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精义卷四十三　　　　宋　黄伦　撰

译人是根本。有国家却没有政治治理，就像有船却没有船桨；有政治治理却没有人才，就像有船桨却没有划船的人。既然如此，那么没有哪一件事不是政治。凡是端正自身并端正外物，发布号令，建立纲纪，高兴时给予庆赏，愤怒时施加刑罚威慑，这些都是为了实行政治。如果不能得到人来辅佐，那么政治就无法独立存在。既然如此，建立政治的根本方法，其要点就在于得到人才。

译吕氏说：“《无逸》和《立政》都是周公用来告诫成王的，这两篇实际上互为表里。《无逸》讲的是人君修养自身的方法，《立政》讲的是人君治理天下的方法。将两篇合起来看，就是所谓贯通内在修养与外在治理的道理。修养自身的纲领在于不敢荒废懈怠、贪图安逸，治理天下的纲领在于用人。然而从这两篇来看，为什么《无逸》在前，《立政》在后呢？大概是因为君主的心意先端正了，那么游猎、观赏逸乐、沉迷声色靡丽等事就无法侵蚀他。只有本源澄澈清明，然后才可以谈论治理的方法，所以先作《无逸》，后作《立政》。”

立政

周公如此说：“恭敬地拱手叩头，禀告继承王位的天子大王。”于是全面地告诫大王，说：“大王身边的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周公说：“唉！美好的道理，知道忧虑的人太少了！”

无垢说：“‘用咸戒’的意思是，不只是周公在告诫。周公率领所有执掌事务的官员和有爵位的君子，没有不全面告诫的。大概考察古代，验证当今，探求先王的行事，咨询众人的议论，没有不是这样的，这是古今不变的真理。然而他们之所以全面告诫，究竟是为了什么事呢？”回答说：“在于谨慎选择左右的大臣罢了。百官之长叫常伯，就是三公那样的官；负责具体事务的大臣叫常任，就是六卿那样的官；准人，上自三公，下至百官，都以其为准则，就像现在的台谏官员一样；掌管衣物的叫缀衣，保卫的卫士叫虎贲。这五种人尊卑贵贱虽然不同，但都在大王的左右。大王以一人之身端坐于庙堂之上，早晚亲近接触的，无非是左右的人，怎么能让他们不是合适的人选呢？”又说：“拥有天下的人，关键在于建立政事；建立政事的关键，在于谨慎选择左右的大臣罢了。周公告诫成王，也不是凭空创立自己的学说。从尧舜传给禹汤，禹汤传给文王武王，文王武王传给周公，大概是有传承的。所以后面说：‘我姬旦已经接受了先人的美好言论，全部告诉年轻的大王了。’然而这个道理虽然美好，知道忧虑的人又有几个呢？”回答说：“美好的道理，知道忧虑的人太少了！”

张氏说：“况且丹砂所藏的东西是红色的，漆所藏的东西是黑色的。与好人相处，就像进入芝兰的房间，久了就闻不到香味；与坏人相处，就像进入卖鲍鱼的店铺，久了就闻不到臭味。那么大王左右亲近习用的臣子，虽然地位低微而且人数众多，尤其不可不告诫他们。”又说：“孟子说：‘尧以得不到舜为自己的忧虑，舜以得不到禹、皋陶为自己的忧虑。’那么古代的圣人没有不以得到人才为忧虑的。周公将要陈述夏、商得到人才的盛况，而希望成王以此为忧虑，所以用这些话来告诫他。”

萧氏说：大概君主对于臣下，有时只要求能力而不知道体恤辛劳，那就只是休息罢了；有时知道体恤辛劳而不要求能力，那就只是忧虑罢了。

吕氏说：“常任、常伯、准人，固然关系到天下的安危，自然应当告诫。缀衣、虎贲，只是侍奉保卫的仆从，为什么与常任、常伯、准人同等看待，而没有轻重之分？这是周公培养成王君德深厚的地方。大抵外朝的人，君主临朝时才能进见，而君主又见他们威望高、德行厚，对待他们尊严而不敢亲近。只有侍从仆役，早晚与他亲近，如果得到一个正直的人，一举一动、起居作息，潜移默化，必须达到圣贤的境界；如果有一个谗媚阿谀的人，早晚与他相处，就会丧失德行。为什么呢？缀衣、虎贲地位最卑贱，关系最亲近，所以不只是常任、准人要得到合适的人，虎贲、缀衣也必须得到合适的人。”又说：“立政的纲领全在用人，用人的纲领在近处早晚共处的人。为什么呢？气质之所以改变，习性之所以迁移，都在早晚共处的人身上。”

古代的人引导，只有夏朝才有室家大治，呼唤俊才以尊崇上帝。

无垢说：“这个道理虽然美好，知道忧虑的人很少。只有夏朝实行这个道理，所以说‘引导惟有夏’，这是列举三代来告诫他。夏后天下之所以强大的原因，没有别的，是因为能招揽贤才以尊崇上帝罢了。尊崇上帝的道理，不在于玉帛、祭品、牺牲、器皿，而在于招揽贤才罢了。为什么呢？招揽众多贤才于朝廷，王者与他们同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至于法度、纲纪、典章、文物，没有一项不符合道理，这就是所谓尊崇上帝。”又说：“君主善于修养自己心性的人，必定亲近君子，疏远小人，使左右前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以此来涵养我的诚心，这就是事奉上帝。这招揽众多贤才布满左右，就是尊崇上帝的道理。”

张氏说：“吁，是和顺啊！只有众贤的和顺，对内可以正心修身，对外可以和他们建立政事。尊崇上帝的道理，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引导知道诚恳谨慎于九德的实行，才敢告诫教导他的君主说：“恭敬地拱手叩头，君主啊！说：‘安置你的事务，安置你的牧守，安置你的准人，这才是君主啊。谋划当面任用，用大的训导德行，那么你就安置这些人。这三类安置没有义理的人。’桀的德行，只是你不任用往日的贤人，这就是暴虐的德行，没有后代。”

无垢说：“安置你的事务，就是常任；安置你的牧守，就是常伯；安置你的准人，就是准人。什么叫安置？回答说：让他们安居其位。必须是这样的人，让他居在这个位置上才安定啊。

译孟子说：“仁德的人应当处在高位，不仁德的人处在高位，就是把他的恶行传播给众人。”所以，必须能够论述治国大道、治理国家，调和阴阳，才可以担任常伯的职位；必须能够分工负责、统领下属，以此倡导九州，才可以担任常任的职位；言行必须能够成为世人的楷模，才可以担任准人的职位。这样才算尽到了为君的道理。大概为君的困难，没有比用人更难的。又说：“夏朝谋面任用大德之人，与商汤用人只凭自己判断，周文王、武王能够了解人的内心、明察俊才的心志，这些或许是一条道理。虽然如此，了解人的方法，尧认为很难，现在如果只凭自己的主观意见来用人，确实不可取。一定要既观察他做事的动机，又考察他做事的途径，再审察他安于什么，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反复地熟悉了解，然后任用他而不怀疑，这才是安置人才的方法。”又说：“义民，就是懂得道义的人。天地万事万物都有各自的道义，道义就是理。有的人以道义作为判断标准，这些都是只知道道义的一个方面，不足以穷尽道义。懂得道义的人，大概就是孟子吧？所以他说：‘义，是人的正道，凡是能够实行且符合理的，就可以称为义。’”又说：“暴虐的德行与义民，正是相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懂得道义的人一定不暴虐，而具有暴虐德行的人绝对不是懂得道义的人。请说说其中的缘故：懂得道义的人，他的举动，看似迂回却非常直接，看似缓慢却非常迅捷，看似难以实行却可以持久；而具有暴虐德行的人，一切都与此相反。”

译张氏说：“开启他们所未能理解的，通达他们所未能做到的，是用来引导他们的。肯定正确的而否定错误的，喜爱善良的而厌恶邪恶的，是用来使他们明辨的。以真诚对待他们，以信用任用他们，是用来使他们诚恳而顺从的。因为信任他们很深，所以称为‘忱’；因为信任他们很普遍，所以称为‘恂’。说‘忱恂’，那么对他们的信任就非常笃厚了。”又说：“夏朝的君主，之所以能够拥有宏大的功业而享受国家的安宁与荣耀，是因为三宅都是义民；夏桀继承禹、启之后，却不能做往昔禹、启那样的事，自取灭亡，是因为他的三宅没有义民。”

陈氏说：“夏桀不能效法往古来任用贤人，而所任用的都是残暴无德的人，怎么能有后代呢？”

吕氏说：“君主倡导，臣下应和，这是天地的大义。如果君主不能明察，臣下不能信任，君子贤者就会涵养并加深这种信任，不敢触犯未获信任就进谏的禁忌。为什么呢？因为坤道（臣道）是不应当率先倡导的。只有君主对九德的品行有深切的了解和信任，尽力号召贤才俊士在位，臣下承受这种美意，接续这种美好的意愿，才敢告谏教导君主。不是君主有率先倡导的举动，那么臣下也不敢告谏教导。”

还有成汤，升任王位，大大厘清上帝光明的天命，于是任用三宅，能够胜任三宅的职位；称举三俊，能够胜任三俊的职位。严肃地作为大的法式，能够任用三宅和三俊。他在商邑，用来协调商邑；他在四方，用来大大彰显德行。

无垢说：“陟，是升的意思。天下的道理，有罢黜就有升任。夏朝时，桀不爱民，所以天罢黜他而汤兴起；商朝时，纣不爱民，所以天罢黜他而武王兴起。汤和武王的兴起，本来不曾向天有所求，而天也不曾对汤和武王有所偏私。大概天地的大德叫做生，它保佑下民而设立君主，只是想要他们仁爱百姓罢了。人君如果不能体察天的意旨，而把不仁加于百姓，那么必定会有一位仁者出现。因此一罢黜一升任，即使是汤想避免，也是不可能的。”又说：“所谓的三俊，是常伯、常任、准人之中杰出的人。舜的时候，九官、十二牧，禹、皋陶就是其中杰出的人；汤的时候，伊尹、莱朱、仲虺等人作为辅佐，而伊尹就是其中杰出的人；文王的时候，济济多士都在位，节俭正直，而周公、太公、召公就是其中杰出的人。人君既然任用三宅作为股肱，又得到三俊作为心腹，那么任人的道理就完备了。”又说：“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那么心体就昭然明亮，映照万象。三宅三俊的心，全都显现在他的心中。所以成汤任用三宅，就能确实辨别三宅的职责；称举三俊，就能确实符合三俊的实质。那么人君对于声色货利，能不把它们看作毒药、仇敌，而努力屏除远离它们吗？后世的人君或许不能将其本性化，而有陷入声色货利的，何不戒慎于所看不见的地方，恐惧于所听不到的地方，而寻求使心回归正道的说法呢？像这样，能够任用三宅三俊，没有不行的。”又说：“天地有自然的理，万物有自然的义。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不夹杂私意，而顺从理的自然。所以他在商邑，用来协调商邑；他在四方，用来大大彰显德行。难道是向每个人展示，让他们看见德行吗？大概汤只是尽自己的心，来合一邑的人心，所以一邑的人一致称赞他的美德；尽自己的心，来修立法度、施政教于四方，而四方的人无不拭目观看他的盛德。”

林氏说：“桀有暴德，天命不宽恕；汤有明德，上帝享祭他。普天之下，不能独自治理；万般事务的繁杂，不能遍览。必须在于委任贤才，防止他们在位，分派职事率领下属，各当其能。这样之后，四海之远，都在我的眼目中了。大概人君以心治理天下，那么虽然安逸却有余力；以智巧驾驭天下，那么虽然劳累却不足。应当与贤者共同。”享有天位，享用天禄，然后才能上当天意。又说：严，是尊敬而不敢怠慢；式，是效法而不敢违背。说成汤能够任用三宅三俊的人，是严是式。他在一个邑，那么利益在一个邑；他在天下，那么利益在天下。什么措施不可行？什么任用不适宜？大概人君任用贤人，出于你而回报于你，用在此处而利在彼处，功效看似微小而效果却极大。从前汉武帝不戴帽子不见汲黯，明皇临轩送姚崇，这是严的意思。汤对于伊尹，学习之后才以臣礼相待；傅说对于高宗，“我只有能够践行你的教诲”，这是式的意思。一个达到在民众中建立中正，万邦都归附；一个达到四方之内，都仰慕我的德行，就是这样。

唉！至于受（纣王），德行强横，只以刑罚残暴的人与他的国家同流，只以惯于安逸享乐的人与他的政事同流。

张氏说：“羞刑暴德，是残忍的人，与他同于国家，那么虐待百姓而最终导致失去国家；庶习逸德，是怠慢疏忽的人，与他同于政事，那么败坏事务而最终导致失去政事。纣王的德行已经昏乱，而又支持他不停止，这就是强横。正因为强横，那么他所交往的不是合适的人，这就是他灭亡的原因。”

陈氏说：“羞刑暴德的人，同于国家，是虐待百姓；逸德的人，同于政事，是政事不能建立。汤的

译三俊，到了商纣王时期就混乱了。」

译帝恭敬地惩罚罪人，于是派遣我大夏之人，使商朝承受天命，统治万民。还有文王、武王，能够深知三宅之臣的心意，明察三俊之臣的心意，以此恭敬地侍奉上帝，确立百姓的领袖。

林氏说：“颐卦的时义非常重大！说的是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养育贤人并推广到万民。养育贤人虽然出于圣人的能力，但究其功效，无非是上顺皇天的心意，下顺百姓的心意罢了。虽然如此，君主用人，如果不知道他们的心意，只是授予他们职位，委任他们事务，那么不荒废职守的人就很少了。孟子说：‘看见就能知道。’然而看见的，或许知识有所不能穷尽。文王武王因为得到了三宅三俊的心意，所以能得民心；得了民心，然后得天心。人心既已喜悦，天意自然明白。大概天的聪明，来自百姓的聪明；天的听视，来自百姓的听视。那么得天在于得民，得民在于得贤。所以夏朝尊崇帝，商汤大力治理，周朝恭敬侍奉，其道理是一致的。而周公所称引的，各自随情况不同，大概是为了互相阐发。”张氏说：“眼睛所见的，心里有所不知。看见的，是眼睛；知道的，是心。看见的，是外在；知道的，是内在。那么明察，又未达到能够深知的地步了。对于三宅说‘能够深知他们的心’，对于三俊说‘明察他们的心’，这就是区别。文王武王能够深知三宅之臣的心，明察三俊之臣的心，那么与他们共同治理的人，都是贤能之人。这就是能够共同有所作为，以恭敬侍奉上帝。恭敬侍奉上帝，那么上足以奉行天道。”

设立官职，任人、准夫、牧，作为三事之官。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烝、三亳、阪尹。

无垢说：“有德行的人必定设立官职，设立官职的人不可不得到合适的人，这是古今共同知道的。至于得到合适人的关键，又在于君主处心积虑之间，只有周公一人知道罢了。君主处心积虑，一旦不正，那么在朝的都是小人。朝中多君子，那么政事不期而自立；朝中多小人，那么政事日渐趋向荒乱。这本来是不变的道理。”又说：“大概天下的人常常急于了解别人，却苦恼于不了解自己，曾不知道不能了解自己却想要了解别人，就像倒退着走却想前进一样。能了解自己的人，没有不了解别人不精到的。文王武王检察他们的心，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欲遮蔽他们的聪明视听，大概是有素质的。所以周公所称引的，特别举出他们知道三宅的心，看见三俊的心，那么文王武王的德行就可以知道了。”

吕氏说：“古人治理天下的规模，不仅是一时的公卿有合适的人，求贤的心就停止了。而且像商汤固然有许多人，又必须广泛寻求贤能，只有这样，治道才能接续无穷。到这里周公又告诫成王设立官职时，凡在位、在职的大小人都应当一一留意选择区别，所以列举了许多吉士。大概与六卿之人，或大或小杂举，说了许多。虽然他们的才能固有大小，德行固有浅深，但都必须是吉人。才有一个谗谄面谀的人存在于其中，就会为害，正如万顷良田，有一粒稊稗，就会蔓延。”

文王能够端正自己的心，于是能够设立这些常事之官、司牧之官，以选拔有德行的贤人。无垢说：“文王司牧之官都有贤德，司牧之官有贤德，那么文王的德行就可以看见了，这就是天命所以归附他的原因。天命所归，必定得到贤德之人，因为他们聚集了间气，绝异于人，天也不能轻易舍弃我。唐虞之时，所谓贤德的人没有超过尧舜的，所以天命必定归于尧舜；夏商之时，贤德的人没有超过禹汤的，所以天命必定归于禹汤；到了周朝，贤德的人应当没有超过文王武王的，天命如果舍弃文王武王，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了。因为圣人的话，所以不曾有所必定，而《礼记》说：‘大德者必受命。’难道不是知道这个道理吗？”

文王不兼管庶言、庶狱、庶慎，只有司牧之官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不敢过问这些。

无垢说：“百官都有职事，只有君主没有职事。百官各自率领他们的属官，修任职事以奉侍一人，所以君主独自没有职事。然而朝廷的尊贵，四方的遥远，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必须得到合适的人，尽心修任职事，而没有愚懦不肖的人混杂其中，这又是君主的职事。君主自有君主的职事，所以不兼管百官的职事。百官的职事，大的有三：叫庶言，凡是朝廷议论都是；叫庶狱，凡是万民狱讼都是；叫庶慎，凡是天下几事都是。这三者在天下，其来源无穷，而一人的智虑有尽，以有尽的智虑应对无穷的事，那么即使竭尽一己的聪明，日昃不食，终夜不寝，孜孜以求其全，用来兼管庶言则可以，庶狱谁与治理？用来兼管庶狱则可以，庶慎谁与谋划？举其一则违背其二，得于此则失于彼，其最终必定至于天下之事一切颓败不振而后已。”

译况且，哪比得上豁然放下，而全部委托给百官去做更好呢？这就是周文王之所以不兼管各种言论、各种刑狱、各种谨慎之事，而只任用有司的牧夫，知道有司牧夫贤能的原因，这才是人主应当做的职事啊。」

译武王率领众人成就功业，不敢废弃他的义德，遵循谋划从容之德，从而共同承受这伟大的基业。唉！孺子已经称王了。从今以后，我们设立官员、处理政事、任用准人和牧夫，我们务必能够明察他们的善行，大大地使他们治理好政事，辅佐我们承受天命之民，调和我们的各种诉讼和谨慎之事，这时就不要有离间他们的人。从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都要推求那些具备美好品德的贤才，来治理我们承受天命之民。

无垢说：“夏禹因为举荐贤才而尊崇上帝，国家非常强盛，传之万世而不乱是可以的。夏桀一旦使用暴虐的德行，不久就败亡了。商汤因为大大地厘定上帝的重大使命，能够任用三宅三俊，四方都看到了他的德行，传之万世而不乱是可以的。商纣一旦使用施行酷刑和暴虐德行的人，以及那些习惯于安逸德行的人，不久又败亡了。至于周文王、武王，因为能够安顿人心，明察贤才的心意，于是能够恭敬地侍奉上帝，以至于左右、前后、内外、大小之臣，夷狄的首领，小国的长官，都有具备美好德行的人。这就是文王、武王的政治，崇高辉煌，他们的基业巩固不可动摇，所以能够共同承受这伟大的基业。从常人的角度来看，这真是万世不拔的基业，其安定如同泰山；但从圣人的角度来看，却像堆叠的蛋那样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夏、商的兴盛如此，等到他们败亡，只不过是因为一个桀、纣的昏庸暴虐就失去了。以文王、武王的基业，却由年幼的成王继承，这真是艰难啊！所以周公既说了禹、汤、文、武的兴起，又说了桀、纣的灭亡，又列举文王、武王的事迹来教诲成王，大概是因为列举近事比列举远事更好。远论夏、商的事情，不如近效我们的祖父，亲眼目睹而亲见。而且想要使成王惊惧警惕，所以先感叹来告诉他。”

唉！我周公已经接受了人们美好的言论，全都告诉了孺子王了。从今以后，文王的子孙，不要在各种诉讼和谨慎之事上出错，只有公正才能治理好它们。

林氏说：“文德是治理的根本，威武是治理的辅助。文德如同膏粱，威武如同药石。养生没有膏粱不行，治病没有药石不行。当天下已经富足充盈，已经治理成功，《既醉》歌颂太平，《鳬鹥》咏叹守成。论其时，是崇尚文德的时候；论其德，是崇尚文德的德行。怎敢在诉讼和谨慎之事上出错？只有公正才是治理，那么文德不可忘记。如果不以公正为根本，那么应当用文德时却用威武，应当用仁德时却用暴虐，这就是不知道公正了，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吕氏说：“大概诉讼关乎天下人的性命，所以文王必定明德慎罚。收聚人心、感召和气，都是诉讼；离散人心、感召乖戾之气，也是诉讼。所以前面既说了各种诉讼和谨慎之事，到这里又说。大概事情最重的地方就在诉讼，为什么呢？三代得到天下，只在于不喜好杀人；后世之所以灭亡，也只是因为断案不慎。只有在用狱的时候，培养起一人好生的德行，从此发扬光大，这样才能尽到君王的德行。”

