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日记卷十四

译用周公的威望、毕公的资历，来代替君陈的职位。”怎么知道王城的事务，君陈没有参与呢？《毕命》的序言里也有“分居里”的说法，这其实是本篇中“旌别淑慝”的意思，而这篇序言所说的“分正二孔”也是以“分邑里”为言。表彰善人、辨别恶人，划分他们的住宅里巷，这是毕公的职责，在君陈任职时是没有的。序言的作者随意添加，后来的人又随意为之解说，至今沿袭使用这些话语而不加审察，这是不可以不辩明的。○吕氏说：周公去世时，朝廷中还有众多重臣辅佐，但分治整顿东郊的事务，成王却唯独托付给君陈，为什么呢？那些老臣固然不是自作聪明、扰乱旧法度的人，然而他们平日与周公并肩同功，担心他们谨慎循守的态度或许不够专一坚定，如果在其中稍有自以为是的意思，那么对于治国的大体就已经有了隔阂了，不如委任给后进中端正诚实的人，他们就会一心一意奉行，不敢有丝毫的增加或减损，成王的微妙防范大概就在这里。至于完成最终使命、开阖变化的重任，非四朝元老不能胜任，所以康王必定托付给毕公。○治理顽劣的百姓不可以急躁，只有不言语而让人感受到和谐，与人并肩而立而使人感化的人，才适合担任此职，君陈美德、孝顺、恭敬，可以想见他的为人了。

译从前周公教导、保护万民，以至于民众得以安定。师保这两个字，内涵极其丰富。周公警惕殷商的顽劣之民，将他们迁往洛邑，治理并教化他们，却一定要说师保。可见周公对待民众，关怀备至到了如此地步。教化他们如同老师，保护他们如同保姆，就像父兄对待子弟，子弟对待严师那样。周公的德行，民众正思念着他。君陈继承周公的职位，治理周公的民众，也只是遵循常规，努力阐明周公的教诲罢了。

按：这篇文献中提及周公教诲的有三处：一是说努力显扬周公的教诲，二是说效法此时周公的谋略与教诲，三是说只有周公伟大的教诲。根据蔡沈传的意思，首先说周公去世后，民众正思慕周公的教诲，君陈能够阐发并光大它，固然应当使民众欣然听从而顺从。这原本是从训导民众的角度来说的。其次引用吕氏的说法说：成王既勉励君陈努力显扬周公的教诲，又举出周公精微的教诲来告诉他。看“复举”二字，可知努力显扬是希望君陈将其颁布给民众，效法此时是希望君陈将其身体力行。单说教诲的，泛指平日教导人的言语。特别举出四句话作为谋略与教诲的，则是又以其至理微言切合君陈自身的情况来说的。教诲的字虽然相同，但内涵各有侧重，细细玩味就可以明白。

周公的教诲，不专是一纸教导民众的榜文，凡是条贯约束体现在措施中的都是。殷民难以开导，周公教导他们、保护他们，竭尽各种方法，就像大禹疏导江河让它们向东流一样。教导人像周公这样，已经到了极致，无以复加了。不幸的是周公七年就去世了，民众未能完全提升到伟大的道业中，如果继任者稍微不以周公的心为心，不以周公的事为事，民众还能治理好吗？所以成王殷切期望努力显扬周公的教诲，只让民众得以安定。

我听说：“极致的治理散发馨香，感动神明，至于下民只是草芥。”我听说，大概是听自周公。太平盛世，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宇宙间纯粹是一团和气。那和谐吉祥之气所发散出来的，叫做馨香。馨香没有形象，凡是事物的精华都是。极致治理的精华，所谓只有德行能感动上天，没有远方不能到达，所以圣人认为馨香在于此而不在于彼。感动神明，也不必一定说是祭祀的时候，只要极致治理散发馨香，便与神明感通无间，所以郊祀则天神降临，宗庙则人鬼享用。人们只看到它像回声一样应答，却不知道根本在于此。

感动神明的，不是黍稷的馨香，而是明德的光辉。明德得之于心而清明在身，是极致治理的源头。效法教诲就是明德。说孝，说恭，君陈已经具备了这些德行，希望他日益进步，不断发扬光大光明，所以说“效法此时周公的谋略与教诲”。从殷顽民的角度来说，想要他们感通，不可以用刑罚驱赶和权势逼迫，只有明德有可以感化的道理。从周公法度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前人的德行，就只是陈旧的遗迹，只有明德是立教的根本，这就是希望他每日勤勉，不敢安逸享乐的原因。孝友，是君陈平素的德行。然而孝友的道理，通于神明，光耀四海。尧舜的圣德，也不出此范围。希望君陈进一步增进他的德行以至于此，那么通达无阻，对于殷民还有什么困难呢？声色对于教化民众，是末节。所谓“努力显扬周公的教诲”，其根本在于此。

金氏说：以下都是勉励君陈修养明德的事情。君陈曾侍奉周公，美好的德行显著闻名，只担心其中细微之处，被人欲所蒙蔽；又担心他玩忽于所见，忽视于行，那么明德就不能延续。常人的情感，虽然没有不好德景仰善行的心，但很少有克制自己践行道义的力量。以周公这样的圣人，不分古今，谁不愿意见到却不可得？然而当时亲眼见到周公的人也不少，却少有能学习成为周公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按：大凡人们未见圣人时，如果不能见到，是秉持常理好德的心；既见圣人，也不能效法圣人，是因为安于安逸享乐的缘故。安于安逸享乐，所以天理不足以战胜私欲，恭敬不足以战胜懈怠，虽然亲眼见到圣人的行事，却少有能一一身体力行的。君陈应当以此为戒，如今周公不在，民众所观察效仿的，在于你的身上。君陈能成为周公，那么民众也会服从他的教诲，就像周公在世时一样。所以首条所谓“努力显扬周公的教诲”，其关键在于效法此时周公的谋略与教诲罢了。用自身引导民众，而不是用言语。效法此时就是努力显扬的实质。有人说效法此时就是努力显扬的实质，却又不对。

殷民也曾亲眼见到周公了，可以沿着圣人的道路前进吗？沿着圣人的道路就是贤人，沿着它不停止就是圣人，这正是君陈的事情。君陈能成为周公，而民众有不因观感而兴起如同周公再次出现那样的吗？所以说：君子的德行像风，这话在上位者身上体现。

谋划政务，没有不艰难的。至于众言相同，就思考效法教诲。由圣人在我的德行，应当明察。至于政务，则从谨慎开始，而在中间调和。关系到道义的升降，风俗的变革，能不谨慎吗？必定能谨慎于兴废，那么治理就合乎时宜了。

废兴不是更改周公的政令。大概人情事理，自有应当兴应当废的。对外与国人商议，对内与官员师长商议，共同忧虑揣度它。务必穷尽众人的意见，众言既相同，就又在自己心中思考推演，确实恰当然后实行。这就是所谓无不艰难。

