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精义卷十四　　　　　宋　黄伦　撰

译这也可以想见。他说“圣人有谋略训诫，明确征验以安定保有”，这是打算借用古代训诫来文饰、罗织羲和的罪状罢了。唉！圣人的谋略训诫，难道是奸人篡夺地位的凭借吗？唉，真是令人叹息啊！

译张氏说：“先王奉行天命，所以应当极其谨慎地敬畏上天的警戒；人臣奉行君命，所以应当严格遵守常法。通过恐惧修省来消除天象的变异，这是先王谨慎敬畏上天警戒的方法；通过奉行法度、修明职事来供职办事，这是人臣严格遵守常法的方法。君主在上能谨慎敬畏上天的警戒，臣子在下能严格遵守常法，众多百官各自修明自己的职事来侍奉君主，作为君主的人在内没有失德，在外没有失政，这就是他之所以成为圣明君主的原因。”

陈氏说：“谋划符合大禹的，是圣人的谋略；言论符合伊尹的，是圣人的训诫。圣人的谋略，广大美好，所以谋划于一时，足以流传于万世；圣人的训诫，仅次于谋略，不仅施行于当时，也足以垂范于后世。所以古时的言论必定能在今天得到验证，细微的言论必定能在显著处显现。因此，称引圣人的谋略和训诫，在室内就可以看见四海，处在今天就可以听闻久远，这是他的话可以明确征验而不怀疑，他的事可以安定保全而不危险。羲和有罪，〇侯出征，他向众人宣告并誓师，必定说：‘圣人有谋略训诫，可以明确征验、安定保全’，这是认为羲和的行为不符合圣人的谋略训诫，不足以明确征验、安定保全，即使想不诛杀他，能行吗！”

陈氏旸说：“上面所应谨慎的，却用怠慢来承接；职分所应有的，却表现得好像没有，这就是羲和之所以可以被诛杀的原因。侍奉上天的人谨慎其警戒，侍奉君主的人有其常法，都出于克制私欲，那么君臣上下就没有不公正的了。公正那么光明就由此产生。君主在上光明，臣子在下光明，这就叫做‘明明’。”东莱说：“百官既然修明辅佐，那么万般事务就没有遮蔽，自然光明而又光明。然而称为‘明明’，是因为人君自有本然的光明，得到臣子的辅佐，就光明而又光明。”

每年孟春，遒人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官员师长互相规劝，工匠执掌技艺之事来进谏。如果有不恭敬的，国家有常定的刑罚。

无垢说：“孟春正月，遒人这个官职振动木铎在朝廷道路警示，告知百官说：‘官员师长应当互相规正君主的过失，百工应当执掌技艺之事来进谏君主的过失。’如果有不恭敬规谏职责的，国家有重刑，以致于羲和获罪。说：‘他的职责应当以日食来规谏天子，现在却沉湎酒色而不知道，这是失职，在圣人的谋略训诫中，应当服受常刑。’然而圣人的谋略训诫，是说用在君臣上下各得其所的时候。哪有作为臣子废黜一个君主、挟持一个君主使其在位、窃取大权作为私利、用来号令天下、用来放纵其篡弑之心，而用区区空话欺骗天下？天下果真可以被欺骗吗？”

张氏说：“遒，就是就。靠近并宣告，想要让家家户户都知道。周官文事时振动木铎，武事时振动金铎。文事，是仁，所以它的铎用木头制作；武事，是义，所以它的铎用金属制作。有所巡行必定振动铎，发出声音想要让周围都知道。”

萧氏说：“工执艺事，也是指工匠共同做事的人。虽然没有言语互相规劝，也执掌他们所治理的技艺来互相进谏。大概羲和共同掌管天时，却一同淫乱沉湎，不能互相规劝进谏，所以说到这个。”