自古以来的商人，以及我们的周文王设立官员、处理政事、任用牧夫和准人，就能够安顿他们，能够遵循并推究他们的言行，这才使他们治理好政事。

无垢说：“圣人立言垂训于天下，可以传给后世的，不仅仅以个人的训诫为训诫，而是以先王的训诫为训诫。然而常人取法礼制，取之于文献；圣人取法礼制，取之于人心。取之于人心，则不一定完全如此，那么古时候称颂先王是可以的。现在必定列举商人和文王作为训诫，大概是因为已经试验过的效果，人们容易看见；没有根据的事情，人们难以明白。”又说：“世人观察人，观察他的行为；而圣人观察人，观察他的内心。世人观察人，观察人的内心；圣人观察人的内心，先观察自己的内心。绎，是推究的意思。既然能够推究，那么胸中明白：这样是正，这样是邪；这样是圣贤所为，这样是邪人作为。格物的道理，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君子和小人，一看就决定了。如果我的心不能自己推究，又怎么能知道别人呢？大概我的心正，那么声音容貌神色以及动静语默、应酬应对就是这样；我的心不正，那么声音容貌神色以及动静语默、应酬应对又是那样。就我的心来推求三宅之心，那么邪正的分明，何止黑白之别呢？为什么呢？一个人的心，就是千万人的心。知道一个，就没有不知道的；不知道一个，就没有能知道的。古人之所以不下座位而能照见四方万里之远，就是用的这个道理。如果不能推究其心，而仅仅依靠我的智术来知人，往往人未必能知道，而在自己这里先乱了。”

临川说：“克宅是说能够使他们安于职守，克由是说能够实行他们的道，克绎是说能够推究他们的言论。不能修养自己以恭敬，那么贤人就离去而小人在位，怎么能安顿他们呢？不能修养自己以恭敬，那么放纵自己而轻视别人，怎么能遵循并推究他们呢？”

国家就没有设立官员，任用奸邪之人，不训导以德，这是不能显耀在他们的世代的。从今以后设立官员，不要任用奸邪之人，要任用贤良之士，用来勉力辅佐我们的国家。

无垢说：“世上谈论设立官员的人，必定说制定法度、考核制度、建立纲纪、陈述法纪，作为一代不可更改的典章。却不知道有治理的人，没有治理的法。所以君主”

译能够推究其本心，就能确立政事了；能够确立政事，就必定不会任用奸邪之人了。怎么知道的呢？我的心既然端正，那么所喜爱的就是天下的善，所厌恶的就是天下的恶。所厌恶的既然恰当，那么看待奸邪之人就像厌恶恶臭，就像看见怪物，听到他们的言语声音，就好像要玷污我一样。所以一起谋划政事的人，都是天下的君子，这是确立政事的根本。如果不先端正自己的心，那么天下的善行如果有违背自己意愿的，就会厌恶它；天下的恶行如果有顺从自己意愿的，就会喜好它。是非颠倒错乱，没有坚持的原则，而与奸邪之人的性情相合，那么所任用的就都是天下的小人了。所说的奸邪之人，是倾邪巧诈、敏捷善辩的人，欺诈足以掩饰过错，辩驳足以拒绝劝谏。得到他们的心意，就会把夏桀、商纣说成尧、舜；失去他们的意旨，就会把伯夷说成盗跖、庄蹻。他们的言论有的令人欢喜，有的令人惊愕，听上去让人忘记疲倦，退下来考察，这些话没有一句是对的。然而君主有时却任用他们，这没有其他原因，是不懂得确立政事的方法。懂得确立政事的方法，就决不会任用奸邪之人了。

译林氏说：“国家政治混乱，君子就会退隐，小人就会进用，这是奸邪小人得志。小人一旦得志，就不会顺从道德而只推行邪道，那么天下就没有显著的善迹，寻求美好声誉的人也就没有了。从今以后，建立政事、任用人才，怎么可以任用奸邪小人呢？只有具备美好德行的人，才能勤勉辅佐我们的国家，使这不可估量的基业更加兴隆。”

如今的子子孙孙，你们已经是年轻的君王了，不要在审理各种案件上出错，要依靠主管官员中的领导者。张氏说：“先王怀着不忍之心，施行不忍之政，对于刑罚，都是不得已才使用，所以《立政》这一篇，对于各种案件尤其反复叮咛。周公在这里又告诫成王，让他不要在审理各种案件上出错，要依靠主管官员中的领导者，这是因为先王设置官职不一定全部由贤人担任，但一定要让贤人作为表率，这些主管官员中的领导者，更应当慎重选择而不能出错。”

吕氏说：“周公担忧王室之深、成王年幼，所以反复多次地告诫关于各种案件的事。大概君主拥有天下，如果不喜好杀人，就治理不了国家。周公之所以反复叮咛，都让人觉得并不过分。”

你们能够整顿你们的军队，去踏遍大禹走过的足迹，遍行天下，直到海外，没有不服从的，以此彰显文王的光辉德行，以此光大武王的伟大功业。

林氏说：“不怠慢不荒废，四方夷族就会来朝拜。人必定先自取侮辱，然后别人才侮辱他；国家必定先自取征伐，然后别人才征伐它。如果在政事上不修明、德行上不完备，却想要责备别人不服从，这就像倒退着走路却想前进、没有药却要治病，大多显得无能为力。刑罚在国家中不可松弛，鞭打在家教中不可废除。只有能够整顿军队去踏遍大禹的足迹，那么威势所加、教化所及，无论多远没有不服从的，无论多隐蔽没有不到的。四方夷族百蛮没有不顺从的，东西南北没有不想服从的，然后才可以对得起文王的大德、成就武王的伟大功业，这功劳难道不大吗！”

晁无咎说：“治理到了可以动用军队的时候，才是治理的成功，所以善于治国的人建立邦国，到了可以立即用兵的地步，然后才算成功。难道整顿军队不是政治的最终目的吗？”所以《诗经》说：“可怜我这小子，遭遇家道艰难。”又说：“高高在上的君王，成就大业。”大概当时成王刚即位执政，泛滥的乱象尚未收敛，涣散的局面尚未谋划，那么法度尚未建立而功业尚未完成，所以说“艰难”。告成武王，则是成王已经除去防闲而正式执政，他的武功足以继承先君，所以说“成就大业”。大概是说成王承受武王的成功，而能高高地征伐四方，以完成祖辈父辈的功业，王业于是成就了。

张氏说：“文王的德行光辉照耀四方，那么他的德行光辉可知了；周朝的伟大功勋集中于武王，那么他的功业伟大可知了。作为子孙的人，能够继承延续并加以润色修饰，那么前人的功德就不会泯灭了。说‘彰显文王的光辉’，是说能够昭明文王的德行光辉，使天下人的眼睛共同看见；说‘光大武王的伟大功业’，是说能够称颂武王的伟大功业，使其愈久愈不坠落。那么成王保持盈满、守成之道，就在这里了。”

唉！从今以后，后来的君王建立政事，一定要能够任用有常德的人。

无垢说：“有暴德的人，和有逸德的人，都是被血气所支配。血气急躁的人必然暴戾，血气迟缓的人必然安逸。暴戾的人实行一切政令，必定有淫刑滥罚，使人手足无措，这能叫常德吗？安逸则万事不理，祸患来临，必将推委不治，这能叫常德吗？至于有常德的人，起初不曾暴戾，理义所当急的事不曾迟缓而失事；不曾安逸，理义所当缓的事也不曾急躁而伤害百姓。始终前后，不变其节操，只归于理义。如果真的得到这样的人而任用他们，政事就足以建立了。”又说：“成汤不接近声色、不积聚货利，是追求这种常德；文王不兼顾各种言论、各种案件、各种谨慎之事，也是追求这种常德；武王遵循安抚功业，遵循的是这种常德；周公所说的‘这时就不要间断’，是不间断这种常德；所说的‘能够推演’，是推演这种常德。我的德行既然常了，那么朝廷之上都是常德；朝廷之上都是常德，那么发布一个号令、出一道命令，法度纪纲、赏罚刑政、典章文物、礼乐各种事务，没有不井然有序不可混乱的，没有不有条不紊不可紊乱的。会有暴横的赋税来剥削百姓的膏血吗？会有苛刻的刑政来伤害百姓的肌体吗？会有穷兵黩武、争夺城池开拓疆土的行为，让百姓在锋刃之下争斗吗？让这些人尊敬他如神明，爱戴他如父母，信任重视他如四时、如金石，可以杀可以辱，但不能让他作乱。这是任用常德之人所取得的功效。”

张氏说：“皋陶告诫舜，就说：‘彰显他的常德，吉祥啊！’伊尹告诫太甲，就说：‘保持他的常德，保住他的地位。’那么建立政事任用人才之道，怎么可以不用常德之人呢？所以周公在《立政》时重申告诫以此。”

周公好像说：“太史！司寇苏公，要敬重你审理案件，以长久维持我们的王国。这时要谨慎，以排列使用中正的刑罚。”

张氏说：“成王的时候，能够得人而建立政事，那么教化已经明，习俗已经成。作为司寇所慎用的，只有中正的刑罚而已。周官规定：治理混乱的国家用重典，治理新建立的国家

译治理轻刑的国家，使用轻典；治理刑罚平正的国家，使用中典。所谓“以列用中罚”，指的就是中典。

译成王已经废黜了殷商的统治，消灭了淮夷，返回丰邑，于是作《周官》。

无垢说：“成王依据周公‘能够推究其义理’的说法，深得用人之道，为天下后世着想，于是将他所看到的作为《周官》，认为必须像这样的人才担任三公，必须像这样的人才担任三孤，像这样的人才担任冢宰，像这样的人才担任司徒，直到担任司马、司寇，并且总括告诫，作为子孙的准则，使子孙中高明的人能领会其用心，而平庸的人能避免过错。在位的人有这种才能就无愧，没有这种才能就感到羞耻，这对君主的补益太大了。”

周官

只有周王安抚万国，巡视侯、甸之地，征讨那些不来朝见的，安抚他的众民。六服的诸侯，没有不承奉德行归附宗周的，整顿端正治理的官员。

林氏说：“朝廷是政教的开端；政教是百官的纲纪。君主对于天下，端正自身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开始不端正，最终就不能端正。过去文王的时候，在位的人都节俭正直，德行像羔羊一样，先后抵御外侮、奔走奏事、疏通附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棫朴》这首诗，赞美他能任用官员。成王继承文武的宏大基业，遵循祖宗的美好谋略，持盈守成，神灵安乐，人人都有士君子的品行。他用人有道，任官有法，即使百官之间，都有忠诚美好正直的品行，不必告诫就自然遵循，整顿端正就自然治理。而成王在这里，还说整顿端正，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已经废黜了殷商的统治，消灭了淮夷，还担心朝廷的显贵、左右的百官，蹈袭他们的遗风，沾染他们的旧恶，不能自我端正。成王回到宗周，正当闲暇之时，能不修明政刑，整顿治理的官员吗？”

史氏说：“达到大治很容易，寻求达到大治的方法不容易；安定国家并不难，寻求保持国家的方法才难。过去成王继承文武的大业，德行尚未显扬于世人，道义尚未信服于百姓，于是安抚万国使他们服从，命令巡视侯甸使他们述职。诸侯中不来朝见的就征讨他们，众民中不安定的就安抚他们。六服的诸侯，从此奔走服役，都知道所畏惧的，治理可以说已经达成，国家可以说已经安定了。然而成王在混乱之前制定治理，在危险之前保持国家，他的谋划仍然急切。回到宗周，整顿治理事务的官员，这是为了子孙凭借扶持的计策，长久远大的法则，是多么周到啊！”

张氏说：“万国遥远，所以安抚他们；侯甸近，所以巡视他们。安抚他们，是为了招致他们的美好，而事情粗略；巡视他们，是为了招致他们的明察，而事情详细。征讨那些不来朝见的，是为了诛杀恶人，而恶人有所畏惧；安抚他的众民，是为了佑助善人，而善人有所依靠。在周朝的时候，六服的诸侯没有不承奉德行的，那么天子的德行意志思虑就能下达了。这是成王回到周，整顿治理官员的原因。”

成王说：“像过去的宏大谋略，在混乱之前制定治理，在危险之前保持国家。”

张氏说：“谋求治理的一定要在未乱之时，谋求安定的要在未危之时。乱了才思考治理，危了才思考安定，那就无可奈何了。古人作事在细微萌芽之际，用智在尚未沉沦之前，就是这个道理。”

成王说：“唐、虞考察古制，建立官员只有百个，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各种政务都很和谐，万国都很安宁。夏、商官员加倍，也能得以治理。圣明的君王建立政事，不只看重官员的数量，只看重合适的人选。”

无垢说：“唐虞距离上古不远，民风淳朴事务简单，所以建立官员只有百个。内只责成于百揆四岳，外只责成于州牧侯伯，而内外各种政务无不和谐，天下万国无不安宁。夏商民风逐渐浮薄，事务逐渐繁杂重大，所以不及唐虞的简静，而建立的官员有加倍于唐虞的。建立官员虽然加倍，也仅仅能没有危乱而已，岂敢再期望只有和谐安宁的盛况呢？大概圣明的君王建立政事，不只看重官员的众多，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罢了。看成王这话，他心地明白，因而能自立名言了。这大概是周公保佑的力量，而努力学习能够推究其义理的效果。”

东坡说：“唐虞官员百个而天下治理，夏商为什么加倍？德行衰微而政教卑下。尧舜将天下公之于天下，不为患失的忧虑，所以任用人不任用法律，人人能自我尽力，所以法律简单、官员少而事务省。夏商将天下视为家产，只恐失去它，不敢托付给人，人与法律相互牵制而行，所以法律繁多、官员多而事务冗杂。后世德行更加衰微，政教更加卑下，人更加不被信任，而一切托付给法律，官吏不敢任事，相互倚靠以苟且免罪，法律更加混乱，官员更加多，事务更加不能举。君主知道这个，就明智了。”又说：“天下的事务，古代粗略而今天详细；天下的官员，古代少而今天多。圣人并非有意于其间，形势如此罢了。火化开始的时候，烤黍肉、剖猪肉，以为靡费了；到了周朝，醋酱之类，达到一百二十瓮。房屋开始的时候，茅草屋顶、采木椽子，以为奢侈了；到了周朝，九尺的房间，山形的斗拱。圣人随世而使用，礼节文饰岂能不得已呢？”又说：“圣人不以官员的多少论治乱，认为治乱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官员的多少。”

现在我小子恭敬勤勉于德行，早晚都达不到。仰思前代顺时而行，训导他们的官员。设立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

译论述大道、治理国家，调和阴阳。官职不必齐备，关键在于任用合适的人选。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孤，辅佐三公推行教化，恭敬地辅佐天地，帮助我一人。

译林氏说：“君子与上下同流，人心和顺，天地的和顺之气就会相应。上下的道理虽然不同，但交感的情意没有差异。如今三公的官职，以师道为重则尊贵，以傅道为重则亲近，以保道为重则更加亲近。亲近就容易接近防备而不够严厉，所以师的地位高于傅，傅的地位高于保。这三者都是以道为职责，来辅佐君王的。阴阳是天之事，治理国家是人之事。阐明道义才能治理国家，治理国家才能调和阴阳。不是以道辅佐君主、至公无私的人，谁能胜任呢？”又说：“天能成就天而不能成就地，地能成就地而不能成就天。是谁主宰这些？是谁维持这些？必定有主宰者啊。大臣特立独行而没有党羽，所以称为‘孤’。教化等待德行才能确立，天地等待阴阳才能确立，这是三公的职责，只是调和阴阳罢了。至于三孤的职责，说他们恭敬地辅佐天地，只有道足以掌握造化的权柄，所以在阴阳之前调和它；只有德行足以赞颂化育的妙用，所以在天地之后奉行它。天地的化育不能没有过失，我则规范它而不抛弃，曲折地成就它而不遗漏，使万物自生自育，有形有色，全都自然顺利而没有夭折阻碍的忧患，谁说这不是恭敬辅佐的功劳呢？天地的道理本来稳固存在，我则辅助它而不缺失，裁成它而不亏损，使从古至今、昼夜交替，流通无穷而没有凝滞的忧患，谁说这不是恭敬辅佐的德行呢？这就是三孤的官职不得不设立的原因。”史氏说：“职责专一，责任就重；责任重，选拔就不能轻率。三公的官职不可以轻易授予啊！师是用来传授道的，傅是用来培养德的，保是用来保护身体的，各自专司其职，像鼎的三足支撑君主，他们的职责不专一吗？讲论道义以端正君主，治理国家以安抚百姓，调和阴阳以侍奉上天，如果失去一个职责，那么三者就不能治理，他们的责任不重吗？责任既然重了，如果没有全才和宿德的人来担任这个官职，谁敢虚冒而轻率议论呢？”

吕氏说：“三公的职责，早晚进献教诲，纠正君主的错误心意，这正是调和阴阳的地方。为什么呢？君主的心是万物变化的根源，一个肯定或否定，在论道之间使君主真正认识本源，在本源处及时转移，向上则日月星辰无不顺应其秩序，向下则山川草木无不顺应其本性，这是三公的职责。只有天命世间杰出的人才，然后才可以担任。如果不能论道治邦，不知道天道的精微，就没有缘分担任这个职位。官职不必完备，只要有合适的人就担任；没有合适的人就空缺。这显示出三公的职责非常重，不敢说常常有合适的人。”

冢宰掌管国家治理，统领百官，均衡四海。

东坡说：“政教、礼法、刑罚无所不掌，称为邦治，而百官都听从他，所以冢宰是天官，必须由三公兼任，其余的卿或者特别任命。”无垢说：“陈平说：‘宰相，对上辅佐天子调和阴阳、顺应四时，对下顺应万物的适宜，对外镇抚四方夷狄诸侯，对内亲近依附百姓，使卿大夫各自胜任其职。’那么成王任命冢宰的说法，完全体现在陈平的说法中了。”

林氏说：“治理的方法，必定有其关键。君主的职责，在于论定官员。如果得到了合适的人，那么内部百官有榜样率领，外部四海得以平定。率领他们，就有条理有关键，作为纲纪，而全都得到秩序，这不是统领又是什么？平定他们，那么或远或近，或多或少，全都得到公正，这不是均衡又是什么？”

吕氏说：“古代称呼宰相，大多以‘平’为主。在商朝称为阿衡，衡就是平的意思。上天设立君主和宰相，不过是想平定天下不平的地方罢了。使四海之内，贵者贵，贱者贱，耕者耕，织者织，士、农、工、商、鳏、寡、孤、独，事事物物都适宜，这是冢宰均衡平定天下的道理。‘均’这个字，是宰相的大纲，不是要作聪明另有职分。均是简易的道理，天下本来无事，必须认识简易的道理，才能尽到冢宰的职责。”

司徒掌管国家教化，颁布五典，安抚亿万百姓。

林氏说：“上天有序列的常道，命令我五典要敦厚啊！上天有等级的礼制，从我五礼有功用啊！”常道虽然上天有序列，如果不是人怎么能敦厚它？礼制虽然上天有等级，如果不是人怎么能运用它？现在司徒的职责，掌管国家教化，使父子有亲，兄弟有顺，朋友有信，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全都安抚他们，使欢欣和睦之心油然而生，乖争陵犯的变故无从产生，那么就知道司徒的官职怎么可以后置呢？

宗伯掌管国家礼制，治理神人，调和上下。

无垢说：“礼就是理。神人各自有理，我依据神人的理，使他们各自安守本分，这不是治理吗？从前九黎扰乱德行，神人混杂，无法分辨，尧命令重黎断绝天地交通，这是治理的实际。上下说调和，调和的也是礼。上下尊卑各自有理，我依据他们的理而调和，使情意交通，这就是调和。”

林氏说：“神人混杂，上下紊乱，这是危害教化的最大因素。如果能依据礼制而制定节文，遵循自然的秩序，辨别事物的类别，天地自天地，阴阳自阴阳，不相渎乱，全都正常，那么它的理怎么可以废弃？尊卑自尊卑，长幼自长幼，而顺应常理

译端正人伦关系，那么他的道理就不会被埋没。不是宗伯这类人，谁能治理好它呢？

译司马掌管国家政务，统领六军，平定邦国。

无垢说：“《周官》的制度，平时百姓属于六乡，出征时则成为六军。司马实际上掌管国家军事的职务，六军都系于他。他的职责是：欺凌弱小、侵犯寡少，就予以责罚；残害贤良、祸害百姓，就予以讨伐；对内暴虐、对外欺凌，就予以谴责；田野荒芜、百姓流散，就削减其封地；依仗险固、不服从命令，就予以侵犯；杀害自己的亲人，就予以制裁；放逐或弑杀君主，就予以剿灭；违犯法令、凌驾政令，就予以阻断；内外混乱、行为如鸟兽般野蛮，就予以灭国。平定邦国的意义由此可见。”

林氏说：“强者欺凌弱者，众者暴虐寡者，如果不加以平定，就会乖张混乱而难以治理，参差不齐而不整齐，这是祸乱的阶梯。想要治理并平定它，如果不兴师动众来整顿，怎么能使人顺从？这是司马的职责，不可缺失。司马是六军的长官，让他统领六军罢了。如果在秋官的职责中，依仗险固不服从就诛杀，残害贤良能人就诛杀。如果兴师动众，乃至穷兵黩武，不是为了吊唁百姓、讨伐罪人，只是逞意肆欲，那就不是设立官职的本意了。只要在于平定，那么邦国就没有不治的。”

