理和形势本来如此。后来周武王驾崩，是在平定商朝八年之后，三监之乱尚且如此，何况在灭商仅仅二年之时呢？○先王指的是三王的祖先，包括后稷等人，先王建立邦国、开拓疆土，称之为先王是显而易见的。○有人问：“金縢中的祈祷，难道是不知天命吗？”程子说：“周公诚心想要替兄长受死，哪里还会去询问天命呢？”○苏氏说：“周公的祈祷，不仅仅是弟弟为兄长、臣子为君主，而是为天下人、为先王祈祷。上帝听从并顺从了他，这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世人之所以怀疑，是因为自己多虚伪，从而怀疑圣人没有真情实感。”○项氏说：“《金縢》这篇书本来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但解说的人大多怀疑它，大概是认为‘人死不可复生，无法替代’的道理，却不知道这只是后世之人自己不能践行，而能践行的人又不出于诚心，所以不能感动上天罢了。商汤在桑林祈祷，六件事自责，这是汤以身代百姓受罪。《云汉》这首诗中说‘宁愿让我逃亡’，这是宣王以身代百姓受罪。而上天都因此发生了变动。自古以来，平民百姓凭着一念之诚感动上天意志的，哪里能数得尽？何况周武王的兴起，是上天所眷顾保佑的；周公的圣德，是上天所赋予的。顺应上天以感动上天，难道会有不感动的吗？”○孔氏说：“许，是说疾病痊愈等待天命，应当侍奉神灵；不许，是说病没有好，屏退隐藏，意思是不能侍奉神灵。”○蔡氏说：“俟命，是等待武王平安。”

译于是占卜，三次皆吉。到了第二天，武王便痊愈了。孔氏说：“习，是因循的意思。三次占卜因循而吉。”正义说：虽然三次同时占卜，但兆象有先后之分，后者因循前者，所以说“因”。又说：观察兆象已经知道是吉，但还没有看到占书。占书藏在柜子里，用钥匙打开柜子，看到占书，才知道都是吉兆。没看到占书就知道是吉的原因，是因为占卜有大致的规律，看到兆象的吉凶，粗略观察就能识别，所以知道是吉。籥与钥相通，就是现在的锁。周公观察兆象说：“兆象如此，大王应该没有灾祸。”因为通过占卜的兆象知道三位先王答应了我，所以说新近接受了三位先王的命令，只图谋长远的终结。这图谋就是确定你的子孙在人间安居的意思。周公为周王室谋划的就是这一点。武王没有灾祸，周公自认为得到了长远的归宿，只等待三位先王能念及我一人，使我安定罢了。一人，指武王。问：周公既然向三位先王祈祷，却把祷文藏在金縢的柜子里，难道预先知道成王会相信流言并将要告诉周公吗？程子说：从近世来看，祝册使用后，有时焚烧它，有时埋藏它，难道周公的时代没有焚烧埋藏的礼仪吗？而是因为想要恭敬地对待这件事才这样做的吗？古时候有大事，占卜时史官必定把命令的事情以及兆象记录在简册上，系上祭祀神灵的币帛，一起收藏起来。这就是金縢的柜子，是周家收藏卜书的常规器具，而事情结束后收纳简册，也是周家占卜者的常规职责，并非周公才开始这样做。在此之前，周公占卜并打开钥匙看到书；在此之后，成王想要占卜而打开金縢，都是这个柜子。问：周公代替武王受死，武王因此痊愈，有这样的道理吗？尹子说：这只是竭尽周公的诚意罢了。然而痊愈是感应所致。林氏说：请求代替武王受死的，是周公的本心。武王痊愈而周公没有死，这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朱子说：攻克商朝的第二年，到第二天武王痊愈，这是叙述周公请求天命的事情。武王已经防备到不利于幼主的情况。朱子说：“这以下记载周公和成王时期的事情。”经世纪年，武王在己巳年即位，到第十三年辛巳年攻克商朝，壬午年生病而痊愈，又过了三年乙酉年冬十一月去世，享年九十三岁。成王当时十三岁。《竹书纪年》记载：武王享年五十四岁。金氏说：“按照《文王世子》篇，文王对武王说：‘我一百岁，你九十岁，我分给你三岁。’文王九十七岁去世，武王九十三岁去世。寿命的长短，是命运决定的，父亲怎么能把寿命分给儿子？而且如果按照他的话，那么文王十五岁就生了武王，在此之前已经生了伯邑考。武王八十一岁生了成王，在此之后又生了唐叔虞。应当依据《竹书纪年》来记载。”话确实像金氏所辩论的那样，但《中庸》说：“武王晚年接受天命。”《无逸》说：“文王接受天命，在中年享有国五十年，而武王是他的长子。”那么武王接受天命的年份也不是很早。《竹书》的话也不足以相信。武王攻克商朝，立纣王的儿子武庚，奉祀汤的祭祀，并让管叔、蔡叔、霍叔监视他的国家。三监在他的国家，暗中制造不利的言论，让它们在周朝传播，所以叫流言。周公于是告诉两位公爵说：“我不避开，大王也不敢责备我。”金氏说：“古文尚书‘辟’字作□。古文凡是君辟、刑辟的‘辟’都作□，唯独这个作□，这一定是孔壁书本上是‘避’字。‘辟’是谐声字，从辵从井，都是‘避’的意思。”《越绝书》说：“管叔、蔡叔不了解周公而向成王进谗言，周公于是辞去职位出巡狩于边境。”郑康成说：“周公遭遇流言的祸难，避开而居住在东都【注：共三次外出】又说：‘成王得到金縢的书，亲自迎接周公，周公回来摄政。三监和淮夷叛乱，周公于是向东讨伐他们。’”孔氏说：“辟，是法的意思。”董铢问：“这个‘辟’字与《蔡仲之命》‘致辟’的‘辟’相同，怎么能把‘辟’当作‘避’？况且如果周公委弃政事离开两年之久，不幸成王最终不醒悟，而小人得以乘虚而入，那么周家的祸患可以说得尽吗？周公这时不知如何向先王交代？”朱子说：“‘辟’字应当从古注的说法，又对蔡沈说：‘弗辟的说法只从郑氏的是对的。’以前收到董叔重的信，也辩论这一条，一时信笔回答他，说应当从古注的说法，后来思考觉得不对。当时三叔正在国内散布流言，周公处在兄弟骨肉之间，难道应该因为片言只语就兴师讨伐他们吗？圣人的气象大大不是这样。而且成王正怀疑周公，周公当然不应该不请示就自行诛杀他们。如果请示大王，大王也未必听从，那么当时的事势也不一定如此。”项氏说：“孔氏认为‘辟’是行法的意思，居东就是东征，确实如此。那么周公诛杀诽谤者以灭口，难道是为了向天下表明自己的清白吗？郑氏认为‘辟’读作‘避’，居东就是‘避’的意思。我曾经反复推敲本文，认为郑氏的说法是对的。大概周室刚刚建立，内外尚未安定，流言乘虚而起，成王在上面怀疑，国人下面也怀疑，周公如果不避开，祸乱突然爆发，家国倾覆危险，将无法在地下见先王了。周公与两位公爵，大概是一体的，所以秘密与两位公爵谋划，让两位公爵在中央镇抚国事

