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精义卷一　　　　　　宋　黄伦　撰

译“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这大概是指尧平生用力的地方，是为天下后世而言的。比如三画构成乾卦、六画构成坤卦，错综变化出六子卦，使得乾坤六子无法逃脱其奥妙，而“聪明文思，光宅天下”仅仅八个字罢了。它探索、钩深致远地揭示尧那幽深隐微、深远难测的德行，也无处不显现其奥妙。如果不是我们的孔子，谁能有这样见识、判断而不怀疑呢？况且想到“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的德行，舜就已经在人们的耳目之中了；想到“齐圣广渊”的德行，汤就已经在人们的耳目之中了；想到“徽柔懿恭”，就可以见到文王；想到“聪明齐圣”，就可以见到武王；想到“豁达大度”，就可以见到高祖；想到“天日之表”，就可以见到太宗；想到“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就可以见到尧了。聪可以想见其疏通，明可以想见其高远，文可以想见其温润，思可以想见其巧妙。他之所以能够斡旋四海、运动六合，都源自于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就可以概见其全貌了。然而《尧典》所记载的，尧的德行、尧的任用贤人、尧的与天同德、尧的知人善任，他禅让帝位只是所记载中的一件事罢了。现在孔子编排书籍，其他一切全都略去，唯独说“将要禅让帝位，让给虞舜，于是作了《尧典》”，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与作《春秋》的道理相同，其中的褒贬取舍、进退去留，都是乾坤的功绩、六子的奥妙。尧的德行、尧的任用贤人、尧的与天同德、尧的知人善任，其关键没有比禅让帝位更敏锐的了。

译杨氏《绘》说：“有人问：‘三皇之书，五帝之书，都还存在。孔子删定《尚书》，唯独选取《尧典》作为开端，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圣人用来垂范后世、确立教化的目的，是为了杜绝百代篡位争夺的祸乱。如果后世像羿、寒浞、王莽、董卓、秦朝、项羽、曹操、司马懿这些人，有的篡位，有的争夺，追溯他们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不过是争夺罢了。孔子忧虑后世争夺且混乱，所以他在删定《尚书》时，选取《尧典》作为开端，赞美他们能够以圣人让位给圣人。千古以来的盛大德行，还能用什么来超越它呢？把它作为百代典章训诰的首篇，那么万世善良的人就会仰慕它，悖逆的人就会畏惧它，不也是恰当的吗？’”

上官氏公裕说：“《尧典》被称为《虞书》，以前的儒者认为这是虞朝史官所记录，所以总称为《虞书》。这大概是不理解圣人制定经典的深意了。孔子之所以整理史书，修饰法度，承载大道以昭示万世，怎么会因为虞朝史官的记录而这样呢？《尧典》被称为《虞书》，正是为了彰显二帝将天下禅让的深意。所以孔子从《尧典》开始，称为《虞书》，想要表明尧将要退位，而天下已经授予舜，说明尧的天下已经是舜的天下。”

张氏《纲》说：“皇凭借道义得名，帝凭借德行得名，王凭借功业得名。圣人在天下，有时称皇，有时称帝，有时称王，并不是他们的道义不同，而是所遇到的时势恰好如此罢了。虽然如此，这不过是他们的尘垢糟粕而已，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并不在于这些。聪明、文、思，是尧的四种德行。慢慢用气息去听而不用耳朵去听，这是尧的德行之所以称为‘聪’的原因；慢慢用精神去看而不用眼睛去看，这是尧的德行之所以称为‘明’的原因。只有聪明了，所以能听得很远，其功效足以作为谋略；只有明察了，所以能看得很远，其功效足以作为智慧。聪明，是君主德行中最重要的。《尚书》说：‘真正聪明的人才能做元首，元首才能做百姓的父母。’大概没有聪明就不能做元首而为百姓的父母。又说：‘上天生育百姓有欲望，没有君主就会混乱；上天生育聪明的人，这时就治理他们。’大概没有聪明就不能治理百姓的混乱而成为他们的君主，那么聪明，就是君主德行中应当首先具备的。尧拥有聪明的德行，表现在容貌上就恭敬而严肃，表现在言语上就顺从而治理。容貌恭敬而言语顺从，行动就合乎法度，所以称为‘文’。由聪明达到文，那么他的德行就达到了极致，不能不跟随以‘思’。思，是道完成终结又开创新始的地方。圣人当他寂然不动时，心死形废而没有开始思考；当他出来应对帝王事业而在人间有所作为时，这又不可以没有思考。况且思在五行中属土，土这种物质，水凭借它获得灌溉的利益，火凭借它获得烹饪的功效，金得到它得以储藏，木得到它得以生长，所以五行不可以没有土，而五事不可以没有思，这就是尧的四种德行必定以思作为终结的原因。尧拥有聪明、文、思的德行，充实于内心，等到他的英华向外发散，那么他的光明就伟大了。凭借这些来安治天下，那么天下百姓的富足，就可以垂衣拱手坐着观看。”

《尧典》说：

“考察古代，帝尧，名叫放勋。他恭敬、明察、文采、思虑，安详从容，诚信恭敬能够谦让，光辉照耀四方，直达天地上下。”

伊川说：“放勋不是尧的称号，大概是史官称颂尧的道义。认为三皇以上，用神道来设立教化，不言而化，到了尧才见到事功。后人把放勋当作尧的称号，所以记录孟子的人就把尧称为放勋了。如果把尧称为放勋，那么皋陶应当叫允迪，禹叫文命，下面说敷于四海，有什么意义呢？”

无垢说：“从‘曰若稽古帝尧’到‘允恭克让’，都是舜时史官对尧的称谓。就像晋人给谢安题名为温雅雄畅、给乐广题名为清夷冲旷、给山涛题名为平简温敏、给戴逵题名为忻和通任之类一样。尧是大圣人，岂像谢安等人那样可以题名呢？由此可知帝舜时的史官不是司马迁、班固那一类人。然而他们给尧题名自有意义，岂可以轻率浅薄的想法去探求呢？”又说：“况且日月以明亮为光，而圣人以声名为光。尧凭借恭敬、明察、文采、思虑、安详从容、诚信恭敬能够谦让的德行，端正地拱立在庙堂，他发出的事业、体现在号令中的，都包含着恭敬、明察、文采、思虑、安详从容、诚信恭敬能够谦让的美好。就像黄钟响起而万物潜动，和暖之气产生而天下皆春，所以声名洋溢于中国，施及蛮貊之地。天所覆盖、地所承载、日月所照耀、霜露所降下、舟车所到达、人力所通达的地方，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尊亲的，这是自然的道理。这史官亲眼见到帝尧，称他为恭敬、明察、文采、思虑、安详从容、诚信恭敬能够谦让，是可以的。”

东莱吕氏说：“‘曰放勋’以下是依次叙述尧的事迹，天下所有的功绩都清楚地显现，自有成理，尧只是依循它，而最初未曾加一分人力，这是孔子述而不作的意思。”

“发扬光明的德行来亲近九族。九族和睦了，就辨明治理百姓。百姓显明彰著了，就协调万国。黎民因此变化，这时就和谐了。”

无垢说：“汉高祖在行伍中识别韩信，汉武帝在降虏中识别金日磾，开国承家，托孤寄死，照耀于百世之下的人，就是因为汉高祖、汉武帝能识别他们。尧能识别有俊德之士，施展四肢来施行他们的学术，所以亲近九族，九族就和睦；辨明治理百

译使百姓显明，那么百姓就显明；协调万国，那么黎民就随之和睦。」又说：「唉，盛大啊！使九族亲近，九族就立刻和睦；使百姓显明，百姓就立刻显明；使万国和谐，万国就立刻和乐，这难道仅仅是尧的俊德之力吗？回想他在尧面前进献谋略时，尧对他言听计从，没有怀疑和贰心，所以使他的功效如此迅速，那么尧的俊德也就可见了。能够识别俊德，而九族和睦、百姓显明、黎民和乐，其神速如此，那么尧恭敬、明察、文治、思虑的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译张氏说：“能够彰明美好的德行，是用来修养自身的；使九族和睦亲近，是用来修养家庭的；使百姓各得其所，是用来修养国家的；使万国和谐协调，是用来修养天下的。自身修养好了然后家庭才能整齐，家庭整齐了然后国家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了然后天下才能太平，这就是（由近及远、由内而外）的顺序。”

陈氏鹏飞说：“克，就是能。俊，就是能达到极致。所谓‘能’，是指能够有所胜任。天下的人，没有谁没有能力，并不是只有尧才有能力。事物不能通达，是因为认知没有达到极致；意念不真诚，心思不端正，这都是不能胜任的表现。如今尧的明德，其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存在，所以没有不达到极致的。由此来治理家庭，九族就和睦亲近；由此来治理国家，百姓就光明昭著；由此来治理天下，黎民就和谐安乐了。”

于是命令羲氏、和氏，恭敬地顺承上天，〇（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敬慎地授予人们时节。

胡氏伸说：“〇是用来纪数的，所以把日月的运行，寄托在星辰的度数上，这样数目就不会混乱，这就是〇的方法。象是用来观察具体形态的，所以用光道来象征日月的运行，用星辰隐现的度数，这样象就不会隐藏，这就是象的方法。”《传》说：“积聚阳的热气产生火，火气的精华就是日；积聚阴的寒气产生水，水气的精华就是月。”所以在《易经》的卦象中，离卦代表日，坎卦代表月。然而，离是阴卦，它的象是内阴而外阳；坎是阳卦，它的象是内阳而外阴。所以日体现离卦的阴质而发挥其阳用，月体现坎卦的阳质而发挥其阴用。日在白天照耀，它的功用在于阳，所以如此；月在夜晚照耀，它的功用在于阴，所以如此。日运行缓慢，是因为体现了离卦的阴质；月运行快速，是因为体现了坎卦的阳质。日沿着星辰运行，一年而周遍，是因为它缓慢的缘故；月沿着星辰运行，一月而周遍，是因为它快速的缘故。日在天度上运行一个月，就运行了十二度有余。天度，是用来确定气数的，所谓日月运行，都有恒定的度数。可以命名的星星有三百二十颗，然而这里所说的星，是指二十八宿。天的极点称为北辰，五大行星中有辰星，然而这里所说的辰，是指十二次。《春秋传》说：“天用七来纪数。”大概从斗宿到壁宿，称为星武；从奎宿到参宿，称为星虎；从井宿到轸宿，称为星鸟；从角宿到箕宿，称为星龙。星武包含的星有三十五颗，星虎包含的星有五十五颗，星鸟包含的星有六十四颗，星龙包含的星有三十二颗。按类别综合起来，四方都是七，所以星辰的数目是二十八。《春秋传》说：“日月交会的地方称为辰。”《星志》说：“月辰，是日月交会而斗柄所指的地方。”大概月亮运行追上太阳，交会而成辰，辰本身没有形体，兼带星星而显现。所以天正的辰在星纪，从北向西，地正的辰在〇枵，人正的辰在豕韦，而西陆的降娄、大梁、实沈，南陆的鹑首、鹑火、鹑尾，东陆的寿星、大火、析木，它们所对应的朔月就可以知道了。《春秋外传》所说的“日月到达天庙”，是说建寅之月，辰在娵訾；所说的“日月会合在龙狵”，是说建亥之月，辰在天汉。大概是根据朔月所在的位置来知道辰，根据辰的会合来知道斗柄，从而知道建月。

郑氏说：“日月运行，一年十二次交会，圣王根据它们的交会来划分，作为大的数目，所以辰的数目是十二。天度三百六十五度有余，二十八星、十二辰，各自有分属的区域。凡是星的度数，最少的没有比觜宿更少的，最多的没有比井宿更多的，而辰的度数都是二十度有余，这就是所谓星辰的度数都有恒定的常数。”又说：“传递日月信息的，是天地的使者；星辰，是天地的期限。大概一左一右，更有经纬，而历法作为书籍，是记录日月数目的；象作为仪器，是显示日月星辰仪象的。五天称为一候，三候称为一气，六气称为一时，四时称为一岁，这是用历象日而用岁时气候来明确时节的。日慢月快，当它们相合的时候称为朔；慢快先后，近一远三称为〇；相互平衡，平分天中的时候称为望；以快追慢，光尽体藏的时候称为晦，这是用〇象月而用朔〇望晦来明确时节的。辰角出现而雨止，天根出现而水干，木出现而草木节解，驷出现而降霜，火出现而清风警戒寒冷，农祥晨正，土地于是脉动发芽，火中时，寒暑于是消退，这是用〇象星而用伏见之时、昏晓之中来明确时节的。用辰来辨别方位，就称为十二次，所以兼带星来说，称为星辰，十二野系属其中，这就是所谓的星土；用辰来纪时，就称为十二子，所以配合日来说，称为日辰，十二岁、十二月系属其中，这就是所谓的枝干。朔月又运行成为辰，而排列辰的，始于子，终于亥，是用来建立顺序的。大概从斗柄所加的地方来说，就称为建；从日月交会的地方来说，称为辰。斗柄左移，日月右徙，所以辰与建常常相合。”又说：“圣人兴起事业，难道是凭着自己的私智来做的吗？只是仰观天道罢了。大概日月的运行，星辰的推移，时节系属其中。生死进退，伏见流逆，我就用〇来推算它的数目，而数目不至于差错；用象来占卜它的仪象，而象不至于谬误。以此来颁布正朔，以

译如果这样来教导百姓从事农事，那么天下投身于劳作的民众，就会像有了圆规和矩尺而不会被方圆所欺骗，像有了墨线而不会被平直所欺骗，这春耕、夏长、秋收、冬藏，以及百姓的分散、聚居、平居、山居，都会井然有序而不会混乱。

译无垢说：“人处于昊天之下时，就以日月星辰的运行作为政令的依据；昊天体现于人时，就以春耕、秋收、夏长、冬藏作为政令的依据。〇观测日月星辰，大概就是为了谨慎地处理春耕、夏长、秋收、冬藏这些农事。”

张氏说：“发散天地的义气形成‘羲’，羲代表阳；收敛天地的仁气形成‘和’，和代表阴。春夏属阳，所以由羲仲、羲叔主管；秋冬属阴，所以由和仲、和叔主管。阴阳是王政的根本，所以尧任命官员，可以说是抓住了根本。”《尔雅》在讲述四季的天象时，对于夏天称为昊天，大概是说其气布散浩大广阔。尧通过〇观测天象来授予农时，以节气为主，所以特别称为昊天。钦昊天，是让人敬畏而不敢怠慢；若昊天，是让人顺从而不敢违背。日月星辰在天上运行，它们的往来有定数，它们的隐现有迹象。设立〇观测点，是为了核查它们的定数；设立天象观测，是为了占测它们的迹象。所以二分二至、〇望晦朔等节气得以考证，以此来恭敬地授予人们农时，那么高地、低地、平陆、山陵的农事就不会错过时节了。因此，张宿在黄昏时位于中天就播种谷物，心宿在黄昏时位于中天就播种黍，虚宿在黄昏时位于中天就播种麦，昴宿在黄昏时位于中天就进行收获。至于龙星出现就举行祈雨仪式，大火星西流就发放冬衣，天根星出现就修筑堤坝，水宿在黄昏时位于正中就栽种树木，冬至日就完成农事，那么通过〇观测天象来授予农时，由此可见一斑。

分别命令羲仲，居住在东方的嵎夷，名叫旸谷。恭敬地迎接日出，评定春耕的次序。当昼夜平分，星宿鸟位于中天，以此确定仲春时节。此时百姓分散劳作，鸟兽繁殖交配。

无垢说：“羲仲所掌管的是天下的春季农事。春事从东方开始，所以他所管辖的地方，所负责的星辰、日月、民时、鸟兽，都与东方和春事相关。虽然他的职责限于一方，但他所治理的却是天下的春季农事。”又说：“所谓‘寅宾’，是说警戒农事，迎接日出而投入劳作。然而田地有边界，所以应当平整；事情有先后，所以应当有序。比如先耕后播，先播后种，都是如此。‘平秩’，只是事先做好规划安排罢了。”又说：“孔颖达认为壮年人在田间，老弱者在室内，他们的分散就是这样。况且鸟兽繁殖交配，与人的农时有什么关系呢？”回答说：“这是说圣人对农事如此详尽。大概播种一旦不合时宜，就会违背天地的本性，违反阴阳的道理。现在通过观测太阳，发现昼夜相等；又通过观测星辰，发现鸟宿出现在南方，可以开始劳作，难道还有疑问吗？”回答说：“还不够。更应该验证鸟兽的情况。鸟兽繁殖配对，那么仲春的气节就准确无误了。用来治理农事，万无一失。如果到了仲春，太阳不居中，鸟宿不出现，鸟兽不繁殖交配，那么天时就不正常，〇象就有偏差，难道不会有不正之气扰乱其中吗？大概君主在上，实在是天地阴阳的主宰。如果君主心正气和，那么四季就有序；倘若心失去端正，气失去和谐，那么反映在星辰鸟兽上的，一定会有异常的变异。这也是帝尧命令羲和来验证自己得失的原因。”

东坡说：“嵎夷在青州，旸谷则是那个地方靠近太阳而先亮，应当在东方海上。由此推断，那么昧谷应当在西方极远之地，朔方、幽都应当在幽州，而南交就是交趾。”秋天说居住在西边。徐广说：“西边，即今天水县。”

萧氏竑说：“‘宅’读如‘克宅’的‘宅’，意思是安居于某一方的事务，所以称为‘宅’。嵎夷，是东方的地方。不说‘宅东’而说‘宅嵎夷’，大概是因为东方的治理到此为止。凡是四海之外，远离中原的地方，其天时地气的作用本来就有极大的差异，所以先王有所不治理。嵎夷在《禹贡》中属于青州地域，还没有离开中原。东方止于嵎夷，那么所谓的南交、西方、朔方，都在中原之内，就可以知道了。”

再次命令羲叔，居住在南方交趾。评定夏长的次序，恭敬地促成。当白昼最长，心宿出现在中天，以此确定仲夏时节。此时百姓安居，鸟兽换毛。

根据《周礼》，司徒用土圭的方法测量土地深度，冬至日的影子长一尺五寸。郑司农说：“土圭长一尺五寸，夏至那天在阳城立八尺高的表，其影子与土圭相等。”根据临曜的说法，夏至日影长一尺五寸，冬至日影长一丈三尺。《通卦验》说：“夏至影长一尺四寸八分，冬至影长一丈三尺。”《周髀算经》说：“成周位于土中，夏至影长一尺六寸，冬至影长一丈三尺五寸。”刘向《洪范传》说：“夏至影长一尺五寸八分，冬至影长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二分影长七尺三寸六分【《隋书·天文志》说刘向二分的影长只是按比例推算，并非实际立表测量，他的说法不对】《隋书·天文志》说：“太阳离极点近则影短而日长，离极点远则影长而日短，太阳运行在内道则离极点远。”无垢说：“讹，就是化，万物化育的意思。比如禾稻之类，春天发芽，夏天结实，从无忽然变为有，从暗忽然变为明，这就是‘讹’的含义。如果不是春耕来滋养其萌芽，那么所谓的‘讹’，上天也不能独自完成。天的春夏秋冬，就是人的作、讹、成、易。天人一致，只有深造的人才能在此领悟。”所谓“敬致”，是因为一年的农事功绩没有比夏天更大的，夏天能结实，秋天就能成熟。当果实成熟时，就要防备旱涝的变故，谨慎防止害虫的侵害，不要

译让稂莠等杂草消耗它们的力气，不要让蔓生的野草损害它们的功效，这是夏时的错误已经到来，我应当谨慎地对待它的到来并尽力而为。这大概就是它唯独不同于东作、西成、朔易，而用“敬”这一句话来缀结的原因吧？又说“厥民因”的意思是，春天时老弱之人留在室内，壮年男子在野外劳作，如今农事

译正兴，天时已经到来，不可错失良机。即使是老弱之人，也趁着青壮年之前的功劳而在田野间，协助他们耕耘劳作。鸟兽稀疏更换毛羽，是验证鸟兽毛羽稀少而改换的现象，这是仲夏的正气。阴阳之气，没有事物不具备。太阳得到它而有长短，星辰得到它而有变动，百姓得到它而有作息，鸟兽得到它而有盛衰。恰逢此时，就有这种物候；倘若不是这样，就一定有其原因。这是圣人修养省察时机的道理。裁成天地的法则，辅助天地适宜的规律，其感应显现于此吗？由此可知天人相互依存，其道理是一致的。

刘敞说：“‘申命义叔，宅南交。’解说者说：‘春与夏交接。’这是不对的。冬与秋交接，秋与夏交接，春与冬交接，为什么不叫西交、北交、东交呢？况且春说‘宅嵎夷’，说‘旸谷’；秋说‘宅西’，说‘昧谷’；冬说‘宅朔方’，说‘幽都’。这些都是指地方而言，不应该唯独在夏以气而言。原本大概是说‘宅南曰交趾’，后人传写脱落了两个字，所以如此。春说‘宅嵎夷’，秋说‘宅西’，推知秋的西方就知道嵎夷是东方；夏说‘宅南交’，冬说‘宅朔方’，推知夏的南方就知道朔方是北方。这大概是尧舜时四境四岳所统领的地方，所以举出来说罢了。”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精义卷二 宋 黄伦 撰

分命和仲，居住在西边，叫做昧谷。恭敬地送别太阳落下，评定西边的收成。昼夜平分，星宿虚星出现，用来确定仲秋。百姓平和，鸟兽毛羽丰满。

无垢说：“阴阳之气各有其分界，阳为春为夏，阴为秋为冬。羲仲掌管阳气的开始，所以说‘分命’；羲叔掌管阳气的终结，所以说‘申命’；和仲掌管阴气的开始，所以也说‘分命’；和叔掌管阴气的终结，所以也说‘申命’。其区分辨析如此细微，可以想见尧的心深深通晓造化的道理。寅饯纳日，是说禾稻成熟，收割收获，从日出就开始工作，到日入才停止休息，这是他们的劳作。迎着太阳劳作，休息时也送别太阳休息，出入都遵循天道，这是天人一致的理。说‘寅饯’，是说休息也不可迟缓。大体上圣人的政令，都遵循天理。天理从哪里显现呢？就在人情之中。从日出而作，到日入而息，是为了稍微休息劳苦，调养血气。勉强不停止，难道不可以吗？秋深时节变化，霜露已经凝结，一旦侵袭肌肤，不死则病，这是违背天理。圣人的政令，哪有违背天理的事呢？寅饯纳日，意义深远。然而日出说在春，日入说在秋，又有说法。说法如何？有一年的时节，有一月的时节。一天之中，日出在早晨，就是一年的春天；日入在傍晚，就是一年的秋天。说日出在春，说日入在秋，其事也相类似。宵中也是说昼夜相等。春说日中，因为春是阳事，所以以日为主；秋说宵中，因为秋是阴事，所以以夜为主。星虚即北方斗、牛、女、虚、危之星，到仲秋就在黄昏时出现在南方。虚星出现在南方，那么仲秋之气就正了。厥民夷，是说刚离开炎暑的酷热，稍微休息在清凉的秋天，没有暴晒背部的痛苦，而有快乐做事的心情，所以说是夷。夷，是用来形容心情凯乐。毛毨，是说鸟兽得到秋气，毛羽重新生长，光润而顺理。这都是秋气正的表现。”

申命和叔，居住在北方，叫做幽都。评定北方的更替。日短，星宿昴星出现，用来校正仲冬。百姓入室，鸟兽生细毛。

无垢说：“东作、南讹、西成，没有不以方位而言的，唯独朔易不说北而说朔易，为什么呢？”回答说：“北没有意义，把北改为朔，其意义无穷。月朔叫做朔，是尽时而复生。阴阳之气到冬天而尽，所以说：‘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这是朔有尽的意思，然而终不可尽。冬而复春，哪有尽头呢？这是尽而更生。朔有尽而更生的意思，北没有这个意思，所以说是朔而不言北。东作、南讹、西成，三时趋向农事，人人劳苦，到冬天无事，与三时不同，所以叫做朔易。至于三时说平秩，唯独冬说平在，又为什么呢？秩是说田事有次序，到冬天已经收藏入仓廪，百姓没有多余的事，有什么次序呢？说‘在’，在，是察的意思。虽然收进囤入仓，然而有没有盗贼窥视和雀鼠损耗呢？这是和叔所以要为之察的原因。厥民隩，也是顺时而入室。秋稍休息，冬居室内，难道是私意吗？天道已经如此了。氄毛，孔氏说鸟兽都生柔软细毛以自温，这也是验证天时的一种方法。我看羲和所掌管的，唯独以人时为根本，其意专在民事而已。看作、讹、成、易以应春夏秋冬之气，那么人的所为就是天的所为。人或许可以容许虚伪，唯独天不可欺骗。如日出，日中，星鸟昏见，鸟兽孳尾，天难道有心吗？恰逢此时，必有此候，它欺骗我吗？如民之析、因、夷、隩，难道有心吗？”

译恰逢这个时节，必定会有这样的事。天与人相互感应，没有偏颇，这就是尧的治理之所以达到极致的原因。」王荆公说：「冬天是休养生息的时节，应当预先考察来年将要更改的政令。政令的更改在这个时节进行，关键在于考察。有准备就能成功，国家处于闲暇之时，正是预先谋划更改政令的时候。」

译胡氏说：“气随着天体运转，人随着时节变迁。春天东方耕作，农事兴起，所以百姓分散，老人和壮年人分散开去从事劳作；夏天万物生长，耕种正盛，所以百姓依循，相互依循旧有的功业来尽力耕田；秋天收获，五谷全部成熟，所以百姓平定，平均他们的劳力来完成一年的功业；冬天严寒，人们想安居，所以百姓进入室内，以在室内居住。”孔安国认为“隩”是室内，百姓应当改岁进入这室内居住，以躲避风寒，这是将“隩”读作鸟到反。《说文》也相同，所以《正义》引用《尔雅·释宫》说：“西南角叫做隩。”陆德明注音为于陆反，马融说：“温暖。”那么就是冬天寒冷百姓前往温暖的地方，就知道陆德的注音是正确的，而孔安的注释是迂远的。

帝说：“咨！你们羲氏和和氏，一年三百六十六天，用闰月来定四时而成岁，确实治理好百官，各种功业都兴盛。”