司寇掌管国家禁令，查究奸邪，刑罚暴乱。

林氏说：“在事情已经发生后治理，不如在事情发生前预见；在罪行已经到来后刑罚，不如在罪行未至时制止。先王在天下设立刑法，唯恐天下的人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所以明确显示利害的端倪，使人心知而诚服，说：‘犯这样的罪，必定遭受这样的刑罚；犯这样的恶，必定连累这样的法度。’让他们知道畏惧，而不自我陷入陷阱。所以司寇的职责，特别在于掌管国家禁令罢了。等到罪行重大而不可掩盖，恶行积累而不可化解，不得已而后施加刑罚，那么圣人设立官职的本意，可以说是忠厚了。奸邪是造成暴乱的原因，所以要查究；暴乱是奸邪施加于人的结果，所以要刑罚。”

张氏说：“完整而使其支离破碎的，是寇。人物赖以生存的，趋向于完整罢了，他们完整而我使其支离，因此有刑罚，这就是刑官被称为司寇的原因。奸邪是暴乱尚未实施；暴乱是奸邪已经显著。对于奸邪说查究，对于暴乱说刑罚，刑罚所施加的，是为了除去暴乱。”

司空掌管国家土地，安置四种百姓，适时利用地利。

无垢说：“上面有德化等待君子，又有兵刑等待小人，那么四种百姓都能安居，并顺应地利来种植，作为长久之业了。如果纲纪紊乱，小人无所畏惧，君子无所依靠，百姓想要安居，能做到吗？六官的职责，其不可缺失就是这样。上法天地四时，这大概是阐明天理不可改变的意思。”

林氏说：“先前六典的职责各自陈述其事，到这里不再有具体事务了。只是让四种百姓各自按其职分土地而居住，然后根据地的便利来确定他们的居所。宫室城郭的制度，河流沟渠的设施，所以司空的职责应当考察地利并加以修治，以顺应时宜。”

六卿分担职责，各自率领其属官，以倡导九州牧伯，使亿万百姓富足成就。

无垢说：“有合适的人就传承，没有合适的人就断绝。断绝则天下大乱。所以从他所得到的，创立这一大典，设立三公六卿的官职，分配三公六卿的职责，使子孙看到有这种德行和才能的人，才让他居此位，而让居此位的人知道我的职责在此，不这样就是旷废职守，是无穷的羞耻，其用意也勤勉了。”又说：“六卿得到合适的人，九州牧伯效其职责，那么百姓自然都能得到安身之所了。大概治教政刑礼事中，没有一件事意不在百姓的，大概圣人本心只为百姓设立罢了。由此可知古代圣王，其爱敬百姓甚至如此。后世却借官职之势来凌虐下民，漫无顾忌，其欺骗上天太严重了。”

林氏说：“先王设立官职，必定使大小相互维系，内外相互关联，如尾巴响应头部，手臂运动手指，然后政事无不举，治理无不成功。”又说：“天地的道理，不运行六子不能成就一年；圣人的治理，不任用六卿就不能举行政治。如果天地切切自为而不托付给六子，我知道天地也只是天地罢了，求其成功是没有的；如果圣人规规自营而不建立六卿，我知道圣人也只是圣人罢了，求其举治者是没有的。然后以倡导九州牧伯，以富足亿万百姓，这是其功效。”

六年，五服诸侯一朝见。又六年，君王按时巡行，在四岳考察制度，诸侯各自朝见方岳，大明黜陟。

林氏说：“虞舜之时，一年东方诸侯来朝，则赴禴祭之礼；二年西方诸侯来朝，则赴祠祭之礼；三年南方诸侯来朝，则赴烝祭之礼；四年北方诸侯来朝，则赴尝祭之礼。到成周则不同于此，每年一服入见，所以更六年而五服各一朝见；更十二年，五服两朝见，君王然后巡守。在春则东，在夏则南，在秋则西，在冬则北，所以诸侯各自朝见方岳。君王于是观察四方之风俗，察政刑之醇疵，考其行能，审其治绩，修制度而増损之，使有便于时，而无负于民也。当是之时，十二岁一出而不患其疏者，盖有大行人、小行人、撢人之类络绎于道路，审究其利病，王不必躬行而周知天下之故。”

译几乎就像亲眼所见，无处可逃，这使得内外臣服之人、远近百姓，无不仰慕归向。”

译胡氏说：“诸侯朝见虽然不可废弛，但如果要求过于烦琐，那么下属就会承受不胜其劳的疲惫；如果期限定得太紧，那么人们就会产生抱怨怨恨之心。为什么呢？从侯服到甸服，从甸服到采服、卫服，路途遥远，山川险阻，他们到达王都，并非早晚之间就能做到。如果要求烦琐、期限紧迫，那么连坐席都来不及坐暖的情况就有，肩膀都来不及休息的情况也有，还谈得上安抚邦国疆域、宣扬德行恩惠吗？五服诸侯一年一朝，必须以六年为节制。”

聂次山说：“分封茅土，像星辰排列一样，不止一人；建立邦国，像鱼鳞相比一样，不止一处。德教有的施行有的不施行，法则有的修明有的不修明，度量或许不同吧？瑞节或许不能传达吧？君主不下坐席，即使竭尽一人的聪明才智，怎么能周知遍察呢？必须依靠巡守来明确他们的罢黜或升迁。罢黜他们，是用来惩罚恶行的，这是先王的义；升迁他们，是用来奖赏善行的，这是先王的仁。先王对待诸侯，不过是仁义罢了。仁义一旦施行，威严与恩爱就都能得到，这就是能使他们抵御王室的愤慨、辅佐王室的原因。”

王说：“唉！凡是我有官职的君子，要敬重你所担任的职务，谨慎地发出命令。命令发出就要执行，不要反复无常。用公心灭除私欲，百姓就会真心归附。学习古人的道理然后入仕做官，议论政事依据法度，政事就不会迷乱。你们的典常要作为师法，不要用巧言乱政。”

无垢说：“公就没有私，私就一定不公。公与私常常相互胜负，公胜则私灭，私胜则公也灭亡了。唉！私心胜而公道亡，这是动乱灭亡的基础，怎么能不谨慎呢？想要灭除这私心，用什么方法呢？只有公罢了。公从哪里认识呢？只有学习古先圣王的道理才可以。古先圣王的道理，不是一己的私心，而是天下的公心。”又说：“曲解的学问和偏狭的见解，妄图用私心窥测圣人，认为道在于我，于是用私心从利口发出，另立新法，尽废旧例。他们所持的有根据，所说的成道理，他们危害天下国家，穿凿圣人的心意、破碎大道，有不可胜数的罪过。按照这些去做，国家的典常全都废坠，苟且简略、放纵自我的风气形成，而遵循道理、奉行法度的心就丧失了，扰乱了官职，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有官职的君子应当深深戒惧。公孙强灭亡曹国，王莽篡夺汉朝，都是这样罢了。”

林氏说：“恭敬地安守你的职位，喜好正直。左有局，右有局，各自管理各自的局。不要用小的加在大的上面，不要用那个扰乱这个。所有事务各自率领其属员，敬重它而不敢怠慢，遵循它而不敢违背，这就是敬重你所担任职务的意思。”又说：“天下有共同的是非，百姓有共同的好恶。得到他们共同认同的，反过来引导他们，即使不强迫他们服从、驱使他们顺从，百姓也会心悦诚服，没有不归附的。大概顺从私欲的人不足以得到百姓，树立私党的人不足以得到百姓。私欲一旦得胜，就穷奢极侈，正好用来扰民；私党一旦兴起，就职守不明，正好用来乱民。只有在大公之道上，清楚地展示给他们，那么他们心中没有不能解开的，他们的真心归附难道还不信吗！”

积蓄疑虑会败坏谋略，怠慢疏忽会荒废政务，不学习就像面对墙壁，处理事务只会烦乱。

无垢说：“昏暗就会怀疑，怀疑就喜欢发表异论，所以败坏谋略；没有志向就会怠慢疏忽，怠慢疏忽就常常失去时机和防备，所以荒废政务。有官职的君子，却让浑浊昏暗、没有志向的人流居其中，他们败坏谋略、荒废政务是必然的。这不仅是做官君子应当自我勉励的，也是君主应当谨慎选择的。”

张氏说：“天下的事情，是非可否相互攻击、相互胜负，即使是智者处理，也不能没有怀疑。怀疑而积蓄在心里，那么迷惑就越严重，最终无法解开，这就是谋略败坏的原因。古代的圣人，他们有怀疑，明事理一定向卿士庶人谋划，幽暗的事一定向鬼神、卜筮谋划，然后才能建功立业，何况是有官职的君子，他们能不知道这个吗？”又说：“不学习就像面对墙壁，是说他们蒙蔽而没有所见；处理事务只会烦乱，是说他们劳苦而不知道要领。古人一定先学习然后从政，没听说过用从政来学习的。”

告诫你们卿士，功业崇高在于立志，事业广大在于勤奋，只有能够果断，才没有后来的艰难。温公说：“传书说：‘决断，是智慧的主宰；怀疑，是做事的蛀虫。’被近习的见识所蒙蔽，那么疏远的人就无法进言；接受先入为主的学说，那么忠臣就无法尽言。所涵养的不够深厚，所凭借的不够深远，那么辨别是非就不早，计算利害就不熟，决意有所作为而悔恨随之而来，能没有怀疑吗？总之，通过问学来穷尽事理，虚静专一来引导内心，用古今的成败来考察，用事物的真情假象来验证，参互比较，触类旁通，那么天下的道理就迎刃而解了。”又说：“昭帝果断地任用霍光，就能破除燕王、上官桀的欺诈；宪宗果断地信任裴度，就能成就平定蔡州的功业。如果胶着于纷纭的议论，那么即使有资斧，还能成就大功吗？元帝牵制于文艺，不是不好，但是优游不断而事业因此衰败，何况怀着狐疑之心来招致谗贼的口舌，持着不断之意来打开群枉之门的人呢？”林氏说：“坐着谈论道理，叫做三公；起来施行，叫做大夫卿士。职业不同于士大夫，所以特别告诫他们。不自立的人，无法参与天下的事务；不自勉的人，无法成就天下的功业；犹豫不正的人，怎么能定事；苟且简略、自暴自弃的人，自

译遗留他的过失。」

张氏说：「用来成就事物的叫做功，用来成就功业的叫做业。功靠志向崇高，如果柔弱怯懦而没有志向，那么功就没有途径变得崇高；业靠勤奋而广大，如果懈怠懒惰而不勤奋，那么业就没有途径变得广大了。知道如何使功业崇高广大，又在于把握时机，如果犹豫不决而错失时机，就不能没有后患。况且天下的事情，应当在敢于行动时成就，在无人行动时发起，那么想要建功立业的人，所以不能不果断，只有果断才足以有所作为，然后才可以没有后患。」

译地位不期望带来骄傲，俸禄不期望带来奢侈。恭敬节俭才是德行，不要承载你的虚伪。修养德行，内心安逸而日日美好；造作虚伪，内心劳苦而日日拙劣。

没有污垢，日日治理；骄傲应当用恭敬来治理，奢侈应当用节俭来治理。表现出恭敬节俭，应当出于德行。不学习的人，地位高了就会骄傲，俸禄厚了就会奢侈。知道骄傲奢侈不可为，就虚伪地表现出恭敬节俭来博取众人的赞誉。他们的弊病如此，是因为不学习的缘故。不学习就不能推究事物的原理，不能推究事物的原理就不能达到极致的认知，不能达到极致的认知就不能使意念真诚。意念不真诚，那么恭敬节俭就是用来实行虚伪的手段罢了。」又说：「修养德行的人，以真诚来表现恭敬节俭。即使在暗室无人之处，也常像处在青天白日之下；即使躺在床席之上，也常像面对大宾大客之前。内心如此，那么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所以常常安逸。从至诚中践行，日日显现圣人的心境；日日践行圣贤的行为，日日美好的说法难道不是这样吗？至于造作虚伪的人，他们的恭敬节俭不是真实的，都是出于虚伪而做的罢了。他们闲居时做不善的事，无所不至，见到君子后才收敛，掩盖他们的不善而彰显他们的善。人们看他们，如同看见他们的肺肝一样，那有什么益处呢？内心如此，不也很劳苦吗？他们将在东边防备而在西边败露，在明处成功而在暗处败露，被天下人取笑，给家门留下耻辱，日日拙劣的说法难道不是这样吗？卿士的弊病在于骄傲奢侈，而虚伪在于恭敬节俭。成王既然指出了他们的弊病而揭穿了他们的虚伪，前拉后推，他们必定知道该归向何处了。」

身处尊宠要想到危险，没有不畏惧的，不畏惧就会陷入危险。推举贤人，谦让能人，众官才会和谐，不和谐政事就会混乱。举荐能人担任官职，只在于你的能力；称职的不是那个人，只在于你不能胜任。无垢说：「地位到了卿士，也就是尊宠了。见到尊宠而忘记危险，那么身辱家破，能不畏惧吗？不见到尊宠而想到危险，处在谦谦恭敬之中，如同聚集在树木上；怀着惴惴之心，如同面临深谷。战战兢兢，如同面临深渊，如同踩在薄冰上。他们看待爵位，没有不可畏惧的，他们敢倚仗尊宠而骄傲奢侈吗？倘若只是不畏惧，祸患不久就会降临。霍光、梁冀，灭门破族，圣人难道欺骗人吗！」又说：「修养德行的人，喜好贤人，乐于善行；造作虚伪的人，嫉妒贤人，嫉恨能人。喜好贤人，所以见到贤人就推举他；乐于善行，所以见到能人就逊让他。推举逊让的风气在上层形成，那么和谐的风气自然在下层成就，众官和谐，是卿士推举贤人、谦让能人的力量。假如让造作虚伪的人做卿士，不仅嫉妒贤人、嫉恨能人，使乖争凌夺成为风俗，而且文过饰非以求自安，嫁祸于人以求自利，人人如此，政事能不混乱吗？庬，就是混乱的意思。」又说：「天下的事没有不是从自己出发的。举荐六官的属员，而属员都能胜任官职，这是因为我能够胜任官职；假如举荐六官中有一个不得其人，这是因为我不能胜任其任，怎么敢责怪别人呢？孟子说：『爱护别人而别人不亲近，要反省自己的仁爱；治理别人而别人不治，要反省自己的智慧；礼待别人而别人不回应，要反省自己的恭敬。行为有不得到的，都要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自身端正了，天下的人就会归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张氏说：「贤，是有德行的人，推举他上位，那么在位的人就能凭借他的德行显扬；能，是有才能的人，谦让他先行，那么在职的人就能凭借他的才能通达。大臣能推举贤人、谦让能人，那么众官没有不被感化的。」

王说：「唉！三公和大夫，恭敬你们的官职，治理你们的政事，来辅佐你们的君主，永远安定万民，万邦才会没有厌弃。」

无垢说：「安定百姓，是君主的职责；辅助君主来安定百姓，是三公以至大夫的职责。假如四海之内有一个百姓不得其所，难道只是君主的过失吗？也是三公以至大夫辅助不到位的缘故。三公议论大道，三孤弘扬教化，六卿分担职事，来倡导九州，是为了什么事呢？只是为了百姓罢了。一个百姓不安定，那么四海之内就有令人厌苦的政事。施政而使人厌苦，是君主的罪过；作为臣子而让君主被百姓厌苦，是三公以至大夫辅助的罪过。斁，说的是厌苦。」

临川说：「从下辅助上叫做佐，从上辅助下叫做佑。现在这里告诫群臣而说『辅佐你们的君主』，大概是屈己尊贤、畏惧众人的言辞。上天之所以设立君主，而君主之所以设官分职，都是为了安定百姓。百姓安定，那么天下人就乐于推举而不厌弃。」

林氏说：「君主的职责在于一个宰相，宰相的职责在于端正百官。起初告诫拥有官职的君子，中间告诫卿士，到最后，又说到三公以及大夫，反复叮咛，不亚于慈父训诫子弟，宽厚而柔和，顺从而和谐。他说：『恭敬你们的官职，治理你们的政事，应当辅佐我一人，永远安定下民。』将使万物快乐而不厌弃，永远无穷尽。」

成王刚刚讨伐东夷，肃慎来祝贺。王命令荣伯作《贿肃慎之命》。无垢说：「远方的夷人怀着善意而来，那么君主应当赏赐并玩味他们的心意，使他们在尊亲的道义上，知道如何涵泳体会，这也是培养善行的一种方法。赏赐玩味他们的心意，应当体现在实物上，币帛就是用来充实它的。恐怕远方的夷人不足以理解这个意思，这是成王命令荣伯作命的原因。阐述这个意思，没有道德深厚、深究圣人用意的人，不足以发挥

译（君王）这样做。在朝廷中的臣子也很多，却让荣伯（去执行），那么荣伯的为人就可以知道了。」

译苏东坡说：“东夷，就是淮夷，在周朝时位于东方。肃慎，是东北边远地区的夷人。”

周公住在丰邑，快要去世时，想葬在成周。周公去世后，成王把他葬在毕地，并告知周公，作了《亳姑》这篇书。

无垢说：“营建洛邑的时候，周公大加防范四方诸侯，同时把政权归还给明君，以端正君臣的大义，这是古往今来臣子的大法。那七年的摄政期间，制定礼乐，在明堂朝见天下的诸侯，以此使天下太平，一旦将政权双手交给成王，退回到臣子的行列，在洛邑大加防范诸侯，当时这一盛大的举动，周公一生的大节没有比这更突出的了。所以想葬在成周，这是周公的本意，认为我死了也不忘记大节。他为天下万世臣子所做的打算，也已经非常伟大了。”又说：“从《周公》到《周公作亳姑》，大概都是孔子编排《尚书》的本意。然而周公想葬在成周，而成王却把他葬在毕地，周公有为坚守大节而死的意思，成王有尊师重道的意思，各自尊重所听到的道理，各自践行所知道的道理，这真是盛大啊！然而周公虽然没能葬在成周，不能完全实现他为坚守大节而死的心意，孔子于是为《尚书》作序，明确说明其中的缘故，使天下后世清楚地看到周公的心意，这样不葬在成周也如同葬在成周一样。如果没有孔子，谁能阐发这其中的大义呢！”

苏东坡说：“毕地有文王、武王的墓，把周公葬在毕地，表示不敢把他当作臣子看待。亳姑，就是蒲姑。周公告知召公作《将蒲姑》，到这里一并告知已经迁徙了吗？”

周公去世后，命令君陈分管并治理东郊成周，作了《君陈》这篇书。

孔氏说：“成周，是周朝的下都。监管成周的，本来只是一个邑宰，而特意命令君陈大事治理的原因，是成王重视周公所营建的洛邑，还担心殷商的遗民有不服的，所以命令君陈分居治理东郊成周的邑地。”

无垢说：“所谓‘分正’，就是让他分辨善恶并纠正是非。善的人应当被世人认为是好的而羡慕他，恶的人应当被世人认为是坏的而羞耻他。毕公表彰善良、辨别邪恶，表彰那些居住的地方，大概就发端于此。”又说：“郑氏认为君陈是周公的儿子。我考察整篇文章，大致没有这个意思，然而继承周公的人，必定是当世的大贤人，何必一定是周公的儿子呢？况且还有可叹的是，舜任命九官，一篇书就足够了，而成王命令君陈，将近几百字，帝王政令的繁琐与简略可以大概看出来了，世风的浮薄也可以大概看出来了。唉！可叹啊。”陈氏说：“郑氏认为君陈是周公的儿子，有人说不是。成王先命令君陈而后命令毕公，毕公辅佐四代君主，难道会把周公的儿子排在四代老臣之前吗？那么君主任命臣子，以先后顺序来区分老壮，本来就不一定如此，至于认为君陈是周公的儿子，那必定不是。周公命令康叔说：‘你那显赫的父亲文王。’又说：‘你那穆考文王。’成王命令蔡仲说：‘不要像你父亲那样违背王命。’父子之间的迹象，在告诫的言辞中，像这样审慎。何况周公作为叔父，对成王有大功勋和大辛劳，现在任命他的儿子来继承父亲的事务，唯独没有亲近亲属的言语，只说：‘从前周公教导保护万民。’又说：‘你效法周公的谋略和训诫。’又说：‘你遵循周公伟大的训诫。’好像说别人一样，决没有这样的道理。君主的任命辞令，虽然说是告诫，也兼有宠幸在位和去世者的意思。成王命令防子还说：‘殷王的长子。’说：‘你的祖先成汤能够齐圣广渊。’哪有任命周公的儿子，而不用父子关系的言辞来宠幸他的呢？”张氏说：“成周的东郊靠近妹邦，周公曾经把顽劣的百姓迁徙到这里并亲自治理，他去世后，命令君陈来继承。”

君陈

成王说：“君陈，只有你美好的德行孝顺恭敬，只有孝顺并且友爱兄弟，能够把这种德行施行到政事上。命令你治理这东郊，要恭敬啊！”