对外穷尽众人的共识，就不至于自以为是。对内精专一己的思考，就不至于苟且盲从。如此艰难，政务才完善。

你有美好的计谋和美好的谋略

译啊，只有贤良之人才能显达啊！“嘉谋”是从具体事务的角度来说的，比如益辅佐禹征伐三苗之类；“嘉猷”是从大道的角度来说的，比如禹陈述克服艰难，皋陶陈述知人安民之类。谋划必然包含大道，大略必然涉及具体事务，这也是互相补充而言的。于是入宫在内部向君主报告，君主能够实行，那么谋划虽然是臣下的谋划，但听取谋划的是君主的英明；大略虽然是臣下的大略，但施行大略的是君主的贤德。这些谋划和大略，如果不是我君主的德行，又是什么呢？你于是顺从它，顺从是指将顺（辅助成就）。入宫在内部报告，将在外部顺从。人臣的心意，辅助实行君主的善政，唯恐不能成功，大概就是这样。感叹说，臣民如果都像这样，只有贤良之人才能显达啊！玩味其语意，大概君陈曾经是这样，而成王赞美并深切嘱托他，希望他不要废弃。舜掌握事物的两个极端，在民众中运用中庸之道，人的善就是舜的善，那么这些谋划和大略称为我君主的德行，并不是说善就归称于君主，道理确实如此。成王并非失言，几乎是至言。王说：“君陈，你秉承周公伟大的训诫，以至于率领那些或许不良的人。”正义说：君陈的智慧，必定不及周公，而让他阐发周公大训，是遵行周公的法度，使广泛施及于民，这就是阐发并光大它。按推明周公的训诫，使人人遵循，便是阐发并光大之意。吕氏认为继承前人之政者，如果只以持循因袭为心，其所成就必定比前人低几等，必须奋然开拓，然后仅能不废弃，他的说法未必原本正确。朱子常常不满东莱说经，这些地方就是。居于人上者，权势是我所拥有的，法度是我所执掌的，知道有势就会驱使民众必须服从，这就是作威；知道有法就会用法律约束民众的不足，这就是以削，不可不警惕。宽厚而有节制，从容以和谐，这是君陈的治国体制。《毕命》说，道有升降，政由俗革，君陈的时代正值宽和之时。宽厚而有节制，宽厚的意旨常行于法度之中，单说和则和就是从容不迫之意，以和对从容则有区别。想要阐发周公的训诫，不是严急所能成就的，如果一心以严急为念，那么只看到顽劣之人的可憎可恨，容易至于依仗权势作威，倚仗法律以削，那么民众看不到上级的可亲，看不到遵循理义的快乐，反而苦于法度的拘束了。所以必须宽厚而有节制，从容以和谐，然后不逼迫而民众顺从，能够阐发周公的训诫。说它出于势与法之外，而使民心顺从在于宽厚；说它妙乎宽与严之中，而使民众自然顺从在于和谐。宽厚就是敬敷五教在宽厚的宽厚，节制就在宽厚之中，不是用节制来济助宽厚的意思。是说有规矩法度而用宽厚来施行。和谐就是和厥中的和谐，和谐是和乎民众，所以说从容以和谐。从容者，不疾不徐，施行得当。殷民在刑罚之中，至于三细不宥，这是从用法来说的。无忿疾于顽，至于率领那些或许不良的人，这是从施教来说的，都是宽和之事。必有忍耐，至德乃大，就是无忿疾之意。简其修，至于率领那些或许不良的人，就是无求备之意。执法者不要有私心，也不可顺从君主。说辟，说宥，只有恰当而已。辟以止辟才是辟，辟就恰当了。三细不宥，宥就恰当了。在不符合政令，不化于训诫之中，习惯于奸宄，一败常，二乱俗，三。三者虽然细小不可宽恕，因为所关系重大。败常，孔氏认为毁败五常之教，如《康诰》不孝不友之类。乱俗，僻言怪行以乱风俗，如少正卯之类。败常乱俗是两种。三细不宥，孔氏认为罪虽小，三犯不赦。顽蒙未悟，遽兴忿疾，不是教导之道。人有能有不能，求备于一人，不是与人为善之道。有忍而无忿疾者，有容而无忿疾者。宽柔以教，不报无道，是忍。忍乃有济。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是容。德乃不可以窥其际矣。然而在成德则容为大，在学者则忍为切。大概习忍可以至容。林氏说：勾践于吴，太王于狄，是忍。如果使其不忍，则趋向灭亡罢了，何以成就？汤之于葛，文王于昆夷，是容。包之度内若天地然，孰得而涯涘之？修不修以职业言者，胥伯多正之属也。良不良以行义言者，通上下而言也。其实庶民亦有职业，亦不可指定为何人也。简其修，亦简其或不修，大概以简修为主，其或不修者亦简之，则勤惰分明，故人劝功进。其良以率其或不良，大概以进良为主，其或不良者观之而知所耻，故人励行。两或字不可忽，大概言简厥修，进厥良，则人宜自化，而或有不修者，因简修而亦简之，或有不良者，因进良而亦以董率之，其抑扬进退之意在乎此也。不修言简而不言刑罚。不良言率而不言简别，大概于上一句之中，即寓下一句之作用。使不修者皆修，在于简别之分明；使不良者皆良，在于劝率之有道。皆在于以人治人，而无忿疾于顽，求备于一夫之意。此所以为和中也。

译百姓生活殷实，直到最后，才能在永远的历史中留下美名。百姓生活殷实，会因外物而改变，看到使他们回归殷实本性而不改变的原因，在于君主。违背君主的命令，顺从自己的喜好，看到使他们顺从命令如同顺从喜好一样的原因，在于德行。所以说：“你能够恭敬地奉行常道在于德行，那么百姓没有不改变的，而确实能上升到伟大的治国之道了。”常道，就是五常之道。恭敬地奉行常道在于亲身实践，不是靠声音笑貌所能做到的。商朝的习俗虽然淡薄但可以改变，世道虽然衰落但可以上升，因为百姓本性殷实，先前顺从他们的喜好。君主不谈论福分，风俗敦厚，人们有士君子的行为，这是君主的福分。说“最终在永远的历史中留下美名”，对君陈的期望是很深远的。○恭敬地奉行常道就是恭敬地施行五教的意思，在于德行就是基于亲身实践和心得，而不是空谈。○君陈美好的德行孝顺恭敬，是真正恭敬地奉行常道在于德行的人，所以起初勉励他使明德馨香，最后勉励他恭敬地奉行常道在于德行。○恭敬地奉行常道在于德行，真正可以说是明德的馨香，能够通达无阻地教化殷人吗？为什么当时你们没有不改变，确实能上升到伟大的治国之道呢？○当时你们没有不改变，确实能上升到伟大的治国之道，成王自称承受多福，道义融洽政治，恩泽滋润百姓。康王也自称永远承受多福，成王康王谈论福分，都以殷民教化为说。那么民俗趋向教化，真是人君受福的实质吗？《天保》是报答上天承受福分的诗，诗中说：“群黎百姓，都成为你的德行。”诗的意思就是成王康王的意思。○君主以百姓教化为福，臣子以百姓教化为美，最后一句只带出“你的美”一句。○说“确实能上升到伟大的治国之道”，说“最终在永远的历史中留下美名”，就是用成功来期望君陈为什么呢？周公的事情没有结束，所以任命君陈；君陈的事情没有结束，所以任命毕公。从后面看，就有谨慎开始、和谐中间、完成最后的三个阶段。从三位君主来说，周公没有做的，君陈做了；君陈没有做的，毕公做了。起初没有三个阶段的区别，所以说“三位君主同心，共同达到道”。

临终的遗命叫“顾命”，成王经历三监之乱，王室几乎动摇，所以这里端正他的始终，特别详细。顾命是成王的，用来端正他的终；康王之诰是康王的，用来端正他的始。○吕氏说：天子，是天下的共主。成王带病临朝命托，两位公爵接受遗命，率领诸侯辅佐，所以公开天位而严肃大宝。世人称汉武帝在宿卫中防备霍光，托付幼孤，为知人，却不知道所谓大臣，不是可以寄托安危、归属存亡的，不在这个选择中。像周公召公，内为师保，外统诸侯，君主在世则辅政，君主去世则托孤，所谓接受遗命，大概是一个职责。汉武帝临终，才开始防备一人而托付，平时大臣果真有什么用呢？没有准备得很严重了。○陈氏说：死生，像夜晚和早晨一样，是人道的常理，始终的道义，学问不深，不足以谈论这个。成王自己防备，得到周公召公两位公爵，培养他的德行，发扬他的学问，直到面临死生始终的变化，卓然不乱。看这本书，应当与曾子易箦、春秋公薨于路寝参看。又书载“顾命”，只有成王有，大概是从艰难变故中得到的。又说：后世的君主以死为讳，继承之际，很少有能端正始终的。唐顺宗嗣子已经成年，一旦病不能言，不能召宰相托孤，使宦官得以议论所立，不是卫次公等人因为草诏得以进入抗议，立广陵王，事情也很危险了，可以不鉴戒吗？

只有四月，月亮初生魄，成王不愉快。《皇极经世书》成，成王在位三十七年，从丙戌年到壬戌年。○成王去世年的四月开始生魄，十六日，成王有病。天子的病叫不愉快，叫不豫。

甲子日，成王于是洗手洗脸，相扶穿着冕服，靠着玉几。成王发布大命，面对群臣，必须斋戒沐浴。现在生病，所以只洗手洗脸，扶相者穿着冕服，靠着玉几出来。命觐礼，成王穿衮冕而有玉几，这里靠着玉几，说明穿衮冕。○吕氏说：甲子距离去世才一天，还盥洗以致敬，冕服以致严。顾托的话渊奥精明，大概临众的敬意，不因困惫废弃素定的道理。虽然临终，依然清醒。只有善于治气的人能经历疾病而不懒惰，善于养心的人能面临死生而不昏乱，岂是一朝一夕的积累呢？

于是同时召太保奭来，这里我审慎训诫，命令你同召的，平时召他的长官，那么他的属从，现在将要发布顾命，从六卿到御事，同以王命召。太保毕毛称公，就是三公，这里先后以六卿为序，冡宰第一，召公领之；司徒第二，芮伯为之；宗伯第三，彤伯为之；司马第四，毕公领之；司寇第五，卫侯为之；司空第六，毛公领之。召、芮、彤、毕、卫、毛都是国名，举其本爵，见其以国君入为天子公卿。毕公与召公一体，而班在四，大概司马兵权，非元老重臣未易付。师氏守王门，司王朝得失之事；虎臣、虎贲氏、百尹、官正也。御事非官正而有执事者。○高官兼摄下司者，汉世以来谓之领。○誓言嗣，言一