胡氏说：“从前计算岁，以四时计算的，各为九十日；以六气计算的，各为六十日；以五行计算的，各为七十二日。九十乘以四，六十乘以六，七十二乘以五，都得到三百六十，那么这三百六十是天数之正；那五日有余的，是余分的积累。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而说日行一度，那么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举全数来说，所以说三百六十六日。”传又解释所以需要置闰的意思，都根据大略来说，说：“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正好三百六十日。除去小月六，又为六日。现在经文说三百六十六日，所以说余十二日。不成一年是因为一月不整三十日，现在一年余十二日，所以未至盈满三年足得一月，就置一闰。”又说：“日行慢，月行快。日行慢，所以日运一度而成一日；月行快，所以月运十二度又十九分之七度而成一日。阴道常缺，所以月行周天的数为一月，而常不足三十日，这就是有小月而岁余五日多的原因；阳道常多，所以日行周天的数为一岁，而常有余于三百六十日，这就是有闰而岁闰也五日多的原因。以月的不足，合日的有余，积累而成岁，那么所谓十一日弱就是如此。所以三年一闰，是天道的小成；五年再闰，是天道的大成。古人归其余以置闰，三年而一，五年而再，十九年七闰就完备了。”又说：“天度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而日所行的，一日一度罢了，所以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度。以小岁来说，那么余五日多了。月行得快，月行十二度又十九分之七度，其周而与日相合，以二十九日半，所以月之为月，其日不能常足于三十，而有大小。推月的不足，计日的有余，一年所余，共十一日弱。积累岁所余而不为之闰，三年而差一月，九年而以春为夏，十九年而四时都反了。”又说：“道散而后阴阳分，阴阳分而后五行具。凡依附于阴阳、属于五行的，哪有不服从数的呢？所以一……昆虫的出入、一草木的生死，没有不等待这个来完成的。自有心以至于无心，自有形以至于无形，没有不等待这个来运行的，那么数，是时寄托的地方。先王的政事，都系于岁月日时，所以用闰月定四时成岁。大概日月之运行不能没有盈缩，制作历法久了，不能没有差错，只有以其余置闰，然后岁月日时各得其纪，而没有先时不及时之患了。

无垢说：“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日运一度，月运十二度有余。所以日一岁一周天，月一月一周天。日一岁一周天，这就是期三百六十六天的原因。假使圣人没有以造化之任，天之运以日一周天为一岁，那么一年而立春之候乱了，二年而雨水之候乱了，三年而以正月为二月了，五年而以春为夏了，十九年而四时相反了。由此知道天地之理止于此而无能为力了。只有圣人心与天合一，置造化于其间，一岁虚六日不用，又虚五日有余不用，是一岁积十一日有余不用了。积三年不用之日以置一闰，又积其余五年又置一闰，于是二十四气皆得其序而时定了。积十九年四时不忒而岁成了。时定而岁成，那么百官之职以时而举，以岁而防者都可以案见而阅实了。确实治理好百官，各种功业都兴盛，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又说：“圣人大有功于天地了。天地也很大了，阴阳也很妙了。假使世上没有圣人，任其自生自化，那么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人类灭绝，而天理颠倒了。这是天地之妙在圣人，而圣人之余为天地。”我起初读《易》，见其所谓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见其

译所谓包罗天地法则的论述，以及观察其所谓涵盖天地变化的说法，寻求其解释却未能得到。如今观察设置闰月这一件事，那么关于裁成、辅相、包罗、涵盖的学说，便豁然开朗、极其显明了。

译王氏日休说：“天的度数有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这四分之一度，是说在一度之中再取四分之一。度如同分界，是天轮有这样的分界数目。太阳每天运行一度，称为一天。运行完这些度数，才称为一年。大概天轮自西向东运行，这就是所说的左旋；日月星辰则自东向西运行，这就是所说的右旋。太阳在天上每天只能运行一度，所以三百六十五天二十五刻才能运行遍天的分界，因此称为期。期，就是遍的意思。所以一年称为期。那么一年的数目，是三百六十五天二十五刻，而这里说三百六十又六天，是举其大概的数目。太阳每天运行一度，所以一年就周遍天的分界，因此说太阳一年周天一次。月亮每天运行十二度多，所以一个月就周遍天的分界，因此说月亮一个月周天一次。然而所谓一个月，不一定非是三十天，因为月亮的运行不必等到三十天，五十九天就两次周天，所以月亮有小月和大月，大概是因为五十九天分为两个月的原因。月亮既然每天运行十二度多，而星象家说它十三度，也是举其大概的数目。由此说来，太阳运行很慢，月亮运行很快，所以月亮运行二十九天有余，就追上了太阳，与太阳一个月会合在一处。那地方称为辰，就是现在的子、丑、寅、卯直到申、酉、戌、亥，是十二辰。天地都有这些分位，所以日月在正月会合在寅，二月会合在卯，依次到十二月会合在丑了。一年的天数既然有三百六十五天二十五刻，而月亮的运行有小月，所以积累剩下的天数又成为一个月，因此称为闰。大概闰，就是余数的积累。既然有了这闰月，然后每年四季才能正常，年岁就成就了。所以说：‘闰月确定，四季成就年岁。’”

帝说：“咨询谁能够顺承天时并加以任用？”放齐说：“帝子朱启明。”帝说：“唉！愚昧好争辩可以吗？”

无垢说：“口中不说忠信的话称为愚昧，心术险恶而刚强的人必定好争辩。口中不忠信，心术险恶而刚强，自身的道理尚且不能顺从，何况能顺从四季的道理呢？‘可以吗’，是用来极言其不可以的。唉！尧的圣明不可得而见到，我在这里略微见到了。人们正以帝子心志开达、性识明悟来推荐，而尧却以口中不忠信、心术险恶而刚强来评价，这是众人的迷惑，而尧已经识破了其归宿。尧的圣明如此，果真可以欺骗吗？人君有什么职事？只是以知人为主要罢了。知人如此，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张氏说：“帝王的治理，详于天道而略于人事；王者的治理，详于人事而略于天道。正因为详于天道，所以帝尧的时代，不仅命令羲和来详察天事，又咨询能够顺承天时的人并加以任用。时，是天道的运行；顺承天时，是因为他能够顺承天道。圣人代替天来治理万物，所以凡是设施举措，未曾敢违背天道。孟子说：‘顺承天道的生存，违背天道的灭亡。’那么天道固然不可不顺承。尧向众人咨询：‘有能够顺承天时的吗？’将要提拔任用他。放齐说：‘帝子朱启明。’帝子就是尧的儿子丹朱。启，是说他的性情开通；明，是说他的性情敏悟。如果丹朱真的开通敏悟，那么提拔任用他有什么不可以？然而丹朱为人，所喜好的是怠慢游荡，所作的是傲慢暴虐，言语不忠信而愚昧，喜欢与事物竞争而好讼，自身之中，性命之理不能顺承，他能够顺承天道吗？这是尧叹息其不可以的原因。”

帝说：“咨询谁能够顺承我的政事？”驩兜说：“好啊！共工正在聚集成功。”帝说：“唉！平时言论平常却违背，外表恭敬却滔天。”

无垢说：“采是政事，就是顺承天时的政事。前次问放齐，举荐丹朱，已经不可任用了。现在又再次询问，希望得到合适的人。”驩兜说“都”，是深深赞美那人可以任用。那人是谁？说是共工。那人怎么样？说共工正在聚集显现他的功绩，以说明他的功绩显著，不止一事。帝说“吁”，又识破那人而发出叹息。那人怎么样？平时论议似乎可以听从，一旦任用他，就全都违背他的说法，这是说他虚妄荒诞。不仅止于此，他的外表似乎恭敬，内心却妄自尊大，傲慢凶狠没有上级，如同水滔天一般，这是说他欺诈。想见他的为人，虚华而不实，谄媚奸佞而侮辱人，以无为有，以小为大，善于藻饰来欺骗天下。他自身的道理尚且不能顺承，何况能顺承天事呢？”

陈氏说：“静则能言，用而违之。象恭者，貌恭也。其貌虽恭，内实漫灭天理。”

张氏说：“静言庸违，则行不顾其言；象恭滔天，则心不践其形。是人也，言伪而辨，顺非而泽，动则妨事，作则废功，以之若予采，其不败绩者鲜矣。宜帝之所以不与也。”

帝说：“咨询四岳，滔滔洪水正在割裂大地，荡荡洪水包围山陵，浩浩洪水滔天，下民困苦。有能使他们得到治理的人吗？”众人说：“啊，鲧吧！”帝说：“唉，违背啊！违背命令，败坏族类。”四岳说：“奇怪啊！试用看看，如果可行就

译罢了。」皇帝说：「去吧，务必恭敬谨慎！」过了九年，功绩依然没有成就。苏东坡说：「孔安国认为四岳是羲和的四个儿子，而司马迁认为羲和是司马氏的祖先，四岳是齐太公的祖先，那么四岳就不是羲和，应当以司马迁的说法为正确。」

译王安石说：“山高大而丘陵低矮，‘陵’字用‘襄’，‘山’字用‘怀’，为什么呢？地势高就会淹没丘陵，地势低就会包容山岳。”又说：“尧知道鲧违背命令、败坏族类，但最终还是任用他，为什么呢？”回答说：“当时，舜、禹都还没有闻名于世，在朝廷中能够共事的，只有鲧。圣人虽然有超过常人的明智，但不会自以为是，所以说：‘咨询众人，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虽然怀疑他不能胜任，如果众人赞同，也不会废弃他。所以说：‘谁诋毁谁赞誉？如果有值得赞誉的人，一定经过考验了。’赞誉人尚且必须经过考验，那么废弃人，也一定是经过考验而不能胜任，然后才废弃他。鲧既然没有经过考验，又是众人所赞同的，尧虽然独自看出他不能胜任，怎敢不经过考验就预先揣度而废弃他呢？怎敢违背众人而自以为是呢？圣人制定法度，都以众人作为准则。中等才能的君主，独自看到自己所看到的，不听从众人所看到的，预先揣度他不能胜任而不等待他有所表现，那么他的过失就多了。所以尧的聪明虽然足以预先知道未来的事物，清楚地看到鲧不能胜任，仍然不敢自以为是，这就是给中等才能的人树立的榜样。那些有利于一时而其法度不能推广到万世的事情，圣人不这样做，这就是所谓的圣人的仁爱。依靠自己，圣人也会有危险；依靠众人，即使是中等才能的人也可以无为而治。所以尧任用鲧，是因为四岳的一致赞同；他任用舜，也是因为四岳的推荐。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善于利用众人。上天的聪明，来自百姓的聪明。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效法它。在考察鲧和舜的事情上可以看到这一点。”

帝尧说：“咨询四岳，我在位七十年，你们能奉行天命，接替我的位置。”四岳说：“不行，德行不足以胜任帝位。”

张九成说：“孔子注释《尧典》说尧十六岁，以唐侯的身份升为天子，在位七十年，那么当时年龄八十六岁了。做天子七十年，数目也太多了，而忽然发生洪水灾害，这是天意；他的儿子丹朱不成器，也是天意；有舜怀抱美德在下位，也是天意。这是《易经》乾卦上九爻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不知道进退存亡，就成为亢龙了。尧是大圣人，知道时势、知道气数、知道天意、知道进退存亡，所以咨询四岳关于禅让帝位的话。”又说：“尧心里虽然知道德行没有谁比得上舜，圣明没有谁比得上舜，得天命气数没有谁比得上舜，然而天下是最重的，一旦不咨询众人，不考察公众舆论，凭自己的意思决断，突然把一个平民当作天子，这些都是怪异不寻常、惊骇视听的事情，圣人不喜欢这样做。因为君子说话一定要考虑最终的结果，行动一定要考察其中的弊端。假如尧不先委托四岳，突然把天下交给平民，让后世平庸的君主效仿他，得以发扬他们的私意，以至于有像哀帝那样想把帝位给董贤的，所以必须先委托四岳，以顺应天下的常情，然后听任他们推辞或接受，以占卜天命的气数。”四岳说：“德行不足以胜任帝位。”这不是谦辞，天下是最重的，怎能不衡量力量、不估量德行就突然想要担当呢？

王安石说：“尧本来已经听说过舜了，然而还对四岳说：‘你们能奉行天命，接替我的位置。’那么尧说这话是虚伪的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四岳，都是大贤人，所以尧任用他们来协助治理百官、兴盛各种功绩。尧虽然听说过舜，但不敢自以为是地采用他所听到的，认为四岳也能奉行天命，即使把天下给他们，也可以朝会诸侯、统一天下。这四个人如果有比自己贤能的人，应该也知道；如果知道，应该也会推举。所以推举四岳的功绩善行，而说想把天下给他们。这四个人智慧足以认识圣人，而他们的污浊不至于贪婪天下。舜确实是圣人而在下位，那么这四个人应该知道；知道了，就应该说出来。他们肯互相结党，而遮蔽在下位比自己贤能的人吗？这是尧咨询众人，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不敢自以为是地运用耳目的聪明，一定要等待四岳推荐舜，然后才征召任用他。”那么四岳为什么不早点推举舜呢？回答说：“阴气虽然美好，含藏起来以服从王事，一定要等待上面的倡导然后才发动。所以四岳虽然知道舜，一定要等待尧的倡导然后才推荐。”

帝尧说：“明明，侧陋。”四岳推荐帝尧说：“有个鳏夫在下位，叫虞舜。”帝尧说：“是的，我听说过，怎么样？”四岳说：“瞽叟的儿子，父亲顽固，母亲愚昧，弟弟傲慢；能够以孝道使家庭和谐，勤勉治理，不陷入邪恶。”

苏轼说：“明其高明，侧其侧陋，说不选择贵贱。推举舜而说他是个鳏夫，是想让帝尧嫁女儿给他。然而我看众人推举舜的意思，不只是想让帝尧嫁女儿给他，而且想再用妻子儿女的困难来考验舜。他还没有娶妻，处在父母兄弟之间，孝顺友爱的心还没有分散。古人说：‘妻子儿女齐全，对父母的孝心就会衰退。’以平民的卑贱，再加上天子的女儿处在顽固愚昧傲慢狠毒之间，而又在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之列，爱妻子儿女就对父母兄弟一定有所不尽，爱父母就对妻子儿女一定有所不尽，这是天下最难处理的事情。众人推举舜的意思，难道也是轻易把天下给舜吗？”

张九成说：“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必须尽天下公众的议论，才可以把天下给他。尧不尽天下公众的议论，突然想把天下给四岳，为什么呢？”回答说：“四岳，是宰相。宰相是臣子的老师，是天下的表率。德行不足以领先天下，才能不足以济

译天下，谁能担当这个职位呢？这个职位到了宰相，是天下人心服的人。假使尧的儿子贤能就算了，如果他不贤能，必定举荐职位授予下面的贤者。假使尧不想禅让帝位就算了，如果他禅让帝位，不是从四岳开始，将从谁开始呢？舜处在顽固、愚昧、傲慢、凶狠的环境中，却能尽到作为儿子、作为兄长的道义，尧也早就知道了，于是有“如何”的询问，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想要向天下彰显舜的德行。作为儿子，父亲的心不遵循德义的准则，母亲的口不说忠信的话；作为兄长，弟弟傲慢不恭敬，舜的不幸可以知道了。如果是别人，有顽固、愚昧、傲慢、凶狠的人，疏远他可以，断绝关系也可以。父母兄弟，哪有疏远、断绝关系的道理呢？那么将用什么方法得到他们的心呢？想要迎合他们的心吗？一定要和他们一样顽固、愚昧、傲慢、凶狠，可以。这难道可以做吗？想要洁身自好吗？这是我的父母、我的弟弟，我怎么忍心在父母兄弟之间求取名声呢？这就是所说的天下最难处理的事情。观察舜的用心，真可以作为天下的法则。」舜怎么做呢？回答说：「天下人只看到他们的顽固、愚昧、傲慢、凶狠，我只看到他们是我的父母兄弟。用侍奉父母的方法侍奉他们，用友爱弟弟的方法友爱他们。用我的爱，唤起父母弟弟的爱；用我的敬，唤起父母弟弟的敬。父子，是天性；兄弟，是天伦。天性、天伦之中，没有其他东西，只有爱和敬罢了，只是被顽固、愚昧、傲慢、凶狠所扰乱，没有用来激发它们罢了。假使我用爱、用敬，日积月累，慢慢感化，有时行动有时停止，那么顽固、愚昧、傲慢、凶狠的气习就会消散，而爱敬的心就会显现了。这就是‘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的意思。烝烝，是进的意思，用来形容它的渐进。爱敬也不能急躁，应当宽厚而柔和地对待他们，使他们自己得到；满足而饱足他们，使他们自己趋向。就像江海浸润，膏泽滋润，有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这就是烝烝的意义。益说：‘每天向苍天、向父母号哭。夔防恭敬谨慎，瞽叟也信服顺从。’号哭，是爱；恭敬谨慎，是敬；信服，是信；顺从，是顺。用爱敬激发他们，而顽固、愚昧一变成为信服顺从，这就是不格奸的说法。唉！处在父母兄弟之间，一旦有不得其所的，使父母兄弟有恶名显露的，都是人子不孝的罪过。」

译胡氏说：“自从上古以来，统治天下的人都是父子相继，只有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禹才传位给儿子，商、周两代便沿袭了这种做法。所以《韩诗外传》说：‘五帝把天下当作官职来管理，三王把天下当作家业来经营。当作官职就传给贤人，当作家业就传给儿子。’传给贤人是为了百姓，传给儿子也是为了百姓。所以尧将要禅让时，先寻求登庸，结果继位的儿子愚顽好争；接着寻求像共工那样的人，结果共工外表恭敬；询问四岳的意见，四岳说‘我德行不好’；于是尧明白，虞舜在下位。舜的德行尚未被举荐，尧已经听闻，所以说‘显明地举荐身处卑微的人’，让显明的人举荐身处卑微的人，那一定是虞舜。师锡于是说：‘有个鳏夫在下位，名叫虞舜。’这就是显明地举荐身处卑微的人。”

周氏范说：“唐尧虞舜的时代，君臣之间，他们的德行多么盛大，道义多么公正啊！尧作为天子，不把天下传给儿子而退让给四岳，四岳不把退让帝位当作自己的功劳，而说：‘我德行不好，愧对帝位。’向帝尧推荐的人，不是那些身居高位的大臣，而是出身卑微的虞舜。大概是因为那时天下的人，不把天下当作可欲之物，而把天下当作不得已的责任。茅草屋顶、土制台阶，没有后世的富贵；君臣关系简单平易，没有后世的崇高威严。有天下的忧患，却没有天下的享乐；有天下的辛劳，却没有天下的安逸。所以凭借天子的尊贵，把天下授予在下位的平民，天下人不觉得奇怪，大臣也没有觊觎羡慕之心。只有具备至高德行的人，天下人才共同推举尊崇他作为君主，而没有把天下据为己有的私心，这就是后世所不及的地方。”

司马温公说：“人们看重舜，是因为他能够用孝道和谐地感化他的亲人，使他们不断进步向善，而不至于作恶。像这样，那么舜作为儿子，瞽瞍必定不会杀人了。如果不能在事情发生前纠正，导致他杀了人，被有司逮捕，舜就抛弃天下偷窃父亲逃跑，连狂夫都不会这样做，怎么能说是舜做的呢？这不过是街谈巷议的说法，大概不是孟子的本意。况且瞽瞍已经被皋陶逮捕了，舜怎么能偷窃他呢？即使背着父亲逃到海边，仍然可以被逮捕。如果说皋陶表面上逮捕他以正法度，内心实际上放纵他交给舜，这是君臣互相作假来欺骗天下，怎么能算是舜和皋陶呢？再说舜已经做了天子，天下的百姓拥戴他如同父母，即使他想遵循海边居住，百姓难道会听任他吗？这是皋陶逮捕瞽瞍，得到了法度却忘记了舜，所丧失的利益太多了。”

帝尧说：“我要试一试！你把女儿嫁给他，通过两个女儿观察他的行为准则。”尧将两个女儿下嫁到妫水弯曲处，使她们在虞氏家族中为妇。帝尧说：“要恭敬啊！”

无垢说：“父亲愚顽、母亲愚昧、弟弟傲慢，而舜能够用孝道和谐地感化他们，使他们不至于陷入奸恶，那么上天用来考验舜的手段已经极尽了。尧正说：‘我要试一试！’亲近他们就会不谦逊，疏远他们就会怨恨，天下最难相处的，莫过于妇女。贫穷卑贱的女子，尚且难以调和，何况是天子的女儿，高贵骄横难以屈从呢？以平民的低贱身份，娶天子的女儿，本来就难以相处；何况把她们置于父母兄弟愚顽傲慢之间，那更难相处了。向来至孝的人，没有妻子儿女，孝心天然完备。现在用高贵骄横的女子、美色的私情，夹杂在至孝之中，能保证没有瑕疵吗？在这里没有瑕疵，那么天下的难事就不足为奇了。尧说：‘女于时。’意思是把女儿嫁给这个人。‘观厥刑于二女。’意思是观察两个女儿跟随舜的情况，以此占卜舜的家法。舜用淳厚的家法，施行于两个女儿身上；让她们在妫汭的简陋之处，不堪居住的环境中，能够履行妇道，顺从虞氏家族，而不倚仗她们的尊贵骄横，不鄙夷那里的简陋，那么舜的德行确实大大超过常人。推广这种德行来治理天下，大概是绰绰有余的。”

吕氏说：“凭借舜治理家庭如此整齐，尧又用‘钦哉’告诫他，可见圣人不停止的意思，就像上天的‘于穆不已’，文王的‘纯亦不已’。这篇文章从‘放勋’以下，是列举尧德行的概况；从‘乃命羲和’以下，是列举尧用人的一件大事，以见其余，后来才说禅让帝位。大体上前面都是尧尽天下的常道，从‘畴咨’以下，见尧处理天下变故的方法。大概尧朝全是君子，现在有了小人，这是变故；尧朝全是吉祥，现在有了洪水，这是变故。既尽了常道，又尽了变故，这样就可以禅让帝位给别人了。”

虞舜出身卑微，尧听闻他聪明，将要让他继承帝位，经历各种艰难考验，作《舜典》。无垢说：“舜的德行很大，而孔子编排《尚书》只说尧听闻他聪明，为什么呢？”回答说：“聪明不可以小看，舜的聪明，如同上天的聪明。聪是指他的通达，道理呈现在面前，无不察觉其曲折，知道其始终，这就是聪。明是指他的深远，道理隐藏在细微之处，无不灼见其久近，判断其是非，这就是明。只有聪明像这样，就足以统领天下而运转四海，识别贤愚而辨别细微，尧想要禅让帝位，除了舜还有谁呢？”

张氏说：“舜有聪明的德行，上达于尧，而尧听闻了，这就是尧把天下让给他的原因。虽然如此，尧听闻舜本来就有基础了，他把天下授予舜，可以没有疑问，必定说……

译经历各种磨难的原因是什么呢？孔子说：“如果要称赞一个人，必定要对他有所考验。”之所以对他进行考验，又是为了将其作为天下后世的法则。如果事情不艰难，就无法显现君子的品德，这就是尧用各种磨难来考验舜的原因。称之为“各种磨难”，由此可知他所经历的考验并非只有一件事。因此，观察他对两个女儿施加的刑罚，是用治理家庭的事务来考验他；审慎地推行五种伦理规范，是用司徒（掌管教化）的事务来考验他；让他统领百官，是用百官政务来考验他；至于让他接待四方宾客、让他进入山林沼泽，那么尧用来考验舜的方法就可以看清楚了。

译《舜典》

考察古帝舜，名叫重华，与帝尧相合。他深明智慧，文德昭著，温和恭敬，诚信充实，〇德上达于天，于是被任命以帝位。

王安石说：“〇德也就是俊德，从显著的角度来说，就称为俊；从精妙的角度来说，就称为〇。对于在上位的圣人，称其显著；对于在下位的圣人，称其精妙。”

张九成说：“舜的重华，就是尧的放勋。勋是有功绩而可见，华是有文采而可观。”又说：“《易经》乾卦的九二、九五，都说‘利于见到大人’。孔子阐发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往湿处流，火往燥处烧，云跟随龙，风跟随虎。’又说：‘源于天的亲近上方，源于地的亲近下方，各自追随同类。’”我由此清楚地明白了“与帝相合”的说法。尧有舜，就是所谓的同声同气，水火对于燥湿，云风对于龙虎，性向上者亲近天，性向下者亲近地，他们相合的意思，哪里可以用训诂名目来限定呢？大概性情不同，即使面对面也像隔着江湖，肝胆相照却成了楚越之隔；同心同德，千年如同一天，千里如同同堂。想象他们相合的心意，有未言而信，未占而孚的。这难道是偶然吗？

张氏说：“天下没有两种道，圣人没有两颗心，何况舜对于尧，是以帝位继承帝位，所以他们心迹的契合，没有毫发之间的疑问，称之为协帝，不也很合适吗？华，是草木的末端。圣人涉足人间世，只是其末端而已。等到他凋谢枯萎而回归根本，那么以前所谓的华，就无法形容了。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是舜的四种德行。濬哲，是思；温恭、允塞，是钦。濬与濬川的濬相同，哲与命哲的哲相同。哲出于本性，濬之的是人为。哲而能濬，则内心疏通而没有茅塞的祸患。濬哲而称为思，大概思曰睿，睿作圣，所贵在睿的，也是想要它损实致虚以深通而已，这就是濬哲之所以为思的原因。温恭允塞而称为钦，温恭，是钦用来接物的；允塞，是钦用来直内的。对于尧说钦明文思，则是德出于本性，自诚而明的。所性的是天，修为的是人。尧行天道以治人，所以《典》所记载的是天；舜行人道以奉天，所以《典》所记载的都是人。说到极致，天也是人，其实是一体的。这个道，以此处于上位，是帝王天子的德；以此处于下位，是〇圣素王的道。尧，是圣人在上位的，所以他的德称为俊；舜，是圣人在下位的，所以他的德称为〇。〇，是说其圣而不可知的意思。至于俊，则是从可见的行为来说。虽然如此，有于中的必形于外，修于己的必著于人。舜虽然身处侧微，但他的德有以上达于上，所以不期望尧听闻而尧听闻了。然而有这种德，然后可以居这个位，所以〇德升闻，接着就说乃命以位。”

陈氏说：“尧有光华的德，舜也有光华的德，以舜的光华合尧的光华，所以说重华协于帝。”

谨慎地施行五典，五典能够顺从；纳入百官，百官按时序治理；接待四门宾客，四门肃穆；纳入大麓，烈风雷雨不迷惑。帝说：“来啊，舜！询问政事考察言语，你的言语极尽可成业绩。三年，你升任帝位。”舜以德行谦让，不继承。

