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精义卷三十一　　　　宋　黄伦　撰

译象而远之。」论者说武王刚攻克商朝时就是这样，獒这种微小的动物，必定不能动摇武王的心志。为什么前几天归还那么多马匹，放归那么多牛群，方才驱赶那么多虎豹犀象，没过几天西旅就进献獒犬呢？獒似乎不足以动摇武王，而召公之所以如此勤勉告诫，大概是因为圣人若不加思虑就会变成狂人，狂人若能克制思虑就能成为圣人。圣人与狂人起初相去不远，仅仅在于是否思虑之间罢了。何况在开创基业的时候，如果有一丝一毫的拖累，就不能将基业传给后代，那么后代必定会有如山丘般沉重的祸患。这是从根本上谨慎开端，召公之所以不得不告诫的原因。武王正在归还马匹、放归牛群，驱赶虎豹犀象，固然不会被一只獒犬所动摇。然而武王刚平定天下，已经能够归还马匹、放归牛群，驱赶虎豹犀象，如果不又加以警戒，这颗心必定会倚仗以前曾经远离过珍禽奇兽，这就是不加思虑的道理。召公的意思，正在于此。

译说：“唉！贤明的君王谨慎修德，四方夷狄都来归顺，无论远近，全都进献当地特产，只是作为衣服、食物和器具用品。”

无垢说：“《禹贡》中九州所进贡的，是近处的；莱夷所进贡的，是远处的。各自以当地所产之物作为进献，大概是因为土地所生长、风气所适宜的东西，先王不要求他们进献没有的东西，也不废弃他们有的东西。然而他们所进献的，并不是为了供给耳目玩赏，满足心意欲望，像汉武帝因为天马而攻打大宛，因为蒟酱而开辟西南夷那样，只是衣服、食物和器具用品中不可缺少的罢了。”

孔氏说：“〇纁、细葛布、苎麻布，是供给衣服的；橘、柚、菁茅，是供给食物的；羽毛、象牙、皮革、瑶琨、篠簜，是供给器具用品的。这样就把器具用品归为一类。有的认为羽毛、象牙、皮革、瑶琨、篠簜，是器具；牛、马、大〇之类，是用品。”

吕氏说：“圣人的心，不曾留意于外物，之所以接受，大概是因为这些东西少不得，圣人不可不接受。至于珍禽奇兽，圣人何曾说过？大概四方特产的到来，就是谨慎修德所感召的。如果四方特产到来，是玩好之物，接受这种心态就是荒废懈怠，不是当初招致四方特产的本心。圣人谨慎修德的工夫，所以无穷无尽。”

君王于是将彰显的德行推广到异姓诸侯的国家，不要废弃他们的职事；将宝玉分赐给伯叔父辈的国家，借此来展亲睦之谊。人们不看重物品本身，只看重物品所承载的德行。

无垢说：“全都进献当地特产，是我们德行的显现。德行难道是我敢自居的吗？也只是异姓诸侯同心协力修德所导致的罢了。先王不忌刻、善于与人同享善意的意思可以想见了。那么异姓诸侯接受朝廷的赏赐，怎么可以稍微懈怠于德行而不修习他们所担任的职事呢？上下都修德，那么四方特产就会到来；倘若只有不德，那么兵革战乱也会到来。”又说：“赏赐给异姓诸侯的是衣服、食物和器具用品，赏赐给同姓诸侯的是宝玉，同样是物品。夏桀、商纣用这些赏赐人，人们就感到羞耻；尧、舜用这些赏赐人，人们就感到珍贵。这说明物品又以德行为主。人们之所以不敢轻视君王所赏赐的，是因为德行在物品之中。尊重那个人，也就尊重他的物品了。礼论祭祀，一定要寻求仁者的粟米来祭祀亲人。粟米是一样的，而一定要寻求仁者的，难道不是因为以德行为贵吗？”

吕氏说：“将明德推广到异姓诸侯的国家，大概是因为四方特产的进献，是德行所导致的。从事理上讲，比如肃慎来朝贺，成王赏赐他财物，这就是明德推广到异姓诸侯的国家。‘不要废弃他们的职事’，是用来教导他们因为我所赏赐的物品，常常想着守好邦国，恭敬地遵守王法。将宝玉分赐给伯叔父辈的国家，借此来展亲睦之谊，比如鲁国所说的宝玉大弓就是。君王虽然以天下为公，但是从亲近到疏远，所谓异姓诸侯的国家就是疏远的，所赏赐的不过是远方进贡的特产；而遇到伯叔父辈的国家，乃是枝叶般的亲属，所以用重宝珍玉赏赐他们，以展现亲亲之义。”

德行盛大就不轻慢侮辱，轻慢侮辱君子，无法使人心尽忠；轻慢侮辱小人，无法使人力尽用。

无垢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君子尽心，那么筹划谋虑，在旦暮之间兴起治国的功业，在千载之后防范祸患。怎么能使君子尽心呢？尊敬他、委以重任就可以了。倘若只是轻慢侮辱加于君子，他们将会拂衣而去，不再肯为朝廷尽心了，君主还能依靠谁呢？从前宋孝武帝喜欢轻慢侮辱大臣，从太宰义恭以下，不免受到污辱，常称呼王〇谟为老伧，刘秀之为老悭，颜师伯为齴。宗灵秀身体肥胖，每次集会，多所赏赐，想让他瞻仰谢恩跌倒，以此取乐。所以宋孝武帝死后不久，太宰义恭接受遗诏辅政，却引身避事，政令归于近侍习吏，直到废帝被杀，是谁开启的呢？”又说：“天下的功业，何尝不是从尊严中成就的？小人以体力侍奉君主，应当以至诚尊严对待他们，使他们在临事时不敢怠慢，而栉风沐雨、侵寒犯暑，没有懈怠懒惰的就可以了。倘若以轻慢侮辱对待他们，君子懂礼义，只是保全自身退隐罢了；小人不懂这个道理，也以轻慢侮辱回报，苟且简略、粗疏卤莽、偷闲怠惰，而不肯尽力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宋公轻慢侮辱宋万，最终被宋万所杀；唐敬宗与群小亲昵，最终也被群小所杀。灾祸竟然到了如此地步，召公的话从容不迫，不想把话说尽罢了。”

张氏说：“轻慢则外表有所防备，侮辱则内心有所怠慢。轻慢侮辱君子，那么对待君子就不以礼了，这就是君子不肯被任用的原因；轻慢侮辱小人，那么对待小人就不以礼了，这就是小人不肯被驱使的原因。君子是人们所感激而信任的，所以轻慢侮辱君子，不仅无法使他们尽心，人们的心也都肯为他们尽忠了；小人不是人们所感激而信任的，所以轻慢侮辱小人，只是说无法使他们尽力罢了。”

不役使耳目，百事才能端正。玩弄人丧失德行，玩弄物丧失志向。

无垢说：“愚者以耳目为我，圣人以心为我。以耳目为我，那么奸邪的声音、混乱的颜色足以迷惑心志；以心为我，耳目具备位置而不放纵，天下万事都由心创造。化育之心端正，那么耳目就端正了。大概心体本来端正，以心为我，无往而不端正，所以百事的法度都得其正。玩弄人而丧失德行，比如纣王造酒池肉林，让男女裸体追逐其间，这就是玩弄人。比如

译这样做，有什么德行可言呢？沉迷于玩赏物品会妨碍心志，就像汉武帝因为一匹马的缘故，竟然发动军队去攻打别人的国家，这就是沉迷玩物。像这样做事，有什么心志可言呢？大概有德行的人常常用恭敬的态度来约束自己，所以不敢把人当作玩物；有志向的人常常以道义作为准则，所以不敢把物品当作玩物。

译张氏说：“耳朵对于声音，眼睛对于色彩，是人的本性，但君子不把这称作本性。如果让耳目被外物驱使，就会追逐外物而不知返回。因此，被眼睛驱使，就会扰乱五种颜色、沉迷于华丽的纹饰；被耳朵驱使，就会扰乱五种正声、沉迷于六律。像这样，各种政务就会失去其正道。玩弄人就会轻慢侮辱，轻慢侮辱就会妨害德行；玩弄物就会驱使耳目，驱使耳目就会妨害心志。玩弄人比玩弄物更严重，妨害德行比妨害心志更严重。君子的心志，只在于仁义罢了。如今只专注于玩弄外物而不能安居仁德、遵循道义，这就是心志受到妨害的原因。”

吕氏说：“心的功能以耳目为主导，应当保持内心虚空而没有私我。如果心听从耳目的命令，被耳目驱使，那么心就会流向玩好之物。本源如此，那么事情都会败坏，各种政务之所以不正。只有心的功能保持虚空而没有私我，静坐而应对万般变化，那么各种政务没有不正确的。如果被耳目驱使，那么这颗心就会流向某一事物上。唐庄宗喜好声乐，隋炀帝喜好宫室，这两位君主的心被耳目驱使，便专注于声乐和宫室，其他事情都不治理。作为君主，是万物变化的本源。本源必须十分澄澈，内心虚空而没有私我，才是不被耳目驱使，各种政务自然就会正确。”

志以道宁，言以道接。

无垢说：“道就是心，真诚地求得自己的本心，以此发出作为心志，就会常常安定而不摇动；以此发出作为言语，就会善于应对而有法度。”

张氏说：“志，是心所趋向的；言，是心的声音。心的本体未曾不是道，那么心就是道的居所。等到它发出成为心志，一定要以道来使自身安宁；发出成为言语，一定要以道来使事物得到接纳。如果心志不以道为依据，那么心志就会被外物拖累，骄奢淫逸，无所不为，自身就不安宁了；言语不以道为依据，那么言语就不遵循理义，偏颇邪僻、荒淫逃避，无所不至，事物就不能得到接纳了。”

不做无益的事而损害有益的事，功业才能成功；不珍视奇异之物而轻视实用之物，百姓才能富足。无垢说：“做无益的事必定损害有益的事，珍视奇异之物必定轻视实用之物，这是不变的道理。所以以有益为主，那么无益的事自然就会废弃；以实用之物为主，那么奇异之物自然就会废弃。”

史氏说：“解开心的谬误，那么治理自身的功效就显著；去除德行的拖累，那么惠及他人的利益就广博。如今打猎游乐宴饮，是无益的事；道德仁义，是有益的事。我们不做无益的事反而损害有益的事，那么心的谬误就解开了，用来治理自身，功业哪有不能成功的呢？珍奇淫巧，是奇异之物；黍稷桑麻，是实用之物。我们不珍视那些奇异之物反而轻视那些常用之物，那么德行的拖累就消除了，推广到惠及他人，百姓哪有不足的呢？如果君主私下放纵耳目的欲望，在一处起心动念而在另一处产生祸害，在上面珍视而在下面轻视，那么从自身到他人，颠倒错乱，其祸患就有不可挽救的了。”张氏说：“事情中有益于理义的，可以做；不做无益的事来损害它，就有办法兴起百姓的利益，所以功业才能成功。物品中适于使用的，可以珍视；不珍视奇异之物而轻视它，就有办法充裕百姓的财富，所以百姓才能富足。”

犬马如果不是本地的品种，就不饲养；珍禽奇兽，不在国内培育。不珍视远方的物品，那么远方的人就会归服；所珍视的只有贤人，那么近处的人就会安定。

东坡说：“王者的时代，应当崇尚廉洁而厌恶贪婪。古代的循吏，能够以廉洁使远方归服的很多，而贪官恰好足以招致寇盗，何况是王者呢？周穆王得到白狼白鹿，而荒服之地因此不再来朝贡。”

无垢说：“孟子说：‘君子居住在这个国家，君主任用他，就安富尊荣；子弟跟随他，就孝悌忠信。’让君主视宝玉奇珍如粪土，而以贤者为宝，那么一定会建立长久之策，使君主达到三代的兴盛，而中国的百姓人人都能得到其所。安富尊荣，孝悌忠信，何止是近处的人安定呢！决不会为了白狼而兴起对犬戎的战争，决不会为了天马而发动对大宛的战役，因为君主所珍视的是贤人。那么君主对于所珍视的东西，能不谨慎吗！”

张氏说：“不珍视远方的物品，那么对远方就没有所求，而远方的人就不受侵扰了。所以远方的人归服，远方的人归服就是四夷来朝称王的意思。所珍视的只有贤人，那么对贤人就没有遗漏，而近处的人就可以治理了。所以近处的人安定，近处的人安定就是四方没有忧患的意思。传文说：‘珍视珠玉的人，灾祸必定降临自身。’又说：‘仁人，是国家的宝物。’那么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对于所珍视的东西，能不谨慎吗！”吕氏说：“不珍视远方的物品那么远方的人就会归服，这一句从衰周直到汉唐，上自朝廷，下至守边官吏，之所以蛮夷不服的，都因为贪婪。太保这一句最亲切，应当如此。曹丕求取明珠，孙权就不服；穆王求取白狼白鹿，方物就不来进贡。后世守边官吏之所以开启边衅而导致戎狄祸害的，只因为收受远方物品，在于贪婪。所珍视的只有贤人这件事相互消长，如果认识到贤人确实是可珍视的东西，那么虚浮华美的东西一定不会被珍视。人们只是不知道贤人的可珍视，看见一个奇异之物可喜，所以贪婪冒进导致戎狄的祸患。如果真诚义理，天下所看重、所珍视的，难道超过贤人吗？进入贤人的门庭，安于贤人的趣味，远方物品自然视如浮云鸿毛之轻、秋毫之微。认识到那些不可珍视的东西，那么所……”

译宝难道不是贤人吗。」

唉！早晚没有不勤勉的，不注重细微的品行，最终会损害大的德行。堆山九仞高，差一筐土而前功尽弃。确实遵循这个道理，百姓就能保住他们的居所，只有这样才能世代称王。

译无垢说：“参天蔽日的树木，起于萌芽；淹没山陵的洪水，起于源头。萌芽不断，则斧斤劳顿；源头不治，则手足生茧。大概没有比隐微之处更难以察觉的，没有比细微之处更显著的，这就是古人对于细微行为必定爱惜的原因。一时走错路，尚不构成危害；如果一直走下去不停止，难道不是对大德的损害吗？最终拖累大德，这真是格言啊！‘终’的意思是说不停止。接受一只猛犬的进献，是细微的行为；轻慢侮弄之心、珍奇之念从此起源，源源不断，将要成为汉武帝那样的人了，能不警戒吗！九仞高的山，因为一筐土而亏缺，细微行为不谨慎，成为大德的拖累，这是开始不难，难在坚持到底。‘允’，是信；‘迪’，是行。召公说武王诚信地践行谨慎的德行，那么此心就安静，不做非法之事来扰动天下，使百姓都能安居，耕田凿井，上事父母下养子女，和乐地知道生命值得快乐。民心如此，天心就在其中。天人同心，幽明协德，武王世世代代做百姓的父母，做天下的君王，这是自然的道理。”

陆氏说：“小的，是大的渐近；微的，是著的萌芽，所以君子谨慎于初始，圣人存有戒惧。知道机兆的人所贵在不久就回复，明白事理的人必定在混乱之前。设立辅佐的大臣，放在左右，朝夕进献教诲，意在防止细微。在细微时防止，是他的见识。涓涓细流不遏制，最终遍布桑田；焰焰小火不除去，最终燎原野。流煽已经严重，祸灾于是形成，虽然想挽救，本来来不及了。”《易》说：“小人认为小善没有益处而不做，认为小恶没有伤害而不除去，所以恶积累而不可掩盖，罪大而不可解脱。”然而小的不可不谨慎，就是这样！

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

无垢说：“巢伯来朝，不是朝见武王，是朝见武王的德行。芮伯作《旅巢命》，‘旅’，是陈。安国说芮伯，是周同姓畿内之国，为卿大夫。他所陈述的，是叙述武王的意思来命令巢伯。其中必定有告诫，如《冏命》、《毕命》的意思，其篇已亡。”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无垢说：“武王有疾，周公有代死的册文，在《金縢》的柜子里，现在记录而成篇，《金縢》的册文，不是周公而谁作呢？至于成王相信流言，因为《金縢》的书而后悔；上天震动雷电，因为《金縢》的书而知道。所以史官于是叙述其事，以见《金縢》的作，以明周公的心。如果武王没有病，那么《金縢》的书不作；如果上天不怒，那么《金縢》的书不开。然而因为流言、因为天威，才见周公《金縢》的书，所以孔子判断说：‘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又说：“圣人存心，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成王相信流言怀疑周公，周公虽然死也不自明。不自明而周公死，难道不陷成王为有过之主吗？说：‘我的心取信于天。’如果我的心无愧于天，那么成王必定醒悟；倘若成王不醒悟而周公死，是周公的心终有愧于天，而天不为之动，有什么怨天尤人的呢？”

周氏说：“周公作《金縢》，其训诫后世做臣子的，忠于其上，虽然其命有可易的，信吗？”说：“周公的教人完备了。昔日武王老，成王幼，管蔡不可教，周公身任天下的重。身任天下的重，万世我赖，变不谋宁，乱不谋定，哪里足以做周公呢？卫道也。周虑患也深，防患未然，其唯《金縢》乎？没有这个，周室其变矣。”

苏子才说：“案《金縢》是周公策命的书，自纳金縢之匮，及为流言所谤，成王悟而开之，史叙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墠，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无垢说：克商明年，武王有疾而弗豫。弗豫，犹不怿也。盖疾既甚，则情思昬愦，支体疲怠，气息微弱，安有悦豫之心哉？病至于弗豫，则疾势危矣，臣子之心，亦安得不忧哉？夫武王年八十三伐纣，八十四即位，是弗豫之年已八十四矣。年亦老矣，而疾至于弗豫，死为必然而生亦侥幸矣。此召公、太公所以欲敬而求诸〇卜也。卜而吉，固可庆也；卜而不吉，则将为立子计尔。周公以谓若卜而不吉，非周家之福也，故以未可以忧我先王之辞拒二公。若夫代死之事，吾位居〇宰，亲则兄弟，当自任之，不可以委二公也。功，事也。自以为己功者，自以代死为己事也，非以诈辞拒二公而自取其功也。学者观圣贤，当以圣贤之心为心。筑土曰坛，除地曰墠。先除地以祛秽浊，后立坛以尊

译神明。在墠中设立三个祭坛，所以说是在同一个墠上设立三个祭坛。在这三个祭坛的外面，又在三坛的南面设立一个祭坛，以便面向北边的三个祭坛，而周公就站在这个祭坛上。将玉璧竖立在神位前，手中握着玉珪，向太王、王季、文王禀告代替他们受死的事情。

译杨氏说：“有人说：‘两位公爵说：“我们应当为王举行盛大的占卜。”周公说：“不可以让先王担忧。”’他们作为臣子的心意是一样的，对别人就拒绝，对自己却愿意去做。孔子记载说：‘周公竟然自以为有功。’这难道不是过分了吗？从这里可以看出周公的伟大。唉！如果没有‘周公竟然自以为有功’这一句，周公的心意怎能显现呢？试着论述一下：武王去世时，攻克商朝已经五年了，还有武庚、三监在内部叛乱，奄国和淮夷在外部叛乱，何况在攻克商朝的第二年武王就患病，那么天下的人心还没有完全稳固，宗庙社稷还不能无忧无虑。在这个时候，周公把安定国家、稳固社稷当作自己的责任，这难道不是伟大吗！”

张氏说：“从前孔子生病，子路请求祈祷。孔子说：‘我祈祷已经很久了。’表示他不需要再祈祷。那么武王生病，周公一定要为他祈祷，难道本来就有不同吗？孔子不祈祷，是因为为自己；周公一定要祈祷，是因为为君父。为自己而祈祷，是不懂天命；为君父而不祈祷，是不懂道义。不懂道义和天命，难道是周公、孔子所做的事吗？这就是他们不同的原因。虽然如此，天命出于上天，生死寿夭的定数，本来就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而想要用自己的身体代替武王去死，周公难道是不懂天命而随便这样做吗？大概是因为他爱戴君父的心，出于极度的真诚，本来足以感动神明，如果不是深知生死的缘故、鬼神的性情，怎么能达到这个地步呢？”

史官于是宣读祝辞说：“只有你的长孙某人遭遇了严重的恶疾，如果你三位先王在天上有要求一个伟大儿子的责任，就用旦来代替某人的身体。我仁孝，能够顺从曾祖考、皇祖考、皇考，能够侍奉鬼神；你的长孙不如旦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你在天庭受命，广泛治理四方，因此能够安定你的子孙于下土，四方的百姓没有不恭敬畏惧的。唉！不要坠失上天降下的宝贵天命，我们先王也永远有所依归。现在我向元龟请示，你如果答应我，我将拿着璧和珪回去等待你的命令；你不答应我，我就抛弃璧和珪。”

无垢说：“祝辞说：‘如果你三位先王在天上有要求一个伟大儿子的责任，就用旦来代替发的身体。’责，就像向人索取责任的责，意思是上天一定要周家一个伟大儿子的死，三位先王不得不这样。现在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免除武王的死，满足上天的要求，这个办法是什么？就是用旦来代替发的身体。侍奉鬼神的方法，应当诚实，不应当有隐瞒。《诗经》称周公说：‘公孙硕肤’，是说周公有大美而谦逊退让。现在对着三位先王自称我仁孝能顺从曾祖考、皇祖考、皇考，又自称我多才多艺能侍奉鬼神，哪里体现他的谦逊退让呢？恐怕有骄傲吝啬的心吧？”回答说：“不是这样。谦逊退让是周公的本心，而自称是穷迫不得已的言辞。侍奉鬼神的时候，应当诚实，不应当有隐瞒，这就是周公自称才德而不怀疑的原因。不这样做，不足以感动天地、鬼神。人各有能和不能力，侍奉鬼神，是周公的能力；保佑四方，是武王的能力。周公的意思，认为上天一定要周家一个儿子的死，应当取能侍奉鬼神的人，不应当取保佑四方的人。取周公来侍奉鬼神，留武王来保佑四方，难道不恰当吗？下地，是相对于上天而言的。四方的百姓知道武王在上位，都恭敬畏惧服从，不敢起奸邪之心。大概天下刚刚安定，民心容易动摇，如果武王在这个时候死去，那么子子孙孙的基业就不可预知了。为什么这么说？高位，是奸邪窥视的对象；危重的疾病，是邪祟伺机的时机。四方奸邪的心，将有不可预知的事情，怎么敢保证他们恭敬畏惧呢？而且武王一死，三监和淮夷就挟持武庚叛乱，那么周公的说法，可以说是预见事理的精微了。上天降下的宝贵天命，是说上天让武王得到天下。武王在，宝贵天命就长存；宝贵天命长存，那么宗庙庄严供奉，三位先王的血食有所依托。武王死，那么奸邪将起，宝贵天命就会坠落；宝贵天命坠落，那么宗庙就会毁坏废弃，三位先王将有什么依归呢？答应我，那么兆象显示吉祥，这是武王能活，而周公能死的地方，我将拿着这璧、这珪回家，等待三位先王的命令，安然地赴死。不答应，那么兆象显示凶险，这是上天一定要武王死，而不答应周公代替。璧、珪是用来侍奉鬼神的，既然不答应周公代替武王死，这是周公不可以侍奉鬼神了，所以抛弃璧和珪而无所事事。”

东坡说：“生死有可以互相代替的道理，世人大多怀疑。我观察近世平民百姓，为他们父母发出极度的诚心，以感动天地、鬼神的情况很多，何况周公呢？而且周公的祈祷，不仅仅是弟弟为哥哥、臣子为君主，而是为天下、为先王祈祷。上帝听从并顺从，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世人之所以怀疑，是因为自己多虚伪，而怀疑圣人不合情理。”郑氏说：“君父疾病正处在困顿中，忠臣孝子不忍心沉默地看着他们叹息而死，心中悲痛，想要为他们请命。周公通达这个道理，记载在《尚书》中。如果君父生病不为他们请命，难道是忠孝的极致吗？然而天命有定分，不可以代替死亡。周公这样做，是自我表达臣子的心意，不是说死亡真的可以代替。自古以来不废除，也有这样的人，只是没见到罢了，未必周

译只有您一个人这样做。」

译吕氏说：“天命所归，寿命的长短自有定数。当武王患病时，周公作为圣人，难道不知道天命所在，而想要用自己的身体代替武王去死吗？说周公是因为一时的忠爱之情，来不及考虑正当的道理，也不是这样。在这里应当明白天命只有一个本源的道理。”

于是占卜三次，第一次占卜就吉利。打开钥匙取出占书，发现都是吉兆。周公说：“从兆象来看，大王将没有灾祸。我新近从三位先王那里得到吉利的占卜，只图长久地维持下去。这所等待的，是看三位先王能否念及我一人。”周公回去后，就把祝册放进金縢的柜子里。武王第二天就痊愈了。

无垢说：“这三次占卜，不是三位先王各自设一个龟甲来占卜吉凶，而是用夏、商、周三代的兆法来占卜，所以称为三次占卜。第一次占卜就吉利，‘习’是因循的意思。先占卜夏代的兆法，夏代的兆法已经认为是吉兆；接着占卜商代的兆法，商代的兆法因循前例，也认为是吉兆；接着占卜周代的兆法，周代的兆法因循前例，也认为是吉兆。三种兆法虽然不同，但都因循而认为是吉兆，那么武王不死就没有疑问了。《周官·占人》说：‘凡是占卜，君主看兆象，大夫看兆气，史官看兆的墨迹，卜人看兆的裂纹。’郑康成解释说：‘体，是兆象；色，是兆气；墨，是兆的广狭；坼，是兆的裂纹。’还没看占书时，大夫和卜人已经看到兆象是吉兆了；等到取出占书来验证，又看到是吉兆，然后周公才取兆象来观察。兆象就是体，是占卜兆象的大致情形，知道大王必定平安而没有祸害了。新近从三位先王那里得到命令，是说新近从三位先王那里得到吉利的占卜命令。像这样，那么武王不死，就可以创立规范，为子孙做长久之计了。这所等待的，就是所说的回去等待三位先王的命令。能念及我一人，是说三位先王果真能念及武王，使武王安康。然而三位先王能念及武王，那么天下就安定；不能念及武王，那么天下就难以预料了。周公回去，是回去等待三位先王的命令，于是把祝册放进金縢的柜子里。这是祝册的第二天，武王就获得了平安。”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精义卷三十二 宋 黄伦 撰

武王死后，管叔和他的众兄弟就在国内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年幼的成王不利。”周公于是告诉太公望和召公奭说：“我如果不回避他们，我就无法向先王交代。”周公在东都居住了两年，于是罪人就抓住了。后来，周公就作诗送给成王，名叫《鸱鸮》。成王也不敢责备周公。

无垢说：“管叔是周公的哥哥；蔡叔、霍叔是周公的弟弟。天下最亲近的人，没有比得上兄弟的了。周公是大圣人，兄弟理应了解他的心意。现在却散布没有事实根据的话来陷害周公，这难道是人之常情吗？”有人说：“周公的权力太大了。成王年幼体弱，周公独揽天下大权，决断各种事务，虽然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行使的是君主的职权，他的行迹似乎可疑，那么流言的产生，就不是没有原因的。”有人说：“周公平时的用心，兄弟理应了解。”我说：“不是这样。只有圣人了解圣人，只有贤人了解贤人。心志既然不同，见识情趣就截然不同，凡俗的情态，怎么能了解圣贤的用心呢？作为兄弟却不了解，是因为心意不同，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这也是圣贤的不幸啊。‘周公将对年幼的成王不利’，这就是所说的流言。唉！对周公的待遇何其微薄啊！”有人说：“这是用凡俗的眼光看周公，不是用周公的眼光看周公。称成王为孺子，那么天子年幼体弱就可以知道了。杀死管叔、贬降霍叔、囚禁蔡叔，这是先王的心愿。如果周公怀有一丝私意来陷害兄弟，他怎么向先王交代呢？所以告诉太公、召公：‘我如果因为私意不惩治三叔，我将怎么向先王交代呢？’由此可知周公的心就是先王的心，先王的心就是天下的心，而天下的心就是天心。在东都居住两年，才开始能杀死管叔、囚禁蔡叔、贬降霍叔，也可以说是强大有力了。东征时虽然告诉了成王，成王不能不被流言迷惑，而认为周公可疑。既然有了疑心，那么成王怎么敢不听从周公的请求呢？至于他的内心，大概是把三叔当作忠臣，而把周公当作篡位贼臣。周公既然诛杀了三叔，那么成王的疑心就更深，周公所以作《鸱鸮》这首诗送给成王，成王大概没有领悟。他的内心正想责问周公征伐诛杀的罪过，只是军队掌握在周公手中，不敢明显地表现在言语上罢了。”

吕氏说：“武王死后，后续的事情不是一时发生的，只是史官想把周公的始终合为一篇。管叔、蔡叔及众兄弟在国内散布流言，不是周公对待他们不够周到，而是他们资质卑下，用小人的心思去揣度圣人。况且四凶在尧朝时，到舜时才显露出他们的恶态，四凶原本就不是好人，到舜的时候，罪行无法掩盖。管叔、蔡叔在武王时，没听说他们有什么变故，到周公时却这样，他们资质卑下，遇到事情就发作。‘我如果不回避他们，我就无法向先王交代’，显示出周公的不得已之处。这显示舜对待象与周公对待管叔、蔡叔，事情虽然不同，但心意是一样的。为什么呢？象想要害舜，不过是害舜一个人；当周公时，成王年幼，安危的关键正决定于此，应当诛杀他们。”

秋天庄稼大丰收，还没收割，天上突然打雷闪电并刮起大风，禾苗全部倒伏，大树连根拔起，国人非常恐惧。成王和大夫们都戴上礼帽，去打开《金縢》的书，于是得到了周公自以为有功代替武王

译周公的病情好转了。召公和毕公以及成王于是向史官和众位执事询问，他们回答说：“确实如此。唉！周公命令我们不敢多言。”成王拿着周公的祷书哭泣，说：“不要再进行占卜了！从前周公为周室勤劳操劳，只是我这个年幼的人未能知晓。如今上天降下威严，以彰显周公的德行，只有我这个年轻人应当重新顺应天命，我国举行这样的礼仪也是适宜的。”成王走出郊外，上天于是降雨，风向逆转，禾苗全都重新挺立起来。召公和毕公命令国人，凡是倒伏的大树，全都扶正并培土加固，这一年于是获得大丰收。

译无垢说：“雷风这种异常现象，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成王的心中产生的。心中怀疑忠臣圣人，这种疑念凝结成形象，所以表现为雷、电、风，来改变常态。如果周公是忠臣圣人，成王信任他、任用他，政事全部听从他，这就是常态。成王有常态之心，就会表现为天空晴朗、大地安宁、和气充盈、天下太平，怎么会有雷风这种异常现象呢？成王听信小人的话，怀疑周公想要篡位作贼，这是心中改变了常态。成王改变了常态，就表现为雷、电、风，来显现灾异。庄稼，百姓靠它维持生命；大树，盘根错节、根基稳固，不容易摇动。现在庄稼倒伏、大树拔起，尚且使人惊骇，何况像周公这样，天下人靠他维持生命，他的忠诚圣明怎么可以一天之内就动摇呢？成王看到天象变化，恐惧不安，所以穿着皮弁素服，以显示纯真朴实的心意，并且打开金縢之匮，寻求占卜验事的文书，于是得到了周公代替武王受命的册书。唉！成王本来没有心思去寻求这本书，周公本来也没有心思留下这本书作为日后的打算，然而防止诽谤的用心由此而明了，盛大的德行由此而显著，这才知道天人的道理，全在于无心之处。如果成王有心去寻求这本书，就不会有风雷的变化；如果周公有心留下这本书，那就是奸佞之人、虚伪之士为自己谋划的巧计，哪里足以导致风雷的变化呢？所以君子应当竭尽作为臣子的道理，天人的道理明显昭著，不可欺骗。太公、召公没有看到这本书，自然知道周公的忠诚。然而在成王怀疑犹豫的时候，想要开导辩白吗？恐怕成王怀疑他们是同党；想要置之不问吗？这又难道是仁人君子的用心吗？内心困苦、思虑阻塞，想要借事乘机阐明真相已经很久了，只是没有机会罢了。现在忽然看到这本书，事情就成功了。还担心成王没有醒悟，于是倡导率领成王，让他去询问史官和百官。先提到两位公爵，后提到只有这件事，史官明确记载了两位公爵倡导率领的意图。诸史，是指当时向三王报告时撰写册文的人；百执事，是指当时向三王报告时奔走侍奉的人。当周公代替武王受死时，本来没有一丝一毫为日后打算的顾虑，只是想让武王安宁、为天下考虑罢了。这件事非常秘密，当时的史官和百官也都是忠信确实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周公不会让他们参与这件事。后来周公告诫他们：‘这件事应当保密，不可向人宣扬。’那么这些史官和百官，奉行着不敢宣扬的说法，周旋其中，不敢有丝毫失守，所以虽然看到周公被怀疑，终究不敢宣扬以证明周公的忠诚。大概他们的想法是：周公的生死是臣子的常事，而泄露被禁止的秘密，是不可以信赖的人，不可以信赖，又怎么做人呢！所以宁愿看着周公死去，也不忍心泄露他的话。唉，这是不平而有怨恨的声音。它的不平有怨恨是指什么呢？是指周公命令我不敢说话，而我却说了，这是辜负周公。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后，不敢立即回去，以等待成王的悔悟。不久，风雷的变化在上面，庄稼树木的灾害在下面，《金縢》之书显明了他的忠诚，诸史百官证实了他的说法。成王这才知道听信流言的过错，而寻求自我更新的道路。自我更新应当有实际行动，穿着衮衣绣裳去迎接周公，并且说：‘我国等待贤人的礼节应当如此。’这不是过错。成王以前因为流言而昏昧，现在因为风雷而明智，有过错而不改，这才叫过错；有过错而能改，天下人仰慕他，成王也不可轻视。用衮衣绣裳迎接周公，用玉帛谢罪天谴，出郊是为了谢罪。谁说天道遥远呢！以前雷电伴随大风，现在下雨并且风向逆转；以前庄稼全部倒伏，现在庄稼全部竖起。大风逆转，全部倒伏又全部竖起，仅仅在于成王怀疑与不怀疑之间罢了。怀疑就出现这样的变异，不怀疑就出现这样的祥瑞。这才知道天只是我的本心罢了，不必向高高在上的苍天去寻求。所以君主应当先治理自己的心。”

