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日记卷十二

译尚书日记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日记》卷十三 明王樵撰《无逸》

张氏说：周公和召公对成王所陈述的重点在于“敬”，所告诫的重点在于“逸”。大概因为恭敬就不会安逸，安逸就不会恭敬。以恭敬为心，就会表现为恭敬、畏惧、忙碌无暇、克制自己，尊崇先王的典章制度，从而享有国家长久。以安逸为心，就会表现为傲慢、沉溺享乐，喜好田猎，严酷刑罚，听信小人的邪说，从而享有国家不能长久。这是事理的自然规律。召公在前面陈述关于“敬”的道理，周公在后面接续陈述关于“无逸”的道理，只是担心成王会败坏文王武王的基业。如果不这样做，就不配称为周公和召公。

吕氏说：安逸享乐，是祸乱的根源。三年东征，是为了平定外部的动乱，这不过是治理其末流罢了。《无逸》才是治理根源的著作。

周公说：“唉！君子应当没有安逸的时候。”“所”字的解释见《召诰》。国家因勤勉而兴盛，因安逸而衰败；家庭因勤勉而成就，因安逸而败落；事业因勤勉而建立，因安逸而毁坏；心志因勤勉而保持，因安逸而放纵。所以君子应当没有安逸的时候。“无逸”，是君子恭敬、警戒、警惕、勉励的心意；“所其无逸”，是君子用来保持恭敬、警戒、警惕、勉励的严密方法。把自己置身于天理之中，无论动静饮食休息，都必定有事要做，如果有时操持，有时放纵，那么懈怠荒废就会乘虚而入。懈怠荒废乘虚而入，又怎么能做到无逸呢？所谓无逸，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不离开无逸的状态，那么君子确实就没有可以自我安逸的地方。而君子对于无逸，是恒常坚守的。这就叫做‘所其无逸’。”

魏氏说：“古代的君主，把天位看作是最艰难最危险的，如同踩在老虎尾巴上，如同踏在春天的薄冰上，如同百姓的病痛就是自己的病痛。因此，师氏在朝廷任职，仆臣在正位侍奉，太史奉行避讳，工师诵读诗歌，御瞽报告声音，巫史前后辅佐，卜筮左右伺候，君主没有一时可以放纵松弛的。虞国的宾客在位，夏、商的后代协助祭祀；夏国的士人在庭院，殷国的士人在宗庙，敌国的百姓在郊野，夷狄的仆役在门庭，君主没有一件事不保持警戒恐惧的。虫子飞起就加以防范，太阳升起就视朝，朝会退下就在路寝听政，中午考察政务，傍晚纠察防备天刑，太阳落山就洁净地供奉祭品，然后才安心休息，君主没有一刻可以闲暇安逸的。后妃进见有法度，应门敲击木梆，鼓人登上厅堂，女史授予玉环，彤管记录过错，君主没有一息可以放纵欲望的。凭借天子的尊贵，富有四海之内，却从早到晚兢兢业业，在宫内居住的时间常常很少，在宫外处理事务的时间常常很多，这大概是为了养护寿命的根源，保全自身以保全百姓。”

胡氏说：“古代的君主，早晨听政，那么公卿在前面，史官在左右，有进谏争辩的人，有训导教诲的人，因而不会懈怠早晨。白天访问咨询，那么参照成法，学习古训，多了解前人的言行，以及万民的疾苦，事物幽微隐秘的情况，因而不会懈怠白天。晚上修定法令，那么思考顺逆，考虑荣辱，谨慎后才发布，安定后才施行，不敢苟且，因而不会懈怠晚上。而且不沉溺于观赏、安逸、游玩、田猎、饮酒、音乐，而且盘上有铭文，几案上有警戒，手杖上有诏令，器物上有箴言，图画上有规劝，技艺上有劝谏，所以恭敬畏惧，不让放纵的心和邪气稍微进入。这样夜晚休息，又有鸡鸣时贤德的后妃，卷耳中贤淑的女子，警戒互相成就，不怀恋宴饮安逸，天刚亮就显著地坐着等待天亮，这才是忧劳勤勉的事情。忧劳勤勉像这样，才是端坐无为的原因。所以勤劳，不是指用秤称量文书那样计算工作量；无为，不是指抛弃万事、沉默呆坐的意思。考察《无逸》中周公的话，那么君主的法则就完备了。按照魏、胡两位学者的话，是《无逸》的大义。魏氏涉及到养护寿命的根源，保全自身以保全百姓，正是《无逸》本篇的大义；胡氏涉及到忧劳勤勉，才是端坐无为，又说勤劳不是指用秤称量文书，无为不是指抛弃万事，更足以阐明《无逸》言外的大义。学者应当深入玩味。”

先知稼穑的艰难，然后安逸，就能知道小民的依靠。吕氏说：这是说先备尝稼穑的艰难，然后处于安逸，就能深知小民的依靠。未曾知道稼穑就立刻处于安逸，兴建一座宫室，发起一次劳役，视为容易，然而百姓有不得其死的。按本文“先知”字与“则知”字相对，蔡传用“勤居逸”一句话最简练而详尽，而吕氏的说法也得其语意。但“备尝”二字未尽“先知”之义，比如太戊、文王未曾在外旧劳，旧为小人，而稼穑的艰难如同亲身经历过，那么有不需备尝而后知的了。这大旨重在“知”，知与不知在于心，而不是论其事。“则知小人之依”，说不放纵安逸，不以土木劳役妨碍百姓，这也是粗略的说法。

金氏说：人主是小民的君主，而所处的却是安逸的地方，容易放纵于安逸。无逸，是说不要放纵于酒色享乐与游观田猎的娱乐。君子之所以无逸，是因为他先知稼穑的艰难，然后处于安逸的地方，就能知道小民的依靠，所以能体恤小民，不自纵安逸，因此能使小民没有怨恨，也足以使我自身长寿安康。人主如果不先知稼穑的艰难，那么处于安逸的地方

译不了解小人的依赖。不了解小人的依赖，就只知道放纵一身的欲望。不了解小人的依赖，就会在下招致民怨；只知道放纵一身的欲望，就会寿命不长久。这是本篇的大意，篇首举出端绪，而在篇内详细阐述。○按经文中的几个“逸”字意义颇不相同，有逸豫的逸，有安逸的逸。“所其无逸”中的“逸”，是逸豫的逸，即所谓只沉溺于享乐，并非只在一件事上事先知道稼穑的艰难，然后才安逸，这里的“逸”是安逸的逸。后王生来就安逸，也是这个“逸”字，只是生于安逸，不知道艰难，所以只沉溺于享乐。这在篇中自有两层含义，不可不知。观察小人，他们的父母勤劳，以至于过去的人没有听说。苏氏说：即使是农夫的儿子，生来就饱暖，尚且不知道艰难，何况是君王呢？○蔡传将“逸”解释为逸豫，与上文“以勤居逸”相对，人君的地位本来是安逸的，所以说“以勤居逸”，小人不能说“以逸居逸”，所以将“居”字改为“为”字。○不知稼穑之艰难【句】乃逸乃谚既诞【句】上文将“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连读为一句，这里却在“艰难”处断句，所以蔡传说：“他的儿子于是生于豢养，不知道稼穑的艰难，于是纵逸自恣，于是习染俚巷鄙语，进而又荒诞妄为，无所不至”，这是顺着文意解释句读。而开头则说：“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者，以逸为逸也。”这是摘录文字总括一节的意思，与上文“以勤居逸”相对立，所以其说法不得不如此，并非在“乃逸”处断句。“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的意思是，说不知道稼穑的艰难而纵逸自恣罢了。陈氏经徒只看到此处有“以逸为逸”的话，就移用来解释上文，说：“艰难之中自有逸乐的道理，君子应当以艰难为逸，不应当以逸乐为逸。”如果他的说法是对的，必定也要将上文的“居”字改为“为”字，然后其义理才能通顺，这也失去了蔡氏的本意了。○旧有“先知稼穑之艰难，乃谋逸豫”的说法，而苏氏非议它，认为周公正以逸豫为戒，为何谋求逸豫如此急切呢？应当知道“始勤终逸”的说法，固然不是认为艰难就是用来作为安逸的，也不是这样。