苏轼说：“巧言令色，是帝所畏惧的。所以以言语取人，自孔子也不能没有失误。然而圣贤在下位，其道不效于民，其才不见于行事，非言语无自而出。所以以言语取人，是圣人所不能免的。以言语纳入，以功绩试用，自尧舜以来没有改变的。尧将要禅让给舜，说：‘询问政事考察言语，你的言语极尽可成业绩。’底的意思是极。《易经》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可谓极矣。君子对于事物，推究其始不要求其终，知其一不知其二，见其偏不得其全，那么利害相夺，华实相乱，怎么能得到事的真相，见到物的实情呢！所以言语可听而事不可行，事可行而功不可成，功可成而民不可安。功成而民不安，是功未始成。舜、禹、臯陶的言语，都是成功而民安之的。”张九成说：“已经历试诸难，三年于此了，凡所谋议施之有为，无不成功者，天意人心已尽归之矣。尧知天人交归，位有不可乆居者，所以不俟九年三考，而有禅位之命也。”又说：“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所以能应五典、百揆、四门、大麓之变者，以其发用在让也。惟让则退，退则静而能观；惟让则平，平则安而能定。所以成功者，正在此。欲知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试于让而体之。”

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

张九成说：“尧禅位于舜，所以在文祖庙受终。受终的意义，也很深了！人主上受皇天祖宗之托，下膺臣民社稷之寄，岂易事哉？奢泰逸游

译苛刻与柔懦，本来都是不可取的。至于事情一旦错失良机，法度一旦偏离节制，民众隐微的实情或许未能察觉，奸邪之人的计谋或许未能明察，这就足以招致意外的羞辱，酿成大祸的根基。如今尧在位七十多年了，兢兢业业，有幸上承天意，下合民心，祖宗的基业没有衰败，国家的根基没有动摇，政务清明肃穆，法度严密整齐，万物情态安定，奸邪之人消亡，他保守先祖德行的成效，今天方才得以保全。因此他在始祖的宗庙接受禅让，并将这重任托付给舜。」又说：「君主即位改换年号，开始端正政令以接受禅让，必定要在正月的吉日，这就是《春秋》记载‘元年春王正月’的用意。所谓吉日，有人说是朔日，有人说是岁首之日，有人说是上旬之日。通过推究文意来探求作者本意，以朔日之说最为合理。」

译利用璇玑玉衡来校准七政。

胡氏说：“璇珠生于深渊的蚌中，随月亮的盈亏而变化，是阴精的纯粹体现；玉石生于山中的石头里，气色白如虹霓，是阳精的纯粹体现。传文说：‘玉能消除水灾，珠能抵御火灾。’因此珍视它们作为阴阳的精华，这是因为它们作为器物具有神妙之处。所以玑衡这种仪器，运转的部分叫玑，就用璇珠来装饰；观测的部分叫衡，就用玉石来装饰。这并不是为了奢侈，而是因为在这里用来校准七政，如果器物不具备阴阳的精华，就会缺乏神妙，不足以用来校准的缘故。”又说：“尧说‘观察日月星辰的象’，而这里说‘利用璇玑玉衡来校准七政’，为什么呢？‘象’是现象；而玑衡是器物。看见它称之为象，成形称之为器。尧推行天道来治理百姓，所以观察天象来授予人们农时；舜推行人道来奉行天道，所以制造器物来校准七政。在《尧典》中说的是日月星，在这里说的是七政。政就是事，而《尧典》中所说的是道。”

无垢说：“我从前在史馆，常观察浑仪的构造，才开始相信玑衡的方法没有错误。它的构造是三个大轮，中间是空的，外面是圆的。每个轮子上画有黄道、赤道，又画有二十八宿的分野，又画成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春秋合为一个轮，冬夏各为一个轮，在台上交叉分开，用来区分日子的长短。台下有柱子，用金龙环绕。所谓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并不是说把它放置在地上。轮子一半画为昼，一半画为夜。白天就把夜轮转到上面，夜晚就把昼轮转到下面，这就是所谓地下的说法。轮子就是所说的玑，古代用璇玉制作，而王雱用美珠作为璇。璇玑，就是用珠作为玑。用珠用玉，都不能判定。假使用珠制作，不过是作为装饰罢了，不是用珠来代表日月五星。天象尊严，所以用璇珠制作。玉衡的构造，形状像现在的箫管。想要验证天文的人，先校正玑轮，然后用箫管置于轮中，从箫管上下向空处望，直接观察天星，像《尧典》中星鸟、星火的制度，万无一失。倘若日月发生日食月食、五星偏离度数，把箫管置于玑轮对应度数中观察，大概没有毫发之差。它的构造精密，不是圣人能做出这种制度吗？舜刚刚接受禅让，不知道天象如何，所以观察玑衡来观看日月五星。”又说：“天子是日月五星的主宰。如果主宰不是合适的人，天象必定变化，这是七政等待君主来校准的缘故。现在观察玑衡，七政都校准了，这才知道洪水灾害，是因为尧的大数已过，不得不退位。七政既已校准，又可见舜的大数在身，不能推辞。”

张氏说：“日月五星的运行，变动是人们所取法端正的，所以称为七政。因此人事在下修明，天意就在上应和；王政在此失当，天谴就在那显现。这是舜在执政之初，所以要观察玑衡来校准的缘故。玑运转于上而用璇珠制作，是取阴的精华；衡观测于下而用玉石制作，是取阳的精华。大概天地的精华是阴阳，阴阳之气是日月，阴阳的分散是五行，而它们的象在五星。一定要取这些来制作器物，大概是以同类相求的缘故。《尧典》说‘观察日月星辰的象’，在这里说‘利用璇玑玉衡来校准七政’，观察象是用数理推演的，玑衡是用器物获得的。数理出于天，所以推演它来授予人们农时；器物出于人，所以占测它来校准七政。尧以道存在于天下，所以用观察象来说；舜以政事治理，特别体现在形气上罢了。这就是璇玑玉衡之所以制作的原因。”

于是分类祭祀上帝，用洁净的祭品祭祀六宗，遥祭山川，遍祭群神。

无垢说：“君主是天地、日月、五星、祖宗、神明的主宰，怎么可以轻率呢！主宰得到合适的人，就天清地宁，日光月明，五星顺轨，祖宗神明各安其分；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天变地动，日月发生日食月食，五星偏离度数，祖宗神明都失去其所了。现在舜接受禅让，刚刚观察玑衡，七政校准了，这不仅仅是五典顺从、百官有序、四门和睦而已，人意天心一切都归附于他。舜知道天位不可推辞，然后分类祭祀上帝，来禀告天神；用洁净的祭品祭祀六宗，来禀告祖宗；遥祭山川，来禀告地祇；遍祭群神，来禀告对社稷有功的人，说明自己接受禅让的意思。”又说：“说到上帝，那么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都在其中了；说到六宗，那么文祖就在其中了；说到山川，那么社稷、五祀、四方、百物都在其中了；说到群神，那么法施于民、以劳定国、以死勤事、能抵御大灾、能捍卫大患的人都在其中了。”

胡氏说：“万物本源在于天，人本源在于祖先，那么尊重尊者是为了义，亲近亲者是为了仁。仁、义之道，没有别的，就是报答本源、回归起始罢了。这就是宗庙制度之所以设立的原因。大概拥有天下的人祭祀七代祖先，所说的六宗，是三昭三穆。”

收集五种瑞玉，过了一个月，于是每天朝见四岳、群牧，向群后颁赐瑞玉。

无垢说：“辑有收敛的意思。舜正月接受禅让，于是观察玑衡，于是分类祭祀上帝，祭祀六宗，遥祭山川，遍祭群神，

译又考察五种瑞玉。一个月的时间里，事情已经很多了。“既月”，就是整个正月。在正月的最后一天，舜接见四岳和各州的长官。所谓“日觐”，是引导他们上前，因为新君刚刚即位，人心尚未融洽，与他们周旋交往，使上下之情通达，借此观察他们的品德性情，考察他们的智慧见识，询问各地风俗的异同，防备民众的好恶，考核人才的长短，看他们是否称职，以等待巡狩时进行升降奖惩。既然贤能者没有可废黜的，于是分发瑞玉让他们返回，使各自安守其位。这又显示出舜的安静不扰民，勤勉不懈，有着垂衣拱手而治天下的气象。真是盛大啊！

译刘氏说：“收回诸侯的圭瑞，归还到王府，一定要等到二月朔日再颁给诸侯，是为了更新数目。”

每年二月，向东巡视，到达泰山，举行柴祭。按等级遥祭山川。于是会见东方的诸侯。协调时月，校正日期，统一律度量衡。修定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作为见面礼，如同五器，最后才返回。五月，向南巡视，到达南岳，礼仪如同泰山。八月，向西巡视，到达西岳，如同初次。十一月朔日，巡视，到达北岳，礼仪如同西岳。回来，到达祖庙，用特牲祭祀。

伊川说：“从‘每年二月’以下，说的是巡视的事情，并不是当年二月就去，也不是一年中走遍五岳。”

范氏说：“古代天子巡视，到达四方岳山，必定告祭、柴望，以此来尊崇上天而安抚百神。后世学习礼制的人失传了真意，而那些阿谀奉承的儒生为了迎合世俗君主，称之为封禅，实际上是从秦朝开始的，古代没有这种事。况且三代不封禅而称王，秦封禅而灭亡，君主不效法三代而效法秦朝，认为太平盛世的大事，也太荒谬了。”

胡氏说：“孔子说：‘谨慎权衡度量，审慎法度，四方的政令就能施行。’政事出于法度，而法度出于权衡度量。宫室舟车的制度，衣服器用的等级，分田制禄的限制，敛财用物的法则，没有不依靠度数就能确定的。他们统一律度量衡，就是为此，那么就知道协调时月、校正日期、统一律度量衡，是用来整齐政事的。”又说：“从前君子把玉比作德行，而玉是天下没有不珍贵的，是有道的象征，所以君主执持它。然而天子用全玉，公用龙纹玉，侯用瓒玉，伯用将玉，至于子男则用二玉，而二玉，是德行的递减。然而都以其珍贵美好的来比拟，所以叫五玉。《小行人》说：‘成就六瑞：王用镇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谷璧，男用蒲璧。’以它们的用途来命名，所以又都叫五器。汇集起来都有名验，所以叫瑞；见面礼自有其美好，所以叫玉；归还后不废弃其用途，所以叫器：这是为了完备它们的名称。”

荆公说：“岁月日时所能协调的，律度量衡所能统一的，先王详细而谨慎地对待，所以居处时象征日月星辰，出行时统一律度量衡，天下就治理好了。”

无垢说：“二月东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一月朔日巡视，大概是随着天道运行，而符合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节气，来有所作为。天道一变而运行于上，君道一变而运行于下，天人交际，辅助裁成，在不言中弥纶范围，而四时成就了，万国安宁了。诸侯的贤与不贤，风俗的善恶，土地的有无，民情的喜好崇尚，没有不知道的。参稽审证，建立一代新政，作为群圣的祖，作为后世的法，这样的出行，难道固然是为了游乐吗！等到他回来，用一头特牛告祭于艺祖之庙，以表明舜进行这样的巡视，是奉行祖宗的命令而行，他的出入往来，无不想念祖宗，而不是出于私意。然而巡视祭四岳用柴，祭山川用望，回来祭艺祖用特牲，也可以说是简易了。对于事神如此简易，那么道路供给、寝膳所需，想一切都是简易的，而不为此烦费。后世的君主不知道这个意义，于是千乘万骑，巡海求神仙，对民事有什么益处？少君、方士望蓬莱而见太一，对天道有什么补益呢！可叹啊。”

张氏说：“巡视分至的方位虽然不同，然而其理则一而已。说‘如岱礼’，是说岳事的相同；说‘如初’，是说时事的相同；说‘如西礼’，是说方事的相同。先说岳事，而时事次之，方事又次之，这是它的次序。巡视必定始于二月，所以象征雷的动，而在卦为豫，所谓以豫顺动是也。然而四时的出行，又必定以四仲之月，大概是取阴阳之中，巡视将以纠正其过与不及，所以如此。回来格于艺祖，是反必面之的意思。说‘用特’，大概是祭用特牲，以显示其简约，那么巡视不为烦费可知了。”

薛氏说：“格庙用特牲，其礼节俭。庙礼从俭，制度可知了。必定其用有度，而后可以巡视。”

五年一次巡视，诸侯四次朝见，敷陈奏事以言，明察试用以功，车服以酬庸。刘氏说：“唐虞氏分天下为五服，在其畿内甸服的君主，都是执事的人，朝夕相见，所以不待修朝觐之礼。至于侯服当朝一年，绥服当朝二年，要服当朝三年，荒服当朝四年，那么天下诸侯毕皆一朝。一朝则天子巡视，所以五年一次巡视。”

无垢说：“曾经考查易象，上地下天，易位了，才叫泰；上天下地，奠位了，才叫否。天，是君；地，是臣，是民。臣民之情得以上通于君，君之情得以下通于民，所以为泰。泰者，通也。君民限隔，绝然不相通，所以为否。否者，闭也。圣人厌恶其否，所以每年一

译诸侯入朝，以尽诸侯的情谊，经过五年而众诸侯四次入朝了。所以天子每五年进行一次巡守，又借此观察天下，以尽万国的情况。」又说：「巡守和入朝，都是想要了解诸侯的贤与不贤，从而实行升降奖惩，以震慑激励他们。怎么知道他们的贤与不贤呢？让他们陈述奏报言论，讨论国家治理的大体，陈述民情中的利害关系，我就根据他们奏报的言论来明确地考验他们，观察他们有无功劳，从而给予赏罚罢了。当时贤能的诸侯何其多啊！怎么知道的呢？因为说用车马服饰来表彰有功者，而没有提及责罚，由此可知贤能诸侯的众多。一定要用车马服饰来表彰他们，是因为车马服饰华美，明显可见，使人们观看赞叹而知道所爱慕的，这是圣人改变人们视听的一种方法。」

译划分十二个州，封祭十二座山，疏通河流。

无垢说：“舜巡视四方，走遍天下，亲身目睹利害，清晰明了，毫不怀疑。想必东北两方的诸侯陈述政事之后，一定认为冀州和青州疆域太大，山川太远，人口稀疏，政令隔阂疏远，而在洪水之后，田赋应当检查治理，贡品应当督促征收，这不同于平时无事可以守成法的时候。想要去做，力量有所不及；想要停止，事情有所不可。舜于是创立新政，将冀州分为三州，设立了幽州、并州，将青州分为二州，设立了营州。一个州之间，应当各有名山大川作为标志，所以也将山分为十二座山，说‘封’是设立禁令；说‘濬川’是使水流通畅。如果不是舜巡视四方，怎么能看到四方的利害而敢于这样做呢？”胡氏说：“州本来有九个，那么十二个州，是从事情方面说的，天有九野，有十二次。州合而为九，是象征九野；州分而为十二，是象征十二次。从道理考察，乾元用九，才显现天的法则九，是天的德行；六阴六阳，用来区分天道的大数，不超过十二，那么十二，是天道。大概其象征意义取自于此。”

用象征来体现常法，流放宽宥五刑，用鞭刑作为官刑，用扑刑作为教刑，用罚金作为赎刑。因过失或灾祸犯罪，一律赦免；依仗权势、坚持作恶，处以贼刑。要恭敬啊，要恭敬啊，只有对刑罚要体恤啊！

荆公说：“先王认为人的罪行，施加五刑对自己来说太重，加上宽宥、鞭扑对自己来说太轻。太轻则不足以惩戒，太重则我有所不忍。于是又制定五流的法律，来宽宥五刑中较轻的罪行。这是先王的仁爱，因为鞭扑、五刑不足以完全区分出入的差别。”

杨氏说：“从前舜命令皋陶担任士，说‘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抵是因为用刑有从轻、从重、从轻重之中；流放有居近、居远、居远近之中，大抵是为了宽宥五刑中较轻的罪行罢了。况且先王制定刑罚，有墨、劓、剕、宫、大辟，这是五刑。在此之下，有鞭刑作为官刑，用来治理在官府的人；有扑刑作为教刑，用来治理在学的人。如果人的罪行，施加五刑对自己来说太重，加上鞭扑对自己来说太轻，太重则在此的人有所不忍，太轻则在彼的人有所不畏，于是又制定五流的法律，来宽宥五刑中较轻的罪行。唉，盛大啊！称之为祥刑、称之为明刑，正是由此而来。”

张氏说：“《易经》说：‘天垂象，见吉凶。’又说：‘见乃谓之象。’那么象，是垂示给人，让人看见的意思。象以典，是用来治理的；象以刑，是用来制约的。典如太宰的六典，刑如司寇的五刑，都有用来示人的，让人知道避就，那么人触犯禁令的就少了。人的罪行，施加刀锯就太重，施加鞭扑就太轻，所以于是又制定五流的法律，用来宽宥五刑中较轻的罪行罢了。流像水的流动，或近或远，各根据罪行的轻重而安置。鞭刑作为官刑，用来治理在官府的卑贱者；扑刑作为教刑，用来治理在学的少年。在官府、在学都是士，有不顺从的，就用鞭扑来治理，用来警戒他们的懈怠。罚金作为赎刑，让他们出钱来赎罪，大概是五刑中有疑问的，赦免而从赎，《吕刑》所说的‘其罚百锾’就是如此。灾眚肆赦，是用来宽宥过失的；怙终贼刑，是用来惩罚故意的。《康诰》说：‘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这就是眚灾肆赦的意思。‘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不可不杀。’这就是怙终贼刑的意思。又说：钦，是敬的极致；恤，是忧的深切。重复说钦哉，尤其应当恭敬其恭敬而不敢忽视。曾子说：‘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吕刑》说：‘哀敬折狱。’那么古人对刑罚，未曾不恭敬体恤的。”

陈氏说：“古人有话说：‘立大事必用鈇钺，立大事不用鈇钺，唯至敬者能之。’舜的本心，恭敬谨慎在上，希望天下各安其所，而五刑不用。不幸而有败坏常理、扰乱风俗的人，舜不得已而用刑，这就是舜所忧虑的。恤，是忧虑。孔子说：‘脩已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只有不得已而用刑，那么百姓就有不安的了。百姓有不安，适宜舜之所以忧虑。”

将共工流放到幽州，将驩兜放逐到崇山，将三苗流放到三危，将鲧诛杀于羽山。惩处四罪而天下都信服。

东坡说：“舜诛杀四凶而天下信服，为什么呢？这四族，是天下的大家族。只有圣人能打击天下的大家族，以服小民之心，所以他的刑罚达到不用刑罚的地步。”又说：“这些都是世家巨室，他们执政用事很久了，不是尧开始举荐而任用的，只是他们存心不正。圣人在上，明照四海，正忙于承明效职之不暇，怎么能肆行奸邪呢？一旦尧老禅位，舜以匹夫而摄天子，自畎畆而位”

译如果处在朝廷高位，这四个人必定愤恨不平。凡是先前尧所叹息并斥责其恶行的，如今全都显露出来，无法掩盖了。倘若舜不在试用考察时查究他们的罪恶，或流放、或放逐、或驱逐、或诛杀，那么由此引发的祸患将不可估量，这难道不是尧舜的污点吗？

译周氏说：“舜的时代，四个凶恶之人都还在朝廷中，而尧没有罢免他们。舜即位之后，才开始纠正他们的罪行，将他们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于是天下人都信服。难道尧识人的能力不如舜那样明察吗？况且尧是天子，舜是平民，一旦举荐舜并将天下的重任交给他，尧如果没有识人的明察，谁能决断而不怀疑呢？天下的事情，哪有比把天子的位置让给别人更难，而又必须得到合适人选的呢？所以说：把天下让给别人容易，为天下找到合适的人才难。尧既然能了解舜，却说他不了解四个凶恶之人，可以吗？大概是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四个凶恶之人的罪行已经非常显著了。”有人问：“尧不是不了解四个凶恶之人。尧让舜从卑微的地位兴起，天下人的心还没有完全厌弃和信服，所以尧留下这个大功给舜罢了。”唉！也不一定就是这样。

黄氏君俞说：“孔子说：‘善行不积累，不足以成就名声；恶行不积累，不足以毁灭自身。小人认为小善没有益处而不去做，认为小恶没有伤害而不除去，所以恶行积累而无法掩盖，罪行重大而无法解脱。’这就是四个凶恶之人被诛杀的原因。四个凶恶之人在尧的晚年，他们的恶行已经萌芽了。尧希望他们改过向善、远离罪行，所以没有诛杀他们。到了舜摄政的时候，恶行积累而无法解脱，所以被诛杀。尧舜的刑罚，不惩罚过失，而惩罚罪行；尧舜的奖赏，不奖赏功劳，而奖赏心意。所以每三年考核政绩，经过三次考核后，罢免昏庸者，提升贤明者。”

二十八年后，尧去世。百姓像死了父母一样悲痛，三年间，四海之内停止了一切音乐。

无垢说：“《释地》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称为四海。’这是最难遍及的地方。他们为什么也安静地停止音乐呢？这可以看出尧的恩德远及四方，使得像四海那样辽远的地方，也都感到愁苦，不忍心听到丝竹的声音、金石的演奏。不忍心听，是因为内心愁苦。一天如此，已经足以夸耀，何况是三年之久呢？他们之所以愁苦，一定有原因。一方如此，尚且足以成为美谈，何况四海都如此呢？唉！尧的德行，真是伟大啊！”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精义卷四 宋 黄伦 撰

正月元旦，舜来到文祖庙，咨询四岳，打开四门，使四方之目明亮，使四方之耳通达。

无垢说：“天下的情势，大多乐于因循守旧而安于怠惰，所以祸患常常隐藏在细微之处，而变故有时发生在身边。如果没有特别的方法来震撼人心，就不足以兴起天下的治理。舜经过多次考验后首先罢免了四个凶恶之人，摄政时首先巡视四方，即位后首先咨询四岳，打开四门，使四方之目明亮，使四方之耳通达，这些都是震撼天下的方法。不这样做，治理必然无法兴起，祸患必然无法消除。《周官》说：‘只有周王安抚万邦，巡视侯甸，四方征伐不服者，安抚亿万民众。六服的诸侯，无不承奉德行。回到宗周，整顿治理官员。’由此可知，自古以来的圣王，没有不这样做而后能成就天下治理的。咨询四岳，是说舜与四岳谋划震撼天下的方法。打开四门，使四方之目明亮，使四方之耳通达，这是与四岳所谋划的事情。四门曾经打开过，为什么等到即位时才这样做呢？”回答说：“所谓打开，是指不深闭固拒，尊严护卫，凡是四方有郁结之事，平时心中不快的，在即位之时，让四面的人都到来，都能上达。所谓使四方之目明亮、使四方之耳通达，是指舜不依赖自己的明察，利用四方的观察作为明察；不依赖自己的听闻，利用四方的听闻作为听闻。这样就能端坐于殿堂之上，而天下的事情，无论宏大细微曲折，甚至街巷的状态，小人妇女的情态，无不陈列在眼前。后世设置御史，作为朝廷的耳目之官；设置外台，作为天下的耳目之官。使得内自宫廷深宫之间，外达四方万里之外，无不彻底了解其底细，这大概是得到了舜的遗意。”张氏说：“尧去世，三年丧期结束，舜避让尧的儿子到南河之南。至于朝觐、诉讼、歌颂的人，不去尧的儿子那里而去了舜那里，不得已，然后才到中国践天子位。当他践位时，必定到宗庙，所以接受祖先的命令。大概舜未践位时，天下没有政令，那么从这个月开始才有政令，所以不称为正月，而称为月正。元日，是吉祥的日子。舜的开始，曾经接受命令，至此再次到中国践天子位，所以他到宗庙不必在初一，只用元日而已。”又说：“普遍询问称为询，开通称为辟。咨询四岳，是为了在近处谋划，而近臣的忧虑得以向上听闻；打开四门，是为了在远处寻求，而远人的志向得以向内传达。墙之外，眼睛看不见了，使四方之目明亮然后足以广泛观察；里之前，耳朵听不到了，使四方之耳通达然后足以兼听。眼睛想要照察，所以说明；耳朵想要疏通，所以说达。”

吕氏说：“《舜典》这一篇，在此以前，舜对于治理非常详细；在此以后，舜对于治理非常简略。大概当尧在位时，舜虽然接受职位，还是臣子的道理。自从尧去世，才开始实行君主的道理。阅读此书的人在此以前，应当知道坤卦成就万物；在此以后，应当知道乾卦知晓大始。从正月元旦，舜即位到文祖庙，才开始。舜继承尧，不是”

译有积弊而阻塞下情的人，大概圣人初兴时本来就是这样。譬如太阳早晨升起，天天如此；在阴雨之后，太阳出来固然如此；在晴朗时，太阳出来也是如此。舜通达下情，虽然始于治理天下，然而并非没有次序。四岳是历朝积累的德高望重的老人，所以先咨询他们。

译咨询十二州的长官，说：“要顺应农时来保障饮食！安抚远方的人，也能亲近近处的人，敦厚德行，诚信待人，而能防范奸佞之人，这样蛮夷就会顺服。”

王安石说：“古人都是从治理近处开始来治理远方，至于说到‘安抚远方也能亲近近处’，却先说安抚远方，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不安抚远方，那么远方的人将成为自己的祸患，而近处的人也就不得安宁了，即使想要善待近处的人，也是做不到的。想要善待近处的人，要以安抚远方为开始。至于治理的方法，则是从自身到家庭，从家庭到国家，从国家到天下四海之外，没有不是先从近处开始而后才波及远方的。”

周行己说：“舜即位后，十二州的长官都来朝见，舜已经和四岳谋划了天下的大政，又咨询十二州长官关于治国的道理。在侯服之外，是绥服；在绥服之外，就是荒服了。靠近蛮夷的地方，容易生出祸患。然而外患常常起源于内部的扰乱，内部的扰乱常常迫于衣食不足。让十二州长官知道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春耕秋收，境内的百姓对上侍奉父母、对下养育子女，各得其所，外患从哪里来呢？这就是告诉十二州长官，首先提出‘饮食要顺应农时’的原因。”又说：“他们来朝见，就用礼节接待他们；他们离去，就用宽厚对待他们，不因为小事责备他们，不扰乱他们的疆界，使愤怒没有产生的缘由，争端没有形成的机会，这就是安抚的方法。至于对待我们境内的人，则应当有所成就。‘能’，就是成就他们。人各自有才能，如果没有什么来激励他们，那么都会处于腐朽败坏的地方，成就他们的道理从哪里进入呢？回答说：有德行的人、有善行的人，我就敦厚他们、信任他们，使境内的人知道所仰慕的；外表好像有所得，内心实际奸邪；外表好像向善，内心实际凶恶，像任人这样的人，我就防范约束他们，不让他们造成困难，使境内的人知道所畏惧的。激励境内百姓的方法就是这样，这就是所谓在酒宴间折冲御敌、在帐幕中运筹帷幄的防备。蛮夷怎么能不顺服呢？所说的顺服，是他们内心确实有所不敢。认为这是刚强吗？而宽厚的道理，常常用来灌注他们的心；认为这是柔弱吗？而激励的风气，常常用来震慑他们的势力。这就是他们顺服的原因。假使那些行为像鸟兽、内心像豺虎，故意侵犯我国边境、冒犯我国威严的人，我用激励的方法来应对他们，将会看到触犯的人粉碎，抵挡的人断绝。”