伊川说：“成王，是中等才能的君主。如果天降大雷电伴随大风，就打开《金縢》之书，成王没事却打开《金縢》之书，为什么呢？”大概两位公爵的道理就是这样，想让成王醒悟周公的忠诚。有人问：“祝史为什么要收藏它？”回答说：“焚烧或埋藏，是后代的制度。大概上古没有焚烧埋藏的制度，想要重视这件事，所以收藏在金縢之匮中，以使它长久流传。”问：“那么武王生病不快乐，周公于是册祝请求代替武王，可以说知道天命吗？”回答说：“周公诚心只想代替他的亲人，哪里有空闲去知道天命？”

临川说：“那么大雷电伴随大风，以及风向逆转，史官记载它，为什么呢？”回答说：“周公之所以能够被迎接，是因为雷电风的变异。既然迎接了他，那么变异恢复并且年成大丰收，人们没有不认为迎接周公是正确的并且符合天意的，那么史官可以不记载吗？孔子认为鬼神难以明了，而记载说：‘可疑的事情不要确证。’我认为天的变异是为了周公，这是确证它；认为天的变异是为了成王，这也是确证它。所以善于作史的人，这是可以记载的，但是不可以确证它。”

张氏说：“天人的道理，其极致是一致的。所以百姓想要的，就是天想要的，这是天的聪明，凭借百姓罢了。而且周公居住东方时，西方人希望他回来，就说：‘公如果不回来，在你这里住两晚。’东方人惋惜他离去，就说：‘不要让我们的公回来啊，不要使我们的心悲伤啊。’周公得到人心就像这样……”

译这，那么他得于天道的地方就可以知道了。」

译武王去世，三监和淮夷叛乱，周公辅佐成王，准备废黜殷商残余势力，于是作了《大诰》。无垢说：“周朝已经灭掉殷商，将其京畿地区划分为三个国家，《诗经》国风中的邶、鄘、卫就是。邶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鄘由管叔治理，卫由蔡叔治理，用来监视殷商遗民，称为三监。意思是说管叔、蔡叔辅佐武庚来监视这些殷商遗民，并不是说管叔、蔡叔因为武王去世，就与武庚一同叛乱，而且又勾结徐、奄，导致战火四处燃起。周公心里认为祸害在于武庚，如果杀了武庚，断绝其根本，那么管叔、蔡叔、徐、奄不攻自破。这是周公辅佐成王，面对这种危急关头，专门以废黜殷商为念的原因。孔子识破此心，所以圣笔特意标明：‘周公辅佐成王，准备废黜殷商’，而没有提及管叔、蔡叔。”

吕氏说：“武王已经灭掉商朝，不忍心商朝没有后代，所以在卫地立武庚禄父。又担心他叛乱，所以派管叔、蔡叔、霍叔监视他的国家，所以称为三监。等到武王去世，周公摄政，管叔、蔡叔、霍叔却勾结武庚以及淮夷叛乱。然而这篇序言不说武庚叛乱，却说三监叛乱，大概是因为这次叛乱源于三监的阴谋，想要害周公。孔子是圣人，洞察实情，所以在序言中只说三监和淮夷叛乱。这一个字的贬斥，有《春秋》诛赏的法度。周公辅佐成王，准备废黜殷商，作《大诰》，大概是因为武王刚去世，成王年幼，周公处于令人畏惧的地位，内部有三监不利于幼主的话，外部有武庚挟持商朝的怨恨，煽动动摇周室，国家安危存亡的关键在此。周公向各方发布大诰，明确晓谕防备措施，才执行天罚，《大诰》因此作成。”

大诰

成王说：“啊！我大诰告你们众诸侯，以及你们执政的大臣。不幸啊，上天降下割裂之祸于我家，没有稍微延缓。宏大啊，我年幼无知的人，继承这无边无际的重大天命，不能造就贤哲引导百姓安康，况且说谁能感通知晓天命呢？”

无垢说：“猷，是谋划，谋划废黜殷商之事。《大诰》告诫众诸侯以及三卿、执政的大臣，将要征调他们的军队去行动。大概执政大臣，是诸侯谋划商议的臣子，所以告诫诸侯必定涉及执政大臣。三位先王尽人情，大概就是这样。周公润色成王的意思，说这番罪己的话：‘上天不怜悯周民，降下屠割之祸于我家，没有稍微延缓。武王的命令，使我痛苦无极。武王既死，大惟我年幼无知的人，现在继承这无边无际的重大天命。历，是天命；服，是人事。我年幼无知，尚且不能深造知人之哲，收罗贤才，开辟引导百姓到达吉康之地，何况能感通深知天命所在呢？用民事容易看见来说，尚且不知道安抚百姓的方法，何况天命难以测度，能深识幽明之理吗？’”

张氏说：“《尔雅》说：‘猷，是道。’静止时有坚守，行动时有成就，一行动一静止，无非是道。周公告诫众诸侯，以及执政大臣，不是妄动，本是遵循道罢了。”

吕氏说：“当时叛周，不过淮夷、三监，现在《大诰》、《多方》为什么呢？大概因为天下刚安定，人心未安，那时刚改商为周，天下也不能清楚地都知道天命所在，加上三监煽动变乱，恐怕作乱不止于三监、淮夷，所以大诰多方诸侯以及诸侯执政的大臣，先开导他们的心志，晓谕天命顺逆的意思，使他们心里释然明白，就不至于变乱发生在身边，然后周公才出兵东征，这是周公讨伐叛乱的规模。后世君主讨伐叛乱，本只是要讨伐一处，后来牵连别处都乱了的，只因为不能明确告知众人罢了。比如唐朝有藩镇之祸，德宗初讨田悦，后来王武俊、李希烈之徒相继叛乱，只因为德宗不是天讨，不能告谕万民，所以讨伐叛乱不久叛乱者相继。只有周公诚意在告谕之时已取信于人，天下信任周公向来如此，这是镇定各方的根本。后来虽然东征三年之久而天下如故，是因为周公先有镇定天下的措施。”

我已经是个小子，如同涉过深渊大水，我只前往寻求我所渡过的地方。

无垢说：“既然自念不能造就贤哲引导百姓安康，又不能知晓天命，心里茫然，不知如何计策，所以叹息说：‘罢了！我只是小子罢了！现在继承这无边无际的重大天命，如同涉过深渊大水，想罢不能，想进不可，姑且勉力前往，寻求渡过难关的方法罢了。’涉过深渊没有船只，不可渡过，这艰难非人力，可以吗？”

吕氏说：“大体上君主固然应当抑制畏惧，也应当自强，两者并行才能有所成就。如果不抑制畏惧，认为天下不足以平定，就失之轻忽，必然不足以成就大事。如果徒然畏缩，不寻求渡过的方法，只是一个畏懦不能成就大事的人。所以成王说‘如同涉过深渊大水’一句，便前往须寻求渡过的道理，也是知晓天命。”

广泛宣扬广泛前人受命，这不忘记大功。我不敢闭塞上天降下的威严，用来安定武王留给我大宝龟，继承上天光明，顺从天命。

无垢说：“武王之所以取得这天下，都是邦君、执政大臣的力量。邦君、执政大臣的功劳也很大了！我将对人事、天命广泛宣扬、装饰，那么对于邦君、执政大臣的功劳，可以忘记吗？现在将谋划诛杀三监”

译（我）之所以不敢忘记邦君、执政大臣的功劳，而向诸侯发布大诰，共同谋划成就这项功业，是因为上天没有私心，赐福善良之人，降祸淫邪之人，使有礼者繁衍昌盛，使昏乱暴虐者倾覆灭亡，这都是人们自己招致的结果。所以，淫邪之人必定遭祸，昏乱暴虐之人必定覆灭，上天降下威严，总是在人的行为之后。天子是代替上天施行威严的人，如今三监的罪恶按理应当诛杀，上天的威严如此明显，我怎么敢凭私意阻断这种威严，宽容恶人、纵容奸邪，从而招致上天的愤怒呢？所以必须征讨他们。《易经》说：“上天产生神物，圣人效法它。”神物就是大宝龟，宝龟能够传达天命吉凶，所以武王把这只龟留给子孙，让他们知晓上天的英明并继承它，天命所在之处就去顺应它。

译苏东坡说：“当时称武王为宁王，是因为他攻克殷商、使天下安宁。下文说‘乃宁考’，由此可知指的是武王。旧说认为是文王，这是错误的。说‘前宁人’，也是指武王的旧臣。”

张氏说：“人不能胜天已经很久了，何况君主对于天，就像臣子对于君主。臣子抗拒君命就是叛逆，那么成王对于天威，是不敢抗拒的。所以这时使用宁王遗留给我的大宝龟来占卜，以知晓天意。大宝龟是神物，足以预先知晓，所以能继承天的明察，吉凶可以预见。吉凶的征兆既然显现，然后才知道天意所趋向的就顺从它，天意所背离的就违背它，这就是能够顺应天命的缘故。”王氏说：“文王和武王都能使天下安宁，所以称为宁王。这宁王，是兼指文王和武王而言。至于宁人，则是兼指文王和武王的臣子而言。说宁考，则是指武王。”

吕氏说：“古代大的如天下，小的如一个国家，都有宝龟来镇守国家。如果有重大疑难，就占卜，以此来继承天的明命，由此可以知道天命所在。圣人将要兴举大事，必定有确定的见解，为什么只相信龟卜？并不是圣人自己也不确定，而是圣人至诚斋戒，使德行神明，用龟来验证，而龟又至诚无私，与圣人的心意相合，这是天命不变的道理，不是后世那种技术性的占卜。”

经文说：“西土有重大灾难，西土的人也不安宁。于是蠢动的殷商残余势力，竟敢记述他们的旧秩序。”

无垢说：“小国殷商不过弹丸之地，武庚占据那里，他的人就是这样。你竟然不估量力量，不揣度德行，竟敢谋求延续前人的秩序以再次称王天下，这真是取死之道。兵家以士气为主，所以这话不嫌鄙薄。”

吕氏说：“武王去世，就是西土有了重大祸难，西土的人忧虑恐惧惶惑。在这个时候三监蠢动作乱，武庚倚仗他的国家虽小但富厚，就想恢复商家的正统，这就是所谓记述他们的秩序。成王说这些，是说武王既然防备商朝，商的社稷已经毁坏，宗庙已经断绝，在已经毁坏断绝之中，却扶持并确立它，这是武王对商有大功。现在武庚不知道我武王在毁坏断绝之中扶持他，竟敢记述他们的秩序。所谓‘敢’，是说他们无所忌惮，妄为僭越作乱，想恢复商的旧业而再次做天子。纣王有大恶，武王不得已才讨伐他。讨伐纣之后，武王又不忍心让他没有后代，就封了武庚。对于武王来说，也可以说是恩德周到了。现在武庚竟敢记述他们的秩序，是说他们不知道恩德如此。武庚这样用心，天不覆盖他，地不承载他。成王这话，是用来指出病根的。”

经文说：“天降下威严，知道我国有瑕疵，百姓不安康，说：‘我要复兴，反过来鄙弃我的周邦。’现在蠢动，现在第二天，百姓中有十人辅佐我，以安抚宁王的武功。我有大事，吉利，我占卜都吉利。”

无垢说：“武庚的叛乱，必定乘虚而起。现在之所以起事，是因为三叔在朝廷散布流言，骨肉之间互相猜疑，民心震动，这是周家有瑕疵，所以因此叛乱。不说三叔流言而说天降威严，是因为挑起无根之言，扰乱朝廷的治理，这是天所以诛罚而降威严，以说明三叔的罪过，是天所不赦的。他的话怎么说？”说：“我应当复兴天下，做中兴的君主，反而以周邦骨肉间的危疑为可鄙。现在四国起兵，天下惊骇而蠢动，起兵的第二天，四国百姓中的贤者有十人，知道武庚无道必败，惠然来辅佐我周家，以抚慰宁王的武事，而图谋讨伐叛乱之功。”周公说：“我正要举兵讨伐叛乱，而有十人来辅佐，这是周家的美事。”人事既然这样，占卜鬼神，占卜又都吉利。都吉利，是说三龟都认为是吉兆。三龟，就是三兆的方法。天意人事如此，讨伐四国成功是必然的。大概武王刚死，人心动摇，又加上流言的变故，武庚的变故，如果不是周公安定人心，依据人事天意作为必胜的防备，那么事情还不可知。古人遭遇变故，他们的安定竟然这样，那么那些轻易恼怒、容易欢喜、多次惊恐、容易动摇的人，哪里足以议论天下大事呢！”

苏东坡说：“汉高祖讨伐陈豨到赵地，得到四个人都封给他们千户，说：‘我用羽檄征召天下兵马，没有一个人到的，我为什么吝惜四千户不拿来慰劳赵地的子弟呢？’这也是周公的意思。”

黄氏说：“天下的变故，没有比新建立之后、改朝换代危疑之际更大的了。他们抵隙窃发，固然不足以败坏我们的天下，而所忧虑最大的，特别在于天下观望以决定去留。如果天下各自怀有去留之心，那么变故就不止一国，动乱就不止一人。自从武庚叛乱，周书大半是为商人所作，而《大诰》专门为周人。远的如各邦，近的如大臣，如果都离开周而投靠商，而不叛乱的只有十人。唉！这难道是天下都叛乱，而十人独自忠诚吗？在危疑之际，人怀有去留之心，周公大概预先探知天下的细微动向，而夺取他们想要离去的心。天下的心被夺取，而商人的党羽就孤立了。”

张氏说：“得天在于得民，得民在于得

译贤德之人。大概上天的视听是顺从民意的，民众的离去或归附是看贤德之人如何。民众进献十位贤才，给予辅佐，那么上天就会授予他天命，民众就会归附他，这是可以知晓的。

译吕氏说：“大抵圣人观察天命，只从贤与愚的角度去看，不从人数的多寡去看。‘反而轻视我们周邦’，看起来人数很多；‘十个人来辅佐’，看起来人数很少。如果从多寡来论，商朝的百姓确实众多，十个人确实很少；但如果从贤愚来论，商朝的百姓虽然多，都是愚昧无知的众人，如果知道天命所归的贤人到来，即使只有十个人也足以看出天命和人心都归向周家了，所谓‘反而轻视周邦’，都不值得提及。”

于是我对友邦的诸侯以及尹氏、众士和办事人员说：“我得到了吉利的占卜，我只率领你们众邦去讨伐殷朝逃亡流散的臣子。”你们众邦的诸侯以及众士和办事人员没有不回答说：“困难很大，百姓不安定，这也在于王宫和诸侯的家中。况且我年幼，应当恭敬辅佐，不可以征伐。大王为什么不违背占卜的结果呢？”

无垢说：“大概古人无愧于幽暗处的防范，幽暗处的防范对我诚信，所以我也不愧于幽暗处的防范。浩浩荡荡，好像鬼神就在我的上方，好像就在我的左右。所以我每当进行占卜，就像与鬼神同堂共席，一起议论一样。占卜得到吉利，是议论认为可以，鬼神认为可以，那么去哪里不可以呢？占卜得到凶险，是议论认为不可以，鬼神认为不可以，那么去哪里可以呢？这就是古人一定相信占卜的原因。后人平时在幽暗处违背防范的情况太多了，不仅鬼神不信任我，我也不一定相信鬼神，那些颠倒思虑、歪曲心术的人，他们的真诚在哪里呢？古人责备别人常常很轻，责备自己常常很重。四国叛乱，一定是我有导致它的原因，怎么可以倚仗兵力夸耀武力，把罪责推给别人，而不思考责备自己的道理，仅仅为了在一战中痛快呢？这种心思一旦放纵，小人就会得志，君子就没有立足之地了。秦始皇、汉武帝就是遵循这种道路的。看周公的意思，似乎很倚仗吉卜和十个人的支持，好像有轻敌之心，所以众邦的诸侯以及众士和办事人员，都回答周公说：‘四国的困难很大，怎么可以轻视呢？应当先责备自己才行。’宫室都是深邃的地方，用来表示四国都叛乱，百姓不安定，是我们屋漏暗室中失德过行的表现。内心真诚，就会表现在外面，怎么可以欺骗呢？考，是求的意思；翼，是敬的意思。诸侯和众士认为百姓不安定，在于王宫和诸侯家中，那么四国的叛乱，怎么可以归咎于别人呢？周公应当辅佐成王，在慎独之间寻求恭敬的道理，来率领诸侯；也在慎独之间寻求恭敬，来率领天下。防范的显明，真诚的不可掩盖，那么拿着盾牌和羽毛跳舞就能使苗族来归顺；考求恭敬做到了，四国就会归附。怎么可以完全不思考责备自己的道理，就急于从事征伐呢？况且武王把兵器倒载在车上，用虎皮包裹，表示不再使用。现在尸骨还没冷却，就急于从事兵器之事，为什么呢？大王为什么不违背占卜，来尽求恭敬的道理呢？”

吕氏说：“周公说天人和人的心都依据占卜的兆象，又占卜是这样的，才敢告诉诸侯以及尹人、众士、办事人员，说我已经得到了吉卜，那么你们应当奉从我一个人去讨伐逃亡流散的臣子。这是周公叙述刚开始征伐时与诸侯商量的时候。大概根本的祸患，在于天子的宫中和诸侯的家中，必须自省恩泽不深厚、教化未到达、刑罚政令未取信于人，起初不在武庚一个人身上。是当时的诸侯只让成王自我反省。自我反省恭敬，不可以出征伐。虽然龟卜如此分明，但还是应当自我反省，为什么不违背占卜呢？”

于是我这个年幼的人，长久地思考艰难，说：“唉！确实蠢动的鳏夫寡妇，真可怜啊！我从事天命的役使，把重大和艰难投放在我身上，我这个年幼的人，不敢自我怜惜。”

无垢说：“周公认为成王听到诸侯、办事人员说艰难很大、百姓不安定的话，也长久地思考艰难而叹息说：‘唉！确实举兵行军，摇动天下，使鳏夫寡妇有思念儿子的心情，真可怜啊！’这是周公虚心谦卑，听从诸侯、办事人员的话，而不敢认为他们的说法不当。然而权衡轻重缓急，动员民众只是一时的小害，而平定叛乱是天下的大利。我作为天子，被人驱役东西南北，应当听从天命。天现在把四国的大事留给我，把四国的艰难投放在我身上，我凭着一身承担这驱役，怎么敢因为你们责备我的话，就放弃四国不问其罪，而是收敛退却去寻求恭敬，而任由他们猖獗以违背天命呢？道理上不得不听从十个人和宝龟的话去征伐。”

张氏说：“劳苦百姓进行征伐，那么对百姓不能没有打扰，而鳏夫寡妇尤其值得哀怜，大概因为鳏夫寡妇的百姓是无告的缘故。我从事天命的役使，把重大和艰难投放在我身上，是说鳏夫寡妇虽然可怜，但我从事天命的役使，那么兴师动众，难道是我自己想要的吗？造，是做、从事的意思。不卬自恤者，成王说自己年幼的人，不是自我怜惜，他所怜惜的，在于先父所图谋的功业，所以显示他前往讨伐的意思，上则承受天命，下则完成先父图谋的功业，不是出于一己的私心所以。”

吕氏说：“大概君主代天拥有天下，无非是供天的役使。今天的事，我应当深入从事天命的役使，何况到了大艰难的事，委托在我一个人身上。大概说武王已经去世，而天命的役使就在我，天下最大的责任也在我一个人身上。况且王者以万民为子，如果坐视而不救，是废弃天命的役使自我啊，那么我今天怎么敢为自身打算，说不敢自我怜惜呢？”

你们这些邦国的诸侯，以及你们

译各位官员、尹氏、负责事务的人，安抚我说：“不要过于忧虑，不可不完成你们先父所规划的功业。”罢了！我只是个年轻人，不敢废弃上帝的命令。

译无垢说：“邦君和执政大臣如果明白这其中的公义，看到我正处于这巨大的艰难时刻，就应当安慰我，说：‘不要过于忧虑辛劳，这巨大的艰难之事，应当勉力前往征讨，不可不成就武王所谋划的平定天下的功业。’‘毖’，就是辛劳的意思。像这样，在道义上就是得当的。现在却让我去探求恭敬地违背占卜的结果，从道义来看，就是失当了。周公在众人议论怀疑、人心不一的时候，唯独从道义上观察，圣人的见识，其造化竟然如此，真是伟大啊！帝王的命令高远，从哪里知道呢？传达帝王意志的，是宝龟。占卜龟甲得到吉兆，这是上帝想要征讨的意思。不听从占卜的话，就是违背上帝的命令。上帝难道可以违背吗？”

张氏说：“‘毖’，是谨慎的意思。‘无毖于恤’，是说不要对征伐的忧虑过于谨慎。征伐虽然说是大事，在所难免令人忧虑，但将要成就先父所谋划的功业，其中涉及的危难，所以不值得忧虑。使天下安定，是先父所谋划的功业，作为子孙应当继承并完成它。现在三监和淮夷叛乱，如果不能征讨他们，那么先父谋划的功业或许会接近成功却失败了。占卜征讨得到吉兆，那么征讨就是出于上帝的命令。既然这样，天命难道可以废弃吗？从前商汤讨伐夏桀说：‘我敬畏上帝，不敢不匡正。’周武王讨伐商纣说：‘我不顺从天意，罪过就和他们一样。’大概也是因为天命不可替代的缘故。”吕氏说：“天意和人意都相应，占卜又得到吉兆，邦君们也都回心转意，那么上帝命令我就很明白了。我只是一个小子，既然承受了上帝这样的命令，怎敢替代上帝的命令？意思是必定要去讨伐。”

上天在文王那里赐福，兴起我们小国周，文王只凭占卜来行事，能够安受这天命。现在上天辅助百姓，何况也只凭占卜来行事呢？唉！上天的明察和威严，辅助我们伟大的基业。”无垢说：“武王所做的上合天意，所以上天赞美他。怎么看到赞美他的实际表现呢？就是从小国诸侯一旦振作起来，让他拥有天下。武王怎么合乎天意呢？”回答说：“只凭遵从占卜罢了，因为他通过占卜来取天意。现在我怎敢因为邦君的话就轻易怀疑占卜，从而违背上帝和先王呢？这就是不可不征讨的原因。上天显示吉兆命令诛讨四国，又派遣十夫命令诛讨四国，谁说上天幽深难测呢？它的威严命令明明如此，可以不敬畏吗？如果商朝的道统不衰退，怎么会有高宗的出现？四夷不叛乱，怎么会有宣王的出现？汉朝没有昌邑的变故，就无法开启宣帝的局面；唐朝没有宫廷的变故，就无法开启明皇的局面。由此看来，四国的动乱，是上天用来辅助我们周家积累基业的手段。”

张氏说：“《易经》说：‘探究深奥隐秘，钩取深远以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勤勉不息的事业，没有比蓍草和龟甲更大的了。’古代的圣人，建立大功，成就大事，没有不用占卜的。文王之所以拥有天下，没有比天命更重要的，因为他只凭占卜来行事。现在我征伐，也只凭占卜，那么我所做的，就与文王相合。如果这样，那么对三监、淮夷的征讨，怎么可以停止呢？天道无私，它彰显有德之人非常明显，它讨伐有罪之人令人畏惧。三监和淮夷有罪，在所应当诛杀，那么我们周家世世代代修德而被上天辅助，就可以知道了。积累而大叫做‘丕’，‘丕’，是说它积累得很大。周朝的基业，始于太王，而成于文王，这就是叫做‘丕丕基’的原因。”

陈氏说：“从前上天赐福我的文王，从小国而拥有天下，未曾敢违背占卜，以至于安受天命。现在上天帮助我的百姓，何况我敢不用占卜呢？上天的命令昭然可畏，我既然不敢违背占卜，你们也应当顺从天意而辅助我扩大这伟大的基业。”

吕氏说：“上天显明道义，令人畏惧，所以艰难祸变，乃是上天栽培、辅助我们伟大无穷的基业。正如孟子所说的‘所以上天将要下达重大责任给这个人，一定要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以此来震动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情，增加他所不能的。畏惧它，正是用来辅助它的原因。大体上治理国家的人，大多在忧患中成功，在治安中灭亡。君主必须知道这一点，这才是想要辅助成就君德不可自我沮丧的道理。”

王说：“你们都是旧臣，你们能够深谋远虑，你们知道文王是多么勤劳啊！”

无垢说：“周公的意思是说武王勤劳辛苦得到天下，为子孙万世奠定基础，以安抚养育天下万世的百姓。现在不可故意违背吉兆的占卜，安坐求取恭敬，忍心看着王室危亡而不顾。这样的训谕，就显示出周公义理深长，而邦君执政大臣的计谋似乎显得迂阔了。”

上天闭塞我成功的地方，我不敢不竭尽全力完成文王所谋划的事。

无垢说：“天意因为成王年幼，坐享继承武王的基业，恐怕他怠惰放纵，所以闭塞劳苦我成功的地方，让我知道天命的不易，而人情的艰难。我怎么敢不尽心尽力，以完成武王所谋划的事呢？武王所谋划的事，是什么事呢？大概是天下都归顺周家的事。”

张氏说：“‘閟’，是说天命闭塞而不通；‘毖’，是说人事艰难而不易。事，是功的开始；功，是事的完成。前人的功业，是积累事情而完成的。现在上天闭塞我成功的地方，那么我在文王所谋划的功业上不能必定成功

译姑且最终完成他所谋划的事情罢了。天下的事情，先王在前面已经制定好了，最终能够完成它的，除了子孙还有谁呢？

译于是我用伟大的教化来诱导我的友邦君主，上天辅助诚信的言辞，以此考察我的百姓，我怎敢不继承武王所谋划的功业而使其最终完成呢？上天也只用勤勉谨慎来对待我的百姓，如果有疾病，我怎敢不继承武王所接受的福命而使其最终完成呢？

无垢说：“周公唯恐大家不理解，于是说：‘至诚的称誉而不是谄媚阿谀的，上天必定辅助他。’想要知道至诚的称誉，不可以考察那些大夫，恐怕他们有爵位俸禄的牵累，他们的言论可信程度还很高。如果百姓有‘等待我的君主，君主来了我们就得救了’的言辞，有‘等待我的君主，君主来了我们就没有惩罚了’的言辞，那么上天辅助我就可知了。当时十个贤人前来辅佐，那么百姓有诚信的言辞归附我就可知了。百姓有诚信的言辞归附我，那么上天辅助我也可知了，前去征伐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百姓想要征伐四国如此，这是上天的意旨，我怎敢违背上天，不使武王和旧臣的功业有无穷的计划呢？假如周公听从求敬违背占卜的话，坐视四国叛乱而不加以治理，那么武王的天下就难以预料了。四国叛乱就像有了疾病，来危害我周家的基业，我怎敢不使武王和旧臣所接受的上天的福命，有以完成其基业呢？毕，就是终。完成其基业，就把四国叛乱看作疾病在身，一定要去除它才肯罢休。”

张氏说：“化，是用道来教化；诱，是用言语来诱导。”三监、淮夷的叛乱，有邦国的君主都认为不可征伐，这是成王教化他们的原因。上天辅助诚信的言辞，以此考察我的百姓，诚信而有言辞，是上天所辅助的。我诚信而有言辞，上天必定辅助我。天道遥远而难以知晓，想要知道上天辅助我，应当考察我的百姓罢了。百姓的去留，看贤人十个来辅佐我，那么百姓就辅助我了。上天的视听来自百姓，百姓辅助我，那么上天就辅助我了。上天辅助我，百姓辅助我，岂止可以彻底完成武王所谋划的事情，对于谋划功业，也可以最终完成。

王说：“如果从前我去世，我的言语艰难地思考。如果父亲建造房屋，已经奠定法度，他的儿子却不肯打地基，何况肯建造呢？父亲开垦田地，他的儿子却不肯播种，何况肯收获呢？父亲孝顺辅佐，他肯说：‘我有后代，不抛弃基业。’”

无垢说：“武王已经统一天下，来不及整顿万事就去世了。现在成王继承他，有四国的叛乱，如果不加以扑灭，这就如同建造房屋不肯为之营筑，开垦田地不肯为之播种，何况能制礼作乐、建立纲纪，为子孙做无穷的计划呢？因为建造房屋、开垦田地的说法，又思考说：‘父亲以恭敬存心，看见儿子不继承他的志向，他肯说“我有后代，不抛弃我的基业”吗？作为儿子而不被父亲信任，那么又怎么做人呢？如果我今天不能继承武王的基业来平定四国的叛乱，这就是武王没有后代，这就是完全抛弃武王的基业而不加以保守。这样不征伐，可以吗？’”

张氏说：“父亲在前面创立，而儿子在后面不能继承。”

于是我怎敢不超越我平定武王的大命呢？如果父兄有朋友讨伐他的儿子，百姓的仆役应当鼓励而不救助吗？

东坡说：“养，是仆役。父兄和朋友讨伐他的儿子，家中的仆役，应当帮助父兄呢？还是帮助他的儿子呢？他们将互相鼓励帮助父兄，不救助他的儿子。现在王和诸侯征伐四国，正如同父兄和朋友讨伐他的儿子一样，众人谁应当帮助呢？”

陈氏说：“兄考，比喻成王、周公；友，是邦君，比喻四国；子，比喻百姓；民养，是仆役，比喻群臣。四国残害我的百姓，我是百姓的父兄，本来就要救助他们，你们群臣却鼓励我不救助吗？”

吕民说：“如同人的父兄被同辈讨伐他的儿子，父兄怎肯不互相救助？必定披头散发、帽带系在额头上前往救助。何况王者视百姓如儿子，看见武庚、管蔡害民，作为天下诸侯，怎可不互相救助？”这是用世间常情来论述。

王说：“唉！于是啊！你们众邦君和你们办事的人，清明邦国依靠贤人，也只有十个人引导知道上天的命令，以及上天辅助诚信，你们当时不敢轻视法度，何况现在上天降下灾祸于周邦，只有大艰难的人大大邻近互相讨伐于家中，你们也不知道天命不易吗？”

无垢说：“爽，是明，清明邦国必定依靠贤人。现在这十个人通晓上天的命令，命令在周家，所以来辅佐我。十个人可以说是贤人了，清明四国，叛乱的不是十个人是谁？十个人来辅助征伐，这是上天来辅助征伐，怎么可以停止呢？由此知道没有以高瞻远瞩看待天下的人，就不足以动员天下。邦君办事的人学问达到立的地步了，只是不可以与权变。平时守常则有余裕，倘若遇到变故则不足以知道防备而斡旋。上天的法度，诚信的人辅助他。现在周家至诚感动上天，上天派遣十个人来辅佐，邦君办事的人怎么可以有异论，不辅助我至诚的心，而轻视上天的心呢？降下灾祸于周家，使大艰难的人如三叔等，以我的至亲大大邻近互相讨伐于家中，这是周家的不幸，上天降下此祸。祸端已经兴起，不可不治，治理的方法，征伐罢了。上天的法度本于辅助诚信，这是上天的定命，不可改易。三叔只是一时的变故罢了，怎能够改变上天的法度与上天的命令呢？上天的法度上天的命令既不可改易，邦君办事

译于是认为不可征伐，这是不懂得天命是不可改变的啊。」

译吕氏说：“上天辅助我周朝，在诚实平定无事的时候，尚且不敢改变法度来辅助诚敬天命，何况今天上天显示威严来警戒我周朝，更不应该不遵从。”