译周公亲自向东避居，借此来安定东方地区。只要他不居于朝廷中枢，那些不利于他的诽谤自然就会平息，动乱也就无从产生了。所以周公在东都居住了两年，外部的变乱没有发生，内部的议论也得以澄清。先前那些散布流言、图谋祸乱的人，最终被查明主谋，内外众人这才知道那是管叔的罪过。既然下层的舆论已经明晰，那么就可以逐渐开导消除成王的疑惑。周公于是自己作了《鸱鸮》这首诗，极力陈述国家与家庭的艰难处境，以及自己身心劳悴的实情，希望成王能察知自己的忠心。成王虽然没能立刻完全相信周公的忠诚，但也不敢断然认定周公是有罪的，这是因为左右的大夫和国人的议论都已经明白，没有一句话来助长成王的怀疑，所以成王心中即使想指责周公，也没有依据可以发作。○金氏说：周公避居之所以必须告知两位重臣后才出发，是因为成王尚存戒心，朝廷事务不可以没有主持者。周公居外而朝廷不乱，是因为有这两位重臣在啊。朱子后来给蔡沈的信，应当是定论。○按《伐柯》《九罭》《狼跋》这三首诗，都是周公居东时所作。《狼跋》诗说：“狼踩到了它的胡须，又绊住了它的尾巴。公孙体态硕大，红鞋步履安详。”说的是周公遭遇流言的变故，而他却如此安重自得。大概周公居东待罪而不失其常度，所以诗中这样说。如果居东是去东征，那么又怎么会说“狼跋”、称他为“硕肤”的公孙呢？○金氏说：《鸱鸮》这首诗，其情势危急，其言辞急切，大概是因为担忧武庚必然叛乱、王室必然动摇。从前，武庚因为周公掌握大权而离间三叔【朱子说：武庚当时必定日夜劝说引诱三叔，认为周公是弟弟，却在朝中专政；管叔是哥哥，却在外面监视殷商，所以管叔便产生了不肖之心】，而现在，奄君又因为周公被怀疑，唆使武庚【《书大传》说：“管叔、蔡叔散布流言，奄君薄姑对禄父说：‘周公被怀疑了，请起兵’】，那么踟蹰不定的变乱，是势所必然的，所以周公急切地向成王陈述，用鸟来比喻自己，或者用来比喻先王。说：“鸱鸮鸱鸮，已经夺走了我的孩子，是说他们已经被引诱；毁坏我的房屋，是说不要再去动摇。”动摇了周家，恩勤养育，养育孩子的怜悯，这是哀伤管叔、蔡叔。第二章说先王创业的基础坚固。如今这些百姓竟敢侮辱我，如果没有管叔、蔡叔的内叛和武庚的外连，本来是不容易侮辱的。第三章说先王的勤劳。第四章说王室的孤危，外患必然到来，其言辞不得不急切。后来成王醒悟，周公归来，而管叔、蔡叔、武庚最终叛乱，大概他们策划祸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管叔、蔡叔的迷惑更加严重，到了这时又害怕获罪，就挟持武庚叛乱；武庚的阴谋已经很深，到了这时又趁机，就挟持管叔、蔡叔叛乱。○按《鸱鸮》四章，大概极力陈述了武庚的实情。武庚的实情既然明了，那么成王的怀疑自然就会消除。《大诰》说：“殷商的残余势力，竟敢继承其遗绪，说：‘我要恢复并轻视我们的周邦。’”这是武庚的实情，而这诗中所谓的“毁坏我的房屋”和“侮辱我”，都是指这个。武庚虽然包藏此心，但王室没有裂痕，那么他又从哪里发动呢？不幸的是三监落入他的圈套，被他煽惑，诗中所谓的“已经夺走了我的孩子”，指的就是这个。三监被武庚所夺取，想要动摇周室而不离间周公，那么周室是不可动摇的。于是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年幼的君主不利。”这是他们的阴谋，想要使周室先产生裂痕，然后起来图谋它。而成王果然不能不怀疑周公，于是如果不退位离去，以等待成王心意的察知，这不仅不符合大臣自处的道义，岂不是反而给了奸人借口吗？于是告知两位重臣应当离去的道义，而避位离去。周公自处的道义，那么项氏所说的“既然不居于中枢，那么不利于他的诽谤自然平息”，最为得当。至于国家事务的重大，因为有两位重臣在，本来不嫌于没有托付而轻易委托给他们就离去。离去后周公也不急切于自我辩白，等到居东两年，罪人的主谋成王自己就知道了。大概奸人虽然能在一时迷惑人，但慢慢来没有不暴露情计露骨的。周公于是追究其阴谋的根源，而直接将武庚的实情陈述给成王，成王可以醒悟了。然而武庚的叛乱尚未显露，所以未能决然认定周公是对的，也不敢讥讽周公是错的。周公陈述武庚的实情，而自己心迹不足再言说。至于武庚的志向，想要继承亡殷的遗绪，恢复其旧物，而颠覆我们的周室，其祸患不在周公身上而已。成王虽然或许已知周公没有二心，但或许还不足以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周公说：“我的羽毛稀疏，我的尾巴零落，我的房屋高耸，风雨所漂摇，我只发出急切的叫声。”说的是忧患在王室，而自己鸣叫，不得不急切。武庚如果起兵，王室安危有未可知者，这是对成王感喻之深。○《鸱鸮》诗现在在《东山》之前，是《贻》诗在前而《东征》在后，又是其明证。虽然朱子的解释也未得诗意，大概是因为还沿用孔氏的说法，来不及追改，也认为是武庚、管叔、蔡叔被诛杀之后的诗。如果武庚、管叔、蔡叔被诛杀之后，成王还不知道周公的心意，那么成王心中的蔽塞太深了，岂是区区一首诗所能挽回的？岂是自我陈述其勤