译周公说：“唉！我听说：从前殷王中宗，在位七十五年。”孔氏说：“这是太戊。殷朝中期，尊崇他的德行，所以称他为宗。”○正义说：“中宗是庙号，殷朝中期，尊崇他的德行，他的宗庙不被毁弃，所以称中宗。”○吕氏说：“上文已经论述了不贪图安逸的道理，这里又举出不贪图安逸的君主作为效法的榜样。这是中宗不贪图安逸的实际表现，严肃、恭敬、敬畏，合起来说就是‘敬’。天命自度，是说中宗常常用天命来约束自己。内心体察道心的防范，外观天下的公道，而不违背法则。天与人道理一致，既然敬畏天命，就必定不敢轻视下民。中宗的‘敬’就是这样。所以他享国七十五年，为什么呢？只有‘敬’才能长寿。操守存养，则血气遵循轨道而不混乱；收敛精神，则精神内在坚固而不浮躁。至于检点约束、克制治理，去除伤害自身的累赘，更不必说了。凡此都是‘敬’的力量，也是长寿的道理。从这里往下直到文王，都是这个道理。”○金氏说：“天命，是天所赋予的道理。自度，是以天理作为自己的尺度，不敢逾越。”○孔氏说：“因为敬畏的缘故，得到了长寿的福分。”○我按：敬畏能得长寿，大概是因为不贪图安逸必定欲望少，欲望少而不长寿的很少。贪图安逸享乐必定欲望多，欲望多而能长寿的也很少。像吕氏推论‘敬则寿’的意思，也很好。享国七十五年，自尧舜以后没有比这更久的了。后代享国达到五十年的，已经极少，而且大多不能善终。”○中宗、高宗、祖甲、文王享国的年数，都是指在位时间。只有穆王享国百年，是连同生年一起计算的。○蔡氏说：“《书序》中‘太戊有原命、咸乂’等篇，大意是叙述当时敬天治民的事迹，现在没有考证了。”

在高宗的时候，以前在民间劳苦，在位五十九年。孔氏说：“他的父亲小乙让他长期居住在民间，与平民百姓出入相处，共同劳作。”○正义说：“让他与平民百姓一同劳苦，那时大概还没有成为天子。殷朝虽然质朴，但不能既然已经是太子，还和百姓混杂居住。”○“亮阴”的说法见于《商书·宅忧》，“亮阴三年而犹不言”，这就是所说的恭敬沉默地思考大道。他如果不说话，说话就和谐，发出没有不当之处，也效法中宗，不敢荒废懈怠，自安用能嘉靖殷邦，至于百姓无论大小，没有时刻抱怨，教化施行风俗美好，称为‘嘉’；四方安居乐业，称为‘靖’。汉文帝与民休息，称为‘靖’，那么可以称为‘嘉’，但未必能做到百姓无论大小没有时刻抱怨，万民和谐。这就是‘嘉靖’的原因。”高宗不贪图安逸的实际表现就是这样，所以也享国长久。○传中解释“中和”二字，是因为发言和顺而产生的，其实和顺发于自身，根本在于恭敬沉默地思考大道；和顺达于政治，显于百姓，根本在于不敢荒废安宁。所以高宗的得力之处，也在于一个‘敬’字而已。金氏说：“知道百姓的依靠，所以能体恤小民，不自纵逸，所以能使百姓没有怨恨，也足以保佑自身长寿安康。”用这个来证明高宗尤其贴切。

在祖甲的时候，行为不义，在位三十三年。孔氏说：“汤的孙子太甲为王，行为不义，长期做平民百姓的事，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宫，在桐宫三年，起来就任王位。太甲也因为知道百姓的依靠，所以得以长寿。这是以德行优劣决定年数多少的先后，所以祖甲排在后面。殷朝也尊崇他的功绩，所以称祖。郑玄说：祖甲，是武丁的儿子，帝甲。有哥哥祖庚，贤能。武庚想废黜哥哥立弟弟，祖甲认为这不义，逃到民间，所以说长期做平民百姓。《史记》说：武丁去世，儿子祖庚继位；祖庚去世，弟弟祖甲继位，这就是帝甲，淫乱殷道再次衰败。《国语》讲述殷朝的事说：帝甲扰乱了七代而灭亡。按祖甲的说法不同，孔颖达认为郑玄是妄造，蔡仲默认为《国语》是承袭错误。大体上讲经应当以经文为依据，一定要取证于传记杂说，多有不合，也难以完全相信。商朝贤圣的君主有六七位，周公单独举出中宗、高宗、祖甲三人来说，共两次。而且说：这四个人引导明智，那么祖甲就是二宗、文王一流的人物。他是太甲还是武丁之后有贤君为祖甲而不是传记所涉及的，都不可知。应当取信于经文而已。”○根据经文，祖甲未曾称宗。根据史书，只有太甲称太宗。殷朝所尊崇的，太甲居首，而祖甲不在其中。周公不应舍弃太甲而称祖甲，但想要断定是太甲又没有依据。○孔氏说太甲殷朝也尊崇他的功绩，所以称祖，这是错误的说法。○殷王称甲的有五位，以太、以小、以沃、以阳、以祖来区别，不应有两个祖甲。蔡氏这个说法很好。他说要以周公的话为准，确实是确论。○《史记》关于帝甲的说法恐怕源于《国语》，《国语》的说法则是谬传。○“爰知小人之依”，“爰”字本旧为小人来，能保惠于庶民，“能”字又本上知字来。周公的意思，不是说君主必须曾经居住在民间然后才能知道百姓的依靠。在高宗祖甲则事实如此，所以也根据事实来说罢了。不敢侮辱鳏寡，是说在百姓中尤其敬重鳏寡，这都是基于亲身经历民间，备尝百姓的艰苦而得到的。“能”字最有力，不是鳏寡百姓实际受到恩赐而可以称为‘能’吗？

译三宗的寿命长短无法考证，根据经文推测，中宗即位一定很早，高宗次之，祖甲则在中宗之后。假如祖甲即位也很早，那么在位三十三年就不足以称为长寿了。只有文王的寿命，在经文中明确记载。经文说：“受命于中年，在位五十年。”这是想要人们借此来了解三宗的情况。查考《经世书》，太甲、祖甲在位都是三十三年。太甲即位一定很早，这虽然没有其他证据，但太甲是商汤的孙子，继承商汤即位，必定是在年幼之时，由此可知周公所称的三宗，固然因为他们的德行，也是选取在位时间最长的人来说的。这就是太甲不在三宗之列的原因。武丁之后，有贤能的祖甲，懂得体察百姓的依赖，能够保护恩惠百姓，不敢欺侮鳏寡之人。周公的话如此鲜明可信，却被《国语》和司马迁的史书诬蔑，后世儒者不能辩正，反而迁就他们的说法，难道不可罪吗？

“知小人之依”、“相小人”、“爰暨小人”、“旧为小人”，语意同类，都是指平民百姓。孔氏认为太甲长期做小人的行为，这也近乎诬蔑太甲了。

“爰暨小人”，就像汉宣帝；“旧为小人”，就像汉光武帝。

祖甲在位的年数，虽然不及中宗、高宗长久，但计算他的寿命也相差不远。说他是“旧为小人”，就知道他即位较晚，尤其能看出他尝尽田间劳作艰难的缘故。“不义惟王”这句话难以解释，这件事难以考证，不如留白不译。

译从那时以后，继位称王的，如果生活安逸放纵，在位时间往往只有三四年。孔氏说：过度享乐叫做“躭”，在位时间长的不过十年，短的只有三年，这是说安逸享乐会损害寿命。○金氏说：君主所处的环境与普通人不同，子女声色的侍奉，驾车狩猎的娱乐，嗜好玩物，有什么求而不得的？一旦有了放纵安逸的念头，就一定会沉溺其中，这些都是砍伐性命的斧斤，伤害生命的害虫。能够克制欲望而长寿的人很少。○苏氏说：没有人不喜欢安逸欲望，但最喜爱的是生命。用人们最喜爱的生命来禁止他们所喜爱的安逸欲望，大概一定能让人信服。这就是《无逸》篇所作的原因。然而还有人不信，认为安逸欲望未必会危害生命。汉武帝、唐明皇，难道是没有欲望的人吗？但他们寿命却像那样长。多欲而不能享国的人比比皆是，汉武帝、唐明皇只是千分之一罢了，怎么能专门指望这种情况呢？考察汉武帝、唐玄宗荒淫亡国、残害百姓，理应缩短他们的寿命，他们长寿是侥幸。一是巫蛊之祸，父子互相残杀；一是失去国家流亡迁徙，自身几乎无法保全。安逸享乐的危害，明显的效验如此之大。即使是平庸的人，也忌讳谈论它而不愿追求。苏氏的话，也有未尽之处。