我长久地思考说：“上天要灭亡殷商，就像农夫除草一样，我怎么敢不彻底完成我的田亩工作？上天也曾经嘉许前代宁静的君主，我怎么敢穷尽占卜而不听从呢？”

无垢说：“殷商拥有天下，就像田亩中的庄稼一样。田里有恶草，就会危害好庄稼；天下有不仁的君主，就会危害善良的百姓。上天辅助武王，诛杀纣王、灭亡殷商，以保护善良的百姓，这就像农夫除去恶草，以培育好庄稼一样。现在那些杂草还在，比如武庚的叛乱，成王怎么敢不尽力诛除，来完成天下的基业，并继承武王呢？这也就像农夫彻底除去恶草，不让一株留下后代一样。前面说‘日思’，这里说‘永念’，就知道圣贤做事不轻易是这样的。”

东坡说：“这时武王的旧臣都想跟随成王征伐，所以成王说：‘上天如果想让前代宁静的君主休息，我怎么敢全部使用？占卜怎么敢不听从众人而停止呢？’”

张氏说：“农夫治理田地，只是除去危害庄稼的东西罢了。大概稂莠不除去，终究会成为庄稼的危害。殷商残害虐待百姓，被上天所畏惧，与此类似，所以说上天要灭亡殷商，就像农夫除草一样。上天灭亡殷商，像这样作为成王的人，就应当收敛到彻底完成田亩的工作，以此来顺应上天。极，是至的意思。上天嘉许前代宁静的君主，让他拥有天下，成王自问我能达到什么程度？意思是拥有天下的嘉命，完全在于宁王的德行。我占卜已经吉利而不前去遵从，这就是违背上天。成王一定要去征伐的原因，只是遵从占卜罢了。”

吕氏说：“周公论述上天的命令、防备商人的意图很明确，上天降下嘉命给武王也很明确，何必去占卜？自然应当顺从天命去东征，即使不占卜也可以。”

率领宁静的君主有指定的疆土，何况现在占卜都吉利，所以我大大地率领你们东征。上天的命令没有差错，占卜陈述的情况就是这样。

东坡说：“现在宁静的君主指定给我疆域所到的地方，不能坐受侵犯，何况现在占卜都吉利，这是上天想要征伐而不想要休息。盘庚和《大诰》都是违背众人自己专断的，所以作为借口。如果盘庚不迁都，周公不摄政，难道会有异议吗？平时无事，变乱先王的政事而百姓不高兴，就用盘庚和周公来比喻自己，这就是王莽作《大诰》的原因。”

张氏说：“上天虽然难以信任，但他显示给人吉凶的命令而没有差错。占卜所陈述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三个监国和淮夷不可不征伐。”

荆公说：“武庚，是周朝选择作为商朝后代的；三叔，是周朝任用管理商朝事务的。他们的才能都不是平庸之人，正值君主年幼国家疑虑的时候，相继作乱，如果不是周公前往征伐，那么国家安危存亡几乎难以预料。然而继承文武之后，贤人众多，而引导知道上帝以决定这个议事的，只有十个人罢了。何况后世末流，想要大有作为，却想要取同于污浊世俗的众人呢？”

成王已经废除殷商的命运，杀死武庚，命令微子启代替殷商后代，作《微子之命》。无垢说：“征伐四国时，实际上是周公摄政，所以孔子序《大诰》说‘周公辅佐成王，将要废除殷商’，那么废除殷商命运、杀死武庚、命令微子启，虽然说是周公辅佐成王，其实都是周公的意思。然而孔子在《大诰》中还说是周公辅佐成王，到这里却只写成王而不提及周公，为什么呢？”回答说：“论成王的意思，被流言迷惑，怀疑周公，那么废除殷商命运、杀死武庚、命令微子启，不是成王的意思。我推究成王的本意，难道愿意四国叛乱而失去我家宗庙社稷吗？只是因为怀疑的缘故，颠错混乱，如果让他不怀疑，那么推究他的本意，其实也是想要废除殷商命运、杀死武庚、命令微子启代替殷商后代的。所以圣人不写他的怀疑，而写他的本意，说‘成王已经废除殷商命运，杀死武庚，命令微子启代替殷商后代’，而不提及周公。不提及周公，是为了深刻表明周公实行成王的意思，而不是周公的私意。前面写周公，是为了尊崇周公的决断；后面不写周公，其意义难道不深远吗？我才知道不写周公，也是为了尊崇周公。”又说：“微子大概是帝乙的长子，只是因为他的母亲起初地位低贱而生，所以不被立为继承人；他的母亲后来地位尊贵而生纣，所以纣得以被立。然而纣无道灭亡天下，他的儿子武庚又背叛灭亡国家，殷商的世系应当断绝了。周家忠厚，不忍心灭绝殷商的宗庙社稷，最终封微子作为殷商后代，并且使成汤以来的祭祀不灭绝。总共三十二代而在齐国灭亡，保全成汤祭祀的，是微子。如果让微子继承帝乙拥有天下，难道会有牧野之战的事情吗？”

吕氏说：“周公摄政时，有流言的变故，天下都怀疑周公有取代天子的野心。孔子特意序述这个来发扬周公尊崇天子的意思，想要让后世知道礼乐征伐出自天子，这是圣人治理世界的大法，又以此显示周公的本意。”

微子之命

成王说：“啊！殷商的长子，只有考察古代崇尚德行，效法贤人继承先王，修治礼仪礼物，作为王家的宾客，与国家共同享有美善，永远世代无穷。”

无垢说：“立前代子孙以崇尚德行，其意思认为不立他人子孙而立微子，是为了崇尚成汤的德行，不敢忘记

译设立前代君王的后裔来象征贤德，其用意在于认为前代君王的后裔必定保有先祖遗留的风范。册封防子为诸侯，是为了象征成汤的贤德，让我们有所效法。夏朝和商朝各自有一代的礼制器物，并不互相沿袭。先王不忍心只尊崇自己这一代的制度而废弃前代的礼制，所以册立两位前代君王之后，让他们继承先王的基业，不使用当朝的礼制器物，他们的典礼、正朔、服色，全都遵循他们故国所崇尚的，即使是郊祀天地，也不废止，这就是让防子继承成汤的事业，经常修持他们本家的礼制器物的原因。其用意是让前代君王的后裔经常看到故国遗留的器物，而没有悲伤哀悼的念头。唉，真是仁德啊！用宾客之礼对待他们，是为了尊崇成汤，他们心中看待防子就如同成汤在世一样，先王忠厚尊敬的风范，由此可以推想而知了。」

译张氏说：“从行事的角度来说，叫做考察古制；本于成汤来说，叫做崇尚德行；从防子的角度来说，叫做效法贤人。大抵王者的后裔，必定立其人以继承宗庙祭祀，这是古代的道统。成王考察并实行它，所以叫做考察古制。成汤有德行，必定立先代后裔，以作为王室的宾客，以此来崇尚他的德行；防子贤能，必定让他位列上公，加封爵位服饰，以此来效法他的贤能。崇尚德行、效法贤能，是为了继承先王的统绪并承接它。”

吕氏说：“尊崇夏的后裔，就是尊崇禹的德行；尊崇商的后裔，就是尊崇汤的德行。”大抵德行深厚者，其流泽必然长远；德行浅薄者，其流泽必然卑下。夏崇尚忠诚，商崇尚质朴，周崇尚文饰，大抵圣人在车旗、正朔、本数、度量等方面，种种自有定制，怎么能不要求后世子孙去修持呢？然而圣人以公天下为心，他之所以创立一代的规模，大抵是为了刷新当时人的耳目，但未曾以自己是正确的，以先王是错误的，不敢完全扫除先王的制度，所以不让后人废弛坠失，让他们修持礼仪法度，常常存在，这也体现了圣人公天下为心的地方。况且像秦朝担心人们称古非今，完全焚毁先王的典籍，这只是秦朝私心如此。然而圣人之所以保留那些礼仪法度，让他们常常修持，大抵也有深意。天下的道理，穷尽则变化，变化则通达，通达则长久，如同循环一样。商沿袭夏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可以知道；周沿袭商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可以知道；那继承周朝的人，即使百世也可以知道。大抵圣人通晓百世作为根本，如果先王的法度不修持，而我的法度或许废弛，后世有圣人兴起，却用什么道理来补救呢？这就是修持礼仪法度的原因，大抵是知道变通的道理，损益兼用。

唉！你的祖先成汤，能够齐一圣明、广大深远。皇天眷顾保佑，大大承受他的天命。以宽厚安抚百姓，铲除邪恶暴虐。功业施加于当时，德行流传给后裔。

无垢说：“齐一圣明、广大深远，其德行蕴藏于内而未发挥作用，等到它在事上发挥出来，就体现在以宽厚安抚百姓上。宽厚乃是齐一圣明、广大深远的发挥。至于傲慢闭塞、狭隘浅露的人，他们在事上体现出来就是暴虐。有德行表现为宽厚，无德行表现为暴虐。那么君主对于百姓，难道可以不把宽厚作为用心吗？桀因为暴虐失去民心，汤因为宽厚得到民心。盛大啊，成汤的圣明！把处于涂炭之中的百姓，安置在安宁之地，所以他的功业施加于当时。不接近声色，不积聚货利，以至于能够宽厚仁爱，他心法的流泽，足以传给子孙，所以他的德行流传给后裔。功德同时隆盛，真是盛大啊！有德行无功业，是能够拥有却不能运用；有功业无德行，是没有根本。”

张氏说：“人尽力去兴办事业，叫做功业。功业可以宏大，所以施加于当时。正直内心而实行它叫做德行，德行可以长久，所以流传给后裔。”吕氏说：“汤以盛德承受天命，以宽厚安抚天下，功业既施加于当时，德行又流传给后裔，如同日月的光明，终古不息。如果本源不深厚，功业施加于当时是有的，无缘让德行流传给后裔。这是王与霸的区别，要点在此。大抵霸主以私智相高，笼络诸侯，都是靠智巧机术来笼络天下，如果本身死了，就散溃瓦解。如齐桓公刚死，五个公子争位，诸侯来讨伐，怎么能无缘让德行流传给后裔呢？”

你只有实行修持他的道统，旧有美好的名声，恭敬谨慎能够尽孝，严肃恭敬对待神与人。

无垢说：“实行修持他的道统的实质，难道在于虚空高远吗！恭敬谨慎能够尽孝，严肃恭敬对待神与人，这就是所说的实行修持他的道统。纣王荒淫怠慢不敬，而防子恭敬谨慎；纣王宗庙不享，而防子能够尽孝；纣王认为祭祀无益，认为暴虐无伤，而防子严肃恭敬对待神与人，那么亲身实行修治的意思，可以意会了。他为人恭敬谨慎能够尽孝，严肃恭敬对待神与人，那么至诚忠厚，尊严和乐，难道是一般人吗！开国承家，以继承先代的礼乐，除了这个人还有谁呢？”

吕氏说：“恭敬谨慎能够尽孝，这是切实修持的地方。现在里巷的人都懂得孝，然而只是供养口体，以此作为孝，不能叫做‘克’。如果‘克’，果真能够尽孝道，如曾参、闵子骞，才是能够尽孝。严肃恭敬对待神与人，这体现出敬心常存，不因幽暗、显明两个字改变他的心。以此心侍奉神，以此心接待人，都没有幽暗、显明之间的区别，此心常不替换。”

我嘉奖你的德行，说坚定不忘。上帝这时歆享，下民敬服协和，因此建立你为上公，治理这东方夏地。

无垢说：“孔安国说孝恭的人，祭祀则神歆享，施令则人敬和。他的言论切实，对教化有补益。我诵读这话，至于反复多次，请依据他的说法而推明它。上帝歆享，下民敬和，必有用来感召的东西。防子恭敬谨慎能够尽孝，严肃恭敬对待神与人，孝来自恭敬谨慎，恭来自严肃中显现，神人的枢机已掌握在此了。所以以此祭祀上帝，则上帝歆享；以此命令下民，则下民和敬。如果没有这个根本，能达到这样吗？唉！想要观察人是否有德行，请从孝恭来占卜。上公九命为伯，他的国家、宫室、车旗、衣服，都以九为节度。防子是成汤后裔，所以他的盛大如此。然而防子所以得到这个的原因，成王取他的孝恭，不只是取他是汤的子孙而已。这是孝恭

译这个人，可以担任上公的职位了。」

译吕氏说：“唐叔的行为，笃实而有光辉，又恭敬谨慎、严肃庄重，无论幽暗还是显明、隐秘还是显露，都毫无二致。像这样，才可以称得上是笃实而不遗忘。既然这样，所谓‘上帝此时喜悦，下民恭敬和谐’，本来就没有两种道理。用这样的心意侍奉上帝，怎么会不喜悦呢？用这样的心意对待下民，怎么会不恭敬和谐呢？这是对上符合天心，对下符合民心，所以把你建立在上公的位子上，任命你治理这东方的百姓。所谓东夏，大概是因为岐山和周地在西边，所以封唐叔在亳地，以岐周为基准来看亳地，却是东方。只有唐叔的德行达到了可以南面称尊的地步，所以因此任命他。”

恭敬啊！前往施行你的教诲，谨慎地履行你的职分使命，遵循常法典章，来藩屏王室。〇光大你的先祖，以法度约束你的百姓，永远安守你的职位，辅助我一人。世世代代享受恩德，万邦作为楷模，使我们周朝不厌倦。呜呼！去吧，只有美善，不要废弃我的命令！

无垢说：“烈祖的心意，只是想安民罢了，起初并不以天下是在我还是在他那里来衡量轻重。假如唐叔不失去孝顺恭敬之心，用这个来训导百姓，用这个来保持职分使命，用这个来遵循常法典章，从而藩屏王室，那么成汤的心意到唐叔这里就更加宏大了。烈祖德业之大，固然不能用一句话概括，其要点不过是将百姓纳入法度之中罢了。假如唐叔不失去孝顺恭敬之心，那么就能永远安守上公的职位，而足以辅助我一个人的教化。君主虽然有仁爱的心意和名声，但使百姓承受这种恩泽的，在于贤德有德的诸侯去宣布它才行。诸侯如果不贤，那么我的仁爱心意和名声就会被阻塞，这对国家的危害就太大了。成王这个意思，所以对唐叔的期望很深。假如唐叔像上面所告诫的那样，那么对内足以留给子孙，对外足以规范诸侯，对上足以保卫国家；假如一旦背离了这个，那么子孙就没有庇护，诸侯就没有忌惮，国家就没有依靠了。唐叔应当怎么做呢？唐叔如果能以恭敬自我持守，不忘昔日孝顺恭敬的心意，那么做事都能得当，难道不简易吗？唐叔这样贤德，还这样告诫他，为什么呢？”回答说：“舜是大圣人，年纪九十多岁了，又从平民成为天子，安然自得好像本来就是这样。承担重任，职事修举，任命九官，罢黜四凶，有数十项大功，天下尊崇他，而益还告诫他说：‘不要失去法度，不要沉溺于安逸，不要放纵于享乐。’何况唐叔，难道可以不告诫吗？大概仁义有什么恒常不变的？践行它就是君子，背离它就是小人。一念走错路，就是一念小人；一朝一夕走错路，就是一朝一夕小人。以一朝一夕的小人之心做事，就成为千百年的小人，这可以忽视吗？”

张氏说：“治理百姓不可以不恭敬，教化百姓不可以没有教诲。‘恭敬啊’，是让他恭敬以端正自己；‘前往施行你的教诲’，是让他顺从以引导百姓。光大你的先祖，那么他的孝心足以奉祀祖先；以法度约束你的百姓，那么他的政令足以率领下属。这样之后，对下足以保住他的禄位，对上足以辅助天子，所以断定他能永远安守职位，辅助天子。像这样，那么子子孙孙得以继承基业，而万邦的民众没有不把它作为典范的，这就是‘世世代代享受恩德，万邦作为楷模’的意思。”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精义卷三十四 宋 黄伦 撰

唐叔得到嘉禾，不同的田亩长出同样的穗，献给天子。王命令唐叔把嘉禾归还给在东方的周公，作《归禾》。周公已经得到命令和嘉禾，禀告天子的命令，作《嘉禾》。

无垢说：“猜想成王听了唐叔的话，知道嘉禾之所以成为祥瑞，是周公盛大德行的感召，所以亲自派遣唐叔把嘉禾归还给周公，并表达他的感悟之意。《归禾》这篇详细记载了，可惜这篇失传了，没能看到。可以想见唐叔的忠信，成王的诚意，和乐安康，开怀露意，君臣之间不再包藏猜疑，天下的快乐，有超过这个的吗？”又说：“周公已经接受成王的命令把嘉禾归还，周公不敢承受这美好的祥瑞，于是陈述天子的命令来作书，认为嘉禾之所以生长，是成王的心意所感召的。这美好的嘉禾应当归功于成王，我有什么相干呢？这不是周公谦虚，人臣的道理正当如此罢了。”史氏说：“把美名归于周公，所以叫《归禾》；把德行加于成王，所以叫《嘉禾》。君主把美名归于下属，臣子把德行归于君主，一个祥瑞而两篇书作出来，这是盛德到了极点。反复体会其中的意义，不仅周公爱成王很深，成王爱周公也到了极点。周公遭遇变故，禾就全部倒伏；成王哭泣写信，禾就全部挺立。苍天，反复报应，喜怒在片刻之间，不奇怪吗！不是爱周公，是爱成王。爱周公，那么成王就可以有所作为了。唐叔的嘉禾，又是前日的嘉禾。成王觉悟流言之非，而有归还衮衣之举；周公怀着爱君之心，而有东征之役。不同的田亩长出同样的穗，这是上天借草木的灵性，来显示君臣诚意无间、异体同心的象征。”

成王已经讨伐管叔、蔡叔，把殷商的余民封给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

无垢说：“三监已经被诛杀，于是把他们的土地全部封给康叔。然而周公不把它封给唐叔，为什么呢？唐叔，是贤德的人，有什么可疑的呢？大概是为了统一商人的心。武庚的叛乱，

译因此，都城的人思念商朝旧日的德行，所以借此发泄他们微小的怨恨。如今，即使康叔贤能，商人见到康叔是商朝的子孙，内心不能没有感伤，奸雄乘此又将生变，像这样天下何时才能统一呢？」安国说：「康，是畿内国名，这是在未封卫以前，康叔已经受封了。康叔虽然贤能，然而初次承担重任，肩负重大责任，他能够举事而尽善尽美吗？这就是周公作《康诰》，让康叔明白明德慎罚的道理；作《酒诰》，让康叔明白严格节制饮酒的道理；作《梓材》，让康叔明白涂丹饰漆的道理。勤勤恳恳到这种地步，是用来显示这件事的重大。」张氏说：「治理殷商遗民的方法，在于明德慎罚，所以《康诰》，是用明德慎罚的事情来告诫他。能够明德慎罚，然后才可以教化旧日沾染的污浊风俗，所以《酒诰》，是用不要沉溺于酒来革除他的旧俗。能够革除他的旧俗，然后才可以粉饰藻饰以成就至善的治理，这就是最后以《梓材》结尾的原因。」

译吕氏说：“任命康叔为卫国国君，不过是周朝分封诸侯中的一件事罢了，为什么会有三篇书、上千字的记载？以前从没有过这么多。在唐尧虞舜的时候，任命掌管音乐的官、任命九位官员，不过一两句；《防子之命》、《蔡仲之命》，也不过一篇而已。后世从没有像《康诰》这样详尽的，可以看出当时因为三监已经叛乱之后，殷商遗留的百姓意志尚未安定，所以国家的安危只在于这些众士。康叔正是周朝安危存亡所系的关键人物，周公、成王任命康叔，他的话不得不详细。这也是时势使然。”

《康诰》

在三月望日后，周公初次奠基，在东方的洛地建造新的都城，四方百姓非常和顺地前来。侯、甸、男等邦国，以及采邑、卫地的百官和百姓都和睦，来到周地拜见士人。周公全都勤勉，于是发布宏大而详细的诰令来治理。

东坡说：“从‘惟三月哉生魄’到这里都是《洛诰》的文字，应当在《洛诰》‘周公拜手稽首’之前。怎么知道的呢？周公东征，在两年之前才攻克管叔、蔡叔，随即就用殷商的遗留百姓封给康叔；七年之后才回到成周，营建洛邑是在回到成周的那一年，经文都讲得很明白。那么封康叔的时候决没有营建洛邑，而且这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营建洛邑的事，知道是简册错乱了。”

史氏说：“都城不确立，无法得到天下人的心；法令不明确，无法劝勉天下的治理。”从前周公制作周朝制度，他对此特别用心吧！当时成王还年幼，王都未定，周公确定了它；王法不明，周公明确了它。他说天下的治理与不治理，全都系于此。因此在郏鄏确立鼎的位置，以占据天下的中心。都城建成后，四方百姓没有不和悦的，五等诸侯、百官大众没有不和睦的，可以说得到了天下人的心。于是颁布周朝的号令，让他们知道所应遵守的；接见商朝的众多士人，让他们知道所应畏惧的。慰劳安抚，安定聚集，远近内外，没有不得到适当位置的。他劝勉天下就是这样，天下的治理，难道有不能成就的吗？从前曾以此作《大诰》，现在又推广《大诰》的意思而申述它，所以叫《洪诰》。

吕氏说：“生魄是三月十六日，周公初次确立基址，在东方的洛地建造新的都城，四方百姓都像子女投奔父亲一样，非常和顺地来到周地，都供给周公洛邑的劳役。周公筑造洛邑，大体上是版筑斧斤的劳苦差事，是人们最害怕的。然而周公之所以能让四方百姓都非常和顺地供给他劳役，是什么缘故呢？这正像文王作《灵台》，规划经营它，百姓攻打它，不几天就建成了，开始规划时不催促，百姓像子女一样来的意思。侯、甸、男邦，以及采邑、卫地，除了边远荒僻之地，诸侯也都供给周公洛邑的劳役。”

成王说：“孟侯，我的弟弟，小子封！只有你伟大的显赫父亲文王，能够彰明德行、谨慎刑罚，不敢欺侮鳏夫寡妇，任用贤能，尊敬贤能，威慑不贤，显扬百姓。因此开创了我们的华夏，以及我们的一两个邦国来修治我们的西土。当时依靠冒犯，被上帝听闻，上帝喜悦。上天于是大大命令文王灭掉强大的殷商，广泛接受他的天命，以及他的邦国和百姓，当时次序井然。你的寡兄武王勉励，所以你这小子封在此东方土地。”

东坡说：“孟，是长的意思。康叔是成王的叔父，而周公的弟弟，称他为孟侯可以，称他为小子则不可以。而且称武王为寡兄，这难道是成王说的话吗？”

无垢说：“丕显考文王，是说康叔有伟大的显赫父亲文王。认为文王见识智慧照亮万事，如同日月，幽暗隐蔽之处都明亮，其大意在于自己彰明德行与谨慎刑罚而已。彰明德行在自己身上没有瑕疵，谨慎刑罚则对待事物宽厚，实行这两句，对于治理卫国充沛有余了。君主仁厚则所用都是仁人，君主义正则所用都是义士，知道这个，那么庸庸祗祗，可见文王的彰明德行了。而且知道可以任用就任用他，知道可以尊敬就尊敬他，不是文王的彰明德行，谁能如此明察人才呢？君主能不欺侮鳏寡以感动天下人的心，而庸庸祗祗、威威以耸动天下人的心，那么天下百姓善心油然而生，恶心怛然自行停止，造化之柄、阴阳开辟与天地同功、六子同用，显扬百姓的说法难道欺骗我吗！开创华夏，难道是一下子就能得到的吗？开始施行于一个邦国，又施行于一个邦国，以至于天下归附。如果一个邦国不修治，是因为自己德行不彰明而对待事物不宽恕。文王专用彰明德行谨慎刑罚之道来修治未修治的邦国，从一个邦国又到一个邦国，不久满四海都在文王彰明德行谨慎刑罚之中，他的功业成就了！西土指岐周，是文王所都的城邑。纣王视百姓如仇敌，苛政虐刑，使百姓孤立无依；奸邪逃亡，搜罗杀害，使百姓穷极无处庇护。而西土的百姓独自在汤火之中自有清凉之地，大概所依靠的是文王，所庇护的是文王。上天以百姓为心，现在天下苦于纣王的暴虐，仰慕文王的仁德，民心赞美他，这是上帝赞美他；他的仁声传遍天下百姓，这是被上帝听闻。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以百姓为心。上天于是大大命令文王，因此天下百姓都归附文王，而三分有其二。为什么呢？上天以百姓为心。百姓都归附文王，这就是上天大大命令文王。文王以仁承受天命，武王以义成就文王的功业，父兄都圣明，

译圣人创作典章而贤明者加以阐述，承受这上天的使命。河水润泽九里的土地，恩泽遍及三族亲属，一人乘车出行，三人便宽缓衣带从容相随，所以让你这小臣封能够在这东方土地上，拥有百姓，拥有国家宗庙，尊贵为诸侯而富有整个国家，难道可以不恭敬吗！」

译周王说：“唉！封啊，你要深思啊！如今卫国百姓的期望，在于你能恭敬地遵循你父亲文王的德行，继承所听闻的道理，亲身实践并信服道德的言论。你要广泛探求殷商先代圣王保治百姓的方法。你要深远地思考商朝老成之人安身立命的准则，从而明白教化百姓的道理。还要另外探求从殷商以上古先圣王康保百姓的方法，用来治理卫国，这才恰当。上天，如果德行能充实你的自身，就不会废弃上天的命令。”

无垢先生说：“大概只有深思才能明察德行、谨慎刑罚，不深思则私欲滋长炽盛，哪里知道自身没有瑕疵、待人宽厚的道理呢？”这里说“今民将在”，是指卫国百姓的期望在于康叔，要恭敬地遵循文王明德之心，继承听闻的明德之事，亲身实践明德的言论。“绍闻”，是说现在从我这里听闻的道理，应当常存心中，急切地将文考铭记在心，继续探求所听闻的道理，使道统不断绝，以增进自己的德行。“衣”字的意思是，如同衣服穿在身上，亲身实践并信服它。天下一理，古今一理。明德的法则，应当广泛具备各种形态。因为学问有多门径，不能只用一种途径获取；学问没有止境，不能只用一个阶段拘束。比如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都是孔子门人的成就，虽然造诣有深浅，但大体上都有所收获。所以，仅仅恭敬遵循文考是不够的，还应当广泛探求殷商先代圣王保治百姓的心意；仅仅探求殷王是不够的，所以还应当深远思考商朝老成之人安身立命之处在哪里，那么我的德行就更为广博了。我的德行越广博，天下的道理就犹如烛光照耀、计数般清晰，百姓的弊病在哪里，就随之教化他们，没有不达到目的的。因为只有明德才能看见天理，看见天理才知道教化百姓的关键。仅仅深远思考商朝老成之人的安身立命是不够的，所以还应当另外探求从殷商以上古先圣王，如夏、虞、唐，康保百姓的心意，用来治理卫国，这才恰当。天就是我的本性。孟子说：“能充分扩充本心的人，就能认识自己的本性；认识自己的本性，就能认识天了。”邵尧夫作《尽心知性赞》说：“心境开阔没有大的伦理界限，尽此规模有少数人。我的本性就是天，天就是我的本性，都在细微之处开始经营。”这话真是至极啊！心就是性，性就是天，心体非常广大，能充分扩充的人很少。所以只有学问可以宏大它。大概恭敬遵循文考，天就在文考那里止步了；广泛探求圣王，天又在殷王那里；深远思考商朝老成之人，天又在老成之人那里；另外探求古先圣王，天又在古先圣王那里。这样，我的本性天就愈发觉得无所不在了。不是文王、殷王、商朝老成之人、古先圣王能增加我的本性天，我的本性天本来广大，只是因文王、殷王、商朝老成之人、古先圣王而激发出来罢了。天既然宏大，那么我所顺应的都是德行，而我的容貌、言语、视、听、思都成为肃、乂、晢、谋、圣的功用，足以调和风雨、调节冷暖、顺应阴阳而改变造化，从容地自给自足，无需向外追求。这样，心也就广大高明了。然而如何验证其实效呢？只在于不废弃上天的命令罢了。所以能奉承上天的命令，不自作聪明扰乱旧章，不敢因为听到言论就改变自己的准则，这就是德行的实质。

张氏说：“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仅有法令不能自行实施。治理政事不依据先王之道的人，也只是徒有法令、徒有善心罢了。”这是周公告诫康叔，让他恭敬遵循文考，广泛探求殷商先代圣王，大概是想让他依据先王之道来治理政事。所谓德行，就是顺应性命之理而没有违背。能顺应性命之理而没有违背，那么万物都具备于我，注入不满，舀取不竭，难道不是绰绰有余吗？虽然如此，人臣之道，在于奉行君主的命令并执行，所以在这里又告诫他不废弃上天的命令。“在”字，有存在并察知的意思，所以对上天的命令能存之、察之而不敢废弃，然后才能保住禄位。

吕氏说：“周公叹息着用成王的命令告诫康叔说：‘你要深思啊！不可有一毫怠慢疏忽之心。如今卫国百姓完全期望康叔将率行文王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卫国百姓听闻文王的事，见到文王的儿子来临诸侯，必定以恭敬遵循期望康叔。作为康叔，必须常接续所听闻的道理，信服道德的言论，不要断绝。康叔是文王的儿子，武王、周公的弟弟，朝夕在父兄身边，他听闻道德的言论不为不多。如今既为卫侯，远离父兄，离开周公，恐怕他有间断遗忘，所以告诫他继承听闻、信服道德言论，让他知道接续前人所听闻的，信服前人的道德言论。这样才可以符合殷民期望。’”

周王说：“唉！小子封，要把百姓的痛疾当作自己的痛疾，要恭敬啊！上天敬畏诚信，民情大致可见，小人难以保全。你要竭尽你的忠心，不要贪图安逸享乐，你才能治理百姓。我听说：‘怨恨不在于大小；不施恩惠，不勉励。’罢了！你只是小子，你要服侍的是周王，应当保全殷商百姓，也要帮助周王安守天命，教化百姓。”

无垢先生说：“恫，痛；瘝，病。不知道恭敬遵循文考，以至于另外探求古先圣王，就是邵尧夫所说的‘细微之处开始经营’。人欲滋长炽盛，所向往的都是恶，不问舆论国法，以痛疾其身，内心纷纭扰乱，大则为名好胜，小则为利患失，再下等为淫、为侈，决堤防，疑沮曾不得须臾安宁。人见他平体慢肤，若从容无事者，而不知其心如此其……”

译这是紧迫的情况。上天令人敬畏，而所辅佐的关键在于真诚，我努力探求真诚所在之处就可以了；小人难以保全，他们的实情大体上可以看清，我努力探求他们实情所在之处就可以了。我的真诚、百姓的实情，想要探求它们没有别的办法，从恭敬入手罢了。想要探求真诚，从此以后应当竭尽自己的心力，竭尽心力那么真诚就显现了。竭尽心力，就是孟子所说的“尽心”的道理。心的本体非常广大，能够竭尽它的人很少，只有能够竭尽，那么人的私欲就会断绝，天理就会显著，上天正就在这里，我到哪里去不能得到上天呢！想要探求百姓的实情，应当没有安逸享乐，因为勤俭就能得到民心，安逸享乐就会失去民心，民心是不可保全的。勤俭就会聚集，安逸享乐就会离去，哪里会有恒常的心呢！所以治理百姓的方法，正在于不喜好安逸享乐罢了。竭尽心力、不喜好安逸享乐的方法，在于恭敬而已。小人难以保全，所以多怨恨，百姓怨恨那么上天就不会保佑。百姓怨恨君主，不在于大的罪恶，有时起因于小事；也不仅仅在于小事，大多由于大的罪恶。不要认为起因于小事就苛细地察究细微事务、简略疏忽大体，也不要认为由于大的罪恶就简略疏忽细微行为、只致力于大体。比如贯高图谋刺杀高祖，仅仅是因为简略疏忽了张敖罢了，怨恨果真在于大的方面吗？隋文帝亲自处理各种政务，直到卫士传递饮食，却因喜怒随意生杀，一次传递就灭亡了，怨恨果真在于小的方面吗？既然如此，防范细微之祸如此严重，能不专门去除安逸享乐而勉力那不愿勉力之心吗？唉！你康叔虽然是年轻人，但你的责任重大，所从事的事情……王应当保全殷商的百姓，辅佐王安定天命，使百姓革新，怎么可以忽视呢！」

译苏东坡说：“武庚作乱，征伐之后，百姓流离迁徙，没有固定的居所，所以康叔的封地里有新来的百姓。当三监背叛周朝时，天命几乎危在旦夕。罢黜殷商而分封康叔，天命才得以安定。”