当时羲和败坏了他的德行，沉溺混乱于酒，背离官职离开位次，扰乱天纪，远远抛弃了他的职司。

无垢说：“当篡贼执掌权柄，君子以权变济事，归于中正，无愧于天地罢了。想要加给他罪名，还愁没有借口吗？所以小人看见他的行迹，认为他失职；君子知道他的心思，认为他是贤者。”又说：“我私下认为羲和先前推演历数，已经知道篡羿将有不君之心，而他的影像将显现于日食，所以心思口计，身为夏臣，不如以酒自污，不应当再为贼臣修举职事，所以知道而不告发，径直回到他的封邑，以此作为匡救王室的计策。没想到他的计谋泄露，以至于军队来临。死就死吧，我报国的心，天地知道。篡羿〇侯来讨伐，声讨他的罪过，我该怎么办呢？幸好我们的圣人有‘〇往征’这一句话，来显示贼臣的势力，而东坡以事实考证，知道羲和是忠臣。谁知道数千年的冤屈，到东坡才大明呢？”张氏说：“颠就是仆倒而不能有所立，覆就是倾覆而不能有所成。颠坏他的德行，就是在德行上不能有所立；覆坏他的德行，就是在德行上不能有所成。羲和之所以败坏他的德行，是因为他沉溺混乱于酒。沉溺就是被酒所溺，混乱就是被酒所惑。正因为沉溺混乱于酒，所以背离官职离开位次，而天纪至于扰乱。况且天纪未曾乱，而它的乱从羲和开始。《易》说：‘垂示的象明显，没有比日月更大的。’那么天象，就是日月星辰之类。季秋月朔，星辰不汇聚于房宿，这是天象有变异，而羲和主管此事，却昏迷而不知道，那么他触犯先王的诛杀就明显了。”

东莱说：“古时以酒为重，后世以酒为轻。古时的人君，致力于引导教化民性，酒是最扰乱德行的根源，所以深深禁止。如《周官》群饮者杀，如《书》《酒诰》一篇，以及这里说羲和的罪过，都凛然严毅。”

林氏说：“这就接着申说羲和的罪过，上干先王的诛杀，无处逃避刑宪，所以前往征讨，并不是仲康妄兴干戈，以快一时的私怨。

译也。」《酒诰》说：“上天降下威严，我们百姓因大乱而败坏德行，也没有不是因沉溺于酒而造成的；无论小国大国，因败坏而导致的祸患，也没有不是因酒而获罪的。”酒造成的祸患真是巨大啊！天子如果沉溺于酒，就会失去天下，像夏朝的太康、商朝的纣王、周朝的幽王和厉王就是这样；卿大夫如果沉溺于酒，就会败坏自己的封国邑地，像羲和就是这样。人如果沉溺于酒，就会骄奢淫逸，无所不为，只顺从自己的享乐，而废弃应当修持的职业本分，那么起初是败坏自己的德行，最终导致败坏国家、灭亡家族，这是势所必然的。羲和的罪过，到了废弃官职、荒废职责的地步，触犯了先王的诛罚，推究根本来说，难道有别的原因吗？只是酒造成的祸患罢了。因此周公列举羲和的罪状，说道：“正是这羲和，抛弃德行而不加修持，就像树木倾倒、器皿翻覆，不能自立一样，只是沉溺于酒而扰乱纲纪罢了。”既然沉溺于酒而扰乱纲纪，就会背离他所掌管的官职，离开他所居守的职位，而没有人去省察他。俶，是开始的意思；扰乱的意思。天纪，是上天的五纪，也就是《洪范》所说的日月星辰、历数这些。

译薛氏说：“天道的纲纪未曾混乱，而扰乱它的是从羲和开始的，所以说‘扰乱天道的纲纪’，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大概自从尧舜命令羲和观测日月星辰、恭敬地授予人们农时之后，担任羲和职务的人世代坚守其职，未曾扰乱天道的纲纪，大概是从这时开始混乱的。这也如同《五子之歌》所说：“只有那陶唐氏，拥有这冀州之地。如今失去了正道，扰乱了纲纪，才导致灭亡。”这也是说自陶唐以来纲纪未曾混乱，到了太康时才开始混乱。“遐弃厥司”，是远远抛弃了他所主管的职务，回到他的私邑而毫无顾忌。