译颁布后不再更改，称为誓，凡是重大事情都是这样。嗣，指嗣君。蔡邕依据孔氏的解释，将“嗣”解释为“继承我的志向”，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译从前，文王、武王、宣王的光辉德行到达极点，不冒犯非分的时机，安定民众并陈设教化，那么民众便习以为常而不违背。德教是教化民众、顺服民心的根本，民心是承受天命的根本，安定民众即是安养之事，在安定民众的同时施行教化，那么民众顺从善道就容易，所以都服习并安于教化，反复强调“习以为常而不违背”，是为了显示他们顺从教化的极致，因此从西土开始，能够成功地将教化推行到殷商之地，这就是说将教化推行到殷邦。天威，说的是恭敬地迎接，即戒慎恐惧，常常在事端萌发之前就迎接着它，文武的大训就是阐述天命的，必须亲身践行并服从执行，这才可以说能够继承并守护，不敢昏乱逾越，常常清醒地记在心中而不逾越法度。王业是靠艰难成就的，也必定要靠艰难来守护。济于艰难，说的是守成很难，必须等待众臣协力来大大救助于此。济中包含着恭敬迎接天威、继承守护大训的意思。远方的人用怀柔来安抚他们，使他们前来归附；近处的人用安抚来驯服他们，使他们治理好地方，大大小小的诸侯国都有办法使他们安定，并使大小诸侯相安无事，有办法勉励他们，使他们谨慎遵守诸侯的法度，这些都是君道所应当尽到的。威仪，是举出一个人行为的准则来说的，成王说思考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原因，在于自我约束于威仪，自从从中道受命于天地以来，就有动作威仪的准则，这本来是修身者所应当自己努力做到的，而不假借外力，然而主宰的是心，心如果冒犯非分的时机，威仪就无法整治了，你们左右大小之臣都有保傅辅佐的责任，不可苟且地认为君主有非分的时机，当时众臣固然不是引导君主走向非分的人，但有时在细微的事情上顺从而不谨慎，从细微发展到重大，将会从此滋长，这是君主所非常畏惧的，而辅佐君主的人不可不谨慎。自我扰乱威仪，就是修身的含义，不冒犯非分的时机，就是谨独的含义。吕氏说：这些话，大概是周公精微的传授，成王临终时，才展示给群臣，孔子精微的传授，曾子临终时，才展示给孟敬子，都接近于威仪容色辞令之间，那么周孔难道只是同道，他们用功的次第品目，也没有不同的。

现在既已接受天命，直到延入翼室，忧虑居住宗庙，发布顾命在黼扆缀衣的座位上，命令结束后返回寝处，将缀衣拿出到庭院。天子刚去世，太子必定在他身边，将要确立正统，所以在门外迎接，以特别显示尊贵。桓、毛两位臣子是宿卫的，先拿着干戈，太保接受命令出使到齐侯吕伋那里，索要虎士百人，跟随两位持戈者在南门之外迎接，作为仪仗，延入路寝翼室，为忧虑居住宗主。翼室就是东夹室，刚开始丧事还没有设置梁闇，所以以东夹室作为忧虑居住的地方。齐侯当时是天子的虎贲氏。

丁卯日，命令制作册书，制定法度，丁卯日是成王去世的第四天。丧礼，第二天小敛，再第二天大敛，尊卑都一样。命令史官制作册书，书写法度传达顾命给康王。将要去世时，虽然口中有遗命，但没有制作册书，所以在这天制作。既已制作册书，于是制定接受册书的法度。下文说：“皇后靠着玉几，宣示成王的话，这就是册书。”将要接受天命时，登阶即位，以及传达命令以后，康王回答命令接受同祭飨，这些都是法度。

过了七天，癸酉日，伯相命令士人准备材料，召公为二伯相，王室所以称伯相，须是等待的意思。召公命令士人准备木材，须待以供丧事之用，指棺椁与明器。《礼记》说：“虞人准备百祀的木材，可以制作棺椁的砍伐它。”

从此以下到立于侧阶，只有命令士人准备材料是拟供丧事之用，其余都是将要传达命令布置之事。四座是王所居之处，器物是国家所宝贵的，车辂是王所乘坐的，陈列这些以美化国家，并且以示重视。顾命那些执兵器的人，立于门内堂阶，是为了防备不测，也是国家的威仪。

狄设黼扆缀衣。狄是下士，扆是屏风，画着斧文。放置尸体在牖间。《释言》说：“牖户之间称为扆，以其所在处命名。”上文说将缀衣拿出到庭院，这里又设置，是象征王生平。蔡传认为缀衣是帷幄。按《周礼》注：“在旁叫帷，在上叫幕，四合象宫室叫幄，坐上承尘叫帟。”幕人供应，掌次张挂，就是此经所说的缀衣。《立政》有缀衣之官，大概即是幕人掌次的含义。前葛氏认为是司服之类，不对。

经在四座之上，说设黼扆缀衣，那么四座都设置。设置四座及陈列宝玉兵器与辂车，各有负责的人，都是相命。不说相命与所命之人，是从上省略文字。

牖间南向到纯漆仍几，正义说：牖间，是窗东户西户牖之间。《周礼》司几筵说：凡大朝觐，大飨射，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扆南向，就是此座。天子的席三重，诸侯再重，那么此四座所说的敷重席，其席都敷三重，举其上席而言重，知道下更有席。天子左右几优至尊，诸侯惟右几，蔑席用桃枝之竹为席，有次列成文，所以《周礼》又谓之次席。白与黑谓之黼，缘谓之纯，黼纯以白黑杂缯缘席。华玉五色玉，《周礼》说：凡吉事变几，凶事仍几，礼之于几有变有仍，所以特言仍几。

译由此可以看出，因为生前几案未曾改作，所以保留原样。这是群臣朝见诸侯时的座席，是根据《周礼》的文字得知的。○底席，即底蒻，苹蒻，苹蒲。丰席，即莞席，莞音官，草类似蔺草，可以制作席子，《诗经》中“下莞上簟”说的就是它【蔡传将莞写作荀是错误的】。笋席，笋是竹子的嫩芽，取笋竹的皮来制作席子。○缀，是杂彩，用彩色绘制图案。○纷，是黑色的绶带。《周礼》注解说：纷像绶带，有花纹而较窄。○《周礼·大宗伯》说：用饮食之礼亲近宗族兄弟。《文王世子》说：宗族共食，世代递减一等，这是天子有与亲属私下宴饮的事，因为骨肉亲情亲近，不讲究华丽，所以席子和几案装饰质朴。○牖间是群臣朝见诸侯的座席，见于《周礼》，其余三处座席《周礼》没有记载。那东序西向的座席，是供养国老、宴请群臣的座位，按照《燕礼》所说：坐在阼阶上西向，那么供养国老及宴请群臣与《燕礼》相同。那西序的座席在西向座席的前面，因为早晚听政比宴饮更重要，所以西序是早晚听政的座席。夹室的座席在燕飨座席的后面，又因为夹室是隐蔽的地方，又因为亲属关系轻于燕飨，所以夹室是亲属私下宴饮的座席。按照《朝士》的职掌治理朝会之法，君王面南而坐，这里西序东向、东序西向，是因为这些座席并列陈列，避开牖间面南朝见诸侯的座席的缘故。王肃说四座都与孔安国的说法相同【以上是正义的说法】○金氏说：天子的房屋四边屋檐为四阿，四个角而有东西夹室，大夫士只有东夹室，然而也不敢做成阿个形制。现在这里不说东夹室，唯独没有陈设，只说西夹室，而又面南与当扆相同，大概东夹室就是初防宅宗的翼室，而西夹室则是新即位的君王在西阶的殡宫。卿大夫没有西夹室，就殡于西阶之上；士殡于客位。只有天子有西夹室，其殡礼毕后涂饰房屋，所以在西夹室进行。○邹氏说：天子朝觐、听治、养老、私燕，各有固定的地方；平时四席，各因事而设在其处。现在则一并陈设。

译越地的美玉陈列五重，一直延伸到东房。孔氏说：“在东西序墙坐北向南的位置，排列五重玉，又陈列先王所珍视的器物。”○正义说：“‘越’字解释为‘于’，‘于’是指在那个处所。上文说西序在东、东序在西，那么序墙旁已有王的座位了。陈列玉又说在西序、东序，是明确在东西序墙坐北向南。序，是墙的别名。那墙南北向长，坐北向南仍有顺序墙，所以说在西序、在东序。西序陈列二重，东序陈列三重，两序共陈列五重玉。”○西序就是西夹室，西夹室前面已有坐南向北的座位，知道这（玉）在西房，是在西夹室坐东向西。东夹室没有座位，所以直接说东厢夹室，陈列在夹室前面。○邹氏说：“东西序都有室，两个座位及各类器物都陈列在室内。赤刀以下各类物品贵重，必定陈列在前面，所以说东西序。舞衣以下必定陈列在后面，所以说东西房。”○夷玉，马融说：“东夷的美玉。”《说文》说：“就是医无闾山的珣玗琪和天球。”郑玄说：“雍州进贡的玉，颜色像天空。”王肃说：“玉磬。”大鼓叫做鼖。○圆形的玉叫璧，上尖的叫圭，琰有锋芒，琬无锋芒。