无垢说：“治理东郊的顽劣百姓，不是小事，必须精心挑选人选。现在东郊的百姓，治理他们不能太急，也不能太缓，只有性情温和安宁，不说话而能给人带来和谐，与人并肩站立而能使人感化的人，才可以治理。君陈美好的德行孝顺恭敬，可以想象他是什么样的人了。孝顺恭敬的人，居家时气色容貌温良，行事时政事和顺纯粹，让这样的人处在顽劣百姓之上，能不让人意气消沉的很少。然而有孝顺恭敬却不能运用的人，用来自律是可以的，用来济世救人则在事务上昏暗，在整体上失误，不招致侮辱和耻辱的很少。君陈却能运用孝顺来友爱兄弟，又能运用孝顺而施行到政事上，那么他推演事理的关键，调和乖张暴戾，胸中自有造化。用这样的人治理顽劣百姓，必定有可观之处。”又说：“孝顺恭敬的人，每天在恭敬中往来，现在成王又用恭敬来告诫他，为什么呢？唉！人难以保持德行是很严重的。只有圣人如果不思念正道就会变成狂人，圣人如果不思念正道尚且会变成狂人，何况没达到圣人境界的人，能不告诫吗？舜从平民成为天子，他的道理显扬闻名也已经很久了，年纪超过九十岁，而益还告诫他不要沉溺于安逸，不要游荡于享乐，圣人难道可以不思念正道吗？”

林氏说：“有人对孔子说：‘您为什么不参与政事？’孔子说：‘《尚书》说：“孝顺啊！只有孝顺，友爱兄弟，施行到政事上。”这也是参与政事，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参与政事呢？’各种行为的开始，没有比孝顺更大的了。在家里就友爱兄弟，在国家就能把孝顺施行到政事上。孝顺施行到政事上，不过是爱和敬罢了。大概王者对父母的愛敬尽到了

译这样，道德教化就可以施加于四海之内。既然如此，那么将其施行于政事之中，对于执政者来说又哪里困难呢？在周公去世之后，任命君陈分管政事之初，周公之所以任命他，没有其他话语，只提及孝悌友爱和美好的德行，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让君陈时刻铭记在心，不废弃前人的遗训，不丧失大臣的美好教化，使他始终如一，前后协同，取得治理的功绩，继承已成的功业，最终达到永远无穷尽的境界，这样就可以了吗。成王任命他的言辞，反复叮咛告诫，用“要恭敬啊”这样的话，真是意味深长啊！

译吕氏说：“在东郊担任师保，是周朝的重任。周公去世后，成王挑选并任命了治理东郊的人。当时像太公、毕公那样，德行深厚、声望隆重，遍布朝廷的人，不能说没有贤才。然而成王之所以选择君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周公在成周担任师保，教化万民，百姓感念他的德行，所建立的纲纪法度一切都已完备，如果派一个有才智的人去，就会自作聪明，扰乱旧有的章法，所以选择一个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纯正谨慎的人，大概不忍心改变周公的法度；另一种说法是，当时商朝遗民沾染了纣王的恶习，所谓‘上天使我们的伦理道德大大混乱，如儿子不服从父亲的事务，弟弟不念及上天的显赫恩德，竟然不能恭敬兄长’，父子兄弟之间乖违争斗、欺凌冒犯到了这种地步，现在想要治理他们，只有派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人去作为榜样，感动他们使其自我教化，这就是成王之所以单独任命君陈的原因。”

从前周公担任师保，教化万民，百姓感念他的德行。“前往谨慎地履行你的职责，遵循常规，努力彰显周公的训诫，这样百姓才能得到治理。”

无垢说：“周公是圣人，他的训诫有难以用常情推测的地方。因为圣人见识很高，所施行的举措远远超出常情之外。有的事情看似疏漏实则严密，有的计策看似迂腐实则切中要害，有的防范祸患于千百年之后，有的制止动乱于朝夕之间。它们的归宿都在于治理百姓，使百姓安定康泰罢了。君陈以贤德继承圣人，想必对于周公的遗训有不能完全理解的地方。然而君陈如果不想要治理百姓，那就没什么可说的；如果想要治理百姓，对于周公的训诫，难道可以不努力求学以使其昭明吗？正因为周公的训诫远远超出常情，所以必须依靠努力求学，才能窥见其中万一。”

林氏说：“教化影响到当时的人容易，影响到后世的人难。教化只停留在眼前的还不够，百姓长久感念的才最为重要。从前召公治理南国，美好的教化兴起推行，人们思念他的德行，连甘棠树都舍不得砍伐。他去世后，人们依然怀念不已。探究其中的原因，不过是听讼断狱这一件事罢了。更何况周公用严厉的方式教导，而百姓不感念他的德行，是没有这样的事的。现在君陈继承美好的传统，使时局达到盈满成功，没有需要特别作为的，只要继承并坚守大的训诫，不敢昏乱逾越，这就足够了。”

我听说：“达到大治的德行芳香，能感动神明；黍稷的香气不是真正的芳香，光明的德行才是芳香。”你应当效法周公的谋略训诫，每天勤奋努力，不敢安逸享乐。

无垢说：“周公的谋略训诫，源自光明的德行。我能顺着他的话去探求他的心，顺着他的心来引导我的心，那么我的光明德行就显现了。然而先付出努力后获得成果，是仁者所为；先做事后得到回报，是崇尚德行所追求的。那么效法谋略训诫以求光明德行所在，不可以用轻忽的心去求。应当每天勤奋努力以精纯自己的念头思虑，应当不敢安逸享乐以收敛放纵的心，功夫深厚力量到位，光明德行就显现了。光明德行既已显现，治理东郊，就会充沛而有余力了。”陈氏说：“君子用情理来感化，小人用刑罚来惩治。所以用礼教和刑罚羞辱加于君子，是用情理来教化；用桎梏和鞭杖加于小人，是用刑罚来教化。君子不犯羞辱，何况刑罚呢？小人不畏惧刑罚，何况羞辱呢？如果教化废弛，会把中等人推入小人的境地；如果教化推行，会把小人引入君子的道路。以此来说明光明德行芳香的道理。”唉！小人不畏惧刑罚，或许有这种情况，但他们真的不畏惧羞辱吗？荣辱是教化的大权柄。光明德行在上位，那么小人畏惧羞辱而成为君子，哪里还有刑罚和情理的分别呢？只有刑罚没有情理，那是木头人罢了，有什么教化可言？把刑罚和情理分开来说教化，是不懂教化而强行议论。

史氏说：“不欺骗天地，可以看出大臣爱护谨慎的心意；不改变常道，可以看出君主责成期望的意思。凭借周公的圣明，面对商朝顽劣的百姓，本是很容易的事。然而周公每次都以侍奉天地的心，作为对待顽民的心，所以他的治理芳香四溢，上达于天，下延于地，他追求德行而不追求物质，这向来如此。周公曾经实行这条道路，成王曾经听闻这条训诫，现在如果能实行这条道路和训诫，思考而不忘记，实行而不疲倦，那么成王的治理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

张氏说：“善的，属于阳类，它发散出来是芳香；恶的，属于阴类，它发散出来是臭秽。芳香是人喜欢的气味；臭秽是人厌恶的气味。大治的时代，上面恬静下面和乐，礼制建立音乐兴起，和气吉祥滋生，熏染成太平景象，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芳香的原因。大治的时代，它的芳香远播，所以可以感动神明。神明难以感动，君主如果没有芳香不足以感动他们。虽然如此，大治所说的芳香，不是黍稷的芳香，而是光明德行的芳香。称之为芳香，是因为它的香气远播。三苗的暴虐，散发出来的是腥臭；商纣的恶行，秽德昭彰闻达。由此看来，只有大治才是芳香，而芳香出自光明德行，这是可以知道的。”

一般人没有见到圣人，好像不能见到；已经见到圣人，也不能遵循圣人的做法。你要警戒啊！你就像风，下面的百姓就像草。谋划政事，没有不艰难的。有废弃的，有兴起的，出入都取决于你的谋虑，众人的言论相同就加以推演。

林氏说：“一般人的情态，没有见到圣人就想见到，已经见到圣人，未必能遵循圣人所行的。现在君陈亲眼见到周公，所以勉励他进行教化。”又说：“柔弱而不能自立，是下面百姓的无知；行动而有所教化，是君主的最高技艺。只有包含仁厚之

译本性，只顺从上级的命令，那么行动就能感化他人，这难道可以迟缓吗！既然这样，上级感化下级，下级顺从上级，无不随风倒伏、向往教化，向善改变而不知其所以然，这难道可以不警惕吗！」又说：「政令得当与否，必然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国家的安危，在于审理案件的是非曲直。因此在官员任免之际，应当用众人的智慧来衡量，而当各种意见已经一致时，又应当选择其可行与否。符合道理的就施行，不牵就当世的浮夸言论，不向众人的不同议论屈服，穷究其根本脉络，追问其边界极限，而不被片面的见解所蒙蔽。」

译苏东坡说：“言论有相同也有不同，那么听的人就有可以考察的依据。说某事有利，必定有获得利益的方法；说某事有害，必定有招致祸害的道理。反复地辩论，在朝廷上商议并由众人决断，正确的意见必定伸张，错误的意见必定屈服；真实的情况必定通达，虚伪的情况必定阻塞。所以邪正相互攻讦、是非相互考察，并不是君子所担忧的，所担忧的是众人的言论全都相同罢了。考察言论是否相同，没有比推究其本源更好的了。古人说防止丝线纠缠的人，一定要找到它的头绪，探究它的终点。《太甲》说：‘有违背你心意的言论，一定要从道理上去寻求；有顺从你心意的言论，一定要从非道理上去寻求。’这就是《太甲》所说的寻求。”

“你有好的谋略和好的计划，就进入内宫向你的君主报告，你随后在外朝顺应执行，说：‘这些谋略和计划，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唉！臣民如果都能像这样，那才是真正的美好和显赫啊！”林氏说：“好事归功于君主，坏事归咎于自己，这是臣下的美德；臣下能够归美于君主以报答上级，这是臣下理所当然的。人们爱戴君主，难道只是贪图天子的功劳据为己有，把世上的才能当作自己的本分吗？必定有谋略，就合乎道义地决断它；必定有规划，就模拟筹划它。进入内宫告诉君主，让君主称颂他的德意，说这不是我所能做到的，这是我们君主的德行。于是感叹着告诉他说：‘臣民如果都能顺应这一点，这就是成为良臣显赫的途径。’现在用《易经》来考察，坤卦，象征人臣的道义。它的辞说：‘阴虽然拥有美德，但含藏起来以服从王事，不敢独自成就。’意思是阴并非没有美德，而是不可以显露美德以凌驾于阳之上；臣下虽然拥有美德，不可以独占美德以凌驾于君主之上。所以含藏美德以服从王事，代替上级处理事务，不敢独占功劳，难道不是因为大地对于天，只是顺从罢了？观察《易经》的辞句，与《尚书》的宗旨，互为表里。”

君王说：“君陈，你遵循周公伟大的训诫，不要依仗权势来逞威风，不要倚靠法律来苛刻削减，要宽厚而有节制，从容平和以调和。”

无垢说：“大凡人的常情，因为难以教化，就必定施加威吓来使他们恐惧，苛刻削减来使他们痛苦。施加威吓如果不凭借崇高的权势就不能实行，苛刻削减如果不凭借法律就不能见效。现在君陈作为东郊的长官，权势也已经很高了；一地的号令，记载在法令之首，法律也已经完备了。如果不推究圣王的心意，因为难以教化，就依仗权势来威吓他们，倚靠法律来苛刻削减他们，有什么不可以呢？只是可以改变他们的表面，而不能使他们内心信服。平时无事时，包藏祸心，看不出迹象；一旦有紧急情况，就会仇视上级，从而叛乱，来报复上级。圣王之道，务必有安慰人心的方法，因为天下的道理应当如此。”又说：“宽厚则优游自在而不紧迫，有节制则百姓有所防范而不越轨。用宽厚来安慰他们，用节制来约束他们，从容地运用这种道来调和他们，使百姓爱慕感激，沉浸其中受到鼓舞，依恋于法度之中，而没有强横傲慢、乖张争执、侵犯之心，这正是调和百姓的方法。周公伟大的训诫，正在于此。”张氏说：“权势，是上级用来统御下级的，依仗权势逞威风，就失之于不仁；法律，是君主用来治理百姓的，倚靠法律苛刻削减，就失之于不义。依仗权势逞威风，就是用义理来伤害百姓的身体；倚靠法律苛刻削减，就是用义理来搜刮百姓的财物。用义理伤害和搜刮，商朝灭亡的原因就在于此，君陈不可不警惕。居于上位的方法，虽然贵在宽厚，但宽厚失去常态就会流于放纵，所以希望它有节制；畜养众人的方法，虽然贵在包容，但包容失去常态就会流于苟同，所以希望它用调和。宽厚而有节制，那么刚柔就足以相互补益；从容以调和，那么可否就足以相互补益。只有刚柔、可否足以相互补益，这德行才能没有偏颇的过失。”

吕氏说：“所谓的‘势’，乃是分封东郊的权势，本来不是君陈个人的权势；所谓的‘法’，乃是周朝的法律，本来不是君陈个人的法律。君陈必须至公，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意，不可以依仗公家的权势来逞个人的威风，使公家的法律去侵削他人。只要依法行事便是私心，这就不是代替天理来治理万物了。”

殷商的百姓触犯刑律，我说要判刑，你就不判刑；我说要宽恕，你就不宽恕，只遵循中道。无垢说：“法律，是天下的最大中道，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不是君主所能私有的。从前汉文帝想要处死盗取玉环、惊扰马匹的人，而张释之不服从，这是君主不能私自杀人，应当以法律为中道；汉光武帝想要赦免公主家的奴仆，而董宣不服从，这是君主不能私自宽恕人，应当以法律为中道。与天下人共同遵守这个中道，那么被处死的人不认为有怨恨，被宽恕的人不认为有恩德，君子有所依靠，小人有所畏惧，处理事情恰当，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林氏说：“中道作为一种原则，没有哪里是不可以施行的。如果依仗权势来爱人，就失去了中道；倚靠法律来搜刮百姓，就失去了中道。只有宽厚失之于放纵，所以希望它有节制；从容失之于苟同，所以希望它调和。大概治理他人的方法，应当审慎于此。苛刻太甚，那么不肖之人的心就会响应；奢侈太甚，那么不合情理的情感就会报复；诛求没有满足，就是动乱的阶梯；聚敛太重，那么下面就会不足。只有能够宽厚得其法，那么奉行周旋，不敢失误，施为举措，都得到平衡，谁说这不是中道呢？”

有不服从你的政令，不感化于你的训诫，用刑罚来制止刑罚，就施以刑罚。惯于奸邪盗贼，败坏常理扰乱风俗，三次小过也不宽恕。

张氏说：“用政令来端正他们，却有所不顺从；

译用教化来引导他，却仍有不肯改变的，这就是他顽固不化、不可教化了，于是就可以施加刑罚了。然而圣人是在万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那么刑罚的目的终究是为了不再用刑，所以说：“用刑罚来制止刑罚，这才是真正的刑罚。”

译无垢说：“羊群中有败坏群体的羊，这是羊群不能繁衍的原因；禾苗中有稂莠杂草，这是禾苗不能茂盛的原因。那些沉溺于奸邪、败坏常理、扰乱风俗的人，是煽动顽劣之民作乱的根源，难道可以不施刑罚吗？端正根本、澄清源头，正在于此。这三类人的行为虽然尚未显露出大恶，但凡是防范有这种心思的人，都应施以刑罚而不加宽恕。用刑罚来制止刑罚，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吕氏说：“如果顽劣之民不顺从你的政令，不被你的教化所感化，你要用刑罚惩治他，必须仔细考量。如果惩罚一个人，能制止后来的人不再犯法，这样才可以惩罚；如果惩罚一个人，还不能制止后来的人犯法，那就不可惩罚。为什么呢？商朝的百姓固然已经受到周公的教化，但旧日沾染的污浊习俗，一一惩治他们是不行的，必须抓住关键要害来治理。惩罚一个人，千万人就会畏惧。如果一一惩治他们，刑罚就泛滥了。虽然如此，如果有怙恶不悛、始终不改的人，即使三次犯下小罪也不可赦免。为什么呢？这是煽动作乱的人，与寻常犯罪者不同。如寻常犯罪者，是旧日沾染的污浊习俗，这不可归罪；若是煽动作乱的人，即使三次犯小罪也不赦免。这样治理，才是抓住关键要害，刑罚自然简约。”

你不要对顽劣之民怀有愤恨疾恶之心，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一定要有忍耐，才能有所成就；要有包容，德行才能广大。

无垢说：“人各有所长，所以禆谌在野外谋划就能成功，在国都谋划就不行。孟公绰做赵氏、魏氏的家臣就很优秀，但不能做滕国、薛国的大夫。难道可以求全责备吗？根据他们的长处来任用他们，所以小的才能成就小的事业，大的才能成就大的事业，那么山川丘陵草木都能各得其所，何况是人呢？成王派遣君陈，涵养优容的意旨，可以从言辞间体会出来。”又说：“唉！成王对待顽劣之民，为何如此仁厚！整篇文献，都以仁厚为宗旨。比如‘不要依仗权势作威作福，不要倚仗法律来削减’，‘宽厚而有节制，从容而和谐’，‘用刑罚来制止刑罚才是刑罚’，现在又说‘有忍耐才能有成，有包容德行才大’，仁厚之心层出不穷，圣王的道理大概可以知道了。”又说：“白起不忍心杀四十万人，项羽不忍心杀二十万人，只是让人怨恨刻骨罢了，怎么能有所成就呢？看到累犯者若不可宽容，曹操不容纳而杀了孔融，黄祖不容纳而杀了祢衡，只是让天下人心离散，深深怨恨他们的狭隘罢了，德行果真广大吗？”

东坡说：“有残忍的忍，有容忍的忍。《春秋传》说：‘州吁凭借武力而安于残忍。’这是残忍的忍。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容忍的忍。古今言语都是如此，不可混淆。成王明确指出三次犯小罪不赦免，那么其余的都应当赦免。说‘必须有忍耐，才能有所成就’，正是孔子所告诫的‘小不忍则乱大谋’。而近世的学者却说：‘当断不断不可以不忍，忍耐所以成为义。’这是说成王教导君陈急于刑杀，以残忍为义。不忍伤害别人的心，是人的本心。所以古人用不忍心劝人，用容忍劝人，是有的，没有用残忍劝人的。不仁的祸害到六经为止，现在却歪曲言辞诬蔑经典来助长它，我不能不评论。”

考察那些修养德行的人，也考察那些不修养的人；进用那些良善的人，来率领那些不良的人。

林氏说：“舜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举用皋陶，不仁的人就远离了；汤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举用伊尹，不仁的人就远离了。现在正值成王之时，周公警惕商朝的顽劣之民，将他们迁到洛邑，使他们亲近并接受训导，那么过去心中不可驯服的人，现在善恶各半了。在于纠正他们、使他们正直、辅助他们、支持他们，使他们自己有所得，又进而振奋他们的德行，正依赖君陈的力量。这是成王在分封治理之际，不可不重申的。现在考察那些修养德行的人，使不修养的人得以劝勉；进用那些良善的人，使不良的人得以效法。这正是舜、汤的遗意。”

张氏说：“修，表现在行为上；良，出于本性。表现在行为上的，有修养的有不修养的，考察那些有修养的，那么不修养的人就知道所当劝勉；出于本性的，有良善的有不良的，进用那些良善的，那么不良的人就知道所当激励。”

百姓本性淳厚，因外物而有变迁，违背上级的命令，顺从自己的喜好。

无垢说：“所以让君陈不愤恨疾恶，不求全责备，而且包容忍耐，考察那些修养洁净的人，进用那些良善的人，是因为成王真有见识。所见的是什么？顽劣之民生性本厚，他们之所以浇薄至此，不是他们的本性，是因为沾染了纣王的恶习。这样，岂有愤恨疾恶？岂敢求全责备？所以能忍耐，所以能包容。”又说：“孟子说：‘有事物必有法则，这是百姓秉持的常道，所以喜好美德。’所以尧舜率领天下以仁，百姓就顺从；桀纣率领天下以暴，百姓就顺从。他们的命令违背了百姓的喜好，百姓就不顺从。君陈想要改变商朝的旧习、污俗，不必谆谆于号令，不如谨慎对待百姓的喜好。文王在宫中雍雍和乐，在宗庙肃肃恭敬，喜好如此，所以江汉的游女没有心思违犯礼制；伐条的妇人勉力丈夫以正道。纣王成为天下逃亡者的首领，喜好如此，所以殷商无论大小，草窃奸邪之事不断。违背上级的命令，顺从自己的喜好，难道不是很明显吗？然而我谨慎对待百姓的喜好，而百姓还未被教化，是我的喜好还不够尽善。孟子说：‘行为有不得

译这些，都要反过来从自身寻找原因。』自身端正，天下的人就会归附他，这真是达到极点了啊！」

译林氏说：“孟子说人性本善，成汤说‘伟大的上天降下恒常的善性给下民’。观察这些就知道百姓生来禀赋的厚道高尚了。然而大多发展到穷尽人欲、灭绝天理，禁锢丧失他们的良心，残害他们的正性，大概是因为随着外物而改变。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又说：‘上面有所喜好，下面一定有更加严重的。’就知道百姓跟随行为而不跟随命令已经很久了。君主仁德就没有人不仁德，君主义理就没有人不义理，君主端正就没有人不端正，就知道上面的喜好是百姓的表率，确实不可不谨慎。这些百姓不用等待教令，看着仪范就行动，不命令就施行，难道不是这样吗？”

