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精义卷二十二　　　　宋　黄伦　撰

译厌恶干犯，高宗既然已经以能够践行自许了，便能在干犯中占卜性情之弊病，深切垦求并痛加整治，必定要等到能够忍受难以忍受之事、承受难以承受之苦才停止，他的志向岂是浅薄的呢！张氏说：“大臣侍奉君主，道义相合就追随，不合就离去。假如高宗对于傅说，不能遵循他的道义并实行他的言论，那么傅说也将抛弃他而离去。这就是高宗之所以告诉傅说‘不要抛弃我’，进而说‘我能够践行你的教诲’的原因。况且高宗对于傅说，迎接他并致以敬意以显出礼节，表示将要实行他的言论，这正是傅说之所以追随他而不离去的原因，又哪里需要等待高宗的告诫呢？”吕氏说：“酒醴尚未酿成之初，不过是米和水罢了，如果没有酒曲的催化，那么米和水都会变成腐败之物。只有得到酒曲的催化，米和水才能酿成酒醴。羹汤尚未调和之时，不过是祭祀用的牲畜罢了，得到盐和梅的催化，才开始变为调和的羹汤。正如人的身体，各种本性都具备，如果亲近到一个好人来催化，那么转变资质也能变得良好；如果没有人催化，不过是天地间的一件物品罢了。有高宗的倾听而没有傅说的言论，不行；有傅说的言论而没有高宗的倾听，也不行。正如老师教导子弟，老师有成就学生的心意，而学生不能承担老师的教诲，不足以称为共同修养；弟子有接受大道的资质，而老师不善教导，也不称为共同修养。只有高宗的资质而得到傅说的教导，有傅说的言论而遇到高宗的倾听，高宗与傅说共同成就了一段好事，才称为共同修养。我本来期望你以共同修养之道相待，那么你不可以因为我昏庸的缘故而坚决抛弃我。我今日正在努力践行你的教诲，只怕你不说话，我不畏惧去实行。”

译傅说说道：“君王追求广博的见闻，目的在于建立功业。向古代训诫学习，才能有所收获。做事不效法古人，却想长治久安，这不是我所听说过的。”

无垢先生朱熹说：“生来就知晓天理的人，亿万年中也只有一个罢了。至于沉溺于人欲的人，比比皆是。沉溺于人欲，是动乱灭亡的道路。沉溺于人欲却不自量力，反而想随心所欲地行动，任意妄为，不把古代圣贤作为效法的榜样，不灭亡还等什么呢？只有圣人既生来知晓天理，又努力从事学问，所以他们建立政令、成就事业，都足以作为千百年的根本。高宗如果不打算为千百年做长远规划也就罢了，如果打算这样做，却不以古代圣人为标准，这不是傅说所听说过的道理。”

周范说：“帝王不可不致力于学习，这太重要了！《易经》说：‘增进德行，修治功业，通过学习来积累，通过询问来辨析。’《尚书》说：‘考察古代。’《诗经》说：‘学习能汇聚光明。’这是帝王所应学习的。夏朝做天子共十七世，总计四百三十二年；商朝做天子共三十世，总计六百二十九年；周朝做天子共三十六世，总计八百六十七年。夏商周三代共一千九百二十九年，其中因学习而在经传中留名的君主，只有禹、汤、高宗、文王、武王而已，可以说是非常少了。如果像夏朝的启和少康，商朝的祖甲、中宗、祖乙、盘庚，周朝的宣王、康王，都在《诗》《书》中有功业记载，不学习也是达不到的。虽然史书记载简略，年代久远难以查明，但总之圣明的君主少而平庸的君主多，所以太平的日子少而动乱的日子多。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如果不学习就不会在后世留名，做君主的能不努力吗！”

范氏说：“《易经·大畜卦》说：‘君子因此广泛认识前人的言论和事迹。’积蓄德行，没有比前人的言论和事迹更大的了，所以能够刚健笃实，光辉日日更新其德行。君主借鉴观察前古成败治乱得失的痕迹，所听闻的既多，所学的就更加丰富，然后才能施行于政事。如果所知不广博，所闻不广泛，不了解古今成败，就不足以建立功业。”

张氏说：“只有学习然后才能知晓道理，知晓道理足以衡量事物的端绪。君王追求广博的见闻，是因为天下的事情，变化无穷，如果不是所听闻的广博，就不足以建立功业。前事是后事的老师，能效法古人，那么治乱兴废的痕迹就可以清楚地看见。我将观察那些已经成功的效验并遵循它，然后才能作为长久的计策。”

吕氏说：“君主广博见闻，是说学问广博，所以听闻的多，不仅仅是为了助长谈资、作为观赏之美而已。大到确立天下的根本，规划天下的大法，包罗天下的大化，直至赞颂天地的化育，这就是所谓的建立功业。大概学问以实用为目的，不是虚设的。譬如人读书，不只是为了利禄打算，在家庭中就应当孝顺父母，在乡里就应当顺从长辈，也都是实用的学问。人既然能体认到做学问的实处，那么前人的言论和事迹都是古人的陈迹，体认而学习它，不容自己停止。况且古代训诫有什么不可学习的？凡是你所学习的事情，都是古人已经做过的事情，跟随他们学习才能有所收获。如果做事不能效法古人，想求得长治久安，这非常不是傅说所听说过的。”

只有谦逊的志向，务必时时勤勉，他的修养才会到来。确实怀抱着这些，道就会积累在他的身上。只有教导别人，学习才完成了一半，念念不忘始终遵循于学习，他的德行修养不知不觉就提升了。借鉴先王成功的法度，就能长久没有过失。只有傅说能够恭敬地承奉，广泛招揽贤能，排列在众官职位上。

无垢先生朱熹说：“谦逊志向的道路既已开启，那么德行日日更新，日日新，又日新，如同汲取井水，越取越有。既然进入这个境界，不可失去。应当念兹在兹，放下其他而专注于此，处处在此，日日在此，时时在此，不因生死祸福、富贵贫贱而改变心意，那么视听言动都没有虚发，而天下的道都具备于一身，只看我如何使用罢了。想成为帝就像尧舜，想成为王就像禹汤，看哪里不是这样呢？”又说：“学习哪有停止的方法呢？开始谦逊志向的是这个学习，最终教导别人的也是这个学习。学习然后知道不足，教导然后知道困惑，知道不足然后能自我反省，知道困惑然后能自我加强，所以说教导和学习互相促进。那么教导别人，难道不是学习的一半吗？开始是这个学习，最终也是这个学习，这是始终常在于学习了。典，是常的意思。这个学习是什么学习呢？就是谦逊志向的学习。开始谦逊志向，最终谦逊志向，谦逊志向的道路可以到达尧舜的境界，其间见到圣贤的作用，大概不容易说清楚。曾子得到了它，命名为忠恕；子夏得到了它，体现在洒扫应对；子张得到了它，领悟于阶席之间；孟子得到了它，发挥于徐行后长者，都是谦逊志向中的作用。倘若在这条路上日复一日而又更新，那么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尧舜的境界了。德行修养不知不觉提升，大概说的就是这个。这是傅说直指高宗成为圣贤的要路。他说念念不忘始终，是说不可顷刻放弃谦逊志向。应当说始终，反而说终始，是说终而复始，大概学习没有停止的方法。谦逊志向的学习，乃是圣贤门中口传心授的学习。”又说：“这里说的先王，指的是成汤。让高宗以成汤为标准，那么学习一定要达到成汤的境界然后才停止。成汤的学习从哪里开始呢？也是从谦逊志向开始。让高