大辂陈列在宾阶前面，直到右塾之前。孔氏说：大辂、玉辂、金辂都坐南向北。先辂、象辂、次辂、木辂、金辂、玉辂、象辂都用饰物装饰车木，木辂则无装饰。都在路寝门内左右塾前坐北向南。凡是所陈列的，都象征成王生前治理国家的事迹，所以重视顾命。○正义说：《周礼》巾车掌管王的五辂：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这就是五辂。此经所陈列的四辂，必定是《周礼》五辂中的四种。大辂，是辂中最大的，所以知道大辂就是玉辂。缀辂系缀在下面，必定是玉辂的次一等，所以是金辂。前面是指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道前面都坐南向北，是说车辕向南。地道尊右，所以玉辂在西，金辂在东。这四辂两两相配，各自以前后为文。马融、王肃都说没有陈列戎辂【即革辂】，因为兵事非常态，所以不陈列。《释宫》说：门侧的堂叫做塾。孙炎说：夹门的堂。塾前陈列车必定以车辕朝向堂，所以知道左右塾都坐北向南。左塾是指门内的西侧，右塾是指门内的东侧。顾氏说：先辂在左塾前面，在寝门内西北面，对着玉辂。次辂在右塾前面，在寝门内东侧，对着金辂。凡是所陈列的，从狄设黼扆以下到这里，都象征成王生前，以重视顾命。《周礼》典路说：如果有大祭祀就出路，大丧、大宾客也这样。是大丧出路为常礼。

二人戴雀弁，直到站在侧阶。士入庙助祭，在此处戴雀弁。戴雀弁的，是士护卫王的灵柩，与在庙中相同。雀，赤色，是说像雀头的颜色。惠三隅矛，路寝门一曰毕门。綦马，本作骐，青黑色，上刃，刃向外。堂角叫戺，是士站立的地方。戴冕的都是大夫，刘钺属于东堂，西堂就是东西夹室前面的堂。戣、瞿都属防类，垂下阶的地方。鈗属矛类，在侧阶。邹氏说：东下阶。《杂记》称夫人从侧阶上，注说：旁阶。嗣君从翼室到殡所，往返必经之地，所以特别准备仪卫。○正义说：礼，大夫戴冕，士戴弁。这里所执的共有七种兵器，站在毕门内及夹两阶立于堂下的，戴爵弁、綦弁的都是士，因为他们离灵柩远，所以让士去做。在堂上戴冕的都是大夫，因为他们离灵柩近，都让大夫去做。先门，次阶，次堂，是从外向内叙述。次东西垂，次侧阶，又是从近向远叙述。○又说：所陈列的座位器物都以西为上，因为王的灵柩在西序。那些执兵器宿卫的人则先东而后西，因为王在东宿卫，敬重新王。○郑玄说：序内一半以前叫堂。○阶有五个，东叫阼阶，西叫宾阶，这两个阶在南面。戴綦弁执戈所夹而立的地方，就是这里。戴冕执戣，戴冕执瞿，东西而立的地方，是堂的尽头而靠近阶的地方。又有北阶在堂的北面，不是仪卫所陈列的地方。又有侧阶在堂的两旁，东叫东下阶，西叫西下阶。戴冕执鈗所站的地方，前文已说。经文明说侧阶，则不是东阶，也不是北阶。郑玄、王肃认为是东下阶是对的。孔氏认为是北阶，已经错了。正义说站在东垂的人已在东下阶上，怎么这些人又和他们一起站立，也错了。蔡氏认为是北陛的阶，则是承袭二孔的错误而又错了。

王戴麻冕，穿黼裳，直到御王册命。正义说：这是将要传达顾命，布置位次，就是上面所制定的法度。凡是行礼，都是地位低的先安置。这必定是卿士、邦君即位确定后，然后王才开始升阶。但按君臣的顺序，先说王的服饰，接着在服饰之下就说升阶，是省略文字。○士、邦君无所执持，所以直接说即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都是执事的人，所以分别说衣服，各有职守，不能直接说升阶，所以分别说所执持的，各自从升阶行文。

译这是其次序。〇士与王臣，所以排在邦君之前。太史本是太宗的属官，却排在太宗之前，这是因为礼仪主要在于册命，太史所掌管的事务重要，所以先提及他。〇又说：礼制规定绩麻三十升用来制作冕，所以称为麻冕。王所戴的麻冕，大概是衮冕。那些卿士、邦君各自应当穿着他们的命服，也就是助祭时所戴的冕。衮衣上有五种纹章，下裳有四种纹章，那么衮衣的下裳并非只有黼纹，说黼裳，是因为黼纹最为重要。《诗经》说：“〇衮及黼。”礼制规定，君主登上东阶，这里从西阶登上，是因为还没有接受顾命，不敢充当主人。乡士，是乡中有事的人，公则兼领卿职。这次举行大礼，大夫也参与，简略地举〇士来行文罢了。公、卿、大夫以及诸侯都穿着相同的吉服，下裳颜色〇像蚂蚁，所以用蚁来命名。礼制中祭服都是〇上衣纁色下裳，这里唯独〇下裳不同，是因为卿士、邦君在此事上没有职责，不能完全与祭服相同，改变他们的下裳以显示与平常不同。太保、太史、太宗有所主持的，则完全如同祭服，暂时遵循吉礼。进入即位仪式，郑〇说：“〇面向西，诸侯面向北。”郑玄只根据经文中〇士、邦君来说，其实公也面向北，孤面向东。三官执事与卿士、邦君不同，都穿着彤色的下裳和彤色的纁色上衣。太宗与下文的上宗是同一个人，就是宗伯。镇圭长一尺二寸，是圭中最大的，介也最大。这是天子所守护的，所以捧着它来奠祭。康王所处的位置，用以表明正位为天子。礼制中还有大圭，长三尺，那插在绅带中，是天子的笏板，不是天子所守护的。同爵名玉人说：“天子执冒四寸以朝诸侯。”郑注说：“名玉曰冐者，是说德行能覆盖天下。”天子执瑁，用来覆盖诸侯的圭，以齐备瑞信，就像现在的合符一样。阼阶，就是东阶。阼通酢。东阶用来应答宾客，所以说阼。礼制中凶事在西阶西南设洗，吉事在东阶东南设洗。这里太保、上宗都执行吉事，盥洗在东边，所以从阼阶。台阶上升因为方便，以卑位不嫌为主人。御是进的意思，太史持防书顾命，想要进呈给王，所以与王一同登上西阶。郑〇说：“御犹向也。”王此时正站在宾阶上稍偏东的位置，太史面向东，在殡宫西南方向命令王嗣位的事。○按《左传》郑武公为王卿士，《洪范》说：“卿士惟月”，那么卿士是指朝中的执政者而言。圭瑁是先王所执，现在将授予嗣王，如果是先王给予的，所以从阼阶上升。○说：“皇后慿玉几至，用答〇文武之光训。”正义认为这就是丁卯命作的册书，蔡氏认为是太史口头陈述，大概是概括成王的命令而简要地说。命你继承训导，就是继承守持文武大训的意思；率循天下，就是自乱于威仪的意思；爕和天下，就是柔远能迩，安抚劝勉小大庶邦的意思。

译康王再次拜谢后起身，回答说：“我这样卑微的后代小子，尚且以恭敬戒惧之心面对天威。《顾命》中有‘恭敬地迎接天威，继承并遵守文王、武王的大训’这样的话。上文太史叙述其意，重点在于继承大训。中间所说的居于大位，遵循大法以达到大和，都是继承大训的缘故。最后说：‘以此报答文王、武王光辉的训诫。’这是康王接受顾命，回答太史时，重点在于恭敬地迎接天威，所以说：‘我这样微末的小子，怎能像祖父那样治理四方，以恭敬戒惧之心面对天威。’总之，敬天就是用来继承大训的。”

