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日记卷十

译康叔，大概是按次序受封的。起初，管叔、蔡叔被派去监视殷商遗民，后来殷商京畿内的诸侯有不服从的，便分兵讨伐并俘虏了他们。于是把卫国封给康叔，把霍地封给叔处。孟子认为管叔监视殷商却导致殷商叛乱，是周公的过错；既然有康叔这样的贤人却不任用，这难道不是周公的过错吗？」回答说：「凡是封在殷商废墟的，都是监视殷商的人。后来只有管叔、蔡叔、霍叔三人叛乱，所以只称他们为‘三监’。其实康叔也是监视殷商的。」○有人问：「《书序》和孔氏认为《康诰》是成王发布的文告，而您却说是武王发布的，这是为什么呢？」朱子说：「这是胡氏的说法。我曾经据此进行考证，文中说‘朕弟寡兄’的地方，都是武王的自称，这才符合事理的真实情况，而其他证据也多显示《书序》不可信，由此可见。」○林氏说：「康是康叔未受封时受食采的地方，有人说康是谥号。」○郑氏说：「康叔最初被封在卫国，到他的子孙时才合并了鄘地的土地。王说：‘孟侯，我是你的兄长，你是年幼的弟弟。’」孔氏说：「五侯之长，指的是方伯，让康叔担任这个职位。」

译只有你那显赫伟大的父亲文王，能够彰明德行、谨慎刑罚。所谓谨慎刑罚，是说轻重得当，不随意施加罢了。《左传》说“务去之”的意思，而蔡氏引用它，为什么呢？看下文，起初说谨慎刑罚，接着说用德行来辅助刑罚，最后说不用刑罚而用德行，由此可以看出“务去之”的意思了。大概以刑罚制止刑罚，期望最终没有刑罚，这是自古圣人彰明刑罚的本意啊。后世很少再懂得这个了。孔子说：“古代懂得法律的人，能够减少刑罚，这是根本；后世懂得法律的人，不放过有罪的人，这是末节。”

不敢欺侮鳏夫寡妇。直到你小子封镇守在这东方土地。不敢欺侮鳏夫寡妇，是圣人的心意，看待百姓如同对待受伤的人一样。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这四种人，称为穷苦百姓，尤其应当是君主所应留意关注的。如果用心有疏忽的地方，那就是轻慢忽视了。圣人的心意，恭敬地顾及到鳏夫寡妇，那么就没有远处不到，没有防备不察的了。这是德行的盛大，仁爱的极致。○吕氏说：凡是君道所应当做的，随着所寄托的地方而契合于天理，应当使用的就使用，应当恭敬的就恭敬，应当威严的就威严，各归其分，这就是天心。○不敢欺侮鳏夫寡妇，是仁爱百姓；任用贤能的人，是使能；尊敬贤人，是尊贤，这些都是彰明德行的事情。威严地惩治恶人，是谨慎刑罚的事情。谨慎刑罚的事情，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威严地对待那些应当威严对待的人，那么人没有不畏惧的，刑罚就可以减少了。○君主的德行，没有比爱民更优先的，没有比知人更大的了。所以举出文王的彰明德行，而用这两件事来概括它，运用能力、尊敬贤人、讨伐罪人，一切都听从于天理罢了，没有私意掺杂其中。不是纯粹至公无我的人不能做到。彰明德行和谨慎刑罚，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件事，大概谨慎刑罚也是德行啊。所以传文说：德行显著于百姓。○《左传》得到经文的意思说：彰明德行、谨慎刑罚，是文王用来开创周朝的原因。从“开始开创我华夏”以下，正是这个意思。我常说这些地方最能看出古人解说经书言辞简约而道理明白，最不容易达到。比如《虞书》中的“不违背教导，不废弃事务，不任用凶恶之人”以及这里的“务必推崇它，务必去除它”，文王用来开创周朝，都是用一句话来穷尽意思。又如《大学》解释《淇澳》这首诗，每句只用两个字，说：是道学，是自修，是恂栗，是威仪。至于孔子解说诗，只用在原文上加一两个字，说：绘事后素，说：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所以喜好这种美德，人便醒悟了。○区夏指本国而言，一二邦指邻国而言，西土指一方而言，厥邦厥民指天下的万邦万民而言。显民对应闻于上帝，防肇造对应大命，文王三句防一二邦对应厥邦厥民，以修对应时叙，防造修怙冒时叙，都是从兴起于德化、迁善远罪来说的。○能够彰明德行就契合上天享受德行的心意，能够谨慎刑罚就契合上天好生的心意，所以上天嘉美文王而于是授予他大命。○攻克殷商而教化遍及万邦，本来是武王的事情。武王不自居功劳而归于文王，大概讨伐殷商的罪过，承受拥有殷商的命数，实际上始于文王，武王只是完成这件事罢了。乃寡兄朂正言，已经德行不及文王而勉励完成这件事。所以让你小子封镇守在这东方土地，引出下面恭敬遵循的意思，

王说：“呜呼！封你要思念啊！直到不废弃在王的命令。这里想要康叔彰明德行。现在‘民’这两个字贯穿到最后，近述远稽，都是效法他的彰明德行来治理百姓。凡所说的民，都指卫国一国的百姓。商朝百姓看到文王的儿子来临做诸侯，必定以能够恭敬地叙述文王的事迹来期望他。康叔听父兄的道德之言已经熟练了，一旦出外做诸侯，既离开了父兄的身边，恐怕旧闻不能相承续，而异闻或许有害于正道，所以应当尊崇继承他所听到的，将先王的德言穿在身上而体现于自身。恭敬地叙述继承所听到的不出于家庭，又希望他广泛地向商朝先哲王寻求。大概你现在所去的，是商朝的故地。居住在商朝的土地，治理商朝的百姓，而没有那种德行，将凭什么来保护并且安抚他的百姓呢？商朝贤圣的君主六七次更替，都有老成之人作为辅佐，他们安顿心意、训导百姓都有成法。你应当大为规划，远为效法，也用来安顿你的心意，而知道如何训导百姓。广泛寻求、远思，还在于近代，又希望他向上寻求于古代。像唐尧、虞舜、夏禹，他们的言论行为，有可以听闻而增加我的知识的，有可以遵循而资助我的行为的，你尤其应当另外寻求听闻遵循，来安抚保护他的百姓是可以的。义理无穷，所以近述于今，远稽于古，正因此理都是我心中所固有的，而天是理所从出的。不广博不足以聚集它，而宏大如天。博学以聚集它，集义以生发它，真实积累、用力持久，众理贯通，那么此心之天理所从出的，才开始恢廓而有余用。不这样不足以说得心。既得心，那么心广体胖，行动没有违背礼，而德行在身，才开始显得从容而有余裕。不这样不足以说有所身。彰明德行到此，才开始为不废弃在王的命令。如果德行未到此，那么所谓恭敬遵循、广泛寻求、远思、另外寻求的，还是虚言，而将期望于保护安抚、安顿心意、知道训导就难了。这难道是王命令你的意思吗？”○只有尊崇所听到的而不忘，就是继承他所听到的。忘就是间断了。继承，是继续不间断。衣德言德言，就是所听到的。衣，是体现于自身。下文“闻由”二字，“闻”就是继承所听到的，“由”就是衣德言。○“保又康保”中都含有安顿心意、知道训导的意思，盖