到了秋季九月朔日，日月在房宿未能和谐会合。盲人乐官击鼓，啬夫奔跑，庶民奔走。羲和尸位素餐，对此毫无听闻和知晓，昏昧于天象，从而触犯了先王的诛罚。

羲和的罪过到了这种地步，仲康仍然隐忍没有诛杀他。大概先王讨伐诛杀有罪之人，是天下共同愤怒、众人所不赞同的。众人共同抛弃他，羲和废弃职务的罪过，仲康早就知道了，但他的罪过尚未在天下暴露明白。到了秋季九月朔日，日月在房宿未能和谐会合，盲人乐官击鼓，啬夫奔跑，庶民奔走，而羲和竟然毫无听闻和知晓，这就已经招致了天下的怨恨。这就不得不讨伐了，这也如同鲧违背命令、败坏部族，尧本来就知道他不可任用，然而还是询问四岳的请求而试用他，让他治理洪水，直到九年业绩没有成功，然后才诛杀他。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众人共同愤怒而后才诛杀的。大概如果不是天下共同愤怒，那么即使确实有罪，先王也不会诛杀他。孟子说：“左右的人都说可以杀，不要听信；各位大夫都说可以杀，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可以杀，然后去考察，发现确实可以杀，然后才杀他。所以说这是全国的人杀他，这样才可以成为百姓的父母。”先王诛杀有罪之人，之所以诛杀他们而天下没有人不服，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他与全国的人共同杀他罢了。“乃季秋月朔”，是九月的朔日。“辰弗集于房”，汉代的孔氏说：“辰，是日月相会；房，是停留的星次。集，是合。不合，就知道是日食。”根据孔氏这话，大概是认为羲和废弃了他的职务，以至于发生日食这种变故，他仍然不知道。然而胡舍人则认为这种说法不对，说日月交会叫做辰，是十二个月的十二辰的次序。太阳运行在赤道，月亮运行在黄道，太阳运行慢，月亮运行快，一个月交会一次，必定在黄道和赤道之间相合。或者高或者低，或者上或者下，不相掩蔽，这叫不食；或者左或者右，或者先或者后，而相掩蔽，就发生日食了。日食发生在白天，月食发生在夜晚，就能看见；日食发生在夜晚，月食发生在白天，就看不见了。日月交会就有日食了，说是没有集合在停留的地方而导致日食吗？既然没有集合，那就不是晦日，也不是朔日，怎么能说是秋季九月朔日呢？胡氏这种说法，是认为日月集合而后才有日食，既然说辰没有集合在房宿，就不能说是日食。这种说法有道理。然而胡氏既然怀疑“辰弗集于房”不是日食，到他论述“弗集于房”的意义时，却认为是历法错误。说房，是二十八宿中的房宿，不是十二次的舍。秋季九月，日月应当在房心之次合朔。现在没有集合在房宿，那就是历法的错误，不是日食。历法错误到了应当合朔而没有合朔的地步，这不是精通历法的人不足以知道的，怎么会到盲人乐官击鼓、啬夫奔跑、庶民奔走的程度呢？胡氏自己也知道他的说法不通，于是说先历法错误而后日食，这太迂腐了。《唐书·律历志》论述“辰弗集于房”的意义，认为按照古文，“集”与“辑”意义相同，日月美好交会而阴阳和谐和睦，那么阳不偏离位置以常保光明，阴也含蓄章法显示冲和以隐藏形体。如果变化而相互伤害，就不和谐了。《唐志》这种说法非常可行。查《汉书·帝纪》：“东夷北蛮颇未集睦。”颜师古说：“集与辑同。”由此看来，“辰弗集于房”确实是日食无疑。但“集”的意义应当是和谐和睦的辑，大概日月在它们的舍位不和谐和睦，所以才有日食。孔氏把“集”当作集合的集，那就不是它的意义，这就是引起胡氏怀疑的原因。现在应当采纳孔氏的说法认为是日食，而参酌《唐·律历志》的意义，把“集”当作和谐和睦的集，那么下文就贯通了。房有两种说法：有人认为房星，查日月交会在大火之次，正在秋季九月朔日，称为房星，道理也可以通。然而《唐·律历志》说：“君子谨慎怀疑，宁可把太阳所在的星宿作为文辞。”近代善于历法的人推算仲康时九月合朔，已经在房星北边了。看这个，那么把房当作所停留的星次，这种说法更为优长。根据《左氏传》，梓慎说：“宋，是大辰的虚陈，太皥的虚郑，祝融的虚都是火房。”所谓火房与此意义相同，都是所停留的星次。“辰弗集于房”，大概说是日月在它们所停留的星次不和谐和睦。日月在所停留的星次不和谐和睦而日食，这种变故太大了。盲人乐官击鼓、啬夫奔跑、庶民奔走，都是用来救日食的。查《左传》文公十五年：“日食，天子不举祭，在社庙击鼓；诸侯在社庙用币，在朝廷击鼓。”这就是古代在日食的时候，有这种击鼓的礼仪。瞽，是乐官。奏鼓，是进鼓而击