舜说：“咨询，四岳！有谁能奋发努力，发扬帝尧的事业，让他居于百官之首，辅佐政事，恩惠遍及各类官职？”大家都说：“伯禹担任司空。”帝说：“好，咨询！禹，你平定水土，要顺应农时，努力啊！”禹叩头拜谢，把职位让给稷、契和皋陶。帝说：“好，你去吧！”

周行己说：“尧的事情，大概都是从钦敬、明智、文雅、深思、安详、诚信、恭敬、谦让中产生的，哪里是那些因循苟简、粗鲁卑劣的人所能扩大事业的呢？必须奋发自我激励，实在有建功立业之心的人，白天思考晚上忧虑，日积月累地考察，等到事情与心意相对，祸患随着事情而来，我寻求应对的方法却没有得到。等到看到尧的施为，真正符合天下的道理而遏制未然的祸患，这就是说发扬帝尧的事业，而一定要说奋发努力的原因。如果真能这样，让他担任宰相，就能明了天下的事情，顺应众人的心意了。百揆，是宰相的职位。在朝廷的臣子中，可以担当此任而符合公论的，非禹不可，所以众人都同声举荐说：‘伯禹担任司空。’舜的心也认为非禹不可。然而隐藏聪明，一定要等待众人举荐的原因，大概是宰相的职位居于百官之上，如果不是众心归服，怎么可以用我一己之见来压倒众人呢？只看他所举荐的人如何罢了。所举荐的人不恰当，我就引用尧的旧例说：‘唉！’说：‘愚顽好讼可以吗？’说：‘巧言令色，阳奉阴违。’说：‘违背命令，败坏族类。’有什么不可以？而像欢兜那样结党营私的人，我正斥逐他们呢，谁敢这样做呢？所以他所举荐的人，没有不是公论的。所举荐的人确实恰当，我就应当顺应众人的公心而任用他。天下的人看到我如此不可欺瞒，那么即使在幽暗荒僻的地方，也常常好像有执法御史在他们前后，而不敢欺罔。现在举荐伯禹，这就是舜不再疑难，而称赞禹说：‘你平定水土，要顺应农时，努力啊！’”

张氏说：“因为兴起而奋发的叫做奋，扩大而明察的叫做熙。有能奋发努力，说的是百姓的功业；发扬帝尧的事业，说的是君主的事情。下能致力于百姓的功业，上能扩大明察君主的事情，是人臣的大德，所以可以让他居于百揆的职位。百揆，是统率百官而用道义来衡量的人。”又说：“亮采，是明察政事；惠畴，是恩惠各类官职。亮采那么他的智慧足以明察，而百官的事情就得到治理了；惠畴那么他的仁爱足以爱护，而百官的众人就依赖他的福泽了。既仁又智，那么百揆的职位得到合适的人就可以知道了。”

帝说：“弃，百姓遭受饥荒，你担任后稷，播种各种谷物。”

周行己说：“因为禹把百揆的职位让给稷、契、皋陶，所以舜依次称赞三人的功绩来慰安他们，这意思不容易说清楚。称赞弃的功绩说：‘百姓遭受饥荒，你担任后稷，播种各种谷物’，当洪水发生时，包围山陵，哪里还有耕种的地方呢？看《益稷》篇说：‘我疏通九条河流直到四海，深挖沟渠直到河流，和稷一起播种，进献各种艰难时期的食物和新鲜食物’，说的是百姓因为洪水难以获得粮食，而都遭受饥荒。禹已经疏通九条河流直到四海，深挖沟渠

译浍水距离川水，水流便恢复原来的河道，过去被水淹没的地方，现在都可以耕种了。后稷在这个时候，在可以耕种的地方播种各种谷物，把饥饿困苦的百姓带到能吃饱的地方，他的用心难道不勤勉吗？」又说：「百姓遭受饥荒，契才建立功业；蛮夷扰乱华夏，皋陶才建立功业；洪水漫溢天空，禹才建立功业。假如没有遭遇巨大的变故，那么贤能的人也会安于常规、恪守本分，和普通人一样，怎么会卓然出众、自我标榜，去追求与别人不同呢？商鞅不明白这个道理，完全改变先王的法度来求取功绩；宇文融不明白这个道理，全部搜括天下的田地来求取功绩。这种行为在先王时代，都是应当诛杀的。如果不相信我说的，请看看禹、稷、契、皋陶建立功业的原因，难道像商鞅、宇文融那样制造事端来邀功吗？也是遇到了巨大的变故，不得已才建立功业罢了。由此可知，德高望重的君子所做的事，古今是一致的。」

译张氏说：“弃”是根据他的名字来称呼的，“稷”是根据他的官职来称呼的。因为他出生时就有这个名字，因为他从事这件事而有了这个官职，这就是为什么既称他为弃，又称他为后稷的原因。在洪水刚刚平定之初，百姓仍然为食物所困，那么民众确实处于饥荒之中。弃担任后稷的官职，适时播种各种谷物，于是百姓得以有粮食吃，民众的食物就充足了。《吕刑》说：“稷降下播种的方法，农夫种植优良的谷物。”《孟子》说：“后稷教导百姓耕种收获，种植五谷，五谷成熟而百姓得以养育。”那么稷对百姓的功劳真是伟大啊！

帝说：“契，百姓不和睦，五种伦常关系不顺从，你担任司徒，恭敬地推行五种教化，关键在于宽厚。”无垢说：“这是因为禹推让契，舜于是称赞契的功劳来安慰他。人们衣食充足之后才知道礼节，粮仓充实之后才知道荣辱，没有固定产业的人就没有稳定的心思，这是百姓自然的道理。百姓遭受洪水灾害，日子已久，艰难于获取粮食，煎熬逼迫的状态日益积聚在心中，表现在外面，就是急躁暴戾，在亲戚乡党之间不和睦、不顺从，这本来不足为怪。禹治理洪水，稷播种谷物，已经有了生机。契于是顺应百姓自然的性情，趁着闲暇之时，启发他们亲爱顺从的心，使他们回归本有的本性，难道不美好吗！用来启发他们的办法，也是温和柔顺地引导，让他们自行趋向；让他们心满意足，让他们自行领悟。就像江河的滋润，膏泽的浸润，自然而然地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如果只是督促逼迫、驱赶他们，那么百姓将会惊恐痛苦、无处依托，白天思念夜晚做梦都不安宁，哪里有空闲乐于听从善道呢？这就是孟子修养浩然之气之所以有拔苗助长的比喻，而契推行教化之所以有宽厚之义的原因。”

张氏说：“不亲，是指不能相亲爱；不逊，是说不能委屈自己来与人相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不能委屈自己来与人相处，这就是他们不亲爱顺从的原因。百姓之所以不亲爱，五品之所以不顺从，是因为上天赋予我的民众常理日渐泯灭混乱，所以司徒的教化不可迟缓。教化推行的对象，从尊贵亲近的人开始，所以特别提到百姓，因为百姓是天下人观察效法并听从的对象。推行教化的方法，在于以身作则、等待日久。以身作则，所以告诫要恭敬地推行；等待日久，所以告诫要在于宽厚。《礼记》说：‘老师受到尊敬然后道才尊贵。’这就是‘敬敷’的意思。《诗经》说：‘面带笑容，不是发怒而是教化。’这就是‘在宽’的意思。”

帝说：“皋陶，蛮夷扰乱华夏，强盗窃贼在内在外作乱，你担任士官，五种刑罚各有适用，五种刑罚有三种执行地点，五种流放各有住所，五种流配有三种居住地，只有明智才能公允。”

无垢说：“孔安国认为，成群结伙抢劫叫寇，杀人叫贼，在外作乱叫奸，在内作乱叫宄。而且梼杌、饕餮、浑沌、穷奇这些恶人在朝廷之中，蛮夷又来扰乱中华之地，抢劫者、杀人者、在内外作恶者，又杂乱地四处兴起，扰乱舜的治理，即使是盛世，也不免有小人的存在。皋陶担任士官，能够处理这些人，使他们最终不能成为我们的祸患。郑玄说：‘士，是察的意思。’孔安国说：‘士，是理官。’理官以审理案件为职责。如何处理他们呢？制定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来等待他们，这就是所谓的‘五刑有服’。五种刑罚的使用，根据各自所犯的罪行来确定罪名。服，就是事。然而罪行有轻重，有的在原野上陈尸，有的在朝廷上受刑，有的在集市上受刑，这就是所谓的‘五服三就’。孔安国说：‘大罪在原野，大夫在朝廷，士在集市。’意思可能是这样。罪行属于五刑，但情节较轻，不忍心将其处死的，就有五种流放的方法，将他们放逐到远方，以宽恕他们的罪过，这就是所谓的‘五流有宅’。流放有轻重，有居住在四方边远地区的，有居住在九州之外的，有居住在千里之外的，这就是所谓的‘五宅三居’。看‘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这些法令，它们深切体察事物的情理，周全地尽到人的心意，使奸邪无处逃避，真情无处隐藏，如果不是明察幽微隐秘、诚信达到豚鱼的程度，怎么能处理得如此妥当呢！伯禹推让稷、契、皋陶，舜于是顺着禹的话，对每个人分别称赞奖赏，细细品味其中的意思，唉！舜的仁厚温和就是这样，使人产生喜悦而忘记劳累、忘记死亡的心情。稷、契、皋陶尽心于职守，而舜却深知他们的细微之处，乐于看到他们的功效，在朝廷之上、群臣在列的时候，分别陈述他们的事迹，列举他们的人选，举出他们的困难而叹息，称赞他们的功劳来安慰勉励他们。千世之后，读他们的遗书，还使人感慨不已，那么当时稷、契、皋陶乐于被了解，他们欣喜的心情又会是怎样的呢？”

陈氏说：“担任这个官职的人，不明察就不足以穷尽人心，不公允就不足以恰当处理人的罪过。所以告诫皋陶说：‘只有明智才能公允。’”

帝说：“谁能胜任我的百工之职？”大家说：“垂啊！”帝说：“好，咨，垂，你担任共工。”垂拜谢叩头，推让给殳、斨和伯与。帝说：“好，去吧，你会协调好。”

无垢说：“舜寻求百揆，就说‘有能奋勉建功’；而寻求共工，就说‘谁能顺我考工之事’，意思是说谁能顺从我考察百工的事务。根据《周官》考证，有攻木的工、攻金的工、设色的工、刮摩的工以下

译都是工匠的职责。这是说工匠的职守，是器械产生的根源。所谓“我懂工匠之事”，是指圣人在上位，那么器械制作就有法度；一旦不是这样，器械就失去法度，那么从器械就可以上溯推知圣人的心意，所以说“我懂工匠之事”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观察象箸就可以知道夏桀的奢侈，观察玉杯就可以知道商纣的荒淫，观察金人就可以知道秦始皇的暴虐，观察锦帆就可以知道隋炀帝的奢靡，以至于鹬冠制成而子臧身亡，鉴车华美而庆封出逃，四载可以体现大禹的勤勉，五弦可以歌颂舜的德行，而工匠和器械自元帝、成帝年间很少能比得上，也可以看出宣帝励精图治政事。工匠说“我懂工匠之事”，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所谓“顺”，是希望他们顺应器械制作的道理。砍削木头做船，削尖木头做桨，于是有了《涣》卦的意象；截断木头做杵，挖掘土地做臼，于是有了《小过》卦的意象；砍削木头做弓，削尖木头做箭，于是有了《睽》卦的意象。以至于网罟取自《离》卦，宫室取自《大壮》卦，棺椁用来替代野外以衣薪裹尸的陋习，书契用来取代结绳记事的简陋，没有不是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依据万物自然的道理来进行制作的，怎么可以扰乱天地的常经，违背事物的本性，制作奇技淫巧来动摇君主的心志而取悦妇人呢？这也是“顺”的含义。”又说：“举荐不当却允许，是混乱；举荐得当的人却不允许，也是混乱。在一声叹息一声应允之间，天下治乱的界限从此产生，这怎么可以轻视呢！”

译张氏说：“《礼记》说：‘天子的六种工匠，称为土工、金工、木工、石工、兽工、草工，掌管制作六种材料。’那么这六种工匠都是天子的工匠。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在于顺从罢了。遵守他们的法则，确信他们的法度，依据圣人创立的制度而持守遵循，这就叫做顺从。”又说：“帝对于伯禹的推让，就说：‘你去吧！’对于垂、益的推让，就说：‘去吧，你要和谐！’这是因为禹对于百官的事务，可以胜任有余，所以让他去而没有告诫也可以。至于伯夷的典礼，不仅让他去，而且说：‘恭敬啊！’这是因为礼以恭敬为主，说去吧恭敬啊，就是让他去而又加以恭敬。共工治理的末端，朕虞职位卑微，所以只告诫他要和谐罢了，大概是因为事情不可违背，众人不可违逆，这就是和谐的可贵之处。”

帝说：“谁能够顺从我的上下草木鸟兽？”大家都说：“益啊！”帝说：“好，咨益，你担任我的朕虞。”益拜谢叩头，向朱、虎、熊、罴推让。帝说：“好，去吧，你要和谐。”无垢说：“圣人把万物看作一个整体，所以说‘我的上下草木鸟兽’。曾子知道这个意思，就说：‘砍断一棵树、杀死一只禽鸟，不按照时节，就是不孝。’所以暴殄天物，是纣王被讨伐的原因；而对于有血气的生物不亲身践踏的，这就是君子吧？”顺从它们的人，难道是一概让万物生存而不杀戮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先王的时代，在山泽之间设立严厉的禁令，按照时节食用，按照礼制使用。所以獭陈列鱼，然后渔夫进入水泽设网；豺陈列兽，然后进行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置罗网；草木凋零，然后进入山林。不取幼兽，不取鸟卵，不杀怀孕的母兽，不杀幼小的动物，不翻鸟巢，这些都是顺从的方法。圣人在上位，万物各得其所，就设立严厉的禁令，人们不得非时节、非礼制地残害它们。至于牛羊犬豕之类，也有等级节制，越分违时都在禁止之列。比如诸侯没有缘故不杀牛，大夫没有缘故不杀羊，士没有缘故不杀犬豕，仲夏砍伐阳木，仲冬砍伐阴木，春天进献鼈蜃，秋天进献〇鱼之类，都是为了使万物安宁，让它们乐于生存。所以鸟兽鱼鼈都顺从，因此称为夏后；而母鹿安然伏卧，白鸟洁白光亮，鱼儿充满跳跃，因此称为文王。然而草木鸟兽应当在山泽，倘若草木茂盛，禽兽繁殖，危害我们的中原地区，那么益有焚烧山泽的方法，周公有驱赶猛兽、驱赶龙蛇的方法，这就是所谓的顺从。顺从，就是顺应。居住在山泽，是顺应；交往于中原，是违逆。这又是圣人的深意，难道可以姑息迁就作为顺从吗！”

张氏说：“先王的政治，不仅仅是亲近亲人、仁爱百姓，它的防范甚至延伸到草木、鸟兽，都有涉及。所以取用有时，使用有礼，不伤害它们的生存，不违背它们的本性，那么他们爱物之心可以说是勤勉而且到了极致。这就是舜任命官员担任朕虞的原因。”

帝说：“咨，四岳！谁能够掌管我的三礼？”大家都说：“伯夷。”帝说：“好，咨伯，你担任秩宗。早晚都要恭敬，正直啊要清廉。”伯拜谢叩头，向防、龙推让。帝说：“好，去吧，恭敬啊！”

无垢说：“三礼就是《周官》中的天神、人鬼、地〇之礼。说到人鬼，那么吉、凶、军、宾、嘉五种礼都在掌管之列了。它们的数量可以陈述，它们的意义可以知晓。知道意义而恭敬地遵守，是天子得到天下的原因。所以说：‘明白郊社的意义、禘尝的礼制，治理国家就像展示在手掌上一样容易！’伯夷的典礼，难道仅仅是祝史的事情、有司的职责吗？他也应当知道意义所在。意义在哪里？舜告诫‘早晚都要恭敬，正直啊要清廉’就是。早晚不懈怠而不知道恭敬他的心，那么也只是徒劳罢了；办理职事在于早晚，而感动神明和人的在于恭敬。正义直指而不知道洁清自身，那么也只是徒然揭发罢了；通达幽明在于正直，而感动神明和人的也在于清廉。”

张氏说：“礼，是用来交往神明和人的。交往神明和人的道理，不可以怠慢，所以告诫他要恭敬；不可以邪枉，所以告诫他要正直；不可以浊秽，所以告诫他要清廉。传文说：‘礼，就是恭敬罢了。’这就是想要他恭敬的原因。‘神明听察，喜好正直。’这就是想要他正直的原因。孟子说：‘虽然有恶人，斋戒沐浴，就可以祭祀上帝。’这就是想要他清廉的原因。舜巡守时，说修五礼；到这里说典三礼，大概三礼是五礼的本体；五礼是三礼的应用。礼的本体恒定不变，所以任命伯夷掌管它。伯夷是臣子，有法度可守，所以如此。礼的应用则根据时代进行增减，这就是舜在巡守时修治的原因。修治它，是君主的道理。这就是言语不同的原因。”

帝说：“防，命令你掌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肃，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诗歌表达志向，歌唱延长言辞，声音依据歌唱，律吕调和声音。八音能够和谐，不互相争夺次序，神明和人都和乐。”防说：“啊！我敲击石磬，百兽都跟着起舞。”

王氏当说：“声音起于气，

译而气产生于心，因为心是音乐的根本。所以心和谐则气和谐，气和谐则声音和谐，和谐所在之处，万物没有不响应的。因此舜命令夔教导贵族子弟时说：“正直而温和，宽厚而谨慎，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而周公教导贵族子弟时说：“中正平和、恭敬常行、孝顺友爱。”这些没有不是以心为根本的。他们平日所涵养的，无非是和谐之气，那么在阳刚方面就没有刚暴难制的声音，在阴柔方面也没有忧愁不乐的气息，宏大足以感动天地，幽微足以感召鬼神，细微足以招致鸟兽，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译史氏说：“掌管音乐而先以中正为本，那么所教化的范围就广博；制作音乐而极尽和谐，那么所感应的对象就宏大。”

胡氏说：“金类乐器崇尚羽音，石类乐器崇尚角音，土类、丝类乐器崇尚宫音，匏类、竹类乐器崇尚徵音，革类、木类乐器崇尚商音。这就是声音与音律相互依存而都能和谐的原因，所以说：‘八种乐器能够和谐。’和谐，就是协调的意思。”

张氏说：“音乐是用来象征功业成就的。因为舜的治理如此完善，所以能够达到众人音乐的和合，这是从石磬的声音中依循咏叹而体现出来的。”

顾氏说：“夔既受命又自我称许，为什么呢？这是为了将美德归于君主。然而九官众多，而将美德归于夔的，是因为夔对于音乐，是辨别乐器并调和音律；舜对于音乐，是修养其道理并招致其感应。属于乐器与音律的，是技艺；属于道理与感应的，是德行。神人之间的和谐，以及鸟兽的舞蹈，难道都是技艺所能达到的吗？不是的，这是德行所感化的。这就是夔自我称许而不同于他人的原因。至于抛开音乐而谈功业，那都是一人所能做到的，又有什么可称许的呢？”

吴氏说：“音乐本源于人心。人心和谐，则气息和谐；气息和谐，则声音和谐；声音和谐，那么将其刻写在金石上，演奏于管弦间，就没有不和谐的。这在《易经》中，‘雷从地中奋出，为豫卦’，先王因此制作音乐来推崇德行，是说雷一奋动大地，万物便随之鼓舞，如同圣人制作音乐，天下没有不和谐喜悦的。舜的时代可以说是和谐喜悦了，于是创作了《韶》乐，所以任命夔来掌管它。看当时如此兴盛，意思说让我敲击石磬，应当能使百兽跟随舞蹈，那么舜的治理就可以知道了。鸟兽有知觉但没有情感，圣人在上位，德行所覆盖的地方很远，即使没有情感的鸟兽尚且能使它们跟随舞蹈，何况其他事物呢？”

帝说：“龙，我厌恶谗言和灭绝善行的行为，它们惊动我的臣民。任命你担任纳言，早晚传达我的命令，务必诚信。”

无垢说：“垂推让龙、舜，于是顺着这种推让任命龙为纳言，专门以谗言为念。谗言的产生，专门害君子，颠倒黑白，诗人把它比作青蝇；传播没有事实的内容，诗人把它比作南箕。把它比作狡兔的，是追逐它善于逃跑；把它比作贝锦的，是接近它看起来可观。如果不是大圣明的人，谁能不被这些迷惑呢！谗言的产生，因为刑罚而进入，乘着间隙而传出。它进入时，足以动摇君子；它传出时，足以动摇朝廷的心，惊动我的臣民，难道是在欺骗我吗！从前东汉传达皇帝命令的，竟是宦官。他们擅自诛杀陈蕃时，传出皇帝命令就说：‘陈蕃谋反，诛杀他的人有赏。’使听者迷惑；传入皇帝命令又说：‘陈蕃谋反，臣等已经诛杀了他。’使君主迷惑。灵帝竟然不知道陈蕃是忠正的。由此看来，传达君主的命令，怎么可以不谨慎，而让宦官如王甫之类的人来做呢？”

史氏说：“君主不把去除奸邪作为急务，而把建立官职作为急务；臣子不把奉行命令作为勤勉，而把建立功业作为勤勉。为什么呢？谗邪的言论，即使在大圣的时代，也有所不能避免的。灭绝君子的行为道义，惊动天下的耳目，它的祸患大概也很严重了。圣人不急于去除奸邪，而急于建立官职，认为掌管言语的人如果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早晚忧虑勤勉，传出我的命令而将有接受的人，传入我的命令而将有回报的人，虽然上下地位不同，内外情况不同，但能用诚信来统一。这样，谗邪的言论自然就会自行消失了。”

吕氏说：“谗人把白色说成黑色，灭绝善行自绝其道。这种人出现，容易使人惊恐，所以任命纳言的官职，来沟通上下的情况。君主治理天下，最担心下情不通。上下之情被阻隔，中间没有一个人担任职务，那么谗邪就能互相遮蔽。纳言的职责，就是沟通下情的枢纽。舜的时代虽然没有这种弊病，大概也不得不加以防备。”

帝说：“啊，你们二十二人，要恭敬啊！只有这样才能辅助完成上天的功业。”

无垢说：“开辟四门，明察四方，通达四方听闻，这是天意；按时吃饭，安抚远方亲近近处，敦厚德行诚信善良而难以任用奸人，这是天意；辅佐政务恩惠类别，这是天意；播种百谷，推广五种教化，明确五种刑罚，这是天意；如同我的工匠，如同我的上下草木鸟兽，这是天意；掌管礼仪作为秩宗，掌管音乐教育贵族子弟，早晚传达皇帝命令，这也是天意。这些都是上天应当做的，舜不敢起一丝私意来扰乱它。二十二人，确实知道事事都是天意，而时时不忘恭敬，这才是辅助完成上天功业的原因。上天自有功业，只有恭敬其事来辅助它，天功才能显现。如同毛羽的纹理、草木的花朵，都是浑然天成，不是人力所能增减的。二十二人所负责的事情，事情中自有天功，只在于时时保持恭敬，尽心于所负责的事情来辅助它罢了。”

林氏说：“周朝官制有三公、六卿，有侯伯，而《顾命》中却同时召见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从人数来说，是六人；而从职位来说，就不止六人了。大概有以三公兼任六卿的，有以侯伯入居公卿职位的，虽然人数只有六人，但实际上兼任多个职位。这四岳、九官、十二牧，应当有二十五人，但只说二十二人，大概有人兼任岳牧的职务，或者在州牧之中又居于九官之列的，时代久远，无法知道了。钦，

译这是让四岳、十二牧、九官各自恭敬地做好自己的职事。之所以必须在于恭敬职事，是因为他们所辅佐的无非是天地的功业。“亮”有辅佐的意思，与“亮采惠畴”中的“亮”字相同。皋陶说：“兢兢业业，一天两天都要万分防备，不要使众官职事荒废，天地的功业就让人来代替它。”大概所谓设立官职、分配职责，都是为了代替天地的功业，那么四岳、九官、十二牧无非都是用来代替天地功业的人，所以用“辅佐天地功业”来说明。

译三年考核政绩，经过三次考核后，罢免昏庸者，提拔贤明者，各项事业都兴盛起来，将三苗流放到北方。

无垢先生说：“人的本性，放纵就会懈怠，防范就会勤勉。即使是大人君子尽心竭力地处理职事，起初也没有追求功赏的意思，也不依赖警戒防范。然而圣人说话必定考虑最终的结果，行动必定考察可能产生的弊端。如果完全用对待大人君子的标准来对待天下人，而不加以检束约束，万一有像四凶那样的人，开始凭借才能被提拔，后来凭借奸邪行事，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天下大事必然败坏。所以即使是二十二位贤人，舜也一定要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罢免昏庸者、提拔贤明者。然而考核的方法，过于急切就会滋生欺诈虚伪，过于宽缓就能显现真实的功绩。汉宣帝追求治理过于急切，所以出现了像王成那样虚报户口以求赏赐的人。子产执政，第一年百姓想杀他，第三年百姓歌颂他。如果像汉宣帝那样过于急切，一年之后，子产早就被处死了，怎么会有第三年的成效呢？三年考核一次，三次考核后才决定升降，那么对待他们的方式是多么宽缓啊！用宽缓的态度对待他们，那么在任的人就不追求取悦耳目的小功，而是为千百代做长远打算。其中利害的曲折变化，措施的开辟创新，有超出人们意料之外的，有使人惊叹的，我就能安心施展志向，舒展四肢，而不必害怕流言蜚语和谗言。”

张氏说：“孔子说：‘三年就能取得成功。’这就是唐尧虞舜考核政绩的方法，一定要以三年为期。虽然如此，圣人还认为不够，所以积累的时间更长，等待更加周全，直到三次考核，然后才决定升降。因此，行善积累久了就显现为贤明，所以提拔他们；行不善积累久了就显现为昏庸，所以罢免他们。善属于阳的类别，积累久了就逐渐显现为明，如果不提拔他们，就无法鼓励君子；不善属于阴的类别，积累久了就逐渐显现为幽，如果不罢免他们，就无法惩戒小人。既然有了罢免昏庸、提拔贤明的制度，那么人们都知道奖赏值得羡慕、惩罚值得畏惧，于是乐于做事、努力建功，这就是各项事业都能兴盛的原因。《尧典》说‘各项事业都兴盛’在‘诚信治理百官’之后，那么事业的兴盛，是由于百官诚信治理的缘故；这里说‘各项事业都兴盛’在‘罢免昏庸、提拔贤明’之后，那么事业的兴盛，是由于罢免昏庸、提拔贤明的缘故。流放三苗，是用来罢免昏庸者的。北，是阴阳分离背离的地方。三苗顽固不从事工作，于是将他们流放到北方，这样小人和君子就分道扬镳了。罢免昏庸者只限于流放三苗，是因为尧舜的时代，挨家挨户都可以封赏，君子多而小人少，可以罢免的，只有三苗这一类人罢了。”