译这三者是互相印证的。○关于“宏于天”的解释，蔡氏实际上是秉承程子《易传》的意思。《易经》说：“天在山中，是大畜卦。君子因此要多识记前人的言论和往日的行为，来蓄养自己的德行。”程子说：“天是最广大的，却蕴藏在山中，这是蓄养至大之物的象征。君子观察这一卦象，以扩大自己的蕴蓄。人的蕴蓄，是通过学问而扩大的。在于多听闻古代圣贤的言论和行为，考察他们的行迹以观察其实际应用，审察他们的言论以探求其内心，认识并掌握这些，用来蓄养成自己的德行，这才是大畜卦的含义。我认为大畜，就是所说的‘宏于天’。天，是理所从出的本源，而我们心的本体无所不包。考察行迹而知道古人如何致用，审察言论而得知古人如何用心，积累得多了，以至于某一天豁然贯通，这才可以说得上是‘宏于天’了。○金氏说：‘宏于天’，荀子引用这句话时写作‘宏覆于天’，其中的义理无穷无尽。康叔本于自家的学术传统，参酌国家的旧俗，并且又远求古代先哲的智慧，那么他用来安抚百姓的方法，可以说是‘宏于天’了。德行在我自身，贯通浑全，行动有余力，这就叫做能够不废弃王命。按，这也是一说。

译王说：“唉！小儿子封啊！百姓的病痛忧患到了，你要努力还是不努力，去体察这些病痛忧患就在你自己身上呢？各家认为这是让你做侯国君主，并不是为了让你富贵。风俗顽劣，责任重大，是把劳苦加在你身上了。这难道不是要恭敬吗？这种解释似乎顺理成章，但不如蔡沈的传注从‘保民’的角度来说更为亲切。君主与百姓的关系，如果只以尊贵高傲自居，看待百姓的喜乐忧患就不会切身相关。必须真正知道百姓是自己的百姓，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才能说体察病痛忧患而回答说‘要恭敬啊’。恭敬就是这颗心常常清醒而没有不觉察的时候，一旦疏忽就会昏昧，觉得隔着一层膜之外的事与自己无关了。皇天的威严不可测度却有常理，为什么呢？因为真诚就会辅助它。人情虽然大体可见，容易了解，但天然难以保全的是小民。他们有情有欲，容易怨恨、容易叹息，就像婴儿一样，不容易体察。所以能知道他们的疾苦而体察他们的情欲，关键在于上位者的心尽不尽？你前往那里要尽心，不要自安而喜好安逸享乐，这就是你安抚百姓的方法。文王从早朝直到中午，顾不上吃饭，用来使万民和谐。这件事难道是那些自安而喜好安逸享乐的人所能办到的吗？我听说：‘怨恨不在于事情大，也不在于事情小，只在于是否顺理、是否勉力去做罢了。如果不顺理、不勉力去做，即使小事也足以招致怨恨，何况大事呢？凡事没有不是由小积累而成大的，所以没有小事是不应当警戒的。这就是应当尽心的原因。尽心就得到了体察病痛忧患而恭敬的方法，那么难以保全的小民就不显得难以保全了，治理百姓的方法就在这里了。如果一事不顺理，一时不勉力，就是一处心失去了照管，这难道是尽心的方法吗？”

“唉！你只是个小儿子，直到天命使百姓更新。唉！你只是个小儿子，你知道你所专重的事了吗？只用德行教化百姓，而不依赖刑罚来治理，这是上位者的德意。应当推广这种德意，来安抚保全殷朝的百姓，以此来帮助我安定天命，并使百姓更新。大概我承受文王所受的命，就有安定的责任；我承受文王所治理的百姓，就有使他们更新的责任。这都是在于殷民已经教化之后，通过你所做的事来帮助我；通过我所承担的责任而依赖你。这是寄托的重大，期望的深远啊。○蔡传说：这是说明德的终结。按明德是自我更新，新民是把明德彰明于天下。德在天下达到极明，才算尽，所以说这是明德的终结。”

王说：“唉！封啊，你要恭敬地明察你的刑罚。直到那时你不可以杀人，这是下面想让康叔谨慎用刑。使百姓更新在于德行，但人情的趋向，不容易统一，刑罚也不可废除。所以说谨慎用刑的方法，以恭敬明察法意为先，‘式尔适尔’，就像现在法律所说的故意和过失。人有小罪以下，这里假设甲乙二人，都犯了死罪，来议论他们的轻重。说比如甲犯了罪，虽然比乙小，但他的情罪出于故意，是怙恶不悛、自作不法，用意如此，虽然罪小，却不可以不杀。又如乙犯了罪，虽然比甲大，但他的情本不是怙恶不悛，只是过失，或是被人误导，偶尔如此，既然服罪坦白，就不可以杀。过失之中，过失由自己产生为‘过’，从外部到来为‘灾’。这一章就是《虞书》‘过灾肆赦，怙终贼刑，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的意思。但《虞书》所说的‘肆赦’与‘宥’，是降等处罚的意思，不是直接免除。所说的‘刑’，是随其罪行制定轻重，不是全都杀死。这一章一处说‘不可以不杀’，一处说‘不可以杀’，这是以罪至于死刑的情况来说，以此类推其余，不是说罪不至死但只有怙恶不悛之情的人都可杀。这条是用法的权衡，五刑所属三千条断例，不知道这个而能恭敬明察的，从来没有过。所以首先说它。○‘敬明乃罚’一句是纲领，下面举出刑罚的两端，以显示例证有次序。‘大明服’以下，则是说恭敬明察的具体事项。”

王说：“唉！封啊，要有次序，时机到了，百姓就会安康。又有次序，是说五刑的条款，轻重各有伦常次序。‘明’就像‘惟明克允’的明，‘服’就像‘五刑有服’的服。意思是得其情而施之得当，那么百姓自然自我端正而勉力和谐。”传曰：“自己如果不明察而杀人以逞私欲，不也很难吗？”下面以取舍两端，来说明明察服罪的意思。大概百姓不肯完全抛弃过错，是因为上位者徒有法律来防范他们。看待百姓的不善就像疾病在自己身上，那么攻治针砭，无非都是为了德行。用这种心对待百姓，百姓自然知道恶不可为，而完全舍弃他们的过错了。百姓已经防范于恶的，既以去除疾病的心去去除它；百姓尚未防范于恶的，应当以保护婴儿的心去保护他们。婴儿如果无人保护，那么即使有陷阱在前面，踩上去也不知道，这难道是婴儿的罪吗？诚心探求，得到他们未说出口的欲望，制止他们未形成的邪念，为他们做主，全在于保护者。用这种心对待百姓，百姓自然向往善，而没有不安于治理的了。○玩味“三个惟民其”字，分明是三段。○孟子引用“若保赤子”，认为小民无知而犯法，就像婴儿无知而入井，那么分取舍两边是对的。蔡传说：“以保护孩子的心保护善。”“保善”二字须要活看，大概对去除恶而言，凡是情有可恕而宽恕的，都算是保善。○像保护婴儿，是因为他们无知，常以无知来宽恕他们。

译那么，即使有令人愤怒的事情，也没有地方发泄愤怒。像这样，刑罚会有错加的情况吗？会有因案情明了而喜悦的情况吗？这里形容谨慎用罚的心态，详尽地表达了真正圣人的言论。