译这是《尚书·胤征》篇的疏证文字。译文如下：

是这样的。《诗经》说：“奏起鼓声，和乐融洽”，这与这里的意义相同。日食时必定要奏鼓，曾氏说：“日食，是阴气侵凌阳气。鼓，是阳声。乐官奏鼓，是为了助长阳气以警戒阴气。”这个解释或许是有道理的。啬夫，在《周礼》中没有这个官职。汉代的孔氏认为他是主管币帛的官员，郑氏认为他是夏官的属员，都毫无根据，这也只是凭主观推测罢了。《百官表》记载：“乡里有啬夫，职责是审理诉讼、征收赋税。上林苑也有虎圈啬夫。”所以汉代的郑昌、第五伦都曾担任过乡啬夫，由此可知啬夫应当是从事劳役的低贱之人。这一篇中的遒人和啬夫，考证《周礼》，都没有这些官职，由此可知周代设立官职，其名称与夏代不同的很多。庶人，是指在官府服役的庶人。啬夫奔驰，庶人奔走，都是为了供给日食时的各种差役。《春秋谷梁传》说：“天子救护日食，设置五种旗帜，陈列五种鼓。”《曾子问》说：“诸侯跟随天子救护日食，各自使用代表自己方位颜色的旗帜和兵器。”而《周官》中的庭氏说：“救护日食要用弓矢。”那么在救护日食的时候，必定有这些各种差役，啬夫、庶人的奔驰奔走，大概就是为了供给这些差役。然而必定称之为奔驰奔走，大概是为了显示日食这种变故，天子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在上位恐惧反省，而啬夫、庶人尚且在下位奔驰奔走，以协助天子救护日食，如此紧急，而羲和身为掌管历象的官员，却沉溺于酒色，安守在自己的封邑，竟然毫无听闻和知觉。尸位，是指占着职位不做事，无所作为。日食这种变故，百姓震动不安，不得安宁，羲和却不知道，可以说是尸位素餐了。先王之所以设立羲和这个官职，是让他仰观日月星辰的运行，以观测天地之气，从而知晓日期、时令、寒暑，相互参合，使万民由此取得准则，那么百工因此得以治理，各种功业因此得以兴盛。现在羲和背离官职，扰乱天纪，远远抛弃了他的职责，在季秋月的初一，发生了日食，他却竟然不知道，那么天象因此昏暗不明，百姓无所取正，违背了先王的训诫谋略，从而招致先王的惩罚，他该被诛杀的罪过，难道仅仅是官师之间不能互相规劝，工匠不能执掌技艺来进谏而已吗？晋代杜预说：“太阳运行缓慢，一年绕天一周；月亮运行快速，一月绕天一周。一年共有十二次交点，然而日月都是活动的，虽然运行度数不能没有增减，所以有交点而不发生日食的，也有频繁交点而发生日食的。”大概日食这种变故，有其交点不失常数的规律，历法家是可以预先推算出来的。假如羲和能修好他的职责，预先知道天将发生日食的变故，以此规劝仲康，那么仲康就能恐惧反省，向上回应天意，而在变故发生之前就消除天变。现在他却不能预先知道变故，以至于日食已经发生了，乐官奏鼓，啬夫奔驰，庶人奔走，他却仍然毫无听闻和知觉，他的不恭敬，还有比这更大的吗？假如仲康舍弃他不加诛杀，怎么能算是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呢？《泰誓》说：“商朝的罪恶积满，天命诛杀它。我不顺从天命，我的罪恶就与之相等。”羲和既不修好他的职责，以至于使天象昏暗不明，罪过是不可赦免的。假如仲康又舍弃他不加诛杀，那么就是君臣同流合污，罪恶相等了。所以仲康命令侯以征讨他，征讨他，大概是为了敬畏天命，执行先王的诛罚而不敢赦免。那么动用军队，难道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吗？