周公说：“唉！那只有我们周的太王、王季能够自我抑制和敬畏。”孔氏说：“太王、王季都能以道义自我抑制和敬畏，将要说明文王，所以追溯他们的父祖。”○抑制，是自处谦下；敬畏，是不敢放肆。人自我抑制敬畏而放纵安逸的，从来没有过。文王穿着卑贱的衣服，致力于安抚百姓的工程和农田的耕作。到他享国五十年，三宗之后称为先王，因为这是周家家法所在，文祖王的近亲耳目所及，说起来令人肃然起敬，仿佛又见到了他们，所以特别详细地叙述。○文王对于衣食的奉养，本性并不在意，而专心于安养百姓。大概君主如果重视奉养自身，就会轻视为民，心思不能两全，事情也不能兼得，而没有妨碍。康功、田功，只是约略而言，其中包含许多事情，属于官吏职责的事，文王以身作则；属于百姓的事，文王亲身劳苦，所以用“即”字。○陈氏大猷说：“卑服不只是厌恶华丽的衣服，凡是使用的物品都保持低微节俭。”○徽、懿都是美好的意思。徽柔、懿恭，就像《诗经》所说的“柔嘉维则”，不超过法度，那么柔和就是徽柔，恭敬就是懿恭，是说文王和易亲近百姓，他的德行就是这样。爱护保护小民，又对鳏寡之人施加恩惠，从早晨到中午，直到太阳偏西，还来不及吃饭，使万民和睦，他的勤勉就是这样。○文王的德行，有什么不具备的？特别赞扬他的柔和恭敬，是要说明他保护百姓、尊敬鳏寡，所以从他的德行中亲近下民的一面来说。看待穷困卑贱的百姓，如同保护婴儿，周全地了解他们的情状并处理得无微不至，这不是具有徽柔、懿恭德行的人不能做到的。周公的话，是多么详尽啊？○盛满自大的君主，高高在上，上面的心意不能与下面相接，下面的情状不能通达上面，那么即使有刚明资质，百姓的隐情也无法周全知晓，恩泽也无法下达。文王看待百姓如同受伤，这就是所谓的徽柔；小心翼翼，不欺侮鳏寡，这就是所谓的懿恭。因此他在穷困屋檐之下，如同自己身体的疾痛痒痛，没有不知道的，而他抚慰按摩、消除痛苦的做法，无所不至。○惠、鲜二字难以理解，蔡传认为“赉予赒给之，使之有生意”，大概是用意解释，比旧说有道理，但缺乏证据。《史记》陆贾说：“数见不鲜”，说人情频繁见到就容易厌倦，不见得鲜美。后汉马宫传：“君有不鲜，不鲜是汉人语也。”这可以证明惠鲜的意义。又韩愈诗云：“霜晓菊鲜鲜。”○金氏说：“致力于康功、田功，就知道稼穑的艰难，不足以说明爱护保护小民就知道小民的依赖，不足以说明。大概上文所引的三宗，都是守成的贤主，而文王则是创业的圣君，所以不同。○又说：巡视耕种和收获，不是不游玩，是不敢沉溺于游玩，担心流连荒废政事罢了。教导百姓讲习武事，祭祀宾客，不是不打猎，是不敢沉溺于打猎，担心暴殄天物或扰民罢了。○考察：游玩打猎，国家有常制，文王虽然没有废除，但超过限度，好像不敢，这是说他的内心，惟恐有过失，所以不过度。○邵文庄公说：作为方伯，就有方伯的事务，方伯事务所需，各邦供给，国家事务不参与其中，这就是所谓的正当。○衣服已经卑贱了，何况崇尚华丽的宫室呢？吃饭都来不及了，何况有空闲安逸呢？游玩打猎已经不沉溺了，难道还观看安逸吗？各邦已经正当供给，何况万民呢？所以约束在自己身上，而和谐在万民之中，文王的无逸可见了。○吕氏说：文王的长寿，就是前章的道理，经训昭然，还有人说文王忧勤损害寿命，以开启君主的好逸，如郑玄那样。

周公说：“唉！从今以后继位的王，以至万民，都要以正当的供给为务。”孔氏说：“从今以后都要告诫。”○金氏说：“这是勉励成王无逸。观看以广视野，安逸以安身体，游玩以省视农田，打猎以讲习武事，都是君主不能没有的，只是不可沉溺于此。沉溺就是放纵安逸的私欲，而且会危害百姓。所以周公不告诫他们完全没有，而只告诫不要沉溺。如果一定要断绝使他们完全没有，只是废弃礼制，而且使君主苦于拘束，那么未必不会乐于放肆。”○林氏说：“隐公观鱼

译庄公观看社祭，这是“观”；唐敬宗直到太阳偏西还坐在朝堂上，这是“逸”；周穆王所到之处都留有车辙马迹，这是“游”；太康在洛水之北打猎，这是“田”，这些都是沉溺于这四件事的人。○按语：前面提到文王，这里是告诫继位的君王，都是先说要简省游观田猎，然后接着说只征收正当的赋税。大概是因为沉溺于这四种行为，奢侈耗费没有节制，其势必然导致横征暴敛。这四种行为既已节省，用度有了常规，自然应当只向万民征收正当的赋税。上文说游观田猎而没有说观逸，是因为大的包含了小的。这里说万民而没有说众邦，是举近处的来显示远处的。

译无皇说：“今天沉溺于享乐，以至于酗酒，这难道是德行吗！”苏氏说：“用百日的辛劳来换取一天的快乐，似乎是可以允许的。然而周公不允许，是为了防止这种倾向逐渐发展，他说：‘这不是用来训导百姓、顺应天意的方法。’蔡氏说：‘下面不是百姓所效法的，上面不是上天所顺应的。’叶氏说：‘今天沉溺于享乐，那么就会日复一日地沉溺下去。’金氏说：‘成为纣王并不难，凡是认为一天的沉溺享乐没有伤害的人，都是纣王的同伙。’吕氏说：‘不要像殷王受那样，纣王的大恶，在数千年之后，普通男女还以此为耻，更何况当时，商朝灭亡不久，罪恶尤其严重，所以举出最恶劣的例子来警示他们，认为如果不警惕一天的沉溺享乐，长期这样不停止，就一定会成为纣王的同伙。’无皇说：‘今天沉溺于享乐，大概是淫乐的开端，要让他深深断绝这种防线。不要像殷王受那样，大概是淫乐的终结，必然达到这种极端。始终都完备了。’

周公说：“唉！我听说：古代的人还互相训导告诫，以至于百姓没有互相欺骗制造幻象的。”孔氏说：“感叹古代的君臣，即使君主英明、臣子贤良，还互相以正道告诫，互相安顺，互相教诲，君臣以正道互相匡正。蔡氏认为臣子互相匡正君主。所以百姓没有互相欺骗。按：训告是事先告诫以及因事规劝的意思，比如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益告诫舜说：‘不要失去法度，不要游荡安逸，不要沉溺于享乐。’伊尹告诉太甲关于烈祖的成德以及三风十愆的事情，以及召公训诫旅獒，周公训诫无逸之类都是这样。保惠，是保养他们的心，顺承他们的美德；教诲，是规正他们的偏差，成就他们的德行。吕氏认为训告教诲都体现在言语上，保惠则在日常饮食之间极其调护，功用大概是表里相成的。我认为古人保惠教诲的功效无所不在，不专门在于言语，也不止于一件事。程子所说的傅德义，在于防范见闻的错误，节制嗜好的过度；保身体，在于适应起居的适宜，保持敬畏谨慎的心。又如居住寝宫有女御的箴言，临事有瞽史的指导，闲居有工师的诵唱，凡此类都是为了保惠和教诲。因为保惠的预备，所以君主不至于有过错；因为教诲的完备，所以善行必定能够成功。三次提到互相匡正，表明不是单一的意思，说还看到古代的人还是这样，现在尤其不可缺少。训告没有停止，又进行保惠；保惠没有停止，又进行教诲。古代的人爱护君主确实没有穷尽，不满足于训告而让他们保惠，不满足于保惠而让他们教诲。古代的人采纳善言确实没有疲倦。古代的人这样，所以心正理明，事情没有遗漏，奸邪不能欺骗，谄媚不能迷惑，百姓之所以没有敢欺骗制造幻象的原因。大体上正论常常伸张，那么邪说就没有地方侵入。诪张，就是欺骗；幻就是惑，惑乱的名词。《汉书》称西域有幻人就是如此。

