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二

尚书精义 书类

提要

【臣】等谨按：《尚书精义》五十卷，宋代黄伦撰写。《宋史·艺文志》记载有该书十六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也将其著录，称为三山黄伦彝卿所编，由此可知他是福建人。这个版本有余氏万卷堂刊行的小序，称他为“释褐黄君”，说明他曾考中进士。然而《闽书》及《福建通志》均未记载他的仕宦履历，因此无法详知。刊刻此书的余氏，也不知是何时人。查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称，世间流传的九经版本，以兴国于氏及建安余仁仲的版本最为精良；又林之奇《尚书全解》，也只有建安余氏刊本独得其真，见于林之奇孙子林耕所作的跋语中。此编所称的余氏，应当就是此人，所以在宋代坊刻中仍属善本。该书荟萃各家学说，依照经文罗列记载，不加论断，偶尔有同异之处，也一并保留。其所征引的内容，从汉代到宋代，极为广博。只是编排不依时代顺序，每条都首先列出张九成的学说，似乎是以张九成所著《尚书详说》为基础加以推广，所以陈振孙颇怀疑它出于伪托。然而张九成《详说》的目录仅见于《宋志》，早已湮没晦涩，即使确实沿袭了它，也未尝不可借由本书来传布张九成的著作。其他如杨绘、顾临、周范、李定、司马光、张沂、上官公裕、王日休、王当、黄君俞、颜复、胡伸、王安石、王雱、张纲、孔武仲、孔文仲、陈鹏飞、孙觉、朱震、苏洵、吴孜、朱正大、苏子才等人的当时著述，都已散佚，残章剩句，还能在此书中保存十分之一。体裁虽然稍显泛滥，但其搜集编纂的功劳，终究不可完全抹杀。该书传本久已断绝，朱彝尊《经义考》也说已经佚失。现在从《永乐大典》各韵中采撷编缀，大致轮廓尚存。只是《永乐大典》的体例，凡是诸家解说已在前条出现过的，其他书再相援引，就只注“某氏曰见前”字样，至于它是全录还是摘录，无从参校，现在也不再补录，暂且就现存的内容厘定成册，分为五十卷，保存宋代人解说经书的梗概，以备援引考证。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原序

理学光明显著，周遍千古于胸中，不超过片刻之间。倘若遮蔽不能清除，即使是一瞬的境界，也会恍惚迷失其真意。看待千年以上圣贤的心法传承于典谟、训诰、誓命中，如何能剖析其奥秘、分析其精微呢？古书百篇，嬴秦以残酷的烈焰特别仇视它们。西汉极力追溯探求，收拾散逸的篇章，仅得到孔安国所传的为正统。恰逢巫蛊之事，随即又消沉遏止。从魏晋以来，篇卷缺失不全，而精真的道理晦暗蚀损。不仅如此，白鱼赤乌的伪作，箕子荄滋的蒙蔽，禺铁柳谷的讹误，都不必论及。然而党同伐异于专门名家，增加师说至百万言。传注训诂的纷纭杂乱，累计三万言只解释“稽古”二字，扰乱世人耳目，而指意为之诬蔑，几乎与遭受秦朝厄运同等。理学被遮蔽，绵延很久，阐明它，似乎有待于人。当时正值皇朝祖宗全盛之际，关中有二张、二程的学问，推崇探求理致，根源于圣贤心法，以发明千载不传的奥秘，而造福后学，使天下士人全都宗向理学的指南，一扫汉唐注疏的旧习，岂止是跨越藩篱、咀嚼残余肉块的人呢！又有宗工硕儒，错落相望于其间，各自超出意料地发表见解，理根于心而心防于理，更启发那些未悟的人。编检纷杂，也难以用目光概括。唉！十指之形必有拇指，翘错之中应当割除荆棘。自从开启贤关、提升俊才以来，有黄君伦在方寸之间素定规绳，所谓疏通知远不诬而深于《尚书》的人，荟萃古今议论而裁断之。他发挥五代帝王遗书的奥妙，都是指中的拇指、翘中的荆棘，确实精而又精，对于理学几乎没有剩余的蕴藏了。昔人有游于圆流者，采珠而丢弃蚌壳；登荆岭者，拾玉而抛弃石头。现在所抄存的，犹如摘取翡翠的藻羽，脱去犀象的牙角，适宜称此书为《精义》。阅览的人也应当认为我的话是对的。淳熙庚子冬至，龙溪张凤从道叙。《书解》数百家，有的泛泛而不切题，有的简略而不完备，有的得此而失彼，有的互相出现而重复，学者以此为病。释褐黄公以此应举，曾取古今传注及文集语录，研精而剪裁之，片言只字有得乎经旨的，纂辑无遗，分类成为成书，博而不繁，约而有要，实造浑灏噩的三昧，非胸中衡鉴之明，能去取若是？志于经学者，倘能咀嚼是书，不必他求矣。余得之，不敢以私，敬锓木与天下共之。所载诸儒姓

译姓氏，混淆了古今，我没有闲暇去排列它们的先后顺序，阅读的人自然能够辨别。淳熙庚子年腊月初一，建安余氏万卷堂恭敬地书写。

译尚书精义原序考证

第一页前八行。按：刘向说：“现在《易经》中‘箕子’被写作‘荄滋’。”《汉书·儒林传》记载：“蜀人赵宾研究《易经》，修饰《易经》的文辞，认为‘箕子明夷’的意思是万物正在滋生。”晋代邹氏《家讳》说：“将‘箕’训释为‘荄’，将‘子’训释为‘滋’，随意引申没有根据，无法追究。”以此讥讽荀爽。据此，这是《易经》中传抄讹误的字。序文上下两句都是就经典本身而言，像这一句似乎可以删节，现在暂且保留原文，谨此附注说明。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精义卷一 宋 黄伦 撰