译《政典》说：“早于规定时间的，处死且不赦免；晚于规定时间的，处死且不赦免。”

众儒生解释这层含义，都把它归属于上文。所以汉代的孔安国说：“先时，是说历法象天之法，四时的节气、望日、朔日、晦日早于天时，就罪至死且不赦免。不及时，是说历法象天晚于天时，即使治理其官职，仍有先后之差，也不赦免。”唐代的孔颖达于是说：“早于天时的，所命名的日子在天时之前。假如天时的正朔应当以甲子为朔日，现在历法象天却以癸亥为朔日，这就是造历早于天时。如果以乙丑为朔日，这就是造历晚于天时，晚就是不及时。望日、晦日也都是这样。”

在我看来，这大概不对。帝王的时代，虽然重视历法象天的事，然而历官的误差一天或一个朔日，就至于杀之不赦，即使秦朝弃灰于路、步过六尺的刑罚，也不过如此酷烈，这难道是先王忠恕待人的道理吗？

根据这篇文章的气势，上文说“能够谨慎对待天戒，臣民能够有常法，至于那些不恭敬的，国家有常刑”，这大概是仲康列举先王的诛罚来绳正羲和的罪过，于是接着说“只有这时羲和败坏其德行，以至于昏乱于天象，从而触犯先王的诛罚”，其首尾总结文义已经足够了。

从“《政典》曰”以下，乃是仲康誓师告诫吏士的话，应当归属于下文，不应当再作为指责羲和的话。

《周官》中冢宰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来辅佐王治理邦国：一是治典，二是教典，三是礼典，四是政典，五是刑典，六是事典。这是《周官》六卿的典章。治典，是冢宰所掌管的；教典，是司徒所掌管的；礼典，是宗伯所掌管的；政典，是司马所掌管的；刑典，是司寇所掌管的；事典，是司空所掌管的。仲康掌管六师作为大司马，所以举出政典来说，大概是大司马的法度。

正因为是军法，所以有早于时间、晚于时间的诛罚。先时，是说早于军队约定的日期而进军，这是邀功。汉代班勇与张朗共同攻打焉耆，班勇走南道，张朗走北道，约定日期一起到达焉耆，而张朗曾经有罪，想邀功来自赎，于是早于约定日期到达爵离关，直接进入焉耆。像这类情况，就叫做先时，大概是不与大军相约防备而贪图利益轻率前进，不可以不诛杀，所以杀之不赦。

不及时，是说晚于约定日期而到达，这是逗留。汉代派遣霍去病等人攻打匈奴，公孙敖出北地两千多里，经过居延，斩敌首级三万多，虽然有功，但因为晚于约定日期应当斩首，赎罪为平民。像这类情况，就叫做不及时，大概是与大军约定日期而不到，从而拖延军队日期，也不可以不诛杀，所以杀之不赦。

只有这两者都诛杀而不赦免，那么军士就没有不听从命令的了，这是仲康誓师的意思。

苏东坡说：“早于时间、晚于时间，是罪过轻微的，必定杀之不赦，不是虐政吗？只有在军中法度或许使用，穰苴斩庄贾就是这样。”

现在我拿你们这些众人，奉行上天对羲和的惩罚。你们众士同心协力辅佐王室，还要辅佐我恭敬地承受天子的威严命令。

无垢子说：“如果大禹奉行舜的命令征讨有苗，不曾反复以王命为辞，那是因为天下人知道他的心意。现在这次征伐既说是天罚，又说是王室，又说是天子威命，又说是天吏，以天、以王室、以天子为言，难道不是因为底气不足而夸耀吗？”仲康是篡位者羿的心腹，用兵来讨伐忠良之人，心里也知道这样做不对，所以喋喋不休地以天、以王室、以天子为言，这正是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