这些如果不听，人们就训导他们。至于否则，他们的口中就会诅咒。这些如果不听，是说对于我所说的，古人接受训告的事情而不见听从，那么人们就效法他。只是阿谀顺从旨意，大概是厌倦听到训告，害怕接受规劝，那么甜言蜜语就进来了，幻象之言就进入了。于是变乱先王的正法，以至于大小没有不变乱的。大概是忠言与正法常常表里相应，违背忠言正法就变乱正法，这也是势所必然的。所以百姓否则心中违怨，否则口中诅咒。说政令不便于百姓，而百姓都忧患他们的上级，怨恨积蓄在心中，以至于表现在外面，那么他们的怨恨就深了。比如汉朝张汤以更改定律令为廷尉，汲黯在武帝面前质问张汤说：‘你作为正卿，不能安定国家、富裕百姓，使监狱空虚，为什么空取高皇帝的约束纷更作为呢？’又说御史大夫张汤：‘智慧足以拒绝劝谏，欺诈足以掩饰错误，不肯为天下正言，专门阿谀主上。’这就是所谓人们训导他，变乱先王的正刑者。

周公说：“唉！从殷王中宗开始，不止是不敢含有怒气，明智就是所谓知道稼穑的艰难，知道小民的依靠。廸哲，是说四位君主的明智，不是随便知道，也是确实践行的。大概世上的君主有知道而不能去除的，所以又发出这一义。其实篇首的两个知字，就是廸哲。篇中历叙三宗文王无逸的实情，就是廸哲的事情。这里总结上述事情而申明它，以引起下面的意思。所以蔡传就用下面的意思解释廸哲说：‘君主知道小民的依靠而有时忿怒乖戾的，是不能践行他的知道的。’按四位君主廸哲，只是像保护婴儿一样，诚心求之，百姓所喜欢的就喜欢，百姓所厌恶的就厌恶，使百姓真正不失去他们的依靠，这才是真知的地方。何曾有导致怨恨？也不是说一定要等到怨恨辱骂的到来，无所藏怒才开始足以见其廸哲。大概说他们平时照管既无不周到，至于一旦听到有人怨恨辱骂，悚然自我反省，直接承担罪责，完全没有忿怒厌恶人言的心，尤其足以见其廸知的实情。譬如说孝，平时先意承志，奉养无方，百凡自尽，何处不是廸履的实情？所以必须说到瞽象想要杀舜，而舜只是一味负罪引慝，起敬起孝的，大概知道到不到处，在事情拂逆难堪，人情所不能无动的地方，尤其足以验证它。吕氏说：凡

译人在平时无事的时候，谁不知道自我反省而不责备别人的道理呢？等到诽谤辱骂的话传入耳中，在心中激起愤慨，那么平时所说的自我反省而不责备别人，忽然就忘记了，这是因为不能践行他所知道的道理。只有三宗文王不是这样，有人告诉他：“小人怨恨你，辱骂你”，他就更加恭敬地修养德行，更加修习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对于那些诬蔑毁谤的过错，安然接受，说：“这是我的过错”，确实如此，这不仅仅是不敢怀怒而已，大概起初就没有可以隐藏的怒气，这就是他被称为明智之人的原因。○不仅是不敢怀怒，还进而自我责备。经文的意思本来就很明白，蔡传的注释删去了“不敢”二字，就失去了原句的意思了。

译如果君主不听从劝谏，灾祸就会聚集在他身上。所谓不听从劝谏，是指对于我所讲述的古人引导明智之事，君主不予采纳，于是人们便互相欺骗，制造幻象，而君主却相信了这些。凭借一己之身，承受天下的怨恨，都是因为被这些虚妄之言所迷惑。君主忧虑勤勉，则内心庄重、气息肃穆，自身和谐，下面的人没有怨恨诅咒，天下和谐长寿，这就是国运长久的原因。君主安逸享乐，则内心受到蛊惑败坏，自身失去和谐，邪说进献，愤怒乖戾的行为盛行，天下失去和谐，这就是国运短促的原因。

周公说：“唉！继位的君王应当以此为鉴。”《无逸》篇中七处发端都先说“唉！”，然后才说到所讲的事情，到这里除了感叹之外，没有其他话语，只是希望君王能鉴戒上文所说的罢了。这就是所谓言语有限而意蕴无穷。这难道仅仅是君王的镜鉴吗？士大夫也都应当切身体会察验。后世家境优裕的子弟，已经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一旦居于百姓之上，便不知道民间百姓的苦乐。自身成为怨恨的聚集地，利益归于小人，连逆耳的忠言尚且不肯接受，更何况是百姓怨恨你、咒骂你，难道他们不敢怀恨在心吗？在下位的人尚且如此，何况还能期望君王做到呢？

《君奭》篇

询问召公不悦的原因。朱熹说：“召公不悦，只是《书序》那样说，篇中并没有这个意思。这不过是召公想要离去，周公挽留他说：‘朝廷不可以没有老臣。’又说：‘召公不悦，大概是认为周公归政之后，不应该再留任，自己年老也应当离去。’所以周公说了两人不可不留的意思：‘说：唉！你说这个时候，我也不敢对上天之命感到安宁，不永远思念上天的威严，以及我的百姓没有过失违背。’又历数古今圣贤倚赖老臣来巩固国家的事情。又说：‘我不像这样多次发布诰令，我只是怜悯上天和百姓。’仅由此便可见周公的心意。每次读到这里，没有不感慨叹息的。”吕氏说：“成功不可居功，洛邑建成而周公告辞归隐，召公也有同样的心思。后来成王挽留周公，他毅然改变了主意。召公仍然坚守想要退隐的心意。周公于是极力挽留他。等到他最终明白，不仅在一时留下，最终辅佐成王，还辅佐康王，身负托孤之责而不推辞。正因为不随便随波逐流，所以诚信笃厚。”

周公或许说：“君奭！直到最后招致不祥，尊称他为君奭。这是召公的名字。古人质朴，互相交谈时多称其名，所以称召公。周朝的宗族，说上天已经降下灾祸，殷商灭亡，殷商已经失去天命，我们周朝已经接受了它。我不敢知道说：它的基业能长久保持美好吗？如果上天果真辅佐我的诚意吗？我也不能知道说：它最终会招致不祥吗？”意思是说关键在于人，下文对此加以阐发。