史氏说：“人的本性谁没有道义？但商朝的百姓不顺应道义；谁没有德行？但商朝的百姓不勉力修德。这都是因为他们的君主不能顺应他们、勉力引导他们，所以百姓习惯于奸邪犯罪，败坏常规、扰乱风俗，这是他们不顺应道义的原因；骄奢淫逸、自夸自大，依仗奢侈而泯灭道义，这是他们不勉力修德的原因。像这样，都是因为习惯了商朝的政教所致。康叔居住在这个国家，不需要向外寻求，顺着他们固有的本性去引导，那么过去不顺应道义的，现在也就顺应了；顺着他们固有的本性去勉励，那么过去不勉力修德的，还担心他们不勉力吗？又何必对顽劣之人愤怒憎恶，过度使用刑罚杀戮，从而招致怨恨诽谤呢？”

周公说：“唉！封啊，要慎重地明确你的刑罚。人犯了小罪，如果不是过失，而是屡教不改，自己故意做违法乱纪的事，像这样，即使他的罪行轻微，也不可不杀。如果犯了大罪，不是屡教不改，而是过失灾祸，偶然如此，已经阐明并穷尽了其罪责，这时就不可以杀。”

无垢先生（程颐）说：“阐明德行就说‘要慎重’，明确刑罚又说‘要慎重地明确’，这说明阐明德行、慎重刑罚，全在于一个‘敬’字罢了。恭敬能战胜各种邪念，所以对自己没有瑕疵而德行自然光明，对待他人宽恕而刑罚得当。恭敬是能够阐明德行、慎重刑罚的门户。”苏东坡说：“近来的学者解释这本书，他们的意思是说：‘人犯了小罪，不是过失，而是最终酿成大恶；不是误入歧途，而是自己故意作恶。推究其情，是因为不把君王当作典范准则，这种人应当杀而不赦免。’如果犯了大罪，不是最终酿成恶果，而是过失灾祸。推究其情，是因为偶然如此，不是敢不把君王当作典范准则，这种人应当赦免，不可以杀。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就是说周公用残酷的刑罚杀害无罪之人，并且教导康叔以人的向背作为喜怒的标准来决定人的生死。依法该死的，推究情理而让他活；依法不该死的，推究情理而杀他。情理的轻重寄托在官吏手中，那么人人都可以被杀了。即使是极其无道、嗜杀成性的君主，也不会设立这样的法律，难道说是周公做的吗？”我曾经问懂法律的人说：“这是假设的法律。”

张氏说：“眼睛生病叫做眚，眚，就是过失的意思。人犯了小罪，如果不是过失，那么他是故意犯的就知道了。如果是屡教不改，那就不是被人误导；如果是自己故意作恶，那么他的恶行是出于自觉。推究其情，不把君王当作典范准则，就是不遵守上级政令的人。像这样，虽然他的罪行轻微，但出于故意，所以不可不杀，这就是所说的‘对于故意犯罪，即使罪行再小也不宽恕’。如果犯了大罪但不是屡教不改，而是过失灾祸偶然如此，已经阐明并穷尽了其罪责，这时就不可以杀。犯了大罪但不是最终酿成恶果，没有过失灾祸加害于人，这与所谓屡教不改、自己作恶的情况不同。推究其情，归咎于你，与所谓不把君王当作典范准则的情况不同。阐明道理来责问他，就穷尽了他的罪责。像这样的人，虽然罪行重大，但出于过失，在于不可杀，这就是所说的‘对于过失犯罪，即使罪行再大也宽恕’。”

周公说：“唉！封啊，有了这样的条理，你才能大显威德。百姓就会努力修德以求和睦，如果有疾病，百姓就会彻底抛弃罪过；如果保护婴儿，百姓就会安康治理。”

无垢先生（程颐）说：“断案的道理，如上文所说，如果有两个人犯了死罪，其中一个罪行轻微但出于无赖，另一个罪行重大但出于偶然。对于无赖者，依据法律杀他；对于偶然者，援引情理让他活。这样用刑，才叫做有条理。为什么呢？因为得到了法律之外的意旨。人们都知道依法该死的以死判决是有条理的，却不知道依法该死的权衡其生死才是有条理的，所以没有得到法律之外意旨的人不能这样做。得到法律之外的意旨来断案，那么百姓就知道无赖的行为不可为，而无辜的人必定能活。像这样，奸邪之心就会消缩，善意自然产生。只有奸邪之心消缩，所以大家都谨慎努力而不敢放肆；只有善意自然产生，所以大家都互相勉励追求和乐而不敢狠戾。无赖而犯死罪的人，杀他毫不留情，就像疾病在身，一定要断绝其根本。像这样，人们就知道恶事不可为而全部抛弃，唯恐污染，都变得谨慎努力而不敢肆意妄为。偶然而犯死罪的人，务必想办法保全他，就像婴儿掉进井里，务必想办法救助防范。像这样，人们就知道善事不可不为，都走在礼义安治的道路上，都互相勉励追求和乐而不敢走危险的路。”

张氏说：“有叙，是指刑罚的施行，有轻有重，不失去先后的顺序。小罪不是过失而杀，大罪不是故意而赦，上刑适当减轻而下服，下刑适当加重而上服。只有刑罚的施行不失去顺序，那么小人没有不畏惧顺服的，这就是百姓努力修德以求和睦的原因。谨慎则不敢放肆，和睦则没有乖戾。然而刑罚足以制约人的形体，而不足以制约人的内心。疾病，是人心所共同厌恶的，攻治它而希望它迅速去除；婴儿，是人心所共同喜爱的，保护它而希望它不受伤。君主厌恶恶行希望去除，就像对待疾病一样，那么百姓没有不尽弃罪过而为善的；君主爱护百姓希望保全，就像保护婴儿一样，那么百姓没有不归于安康治理而不受扰动的。刑罚。”

不是你自己封，不要随意刑人杀人。不是你自己封，又说割鼻断趾，不要随意割鼻断趾。

无垢先生（程颐）说：“刑指的是刖足、宫刑之

译“类”，指的是死刑这一类。“劓”，是割掉鼻子；“刵”，是割掉耳朵。古人称这些为轻刑。唉！残缺的身体无法再恢复完整，断掉的肢体无法再接续，刀锯加身，痛苦深入骨髓，他们也是父母所生的孩子，让他们毁损残害父母赋予的身体，这能称为轻刑吗？如果确实认为劓刑、刵刑是轻刑，也是一国之人认为应当施加劓刑、刵刑，而不是康叔私自可以随意施加劓刑、刵刑的。人，是天地德行的体现，阴阳交汇的产物，鬼神的界限，五行精华的凝聚，哪里能容许有人凭借父兄的庇护，因为拥有爵位和封地，就凌驾于众人之上，妄行刑杀，施加劓刑、刵刑，以取悦自己的心意，残害百姓呢？这是绝对不容许的。康叔是贤人，哪里会容许有这样的事？然而舜是大圣人，即位直到九十多岁，益仍然有不要迷失、不要淫乱、不要游荡的告诫，何况康叔呢？

译张氏说：“经书说：‘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五种刑罚五种用法。’那么刑罚都出自上天的讨伐，作为君主，只是奉行执行罢了。这是成王告诫康叔，说不是让你封能够随意刑罚人、杀害人，你不要胡乱地刑罚人、杀害人；不是让你封能够随意对别人施以割鼻、割耳之刑，你不要胡乱地对别人施以割鼻、割耳之刑。那些刑罚、杀戮、割鼻、割耳的行为，一概秉承上天的意志，不是自己敢私自决定的。割鼻、割耳是五刑中最轻的。不只是重刑应当谨慎，即使是割鼻、割耳这样轻的刑罚也不敢妄为，那么对于重刑的谨慎程度就可以知道了。”

成王说：“处理外部事务，你陈述当时的法度，主管司法的官员按照殷商的旧例进行惩罚，要有条理。”又说：“对于重要的囚犯，要反复思考五六天，甚至十天或更久，然后才能对重要囚犯做出明确的判决。”

无垢说：“先前告诫康叔关于刑杀的事，既然称‘王说’，而告诫关于割鼻割耳的事，就称‘又说’；现在告诫关于外部事务的事，既然称‘王说’，而告诫关于重要囚犯的事，就又称‘又说’。由此可知，成王的告诫有未尽之处，周公又夹杂其中进行告诫。‘王说’，是成王在告诫；而‘又说’，是周公在告诫。外部事务，是指诸侯将狱讼案件上报，康叔应当观察囚犯供词中的关键之处来判决。所谓重要囚犯，是指像杀人这样的一类案件，其中有预谋杀人、故意杀人、斗殴杀人、过失杀人，以及被人诬陷、受刑讯逼迫而自认有罪的。如果在断案时不能抓住关键，就会有冤假错案了。天下没有比人命更重的了。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囚犯供词中的关键之处，应当牢记在心不忘记，应当深思熟虑不疏忽，应当反复推敲，从头到尾仔细考究，用人情来衡量，用事实来验证，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去观察，通过证人证物来辨别，追溯年月来查证。经过五六天还不止，又经过十天，又经过三个月。那些关键供词确实是实情而没有冤屈了，然后才大胆地判定其罪行，不再有丝毫的怀疑。”

张氏说：“德是根本，刑是枝末；德是内在的，刑是外在的。所以君主以德为内政，以刑为外事。”

成王说：“你陈述周家的法度，用殷商的旧例来判决，使用合乎道义的刑罚和杀戮，不要凭借你的私意。于是你完全顺从道理，说这是应有的秩序，只说没有不顺从道理的事。罢了！你虽然是年轻人，但你的心没有像封那样。我的心和我的德，只有你知道。”

无垢说：“你陈述周家的法度，用殷商的旧例来判决，应当知道天下的公义，用刑罚和杀戮，不要凭借你封的私意。”这是教导康叔实行周法、使用殷法的道理。凡是自视高傲的人，道义就昏暗；自视谦卑的人，道义就光明。自视高傲就只知道自己的尊贵，而不知道道理所在，这就是道义昏暗的原因；自视谦卑就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长处，急切地寻求天下的道理并信服它，这就是道义光明的原因。如果康叔断案，完全顺从道理，事事有条理，康叔如果因此有一丝一毫的自满之心，那么自高自大的心就会产生，道义就会昏暗了。只有完全顺从道理，事事有条理，才自我反省思考说：“我在断案时难道有未顺从道理的地方吗？难道有冤屈的人吗？”天天自我反省，只怕不顺从公义。这样就会处心积虑，只听从善言，只思考善道，道义因此就光明了。君臣之所以能共同成就治世的功业，是因为彼此相知而不互相猜疑。成王了解康叔的心，所以把重任托付给他而不怀疑；康叔了解成王的心和德，所以接受这个重任而不怀疑。况且成王了解康叔的心却不及了解他的德，康叔了解成王的心却又提到德，这有深意。大概康叔的心可以成为贤者，但还没有真正的收获，成王则有真正的收获了。德，就是得。只有有所收获，才能看清天下的道理，如同烛光照明、数数计算一样清楚。所以凡是告诫康叔的，关于明德慎罚的学说，以及推演文王意旨的，都是因为成王和周公确实有所收获才这样的。

张氏说：“况且康叔所居住的地方，是商朝的旧都；所治理的人，是商朝的顽固百姓。所以他施行的刑罚，一定要以殷商的旧例为借鉴，这也是政令遵循旧制的说法。使用合乎道义的刑罚和杀戮，让他们随着既定的成规而效法。然而合乎道义的刑罚和杀戮的道理，不可以任凭一个人的私意、好恶、喜怒，总之要合乎至公罢了。你虽然是年轻人，但你心地善良，所以不是众人能比及的。‘我的心和我的德，只有你知道’，是说我的心和德也是你所知道的，那么我所做的事你无不知晓。没有像封那样的心，那么你适宜作为诸侯而镇守在这东方土地。‘我的心和我的德，只有你知道’，那么我所告诫你的，都是你能做到的，你既然知道了，就不能不听从。”

凡是百姓自己招致罪责，抢劫偷盗、内外作乱，为了财物杀害越人，强悍不怕死，没有人不憎恶的。无垢说：“好人行善，唯恐时间不够；坏人作恶，也唯恐时间不够。暋，是强悍的意思。抢劫偷盗、内外作乱、杀害越人，凶恶到这种地步，这是强悍于作恶，唯恐时间不够，不把死亡当作可怕的东西。违背天下的大情，像这样的人，谁不憎恶？憝，是憎恶的意思。大概人性本善，所以见到孝悌忠信、仁义礼智的人，人们都喜爱他，这是人性本善。见到抢劫偷盗、内外作乱、为了财物杀害越人的人，没有不憎恶的，这不是人性所固有的，而是禽兽豺狼异类的行为。人们所憎恶的，圣人也憎恶，这就是制定刑罚的原因。”

张氏说：“自得罪，是罪责自己招致，不是被别人诱骗陷害。凡是百姓自己

译犯下罪过，有抢劫掠夺的，有作奸犯科的，有杀人越货的。保全财物并加以肢解称为“寇”，用手夺取物品称为“攘”，阴柔之气聚集于外称为“奸”，刚强之气困穷于内称为“宄”。

译王说：“封，那些首恶大罪之人，何况是不孝不友的人。儿子不恭敬地履行侍奉父亲的事，大大伤害了父亲的心；父亲不能养育他的儿子，反而憎恶他的儿子；弟弟不念及上天显明的道理，反而不能恭敬他的兄长；兄长也不念及父母养育的辛劳哀痛，对弟弟大大不友爱。只可哀怜这些人，难道他们不会在我的政教中获罪吗？上天只给我们民众的常理，却大大地泯灭混乱。说：你们应当迅速遵循文王制定的刑罚，惩罚这些人没有赦免，不遵循大的常法。”

苏东坡说：“商纣之后，三监的时代，殷人父子兄弟以互相残害虐待为风俗。周公的意思，大概是说：‘孝悌友爱，是民众的天性。不孝不友，必定有使之如此的原因。子弟固然有罪，而父兄难道没有过错吗？’所以说：‘凡是民众有自甘堕落于奸邪犯罪的人，这本来就是首恶大罪之人，是政令刑罚所治理的对象。至于父子兄弟互相作乱，那么治理他们应当有方法，不能与强盗抢劫用同样的法律。我将教诲他们的儿子说：‘你不履行侍奉父亲的事，难道不大大伤害父亲的心吗？’又教诲他们的父亲说：‘这不是你的儿子吗？为什么如此憎恶他！’又教诲他们的弟弟说：‘长幼有序是上天的命定，难道可以不顺从吗？’又教诲他们的兄长说：‘这是你的弟弟，难道不念及先父母养育的辛劳哀痛吗？’人不是土木禽兽，稍微给予时日，等待他们善心自然产生，没有不成君子的。我独自哀怜这些人不幸而在三监的时代获罪，不在我的政教手中获罪。上天赋予我们民众五常的本性，而官吏不知道训导，以致大大泯灭混乱，于是逼迫他们，说：‘你们应当迅速遵循文王制定的刑罚，惩罚这些人没有赦免！’那么民众将避罪都来不及，父子兄弟更加互相怨恨乖戾，直到互相杀害才停止。虽然大杖击打痛伤，民众更加不遵循。舜任命契为司徒，说：‘恭敬地广布五教在于宽缓。’宽缓的意思是缓慢。五教用来恢复人的天性，应当缓慢而不应当迅速。”

何况那些外庶子、训人，以及那些正人、小臣、诸节，他们分别传播敷布，为民众建立大的声誉，不念及圣王之意，不采用圣王用来引导民众的方法，只凭私意引导民众，而不遵循天性，对上危害君主的治理，对下助长民众的恶习，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这就是成王、周公所大大厌恶的。君主和长官不能治理好他们的家人，以及那些小臣、外正，只凭威势和虐待，大大废弃王命，这不是用德行来治理。

苏东坡说：“《礼记》说：‘庶子管理公族的人，用孝悌、和睦友爱、慈爱子女来教导他们，明确父子之义、长幼之序。’意思是如果用严酷急迫的方法治理，即使是国君也不能做到，何况庶子呢？”

无垢先生说：“既然用私意教导民众，而不念及圣王之意，不采用圣王用来引导民众的方法，只凭私意引导民众，而不遵循天性，对上危害君主的治理，对下助长民众的恶习，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这就是成王、周公所大大厌恶的。君主和长官不能实行圣王之道，却用私意率领民众而杀戮他们，那么作为小臣以及在外担任正人官职的人，看上面的所作所为，都以淫威酷虐作为治理，大大废弃文王用来教化的命令，这是用非德来治理民众。”

张氏说：“不遵循大的常法，尚且惩罚他们不赦免，何况那些庶子、训人以及正人、小臣、诸节的人呢？从庶子到小臣、诸节，他们的职责在于分别善恶，传播敷布政教，为民众建立大的声誉。现在却不念及上面所教导的，不被上面所任用，这就是有使君主受病的地方了。想要治理好国家，先要整顿好家庭。古人说整顿好家庭而天下就治理好了，所以不能整顿好家人，那么小臣和外正，尚且不足以治理他们，何况那些遥远的人呢？这就是只凭威势和虐待，而不能遵循上面的德化，大大废弃王命，而不能禀承上面的政令。用非德来用人，那么他们用来治理民众的方法，都不出于德行。像这样，那么康叔的治理，就应当先整顿好家庭。”

你也不能不恭敬地遵循常典，从而宽裕地对待民众；只有文王的恭敬和谨慎，才能宽裕地对待民众，说：“我只有追随之意。”那么我一人就会喜悦。

无垢先生说：“常典就是父子兄弟的常典。文王对于德行则有所恭敬，对于刑罚则有所谨慎，谨慎就是慎重。我以文王为法则，知道所恭敬的，知道所谨慎的，于是宽裕地训导民众，说：‘我之所以不敢用严酷的刑罚来治理你们不孝不友的罪过，是因为我将追作文王用来教化天下的意思而不从事刑罚。’文王能使江汉的游女没有心思违犯礼法，伐条的妇人勉励丈夫以正道，虞、芮两国争田进入他的境界而内心感化，难道容有不孝不友的人吗？像这样用心，就符合成王周公的心意，这就是成王喜悦的原因。”

王说：“封，民众引导向吉祥安康，我这时只遵循殷代先哲王的德行，用来安康地治理民众作为追求。何况现在民众没有引导而不适宜的，不引导就没有政教在他们的国家。”

无垢先生说：“教化殷民应当效法殷代先哲王。大概从汤到武丁，贤圣的君主六七次出现，天下归附殷朝很久了。如果寻求殷代先哲王用来教化民众的德行来率领他们，就适宜于民心，而应合天下的追求了。这个追求，应当像童蒙求我的追求。寒冷的人追求我而得到衣服，饥饿的人追求我而得到食物，不得其所的人追求我而得到安宁，不遵循正道的人追求我而走上正路。如果不先合其心，他们肯追求我吗？迪，就是道。引导到吉祥安康的地方，就适宜于吉祥安康；引导到危亡的地方，就适宜于危亡，

译这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那么，用来引导百姓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政治罢了。能够引导百姓走向吉祥安康，那么一国的法度纲纪就可以知晓了；如果不能引导百姓，反而使他们陷入危险灭亡的境地，这就是国家没有政治、法度纲纪混乱了。

译张氏说：“喜好吉祥而厌恶凶险，喜好安定而厌恶危险，这是民众常有的心理。然而他们愚昧无知，如果不是在上位者以明智引导民众，那么他们就不知道应该遵循什么道路了。如果在上位者不能引导民众，使他们趋向吉祥安康，而民众将沉陷于凶险危难的境地，像这样就没有政治存在于那个国家，因为政治就在于引导民众的缘故。”

成王说：“康叔，我确实不能不借鉴，告诉你关于德行的说法和刑罚的执行。如今民众不安定，没有归顺他们的心，引导多次也不能使他们相同。如果上天因此惩罚诛杀我，我也不会怨恨。因为他们的罪过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多，何况说他们的罪行还会显著地闻达于上天呢？”

无垢说：“上天设立国君是为了引导民众。民众不安定、不相同，是我引导他们不符合道理。不符合道理，国君难道没有罪过吗？国君有罪过，上天将惩罚诛杀他，惩罚符合他的罪过，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唉！古代谈论上天的人，都责备自己，而不苛求别人完美。民众不安定、不相同，上天不怪罪民众而怪罪引导民众的人，是因为民众的本心，没有引导而不顺从的。现在引导他们却不相同，一定是我引导他们的方法不符合道理。引导不符合道理，就是违背上天。违背上天的人灭亡，惩罚诛杀还有什么可怀疑的？成王明确地告诉他说：‘上天的惩罚诛杀，不在于罪过大，即使小也一定执行；不在于罪过多，即使少也不赦免。’这就是古人之所以慎独，而在屋漏暗室之间不敢疏忽的原因。罪小而不是大，罪少而不是多，上天尚且惩罚诛杀，何况不止隐藏在心术之间，而明显地表现在人前，腥臭闻达于上天的呢？明显闻达于上天，乃是心术不谨慎，从小到大积累，从少到多积累。树木摇动其枝叶，是因为根本动摇；水流浑浊其溪流，是因为源头浑浊。端正根本澄清源头，在于慎独吗？君子不能不知道。”

张氏说：“成王认为我不能不借鉴民众的情状，而告诉你引导民众的方法，那么我所告诉你的，都看民众的情状而已。然而民众所畏惧服从的，像这样然后用德行引导他们，就没有不心悦诚服而听从的了。先王对于天下，先德行而后刑罚，那么刑罚是用来辅助德行的。如今卫国沿袭纣王的旧俗，骄奢淫逸、自夸自大，偷盗奸邪，无所不至，如果不先用刑罚，想要他们悦服德行就难了。”

陈氏说：“罪过没有微小而不显著的，没有小而不积累的，毫厘的微小都不能逃脱，何况现在上天用惩罚诛杀我，我怎么能逃脱呢？”成王的自责到了极点。

成王说：“唉！康叔，要恭敬啊！不要制造怨恨，不要用不合道义的谋划和违背常理的法度。遮蔽这种诚意，大大地效法敏捷的德行，用来安康你的心，顾念你的德行，深谋远虑你的谋划，宽裕地使民众安宁，不会让你被瑕疵指责、被灭绝。”无垢说：“不恭敬就疏忽，所以不体恤天下民众的情状而制造怨恨，以至于刑罚不谨慎；不恭敬就昏昧，所以不洞察天下的道理而使用不合道义的谋划、违背先王常理的法度，以至于德行不光明。只有恭敬才谨慎，怎么敢制造怨恨？只有恭敬才光明，怎么至于使用不合道义的谋划和违背常理的法度呢？这信敬的心，以大为文王的敏捷德行。什么叫敏捷德行？文王对于德行则光明，对于刑罚则谨慎，适中其机微，可以说敏捷了。我能断然实行这信敬的心，以文王为标准，来占卜恭敬是否进步。梦中梦见文王，羹汤墙壁都是文王，那么文王的心就完全显现在我的心上了。内心信守恭敬，外在效法文王，那么行为就没有瑕疵而德行了光明。大概恭敬胜过百种邪念，所以可以安康我的心；恭敬则自我反省，所以可以顾念我的德行；恭敬则深思，所以可以深谋远虑我的谋划。恭敬的作用如此，康叔怎么能忽视呢？内心信守这恭敬，外在效法文王，那么对待事物以宽恕而刑罚谨慎。大概恭敬则实践而知道难易，这就是能够宽裕民众的原因。宽裕民众则民众安宁，民众安宁则我也安宁于位，而不被上天瑕疵指责、被上天灭绝了。”

史氏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须先明确建立政治、任用人才的方法；善于实行道义的人，就能穷尽治理自己、爱护别人的方法。古代告诫他的臣子与善于侍奉君主的人，大概常以这个为根本。没有严刑、重赋来制造怨恨，不要骚扰民众、改变古制来使用违背常理的法度，建立政治的方法审慎了；听断于至诚的人而不怀疑，取法于有德行的人而不轻慢，任用人才的方法达到了极致。能推行这个方法去实行，就可以安康他的心而不混乱，顾念反省他的德行而不放纵，恢弘深远的谋划而不狭隘，宽裕他的民众而不暴虐。举出这几点，实行而不违背，不是穷尽治理自己、爱护别人的方法能这样吗？用这个治理国家，那么过错罪责自然断绝，没有理由而到了。”

成王说：“唉！因此你小子康叔，天命不常在，你要念兹在兹啊！不要使我灭绝祭祀，明确你的服命，高扬你的听闻，用来安康治理民众。”

无垢说：“命，天命。天命就是爵位，哪里有常理呢？明德慎罚，那么爵位可以保全；无德滥刑，那么爵位灭绝，这是道理的自然，哪里有常理呢？念想天命的不常，那么警戒恐惧而明德慎罚，常不中断朝觐的礼仪。享，应当像享礼的享。倘若不念想天命，放肆怠慢傲慢，无德滥刑，那么将被摈弃黜退灭亡，以断绝朝觐的礼仪，无从得望天子的清光。服，指诸侯的服事；命，指诸侯的命数，像上公九命之类。明确服命不可轻视，高扬听闻以效法先王，以说如果不是文王与殷先哲的德刑，就不听。听闻像这样，难道不高吗？”

译明白服饰与命令不可轻慢，使听闻的旨意崇高而不卑微，那么他的内心就会尊严远大，用这种心态来安顿治理百姓，还有什么困难呢？

译张氏说：“康叔受封于妹邦，其中蕴含着为君之道。节制自己的权力在于自己，而不受拘束，所以告诫他要尽情施展。说：‘天命不是恒常不变的，你要念念不忘！如果你不能念及天命的不恒常，那么我就以罪行断绝你，使你不能做诸侯而享受爵禄。’这就是所说的‘殄享’。”

成王说：“去吧，康叔，不要废弃恭敬的典章，听从我的告诫，你就能让殷商的百姓世代享受爵禄。”无垢说：“成王告诫康叔，其宗法防止的关键只在一个‘敬’字罢了。倘若康叔听从他的告诫，时刻铭记在心，即使在暗室独处之时也不忘记，那么道德本性常尊，学问有根本，而高明广大，常有尊严南面称王的景象。凭借这个，殷商的百姓世代子孙践行此道，在国家中享受爵禄，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张氏说：“诸侯之所以能保全他们的国家，以享受天子赏赐的爵禄，难道有其他方法吗？不过是恭敬典章、听从命令罢了。”

酒诰

成王说：“在妹邦昭明伟大的天命。你的穆考文王，在西土开创了国家。他告诫谨慎于众邦众士，以及少师、正官、御事等官员，早晚说：‘祭祀时才用酒。’上天降下命令，开创我们百姓，只为了大祭祀。上天降下威严，我们百姓因大乱而丧失道德，也没有不是因为酒而行为放荡；小邦大邦因此灭亡，也没有不是因为酒而获罪。”

无垢说：“妹邦，是纣王所建都城，其风俗沾染了纣王的教化，深沉沉溺的习气依然存在，所以周公、成王命令康叔推行阐明《酒诰》，在妹邦大大彰明，使人们知道酒的祸害。”又说：“文王在西土，身为西伯，得以号令诸侯，所以有告诫谨慎于众邦的事情。告诫谨慎，是用所慎重的事情来告诫。他告诫谨慎于众邦，不只是其君主而已，从众士到御事，都告诫他们。所慎重的是什么事情呢？早晚告诫说：‘祭祀时才用此酒，不是因祭祀不用酒。’因为祭祀所以用酒，是因为酒可以发散和气而通达神明。然而人饮酒不可超过限度，超过限度就是沉湎了。因此古人饮酒不超过三爵，一酬、一献、一酢，而用礼仪来引导，可见圣王的用意了。”又说：“上天降下命令造酒，只为了祭祀天地鬼神罢了。而我们百姓把天地鬼神所享用的东西，放纵使用以至于有酒祸，是因饮酒而大乱丧失道德。大乱，是指放辟邪侈、淫酗肆虐。由此就丧失了平生的名节，不能再列入士君子之列，其丧失道德太严重了。百姓饮酒就丧失道德，诸侯饮酒就丧失国家。不是酒为不祥之物，因为祭祀天地鬼神的物品，人不可僭越饮用。如太常的衮冕，是王所服用的，人僭越使用，其获罪如何？不是太常衮冕为不祥之物，因为王者所服用的，凡民不可僭越。酒也是这样，可以僭越吗？”

东坡说：“酒行于天下，不是薄物细故，所以本源于天。天最初命令百姓造酒，本是为了祭祀而已。”

张氏说：“酒之所以能养阳气，饮酒而无节制，也足以招致祸患。先王对于酒，既设立了监官，让他们守持；又辅佐以史官，让他们记录过失而防止混乱。至于器用之间，对于彝器有舟，舟以承载为事；对于尊器有雷，雷以鼓动为事。承载有量度，鼓动有节制，那么其防止混乱的用意更加可见了。或者至于大乱，丧失道德者无非以酒为行为；其甚至于灭亡国家者，无非以酒为罪过。”

吕氏说：“天当初所以教人置酒的本意，只为了祭祀设立，不是为了人酣饮设立。到后来人不知道最初置酒的本意，于是纵情于酒，以至于大乱丧失其道德，原本不是缘于酒所使然。至于大邦小邦，所以灭亡的，也都是酒上获罪。这自人饮酒后以至于如此，为什么却说天降威严？由此知道天不在人心之外，百姓被酒所驱使，因酒获罪，就是天降威严之处。”

文王告诫教导小子有正官、有事官，不要常饮酒。至于众国，饮酒只为了祭祀，以道德引导而不醉。只说我们百姓引导小子，只爱土地所生的物品，其心善良。

无垢说：“告诫众邦饮酒，就说‘告诫谨慎’；告诫小子饮酒，就说‘告诫教导’。谨慎则其言辞严厉，教导则其言辞缓和，责罚士大夫则严厉，责罚百姓则宽厚之意。其教导如何呢？说：‘你们百姓应当知道，在上有纠正之官，在你们有耕作之事，非祭祀、养亲，不可常饮酒。因为常饮酒，那么纠正之官当治你们罪，而耕作之事必失天时。’”又说：“文王以有正官、有事官、不要常饮酒的说法，告诫教导小子。小子以文王的教导教导子孙，所以文王的百姓，上惧纠正，下力耕作。其土地所生的物品，种艺播植，生长成熟，一出于筋力之中，拥培之内，所以都薰然生发保护爱惜之心，惟恐有戕害残贼之者。其心如此，岂不善吗？所以爱物则足以生善心，害物则足以生不善之心。”

吕氏说：“当时文王便是众迷中独悟，众醉中独醒，所以教戒有正官、有事官之人，不可常饮酒。至于众国，只祭祀后方可饮酒。于是时而饮酒，乃是饮福受胙时节。虽然是饮神之福，后饮酒又须当以德引导，方才不至于醉。大抵人中无所

译君主，就会被酒曲所迷惑而丧失理智。只有用道德来引导，内心有了主宰，才能避免醉酒带来的过失。文王告诉百姓：“你们应当引导那些年轻人，只因为爱护土地上的物产，致力于勤奋耕作，安守农田，他们的心志才会向善，怎么能纵情饮酒呢？”

译能够聪慧地听从祖先的常训，无论是小德还是大德，都专一不二。

无垢说：“爱，就是心地善良；善心既已产生，那么听到一句善言，没有不通晓的，这就是能够聪慧地听从祖先常训的原因。在常训中玩味涵泳，深刻体察祖父的心意，所以无论长幼，全都感激，得到祖父教育的恩惠，没有一个人产生异心而危害事物。用黍秫酿酒，倘若嗜好饮酒，必定不会爱惜土地上的物产，全部用来满足一醉之需。只有上面畏惧纠正，下面努力耕作，不敢常常把饮酒当作正事，所以才有这样的善心。”

张氏说：“对年轻人来说，称为祖考。说民众中的年轻人能够聪慧地听从祖先的常训，那么他们在小德、大德上，全都专一，而不至于三心二意。民众的德行之所以归于专一，是因为不因为酒而扰乱它的缘故。”

妹土的民众，继承你们的辅佐之职，专心种植黍稷，奔走侍奉你们的父兄，开始牵车赶牛，远行经商，用来孝养你们的父母。你们的父母庆贺，亲自洗涤丰盛的食物，用来进献酒。无垢说：“这是成王、周公体会诰命告诫之意，用来教导妹土的民众，说：‘我的辅佐大臣康叔有纯一的德行，你们应当继承他。’康叔纯一其心来侍奉君主，你们应当继承康叔纯一其心来侍奉父母，纯一其心。从哪里可以看出呢？种植黍稷来侍奉父兄，远行经商来供养父母，就是这样。大概心不纯一，就会犯世俗的五种不孝，怎么能种植黍稷、远行经商，诚恳地以父母兄弟为事呢？”又说：“祭祀用酒，供养父母用酒，养老用酒，接待宾客用酒，这是二帝三王的法度。人子既然有黍稷供给早晚的奉养，又有远方的物品供给意外的需要，那么父母的志意满足，自然庆贺我有儿子了。人子知道我的父母欢乐爱念我，用什么来报答天地的恩德、仁慈的德行呢？那么就应当斋戒洁净此心，将殷勤厚意寄托于酒，用来奉养我的父母，以延留这欢乐爱念之心。人臣得到君主的心意，人子得到父母的心意，是天下快乐的事。洗，是斋洁；腆，是厚。”