舜三十岁出生，三十岁被征用，在位五十年，巡狩南方而死。

司马温公说：“舜在帝位，治理天下五十年，上升到最高的道德境界，然后死去，并不是说巡狩就是陟方。”

苏东坡说：“舜三十岁出生，是指做平民三十岁；三十岁被征用，是指经历试用三十岁；摄政二十八岁。在位五十年，巡狩南方而死，是指尧去世服丧三年，然后即位，大概他六十二岁。在位五十年去世，寿命一百一十二岁。”

孔氏说：“孟子说：‘舜服三年丧事完毕，避开尧的儿子。’所以服丧三年，三年之丧二十五个月结束，其中一年就包含在三十岁在位的数字里，只有两年，这是舜六十二岁做天子五十年，所以舜寿命总共一百一十二岁。”

帝治理下方的土地，设立居住的区域，区分生物并分类，创作了《汨作》、《九共》九篇、《稾饫》。上官氏说：“从前舜治理诸侯的事务，分别设置他们的官职，各自居住在各自的区域进行统治，又区分他们的生活并不同类，使他们各自跟随，所以序言说：‘帝治理下方的土地，设立居住的区域，区分生物并分类，创作了《汨作》。’汨叫做治理，作叫做兴起，说的是治理功业的兴起。《九共》九篇的意义已经失传了。凡是军队枯槁，就赐给酒食让他们饱食，所以创作了《稾饫》。”

臯陶陈述他的谋略，禹完成他的功业，帝舜重申它，创作了《大禹》、《臯陶谟》、《益稷》。无垢先生说：“臯陶陈述克服艰难的意思来陈述谋略，大禹实行克服艰难的说法来成就功业，舜做什么呢？恭敬地自己面向南，优游从容无为，垂衣坐在庙堂之上，各自根据他们的长处而称荐慰安他们，哪有私意呢？让陈述谋略的人、成就功业的人各自安心肆意，施展尽四肢，完全实行他们的所学，来惠及天下四海。”

张氏说：“谋略已经确定叫做谟，兴办事业叫做功。谟，是坐着谈论道理的事情；功，是起来实行做的事情。起来实行做，不是用来命令禹的，所以命名篇章就叫做《大禹谟》。虽然如此，臯陶以谟，那么他的卓越品德在谟上；禹以功，那么他的卓越品德在功上。这部经典所以在臯陶那里说谟，在禹那里说功，各自根据他们最突出的来称呼。有谟了，然后有功，所以经典先说‘臯陶陈述他的谋略’，然后说‘禹完成他的功业’。用谟对比功，那么臯陶的谟固然不如禹的功大，这篇序言所以先大禹而后臯陶。”

大禹谟

说考察古代，大禹说：“文命敷布于四海，恭敬地承受于帝。”

张氏说：“域中有四

译宇宙广大，道广大，天广大，地广大，王也广大。王者，体现道的广大以配享天地，所以他在事业上的表现也因此显得伟大。禹所说的“大”，大概是因为禹凭借功绩而称王，他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原因就在于此。“文命”是禹的称号。因为他能够修饰完善政事，所以称为“文”；因为他能够向下发布号令，所以称为“命”。禹之所以成为王者，就在于此，所以他的称号也就由此而来。将恩泽布施于四海，就是作为下属、作为百姓的表率；恭敬地承奉天帝，就是作为上级、作为有德者的表率。在下能够布施于四海，那么恩惠泽被就广博了；在上能够恭敬承奉天帝，那么钦敬顺从的道理就尽善尽美了。萧氏说：“舜的事迹都与尧相同，所以说‘重华协于帝’。禹的事迹则与舜有所不同，所以说‘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文’不仅仅指修饰华美，‘命’则指权柄在我手中，虽然具体事务有所不同，但心意却是恭敬承奉的。有人用‘文命’来称呼禹，就像用‘放勋’来称呼尧一样。”

译说：“君主能体察为君之艰难，臣子能体察为臣之艰难，政事才能治理好，百姓才会勤勉修德。”

无垢说：“‘克艰’的含义，难道不重大吗！用这种心态来存心，就不会在暗室中自欺，不会在屋漏处无愧；用这种心态来立身，言语就没有可挑剔之处，行为就没有过失；用这种心态来治家，女子就能在内部端正位置，男子就能在外部端正位置；用这种心态来治国、治天下，就能洞察事物的细微之处，在祸患萌芽时及早防范，面对亿万民众如同驾驭六匹马拉的车，看到安逸享乐如同嗜好鸩毒，哪里还敢轻慢呢？君主以‘克艰’之心对待臣下，臣子以‘克艰’之心侍奉君父，各自处于警戒修省的状态，他们的诚心相互感应，真实的德行相互信任，这种风气一旦形成，百姓自然乐于趋向善道。百姓勤勉修德的缘由，不在别处，仍然在于君臣都能体察艰难之时。假如君主在上能体察艰难，臣子在下能体察艰难，那么做事不敢忽视，道义不敢违背，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号令审慎，凡是有所作为，没有不符合人心、不合乎公论的。百姓顺从他们，就像水往低处流，像传递命令的邮差一样迅速，这是自然的道理。”

黄氏说：“古代的君主以承担天下重任为忧虑，而后世的君主以得到天下为快乐；古代的臣子以侍奉君主为忧虑，而后世的臣子以得到君主的宠信为快乐。感到忧虑，就必然知道其中的艰难；把可忧之事当作乐事，就会觉得容易；觉得容易就会轻慢，轻慢就会松懈，这就是天下多乱的原因吧！孔子说：‘人们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很难，不就可以防止因一言而兴邦吗？”孔子说知道做君主之难可以兴邦，那么知道做臣子之不易也可以兴邦了。

帝说：“是的，确实如此，美好的言论没有埋没，民间没有遗漏的贤才，万国安宁。咨询众人，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他人，不虐待无助的人，不抛弃困穷的人，只有帝能做到。”

无垢说：“虚心谦卑，所以每天都能听到善言，贤者每天都能进用。四方万里之远，民情的细微之处，物态的变化，利害是非，千百年的祸福，都清晰地呈现在几案席间。这就是万国安宁的原因。那‘克艰’的情形是怎样的呢？不敢独断而考察众人的谋略，不敢自以为是而舍弃己见听从他人，不敢自安而怜悯无助的穷民，不敢自高而礼遇天下的寒士。综合这四点来看，尧的心常常表现出兢兢业业、忧惧谨慎，好像危亡即将降临，祸患必然到来。凡是禹所说的、他人所畏惧的，尧都亲身践行并心安理得，这就是说只有帝能做到的原因。只有舜处于‘克艰’的境地，所以深深赞同禹的话，又深深理解尧‘克艰’的心，因而能说出这几句话。”

高氏郢说：“众人的心能筑成城墙，众人的口能熔化金属，那么众人的歌谣不可轻视。所以《尚书》说：‘不要违背百姓而顺从自己的欲望。’《易经》说：‘圣人感动人心而天下和平。’《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神灵所慰劳。’这是说王者将有作为，将有行动，必须咨询众人而顺从人心，那么自然的福报不求而自至，未然的祸患不除而自绝。”

陈氏说：“克，就是能。咨询众人，舍弃己见听从他人，这是听取言论的事。不虐待无助的人，不抛弃困穷的人，这是恩及下人的事。众人的言论都咨询，何况是美好的言论呢？困穷的人尚且不抛弃，何况是大禹呢？然而听取言论、恩及下人，是尧所能做到的，舜敢废弃吗？”

益说：“好啊！帝的德行广大运行，既圣且神，既武且文。皇天眷顾授命，拥有四海，成为天下的君主。”

无垢说：“广，就是大；运，就是运行不止。尧的德行广大，运行不止，这就是为什么在‘克艰’之中而不急躁，又以圣神武文，在‘克艰’之中而不拘束。出入开合，有什么不可以呢？难道因为‘克艰’反而急躁拘束吗？从形而下达到形而上，这就是尧之所以为尧的原因吧！那么想要追求广大运行、圣神武文的人，不必去别处寻找，追求‘克艰’就够了。”

张氏说：“广说的是尧德的本体，运说的是尧德的作用。其大无边而施予广博，这是德的广大；其动不息而行动迅速，这是德的运行。尧有广大运行的德行，入于道中就是既圣且神，出于事外就是既武且文。大而化之叫做圣，圣而不可知叫做神，先圣后神，是道的次序；平定祸乱叫做武，经天纬地叫做文，先武后文，是事的次序。尧有圣神武文的德行，这就是皇天眷顾授命让他拥有四海成为天下君主，是适宜的。四海遥远，没有德行的人不能拥有；天下广大，没有德行的人不能君临。说‘拥有’，不仅仅是拥有而已；至于成为天下君主，又显示出他发布命令以治理众人。”

禹说：“顺从道理就是吉，违背道理就是凶，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

无垢说：“顺从道理，吉就随之而来，并不是在道理之外另有吉。当顺从道理时，这就是吉，这就是古人论福所说的‘百顺’之名。并且说体信而达义的人，叫做百顺，而诗人指葛藟缠绕，叫做福履，这大概是禹的意思吧？然而禹在益的意思之外，又提出从逆凶的说法来阐明，这也是禹始终贯穿‘克艰’的意思。顺从逆就是凶，不必说在逆之外另有凶。从前燕王旦谋反，日渐深入，怪异之事越来越多，如大风折断树木、老鼠在端门跳舞、城楼失火，这些怪异

译这并非从外面来的，只是早晨那恶逆之心凝结成了形象罢了，难道是从外面来的吗？这就是君子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保持警戒谨慎，在没人听见的地方保持恐惧敬畏，在屋漏之处也不感到羞愧，在暗室之中也不自欺，内心真诚，外在表现，这是道理的自然如此。就像影子跟随形体，回声跟随声音，影子就是形体，难道形体之外还有影子吗？回声就是声音，难道回声之外还有声音吗？大禹因此知道吉祥就是顺从正道，凶险就是顺从逆道，并不是在顺从正道之外另有吉祥，在顺从逆道之外另有凶险。大禹的这个意思，是说如果吉祥在正道之外，那么福气就可以求得；如果凶险在逆道之外，那么灾祸就可以避开。如果这样，那么异端邪说就会得逞，而我们的正道就会衰微了，对此不可不谨慎啊。」

译张氏说：“‘惠迪’的意思是顺从正道，所以天命给予吉祥。与此相反而顺从悖逆，就会招致凶险。顺逆的道理、吉凶的报应，快到来不及转身的程度就降临，没有丝毫偏差。就像影子跟随形体，弯曲、笔直、长短都随之而定；又像回声应和声音，洪亮、细微、高低都随之而应。所谓‘如影随形、如响应声’，说的就是这种报应的灵验。”

益说：“唉！要警戒啊！在平安无事时就保持警惕，不要失去法度，不要沉溺于安逸，不要放纵于享乐。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铲除奸邪不要犹豫不决，可疑的计谋不要实施，各种志向都要发扬光大。不要违背正道去博取百姓的赞誉，不要违逆百姓的意愿来顺从自己的私欲。不懈怠不荒废，四方蛮夷就会来朝拜。”

无垢说：“‘虞’是预料的意思。是指在事情尚未可以预料之前，祸患还未显现时，就早早进行警戒。人身体想要安逸，内心想要快乐，这是天下万世共同的情感。安逸不止步必定导致放荡，快乐不止步必定导致淫乱。假如舜在田野耕作时，与木石为伴，与鹿猪游玩，与愚顽傲慢的人相处，哪里需要等到益来进言警戒呢？如今他尊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耳目所接与过去不同，防范的措施也与过去不同，处于安逸享乐的环境，却看不到忧患的侵袭，习惯已经养成，防范已经松懈，已经安逸又追求更安逸，难道不会放荡吗？已经快乐又追求更快乐，难道不会淫乱吗？益叹息并感到警惧，大概说的就是这些。”

又说：“大抵人心有三种情况：事情可行就去做，可止就停止，既不是可行也不是可止，就是疑惑了。遵守法度，可行就去做，所以能任用贤人不二心；不沉溺于安逸，不放纵于享乐，可止就停止，所以能铲除奸邪不犹豫。对于可行的事犹豫不敢做，对于可止的事犹豫不敢停，这就是疑惑，这是放荡淫乱的开端，也是失去法度防范的原因。这种疑惑积蓄在心中，最终必定危害正道，应当果断摒弃。只依据那些明白光辉的可行、可止的原则去行动或停止，这样我们心之所向，没有不高明广大的，这就是各种志向得以发扬光大的原因。然而行动不可太急，应当循序渐进，行动太急，就会违背正道去博取声誉。比如唐德宗早年任用崔祐甫，杖责邵光超，行动太急，事情不能长久，晚年却任用卢杞而罢黜陆贽，这是他起初特意违背正道去博取声誉。违背正道，就是不循序渐进而太急。停止也不可太急，应当循序渐进地停止，停止太急，就会违逆百姓来顺从自己的欲望。比如梁武帝初年，舍身供养僧人以率领士民，无不跟风顺从，晚年却信任朱异而任用侯景，这是他起初特意违逆百姓来顺从自己的欲望。违逆百姓，就是不循序渐进而太急。天理自然，哪里可以用私智扰乱它？法度是先圣的法度，是天理，不是私智。无论行动还是停止，都应当遵循它。倘若超出法度之外，增减一毫，不是博取声誉，就是顺从私欲。”

史氏说：“得到民心难，失去民心易。得失的根本，不过是道与欲罢了。大抵道出于天下公共的利益，欲源于个人的私情。违背正道的人想博取百姓的赞誉，最终却得不到；专行私欲的人违逆百姓的情理，却无所顾忌。道衰微而欲盛行，民心不丧失的情况，从未有过。”

又说：“什么叫道？仁义、礼乐，归于大中至正的就是道。什么叫欲？声色货利，流于放僻邪侈的就是欲。”

张氏说：“法度是先王用来治理国家的依靠。在上位者有法，下面的人就会守法；在上位者有度，人们就会谨慎地遵守度。法度一旦丧失，纲纪就会因此大坏。法度怎么可以丧失呢！”

禹说：“啊！帝啊，要思念啊！德行在于善政，政事在于养育百姓。水、火、金、木、土、谷，都要修治；正德、利用、厚生，都要和谐。九项功绩都要有序，九项有序的事都要歌颂。用美好的事物来警戒，用威严来督察，用九歌来勉励，使他们不要败坏。”

无垢说：“人，是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防，五行秀气凝聚而生成的。然而有固定产业的人有稳定的心，没有固定产业的人没有稳定的心，这取决于上位者如何养育他们。养育百姓就像农夫养育禾苗，慈母养育婴儿，不懒惰以致失节，不急躁以致助长，用膏液滋润，按时满足饥渴，去除螟螣之害，适应寒暖之宜，然后禾苗才能茂盛秀发，光明硕大，千仓万箱，五常百行，得以享受终年的饱足，成为能继承家业的儿子。养育百姓也是如此。水、火、金、木、土、谷，用来满足他们日用的急需；正德、利用、厚生，用来安顿他们天赋的本性。先富后教，不失去次序；激发感动，不失去和谐；进用勤劳而黜退怠惰，勉励辛勤而去除康乐，这就是用美好的事物来警戒。居住在不长庄稼的地方要缴纳里布，田地不耕种的要出屋粟，用兕觥来羞辱他们，用鞭打惩罚来使他们感到羞耻，这就是用威严来督察。歌唱《载芟》的诗，咏诵《良耜》的颂，沐浴恩泽，歌咏勤苦，使他们乐于从事而忘记劳累，这就是用九歌来勉励。在艰难之中自有一时的舒适，使他们乐于感动而忘记辛苦，这是长久之道。”

又说：“看大禹当时的意思，认为正德用来端正人心，利用用来发挥效用，厚生用来使生活快乐，这就是养育百姓的方法。比如君主不荒废于酒色，不沉溺于游猎，这就是正德来养育百姓；法度像江河有堤防，号令

译就像风雷能够鼓舞万物一样，这是利用自然之力来养育万物。孔颖达认为减少徭役、减轻赋税、不耽误农时，使百姓生计宽裕，衣食丰足，以此来解释“厚生”即养育万物的道理，或许是对的。

译林氏希说：“人先能成就自己，然后才能成就他人。成就自己的人，可以和他谋划大道；成就他人的人，可以和他谋划教化。这正是德行之所以居先的原因。德行中什么最大？善政最大。政事中什么最大？养育百姓最大。这就是利用、厚生之所以次之的原因。这就叫做三事。人没有天就不能获得生命，没有地就不能获得养育，没有圣人就不能获得做人的道理。因此圣人根据天下的材质，确立天下的道理。属于天的部分就加以修治，属于人的部分就加以调和。修治它，所以能成就万物的形体；调和它，所以能蕴藏万物的功用。这就叫做有功，有功就有次序。天覆盖着它的德，地承载它的利，而百姓最终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也就只是歌颂罢了。”又说：“在这个时候，六府修治，三事调和，九歌随之应和。然而禹仍然努力劝勉他的君主以达到不毁坏的地步，那么凡是修治的利益不足以增益于世，调和的道理不足以遍及万物，即使有舜、禹也不能使他们歌颂，何况不是舜、禹的人呢？”

帝说：“好！地平天成，六府三事确实治理好了，万世永远依赖，这是你的功劳。”张氏说：“地平，是指水土的平治；天成，是指四时的成就。原野沼泽直到完成功绩，莱夷之地可以放牧，那么地平就可以知道了。东作西成不失去它们的次序，南讹朔易不违背它们的顺序，那么天成就可以知道了。洪水横流之初，天下没有一处不是水，百姓昏乱沉溺，不能获得平地居住，那么地就没有平治。地没有平治，那么天从哪里成就呢？这就是先说地平而后说天成的原因。”

帝说：“禹啊！我居于帝位三十三年，年老力衰，疲倦于勤政。你只有不怠慢，统领我的百官。”

张氏说：“《礼记》说：‘八九十岁叫耄，百岁叫期颐。’耄是说其昏聩，期是指以此为期限，期就是应当颐养的时候。舜三十岁被征用，三十岁在位，他居于帝位又达到三十三年，这就是所谓的耄期之年。耄就昏聩了，昏聩就不能有所作为；期就是颐养的时候，颐养就不能有所作为。这就是舜疲倦于勤政的原因。天下的事务，日出而无穷，只有孜孜不倦地勤勉，然后才足以有所成就。现在耄期而疲倦于勤政，这就是想要把帝位让给禹，而让他统领百官的原因。曾观察禹治水，八年在外，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舜曾经称赞他勤于邦国，那么禹的不怠慢就可以知道了。只有不怠慢，然后才可以统领我的百官。”

禹说：“我的德行不能胜任，百姓不依附。”皋陶远播德行，德行于是下降，百姓怀恋他。无垢说：皋陶是刑官。早晚所议论的，是抵御戎夷，以及治理寇贼奸宄，五刑、五流、五宅、三就、三居的事情。小的处罚是墨刑、劓刑，大的处罚是大辟，再大的处罚是陈尸原野的刑罚。怎么知道他是远播德行呢？不是深知皋陶的用心，谁能从刑罚中看出他的德行呢？我观察《寒朗传》、《徐有功传》，看到他们在告发谋反的事情上，使君主愤怒不能施行，威势不能震慑，甚至濒临死亡而不畏惧，勤勉地以人命为重，而不顾自身的生死。舜是大圣明之人，虽然当时固然没有冤屈的案件，但对于有罪的人，想象皋陶以身体验，考虑他们的饥渴，审察他们的寒暑，不使他们遭受意外之苦。那些脱免无罪、辨析难明的人，固然已经出乎人的意料；至于那些受刑赴死的人，也怜悯抚恤，伤痛嗟叹，哀悼他们失路而怜悯他们无知，使他们在无形中悔过，而在将来修身，又不可胜数。

颜氏说：“舜将要禅让给禹时，禹推辞给皋陶。禹所推辞的，一定是众贤中优秀的人，而皋陶之所以优于众人，为什么呢？天下固然有以德怀人的人，没有以刑能怀人的人，这就是皋陶之所以优秀的原因。”

帝要思念啊！思念这个，在于这个；放下这个，在于这个；言语这个，在于这个；确实出于这个，在于这个。只有帝思念功劳！

无垢说：“操持它就存在，舍弃它就消亡，这是人的心。操持它就成了德，舍弃它就成了欲望了。念兹，就是操持它；在兹，就是操持它的存在。念念既久，德的机巧愈熟练，德的根本愈深厚，即使舍弃它也不消亡。释兹，就是舍弃它；在兹，就是不消亡。种德达到舍弃它而不消亡的地步，那么德就远大。既然远大，不能自已，虽然无意于这个德，但发于声音言语的，也自然没有不是德的，所以说：‘名言兹在兹。’至于没有发于声音言语，而动于念虑的，也无不都是这个德，所以说：‘允出兹在兹。’到这里，人与德就相忘了。推究其根本，只是一个‘念’字而已，所以又指着舜说：‘惟帝念功。’来说明念的功劳如此。”又说：“孔子十五岁立志于学，志，就是念。至于立，至于不惑，至于知天命，至于耳顺，都是念兹在兹。至于从心不逾矩，这就是释兹在兹。难道只是孔子吗？傅说告诉高宗说：‘确实怀恋这个，始终典于学。’这是念兹在兹。‘每天德行修习不觉察。’这是释兹在兹。圣贤相传，无非是这个念，怎么可以忽视呢！”

张氏说：“思考而不忘叫做念，存而察之叫做

译“在”的意思是：心中想着这个人，就应当考察这个人，从而找到值得怀念的理由；如果将其舍弃并废弃，就不再怀念了。“释兹在兹”的意思是：舍弃这个人，也应当考察这个人，从而找到不可遗忘的道理。心中想着这个人却不在他身上体现，那么所怀念的人未必有功劳；舍弃这个人却不在他身上体现，那么所舍弃的人未必有罪过。“名言兹在兹”的意思是：称颂这个人，谈论这件事，被称颂的人未必真正贤能，被谈论的事未必真正正确，因此应当考察这个人的贤与不贤、这件事的对与错，然后才可以称颂和谈论了。“允出兹在兹”的意思是：诚信出自这条道理，然而这条道理未必都可行，必须考察这条道理的可行与否，然后才可以诚信地推行它。大禹认为，皋陶是应当怀念的，而不是应当舍弃的。称颂这个人，那么皋陶的贤能就是值得称颂的；谈论这件事，那么皋陶的品行就是值得谈论的。诚信出自禅让帝位，那么皋陶就是应当禅让的，而不是应当废弃的。所以最后说：“只有帝尧怀念他的功劳”，大概也是因为皋陶的功劳是不可以遗忘的。

译帝说：“臯陶，这些臣民，没有人敢触犯我的法度。你担任狱官，要明察五种刑罚，用来辅助五种教化，以期达到我治理天下的目标。刑罚的目的在于最终不用刑罚，使百姓都归于中正，这是你的功劳，要努力啊！”无垢说：“臣民之所以触犯刑罚，是因为他们的心不正。不正的念头，起初如草芽般微小，若任其滋长，便如狂澜般不可收拾，以至于沦为盗贼奸邪而不知羞耻。圣人对此感到忧虑，所以设立五种刑罚，轻则有墨刑、劓刑，重则有死刑，有的在朝廷行刑，有的在市集行刑，更严重的则在原野示众，让看见的人震惊，听见的人畏惧，以此来折服天下不正的念头，使它们在不用刑罚之前就消亡，这难道是喜好杀人吗？现在舜的臣民，内心都端正，没有一丝邪念触犯舜的法度。臣民内心端正，与舜有什么关系，却说是因为舜的法度端正呢？这是因为舜与天下融为一体。如果天下臣民有一念邪念触犯内心的端正，那就是触犯舜的法度。那么，臣民不以邪念触犯端正，是谁的力量呢？这是臯陶明察五刑的功劳。在此明察五刑，臣民就知道邪念若不收敛，必定落入刑狱，于是都警惕检点而不敢放肆，这样邪念就消亡了。邪念消亡，自然归于仁、义、礼、智、信之中，从而明白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作用。以此辅助五种教化，还有什么可怀疑的！臯陶明察刑罚，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舜的天下，人人都有士君子的品行，从而实现大治。难道是喜好杀人吗？是希望天下没有一人犯法才罢休。如果天下没有一人犯法，就可以知道天下人的心都端正了。心既然端正，不需要教令，不劳烦鞭打，用心思虑，自然合乎中道。”

史氏说：“依赖法律不如责成于人，依赖人不如勉励其建功。以舜为君主，法律不需要依赖；以臯陶为臣子，功劳不需要勉励。然而一定要这样做，大概是因为治理之道常有不可忽略之处。设立五刑，不仅是为了等待天下有罪之人，也是为了彰显天下无罪之人。从臯陶担任狱官开始，到辅助教化，最终达到不用刑罚，这都是因为依赖法律吗？始于大臣庶官不触犯我的法度，终于天下百姓都归于中正，如果不是依赖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舍弃法律而依赖人，因人而建功，作为帝舜，难道可以不以此勉励自己吗！”