你恭敬地遵循常典，你就安守德行，那么就没有不变化的，确实能升进于大道。

无垢说：“你恭敬地遵循常典，那么殷商百姓父子兄弟之间的恩情就深厚；你安守德行，那么殷商百姓父子兄弟的本性就显著。恩情深厚就互相亲近友爱，本性显著就自然和睦快乐。向来乖戾争斗欺凌侵犯的风气，一下子转变为亲近友爱和睦快乐的习俗；向来遗留的殷商顽劣之民，如今与周朝百姓一起升进于大道，这盛况多么宏大啊！”又说：“治理国家如同治病，如果不知道病产生的原因，那么病就没有自行痊愈的可能。”

治理国家而不知道国家的弊病所在，那么国家就没有自行治理的可能。殷商百姓的弊病，在于风俗浅薄。挽救风俗的浅薄，在于我亲身践行罢了。这亲身践行，是救治风俗的根本。亲身践行，就是恭敬常典、安守德行；恭敬常典那么五常就彰明，安守德行那么五常就实行。

张氏说：“常典是在外面的，恭敬它而不敢怠慢；德行是在内心的，安守它而不敢废弃。上面能恭敬常典，那么百姓感化就不至于败坏常伦；上面能安守德行，那么百姓感化就不至于扰乱风俗，那么就没有人习惯于奸邪犯罪了。‘时乃罔不变’，是说他们改变恶行而顺从善道。”

只有我一人承受多福，你们的善行，最终在永世都有称颂。

无垢说：“人君不谈论福，以风俗敦厚为福，让每个人都有士君子的品行，这是人君的多福。如今商朝风俗大大改变，商朝百姓一起升进于大道，人心忠厚，风俗淳朴，人君亲身享受此时，难道不是承受多福吗？”又说：“风俗敦厚，难道只是成王的福吗？君陈的美名，也不会在后世泯灭。所谓‘终有辞于永世’，是用来显示圣王对人的期望非常深远。从前子产执政，一年百姓想杀他，三年却有‘谁继承他’的歌谣。假使子产在朝夕之间求名，那么郑国什么时候能治理好呢？只有贤者不在朝夕之间求名，而自我期望非常深远，圣王也不在朝夕之间责备人，而期望人也非常深远，这就是贤者最终享有美名，而圣王也最终享有成功的原因。所谓‘终有辞于永世’，那么成王所存留的恩德多么盛大啊！”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精义卷四十六 宋 黄伦 撰

成王将要去世，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康王，作《顾命》。

无垢说：“成王将要去世，太保召公、太师毕公率领天下诸侯辅佐康王，继承天子之位，于是有了《顾命》的作成。”又说：“如果以三公的职序来论，太师居上，太保居下，而在《顾命》的时候，孔子所排列的却以召公居先，为什么呢？”回答说：“召公是太保，平生保辅成王的人，是寄托腹心、情意相通的人，以国家为家，以嗣王为骨肉，最为亲厚。平时在朝中担任天下大事的，只有周公和召公。周公已经去世，如果不让召公首先承担顾命的重任，可以吗？”

张氏说：“《顾命》是成王将要去世时的遗命。天下是大器，将要传给子孙，那么在受遗托孤的时候，尤其应当警戒，这就是《顾命》作成的原因。顾有回视的意思，圣人把死看作归宿，所以将去世时的遗命称为《顾命》。”

吕氏说：“成王年幼的时候，先前曾有流言之变，成王想着没能端正开始，现在要端正终结。成王能端正终结，那么康王才能端正开始。大概成王因为遭遇变故如此，不然，自从尧、舜、禹、汤、文、武以来，都是大圣人。圣人看待生死如同夜晚和白天一样平常，为什么唯独成王临终发命？只因为成王年幼，曾有危疑之变，成王所以不得不端正终结，所以端正终结，是想教导康王端正开始。史官记载下来，作为后世的法则。”

顾命

在四月，月亮由圆转缺，成王身体不适。甲子日，成王于是用水洗漱，辅佐的人为他穿戴冕服，靠着玉几。于是同时召来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

无垢说：“大位，是奸邪窥视的；危病，是邪祟伺机的。所以成王将要去世，上自三公六卿，下至百尹御事，都让他们来到路寝之前，把宗庙社稷后嗣的重任托付给他们，让将断气时的话语朗朗在百官的听闻中，而奸心邪志没有产生的地方。古代先哲王在处理生死之际如此森严，女子小人能行其志吗？哪里会有五王交乱门生天子的弊端呢？唉！他昭示万世的意思深远啊。”张氏说：“‘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是说开始生病。到了甲子日，那么病更加严重。成王于是用水洗漱，辅佐的人为他穿戴冕服，靠着玉几，所以”

译这是召集群臣并下达命令的场合。在那时，无论职位高低的大臣都在王庭中聆听命令，于是与六卿一同被召集，那么王庭中的大臣就没有不被举荐的了。

译成王说：“唉！我的病势日益加重，情况危急，病情一天天恶化，如今已病重垂危，恐怕来不及向你们立下誓言，将王位传给继承人。因此我郑重地训诫并命令你们。”

无垢说：“‘大渐’是病情逐渐加重，‘几’是危险。疾病已经严重发展而没有好转的迹象，只有危险而难以恢复安康。成王心里知道死期不远，不得不为国家社稷考虑，所以召见公卿和办事的大臣，告知他们辅佐继承王位之子的意图。他在临终时如此不乱，这是学问修养的力量所致。”

黄氏说：“生死的变故确实重大，但不足以使他的心志动摇，如果不是圣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孔子拖着拐杖，曾子更换竹席，而成王穿戴着冕服接见百官，面临死亡却如此不乱。子路问关于死的事，孔子说：‘还没有弄懂生，怎么能懂死呢？’生和死本是同一道理，懂生也就懂死了。孔子七十岁时随心所欲而不越出规矩，曾子说：‘从今以后我知道可以免于祸患了，小子们！’他们日夜所存守的，没有一时是不端正的，大概不是因为死时不乱，而是因为生前就不乱啊。”

从前我们的先君文王、武王宣扬并继承前代圣王的光辉，确立礼制，施行教化，使百姓不断修习而不违背，因此能够推翻殷商，承受上天的大命。

无垢说：“成王认为：‘从前我们的先君文王、武王，宣扬并继承前代圣王的光明德行，以安定百姓的居所。百姓既已安居，然后颁布五常之教来教化他们。既已教化他们，就让他们学习并时常温习。百姓既已习得五常之教，听从并奉行上级的命令，所以能使殷商的厄运转化为周朝亨通的大命。确立礼制、施行教化，使百姓不断修习而不违背，从而推翻殷商，承受大命，这都是宣扬并继承前代光辉的结果。’由此可知，成王传家的法则，只是为了百姓罢了。”

张氏说：“文王的德行能光辉照耀四方，到了武王又能推广文王的教化，彰显先人的功业，这就是所谓‘宣重光’。宣扬其光辉，则挥散而不被遮蔽；重叠其光辉，则连续而不断绝。《舜典》中说的‘重华’，《离卦》中说的‘继明’，都是‘宣重光’的意思。”

吕氏说：“大体上，自古以来的圣贤，都只有两个阶段，所以尧、舜作为君臣而并列，文、武作为父子而相处。圣人兴起，自古上下数千年，一种光明超越时代，前后相互映照。文王、武王之所以能‘宣重光’，关键在于‘奠丽陈教’这一句。”

后来年幼的我，恭敬地迎接上天的威严，继承并坚守文王、武王的大训，不敢昏乱逾越。如今上天降下疾病，我几乎不能起身，不能清醒。你们还要明了并适时地执行我的话，用来恭敬地辅佐长子钊，〇渡过艰难，安抚远方，亲近近处，安定并劝勉大小各国。想想人们自己扰乱了威仪，你们不要让钊冒昧地陷入危险的境地。

无垢说：“成王晚年，战争平息，刑罚搁置，可以说是盛世了，有什么艰难呢？而成王这样说，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天下的事务都是艰难的。想要治理，而混乱就在其中；想要安定，而危险就在其中。所以古人惋惜履霜之征不早察觉，警戒蔓草之难图谋。成王把太平视为艰难，难道不是出于这个原因吗？”又说：“成王自称我的话，难道只是为了渡过艰难吗？它可以柔服蛮夷，可以成就境内，可以安慰劝勉大小众国，都使它们安民教民，使百姓习得教化，听从上级的号令。那么召公、毕公以下的大臣，对于成王的话，应当奉行并周旋，不可失坠，开启〇康王以践行这些话是可以的。看成王临终之际，他的言语严劲端庄如此，思虑凝定寂静，言语分明，难道是疾病困顿、生死所能动摇的吗？孟子说：‘君子通过道义深造，希望他自得。自得，就能安居；安居，就能积蓄深厚。’这说的就是成王吧？”

东坡说：“恭敬可以渡过大的灾难，世人把威仪当作文饰罢了，不知道它是渡难的工具。所以说：‘自己扰乱了威仪，就是危险。’‘非几’就是安全。只有安全才值得敬畏，不可冒进。”

吕氏说：“大体上，一俯一仰、一动一止，都是天命井然有序，自有条理，人却以私意自行扰乱。如果天命各有条理，那么一动一止，井然有序而不乱，无非是天命的流行罢了。”众臣“不要让康王昏乱，陷入危险境地”，这一句尤为切中要害。

如今既已接受命令，就撤去帷帐放在庭院中。到了第二天乙丑日，成王去世。太保命令仲桓、南宫毛，让他们会同齐侯吕伋，带着两支干戈、一百名虎贲武士，在南门之外迎接儿子钊，引导他进入翼室，抚慰他主持宗庙祭祀。

无垢说：“‘缀衣’，孔安国认为是帷帐，是成王凭几发令时，帷帐在那里。既已发出命令，将要准备后事，所以撤去帷帐放在庭院中。怎么知道的呢？《丧大记》说：‘生病时，君、大夫撤去悬挂的乐器，士去掉琴瑟，头朝东睡在北窗下，撤去床铺。’郑康成说：‘废，就是去掉。人刚生在地上，去掉床铺，或许希望生气返回。’按照《大记》所说，那么撤去帷帐，就是撤去悬挂的乐器而为死亡做准备。在第二天乙丑日，成王果然去世。”又说：“从前成王将死，命令大臣辅佐康王。当时，掌管亲兵的是太公望的儿子吕伋。宰臣召公奭命令仲桓、南宫毛从吕伋那里取来两支干戈、一百名虎贲武士，以迎接继承人。吕伋虽然掌管兵权，没有宰臣的命令不敢发动；召公虽然发号施令，如果没有两位诸侯奉命前往，吕伋也不服从。兵权分散掌管，不偏属于一人，由此可见。”又说：“东

译郑玄解释“翼室”，说是路寝左右两侧的厢房。成王的灵柩停放在路寝，所以子钊住在翼室，作为主持丧事的人。既然他作为主持丧事的人，那么无论是臣子还是百姓都应当怀着忧惧之心居住。为什么呢？因为君主是天下的父亲。君主既已去世，天下人惶恐不安，无所依托，难道能不怀着忧惧之心居住吗？只是礼制的规定有限度罢了。”吕氏说：“古代父子不住在同一宫殿，太子的南宫本来就在南门之外。成王去世后，召公进入翼室作为丧事的主持者。然而这一情况并不是特意迎接康王回来，最能看出当时面对重大变故时法度严密周全。太保命令仲桓、南宫毛，这要让人看出召公是周朝的重臣。当时成王去世，百官都放下自己的职责听从冢宰，重大的政令都是由太保发出的。”

译丁卯日，命令制作册命所用的度尺。过了七天，到癸酉日，伯父召公命令士人须准备材料。

《吕氏春秋》说：“伯、相，是指召公以陕地分界为二伯，以伯的身份担任相职，正如同后世以上公担任宰相，称为公相，这是正确的。”

狄人在窗与门之间的南面位置，设置绘有斧形花纹的屏风，并悬挂帷帐。在南面铺上双层桃枝竹席，席边用斧形花纹装饰，几案上装饰着华美的玉石。在西厢房面向东的位置，铺上双层蒲草席，席边用杂色丝线装饰，几案上装饰着文贝。在东厢房面向西的位置，铺上双层莞草席，席边用五彩丝线装饰，几案上装饰着雕花玉石。在西侧夹室面向南的位置，铺上双层篛竹席，席边用黑色丝带装饰，几案上漆饰而不加其他装饰。

无垢说：《祭统》说：“狄，是乐官中地位低贱的人。”《丧大记》中关于招魂的礼仪说：“狄人设置台阶。”这说明在丧事中，狄人必定负责主持设置相关事务。孔安国说：“狄，是下士。黼扆，就像现在的屏风之类。称为黼，是因为上面画有斧形图案。”《考工记》说：“白色与黑色相间称为黼。”意思是说用黑白两色来装饰斧形图案。缀衣，就是帷帐。在这四个座位上设置这种黼扆和缀衣，是为了象征成王生前所临幸的地方，以此来激发康王的爱慕思念之心。又说：孔颖达说：“牖，就是窗户。间，是指窗户在东、门在西，即门与窗之间的地方。”所以在黼扆前面铺设三层席子，上面一层使用桃枝竹席，席边用斧形花纹装饰。郑康成解释黼说：“以红色丝帛为底，用黑白丝线在上面绣出斧形花纹。”黼纯、黼扆的意思应当与此相同。又说：东西两侧的厢房称为序，蒲草称为底席，缀纯是指用杂色丝线装饰边缘。敷重，意思应当如同《司几筵》中关于篾席的说法。文贝仍几，是指用文贝装饰几案。孔安国说：“这是早晚处理政务的座位。”因为东西厢房都设有窗户。又说：东厢房面向西铺设双层莞草席，席边用五彩丝线装饰，几案上装饰着雕花玉石。丰，是莞草。画纯，是指用五彩丝线装饰边缘。《考工记》说：“画缋之事，杂用五色。”孔颖达说：“用五种颜色的丝帛绘画作为边缘。”郑康成说：“用云气图案绘画作为边缘。”这就是画纯的方法。用玉仍几，是指刻玉成纹来装饰几案。孔安国说：“这是供养国老、宴请群臣的座位。”又说：路寝就是太室，那么东西厢房就有夹室。夹室，并不是路寝的正室。西厢房的夹室，是亲属私下宴饮的座位，所以召公命令狄人在这里铺设双层篛竹席、黑色丝带装饰边缘，并设置漆饰的几案。笋席，是篛竹席。〇纷纯，是指用黑色丝带装饰边缘。漆仍几，是因为宴请亲族不讲究华丽装饰，所以不用贝玉装饰几案。孔颖达引用《司几筵》将牖间解释为接见群臣、朝见诸侯的座位，而将西厢房面向东解释为早晚处理政务的座位，东厢房面向西解释为供养国老、宴请群臣的座位。他说：根据《燕礼》说：“坐在阼阶上，面向西。”那么供养国老及宴请群臣与燕礼相同。西厢房的座位在燕礼座位的前面，因为早晚处理政务比燕饮更重要，所以西厢房是早晚处理政务的座位。他将西夹室面向南解释为亲属私下宴饮的座位，称为夹室的座位。在燕飨座位的后面，又因为夹室是隐蔽的地方，而且亲族的关系比燕飨更亲近，所以夹室是亲属私下宴饮的座位。又说：“苏东坡说：‘将要传达先王的遗命，不知道神灵是在这里呢？还是在那里呢？所以同时设置了生前使用的座位。’我认为古人对亲人，仿佛森然就在眼前，怎么敢有亲人已死的心呢？所以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侍奉亡者如同侍奉存者。设置这四个座位，俨然如同先王亲临，其仁孝尊敬之心，大概可以看到了。”

在玉的五重之间，陈列着赤刀、大训、河图等宝物。五重，是指〇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这五种宝物。琬圭用来治理德行、缔结友好，琰圭用来纠正行为、消除邪恶，这是两种不同的物品，怎么能算作一重呢？《考工记》说：“琬圭、琰圭都长九寸。”既然长度相等，所以算作一重。以琬琰为一重，那么就知道〇璧、大玉、夷玉、天球也都各有一对，大概称为重。

无垢说：“越，是于的意思，在于玉的五重之间，陈列赤刃、大训、河图等宝物。五重，是指〇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这是五重。琬圭以治德、以结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是两样东西，怎么能算作一重？《考工记》说：‘琬圭、琰圭皆长九寸。’既然相等，所以算作一重。以琬琰为一重，则知道〇璧、大玉、夷玉、天球皆有一双，大概称为重。”又说：“赤刀，郑康成说：‘武王诛纣时的刀，以红色为装饰。’大训，孔安国、王肃认为是《虞书》中的典谟。况且西厢房已经设置了王早晚处理政务的座位，又在这里陈列宝物，不是太狭窄了吗？”说：“孔颖达认为在座位的北面。”又说：“序，是墙的别名。那墙南北长，座位北面还有序墙，所以说在西序。”又说：“郑康成说：‘大玉，是华山的球玉；夷玉，是东方的珣玗琪；天球，是雍州进贡的玉，颜色像天的。’都是璞玉，没有经过雕琢，所以不以礼器命名。《释地》说：‘东方之美，有医无闾的珣玗琪。’以此事考证，那么康成以大玉为泰华之玉，天球谓雍州所贡，其色如天者，必有依据，只是那本书不存罢了。河图，就是河出图，伏羲依据它来画八卦。”又说：“〇之舞衣，必有法度，是可以传世的宝物。大贝，孔颖达引用伏生《

译《书传》说：“散宜生在江淮一带，取走了像大车车毂那样大的贝壳。”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大贝。然而古人难道把它当作玩赏之物吗？《礼记》说：“天不吝惜它的道，地不吝惜它的宝物，人不吝惜他的真情。所以天降下甘霖，地涌出甜泉，山产出器物车辆，河中出现河图，凤凰麒麟都出现在郊野水泽，龟龙在池沼中，其余鸟兽的卵和胎，都可以俯身观看。”这并非没有缘故，先王能够修明礼制以通达道义，体现诚信以通达顺从，所以这是顺从的实际表现。大贝的意义，难道不是因为有德之君所感召，使君主知道警戒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石虎用灵芝做伞盖，麒麟驾车，这只是妖异罢了，有什么值得珍视的呢？求学的人不可不知道这个道理。鼖鼓，是大鼓。《考工记》说：“鼓长八尺，称为鼖鼓。”那么这里所珍视的鼓，必定有合乎法度可贵的地方，所以用来传给子孙。在东房的，是东序的侧室。”又说：“兑、和、垂，都是古代的工匠，制作精巧，法度严密，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所以传下来作为宝物。”垂是尧时的共工，由此可知兑与和都是古代的工匠。西房，是西序的夹室。张氏说：“《周官》中天府掌管祖庙的守护收藏及其禁令，凡是国家的玉制镇物、重大宝器都收藏在那里。如果有大祭祀、大丧事，就取出陈列，事情结束后再收藏起来。凡是这些，显示前人能够传下所珍视的宝物，后人能够守住所传下来的东西。那么从越玉五重陈列宝物以下，所陈列的都是先王的宝器。天数五，地数五，天地用来成就变化、施行鬼神之力，不过如此，那么人获得它作为德行，其数目也就是五而已。所谓越玉五重，是用来象征德行的。”

译大辂陈列在宾阶前，缀辂陈列在阼阶前，先辂陈列在左塾前，次辂陈列在右塾前。

无垢说：“大辂，就是玉辂；缀辂，就是金辂。宾阶，是西阶；阼阶，是东阶。面，是说面向南方。先辂，就是象辂；次辂，就是木辂。”《释宫》说：“门两侧的堂屋叫做塾。”孙炎说：“是夹在门两侧的堂屋。”孔安国说：“先辂、次辂都面向北方。”孔颖达推演他的说法说：“在塾前陈列车驾，必定是车辕朝向内，所以知道左右塾前都是面向北方。”孔安国又说金辂、玉辂、象辂都用金玉象牙装饰车驾，木辂则没有装饰。马融、王肃认为不陈列革辂，是因为军事行动非常时期，所以不陈列它，他们的说法很有道理。凡是这些陈设，都体现了事奉死者如同事奉生者、事奉亡者如同事奉存者的意义，使得康王接受顾命时，仿佛成王就在他的上方、左右，他怎敢以轻慢之心来聆听呢？宗庙社稷的重任，不得不这样啊。

张氏说：“君王驾崩，将顾命传达给康王，所陈列的器物、所摆设的物品，不是随意为了玩赏喜好而装饰国家的，其中也有深意存在。所以设置几案之类，是为了表明静居者有其道理；设置车辂之类，是为了表明行动者有其道理。至于左与右、东与西，或在房中，或在堂序，无不是至理寄托的地方。那么拥有天下并居其位的人，怎能苟且行事呢？”

两个人头戴雀弁，手持惠，站在毕门内。四个人头戴綦弁，手持戈，刃尖向上，夹在两阶的台阶旁。一个人头戴冕，手持刘，站在东堂；一个人头戴冕，手持钺，站在西堂；一个人头戴冕，手持戣，站在东垂；一个人头戴冕，手持瞿，站在西垂；一个人头戴冕，手持锐，站在侧阶。