吕氏说：“周公前面说许多禁止饮酒之所以如此严厉，到这里却又教他用酒。大概圣人的教化，不想立刻断绝人情，必须通达人情。所以前面关闭了许多饮酒的门路，到这里又给他开一个饮酒的门路，只是教人要有节制，不要超过这个节制。”

众士中有正官，以及众伯和君子，你们应当常听我的教诲。你们大能进德成为耆老，那么君主就应当行养老之礼，你们才能饮食醉饱。

无垢说：“庶士，是群吏。有正，是群吏之长。庶伯，是众官之长。君子，是君临国家、统治百姓，指康叔。告诫他们要常听成王、周公的教诲。因为听了，教诲才能进入心中，遍布四肢，表现在动静之间；不听，教诲就没有进入的途径。用耳朵听，就茫然无所得；用心听，就深切而有所警戒。说你们大能进德，成为国家的耆老，那么君主应当行养老之礼，拿着酱、爵，割肉，捧着祭肉，而老者足以醉饱了。这样难道不是风雅可观的吗？它与沉湎无度的人相差太远了。”

张氏说：“你们大能进德至于耆老，那么只有君主应当因为养老的缘故，所以你们能够饮食醉饱。大能进德成为耆老，那么年龄与德行越高尚。不饮酒使他醉，就无法养他的气；不进食使他饱，就无法养他的体。君主之所以饮食他们而使他们醉饱，是为了养他们的气和体而已。然而人君想要饮食醉饱，在于大能进德、保有天命，然后才可以享受这个。”

不要只说：“你们能够长久观察反省，作为考察中德的依据。你们还能进献馈食祭祀，你们才能自我宽慰而安逸。这才确实是君主正事的臣子，这也确实是上天顺从其大德，永远不忘记在王室。”

无垢说：“这是教导康叔，说康叔应当大思曰：‘我应当观察反省商纣因为酒而亡国，又应当观察反省圣王有养亲、养老的礼制。’以商纣为戒，那么嗜酒的人就有禁令；以养亲、养老为礼，那么饮酒的人就有定数。这样，就不放纵而陷民于罪，不苛虐而失去民心，难道不是中德吗？”又说：“能作为考察中德的依据，那么你们作为诸侯无愧于宗庙了，所以可以进献饮食来见祖宗。饮福受胙，那么你们也可以因福胙而稍作休息了。”又说：“大臣辅佐天子治理天下，倘若所做的事不考察中德，太过而苛刻，不及而纵恣，那么天下的弊政岂止说得完呢？只有作为考察中德的依据，那么积蓄为和气，散发为祥风，忠厚而不是姑息，严密察察而不是刻薄，使天下依附于法度之中而没有厌苦之患，这才是真正君主正事的臣子。”又说：“作为考察中德的依据，难道只是可以做君主正事的大臣而已吗？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的达道。达到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应当是上天顺从其大德，而使世世有贤子孙接受王朝封爵而不绝。不然，康叔为什么四十三传唯独在周之后才灭亡呢？”

张氏说：“能够长久观察反省，那么所观察的不是朝一夕的缘故；作为考察中德的依据，那么所做的事没有过与不及的行为。像这样，然后可以守住宗庙，保住禄位，这就是之所以庶几能够进献

译祭祀，而自居副位以求安逸。羞，是进献；介，是副职。人臣能够进献祭品以享祀先祖，自居副位以求安逸来保全自己的安宁，大概是因为他能够长久地观察反省、遵循中正之德的原因。人臣能够尽到这一道理，那么对上足以成为上天所助佑的对象，对下足以成为君王所记念的人。这也只有上天顺应并嘉许大德，上天才会顺从并助佑他。」

译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精义卷三十六 宋 黄伦 撰

周武王说：“太师，我们西土的辅佐、诸侯、百官以及年轻的后辈，尚能奉行文王的教化，不沉溺于酒，所以我们直到今天，能够承受殷商的国运。”

黄伦说：“这是说文王的诰令施行于众多邦国，以至于年轻的后辈都不厚待酒，而留心于德行。商纣王正纵情于酒，腥秽之气上达于天，而文王的教化却使人不厚待酒，以至于显赫的辅相都有严肃和顺的德行，江汉一带的游女没有心思违犯礼法，伐条国的妇人勉励丈夫以正道行事。这就是上天眷顾我周家，以至于武王能够承受天命而拥有天下的原因。酒败坏德行到了这种地步，殷商的百姓能不警惕吗！”

吕氏说：“大抵酒虽然是人们所嗜好的东西，但如果本性不存于其中，那么德行就非常浅薄。这边既浅薄，那边就必须深厚。天下的道理，相互消长，既然不在这一边深厚，必然在那一边深厚。才不厚待酒，那么在德行事业上就必须深厚。这就是能够承受商朝国命的原因，是不厚待酒而厚待德行的力量啊。”

周武王说：“太师，我听说有这样一句话：从前殷商的先代圣王，引导敬畏上天显赫的威严和渺小百姓，经常保持德行，秉持智慧。从成汤一直到帝乙，成就王业的君主都敬畏辅相。只有办事的臣子，他们辅佐恭敬，不敢自己闲暇安逸，何况说他们敢崇尚饮酒呢？”

黄伦说：“成就王业的君主说，我听说从前殷商的先代明哲之王，以道来敬畏上天，以道来彰显百姓，这就是引导道。什么是道？敬畏上天的心，是道；彰显百姓的心，也是道。如果让君主不敬畏上天，那么放纵邪僻，什么事做不出来？如果让君主不彰显百姓，那么风俗败坏，又什么事做不出来？这就是应当经常保持德行、秉持智慧，来敬畏上天而彰显百姓的原因。经常保持德行，那么举止周旋都符合礼制；秉持智慧，那么远近幽深都能预知未来事物，以此来彰显百姓，大概充沛而有余力了。经常保持德行、秉持智慧，对上敬畏上天，对下彰显百姓，长远成就王业，近处敬畏贤相。”又说：“只有君主敬畏辅相，所以办事的臣子辅佐君主，也对职事恭敬，不敢走自己闲暇安逸享乐的路。‘自’的意思是‘行’。认为办事的大臣，他们辅佐君主都由恭敬而行，不敢由闲暇享乐的路而行而废弛职事。由此看来，天下的事没有不是从自己而出的，我敬畏辅相，办事的臣子就有恭敬。孟子说：‘行为有不得心的，都反过来在自己身上寻求，自身端正了，天下就会归附。’”又说：“不敢自己闲暇安逸，何况说敢聚饮呢？大概是有心的。”

那么就有迹象，没有这种心，怎么会有这种迹象呢？办事的大臣尚且没有闲暇安逸的心，君主怎么会有聚饮的迹象呢？

张氏说：“殷商的先代圣王，对上能引导敬畏上天显赫的威严，就足以成为上天所辅佐的；对下能引导敬畏渺小百姓，就足以成为百姓所效法的。上天的威严难以真诚对待，奉持它而不违背，就是引导上天显赫威严；敬重它而不忽视，就是敬畏上天显赫威严。百姓难以保全，训导他们使他们不迷惑，就是引导百姓；承顺他们而不轻慢，就是敬畏百姓。经常保持德行，就使德行常存而不废弃；秉持智慧，就使智慧操持而不昏昧。说殷商的先代圣王引导敬畏上天显赫威严和百姓，经常保持德行，秉持智慧，从成汤以来都这样，一直到帝乙，都是成就王业的君主敬畏辅相。”

至于在外服任职的，有侯、甸、男、卫、邦伯；至于在内服任职的，有百官、众尹、副职、服役者、宗工，以及百姓、里居，没有敢沉溺于酒的。不仅是不敢，也是没有闲暇。只有帮助成就王业的德行彰显，进而治理百姓，恭敬法度。

黄伦说：“所谓畏，就是不敢的心。殷商的先代圣王怀着不敢的心来敬畏上天而彰显百姓，以成就王业，以敬畏贤相。所以办事的臣子也不敢闲暇安逸，不敢聚饮。内服、外服、百姓、里居也不敢沉溺于酒。不敢的心，发自先王方寸之间，守持它就是经常保持德行，运用它就是秉持智慧，推而上就是敬畏上天，推而下就是彰显百姓，长远就是成就王业，近处就是敬畏贤相。而风化所及，使内服、外服、百姓、里居都由不敢的心来行事。唉！不敢的心难道不大吗！如果先王稍微放纵不敢的心而变为敢，那么什么事做不出来呢！所以殷商的先代圣王，如中宗，就不敢荒废安宁。中宗将这种不敢的心传给高宗，高宗也不敢荒废安宁。高宗将这种不敢的心传给祖甲，祖甲就不敢轻慢鳏夫寡妇。祖甲将这种不敢的心传给周文王，文王就不敢沉溺于游猎。唉！不敢的心如此之大。殷商自祖甲之后，不敢的心断绝而不传，所以敢于顺从耽于享乐。那勇于敢的心，小的则短命，所以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四三年；大的则亡国，那么纣王敢于淫乱酗酒，以至于自焚身亡、头颅悬挂。唉！后世君主，以不敢而为圣明，以敢而为昏庸的多了，怎能不知道警惕呢？”又说：“那没有闲暇所经营的，究竟是什么事呢？对上以帮助成就王业的德行为事，对下以端正百姓为事，近处以恭敬法度为事。以不敢为主，而经营这三件大事，可谓有根本有应用了。天子以敬畏为德行，内服、外服、百姓、里居也以敬畏回应，使天子的敬畏更加深厚，其

译辅佐成就成王的德行是怎样的呢！向下端正百姓，使人们都以敬畏为心，不敢作恶；在朝廷近臣中则敬重天子的法度，以此坚固我谨慎敬畏之心。不稍加闲暇安逸，而急切地致力于这三件事，天下的风俗都在法度之中运行。严整得不可扰乱，和顺得可供效法，真是兴盛啊！

译我听说周公曾说：“当今继位的君王沉溺于酒色，他的政令不能显明地昭示于百姓，只知保持和纵容怨恨，不肯改易。他放纵自己，在违背常理的事情上淫逸无度，借宴饮来败坏威仪，百姓没有不痛心伤感的。他荒淫厚味于酒，不只是贪图安逸享乐，他的内心凶狠暴戾，不畏惧死亡。罪责在于商邑，导致殷国灭亡，没有灾祸能逃脱。他不凭借美好的德行通过祭祀上达于天，反而使得百姓怨恨，群臣沉溺于酒，腥秽之气上闻于天。所以天降下灾祸于殷商，对殷商毫不怜爱，只因其安逸享乐。天并非残暴，只是百姓自己招致了罪祸。”

无垢先生评论说：“殷商的先代圣王以正道敬畏上天，后嗣君王纣王却因酗酒而不敬畏上天。殷商的先代圣王以正道显明教化百姓，后嗣君王纣王却因酗酒而不留心教化，无法开导醒悟下民。殷商的先代圣王以经邦治国之德秉持智慧，远则成就王业，近则敬畏贤相；后嗣君王纣王却因酗酒而颠倒错乱，不再以成就王业、敬畏贤相为事，他所敬重、所保全的，都是天下怨恨的根源罢了。这种心思颠倒，不可改易，亡天下、败国家的人，大抵都是如此。之所以能成就王业，在于得人心，而怨恨的根源，正是失去人心的原因。”又说：“天下最尊贵的人，没有超过君主的，为了求得一时的宴乐，却完全败坏了君主的威仪，以至于与下贱之人等同而不以为耻，这就是百姓无不痛心伤感的原因。衋，意为惊惧。就像北齐显祖袒露身体，唐庄宗自扮优伶一样。君主居于尊位，高居天下之上，应当言语值得称道，行为值得喜爱，德行值得尊崇，做事值得效法，仪容值得观看，进退有度，使百姓既敬畏又爱戴，从而效法他，这是可以的。却为了求得一时的宴乐，做出如此下贱的行为，岂不令人惋惜！”又说：“百姓痛心，而纣王却日益严重，威仪完全败坏，还不停止。况且人的心思，如果在某一方面看重，必然在其他万事上都轻视。纣王因为荒淫于酒，所以对国家大事都忽视；因为厚待于酒，所以对国家大事都轻视。史书记载他用酒作池，用肉作林，让男女裸体在其中追逐，进行长夜的宴饮。像这样，岂肯稍微自我节制休息呢？他羡慕逸乐，觉得一天都不够，天下将要灭亡，必然产生这种怪异的行为。不然的话，六七位圣贤所建立的基业，岂是容易动摇的？”又说：“先王的祭祀，重在德行而不重在祭品，所以奉献牺牲来告祭，奉献盛食来告祭，奉献酒醴来告祭，都是以德行为主的。有德行则香气芬芳，无德行则臭秽不堪。什么是德行？天下歌颂他认为是圣明君主，这就是有德行的君主，他的香气芬芳到了什么程度呢？天以百姓为心，百姓歌颂，那么这芬芳的祭祀就升闻于天了。天下怨怒他认为是残暴贼害，这就是无德行的君主，他的腥秽到了什么程度呢？纣王正日益视百姓为仇敌，唯恐害他们不够尽力，岂会回心转意向道，爱护养育百姓，来进献芬芳的祭祀呢？”又说：“芬芳是人所喜爱的，腥秽是人所厌恶的，人事如此，天理也是如此。纣王既然腥秽升闻于天，天对殷纣毫不怜爱，难道是因为天深远不可测知吗？这是其中的道理。君主是天的儿子，父亲怎么会不爱他的儿子呢？之所以得罪于天，达到这种地步，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安逸享乐罢了。殷商的先代圣王因德行而得天助，纣王因安逸而得天绝。敬畏的是什么？是不敢放纵的心。安逸的是什么？是敢于放纵的心。敢于放纵，这能不谨慎吗！”又说：“纣王作恶如此，所以自取灭亡焚戮的灾祸，难道是天以酷虐为心吗？天下的道理，行善则百种吉祥汇聚，作恶则千种灾祸滋生。纣王不行善，从百种吉祥中背离；反而作恶，在千种灾祸中自立。天虽然想把他拉回吉祥之地，也是不可能的。”

东坡先生说：“他的心被酒所驱使，忿怒强横，不再畏惧死亡。不醉而怒叫做奰，说明醉酒的人常常发怒。国君醉酒就杀人，士人百姓醉酒就互相残杀，说明酒能使人发怒。纣王的愤怒，达到了杀其身而不畏惧的地步。”

吕氏先生说：“到这里，周公又列举商朝灭亡的原因告诉康叔，‘当今继位的君王沉溺于酒色’，纣王进行长夜的宴饮，全身都泡在酒里了，他的政令自然颠倒错乱昏迷，无法显明于百姓。到这里却都不顾惜百姓的怨恨，他所敬重保养的，只是一个怨恨，更不曾改易。先代圣王的兴盛，只是敬重保养其德行而不改易；后世却只敬重保养其怨恨而不改易。怨恨不应当保养，却又不能改易，所谓敬重保养，就是说恶力未已，其势自然灭亡。”

周成王说：“封，我不只是这样多次告诫你。古人有话说：‘人不要在水边照看自己，应当在百姓中照看自己。’现在殷商失去了天命，我们怎能不大大地以它为鉴戒来安抚天下呢？”

无垢先生评论说：“人不可以用水来照看形体，知道形体的美丑没有益处，应当以百姓来照看兴亡，知道百姓的兴亡，那么我就知道该敬畏和仰慕什么了。殷商的先代圣王因敬畏而兴盛，后嗣君王因安逸而灭亡，以殷商为鉴戒，我难道不该敬畏吗？敬畏那么我家应当兴盛；还是我安逸而不敬畏呢？安逸那么我家应当灭亡了。岂止是君主？从士大夫下到百姓，以殷商的士大夫、百姓为鉴戒，敬畏就可以保全家庭，安逸就会一同败坏，我怎能不用殷商作为一大鉴戒，以兢慎敬畏来安抚天下呢？”

我说：“你要谨慎小心地对待殷商进献的臣子、侯、甸、男、卫，何况太史友、内史友，以及进献的臣子和百官之长？何况你从事休美、采择之事，何况你同类的圻父、薄违、农父、若保，

译你的父亲制定了刑罚？况且你被酒所控制！

译无垢说：“劼，是坚固的意思；毖，是谨慎的意思。”东坡说：“坚固你的心志，敬畏那些在侯、甸、男、卫等地任职的殷商贤臣。其意是说，殷商的贤者，因为国家已经灭亡，散处在侯、甸、男、卫等地，他们了解殷商的家法典故，知道殷商之所以兴衰的原因。你应当坚固此心，不被私欲所动摇，以敬畏之心对待他们，或许就能知道治国的法则了。”又说：“不只是太史、内史这些掌管法度的官员，你应当尊敬；像你国中贤臣那样被百官所尊奉的官员，都有德行和操守，值得敬仰效法，不只是献臣值得尊敬，你所委任的服休、服采之人，难道可以不尊敬吗？圻父，就是司马，司马主管封疆，所以叫圻父；农父，就是司徒，司徒本管农事，所以叫农父；宏父，就是司空，司空主管开拓土地，所以叫宏父。父，是尊者的称呼。成王、周公认为服休、服采之人尚且要尊敬并坚固谨慎，何况是与你地位相当的人，如司马讨伐叛乱、司徒安邦保民、司空制定刑罚考察政绩，难道可以不尊敬他们吗？大概这三卿是一国中尊贵的官员，都是天子任命的卿，他们的权势与康叔相当，必定他们的智谋道德有足以辅佐康叔的地方，怎么可以轻视他们呢？”

王雱说：“服休的人，以修德为职事；服采的人，以办事为职事。休，就是德，出自‘修德则心安逸，日益美好’这句话。采，就是事，出自‘我采集’这句话。都是我所委任的人，怎么可以忽视呢！司马主管讨伐违命者，司徒主管安邦保民，司空主管治理四民，安定并养育他们，以致推行刑罚。其意是训释‘薄’为‘伐’，意思是如果有违命的人，司马就讨伐他。”

吕氏说：“刚制这两个字最有意味。当时酒造成的弊病非常深重，如果只是泛泛悠悠地去制约它，是制约不住的，如果不是用力坚决地要去制约它，怎么制约得住呢？所以称为刚制。”

经文说：“如果有告诫说：‘聚众饮酒，你不要放纵，全部抓起来押送到周京，我要杀了他们。’又只有殷商那些引导诸臣和百工的人，沉湎于酒，不要杀他们，暂且只教育他们。如果有这样的明察享祭，却不采用我的教谕，只我一人不体恤、不清除你们的过失，这就等同于杀了他们。”

东坡说：“旧说认为聚众饮酒的人，周人就杀他们，殷人就不杀他们。百姓同犯一种罪，却杀其中一部分，不杀另一部分，周人难道肯心服吗？百姓聚众饮酒就死，公卿大夫聚众饮酒，难道可以不诛杀吗？不诛杀官吏，就无法禁止百姓；官吏和百姓都诛杀，那么夏桀、商纣的暴虐也不至于这样了。这些都是事情必然不会如此的，我不能不加以论辩。”

无垢说：“周人向来懂得礼义，虽然立下了聚众饮酒就杀人的法令，大概没有一个人触犯它。文王告诫谨慎各邦，那么各邦饮酒只在祭祀时；告诫教导年轻人，那么我百姓的心志善良。难道会有聚众饮酒的风气吗？想是有一个人带头，那么一定互相惊愕而讥讽评论。至于殷人，用来开导诸臣百工的，只有沉湎于酒这一件事。一旦立下了聚众饮酒就杀人的法令，难道不残酷暴虐吗？先王执政，大体宽厚，希望他们懂得义理，自然不触犯官府，不希望把酷刑虐法置于有罪之人，而他们心中没有不自知这是不可触犯的。所以说：‘不要杀他们，暂且只教育他们。’暂且只教育他们，是说应当开导训导，使他们心里清楚地知道饮酒没有益处，足以败坏德行、毁坏行为、败坏国家、灭亡家庭，如同看见涕唾、闻到恶臭，而不肯接近它。”又说：“成王、周公告诫康叔，如此分明清楚。认为你有了这戒酒的成效，就是明白了享祭上天的道理；如果不用我的教谕，而亲自饮酒，使官吏百姓动荡跟随，这就是你康叔不把我在心上，沉湎于酒，昏庸愚昧污秽，扰乱政事，是以恶政陷百姓于罪而杀他们。”

周氏说：“古代用刑，从唐尧到周朝，一治一乱，其间增减不同，而五刑未曾改变。至于刑罚的出入，则看国家的治乱来决定轻重，也不必相同。我在《酒诰》中看到了这一点。教化已经明白，习俗已经形成，而有人犯上作恶，那么罪行虽小，也有被处以重刑的。那说：‘如果有告诫说聚众饮酒，你不要放纵，全部抓起来押送到周京，我要杀了他们。’就是这种情况。教化未明，习俗未成，那么应当被处以重刑的，也有释放而不治罪的。那说：‘殷商那些引导诸臣和百工的人，沉湎于酒，不要杀他们，暂且只教育他们。’就是这种情况。后来的人如果能够看当时的治乱来决定轻重，帝王的治世或许就能再次出现了。”

王说：“封，你常听我的谨慎告诫，不要辩驳你主管的官吏沉湎于酒。”

东坡说：“难以实行的禁令，没有比酒更甚的。周公对此忧虑很深，所以最后告诫他说：‘你既然常听我所畏惧谨慎的，又应当专门设立一个官吏来察视沉湎于酒的人。如果泛泛地责成众官吏，而不辩明主管的官吏，禁令一定行不通。’有人说：‘从汉武帝以来直到今天，都有酒禁，受刑的有流放的，赏赐的有时不计其数，未曾稍加放松，而私酿终究不能断绝。周公凭什么能禁止呢？’回答说：‘周公不从酒中获利，只是为了端正百姓的德行而已。甲乙都鞭打他们的儿子，甲的儿子服从，乙的儿子不服从，为什么呢？甲鞭打儿子并责成他学习，乙鞭打儿子却夺走他的食物，这就是周公能禁酒的原因。’

梓材

王说：“封，你用那些庶民以及你的臣子”

译到达大邑商，因为你的臣属通达于王，而王是邦国的君主。你如果恒常如此，便说：“我有众师、司徒、司马、司空、尹、旅。”又说：“我不滥杀无辜。”也应当敬重劳苦，于是前往，敬重劳苦，于是前往。对于内奸外寇、杀人、劫掠之人予以宽宥，于是也可见到君主的政事。对于伤害败坏之人予以宽宥。王开启监国，其治理是为了百姓。说：“不要互相残害，不要互相虐待，要敬重孤寡，要体恤妇女，合宜地宽容他们。”王应当效法邦君和执政官员，他们的命令凭借什么？在于引导养育，引导安适。自古以来的君王都像这样监国，没有偏离正道。只说：“如同耕田，已经勤勉地开垦荒地，就要整治田界沟渠；如同建造房屋，已经勤勉地筑起墙垣，就要涂抹墙壁、覆盖茅草；如同制作梓木器具，已经勤勉地砍削加工，就要涂上红漆和彩绘。”现在王只说：“先王已经勤勉地运用明德，怀念并辅佐，使众邦国享祭，四方兄弟前来归附。也既然运用明德，后来者便依循常道，聚集众邦国，盛大享祭。”皇天已经把中原的百姓和疆土托付给先王，于是王只凭德行来和悦安抚先后迷失的百姓，用以和悦先王所受的天命。罢了！像这样监国，只说想要达到万年，只有君王，子子孙孙永远保有百姓【案此篇经解永乐大典原缺】

译成王在丰邑，打算在洛邑建都，派遣召公先去相度宅址，于是作了《召诰》。

《召诰》

二月既望之后，过了六天是乙未日，成王清晨从周都出发，于是到达丰邑。太保召公在周公之前相度宅址。到了三月，丙午日月亮初生。过了三天是戊申日，太保清晨到达洛邑，占卜宅址。既然得到了吉兆，就开始规划经营。过了三天是庚戌日，太保于是率领殷商遗民在洛水弯曲处修治宫室的位置。过了五天是甲寅日，宫室位置建成。

无垢说：“这是说成王到达丰邑，派遣召公在周公之前相度宅址。营建洛邑的事，由召公规划，由周公确定，将这件事交给召公，可见他平日思虑周密，智慧精深，由此可以知道了。”又说：“召公顺从成王的命令来相度洛邑，二月癸卯是月末，三月甲辰是月初，第三天是丙午。那晚月亮刚出而光明初生，所以称为朏。说到朏就知道是初三了。太保从二月乙未日接受成王占卜洛邑的命令，到三月戊申日清晨到达洛邑占卜宅址，从乙未到戊申，从丰邑到洛邑，共十四天。这都是史官暗中将历法保存在文中，让后世推算日期有所考证。”又说：“在戊申日又过了三天，是庚戌日，即三月七日。那天太保于是率领殷商遗民修治郊祀、宗庙、社稷、朝市的位置在洛水之北。在汉代称为河南城。在庚戌日又过了五天，是甲寅日，即三月十一日，那天修治郊祀、朝市的位置已经确定了。攻治的意思是，清除杂草遮蔽，确定方向背向，测量宽窄，划定边界，但还没有开始建造。”

胡彦时说：“占卜宅址得到吉兆，占卜修治位置而位置建成，这是召公；全面观察新邑的营建，分派诸侯伯长来服役，这是周公。君王所想要的，一个先做，一个后做，都将竭尽全力来完成，这就是周召二公之所以为周召的原因吧？”成王清晨到达丰邑，是在二月的乙未日；太保清晨到达洛邑，是在三月的戊申日。它们相距只有十四天这么近，可见上级倡导下级响应如此迅速。在庚戌日修治位置，在甲寅日位置建成，完成在五天之间，可见百工庶民趋事赴功如此急切。

到了第二天乙卯日，周公清晨到达洛邑，于是全面观察新邑的营建。过了三天是丁巳日，在郊外用牲祭祀，用两头牛。到了第二天戊午日，于是在新邑祭社，用一头牛、一只羊、一头猪。

无垢说：“若，是助词。现在甲寅日，第二天就是乙卯日，是三月十二日。周公这天清晨到达洛邑，来不及休息，就四处观察新邑营建的地方。”又说：“在乙卯日又过了三天是丁巳日，是三月十四日。在这天用牛祭天，宣告在此确定郊祀天的位置。祭天而用两头牛，是连同后稷一起宣告。因为周公在郊祀时以后稷配享上天，所以有祭天的牛，有祭后稷的牛。礼说：‘祭天的牛不吉，就用来祭后稷。’祭天的牛必须在涤宫饲养三个月，祭后稷的牛只要具备即可，这是为了区别祭祀天神和人鬼。”又说：“在丁巳日的第二天，是戊午日，三月十五日。这天用牛羊猪祭社，宣告在此确定社稷的位置。祭天用犊牛，贵在诚敬；祭社稷要完备，所以羊牛猪都具备。礼有以少为贵的，祭天就是这样；礼有以多为贵的，祭社稷就是这样。社稷自古以勾龙、后稷配享而已。礼说：‘郊祀用特牲，而社稷用太牢。’两位神共用一头太牢。国外叫郊，所以这里不说新邑；社在国中，所以说新邑。说到郊就知道祭地，说到社就知道祭稷。然而祭天一定在冬至，祭地一定在夏至。现在的祭祀，不同于常规，只是特别宣告确定郊社的位置罢了。所以在三月而不等到冬夏，同一天而不等到其他日子。圣贤根据义理制定礼仪，在这里可以看到了。然而全面观察三天就郊祭，郊祭第二天就告社，为什么如此奔波而不停息呢？又古人制定祭祀，要斋戒三天，警戒七天，现在为什么如此急切呢？”回答说：“事情有常规有变通，常规应当遵守典制，变通应当遵循义理。义理所安，那么急也可以，缓也可以，这就是大儒的学问。学问不到达变通，怎么能称为学问呢？孔子说：‘可以让他站立，未必可以让他权变。’权变就是我所说的变通，指权衡轻重而应对变通。”

叶祖祫说：“经始的是开始，营建的是完成。全面观察新邑的营建，那么经始的人就可以知道了。召公得到吉兆，就规划经营；周公到达洛邑，位置就建成了。全面观察新邑的营建而已。”

胡氏说：“位置建成时，只有祭祀郊、社，这是对的。祀天只用一头牛，而这里在郊外用牲用两头牛，是兼祭地而言的。《昊天有成命》说：‘郊祀天地。’大概祭地也可以用郊来说，只是所郊的方向不同罢了。所以祭天的郊在南，祭地的郊在北。至于说在新邑祭社，那就不能与天地之神等同了，所以有事于社就飨宴。”

张氏说：“开始时在洛邑占卜，得到吉兆，然后规划经营；规划经营，然后位置建成；位置建成，然后祭祀天地，本来就是这样。”

过了七天是甲子日，周公于是清晨用文书命令殷商遗民中的侯、甸、男邦伯。既然命令了殷商遗民，殷商遗民就大力行动。

无垢说：“说命令殷商遗民，

译周朝百姓长期受周朝教化的影响，政令推行自然顺畅；殷商百姓沾染了纣王的恶习，最难发号施令。如今命令殷商百姓，而殷商百姓大力行动，这说明众人同心同德，力量协同一致，没有叹息抱怨、懈怠懒惰的情绪。是什么使他们这样呢？必定有感动他们内心的因素。

译张氏说：“古代征发劳役，必定有文书。周公用文书命令侯、甸、男、邦、伯等诸侯，是命令他们从事劳役之事。当时四方百姓非常和顺，侯、甸、男、邦、采、卫等诸侯都在，所以周公用文书来命令他们。既然命令了殷的众民，说‘众殷乐于从事’，是说众殷乐于趋赴事务。称为‘丕作’（大力从事），那么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就不止一种了。众殷，是殷的遗民。殷的遗民尚且大力从事，那么侯、甸、男、邦等诸侯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太保于是率领众诸侯出来取币，然后又进入，将币赐给周公说：“我拜手稽首，向成王传达，顺从周公告诫众殷，以及从你们办事之臣开始的命令。”

无垢说：“成王既然来到洛邑，众诸侯既已大力从事，所以太保与众诸侯朝见成王。朝见之后，太保于是率领诸侯出来取币，然后又进入朝见。他再次出来的用意是什么？是想在盛大的朝会上显明周公复辟的意图，使当时上下人心安定，不再产生疑虑；使后世臣子知道天位不可妄居，神器不可私窃；又使后世臣子即使有像周公那样大的功勋，终身也只应当处于臣子的地位，不应有丝毫侥幸之心。既然纳币之后，太保说：‘我将向成王陈述忠言，顺从周公的本意。’周公的本意是什么？是想让成王修养敬德。召公在这篇文章中向成王陈述的，正是这件事，这不是顺从周公的意思又是什么呢？”又说：“唉！召公和周公的话，是天下公有的言论，不是个人的私言。这篇诰王的意图在于修养敬德罢了，上至天子，下至办事之臣，都应当修养敬德。天子不敬，就不能保有四海；诸侯不敬，就不能保有社稷；卿大夫不敬，就不能保有宗庙；士和庶人不敬，就不能保全身体。看来只有‘敬’这一个字，难道不是天下的公言吗？如果不是召公有天下的高明见识，他怎么能因为告诫成王而向下延伸到办事之臣呢？它的用途真是广大啊！”

吕氏说：“这一段各位儒者的说法不同。一种说法认为成王不在洛邑，只是告诫周公。说成王不在洛邑，却是认为告诫周公，但全篇却没有告诫周公的言辞。又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全篇只是告诫成王。成王在洛邑，刚告诫周公，便与告诫成王一样。成王在洛邑，召公带着天下诸侯来进献的币，为什么不直接献给成王，却献给周公？《书序》说成王在丰，又没有听说在洛邑。史官说太保来相宅，不是自己来的。这是洛邑的事完毕后，周公要回到宗周。”