东莱吕氏说：“法度没有比约定日期和防备更严的了，后世约定日期先后的人必定杀之，因为一旦失去这个，胜败所系，不可不先以此为戒。将领奉行天罚，同心协力辅佐王室，恭敬地承受天子威命。”可见古代的军队之所以没有背叛命令、冒犯上级的，都是因为他们的将帅告诫众人时，不曾不举出君主来说，使军队的心常常知道有天子。君主在上，那些养育我、命令我的人，是天子，怎么能背叛呢！

林氏说：“天子讨伐而不征伐，诸侯征伐而不讨伐。仲康命令仲康，得到了天子讨罪的权利；仲康征伐羲和，得到了诸侯同仇敌忾的道义。他出兵行师，可以说是仗着大义而行了。所以他的言辞直率，道义明白，不像五霸搂抱诸侯来征伐诸侯，言辞委曲，道义迂回。我征伐羲和，既然已经恭敬地承受天子已行的威命，你们应当以同心协力辅佐王室为心，不可不辅佐我前往征伐。”

大火焚烧昆仑山，玉石一起烧尽。天子的官吏放纵德行，比猛火更烈。诛杀他们的首领，胁迫跟随的不治罪，旧日沾染污浊风俗的人，都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张氏说：“先王用兵的意思，凡是用来除暴御乱，所以善者在所咨询，恶者在所诛戮，哪里像火焚烧昆仑山，玉石一起烧尽呢？必定诛杀他们的首领，以此来彰显我的道义；胁迫跟随的不治罪，以此来彰显我的仁爱。”

东莱吕氏说：“大火焚烧昆仑山，火势猛烈的时候，不分玉石一起烧尽。天子的官吏放纵德行，自己告诫他的官吏说：‘凡是我众作为天子的官吏，如果放纵自己的德行，比猛火更烈。’”他的话只想诛杀他们的首虏罢了。孔氏说：“将要出行时，奉行王命执行王诛，说的是诛杀沉湎淫乱的人，而树立他们的贤良子弟。”

唉！威严胜过仁爱

译宽恕有罪的人，确实能成就功业；喜爱并彰显自己的威严，确实不会成功。你们这些众将士，要勤勉地警戒啊！

译张氏说：“仁爱用来体现仁德，威严用来体现义理。用兵的原则，以威严为主。所以威严胜过仁爱，就可以取得成功；仁爱胜过威严，就会柔弱而没有决断，必定不能成功。”

王氏说：“威严胜过慈爱，人们就会畏惧而尽力，所以确实能成功；如果仁爱胜过威严，人们就没有所畏惧而懈怠，所以确实不能成功。众将士应当勉励警戒，以期取得成功。《甘誓》中说‘我就杀你们全家’，语气非常严厉，几乎接近暴虐了。这里说‘威严胜过仁爱’、‘仁爱胜过威严’，却没有明确说出诛杀的话，大概是因为启是禹的儿子，生长在富贵之中，不知道艰难，不知道危惧，所以用兵讨伐有扈氏时，就有杀全家这样的话。而仲康当时遭遇了有穷氏的祸难，知道警戒畏惧，所以命令六卿告诫军队的言辞，也比较温和而不至于太暴烈，只是说‘威严胜过仁爱’、‘仁爱胜过威严’，以此寄托他的意思罢了。”

东莱说：“威严和仁爱应当看它们出自何处，出自私心，即使是仁爱也不是真正的仁爱；出自公心，即使是威严也不是真正的威严。然而威严终究不是圣人所推崇的，要看所处的地位如何，应当威严而不威严，是不懂得因时制宜的人。”《礼记》说：“祭祀以恭敬为主，军旅以威严为主。”所以如此。

孔氏说：“意思是应当勉励将士服从命令，告诫他们避免杀戮。”