译劳苦所能感动吗？周公东征的时候，诸侯和执政大臣有重大疑难，周公尚且反复教化诱导，使他们心里清楚明白没有疑虑，然后才宣告你们东征，何况在流言刚起、讨伐罪人这件大事，并非出自成王的本意，就能轻易行动吗？根据《大诰》来考证，东征是出于王命，非常明显。东征是出于王命，那么在迎接成王归来之后，难道不是更加明显吗？这些与微子抱着祭器归顺周朝等事情，都关系到圣贤的大节，而史传记载说法不一，不免有害于教化，所以全部加以辩明。

译秋天庄稼大丰收，但还没收割，到了年底，才算真正的大丰收。蔡氏说：秋天大丰收，关联到第二年的情况，那么成王迎接周公归来，大概是在第二年的秋天。《东山》这首诗说：“自从我没见到他，到现在已经三年了”，那么周公居东并非东征，就明白了。朱熹说：东征是三年，不是两年。○蔡氏说：成王和大夫们都戴着白帽，来打开金縢之书，将要占卜天象的变化，却偶然得到了周公册祝请命的说法。孔氏说两位公爵倡导成王打开金縢之书，这是不对的。周公为武王的疾病占卜，两位公爵未必不知道，但周公册祝的文字，两位公爵大概是不知道的。史官和百官，就是先前占卜武王疾病的人。两位公爵和成王询问他们，都说确实有这件事，随后叹息说：“这确实是周公的命令，我们不敢说罢了。”孔氏说周公让他们不要说，这是不对的。○成王拿着书哭泣说：“不要再进行盛大的占卜了。”孔氏说：本来想要恭敬地占卜吉凶，现在天意可以知道了，所以停止了。考察成王在这里大发感悟，虽然是因为得到了书，但其契机又在《鸱鸮》这首诗上。史官记载赠送诗在前，大概就是看到这个原因。○蔡氏说：考察郑氏《诗传》，成王得到金縢之书后，亲自迎接周公。郑氏的学问出自伏生，而这一篇是伏生所传的，应当以“亲”字为正确，“亲”误作“新”，正如同《大学》中“新”误作“亲”一样。国外说：“郊，王出郊，是指亲自去迎接周公，就是上文所说的亲自迎接。”上天于是反转风向，感应如此迅速，《洪范》中的各种征兆，谁说不可信呢？又考察武王病愈四年后去世，群叔散布流言，周公居东两年，罪人既已抓获，成王迎接周公归来，总共是六年的事。编书的人附在金縢篇的末尾，以显示请命事情的始末，金縢书的显晦。○先前说天大雷电并刮风，禾苗全部倒伏；后来上天于是下雨并反转风向，禾苗就全部起来了。大概被风吹倒的，风向反转后禾苗就全部起来，那些被大树压倒的，不能自己起来，所以命令国人全部起来扶起并培土。扶起并培土，从禾苗来说，树木也在其中。

考察《金縢》这一篇，周公的事情首尾明确，凡是关于居摄、践阼以及诛杀管蔡的错误传闻，都可以不辩驳而明白。以旦代替某人的身体，一是为了周家的大业，一是也是为了防备成王。至诚感动了上天，成王第二天病就好了。又过了四年武王去世，成王才十三岁罢了。武庚和三监还有变乱，假如武王在攻克商朝两年后就去世，那么意外的变乱会怎样呢？所以周公与太公、召公同心同德，保护辅佐成王，辅佐王室，以身承担天下的重任，而不知道其他，哪里知道管蔡在旁边不平，武庚在下面伺机而动？虽然如此，以顺讨逆，在王室自有大义存在。对于周公来说，身遭流言，只有引退避让罢了。引退避让不待周公就能做到，不能说周公与此事无关。周公处理此事，对上考虑王室，对下表明臣子的节操，他的道理都是预先确定的，而他的用意深远。有人以成王最终没有醒悟为疑，大概不足以了解圣人的行事。假如天没有风雷的变化，在成王迎接周公之前，武庚如果叛乱周室，大臣必定奉王命去诛杀他，不待周公。天理人事不差毫发，周公的事情，人事已经无不尽善，成王的心必定会回转了。而上天发动威严以彰显周公的德行，又恰好相配合，哪不是周公至诚的效果呢？在周公所能自我尽力的不过如此，至于致辟的事情，则大法在王室，大义在天下，不是周公的事情。凡是过分替周公怀疑，又想替周公避祸而惋惜他不幸的，都不足以了解圣人的行事。