唉！皇天上帝改变了他的长子，这就是大国殷的国运。只有王承受天命，没有穷尽的是美善，也没有穷尽的是忧患。唉！怎么能不恭敬呢！

无垢说：“皇天上帝，是纣王的父亲；纣王，是皇天上帝的长子。然而天帝以有敬德的人为子，纣王因为不敬，所以天帝改变他的长子纣王，而以文王、武王为长子。武王去世后，以成王为长子，承受这大国殷的国运。大国殷，是合四海九州而拥有的，其大如此，一旦为周家所有，其大不足以依赖是明显的。”又说：“恤，是忧患。现在成王虽然承受天命成为天的长子，代天牧养百姓，然而不可保固。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似乎是美事。桀是天的长子，一旦放逐于南巢；纣是天的长子，一旦献于白旗。其可忧如此，唉！君主怎么能不把敬作为事务呢？敬就有无穷的美善，不敬就有无穷的忧患。大概当敬的时候，万理都彰显，百邪不生。在内则耳目聪明，血气和平；在外则端正衣冠，尊贵瞻视，俨然如同天帝在上，临北极而拱卫众星。作为天子而气象如此，他承受无穷的美善，又有什么可疑呢！”

天已经远远终结了大邦殷的国运，这时殷有许多先哲王在天，以及后来的王和百姓，这时服从他们的国运。最终，智慧隐藏，祸患存在。那些知道保护、怀抱、扶持他们的妻儿，以哀痛呼天，逃亡他们的灭亡，出来被执。唉！天也哀怜四方百姓，他的眷顾天命用来勉力。

无垢说：“天对于殷本来想延长它的历数，而末世有纣王，不知道以敬存心，顺从眼前的欲望，所以远见之士因此韬晦而在野，快意于一己之乐；所以虐民的贼人因此得志而在位。神器的重负，之所以能负荷，是因为人主心存于敬，而众人的智慧辅助经营。现在愚暗酷虐在位，而众人的智慧退藏，安得不取覆亡呢？”又说：“天以民为心，四方百姓以哀痛呼天，那么天也哀怜四方百姓了，这是自然之理。天的哀怜，如何表现？眷顾改命四方，勉力于敬德的人，付之以牧养这些百姓的责任。”在当时四方勉力于敬德的人，只有周文王、武王父子而已。

朱子发说：“太史公说：‘儒者不言鬼神而言物，为什么呢？’回答说：‘人的死亡，各自返回其根本。魄，是体阴，所以下降而在下；魂气，是阳，所以上升而在上，就没有不到之处了。现在魄降而气下之，不是物又是什么？所以圣人死称为神，贤人死称为鬼，众人死称为物。圣人清明在躬，气志如神，所以五帝配上帝

译傅说升天，与星辰并列。圣人找到了归宿，而普通人只知道富贵和生死罢了，他们的心志德行不出于胸腹之间、床席之上，以夸耀张扬的姿态自认为有利。物欲遮蔽了他们，使他们不能反求本初，所以被称为‘物’。』由此看来，那么精神存在于天上的，就是哲王。

译宋齐愈说：“‘智藏’是说君子在野，‘瘝’是说小人在位。那些知道怀抱妻子儿女，向天哀叹，逃亡出去被拘捕的人，说明他们被抛弃而得不到保护。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百姓被抛弃而得不到保护，这就是有苗灭亡的原因，何况是商王呢？商纣王就是这样，所以天也怜悯四方百姓，眷顾并勉励周人，这就是周取代殷商而称王的原因。‘智’用来表示明智，‘瘝’用来表示弊病。明智的人懂得爱护百姓，而愚昧的人只知道祸害百姓。用‘智’来对应‘瘝’，就知道‘瘝’就是愚昧。百姓之所以向天哀叹、逃亡并被王者拘捕，不仅仅是商王的罪过，而是因为小人的助纣为虐。如果明智的人在位，百姓会有互相残杀的吗？皋陶说：‘能识别人就是明智。’孔子说：‘能识别人的人就是智慧。’有智慧明智的圣王，那么他识人的能力就可以知道了。说‘智藏瘝’在后王，是因为后王不明智。然而，识人是为了穷尽事理，自知是为了尽全本性。这里称颂殷商的先代圣王，又说‘智藏瘝’存在，就知道召公是引导商王去穷尽事理的。”

商王啊，你要赶快敬重德行！考察古代先民夏朝，上天引导他们顺从子孙的保护，当面考察上天的意旨；现在他们已经丧失了天命。现在考察殷商，上天引导他们格正保护，当面考察上天的意旨；现在他们也丧失了天命。

无垢说：“敬重德行，就会得到天的眷顾和天命；不敬重德行，天就会改变天命。祸福如此明显，成王现在继承王位，能不赶快实行敬德吗？”实行敬德，既不能迟缓，也不能急躁。迟缓就像除草而不耕耘，急躁就像拔苗助长。现在说敬德却让人赶快实行，可以吗？回答说：“读书的人，不要拘泥于文字而误解词句，不要拘泥于词句而误解本意。召公刚才说不敬德就会改变天命，所以让成王赶快实行敬德来回应天命。这个‘疾’字，是相对于‘不敬’而言的。至于实行敬德的方法，其中自有其造化规律。就像孟子所说的‘一定要有所作为但不要预设结果，心里不要忘记，不要拔苗助长’。一定要有所作为，不是迟缓；不要预设结果，不是急躁。心里不要忘记，就是阐发‘一定要有所作为’的意义；不要拔苗助长，就是阐发‘不要预设结果’的意义。这也是实行敬德的重要原则。”

黄氏说：“处理天下最大变局的人，一定有办法破除天下的阴谋。他们心中郁结，将要发动叛乱，我既然已经昭示明白，那么他们的势头就会受挫，受挫就会折断，折断后即使想作乱也有所不能。召公营建洛邑时，商人还在那里。召公明确地说：‘王啊，你要赶快敬重德行！现在商朝已经灭亡，它的百姓本来已经服从周朝的命令，然而他们的智谋还藏在心中，周朝的弊病依然存在。那些怀抱妻子儿女向天哀叹的人，他们想为商朝而死，本来就不只是逃亡；他们逃亡并解除囚禁束缚。夏朝的灭亡，不是商朝灭亡的，是夏朝自己灭亡的；商朝的灭亡，不是周朝灭亡的，是商朝自己灭亡的，只是因为他们不实行德行。王要以夏、商为鉴，赶快敬重德行，那么商人即使想叛乱，又能把周朝怎么样呢！’揭露商人的实情，足以解散他们的阴谋，并在营建洛邑之初勉励成王的德行。以此来镇压天下人心，作为传世久远的道理，对上侍奉君主，对下防止动乱，由此可知召公担忧天下的深切。”

现在年幼的继承人继位，就不要遗漏年高德劭的老臣，说：“要考察我们古人的德行，何况说他们能考察来自上天的谋略呢？”

无垢说：“冲子指成王，现在周公还政，成王将要继位，不可以因为年轻气盛就轻易抛弃元老大臣。因为元老大臣深知古代先代圣王的心意，所以能格物诚意，以及治理天下国家的道理。我要考察古人的德行，就要从元老大臣那里考察。元老大臣不仅认识古代先代圣王的德行，上天的心意，如果不是元老大臣也不能认识。因为元老大臣的心，就是古代先代圣王的心；古代先代圣王的心，就是上天的心。我不遗漏年高德劭的老臣，难道只是考察古代先代圣王的德行而已吗，上天的谋略，也要通过元老大臣来考察。”张氏说：“考察我们古人的德行，就是考察人；考察来自上天的谋略，就是考察天。考察人，不如考察天那样极致。能从人那里考察，那么在事情上有所验证；能从天那里谋划，那么在道理上不敢违背。君主代替天来治理万物，就有行动作为，怎么能不考察来自上天的谋略呢！”

唉！有王虽然年幼，却是天的长子啊！他不能很好地安抚小民，现在才得到安宁。王不敢怠慢，因此顾念畏惧百姓的怨言。

无垢说：“召公又感叹，现在成王虽然幼小，但却是天的长子，他的责任很重，不是小事。祖宗文王、武王深厚的仁德恩泽，已经牢固地团结了民心。王现在想要天下安康美好，没有别的办法，只要大大地取信于小民，那么不用等到一天结束，天下就都太平了。”又说：“王对于元老大臣之所以不敢怠慢任用，是因为顾念人言罢了。碞，是僭越的意思，指人口中喧嚷的样子，难道不是不用元老大臣，天下就会失望而众口喧哗吗？古今道理是一样的。那么成王还政后，如果不留用周公，众口将会怎样呢？”

王来继承上天的意志，亲自居于天下的中心。周公说：“要建造大邑，要从此配享皇天，谨慎地祭祀上下神灵，要从此治理好天下。王有成功的命令，治理百姓现在才得到安宁。”无垢说：“上天的意志，就是敬罢了。成王现在执政，是继承上天的治理。让成王亲身

译在洛邑施行恭敬之德，便不辜负上天的托付了。君王秉承天命来治理政事，怎么能让邪念私欲横亘在思虑之中呢？所以君主的心术一旦不正，日月星辰就会因此发生变异。唉！这难道是小事吗？我的心时常保持恭敬，就是上天的意志；用恭敬的态度处理政事，就是上天的治理方式。上天掌控阴阳，维系天地，指挥风雨，暗中推移寒暑，我代替上天治理政事，那么又将调和阴阳，包容天地，控制风雨的动静，节制寒暑的变化。话语说到这个地步，也够宏大深奥了，谁能知道它仅仅在于一个“敬”字呢？”又说：“在这洛邑配享皇天而开始执政，向上在此祭祀天，向下在此祭祀地，在此治理政事。天地确立了位置，而成王在中间治理政事以配享天地，难道不盛大吗！‘毖’，就是谨慎。祭祀天地，不是小事，怎么能不谨慎呢？大概刚开始执政的时候，天下人的目光和听闻都寄予厚望，事情不可轻率，否则就不能合乎人心。”从“旦曰”到这里，都是周公的本意，阐述真诚受命的道理，并不是有意为自己留退路。

译张氏说：“‘绍上帝’，是说他的德行足以继承天道；‘配皇天’，是说他的道义足以契合天道。德行足以继承天道，这是‘帝’的职责；道义足以契合天道，这是‘皇’的职责。所以成王在天下中心亲自处理政事，以此来继承天道；他在洛邑建立都城，以此确立中正，以此来契合皇天，这就是两者的不同。人君是天地的主宰，对于上下的神灵，应当谨慎地祭祀。因为神灵如果不祭祀就不安定休止，所以祭祀是为了安抚神灵。祭祀如果不诚心诚意，鬼神就不会享用，因此祭祀不可不谨慎。”

吕氏说：“成王来到洛邑建都，大概是想要继承天道，居于天下中心而立，安定四方的百姓。洛邑是天下的中心，召公又借周公的话来告诫成王。观察这一点，那么《召诰》这篇不是告诉周公，就尤其明白了。周公曾说建立洛邑不是徒然的，符合天心，感通幽明，治理万民，都从这里开始。建立洛邑只要做到这样。如果成王来到洛邑，果真能像周公所说的那样，做出这样的大规模，必须有大的德行功业，天命到了这里才能有所成就，以此来治理百姓，现在必定美好。”

成王首先要安抚殷商的旧臣，使他们亲近并介于我们周朝的臣子之间，节制性情，每天努力进取。成王恭敬地行事，不可不恭敬德行。

无垢说：“尧舜率领天下施行仁爱，百姓就顺从他们；桀纣率领天下施行暴虐，百姓也顺从他们。由此看来，想要殷商的旧臣亲近并介于周成王，应当思考用什么来率领他们。成王在念虑之间节制自己的性情，不言语不行动，而殷商的旧臣都切实地用行动顺从我了。将看到他们不敢凭恃血气之勇，而只顺从义理，亲近并介于我们周朝的臣子，他们还会顺从谁呢？”又说：“节制性情，不过是恭敬罢了。成王以恭敬作为准则，百姓每天趋向恭敬，心开智明，自然亲近并介于我们周朝的臣子，不需要驱赶逼迫了。由此看来，成王难道可以不以恭敬作为德行吗？因为恭敬就不敢遗弃元老大臣，那么殷商的旧臣也不敢不亲近并介于周朝的臣子了。”

我们不可不借鉴夏朝，也不可借鉴殷朝。我不敢断言说：“夏朝承受天命，只有享国年数长久。”我不敢断言说：“不能延长，是因为不恭敬德行，所以早早丧失了天命。”我不敢断言说：“殷朝承受天命，只有享国年数长久。”我不敢断言说：“不能延长，是因为不恭敬德行，所以早早丧失了天命。”现在成王继承承受天命，我也只看到这两个国家的天命，继承如果成功。

无垢说：“监就是视。想要知道恭敬与不恭敬的效果，请就夏、商两国天命的长短来观察。大概只观察夏朝一代的事情，或许认为是偶然；又观察殷朝来对照，就知道恭敬作为德行如此重大，而不恭敬的祸患甚至导致颠覆国家社稷。唉！怎么敢稍微放纵呢！”又说：“夏朝承受天命，如大禹以下享国年数长久，又如桀的享国，却不能延长到子孙。桀这样，没有别的，因为不恭敬德行，所以早早丧失了天命。殷朝承受天命，如成汤以下享国年数长久，又有如纣的享国，却不能延长到子孙。纣这样，没有别的，也是因为不恭敬德行，所以早早丧失了天命。”又说：“桀丧失了天命，商汤继承承受它；纣丧失了天命，武王继承承受它；传到成王，成王继承承受它。成王也应当只看到这两个国家承受天命，所以有的长久有的短暂，是什么原因呢？恭敬德行的就有享国年数长久，不恭敬的就早早丧失天命，这个道理也很清楚了。成王应当断然顺从这两个国家有敬德之君，以保有天命，或许对祖宗有功罢了。”

史氏说：“孔子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智慧。’所以我曾经认为君子对于天命，以不知道来知道，在这里就看到了。世间有人以为承受天命是否有享国年数，其延长大概有定数了，即使修养德行不足以增加，不修养德行不足以减少，这是召公所不敢断言的。”

成王于是开始执政。唉！就像刚生下的孩子，没有不在他刚出生时，自己给予明智的天命。现在上天赋予明智、赋予吉凶、赋予享国年数。知道现在我刚开始执政，居住在新邑。所以成王要赶快恭敬德行，成王要用恭敬德行来祈求上天永久的天命。

无垢说：“成王刚即位，就像人刚生下孩子一样。生下来习惯做善事，就终身做善事；人生下来习惯做恶事，就终身做恶事。人的明智，就是善；善，就是恭敬。恭敬就光明，光明就明智。上天有什么心意呢？习惯做明智的事，就赋予明智；做恶事就不恭敬，不恭敬就昏昧。习惯做昏昧的事，就赋予昏昧。赋予明智，就有享国年数长久；赋予昏昧，就早早丧失天命。所以人君承受明智的天命，不是上天偏爱人君，而是自己给予的罢了。”又说：“上天既然没有心意，只由人来造就。习惯做明智的事，就赋予明智；习惯做昏昧的事，就赋予昏昧；习惯做吉祥的事，就赋予吉祥；习惯做凶险的事，就赋予凶险；习惯做享国长久的事，就赋予享国长久；习惯做早早丧失天命的事，就赋予早早丧失天命。上天果真心意何在呢？只是人自己选择罢了。”又说：“恭敬德行就有享国年数长久。成王想要祈求上天永久的天命，不要寻求其他，只有用恭敬德行罢了。”

史氏说：“上天产生人君，作为我们百姓的牧养者，没有不赋予他们明智的。能凭借他的明智修身以顺从天命，那么他的事情必定吉祥，他的年数必定长久。或者倚仗他有明智，放纵逸乐而不能自我防范，昏乱

译如果不能自我警惕，事情必然凶险，寿命必然短暂。上天既然以智慧赋予他，君主又通过占卜来预知吉凶，并以此确定在位的年数，大概是因为这两者都是君主修养德行、保持敬畏、治理天下的凭借。如果认为已经拥有天命，认为恭敬不足以施行，认为祭祀没有益处，认为暴虐不会造成伤害，这大概就是商纣王灭亡的原因吧！所以召公又说：“大王应当赶快敬重德行。大王只有依靠德行，才能祈求上天使国运长久。”

译希望大王不要因为小民滥用非法之事，就果敢地灭绝杀戮，以此作为治理百姓的方法，这样难道会有功德吗？希望大王以德行居于首位，小民就会在天下遵行法度，从而使大王的德行显扬。无垢说：“希望大王不要轻视百姓，因为他们是小民就过度使用非法手段来虐待他们，以至于果敢地灭绝刑罚杀戮，将其作为治理百姓的方法，就像商纣王走向灭亡并被俘获那样。大概恭敬的话，就没有大小、多少之分，没有敢怠慢的，哪里敢轻视百姓，因为是‘小民’就敢过度使用非法手段来虐待他们，敢灭绝刑罚杀戮来治理他们呢？不恭敬的话，我的心就自以为是、鄙陋隔绝，轻视天下如同无人，那轻视百姓为‘小民’，那过度使用非法手段来虐待他们，那敢灭绝刑罚杀戮来治理他们的行为，也就不足为怪了。召公说敬德是在历年之前，说不敬必然轻视小民、敢用非法是在之后，成王的心意有时向前有时退缩，应当知道如何选择。”又说：“大王以敬德居于天下之上，那么天下就会取法而体现在行事上，这是上天下地、东西南北、远近内外，没有不是我们君主恭敬所在的地方。大王作为君主能这样，难道不光明盛大吗？”

东坡说：“古今解说的人认为召公告诫大王不要过度使用非常之法，又劝大王也必须果敢地灭绝杀戮来治理。唉！灭绝杀戮，是夏桀商纣的事，夏桀商纣尚且有所不果敢，而召公却劝大王在灭绝杀戮上果敢而不怀疑，唉！儒者背离正道，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皋陶说：‘与其杀害无辜，宁可违背常法。’君主使用刑罚，担忧的是不谨慎，不担忧的是违背常法。现在召公正告诫大王要谨慎用刑，话没说完又劝大王在灭绝杀戮上果敢，那么皋陶也应当告诫舜不要违背常法吗？季康子问孔子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成就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戮？您想要善，百姓就会善了。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草遇到风，必定倒下。’那杀掉无道的人来成就有道的人，是执政者所难免的，这话大概不算过分，而孔子如此厌恶，是厌恶他们依赖杀戮来治理政事。现在我详细考察召公的话，本来不像解说者所理解的那样。大概是说：‘不要因为小民过度使用非法的缘故，就不敢在法度之外灭绝杀戮来治理他们。百姓自己滥用非法，我自己依法行事；百姓自己有过错，我自己不过错。只是根据罪行制定刑罚罢了。’”

上下勤劳忧恤，那意思是说：“我承受天命，大大地像夏朝的历年那样长久，不要废弃像殷朝的历年那样长久，希望大王让小民承受上天永久的命。”

无垢说：“大王以敬德居于天下之上，天下都取法大王的敬德而体现在行事上，这是上下勤劳忧恤，只在敬德罢了。勤劳忧恤就是敬德的表现。那意思是说：‘我们周朝以敬德承受天命，像夏朝历年那样长久，又用这种敬德，没有怠惰，新而又新，那么难道只是像夏朝的历年吗？还将兼有殷朝的历年。’大概敬德就有长久，这是道理必然达到的。”

张氏说：“上下勤劳忧恤，是说上下的人同心同德都知道他们的勤劳忧恤。勤劳就没有怠惰的事，忧恤就没有沉溺享乐的事。上下的人都勤劳且忧恤，他们都说道：‘我们周朝承受天命，大大地像夏朝的历年那样长久，不要废弃像殷朝的历年那样长久，希望大王让小民承受上天永久的命。’这是上下勤劳忧恤的话，希望使大王永世无穷，像夏、殷历年那样长久。”

叩手跪拜说：“我小臣敢以大王的仇民、百位君子、以及友民，保护承受大王的威命和明德。大王还没有完成使命，大王也显扬。我不敢勤劳，只是恭敬地奉上币帛，用来供给大王能够祈求上天永久的命。”

无垢说：“召公想要率领仇民、百位君子、以及友民，以恭敬保护成就大王的威命、明德。人喜好放纵懈怠而厌恶谨慎整饬，所以进入放纵懈怠就是安逸，进入谨慎整饬就是劳苦。以敬为德，就常在谨慎整饬之中，常人一定都认为劳苦了。然而召公不敢认为这是劳苦，认为人如果不敬，怎么能做人？认为这是劳苦，那就是以放纵安逸为劳苦了。”又说：“召公不敢以敬为劳苦，成王也不敢以敬为劳苦。”

大概敬在于天，不能敬就是抛弃天的威命，能敬就是祈求上天永久的命。所谓祈求，不是说牺牲肥壮、谷物丰盛洁净，敬的话天就会行动，敬就是祈求上天永久的命。召公不以敬为劳苦，只是恭敬地奉上币帛作为进见的礼物，来庆贺大王能以敬祈求上天永久的命。

吕氏说：“百位君子，是还没有顺从我的人；友民，是已经感化的人。我敢以这两类百姓保护承受大王的威命明德。”召公前面既说是“大王先安抚殷朝的办事人员，比附于我们周朝的办事人员”，既告诉成王，合而为一了。到这里却又分仇民与友民，是什么缘故？前面是从心而言，后面是从势而言。从心而言，君主应当一视同仁，合并商周为一；从势而言，现在有所谓仇民，有所谓友民，还没有得到他们都顺从教化，达到纯一，正要抚摩教化他们。召公所以说仇民，只是因为成王的时候，商民还在伺候，成王手脚跌撞，他们就乘机钻空子，那形势很可畏。这只是想警戒成王，初不是分为两个整体。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精义卷三十八 宋 黄伦 撰

召公既相宅，周公徃营成周，使来告卜

译，作《洛诰【按此节解永乐大典原阙】

译洛诰

周公跪拜叩头，说：“我将把君王的权位归还给您。如果您不能执掌政事，顺应上天所赋予的既定天命，我就继续辅佐您治理东方的土地，奠定安抚百姓、彰显君德的基础。”

无垢说：“王道利于光明，不利于幽暗。所以自从尧舜以来，统治天下的人，没有不是因清明而兴盛，因昏庸而灭亡；因清明而治理，因昏庸而混乱的。成王年幼，未能继承文王、武王的英明，以照亮四方。只有周公德行英明，所以代理成王的政事，代替他发号施令。现在成王已经二十岁了，所以周公将君王的权位归还给成王。况且成王往日不敢参与和承担上天所赋予的既定天命之事，所以周公继承文王、武王安定天下的道统，大力辅佐治理东方土地，营建这座洛邑，使天下人心安定，知道我们周朝是长远无穷的计划，这是在洛邑开始施行彰显君德之道啊。”

东坡说：“周朝以营建洛邑作为安定天命的举措，为什么呢？”《易经》说：“涣卦亨通，君王来到宗庙。”意思是天下正处在涣散之时，而君王有了宗庙，那么民心就能统一。在汉朝刚刚平定之初，萧何修筑未央宫的东阙、北阙和武库，宫室极其壮丽，这也是为了向天下展示不怠慢的态度，从而安定民心。

胡氏说：“周公摄政七年，天下太平，礼乐已经制定，都城已经建成，将要归还政权给君王，退下养老，所以说‘我将把君王的权位归还给您’。”孔安国说：“意思是说我把英明君王的政事归还给您。”孔颖达说：“英明或昏庸在于君主本人，而说归还英明君王的政事，其意图是希望君王英明。因为武王已经去世，成王年幼，年幼之时，未能治理政事，所以周公代理天子的政事，践履天子的位置，让成王去求学。成王学业完成，周公也已经实现了太平。成王已经二十岁了，可以归还政事了。所以周公把君位归还给成王，这就是把政事归还给成王的意思。”

黄煕载说：“英明的君主，是指先代君王的位置，不仅仅指成王。”

我在乙卯日早晨到达洛师，我在黄河以北的黎水进行占卜。我又在涧水以东、瀍水以西进行占卜，只有洛邑吉利。我又在瀍水以东进行占卜，也只有洛邑吉利。派人前来呈献地图以及占卜的结果。

无垢说：“占卜黄河以北的黎水，涧水以东，瀍水以西，以至于又在瀍水以东占卜，怀疑是召公进行的占卜。怎么知道的呢？《召诰》说：‘只有太保先于周公相度宅址，过了三个月，到了丙午日月初生。过了三天戊申日，太保早晨到达洛地，占卜宅址。既然得到了吉兆，就开始经营。过了三天庚戌日，太保率领众殷人在洛水弯曲处攻治宫室的位置。过了五天甲寅日，位置建成。到了第二天乙卯日，周公早晨到达洛地，于是全面视察新邑的经营情况。’看这一章，可知是召公占卜，周公只是全面视察而已。现在周公却说：‘我在黄河以北的黎水占卜，我在涧水以东、瀍水以西占卜，只有洛邑吉利。我又在瀍水以东占卜，也只有洛邑吉利。’竟然把召公的占卜当作自己的占卜，不几乎是在欺瞒君王吗？”回答说：“召公的占卜，是出于周公的意思。周公与召公预先谋划商议，说：‘现在营建东都，将要安置殷朝的顽民。百姓眷恋故土，不轻易迁移，如果建都在黄河以北的黎阳，或许就近方便。然而天命在洛，所以占卜黎水、占卜涧水以东瀍水以西都不吉利，而龟甲裂纹所显示的吉兆只在洛阳。’”

林氏说：“用来壮大周家势力，不能不定都；用来选择王都的地址，不能不占卜。占卜，是在事情未发生前明确吉凶，而在长久中通达可行与否。周公营建洛邑，将要安居于天地之中，作为百姓取法正道的地方，天命依靠这个才有基础，商朝的百姓从此都能教化，武王的九鼎也从此永远安定，这可以不用占卜吗？这就是周公之所以三次占卜都只有洛邑吉利的缘故。”

张氏说：“黎水在黄河以北，洛邑在黄河以南，涧、瀍两条水则靠近洛邑。我在黄河以北的黎水占卜，不吉利，于是又在涧水以东与瀍水以西占卜，都只有洛邑吉利，那么在洛邑就是吉利的了。食洛，是指龟兆吞食墨线。派人前来呈献地图以及占卜结果，占卜既然吉利，于是派人拿着地图连同占卜结果献给成王。”

吕氏说：“食，是裂开的意思。是说古代占卜，先用墨在龟甲背面画出兆纹，所以用火灼烧。如果在墨线裂开的时候，就是吉利；如果在其他地方裂开，就不是吉利。”

成王跪拜叩头说：“您不敢不敬重上天的美善，前来相度宅址，成就了周朝的美善。您已经确定了宅址，派人前来，前来让我观看占卜吉兆，恒久吉祥之事。我们两人共同贞定。希望您能让我以万亿年敬重上天的美善。”跪拜叩头，陈述教诲之言。

无垢说：“成王既然听到了周公归还政权的言语、占卜洛邑的意图，周公平日忠诚圣明的心意，如今全部显露，毫无保留，所以跪拜叩头以表明周公的心意，说：‘您劳苦百姓，动员众人，夸张宏大，是因为上天的美善在洛邑，不得不敬重上天的美善以相度宅址罢了。’”又说：“您已经确定了洛邑的宅址，派人带着地图和占卜结果前来，让我观看洛邑吉利的兆头，那些美善恒久吉祥之事，我应当与您两人共同贞定。”大概成王因为周公要归还政权想要退隐，所以坚决挽留他，想要共享这上天的美善。从前孟武伯辅佐齐侯，行稽首礼，鲁哀公拜谢，齐国人愤怒。武伯说：“如果不是天子，我们的国君没有地方行稽首礼。”诸侯侍奉大国尚且不肯行稽首礼，何况天子呢？以此

译周公既有叔父的尊贵身份，又有太师的职位，而他的忠诚与圣明显著可见，使得成王有无法自我克制（而对他产生敬爱之情）的表现。

译张氏说：“‘作周’，是用来成就周朝王业的；‘匹休’，是用来配享上天美好命数的。关于定都洛邑的谋划，召公辅佐，周公决定，居所已经确定，于是派人来观察成王，以占卜其美好且长久吉祥。他展示而我看见，称为‘视’。占卜美好，是观察其所卜的美好；恒久吉祥，是又看见其美好可以永久。我二人共同贞正，贞，就是正，外面没有正就不能施行。占卜已经吉祥，我与周公二人共同贞正，是用来占卜定都洛邑这件事的。”

吕氏说：“圣贤既然得到这吉利的占卜，却不比后世之人，刚得到吉卜，便说事情完结了。圣贤得到吉卜，反而担心不能承受这吉卜，又想要来与周公二人共同贞正，以巩固保持这吉卜。”

周公说：“王开始称颂殷代的隆重礼仪，在新邑祭祀，都按次序祭祀，没有遗漏。我整顿百官，派遣他们跟随王到周地，我只说大家有事要做。现在王就命令说：‘记载功臣的宗庙，以功劳确立大祀。’”

无垢说：“殷，是盛的意思。成王即位后，开始举行盛礼在洛邑祭祀。那盛况如何？凡是因勤勉侍奉而死、因劳苦安定国家、能抵御大灾、能捍卫大患、对国家有大功，而典籍未能全部记载的，现在都按次序排列其功劳而祭祀他们，使他们世代在太庙享受血食，这也是周家忠厚的意思。”又说：“周公整顿百官，以代行成王的政令。成王于是命令周公说：‘你记载功臣中地位尊贵的，以其功劳列入大祀。’这就是‘咸秩无文’的意思。”

胡氏说：“传书说：‘武王攻克商朝，将九鼎迁到洛邑；成王在郏鄏定鼎。’那么迁鼎的时候，是在攻克殷朝之后；定鼎的时候，是在营建洛邑之后。这是周公因迁鼎的心意而都洛，成王遂因都洛的志向而定鼎。所以《召诰》是相度宅址，《洛诰》是相度定都。都城既定，王才前往，这是周公之所以勤勉请求的原因。孔安国认为是摄政的第七年。王肃认为是武王去世次年成王元年，周公摄政，遭遇流言，作《大诰》而东征；二年攻克殷朝，杀管叔；三年归来，制礼作乐，出入四年、五年、六年才完成；七年营建洛邑，将政事归还成王。《家语》称武王去世时成王年龄已十三，摄政七年就是二十岁了。周公既已营建洛邑，请成王都洛以举行盛礼，这是制作的新文，是周朝的盛事。周既已攻克殷朝，都城既已定在洛邑，礼仪制度大备，焕然一新，以复辟之初，行新制之礼，万事之备，不也很盛大吗！”

王命令说：“你受命厚辅我，大看功劳记载，于是你都要亲自教导百官。”无垢说：“东坡说：‘周公说我整顿百官，使他们跟随你到周，是要让他们办事。’现在王开始称颂禋祀，在新邑行礼，且命令我说：‘记载功臣中尊贵的，使他们列入祭祀。’又命令说：‘你受命厚辅我。’其重视且严肃如此，我现在大阅视功劳赏赐的记载，而所用的人，却是你亲自受教的官员，都是你的私人，不是我整顿的百官。如果真如东坡所说，是诚心即政却有私心。周公所整顿的百官，是天下的人才，不是成王的人才。如果成王私用一己的人才，那么事情就难以预料了。”

张氏说：“载，是功劳的开始；功，是载的完成。功载大，那么其所报答宜厚；功载小，那么其所报答宜薄。那么周公在这里应当大看，然后爵位的高低、祭祀的丰薄随之确定了。‘乃汝其悉自教工’，百官听命于周公，承受教导。让他们都亲自教导百官，那么其叮咛教诲都决断于自己，而不必等待君王的命令。”

年轻人要结朋党！年轻人要结朋党！那前往不要像火刚开始燃烧，它所灼烧的次序，不能断绝。”

无垢说：“朋党之心，见于记录功劳，像火刚开始燃烧了。倘若它所熏灼的地方，连延而去若有次序而不能扑灭、断绝，那么将燎原而不可接近。朋党之心也是这样，不知灭绝它，岂止是私用人才呢？施行于政事，将害及天下。大抵非分之心的兴起，断绝于细微就容易用力，禁止于显著就难成功，这是君子之所以慎独的原因。”

张氏说：“向所同而背所异的，是朋党。然而向背未必都符合道义，所以君子对于朋党，尤其不可不谨慎。因此与君子结朋，就相率行善；与小人结朋，就相率行恶。善恶的开端，都来自其所与之是否得当。这是周公告诫成王，认为年轻人要结朋党，想要其所与之讲习的人，谨慎其人选。朋党之不谨慎，那么其危害无法遏制。像火的燃烧，那么其势可谓微小，不能防范于开始，至于灼烧次序不能断绝，虽然想要扑灭它，不也很难吗？凡此说朋党之不谨慎，那么为之滋长甚多，或许到这一步。”

如果像常道及抚事像我，只以在周的百官前往新邑，派遣他们向着就有僚属，明作有功，敦厚大成宽裕，你永有辞令。

无垢说：“自此以往，其都此新邑，周公所整顿的百官，成王宜使即其本职，如冡宰付以治典、司徒付以教典、宗

译伯付掌管礼典、司马掌管政典等职，便是如此，不必再任用亲信之人来参与干预。至于有功之人，就向众人明确展示，以激发他们建功立业之心。你成王应当敦厚扩大自己的心胸，不要心胸狭隘而任用亲信；应当宽裕自己的气量，不要拘泥偏狭而听信偏见。这样，你成王便拥有君临天下的气度，而能永远在后世享有美名了。