唉！你说“这个时候我”，上天不会轻易放弃文王所受的天命。你说“这个时候我”，意思是有人则能长久信服于美好，无人则最终招致不祥，祸福都在我们自身而不在上天。召公曾经希望上下勤勉体恤，期望不要断绝夏商那样的长久国运，希望君王凭借小民承受上天长久的天命，这本来就是以天命自任了。我的心意也是如此，我也不敢对上天之命感到安宁，不永远思念上天的威严，以及我的百姓没有过失违背的时候。天命和民心的去留没有常定，实在只在于人罢了。现在召公却忘记从前的话，突然请求离去，使得我后来的子孙大都不能敬畏上天、敬畏百姓，骄横傲慢、放纵奢侈，断绝逸乐坠落的念头，文武的光明显赫，可以说是在家而不知道吗？上天之命不敢安宁，上天的威严应当永远思念，正是因为天命不易，上天难以信赖的缘故。这个天命，前人凭借恭敬光明的德行能够契合天心而获得它，后嗣子孙不能经历继承这些德行就会失去它。恭敬的德行，是敬畏上天的显赫，敬畏小民，不遗漏长寿的老人，尊重贤人、谦下士人。光明的德行，是不亲近声色，不滋生货利，讲习学问、考察古事，知人远佞。后嗣子孙在事情尚未经历时疏忽，在未曾戒备时考虑不周，不能经历继承这些德行，而蹈入灭亡陷阱的，往往是这种情况。现在您能不替年幼的君王考虑吗？周公的意思是说必须得到老成持重之人的辅导，才能不坠失先人的德行。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这个小子旦早晚朝夕侍奉君王，不敢说有很大的匡正益处，只是以前人光大的德行，如果没有人告诉年幼的君王，就会至于泯没，而年幼君王的心志尚未安定，善言没有先入为主，标准没有先确立，就会有不知从何跟从的人，所以孜孜不倦地开导启发，只把前人的光辉托付给他，使得不阻碍在年幼君王的身上罢了。在我是这样，在您那里难道会不同吗？又说：“上天固然不可轻信。然而在我们所行的道，只在于使君王的德行不中断于他的子孙，那么上天对于文王所受的天命，难道就会轻易放弃给他的孙子吗？”

我也不敢对上天之命感到安宁，不永远思念上天的威严，以及我的百姓没有过失违背。越字应当解释为“及”，如今蔡传解释为“于”（与“祗保越怨”中的“越”字相同）。上天之命主宰于民心，以今天的民心固然没有怨恨背违天命，似乎可以保全。然而民心无常，怨恨不在于大小，既然不能必定百姓常常爱戴我们，那么怎么能必定上天没有降下威严的时候呢？如果在百姓没有过失违背的时候，就远远思念上天威严的可畏，就不敢对上天之命感到安宁了。

以上用天命民心没有常定，来说明国家不可以没有老成持重之人的辅佐；以下则历数商朝的六位大臣，文王的五位大臣，武王的四位大臣，有的辅佐君王承受天命，

译有人辅佐君主以保全国运，反复推究阐明，以显示召公不可离去，这是这一篇的大意。

译周公说：“君奭！我听说从前成汤接受天命后，就有甘盘这样的贤臣。周公列举商朝之所以能够创业、守成、中兴的原因，都是因为得到了大臣的辅佐，以此来表明召公不可以离去。成汤的时候，有伊尹这样的大臣，他的德行通达于上天。伊尹辅佐成汤，君臣一心，德行纯一。君主说：‘万方如果有罪，责任在我一人。’臣子说：‘如果有一人未能得到安顿，那就是我的罪过。’他们的教化所达到的境界，与天没有间隔，所以高宗称赞他们说：‘保佑我伟大的祖先，德行通达于上天。’周公称赞他们说：‘德行通达于上天’，说法没有不同。太甲的时候有保衡，保衡就是伊尹，大概是因为太甲刚即位，用这个尊号来尊崇伊尹而不直呼其名。这里不叙述他的功绩，是承接上文。太甲虽然不能与成汤相比，但伊尹本人还在，成汤的恩泽尚新，所以他的教化还像从前一样【伊尹的功勋延续了两代，召公辅佐武王、相佐成王的事，也是同样的道理】。太戊的时候有伊陟、臣扈，德行通达于上帝。通达于上帝，是说能够顺应天心。前篇说太戊严肃恭敬，敬畏天命，自我约束治理百姓，恭敬戒惧，不敢荒废安宁，这就是他通达于上帝的实际表现。能够配享上帝的，是成汤；能够敬重亲族的，是太戊。这两句话的意思之间，也有分别了。伊陟、臣扈，都是巫咸所侍奉的，同侍奉太戊，但有的说通达上帝，有的说治理王家，大概是根据他们各自显著的方面来说的。已失传的书中还有《咸乂》四篇，大概是记载他们的事迹，也是周公称赞他们的原因。伊陟是伊尹的儿子；太戊是太甲的孙子。成汤时已有臣扈，这个臣扈难道是两个人同名吗？巫贤是巫咸的儿子；祖乙是太戊的孙子。这可见商朝贤明的君主屡次出现，不是儿子就是孙子，因为累世都有人才，而他们的大臣也功勋德行相传，不是本人就是儿子，所以累世都有凭借，这都是召公所应当念及的。《说命》说：‘我小子从前在甘盘那里学习。’周公所列举的，都是世袭的大臣和旧有的德行，所以武丁的时代不及傅说，文王武王的时代不及太公。现在周公与召公，正像商朝的六位大臣、文武时代的五位大臣，怎么可以离去呢？”

遵循这些已有的陈述，直到经历多年的岁月。孔氏说：“是说从伊尹到甘盘这六位大臣辅佐他们的君主，遵循这条道路，有陈列的功绩，以安定治理商朝，所以商朝的礼仪能够升配于天，享国长久，经历多年的岁月。”○按：陟配天，苏氏认为五位君王配祀于天，而他们的大臣也配食于庙，他的说法是对的，这大概是商朝的礼仪。到了周朝，只有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其余不配天。陟配天，是说君臣共同享有荣耀；多历年所，是说导致国运长久。○陟不必解释为升遐，蔡氏的说法不对。多历年所，通指商朝国运而言，以显示五位君王六位大臣的功绩，不是指各君主在位年数。

上天纯粹地佑助天命，那么商朝确实达到了。如果占卜没有不诚信的，这是承接上文商朝人物通达于皇天、通达于上帝而言。只有天心眷顾的纯粹，又使他们的国家有人才而充实。孟子说不信任仁德贤能的人，那么国家就空虚，是说国家以有人才为充实。因此说内部的百官显贵以及王臣的防备者，无不秉持他们的德行，明白地忧虑君主的忧虑。外部的小臣以及藩屏侯甸，况且都奔走于所明察体恤的事情，只有这只有举荐德行来治理君主的事务，无暇顾及内部。所奔走的事情，只有这只有举荐德行来治理君主的事务，无暇顾及外部。商朝得到这么多贤人的帮助，所以一人有事于四方，四方的人就像敬听于卜筮而没有不诚信的。○惟兹应上之辞，惟德称正义，以举贤为说。说内外的大臣只有明察体恤奔走的原因，又都只有举荐德行，用来治理君主的事务。说他们又能推贤让能以人事君如此。一说这两句只带外臣一边，惟兹兹字指奔走而言，德称也如内臣的秉德。乂厥辟也如内臣的明恤。用乂厥辟，像说乂王家相似，又多方夹介，乂我周王。○有事于四方，蔡氏说：像征伐会同之类。○上天佑助商朝，那么百姓王人无不秉持德行明察体恤，小臣屏侯甸况且都奔走。上天抛弃周朝，那么三事大夫不肯早晚勤勉，邦君诸侯不肯早晚朝见。

这篇大意，专门说国家有老成之人，那么天命可以巩固。因此说上天眷佑人，国家使他们的臣子多贤能效忠宣力的人，充布内外，足以应对宰相的旁求，符合君主的任使。到了这时，那么作为宰相的人可以说不仅以一身之材能事君，而且以众人之材能事君。我身有时不在，而不担心没有再像我的人。像这样而功成身退，告老离去，还有什么遗憾？如果还没有这样，那么不可以离去。

周公说：“君奭！上天寿考平正通达，保佑治理商朝，直到他的乱政，显明我们新建立的邦国。平正就是公正，格就是感通。这又说寿国的道理。大概多历年所，是上天使商朝长寿。上天难道偏私于商朝吗？实在是因为成汤、伊尹以下，君臣有至平之德，通达于天，所以能保佑治理商朝，多历年所。至于纣，也继承天位，却突然遭受灭亡的威势，曾不依赖前人而免于难。更见上天无私寿。”周公说天命无常，而归重于召公。商朝先哲王之多，基

译殷商的基业如此深厚，一旦背离正道而灭亡，上天竟然不曾偏私地延长它的寿命。何况是我们刚刚建立的周朝，天命尚未稳固呢？如今召公若能对周家怀有长远的思虑，那么上天就会有巩固的国命，其治理的成效也将在我们新建立的邦国中显著地彰显出来。