于是康王接受了同和瑁，直到诸侯走出庙门等待。孔氏说：“康王接受瑁作为主器，接受同用于祭祀，礼仪以三次为完成，所以斟酒的人将三杯酒放在康王面前，康王三次进爵，三次祭酒，三次放下酒杯，以此告知自己已经接受了群臣所传达的顾命。”○正义说：郑玄说：“康王既然对着神灵，就一手接受同，一手接受瑁。然而接受之后，康王拿着同进行祭祀，就把瑁交给别人。礼仪以三次为完成，三次祭祀各用一只同，并不是用同一只同反复使用三次。”《释诂》说：“肃，就是进。宿就是肃。三宿指的是三次进爵，从站立的地方三次前进到神灵所在之处。三次祭酒，就是三次将酒洒在神位前。每洒一次酒就放下一次酒杯，三次放下酒杯在地上。”经典中没有这个“咤”字，“咤”意为放下酒杯，传记中没有记载，正因为祭祀后必定要放下酒杯，既然说了三次祭祀，就知道三次“咤”是放下酒杯的意思。○邹氏说：“吉祭时由尸接受酒并洒在地上，这不是吉祭，不迎尸，所以康王代替尸进行祭酒。”咤，音陟嫁。《说文》引用《尚书》作“防”，从门托，声音当读故，注释说：“放下酒杯。”○正义说：“祭祀以变化表示敬意，不能直接使用康王的同，所以太保洗手后重新清洗另一只同，拿着璋来酬答，再次进行报祭，如同正祭大礼中的亚献。”半圭称为璋，《祭统》说：“君主执圭瓒，太宗执璋瓒，说的是亚献使用璋瓒。”这不是正祭，也是亚献一类，所以也拿着璋。如果是辅助祭祀的公侯，自然可以执圭璧。拿着璋来酬答，是报祭的事情，酢意为报。上宗是大宗伯，知道宗人是小宗伯。太保之所以拜谢，是向成王禀告自己已经传达完顾命，将要拜谢，所以先交给宗人同。拜谢是向神灵拜谢，不是向康王拜谢。康王答拜，是尊重所接受的命令。太保拜谢之后，在宗人身边接过之前授予的同，进而进行祭祀。祭祀完毕后，又接受福酒含在口中直到牙齿，表示喝但实际上不喝。宅，是居处的意思。太保居处在接受福酒的地方，脚不移动，因为将要拜谢，所以将同交给宗人。祭祀结束后再次拜谢，是向成王禀告事情完毕。康王答拜，是尊重所禀告的事情。现在考察蔡传认为太保的拜谢是拜尸，康王答拜是代替尸拜谢，更加详细地考证。○康王和太保走下台阶离开厅堂，有司于是收拾撤去器物。诸侯走出庙门等待。提到诸侯，那么卿士以下的人也可以知道，殡殓所在的地方，所以称为庙【孔氏说】等待，是等待拜见新君。○按照郑氏依据《尔雅》【语载后图下】不专门把神灵居住的地方称为庙。《礼记·聘义》说：“三次谦让后才进入庙门”，所谓的庙门只是指路寝的门而言，最初并不是说神灵居住的地方，也不是因为有殡殓。《周礼·司仪》记载诸侯相见交换礼物的礼仪，也有到达庙的记载。现在人还有庙堂、庙廊的说法。

如果不考察古人的宫室制度，那么凡是牖间、西序、东序、西夹之类，就茫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现在将陈辂、列兵、方位的图分别列在后面。

《尔雅》说：室内有东西厢房，称为庙；没有东西厢房，有室，称为寝。西南角，称为奥；西北角，称为屋漏；东北角，称为宦【音盈之】东南角，称为窔【音一吊】东西墙，称为序；窗户和门之间，称为扆；宫中的门，称为闱；门侧的厅堂，称为塾；庙中的路，称为唐。堂下的涂路，称为陈【唐、陈都是堂下到门的道路，只是庙堂名称不同罢了】

陈辂图

康王之诰

康王走出，在应门之内，直到康王以义继承德行，答拜。孔氏说：“走出毕门，站在应门内的中庭，面向南。二公作为二伯，各自率领他们所掌管的人。诸侯按照方位排列位置，都面向北。诸侯都陈列四匹黄马，红色的马鬃作为庭实，以宾客之礼接待诸侯。举起奉上圭和兼币的话，说一两次见到，不是只一次。为了藩卫的缘故，说‘臣卫来朝见而遇到国防’，于是借机拜见新王，敢拿着土地所产的物品作为贽礼。诸侯拜送币而头触地，是尽礼的表现。”康王以义继承先人的明德，答拜，接受他们的币。○《周礼》天子的门有五座：一曰皋门，二曰库门，三曰雉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又说：“毕门外朝一座，内朝两座。”外朝在库门之外，是审理狱讼的朝堂。治朝在路门之外，是君王每日处理政务的朝堂。燕朝在路门之内，是防备宗人图谋嘉事的朝堂。《玉藻》说：“君主日出时视朝，退下后到路寝听政。”视朝就是治朝，听政就是燕朝。此经文说“康王走出在应门之内”，即路门之外，那么君王每日视事和朝会都在治朝了。○正义说：《礼记·曲礼》说：“九州之长称为牧，五官之长称为伯。”这是职方。郑玄说：“职主也，说的是作为三公的人”

译这是伯分别主管东、西两方的原因。《周礼·大宗伯》说：“八命为牧，九命为伯。”郑玄说：“是指有功德的上公，加命为二伯。”这些礼制文献都表明伯的地位高于牧，牧主管一州，显然伯是居中分割天下的人。礼制中提到的职方，是说各自主管一方。这二伯就是由三公担任的。《公羊传》隐公五年说：“诸公是什么人？是天子的三公。天子的三公是什么人？是天子的宰相。天子的宰相为什么是三位？从陕地以东，由周公主管；从陕地以西，由召公主管。一位宰相在朝廷内部。”这就是三公担任二伯的记载。《公羊传》汉代版本中提到的陕县，是汉代的弘农郡，其地理位置在两京之间，所以作为二伯分掌的边界。周朝当时的划分也应当如此。《公羊传》所说的周、召分主，是指成王即位之初，此时周公已经去世，所以由毕公代替他。王肃说：“毕公代替周公担任东伯，所以率领东方诸侯。”那么毕公就是太师，当时太师的职位在太保之上。这里先提到太保，是因为当时太保统领冢宰、辅佐王室，责任重大，所以先说西方。面朝北时，东边在右边，西边在左边。进入左边或右边，根据方位确定位置，为了避免东西相对，所以说都面朝北。将要拜见君王，明确是面朝北。四匹马驾车称为“乘”，说“乘黄”正是指马的颜色是黄色。下面说“朱”，不知道“朱”是什么意思，是指马的尾巴和鬃毛是红色的。“义嗣德”三个字，是史官记载君王回拜的意思。康王是正统嫡子，以道义继承先人的明德，所以回拜，接受他们的币帛。从此与诸侯确立君臣关系。

译太保和芮伯都进前，能够体恤西土的百姓。孔氏说：冢宰与司徒都率领群臣诸侯一同进前，陈说告诫，不提及诸侯，是以内部见外部。上天改变大商殷的国命，是指诛杀纣王。说文王、武王大大承受了天道并顺从它，能够担忧我们西土的百姓，推究他们兴起的根本。○正义说：移动脚步然后相互作揖，所以相互作揖的文字在“咸进”之后。○吕氏说：两位伯父率领诸侯在门左右列队，这是朝防分班的礼仪。太保和芮伯都进前相互作揖，这是朝防合班的礼仪。起初分班，那么诸侯分列两行，西伯与东伯的位置相对；现在合班，那么六十人前列，冢宰与司徒的位置相次。○吴氏说：之前的拜礼，诸侯拜，群臣不拜；这次的拜礼，群臣拜，诸侯不拜。王回答诸侯的拜礼而不回答群臣的拜礼，大概是因为诸侯从外面初次相见，群臣在内部每日相见。曰，是太保说的话。太保是外部诸侯的领袖，内部群臣的首长，所以率领诸侯群臣进前告诫王。西土，是文王、武王兴起的地方。说文王、武王之所以大大承受天命，是因为他们能够体恤西土的百姓。○按：羑若的话难以理解，不如空缺它。详细看此文在“天改殷命”之下，正是为了阐明文王、武王大大承受天命的意义。羑若与靣稽天若的意思相似，后面说“奉恤厥若”，正应和此语，想要诸侯协助自己奉行担忧天命的意思。羑字，马融、王肃及孔安国都解释为道，恐怕古代有所传承，“大大承受天道并顺从它”，就是承受天命。“奉恤厥若”意为奉行担忧所顺从的，指天命。

只有新即位的王到没有败坏，我们高祖的寡命。正义说：高祖，是文王。问太保称呼成王，只说完全协调赏罚，为什么呢？朱子说：只是因为赏赐不匹配功劳，惩罚不匹配罪过，所以事情差错。如果完全协调赏罚，不是极公正极明察，怎么能做到这样？○按：汉高帝斩杀丁公，赦免季布，而人们信服他的义气。等到韩信、彭越因为被忌恨而被诛杀，而叛乱者屡次兴起，几乎不能安定他的功业。那么先王以极真诚的大义，完全协调赏罚，平定他的功业，难道不确实吗？○文王、武王能够承受天命而拥有天下罢了，安定天下达到太平以留给后人的，是成王。他之所以能平定的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完全协调赏罚而已。大概刑罚赏赐是君主的大权，劝勉惩戒是天下的重大义理。赏赐必定匹配功劳，惩罚必定匹配罪过，那么赏赐一人，惩罚一人，而天下因此受到惩戒和劝勉。这就是成王之所以能平定他的功业而用来广泛留给后人休戚的原因。六军，是天子的常规制度，张扬壮大就不放松其戒备，而有以待其使用。从前周公告诫成王要克己诘戎兵，登上禹的足迹，而成王能够采用他的话，巡视侯甸，四方征伐不服从的，直到六服，群君无不承奉德行。这正是完全协调赏罚的大者，所以召公现在致告而又提到这个。张扬壮大六师，也是本着完全协调赏罚的意思而言。蔡仲默说守成的君主多沉溺于宴乐安逸，而没有立志，甚至忘记祖父的仇敌，以用兵为忌讳，他的意思似乎是为宋朝的事而发。然而应当知道召公的本意，有完全协调赏罚的明察，作为根本，然后张扬壮大六师的事情才可以举荐，不然又怎么能济事呢？