译宗自以谦逊之心一路践行不止，便能体察成汤的心志；体察了成汤的心志，那么成汤建立政事、创设法度，便都能一一看到其根源所在了。」又说：「君臣之间学问既然相同，那么心志也就相同；心志相同，那么他们的见识议论、趋向取舍，就没有不相同的地方。大概将要达到不言而喻的境界，所以高宗如果能像傅说所说的那样，以谦逊为本进行学习，而以成汤为标准，那么高宗凡有所作为，傅说没有不敬服顺承的。这是因为他们的学问相同，所以他们的细微之处也相同，有不得不如此的情况。君臣之间相契合到这种程度，然后傅说才能施展全部才能，对自己的行为没有疑虑，从而广泛招揽四海贤能之士布满朝廷。如果君主不学习，而臣下就急于推行广泛招揽贤能之举，那么上面将招致专权的诽谤，下面将产生结党的议论。由此可知，臣下侍奉君主，如果君主的学术见解不同，不可以急于自行招致悔恨。舜的学问与尧相同，所以舜能够施行他的学问；禹的学问与舜相同，所以禹能够施行他的学问；伊尹的学问与汤相同，所以伊尹能够施行他的学问；下至管仲与齐桓公的学问相同，所以管仲的学问得以施行；商鞅与秦孝公的学问相同，所以商鞅的学问得以施行。虽然王道与霸道不同，邪正路径各异，总之，君臣之间，没有学问不同而能成为英雄圣哲之主的。王氏说：「谦逊顺从自己的心志来接受学问，那么人们乐于说话而话语容易进入；又一定要及时敏捷地践行，他所修养的品德才会到来。所说的学问的成就，才像到来一样。如果不谦逊顺从自己的心志，那么善道没有途径进入；如果不及时敏捷地践行，那么所学的没有途径成就。这两者，所以必须贵在兼有。」范氏说：「斆，就是教。教别人的学问，增益自己学问的一半，所以说『教是学的一半』。《学记》说：『建立国家治理百姓，教学是首要的。』君主想要教化天下的人，一定要先自己学习。学习然后才知道不足，教然后才知道困惑。知道不足，然后能够自我反省；知道困惑，然后能够自我奋发。自知不足，才能不断增进德行。君主想要教化天下的人，使他们都成为君子，怎么能不先学习呢？常常思念始终，常常在于学习，那么他的德行增进事业修成而不自知。」

译王说：“唉！傅说，四海之内都仰慕我的德行，这都是你的教化之功。辅佐君主的人好比是人的大腿和胳膊，优秀的臣子只有圣人才能做到。从前先正伊尹辅佐我的先王，曾说：‘我不能使我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人，内心就感到羞愧耻辱，就像在集市上被人鞭打一样。如果有一个百姓没有得到安顿，就说这是我的罪过。’他辅佐我的伟大祖先，使功德上达于皇天。你还要明确地辅佐我，不要让伊尹独自享有在商朝的美名。君主没有贤臣就不能治理好国家，贤臣没有君主就不能得到任用。希望你能够继承伊尹辅佐先王的事业，永远使百姓安定。”傅说拜谢叩头说：“我冒昧地回应天子美好的命令。”

无垢先生说：“风对于万物，虽然没有可见的形状颜色，但吹拂震动，在不言之中，功用却很大。与圣贤士君子相处，他们的气质逐渐熏染、鼓舞、劝勉，这与风有什么不同呢？有了大腿和胳膊然后才成为完整的人，有了良臣然后才能成为圣人。如果大腿和胳膊有缺损，怎么能称为人呢？良臣不出世，怎么能成就圣人呢？因此深知古代圣王之所以能成为天下万世的法则，是因为有贤臣在左右辅佐。现在既然得到了傅说，那么我进入圣境的凭借就具备了。人都有仁义之心，只是担心没有东西来激发它罢了。伊尹用尧舜之道觉悟成汤，使成汤通体都成为尧舜；又用尧舜之道觉悟百姓，使四海之内没有一个百姓不受到尧舜的恩泽，这样伊尹不仅仅是辅佐我的先王，百姓也参与其中。正因为伊尹的学问如此，所以能助祐我的成汤，功德上达于皇天。所谓上达于皇天，意思是成汤没有一丝一毫的人欲，凡是建立政事、制定法度，都是天理的自然表现，这是把皇天的治理移到人间。傅说让高宗以成汤为标准，而高宗也让傅说以伊尹为标准。伊尹辅佐烈祖功德上达于皇天，傅说也应当明确辅佐高宗如同烈祖一样。看高宗这番话，他通过一个方面来阐明三个方面，真是警醒觉悟。他说‘不要让伊尹独自享有在商朝的美名’，这是希望商朝有两个伊尹，他的意思难道不希望商朝有两个成汤吗？立志如此，那么饮食像成汤、起居像成汤、寝居像成汤，一举一动、颠沛流离之时，无不在成汤的境界中。有这样的资质，又有这样的学问，又有这样的老师，他不成为圣人也就相差无几了！君主得到贤臣才能治理好国家，贤臣得到君主才能接受俸禄。如果不义就不接受俸禄，臣子对于君主，道义上应当接受君主的俸禄。所以傅说未做官时，宁愿从事低贱的劳作来供给早晚的饮食，岂肯求取不义的俸禄呢？高宗期望傅说像伊尹那样，以及安定百姓的说法，这是天下的至理名言，这就是所谓美好的命令。高宗在上面颁布这道命令，来勉励朝廷公卿；傅说在下面回应这道命令，来勉励在位的众官，让他们知道作为臣子，以让君主成为尧舜、让百姓成为尧舜为职责，这就是所谓回应。君主在上面颁布命令，如果宰相不知道在下面传达，那么怎么能在四海传布、感动人心、改变风俗呢？”

史氏说：“作为臣子，没有什么比辅佐君主更难的了，而辅佐君主的方法，伊尹能自己承担；没有什么比爱护百姓更优先的了，而爱护百姓的心，伊尹能自己承担；没有什么比感动上天更伟大的了，而感动上天的诚意，伊尹能自己承担。伊尹在自己身上尽到了道，而成汤在前面收到了效果，非常明显。高宗的时代，恰逢商道不振，而一德的盛况，还在人们的耳目之中。推崇愿意治理好国家的志向，成就中兴的事业，怎么能不互相勉励继承在后面呢？因此《说命》篇末，列举伊尹已经成就的效果，希望明确地保持他的治理；责备傅说能继承的功业，使他不自专其美。这样，辅佐的道理就完备了。”

张氏说：“傅说教导高宗，以只有学习谦逊的志向，以至于他的德行修养不知不觉达到极致，那么高宗的德行可以说是达到了极点。君主在上面有至高的德行，那么四海之内没有不仰慕君主的德行来观察教化的。然而高宗的德行，使四海没有不都仰慕的，实际上是傅说的力量。所以说‘这是你的教化之功’。风这种事物，鼓舞动荡，万物依赖它来生成。傅说之所以成就高宗就是这样，难怪高宗要把美名归于他。”又说：“从前先正伊尹担任保衡时，能够成就我的先王的才能。先王本来就有圣人的才能，必须等待伊尹来成就他。大概成汤曾经向伊尹学习，等到讨伐夏桀时，就与他共同努力，那么伊尹成就我的先王就可以知道了。于是知道‘我不能使我的君主成为尧舜，内心羞愧耻辱就像在集市上被人鞭打；有一个百姓没有得到安顿，就说这是我的罪过’，这是伊尹把天下的重任当作自己责任的念头。高宗说这些，也是用伊尹的事情来期望傅说。”又说：“‘君主没有贤臣就不能治理好国家’，是说君主没有贤臣就不能治理；‘贤臣没有君主就不能接受俸禄’，是说贤臣没有君主就不能接受俸禄。传曰：‘国家因为贤臣而兴盛，因为谄媚而衰败。’这就是‘君主没有贤臣就不能治理好国家’的意思。语曰：‘国家有道就接受俸禄，国家无道还接受俸禄，是可耻的。’这就是‘贤臣没有君主就不能接受俸禄’的意思。”

吕氏说：“四海仰慕德行，高宗不归功于自己而归功于傅说，以此可见高宗已经得到了傅说谦逊志向的道理，而傅说谦逊志向的话已经进入大腿和胳膊。人只有有了大腿和胳膊，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只有有了良臣，才成为一个圣人。到了这里，高宗一时放不下傅说，这是互相修行的功劳。‘从前先正伊尹’，列举伊尹在成汤时，担任保衡的职务，兴起我的先王，而伊尹自己承担的重任，以至于说：‘我不能使君主

译若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内心却感到羞愧耻辱，就像在街市上被人鞭打一样，这种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倘若甚至有一个百姓不得其所，伊尹就引咎归己，认为是自己的罪过，辜负了君主和百姓的责任。凭借这一颗至诚广大的心，最终辅佐我成汤，达到与天合一的境界，这就是所谓“至诚能够赞助天地化育万物”的意思。伊尹用心如此，你傅说对此应当明白，用一颗忠心侍奉我，不要让伊尹独擅美名于商朝。”于是以伊尹的事迹来期望他，使傅说不敢自我满足止步，君臣共同追求那无穷的道理，这也是君臣互相修德的极致。高宗既然已有德行，尚且发出修身无穷无尽的言论，他对道理的造诣已达极点。傅说对此再没有可进言于高宗的了，只是说：“回应天子美好的命令罢了。”