“天寿”是指国家的国运而言，“保乂有殷”本是依据天意来说的。“重多历年所”，上文这与“率惟兹有陈保乂有殷”的话相同，但意思却不同。

“永念”是希望他摒弃浅近迫切的短视之志，为天命和民心做无穷无尽的长远打算，这样就能像商朝六位贤臣那样达到“平格”的境界。

“固命”则像商朝六位贤臣那样获得“天寿”。

“厥乱明我新造邦”，则像商朝六位贤臣那样实现“保乂”。

此处正是勉励召公以匹配休美之意。

吕氏将“平格”归于六位贤臣而君主不参与，这是不对的。

持心如同秤杆般平衡，这就叫做“平德”。

“平”是天道的体现，所以至为公平就能通达于天。

天地的道理不过是“平”罢了，人若能平正，就能贯通天、地、人三极。

先正刘文成公曾说：“宰相持心如水，以义理作为权衡的标准，而我不加干预。”

他懂得“平格”的道理吗？

译周公说：“君奭，从前上帝降下天命，将大命集于武王一身。‘割割’是殷商之事，‘申’是重申劝勉之意。‘寜王’即武王。‘劝’就是上天以法度教导我用善的意思，‘多方’兼指文王和武王而言。这里说重申劝勉武王的德行，那么此前以法度劝勉文王的德行也就可知了。‘申’是承接前文的词语。‘集’如同‘大统未集’的‘集’，这里说周家的天命集于武王，以引出下文。文王受命的意思，是说文王尚能修治和睦我的夏朝。直到文王德行广被，降及国人，‘修’如同‘一二邦以修之’的‘修’，‘修和’即普遍和睦万民，说‘尚能’，是因为此事艰难，而重视对臣下的辅助。‘有夏’即诸夏。孔氏说：‘虢国叔，字，是文王的弟弟；闳散、泰、南宫都是氏；夭宜、生颠、括都是名。’这五位臣子辅佐文王，担任疏附、奔走、先后、御侮之职。○按：说有五位臣子，是因为他们为文王往来奔走，引导其常教，所以文王的德行能够下达，即下文所说的‘迪见冒’。又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五位臣子能为文王做到这样，那么文王也就没有德行降及国人了，何况说修治和睦诸夏呢？反复陈述，所以用‘又曰’另起一端来发起。”

“也唯有纯佑文王，才受有殷商的天命吗？是说上天纯佑文王，也如同从前纯佑商朝一样，而有秉持德行的臣子，践行至到，确实知道天威不可违越。因此昭显文王，启导其德行，使之显见于上，覆盖于下，即所谓‘西土怙冒’。于是上闻于上帝，即所谓‘闻于上帝，帝休’。‘迪见冒闻’，正是昭显文王之处，而‘见冒闻’，又都是‘迪’使之然。正因为如此，才受有殷商的天命。文王只是诸侯，从哪里看出他受命呢？大概人心归附他，三分天下有其二，那么天命就可知了。文王的臣子后来辅佐武王诛杀纣王，不过是完成其伐纣的功业而已。上一章说商朝的贤圣之君，都是已受天命的君主。所以用‘一人有事于四方，罔不是孚’来说。这里说文王是始受天命的君主，所以用‘受有殷命’来说。说文王凭借五位臣子的辅佐，受有殷商的天命，可见武王集大命，本源在于此。

武王只有这四位臣子尚能引导拥有天禄，至大尽举行其德行。孔氏说：文王去世，武王即位，只有这四位臣子，庶几辅相。武王拥有天禄，虢叔先死，所以说四位。这四位臣子后来与武王一起诛杀其敌，即诛杀纣王。只有这四位臣子，彰显武王的德行，使德行覆盖天下，大尽举行其德行。○‘尚迪有禄’，是说拥有天下，与文王受命相对而言。‘惟冒丕单称德’，是说教化遍及天下，与文王‘见冒’相对而言。是说武王诛杀纣王，统一天下而教化遍及天下，使天下尽举行其德行。按：书中说‘称丕显德’，说‘惟德称’，都训为‘举’。这里的‘称德’也应当如此。蔡传作称颂的‘称’，再详加考察。‘昭武王’以上文‘昭文王’为例，‘昭’字内应当带有‘迪’字的意思。‘迪’不专是启导，其德行为之导迪常教，也是‘迪’。‘惟冒’，‘冒’字内也应当带有‘见’字的意思。‘迪’而后‘见’，‘见’而后‘冒’，这才是‘昭’的原因。○文王‘见冒’，只限于西土。到武王‘惟冒’，才开始教化遍及天下。但‘丕单称德’，也只是大概说当时殷民未服，奄与淮夷屡叛，所以周公自期，又尚有‘丕冒’的说法。○‘后暨武王’，‘后’是前承文王的话。文王之时，为之导迪常教，使德行降及国人的，是这五位臣子。武王之时，与之共同诛杀其敌，使德行洽于天下的，是这四位臣子。这四位臣子，出可以为将，入可以为相，无所不可。《立政》所谓‘从容德勿替厥义德’者，就是这些。

这几节相承，周公的意思尤其极分明。大概周家的受命，成就者是武王，开启者是文王，而五位臣子、四位臣子赞助其间，那么在基命、集命方面都有力焉。文王修治和睦诸夏，得到五位臣子的辅佐，而天命于是乎奠基；武王大承其志，得到四位臣子的辅佐，而天命于是乎汇集。可见成王以防冲嗣，文武的基业，当时的所谓四位臣子、五位臣子，又已半凋谢，朝廷尤其不可无人的意思。○按：文武的臣子，独称五人、四人，大概是因为侍奉王季，所谓世臣。太公归周于文王之时，所以不及。先儒只看到周公不称太公，而不得其说，所以有的认为太公是文王的老师，周公谦卑不以自比；有的认为当时太公尚在录死勉生，不称诵太公之功，都要未当。毕竟太公历事文王，又逮见成王之立，世德之臣莫重焉，何得说周公所举主世臣旧德，所以不及呢？所以吕氏归诸偶有详略，非为人物评者，可谓得之。然愚则窃有疑焉：文王的五位臣子既历举其名，那么下所谓‘惟兹四人者’，疑自有四位臣子的名字，而不是因乎五位臣子的辞。在‘昔上帝割’一节之下，先儒多疑其有阙文，安知此节之下不尚有云‘有若某某者’、‘有若某某者’而太公在其中乎？此章则当在‘受有殷命’之下，然后接之曰‘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

译这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吗？如今，将“昔上帝割一节”置于文王之前，却与下文意脉不连贯；“武王惟兹四人”一句，又突兀地出现在五人之后，而上面没有承接之处，恐怕经文中没有这样的体例。暂且记下我的疑惑，以等待后来的学者来解答。

译如今我年幼的周公，如同渡过大河一般。况且说，谁能感通上天呢？用渡过大河来比喻，是想与召公共同渡过难关。召公的意思是，大王已经临朝执政，天下大事已经大致安定，其他事务周公一人足以胜任。所以周公说，不要过多责备我，我想收敛德行而退隐，不要勉强我去做力所不及的事。如果召公离去，那么年老成人的德行就无法下达到百姓，在郊外出现的凤凰将不再听到它的鸣叫，况且说，谁能感通上天呢？《正义》说，《诗经·卷阿》第九章说：“凤凰鸣叫啊，在那高高的山冈上。”这说明成王时期凤凰降临。凤凰降临象征太平盛世，这里担心以后不能再这样，所以以此告诫。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功业感通上天比招致凤凰更难，所以用鸣叫的凤凰来比喻。

召公说：“唉！君王应当因此监察这些，直到我不让后人迷惑。”这指的是上文所说的内容，告诉召公让他监察于此。我文王、武王承受天命，固然有无边的美德，但追溯他们积累基业、开创事业的历程，大概也是极其艰难的，不能不共同竭尽全力来保守它。告诉君王，何不谋划宽裕从容的方法呢？如果只想独自保持高洁，而不为社稷做深远的考虑，那就太狭隘了。我的道只在于延续文王的德行，最终不会只顾自己完善而使后人迷惑。如果因为君王霸道的缘故，留下来启发引导，那么我就用我年幼的周公来发扬文王、武王的功业；如果离去而不知道跟随谁，那就是我让君王迷惑了。