王说：“众邦的侯、甸、男、卫，只有我一人钊报告告诫。众邦的侯、甸、男、卫是六服，不说采，是简要列举，不说群臣，是以外部见内部。天子自称予一人，康王在丧期，所以称名。”

从前君主文王、武王大大平定富庶到付畀四方。丕平富，富指轻徭薄赋，使家给人足。平，是公平施予而没有偏私。汉文帝与民休息，劝农免租，也可以称为富民了。然而富人田地连阡陌，穷人无立锥之地，那么称之为丕平富就不可以了。丕平富三个字，语言简练意思深远，最可见王者气象。不务咎，是不以追究别人的罪过为务，是说谨慎用罚。刑罚虽然不可废除，然而不以此为务而取足于此。惟行而底其至，是说推行这两者的心，那么无所不至，以事情而言。兼尽而极其诚，是说兼举这两者的事情，那么都极其真诚，以心而言。则亦云，是说文王、武王的圣明，似乎不依赖臣下的帮助，而当时也有这样的臣下，何况今天呢？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是一类人。

于是命令建立诸侯树立屏障，到没有遗漏。鞠子羞，又说：文王、武王安定天下后，于是命令分封诸侯国，立为藩屏。他们的意思在我们后辈，想要他们辅佐王室而已。天子称呼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这里只说伯父，大概是举尊长以及其余，不逐一列举。诸侯的祖父曾经臣服于先王，他们的事有法度。现在你们还相与顾念安定吗？顾，是怀念他们的旧绩而不忘，安，是安定他们的旧服而不废。虽然你们身在外部，无不以王室为心，用来奉行担忧其所。若，就是羑若，指天命。不要自荒怠，遗下我们稚子羞辱。稚子，是康王自称。

群公都已经听从命令，相互作揖快步走出。王脱下冕冠，返回丧服。正义说：群公总指朝臣与诸侯。王脱下冕冠，返回丧服。朝臣诸侯也返回丧服。礼制，臣为君，诸侯为天子，都穿斩衰。

苏氏说：“成王去世，未安葬，君臣都穿冕服，合乎礼吗？回答说：不合乎礼。称之为变”

译礼可以这样做吗？回答说：不可以。礼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变通。三年的丧期，既然已经穿好了丧服，就脱去丧服而立即举行吉礼，这是任何时候都不可以的。有人说：成王临终遗命，不能不传达；既然传达了，就不能穿着丧服来接受。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呢？孔子说：“将要给儿子行冠礼，还没到约定的日期，却遇到了齐衰、大功等级的丧事，那么就借着丧服来行冠礼，冠礼是吉礼，尚且可以穿着丧服来举行。接受临终遗命，接见诸侯，难道不可以穿着丧服吗？”太保派太史捧着册命在便殿授予康王，诸侯在路寝哭吊，然后在便殿拜见康王，康王穿着丧服接受教诲告诫，哭泣跳跃并答谢拜礼。即使圣人再次兴起，也不会改变这种说法。郑国的子皮出使晋国，参加晋平公的葬礼，打算带着礼物前往。子产说：“丧事哪里用得着礼物？”子皮坚持带着礼物前往。葬礼结束后，诸侯的大夫想借此机会拜见新君，叔向推辞说：“大夫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却又命令我。我正处于斩衰丧服之中，如果穿着吉服去见，那么丧礼还没有结束；如果穿着丧服去见，这是重复接受吊唁。大夫们打算怎么办？”大家都无言以对而退下。现在康王既然穿着吉服接见诸侯，又接受了乘黄、玉帛等礼物，如果周公在世，一定不会这样做。那么孔子为什么采纳这本书呢？回答说：“达到了极致，父子君臣之间的教诲告诫深切明显，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孔子为什么不采纳呢？○潘子善问：“康王脱去丧服而穿上冕服，并且接受黄朱圭币的进献，各家都认为这是礼制的变通，唯独苏氏认为这是礼制的缺失。”朱子说：“天子诸侯的礼制与士庶人不同，所以孟子有‘我没有学过’的话，大概就是指这类事情。比如《伊训》中‘元祀十二月朔’，也是新丧期间，伊尹已经奉嗣王恭敬地拜见祖先，本来就不能穿凶服了。汉、唐新君即位，都举行册封礼，君臣也都穿吉服，追述先帝的遗命来告知嗣君【韩文外集·顺宗实录》中有此事可考证】大概因为改朝换代传授大统，是国家大事，应当严肃其礼仪；而王侯以国家为家，虽然先君的丧事，也视为自己的私事。五代时期，这种礼仪不被讲究，那么始终之际就非常草率了。○又说：‘麻冕本是祭服，顾命时使用它，是因为确立继承者在宗庙中处理事务的缘故。接受册命时使用它，是因为在宗庙中而凶服不可以进入的缘故。旧说认为庙门是殡宫的门，不知道是否正确。至于朝服，古代君主守丧三年，自然没有改变服装上朝听政的礼仪，只是不知道百官总领事务听从冢宰，冢宰和百官各自穿什么服装处理事务？你想不到的，就用〇冠黑带。后世既然没有守丧总领事务的事情，君主不免上朝听政，那么难道可以不斟酌轻重而制定权宜之制吗？何况古代天子穿皮弁素积，每天上朝，衣冠都是白色的，不认为有嫌疑，那么现在在丧期穿白布衣冠上朝，恐怕也不是不可以，只是进入太庙就必须穿吉服而稍作改变罢了。○我按：朱子折衷的论述，正是苏氏所说的‘圣人复起，不易其言’啊。”

译毕命

孔颖达《正义》说：《汉书·律历志》记载：“康王在丰地颁布刑法，说：‘在康王十二年六月庚午日，月亮初现微光之时，王命令作册官在丰地颁布刑法。’”这是伪造《毕命》的人听信了旧时的传闻，知道了年月，却没能得到下文的辞令，便妄自说是在丰地颁布刑法。也不知道“丰刑”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从“康王十二年”到“以安定治理东郊”。孔安国说：“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日，月亮初现微光。三日壬申日，王从宗周出发前往丰地。宗周是镐京；丰是文王建都的地方。”○孔颖达《正义》说：《说文解字》说：“朏，是月亮尚未圆满时的微光。”这一天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却记载这个庚午日月亮初现微光，是为了下文提到壬申日做铺垫，就像记载朔日、望日以及生魄、死魄一样。○按：定都洛邑和任命周公留守，都是周朝开创时期的大事。所以开始时到达丰地，一并告祭文王、武王；结束时趁着年终大祭，在文王、武王的宗庙中举行册命仪式，以示重视。任命官员与定都洛邑不同，任命君陈、任命毕公，不过是沿袭周公的职务，比起最初任命周公留守，重要性已有差别。所以任命君陈没有到达丰地的记载，只有任命毕公有此记载，可知是因为毕公是历经四代的元老，特别尊崇他的礼节。康王表示不敢独自专断任命，好像文王亲自送别派遣一样。知道只在文王宗庙举行册命，是因为告祭与册命不同，告祭要同时告祭文王、武王，而册命只在文王宗庙就足够了。

王说：“唉！父师！直到能够承受殷商的天命，文王、武王相继，广布伟大的德行和言辞。‘其乆也’，是说能够承受殷商天命；‘言其难也’，是说这很艰难。”

只有周公能够辅佐先王，直到我一人得以安宁。十二年，是天的大数。岁星、太岁都是十二年运行一周天，所以十二年称为一纪。父子更替称为一世。成王在位的时间，虽然不知道确切数字，应当有三十多年。这样，殷商百姓自从迁居洛邑后，已经经历了三个纪、三代，风俗才开始改变，这说明教化的艰难。

世道有上升的时候，也有下降的时候，百姓没有受到鼓励。世道有上升之时，也有下降之时。执政者是世道的主宰，应当根据风俗进行变革。周公处于世道下降之时，谨慎对待殷商百姓并慎重开始，这是下降者得以上升的契机。君陈处于世道上升之时，宽容并调和其中，这是上升者得以达到的渐进过程。在当今，世风已变，不善的人已经很少了。然而还有不善的人，在于应当分别对待。有表彰善行的人，百姓就会受到鼓励，上升者就能真正走上大道。如果善者不被表彰，恶者不被区别，那么百姓就没有受到鼓励。周公、君陈的政治，又怎能成功呢？