译如果不是你康叔，刑罚之人、杀害之人，乃至有时甚至割鼻、割耳之人。又“又曰”二字，蔡传认为应当放在“无或刑人杀人”之下，朱熹认为应当放在“非汝封”三字之上，都认为“又曰”二字在句腰位置。依我之意，应当放在句首，与下文“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一例相同。○大小案件都是天讨，不是由你康叔专断的权力。王说：“对外事，你陈述当时的法度作为准则，这殷商的刑罚是有条理可循的。”外事，孔颖达认为是外地诸侯将狱讼之事上报给州牧之官，大概康叔当时担任方伯。林氏认为康叔由外侯入朝担任大司寇，那么内事就是司寇之事，外事就是卫国之事。两种说法都很好，但蔡仲默不采纳，采用陈氏的说法说：外事是有司之事。大概狱讼尚未定案，在有司手中而未上报给康叔的，是有司之事。要囚是狱讼已定案而上报给康叔的，这是康叔之事。有司之事康叔不能全部亲自处理，就陈列其标准，使有司永远知道所坚守的，而他们所效法的，也就是殷商有条理的刑罚罢了。大概卫国地处商朝旧都，周朝继承商朝之后，刑书沿袭，所以兼用其有条理的殷法。殷民习惯已久，如果不是轻重失序，就不必更改。标准既定，康叔亲自处理的，除了要囚、服念、丕蔽之外，其余都交给有司了。○正义说：臬是准限的意思，所以作为法度。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又曰者，是周公重复强调的话。为囚徒寻找生路而不可得，才可以断案，断，即断案。孔氏说：要囚，是说审察其关键供词以断狱。既得其供词，铭记心中思考五六日，乃至十日，乃至三月，才大断之。说必须反复思考，重视刑罚到了极点。欧阳公说：求其生而不得，那么我与死者都无遗憾了。○正义说：说要明取要辞于囚，以思讫事定，所以说才大断之。○今按：要囚之说见于多方，应当以彼说为定。王说：“你陈述当时的法度之事，用刑罚断案遵循殷商的常法。直到说没有违背常理的事，在条定之初，因事而为之法，用法之际，取法以比是事，所以这承接上文说你的听狱既陈述是法与事，必定法与事相当而断以殷之常法了。然而拘泥古法而不通变不可，应当在其中用其义。刑者刑义，杀者杀义，者时之宜也。其取舍固然已经权衡了。然而趋时而徇私又不可，应当勿用以就汝封之意。大概如果不当罪，是移情就私了。然而所谓义者，归于当其罪而已。然而如果自以为当而矜喜之心或生，则怠忽之心将乘之了。刑杀所由以不中也，所以使尽顺于义。曰时叙惟曰未有逊事可焉。丘文庄公说：刑杀关乎民命，一人负冤，天地为之感动，阴阳为之失和，怎么可以轻忽呢。武王欲康叔之心，常常不足已逊，而犹曰未逊已尽而常如未尽，则不敢轻视民命而苟具狱辞，刑杀无不中者矣。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平日之处心，又用刑之本也。慈祥恻怛之人，用刑则能虚心察情而以义处法，当于人心合于天意。吕刑所谓惟良折狱也。苟无是心，则虽悉其聪明得其情实，以言乎不失有罪则可耳，以言乎若有疾，能使民毕弃咎则难矣。人谓康叔深于法，不知武王取之正以其心之良尔。正义说：言汝心最善，汝心既善，我心我德惟汝所悉知也。○下文言用罚之事，元恶大憝一也，不率大戞二也，皆因商俗而用惩恶之重典故。于此先发其良心，欲其以此心为用，罚之本也。

凡民自得罪至罔弗憝，此武王举一端以为例也。岂不见凡民自犯罪作孽，非人防之也？为寇攘奸宄，杀人颠越人以取其货，颠越谓不死而伤于取也。如昼尔于茅之于睯，不畏死，言其心强狠，殊不畏死也。罔弗憝，言如此之人众所共恶也。刑法加焉，非庸以次汝封也。刑加乎自犯之罪也。凡所用法皆然，则契公理矣。所刑非人所共恶，是移法就已也。

王说：“封元恶大憝，至刑兹无赦。寇攘奸宄，固为大恶，而大可恶矣。然而民所以至此者，先由不孝不弟始。有子尝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由是言之，伦理不明，而父子兄弟之间，先悖理伤道之事多，固作乱之所由出也。为人上者，若视为泛常而不甚恶，则何以正化源而止乱萌乎？故子而有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父而有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弟；而有弗念天显，而弗克恭厥兄；兄而有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者，皆文王之刑所不赦也。使是四者而不于我政人得罪焉，则民将视为当然，而天与我民彞，必至于大泯乱。盖父子兄弟之间，更有人所

译这是不忍心说出口的话了。○本文“矧”字的含义要能辨认出来。因为杀人劫财的盗贼，固然罪当死且不可赦免，但涉及伦理纲常的事，尤其应当加以重视。因为这正是教化的根本所在。如今法律中，控告、咒骂祖父母、父母、公婆，分家异财，奉养有缺，居丧期间嫁娶，听到丧事不举哀，以及殴打、控告大功以上的尊长、小功尊属，都列入十恶，即使大赦也不予宽恕。如果论罪行的轻重，其中难道没有比杀人劫财更轻的吗？只是因为这些事关乎伦理，所以强盗不列入十恶，而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却列入十恶。由此看来，就知道经文中“矧”字的含义了。○乡里间的平民百姓，稍微知道是非黑白的人，不肯做穿墙挖洞偷窃的事，至于父子兄弟之间的常道，却往往违背，自以为没有伤害。风俗因此败坏，争斗混乱因此兴起。这才知道文王制定刑罚，所考虑的是长远的影响。但这也是在预先进行教化养育之后，惩治那些怙恶不悛的人罢了。如果教化养育没有平时积累，而仅仅以不放过有罪的人为明智，那么法律就成了猎取百姓并灭绝他们的工具。○圣人的治理，以常伦为最紧急的任务。所谓明德，就是彰明这个罢了；所谓慎罚，就是辅助这个罢了。○吕氏说：“前面说殷代的刑罚叫‘彝’，这里说文王的刑罚叫‘作’。殷代的法律是常行的罢了。经过纣王的恶政，人伦废坏，文王忧虑于维持纲常的法律，一定有创立之处。《周礼》大司徒有不孝不悌的刑罚，难道就是他所创立的吗？所以常事使用殷代的刑罚，人伦之际，则使用文王的刑罚，这是拨乱反正的方法。”○按孟子曾引用“杀越人于货，愍不畏死”，认为是不等待教化就诛杀的人。这是不等待教化就诛杀，那么由文王制定刑罚的，是针对教化后仍不改正的人，可以知道了。看舜将蛮夷扰乱华夏、寇贼奸宄，交给皋陶，这是元恶大憝，直接命令皋陶刑罚他们罢了。至于百姓不亲，五伦不顺，则交给契。不因为他们不亲不顺就立刻愤怒憎恶他们，而是教化他们。教化他们而又在于宽厚，那么文王的刑罚，其先后次序就可以知道了。先儒不明白这一点，所以这一章的说法多不相同。现在记录苏氏的说法以及朱子、真西山评论他的话在后面。○苏氏说：商纣之后，三监的时代，商人父子兄弟以互相残虐为习俗。周公的意思，大概是说：孝友，是百姓的天性。不孝不友，一定有使之如此的原因。子弟固然有罪，父兄难道没有过错吗？所以说：凡百姓有自弃于奸宄的，这固然是元恶大憝了，是刑政所治理的。至于父子兄弟互相为逆乱，那么治理应当有道，不可与寇攘同法。我将教诲他的儿子说：“你不顺从父亲，事情难道不大大伤害父亲的心吗？”又教诲他的父亲说：“这不是你的儿子吗？为什么憎恨得这么深呢？”又教诲他的弟弟说：“长幼是天命，难道可以不顺从吗？”又教诲他的哥哥说：“这是你的弟弟，难道不念父母养育的辛劳悲哀吗？”人不是木石禽兽，稍微给予时间，等待他的善心油然而生，没有不成为君子的。我独自哀怜这些人，不幸而在三监的时代得罪，不在正人之手得罪。天赋予百姓五常之性，而官吏不知训导，以大乱，于是逼迫并催促他们说：“你赶快遵循文王制定的刑罚，刑罚这些人不赦免。”那么百姓将避罪不暇，而父子兄弟更加互相忿怒乖戾，以至于贼杀而后已，即使大戞击痛伤之，百姓也不会顺从。○张氏说：东坡的议论，真有补于教化者。从前鲁国有父子诉讼的，孔子把他关在监狱三个月，等待他悔悟而释放他，其意正与此合。大概父子兄弟的诉讼，不与凡民同，应当有教化以感动他，使他自悔悟，知道出于天性可以。如果一律以法断之，那么用一个法吏就够了，不必我们儒者了。○朱子说：苏氏的说法，惩戒王氏的弊端，一概以宽为说，不是先王刑人正法的意思。○真氏说：朱子的话恰当，然而苏说也不可废弃。○正义说：父子尊卑异等，所以叫孝名。上不通于下，兄弟虽然有长幼，而同伦，所以共友名。不率大戞，至速由兹义，率杀不率大戞。一句或以属上，或以属下，不胜异说。以文势考之，属下为优。大概这一节去掉这一句，那么“矧”字无所承接了。不率指不孝不友也。看寇攘奸宄，目之为元恶；不孝不友，目之为不率。不率者，不率教也。那么不待教而诛，与教之不改而后诛之的意思，经已有明文了。只是人们忽略罢了。庶子，官名，掌正公族教训公卿子弟者也。外指卫而言，下外正同正官之人。若周礼三百六十职之长，小臣有符节。若为官行文书而有符，如今之印章，非行道之符节也。乃别播敷造民大誉者，商人安于薄俗，不知伦纪之重，习以为常。为之官长师帅者，若以修明教化为迂，不敷先王之正教，而别播敷以诳炫愚俗，徇其苟且自恣之心，以邀其大誉，岂非不体上心，不用上令，而病其君乎？是乃长恶于下，我之所深恶也。你赶快遵循这个义理来率领诛杀可以了。