臯陶说：“帝王的德行没有过失，对待下属简约，驾驭众人宽厚。惩罚不牵连子孙，奖赏延及后代。宽恕过失不论大小，惩罚故意不论轻重。罪行可疑时从轻处理，功劳可疑时从重奖励。与其错杀无辜，宁愿违背常法。好生的德行，融洽于民心，因此百姓不触犯执法官员。”无垢说：“设立法令像江河一样，让百姓容易避开；下达命令像流水一样，让百姓容易遵从。在下位的人不苦于烦琐，身处众人之中的人不担心急迫。惩罚只及自身而不牵连子孙，奖赏延及后代不止于自身。过失不论大小都宽恕，给人自新的道路；故意不论轻重都惩罚，使人有谨慎独处之心。罪行可疑时从轻，没有刻薄的态度；功劳可疑时从重，有忠厚的风气。探究舜的用心，与其错杀无辜来树立威严，宁愿违背常法来承受诽谤。积累这几件事，深深体现了舜好生的德行。举出好生之心，天下没有不感动的。比如惩罚不牵连子孙、宽恕过失不论大小、罪行可疑从轻，每举一事，天下都兴起宽恕之心；奖赏延及后代、功劳可疑从重，每举一事，天下都兴起乐善之心。一事尚且如此，何况事事如此呢？所以好生的德行，逐渐浸润丰厚，融洽于民心。民心都变得忠恕，都乐于行善，邪念消亡，中正自然产生，不触犯执法官员，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史氏说：“德行不偏离中道，那么政令就没有不中道的；政令不超出中道，那么百姓怎么会不中道呢？把握两端，将中道用于百姓，这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原因！不过分，也不不及，这就是德行没有过失的原因。简约所临，宽厚所御，惩罚所及，奖赏所延，刑罚宽恕的大小，功劳罪过的轻重，凡是实行于政令的，自然没有不中道的。这几件事，宁可失于不常，不可杀于无辜，这是忠厚所寄托，权义所确立的缘故。好生的德行融洽民心如此，百姓怎么会不中道呢！”东坡说：“《传》说：‘奖赏可疑时给予，是为了广施恩德；惩罚可疑时免除，是为了谨慎用罚。’在尧的时候，臯陶担任狱官，将要杀人，臯陶说：‘杀他。’说了三次，尧说：‘宽恕他。’也说了三次。所以天下畏惧臯陶执法的坚定，而喜欢尧用刑的宽厚。四岳说：‘鲧可以使用。’尧说：‘不可以，鲧违背命令，败坏家族。’随后又说：‘试用他。’为什么尧不听臯陶杀人的建议，却听从四岳使用鲧的建议呢？然而圣人的心意，大概也可以看出来了。”又说：“可以奖赏，也可以不奖赏，奖赏了，过于仁爱；可以惩罚，也可以不惩罚，惩罚了，过于义理。过于仁爱，不失为君子；而过于义理，就会流于残忍之人。仁爱可以过度，义理不可以过度。古人奖赏不用爵禄，惩罚不用刀锯。奖赏用爵禄，是奖赏之道行于爵禄所加之处，不行于爵禄所不加之处；惩罚用刀锯，是刑罚的威严施于刀锯……”

译刑罚所能达到的范围，不施加于刑罚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先王知道天下的善行多得不胜赏赐，而爵位俸禄不足以使其满足；知道天下的恶行多得不胜刑罚，而刀锯不足以将其裁断。因此，在存疑时就采取宽恕的态度而归于仁爱，用君子长者的道理来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相继归于君子长者的道理，所以说这是忠厚的极致。

译余氏说：“圣人鼓励善行，是内心所愿；惩罚恶行，是迫不得已。怀着所愿之心，施行不得已的政治，明白其中的缘由。又见君臣相互告诫的话说：‘你担任士师，要明晓五刑，来辅助五教，刑罚的最终目的是没有刑罚。’并且用恭敬怜悯的话来重申，那不得已的刑罚，也是用来辅助教化，最终必定期望达到没有刑罚的境界。那些功过罪疑的案件，又不是随意凭主观臆断来加重或减轻的。大概君臣虽然圣明贤德，不敢以神明自居，仍顾虑天下人的疑虑，所以凡是奖赏一项功劳、惩处一项罪过，公卿认可、士大夫认可、百姓认可，然后才授予爵位、施加刑罚。众人所疑虑的，才交付给讨论轻重的议论。这大概是舜和皋陶善于与天下人同好恶罢了。”

帝说：“让我顺从意愿来治理，四方风气随之而动，这都是你的美善。”

无垢说：“舜的愿望是什么愿望呢？他所愿望的，是臣民不违背正道，百姓合乎中正罢了。如今皋陶明刑以辅助教化，在无形之中折服邪念，兴起中正而有法度。五刑既然明确，墨、劓、剕、宫、大辟，审察核实其罪行，使看见的人震惊，听见的人沮丧，四方震动，不敢萌发不正的念头，常像皋陶的明察，照亮暗室屋漏无人之处，而没有人敢放纵邪念。‘这都是你的美善’，难道是虚话吗？”

张氏说：“无为而治，是舜的愿望。然而如果没有皋陶明晓五刑来辅助五教，怎么能顺从他的愿望呢？虽然如此，没有不是教化的，有可欲的愿望，有不可欲的愿望。顺从愿望来治理，就是可欲的愿望；违背百姓来顺从自己的愿望，就是不可欲的，这是圣人所不愿望的。圣人的治理，神奇罢了。鼓舞他们，看不见作为的痕迹，天下的百姓没有不顺从的，这就叫风气随之而动。如果不是皋陶用刑的成效，怎么能达到这样呢？所以说‘这都是你的美善’，美善，是因为他有美好的道义可以被人依赖的缘故。”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精义卷六 宋 黄伦 撰

帝说：“来，禹！你治理洪水警戒我，诚信成功，只有你贤能。能够勤劳于国事，能够节俭于家事，不自满自夸，只有你贤能。你如果不矜持，天下没有人能与你争能；你如果不夸耀，天下没有人能与你争功。我勉励你的德行，嘉奖你的伟大功绩，天命的历数在你身上，你最终将升任天子。”

无垢说：“鲧治水功绩不成，被诛杀于羽山，在朝的大臣自度才智不足以承担这个责任，都退避不言。”太史公说：“禹为父亲功业不成受诛而悲伤，于是焦心劳思，在外十三年。”这是众人不敢承担这个责任，而禹自信以完成父亲的事业，最终使东方渐达于海，西方覆盖于流沙，北方南方及于声教，直到四海，以洗雪父亲的耻辱，以遂禹的本志，这就是所谓的诚信。劈开九山，疏通九泽，决开九河，安定九州，各自按照职责来进贡，不失去适宜，这就是所谓的成功。众臣之中有能比得上他的吗？没有。所以说只有你贤能。又说：“勤俭的德行，稍微自好的人也能做到，而不自满自夸，这就难了。”秦始皇衡石程书，也已经勤劳了，却巡视天下，刻石记功，这是自谓勤劳而自满自夸。梁武帝薄衣茹素，也已经节俭了，却写信给臣下自述其功，这是自谓节俭而自满自夸。只有禹虽然厌恶华丽的衣服，虽然饮食菲薄，尽力于沟洫，却退处于惊惧之地，常恐盈溢广肆，以贻君子之讥。众臣之中有能比得上他的吗？没有。所以说只有你贤能。又说：“有勤俭的能力而不矜持，也就平息了天下自矜的心，所以他的能力越高；有诚信的功业而不夸耀，也就平息了天下自伐的心，所以他的功业越大。没有人能与他争，是说天下的人也因为禹而没有矜伐之心。”我自己矜持，就引起天下人自矜的心；我自己夸耀，就引起天下人自伐的心。这种心既起，以能相高，以功相大，风俗薄恶，妒嫉交行，这不是圣贤之道。

陈氏说：“天下的事物，有盈必有亏，有盛必有衰。盈亏盛衰，先在胸中交战，想要天下人不与我争，是不可能的。圣人认为天地万物都与自己同为一体，疾痛疴痒，是自己应当去除的；安佚休息，是自己应当取的。起初没有有为物的私心，所以他的能力不见有其能，他的功业不见有其功。盈亏盛衰，没有一丝一毫存于心中，那么天下谁与我争呢？”

黄氏说：“不矜不伐，是圣贤的美德。用它来治理盛世，足以成就功名；用它来治理乱世，足以避免祸怨。大概功名，是世人所慎重的。如果能不争世人所甚重的，那么怨祸就少了。”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用。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惟口出好兴戎，朕言不再。”

无垢说：“天下之大，四方万里之远，事之不一，物之不齐，宜不可以一

译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然而假使圣人观察天下，观察四方万里，无论宏大还是遥远，观察事情与万物，它们千差万别、参差不齐，我私下认为圣人的心力也必然无法应付了。只有圣人知晓天下四方万里以及万事万物的根本，把握并安抚它们，所以天下四方万里万事万物的实情，都清晰地呈现在案几之上，而发布号令、施行政令，自然顺应天下四方万里万事万物的民心，使人们没有冤屈痛苦、失职失所的叹息，这是因为掌握了根本的缘故。那么所谓天下四方万里万事万物的根本，是什么东西呢？回答说：就是“中”罢了。因为天下就是这颗心，四方万里也是这颗心，万事万物也是这颗心，这颗心就是“中”。“中”难以认识已经很久了，我将通过人心来寻求“中”吗？人心是人欲，人欲没有过错却充满危险，哪里足以用来寻求“中”？又将通过道心来寻求“中”吗？道心是天理，天理极其精微而难以看见，又何必去寻求“中”呢？回答说：天理虽然精微而难以看见，只有精纯专一的人才能把握它。精纯专一是什么呢？回答说：精，就是心专注深入而不停止；一，就是心专注致力而不分心。这样用心，就能在无人看见时保持戒慎，在无人听见时保持恐惧，长久不变，天理自然明朗，“中”也就显现出来了。既然得到了这个“中”，那么天下就在这里，四方万里就在这里，万事万物也都在这里。坚信并把握它，来应对天下四方万里万事万物的变化，大概宽宽绰绰地绰绰有余了。”又说：“君主把握这个‘中’，所以可爱而不可疏远；百姓具备这个‘中’，所以可畏而不可轻视。这是君主和百姓都拥有这个‘中’的缘故。百姓如果没有君主的‘中’，他们依靠什么？所以说：‘众人如果没有元首，拥戴谁呢？’君主如果没有百姓的‘中’，他和谁一起保守国家？所以说：‘元首如果没有众人，没有人和他一起守护国家。’这就是‘中’所在的地方，没有哪里是不适宜的。”

译贾氏说：“辨别人心与道心的不同，正是‘正心’的含义；必须精纯专一以胜过他人，从而进入道境，这是‘存诚’的含义。去除人心的危险，进入道心的微妙，那么心就不会向外驰骋，内心就已经确实稳固了。他的德行没有过失且广泛施行，难道不应该吗！虽然如此，这中正之道，尧已经咨询过舜，舜也以此命令禹，夏、商、周又以此建立极则，孔子又常常讽喻此道，孟子也愿意学习孔子，他们相传的奥妙，本来就已经很明白了。这就是韩愈能够论述它，并且说到了孟子就停止的原因。那么五世之所以兴盛，难道是徒然的吗！唉！五世已经过去，传承在君主身上，所以道得以施行；五世以来，传承在下位者身上，所以言论得以确立。道不被彰明，日子已经很久了！”

周氏说：“人心，是利欲的私心，行走在利欲之间，难道不危险吗？道心，是义理之心，探求义理所在的地方，难道不微妙吗？正因为危险，所以明察它很难；正因为微妙，所以明了它很难。因此三位圣人精研而不扰乱，专一而不二致，本心光明开阔之后，才能执守中道。”张氏说：“孔子说：‘仁者，就是人。’所谓人心，是以道为心。庄子说：‘道兼于天。’所谓道心，是以天道为心。转动它却得不到，观看它却看不见，幽深不可测度，那么道心可以说是微妙而难以知晓的了。由人心以至于道心，是进入道的次序。至于达到道心，那就神妙了；神妙就达到了极高的境界。等到它出来应对事物，又有以道实行中庸的。所以只有精纯才能存养神妙，只有专一才能守护精纯。用精纯来存养，用专一来守护，却不能以中道实行，就会显得偏激卓越，甚至与常人异物，那么人们将对我有什么期望呢？这又是为什么最终要以‘允执厥中’作为终结的原因。用精纯来存养，那么神妙没有不明朗的，天下的事物不足以妨碍我的存养；用专一来守护，那么精纯没有不坚固的，天下的事物不足以改变我的守护。孔子说：‘中庸作为德行，大概是最高的了！’那么允执厥中，难道可以忽视吗？能够允执厥中，那么贤者、智者不会忽视它的容易，愚者、不肖者不会苦恼它的困难，有余的人可以俯就，不足的人可以企及，如果不是天下的至中，谁能做到这样？”又说：“四海困穷，就会饥荒冻饿，百姓无法生活，君主虽然有粮食，怎么能吃到呢？这就是天禄永远终结的原因。说永远终结，是说再也没有继承的方法了。《苕之华》这首诗说：‘百姓可以吃到食物，很少能够吃饱。’这只是周幽王的时候，饥荒接连发生，百姓最终流亡，周朝因此大坏，君子怜悯他们，所以作了这首诗。拥有天下必须以富民为先，大概百姓富足那么君主谁还会不富足呢，所以四海的百姓不困穷，那么天禄也就长久享有了。舜想要把帝位禅让给禹，他告诫的详尽到了这种程度，大概天下是重大的器物啊，拥有并治理它，可以轻易吗？”

禹说：“占卜功臣，只听从吉利的结果。”

无垢说：“舜让禹担任百揆，禹推让给稷、契和皋陶。帝说：‘好！你去吧！’没听说他再次推让。等到禅让帝位时，禹称颂皋陶而不敢承担，舜也称颂皋陶而归美于他，又详尽叙述禹的功德盛大，上天的历数已经在他身上，不可回避的意思。又传为天下的心法，事情已经完备了，不可停止了。禹正要占卜功臣，只听从吉利的结果，为什么辞让回避得这么深，与担任百揆时不同呢？”回答说：“天下，是克服艰难的事物。愚者借此作为快乐，最终导致丧命、毁坏祖庙，还不如里巷平民刻苦而自我保全。智者看到天下的富贵不如贫穷的安宁，看到天子的尊贵不如卑贱的快乐，大概贫贱者责任轻而忧虑少，富贵极者责任重而忧虑深。何况以中等的资质，而处在别人之上，意气得以施行，安逸享乐放纵，能够避免的很少！舜二十岁以孝闻名，三十岁经历各种艰难，六十岁即位，在位十三年而寻求禅让帝位，这时已经九十五岁了，统领帝位、禅让帝位六十多年了。他对于自身的道理、天下的事务，也已经很熟悉了。而益正进献‘不要游荡安逸，不要沉溺享乐’的告诫，禹正进献‘念念不忘，时刻在心’的告诫，这是作为天子，不可以片刻不警戒的。艰难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是极愚蠢的人，谁愿意以天下为乐呢？”

张氏说：“舜把天下让给禹，禹认为在舜的朝廷，对国家有功的人，本来不止一个，应当每个人占卜，占卜吉利就跟随授予天下，所以说只听从吉利的结果。”

帝说：“禹，官方的占卜只先遮蔽意志，然后命令元龟。我的意志先确定，咨询谋划全都同意，鬼神就会依附，筮卦协调顺从，占卜不重复吉利。”禹拜谢叩头，坚决推辞。帝说：“不要！只有你合适。”

无垢说：“官占的方法，先断定于人心，不是完全取自谋卜筮。只先遮蔽意志，是先以心断定。心已经确定，然后质问鬼神，大概幽明是一致的。假如我先见的极尽天下至正的道理，那么筮卦哪有不服从的呢？倘若意志所见的或昏暗于一偏，那么筮卦也不能私下偏袒。这是筮卦，用来证明我的明暗。舜以人事来看，他的儿子不肖，而我年纪又老迈疲倦于勤政了。大禹乃

译有这样的盛德和元功，天下除了禹还有谁呢？这是我早已确定的心意。朝廷中的大臣也自认为禹的德行伟大，举天下没有能赶得上他的。天下除了禹还有谁呢？这就是在咨询谋划时，大家都没有异议而完全一致的原因。鬼神就是天下的正理，舜的心意如此，鬼神除了依靠这个还能依靠什么呢？〇筮卦相合顺从，是自然的道理。由此看来，人不能舍弃〇筮而自以为是，而〇筮也不能舍弃人而偏私。〇筮在动植物之中，是没有情感却最为公正的。先圣选取它来决断疑难，如果不是穷尽知晓事物道理的人，谁能留下这种方法来匡正后世妄为的君主呢？然而占卜是用来决断疑难的，没有疑难何必占卜？舜已经没有什么疑难了，却还要占卜，是不敢自认为已经穷尽了天下的道理。占卜已经相合顺从，也就罢了，哪有反复占卜以求吉利的道理呢？再三占卜就是亵渎，亵渎了上天就不会告知，这是天理的自然规律。

译正月初一，在神宗接受天命，率领百官，如同帝王初即位时一样。

无垢说：“文祖是尧的祖先；神宗是舜的宗庙。《祭法》说：‘有虞氏禘祭黄帝而郊祭喾，祖祭颛顼而宗祭尧。’因此神宗就是尧的庙宇。继承帝位的人不忘记始祖，在文祖接受尧的终结，是因为尧继承了帝位。禅让帝位的人向禅让给他的君主接受天命，所以接受天命一定要在神宗，舜接受尧的天命，就是这个原因。这个道理自然可以推知。率领百官如同帝王初即位时一样，那么观测玑衡、郊祭上帝、禋祭宗庙，以及巡守的事情，全都遵循舜的旧例而不敢忽视。”张氏说：“尧禅让给舜，而尧在文祖接受终结，尧说接受终结，那么舜接受天命就可以知道了；舜禅让给禹，而禹在神宗接受天命，禹说接受天命，那么舜接受终结就可以知道了。文祖，是祖先中较远的；神宗，是宗庙中较近的。在前面举出远的来显示近的，在后面举出近的了解远的，这都是作史书的方法。率领百官如同帝王初即位时一样，就像舜刚开始做事的时候一样。舜即位时，用玑衡来调和七政，郊祭上帝，禋祭六宗，望祭山川，遍祭群神，拿着五瑞来会合诸侯，四岳群牧来朝见，这就是帝王初即位时的情形。禹接受天命也是这样，所以说如同帝王初即位时一样。”

帝说：“咨禹，现在三苗不遵从命令，你去征讨。”禹于是会合诸侯，在军队中誓师说：“众多的将士，都听我的命令！愚蠢的三苗，昏昧不恭敬，傲慢自以为是，违背正道败坏德行，君子在民间，小人在朝位，百姓抛弃不保护，上天降下灾祸。因此我用你们众将士，奉行辞令讨伐罪人。你们还要集中你们的精力，一定能建立功勋。”无垢说：“禹只知道三苗的过错，却不知道朝廷的过错。而且列举他们的过错而在军队中誓师，有奉行舜的辞令、惩罚三苗的罪过、一定能建立功勋的说法，这是将要铲除消灭他们了。五十多年顺从教化，一旦不遵从，就立即采取这样的行动，岂不是太严厉了吗？而且他列举三苗的罪过，说‘昏昧不恭敬，傲慢自以为是，违背正道败坏德行，君子在民间，小人在朝位，百姓抛弃不保护，上天降下灾祸’，这真的如此吗？”回答说：“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征讨他们就是合适的。”回答说：“禹虽然有盛大的德行和大的功劳，但他也是臣子。臣子代理君位，如果不是君子，难道能没有疑心吗？三苗的国家，资质禀赋是小人，看到舜代理君位就作乱，直到被流放、被区分南北才停止。现在又看到禹代理君位，就不遵从了。他们不遵从，是因为昏昧而不知道圣贤的举动；不恭敬、傲慢，是因为禹的缘故；自以为是、违背正道、败坏德行，也是因为禹的缘故。其中一定有君子劝谏他们不对的人，所以让他们在民间；一定有小人同心协力来助长他们恶行的人，所以用他们在朝位；百姓不认为这样是对的，所以抛弃不保护；上天不认为这样是对的，所以下降灾祸。他们的过失都是因为禹的缘故。他们的心不明，他们的气不平，所以昏昧而不恭敬，傲慢，自以为是，违背正道，败坏德行，以至于小人附和，君子都抛弃他们。”

三十天，三苗违背命令。益向禹进言说：“只有德行能感动上天，没有远方不能到达。自满招致损失，谦虚得到益处，这就是天道。帝起初在历山，去种田，每天向苍天、向父母号哭，承担罪过引出邪恶。恭敬地拜见瞽瞍，小心谨慎严肃，瞽瞍也信服顺从。至诚还能感动鬼神，何况这三苗呢？”禹拜谢说：“好。”于是班师回朝。帝于是广泛传播文德，在两阶舞干羽。七十天，三苗归服。

无垢说：“赞是辅助。德行可以感动上天，是没有远方不能到达的。现在三苗虽然在王畿之外，不算远。德行尚且可以感动天地，何况近的像三苗，难道不能到达吗？然而他们不遵从而违背命令，难道德行有所未至吗？五十多年顺从教化，一旦不遵从，就立即去征讨，这是怀疑于自满了。退而修德是谦虚，谦虚一定得到益处；立即去征讨是自满，自满一定招致损失。这是天道。那么三苗不遵从而违背命令，这是天道警戒舜、禹。顽固如瞽瞍，舜向苍天、向父母号哭，用哀伤感动他。承担罪过而不敢辩解，引出邪恶而不敢推辞，恭敬地拜见而不敢疏远，小心谨慎严肃而不敢怠慢，这是用恭敬感动他。感动于此必然应验于彼，瞽瞍也信服顺从，舜哀敬的力量积累久而显现。至诚尚且可以感动幽暗的鬼神，何况显明的像三苗，难道能不感动吗？那么不遵从而违背命令，这是舜禹的自满显现于三苗。真诚在内必然显现于外，难道可以忽视吗！”

张氏说：“赞，只是顺势引导罢了。《蔡仲之命》说：‘皇天没有私亲，只辅助有德的人。’《泂酌》序说：‘皇天亲近有德的人。’那么德行可以感动上天就可以知道了。以天的高远，德行尚且可以感动，哪有远方的人而不能到达的呢？自满招致损失，是说天道亏损盈满；谦虚得到益处，是说天道增益谦虚。《易经》说：‘天道亏损盈满而增益谦虚。’这自满招致损失、谦虚得到益处，所以说这就是天道。”又说：“《易经》说：‘咸，是感应，是迅速。’大概因时乘理而感应事物的迅速，没有比咸更甚的，所以至诚可以感动鬼神。鬼神这种东西，在色中不是色，在声中不是声，看不见，听不到，如果不是至诚，怎么能感动它呢？天是有形的，所以说感动

译神是有情识的，所以说“感”。《诗序》说感动天地、感化鬼神，与此意相同。天虽然高，有德的人足以感动它；神虽然幽深，至诚的人足以感化它。瞽瞍极其顽固，舜的大孝足以使他顺从，何况这有苗，难道有不被感化的吗？」又说：「孔子说：『远方的人不归服，就修治文德来招致他们。』帝于是广泛宣扬文德，用来柔服远方的人。舜的文德，本来就有平时的修养，到这里才说广泛宣扬，大概也是圣人严于律己的道理。干戚的舞蹈、羽旄的仪容，是用来作为乐的。舞干，就是干戚之舞，是武舞的人所执持的；舞羽，就是羽旄之容，是文舞的人所执持的。大概武舞用来象征捍卫的功效，所以执持盾，盾主要用来捍卫的缘故；文舞用来彰显庇护的德泽，所以执持羽，羽主要用来庇护的缘故。舞干，用来显示武力的威严；舞羽，用来显示文德的怀柔。没有武力没有文德，就无法显示德泽，所以在两阶上舞干羽，是显示德泽的缘故。这就是为什么七十天有苗来归顺，那么他们仰慕德泽就可以知道了。」

译皋陶谟

说：考察古史，皋陶说：“真诚地践行他的德行，谋划就明智，辅佐就和谐。”

无垢说：“德，就是得。内心有所得，凡是外在的富贵、贫贱、死生、患难，都不能动摇他的，这就是所谓的德。倘若有一丝一毫凡心俗虑的动荡，怎么能说有所得呢？‘允迪厥德’，是说真诚地践行他所获得的德行。想要知道所得有无，只需观察谋划事情是明是暗、辅佐他人是和是乖罢了。那真诚践行他所获得德行的人，心地开阔明朗，洞察是非、成败、利害的界限，近在一世之外，远在千万年之外，没有不像镜子照出形貌、蜡烛照亮物体那样清晰的，他的谋划怎么会有不明智的呢？心神和顺纯粹，使别人的异心消除，防止过失纠集错误，纠正那些不正当的心思，温和得像春风吹拂万物，洋溢得像和气侵袭人，他的辅佐怎么会有不和谐的呢？”

张氏说：“尧舜是君主。在上面考察古史，是为了尽到君道；禹、皋陶是臣子。在下面考察古史，是为了尽到臣道。君臣上下名分虽然不同，但对于古史，必定都有考察遵循的地方，大概因为做事不效法古史却能永保世位的，从未听说过。”又说：“从仁与不仁来说，就有吉有凶；从智与不智来说，就有昏有明。君子对于德行，趋向吉祥而背离凶险，舍弃昏昧而接近明智，那么他真诚践行德行就可以知道了。”又说：“能够真诚践行他的德行，那么内心通达而思虑不被蒙蔽，智慧通达于外而视听不违背常理。用它来成就谋划就明智，是因为他的智慧足以烛照事理；用它来接受辅佐就和谐，是因为他的仁爱足以听从谏言。谋划已经完善，却全都违背；谋划不完善，却全都依从，这不是所谓的谋划明智。教诲你谆谆不倦，听我者却轻慢忽视，不用来教化，反而用来虐待，这不是所谓的辅佐和谐。这些都是因为不能真诚践行他的德行，而有事物蒙蔽的缘故。”

吕氏说：“‘真诚践行他的德行，谋划就明智，辅佐就和谐。’这两句话，史官概括尽了皋陶的为人。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皋陶以谋划闻名天下。史官只怕人们只知道他的谋划出于言论，所以先说真诚践行他的德行，指出根本来示人。正因为有德行，所以谋划就明智，辅佐就和谐。”

禹说：“是的，怎么样？”皋陶说：“啊！谨慎地修养自身，思虑长远，使九族和睦有序，使近臣勤勉辅佐，近处可以推及远处，关键在于此。”禹拜谢这美好的言论说：“是的。”

无垢说：“禹问‘怎么样’，他的话还没说完，不知道皋陶看到了什么而忽然赞叹说‘啊’呢？由此知道古人默识众理，见到美恶，而发出吁、都等感叹的，其他人大概都不知道。那美好在哪里？使九族亲厚，近臣勤勉辅佐，也可以说是很大了，然而不过是我真诚践行德行罢了，难道不值得赞叹吗？我凭什么知道德所在呢？谨慎地修养自身，思虑长远罢了。所谓谨慎修养自身，是说修身不可不谨慎。杨朱、墨翟都修身，只是不谨慎所取，杨朱以至于无君，墨翟以至于无父。他们的错误在哪里？在于不思罢了。君子言语过度则民众会巧言令色，行动过度则民众会效仿，所以君子言语必定考虑其最终结果，行动必定考察其弊端，怎么肯匆忙无所考察思虑，妄自认为修身的方法在此呢？必定要索隐探微，钩深致远，在利益中求害，在正确中求非，参验于心，验证于古，询问于朋友，纠正于父师，必定使考察于三王，建立于天地，质证于鬼神，百世以后等待圣人，不谬误不违背，无疑惑不解而后已。”