译高宗祭祀成汤时，有野鸡飞上鼎耳并鸣叫。祖己训诫众王，于是作了《高宗肜日》和《高宗之训》。

无垢先生认为：“高宗不听傅说的告诫，而在昵地举行过于丰盛的祭祀，这是耳朵不灵敏的表现。之所以不灵敏，是因为他的明智不足以洞察事理。野鸡出现，是显示不明智的灾祸；鼎耳，是显示不灵敏的过错，这就是祖己作训诫来开导高宗的原因。”

胡氏说：“上天对于人，真是极至了！君主有善行，就显示吉祥的征兆来鼓励他；君主有恶行，就显示灾异的征兆来使他畏惧。高宗祭祀成汤，有野鸡飞上鼎耳鸣叫，祖己借此训诫众王，作了《高宗肜日》。孔安国认为这是耳朵不灵敏的怪异，雊是鸣叫的意思；刘歆认为鼎有三足，象征三公，而鼎靠耳来移动，野鸟占据鼎耳，象征小人将占据三公之位，败坏宗庙的祭祀；郑康成认为鼎象征三公，又靠耳来移动，野鸡登上鼎耳鸣叫，象征视不明，天意似乎在说：应当任用三公的谋略来治理政事。孔安国以野鸡登上鼎耳为耳朵不灵敏，如果野鸡在鼎足上，难道也是脚不好吗？刘歆以野鸟占据鼎耳，象征小人将占据三公之位，那么任用傅说为相，向甘盘学习道义，采纳祖己的训诫，难道都是小人吗？郑康成以视不明，应当任用三公的谋略来治理政事，那么武丁梦见良辅代替自己说话，岂不是不任用三公的谋略来治理政事吗？这三种说法都没有得到野鸡怪异现象的真实道理。我认为野鸡是羽虫类的灾祸，灾祸的产生，是因为视不明。登上鼎，《易经》说：‘巽下离上，为鼎，大吉，亨通。’《彖传》说：‘鼎，是象征。以木入火，烹饪食物。’《象传》说：‘君子以此端正位置，凝定天命。’王弼认为革除旧的，鼎取新的，取新而得当其人，改变旧的而法制齐备清明，吉祥然后才亨通，所以先说大吉而后说亨通。由此可知武丁善于用人，只是他的政事未能像鼎那样革新罢了。所以祖己先说：‘只有先代圣王，端正他们的事。’是说武丁虽然贤明，但还不知道先代至道之君端正事理、改变旧制、法制齐备清明的道理。武丁祭祀之后，又在肜祭时丰俭不均，所以祖己训诫他说：‘唉！君王主持敬民，无不关乎天意，常规祭祀不要在昵地过于丰盛。’虽然祭祀，但丰昵不均，不均就是不恭敬，不恭敬就是不严肃，所以野鸡的怪异出现在宗庙。这是不能知晓圣人烹饪以享上帝，又不能大烹以供养圣贤，所以在鼎耳上鸣叫，提着耳朵来告知他，是因为视不明啊。”

吴孜说：“大致一件事失误，其他五件事就会随之而来。况且野鸡是小禽鸟，难道能为国家带来怪异吗？圣人保留这个记载，大概是责备人事没有修好。而且在祭祀的日子，有野禽在宗庙中，旁若无人地鸣叫，是说其荒凉寂寥到了极点。如果传记中楚国幕府有乌鸦，《春秋》记载鸜鹆来巢，大概都是责备人事没有修好。人事如果修好，那么灾害不能为害；人事如果失误，那么祥瑞也不能为福。”

吕氏说：“大致怪异现象的到来，都是上天用来警戒君主的。其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君主无道，昏庸暴虐，人怨神怒，大大违背阴阳之和，上天也仓促间未降下灾变。这样的灾异，常常来得迟。等到有道的君主，道德纯备，至诚充塞天地，性情稍有一毫不妥，天就把灾异来警戒他。这样的灾异，常常来得快。为什么？无道的君主所做的事不合道，天与君主已经隔绝了，直到他残害百姓、损害万物到了极点，不容赦免，才出现灾异，其灾异必定不小。有道的君主与天合一无间，天与君主已经相通，或稍有与天不相似的地方，天就降下灾异，这也是些小灾异。像高宗就是这样。高宗恭敬沉默思考道义，是明哲的圣人，高宗与天已经相似。祭祀过于丰厚，观过知仁，也不是高宗的大毛病，何至于野鸡就飞上鼎耳鸣叫？灾异来得如此快，就知道天与高宗混融和同，默默往来，一有些小毛病，天就以此警戒高宗。后世只有楚庄王懂得这个意思。庄王没有灾异却常常恐惧，说：‘上天要抛弃我吗？’由此知道天不通过灾异警戒君主，必定是抛弃君主。”

高宗肜日

高宗在肜祭之日，出现了野鸡鸣叫的怪异。祖己说：“只有先代圣王，端正他们的事。”

无垢先生认为：“高宗肜日，重复说它，为什么呢？前面说高宗肜日，这是史官给篇章命名的标题；接着说高宗肜日，是说在肜日出现了野鸡鸣叫的怪异。大概野鸟进入宗庙的变化，不是小事。这变化源自君王的心，没有这种心就没有这种变化，先端正君王的心，那么变化自然消解了。”张氏说：“上天对于君主，有一个不善，就出现怪异来谴责告诫他；等到他不知道改正，又出现灾害来警戒使他恐惧，凡是用来使他在未发生之前端正其事罢了。”

陈氏说：“格，是端正的意思。祖己的意思，是说上天显示怪异变化，应当先端正心。君王的心端正了，然后才可以端正其事。”

吕氏说：“格，是到的意思。已经到了先王的地位，如果遇到这样的灾异，只就在身上检查。上天所降下的灾异，不关其他人的事，必定是自己身上有不到位的地方。祖己教高宗自己去身上检查，所以教他消除

译改变的方法。」于是向周王训诫说：「上天监察下界百姓，掌管着他们的道义，所降赐的寿命有的长久、有的短促。并非上天要折损百姓的性命，而是百姓自己中途断绝了生命。」

译无垢说：“义理所在之处，就是天所在之处。所以顺从义理的人，寿命长久；违背义理的人，寿命不长久。并不是在义理之外另外有一个天，当顺从义理时，这就是长寿；当违背义理时，这就是夭折。那么天看待百姓，如同看待一个儿子，难道有厚薄之分吗？难道不想让人活到百岁吗？奈何他们违背义理，自己断绝了天年呢？”然而颜渊顺从义理却早逝，盗跖违背义理却长寿，祖己的话究竟如何呢？回答说：“人的生存是因为正直，不正直的人能生存是侥幸逃脱罢了。”论述人的生存，都是凭借正道，不正直而能生存，只是侥幸逃脱而已。像盗跖虽然活着，他的精神魂魄已经沉沦于幽冥之中，虽然活着实际上已经死了。颜渊虽然早逝，他淳厚的风范和美好的德行，即使经过千百年也永远存在，谁说他是早逝呢？这样看来，祖己的话依然有效。吕氏说：“天以公正无私为原则，大概看待百姓常常以义理为主，百姓的高低长短、善恶寿夭，都是自己招致的，天何曾在这中间存心呢？能够符合天的义理，就能顺受正道，能够安守天命，这样寿命就长久；不能符合天的义理，就不能顺受正道，不能安守天命，这样寿命就不长久。百姓中有寿命不长久的，并不是天本来就想让百姓夭折而不长寿，而是中间自己断绝了天命。”伟大的乾元，万物依赖它开始，起初天都想要让百姓长寿，到了中间私意横生，不能保守天命，因此就断绝了天命。

百姓有不顺从德行的，不听罪过的，天已经诚信地降下命令，端正他们的德行，于是说：“那将如何呢？”无垢说：“大凡有义理的人长寿，没有义理的人断绝生命，天的命令必定如此诚信。祸福昭然若揭，想要让天下人人都端正自己的德行以长寿。如果顺从德行而行，常处在长寿之地；服从罪过而改正，不陷入中途断绝的境地，这就是顺从天而行。祖己既然说天命必定如此诚信，于是对高宗说：‘我所说的天命如此，大王不要怀疑。把我的话当作警戒吗？’”