召公说：“前人铺陈他们的心意，直到大大继承无边的忧虑。”周公与召公共同接受武王的遗命，来辅佐成王。所以周公说，前人布露他们的腹心，把全部命令交给你，让你位列三公，作为百姓的准则。百姓的准则，是指大臣的职责作为百姓的标准。所以《周礼》六卿之首，都说是“作为百姓的准则”。一心纯洁叫做明，努力不懈怠叫做朂。下面两句就是用明和朂来比喻的，偶王在亶以耕作为比喻，乘着这个大命以车为比喻，都是承接明和朂而言的。相信并合力，是指召公与君王而言。三公是君王的副手，就像耕作有配偶一样，在于相互信任。君王推诚委任大臣，大臣竭诚匡辅君王，志同道合，才能成功。三公承担天下的重任，就像车有驾驭一样，在于合力。天命难以诚信，君王知道不能没有大臣，而上下勤勉忧虑相互依赖。天命难以保持，大臣不推诿给君王，而是以天寿平格来自我承担。乘着这个大命，才能不坠落。只有文王的德行，是文王的德行，是周朝承受天命的原因。积累基业、开创事业的艰难，是召公亲眼所见的。常常思念这些而不忘记，那么努力辅佐幼主，自然不能不尽心了。无边的忧虑，是指天下刚刚安定，忧患还很多。丕承，是继承武王的话。武王的话是这样，难道可以离去吗？召公说：“君王告诉你，我确实……”大否，大乱也。告诫勉励即将结束，用一句话来决断说：“告诉你，我确实保护奭。我确实，是说我的真情。只说你能恭敬地看待殷商的灭亡，大乱难道能不大大地思念我可畏的天威吗？殷商的灭亡和大乱，周、召二公亲身经历过，说起来尚且不忍，何况亲眼见到呢？”这时成王刚执政，老成的人凋零，深深忧虑一旦失误，又蹈入殷商的覆辙。这实在是周公内心的隐痛，而难以明察直言的。

我不答应，只像这样告诫，直到在让位于后人于大盛之时。允，就是我确实的允，允说，我难道不答应而像这样告诫吗？我只说：王业的成就，在于我们二人而已。你听我的话而有契合吗？也说在于这二人，只是天降的福佑更加到来，只是我们二人将不能胜任。你如果以盈满为惧，就应当能自我敬德，明扬俊才，以尽大臣的职责，或许可以报答天降的福佑，不要只是惶恐而想要离去。将来你在大盛之时让位于后人，谁再禁止你？现在难道是你辞位的时候吗？文王时有五人，到武王时有四人，现在只有我们二人而已。福佑更加到来就盈满，盈满就难以持守，召公所以有盈满的恐惧，但知道恐惧在于自强，不能通过退下来求自我免祸。所以说：“你能敬德，明扬我的俊才，努力更加修德以自我尽善，更加求贤以自我辅助。”恐惧德行不足以胜任，就更加自我敬德可以；恐惧二人不足以胜任，就明扬我的俊才可以。更加修德使平格保乂，像商朝的六臣，引导知道天威；像周朝的周五臣，明扬俊才使在内明恤，在外奔走，像商朝引导看见冒犯在前，昭明冒犯在后，像文王、武王。你能敬德有匹休平格的意思，明扬我的俊才有匹休商实的意思。让位于后人，是古代大臣的心意。在大盛之时让位于后人，只有周公能达到这一点，只有召公可以谈论这一点。有贤人可以让位，然后自身可以退隐。唉！笃实辅佐这二人，直到海隅日出之地，无不顺从。笃棐通指事情，对文武成王而言。周家的基业始于文王，成于成王，周、召二公则辅佐其始，辅佐其成。今天休美之风大大变化，就是这样。这自从文王依靠冒犯西土以来，积累有由来，其功业不可以不成。我想与召公共同完成这功业而不怠慢，大大覆盖冒犯这些百姓，使海隅日出之地无不臣服，然后才可以。周朝都城在西土，离东方远，所以用日出见远。只有不倦可以成终，所以成说“不怠”；只有同心可以共济，所以成说“咸成”。文王的功业指治化而言，不怠慢以成就它，只在于敬德荐贤两件事。文王说“见

译“冐”，武王说“惟冒”，周公在誓师时说“丕冒”。教化治理若有一处未能普及，圣人心中便感到愧疚不安，无法释怀。征伐淮夷之事，在此书之后可以见到，当时未能使所有百姓无不顺从。

译周公说：“君主如果不仁爱到这种地步，我之所以多次告诫，是因为我担忧天命和百姓。多次告诫，是通指整篇而言，比如商周诸臣的功业，武王顾命的言辞，应当报答的天恩，应当完成的祖业，都是如此。这难道不符合道理，而告诫的话却如此之多吗？大概大臣的去留，天命和民心都系于其上。国家有老成持重的大臣，那么上天的眷顾可以凝聚，民心可以稳固；如果不这样，那么这两者都可以令人担忧了。我只是对上担忧天命不能终久，对下担忧百姓无所依靠，所以说话不知不觉就多了。”上文说“我难道不公允而只是这样告诫”，这里又说“我难道不顺理而告诫如此之多”？说公允，说仁爱，是反复叮咛。上文所说的，是为了表明他的告诫并非出于本意。

周公说：“唉！君主只有你知道民德最深远，恭敬地用来治理。叹息说，召公实践经验丰富，只有你知道民德，也没有不能做到的。起初要想到最终，论述在民众中的道理就是这样，这正是所谓的民德。民众不是君主，没有事情能与其相得，谁没有开始呢？应当思考其结局。说的是有怨恨背离的时候，初和终都指民德而言。这个‘兹’字指上面三句话来说‘用治’，即治理民众。民德指的是民心趋向顺从，而不是趋向背离。然而即使民心趋向顺从，始终也不恒定，那么趋向背离就在其中了。天命不超出民心，所以篇末专门以民德来论述。”○“讴歌诉讼，夏朝并非不能做到其初，而其终，与你一同灭亡，也就是这些民众。来苏等待君主，商朝并非不能做到其初，而其终，大命不稳固，也就是这些民众。”

先儒解释经典，时常依据篇章次序。如果这篇在《洛诰》、《多士》、《无逸》之后，成王已经即位理政，以前已经曾用‘自服土中’来期许他了，不应该现在还说‘小子同未在位’，那么篇章次序有不能完全遵从的地方了。金氏认为这是初年的书，大概不是没有根据的。《无逸》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但其他篇章有‘冲子’、‘孺子’的称呼，而这篇没有，那么是成王亲政之后。立政官名多不同，如‘三宅’之类，大概周初草创，仍然沿袭前代的称呼。又有一处说‘孺子王’，两处说‘孺子王’，可以知道这也是初年的书。

蔡仲之命

蔡仲之命，蔡氏认为次序应当在《洛诰》之前。金氏《通鉴前编》将其系于八年，周公分正东郊后事。

只有周公位居冢宰，正百工至邦之蔡正长。周公位居冢宰，统领百官。武王去世时，众叔父散布流言。事在《金縢》。说流言而不说他们与武庚叛乱，是推究其罪行的起源来概括它。按《大诰》说：“殷商残余敢于继承其绪，上天降下威严，知道我国有瑕疵，百姓不安。说我要返回鄙薄我的周邦。”这是武庚的本意。众叔父不知道他的本意，被他迷惑诱导。其起因在于周公居内执政，管叔是兄长，反而在外监视殷商，心中不平而散布流言，以离间周公，想要动摇王室。等到成王迎接周公归来，管叔于是与武庚一起叛乱，这是得罪于社稷，不是成王所敢赦免的。所以周公奉王命讨伐他们，在商地诛杀管叔，辟是大辟；囚禁蔡叔于郭邻，囚是限制其出入。郭邻，孔氏说：“中国之外，地名。”随从车七乘，言少。将霍叔降为庶人，三年不列入属列，三年之后才恢复其爵禄。这是三叔得罪首从的区别。仲叔之子能常敬德，周公认为他可以做卿士。叔父去世，于是成王任命他并封于蔡。周公留佐成王，食邑在圻内。圻内诸侯，孟仲二卿。所以周公用仲为卿，不是鲁国的卿。蔡在淮汝之间，仲不另封而国于蔡，是不断绝叔父在蔡的封地。○苏氏说：“蔡叔未死，仲没有君国的道理。蒯聩在而辄立卫，所以乱。所以封仲一定在叔父去世之后。”○正义说：“世家说：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封叔处于霍。”杜预说：“管在荥阳京县东北。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上蔡、新蔡皆属汝南郡。”○按孔氏说蔡叔初封圻内之蔡，现在不知所在。胡之所封仍取蔡名，示不断绝，是叔父仍得为始祖。