大诰

成王既已迎接周公归来，三监和武庚于是叛乱。成王命令周公讨伐他们，向天下发布大诰。○吕氏说：叛乱的是三监和武庚罢了，何必大诰多方？大概天下初定，人心不安，三监煽动混乱，恐怕牵连不止于此，所以大诰晓谕他们。人心安定，那么变乱就没有由头产生了。○真氏说：圣贤做事，必定先晓谕告知。多方，是用来昭示大公而统一众志，不仅仅是防备混乱而已。○金氏说：三监和武庚的叛乱，同于叛乱但不同于情理。武庚的叛乱，意图在于恢复商朝；三监的叛乱，意图在于夺取周朝。至于奄的叛乱，意图不过在于帮助商朝；而淮夷的叛乱，则外表乘着应和商朝的声威，内部撼动周公的儿子，其意图又在于夺取鲁国，所以相继而起。以秦汉的形势来说，大概所谓山东大体上都反叛了。所以邦君和管事的人，因为事势艰难重大，想要违背占卜自守。《大诰》一篇，不涉及其他，只解释他们艰难重大的疑虑，以及违背占卜的说法。从“肆予冲人”以下，解释艰难重大；“予惟小子”以下，解释违背占卜；“尔惟旧人”以下，解释艰难重大；“予曷其极卜”以下，解释违背占卜。至于事理，则不在言语中了。况且篇中说“殷小腆”、“曰殷逋播臣于三监”，则简略而不详细，为什么呢？不忍心说。不忍心说就是亲近亲人。最终诛杀他们为什么呢？亲近亲人是恩德，诛杀他们是天下的大义。象想要杀舜，只限于扰乱家庭，所以舜得以保全他；管叔离间周公，想要扰乱国家，所以成王不得不诛杀他。假如管叔可以不诛杀，那么天下后世的

译身为王的至亲，都可以扰乱天下而不会死。所以废黜殷王，是天下的公义；诛杀管叔、蔡叔，也是天下的公义。既然是天下的公义，圣人既不能据为己有，也不能回避。唉！这不过是成王和周公的不幸罢了。

译王这样说：啊，我大举告诫你们各国，至于说，难道有人能真正理解天命吗？“王若曰”是成王的话，作书者叙述其大意。凡是成王的命令由周公传达的，就称“周公曰”。只称“王若曰”的，或者是史官的言辞，或者是当时的诰命，如同后世的制诏之类。“猷”是发语词。孔氏认为这是顺应大道来告诫天下，那么后篇中“猷，殷王元子为告”又是什么道理呢？是吊恤之意，如同《诗经》中“弗吊昊天”的例子。“厯厯”是数说，“服”指五服。意思是说，上天不怜悯我，降下灾祸于我周家，武王于是去世而没有稍加延寿。上天深深忧虑我年幼冲动的继承人，继承大业，却使我对事理懵懂，不能造就贤哲来引导百姓走向安康。这是人事尚且有所未至，何况说能真正理解天命呢？“格知天命”，是指承受上天眷顾而延长国运于无穷。“造哲廸民康”，是指眼前应当尽力的事理，暗指讨伐叛乱而言。成王的意思是，讨伐叛乱、安定百姓，目前的事理非常明显，对此尚且昏暗而不能决断，那么凭什么仰承上天眷顾而继承守成基业于无穷呢？这几句话大意已经说尽，下面又反复晓谕他们。○古人所说的“哲”，只是明了事理应当如此罢了。“率宁人有指疆土”，就是“造哲廸民康”。至于“爽邦由哲”，也只有十人引导知晓上天的命令，以及上天辅助诚信，这才不止是“造哲廸民康”，而是在人事中真正理解天命，这是“哲”的最高境界。

唉，我这个小辈，如同涉渡深渊，以至于不敢闭塞上天降下的盛大任用。“已”是语终而未终之辞。现在秦人的话语仍然这样说：“我这个小辈，未曾经历世事，面对此祸变，如同涉渡深渊，而兢惧之深。”虽然畏惧之深，难道可以因困难而自我阻止，不去寻求渡过难关的方法吗？也只有颁布国家的典章法度，增益扩大前人所受的命，以不忘武王的大功罢了。现在武庚不安定，上天本来就要诛杀他。彰明法度，恢弘前功，就在于此。我岂敢闭塞上天的威严任用而不进行讨伐呢？两个“敷”字与下一个“闭”字相对看，“贲”是前人受命，所应当颁布的，所以想要颁布它，以不忘前人的功绩。上天的威严任用是不可闭塞的，所以不敢闭塞它，而必须申明天讨之义。典章法度，是国家神气精彩所在，所以称为“贲”。如果不能施用于应当施用的地方，法纪不明，无以示四方，就不是所谓的颁布“贲”。前人受命，就是所谓“皇天眷命，惟我有周诞受多方”。现在武庚敢挟持其丧亡之余，窥伺我王室的衅隙，妄图天命可图，这就不是所谓的颁布前人受命。武王安定天下的大功，至今多久了？如果没有颁布振兴气象，就是将其委弃于地下。所以“敷贲”，即颁布前人受命，是为了不忘武王安定天下的大功。大概典章修明，基业开大，那么四海永清的功业，万年如一。有人说：“贲，大也。敷贲，犹言用宏兹贲也。”