吕氏说：“百姓有不顺从天德的，私意横生，嗜欲胶着扰乱，败坏丧失天命，他们不顺从天德到了这种地步，百姓的罪过哪里能逃避？却不去自我反省，傲慢地不接受天的罪责，正处在穷困思考困难之时，以过错为耻却做非分之事，坚持过错不悔改，谋划辩解说明，每天陷入文过饰非的境地。却不知道天已经诚信地降下命令，端正了德行，如何能改变？大抵福佑善人，祸害淫邪，这是天命、天德，天已经诚信了这个命令，端正了这个德行，百姓中不顺从德行、不听罪过的，自然应当承受天的祸患。百姓虽然多方计较，想要回避这种祸患，然而天已经这样了，又怎么能迁就？百姓也枉费了许多计较。注意‘既’这个字，就知道百姓想要迁就也不行，想要回避也不行。百姓不知道天已经这样了，反而说：‘天能把我怎么样呢？’注意这篇《尚书》的写作，是祖己因为高宗祭祀丰盛而作的，而书中所说的都不涉及高宗身上的事，就举百姓为例来说，他的话似乎缓和而不紧迫。大概高宗是明哲的圣人，目睹道理就已经存在，本来不需要祖己谆谆告诫。”

唉！大王主持敬爱百姓，没有不是天的意旨，祭祀的常典不要对亲近的祖先过于丰盛。

无垢说：“大凡君王的职责，专门在于敬爱百姓、修治人事罢了，至于祭祀，自有常典，怎么可以亲近鬼神来求福，而不以敬爱百姓为职责呢？以敬爱百姓为职责，就知道先后次序了。说从成汤到小乙，没有不是继承天的，他们的常祀自有制度，怎么可以出于私意而对亲近的祖先过于丰盛呢？祭祀对亲近的祖先过于丰盛，是过错，不是恶行。天如此警戒畏惧，是知道高宗的德行与天相同，天如此爱护他。”

东坡说：“有的人认为先王遇到灾异，不能通过类比来探求天意，只要端正事情本身罢了。高宗没有失德，只是以丰盛亲近为过错，这是谄媚世俗君主的人说天与人本来不相干，想要废除《洪范》五行的说法。我认为《五行传》不容易完全废除。《尚书》说：‘有野鸡鸣叫’，足够了，而孔子又记载它在耳朵上鸣叫，不是把耳朵当作祥瑞吗？却说不能通过类比来探求，错了。人君在天下无所畏惧，只有天可以警戒他，现在却说天灾不能通过类比来探求，我自己看没有过错罢了，治理国家的人没有比这更大的害处了，我不能不评论。”

胡氏说：“七代的宗庙，都是祖先，常祀都应当符合礼制，不能单独对近代的宗庙过于丰盛，大概是根据当时有这个过错而言的。”

张氏说：“大凡祖先没有不是继承天的，所以他们的祭祀礼仪，没有不有典制的，不能丰盛，不能减省。高宗的祭祀，特别对近代的祖先丰盛，是扰乱了典制。祭祀典制既然扰乱，这是祭祀所应当端正的。”

吴氏说：“传文说‘特别对近代的宗庙丰盛’，不对。况且祭祀丰年不奢侈，凶年不俭省，这篇也没有丰厚的文字，只是以祭祀的失误，因而警戒罢了。所以应当把‘丰’当作‘风’字，说他的风化影响近处，以及远处。”

译伯，是爵位。因为他的国家位于西方，所以称为西伯。

译无垢说：“起初，文王遵循韬光养晦之道，殷人并不把西伯放在心上。纣王日夜作恶，西伯日夜行善，天下人的心日夜背离纣王而归向西伯。殷朝的贤人为了国家深思远虑，知道天下的形势将全部归于文王，纣王将彻底断送祖宗的社稷，这就是殷朝开始怪罪周朝的原因。黎国靠近王畿，文王的威德日益显赫，行动没有不成功的，其势力将要到达王朝了，这就是祖伊恐惧而跑去报告的原因。恐惧而跑去报告，他惊惧的心情也可以看见了。文王兴兵逼近王畿，使朝廷大臣惊恐，这是不可赦免的罪过。即使让他专征伐，应当如此放纵吗？如果纣王按察他不臣服的心，下令废黜他，有什么不可以？至于无计可施，援引天命来自我解脱，为什么呢？回答说：天下的形势已经归于文王。王者没有自己的势力，以天下的形势为势力，形势既然已经离去，只不过是一个孤立的人罢了，禁止他谁敢阻止？命令他谁敢服从？如果文王肯听从天子的命令，天下人难道肯舍弃文王吗？幸亏文王大圣，不肯立刻顺从天下人的心，举出成汤的故事，假使处在伊尹、成汤的时代，纣王早就被流放到南巢了。孔子看到了他的用心，所以说：‘周朝的德行可以说是极致的德行了。’”

黄氏说：“商朝开始怪罪周朝，周人攻打黎国，黎是靠近的城邑。祖伊恐惧，跑去报告纣王，那么形势灭亡已经紧迫了。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天下没有非议他的人，等到他攻打黎国，圣人独自对此深思如此，大概是因为不是我们有什么可被夺取的，而是人心归附，那么承受天下而不为非作歹；君臣之间一旦有了嫌隙，就立刻攻打其近邑，好像将要逼迫而夺取它，那么黎国虽然微小，也不能没有罪过。虽然如此，一个城邑不可夺取，那么天下就应当不可夺取；夺取一个城邑是罪过，那么夺取天下就应当是大罪。不让他夺取一个城邑，更加显示出他不夺取天下是极致的德行啊！况且侍奉君主像文王那样已经极尽了，却因为一个城邑获罪，何况那些比文王低一等的人呢？唉！圣人的心思微妙啊！”

张氏说：“纣王无道，天下归附周朝已经很久了。然而他昏迷而不醒悟，直到周人攻打黎国，才开始怪罪周朝。黎国与殷朝，像脸颊和牙床那样相依存，现在既然攻打黎国，这就是唇亡齿寒，殷朝厌恶周朝，就是因为这个。祖伊是纣王的臣子，正恐惧奔走以报告国王，怜悯其灭亡没有几天，这就是《西伯戡黎》篇所作的原因。”

吕氏说：“纣王的恶行日益兴盛，周朝的德行日益显著，这就是祖伊怪罪的原因。说‘开始怪罪’，是因为商朝原本不曾怪罪周朝，这就可见商人安于文王、武王的统治很久了，也是文王、武王有君临天下的大德、侍奉君主的小心。黎国靠近纣王都城，是与同恶的国家。周朝攻打那个逼近纣王都城的国家，事势接近紧迫，所以祖伊奔走而报告纣王。”

西伯戡黎

西伯已经攻下黎国，祖伊恐惧，跑去报告国王说：“天子！上天已经终结了我殷朝的命数，至诚之人、大卜都不敢预知吉祥。”

无垢说：“文王作为西伯，那么凡是西方一道诸侯都可以征伐他们。假使纣王在上，朝廷清明，西伯攻下黎国，是方伯称职，有什么警惧的呢？那么祖伊恐惧而跑去报告，是因为朝廷紊乱，所以深深为之疑虑。从事势来看，天命将归于周而断绝于殷，这是祖伊的看法。不敢认为确实如此而询问至道之人，至道之人认为殷朝命数将断绝。又占卜元龟，元龟的兆象也认为殷朝命数将断绝。人谋鬼谋，没有认为吉祥的，其归于周是必然的了。”

陈氏说：“格，至也。《大学》说：‘致知在格物。’所谓致知，就是穷究事理。穷究事理而至万物之所至，那么‘格’这个词，是说能极尽物理之所至。至诚之道，可以预先知道。国家将要兴盛，必有吉祥的征兆；国家将要灭亡，必有妖孽。显现在蓍草龟甲上，动于四肢。现在用至诚之人来考察元龟，不见其吉祥，那么商朝的事情就可以知道了。”