译这其中的道理在于，周文王时还没有这样的法规，周武王制定了这条义理，认为应当处死。因为上位者是下位者的引导者，人们只知道风俗在下层败坏，却不知道其根源在于上层，所以引导恶行的罪责，不得不加重惩罚。

译只有君主和长官，竟然用不合德行的方式来治理。这里的君主和长官指的是康叔，能够像《左传》所说的那样不能管好他的大夫，至于君主和祖母能够管好臣下的，是百姓的表率，所以责备百姓不孝顺、不友爱，其根源在于臣下。君主是臣下的表率，所以责备臣下不忠诚，其根源又在于君主。君主自身端正，就能管好他的家人，这就是所说的修身而后家齐。能够管好小臣和外面的正直之人，这就是所说的只有臣下恭敬顺从，哪里还需要借助威势和暴虐，而用不合德行的方式呢？只有君主不能胜任，君主和长官不能胜任长官的职责，于是对家人无可奈何，对小臣和外面的正直之人也无可奈何。于是只凭威势和暴虐，大大违背王的命令，想要用不合德行的方式，又不可得。小臣就是小臣，各节中的外正就是庶子训导的人，都是正直的人。○像这样的君主，难道没有原因吗？文王说：“这是用来商议惩罚的道理吗？”

你们也没有不能恭敬遵守常典的，直到让我一人高兴。法度从古代流传到我周朝，规划得极其精细完备，都是上天讨伐罪恶不可改变的定理，国家的常典。你们也没有不能恭敬遵守的。由此寻求使百姓富裕的方法，所谓富裕，是用常典辅助教化，本意是让百姓知道趋向和回避，从容地处于德行的教化之中，而不是用严厉苛刻的手段。只有文王的恭敬和戒惧之心，才是使百姓富裕的方法。文王看待百姓如同受伤一般，不急于归咎，不兼管众多的狱讼，不敢自以为知道这些，只怕出错，这是恭敬戒惧到了极点。于是使百姓富裕说：“我只有达到文王那样的境界，才能让我一人高兴。”所谓达到，是说像文王那样恭敬戒惧。恭敬像文王，戒惧像文王，所以没有事后失悔，而亿万百姓都赖以生存。恭敬常典的人知道以这种心为法则，只怕达不到，大概可以说使百姓富裕了。○这是显示慎重刑罚的标准。文王能够彰明德行，说其实质是“恭敬止于至善”；能够慎重刑罚，说其要点是“恭敬戒惧”。后世想要彰明德行、慎重刑罚的人，效法文王就可以了。○彰明德行以造就新人，最终归结于此；慎重刑罚以恭敬戒惧最终归结于此，是因为彰明德行是从内心验证到外面，慎重刑罚是从外面根本于内心。

王说：“封，只有百姓走上吉祥安康的道路，如果不走上这条路，就没有政令在他的国家。”这是想要他用德行来使用刑罚。吕氏说：“我明察思考，发现治理百姓一定要开导他们走向吉祥安康。”林氏说：“尧舜时代的百姓仁爱长寿，桀纣时代的百姓鄙陋夭折，不是他们自己这样的。上面的人开导他们，是因为用正道还是非正道的缘故。”真氏说：“那么想要引导百姓走向吉祥安康，怎么做呢？只有对于殷商先哲王用德行来使百姓安康治理的，兴起并寻求它罢了。大概殷商先哲王所做的，无非是引导百姓走向吉祥安康的道理。用仁义引导，百姓就趋向仁义；用孝悌引导，百姓就趋向孝悌，这就是所说的吉祥安康。政令是用来端正百姓的，不能引导百姓使他们知道所去的方向，还有什么政令可言？大概古代所说的政令，是包含教化而言的；后世所说的政令，是脱离教化而言的。”按真氏将“康乂民”归属于殷商先哲王以“作为”起头，与蔡传的解说稍有不同，但辞义更加明快。

王说：“封，我只有不可不鉴戒，何况说它还能显扬闻达于天。”张氏说：“我不可不鉴戒文王彰明德行、慎重刑罚的意思，而告诉你。上面所告诉的都是这样，德行的学说，刑罚的执行，都已经告诉康叔了。”○邹氏说：“按蔡传只解释‘今惟民不静’以下，大概上面四句原本自成一章，自有传文后来遗失了传文，所以就把经文合到下一章了。下一章传首有‘人言’二字可见，现在补上：‘说我不可不监视文王的彰明德行、慎重刑罚，所以告诉你德行的学说，让你在执行刑罚时使用德行，那么哀怜而不滥杀，这就是所说的以德行使用刑罚。’戾止也。又说百姓不安静等等。○我只有不可不监视古义，所以告诉你德行的学说在刑罚执行的时候，大概想要用德行来使用刑罚，而不是用刑罚来执行刑罚。现在只有百姓不安静，没有安定他们的心，引导他们虽然多次，还是没有统一。百姓不安静不统一，上天将不怪罪百姓而怪罪引导百姓的人，我不应当怨恨。只有百姓的罪责不在大与多，如果有罪责，在于我一人。何况说旧有的恶习，它还能显扬闻达于天吗？”

王说：“唉！封，恭敬啊！不要制造怨恨，直到不让你瑕疵灭绝。这是想要他不用刑罚而用德行。制造怨恨，不是谋划，不是常道，都是用德行和刑罚相互对照。说任用刑罚而不任用德行，这就是制造怨恨，这就是不是谋划，这就是不是常道，不可不警戒。只有用诚意决断，大法古人的敏捷德行，就是敬顺文王，广泛寻求殷商先哲王之类的是这样的。古人的德行，由敏捷而成为法度。古道的做法，才怠慢悠游，就不成事，必须把圣人作为必定可以达到的，古时的治理作为必定可以恢复的，果然实行它，确实坚守它，然后可以说有诚意了。古人的敏捷德行，心本来安于所止，德行本来考察于中正，谋划本来出于远大，而我的心则未必安，德行则未必中正，谋划则未必远大。所以用来安定你的心，是说安于义理而不被非分的念头动摇；省察你的德行，是说知道不足，勉力做到所不及的；远大你的谋划，是说以最高境界自我期许，而不以近小自我限制。一心于德行，而宽裕不逼迫，等待百姓自我安定。像这样，就不会让你瑕疵而弃绝了。○不是谋划不是常道，大概有说百姓难以用德行教化，容易用刑罚制服，如封