宁王遗我大宝，直到这蠢动，称武王为宁王，又曰宁武，大概是当时的语言。大宝，所谓国之守也，介绍所以传人之意。〇为天之介绍，以传天之意，故曰绍天。明天，明者吉凶之理，昭然者也。命，命〇也。大艰，大难也。西土对东方诸国而言，这大概是武王初崩之时，泛卜时事之吉凶，而有此兆，言将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能静，天时有变，人事艰虞之防，故曰大艰。东方有乱，西土奔命，故曰不静。郑〇谓西人亦有骚动者，妄也。夫武庚未叛，西土方晏然，而〇之预告已如此，所谓见乎蓍〇者也。及此果蠢然而动，将言卜伐武庚之吉，故先言此，以见卜之有验而不可违也。○上言事理当尽之意，此下始以卜言，以天命决人事，反覆言之，以勉羣心之断而不疑也。

殷小腆诞敢纪其绪，至反鄙我周邦。腆厚诞大叙绪，疵瑕也。言武庚以殷余小腆之国，大敢纪其既亡之绪。是虽天降威于殷，然亦因知我国有三叔瑕隙，故敢言我将复殷祚而反鄙邑我周邦也。三监虽愚，岂不知武庚得复周邦反鄙之不为已利乎？葢一时为所诱惑，特未悟尔。元吉与建成图世民，去世民则取建成易尔。此武庚之谋也。吴楚七国举兵而向汉，以鼂错为辞，汉为之诛错而兵不罢。诘之者曰：“此其意不在错也。”反者语塞。成王讨武庚，亦犹是也。

今蠢，今翼日至，朕卜并吉。今蠢，今翼日举武庚。蠢动之明日，见大义所在，贤者即见之明而应之速，不待于时日之多也。民之贤者，十夫见其众也，来翼佐我以往，抚定宁武之图功。宁武图功，即宁考图功也。后云敉宁王大命，语意同此，言人事先应大事戎事也。人谋既从，卜又并吉，所以为美。并吉，即所谓三〇

译一习吉也。蔡传将“敉宁”断为一句，将“武图功”中的“武”解释为“继”，似乎有些牵强。○栾武子以三位卿大夫的意见为主，不与楚国交战。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自己不一定总是对的，就顺从众人；众人不一定总是对的，就顺从贤者。贤者，是人心公议的主宰。邦君和执政官员说事情艰难重大，这就是所谓众人不一定总是对的。顺从善道，以十个进献者为主，可以说人数很多了。大概邦君和执政官员，还受到利害关系的迷惑，而十个进献者同心同德，那么公理所在，就超越了利害关系之外，拿它来质问亿万人都能契合，这是可以知道的。即使不占卜，也可以决断，何况占卜三次都吉利呢？

译于是我告诉你们邦国的君主，直到王为何不违背占卜的结果。起初三叔散布流言，是武庚引诱他们的；后来联合军队叛乱，是武庚胁迫他们的。当时三叔必定是叛乱的首领，他们起兵的言辞虽然不可得知，但心中必定有所依托。邦国的君主和办事的臣子，只知道三叔散布流言是祸乱的起因，却不知道武庚才是祸乱的根源，所以用王宫和邦君室来作为说辞。

于是我这年幼的人，长久地思考艰难至极的道理，想着先王图谋功业，是为了成就我。沈括认为秦语中“平”音读作“卭”，所以称我为“卬”。恤忧就是谨慎辛劳。意思是你们用艰难巨大来阻止我。于是我这年幼的人，难道不考虑那艰难巨大吗？只是四国确实蠢动，祸害波及到鳏寡之人，令人哀怜，这该怎么办？造就贤哲引导百姓安康，是怜悯穷困之人所急切追求的，难道可以用艰难巨大来停止吗？我所做的，都是上天所驱使的。今天这件事，上天确实把极其重大的责任交付给我，并驱使我去图谋大业。怎么可以畏惧其重大而不做呢？上天确实把极其艰难的任务交付给我，并驱使我去图谋艰难。怎么可以畏惧其艰难而不做呢？我本来没有闲暇顾惜自己。从道义来说，你们邦国的君主和办事的臣子，本当宽慰我的忧虑，勉励我的事业，却反而用艰难巨大来阻止我，这难道不是违背人臣的道义吗？

我已经说过了，我只是个年轻人，不敢废弃上天的命令，直到辅佐我伟大的基业。把占卜当作占卜，那只是占数的一种技术罢了。殊不知占卜，是用来继承上天的明察，那么占卜所在之处，就是天命所在之处。现在占卜讨伐武庚而吉利，这是上天已经命令讨伐他了，怎么敢废弃呢？所以即使是先王和小民，没有不使用占卜的，以此来表明不可废弃占卜的意思。上天的明察就是占卜，顺从它就吉利，违背它就凶险，这是可以畏惧的。壮大我讨伐叛乱的谋略，坚定我战胜敌人的意志，辅佐成就我伟大基业的，只有这占卜，怎么可以违背呢？上面解释了“艰难巨大”，这里解释“违背占卜”。○“天明”的解释见上文。