张氏说：“周朝已经战胜黎国，祖伊恐惧而跑去报告国王，是想让他畏惧祸患而知悔改。将要告诉他天命，所以用‘天子’称呼他。‘天既讫我殷命’，是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那么他承受天命已经很久了。周朝既然承受天命，现在又攻下黎国，那么殷王的命数在这里终结了。格人，就是其诚心足以预先知道的人；元龟，就是其神灵足以预先知道的东西。格人、元龟都不敢预知吉祥，那么其凶祸必然达到天人所不给予的地步。正因为天人不给予，所以不能保全其宗庙社稷，而至于覆亡。”

吕氏说：“当时人们都不恐惧，只有祖伊恐惧，什么原因？祖伊是众人沉醉中独自清醒的人，跑去报告国王，呼喊天子说：‘天已经断绝了我商家之命。’他的情态非常急切。”

不是先王不辅助我们的后人，只是国王淫乱嬉戏从而自我断绝，所以上天抛弃我们，没有康宁的食物，不揣度天性，不遵循常道。

无垢说：“先王以节俭，而纣王以淫乱；先王以恭敬，而纣王以嬉戏。先王以恭敬节俭垂范后人，而纣王以淫乱嬉戏断绝它，是先王断绝纣王吗？是纣王断绝先王吗？这就是所谓自我断绝的原因。况且纣王宠幸妇人，喜爱妲己，收集狗马奇物，建造沙丘苑台，其淫乱竟然如此。北里的舞蹈，靡靡的音乐，以酒为池，以肉为林，

译让男女赤身裸体地在其中追逐嬉戏，他们的游戏竟然如此，这怎么还能体现先王的旨意呢？想到祖宗在宗庙之中，正悲痛哀悼不止，即使想凭私意去保佑他们，也是不可能的。如果祖宗保佑他们，那就是祖宗为这些淫乱嬉戏的人提供了聚集的渊薮。神与人道理相同，人们所厌恶的，祖宗神灵也厌恶，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又说：「祖宗就是天，自己断绝了与祖宗的联系，也就等于断绝了与天的联系。自己断绝了与天的联系，所以天抛弃他；自己断绝了与先王的联系，那么先王也抛弃他，这是毫无疑问的。凭什么知道被抛弃的事实呢？天下的百姓，没有安心耕种田地、安稳吃饭的，因为都苦于徭役；没有安守本分、顺应天性的，因为都沦为盗贼；没有侍奉父母、养育妻儿并遵循常道的，因为都成了仇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那么天人的心意、祖宗的心意，大概就可以知道了。」

译张氏说：“‘不有康食’，是说百姓困穷；‘不虞天性’，是说内心不足以推度知晓天命；‘不迪率典’，是说外面不足以遵循常道。大抵纣王将要灭亡时，百姓虽然可以吃到食物，却很少能吃饱，这就叫做‘不有康食’。正因为没有丰足的食物，所以常人心态便丧失了；在内心则不推度天性，以至于违背天命；在外面则不遵循常道，以至于丧失道义。这就是殷商之所以迅速灭亡的原因。”

王荆公说：“‘不虞天性’，如果能推度天性而行动，那就是合乎道义了。”

吕氏说：“商朝贤圣的君主有六七位兴起，并不是不可以凭借扶持先王的基业，也不是他们不互相协助，而是后人自己沉溺于淫乱酗酒、嬉戏狎昵，从而自我断绝了与先王的联系。”

现在我们的百姓没有不想让纣王灭亡的，说：“上天为什么不降下威严？大的天命没有到来，现在的君王又能怎么样呢？”纣王说：“唉！我生来不是有天命在上吗？”

无垢说：“先王的心，就是天的心；天的心，就是百姓的心。纣王自我断绝了与先王的联系，所以也就自我断绝了与天的联系，因而上天抛弃了他。上天抛弃了他，所以百姓也抛弃了他。现在百姓没有不想让纣王灭亡的，这就是百姓抛弃了他。推究他之所以自我断绝于先王的原因，是因为先王的心就是天的心，天的心就是百姓的心。怎么知道百姓想让纣王灭亡呢？他们说的话是：‘上天为什么不降下威严诛杀纣王？’又说大的天命在于废黜昏君、拥立明君，现在为什么还没有到来呢？’‘挚’就是‘至’的意思，是说希望上天早日诛杀废黜纣王而拥立明君。现在的君王如果能相信我所说的话而改悔吗？或许还能侥幸使天命再次回转。又说：‘作为天下的君主，难道没有所顾忌和凭借的吗？纣王毫无顾忌，竟然做出像街巷底层百姓那样的行为，这难道是人之常情吗？大概也是有所倚仗的。他所倚仗的是什么？是天。不知道纣王把天当作什么？看他谈论天，竟然把天当作没有知觉的东西，专门骄纵豢养君主，让他放纵心意、肆意妄为地施行无道以获取享乐。这是认为凡是做君主的，都是上天偏私他而不问他的贤与不贤。却不知道天心就是民心，得到民心就得到天了。”

周氏说：“天命，是圣人很少谈论的。凡是国家之所以兴衰，时世之所以治乱，没有不取决于人为，而不是由天命决定的。世间地位低下的人多而尊贵的人少，愚昧的人多而贤能的人少。中等资质的人安于被排斥，等待时机而动而不争竞，大概是圣人用这种说法来笼络愚昧卑贱的人，平息争端。如果说有天命，那么就有赋予天命的人，怎么可以出生时就默默注定呢？桀、纣占据着禹、汤那样的基业，不善加守持而灭亡，百姓因此沦为下等，他们能不说是天命吗？”

吕氏说：“‘我自有天命在上’。大抵作恶的人，大多不能自我反省觉悟。就像陈后主，当隋朝军队韩擒虎等渡江时，边境将领告急的奏疏，陈后主都不知晓。等到隋朝已经灭亡陈朝，才知道以前边境将领告急的奏疏都没有拆开看。由此可知乱世无道的君主，都不自我觉悟到这种地步。”

祖伊返回来说：“唉！你的罪过众多罗列在上天，你还能向天推诿天命！殷商的迅速灭亡，指向你的作为，在你的国家里，难道没有杀戮吗？”

无垢说：“祖伊见纣王不醒悟，倚仗上天而作恶，所以回答说：‘你的罪过确实很多了，现在罗列布陈于上天，上天将依据罪过像圣人那样诛杀你。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能够向天推诿天命导致殷商的丧亡，不用等到一整天，就在近日了。那丧亡的原因，都是你的作为导致的，‘指’就是‘由’的意思。’纣王有什么功劳呢？‘功’就是‘事’。圣明的君主功在养育百姓，昏庸的君主功在杀害百姓，上天随着他的作为而回报他。功在养育百姓，所以上天回报周朝使其国运超过历数；功在杀害百姓，所以上天回报纣王以烧身悬头，使其社稷灭亡，‘不无戮于尔邦’，大概是指纣王而言。”

张氏说：“那没有人去做却自然形成的，是天；没有人去招致却自然到来的，是命。你的罪过众多罗列在上天，这就是人为招致的，怎么可以向天命推诿呢！‘功’，是积聚力量而达成结果。积聚力量去做善事，就有做善事的功；积聚力量去做恶事，就有做恶事的功。纣王只是积聚恶行罢了，所以也称之为功。说恶行如此，在你的国家里不能没有杀戮，这就是本书所说的‘自作孽，不可逭’。”

殷商已经错失了天命，微子作诰辞询问父师、少师。

无垢说：“上天生育百姓是为了让他们有所管理，使不丧失本性。现在纣王在上面作恶，变乱风俗，到了这种地步，难道是上天任命纣王做君主的本意吗？一切颠倒天理，而穷尽心意来放纵他的私欲罢了。微子知道天命将转移给周家，而殷商的灭亡不久了，想离开却有所不忍，想留下却有所不可，就像屈原所说的‘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况且微子与比干、箕子都是宗室重臣，利害一体，所以作诰辞询问两位公卿，寻求安身之处。”又说：“商朝的动乱到了这种极点，没有什么可做的了。然而三人的心意，还希望侥幸万一。所以微子离开国家以警示纣王，比干直言进谏以警示纣王。纣王杀害比干，至于箕子独自假装疯癫而不死，还希望警示纣王使其悔改，我可以成就他。纣王最终不悔改而死。这三个人，一个保存了宗庙祭祀，一个坚守死节，一个陈述《洪范》。离开的不是背叛，死去的不是揭发，活着的不是苟且。所以孔子表彰他们，说：‘殷商有三仁。’由此可知臣子处心积虑，应当深入研读《微子》一篇也可以了。又由此知道所谓仁”