译德彞迷惑太宗，那么太宗内心必定无法安宁，必定无暇反省自己的德行，所制定的谋略也就不会深远了。只有以真诚的心意决断，效法古人敏捷的德行，使这颗心只安于义理，而没有能够使其动摇的因素，常常用来反省自己的德行，并知道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那么他的谋略就会远大，不再有错误谋略的混杂，这就是正道，是使百姓安宁的宽厚之道。刑罚并不是宽厚，但在恭敬地执行法典之中蕴含着宽厚待民的道理，所以说“于是通过宽厚来安定百姓，道德本来就是宽厚的”。纯粹运用道德教化，百姓自然安定，所以说“用宽厚来安定百姓”。欧阳氏论述教化，说以不懈怠的态度等待长久的功效，说的就是宽厚待民以安民的道理。○按语：明德慎罚，起初是将两件事分开来说，其实慎罚也是德，所以最后说以德来运用刑罚。然而说“运用刑罚”，那么刑罚仍然未能完全废除，刑罚的期望在于没有刑罚，一定要达到不再使用刑罚才是极致，所以最后说不用刑罚而用德，这是这一篇的大意。蔡传引用《左传》“务崇务去”的说法，最得要领。

译周武王说：“唉！因此你们这些年轻人，封，要最终使殷商的百姓世代享受福祉。最后用天命和殷商百姓来总结。”○起初说因为文王的德行而获得天命和民心，因此你们年轻人封得以在此东方土地，承受天命和殷商百姓的寄托，再以此辅助君王安守天命，以教化新民的期望来期许他。所以这里再次用天命和殷商百姓来总结。殄享（断绝祭祀）、世享（世代享受），是相对而言的。上面从天命来说，希望他明白，于是又命令他提高听闻，安抚他的百姓，以保有天命而不致断绝祭祀。下面从殷商百姓来说，希望他不废弃敬重常法，听从我的告诫，以保有殷商百姓而世代享受福祉。○明服命与防子相同，是特意插入说“提高听闻”，指篇中所说的“不要轻视百姓”，“安抚”则指天命有常。敬典与“无不敬重常法”相同，交错申说。听从我的告诫，则是总括篇中所说。○陈大猷解释“服命”为所服受的诰命，不对。蔡传明确说：“诸侯国服从命令。”○陈新安解释“不废弃敬重常法”为五典，也不对。这不过是摘取上文的话来申说。如果指五典，那么蔡传应当说“常道”，而不说“常法”了。但敬典实际上兼含明德慎罚而言，德与罚并非截然两件事，必须有文王的敬慎畏惧来守其常法，才称为敬典，而慎罚也都是德。所以说敬典则德与刑都举出来了。

酒诰

孔氏说：康叔监管殷商百姓，殷商百姓受纣王嗜酒风气的影响，所以用戒酒来告诫。诰辞说：在妹邦阐明大命。大命，是谨慎戒酒之命。商纣王沉溺于酒，臣下效仿他。从文王在西土时，已经告诫谨慎各国，告诫教导他的臣下了。等到武王封康叔于卫国，卫国是殷商的故都，旧俗未变，所以武王特作诰辞来告诫他，并交给康叔。妹，古沫字，沫水名，因水得名，地在朝歌以北，即《诗经》所谓“沫之东矣”“沫之乡矣”的地方。○武王的诰辞，上至有位者，下至百姓，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常于饮酒而已，起初并非太严厉而远离人情，又有什么难行而勤于告命如此呢？大概习俗既成，难以立刻革除。看地名朝歌，而墨子回车，墨子岂但厌恶其名吗？大概是对纣王之事有所感触。

乃穆考文王至，亦罔非酒惟辜。穆考只当依世次之义，看《载见》及《访落》之诗，都称武王为昭考。朱传也引《尚书》“穆考”为证，可见。肇国西土，是作为方伯的时候。庶邦庶士、少正御事，都是西土之人。或以上为一方，下为本邦，不对。此处蔡传欠明，全当依孔安国说：“庶邦即众多国君，众士朝臣也。”既然总称为士，那么卿大夫都在内，可知。少正是官的副贰，御事是治事者，因其卑贱更别目之。文王朝夕告诫他们说：“只有祭祀才用此酒。”天之降命，所以使我民置此酒者，是为了祭祀。无酒则无以荐其馨香，不是用来供人酣饮的。后人失其本意，饮而不知节制，天于是而降威。凡我民用，大乱丧德，也无非是酒里做出这般勾当。越小大邦用防，也无非是酒里做出这般罪过，可不戒哉。夫人以饮酒得祸，而曰“天降威”者，天理不在人心之外，顺之则为降命，逆之则为降威。凡食色皆降命也，有节焉，无节而灭天，安得不降威乎？释氏本恶天之降威者，乃欲并与天之降命者去之，则非达道矣。○看“小大邦用防”之语，是戒其国君，则上庶邦中当含有国君在内。

文王诰敎小子至德将无醉。小子，是卿大夫士之少者也。或云卿大夫之子弟。然观下曰“有正有事”，则是有职位之人，非子弟也。文王以其血气未定，尤易纵酒防德，故专诰敎之。以为尔各有官守，其职业不可常于酒。越庶国之小子饮，皆惟祀而后可。虽祀而饮，然亦必以德将之，无至于醉也。观此露“庶国”字，则上“小子”是本国可知。本国之臣，但告其小子者，老成人不待以酒为戒也。祀兹酒者，祭祀始用酒也。用酒以祼献，非为人之饮也。饮惟祀者，人得饮酒，惟祭祀之时也。饮以歆神之赐，非以为酣醟也。若饮不惟祀，则为彞酒，而非天降命之意矣。然酒不但饮之有时，即以时而饮，亦当以德将之，而不使至于醉。将持也，德将者，心志有所操存，而不为物所胜也。若无德以将之，小或乱其血气，大或至于乱志防德矣。○大凡志常帅气，则不为物所胜，不但饮酒也。惟曰“我民廸小子至小子惟一”，既告其有位者，又告其民，以为我民训导其子孙。惟土物是爱，土物稼穑也，惟此是爱，则非僻之念无自而生。惰民始于不爱土物，遂有他慕，厥心之所以不藏也。子孙当聪听祖考之常训，训之常则入于耳者

译仔细聆听而能明辨，是因为心志专一。那些当时饮酒的人，起初必定说这与大道理无关，却不知因为认为它是小事而不加戒备，必然导致放纵而不停止，以至于损害德行、危害国家，这难道是小的过失吗？知道沉湎于酒不是小过失，就知道谨慎对待酒不是小德行了。所以，无论是小德还是大德，只有同等看待之后才可以。○人之所以成为人，哪样比身心和职业更重要呢？如果不是喜好快乐而不荒废正事，很少有人不忽视小而忘记大的。所以《蟋蟀》这首诗说：“不要过于安乐，要想着自己的职责。”喜好快乐而不荒废，贤良之士警惕谨慎。正在宴饮快乐时便立刻互相告诫说：“不是过于快乐了吗？何不也顾念一下自己的职责所在呢？”喜好快乐而不荒废，不正是贤良之士警惕谨慎的样子吗？警惕谨慎地回顾，唯恐损害身心，妨碍职业。贤良之士的心志大概就是这样。这就是所谓小德大德同等看待的道理。○孔子说：“不被酒所困扰。”孟子说：“禹厌恶沉湎于酒，这是圣人在谨慎对待酒方面的表现。果真可以用大小来区分吗？”因此，道理没有大小之分，圣人实行它都是至善；没有大小之分，君子遵循它都是吉祥；恶行没有大小之分，常人戒除它都是善行。○林氏说：“孔子说‘不有博奕’，大概是让百姓吃饱整天，不用心思考，那么邪僻的心思就会侵入。所以让百姓不贪恋酒，如果不是有事让他们勤勉工作，就不行。”