王说：“你们都是旧臣，你们大能远省前日之事，直到所受的天福，毕閟闭也。极卒与毕都是终的意思。图谋事情，图谋功业，从所经营的角度称为事，从所成就的角度称为功。攸受休，是天赐的福佑。宁人十乱之类，当时称武王为宁王，因此称他的臣子为宁人。这一章以下重新解释‘艰难巨大’的话。旧人就是所谓考翼的人，即侍奉武王克商的人。又专门称呼并告诉他们说：‘你们都是武王的旧臣，你们大能远省前日之事，你们难道不知道武王如此勤劳吗？’武王创业之初，也是以艰难勤劳而成功的，那么今天上天的闭塞，勤劳我，正是我成功的地方。我怎敢不极尽终了宁王的图谋之事呢？化，是化解其固执；诱，是诱导其顺从。棐是辅佐，棐忱是辅佐人的诚信。意思是虽然可以立即行事，但人的谋划尚未协调，所以还要烦劳化诱的言辞，希望得到一致赞同的回应。而民献十夫认为可以讨伐，那么天棐忱的话，考察我的百姓就可以看见了。意思是上天虽然无言，但百姓言论的公正，就是天意。我怎敢不终了前宁人所图谋的功业呢？上天也只用这些事变来勤劳我的百姓，就像人有疾病，必须迅速攻治，不能养患于身。我怎敢不终了前宁人所受的福佑呢？这一章三次提到天，三次提到我，大概意思是天意如此，我怎敢不如此呢？既提到宁王，又提到宁人，大概意思是宁人的功业，我还想终了；宁人的福佑，我还想终了，何况你们旧人呢？说事，说功，说休，大概是互文见义。大抵宁王、宁人以除乱安民为事，而成功于当时，受休于上天，现在恰好不幸有武庚之乱，不能讨平，那么前事有不终，前功有不终，前休有不毕了。不终事的罪责，谁来承担呢？我本来不敢推辞。你们旧人与宁人，昔日同功一体，又怎么自解呢？’○书中提到棐忱的，不止一处，不可异解【蔡传云：天辅以诚信之辞，考察百姓而可见】

王说：“如果昔日我已逝去，直到我抚安宁王的大命。”苏氏说：“如我本意，则昔日已往了。所以至今的原因，是因为言及艰难而日日思考。”以筑室为喻，又以农耕为喻。父亲虽然敬重其事，但儿子不继承父亲，他肯说：‘我有后代不弃基业吗？’我怎敢不及我身存之时，去抚安宁王的大命呢？○以底法与菑为喻，指武王的开创；以堂播为喻，指今日平乱；以搆获为喻，指守成长远之事。今日正如堂之才定基，稼之未降种，尽有事在，尚且怠惰，则何望其他？责任在我身，则想在我身终了。所以说：‘我怎敢不越卭敉宁王的大命？’○这承接上一章卒事终功毕休的意思，又取喻而深切言之。假如有田菑而不播，播而不获；有室底法而不堂，堂而不构。谓之事卒与不卒，功终与不终，休毕与不毕吗？

如果兄考不救，兄考，是武王、周公的兄长，成王的父亲。有友伐厥子者，管、蔡，是王的懿亲，武庚，是武王所封，本非仇敌，犹如朋友而来伐其子。民指当时持异论者而托之民。民养，大概是当时的语，养畜养也。苏氏训为厮养，则不是用来称呼其臣的。意邦君御事以王宫、邦

译君室说这话的人，大概是以管叔、蔡叔的叛乱为难题吧。而成王说，譬如朋友来攻打他的儿子，那么对于他所养育的人，也只有赶紧去救援才是对的，不可以犹豫坐视，互相劝说不去救援。这个“劝”字，还是“民养”中人们互相劝说不去救援的意思，就像隋朝人作“毋向辽东浪死”的歌来互相感化劝止，就是这里的“劝”字。传文中作“劝其攻伐而不救”，似乎不符合语意。

译王说：“唉！你们众邦君要努力啊！连你们也不知道天命是不可轻易改变的！努力啊！勉力舒展而不畏缩！爽，是明察的意思。桀纣昏乱，商汤周武王战胜了他们，天下因此清明，所以说：‘明察他的军队！’说：‘明察邦国！’由哲者，是得到哲人辅佐的意思。十人，就是乱臣十人。十人践行道义达到极致，所以心与天相通，能预先知道祸福的征兆。等到周朝的德行日益兴盛，上天的福佑更加到来，也只有这十人与武王同心同德，能在不言中领悟武王施行教化、运用福佑的深意。十人知道上天的德行如此，以此辅佐武王战胜商朝、承受天命，从而明察他的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明察邦国’。你们在那个时候不敢违越武王的法制，畏惧征伐劳役。何况现在武王已死，上天降祸于周朝，首先是大难的四国，接着是近在咫尺的室内互相攻伐。与武王吊民伐罪的时候相比，事势的危急紧迫程度如何？东征以奉行天命，所依赖臣下辅佐的程度，又怎样？你们却认为不可征伐，以现在的眼光看过去，你们也是不知道天命是不可违越的了！看看那十人引导知晓帝命的心意是怎样的？看看你们过去不敢轻易改变法度的心意是怎样的？○引导知晓上帝命令的人，心与天相通，自然合乎道理。知道天命不可轻易改变的人，未能真正知晓却不敢不信。在武王时，商朝的罪孽已盈满，不可不讨伐，天命如此，眷顾保佑周朝，梦境占卜都吉利，上天的辅助诚意又如此。在今天，武庚作乱，不可不讨伐，天命也如此，民众献出力量辅佐我，我的占卜也都吉利，上天的辅助诚意也如此。这是今昔事理一致的。然而在过去有十人的辅佐，而你们旧臣也不敢轻易改变武王的法度。现在考父等人主张不可征伐，这不仅是改变我的法度，而且违背了占卜，也就是不知道天命是不可改变的。顺从上意出征，君王的法度不可改变；奉行天命进行惩罚，上天的命令尤其不可改变。用过去奉守法度的心意作为今天顺从天意的道义，那么与引导知晓天命的人虽然有所差别，但与明察邦国的人实际上功劳相同，不也很好吗？○天命极其微妙，上天的辅助诚意也没有形声可以验证，只有十人践行并知晓它。吕氏说：‘哲人能穷尽天地的心意。’○‘诞邻胥伐于厥室’，是说危害迫近。与武王伐纣救民相比，那时祸乱还在别国，本国本来无事。○两个‘易’字，蔡传解释为违越，但下面没有注音，那就按本字读，陆德明音‘豉’反。”