译成王说：“罢了！你只是年幼的君主，要始终如一。你务必恭敬地识别诸侯的朝贡，也要识别那些不朝贡的。朝贡多在于礼仪，如果礼仪不及贡物，就叫做不朝贡。如果不专心于朝贡，百姓就会说是不朝贡，事情就会发生差错和轻慢。”

无垢说：“继承文王、武王的基业，关键在于恭敬地识别诸侯的朝聘吧！依礼来朝叫作享，不依礼来朝叫作不享。君主喜欢人的顺从迎合，而不喜欢人的道义情理，那么诸侯就会用利益来防备君主，而不用礼仪来侍奉君主了。我应当恭敬地识别诸侯的来朝，如果有礼仪反而不及贡物精至的，这就是不依礼来朝，而是把我当作昏君对待，应当有所惩戒阻止，让他们知道我的心以道义为重，以利益为轻，就可以了。”又说：“倘若君主不留意诸侯的来享，而任由他们以利益而不以礼仪行事，那么即使无知的百姓，也知道上面所喜好的是利益罢了，礼仪还有什么用呢？像这样，天下人都有轻视君主的心，凌犯政令、轻慢法令的人就多，天下到了这个地步就会大乱了。”

东坡说：“享，是朝享。小人用贿赂取悦人，必定简略礼仪，所以孔子独自吃饱而少施舍给少施氏，是为了远离小人。”

荆公说：“事情没有差错和轻慢，那么君臣共同得到安逸快乐和闲暇；如果有差错和轻慢，那么君臣共同得到忧虑辛劳而没有闲暇。君王不能恭敬地识别享与不享，那么事情就会发生差错和轻慢，周公也会承受他的愁苦辛劳，于是就说成王赐给我没有闲暇。”

张氏说：“百辟，是诸侯。以地位来说是臣，以职分来说是卑，但他们的事应当以侍奉君主为义。成王能恭敬地识别他们的享，那么享的人知道有所劝勉；也识别他们的不享，那么不享的人知道有所畏惧。像这样，那么百辟对于君王，没有敢不享的。诚意发自内心，通达于外而成为礼仪。臣下享奉君主，礼仪很多，只有礼仪，没有物品来伴随，那么君子不可以用虚空来拘束，那么物品，又是用来伴随深厚情意的。至于礼仪不及物品，那么外面无法显现志意，即使加上礼仪的完备，那么享也叫作不享了。”吕氏说：“大体上君主没有职事，只在判别真伪。诸侯来朝贡于君王，要识别他们的享与不享。享固然多礼仪，如庭实陈列百物，都铺陈黄朱，但要识别诚意不至的，物品如《中庸》所说没有诚意就没有物品。礼仪到了而诚意不到，这虽然是享也是不享，是不用心于享。其他诸侯既然不用心于享，百姓也都不会享。因为你在上面既然不能判别真伪，下面就会像这样。上下既然像这样，事情必定有差错有轻慢。”

于是就说年幼的君主颁布我的没有闲暇，听我教导你于辅助百姓的常道。你如果不这样做，那么这时就不会长久吧！笃实地叙述你的正父，没有不效法我的，不敢废弃你的命令。无垢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这是大公之道，天下之常道。一有偏私结党，那么私心就显露；私心显露，那么人就用利益防备道义，而完全废弃先王的礼仪了。这是大乱之道。周公所忧虑的在这里，所以极力去除成王的朋党之心，并且以礼仪不及物品为戒，而指示他说：‘听我教导你辅助百姓的常道。’君主有朋党之心而沉溺于好利，那么天下都有朋党之心而好利了，败坏百姓常道，乱还有什么更严重的呢！君主有至公之心而遵循礼仪，那么天下都有至公之心而遵循礼仪了。辅助百姓常道，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大学》说：‘一家仁爱，一国兴起仁爱；一家谦让，一国兴起谦让；一人贪婪暴戾，一国作乱。其机枢如此，这就叫作一句话败坏事情，一个人安定国家。’这是知言啊！”又说：“成王能笃敬留意于武王，按照他的遗迹次第而实行，又能顺从周公的告诫，那么天下仰见成王的心，其公正大如天，尊重钦慕，禁止就停止，命令就实行，谁敢废弃怠慢他的命令而不遵守呢？”林氏说：“正父，是武王。武王的兴起，上应天，下顺人，他所施为措置，没有一不出于正而已。父亲出于正像这样，作为子孙的，怎么能不笃实地叙述他呢？所谓笃实，是实行而不敢废弃；所谓叙述，是又安顿而各得其序。只有继志述事，每不忘于笃实叙述父亲，而一一顺从他，这就是以祖考的心为心，而没有扰乱百姓的常道。”

你前往恭敬吧，现在我就要明察农事吧！那些宽裕我的百姓，没有远方不用来顺从的。

无垢说：“说成王从今以后应当恭敬他的心，不要效法从前用尽自教工之私人来危害治理。大概不恭敬那么私心就起，恭敬那么私心就不生，私心不生那么天理自然显现，天理中怎么会有朋比之心呢？”又说：“周家以农事开国，敦本厚生，所以其风俗有长者忠厚的行为。周公认为成王应当以敬为心，断绝朋党的念头；周公应当以农为心，使他们各安其生。”又说：“所以明察农事像这样，是因为我重视农事，那么民生有余，就成为乐土。倘若仰不足以事奉父母，俯不足以畜养妻子，丰年终身苦，凶年必死亡，民心有什么常呢？他们有宽裕百姓之道，那么没有远方不来的。这就是应当汲汲以宽裕百姓为心的原因。周有养民宽裕百姓的政令，伯夷自北海

译来了，太公从东海而来，这话难道欺骗我吗！」

译林氏说：“君主尊贵而居上位，在于恭敬地修养自身的德行；臣子卑微而居下位，在于修治万民的根本。君臣共同在朝堂之上，虽然他们的劳逸不同，但各自都有应当尽到的本分。如果君主不恭敬修养自己的德行，就失去了作为君主应有的道理；臣子不修治农事，就失去了作为臣子应有的道理，那么使百姓富裕的政策就会有缺失，百姓的心意也将会背离流失。如果有施行仁政来厚待我百姓的人，我的百姓将会全部背叛而投靠他，哪里还分什么远近呢？这就是成王有‘二人共同执政’的说法，周公于是用恭敬修养德行来告诫他。”吕氏说：“大体上君子和小人不需要另外去辨别，想要使百姓富裕的就是君子，不想使百姓富裕的就是小人。这一类使百姓富裕的人，不要疏远他们，你如果疏远他们，就会自己招致乖戾祸乱。从这里可以看出周公勤勉不懈的用心，是越来越加深的。”

成王说：“您明白地保佑我这年幼的君主，您称扬伟大的显赫德行，让我这年轻人发扬文王武王的功业，奉行报答天命，和睦安抚四方百姓，居于师位，敦厚宗族，奉行礼仪，称举大祀，所有祭祀都按次序进行而不违背常法。”

无垢说：“周公大显德行，能够见微知著，内心与祖宗的心意相通，向上与天心契合，向下与民心融合，浑然没有界限。成王认为我既然有结党营私的心，这就与祖宗、天人的心意截然断绝，还希望周公举出大显德行的道理，照耀我这年轻人，使我那些不正当的心思洗涤干净，与天心、民心、祖宗的心意都没有隔阂，用这颗心发扬文武的功业，用这颗心奉行报答天命，用这颗心和睦安抚四方百姓，是可以的。”又说：“天下有安定治理的道理，只有大显德行的人才能看见。遵循道理而行，天下就安定且治理好了。百姓在于安定，宗族在于敦厚，礼仪在于奉行，大祀在于举祭，并且按次序排列，没有违背常法而有功德的，在于都按次序祭祀，这就是安定治理的道理。没有大显德行的人不能照见这个道理，如果有建立，必定都会颠倒失序，招致祸乱危险，这不足为怪。成王正称举大祀，已经有全部由周公教导的文辞，然而德行不显明，危害竟然达到这种地步，所以成王对周公有很深的期望。”

张氏说：“冲，是指未充实的意思。成王自称年幼的君主，想要周公明白地保佑他。文王武王的功业已经在上面陈述，继承发扬它的是成王而已。周公能够称扬显赫的德行来辅佐成王，从而发扬文武的功业，向上足以奉行报答天命，向下足以和睦安抚四方百姓。奉行天命的，他的德行足以承受它；报答天命的，他的道足以配得上它；和睦四方百姓，就使他们顺从亲近而不乖违；安抚四方百姓，就使他们长久不变。成王开始称举殷代的礼仪，周公奉行它而已；成王开始在新邑祭祀，周公称举次序而已。至于所有祭祀都按次序进行而不违背常法，也都是周公的事情，这是成王把美德归于周公。”

只有周公的德行光明照耀上下，勤勉施恩于四方，广泛地作出肃穆恭敬的样子，迎接平衡而不迷惑。文王武王勤勉教导，我这年幼的君主早晚谨慎祭祀。

无垢说：“大概只有周公的明智，能够知道太平所在而迎接它，能够知道文武勤劳所在而遵循它。用什么道来迎接呢？回答说：迎接的道的，肃穆恭敬的，是恭敬而和谐。恭敬而和谐，什么事做不成？把天下万事纳入恭敬和谐之中，这就是所谓迎接平衡的原因。不迷惑于文武勤勉教导用什么道呢？也只是肃穆恭敬而已。文武勤勉教导，也在恭敬和谐之中。只有恭敬就没有邪念，只有和谐就能涵养正气。孟子所说的‘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的意义。必有事，是恭敬；而勿正，是和谐。孟子的浩然之气，正在这里。”

成王说：“您辅助引导有功，笃实没有不效法这样的。”成王说：“您让我这年轻人，退居周地，命令您的后代。四方治理尚未安定，对于宗庙礼仪也未能平定，您辅助引导将您的后代，监督我的士、师、工，大大保佑文王武王所受的百姓，治理作为四辅。”

无垢说：“成王起初怀疑周公，是因为学问没有达到。后来周公辅佐开导他，使成王知道早晚谨慎祭祀的道理，那么周公辅助引导成王的功劳，也很深厚了。起初怀疑周公，相信管叔蔡叔，亲近小人而疏远君子，天下没有不违悖非议的。等到他悔悟，召回周公，诛杀管叔蔡叔，这是亲近君子而疏远小人，天下没有不顺从称是的。天下有公议，君主怎么可以肆意而不顾呢？”又说：“因为尚未安定周公的礼仪，以及未能镇守周公的功劳，所以成王想要以大道的名义尊崇周公的后代，立伯禽为诸侯，让他监督我的士民及众官。一国所寄托的，有三卿，有百姓，有百官，所以监督总领的，就是诸侯。看成王的这个计策，也已经巧妙了。留周公在朝廷，以光大文武的基业；立伯禽为诸侯，以报答周公的功劳。既不失辅相的托付，又不忘记天下的功劳，他行事如此，也是学问的力量。”又说：“天下的百姓，都是文武的百姓，从武王那里接受，正是要成王爱护养育他们罢了。成王自认为：‘我渺小一身，怎么能人人抚育呢？’所以广泛建立诸侯，以大保我文武所受的百姓，使天下都治理好，东西南北都为我助力，难道不伟大吗！正因为他的意图在这里，所以立伯禽为诸侯。”

吕氏说：“说四方如

译如今王朝刚刚建立，天下诸侯都还不知道前来朝见天子、进献贡品以尊崇天子的礼仪。你周公虽然能帮我平定殷商的动乱，然而这些宗庙礼仪之事尚未确定，你的功绩也未能完全安定，可以说是尚未完备。现在应当开启并光大我祖先的基业，作为我士、师、工的表率。然而成王当时士、师、工本来就多，说没有一个人能做一个主事者也不合适。你应当作为我士、师、工的表率，大力保全文王、武王所受的百姓来治理他们，作为四位辅佐师保的助手。」这一段是成王自述道：「我只是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本来不足以挽留周公。即使周公不为我的缘故而留下，也应当为了天下而留下，也应当为了文王、武王而留下。」

译成王说：“您安心吧，我要去了。您恭敬地奉行并喜悦地接受我的命令，不要使我陷入困境！我只会不懈怠于安抚百姓的事务，您不要废弃法度，四方诸侯将会世代享受安宁。”

无垢说：“周公的功绩伟大，谁不钦仰并恭敬地奉行？谁不喜悦并和乐地接受？请问周公的功绩，是什么功绩呢？”回答说：“辅佐武王诛杀纣王、讨伐奄国，历时三年讨伐其君主，将飞廉驱逐到海边并杀了他，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个，驱赶虎豹犀象等猛兽到远方，这是他在武王时期的大功。等到武王患病，周公愿意用自己的身体代替武王受死，这是他在危难时刻的大功。等到武王去世后，周公抱着成王去朝见诸侯，而管叔、蔡叔散布流言，挟持武庚叛乱，周公杀了管叔，放逐蔡叔，杀了武庚，天下得以大治，这是他在成王时期的大功。于是制定礼乐，颁布度量衡，在明堂朝见诸侯，这又是他在成王时期的大功。成王二十岁即位，周公还政于成王，这又是他在成王时期的大功。天下听到周公名号的人，谁不钦仰并恭敬地奉行？见到周公事迹的人，谁不和乐并喜悦地接受？天下既然如此信服周公，成王一旦即位，却让周公退隐，难道不会引起天下的疑虑吗？这就是成王坚决挽留周公的原因。”又说：“天下恭敬奉行、喜悦接受周公的功绩，周公在位，王室就安定。”

周公离去，天下就会产生疑虑，形势如此，而周公想要离去，这是周公使成王陷入困境。这就是成王告诫周公说：“您不要使我陷入困境啊！应当留下来帮助我。我将对于周公安抚百姓的事务，遵循并实行，不敢厌倦。周公则应当以天下为心，不要畏惧辅佐朝廷，作为四方的楷模，使世代奉行周公遗留的德行，从而将基业垂范于无穷。”成王的这番话，也可以看出他见识远大，具有统治天下的德行。学问的力量竟然达到这种地步吗？这又是周公的功绩。

周公拜手叩头，说：“君王命令我来，继承并安抚您文祖所受命的百姓，以及您光辉显赫的父亲武王，我恭敬地接受。”

无垢说：“文祖所受的百姓，武王能够继承并安抚，光大伟大的功业，不使文王的基业坠失，所以称他为光辉显赫的父亲。倘若周公辅佐成王来继承并安抚受命的百姓，那么不仅不使文王的德行坠失，武王的功业也不会坠失了。成王能够继承并安抚受命的百姓，不使文武的德业坠失，才得以成为严肃恭敬的君主。大概子孙用来承奉保绥祖宗德业的，在于恭敬畏惧罢了。不恭敬就会放肆，放肆就会使祖宗的德业坠失；恭敬就会畏惧，畏惧就会使祖宗的德业常在。成王让周公辅佐以扩大他的恭敬德行，那么成王所坚守、所看到的，也就可知了。”

林氏说：“不辱没祖考的，是个人的恭敬；成就祖考的功业并扩大个人恭敬的，是辅臣的能力。成王之所以挽留周公，难道有别的原因吗？大概是要安顿天下的百姓，彰显武王的功绩，使一己的恭敬德行在幽暗中无愧而后已。君王的使命如此重大，作为周公，怎敢抛弃君王的命令，而不扩大个人的恭敬呢？这就是周公以致敬尽礼，而想要留下来辅佐君王的原因。”

年轻人啊，来相度宅基，要大力尊崇殷商的贤民，治理成为四方新的君主，作为周朝恭敬的先例。说：“要从这之中治理，万邦都会美好，只有君王有成就。”我旦（周公名旦）与众位大夫和办事人员，笃行前人成功的功业，报答他们的师恩，作为周朝诚信的先例。

无垢说：“成王来到洛邑，新近临君位，应当有用来安慰天下人心的举措。让成王一即位，首先以厚礼和常道接待殷商的贤者，风声传遍四方，难道不会耸动激励，而仰慕仁君的器识吗？他安慰天下人心如此，天下自然和洽而治理无疑了。他之所以能达到这样，并不难，只是恭敬罢了。以恭敬为心，所以不敢忽视前朝的贤者，从而坐享天下大治，使后世的君主探究周朝以恭敬德行致治的，推举成王为先，难道不美好吗！”又说：“周公的意思，认为四方百姓大和会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都在周朝的行列，人心耸动瞻仰。倘若不借此大防中有新的号令来慰藉天下，而是仅仅回到宗周去议论施设，可以说是失时失机了。所以恳切地希望成王从这之中治理。”又说：“诸侯称为君，卿大夫称为子。多子，是指众大夫。前人，是指虢叔以下的人。前人成功的功业，没有别的，只是诚信罢了。成王说恭敬为先，周公说诚信为先，为什么呢？大概君主以恭敬为德，臣子以诚信为德。臣下一句不诚信，就会依附上级欺骗下级，依附下级欺骗上级，欺诳诞谩，诪张愚弄，无所不至。所以周公以诚信为先，以警示天下后世为臣子的奸邪。”东坡说：“国家所依赖的，是法与人。《诗经》说：‘虽然没有老成人，还有典刑。’所以周公认为尊崇典常而任用贤人，可以安定国家。后世谈论恭敬的人，必定考察于此。傅说有言：‘做事不效法古人，想要永世长存，这不是我听说过的。’现在不效法古人，后世不效法今人，所以周公认为我应当与卿大夫士笃行前人成功的功业来报答众心，那么后世谈论诚信的人，必定效法于此。凭借成王的贤明，周公的诚信，他们之所以作为后世先例的，不过在于恭敬与诚信罢了。《诗经》说：‘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

译办事的人恭敬谨慎。

译闵马父说：“古代称颂恭敬的人，说‘自古’，说‘在昔’，说‘先民’，其严肃恭敬到了这种地步。我由此知道恭敬的大义，大概是尧的诚信恭敬、孔子的温和恭敬，不仅仅是世子（周成王）的恭敬、楚共王的恭敬。成王以此作为后世的先导，不也是恰当的吗？《大有》卦上九爻辞说：‘践行诚信，思考顺从，又崇尚贤人，因此上天保佑他，吉祥没有不利。’又说：‘自古以来人都有死，百姓没有信任就不能立足。’诚信作为德行，比兵器更重要，比食物更紧迫。周公以此作为后世的先导，不也是恰当的吗？”

考察我用以昭示你治国法则的，乃是单纯地遵循文王的德行。

无垢说：“周公说，凡是我用来启迪开导成王的方法，都是文王所传下来的心法。比如告诫成王初即位时不要有朋党之心，以及训导成王初执政时要大力尊崇殷商的贤者，这些都是文王的心意如此，不必完全去考证具体事务。因为周公传给成王的，是心法而不是具体事务。这就是所说的‘德’与‘法’的含义。”

东坡说：“考察我用以昭示你的法则，乃是完全体现了文王的德行。”

派遣使者告诫殷商遗民，于是命令宁父给我送来两卣黑黍酿成的香酒，说：“虔诚祭祀，拜手稽首，美好的祭品被享用。”我不敢留宿，于是向文王、武王进行虔诚的祭祀。希望殷商遗民笃实有序，没有遭遇疾病。万年都满足于你们的德行，殷商遗民也就长寿。王派遣殷商遗民继承有序万年，他们永远观法我的子孙而怀念其德行。

东坡说：“周公用两卣黑黍香酒向文王、武王进行虔诚的祭祀，并且祝祷使国家顺厚有序，自身康强，没有过重的疾病，子孙万年满足于你们的德行，殷商遗民也长寿。王让殷商遗民继承有序万年，他们永远观法我年幼的君主而怀念其德行。”

无垢说：“成王以对待神明的心态侍奉周公，这是盛大的礼节，周公怎么敢承受呢！所以不敢把黑黍香酒留在家里，而是立即以精纯的心意献给文王、武王。看周公这件事，那么天子的礼乐，周公怎么敢承受呢？”

戊辰日，王在新邑，举行年终的烝祭。文王用一头红牛，武王用一头红牛。王命令作册逸撰写祝辞，只告祭周公的后代。王作为宾客，杀牲、祭祀，全都到达。王进入太室，举行灌酒之礼。王命令周公的后代，作册逸宣读诰命。在十二月，周公辅佐文王、武王接受天命，已经七年了。

王氏说：“太室，是清庙中央的屋子；清庙，是神灵所在的地方，所以王进入太室举行灌酒之礼，献上香酒以告祭神灵。祼，就是灌酒。王用圭瓒酌取郁鬯酒献给尸，尸接受祭品而将酒灌在地上，然后奠放而不饮用，这叫做祼。”无垢说：“王在洛邑，到了夏历的仲冬，举行烝祭，于是举行尊崇周公的礼节，在文王、武王面前各用一头红牛告祭文武，这是特殊的礼节。成王命令史官作册，又让名叫逸的史官祝读此册，只告祭文王、武王，为周公立伯禽为后于鲁国。”《祭统》说：“古代贤明的君主，对有德的人赐爵，对有功的人赐禄，一定在太庙赐爵禄，表示不敢专断。”为周公立后而告祭文武，这符合《祭统》的意思吗？然而成王在新邑，他的大号令、大政事，想要刷新天下耳目，适宜的不止一件，而史官所记载的，仅仅以报答周公的功劳为大事，为什么呢？回答说：“用来巩固人心、感动天下的，没有比忠厚更大的。汉高祖得到天下后，首先杀害韩信、彭越；唐明皇得到天下后，首先贬谪钟绍京、刘幽求等人，都不是忠厚之道。”又说：“从戊辰日王在新邑到‘惟七年’，都是史官所记录的。周公从摄政到定都洛邑时的十二月，史官计算他辅佐文王、武王接受天命已经七年了，这话是用来尊崇周公的。七年之后将政权归还给成王，是说周公在七年间辅佐文王、武王所受的天命，奉行周旋，不敢失坠，现在幸好制礼作乐，时世太平，已经免除对文武的责任，而得以消除天下的诽谤，解除异心之人的疑虑，岂不是庆幸吗？其间经历流言、叛乱、艰难险阻，能看到今天，如果不是周公大圣，怎么能承受呢？史官记录这一节，是用来尊崇周公的。”

林氏说：“前面说《逸祝》，是用来告祭神灵的；后面说《逸诰》，是用来告谕伯禽的。至于‘周公辅佐文王、武王接受天命七年’，大概是史官记录摄政的历年，至此而归还政权。”

成周建成后，迁移殷商的顽民，周公以王命诰谕，作《多士》。

无垢说：“序言说营建洛邑建成后，迁移这些顽民，所以周公以王命诰谕他们。唉！先王的道，不过是忠厚罢了。周公看待这些人，如同我的亲骨肉，何况这些顽民都是商朝的士大夫，只是怀念旧君主，顾不上其他罢了，他们的心也是可嘉的。为计应当逐渐进行，不应当求快，逐渐摩挲劝谕，使他们知道周朝取得天下，不是为了利益，而是顺应天命而应合人心。时间久了就安定，是非就明白了，这是周公每天等待他们悔悟的原因。”又说：“序言说顽民，书中说多士。孔子书写他们的恶，是为了显示周家的忠厚；周公称他们的官职，是为了显示顽民是士大夫。深味孔子的意思，那么周的德行就越发显现。只说顽民，就不足以显示殷商的贤士；只说多士，就不足以显示周的德量。”

译这篇序言与这本书，大概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译吕氏说：“为什么称他们为顽劣？大抵是心思固执在一处，不知道天命消长盈虚的道理，这就是顽劣。《多士》这一篇多说天命至公的道理，用来廓大殷商士人的心志。”

多士

在三月，周公初次来到新邑洛，用来告诫商朝的士人。王说：“你们殷商的遗民士大夫！苍天不保佑，大大降下丧亡于殷商。我们周朝受佑于天命，秉承天的明察威严，施行王者的惩罚，整顿殷商的命运，使其终于天帝。”

无垢说：“这三月是成王居住洛邑、开始执政次年的三月。怎么知道的呢？去年二月营造洛邑，今年三月洛邑已经建成，所以把商民迁徙到这里。殷商遗民士大夫，是说你们这些士大夫都是商朝的遗民。你们知道灭亡的原因吗？因为商纣王虐待百姓、违背天意，上天所不怜悯。苍天以怜悯恤救为职事，苍天尚且不怜悯，何况天下呢？《诗序》说：‘旻，就是闵（怜悯）。’舜得罪了父母，向苍天号哭，是因为苍天最容易感动。苍天既不怜悯，所以大大降下丧亡于殷商。上天认为我们周朝能奉承天命，所以天下民心都归附我们。我体察天心来行事，所以秉承天的明察威严去讨伐商纣，施行王者的惩罚，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压人，于是废黜殷纣并诛杀他，使他不能居帝王之位。而我之所以这样做，没有别的原因，天帝把讨伐殷商的事托付给我，我就勤勉地实行此举来完成天帝的意旨罢了。”

张氏说：“任命有德之人，是天的明察；讨伐有罪之人，是天的威严。天虽然有明察威严，但秉承它的是人，大概是因为天不通过人就不能有所作为，所以如此。我们周朝讨伐商纣，不是出于一个人的妄意，对上秉承天的威严，对下施行王者的惩罚，所以整顿殷商的命运，而向天帝报告终结。终，是说天禄永远终结。殷商的命运到此终结，那么周朝受命就可以知道了。”吕氏说：“所秉承的威严，是天的威严，不是周的惩罚；是王者的惩罚，在上是天，在下是王，都是至公无偏的道理。从天来说，叫作天威；从人来说，叫作王罚。名字不同，道理则一。如果为了私己而用威，就是人威，不是天威；如果为了私己而用罚，就是人罚，不是王罚。”先说殷商之所以灭亡，周朝之所以兴起，都无非是天意。

因此你们士大夫，不是我小国敢射取殷商的命运。只有天不给予，确实没有固守混乱，辅佐我，我怎么敢求取王位？只有天帝不给予，只有我们下民秉持作为，才是天的明察威严。无垢说：“商纣不仅天不给予，帝也不给予，天帝是一样的。天说的是定体，帝说的是造化。日月星辰，是天；执掌祸福之柄以应善恶的，是帝。作为君主，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上帝，凭什么统治天下呢？想知道天帝给不给予，应当从百姓那里观察。百姓秉持我作为依赖，爱我作为父母，那么天帝给予我就知道了。秉持作为的心应当归于商纣，现在却在周朝，那么天帝废黜商朝、给予周朝也就显而易见了。天的明察善行、威严恶行如此，怎么可以忽视呢！”

吕氏说：“周朝固然无心求取天位，天自然左右辅翼周朝，固不得不去讨伐殷商。我怎么敢求取王位？只是顺从天公理，不得不如此。当时顽劣的百姓染恶已久，都从私意上去看，都不知道天命废兴的常理，将认为周朝是仇敌，有意去取代他们。周朝的文王武王没有这种心思，只有殷商百姓有这种心思。看到周朝虽然无心却似有心，虽然不求却似有求。这是周公用天命至公不容己的道理，来开导他们的私心。”

我听说：“上帝引导安逸，夏朝不适宜安逸，那么只有天帝降临，面向当时的夏朝。不能奉行帝命，大大淫乱放纵，有言辞辩解。当时天没有念及听闻，只是废黜元命，降下惩罚。”

无垢说：“上面说‘只有天帝不给予’，所以现在说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如何？作为君主的人，把百姓安置在安逸的地方，不用滥刑酷罚、暴赋横敛来困迫他们，就符合上帝的心意，而延长他的世祚至于长久。倘若困苦这些百姓，使他们不知道有生之乐，那么上帝不给予，而至于早早坠落他的命运了。”又说：“夏桀不合天意，建造瑶台，挖酒池、糟丘来疲弊民力，又苛敛暴赋来割剥夏邑，完全不使百姓适宜安逸。天以百姓为心，百姓既然不得其所，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告诫他，又降下怪异来警惧他。”又说：“夏桀想要压倒道义，不能奉行帝命，反而不顾天变，大为淫乱污秽沉湎的行为，他的恶声布满四海，以至于腥气上闻于天。”又说：“遭遇灾害而不知道反省，看到怪异而不知道改变，于是依仗终始不改，于是作恶更加严重。作为君主如此，天心还有什么指望呢？天之所以屡屡降下灾害、降下怪异来谴责告诫警惧他，是想让他畏惧天而修德。现在却安然不顾，安然自若，天已经绝望了。指望他则灾异多，绝望他则无所念、无所闻，不再眷顾仁爱，废黜他的天命，使宗社殒灭，降下极刑，使天位不保。你们桀被放逐到南巢，这是天意。”

荆公说：“引导安逸容易，简省则安逸，反之则劳苦。适宜安逸的，是帝所延长的。”

吕氏说：“再从夏朝说起，从上面说给他听。我听说上帝开

译上天引导夏朝，明确地指示他，辅佐他，教导他安居于安稳之地，但夏桀自己不肯去那平稳安逸的地方。上天分明向人显示正道，而人自己不肯遵循。只有上帝降临审视，上天何尝就肯断绝夏朝？上天对夏朝怀有诸多警示、震动、使其醒悟的意图。为什么呢？夏朝立于天地之间，自有其存在的地位。夏桀不适宜安逸享乐，上天何尝就肯遗忘他？这仍然显示出上天眷顾他的心意。灾害的发生，就是上天对夏朝的警示；水灾旱灾的到来，也是上天对夏朝的警示；民心的怨恨，同样是上天对夏朝的警示。上天如此恳切地警示震动他，夏桀最终却不能顺从上帝的时命，于是放纵自身，沉溺于人欲之中，将恶名传播到四方。只是上天不再听闻他的善行，他既然自己断绝了与上天的联系，上天也就随之断绝了他，因此废黜他的天命，降下惩罚，使他的国家灭亡。

译于是命令你的先祖成汤变革夏朝，任用俊才治理四方。从成汤到帝乙，没有不明德慎祀的。这也是上天大力建立并保佑治理殷朝，殷王也不敢违背天命，无不配享天恩。但如今的嗣王，大大地不明于天道，何况说他会听从思念先王勤政持家的训诫呢！

无垢说：“天下哪有没有君主的道理呢？一个君主作恶，那么上天就会生出一个圣明的君主作为天子来代替他。天命难道可以依赖吗？桀作恶不改，所以上天命令汤讨伐桀，变革夏朝为商朝。只有具备九五之尊的大人，才能任用九二之尊的大人。有成汤变革夏朝，就有俊才治理四方，这并不奇怪。以圣人为君主居于上位，以俊才为臣子治理四方，那么太平盛世就可以一日之间兴起了。”又说：“从成汤到帝乙，没有不明德慎祀的。但如今的嗣王纣，却大大地不明于天道，因为他心中不敬畏上天。上天尚且不敬畏，何况肯听从先王勤政持家的训诫、思念先王勤政持家的事迹呢？作为君主，对上无视上天，对下无视先王，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呢？纣导致国家败亡，这是商朝的不幸。”

大肆淫乱放纵，不顾念上天显明的旨意和民众可敬的德行。因此上天不再保佑，降下如此大的丧亡。上天不给予那些不明德的人，凡是四方大小国家的灭亡，没有不是因为有过失而受到惩罚的。

无垢说：“大肆淫乱放纵，就是沉湎酒色，不顾念上天而不予敬重。上天不认为民众可敬，而降灾于下民。民众之所以可敬，是因为民众是上天的心意。对上不顾念上天，对下不明民众是可敬的，那么上天发怒民众怨恨，而大命就陨落了。纣的行为如此，所以上天不保佑他。君主之所以能统治天下，是因为上天辅佐他。上天辅佐，国家就昌盛光明；上天不辅佐，国家就灭亡了。纣对上不畏天，对中不念先王，对下不敬民，上天断绝他，先王断绝他，民众断绝他，不灭亡还等什么？”又说：“心与天相同，天就给予；心与天断绝，天就惩罚。”因此凡是四方小国大国，之所以灭亡，无非是不明德，恶声传播，腥臭上达于天，这就是上天惩罚他们的原因。

张氏说：“上天所显明的，是道；民众所敬重的，是德。不顾念上天显明的道，那么道不足以感通上天；不显明民众敬重的德，那么德不足以临御民众。皇天亲近有德的人，享享有道的人，如今纣不顾念上天显明的道和民众敬重的德，这就是违背道义败坏德行的人。所以上天不保佑，降下如此大的丧亡，是适宜的。上天不给予那些不明德的人，说的是不明德的人，是上天所不给予的。商朝的罪恶积满，那么他的德就昏昧了；上天不保佑，降下如此大的丧亡，那么上天不给予纣，这就可见了。”