译这些人，有的离去、有的赴死、有的留下，都是仁爱之举。如果认为离去是对的而留下是错的，认为赴死是对的而生存是错的，这都是常人的虚浮意气，而不是圣人的道理。只看他的心意对宗庙社稷如何罢了。」

译杨绘说：“唉！‘错’这一个字，难道不深刻吗？商朝和周朝之所以不能相提并论，用这一个字就概括尽了。上天之所以任命君主，是让他来管理百姓的。而纣王专门残害百姓，这不是违背上天的旨意吗？文王专门爱护百姓，这不是符合上天的旨意吗？难道上天厌恶商朝吗？商朝的行为，是自己违背了上天的旨意罢了；难道上天偏私周朝吗？周朝的行为，是自己符合了上天的旨意罢了。违背上天旨意的就会灭亡，符合上天旨意的就会兴盛。在天意与人事相互关联的关头，统治天下的人应当以此为鉴戒啊！”

李太伯说：“保全自身，保全宗庙祭祀，这也是仁；牺牲自身，保全国家，这也是仁。如果推崇赴死的人，贬退求生的人，那些狂放狷介之士就会奔走效命；如果褒奖求生的人，贬斥赴死的人，那些贪图安逸的人就会竭尽全力。所以同样归于仁道，各自顺从自己的志向，途径不同但道理一致，行为各异但政教齐同，使得后人能够从容自得，这大概是《春秋》含蓄委婉的义理啊。”

孙觉说：“君主可以离开吗？”回答说：“不可以。国家灭亡且宗庙祭祀断绝，离开是可以的。古代有人这样做，微子就是。”“君主可以欺骗吗？”回答说：“不可以。君主无道，保全自身而欺骗他是可以的。古代有人这样做，箕子就是。”“君主可以为之死吗？”回答说：“不可以。劝谏不被采纳而死是可以的。古代有人这样做，比干就是。”商朝衰败时，纣王无道，当时对于微子来说，如果死了商朝就灭亡了，如果离开了商朝的祭祀还能延续。作为微子，怎么能不离开呢？当时对于箕子来说，内心明白而外表艰难，进谏被杀，退隐也被杀，作为箕子，怎么能不装疯为奴呢？当时对于比干来说，祭祀由微子保全，道义由箕子推行，如果还有一句话能唤醒纣王的心，作为比干，怎么能不死呢？有人说：“那么这三个人，都有过错啊。舍弃君主而离开，是不忠；欺骗君主而装疯为奴，是不信；君主不可劝谏，却去劝谏，是不智。忠、信、智，这三个人都没有尽到，谁才是仁呢？”回答说：“离开可以离开的，谁说不忠？欺骗可以欺骗的，谁说不信？死可以死的，谁说不智？告谕当世的君主而保全百代的祭祀，这是微子的仁；志向不能在乱世实现而道义能在太平盛世推行，这是箕子的仁；安于自身的死亡而劝勉万世的臣子，这是比干的仁。微子离开，商朝的祭祀得以绵延；箕子为奴，周朝的道义得以彰显；比干赴死，臣子的节操得以穷尽。他们所做的不同，所遵循的道义相同，交换位置也都一样。离开、为奴、赴死，他们的名号各不相同，但他们作为仁者的本质是一样的。”

刘氏说：“三个人有的死有的生，他们的事迹不同，却同样被称为仁，这说明死生不足以论说仁。仁者有既成的本质，粗略地举其大体来说，就是不迁怒，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不贪恋生，不厌恶死，端正而虚空，宁静而专一。像这样的人，具有人的形貌而具备天的本性。至于利害、寿夭、成败、是非，就像寒暑、燥湿、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所以称许仁者，是因为他们既成的本质，而不是因为谈论他们命运的变化而命名他们。既成的本质，是卞氏的玉；命运的变化，有的刻成玺印，有的刻成璧玉。玺印和璧玉虽然不同，但被称为宝物的，是卞氏的玉。”

张氏说：“上天设立君主，只是命令他治理百姓罢了。现在殷王不能治理端正四方，这就是所说的违背天命。殷朝既然违背了天命，那么它的覆亡就没有几天了。所以微子作诰来告诉父师、少师，以此来陈述他出处去就的节操。”

吕氏说：“大体上天下有道，仁人君子在朝廷上共同谋划议论；天下无道，仁人君子在家中共同谋划议论。《微子》这一篇，是微子、比干、箕子因为纣王即将灭亡，共同谋划议论，各自实现他们自身的道义。假如这三位仁人遇到尧舜的朝廷，一定像皋陶、伯益在尧舜面前共同谋划议论一样；假如他们在成汤的朝廷，一定像仲虺在成汤右边共同谋划议论一样。只是因为他们身处无道的时代，所以才互相议论，各自想要实现自身的道义。在这里足以看出仁人君子的用心之处。孔子所说的殷朝有三仁，就是因此。”

微子

微子或许说：“父师、少师，殷朝大概不能治理端正四方了。我们的祖先成汤，始终将其美德陈列于上位，我（纣王）却沉溺酗酒，在下面败坏了他的德行。”

无垢说：“‘或’是‘有’的意思，殷朝将不再有治理端正四方之事了。天子，是用来治理端正四方的。不再治理端正四方，就是大位将转移到他人手中了。”又说：“‘底’，是‘致’的意思，说的是始终其美德；‘遂’，是‘成’的意思，说的是成为法度。这是说我们的祖先成汤，始终其美德，设立法度，森然陈列于上古，以留给后代福泽，而纣王却沉湎酗酒来败坏它。”《诗经》说：“人的齐一圣明，饮酒温和克制。那昏庸不知的人，一醉就日益昏乱。”这是说，有德行的人不被酒所扰乱，无德行的人饮酒就昏惑，不再知道义理所在，这是酒能败坏德行。张氏说：“治理混乱叫做乱，正直叫做正。‘弗或乱正四方’，是说纣王无道，不能治理端正四方。”《易经》说：“‘或’，是疑惑的意思。”说不能治理端正四方，那么他不能治理是必然的了。

吕氏说：“这一篇书不可以当作愤恨疾恶来看，应当当作怜悯恻隐来看。这一书中都是怜悯恻隐的言辞，这样才读得出来。‘其’，是疑惑而未定的语气词。纣王已经是不能治理端正四方，微子不敢直接说纣王不能治理端正四方，于是说殷朝大概不能治理端正四方”

译“四方”是表示疑惑而未定的说法。从这里可以看出微子用心忠厚的地方。商朝有六七位贤圣的君主相继兴起，我们祖先王的功业陈列在上，而纣王却沉湎于酒，以至于败坏丧失了他的德行于下。当时沉湎于酒，自然是纣王起初的行为，并不是微子。为什么不说是纣王沉湎于酒，反而说是我沉湎于酒？从这里可以看出君臣一体，纣王沉湎于酒，就如同微子沉湎于酒一样。

译殷朝无论大小官员，都喜好偷盗抢劫、作奸犯科；卿士大夫们互相效仿，违背法度；凡是有罪过的人，竟然没有经常受到惩处。百姓纷纷兴起，互相成为仇敌。如今殷朝即将沦丧，如同渡过大水，却没有渡口和岸边。殷朝于是灭亡，一直延续到今天。

无垢说：“朝廷的风俗像这样，而无知的小民到处起事，成为仇敌，不再知道朝廷的法纪纲常，到了这个地步也是大乱了。况且文王在宫中温和和乐，在宗庙里恭敬严肃，而江汉一带的女子没有心思违背礼法，汝坟的妇人勉励丈夫恪守正道。如今纣王在上沉溺酗酒，而无论大小官员都喜好偷盗抢劫、作奸犯科，卿士大夫互相效仿违背法度，小民互相成为仇敌，由此可知天下的治乱全在于君主，君主的治乱全在于一心。假如君主端正心意、真诚意念，像文王那样温和和乐、恭敬严肃，在宫室宗庙之间践行，那么德政之风潜移默化，天下安宁稳妥，朝廷尊严，小民和乐，怎么会有这样的风俗呢？像微子所说，商朝的社稷已经无法拯救了。”又说：“微子看到天下、朝廷、小民的风俗败坏到如此地步，虽然有一点拯救的心意，但纣王沉溺酗酒不可接近，茫然四顾，没有可以依凭的人，只是看到殷朝的灭亡，如同在大水中没有渡口和岸边，无法拯救罢了。作为臣子的忠诚之心，该是多么痛苦啊！”又说：“大凡贤人观察事理而不观察表象，事理既然颠倒到如此地步，即使位居九五之尊，号称亿万民众，宗室重臣满朝，其覆灭是必然的。事理倘若安平，即使身处草野，民众只有三户，人才不多，其兴起也是必然的。因此观察别人的国家，总是以事理作为判断标准。”