林氏说：“这是说我誓师的意思就是这样。众将士不可以不勉励自己的心来服从我的命令。自古以来国家处于中衰的运势时，朝廷之上往往施行姑息的政策，所以英雄豪杰得以乘虚而入，肆意桀骜不驯而没有人能禁止。因此大有作为的君主，在国运中衰、社稷危亡之际，如果不是赫然奋起刚强的决断，没有看到能够挽救局面的。唐朝从肃宗、代宗以来，一切施行姑息的政策。藩镇杀害主帅的，反而授予他们节钺，或者听任他们自己选择主帅，那些骄纵的子弟都能承袭父兄的职位。等到宪宗刚明果断，足以有所作为，不害怕用兵来剪除强横之人，于是平定夏州、平定蜀地、平定江东、平定泽潞，以至于易定、魏博、贝州、卫州、澶州、相州、淮西、蔡州，无不顺服，而唐室于是得以中兴。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威严胜过仁爱罢了。宪宗虽然以刚强果断施政，但子孙不能效法。到了穆宗、敬宗、文宗的时代，又施行姑息的政策，藩镇再次强大，唐室于是灭亡。仲康的时代，有什么不同呢？当他命令六卿征讨羲和时，确实符合威严胜过仁爱的义理，所以足以制伏后羿的强横，而中兴夏朝的基业。可惜后来的继承者不能运用果断来施政，逐渐丧失了天子的权纲，最终被后羿篡位，而夏朝终于断绝祭祀。这不是仲康的过失，而是继承他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能不慎重吗！”

从契到成汤迁徙了八次，汤开始居住在亳，跟随先王的居住地，作了《帝告》、《厘沃》。张氏说：“汤开始居住在亳，跟随先王的居住地，先王就是契。契曾经居住在亳，到汤时又迁徙居住在那里。”

陈氏说：“汤的祖先是契，契的父亲是帝喾。从契到成汤，共十四代，八次迁徙都城。帝喾开始定都亳，汤后来迁徙到亳，所以说跟随先王的居住地。厘，治理的意思。治理沃土。《帝告》，有人说是指告祭帝喾。”

汤征讨诸侯，葛伯不祭祀，汤开始征讨他，作了《汤征》。

无垢说：“汤征讨诸侯，是夏王让汤担任方伯，得以专自主征诸侯。征的意思是正。《礼记》说：‘天子赐予弓矢然后才能征讨，赐予斧钺然后才能杀戮。’汤征讨诸侯，一定有弓矢斧钺的赐予了。”

伊尹离开亳前往夏，既然厌恶夏朝，又回到亳。从北门进入，于是遇见汝鸠、汝方。作了《汝鸠》、《汝方》。

无垢说：“伊尹有道德，一定能纠正桀心中的错误。桀仁爱，没有人不仁爱；桀正义，没有人不正义；桀端正，没有人不端正。一旦使桀端正，国家就安定了，这是汤派遣伊尹的心意。”孟子说：“五次投奔汤、五次投奔桀的，是伊尹。”伊尹起初前往辅佐桀，知道桀只有亡天下的资质，而没有君临天下的资质，所以决意回到亳。汤诚恳的心意，还希望桀能醒悟，所以五次进用伊尹去辅佐他。等到他最后回来时，就说：“既然厌恶夏朝。”这是桀的行为，又比从前更严重，不可救药了。

张氏说：“汤曾经五次进用伊尹去见桀，离开亳前往夏，就是去见桀。至于桀的德行终究不可改变，伊尹于是厌恶他而回到亳，就是去见汤。当他回到亳时，从北门进入，于是遇见汝鸠、汝方，于是作了《汝鸠》、《汝方》两篇。这几篇，都失传了。”

伊尹辅佐汤讨伐桀，从陑地登上，于是与桀在鸣条的野外作战，作了《汤誓》。无垢说：“讨伐桀的谋略，主要由伊尹主持，而不是汤的心意。自从五次进用伊尹去见桀之后，想伊尹的心意，认为我之所以委曲求全地对待桀而把他纳入正道，已经无所不至了，而桀在亡国败家的举动上，无不争先，至于道德仁义，日常应当实行的，一切视如仇寇，决不是君临天下的资质。到了百姓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