译妹土继承你的股肱之臣，从洗腆开始，致力于用酒。这是武王教导妹土百姓的话。嗣续纯大，开始勤勉地服侍。说妹土的百姓长久沾染沉湎的习俗，从今应当继承你的四肢之力，大力治理黍稷之事，奔走侍奉父兄，这是下民的本分，竭力耕田，共同尽到子女的职分罢了。哪有空闲去纵酒呢？勤于生计，劝勉事业，念头不至于酒；不从事田间耕作，心思无所寄托，就一定会趋向于酒了。农、商都是百姓的职业，努力根本，不妨兼事末业，或者敏于贸易，驾车牛远出经商，用所得孝敬父母，父母欢乐，才可以自我洗腆而用酒。洗是洁净，腆是丰厚。致用酒，是向父母致庆而用酒。

庶士有正，直到永远不忘在王家。这是武王教导妹土臣下的话。正、伯都是长官。称君子是尊称。典听我的教导，典是常道。百姓担心他们不省察，所以说聪听；臣下担心他们容易遗忘，所以说典听。羞是供养。古代养老有四种：在太学供养国老，在小学供养庶老。国老是有爵位有德行的老人，庶老是普通百姓的老人，以及子孙为国难而死者的父祖。只有君主你才能饮食醉饱，这是养老君主的恩惠。不敢不醉饱，是荣耀君主的命令。你才可以饮食直到醉饱。圣人开启饮酒之门不过三件事：父母庆贺用酒，养老用酒，祭祀用酒。而祭祀是为了侍奉神明，其道尤其艰难。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尤其难以言说。所以丕惟说：你能常常反观内省，使念头和行为都符合中正之德，而没有放逸的邪念，才可以面对神明。你在这庶防能进馈祀以侍奉神明。神祗享用，你才可以自我介助而用燕乐。介是副。说祭祀而祼献的是正，祭毕而饮福燕毛的是副。表明酒不是为了燕饮而设。你这样才确实是为王治事的臣子。这样也唯有天顺其元德，永远不忘在王家了。○不是以臣人的职分仅限于羞耉馈祀两件事，正是以饮惟祀，饮惟羞耉，说他们没有常酒。谨酒如此才确实是为王治事的臣子，以职业不旷废而言。天也顺其元德，以身心不放逸而言。谨酒而身心不放逸，志气清明，德之所居，福之所向，所以以元德赞之，以天若许之。王说：封，我西土，帮助前往邦君御事小子，直到能接受殷的命。文王的教导上文所述是也。邦君御事能用祀兹酒的教导，小子能用无彞酒的教导，所以我直到今天能接受殷的命。文王毖酒的教导其大如此。夫西土的臣下用文王教导，其效既如此，那么妹土的臣下用武王教导，岂不足以保有禄位哉。○真氏说：夫有司之不湎酒于天命何预，而王乃以克受商命为职，此之由何邪？但观幽厉陈隋之朝，上下沉酣以坠失天命，则谨酒受命复何疑哉。

王说：“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直到矧曰，其敢崇饮？”凡说“我闻惟曰”者，“我闻殷惟以敬畏而兴，我闻殷亦惟以荒腆而亡。”周受殷命，卫居殷墟，所以举殷代以酒兴亡为戒。殷先哲王，是汤。廸畏者，畏之而见于行也。天显，即天之明命。畏天之明命，而所行不敢少有违越，则可谓廸畏天显矣。畏小民之难保，而所行一不敢拂乎民心之公，则可谓廸畏小民矣。畏天命者鲜矣。畏民与畏天并言，则又圣人之防防也。经德秉哲，廸畏之实也。经其德而不变，所谓日新又新也。制心制事，一有常功。汤之处已如此，此所以严其心之所自出，而上不愧于天；谨其心之所由施，而下无失于民者也。秉其哲而不惑，所谓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也。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汤之用人如此，此所以天工无旷，而上有所承；民德式敷，而下有所寄者也。○自成汤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则为君者同一敬畏之心；惟御事棐有恭，则为臣者同一敬畏之心。○成王顾经德言畏相，顾秉哲言成王，如太甲之克终允德，太戊天命自度，高宗恭黙思道之类；畏相如太甲之听于伊尹，高宗之学于甘盘，纳诲于傅説之类。○君以论相为职，相以正君为职。求其正已而非求其适已，取其可畏而非取其可爱，则能畏相矣。正君者，以献可替否为事，而不以趋和承意为能；以经世宰物为心，而不以容身固宠为术，则厥棐有恭矣。○御事亦通指汤及后王而言，如伊尹以不克尧舜其君为耻，傅説以克绍乃辟于先王，永绥民自任之类。御事，尹人皆相之别称。○真氏说：此章乃一篇根本，凡人敬则不纵欲，纵欲则不敬。殷之君臣既一于敬矣，举天下之物不足以动之，况荒败于酒乎？此正天理人欲

译事物相互消长变化的微妙契机，求学的人应当深入体味。

译越是在外服任职，以及恭敬奉行王命的诸侯，是承接上文“君”与“御事”而言的。服，即职事。内服、外服，指内外治理事务的大臣。侯、甸、男、卫，是诸侯。邦伯，是诸侯中的首领。两般人、庶尹直至里居，是五类人。“百僚”二字，是内服五类人的总称。冠盖因御事，是百僚中的首领。上文提到御事，这里提到内服，则断定是从庶僚以下，所以用“百僚”二字冠之，是相对于上文“御事”而言的。庶尹，是官职中的正职。亚，是其副职。惟服宗工，指担任尊官职务的人，又次一等。国中百姓，指受赐族姓的家族。里居，指不在官位而居家的人。这五类，都是内服之人，不敢沉湎于酒。通观上文“在外”、“在内”，无论有职无职，都包括在内。不敢，是因为有所畏惧，畏惧之心一旦松懈，就会有时放纵。不暇，是因为有所事务，事务既专一，就没有空闲饮酒。下文具体说明所从事的事务，说：“只是想要辅助成就王德的显明，以及尹人恭敬奉行王命罢了。”成王，是承接上文“成王”而言。祗辟，是承接上文“有恭”而言，是说当时内外大臣同心承奉君相之意，想要成就其美德，达到了这样的程度。

我听说也只不过说：后来的嗣王沉湎于酒，直至自我招致罪过。一放纵饮酒就玩忽而不知畏惧，天命虽然可畏，酣饮则无暇顾及小民；天命虽然可畏，酣饮则无暇体恤了。○祗保越怨，不改变“越”字，训释于吕氏曰：先王恭敬保持其美德，后王恭敬保持其怨恨。愚按：宋哲宗、徽宗以青苗、市易之法为圣政而继承沿袭，所谓祗保于怨不易者，是用燕防之义，方于丧威仪为切。○人没有不痛惜其将亡，而受益荒腆于酒，不思自我节制其安逸。逸字有二：有安逸之逸，有纵逸之逸，此不自息者乃纵欲之逸也。○苏氏曰：其心为酒所驱使，忿疾强狠，不再畏惧死亡。真氏曰：看现在的小人，一醉之后，水火可入，白刃可蹈，则受之情状可知矣。愚谓颠防者无不疾狠，不待为酒所使也，不醉而怒曰奰。○罹，说文：心忧也，虽及国灭，无忧。○不惟明德之馨香，祀以升闻于天，惟有民之怨气，及羣酣于酒之腥秽，闻于上而已。○天降丧于殷，无爱于殷，惟逸之故，非天不慈，惟民自速罪尔。民指商之君臣，对上天而言，皆民也。