吕氏说：“君道的善在于统领众人。君主能善于统领众人，那么强者不欺凌弱者，众人不暴虐寡人，百姓怎么会发展到偷盗抢劫、作奸犯科的地步？君主不能善于统领众人，那么强者欺凌弱者，众人暴虐寡人，无论大小，都已经喜好偷盗抢劫、作奸犯科。”

微子说：“父师、少师，我因忧思而发狂，我家老迈流亡于荒野。如今你们不指点告诉我国家倾覆该怎么办，那该怎么办呢？”

无垢说：“微子既然说了殷朝的乱亡，然后询问箕子、比干关于自己该如何处身的办法。说因为纣王的缘故，我积忧成疾，发狂，在家老迈昏乱，流亡到荒野，以抒发我的忧愁，我处境艰难到如此地步。唉！宗室重臣的心，竟然如此刚烈！”又说：“微子忧国到狂乱如此，责备箕子、比干，几乎没有一句话告诉我国家倾覆坠落该怎么办，该如何拯救。由此可见微子为宗庙社稷着想，忧急到如此地步。然而当时自有像太公那样在渭水边垂钓的人，也有像伯夷那样居住在北海边的人，微子为何如此忧苦呢？大凡宗室重臣以社稷为己任，不得不这样。至于我们的孔子，圣明而合乎时宜，有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迅速就迅速的说法，然后我们的道才充沛流行！超出同类，汇聚精华，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盛大的。可惜微子不知道这一点。”

张氏说：“微子说纣王终于灭亡，忧伤到了极点，无可奈何，所以发生狂乱昏惑，不知道如何处身，所以想要流亡到荒野，这是微子有离去的意思。如今你们父师、少师，没有告诉我商朝祭祀倾覆该怎么办？‘若之何其’，是问对策从何处得出。”

父师回答说：“王子，上天降下毒灾荒废殷邦，纣王正兴起沉溺于酒，竟然不知畏惧，违背那些老成持重、旧日有位的人。”

无垢说：“箕子也顺着事情回答他，所以也称‘若曰’。称王子，是因为知道微子是帝乙的长子。如今上天酷毒，降下这灾殃，所以生出纣王，专门以扰乱殷邦为事，那么昏乱暴戾恣睢，哪里还知道有所畏惧呢？君子所畏惧的有三：畏惧天命，畏惧大人，畏惧圣人之言。竟然不知畏惧，那么对于天命、大人、圣人之言都不知道畏惧了。违背老成前辈、元功重德的人，也就不足为怪了。身为君主却不从事耕种，不乐于本业，以饮酒为事，而且不畏惧天命，轻慢大人，侮辱圣人之言，对于有德行的长者动不动就违背逆反，这是朝廷没有刑罚啊。这样治理国家，不灭亡还等什么？”

张氏说：“那些老成持重、旧日有位的人，都能遵守先王的法度，不跟随纣王作恶，是不应该违背的。如今你违背他们而不听从，那么罪恶积累、罪过大，而无法教化他了。”

吕氏说：“到这里都没有畏惧忌惮，孔子所说的畏惧天命、畏惧大人、畏惧圣人之言，他都不畏惧了。老成之人，是君主应当畏惧的，如今却违背逆反；旧日有位的人，是君主应当畏惧的，如今却轻慢忽视。这是亡国的最大证据。”

如今殷民竟然偷窃祭祀神灵的纯色牺牲，用来容纳自己，将要食用而没有灾祸。上天监察殷民，用惩治和聚敛，招致仇敌而不倦怠，罪过合而为一，大多瘦弱而无人告知。无垢说：“祭祀天地神灵，使用纯色牺牲，这是君主精神寄托的地方，怎么可以忽视！如今殷民竟然敢偷窃，这是不知道有天地神灵，不知道有君主，他们的罪过岂能尽数诛杀？推究他们的本心，即使杀父弑君，也会安然去做。适宜让见到的人愤怒，听到的人震惊，而朝廷不以为意，竟然公然纵容，让他们食用，毫无忌惮，又没有罪灾降临他们。这样，就是满朝不知道天地神灵，不知道有君主了。”又说：

译人，是天地之德性的体现，阴阳的交汇，鬼神的屏障，五行的精华之气。聚合起来就形成神妙，统一起来就变得强盛，得到它就能称王，却竟然残害百姓到如此地步！用严酷的法令来治理他们，又把他们当作仇敌看待，又像对待盗贼一样搜刮他们，日夜失去民心，激起敌人的仇恨，却不加体恤、毫不畏惧，竭尽全力施行暴政，专门以残害百姓为事。残害这些百姓，就是残害天地、阴阳、鬼神和五行，怎么还会有吉祥的事情呢？」又说：「向上看商纣王的所作所为如此，向下看殷商百姓的所作所为又如此，就像影子随形、回声应声一样，没有丝毫不同，这说明上下君民的罪过都出于同一法则，都应当受到上天的惩罚，这是毫无疑问的。」

译苏东坡说：“殷朝的君臣把百姓看得像仇敌一样，并且聚敛民财，把这当作治国之道，勤勉努力毫不懈怠，这都是招致仇敌的方法。”

张氏说：“如今纣王不敬奉上帝，废弃祖先宗庙不祭祀，所以祭祀用的纯色牺牲已经被殷民抢掠，虽然设有防范，但百姓将或食用，都没有灾祸降临他们，这就是所说的‘凡是有罪过的，都不会经常得逞’。殷朝的上下以仇视聚敛而招致仇敌，以至于罪过合而为一，难道还会有恩惠施加给百姓吗？因此百姓大多瘦弱且无处申诉，所以说‘多瘠罔诏’。说‘多瘠’，是形容他们困苦病弱的程度非常严重。”

吕氏说：“上天降下视察商民，非常分明。商民不知道上天之所以降视非常分明，他们早晚用功，只是互相仇视、互相聚敛怨恨，对上用功。他们招致仇敌怨恨，更不曾防备倦怠。所谓‘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做好事想停也停不下来，做恶事想停也停不下来。说来只是一个关键，只要拨转过来，为恶不怠，便是为善不怠，也合而为一。天下都感化于纣王的恶，与纣王一样了。大体上源头清澈则水流清澈，纣王恰好是天下的本源，本源既已浊乱，支流也随之浊乱，所以说‘罪合一’，意思是上下都同恶。‘多瘠罔诏’，由此便可见百姓多疾病，都无处诉说。天下还未达到极其无道的地步，虽然有时对君主说不通，也可以对公卿说；对公卿说不通，也可以对大夫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上无处说，下也无处说。”

商朝如今若有灾祸，我将承受其败亡；商朝若沦丧，我不会成为臣仆。劝告王子出逃。我过去说会害你，王子不出逃，我便会倾覆。自我审度！人各自向先王献出忠诚，我不顾念而逃避。