皋陶说：“关键在于知人，在于安民。”禹说：“唉！都能像这样，连帝尧都以此为难。知人就是明智，能任用官员；安民就是仁惠，百姓会怀念他。能明智而仁惠，何必担忧驩兜？何必迁徙有苗？何必畏惧巧言令色的奸人？”

无垢说：“知人就是明智，明智就能根据人才大小而任用他们；安民就是仁惠，仁惠就能使天下人都怀念他。审察尧能尽到明智仁惠，至于像驩兜、有苗、巧言令色的奸人这类人，一概让他们在朝廷，难道能害我的知人安民吗？只是尧的德行未达到明智仁惠，所以担忧四凶在朝，我不能不被他们的奸诈迷惑，以至于人不尽其才，民不获其所。所以担忧、所以迁徙、所以畏惧，是因为不能自保拥有明智仁惠的德行。唉！这是禹的看法，这是禹以理当如此者为艰难，不知道担忧、迁徙、畏惧正是明智仁惠的表现。那驩兜的结党营私，理应在所担忧而流放他；三苗的作乱，理应在所迁徙而放逐他；巧言令色的奸人如共工，理应在所畏惧而流徙他。不是明智仁惠的君主，岂能这样做？倘若四凶不去，这是不明智不仁惠的罪过。禹反而认为不能明智仁惠，这是从他的艰难中看到的。尧本来就是这样吗？”那么禹的话有害于道吗？回答说：“这正是尧的心意，怎么能说有害于道？尧的心肯自以为我能明智仁惠吗？不能的，正是尧的用意谨慎，使天下后世都知道尧自以为不能，那么他的能岂有穷尽呢？”我指出担忧、迁徙、畏惧为明智仁惠，是说天下观察尧的人应当如此，而想学习尧的人应当像禹的话那样，以不能自处也可以。这又是圣贤的深意。

孔氏说：“人的难知真是厉害啊！天地，我知道寒暑交替到来，

译万物赖以生存的原因；鬼神，我知道它们能明察幽微之处，而祸福之所以应验于人；山川，我知道它们险阻在前，但凭借舟车可以逾越。至于这些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心思藏于内心，而是随事而发。如果通过言语来探求呢？那么他们的议论没有不是圣贤之道的，但所作所为却与之不相符。出来面对众人，就讲述前代古人的遗风余教而归于善；退而安于私欲，就怨恨刻薄邪恶而无所不至。如果通过行为来考察呢？那么他们独处时操守品行端正无缺，但在众人之中处理事务，却完全不通晓人情。为了名利而自我勉励，就是君子；当面临忧患危险、乘虚而入时，志向膨胀而内心改变，就是小人。藏于内心、发于外部的，不过是言语和行为罢了。言语和行为既然不能穷尽他们的心意，那么了解他们，难道不确实很难吗！

译张氏说：“智慧足以明察，然后才可以谈论知人的方法；仁爱足以爱护，然后才可以谈论安民的道理。不能知人，那么贤良与奸佞就无法辨别，所以为君之道在于知人罢了；不能安民，那么百姓就会失去供养，所以为君之道在于安民罢了。尧舜的智慧不能遍察万物，那么知人就是帝王所难的；尧舜的仁爱不能遍爱众人，那么安民就是帝王所难的。人心比山川更险恶，比知晓天道更难，那么人本来就不容易了解，能知人然后才可以称为明智；夏日暑热多雨，小民只说怨恨叹息，冬日严寒，小民也只说怨恨叹息，那么百姓本来就不容易安抚，能安民然后才可以称为仁惠。”

皋陶说：“啊！也有九种德行，也说要考察有德行的人。于是说：‘载，采采。’”禹说：“这是什么意思？”皋陶说：“宽厚而严肃，柔和而有主见，谨愿而恭敬，善治而谨慎，顺从而坚毅，正直而温和，简略而有棱角，刚强而充实，刚强而合乎义理。彰显那些有恒常德行的人，吉祥啊！”

张氏说：“载，是事；采，也是事。载作为事，见于事情已经成功而施行；采作为事，见于事情尚未成功而有所作为。载、采，采者，是说他所做的事曾经做过某事，这是可见的行为。以此来知人，那么人的真情与虚伪、是与非，就没有能逃脱我明察的鉴照的了。”

无垢说：“从宽到强，都是上天赋予的本性；从栗到义，都是学问的力量。任凭本性而行，必定会有大过错，用学问来辅助，就成就了有用的德行了。五谷的本性，可以救济饥饿而滋养元气，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如果任由它们自生自成，那么稂莠会侵害它们，螟螣会残害它们，水旱灾害会使它们干枯或泛滥，那么谷实就不能成熟，与普通的草一样了。只有按时耕耘，谨慎地除去害虫，水多就疏导它，不让它潮湿，旱了就滋润它，不让它干涸，施肥使土壤肥沃，使脉络润泽，深埋种子使根本生长，然后才能结实饱满，坚实美好，千仓万箱，用来祭祀上帝，祭祀祖先，宴请宾客，供给老幼，共同享受终年的饱足。德行也是这样，完全委之于天而不用学问来辅助成就，终究会成为不成材的人，无可效法的士人，真是可惜啊。这就是为什么宽厚必须用严肃来涵养，直到刚强必须用义理来涵养，然后才能成为全才。用学问来辅助，就是所说的诚信遵循他的德行。”又说：“宽厚像刘宽，柔和像冯道，谨愿像胡广，善治像朱博，顺从像王世充，正直像汲黯，简略像李广，刚强像郅都，刚强像董宣，都是委之于天而不用学问来补救，用圣人的标准来衡量，都不能说没有罪过。宽厚而严肃像郭子仪，柔和而有主见像陈子昂，谨愿而恭敬像段秀实，善治而谨慎像龚遂，顺从而坚毅像诸葛亮，正直而温和像李泌，简略而有棱角像马援，刚强而充实像颜真卿，刚强而合乎义理像李固，都是用学问来辅助，所以都有可观之处。如果天下得到这几位公卿，在朝廷中，难道还担忧治理不好吗？”

范氏说：“宽厚而严肃，本性宽厚而能庄重严肃。宽厚的人容易失于太迟缓，所以能庄重严肃，才是德行。柔和而有主见，本性柔和而能有主见。柔和的人容易失于懦弱，遇事未必能坚持，有主见才是德行。谨愿而恭敬，谨愿就是谨慎。本性谨慎的人容易失于迟钝，必须能恭敬谨慎，才是德行。善治而谨慎，乱，就是治。能治理混乱的事情叫做乱。能治事的人或许倚仗才能轻视事物，心中不庄重恭敬，治理而能谨慎才是德行。顺从而坚毅，扰，就是顺。果决叫做毅。性和顺的人容易失于没有决断，所以顺从而能坚毅才是德行。正直而温和，正直的人容易失于刚直揭短，所以正直而能温和才是德行。简略而有棱角，简，就是大。廉谓有棱角，像物体有棱角叫做廉。本性简大的人容易失于不谨慎小节，不修养棱角，所以简略而能廉才是德行。刚强而充实，塞，就是实。刚强的人能决断，容易失于空疏，内心充实，不成为虚刚才是德行。刚强而合乎义理，强的人无所屈服，强而无义必定有害，刚直的人行动必定合乎义理才是德行。这九种叫做九德。彰显那些有恒常德行的人，吉祥啊！彰，就是明。吉，就是善。人君使用九德，必定彰显有恒常德行的人而使用他们，然后才是善。如果宽厚的人常常能庄重严肃，柔和的人常常能自立，久而不变，叫做有恒常。使用有恒常的人就吉祥，使用无常的人就凶险，所以说吉祥啊。”

黎氏说：“一句话穷尽了天地的道理，这就是中。九德，是中的根本，皋陶的话，深于根本。宽舒的人，戒在于驽钝迟缓，所以用庄重来对抗；栗慤愿的人，戒在于愚昧粗野，所以用恭敬来修饰；肃柔懦扰顺，就会放纵邪恶，没有决断，所以用成立来激励，用严毅来约束；直而不温和慈爱，其过失在于激切揭短；乱而不谦逊谨慎，其过失在于矜夸；简而无棱角，其过失在于傲慢放肆；刚而不充实，其过失在于固执违逆；强而不由义，其过失在于抗暴。九德都具备而没有一种过失在其中，这就是圣人。天下的首要事务，不过就是所谓知人安民。能知人，就能安民了。然而天

译在下位的人，贤良与不贤良在于内心，而衣帽、言语、容貌都是人所共有的，我凭什么识别贤良而任用他呢？也就是在于行为具备九种德行罢了。人拥有这九种德行，就像身体拥有耳目手足一样，缺少一样，就不能算是完整的人，然而这些都是从内心发出的，而不是从外部进入的。

译每天宣扬三种德行，早晚勤勉明察，就能治理好家族；每天严肃恭敬地奉行六种德行，就能治理好邦国。无垢先生解释说：“一个家族内部，如果有具备三种德行的人来辅佐，那么协调内外、接待上下，必定刚柔得其所，缓急合其宜。至于遇到难以处理的事情，必定能曲折周旋来应对；遇到突然发生的变故，必定能随机应变、合乎情理来对待。这是因为具备三种德行的人，性情器度中和详审，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然而，如果不是我每天宣扬他们、早晚勤勉明察他们，他们的德行功用又从哪里显现出来呢？”又说：“以礼制来约束，就严肃而不轻慢；以事务来检验，就恭敬而不懈怠；以内心来衡量，就敬慎而不疏忽。‘亮采’，是说信任并委托他们以事务。这样，那么具备六种德行的人都能充分施展他们的才能，一国的政事就能举行了。邦国，是诸侯、民众、社稷所系，朝聘宴享所出的地方。天子有命令，邻国有事务，大的关乎风俗的根源，小的涉及狱讼的委曲，其间事变非常，层出不穷。倘若没有中和之士来辅佐，那么缓急先后的施行，节文秩序的称量，应对机变而想要中肯，遇到变故而每每安定，谁能胜任呢！只有中和之人，深沉审慎而不浮躁，从容不迫而不紧迫，变故越多应对越奇妙，事务越多技巧越显现，一国的政事全在谈笑之间处理完毕。诸侯能不严肃恭敬地对待他们吗？能不信任并委托他们以事务吗？”

曾氏说：“用天下的才能为天下所用，那么使用天下就会有余力；用一己的才能为天下所用，那么为天下所用就会不足。因为作为天子，拥有天下的广阔，必须能尽用天下的才能，兼收并蓄，没有遗漏，然后才能成就天下的治理。所以必须任用这九种德行的人，从宽厚而谨慎到刚强而仁义，无所不容，无所不受。这就像所说的丘陵堆积泥土而变得高大，江海汇聚水流而变得广大，大人合并众力以成就公义。正因为用天下的才能，选拔为天下所用，那么即使天下再大，也不足以成为祸患。至于诸侯，因为他们的土地不像天子那样广阔，他们的民众不像天子那样众多，所以在九种德行中能用其六，就足以保全社稷、和睦人民了。卿大夫对于诸侯，又更小了，所以九种德行能用其三，就可以保全宗庙。这是说所处的形势有广狭，那么所用的人也有多寡。”

广泛接纳并施行，九种德行的人都在任职，俊才在官位，百官互相效法，百工顺应时宜，顺承五行之辰，众功就能凝聚。

无垢先生说：“广泛接纳，是兼收并蓄的意思；施行，是各自随其德行来应对变故。这样，九种德行的人就各尽其才来效忠职守，所以在官位上的都是俊才，而没有猥琐卑劣之人；作为百官的，有互相效法的风气，而没有倔强好胜的姿态；作为百工的，因时建立事业，而没有怠惰苟且之心。这样，刚柔适中，缓急有序。没有事的时候，朝廷上有肃穆的风气；有事的时候，议论思虑之际有从容的妙处。事情中其法度，会逢其适宜，春天的治理不施行于秋天，离卦的治理不兴起于坎卦。像吕氏《月令》所说的，那么就是顺承五行之辰而众功凝聚了。”

胡氏说：“所谓顺承五行之辰，就是五行的时辰。水火金木土，在地上就是物，在天上就是时，顺承其时来抚育，那么五物都足以成就其材而发挥作用。所以仲春砍伐阳木，仲夏砍伐阴木，这是顺承木辰；季春取火，季秋纳火，这是顺承火辰；司空按时考察高下之地，这是顺承土辰；秋天修筑徒杠，春天疏通沟渠，这是顺承水辰。用春秋出纳火，那么金的事就可以知道了。然而水与土、金与火的事多相合，是因为它们相待而成功，相资以为用。所谓抚育，就像抚育万物的抚育，有爱心。五行的材，爱它则繁盛，虐它则凋残。不只是五行，凡物都是这样。如果郑国发生火灾，那么火就不被抚育了；铸造不是其人，那么金就不被抚育了；鲧堵塞洪水，那么水就不被抚育了；斧斤不按时节，那么木就不被抚育了。那么为什么说辰呢？从甲到癸叫做日，从子到亥叫做辰。日，是阳；辰，是阴。《尧典》说敬授，那是君道，所以说时，时是日运行而成的；这篇说九德，那是臣事，所以抚说辰，辰是五行运行而成的。”

薛氏说：“古代善于言辞的人，忘掉言辞而取其意，所以言辞没有不通的；后来的学士，拘泥于言辞而责求其实，所以多疑，多疑所以多说‘天子用九，诸侯用六，大夫用三’，言辞不得不如此，其实未必是这样。孔子说：‘天子有争臣七人，诸侯五人，大夫三人。’假使诸侯有争臣七人，难道能说是僭越天子吗？所以观书的人，取其意而已。”

吕氏说：“广泛接纳并施行，看见人君像天那样无不覆盖，像地那样无不承载。不以一己的才能为才能，而合并天下的才能为才能，收纳接受于一己，而又散布于天下。只有九种德行的人都在任职，然后才可以说俊才在官位。”

不要教人安逸纵欲以治理邦国，要兢兢业业，一天两天就有万种防备。

无垢先生说：“天下的事，没有一件事不出于天的。有这种事

译必定要有这些官职，因为官职是用来代替上天治理事务的。一个官职空缺，就有一件事务缺失；一件事务缺失，那么上天所委托的事务就有不能推行的。人君代替上天统治天下，能让这些事务不能推行吗？上天事务的推行，在于官职得到了合适的人选；官职得到合适的人选，在于人君真诚地遵循自己的美德。真诚地遵循美德，在于对隐秘之处保持警戒恐惧，防止过失。这就是皋陶之所以说“要战战兢兢、小心谨慎，每一天每一日都要防止千万种过失”的原因。过失，是行动中的偏差，警戒恐惧正应当在此处。在行动上稍有懈怠就是安逸，在行动上稍有疏忽就是欲望。安逸和欲望的征兆萌发于内心，暗中蔓延于天下，这等于是在教导天下人追求安逸和欲望。天下人追求安逸和欲望，难道还能期望得到具备九种美德的人才吗？像这样，治理上天事务的人就没有了；治理上天事务没有合适的人，就会发生大乱。皋陶说这些话，是为了深刻地说明作为人君不可以不真诚遵循美德，以感化并改变天下人心。

译司马光说：“‘防’这个字，就是防备的意思，是说应当对万事的隐患保持警戒和畏惧。对于水的防范，捧一把土就能堵塞；等到水势盛大时，就能淹没木石，吞没丘陵。对于火的防范，一勺水就能扑灭；等到火势盛大时，就能烧焦城邑，焚毁山林。所以在隐患初起时就加以治理，那么用力少而成效大；在事态盛大时才去治理，那么用力多而成效小。因此圣明的帝王，都在恶念尚未萌发时就将其消弭，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就将其平息，天下暗中蒙受恩泽，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周易》坤卦初六爻辞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就要到了。’霜，是寒冷的开始；冰，是寒冷的极致。坤卦初六，在音律上对应林钟，在历法上对应建未月，阳气正盛，而阴气已经萌生，万物还没有察觉。所以圣人谨慎地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就要到了。’意思是说，作为君主，应当在恶行尚未形成时就将其断绝，在动乱尚未酿成时就将其杜绝。《系辞》说：‘懂得防范，其神妙啊！’君子懂得防范与彰显，懂得柔顺与刚强，万民所仰望的，就是这种道理。”

陈氏说：“一天之内，细微的隐患，积累起来可能有千万分之一。如果不谨慎，哪怕有一丝一毫的不畏惧，那造成的损失岂能估量？兢兢，是谨慎的意思；业业，是畏惧的意思。”

不要使官职空缺，上天的工作，由人来代理。上天规定了常道，勉励我五典，使之敦厚啊！上天规定了秩序，由我来制定五礼，使之有用啊！共同恭敬，协调谦恭，和谐衷肠啊！上天赋予有德之人，五服五章啊！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五刑五用啊！政事勤勉啊，勤勉啊！史氏说：依据天理来施行教化，那么代理上天工作的人就不能改变心意；顺应天道来施行赏罚，那么执行的人就不能懈怠意志。

上天的聪明，来自我们百姓的聪明；上天的明察与威严，来自我们百姓的明察与威严。通达于上下，拥有土地的君主啊，要恭敬啊！

无垢先生说：“想要知道天在哪里，从百姓身上就可以看到了。所以上天的聪明，就是百姓的聪明；上天的明察与威严，就是百姓的明察与威严。像这样，百姓的听闻和看见，就是上天的聪明；百姓的欢喜和愤怒，就是上天的明察与威严，怎么可以欺骗呢！共同恭敬，协调谦恭，和谐衷肠，就知道典礼符合天道；政事勤勉啊，勤勉啊，就知道赏罚符合天道。其感应如此，怎么可以欺骗呢！汇集天下的听闻和看见作为聪明，汇集天下的欢喜和愤怒作为明察与威严，那么天之所以为天也就可见了。如果心中有一丝一毫的私意，那就不是天了。”又说：“汇集天下的听闻和看见作为欢喜和愤怒，汇集天下的欢喜和愤怒作为刑罚和奖赏，其聪明和明察威严如此，能不恭敬吗！卑贱的庶民，尊贵的天子，都以此对待罢了。大概职位有上下，道理没有上下。道理所在的地方，即使是平民也可以感动上天；道理所排斥的地方，即使是天子也称之为独夫，这是因为天道无私，汇集天下的听闻和看见作为欢喜和愤怒，汇集天下的欢喜和愤怒作为刑罚和奖赏，不因为贵贱而改变心意。那么拥有土地的君主，独自依靠什么呢？所依靠的只有恭敬罢了。”

张氏说：“抬高眼睛，低下耳朵，这是上天的聪明。它之所以聪明，是因为依靠百姓的聪明罢了。善人给予福报，淫邪之人给予灾祸，这是上天的明察与威严。它之所以明察威严，是因为依靠百姓的明察与威严罢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那么它的聪明依靠百姓就可以知道了。百姓所趋向的，上天所给予的；百姓所离去的，上天所剥夺的，那么它的明察威严从百姓那里就可以知道了。对于天说明察威严，对于百姓也说明察威严，大概天不忌讳没有威严，对于天说威严，那么威严就可以知道了，对于百姓说威严，那么畏惧就不足道了。然而百姓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其性命之理与天合一，那么其好恶取舍未曾与天违背。圣人知道是这样，所以从百姓的聪明来叙述常道、规定秩序，那么典礼就不违背百姓的本性；从百姓的明察威严来任命有德之人、讨伐有罪之人，那么赏罚就不违背百姓的心意。圣人顺应百姓，就是顺应上天。然而上天的明察威严，难道选择贵贱而施加吗？所以说通达于上下。像这样，拥有土地的君主不可不恭敬，所以说拥有土地的君主啊，要恭敬。”

皋陶说：“我的话温和，可以切实推行。”禹说：“是的，你的话切实可以取得功绩。”皋陶说：“我没有别的智慧，思考说：赞美、辅助、成就罢了。”

无垢先生说：“孔子说：‘圣人我就不能做到了，我学习不厌倦，教导不疲倦。’不厌倦、不疲倦，就是赞美、辅助的意思。《中庸》说：‘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这是说天之所以为天。‘文王之德之纯’，这是说文王之所以为文王。纯亦不已，不已，是天、是文王、是孔子的不厌倦不疲倦、是皋陶的赞美辅助。商汤的盘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思考说：赞美、辅助、成就，那么真诚地遵循他的德行，不停止而德行日益更新；再不停止，就日日更新了；再不停止，就又日日更新了。苏东坡说：‘赞，是进的意思；襄，是上的意思。’皋陶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其他的，思考日夜进取罢了，知道进取而不知道退步，知道上进而不知道下退。’”

益稷

无垢先生说：“益和稷未曾有一句话，却用他们的名字作为篇名，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史官的意思。认为禹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益、稷同心辅佐他。同心赞襄，得以用他们的名字作为篇名，让后世的人知道功劳不必争夺，名声不必独占。如果怀着至公之心，共同完成天下的事务，像益、稷那样，在唐虞之时也不会被废弃，得以列

译在禹和皋陶之后，忌妒猜忌之心、刚愎自用之意，或许能稍微减轻一些吧！益辅助禹砍伐树木并献上易得的食物，稷辅助禹疏通河道并献上难得的食物、易得的食物。这两人与禹同甘共苦，共同成就了伟大的功业。两人的心意专一而没有隔阂，史官因为他们心意专一，所以用“益稷”作为篇名，并将其附在皋陶之后。

译帝说：“来吧，禹，你也畅快地发表意见。”禹拜谢说：“啊，帝，我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是每天勤勉不怠。”无垢说：“舜让禹也畅快地发表意见，禹看到舜喜好善道不止息的心，感叹说：‘美好啊！这是喜好善道的心。然而皋陶的言论已经说到极点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是每天勤勉不怠，实行我平生所学所得，在于克服艰难的话语罢了。’”我读到这里，才知道圣贤的心如此一致。又说：“禹的功绩就是舜的功绩，舜不在禹之外另外寻求功绩；皋陶的谋略就是舜的谋略，舜不在皋陶之外另外陈述谋略。至于禹的心就是皋陶的心，所以不觉得谋略在皋陶那里而好像在自己这里；皋陶的心就是禹的心，所以不觉得功绩在大禹那里而好像在自己这里。”包氏说：“君臣间都俞相劝诫，一起唱和诗歌，他们的功绩深远，他们的言论精粹，所以记录为谟，《大禹谟》、《皋陶谟》就是如此。《益稷》则不能称为谟，然而稷担任后稷，益担任虞官，进献解决粮食匮乏、提供新鲜食物的方法，努力调剂有无，他们的功绩巨大。有德行而称为谟，有功绩而不称为谟，不也很明显吗？”

皋陶说：“唉！怎么样呢？”禹说：“洪水漫过天空，浩浩荡荡包围山岳冲毁山陵，下民陷入困境。我乘坐四种交通工具，顺着山势砍伐树木，和益一起进献各种新鲜食物。我疏通九条河流直到四海，深挖沟渠直到河流，和稷一起播种并进献各种艰难时期的粮食和新鲜食物。努力调剂有无，变通囤积，众民才得以有粮食，万国得以治理。”皋陶说：“好啊！你畅快地发表了言论。”

张氏说：“昏，是说人性迷失；垫，是说身体虚弱。百姓昏沉垫陷如此，圣人怎么能坐视百姓遭受祸害，而不为此担忧呢？这就是禹之所以每天勤勉不怠，以至于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天下的溺水之人，就像自己溺水一样。”

吕氏说：“我乘坐四种交通工具，就是旧注所说的水行乘船，陆行乘车，泥行乘輴，山行乘樏。顺着山势砍伐树木，以观察水势，于是和益、稷一起播种艰难时期的粮食，进献新鲜食物。鲜，是鸟兽的食物。当水土未平之时，田地沼泽被堵塞，完全未能播种，所以只进献新鲜食物。等到水渐渐平息，百姓播种仍然艰难，所以称为艰难时期的粮食，也就是所说的谷粟之类的食物。因为艰难，所以用鸟兽的食物相兼。当洪水未平，天下道路隔绝不通，所以天下的物资，有的地方充积，有的地方全无。天生万物，想要养育天下，不能不均匀。化居，是变通其囤积，比如这里出产茶，茶必定有余积，所以把它运到出产盐的地方，让产盐的地方有茶，产茶的地方有盐，万物都如此，自然均匀充足，于是众民才得以完全食用粮食，天下都得到治理。这不是禹的夸耀之辞。禹在虞朝，是所谓不矜持、不夸耀、不自满的人。成功之后，应当他所经过的地方都能感化，而每天追求新的功绩，不嫉妒不贪求，有什么不好的呢？至于子路终身诵之，孔子却说：‘这是道吗，哪里值得称颂呢？’禹也是圣人，难道不知道这个吗？现在却列举他的功绩，好像矜持夸耀的样子，大概是因为治定功成，禹担心虞朝的臣子见他已成，而不知道他经营的艰难如此，所以自己说出来以常存敬惧之心。”

禹说：“啊！帝要谨慎对待在位的人。”帝说：“好啊。”禹说：“安定你的止处，只有防范和安康，他的辅佐正直，只有行动大应等待的心意，以明显地承受上帝，天将再次命令给予美好。”无垢说：“居于天子的位置，难道是容易的事吗？天命难以信赖，百姓难以保全，治中有乱，安中有危，能不谨慎吗？谨慎的方法如何？安定你的止处，只有防范和安康，他的辅佐正直，这是谨慎的方法。止是指心安之处，不愧屋漏，不欺暗室，戒谨不睹，恐惧不闻，心就安定了。虽然居于无人之处，常像十手所指，十目所视，怎么敢疏忽呢？然而祸患起于细微，变故生于仓猝，古人所以咏叹履霜之不早，告诫蔓草之难图，那么在安定止处的同时，又应当观察防范于将然。审证详细，果然安而无危，果然吉而无凶，果然治而无乱，就遵循礼而行之，因势而成之，这就是又说只有安康的原因。然而自以为是，未必天下都以为是；自以为正，未必天下都以为正。私意妄见，害人多了，这就是希望有正救之臣，而想要他辅佐正直的原因。只有正救之臣正直，那么天子说对，辅佐大臣说不对，我将审察他的话而从其所谓不对的；天子说可以，辅佐大臣说不可以，我将审察他的话而从其所谓不可以的。这样，就以心无愧，以变无忽，以事无谬，以天下之闻见尽白于上，就没有不快于心的人了。所以一动就合人心而大应，以等待我的心意了。人心既同，就显然上合天心，而明显地承受上帝，天将再次命令给予美好了。”

张氏说：“在位的人，是人君所与共治的人。与君子则治，与小人则乱。一有不谨慎其所与，则败乱随之。这是禹告诫舜，所以让他谨慎在位的人，想要他不轻率地得到人。”又说：“为人君的止于仁，为人臣的止于忠，为人父的止于慈，为人子的止于孝。禹告诫舜，让他”