王说：“我不只是像这样多所告诫，直至大监抚于时。”正义曰：“既陈述殷之兴，言我不只是像这样徒多出言以告诫你而已。古人有言说：‘人不要在水边照鉴，应当在民中照鉴。以水照鉴，只见己形；以民照鉴，知成败故也。’以须民监之故，今殷纣无道，坠失其天命，我其可不大视以为戒，抚安天下于今时也。○邵文庄公曰：‘物妍则妍，物媸则媸，是谓水监；人得则德，人失则怨，是谓民监。监妍媸于水，监得失于民。’○蔡泽説应侯曰：‘监于水者，见面之容；监于人者，知吉与凶。’”

我只说：“你们要力戒谨慎殷之贤臣，直至况且你们刚制于酒？”劼，用力也。劼毖者，力戒谨之，使不沉湎于酒也。殷献臣，殷之故家遗族，所谓殷士肤敏者也。首言之者，人望所在，故武王敎康叔瑟殷，周公敎成王治洛【其大惇典殷献民】皆欲以是为始也。此文在侯甸男卫之上，则凡殷之贤臣居于殷墟者皆是也。侯甸男卫，则康叔所统之诸侯也。得劼毖之，与文王诰庶邦同义。既曰献臣，何待于劼毖？盖殷俗染溺已深，恐贤者亦有所未免，故敎众人自贤者始。贤者化，则人无不化矣。自太史友以下，则皆卫臣也。敎卫臣，则自贵者始。贵者化，则人无不服矣。太史、内史皆曰“友”者，文史之官，君之所賔友也。再举献臣，则贤臣之在卫国者。百僚大臣，泛言之；至于特举其官，则以其尤重耳。下文有事有畴，则宗工中之尤重者也。尔事，盖即后世所谓賔师，其礼重之，尊于友，而其事柄则初非居位执政者也。如孟子之于齐，正其事也。賔师论道，谓之服休可也。又有服采者，盖賔师亦有时而受其事之托，如孟子为齐出吊于膝是也。与服休皆在所事之列，盖就所事中又有此两项之分耳。若三卿，则居位执政者也。侯国之三卿，名位通于天子，列于六职，是于康叔为偶，以任一国之政者也，故谓之若畴与偶。王语意相似，非谓三卿之礼秩与康叔等也。三卿不次者，康叔初封，以封圻为急也。自远而近【自殷臣而侯国而本邦故云】自卑而尊【自友而事而匹而君身故云】

译历举前事作为比照，都是希望他们谨慎戒惧。何况康叔本人，又是一方百姓所效法的对象，难道可以不严格节制饮酒吗？说“谨慎戒惧”，说“严格节制”，其严厉程度就是如此。大概酒虽然是小事，但容易沉溺而难以远离，不严厉就无法彻底禁止；不对自己更加严格，政令就无法推行。○新安陈氏说：“四个‘矧’字引领的段落，一节比一节重要，因为职责越重，那么告诫就应当越严厉。‘劼毖’以上，是从告诫臣下的角度而言；‘刚制’，是从自我克制的角度而言。对于群臣，应当谨守君上的告诫；对于康叔，则应当防范自己的欲望。”

译周公或许告诫说：“民众聚众饮酒，你们不要放纵他们。全部逮捕拘押并押送到周京，我将处死他们。”孔氏解释说：“如果有告发你的人说：‘民众聚众饮酒，不听从上级命令，那么你们就收捕他们，不要让他们逃脱。全部逮捕拘押并押送到京师，我将挑选罪行重的人处死。’”项氏解释说：“《酒诰》说：‘全部逮捕拘押并押送到周京，我将处死他们。’众人只说对待新民宽大，所以不杀；对待旧民严厉，所以杀之。安国则解释说：‘我将挑选罪行大的处死，这样周公的训诫才能流传。’按：聚众饮酒，大概是纣王的遗民，所谓庶民沉溺于酒，腥秽之气上达于天的人，都给予他们革新的机会，在反复告诫之后，仍然不肯改变，这就是所谓的执迷不悟，自造不合法的罪行，不可不杀。所以武王有‘我将处死他们’的话。苏氏、蔡氏不理解这个说法，而怀疑周朝的法律过于严酷，于是说他们是聚众谋划大奸大恶的人，不免在原文没有的地方增加了内容。经文只说‘聚众饮酒’罢了，如果所指确实是作奸犯科的人，圣人怎会用疑似的文字来误导人呢？○《周礼·司虣》掌管宪令市场的禁令，禁止那些结伙游荡、饮食于市场的人，如果不可禁止，就搏斗并杀死他们。丘文庄公说：‘古代的圣王，难道因为饮食的缘故就杀人吗？民众不吃五谷就会死，而酒这种东西，没有它不会伤害生命，有了它却可能导致疾病而败坏本性。难道民众贪图它的甘甜味道，忘记了自己的身体吗？不严厉禁止就无法断绝。’按：结伙游荡饮酒于市场，就是聚众饮酒。市场是奸邪所容留的地方，争斗诉讼兴起的地方，所以有司虣这个官职，有游荡饮酒的禁令。聚众饮酒不仅周朝禁止，自汉朝以来也有，有因事而开禁的，赐酺就是。但武王所指的，又是针对殷商的遗恶而言，不是寻常的聚众饮酒。

又，只有殷商的臣工遵循旧俗，沉溺于酒，不要杀他们，姑且只教育他们。廸意为遵循旧俗，不是聚众饮酒，所以不要杀他们，姑且只教育他们。○说：沉溺于酒而不说聚众饮酒，这就是罪行不同的原因。按照这种说法，那么同样是饮酒，臣民却适用不同的法律，也有难以通达的地方。

有这些明哲的享祀，却不使用我的教育言辞。只有我一人不体恤，不洁净你们的事务。这与杀人是相同的，有司认为能够拥有他们的教育。明享意为不失去他们的禄位，教育而不听从，这也是怙恶不悛与凡民相同。所以不洁净他们的事务，是与杀人是相同的。

王说：“封，你常听我的告诫，不要辨别你的民众沉溺于酒。”辩，意为辨别。辨别他们是否听从教育。传曰：‘君主必须辨别，然后有司才能有所作为。’不辨别臣子的善恶，那么民众的沉溺于酒就无法禁止了。

董氏鼎说：古代酿酒，本来是为了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达，求诸阴的意义。后来因为它能养阳，所以用来奉养亲人、养老；又因为它能合欢，所以用来冠婚宾客。然而说：‘宾主百拜而酒三行；’又说：‘终日饮酒而不得醉，’未曾过度。自禹饮仪狄的酒而防范它，难道不认为太过分了吗？而亡国之君、败家之子接踵于后世，何尝不是这样？那么文王的教育，不仅应当在妹邦家中明确，写一通，还恐怕覆车之鉴不戒。○《周礼》萍氏掌管国家的水禁，几酒【察非时饮者】谨酒【使民节用酒】丘文庄公说：水溺人，而酒更甚。周设官以掌管国家的水禁，而属以几酒、谨酒，也有原因。○抑周公作诰，最初禁酒，恐民伤德败性，虑至远敎至周也。后若汉文帝戒为酒醪以糜谷，景帝以岁旱禁酤，犹有古遗意，然所谓不惟不敢，亦不暇者已，不复及。至武帝榷酒酤，则以利而已。周公之法未能遽复，法文景不亦可乎？○苏氏说：自汉以来，皆有酒禁，而不能绝，周公独何以能禁之？曰：周公无所利于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与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甲笞其子而责之学，乙笞其子而夺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