王说：“小子胡，只有你遵循德行改正行为，至徃即乃封。敬哉！”孔氏说：“胡，仲名。说你遵循祖辈的德行，改正父亲的行为，能谨慎其道，所以我命你为侯于东土，往就汝封，当敬哉！”

你应当掩盖前人的过失，至无若尔考之违王命。这是因为他遵循德行改正行为而加以勉励。叔父违王命，辱没文考，忠孝都失败了。你庶几掩盖前人过失的，在于忠孝而已。你前无所因，自防为善，可谓迈徃其迹。自你之身，克勤无怠，则不但揜过于前，亦可以垂法乃后矣。其率乃文祖之彞训，无若尔考之违王命焉。这两句，蔡氏作已然説，似非语意。

皇天无亲，至尔其戒哉！天无私亲，所辅者德；民无常主，所懐者惠。进尔之德，布

译你若施予恩惠，就能得到天与人的帮助了。如果没有德行和恩惠，那么叔父作为文王的儿子，也不能保全自身；如果有德行和恩惠，那么仲父作为蔡叔的儿子，也不能推辞他的封国。善行固然不止一种，而没有不可做的善事；恶行也不止一种，而没有可以做的恶事。你要以此为戒啊！○金氏说：上文只说到改正行为罢了，这里又进一步推广，说天与人的趋向和背离没有定规，而善恶的事情也大多如此。不善的事情都足以导致祸乱，不仅仅是不做蔡叔那样的事，也不仅仅是像今天所做的事那样就停止了。○“克敬惟亲”，“敬”字意义深远；“惟德是辅”，“德”字意义较浅。“懐于有仁”，“仁”字意义深远；“惟惠之懐”，“惠”字意义较浅。大概“德”和“惠”是笼统的字面意思，而“敬”则与天合为一体，君主的道义止于“仁”，这就是有深浅区别的原因。

译谨慎其开端，才能谨慎其终局。到了终局却陷入困穷，这与《仲虺之诰》篇末的话相似。那里说的是谨慎终局的方法，在于其初始时就加以谋划。这里说的是谨慎开端的方法，在于思考其终局。大概没有初始不谨慎而能谨慎终局的，也没有不思考终局而能谨慎初始的。始终是一个道理。在初始时考虑到终局，终局就不会困穷；不谨慎终局，从始到终，就会陷入困穷了。○陈氏说：仲虺遵循道德改变行为，能够谨慎开端了。尤其应当克勤无怠，这在于谨慎终局。○张氏说：感激的人大多在开始时锐利，而在终局时懈怠。

〇“乃攸绩至康济小民”，蔡传将其作为“五事平说”。吕氏认为“上奉天子，旁睦友邦，下安民庶，这是应当勉力成就的功绩”。诸侯的职责都完备了。防备方面，吕氏的说法较优。

　　遵循中正而不自作聪明扰乱旧章，到“则予一人汝嘉”，“自中”即所谓“自有之中”。心能制约义理，顺从并遵循它，没有哪里不是中正的。“旧章”是先王的成法，是中正所在；“厥度”是我身的常法，是中正所遵循的。如果心有私意而自作聪明以扰乱旧章，就不是中正了；心无主见而视听不详细，或者因为偏听偏信而改变自己的法度，也不是中正了。“作聪明”是自己的私智，“侧言”是别人的私见。偏听偏信常常因为视听不详细而得以介入。○吕氏说：旧章往往不与新进好事的人相合，所以自作聪明的人尤其想要扰乱它。听取和阅览不贵在快，而贵在详细。谗言奸言常常趁着匆忙急促时进入。详细是听取和阅览的大法。规矩准度还没有达到乐于遵循理法的人，常常被其形势所束缚，偏听偏信就解开了束缚而放纵他们到放逸的地方，所以跟从他们。轻视仲虺以英妙之年承担国事，周公老成深虑，所以告诫如此。○聪明出于自己，旧章守于他人；视听接触他人，法度掌握在自己。聪明告诫不要自作主张，而法度由人创立，能不违背自己；视听勉励要详细，而法度掌握在自己，能不改变他人。相对而言。○旧章、法度都是中正所出的，为什么呢？百姓承受天地的中正而生，所以有动作、礼义、威仪的准则。在我身上就称为法度，在先王修之于礼乐刑政以治理天下国家就称为旧章。《诗经》说：“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不愆不忘就没有不中正的了。○聪明是天德，自作聪明就是私智。吕氏将作与不作作为天人的界限，说法精微。○聪明是视听的准则，详细视听也是聪明的事情。○不被富贵所动，不骄傲；不被智慧所驱使，不妄为。制约富贵容易，制约智慧难。自作聪明的人是被智慧所驱使的。

王说：“唉！小子，你将要前往哪里呢？不要荒废我的命令。”

　　尚书日记卷十三

<经部,书类,尚书日记>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日记》卷十四 明 王樵 撰 多方

《书序》：成王东征淮夷，于是践奄，作《成王政》。成王已经践奄，将要把奄君迁到蒲姑，周公告知召公，作《将蒲姑》。成王从奄归来，在宗周告诫众邦，作《多方》。孔传说：成王即位执政，淮夷、奄国又叛乱，成王亲自征讨他们，于是灭掉奄国而迁徙其民。○正义说：《洛诰》一篇说周公归政给成王，《多士》以下都是成王即位执政初期的事情，编排篇章以先后为次序，这一篇在成王的书中，知道是成王即位执政，淮夷、奄国又叛乱，成王亲自征讨。又查《洛诰》，成王即位执政开始封伯禽，伯禽既为鲁侯，就居住在曲阜，《费誓》称鲁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并起，鲁侯征讨他们，作《费誓》。那里说淮夷并起，就是这里讨伐淮夷，成王讨伐淮夷，鲁国讨伐徐戎，是同时讨伐，明白是成王即位执政之年再次叛乱。郑玄认为这次讨伐淮夷与践奄是摄政三年讨伐管、蔡时的事情，其编排篇章在这里，就说没有听说过，《费誓》篇说淮夷叛乱，那就是再次叛乱，明白了。《多方》篇责备殷臣说：“我因此战败、要挟、囚禁他们，到了第二次，到了第三次。”如果武王伐纣之后，只有摄政三年一次叛乱，正好可以到了第二次，怎么能到了第三次呢？所以知道是成王即位执政又叛乱了。郑玄读“践”为“翦”，翦灭的意思。孔颖达不破字，大概认为践其国就是践灭的事情，所以以践为灭。

只有五月丁亥日，成王从奄归来，到达宗周。正义说：成王从讨伐奄国归来，在宗周镐京，诸侯因为成王征讨归来，都来朝见聚集。周公称成王命令，以告诫天下。国史叙述其事，作《多方》。又说：自从武王伐纣，到成王即位执政，新分封的很少，天下诸侯多是殷的旧国，其心未服周家。因此奄君再次叛乱，现在趁着讨伐奄国新归，所以告诫天下诸侯，以兴亡为戒。话虽然普遍告诫天下，意在殷的旧国。又说：卫孔悝之鼎铭说：“即宫于宗周”，指洛邑。是洛邑也称宗周。吕氏说：王者定都，天下所宗。东迁之后，则洛也称宗周。

周公说：“王这样说：谋划告诫你们四国多方，到恭敬念于祭祀。”吕氏说：“先说周公说，又说王这样说，为什么呢？表明周公传达王命而不是周公的命令。周公的命令告诫终于这一篇，所以在此发例。”○告诫多方而所主在殷民，所以又专门提起殷侯的正民者告诫他们。说殷民罪应诛戮，我大降恩赦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