只有周公崇尚德行，能够勤于小事。直到我小子，垂衣拱手仰赖成功。孔颖达《正义》说：小物，就是小事。能勤于小事，大事必定也会勤勉。所以举此作为毕公的优点。《晋语》讲述文王的事迹，说咨询八虞，访问莘尹，再加上周、召、毕、荣的重用。这说明毕公在文王时期，已经是大臣了。○吕氏说：毕公是天下的元老，康王不称颂他的成就德行而称颂他崇尚德行，不称颂他总揽大体而称颂他勤于小事，大概是因为以成就德行自居就会止步不前，对小事疏忽，也不是随时都能做到的。只有勉力于德行的人，贯穿年轻年老而不停息，所以勤于事物的人，无论大小都没有间断。

王说：“唉！父师！现在我只恭敬地命令你，以周公的事前往吧！”祗命，是指在祖庙中举行册书之礼。说周公的事，表明这不是国家的大事，不敢在从前劳烦周公；这不是周公曾经做过的事，不敢在今天劳烦我公。

表彰区别善恶，直到使四海安宁。说应当识别百姓的善恶，善者表彰其居住的里巷，以彰显其善，而使恶者知道所患。树立善者的风声，而使听到的人有所兴起。那些不遵循教化常道的，就区别其井田疆界，不让他们混同于良民。像这样，并不是真的想断绝他们，而是使他们畏惧作恶的祸患，羡慕行善的福报，共同归于善而已。这是表彰区别善恶的本意。表彰区别善恶，使他们能够畏惧羡慕，这就是安定治理。因为区别里巷，于是连带郊外、封疆的守卫也整齐了。邑外称为郊，天子县内方圆千里称为圻。《周礼·大司徒》说：“于是建立王都，划定其畿域方圆千里，并树立封界。”有掌固、司险、掌疆、封人的官员，掌管修缮城郭、沟池、树木、渠道的坚固，颁布士庶子及其众庶的守卫职责。孔安国说：“郊圻虽然是旧时规划的，应当重新明确划分，又应当谨慎坚固封疆的守卫，以安定四海。京城畿域安定，四海就安定了。”○按：毕公分管东郊，那么成王为什么把郊圻封守交给他呢？大概当时洛邑与宗周连通封畿，宗周镐京方圆八百里，八乘八为方圆百里者六十四；洛邑成周方圆六百里，六乘六为方圆百里者三十六，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那么洛邑的封畿就是镐京的封畿，镐京是洛邑的根本，洛邑是镐京的陪辅，形势合而不可分。周公营建洛邑，只是取四方朝见祭祀路程均等而已，起初并没有想要舍弃镐京而废弃祖宗的旧制。知道这一点，才知道康王命令毕公重申划分、谨慎坚固的深意。

政治贵在恒定，直到你应当思念啊？与短暂相对称为恒，这是从时间来说，恒是常久的意思；与异常相对称为常，这是从事物来说，常是平时的意思。大体上，厌恶平常喜欢新奇的人可以短暂而不能长久，所以有好异之心的人

译（如果喜好奇异），就必定不能实行有恒久的政令。○夏氏说：“体”是指道理完备而没有不足，“要”是指简约而不显得多余，说的是言辞和道理既充足又简约。政令和言辞像这样，都是不喜欢奇异的人才能做到的。政令如果喜好奇异，就会喜欢防范而厌恶持久，怎么能做到有恒久呢？言辞如果喜好奇异，就会言辞浮夸于道理之上，言辞徒然繁多而道理不足，怎么能做到把握根本和关键呢？○按蔡传说：追求完整具备就叫做“体”，众多方面所汇聚的就叫做“要”。趣，是指言辞的旨趣。旨趣不完整具备，就不能表达心意而道理不明；旨趣完整具备却不停止，就成了枝蔓的言辞和衍生的解说，都不能称为“体”。众多方面所防范的就叫做“要”，人身上有领口，下有腰身，都是身体的关键部位；事理有关键，也是这样。比如“保厘”二字是这一篇的关键，宽厚而有法度，从容而和谐，是《君陈》一篇的关键；傲慢上级、顺从安逸，是《盘庚》三篇的关键；知人善任、安定百姓，是《皋陶谟》一篇的关键；其他的都可以类推。政事纯正专一，纯正就不混杂，专一就有始终；辞令简约实在，简约就不烦琐，实在就不浮夸；简约实在才是用来把握根本和关键的方法。自作聪明，贴合“有恒”这一边；趋向浮华末节，贴合“体要”这一边；这些都是喜好奇异的事情。○正义说：韩宣子称商纣王让师延创作靡靡之音，靡靡是相随顺从的意思。商纣王的为人，拒绝劝谏、掩饰错误，讨厌听到自己的短处，只把那些随声附和、顺从心意的人当作贤才，商人效仿他，于是形成了风俗，由此导致国家覆亡。殷商百姓善于巧言，这种余风至今不绝，您应当想着断绝它，想要改变这种恶俗。按此也是由风俗变革中的一件事。○靡靡对应“有恒”，利口对应“体要”。○王氏应麟说：伊尹用辩言扰乱政事，以此告诫他的君主；盘庚用“度量你的言辞”来告诫他的百姓。商朝风俗善于巧言，这种弊端已经很久了。邵雍说：天下将要治理好，人们必定崇尚行为；天下将要混乱，人们必定崇尚言辞。周公训诫成王不要任用奸邪小人，就是为了扭转商朝的弊端。张释之劝谏汉文帝不要越级提拔啬夫，就是为了借鉴秦朝的过失。《周官》说：不要任用善于巧言的人；《冏命》说：不要任用花言巧语的人。这是周朝的家法；将相功臣少文采多质朴，安静的官吏诚恳无华，这是汉朝的家法。

译金氏说：“从‘自此’到‘不由古训，于何其训？’，又进一步阐明教化商人的要点，不仅仅是将他们区别对待，还必须加以教化训导。大抵商人的不良旧习主要有两种：一是巧言利口，二是骄奢淫逸。对于巧言利口，就用政令的沉静庄重来教化；对于骄奢淫逸，就用德义的既定法度来教化。政事贵在平常而戒除诡异，辞令务求大体而崇尚简要。”

我听说：“世代享受俸禄的家族，很少能遵循礼法。约束他们实在很难。”吕氏说：“这是论述商人的病根，所以引用古人关于世袭家族的言论来证明。世代享受俸禄的家族，不能一概说他们不懂礼法。只是安逸享乐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改变，能遵循礼法的确实很少。既然不遵循礼法，内心就没有制约，放纵骄横，欺凌轻蔑有德之人，不知忌惮。天道是减损盈满而增益谦虚，他们这样就是违背天道，太过分了。兴盛家族的习俗节俭，衰败家族的习俗奢侈，家族衰败，习俗相互影响，没有不奢侈华丽的，这大概是万世相同的规律。”

“‘席宠惟旧’，就是指世代享受俸禄的家族。依仗奢侈而泯灭道义，就不只是放纵欺凌有德之人了。依仗奢侈的表现，宫室服饰等方面不止一端，这里举出穿着华美衣服来显示，实际上违背天道，所以将会以恶果告终。人的心，在自己放纵时最难收回，尤其在收回之后更难约束，如果放纵的根源还在，就会遇到事情就发作，这就是约束之所以艰难的原因。”

“礼义，是自己应当坚守的；有德之人，是别人应当尊敬的。殷商士人因为奢侈而不能遵循礼法，以至于泯灭道义；因为放纵而不知道德的可贵，反而欺凌侮辱有德之人。”

这就是《多士》篇所告诫的内容。商朝的老家族大贵族，到了异代仍然保持旧有的地位，迁居到洛邑，还耕种田地，田地尚且安宁，得以止息。周朝对待他们，担心他们将以恶果告终，希望凭借他们富裕的资源来加以训导，就像父兄对待子弟一样。唉！周朝的德行，可以说是至德了。

凭借富裕来训导，至于什么训导呢？是说殷商士人不可以不加以训导。富裕对应世袭俸禄，依仗宠幸说能训导，对应礼义，约束说长久，对应违背天道，恶果说。殷商士人是世袭俸禄的家族，富裕可想而知。所谓能训导，难道是在人心天理之外还有别的训导吗？只有德，是人心共同认可的理；只有义，是事情处理得当的适宜。这些都根源于本性，殷商士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只是被旧习蒙蔽而丧失了罢了。如果趁着他们放纵的心收回时，用本心的正道开导他们，就是顺应他们固有的本性，去除他们本没有的恶习，使他们舍弃人欲的危险道路，走向天理的平坦大道。这卓越地符合万众共同的心，恢弘地关乎世教的大义，不是天下的大训导又是什么？