无垢说：“礼书上说：‘大夫穿冕服，士穿弁服。’雀弁，郑康成说：‘是红黑色，像雀鸟的头一样。’惠，郑康成说：‘大概是斜刃，适合割草砍伐。’毕门，就是路门，这是守卫门的人。綦，是青色。戺，是堂屋的棱角，棱，就是棱角。四个人头戴綦弁，手持戈刃向上，夹在两阶站立，这是守卫台阶的人。两个人分别守卫毕门的两侧，四个人分别守卫东西两阶。”又说：“穿冕服的是大夫。从门到台阶，就用士守卫；从堂屋到台阶，就用大夫守卫。孔颖达说：‘因为离殡宫远，所以让士守卫；因为离殡宫近，所以让大夫守卫。’意义或许恰当。《周官》说：‘大夫的服饰，从〇冕以下；士的服饰，从皮弁以下。’由此可知，穿弁服守卫的是士，穿冕服守卫的是大夫。靠近殡宫的地位尊贵，所以用大夫；远离殡宫的地位卑下，所以用士。”又说：“垂，是尽头的意思，指屋檐边缘。堂屋靠近墙壁，垂靠近台阶。东堂之外是东垂，西堂之外是西垂。站在台阶下的是士，站在堂屋上的是大夫。现在手持戣、手持瞿的人都穿冕服，可以知道他们是穿冕服的大夫，而站在堂屋的尽头，即屋檐边缘。郑康成说：‘戣、瞿，大概是现在的三锋矛。’又说：‘侧阶。’郑康成、王肃都认为是指东下阶，孔安国认为是北下阶。上路寝的北面，将接近内寝，怎能让大夫手持兵器站在其台阶上呢？垂，是指堂屋的边缘；阶，是指路寝的台阶。东下阶，就是阼阶，应该有守卫的大夫作为防备。苏东坡说：‘锐应当是鈗。’《说文》说：‘鈗，是侍臣所持的兵器，从金，允声。’《周书》说：‘一人头戴冕，手持鈗。’读音同鈗，他的考证非常详细。”

君王头戴麻冕，身穿黼裳，从宾阶登上。卿士和邦君头戴麻冕，身穿蚁裳，进入就位。太保、太史、太宗都头戴麻冕，身穿彤裳。太保捧着介圭，上宗捧着同瑁，从阼阶登上。太史拿着册书，从宾阶登上，侍奉君王宣读册命。

苏东坡说：“麻冕用三十升麻制成，用麻做冕，大概是衮冕。衮冕的下裳有四章纹饰，唯独使用斧形纹饰，是为了解除丧服，告示改变。君王正从外面进入接受任命，传达命令的人从阼阶登上，那么君王应当从宾阶登上。”又说：“礼书说：‘子张在防地，公明仪为他制作志。禇幕丹质，蚁结于四隅，这是殷士的服饰。’郑〇说：‘在禇幕的四角绘画，其纹路像蚂蚁往来交错。殷代的蚁结，类似现在的蛇纹画。’难道蚁裳也是这种纹路吗？君臣都穿吉服，但都有变化。”又说：“太宗、上宗，都是大宗伯。彤，是纁色。纁色的下裳，也是变化。君王与卿士、邦君、太史都改变服饰，以显示不忍之心。遵循先王的心意，吉服是为了天下考虑，而凶服是其内心所存的，表现在服饰上。当时正以天下为丧事，顾念其服饰不能因私情而改变，所以在衣裳之间略微显示其变化，这是不得已的。正当丧期，其心悲痛欲绝，却穿吉服来处理事务，这是不得已的吗？这是不得已的吗？”

无垢说：“孔颖达取《考工记》的说法说：‘圭长一尺二寸，天子持守它。’镇圭，是圭中最大的。介，解释为大。”又说：“大圭长三尺，可知介圭不是那三尺长的圭，《典瑞》说：‘君王插着大圭，手持镇圭以朝日。’《玉人》说：‘大圭长三尺，天子穿着它。’那插在绅带上的，是天子的笏板，不是天子所持守的，所以知道不是那三

译尺是大的圭。其意是说，如今康王继承成王之位，守护天下，所以太保捧着镇圭，让康王守护它。同是一种爵名，瑁是天子拿着它来朝见诸侯。太保捧着介圭，让康王守护天下；上宗捧着同，让康王主持祭祀；捧着瑁，让康王统御诸侯。这些事都很重要，所以从主阶登堂。」又说：「太史拿着顾命的文书，跟在康王后面，从宾阶登堂。登堂之后，才进献康王的册命，说成王命令康王继承拥有天下。」我观察史官写书，他们的写作方法有值得后世效法的，比如太保、太史、太宗都戴着麻冕、穿着红裳。又说：「太保捧着介圭，上宗捧着同、瑁，从阼阶登堂；太史拿着文书，从宾阶登堂。」如果让笔墨达到造化的境界，到这里也不能再增删了。

译说：“皇后倚靠着玉几，下达最后的遗命，命令你继承训导，临治君临周朝邦国，遵循大法，调和天下，以此报答文武二王光明的训导。”

无垢说：“凡是所有的作为，都遵循文武二王，来调和使天下和平，大卞就是大法。文武的大法，是什么法呢？就是文武、宣王等前后圣明君王的光明，体现在安定百姓、教化百姓、使百姓习惯教化并听从使用上的号令，这就是大法。它发于言语的，称为大训；它颁布在典籍中的，称为大卞。称为大训，为什么能临治君临周朝邦国？称为大卞，为什么能调和天下？大训，说的是它的大体；大卞，说的是它的大用。临治君临，是大体；调和，是大用。能这样，然后才可以报答文武二王光明的训导了。”

张氏说：“以上临下称为临，发出命令端正众人称为君。临治周朝邦国，是说它的威势足以使人信服；君临周朝邦国，是说它的道义足以使人端正。临治君临周朝邦国的道理，在于遵循大法，调和天下，用来报答文武二王光明的训导罢了。”

王再次拜谢，起身回答说：“我这样微小的末代小子，能够治理四方，来敬畏忌惮上天的威严。”于是接受玉圭，王住宿三次，祭祀三次，祝告三次。上宗说：“享用【按此条经解《永乐大典》原缺】

太保接受玉圭，走下台阶，洗手，拿着另一只玉圭手持玉璋来酬答，把玉圭交给宗人，拜谢，王回拜。无垢说：“太保接受康王祭祀用的玉圭走下台阶并洗手，拿着另一只玉圭盛酒，将要用来酬答祭祀。”孔颖达说：“祭祀以变化为主，不能直接使用王的玉圭，所以太保洗手，再洗另一只玉圭，把酒盛在玉圭中。”又说：“璋，是半圭。酢，是报祭。王插着大圭，拿着镇圭来祭祀，太保拿着半圭来报祭，这是降低等级以两为义的道理。报祭就像亚献一样。”孔颖达说：“饮酒的礼仪称为献酢，也是报答的意思。”又说：“已经报祭，告知康王已经传达顾命的意思，洒酒完毕才把玉圭交给小宗伯并拜谢，以表达敬意。王回拜，也是在殡所回拜，表示已经接受顾命的意思。”

太保接受玉圭，祭祀，品尝，安坐，把玉圭交给宗人，拜谢，王回拜。

无垢说：“召公接受小宗伯的玉圭，将要饮福酒。饮食必定有祭祀，所谓祭祀，是祭祀先酒，也就是祭祀先造酒的人，表示不忘本。所谓品尝，是饮福酒到牙齿而不咽下。那么饮福酒祝告品尝都到牙齿而不咽下，为什么呢？”回答说：“尊贵的神灵突然面对，可见古人不急切追求荣利的意思。”又说：“安坐，是说居于其所，是说不在饮福的地方移动而接受小宗伯的玉圭，又拜谢以感谢神灵所赐。王回拜，是敬顾命的礼仪完毕了。”

太保走下台阶，有司收拾器物，诸侯走出庙门等候。

无垢说：“太保事情完毕，于是从西阶走下，有司收拾撤去玉圭爵杯等器物。至于缀衣及陈设的宝物，在安葬以前不敢收拾，大概是因为象征他生平使用的物品，这是仁人孝子的意思。”又说：“诸侯走出路寝门外，来等候康王的命令。寝门却说庙门，为什么呢？这是以殡宫而言的。”

康王既然居守天子之位，于是告诫诸侯，作《康王之诰》。

林氏说：“从前高宗居守亮阴的时候，王庸作书来告诫。现在康王既然居守天子之位，于是告诫诸侯。高宗亮阴两年，恭敬沉默思考道义；康王在位而没有做什么事，所以说既然居守天子之位，是适宜的。”

杨氏说：“古代无功而受禄，称为尸禄。《夏书》列举羲和的罪过，说：‘羲和尸居其官。’《五子之歌》又说：‘太康尸位以逸豫。’那么尸这个字，不是好话是明显的了。仲尼编排《康王之诰》说：‘康王既然居守天子之位，于是告诫诸侯，作《康王之诰》。’那么尸这个字，其说法在于讥讽丧礼之所以变化的原因。《商书》说：‘王居忧，亮阴三年。’《周书》说：‘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论语》说：‘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三年。’而康王居父之丧，已经延入翼室，恤宅宗，就应当把政事委托给冢宰，亮阴而不说话，才合乎古代的礼仪。为什么呢？乙丑，成王崩。过了三天丁卯，命作策度。过了七天癸酉，王戴麻冕穿黼裳，入宫即位。太史拿着书，从宾客阶登堂，扬声宣读策命的言辞，王再次命，起身而接受，本来就不同于古代了。虽然如此，在这里也可以继续不说话了，却又出在应门之外，自称予一人来告诫四方。群臣都已经听命，相揖快步走出，才脱下冕服而穿上丧服。唉！所谓亮阴不说话的礼仪，没有不同于这个的吗？《曲礼》说：‘凡在丧，王曰小童。’《春秋》既记载‘王猛居于皇’，到他死的时候，只记载‘王子猛卒’，因为他没有超过一年。那么天子超过一年称王，是明显的。现在圣人编排其诰的开头说：‘康王既然居守天子之位，于是告诫诸侯。’难道不是讥讽丧礼之所以变化的原因吗？”

译吕氏说：“礼有正礼，也有变礼。三年丧期结束后，到宗庙朝见，这就是向继位的君王进言告诫，这是礼的正统；等到还在丧服期间，就请诸侯进言告诫，这是礼的变通。成王的诗《敬之》，说的是继位的君王朝见宗庙，这是礼的正统。比如太甲，成汤去世后，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在宗庙祭祀先王，侍奉继位的君王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侯、甸等诸侯都在场，这是礼的变通。为什么呢？太甲正值未结束丧期之时，已有败坏法度的苗头，伊尹担心太甲不能保住天位，所以用变礼来进言告诫。自古以来就有变礼，也有正礼。后世讨论《康王之诰》，引用晋国不见诸侯的事，认为晋国尚能遵守礼的常规罢了。”

译康王之诰

康王走出殡宫，站在应门之内。太保率领西方的诸侯进入应门左侧，毕公率领东方的诸侯进入应门右侧，都陈列着四匹黄马和红色的马饰。诸侯们手持圭璧，并带着马匹和丝帛等礼物，说道：“我们这些臣子，是国家的卫护者，谨献上土地所产的礼物以行奠礼。”大家都行再拜稽首之礼。康王为了继承先王的德行，回拜作答。

无垢说：“毕门之外就是应门之内，是因为毕门有殡宫，那是宗庙的门。宗庙之门以殡宫为主，不可以在此接见诸侯，所以孔安国认为康王走出毕门，站在应门的中庭，面朝南。”孔颖达说：“康王走出殡宫站在门内，没有说康王坐下；诸侯已经拜过，康王随即回拜，也没有说康王起身，可知他是站在中庭面朝南。”又说：“太保召公当时是西伯，所以率领西方诸侯入见；毕公是太师，当时是东伯，所以率领东方诸侯入见。太师和太保的职位本来有高下之分，现在以太保为首，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召公担任冢宰。”孔颖达说：“面朝北时，东边为右，西边为左，进入左边或右边，是随着他们所在的方位而定位置。”这个解释非常明白，不需要穿凿附会。又说：“宾，指的是诸侯。”孔颖达认为：“天子对于诸侯有不纯是臣下的意义，所以把诸侯当作宾客。”这个解释很恰当。天子是主人，所以诸侯称为宾客。称，是举的意思。举起所捧的圭璧，连同马匹和丝帛，进前说道：“我们这些臣子，是国家的卫护者，谨献上土地所产的礼物来行奠礼。”一二臣，说的是诸侯。”又说：“既然献上了土地所产的礼物，于是大家都行再拜稽首之礼来进献。稽首，孔颖达说：‘九种拜礼中第一种叫稽首，用于对极尊贵的人，所以是最尽礼节的。’这个说法很恰当。作为康王的道义，应当继承先王的德行，作为诸侯的主君。现在诸侯诚心归附我，以先王的期望看着我，所以回拜以答谢他们的好意，这是尊崇先王。‘义嗣德’三个字，是史官在此处表达的意思。”

林氏说：“从西方来的，应该进入左边；从东方来的，应该进入右边。以表明臣子侍奉君主，不敢固守私利以求自便。《易经》坤卦六五爻辞‘黄裳元吉’，说的是臣子侍奉君主的事；《斯干》这首诗说‘朱芾斯皇’，说的是臣子的道理。康王在这里脱下丧服来接见诸侯，于是屈尊回拜。回拜，是德行。”

张氏说：“《易经》说：‘牝马属于地类，行地无疆。’所以用马来比喻臣子。布乘，是陈列四匹马。黄是马的颜色，朱是人穿的红色服饰而已。《有駜》这首诗说：‘駜彼乘黄。’那么黄色是出于自然的。宋公取白马而把它的尾鬃染红，那么红色是出于人为的。马一定要用黄色的，而黄色有中正顺从的颜色，那么黄色，是臣子的道理；装饰一定要用红色的，而红色有蕴含阳气的颜色，那么红色，是君主的道理。诸侯体察臣子的道理而听从君主的命令，所以用黄色和红色，以示他们不敢有私心。”又说：“康王为了继承先王的德行，回拜作答。是说康王为了脱去丧服接见入朝的诸侯，而继承先王，屈尊回拜，礼遇诸侯的德行。诸侯朝见天子，都行再拜稽首之礼，康王不敢以尊贵自大而回拜，这就是德行。这种德行，是先王常常实行的，而康王继承它，所以叫作继承德行。”

太保和芮伯都走上前，互相作揖，都行再拜稽首之礼，说道：“敢恭敬地告诉天子，皇天改变了大邦殷商的命运，只有周文王、武王大大承受了天命，能够体恤西土的百姓。只有新即位的成王，完全协调赏罚，平定了他的功业，用来给后人留下美好的休美。现在康王要敬慎啊！壮大六军，不要败坏我们高祖周文王艰难获得的命运。”

林氏说：“保持莫大基业的人，必定在于恭敬；完成前人功业的人，没有比安定更重要的。前人所以遗留给后人，后人所以继承前人的功业，不外乎这个道理。说皇天改变了大邦殷商的命运，命我文王顺从天的大道，以安抚体恤西土的百姓。说西土，是说创业之初。只有成王承受了成法，继承美好的绪业，兴办大利，除去大害，去除残虐，安定他的功业，发扬极大的美好，建立可久的基业，施及子孙，没有穷尽的时候，难道不艰难吗！现在康王小子，固然应当像涉深水一样，不求渡过，早起晚睡，战战兢兢，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能不敬慎吗！然而国家的大事，在于强兵，所以应当壮大六军的众力，继承完成文武王的命运，壮大我国的威严，张扬我王的方略，不要辱没前日的功业，这样就可以。”

吕氏说：“继承帝位守成之君，大多不知道忧患。太保的告诫，之所以先说到这一点，就是怕康王只看到富盛宴安而已。新陟，是新去世的成王，也就像今人说的去世。毕协，是一赏一罚没有不恰当的，所以能够平定他的功业，诛杀武庚、征伐淮夷、践奄。正因为这样，所以大大遗留给后人无穷的美好。论说成王能够敬慎迎接天威，那么盛大的德行事情也很多，为什么唯独说赏罚呢？大概这正是太子从齿胄之时入学，所以师保辅相一起正告告诫，凡是道德性命的学说，已经告诉得很熟了。只有赏罚治道，是天下的大事，恐怕不曾熟习，所以进谏首先说到这一点。”

康王这样说：“各诸侯国的侯、甸、男、卫，只有你一个人钊，我报告诰命。从前君主文王、武王，大大平定富庶，不追求过错，达到齐一诚信，用来昭明于天下。那么也有熊罴一样的勇士，没有二心的臣子，保卫治理王家，用来端正天命

译敬奉上帝。皇天因此训示其正道，将天下四方托付下来，于是命令建立诸侯作为屏障，以庇护我们后世之人。」

译无垢说：“进戒之礼不施于诸侯，只提及召公、芮伯；报告之辞不及于召公，只提及侯、甸、男、卫。孔颖达认为这是互相照应，这足以看出史官崇尚简练严谨。”又说：“召公等人说成王以赏罚来定功，希望康王以六师来保命，而康王报告却说：‘文武之时天下太平且富足，不把责罚人作为要务。’平，指君子小人各安其分；富，指耕种桑麻、衣食各能满足愿望。君子在位，小人在野，天下百姓粮食足以饱腹，衣服足以蔽体，而君主没有淫刑滥罚来扰动天下，可以想见文武之世天下和乐了。况且召公等人正以赏罚六师为言，而康王以平富不用刑为对，其见识超迈，存养渊深，表里相符，内外相协，真是刑罚搁置不用的君主啊！”又说：“大概天下的事理穷尽，那么天下的机变就来了，没有不知道的。《礼记》说：‘齐的意思是整齐，使不整齐达到整齐。’这里的齐是指心不外驰。孟子说：‘自身具备的叫做信。’这里的信是指德行充实于己。文武之时，天下平富，刑罚不用，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因为文武达到极致的充足以应对天下的变化，齐信足以感动天下的心，因此能达到天下平富，刑罚不用，而盛德大功昭明于天下。”又说：“熊罴般的勇士奋起勇力，不二心的臣子效忠赤诚，难道是以杀人为事吗？只是保卫文武的德化罢了。只有上下都以德为主，所以能用这直心向天帝禀命，而日月星辰各顺其道，上天不敢吝惜神器，托付给文武四方之民，使他们安养。康王的见识何其深远啊！”又说：“皇天既然托付四方，文武自认为不能独自治理，于是命令建立诸侯，树立藩屏，来保卫后世的子孙。所建立所树立的都是当时的贤者，所以如今诸侯的子孙能继承先公的事业，而成为一国之君，作为藩屏。他们能不尽心来保卫我的国家吗？”

林氏说：“依靠一己的聪明来达到治理，那么视听就有不及；借助众贤的智慧谋略来达到治理，那么邦国自然安定。先王临治天下，后王继承守成大业，难道离开这个吗？拥有天下的人，没有比得到人才更重要的，没有比自任更不好的。既然得到了人才，与他们共同治理，那么天下哪有不安定、国家哪有不安宁的呢？从前宣王之时，任用贤能，如申伯，如仲山甫，如韩侯，有的做宰相，有的做将领，有的做诸侯；如方叔，如吉甫，如召虎，有的征讨蛮荆，有的讨伐玁狁，有的平定淮夷。想那当时将相之臣与百官，没有不是忠正之臣，所以号称中兴，所依赖的就是这个。等到看周公的《立政》，看其告诫之际，也没有不是以用人为先的。”

“现在你们一二位伯父，还互相顾及，安抚你们先公的臣子，服事先王。虽然你们身在外，但心无不在王室，用来奉承体恤那顺从，不要给幼主留下羞辱。”无垢说：“人臣没有自我，以人主为自我；人臣没有私心，以人主为心。以人主为自我，那么身在外而不因在外而自弃；以人主为心，所以心在王室而不因王室为远。凡是所念虑，凡是所议论，凡是所兴建，凡是所号令，凡是所趋防，都像在人主左右，面对人主的清光，怎敢稍有懈怠呢？”康王说这话，也可以说是知道臣子之道了。又说：“大概诸侯顺道则王室尊荣，诸侯不顺则王室羞辱。以一二位伯父的贤能，难道还有这种情况吗？”说：“仁义有什么恒常不变的？践行它就是君子，背离它就是小人。这是康王所以警戒告诫，而使他们戒惧的原因。”

吕氏说：“维持天下，不在威令，而在恩意。恩意是真正维持天下的工具。今日来臣服我，乃是继承你们先公。臣服我先王的臣子，也能安抚你们先公的臣子，可见诸侯不应当私有其国。你们今日来臣服王室，不是服事康王，而是服事先王文武成王。你们说服事先王，可见康王不敢私有天下。康王所以说先王先公，大概从尧舜禹汤以来，都有公共的意思，这是康王所以不敢认为己有的原因。”

群公都听命，互相作揖快步退出。王脱下冕服，换上丧服。

林氏说：“礼仪既成，作揖而退。那一进一退，或止或出，都等待作揖，所以明确为臣之义，必须听命于君主而不敢专断。”

张氏说：“王脱下冕服换上丧服，是因为穿冕服见群臣，所以尽到为君之道；换上丧服居忧，所以尽到为子之道。君臣父子之道，是人伦中最大的，不可以单独推崇，也不可以偏废。康王在这两方面都做到了。”

康王命令作册毕，分别居住里巷，在成周郊外，作《毕命》。

无垢说：“顽民居住在洛的外邑，叫做成周。因为顽民所居，治理成周的人特别重视其责任，所以让周公、君陈、毕公担任，大概是为了调治顽民，使他们心服而向化。周家对于顽民一事，也可以说是尽心了。意思是顽民服则天下