梓材

王说：“封，用你的庶民和你的臣子通达大家。用你的臣子通达王，只有邦君。”王氏应麟说：《梓材》说：‘用你的庶民和你的臣子通达大家。’周朝封建诸侯，与大家臣室共守之，以为社稷之镇。九两所谓宗以族得民，公刘之雅所谓‘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鲁之封有六族焉，卫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皆所以系人心，维国势。○按：云‘以其达某者’，谓先得乎此之心，而后可以通乎彼也。鲁君失民，故不能制三家，故达乎大家，有道臣民爱戴，政自行于大家矣。不能其大夫国人，何以事上？故达乎天子，有道一国顺治，情自孚于天子矣。

你如果常说：‘我有军队，军队到来，伤害败坏人，宽恕军队。’官师之长，三卿也；尹官正也，旅众有司也。予罔厉杀人者，予之志不在于伤杀人也。徂往也，敬敬民也，劳如劳之来之之劳。君以身

译如果主帅率先恭敬地慰劳他的民众，那么三卿以下的官员都会前往恭敬地慰劳了。”罪犯经过的地方称为“厯”，就是当今法律中所说的知情藏匿。残害、毁伤人的肢体、耳朵和眼睛的，就是汉律中所说的“疻”（音咫）【汉薛宣传注：“用杖或手殴打，使皮肤剥落、肿起青黑而没有疮疤的，律法称之为疻痏。”颜师古说：“疻音侈”】。这里说的是审理案件的事情，君主尽心竭力而宽恕那些应当宽恕的人，那么臣下也会效仿他。○官师：官员各自有长官，比如太史是史官的长官，太仆是众仆的长官，而统辖他们的卿则是众多长官的长官，所以说“师师”。孔氏、蔡氏的解释都不明确。

译王设立监国以治理百姓，直到监国没有逃避之处。《周礼》中建立州牧、设立监国，以维系邦国。州牧是州牧，监国是公、侯、伯、子、男各自监守一国。看这里说“王设立监国”，又说“自古君王都像这样”，那么监国的名称并不始于周代。孔氏说：康叔监守殷商遗民。《正义》说：郑玄认为“监”是连属之监（《王制》说五国为属，十国为连），这是就州牧而言。然而康叔当时实际上是州牧，但他所告诫的是居住在殷墟、教化纣王余民，并不专指州牧。显然监国就是国君，监守一国，不是说监守一州。按：武王攻克殷商后，在其故地设立监国有二：管叔、蔡叔、霍叔监守武庚的国家。康叔另外封于卫国，监守其余的殷民，也称为监国。所以武王本着先王设立监国的本意来告诫他。说君王之所以开设监国，其治理的根本只是为了百姓罢了。他任命监国的辞令大概说：不要互相残杀百姓，不要互相虐待百姓，哀怜体恤那些孤弱之人，也使他们不失所依靠；连属那些穷困孤独的妇女，也使他们有所归附；聚合百姓，遵循这些原则来容纳养育他们就可以了。而且君王之所以要求邦君和执政大臣效验政绩，他的命令是什么呢？也只是希望他们勤勉不懈，引导百姓走向生养安全的境地罢了。自古君王任命监国都是这样，哪里需要依靠刑罚来残害百姓呢？“至于”二字，是说恩惠加到这种程度。孤弱之人是人们容易忽视的，而敬重寡妇，恩惠难以遍及，而连属妇女、聚合一国百姓，都遵循这种心意来容纳养育他们。单说“妇”，那么穷困孤独是可以知道的；“属”的意思是，让没有依靠的人有所依靠。百姓不能自己生存、自己养育、自己达到安宁，为他们引导的是邦君和执政大臣的责任。“引”字中包含着事务，说这些是为了表明诸侯的职责有所侧重，王室的要求有所在，而不能仅仅从事刑罚。

只说：如果考察田地，直到只是涂上丹漆和彩绘，稽是治理的意思。敷菑，是广泛去除杂草。陈列脩治疆畔，是整治田界。《传》说：像农夫有田界一样。畎，是疏通水沟。低处叫垣，高处叫墉。涂，是用泥涂抹装饰。塈，是涂抹。茨，是用茅草覆盖屋顶。梓，是良材，可以制作器物。木素曰朴。雘，是采色的名称。有责有朱。涂以漆，丹以朱。蔡氏说：敷菑用来比喻除恶，垣墉用来比喻立国，朴斵用来比喻制度。这些都是武王已经做到的。疆畎以及茨、丹、雘，则是期望康叔能够善始善终。按：除恶、立国、制度，都是就卫国而言。善始善终，各有其事，不是指上文所说的那些事。

现在君王只说：“先王已经勤勉地运用明德，直到众邦大大地进献。”这以下是臣子进谏的言辞，与前面不相衔接。《音义》说：“夹，音协，近的意思。”《正义》说：“夹，是人左右夹持，所以说近。”《易经》说：“地上有水，比卦。”先王以此建立万国，亲近诸侯，取象于比卦的意思，想要他们的情义足以相互维系而不离散。这就是所谓“怀为夹作，兄弟方来”的意思。先王用什么方法？回答说：“只是明德罢了。”《比》卦的九五爻说：“显比。”意思是显明其比附之道，比如以礼接待，以诚相待，上位者以德行显明地比附于下位者，下位者也以德行亲近比附于上位者，修好职贡，各方都来，谁敢有二心呢？周德衰微而比附之道不光明，昭王在南国受辱，穆王时代，荒服不来朝见，夷王下堂接见诸侯，而诸侯不来，所以诸侯的向背，预示着王室的盛衰。王室的监国衰微，只看我们德行是否修好罢了。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周朝大臣在王室全盛之时，就预先进谏，他的见识真深远啊！○先王怀诸侯，诸侯向王进献，都说：“运用明德。”先王只是修德勤政，以礼对待诸侯，朝聘按时，用一明德来安抚驾驭，而诸侯自然服从，没有其他方法。说“勤用”，是见他孜孜不倦的意思。诸侯也只是谨守侯度，以诚事奉王室，进献职贡不懈怠，用一明德来进献，而上下自然交好亲近，也没有其他方法。说“既用”，是见其没有间隙的意思。后，是后王。后就是君字，不是先后的后。典就是先王怀诸侯的事，式典集就是用明德怀为夹的意思。庶邦丕享，是说作兄弟方来，也像先王的时候一样了。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朱子说：“这是一句话。”肆王惟德用至用怿。先王受命要防备那三个“用”字，见他没有什么其他方法。○皇天把中国百姓和疆土全部托付给先王，是因为先王能安养教导他们，不辜负所托付的。现在先王已经去世，而托付的重任又在君王身上了。君王当用什么来安慰先王在天之灵呢？也只是运用德行和悦先后罢了，使迷民不失去本性而已。称为迷民，是见他们因为无君师教导，趋向错误，不是应当愤怒憎恶的。当用德和悦之谓，以礼义和融悦乐其心，使他们向往善而不能停止，或者先启发他们觉悟，或者后扶持他们成功。像这样，百姓有终于迷误的吗？能够辅佐上帝，宠爱安抚四方的，是先王的志向。君王能这样，那么先王受命者就高兴了。○先后字因迷民而生，《正义》说：“如果《诗》说：‘予曰有先后’，是说对于民心，先未觉悟时启发他，已觉悟后教化成就他。”○陈了翁说：“先迷民的是纣王的百姓；后迷民的是武庚的百姓。”这也是一种说法。

已经像这样设立监国

译难道只是说希望达到万年，让王的子子孙孙永远保护百姓罢了么？王应当对此加以审视。我所向王祈求的，只是说希望从今以后直到万年，让王的子子孙孙永远保护百姓而已。这一段言辞恳切悲切，反复诵读，有言外不尽的余意，恐怕是召公所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