总论

司马光说：“自从文字产生以来，先民可以听闻的事迹，都有史官记载，其典籍非常广博。经传所称道的，只是二帝三王的事迹，体现在典、谟、训、诰、誓、命等文辞中。观察他们顺应风云际会，兴起而应合帝王兴起的事业，唐尧虞舜相互禅让，夏禹商汤周武相继传承，世代虽然不同，他们之所以能享有崇高地位、掌握国家大权，都是因为积累德行、累积功业，恩泽普及百姓，修习仁德、践行道义，并以此考察天道，然后百姓的颂歌和诉讼才有了归属。”又说：“上古帝王政事的踪迹，在《尚书》中记载得最为详细，这就是《尚书》之所以成为政事根本的原因。然而，道的粗浅部分在于事物，用圣人的心意去观察，就会发现事情中包含道理，道理中也包含事情。事情中的道理，隐藏在极其幽微之处，心意有时无法完全达到；道理中的事情，显现在极其显著之处，言语有时无法完全表达。学者如果用道理来会通事情，用事情来印证道理，用深思来精研，用意会来贯通，那么道德的意义、性命的道理，就会在《尚书》中显现出来了。”

顾氏说：“学习道的人，是为了充实智慧，但智慧常常不能得到充实；穷究经典的人，是为了确立道，但道常常不能确立。难道道本来就不值得学习，经典本来就不值得穷究吗？道这种东西，不修习就不能成就；经典这种东西，不探求就不能明白。圣人之所以能确立并成就道，是因为他们学习了，那么难道可以不学习吗？天下的道，用来作为准则和法度的，是经典，那么难道可以不穷究吗？他们之所以学习和穷究，是因为只涉足于表面而不能深入其中，只采摘其华而不食用其实，所以虽然心力劳苦但义理不广博，虽然智慧专一但道理不明白。”又说：“善于探求其法度而不沉溺于文辞，善于观察其本心而不拘泥于痕迹。大概《尚书》是有痕迹也有本心的。成王建立官制，穆王训诫刑罚，这些都是所谓的痕迹；周公的《无逸》，伊尹的《太甲》，这些都是所谓的本心。痕迹就是法度，本心就是教化。法度存在于人，教化存在于自身，然后道就没有不通达的了。”

黄氏说：“《尚书》五十九篇，其要点在于风俗的变迁以及端正君臣的名分。从尧、舜以德行相互禅让，第一次变化是禹因为有功而获得天下，有扈氏不服从，第二次变化是君臣相互责问。汤讨伐桀，武王讨伐纣，则是变化的极致。孔子常常赞许舜而不赞许武王。征伐是一时的极致功业；名分是万世的大法。功业不可埋没，但大法不应当废弃。如果要通行于万世，那么汤、武成为罪人也是适宜的。虽然如此，汤、武拯救天下而亲自承受恶名，这不是圣人所能做到的。大概汤、武为天下所重视，而孔子为万世所重视，两者并行而不相违背。先儒认为武王不是圣人，我不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

高氏说：“《学记》说三代四代只以他们的老师为榜样，就知道虞、夏、商、周的君主，他们的为人是值得效法的。《法言》说：‘符合尧、舜、文王的就是正道。’就知道虞、夏、商、周的道，其开始就是符合正道的。《尚书》断自唐尧虞舜以下，直到周朝为止，大概尧舜之前，古风质朴粗略，无法记载。所以孟子说话必定称道尧舜，又说：‘我不是尧舜之道，不敢在君王面前陈述。’东周以后，霸道纵横，无法记载。所以荀子说道不超过三代，又说谈论治世的人只提三王。由此看来，孔子审定《尚书》，始于《尧典》而终于《泰誓》，确实不假。”又说：“《尚书》本来是一个整体，有时将一个整体分裂为三。作《大禹谟》、《皋陶谟》、《益稷》，是因为人物不同而意义相同；作《康诰》、《酒诰》、《梓材》，是因为人物相同而意义不同；作《盘庚》三篇，作《太甲》三篇，作《说命》三篇，作《泰誓》三篇，是因为事情重大而分量厚重。谟是一个整体，但大禹的功绩、皋陶的嘉言、益稷的忠诚，难道不是人物不同而意义相同吗？康叔是一个整体，但《康诰》治理顽民、《酒诰》告诫沉湎、《梓材》进行教化，难道不是人物相同而意义不同吗？三篇是一个整体，但以臣放逐君主、以下伐上、违背臣民而迁都、因帝梦而立相，难道不是事情重大而分量厚重吗？有时一本书分为三篇，有时三篇讲述一件事，不可不加以辨别。”

虞书

过去在帝尧的时候，他聪明文思，光辉照耀天下。将要退位，禅让给虞舜，于是作了《尧典》。

无垢说：“认识了孔子序《尚书》的意图，然后才能认识我夫子作《春秋》的心意。那造化的奥妙、炉锤的功夫，大概与乾坤共同作用、与六子共同运作，怎么可以用凡俗浮浅的思虑去妄自窥探呢？他说‘昔在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