用德义训导而不依据古训，就像老子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清静而民自正’之类，这不是真正的训导，只是个人的私言。古人的训导，如尧能彰显俊德，舜能谨慎弘扬五常，汤能开始修治人纪，武王能常伦有序，都本于天命人心的正道，以开启众人的蒙昧，切合人伦日用的常道，以取得教化人的效果。这在典籍中可以验证，在事理上有证据，周公教导万民，君陈努力彰显训导，都是得于此而已。

陈氏说：用德训导，是为了教化他们欺凌有德之人；用义训导，是为了教化他们泯灭道义。表彰善良，辨别邪恶，用商人教化商人。以此来激发他们劝善慕善的动机，崇尚德义，考察古训，反省自身来教化商人。以此来端正训导教化的根本。

本于共同的人性，百姓容易顺从；参酌已有的事实，百姓容易相信。约束的方法，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君陈还有‘用刑罚制止刑罚，三种小罪不赦免’的说法。这篇虽然历数商俗的不美，但只致力于区别善恶以产生他们的羞愧之心，训导教化以纠正他们的旧习并促进他们的善行，没有片言只语提到刑罚，大概纯粹用德化而刑罚搁置不用是可信的。

王说：“唉！父师，国家的安危，只在于这些殷商士人。不刚不柔，他们的德行才能真正修好。世道变迁，风气转移，四方没有忧患，国家的安定巩固，就在于这些殷商士人。放纵的心虽然收回，余风尚未灭绝。一旦失去防范，就会从此滋生，国家的危险难道不也在于这些殷商士人吗？今天的治理，一味刚硬，不行；一味柔和，也不行。保护中有治理，刚柔相济，那么百姓的德行确实就能修好了。有人说：周公是刚，君陈是柔，毕公不刚以济其刚，不柔以济其柔，这是不对的。周公、君陈，刚柔未尝不并用，只是有轻重之分罢了。保护和治理不是两件事，不刚不柔，才是保护和治理的方法。”

只有周公能谨慎地开始，到我小子永远承受多福。殷民刚迁居时，周公治理他们，与他们端正开始，不可稍有差错。所以说能谨慎。周公去世后，君陈继任，诱导扶持他们的善行，以和谐为贵。所以说能和谐。已经历了三纪，世道变迁，风气转移，表彰善良，辨别邪恶，毕公正是时候。周公、君陈的功业，不可以不完成，所以以完成终局，作为毕公必定能做到的，并恭敬地期望于毕公。三位君王的政令，虽然有始、中、终的不同，但实际上周公未做的，君陈做了；君陈未做的，毕公做了。前后以相互补救为心，这叫同心。适应因循变革的适宜，各行其是，这叫共同达到正道。洽，就像孟子说的‘犹未洽于天下’的洽，过去有升降，现在则道无不融洽；过去由习俗变革，现在则政无不治理。道融洽则政治清明，只是一

译治理政事。让下都的百姓，都凭借道德仁义来延年益寿，不再倚仗奢侈而落得恶果，这是恩泽润泽他们的表现。其成效甚至使四方异族、衣襟向左的蛮夷，无不全都依赖（周朝的教化）。极力陈述毕公成就终局的事迹就是如此。大概到了这时，三位先王的功业才真正完成。君王以百姓的教化为福，所以说“我小子将永远承受许多福佑”，这与前面“我小子垂衣拱手仰承成业”的话相呼应。○京师是首善之地，而周公、毕公，又都以东伯的身份镇守东都，所以推究其剩余的成效，直到四方异族、衣襟向左的蛮夷，无不全都依赖。自从毕公之后，周家不再在东郊有战事，而人心风俗与周朝始终如一了。毕公真能实践成就终局的使命啊。○四方异族全都依赖，是广泛地期望；永远承受许多福佑，是长远地期望。○毕公啊，你要顺应这个时机，在成周建立无穷的基业。至善的训诫在于成就法式，只在于治理成周，指的是下都，希望他在下都为周家建立无穷的基业。人心是国家的根基；风俗是治理的根基。人心善良，风俗美好，无穷的基业就建立了。意思是说教化一旦形成，人心风俗就与周朝始终如一，即使延续到万年也可以。基业所在之处，也有无穷的声誉，指的是美好的名声。子孙，指毕公的子孙，训诫顺从。成式，指教化百姓的成法。

译唉！不要说不能，以至于使前代的政教得以善终。孔氏说：不要说不能，只在于竭尽心力；不要说人少不足以治理，只在于谨慎其事。○金氏说：不要畏惧其艰难，只应当尽心；不要忽视其少，只应当谨慎其事。休于前政，是说成就终局。周公、君陈他们的道，本来没有不尽的，而殷地的风俗还有未同化的，这是尚有余责，所以等待毕公来最终完成，这就叫做休于前政。○按：民寡，是说以下都的民众为微小而不足以治理。尽其心，慎其事，也可以交互来说。但尽其心，承接不畏其难，是说在应当做的事上，不要失之于不做；慎事，承接不易其事，是说在想要做的事上，不要失之于轻率。国家的安危，只有这殷地的士人可以问：民众少就可以不谨慎其事吗？不刚不柔，他的德行确实修养得好，可以说不尽力吗？先王成就的功业，本来得益于殷地的教化，殷地使前代的政教得以善终，本来是因为道洽政治。说周公、君陈，既在前面尽心慎事，到毕公时道洽政治，这就是休于前政。是说使前人的美德有始有终，指成就终局来说。但成终是说责任应当尽到，休于前政是说成就终局，那么三后（三位先王）的美德才完全。休字要着重看，是说周公、君陈的美德，等待毕公才完全。

王氏应麟说：“《毕命》这一篇，以风俗为本。殷地的民众已经教化，其效验显现在东迁之后。盟向的民众不肯归附郑国，阳樊的民众不肯顺从晋国。到了末期，周地的民众向东逃亡，不肯侍奉秦国。王化的深入人心，真是深啊。”

尚书日记卷十五

<经部,书类,尚书日记>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日记卷十六 明 王樵 撰

君牙

君牙是臣，名穆王，任命他为大司徒，这是他的诰命。

王说：唉！君牙，直到记载于太常。穆王是康王的孙子，昭王的儿子，名满，君牙或作君雅。说你父祖世代笃实忠贞，服事勤劳，王家有成功，被记载书写在三的太常上。王的旌旗画日月叫做太常。《周礼·司勋》说：凡是有功劳的人，铭刻书写在王的太常上。铭就是名，书写在王的旌旗上以识别其人与功劳。篇内重在继世功，守家法，所以发端就叙述其先世的美德如此。○忠以事上，正以守己。说世代笃实，见其家有世德世功，不是一个人。○陈氏说：成康年间芮伯为司徒，君牙难道是他的后代吗？

只有我小子继承守卫文武成康的遗绪，直到不辱没祖考。孔氏说：“说祖业之大，自己才能之弱，所以心怀危惧。虎尾怕咬，春冰怕陷。”○先正之臣，今本讹作“先王之臣”。按孔传本原作“正”字。膂，吕通脊也。穆王任用世职之臣，处于腹心之寄。○旧服，是说忠贞服劳之事。○吕氏说：“穆王正自忧危，恐怕不能继承遗绪，所以也勉励君牙，不辱没祖考，各自想要保全其世业，话语更加亲切。臣主盖一体也。”

○敷五典，直到惟尔之中。耕野王氏说：“○敷五典，式和民则。这话以施教的方法，典即五常，父子君臣是也。则者，父之慈，子之孝之类是也。以其常行而不可易，则谓之典；以其不可过不可不及，则谓之则。尔身能正，没有人敢不正；民心不中，只在于你的中。这话以立教的根本。”○说其不易的常道，则为典，所以教民的不出于此。〇敷者，使无不知，无不闻也。说其秉执的常性，则为则，民所固有的。敬和者，即劳来匡直，使民彝物则各得其正，而无所乖戾。典则一也，〇敷者，求以式和之也。○王氏应麟说：“式和民则，顺帝之则。有物有则，动作礼义威仪之则，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圣贤传心之学，唯一则字。”○敷典和则，因民心之同得者，教之尔正尔中，即吾心之先得者，率之教之道，不外乎典则。教之本，只在于身心。○教也者，使人效之之谓也。上之所有，所以下得而效之。未有上之所无，下得而效之者也。故教之本在身。尔身所当先正，你能正，无敢不正矣。民心不能自中，你的中，民之所取中也。○中正字因则字而生。○身之正，勉强修饬者能之；心之中，非存养纯熟不能也。

夏暑雨直到，思其艰以图其易，民乃宁。夏暑雨，冬大寒，小民艰难之时也。真氏说：夏而雨，冬而寒，时令之常也。而小民只说怨咨的，不是怨天之雨且寒也。小民生生之计，无时不艰，而在这时为尤艰，这就是所以怨咨。厥惟艰哉！非真知民间真切利疚者不能言也。○金氏说：怨咨，自伤衣食之艰难也。厥惟艰哉，叹小民之诚为艰难也。思小民之艰难而为图其易，民乃安矣。艰者，饥寒之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