我长久地思考说：“上天只灭亡殷朝，至只在前宁人那里留下福佑。”我长久地思考说：“上天除去恶人，只限于其自身，难道像农夫除去杂草，一定要连根铲除堆积起来，不再更换种子才停止吗？只有人自己造孽，才有自我毁灭的道理。如果农夫除草不干净，让杂草再次蔓延，那就有田地不能终了的责任了。如果武庚不反叛，那么上天想要灭亡的只是纣王而已，憎恶恶人只限于其自身，惩罚不波及他的后代，这是人的常理，也是上天的本心。这就是武王封武庚的原因。可是武庚呢？他不畏惧上天，不安分守己为商家世代祭祀谋划，反而大肆记载其绪业，做出一旦灭祀的举动。这才知道上天灭亡殷朝，就像除草一样，不彻底清除就不会停止。那么我又怎敢不彻底清理我的田地呢？我之所以彻底清理田地，是上天也只想要在前宁人那里留下福佑，不让我有除恶不尽的累赘。你们以为武王诛杀纣王却又封武庚，好比除草不干净，导致再次滋长蔓延，损害其美好不完整。所以现在想要彻底清理田地以保全其美好。”

我怎敢穷尽占卜？至占卜陈述就像这样，‘指’与‘耆’相同。《左传》引用《诗经》‘耆定厥功’，陆德明音‘防’，‘耆定’犹如‘指定’。上面已经详细解释了艰难重大的疑惑，这一章又解释了违背占卜的意思。说大事以人的谋划为根本，我又怎敢完全依赖占卜？怎敢不听从你们不要征伐的意见呢？只有辅佐武王开拓疆土，这是前宁人的功业，有待后人继承。这功业不遵循，不仅无法在前宁人那里留下福佑，而且先王的疆土被他人窃取占据，那就不只是田地不能终了的责任了。如果遵循其功业，那么讨伐叛乱、征讨罪人，王威自然应当大大宣扬于海外，清除残暴，疆土岂容他人窃取占据？指定先王的疆土，这是事理明显可见的。占卜如果不吉利，本来就要征伐，何况现在占卜都吉利呢？所以我大大地率领你们东征，说一定要去；天命不会差错，说一定能战胜。占卜所陈述的，已经明确告知如此了。

蔡传总结上文推究天命、下文推究得人、推究宁王宁人不可不成就的功业、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终了的责任，而反复始终于占卜这一说法，云云，最得一篇大意。○周朝四大事都定于占卜：伐商、迁都洛邑、东征、武王病愈，都是圣人诚信契合天意的效果，不是寻常小小的占卜数字之间的事。《洪范》极力阐述其道理说：这就叫做大同，身体康健强壮，子孙逢到吉祥。唉，占卜作为道术，难道是小事情吗？不懂得天意的人不足以使用它。

微子之命

孔氏说：“称其本爵以命名篇。”○林氏说：“不叫宋公之命，而叫微子之命，是把他当作宾客而不是臣下。”

王说：“谋划殷王的长子，至永远世代无穷。”孔氏说：“微子是帝乙的长子。”只有考察古典，有尊崇德行、效法贤人的意义。说现在效法它。按尊崇德行，是说尊崇先圣的德行，而不灭绝其祭祀。效法贤人，是说立其后代以主持其祭祀，使

译继承他的德行，保存他的法度典范，不使其与他一同消亡。所谓“象”，就是效法他的榜样。夏桀、商纣因为无道而灭亡，夏、商的国家可以被灭，但大禹、商汤的德行不可被灭，所以有“象贤”的意义。所谓“礼”，是典礼和器物，如路车为善，崇尚白色之类，修治这些礼仪器物，不使其废弛毁坏，以完备一代王者的法度，使后世有所考证。以宾客之礼对待他，传文所说“宋在周朝被视为宾客”就是这个意思。凡此都是古代的制度，周王室依据这些来安置微子，都是圣人公心天下的体现。

有人说：“崇德象贤，以前在武庚身上失算了，今天在微子身上做对了。”我认为并不是在武庚身上失算了。武王之时，武庚的恶行尚未显露，那么应当受封的就是武庚。因为纣王以嫡子身份继位为天子，武庚作为纣王的儿子，实际上是大宗，微子不过是庶子罢了。武庚在世时就是殷商的继承人，奉祀商汤的是武庚，又怎能预知他日后的事情而不封他呢？期望他能效法贤者，期盼他能共享美善。今天对待微子的心，也就是昔日对待武庚的心。武庚想要自我断绝，这是圣人无可奈何的。然而从后世的角度来看，因为管叔、蔡叔的事，很少有不怀疑忌恨同姓的；因为武庚的事，尤其少有能妥善安置前代后裔的。周朝却不是这样，管叔、蔡叔败坏后，反而同时建立亲族和贤者，用来作为周的屏障更加兴盛。武庚败坏后，建立微子为上公，对他的待遇反而更加优厚。唉，这就是周朝的德行为何达到极致的原因啊！

唉，你的祖先成汤能够齐备圣明、广大深远，至高的德行，垂范给后代，使他们齐整庄重、恭敬谨慎。圣，是通达明晓；广，是说其宏大；渊，是说其深邃。这四个字以“敬”为根本，功业加于当时，从除暴安民的角度来说。德行垂范给后代，如开始修治人伦纲纪，还足以开启孝敬之心。传述对神灵的恭敬肃穆，还足以垂范严肃恭敬的家法。这是说“崇德”的意义。