译安定，顽劣的民众一旦骚动，天下就会危在旦夕，他们诡诈、深沉、思虑周密、足智多谋，因此用来调和防范他们的措施也极其周全了。」

译张氏说：“古代把重大事件记录在册子上。康王任命毕公，继承周公、君陈之后，去保护治理东郊，这也是国家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康王命令作册记录这件事的原因。”

毕命

在康王十二年六月庚午日（新月初生），过了三天壬申日，康王早晨从宗周出发，到达丰邑，率领成周的民众，命令毕公保护治理东郊。

无垢说：“这是康王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日新月初生，过了三天壬申日，康王早晨上朝，缓缓地从镐京到达文王的庙宇，向文王禀告，任命毕公保护治理东郊。镐京就是宗周。丰邑是文王庙所在的地方。”

张氏说：“大概成周的民众，起初由周公作为师保来教导他们，中间由君陈分别纠正他们，到了毕公的时候，他们的治理已经成功了。如果不加以分析治理，那么美丑混淆，民众就不会敬畏仰慕。那么毕公的治理，想要能够成就他的修养，就不能不保护治理他们。”

吕氏说：“康王在文武王的庙宇发布重大命令，用成周的民众命令毕公保护，‘保’是安抚养育；‘厘’是整顿。分明各有条理。但应当总括这两个字，先后防备，论其治理先包容，后分别。虽然分别有先后，但保养的意思不散乱，所以称为保厘，说整顿是从保养中产生的。”

康王说：“唉！父师，只有文王、武王把大德施于天下，因此能够承受殷商的天命。只有周公辅佐先王，安定他们的国家，警惕殷商的顽民，把他们迁到洛邑，靠近王室，用教化改变他们的习俗。已经过了三十六年，世道变化风气转移，四方没有忧患，我一人得以安宁。”

无垢说：“古代的君主，他们不忘记祖宗，竟然达到这样的程度。大概夏朝自有夏朝的祖宗，商朝自有商朝的祖宗，周朝自有周朝的祖宗。三代祖宗各自顺应时势制定法度，都是依据民心所向而制定法度。商朝的子孙已经不同于夏朝的法度，周朝的子孙不同于商朝的法度。大概民众眼睛所见、耳朵所听的，是周朝的法度；心里所知、身体所行的，是周朝的法度。即使是尧舜这样的盛世帝王、禹汤这样的显赫君王，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过去光武帝进入洛阳，父老哭泣说：‘没想到今天又见到汉朝的官威仪！’那么一代祖宗的法度，怎么可以轻易议论而改变呢？改变祖宗的法度，就是改变民心；改变民心，就是改变宗庙社稷。康王恳切地以文王、武王施大德、受殷命为言，大概是尊重祖宗。尊重祖宗如此，敢改变他们的法度吗！”又说：“有一代祖宗，必有一代宗臣。周公是周朝的宗臣，所以说到祖宗必定说到周公。不是尊重周公，而是尊重祖宗。何况周公辅佐先王文武以安定天下的人呢！可以忘记他吗？”又说：“天子不自安，以天下的安宁为安宁；天下也不自安，以每一个人都得到安顿为安宁。国家天下已经安宁了，唯独殷民没有顺服。殷民没有顺服，天下安宁吗？天下既然没有安宁，君主能安宁吗？所以教化殷顽民，已经过了三十六年，顽民的父子也已经变化，父子相代，善恶不同，风气也转移了。殷民已经变化转移，那么四方就没有可忧虑的事情了。殷民变化而四方安宁，那么君主就安宁了。”

林氏说：“看这里，那么周公的功劳可以说很大了，周公的心思可以说很勤勉了。凭借王室的亲近，托付肺腑的重任，辅佐文武兴起基业，帮助康王守成，经营构建，知道没有不做的。等到治理殷顽民，使他们靠近王室，那么威严强大容易镇压服众，聪明容易检察，德教容易逐渐沾染，仁义容易逐渐磨砺，最终直到浇薄化为醇厚，暴悍改为善良，人人都有士君子的行为，难道没有原因吗？而且殷的顽民，如果不迁到洛邑，那么也不会很快变化。为什么呢？天下的形势有远近，君主的治理有先后，近的亲近而远的疏远，京师先而诸夏后。只有周公的心，没有商周之间的隔阂，彼此之心一视同仁，这就是他死后，使人怀念思念如此深切的原因。”吕氏说：“教化民众的方法，用政令刑罚驱使他们，所感化的固然浅薄；用号令晓谕他们，所达到的也不深。只有迁到洛邑声名文物之地，使他们日积月累，自然渗入肌肤，深入骨髓，没有不教化的。他的训诫为什么？有楚国大夫的儿子，让一个齐国人教导他，众多楚国人干扰他，怎么防得住齐语？如果教化商民，那么在他们旧地，即使周家有勤恳告诫，也不过是一个齐国人教导他。只有迁到洛邑，所谓把他引到庄岳之间，几年虽然每天鞭打而要求他说楚语，也不可能。只有引他在文物之地，使他变化也不知道。周公迁顽民到这里，已经三十六年了。父子相继为一世，世变是换了一拨人，风移是旧染沉湎的风气都变化转移了。这一句要防备。王者必须经过一代人然后仁爱，虽然是圣人相继出现，教化也必须长久于其道而化成。”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劝。

东坡说：“起初迁移他们的顽民而教化他们，最终选择他们的善者而任用他们，周朝对于商人，可以说没有辜负了。道有什么常理呢？顺应事物而已。事物兴盛就与之一起上升，事物污浊就与之一起下降。政有什么常理呢？因俗而”

译罢了。民俗善良就用宽厚来养育，民俗顽劣就用严厉来整治，从尧舜以来没有改变过。所以齐太公顺应民俗设立教化，三个月就治理好了；鲁伯禽顺应民俗变革礼制，五个月就安定下来。三个月与五个月，不足以说明快慢，但后世的兴盛与衰败就由此产生。凭借伯禽的贤能，遵循周公的训导，尚且如此，如果不及伯禽的人，变革带来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呢！」

译只有您具备美好的德行，能够勤勉于细微之事，辅佐并照亮了四代君王，以庄重的态度率领下属，没有人不恭敬地遵从您的教诲。您的功绩比先王还要多，我这个小辈只需垂衣拱手，仰赖成业即可。

无垢说：“毕公为人，在德行上勤勉努力，没有丝毫懈怠；能够勤勉于细微之事，没有丝毫过错；以庄重的态度率领下属，没有丝毫邪僻。像这样的人，让他居于百姓之上，端庄严肃、庄重恭敬，有如父师般的尊贵、神明般的威严。这正是《礼记》所说的‘百姓看着他的脸色就不敢争辩，望着他的容貌就不敢产生轻慢之心’。他的一言一行，谁敢轻视呢？”又说：“毕公辅佐并照亮了四代君王，他的美好功绩积累在朝廷，也已经很多了。凡是作为君王制定礼仪、创作音乐、确立常法、陈列纲纪，没有不是由他辅助谋划的。天下太平、防微杜渐、成宪旧章，无不具备。康王没有什么可施展的，只是垂衣拱手，仰赖先王的成业罢了，这实在是毕公的功劳。”

林氏说：“担任大臣职务的人，以德行作为首要；教化天下的人，在于声色值得崇尚。常人的情感，在这四个方面未曾没有，但很少能达到极致的。因为功绩不足以报效国家，忠诚不足以辅佐君主，只能在一时树立名声，而不能为后世留下恩泽。只有毕公辅佐并照亮了四代君王，功绩惠及后代，所以能够勉力践行德行，能够勤勉于细微之事，他的德行值得嘉奖；尊崇他的瞻视，实行他的法言，他的声色值得崇尚。最终使得功勋留在王室，收藏在盟府，与国家始终共存，与日月争其昼夜，致使一人垂衣拱手、端正宁静无为而享受成功。”

康王说：“唉，父师！现在我恭敬地命令您去办理周公曾经办理的事务，去吧！辨别善恶，表彰善人的居所，彰显善行、憎恶恶行，树立良好的风尚。不遵从常法的人，要改变他们的井田疆界，使他们能够畏惧并仰慕。重新划定郊外边界，谨慎巩固封疆守卫，以安定四海。”

无垢说：“区别善人所居住的宅里，使行善的人显赫地位高于他人，那么喜好善行的人就会安心行善，作恶的人就会以作恶为耻。不仅如此，还应当用爵位赏赐来彰显行善的人，使他们位列士大夫之中；用刑罚来憎恶作恶的人，使他们受到市朝鞭刑的惩罚。树立良好的风尚来鼓舞他们的性情，树立良好的声名使远近传闻，这都是先王教化百姓、触动民心的方法。如果行善的人无所依靠，作恶的人无所忌惮，悠悠荡荡，最终一同陷入败坏，进入混乱灭亡的境地。因此康王在太平之后，有表彰区别、树立风声的说法，这考虑得多么深远啊！”又说：“表彰善人的居所，说这是善人君子。这样就是在这居住区里，只有这一家是善人君子，而其余都不是。这样也可以深深感到羞耻了。还有不遵从我们教训常法的，难道可以放任不管吗？这里又有教化的方法，改变他们的井田疆界，明确说明他们是结党作恶，不让他们列入善人君子之中。”

林氏说：“教化天下的风俗，应当以明辨善恶为先；革除当时的弊端，尤其以勤勉地阻止恶行为根本。善行不长久，恶行就不会消除，是非混淆，可否没有区别，想要百姓趋向教化就很难了，又怎么能救当时的弊端呢？只有能够辨别顽民的善恶，表彰善人的居里，对于善的就彰显它，对于恶的就憎恶它。于是又根据他们的善恶，树立良好的风尚，使他们振动警戒。那些特别不遵从常法的，又应当改变井田疆界来安置他们，使他们畏惧羞辱而仰慕善行。又应当坚固封疆的守卫，以安定四海的遗民。不仅商朝的百姓安定，天下的百姓也都安定了。”

张氏说：“毕公的治理与周公相同，所以命令他办理周公的事务，是让他遵循执行的。辨别善恶，善在于本性，恶在于内心，等到它们的色泽形态形成名声于外，所以称为善恶。辨别它们的善与恶，那么善恶分开而不相混杂了。表彰善人的居所，是说在善人的居所一定要区别开来，那么善行就显赫了。表彰善人的居所，是用来彰显善行的。善行彰显那么恶行就会感到痛苦。树立良好的风尚，是因为彰显善行、憎恶恶行还不足以劝善止恶，所以又树立风尚来鼓舞他们，使他们无不震动；树立声名来宣告他们，使他们无不听从。然而还有不遵从训典的，这是他们的恶积累太大，终究不可教化，所以又改变井田疆界来安置他们，使他们不得与善人混杂。《礼记》说：‘不变，移到郊外；不变，移到遂地。’这就是‘不遵从训典，改变井田疆界’的意思。之所以这样做，大概也是使他们畏惧仰慕罢了。畏惧，是想让他们厌恶恶行而不做；仰慕，是想让他们仰慕善行而受到鼓励。”

政事贵在持之以恒，言辞崇尚切中要害，不喜好奇异。商朝的风俗萎靡不振，以能言善辩为贤，余风尚未灭绝，您要牢记啊！

无垢说：“孔颖达说：‘纣王让师延创作靡靡之乐。靡靡，是相互顺从的意思。纣王拒绝劝谏、掩饰错误，讨厌听到自己的短处，只有那些靡靡相随顺从、口齿伶俐、逢迎上意的人，被他认为是贤人，商人效仿他，于是形成了风俗。’而苏东坡说：‘我通过《尚书》考察，知道商朝的风俗类似秦朝的风俗，大概二世类似纣王。’张释之劝谏文帝说：‘秦朝任用刀笔吏，以急速苛刻、明察秋毫相互标榜，他们的徒具形式，没有恻隐之心，因此听不到他们的过错，逐渐衰败到二世，天下土崩瓦解。现在因为啬夫能言善辩就破格提拔他，我担心天下风气随之败坏。’凡是张释之所论述的，那么康王用来告诫……”

译这是毕公的言论。他的论述非常详尽，所以一并记录下来。然而到了毕公的时代，巧言令色的风气依然存在，并没有完全断绝。毕公一定能够辨别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因为毕公崇尚美德，就足以激发人们的真诚之心；能够勤勉于细微之事，就足以在恶行尚未发生时就将其制止；辅佐过四代君主，就充分熟悉当时风俗的变迁；以严肃的态度率领下属，那么那些不正之心和邪僻之意就全都消散了。那些虚浮喧哗、没有实质、阿谀奉承、敷衍了事的态度，还敢再滋生吗？这就是我知道毕公一定能够辨别这种情况的原因。

译林氏说：“治理国家必定有先行的条理，遵循正道而不偏离政教。‘由’就是‘正’的意思。以仁为根本，以义为基础，不在于那些奇特绝俗、高深难行的行为，也不在于那些高深难行的道理。秉持一种正道而长久实行，不取悦于一时的需要，而厌恶于长久的坚持；在朝夕间实行，却在岁月流逝中被忽视。使百姓从容自在，逐渐浸润，向善远离罪恶而不自知。《易经》说：‘圣人长久地坚持他的道，从而教化成功。’由此可知，政令贵在持之以恒。言辞，是表达思想的开端。意思表达充分而说出的话，是天底下最恰当的话；说了话而意思表达不充分的，是天底下浮泛的话。如果想要让百姓清楚地知道利害所在，而不被纷繁复杂的事物所迷惑，难道在于多方搜求，指东为西，而追求奇异吗？《易经》说：‘吉祥的人言辞少。’由此可知，言辞崇尚切中要害。”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精义卷四十八 宋 黄伦 撰

我听说：“世代享受俸禄的家族，很少能遵循礼制，因为放荡而凌驾于道德之上，这实际上违背了天道。败坏教化，崇尚奢华艳丽，万世都同流合污。”

无垢说：“天道不是别的，就是礼和德罢了。想要认识天道，应当从礼和德去观察。只有遵循礼，才能践行成为善行；只有拥有德，才能获得成为圣贤。这正是天道。然而世间有俸禄地位的家庭，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遵循礼的人少，而放荡道德的人多。他们违背扰乱天道太严重了！顺从天道的生存，违背天道的灭亡。既然违背了天道，他们的灭亡是必然的。然而之所以没有礼，是因为有俸禄。只要有俸禄，就只见利益而不见礼；之所以没有德，是因为放荡。只要放荡，就只见欲望而不见德。”

林氏说：“承袭富贵权势的人，不与骄傲约定而骄傲自然产生；处于安乐极致的人，不与奢侈约定而奢侈自然到来。这是道理必然如此而效果必然达到的。那些世代享受俸禄的家庭，眼睛所看到的是声色的娱乐，耳朵所听到的是丝竹的美妙，亲近诗书的时间少，亲近子女的时间多，忠告逆耳之言听不进耳朵，至高无上的道理不显现于心，想要达到败坏法度，放纵达到败坏礼制，而且因为放荡而凌驾于道德之上，使上天所赋予的善性一点不剩了。孟子说：‘保存本心，修养本性，是用来侍奉上天的。’现在败坏先王的教化而变得奢华艳丽，这不是用来侍奉上天的，不仅实际上违背天道，而且祸患流传到万世了。”

这些殷朝的众士，凭借宠幸如同旧日，依仗奢侈灭绝道义，穿着华丽的衣服在人前炫耀，骄傲淫逸、自夸自大，将要以恶行告终。即使收回放纵的心，约束他们也很难。

无垢说：“世代享受俸禄的家庭，因为俸禄而丧失礼制，因为放荡而凌驾于道德之上，而这些殷朝的众士，都是世代享受俸禄的家庭，居于宠利很久了。因为俸禄而丧失礼制，因为放荡而凌驾于道德之上，因为俸禄所以依仗奢侈，因为放荡所以灭绝道义，可以看见依仗奢侈而灭绝道义的实际了。先王制定衣服制度，公卿士大夫各有等级差别。现在殷士依仗奢侈而穿着华丽的衣服在人前炫耀，灭绝道义而不再过问衣裳的常规制度，这种心如果不制止，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

林氏说：“现在殷朝的众士，居于宠幸已经很久，以奢侈为常事，依仗奢侈灭绝道义，骄傲淫逸、自夸自大，现在将要革除商朝的习俗，遵循周朝的制度，怎么可以突然用刑罚驱使他们服从呢？只应当约束他们，就像约束马匹一样，不让他们流于放纵的心，使他们自己遵循善道。”

富有资财能够接受训导，只有这样才能长寿；只有德和义，这才是大的训导。不遵循古代的训导，到哪里去寻找训导呢？

无垢说：“所谓能够训导，是什么训导呢？”康王担心毕公不知道他的意思，所以明确地说：“只有德和义，这才是大的训导。”所谓德，就是仁、义、礼、智、信的意思；所谓义，就是事情做得适宜的意思。在心中有所得，在事情上做得适宜，天下的训导有超过这个的吗？然而上面的人虽然善良但没有证据，没有证据就不被信任，百姓就不服从。因此德义的训导，如果不以古代为训导，到哪里去寻找训导呢？自从尧、舜、三代以来，他们用来训导百姓的，虽然事情不同，无非是以德义为主罢了，除了毕公还有谁能认识德义的根本呢？

张氏说：“孔子认为富有而不骄傲，不如富有而喜好礼。”那么富有资财能够接受训导，是因为喜好礼的缘故。既然接受了礼的训导，然后才能顺应性命之常，而不被外物所残害，这就是所以不中途夭折而长寿的原因。虽然如此，用来训导的方法必定在于德义，获得并实行它叫做德，事情做得适宜叫做义。只有德义用来训导，然后才可以成为大的训导。德义的训导，应当考察古代，如果不遵循古代的训导，就不足以成为大的训导了。

康王说：“唉！父师，国家的安危，就在于这些殷士。不刚不柔，他们的德行确实修养好了。”

无垢说：“大概天下没有比殷民更难教化的，我的诚意在这里，那么殷民在那里被教化，所以殷民被教化与否，可以占卜我的德行是否进步。如果殷民有背叛之心，那么我的德行没有修养好是显而易见的。我的德行没有修养好，难道只是殷民背叛，天下都将背叛了，国家的危险还有什么可疑的！如果殷民服从教化，那么我的德行修养好是显而易见的。我的德行既然修养好，难道只是殷民服从教化，天下都成为士君子了，国家的安定又有什么可疑的！”论述到这里，康王是深知治国根本的人啊。又说：“不刚，表现在他们的住宅里；不柔，表现在他们的井田疆界上。想要做到刚，而善良的人依仗它，这不可以称为刚；想要做到柔，而邪恶的人阻止它，这不可以称为柔。他们做善事，那么我的不刚就显现出来，正倾斜

译心意宽慰并加以推荐，使他乐于行善；当他作恶时，就显现出我的不纵容，从而加以摧折、挫败、阻止和压抑，使他畏惧作恶。善与恶的到来情况不同，那么我对待它们就没有不恰当的地方，如果不是我的德行修养深厚，怎能做到如此没有丝毫偏差呢？林氏说：“继承太平盛世的人容易施展力量，挽救混乱风俗的人难以建立功业。衰败混乱的风俗，就像调瑟一样，粗弦容易绷紧，细弦容易断绝。用宽缓的方式治理，那么粗细都能适宜；用急促的方式治理，那么先后就会失序。只有用德行来治理，那么柔和不至于放纵，刚强不至于逼迫。从容舒缓地引导，让他自己有所领悟；充分满足地教化，让他自己趋向正道。从前成汤努力彰显伟大的德行，施行政治时宽厚从容，这是说他的柔和；他的威势像猛火一样炽烈，这是说他的刚强。最终达到德行日日更新，万国都归附，可以说是心意一致。”

译只有周公能够谨慎地开始，只有君陈能够和谐地维持中途，只有毕公能够圆满地结束。三位先王同心协力，共同达到正道。正道融洽于政治，恩泽滋润百姓。四方蛮夷，无不依赖。我小子永远承受多福。

无垢说：“用不刚不柔的态度对待顽民，从周公开始实行已经很久了，只是所施行的措施不同罢了。周公用不刚不柔谨慎地开始，所以有‘居住你们的住宅、耕种你们的田地’的说法，有‘降下上天的惩罚于你们自身’的说法。君陈用不刚不柔和缓地维持中途，所以有‘宽厚而有法度、从容以和谐’的说法，有‘考察他们的修养、也考察那些不修养的人’的说法。毕公用不刚不柔圆满地结束，所以有‘表彰他们的住宅邻里、区别他们的井田疆界’的说法。这三人，虽然措施不同，总之归结于不刚不柔罢了。不刚不柔不在于商民，而在于我罢了。施行不得当，国家的安危就系于它，怎么可以轻视呢？”戴氏说：“先王的治理，后王不能不完成；先正臣的功业，后正臣不能不延续。然而要延续完成治理的功业，大概有其方法，君臣上下同心同德罢了。商民归顺周朝，难以教化已经很久了。在成王时，周公谨慎地保持治理的开始，君陈和谐地维持治理的中途，到了康王又命令毕公前往，用来延续先正臣的功业，完成先王的治理。虽然先后不同，但心系商民的心未曾不同，这就是所谓的成康盛世吧！”