译安汝止，大概是因为舜作为君主应当止于仁的缘故。仁者，内心宁静便能有所止定，安于其所止定的地方，就是安于仁罢了。人们不会在流动的水中照见自己，却能在静止的水中照见自己，只有止定才能使众人止定，那么作为君主的人，怎能不知道应当止定在哪里呢！只有设立防范，才能使人们知道防范的界限；只有达到安康，才能使人们安顿自身。防范是行动中的防范，只有设立防范，其智慧才足以明察；安康是安定的极致，只有达到安康，其行动才不会轻率妄为。安于你所应当止定的地方，既有防范又有安康，那么从我自身方面所做的就完备了。然而从我自身方面做的还不能没有过失，所以那些辅佐且正直的人，希望他们所辅佐的君主也是正直的。辅佐的人正直，那么君主的左右前后都是正人，作为君主就可以立于没有过失的地位了。像这样，君主在四方有所作为，而四方没有不盛大响应并顺从心意的。盛大响应，是听从号召而和应的意思；顺从心意，是预先领会意图而顺从的意思。只有行动能盛大响应并顺从心意，那么人们就归顺他了。人们归顺他，那么上天也就归顺他，上天归顺他，就是上天所眷顾授予的命，所以接着说“明显地承受上天的意旨，上天再次降下命令以赐福”。上帝，是指昊天上帝；天，是指在天上的众神。明显地承受上天的意旨，就是上天归顺他了；上天再次降下命令以赐福，就是天上的众神又接着重重地降下福佑。

译陈氏说：“《大学》的道理，在于达到至善的境界。知道所应达到的境界，然后心志才能坚定；心志坚定，然后内心才能宁静；内心宁静，然后身心才能安适。君主应止于仁爱，臣子应止于恭敬。既然知道了所应止的境界，那么无论反复颠倒，无非是仁与敬罢了。所处的职位不同，所面临的事务不一，但都有一个至善作为所应止的目标。反复始终，不忘记所应止的目标，然后才能心志坚定、内心宁静，进而达到身心安适。达到了安适的境界，那么天下的事情就不能改变他的所止。他防备祸患非常谨慎，他应对事物出于无心。防备祸患谨慎，这就是‘防’；应对事物无心，这就是‘康’。只有谨慎防备，嗜欲就不会在心中产生；只有从容安康，利害就不会在心中扰乱。嗜欲消除，而利害的扰乱不能侵入，那么凡是辅佐我的人，自然就会正直了。君主能做到谨慎防备与从容安康，而辅佐的臣子又正直，这样除非没有行动，一旦行动，天下就会大大响应我的意志，而没有违背我的人。这就是不言而信、信在言前的功用。像这样，不仅人响应他，上天也将赐给他美好的天命。”

帝说：“唉！臣子啊，亲近啊；亲近啊，臣子啊！”禹说：“是的。”

无垢说：“‘臣子啊，亲近啊！’是说这件事在于众臣与亲近之人的力量。又说：‘亲近啊，臣子啊！’是说这件事在于亲近众臣的力量。他的话反复急切，这是舜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当臣子与亲近之人共同修养，不可稍有懈怠。有众臣在外效忠职守，然后议论思考、进献意见的官员、侍奉左右的仆从才能尽忠，这是近臣需要众臣的意思；有近臣在内尽忠，然后众臣才能安心职守，这是众臣需要近臣的意思。又说：汉元帝、唐文宗都是勤勉求治的君主，然而元帝有一个萧望之却不能任用，反而信任石显；文宗有一个裴度却不能任用，反而依赖郑注、李训。一个是杀害贤者的过失，一个是甘露之祸，说起来令人叹息。难道不知道有舜做君主，有禹做臣子，竟然如此兴盛吗！”

张氏说：“‘臣子啊’，是从名分上来说的；‘亲近啊’，是从情谊上来说的。只注重名分就会疏离，只注重情谊就会防备。先王驾驭臣子，忘记名分而以道义相合，严明名分而以礼制规范，对外不至于疏离，对内不至于防备。这就是‘臣子啊，亲近啊；亲近啊，臣子啊’，舜用来告诫禹的话。‘臣子啊，亲近啊’，是说臣子应当亲近我；‘亲近啊，臣子啊’，是说这才是做臣子的道理。唐虞时代，上下同心，君臣同德，都俞赓歌，没有异心的人，就是遵循这个道理。”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精义卷八 宋 黄伦 撰

帝说：“臣子做我的股肱耳目。我想左右辅助百姓，你辅佐我；我想向四方施展力量，你去做；我想观察古人的法度，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制作绘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用五种颜色彰显施于五种底色，制作礼服，你明察；我想听六律、五声、八音，在于治理与怠慢，以出纳五言，你倾听。”戴氏说：“舜禹君臣相互告诫，成就无为而治，是多么详尽啊！以仁义为根本，用礼乐来成就它，所谓‘臣子做我的股肱耳目’，就是这个意思。‘我想左右辅助百姓，你辅佐我’，这是仁；‘我想向四方施展力量，你去做’，这是义。左右辅助百姓，没有仁不能做到；向天下施展力量，没有义不能实行。仁义确立了，就用礼来文饰它，所以于是观察法度、制作绘绣、制作礼服，让你明察；用乐来调和它，所以于是用六律、五声、八音，在于治理与怠慢，以出纳五言，让你倾听。”又说：“衣裳的制度，十二种章纹的区别，先儒纷纷议论不一，尤其不可不辨明。衣服都是青色的，下裳都是浅红色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这六种章纹，画在衣服上并会合在一起；宗庙的彝器、藻、火、粉、米、黼、黻，绣在细葛布上，作为下裳罢了。日月星辰用来彰显光明，山用来彰显仁德，龙用来彰显变化，而华虫是文明之物。圣人用光明治理天下，用仁德推行它，其作用虽然难以测度，而治理教化、刑罚政令灿然具备。用这些面对百姓，百姓会安适；用这些侍奉神灵，神灵会享用。所以这六种物象出现在宗彝上，又出现在衣服上。柔顺清洁可以进献祭品的，是藻；昭明齐速可以烹饪的，是火；米用来养人，粉用来润泽万物；至于黼，是用来表示决断的；黻，是用来表示辨别的。圣人藻饰治理的工具，粉泽王道的谋略，以养育天下，在于决断而能辨别，然后足以成就治理的功业，所以这六种物象出现在下裳上。只有天子具备十二种章纹。公爵从衮冕以下，没有日月星辰而有山龙，大概是九种章纹；侯爵从鷩冕以下，没有山龙而有华虫，大概是七种章纹；伯爵从毳冕以下，没有华虫而有虎蜼，大概是五种章纹；子爵从希冕以下，没有虎蜼而有粉米，大概是三种章纹；男爵则没有冕，下裳只有黼黻罢了，其章纹不值得称道。这种上下等级递减的制度，在周代最为详细。”

孙氏说：“从日月至华虫，这六种都画在衣服上，所以说制作绘绣，以效法上天。其数量为六，是效法上天的阳气之六律。”

译从宗彝到黼黻，这六种纹样都绣在裳上，所以说“絺绣”。絺绣，就是紩，指用紩刺的方法做成绣纹，以效法大地。其数量也是六种，是效法大地阴气的六吕。所以皋陶说：“五服五章哉。”郑玄注说：“五服，是指十二种纹样。”临川问：“宗彝是用来象征孝道的。象征孝道，为什么要取虎和蜼的形象呢？”文公说：“虎，代表义；蜼，代表智。用义来裁断事务，用智来明察事物，然后才能保卫宗庙，所以取虎和蜼的形象。”

译我若有违背，你们就辅正我，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又说后话。敬重四邻的臣子，那些愚顽谗佞的人或许会花言巧语，如果他们不守时命，就用爵位来明示他们，用鞭打来惩戒他们，用文书来记录他们，想要让他们一同生存啊。

无垢说：“我读到此处，才知道舜对群臣的要求如此深切。那左右近臣，在四方宣力，观察古人的形象来制作服饰，通过声音来察知治乱，出纳五言，这是舜的愿望。然而人不能自我保全，愿望在此却往往自我违背，有的怠惰倦勤，有的私见害公，有的谗言妨害正道，在这四件事上一旦有违背，就又希望臣下能匡正补救。然而君主势位崇高，生杀可畏，那些顾望怯懦的人，虽然清楚地知道君主违背本意是愿意纳谏的，却畏惧其刑罚威严，于是当面顺从其短处，退下后知道这样不对，只是说些后话来自我辩解罢了，这可以说是最大的不忠。舜体察臣下的情状，竟到了这种程度，可说是明圣了。”又说：“那臣邻之间，辅佐君主明听，不失去职责，至于君主自我违背，就尽到匡正补救的道义，这是贤人君子。如果辅佐明听，全都失职，等到看见违背，又不匡正补救，这就是愚顽谗佞的人。古人把心中不遵循德义的人称为顽，伤害善良的人称为谗。顽谗的人，心中背离正道，必定认为舜的愿望是不对的，口中生出浮言，必定认为舜的愿望有所阻碍，哪里会有辅佐明听匡正补救的心呢？舜对待他们也有方法。方法如何？用爵位来明示他们，使他们知道羞耻；如果不改，就用鞭打来惩戒他们，使他们知道悔改；如果还不改，就用文书来记录他们，使他们知道恐惧。之所以这样困厄他们，难道有别的原因吗？”

工官负责纳言，按时宣扬它。如果合乎正道就承受它、任用他，否则就用威严惩治他。

荆公说：“工官纳言，按时宣扬它，这就是所说的以乐教。合乎正道就承受他、任用他，既然教化而成，有德的人就承受他，承受他使他居位；有能的人就任用他，任用他使他任职。否则就用威严惩治他，教化而不顺从，然后用刑罚威严惩治。先王成就天下人才，到了这种地步，可说是极至了。”

禹说：“好啊！帝光照天下，直到海边百姓，万邦的贤才，都是帝的臣子。帝及时举用，广泛采纳言论，以功绩明辨众事，以车服酬庸。谁敢不让，敢不敬应？帝如果不及时，广泛同日奏事就没有功效。”

无垢说：“禹听到‘舜威之’的话，似乎有对有苗不顺从而立即征伐的意思，所以有‘好啊’的话。那愚顽谗佞之所以不格，必定是我有所未至，怎么可以立即用威严惩治呢？圣王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在于知道责己之道。如有苗逆命，帝知道德有所未至，广泛敷布文德，七十天有苗就格了。大概反省自己修养德性，积累到七十天，我的德日益更新，那么他的恶日益去除，这是感应之理。”萧氏说：“贤与不贤分明，那么人安于本分而没有竞争之心，所以谦让；名器不轻慢而不敢怠慢，所以敬应。如果不广泛敷布而大同，就是偏私亲近而贤者远离，所以日益进入无功。”

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慢游，做傲虐的事，不分昼夜地游玩，不顾水行舟，在家朋淫，因此断绝了他的世系。我惩创那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我不把他当儿子，只荒度土功。

无垢说：“舜是圣人，哪有傲慢呢？”说：“‘立即征伐有苗’，益就说：‘满遽威庶顽’，难道可以不称为傲慢吗？此心不止，必定变为虐，喜欢慢游，昼夜不息，直到不顾水行舟来延续其逸乐，想要在家朋淫来扰乱天常，都是傲慢不止的积累。傲慢不止，那么断绝世系的人，就是傲慢的影响。现在愚顽的不格，难道有招致这样的原因吗？我惩创傲虐的绝代，所以娶于涂山，不敢久安，过了四天就去治水。启呱呱而我不把他当儿子，过门而不入，心中所念，只荒度土功罢了。”

顾氏说：“尧作为父亲，而儿子的恶竟到了在家朋淫断绝世系的地步，为什么呢？难道尧的道不行于妻子吗？圣人对父子，先以恩而后以义。只有先恩而后义，那么儿子虽然不善，不至于忘记父子之情。丹朱已经不善了，尧如果督责惩创他，足以失去父亲的慈爱，而不足以使儿子归于正道。这是古人所以易子而教的原因。所以说：‘父子责善，是贼恩的大者。’又说：‘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尧也以其身的不幸，所以在不幸之中又有甚之，这固然是圣人明父子之际。虽然，大概也是文而过之。舜作为圣人至矣，而禹戒之以丹朱，为什么呢？这是所以见君臣之无间。舜圣矣，犹戒以丹朱，下而远者，其可以默哉！”

辅成五服，直到五千。州有十二师，外薄四海，都建立五长，各引导有功。苗顽不即工，帝其念哉！

胡氏说：“自畿甸到海隅，其地为几何？那么‘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了。由王公到黎庶，其众为几何？那么‘率土之滨莫

译（这已不是）“王的臣属”了。先王因为土地不能自我防守，必定划分土地交给他们防守；因为百姓不能自我治理，必定划分百姓交给他们治理。这就是划分内外来设立王畿，区别远近来设立五服，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先王建立万国，亲近诸侯，那么大国、小国，同姓、异姓，都不超出五服的范围，而辅佐成就王业，就达到了五千之数。大概在禹治水之初，野兽足迹和鸟类踪迹交错在中国境内，春天耕作秋天收获，有不能获得收成的人，那么天下曾经处于闭塞而不通达的状态，乖违而难以沟通。只有地平天成，人们得以在平坦的土地上居住，山岭治理好了，鸟兽的危害就消除了；河流治理好了，龙蛇的居所就远离了。那么以前所说的闭塞，现在就转变为通达；以前所说的乖违，现在就变化为沟通。朝见和会同，因此得以均衡；道里和贡赋，因此得以统一。用来颁布正朔，用来考核制度，没有不从此出发的。如果不是禹辅佐成就王业，还能有谁呢？大概违背我的意愿而辅佐我叫做“弼”，那么禹的功绩就有治理险阻使之平坦、转化危害使之有利之处了。然后每一州选择十二位诸侯作为师长，从而有所取法；五个国家建立一位诸侯作为长官，从而有所率领。使得内外相互联结，小大相互隶属，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运使手指，国家体制完备，政事没有不举行的，那么各自引导有功，就是它的成效了。”又说：“圣人凭借一人的身躯面对四海之广阔，众多地建立诸侯作为夹辅。然而所谓的诸侯，有百姓，有社稷，甲兵足以自卫，财赋足以自奉，如果不设立他们的长官，那么人各有心，国自为政。于是每一州各有师长，来掌管一州的诸侯；又设立州牧，承担一州的责任。那里的诸侯非常多，又设立他们的长官，让他们辅佐州牧而主持诸侯，使得大国比附小国，小国侍奉大国，那么上下相互维系，尊卑相互统属，没有人能违背了。所谓的州，大概是在要服的范围之内。”

译帝说：“引导我的德行，这时你的功劳就得以有序。皋陶正遵循这秩序，正施行象征性的刑罚，务必严明。”

张氏说：“顺着而行叫做‘迪’。‘迪朕德’是说天下的人都顺着舜的德行而行。舜认为天下的人都顺着他的德行，是因为你的功劳得以有序的缘故。‘乃功惟叙’是说九功得以有序。水火金木土谷得以修治，那么六府就得以有序；正德、利用、厚生得以和谐，那么三事就得以有序。六府得以有序，百姓就有恒定的产业；三事得以有序，百姓就有恒定的心态。既有恒定的产业，又有恒定的心态，那么他们顺从德行就是理所应当的了。”又说：“遵循九功的秩序而顺从的，应当奖赏；违背九功的秩序而不顺从的，应当刑罚。皋陶正施行象征性的刑罚务必严明，正是为了遵循九功的秩序。在这个时候，只有三苗顽固不遵循九功的秩序，如果不是那些遵循秩序的人，谁能明察刑罚来治理他们呢？”

夔说：“敲击玉磬，拍打琴瑟来歌唱，祖先神灵前来降临。虞国的宾客在位，诸侯们以德相让。堂下吹奏管乐，敲击鼗鼓，用柷和敔来起止，笙和镛交替演奏，鸟兽步履整齐。箫韶乐曲演奏到九成，凤凰前来应和。”夔说：“啊！我敲击石磬，百兽都跟着起舞，众官确实和谐。”

无垢说：“唉！舜朝廷的大臣，几乎如同同气而呼吸不同，同心而形态各异。大舜对于众多顽固和谗言的人，责备得太严厉，不知道自我反省；而禹却以修养德行谆谆教导，反复辩论，几乎几百句话，舜最终没有醒悟。如果不是这样，禹的言论，夔就用掌管音乐的事来进谏。意思是说众多顽固和谗言的人，都是舜有所感召而来的，怎么能不自我反省而修养德行呢！比如祖先神灵前来降临，虞国的宾客在位，诸侯们以德相让，那么堂上的音乐，敲击玉磬，拍打琴瑟，以及歌唱，有用来召唤他们的道理；鸟兽步履整齐，那么堂下的音乐，吹奏管乐，敲击鼗鼓，用柷和敔来起止，笙和镛交替演奏，有用来召唤他们的道理；凤凰前来应和，那么箫韶有用来召唤它的道理；鸟兽跟着起舞，众官确实和谐，那么敲击石磬有用来召唤它们的道理。音乐一旦进入中和的境界，随类感召就像这样，那么众多顽固和谗言的人不来归附，怎么能不自我反省而修养德行呢！夔所说的话，是为了成全禹所陈述的，从而开启舜的心智。禹、夔两位公，他们的心没有别的，只是在于此罢了。夔以音乐为言，那么又是显然可见的。比如祖先神灵难以降临，丹朱难以教化，鸟兽难以感动，凤凰难以感召，音乐一动，尚且使他们前来降临，使他们在位，使他们跟着起舞，使他们前来应和，就像拿着契约向人索取，没有不如其意的。如果我们的德行已经到达，难道会有像众多顽固和谗言的人那样不来归附的吗？舜可以没有疑虑了。”胡氏说：“治理安定制定礼仪，功业完成创作音乐，那么音乐的象征形成，由来已久。自从咸池、云门、大章的音乐创作出来，而舜沿袭它，那么韶作为音乐，尽善尽美而没有可以超越的了。然而音乐的度数不超过九成，而音乐的分类不出上下罢了。大概堂上的音乐，用来象征宗庙朝廷的治理，所谓敲击玉磬、拍打琴瑟来歌唱的就是这样；堂下的音乐，用来象征鸟兽万物的治理，所谓吹奏管乐、敲击鼗鼓、用柷和敔来起止、笙和镛交替演奏的就是这样。传书说：‘歌唱者在上面，是重视人声。’所以音乐以登歌为贵，那么凡是用来歌唱的，都是堂上的音乐。诗经说：‘既和谐又平和，依照我的磬声。’所以音乐以磬声为依据，凡是用来交替的，都是堂下的音乐。所谓交替，就是堂上、堂下的音乐交替演奏罢了，那么诸侯们以德相让、鸟兽步履整齐，不也是理所应当的吗？”又说：“戛击是起止的名称，不是玉器。所以把戛击当作柷敔的形状，经典中没有记载，汉朝初年以来学者相传都说：‘柷像漆桶，里面有椎柄，动而……’敲击它的旁边。敔形状像趴着的虎，背上有刻痕，敲击它来发声。音乐刚开始演奏，敲击柷来开始；音乐将要结束，敲击敔来停止，所以说用来起止。又说：“九成必定用箫，凡是音乐宏大但未完备，就演奏它的乐器中大的；等到完备，那么乐器中小的没有不举起的。《灵台》的诗说：‘贲鼓惟镛。’《有瞽》的诗说：‘箫管备举。’与此意思相同。箫作为音乐，完备了，小的没有不举起的。又因为它的形象像凤凰的翅膀，它的声音像凤凰的鸣叫。古诗说：‘凤凰啾啾，其翼若竽，其声若箫。’箫的形状声音，取象凤凰相匹而来。又说：‘有凤有凤乐帝之心。’箫，是声音中最细微的；凤，是事物中最难招致的。用至细的声音，招致至难的事物，不是在音乐的声音形容，快乐帝的心罢了。凤凰作为事物，鸣叫符合律吕，颜色具备五彩，天下治理就出现，天下混乱就隐藏。贾谊说：‘览德辉而下之。’这在舜的时候，以同类应和。‘鸟兽跄跄，凤凰来仪’，本来有区别。如果凤凰也跄跄，就不是它的应和。扬雄说：‘凤凰跄跄，匪尧之庭。’他懂得说话啊！箫韶必定以九成为限，韶出于可欲，是文乐；武出于不得已，是武乐。文为阳，武为阴。阳的变化止于九，阴的变化止于六。凡是音乐每一次变化为一成，所以韶以九成，武以六成。又说：“楚狂接

译在“舆歌而过孔子”之前，（有人）说：“凤啊凤啊，为何德行如此衰微！”这大概是孔子自叹“凤凰不来，我这一生也就完了”吧。圣人的出仕或退隐，关乎天命的运行，也是天下治乱的根本所在。又说：周公对召公说：“在上位者勤勉而不松懈，年老有德者德行下施，我就能听到鸣鸟之声。”这是说，在上位者勤勉不懈，就足以引导臣下；在下位者德行下施于民，就足以成就君主。舜之所以能在上位无为而治，禹、皋陶之所以能乐于竭尽忠心，正是因为他们一唱一和，都契合了治国的正道。凤凰成双而来，实在就是在这个时候。周公以禹、稷的责任要求自己，以舜的德行期望成王，大概也有这样的用意吧？

译帝于是作歌说：“敬慎上天的命令，在于把握时机和细微之处。”接着又唱道：“辅佐大臣们欢喜啊！君主兴起啊！百官和乐啊！”

无垢先生说：“人间的事务都是上天的命令，修明人事就是敬慎天命，并非在人事之外另有天命。用威势对待那些顽固不化的人，这是人事没有做到位；人事没有做到位，就是忽视天命。修明德行来感化那些顽固不化的人，这是人事做到了极致；人事做到了极致，就是敬慎天命。‘敬慎’就是端正的意思。人事是否修明，应当在时机和细微之处去考察。顽固不化的人不被感化，这是应当敬慎天命的时候，如果用威势等待他们，就失去了天命所要求的时机；顽固不化的人不被感化，这是应当敬慎天命的防备之处，如果用威势等待他们，就失去了天命所要求的防备。失去时机就会有后悔，失去防备就会有大祸。在时机与防备之间，哪里可以忽视呢！”又说：“天下的道理，一处明白了，万理就都明白了；一处昏暗了，万理就都昏暗了。舜因为禹、夔的进言，才领悟到万事都源于自己，所以百官和乐，于是断定这是因为君主兴起，不再怀疑。又领悟到君主的兴起，是因为辅佐大臣欢喜于开导君主，他对禹、夔的深切期望，哪里会有尽头呢！”

周氏谌说：“古代君臣相遇，没有像舜、禹、益、稷、皋陶那样亲密的。当时在朝廷上议论政事，敞开心扉，流露真情，上下之间没有丝毫隔阂。君主的美德，称赞自己的善行，应和着表示赞同；直言忠告，无所忌讳。不仅仅是像父子兄弟那样亲近，和睦协调，各自进献谋略。这不仅仅是圣贤的相遇，而是至诚之心将他们联结在一起。因此他们共同考虑世事深远，忧虑百姓长远，心意恳切叮咛，毫无保留。”蒲氏宗孟说：“上天之所以任命人君，不仅仅是随便给予他天下的奉养；人君之所以敬慎端正天命，不仅仅是为了利于天下的供养。上天任命人君，关键在于不辜负上天所赋予的；人君敬慎端正天命，关键在于不违背上天所作为的。所以能使天下安宁无事。像这样，哪里有深远难懂的事迹、变化不可知的道理？一句话就可以说尽的，只在于顺应时机，只在于谨慎防备罢了。天下的事，有比天时更大的吗？不违背天时，风雨顺遂，冷暖适度，日月光明，各种征兆明显，天地的和气就感应了。天下的事，有比细微防备更深的吗？不忽视防备，裂痕关闭，萌芽消除，小虫的祸害除去，坚冰的灾祸就不会到了。时机在于天，细微在于人。敬慎那属于天的，敬畏那属于人的。因此人君的政令，如果有一点相违背，阴阳就会乖谬，寒暑四季就不能正常，百姓将遭受祸害，作为君主怎么能不敬慎呢！”

皋陶拜手叩首，高声说道：“要思念啊！率领众人兴办事业，谨慎你的法度，恭敬啊！屡次省察你的成效，恭敬啊！”

临川先生说：“皋陶承接歌声来告诫帝舜，有说‘屡次省察你的成效，恭敬啊’。大概开始好并不难，难的是结束好，能够屡次自我顾念成功的结果，那么治理就不会至于混乱，安定就不会至于危险。”孟子说：“一次游玩一次游乐，成为诸侯的榜样。”这是游玩游乐人所不能避免的。君子不是不游乐，游乐到了安逸的地步，就不可以了；君子不是不游玩，游玩到了盘桓的地步，就不可以了。这就是太康因为安逸游乐盘桓，而至于失去国家的原因。

于是继续接着歌唱说：“君主英明啊，辅佐大臣贤良啊，百事安康啊。”又唱道：“君主琐碎啊，辅佐大臣懒惰啊，万事败坏啊。”帝舜拜谢说：“是的，去吧，要恭敬啊！”无垢先生说：“皋陶欢喜舜的醒悟，不知不觉说出了这些话，是为了顺承成就舜敬慎天命的美好心意，而又使之坚固不变，使之远大不息。至于继续唱舜关于辅佐大臣的歌，以至于不停止，这又是皋陶要求舜自我反省并修养自己。他歌唱的意思，是说辅佐大臣贤良，百事安康，实际上是因为君主英明，所以贤良与安康是人君明德的效验。又说辅佐大臣懒惰，万事败坏，实际上是因为君主琐碎，所以懒惰与败坏是人君琐碎的效验。那么顽固不化的人不被感化，是谁的过错呢？而仅仅想用射侯、鞭打、记录、威刑来使他们恐惧，也近乎苛细琐碎了。不如退而修明德行，知道懒惰与败坏都是我琐碎所致，贤良与安康都是我明德所致，那么修明德行怎么敢停止呢？大禹的心意、夔的心意、皋陶的心意，无非是让舜自我反省，舜只是恭敬地对待三人的心意而拜谢说：‘是的，从今往后，我敢不恭敬吗？’”

范氏说：“不英明的君主不能知人，所以致力于察访而多疑，想要以一人之身代替百官的职责，那么即使是圣智，也日力不足了。”温公说：“人君英明，那么百官就能得到合适的人；百官得到合适的人，那么众事就没有不美好的。人君琐碎没有大略，那么群臣就不尽力；群臣不尽力，那么万事就都败坏。”这两点，是治乱的最关键之处。

无垢先生说：“洪水滔天，九州无法分辨。禹想要治水，先划定九州的边界，然后顺着九州的群山，疏通九州的河流，使水重新回到原来的河道而流入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