无垢禅师说：“商朝既已沦没丧亡，箕子与比干将和社稷一同灭亡。这是比干将死谏，而箕子将装疯以观察纣王是否悔改。箕子、比干心意已定，已无离开国家的念头，所以说‘我罔为臣仆’，意思是誓不为他人所臣属。孔颖达认为当时箕子大概请求立启而帝乙不听，那么微子不离开，不仅宗庙祭祀无法保全，两人必定都受诛杀，微子离开则箕子可以稍安。这正与刘琮之事相合。昔日刘表因刘琮相貌像自己，非常喜爱他。后妻蔡氏喜爱刘琮而厌恶刘琮，毁谤赞誉的话每天传到刘表耳中。刘琮不自安，曾与诸葛亮谋划自安之术。诸葛亮起初不回答，后来一起登上高楼，于是让人撤去梯子，对诸葛亮说：‘今天上不致天，下不致地，话从你口出而入我耳，可以说吗？’诸葛亮说：‘您没看见申生在内而危险，重耳居外而安全吗？’刘琮感悟，暗中防备出逃之计。由此可知微子只有出逃之计，没有其他说法。”又说：“靖，是谋划的意思。说三人各自谋划所以向先王献出而无愧的东西。微子自谋保存宗庙祭祀以向先王献出，比干自谋死谏以向先王献出，箕子自谋装疯等待纣王悔过以向先王献出，又何必相同呢！况且一个人，岂能兼任这三人的事？各守一节即可。三人的志向，将各自谋划，认为盖棺之后，可以借口在天上见先王，无愧心就够了。岂有一毫为自身打算、为家庭打算而不为国家打算，用其智巧，恃其虚哗，以向先王献出的呢？”

苏东坡说：“刻是害的意思。箕子在帝乙时，因微子年长且贤，想立他为君，而帝乙不同意，最终立了纣。纣忌恨这两人，所以箕子说：‘你出逃，本是正道。我过去所说害你，你若不出逃，则我和你都有危险了。’”

王安石说：“我旧云刻子，刻是责备的意思。过去以社稷的责任责备微子。仇敛，是说因用公治法以刑罚仇视百姓，以职务聚敛百姓。仇视百姓则招致百姓敌对，聚敛百姓则招致百姓怨恨。因用治法仇视聚敛百姓，所谓阻挠法度的威严以责备下属。”

吴氏说：“商朝基业已坠，贤人亲戚退避，而天下归于周了。传文说告知二师而离开，是不对的。看这篇的文字，只是微子说纣王恶行太甚，使我心不宁而生狂疾，我殷家昏乱，已在荒废，你应当告诉我什么道？”箕子于是劝微子离开，以保存商朝后代，作为祭祀的主持者。二子并非不知纣王不可谏而不离开，大概是想保存臣子的节操吧。

刘氏说：“刻犹害也，说我过去说纣王常想害你，如今王子不出逃，必被杀。王子被杀，我便陨灭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三仁存在则商朝存在，三仁灭亡则商朝灭亡，武王观兵，这就是验证。同样不可灭亡，而微子先逊于荒野的，是因为微子因地势逼近被怀疑，想害与其被杀而速亡，不如避祸而缓死。那么三人也是何向、何背、何去、何处？只是形势变化，微子以母兄身份宜避，比干、箕子以同姓身份宜留，这是仁者的外化、内不化，所以可为百世师。”

张氏说：“先王之所以期望后世子孙的，只有忠与孝，而微子离开，则是以孝自我献出；箕子成为奴仆，比干谏而死，则是以忠自我献出。先王之所以

译展望后世，关键在于忠孝，而微子、箕子、比干三人所奉献的，也正是忠孝，这就是他们没有辜负先王的原因。这也是孔子称他们为“三仁”的原因。微子离去，虽有利却不够坚贞；比干赴死，虽坚贞却无利；只有箕子被囚，既有利又坚贞。所以《易经》说：“箕子在明夷卦中，利于坚守正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吕氏说：“箕子过去曾对帝乙进言，主张立微子为继承人。帝乙没有听从箕子的话，而立了纣，所以箕子告诉微子说：‘我以前的话，成了你的祸害。’如果微子不离开，我就会被置于倾覆的境地。箕子教导微子离开，还存有弥补纣王过失的意思。大体上，人一旦有了疑心，即使有好话也听不进去。箕子以前曾建议立微子，纣的心到现在还不能没有疑心。只有微子已经离开，纣才没有疑心；没有疑心，箕子或许才能和纣说话。”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精义卷二十四 宋 黄伦 撰

周书

在第十一年，武王讨伐殷商。正月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作了《泰誓》三篇。

无垢先生说：“武王等待纣王两年，他却不悔改，终究只是作恶罢了，所以在第十三年正月决意渡过孟津去讨伐他。”

东坡先生说：“说的是文王受命第九年去世，武王因为大统尚未集齐，所以即位后不更改年号。第十一年丧期结束，在商地检阅军队后返回。”

伊川先生说：“正月，是因为商朝的历法已经断绝，周朝的历法尚未建立，所以使用天正，即现在的正月。不记载商朝的历法，是为了显示纣王自己断绝了天命。圣人的一言一行，没有不合乎天理的，就像这样。”

吴氏说：“有人说占卜诸侯讨伐纣王的心意，这是不对的。况且纣王的罪恶，天下人共同抛弃他。武王检阅军队，不期而遇的有十三个国家，讨伐纣王的心意本来就可以知道了，哪里需要占卜诸侯的心意呢？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武王急切地想要夺取天下。在孟津检阅军队，是用来警示纣王，希望他悔改，但他没有自我恐惧的意思，所以才讨伐他。就像汤王流放夏桀的时候，汤王进献伊尹而夏桀不任用，也是这个意思。”

李定说：“孔氏说退兵是为了显示弱小。有人说：武王的退兵，不是为了示弱，而是为了明显地袭击他。在孟津检阅军队，是希望纣王能知道恐惧而返回善道。根据我的考证，这也如同舜、禹征讨三苗而班师振旅一样。开始前往的时候，只是顺应天意、顺应人心罢了；等到到达的时候，还是希望他们警醒觉悟而返回。这篇说在商地检阅政事，那么或许人心有所未绝，天命有所未终，于是退兵回去等待。然而舜、禹返回的时候，三苗百姓才归服；这篇说只有纣王没有悔改的心，又说时机不可失，然后才知道人心已经断绝而天命已经离去，于是诛杀这个独夫，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易经》说：先于天意行动而天不违背，后于天意行动而奉行天时，说的就是武王。”李石说：“周文王去世后第九年丁丑，武王在孟津检阅军队，又过两年己卯讨伐商。编年历：丁卯文王裁决虞、芮的诉讼，于是承受天命，后九年乙亥文王去世，又两年丁丑武王讨伐商。其历年甲子到这里不同了。”按《泰誓》说第十一年武王讨伐商，《皇极经世》大概依据这个。编年历断定丁卯为文王受命，到乙亥文王去世，共九年，又两年丁丑武王讨伐商，这是使用《尚书》记载《泰誓》第十一年，通文王受命、武王即位而言的。

杨氏说：“有人说：‘周文王既然不曾更改年号革命，而《周书》开头说“第十一年春”，又说什么呢？’回答说：‘这是追记而书写的。孔子已经在《商书》讨伐君主的开始，贬斥伊尹以诛杀乱臣贼子。到了《周书》，则推原周之所以得到天下，商之所以失去天下，作为君主的警戒。纣王失去天下，不是在牧野那天突然失去的；周得到天下，不是在牧野那天突然得到的。得到天下有道理，得到百姓，就得到天下了；得到百姓有道理，得到民心，就得到百姓了。所以推原纣王失去天下民心，周得到天下民心，从虞、芮质成开始。武王说：‘我的文考文王，大国畏惧他的威力，小国怀念他的德行，承受天命，以安抚四方华夏，只有九年，大统尚未集齐。’孔子由此断定这是受命的年份。如果说：‘周拥有天下，已经十年了，纣王所剩下的，只有位号和称号而已。’用拥有天下十年的周，去讨伐已经失去天下的商，又岂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呢？孟子说：‘只听说诛杀独夫纣，没听说弑君。’所以‘第十一年春’的说法，是孔子讨伐纣王而给予周的笔法，不也是为君主者的警戒吗？”

顾氏说：“第十一年，是商朝的正朔呢？还是周朝的正朔呢？”回答说：“是周朝的正朔。”“是周朝的文王呢？武王呢？”回答说：“是周朝的文王。”“那么文王活着的时候已经是天子了吗？”回答说：“当然。《棫朴》这首诗说：‘周王出行，六师跟随。’六师，是天子的军队。文王征讨诸侯，本来就是以天子的军队讨伐他们。这里说‘戊午日，王驻扎在黄河以北’，当时，商朝还存在，而武王已经继位为王，这就可以看出文王是天子了。”“纣王虽然无道但还存在，文王怎么能成为天子呢？”回答说：“文王成为天子，是因为天命和大义。纣王虽然无道但还存在，是圣人的仁心。文王对于纣王，也已经尽力了。炮烙的刑罚，天下没有人敢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