林氏说：“传播教化的功业，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怀有衰败靡烂风俗的人，必须相互资助学力而后能治理。那顽民的性情，习惯于混乱已经很久，背离教化已经很深，想要革除它，不经历几代看不到成功。因此以前必定期望于以后，贤人必定依赖圣人，那么使这些百姓逐渐感化，不相互资助学力怎么可以呢？所以谨慎地开始，是想谨慎地使他们没有扰乱；和谐地维持中途，是想诱导他们行善；圆满地结束，是想统一他们使他们没有变化。让他们逐渐谋划，日改月化，安稳地进入良善的境地。最终达到教化修明，习俗陶冶养成，不再有像三监那时那样轻视周室的情况。至于正道融洽政治，恩泽滋润百姓，虽然外面的四方蛮夷无不依赖，我一人无事，也承受他们的福了。”

毕公啊，只有这时在成周，建立无穷的基业，也有无穷的声誉。子孙遵循他们的成功模式，只有治理。

张氏说：“名声产生于实际，有实际的人，不期待名声而名声跟随他。所以康王告诉毕公，让他建立无穷的基业，然后有无穷的声誉。圣贤君子，他们为天下国家谋划的，不仅仅在于自身和当年罢了，所以他们建立的功业和所传的声誉，必定要流传到永久，这就是所谓的无穷基业、无穷声誉。”

唉！不要说不能，只有尽你的心；不要说民少，只有谨慎你的事。恭敬顺承先王的成功功业，以美化前代的政治。

无垢说：“毕公的任命可以说是重任了，但不要以为难而说不能，只有尽你的心就没有难了；不要以为易而说民少，只有谨慎你的事就不敢以容易自处了。”又说：“先王成功功业，指文王、武王的成功；前政，指周公、君陈。说当今天下四海都是先王成功和前政辅佐的力量。毕公恭敬顺承先王的成功，那么周公、君陈的政治也就充实美好而不败坏了。一举两得，可以不思念吗！”

史氏说：“天下的事，不可以微小而忽视它，不尽你的心，那么虽然微小也不能成功；天下的民，不可以少而轻视他们，不谨慎你的事，那么虽然少也不能治理。只有能尽你的心，谨慎你的事，那么能恭敬顺承先王的功业，而美化君陈周公的政治了。”

林氏说：“自暴自弃的人不足以有所作为，自暴自弃的人不足以有所行动。不尽你的心，那么虽然小也不能成功；不谨慎你的事，那么虽然少也不能治理。只有能恭敬顺承先王的成功功业，内尽你的心，外勉你的事，这也是周公、君陈的政治了。”

穆王任命君牙为周大司徒，作《君牙》。

无垢说：“君牙贤与不贤，在经史中没有见到。看穆王称他的祖父忠正勤劳，记载在太常，以至于让他在六卿中高位选拔，想来也是贤者了。如果穆王真能取法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于上，君牙取法他的祖父于下，那么周的中兴也不难了。然而穆王没有听说，难道穆王没有志向吗？还是君牙辱没了他的祖父呢？由此知道太平之世，君臣都承受福；衰乱之世，君臣都承受辱，可以不警戒吗！”又说：“穆王，康王的孙子，昭王的儿子，在周也不算是有道的君主，然而还能知道任命君牙为大司徒，这是孔子所取法的原因。”

陈氏说：“康王时芮伯为司徒，而君牙的册命多言祖父忠贞，又告诫他继承旧职，不要辱没祖先，那么是祖父为司徒，而君牙继承他。君牙难道是芮伯的后人吗？不可考证了。”

君牙

王说：“唉！君牙，只有你的祖父父亲，世代笃行忠贞，服劳王家，他们有成绩，记载在太常。”

孙氏说：“日月的是常，旌旗画以日月，所以称为太常。说臣有功劳的，必定记载于此，所以显于天，而又为王所常瞻视，示其不忘。《周礼·司勲》说

译“凡是有功劳的人，把他的名字刻在国君的太常旗上，并在大烝祭时祭祀他。”那里说“功”而这里说“绩”，大概是因为有所建树称为“功”，有所继承和整理称为“绩”。这里说你的祖先和父亲为王室服劳，接着从父子相继的角度来说，含有继承和整理的意思，所以称之为“绩”。

译胡氏说：“太常，是王所用的旗帜。周代以日月图案作为常旗，太阳西去月亮东升，从未稍停，却称之为‘常’，正是因为它的无常，才成就了它的常。常，就是道；物，就是事。王所从事的是道，士所从事的是事，所以王所树立的称为常，士所树立的称为物。”

张氏说：“内心忠诚叫做忠，安静端正叫做贞。臣子的节操，没有超过忠贞的。君牙的祖父，对于忠贞之道，世世代代努力践行，所以说‘世笃忠贞’，是讲他们的德行；‘服劳王家’，是讲他们的功绩。内在笃实其德行，外在勤勉其事务，所以他们的成绩，被记载于太常之上。”

吕氏说：“一个朝代的维持，必定要有世袭的大臣，所以与王室同享福乐、共担忧患，安危与共，维持长久，这也是常理。譬如名山大岳，自然有百围的大树；长江沧海，自然有千里的巨鱼。周家拥有八百年的基业，自然有世代笃行忠贞的大臣。”

只有我这小子继承守持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遗业，也只有先王的臣子，能够左右辅佐治理四方，心中忧虑危惧，如同踩在老虎尾巴上，踏在春天的薄冰上。现在任命你作为我的羽翼，充当我的股肱心腹，继承你旧日的职务，不要辱没祖先，弘扬五常之教，使民众的准则和谐一致。无垢说：“我观察穆王称君牙为先王的臣子，那么君牙在昭王时也已经身居高位了。假如昭王南征而没有回来，那么他辱没祖父的迹象就已经显露了。穆王想要继承守持文武成康的遗业，而洗刷先王留下的耻辱，却不思考像高宗寻求傅说、宣王得到山甫那样，却仅仅守着先王那些拘谨无能的大臣作为左右，让他们辅佐治理四方，他们无所作为，也就不足为怪了！”又说：“踩在老虎尾巴上，是害怕它反咬；又踏在春冰上，是害怕陷入水中。踩虎尾已经令人忧惧了，何况是踩虎尾又踏春冰呢？同时具备这两种恐惧，怎么能够承受得住？祖宗的遗业，就是天下的百姓。百姓好比水，水可以承载船，也可以颠覆船；百姓好比马，马可以安稳车驾，也可以惊骇车驾。反咬和陷溺的含义，大概就在这里吧？”

林氏说：“天下可以由一人拥有，但不可以由一人治理。拥有天下的是一个人；治理天下的不是一个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我一人统御君临，如果大小官员不为之维持，臣僚不为之辅佐，那么想要有所成就，就太难了！更何况是继承祖宗的伟大功业，承受先父的宏大福泽，总领宗庙社稷的重任，面对疆域人口繁多的局面，其责任可谓重大，其担子可谓沉重。如果不依赖左右的大臣，敞开心腹肺腑共同治理四方，那么又怎能广泛推行五常的教化，使民众的准则和谐一致呢？《诗经》说：‘上天生育众民，有万物就有法则。’所谓民众的准则，就是这个。”

张氏说：“文王武王，是周朝创业的君主；成王康王，是周朝守成的君主。穆王继承文武、成康之后，对于创业、守成的遗业，应当继承并守持而已。继承，是希望它不断绝；守持，是希望它不丧失。然而用来继承守持的，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够胜任其责任的，这就是任命君牙为大司徒的原因，希望他左右辅佐自己，来治理四方。虽然如此，天下是重大的器物，拥有并治理它，容易吗？所以说：‘心中忧虑危惧，如同踩在老虎尾巴上，踏在春天的薄冰上。’可见其忧惧到了极点。这就是任命你作为我的羽翼，充当股肱心腹的原因。充当股肱，是希望你对外竭尽力量；充当心腹，是希望你向内竭尽谋略。继承你旧日的职务，不要辱没祖先，这是做儿子的道理，用来继承志向、陈述事迹。能够继承志向、陈述事迹，就能在后世留下美名，而不会给祖先留下羞辱了。”

你自身能够端正，就没有人敢不端正；民心不能自然中正，只有依靠你的中正来引导。

林氏说：“以身作则的教导使人顺从，仅靠言语的教导使人争辩。君子涵养本源，大人端正自己，没有端正自己而事物不端正的。如果不端正自身，那么即使下令也不会有人听从。因为标杆端正影子就端正，标杆不端正，影子也就不端正。只有能以中正自处，下面就没有不听从的人了。”

张氏说：“正，就是政令；中，就是德行。政令出自自身，使人观察而感化；德行出自内心，使人感动而感化。你自身能够端正，那么民众感化就不敢不端正。民心不能自己中正，等待上面的人率领他们然后才中正。那么作为上位者，本来应当端正自身、中正内心，然后才可以谈论治理。”

夏天暑热多雨，小民只是抱怨叹息；冬天严寒，小民也只是抱怨叹息。这真是艰难啊！想到其中的艰难来谋划其中的容易，民众才能安宁。

无垢说：“暑热多雨和严寒，不是王的过错，尚且抱怨愤怒叹息，那么治理民众，也可以说是难以得其心了。只有把那些难以调适的作为念想，而思考那些容易调适的地方在哪里，民众就安宁了。那么容易调适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呢？”回答说：“没有比端正我的自身来发扬端正，中正我的内心来发扬中正更好的了。民众的中正既已显现，那么号召他们就听从，命令他们就执行，难道还会有抱怨叹息吗？所谓容易的地方就在这里。那么穆王知道告诉君牙以中正之道，那么穆王用来率领百官的，难道可以不出自中正吗？”

萧氏说：“寒暑没有感情，不值得怨恨。民众却胡乱怨恨，那么治理民众可谓艰难了。然而

译也在于谋求那些容易做到的方法，而不把艰难当作忧患。雨水是恩惠润泽的象征，夏天的暑雨又足以解除烦闷，是人们特别喜欢的。然而如果雨水过多，百姓尚且会抱怨，何况执政者可以宽容放纵得太过分呢？寒冷是威严的象征，冬天的寒冷固然用来成就万物、消除厉气。然而如果寒冷过度，百姓尚且会抱怨，何况执政者可以威严得太过分呢？

译陈氏说：“天下政治清明，百姓就不会议论；天下政治昏暗，百姓即使没有具体事务也会产生怨恨，这种怨恨比寒暑交替还要严重。周昭王南征没有返回，周穆王即位后，竟然想要用车辙足迹走遍天下，那么百姓的怨恨和叹息，就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于百姓无事而怨，也就不足为奇了。”又说：“虞舜没有对百姓施加信用，百姓却信任他；夏禹没有对百姓施加恭敬，百姓却尊敬他，他们修养什么而得到百姓这样的态度呢？高宗守丧三年不说话，说话后天下人都信服他，大概是因为诚心在沉默中暗中契合，行事在举措后潜在呼应，那么天下就没有不服从的人了。穆王告诫君牙要思考艰难而谋划容易，那么他所认为艰难的事情究竟在哪里呢？不过是收拢天下人心罢了。民心归附，那么举措都足以使百姓信服，不必担心百姓多有怨恨。唉！这难道容易吗？穆王不能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周朝的德政就衰落了。”

唉！多么显赫啊，文王的谋略！多么继承啊，武王的功业！启发保佑我们的后人，全都以正道行事，没有缺失。

无垢先生说：“文王的谋略，不是邪说。之所以显赫，显赫的是，他的谋略极大地阐明了众理。武王的功业，不是暴行。之所以继承，继承的是，他的功业极大地值得后继。谋略大概是阐述中正的道理，功业大概是成就中正的事业。他们的谋略和功业，之所以启发保佑后人，都因为正道而没有缺失，这就是中正。不中正就会偏颇，所以会有缺失。”

你只须恭敬地阐明你的训诫，用来奉行先王的法度，回应并宣扬文武的光明训命，追配前人。

张氏说：“从父子关系来说，称为光明训诫；从君臣关系来说，称为光明训命。这就是《顾命》说文武的光明训诫，而《君牙》说文武的光明训命的原因，其实是一样的。君牙能够回应并宣扬文武的光明训命，那么对于前人就可以追配了。大概前人对于文武的光明训命，本来就已经回应并宣扬过了。那么君牙想要追配前人，不可不知道这一点。”

王说：“君牙，你只须遵循先正旧典的准则，百姓的治乱就在这里。遵循你祖辈所行的道路，彰显你君主的善治。”

林氏说：“前人制定的成法，轨则容易遵循，典章容易明白。其言论足以明证，其事足以定保，历经百圣而不惭愧，覆盖天地而不羞耻，所以留给后世的法则，也非常完备了。后人遵循它，那么治世由此达成；违背它，那么乱世由此产生。虽然如此，称职是人臣的功劳，用人是人君的德行。现在君牙能够遵循前人的成训，遵循祖辈所行的道路，那么就足以彰显穆王的善治了。”

张氏说：“先正旧典，其书籍可以效法；祖辈所行，其事可以遵循。对于先正旧典能够效法，对于祖辈所行能够遵循，那么君牙可以说能够胜任了。君牙能够胜任他的职责，就是穆王用人得当。这样，就足以彰显穆王的善治了。”

吕氏说：“君牙应当遵循他父亲的旧法来引导百姓，既然说了‘遵循’，又说‘准则’，言语反复叮咛，不要丝毫失去前人的本意。百姓的治乱就在这里，这一句又提得非常分明，百姓的治乱只在于此。也是说，君牙能够念及祖辈，遵循旧法，那么百姓的治世就在这里；如果是君牙凭私意小智自作聪明，扰乱旧章，百姓的乱世就在这里。大概百姓的治乱，只在于君牙守与不守罢了。大抵祖宗成法，后世遵守它就治，违背它就乱。如汉高祖、唐太宗，他们立法的规模详备，后来的子孙只要遵循它就治，稍有偏离它就乱。如果君牙能够遵循祖辈教化天下，这就是用来彰显穆王法度的。”

穆王任命伯冏为周太仆正，作《冏命》【按序文解释，永乐大典原缺】

冏命

王说：“伯冏，我德行不足，继承先人居住尊位，恐惧警惕只有危险，半夜起床，思考免除我的过错。”

林氏说：“神器极其重要，不可以骄横之心守护；天下极其广大，固然应当以勉力谋求。持守一身之微，如同背负万钧之重、泰山之势，常怀累卵之危，然后才可以出典神天，继承守护大宝，而成为神民社稷的主宰。现在穆王继承前人的遗绪，延续无疆的历数服属，早起晚睡，无不恭敬，那么他的心可以说是勤勉了。”

从前在文王、武王时，聪明齐圣，大小臣子，都怀有忠良。他们的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人，用来早晚承顺辅佐他们的君主。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发号施令，没有不善美的。下民恭敬顺从，万邦都美好。

无垢先生说：“或者承顺，那么善道流行；或者匡正辅佐，那么恶念自然消除。所以表现在出入起居上的，无非是肃敬；显现在发号施令上的，无非是善道。唉！文武天资高远，而左右前后又有忠良正人如此承顺辅佐，所以更加圣明，而成为天下后世的榜样。”又说：“人们都认为恭敬顺从出于下民，美好出于万邦，却不知道这是文武聪明齐圣，以及左右前后都是忠良正人的表现。那么谋求治世的人，不必向下民、万邦求取，只求诸己罢了。”

临川先生说：“辟，是出政立法的称呼；后，是继世的称呼。所以先王则称为‘承顺辅佐他们的君主’，在自己则称为‘永远辅佐你的君主’，言语各有所当，所以不同。”

译罢了。」

只是我一人不善，确实依赖左右前后在位的贤士，匡正我的不足，纠正我的过失和错误，端正我的邪念，使我能够继承先人的功业。

译林氏说：“君主如果不自我克制，就无法充分发挥臣下的谋略；如果不提出严正的责难，就无法成就君主的圣明。如今君主以微小的个人，承受亿万百姓的托付，政务极其繁杂，即使有师旷那样的听力，也有听不到的地方；疆域极其遥远，即使有离娄那样的视力，也有看不到的地方。如果不依靠左右近臣，你们辅佐君主在四方宣示功业，作为君主的臣子，那么怎么能穷尽天下的事务呢？正因为对你们的期望如此沉重，依赖如此深切，在位的士人知道君主责望、依赖自己如此急切，便日夜思考，探究谋划，弥补君主的缺失，匡正补救君主的过失，使善良的人受到诱导而进步，使不善的人受到斥退而远离，通过辅导训诲，期望使君主达到没有过错的境界然后才停止。那么作为君主的人，即使有傲视万物的心，也一定会转变为宽厚；即使有奇异邪僻的行为，也一定会归于至正，这样才无愧于前人，能够继承前人的功业。”

孙氏说：“‘绳’是纠正，‘纠’是察察。‘愆’指行为上的过错，‘谬’指言语上的错误。大概是用‘绳’来使行为没有过错，用‘纠’来使言语没有错误。‘格非心’，就是孟子所说的‘大人能够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

现在我命令你担任大正，纠正那些仆从侍御之臣，勉励君主的德行，共同修治君主的不足之处。

无垢说：“侍从仆役，怎么能勉励君主的德行，而共同修治君主的不足呢？我大概知道其中的道理了。如果担任这些职位的人中有一个不正直的人，那么就像刘向所说的迷惑耳目，感移心志，那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如果都是正直的人，那么君主邪僻的心思就不会产生，即使产生了也不会实行。如果君主有失误，那么侍从仆役就会互相用先王的旧例来纠正他，他们所补益的难道是小吗？”

谨慎地挑选你的同僚，不要让那些巧言令色、谄媚逢迎的人担任，只任用贤良之士。仆从侍臣正直，君主就能正直；仆从侍臣阿谀，君主就会自以为是。君主的德行在于臣子，君主的无德也在于臣子。你不要亲近奸邪小人，让他们充任耳目之官，引导君主违背先王的典章。如果任用的人不贤良，只贪图财物才任用，如果这样荒废了官职，那就是你大大不能敬重你的君主，我将惩罚你。林氏说：“侍奉君主用人，如果用一个贤良之士教导君主，却让众多不贤良之士干扰他，那么君主左右前后就都不是贤良之士了，所以听到的未必是善言，看到的未必是善行，那么君主怎么能行善呢？古人所说的习惯与不正直的人在一起，不能不变得不正直，就像生长在楚国，不能说楚语一样。如果用一个不贤良之士干扰君主，却让众多贤良之士教导他，那么君主左右前后就都是贤良之士了，所以听到的没有不是善言，看到的没有不是善行，那么君主怎么能不行善呢？古人之所以说习惯与正直的人在一起，不能不变得正直，就像生长在齐国，不能说齐语一样。荀子说：‘习俗改变志向，安居久了改变习俗，住在楚国就楚化，住在夏地就夏化。’不了解他的君主，看看他左右的人就行了，这难道不是齐人楚人干扰他的意思吗？从前成王是中等才能的君主，有周公、召公就在义理上闻名，有管叔、蔡叔就谗言进入，就知道君主的左右应当选择正直的人。”

史氏说：“得到天下的正道，臣子就能实行天下的正道。臣子的道正直而君主不正直的，从来没有过。朝廷的官员数不胜数，而亲近的没有比仆御更亲密的；天下的邪僻数不胜数，而容易沉溺的没有比耳目更先的。仆御、耳目是官职，如果得到了正直的人，那么君主的视听就没有不正的地方；如果得不到正直的人，那么开启视听的源头就没有能正的地方。人君的德行、先王的典章，正直与不正直，关键在于太仆这个官职。谨慎地挑选你的同僚，举荐任用他们，怎么样呢？”

周穆王说：“唉！要恭敬啊！永远辅佐你的君主遵循常法。”

张氏说：“穆王对于文武之臣，就说‘承弼厥辟’；至于他自己说，就说‘永弼乃后于彝宪’。大概君主对于侍御仆从之臣，不是主要在于顺从，而是希望他们能够匡正补救并强力拂逆自己，这就是说‘永弼’而不说‘承弼’的原因。”

吕氏说：“穆王到这里又对伯冏说：‘你到这里，必须用敬长辅佐我遵循常典。’意思是祖宗的常法已经完备，没有亏欠的地方，只要辅佐我遵循常法就可以了。”

无垢说：“《吕命》是命令吕侯担任司寇。命令担任司寇却不明确说出来，像《君牙》担任司徒、《伯冏》担任太仆正的例子，为什么呢？”回答说：“吕侯担任司寇很久了，吕侯根据时势衡量，知道周朝的刑罚太重，于是向穆王建议，以夏朝的赎刑作为法则。穆王认为正确，所以趁着吕侯赎刑之法而遍及天下。这篇不是为命令担任司寇而作的，这就是称为《吕刑》的原因。明确称为《吕刑》，就知道赎刑的意思出自吕侯的建议。”

苏轼说：“周公的刑罚二千五百条，而穆王三千条，虽然增加了条款，但受墨刑、劓刑的多，受宫刑的少。赎刑，是怀疑赦免的惩罚。然而训诫刑罚必定以赎刑为标准，不是因为赎金的数额，就无法作为五刑轻重的标准。就像现在世上的徒刑、流刑都折合成杖刑，如果不以杖数折算，就不知道徒刑、流刑增减的标准。”

司马槱说：“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使法律胜过百姓，而不使百姓胜过法律。法律胜过百姓就治理得好，百姓胜过法律就混乱。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