译你只须切实修习那先王的道统，直至你治理这东方之地。所谓“践”，是说能够切实地笃行；所谓“修”，是说能够不断地修习。微子切实修习成汤的道统，在帝乙时期就已经以贤德著称，他恭敬谨慎、能够尽孝，侍奉双亲以恭敬之心；他严肃恭顺地对待神灵与百姓，侍奉神灵和治理百姓都以恭敬之心。我嘉许你的德行，说“这是敦厚笃实而不忘其家法的人”，难道只是我嘉许你吗？这也是上天所顾念喜爱的，是下民所尊敬顺从的，因此可以统承成汤而成为王室的贵宾。所以，我任命你为上公，治理这东方之地。这是说效法先贤的意思。○“笃”，是说德行深厚；“不忘”，是说其心意眷恋而不遗忘，这就是德行深厚的表现。○“上帝时歆”两句，是因为他的德行而赞美他能如此，这是尚未发生的事，也显示出他适宜做祭祀的主持者、君临大国的意思。“时歆”只是说上天喜悦的意思，并非说微子享用了上天的祭祀。○说“孝”，说“恭”，说“笃”，可以想见微子为人的品格。史书记载商纣王资质辩才敏捷，见闻敏锐，材力过人，商纣王只凭借这些而轻慢侮辱五常，荒淫怠慢而不恭敬，所以败坏了成汤的德行而倾覆了他的宗庙。

恭敬啊！前往颁布你的训诫，直到使我有周王朝永不厌倦。真氏说：“往敷乃训”，是希望他把自身修习的道理布施教化给国人。○金氏说：这以下是勉励告诫他关于服饰的命令，所谓上公九旒九章的服饰，命谓上公九命，凡是车旗献享的礼节等。宋国作为先王的后裔，可以在先王的庙堂使用天子的礼乐，然而宋公的服饰和命数却不可不谨慎。微子的贤德本不需要告诫，但周王室因武庚之乱而伤痛，为后世考虑，也是为了保全宋国，所以对勉励告诫的话更加详尽。世代享受恩德，万邦作为法式，所谓诸侯宋国和鲁国在这里观察礼制，大概是因为守持先代的礼制，爵位为上公，也是诸侯的倡导者。无斁，是不厌倦的意思。○“乃”以下协韵。○烈祖，是成汤。○“〇”字对应“德”，垂后裔践修厥猷，说衍于不替，这就是所以“〇”之的原因。有民，指东夏的民众；律者，是有作为范式的。世世享德，是说微子作为受封的始祖，而创业垂统，以遗留给后人。因为武庚断绝了世系而对他深怀期望。万邦，指诸侯而言，大概是因为爵位为上公，礼制守持先代，万邦诸侯将视其为法则。○“毗一人”对应“对蕃王室”；“世享德”对应“〇烈祖”；“式万邦”对应“律有民”；“有周无斁”对应“永绥厥位”，意思又进一步，有人认为通承上面七句是不对的。林氏认为观察成王告诫微子的言语，必定没有赐予周公天子礼乐的事情，确实如此。

唉！前往吧！只有美好的政事不要废弃，我命令你前往你的国家，使政事美好。这是总括全篇的大意，旧说以“敷训慎服命”来解释，解说的人浅陋啊。

微子的事迹，详见《商书·微子篇》。至于受封的事情，解说的人多说是武王攻克殷商，封武庚于殷墟，封微子于宋。《乐记》说武王下车后，把殷的后人安置在宋，这是对的。等到武庚因叛乱被诛杀，成王又在宋国，建立微子为上公，以奉祀成汤。这篇文章大概是重申命令的书，不是初次封国的书。我认为这也是不信任经书而信任传记的过错。《微子》篇记载了三位仁人相互咨询回答的话，很明白了。诏令王子出逃，我不做臣仆。这是箕子与微子自我安定的道义，而希望人自我奉献给先王的。如果武王攻克殷商，微子就前往军门而受封于宋，怎么能称为微子呢？况且那时，宗国沦亡的悲痛正深，为什么急于抱着祭器自我归附呢？知道没有自我归附的事情，也就没有与武庚一同受封的事情了。成汤的祭祀不可没有奉祀，武王已经立了武庚了。《乐记》所说的初下车安置殷后者的，是武庚。说“在宋”，是错的。推原微子初出逃的意思，如果不见杀而身体存活，那么宗祀就有寄托，难道说必定有日后的爵位封赏吗？他的“不做臣仆”与箕子实为一心。终武王之世，微子没有爵位，大概武王也成全他的志向而不轻易使他屈服。因此知道箕子也没有受封于朝鲜的事情。箕子已经说“不做臣仆”，受封朝鲜就是臣子了。观察《洪范》称“商祀”“称王”“访子箕子”，中间说“汝”说“乃”，都以师礼尊重而不以臣下对待，明显验证了箕子既不屈服，武王也应当成全他的高蹈，或许曾居住在朝鲜而非受封。○朝鲜在周朝，应当在荒服之外，恐怕不是周的疆土。箕子居住在那里，东夷被教化。如果认为受封则不可。朝鲜既然不是周的疆土，箕子既然不可臣服武王，为什么要取虚名而封他呢？封了他也不会接受。○《汉书·地理志》说：“殷道衰微，箕子前往朝鲜”，不说受封。只有《史记》说：“武王伐纣，封箕子于朝鲜。”司马迁多有错误，应当以《汉书》为准。

尚书日记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日记卷十一 明 王樵 撰《康诰》

朱熹说：“《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是武王的书无疑。只因为误把《洛诰》书首一段放在《康诰》之前，所以把它叙述在《大诰》《多士》《多方》之后。”问：“这样那么封康叔在武庚未叛之前了吗？”回答说：“想是同时。商畿千里，纣的土地也很广大，所封的必定不止两三个国家。”○金氏说：“查考《逸周书》，武王分封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