王说：“你们殷朝的众士，如今只有我周王大大地感应承奉上天之事，有命令说：‘割除殷纣，向天帝告谕惩戒。’只有我做事不专一于殷，只有你们王家是我专一对待的。我说：‘只有你们大大地没有法度，我不动你们，从你们自己的城邑。’我也念及上天就在殷朝降下大罪，所以不纠正你们。”

无垢说：“上天完全把人民托付给君主，是想爱育保养他们。纣不敬畏上天，虐待下民，这是上天的职事有旷废缺漏了。所以成王呼唤殷朝的众士说：‘你们殷纣已经废坠了上天的职事，如今只有我周文王、武王大大地感应通晓，承奉上天的职事。’文王、武王没有其他职事，只是承奉上天的爱民之心罢了。灵有感应通晓的意思，说的是好像与上天酬答一样，这就是灵的意思。”又说：“文王、武王既与上天好像相互酬答，所以知道上天有命令给武王说：‘你割除殷纣，不要让他虐待民众。’武王承奉天意，废黜殷朝杀死纣，向天帝告谕纠正他的罪过，说的是武王完成了上天的职事。”又说：“大概因为他们叛乱，所以迁到洛邑。如果商民不叛乱，那么周公就没有三监的讨伐，也没有迁到洛邑的事。所以移动你们众人，是你们自己的城邑造成的。我念及天意，只在于就在殷朝倡乱如管叔、蔡叔、武庚那样犯大罪的人，而不在于殷朝的其余人，所以我不纠正你们的典刑，而使他们被排斥在人类之外。”东坡说：“我有事于四方，何曾有过再次行动才确定的呢？所以说只有我做事不专一于殷。专一于殷，是再次前往的意思。只有对于殷朝，是观察政事而返回，不久再次前往，这是我先王不忍心灭商的意思。所以说只有你们王家是我专一对待的。不详细说专一于殷，是因为前面的言辞。”

王说：“谋划告诉你们众士，我只是这时迁移你们居住到西边。不是我一人奉行德政不安宁，这是天命，不要违背。我不敢有后患，不要怨恨我。”

无垢说：“武王亲自从汤火中拯救殷民，而民众不知道恩德所在，反而与武庚一起叛乱。如果不谋划处置他们的办法，那么他们的恶念从哪里消除呢？所以我用道理为此谋划，计划迁移你们西居洛邑，使你们靠近王家，每天看到周朝的德教，每天听到周朝的德音，每天亲近周朝的贤士大夫，希望他们的恶念熄灭，而善端扩充呢！”唉，圣贤处理事情，可以说深远了！又说：“不是我周王所禀受的德性不好安静，因为你们好叛乱，上天的意思想让你们离开这旧染，前往那新都，而完全改变你们的恶习。所以我今天迁移你们，这是天命，不是我的私意。”又说：

译迁居之事既然出自天命，你们不可违背天意。我奉行天命，尚且唯恐落后，你们应当如何呢？你们应当知道今天的举措，是出于上天，并非我的私意，不要因此对我产生怨恨。」唉！周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号令赏罚全都出于自己，为何还要畏惧百姓的怨恨呢？他如此反复叮咛、恐惧谨慎，由此可知周王的心意，他面对亿万百姓，严肃谨慎得就像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六匹马一样。大概在平时闲暇的日子，君主尊贵如天，百姓卑微如地，君主庄严地面向南方而坐，没有人敢抬头直视。倘若不用道德和信义来牢固地凝聚民心，一旦祸乱在边境兴起，灾祸在身旁发生，那么船中的人都会变成敌国，一个人就能战胜我，这难道可以不恐惧吗？我体味“不要怨恨我”这句话，见他言语温和滋润，如同春风吹拂人，如同甘霖滋润万物，使人感到感激、惭愧、眷恋和仰慕。唉，先王的心意，是多么忠厚啊！

译张氏说：“成王诛杀管叔、蔡叔、商奄，那么殷商的遗老多士曾经被迁徙过。如今又营建洛邑而让他们迁居到西方，这就怀疑是奉行德政而不能使他们安宁的人。大概人的常情是喜好安逸而厌恶劳苦，安于故土而重视迁徙，现在又让他们迁居到西方，难道不害怕烦扰吗？所以周公又用这些话来慰劳他们。然而他们之所以迁徙不定，不是我敢私自决定的，只是天命罢了。天命让他们迁徙，可以顺从而不可违背，所以在这里又告诫他们不要违背。我不敢落后的原因，是顺应时势的道理，不是敢迟缓。常人的情感，扰乱他们让他们迁徙，就不能没有怨恨，所以又告诫他们不要怨恨我。”

只有你们知道，只有殷商的先人有册书有典籍，殷商革除了夏朝的命。现在你们又说：“夏朝的士人中有遵循道义的人，被选拔在殷王的朝廷，在百官中任职。”我一人只听从任用有德的人，所以我敢从天邑商那里寻求你们，我只是一贯地怜悯你们。这不是我的罪过，只是天命。

无垢说：“周公引用商朝革除夏朝的故事，来告诉殷商的多士。”于是多士回答周公说：“夏朝的士人中有遵循道义的人，被选拔在殷王的朝廷，有做公卿的；其次有在百官中服事的，做士大夫的。意思是说周朝如果遵循殷商的故事，为什么不选用商朝的士人做士大夫，反而排斥他们、怀疑他们呢，为什么呢？”看这些话，那么商朝的士人知道天命不可挽回，将要尽心忠于周家了。又说：“周公以成王的意思回答多士说：‘我只听从有德的人……’”

说：“任用有德的人的才能，难道因为商周士人的二心吗？德在哪里，听从任用的地方就在哪里。从形势来看，商朝的士人不知恩德好做叛乱，难道可以在朝廷及百官之间任用吗？然而我以听从任用有德为心，所以不分彼此，敢从天邑商那里寻求有德的人，其他人岂敢这样呢？”又说：“你们的叛乱，按理应当诛灭，然而我大多宽恕你们，不怪罪你们，怜悯你们，不愤怒地将你们迁到洛邑，又将选拔有德的人而任用他们，你们不要自己怀疑。我迁徙你们，是想让你们每天听到善言，每天看到善行，每天亲近善人，我不是想怪罪你们而这样做纷纷扰扰的。然而我宽恕你们、怜悯你们，岂是我的私心呢？这只是天命。让你们迁徙的是天，不杀你们的也是天。那么也可以看到周王的举动，无非是天罢了。”黄氏说：“当商朝士人在洛邑时，周公还没有任用他们，后来有选拔在王庭、在百官中任职的，那么也是尝试任用了。陈豨在代地反叛，高祖封赵国将领四人各千户，说：‘我用羽檄召天下的兵，没有到的，现在计算只有邯郸中的兵罢了，我何必吝惜四千户不以此安慰赵国的子弟呢？’周初天下动荡，正是由于商人。迁徙他们的豪杰以解除他们的谋略，而选拔可以任用的任用他们以系住他们的心，唉，这也是高帝的计策。”张氏说：“迪，是开导教导；简，是甄别升进。迪是为了成就他们的德，简是为了任用他们的才能。迪简让他们在王庭，然后得以在百官中任职。虽然如此，周对于殷，不是不能像殷对于夏那样迪简他们，只是那些多士顽固不可训导，没有可以听从任用的道理罢了。”又说：“我对待你们的方式，可以说尽到了，然而不能任用你们，不是我的罪过，只是天命罢了。大概彰显有德讨伐有罪，莫非是天命，岂是君主敢私自决定的呢？”吕氏说：“大体上暴乱的民众，因为其他的责望，就给他官职，却放纵他的心意，他的恶行更加深重。用天命的道理、至公的道义来说服他们，这可见圣人处理大事的方法。”

王说：“多士，从前我从奄地来，我大大降下你们四国民众的命。我于是明确地施行天罚，将你们迁徙到远方，使你们亲近服事，臣服于宗周，多行谦逊之事。”

无垢说：“诛杀他们的君主而赦免他们的民众，所以不至于杀你们。然而不能不为他们做打算，所以将你们迁徙到远离此恶俗的地方，而让你们亲近服事，臣服于宗周，以降低你们虚骄叛乱的气焰。你们看到诛杀他们的君主，内心震恐；又迁徙到远离恶俗的地方，内心纯一，所以所做的没有前日倔强之心，而多行谦逊顺从的行为，所以不再有杀你们的心了。”

吕氏说：“成周之地，周公、武王的教化，那里的风俗济济，多行谦逊之人。所以我既不将你们迁徙到远方，而是迁徙到洛邑，这是为了让你们亲近多行谦逊之人，改变你们。现在我对商民，可以说很厚道了。”

王说：“告诉你们殷商的多士，现在我只不杀你们，我只这时命令有重申。现在我在洛邑建立大邑，我只四方没有宾客，也只你们多士所服事奔走臣服我多行谦逊之事。你们还保有你们的土地，你们还安宁地居住。”

无垢说：“我说在洛邑建立大邑的原因大概有两件事：一是为四方诸侯来朝镐京的没有宾客的馆舍，所以在洛邑设置馆舍以接待他们；二是也只你们多士居住在纣的故都，沾染纣的恶习，所以我新建洛邑，使你们所见所闻所亲近的都是周的德化、周的德音以及周的贤士大夫，希望能转变邪心为正路，改变恶念为善端。”

张氏说：“建立新邑不仅仅是为了诸侯的来宾。在这个时候，周公用书命庶殷，而庶殷丕作，那么他们服从而奔走从事臣服我周王，所以也多行谦逊之事了。殷商的遗老多士，开始时能臣服我宗多行谦逊之事，最终又能臣服我多行谦逊之事，那么周”

译他的教化本来足以使对方臣服，这是可以知道的。

译你能敬奉上天，上天只把怜悯赐予你；你不能敬奉上天，你不仅不能保有你的土地，我也将把上天的惩罚降在你身上。现在你只应在此居住你的城邑，继承你的居所，你就能在这洛邑获得干禄和长寿。你们年轻人要起来跟随你们迁移。」王说：「又说这时我，或许说的是你们所居住的地方。」

无垢先生说：「谦逊顺从的心，产生于恭敬，不恭敬就会傲慢不顺从，这是事理的自然如此。你们能恭敬，就与上天同心；与上天同心，就被上天赐予而不中断，被上天怜悯而不抛弃。上天赐予和怜悯，也就是君主赐予和怜悯。君主赐予，就把你们安置在士大夫之中；君主怜悯，就有俸禄赏赐衣食。唉！岂止是多士，凡是做人臣子的人，如果不知道以恭敬存心，就违背了上天的道，其灾祸有不可尽言的。我代天行事，你们心中不恭敬，我也将把上天的惩罚降在你们身上，诛杀灭绝，自身尚且不能保有了，何况耕桑的产业，难道还能有吗？」陈氏说：「『王曰』之下应当有缺漏的文字，竹简脱落了。又『曰』字，是承接上文而言的。《多方》篇末说：『王说，我不只是多次告诫，我只恭敬地告诉你们天命。』又说：『这时是你们初时，不能恭敬于和顺，就不要抱怨我。』由此知道『王曰』之下应当有文字。于是有人说『你们所居住的地方』，其文承接上文，上简脱落了，我不能知道下面的文字了。」

周公作《无逸》

无垢先生说：「恭敬就不安逸，安逸就不恭敬。以恭敬为心，就是恭顺、畏惧、忙碌、克制自己，尊崇先王的典章制度，从而享有国家直到长久。以安逸为心，就是傲慢、沉溺享乐、喜好田猎、严酷刑罚、听信小人的邪说，享有国家不能长久。这是事理的自然如此。唉！君主拥有天下，对上承受皇天的托付，对下掌管万民的性命，对内是祖宗社稷所依靠，对外是蛮夷戎狄所依赖。其责任极大，其职责极深，这难道是小事吗！如此重大的器物，必须以恭敬为心才能负荷它，可以用安逸的心来持守它吗？」周氏说：「天下的常情，没有不好安逸而厌恶劳苦的。所以圣贤的自我处身，必定以忧劳勤勉为鉴戒，而以安逸为警戒。大概忧劳勤勉则其兴起蓬勃，安逸则其灭亡迅速，这是古今必然的道理。能在邦国勤勉，夏禹因此兴起；坐以待旦，商汤因此兴起。禹、汤之所以兴起，是因为忧劳勤勉而兴起的。民众率皆懈怠，夏桀因此灭亡；荒淫自恣，商纣因此灭亡。桀、纣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安逸而灭亡的。所以人臣爱戴君主的，必定以不安逸为警戒。『不要游荡于安逸』，是伯益用来警戒舜的；『不要教导安逸欲望』，是皋陶用来警戒禹的；『不要时常安逸懈怠』，是伊尹用来告诫太甲的；『不敢安逸』，是傅说用来进言高宗的；『没有不勤勉的』，是太保用来训诫武王的。周公的心，与这些有什么不同呢？」范氏说：「天下的善事，成于勤勉；天下的恶事，起于安逸。所以从天子到平民，没有不先勤勉然后能成功的。修养德行不可以不勤勉，舜鸡鸣就起床，孜孜不倦地行善，才能成就圣德；做学问不可以不勤勉，孔子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才能成就圣学；治理国家不可以不勤勉，成汤天未亮就显著地行事，坐以待旦，文王直到太阳偏西，来不及吃饭，所以能成就圣治。」

荆公说：「君子以勤勉获得安逸，接着是休息；小人以安逸获得勤勉，接着是忧愁。」

李氏说：「周朝的治理到成王时平定，周朝的教化到成王时完备。这时已经纯美光明，就有可以安逸的形势；物产已经丰盛众多，就有可以安逸的资本。天下有既济的卦象，而思患预防，正难在这个时候了。周公能安然无虑吗？所以在彼举出三宗，用来使他知道守成不易；在我称说文王，用来使他知道创业艰难。知道守成不易，就应当效法而不可忽视；知道创业艰难，就应当思念而不可忘记。」

张氏说：「遇到患难而忧劳勤勉，享受安宁而安逸享乐，是常人的情态。周家的治理，从文武到成王，太平歌咏于《既醉》，守成歌咏于《凫鹥》，其治理已经安定了，其时已经安宁了。淫逸忽怠的心，有不期而至而到来的。所以周公在这里于是作《无逸》篇，用来警戒成王。如果不是明足以预见患难而消患于无形的人，怎么能达到这个境界呢？」

无逸

周公说：「唉！君子所应做的，是不安逸。先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安逸，就知道小人的依靠。观察小人，他们的父母勤劳于耕种收获，他们的儿子却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于是安逸，于是粗俗，于是荒诞。否则就侮辱他们的父母说：『过去的人没有闻见知识。』」

无垢先生说：「周公未及一话一言，不知见到什么事，突然叹息说：『唉！』啊，大概他叹息的原因深，见君子所留心之处，在于《无逸》。曾以意推测，恭敬则神明尊贵，安逸则心志放纵；神明尊贵则事事依据道理而行，尧、舜、文、武之所以为圣者在此；心志放纵则事事只按我所欲，其残害百姓暴虐万物都不顾惜，桀、纣之

译夏桀、商纣之所以成为暴君，仅仅是因为安逸享乐罢了。唉！安逸享乐难道是可以有的吗？周公之所以能洞察这一点，是在尚未开口之前就发出了叹息。」又说：「小人把纵情声色、怠惰傲慢当作安逸享乐，君子把耕作收获的艰辛当作安逸享乐。小人见识短浅，所以他们所谓的安逸享乐，往往足以导致国家灭亡、家庭败落；君子见识深远，所以他们所谓的安逸享乐，往往足以享有长寿并传承给后世。大概是在艰辛劳苦之中本身就蕴含着安逸享乐的理趣，只是人们自己不知道罢了。当他们在寒冬耕作、酷暑除草，浑身沾满泥土时，其中已经蕴含着粮仓充实、房屋盈满、妻儿安宁的道理了，这难道不是安逸享乐存在于艰辛之中吗？如果沉溺于长歌曼舞，纵鹰猎犬，其中已经蕴含着国家灭亡、家庭败落、宗族覆灭、祭祀断绝的征兆了，哪里还有什么安逸享乐呢？」又说：「农夫作为父母，他们的勤劳辛苦到了这种地步。他们的孩子出生后，冷了有衣服穿，饿了有食物吃，认为这些都是自己本来就该拥有的，哪里知道他们所穿的衣服、所吃的粮食，每一粒米、每一缕线都来自父母勤劳辛苦之中呢？这也就像后来的君王安享天下，哪里知道每一寸土地都来自祖宗的艰辛勤苦之中呢？」又说：「衣食充足却不知道耕作收获的艰辛，那么他的心就会放纵安逸；心放纵安逸，那么他的意念就会轻率疏忽；意念轻率疏忽，那么他的言语就会虚妄欺诈，这是自然的道理。」又说：「不知道耕作收获的艰辛，从而安逸、粗俗、虚妄的人，这是平庸愚昧的儿子，他们的危害还比较小；否则的话，他们还会轻慢侮辱自己的父母说：‘以前的人没有听闻和见识。’这又是凶恶愚昧的儿子。」

译苏东坡说：“旧说认为，先知农夫的艰难，然后才谋求安逸享乐，这是不对的。周公正以安逸为深重的警戒，怎么会急切地谋求安逸呢？大概意思是：‘君王应当先知耕种收获的道理，只有知道艰难，才能懂得安逸享乐，那么知道百姓所依赖的，是因为君王知道这些，就不会耽误农时，不侵夺百姓的利益，不耗尽百姓的体力。’”

史氏说：“太重要了！人君以百姓为忧虑，而不以地位为快乐。正因为安逸，所以能想到百姓的生活非常劳苦；当处于安逸时，又想到百姓所依赖的非常重大。这两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治乱，只不过在于人君知道与不知道罢了。耕种收获的艰难，是生活者非常劳苦，我知道而不敢放纵；百姓的依赖，是所依赖者非常重大，我知道而不敢忽视。耕种收获依靠百姓才能完成，百姓依靠耕种收获才能养活，而知道与不知道，只不过在于安逸与不安逸之间。作为人主的，能不警戒吗！”

张氏说：“耕种收获的艰难，是百姓的事情。作为君子却不知道百姓的事情，就会奢侈浪费、放纵自己，役使天下人来奉养自己，无所不至。那么耕种收获的艰难之事，对于君子是不可不知的。能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才可以享受安逸，不只是可以享受安逸，又足以知道百姓所依赖的而不敢安逸。大概百姓柔弱而不能自立，他们所依赖的在于君子。作为君子必须劳心，然后足以治理他们，可以安逸吗？”

吕氏说：“君子所其无逸，是说君子不可片刻离开无逸。这一句最在‘所’字上，止其所止叫做‘所’。须是以无逸为所居。大体上人道健而不息，这才是人道，如果有片刻怠惰，便不是人道。”

周公说：“唉！我听说：从前在殷王中宗时，严肃恭敬、敬畏天命，自我约束治理百姓，敬惧不敢荒废安宁。所以中宗在位七十五年。”无垢说：“唉！周公对成王的心，可以说是深切了。前面说小人放逸，所以警戒他使他退步；现在说古先哲王敬德，所以引导他使他前进。成王知道放逸不可为，而敬德可以长寿，那么进入德行的阶梯显然可以上升了。中宗，是商王太戊。心不散乱就严肃，容貌不乱就恭敬。中宗不只是在庙堂之上这样，在暗室之中也这样。不然，怎么能动天心、感民心呢？”又说：“因为严肃恭敬，所以对于天命知道敬畏，对于治理百姓知道自我约束。”又说：“忧虑敬畏的人一定有俭德，俭则仁，仁则唯恐勤民动众、短命杀胎，所以天下都形成和气。和气所到之处，动有生机，这是中宗长寿的原因。放逸的人一定奢侈浪费，奢侈浪费则不仁，害虐百姓，暴殄天物，天下都形成怨气。怨气凝结，触之则死，哪有长寿的道理呢？人主所畏惧的，最畏惧短命，这是周公警戒成王的原因。”

周氏说：“周公恐怕成王不相信，所以引用先代人君无逸享年的人来阐明。中宗就是太戊。太戊都亳，亳有妖怪，桑谷二木共生于朝，七天就长到两手合抱粗。天显示不恭的训诫，太戊恐惧，作《原命》之篇，告诉他的相伊陟以改过自新，于是能消除灾变，达到太平。所以经说：‘在太戊时，格于上帝。’这是严肃恭敬、敬畏天命的实际。自我约束治理百姓，是从自身遵循法度来率领百姓。源头浑浊而要求水流清澈，表曲而要求影子直，终身也不可能得到。”

陈氏说：“对外表现严肃恭敬，对内表现敬畏。自我约束，是说以法度自治。说‘祗’是以钦敬之心，说‘惧’是以畏惧之心。中宗严肃恭敬、敬畏天命，所以用来治理自身就自我约束，用来治理百姓就敬惧。这样，怎么会以安逸享乐为呢？所以在事上不敢荒废，在心上不敢安宁，尤其以畏天为主。”

在高宗时，从前在外劳作，于是与百姓一起。当他即位时，有时居丧，三年不言。他如果不说话，说话就和谐；不敢荒废安宁，善安殷邦，至于小大，没有时刻或怨恨。所以高宗在位五十九年。

无垢说：“中宗天性无逸，高宗因艰难而无逸，虽然进入的路不同，所以为无逸则一也。高宗未为太子时，他的父亲小乙想让他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所以让他久劳于外，于是与百姓一起，同为艰难之事，不是苦他，大概是为了成就他。难道因为小乙知道武丁器质英迈，必能中兴商家，所以让他遍历艰难，希望他知道民间利病吗？大概只有涉山川的人知道险阻，苦寒暑的人知道炎凉。汉宣久在闾阎，于是尽知百姓的疾苦，遂为汉家贤主，又何必怪高宗呢？”又说：“嘉，善也；靖，安也。善安慰天下，至于无小无大，都怀其深恩厚泽，无一人或怨恨的。唉，其盛矣哉！大概放逸则必扰民，所以多怨；无逸则必靖民，所以多誉。这是自然之理。”

在祖甲时，不义惟王，从前为小人，当他即位时，于是知道百姓所依赖的，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所以祖甲在位三十三年。

无垢说：“孔安国谓祖甲为

译太甲，这大概是受《国语》和司马迁说法的迷惑。《国语》的说法是：“帝甲扰乱政事，七代之后商朝灭亡。”司马迁的说法是：“武丁去世，儿子祖庚继位。祖庚去世，弟弟祖甲继位，这就是帝甲。帝甲荒淫无道，商朝的国运再次衰败。”他们的说法就是这样，所以安国认为祖甲就是太甲。安国认为世系次序颠倒了，于是解释说：“这是根据道德的优劣、在位时间的长短来排列先后顺序的。”这种说法虽然巧妙，但也是言辞繁琐。郑康成不知是看到了什么古书，独自说：“祖甲，是武丁的儿子、帝甲，他有贤能的哥哥祖庚，武丁想废黜哥哥而立弟弟，祖甲认为这样做不义，逃到民间，所以说他长期处于平民地位。”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祖甲就有伯夷、叔齐、泰伯、虞仲那样的节操，可以说是贤明的君主了。”又说：“凭借祖甲的贤德，加之以前曾在民间生活，所以深知耕种收获的艰难。等到他即位后，就知道百姓的依靠全在于耕种收获，所以不耽误农时，不侵夺百姓的利益，不耗尽百姓的体力，天下人都因此受到他的恩赐。由此可知，那些生长在深宫之中，由妇女和宦官抚养长大，不曾知道悲哀，不曾知道忧愁，不曾知道痛苦，不曾知道恐惧的人，他们的处境也是危险啊！”又说：“中宗在位七十五年，高宗在位五十九年……”

译祖甲在位三十三年，祖甲不如高宗，高宗不如中宗。难道是因为德行有厚薄，而在位年限有长短吗？回答说：“中宗、高宗、祖甲刚即位时，不知道他们年老还是年轻。年老的人必定在位不久，年轻的人在位必定长久。比如舜有大德，在位五十年，不如中宗在位时间长，难道能说舜的德行不如中宗吗？古书上没有依据，无法考证。况且人的气数本来就有长短，只是修养德行的人必定延年，不敬德的人必定夭折。这是不可不知的。”

陈氏说：“庶民，是有固定产业的百姓；鳏寡，是无依无靠的百姓。对于有固定产业的百姓，就用安抚来安定他们，用恩惠来笼络他们；对于无依无靠的百姓，就尊敬他们而不敢轻慢。安抚恩惠，是仁；不敢轻慢，是礼。祖甲虽然不明智，最终能安抚恩惠庶民，不轻慢鳏寡，难道不是伊尹教导先王要恩惠困穷百姓，百姓服从其命令的力量吗？”

从那时以后，继位的君王一生下来就安逸。一生下来就安逸，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没听到下层百姓的劳苦，只沉溺于享乐。从那时以后，也没有谁能长寿。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四三年。

无垢说：“三宗不贪图安逸，表现出敬德而不见富贵；后来的君王一生下来就安逸，表现出富贵而不见敬德，由此可知君主不可不学习。君主的敬畏多发生在变故艰难之中，这就是所说的‘生于忧患’。中宗因为桑谷生长的异象而知敬，高宗因为早年在外劳作而知敬，祖甲因为早年做过平民而知敬。”又说：“人心必定有所牵挂，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心就在艰难上；听到下层百姓的劳苦，心就在劳苦上。这样，心常处在敬畏的地方，怎敢稍有放纵呢？后来的君王既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又没听到下层百姓的劳苦，心漫无目的无所止息，见到放荡的道路就必定奔趋，这就是只沉溺于享乐的原因。”又说：“从祖甲以后，有廪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帝辛。帝辛就是纣王。周公说：‘从成汤到帝乙，没有不明德恤祀的。’那么帝乙是贤君。按照周公现在的叙述顺序，那么廪辛在位十年、庚丁七八年、武乙五六年、太丁四三年，都因为沉溺享乐导致短命。这是敬德的人必定长寿，不敬德的人必定短命。君主在位，应该知道选择。”

张氏说：“三位君王因为忧虑勤政而在位长久，后来的君王因为安逸享乐而不能长寿。那么耕种收获的艰难，君子不可不知道，这就是周公对成王恳切告诫的原因。”

吕氏说：“从此以后，凡是立为君王的，一出生就在深宫中豢养，都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也没听到下层百姓的劳苦。不仅没看见，也没听到，为什么呢？后来继承祖业、遵守文治的君主，本来很少亲自见到下层百姓的劳苦。既然不知道耕种收获，早晚只在安逸享乐中，即使有人说下层百姓劳苦的事，他也皱眉不乐意听；何况左右都是谗媚阿谀的人，怎肯说呢？凡下层百姓的劳苦，既然都没听到，心无所用，自然一心向往声色犬马之乐。假如曾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曾听到下层百姓的劳苦，他怎会安心去追求声色犬马之乐呢？”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精义卷四十 宋 黄伦 撰

周公说：“唉！只有我们周的太王、王季，能够自我抑制敬畏。文王穿着粗劣的衣服，致力于安民和农耕。温和美好恭敬，安抚保护小民，恩惠鳏寡。从早晨到太阳偏西，来不及吃饭，用来使万民和睦。”

无垢说：“文王抑制敬畏的心，又表现在穿着粗劣的衣服上。卑服，就像所说的厌恶华丽衣服一样。他不留意衣服，心必定有所主宰。康功指安民之功，田功指农耕之功。安民想要有功，那么对百姓的细微之处无不体察研究；治理农田想要有功，那么对农田的利害无不熟悉。说‘功’，必定要让百姓安康、农田丰收才停止。穿着粗劣的衣服，而留意在这些事上，所以称为‘即’呢？”又说：“抑制敬畏在心里，所以没有刚暴之气，常看到温和；没有倨傲之态，常看到恭敬。徽、懿都是美好。美好在内而畅达于四肢、发于事业。畅达于四肢，所以温和则美好而恭敬则美好，可以想象文王的圣容；发于事业，所以小民则安抚保护，鳏寡则恩惠，可以想象文王的德政。内有其实，外有其形，这是理之必然。”又说：“一天中事务繁多，如果稍有失误，祸患必定波及天下。只有以勤政为心，事事经营，使发号施令，没有一人不满意，这是万民和睦的道理。”

陈晋之说：“穿着粗劣的衣服，就是不自尊大；致力于安民和农耕，就是把力量用在百姓身上。致力于安民，是为了安定天下，孟子所说的‘文王一怒安天下’就是；致力于农耕，是为了养育天下，孟子所说的‘文王制其田里’就是。说穿着粗劣的衣服，那么不沉溺享乐可知；说致力于安民和农耕，那么听到下层百姓的劳苦、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可知。”

胡氏说：“抑有遏止的意思。人之所以

译肆意妄为而不畏惧的人，是因为不能自我抑制。遏制其虚妄的情欲，制止其私人的欲望，只遵循道义行事，就一定会敬畏天命，敬畏祖宗，敬畏师长，敬畏劝谏，敬畏诽谤诋毁，敬畏祸乱。凡是能够导致治理的，没有不做的；凡是能够导致混乱的，没有不摒弃的。这不是别人所能做到的，只有我自己罢了。所以说“能够自我抑制和敬畏”，是说这是自己主动去做的，而不是依赖别人。然而敬畏这一心理，有应当敬畏的，也有不应当敬畏的。即使是圣人也不敢不有所敬畏，至于那些违背伦理的臣子，背离大道的夷狄，就应当修明刑罚政令来排斥击退他们。就像舜帝惩罚有苗，周朝征讨三监，高宗讨伐鬼方，宣王征讨玁狁，又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译周文王不敢沉溺于游猎，因为众邦国的贡赋只应用于正当的用途。文王承受天命是在他中年之时，他在位享国五十年。

蔡沈说：“文王身为西伯，西方的诸侯都听从他的命令并缴纳贡赋，因此文王不敢沉溺于游逸田猎之乐，厌恶用众邦所缴纳的贡赋来供给自己游逸的爱好。四方缴纳的贡赋，都出自百姓沾湿身体、涂满泥土、愁苦筋骨之余，向上用来供奉宗庙朝廷，向下用来供给百官有司，这已经是勉强可以的了，却想要用来供给游逸享乐的物品，天理岂能容许呢？周公在中宗时说不敢荒废安宁，在高宗时也说不敢荒废安宁，在祖甲时说不敢欺侮鳏寡，在文王时说不敢沉溺于游猎，这大概都是无逸的心意。大概无逸就会敬畏而不敢放纵，逸乐就会放肆而没有不敢做的，如果以‘敢’为心，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想要实行无逸，应当以敬为本；想要实行敬，应当从‘不敢’入手。”

吕祖谦说：“文王之所以长寿，只是因为不养护他的形体欲望。成王如果想要长寿，起初就不在于养护形体欲望。由此可知，周公感悟成王最为亲切的地方在哪里？一旦养护形体欲望，就会去讲究衣服、饮食、游猎，却不知道这乃是砍伐心灵的斧头、淹没自身的陷阱，却是短命的开端。如果是一个养护精神大体的人，使内心平和气顺，这才是长久享寿的道理。文王如此勤劳，却享有如此长寿，应当知道在勤劳之中原本没有焦灼煎熬的地方，在勤劳之中自有快乐的地方。文王之所以能如此勤劳而自得其乐，是因为文王温和柔顺、美好恭敬的修养达到了这个境界。”

周公说：“唉！从今以后继位的君王，就不要沉溺于观览、逸乐、游冶、田猎，因为万民的贡赋只应用于正当的用途。”

蔡沈说：“商朝的三位先王、周朝的文王，不敢安逸享乐，享国长久，道理如此明白。今后继位的君王想要成为贤圣的君主，不使祖宗基业败坏，而享国长久，没有别的办法。效法三位先王、文王不过分于观览、眺望、逸乐、游冶、田猎罢了。这四件事，有一件存在，对上就荒废政务，对下就伤害民财。万民缴纳的赋税徭役，是为了准备百官、郊祀、有司供奉宗庙、社稷、朝廷的大用而已，不是用来供给观览、逸乐、游冶、田猎的。安逸享乐的行为，常常出现在观览、逸乐、游冶、田猎之中，这就是三位先王、文王不敢这样做，以免给子孙后世留下祸患的原因。”

胡安国说：“什么是观览？就像鲁隐公在棠地观鱼，鲁庄公在齐国观社，齐景公想要去转附、朝舞观览，鲁国臧孙所说的不合规矩、不合物理，曹刿所说的后代有什么可效法的，以及晏子所说的流连忘返、荒废政事，成为诸侯的忧患，这就是观览过度的过错。什么是逸乐？就像鲁文公三次不到盟会，而在诔祭上懈怠；大室的屋顶坏了，而在宗庙祭祀上懈怠；从正月起不下雨，直到秋七月，而在担忧旱灾上懈怠。鲁国的败坏从文公开始，这就是逸乐过度的过错。什么是游冶？就像周穆王想要放纵自己的意志，周游天下，必定会有车辙马迹；秦始皇、隋炀帝建造离宫别馆，不知其数，千乘万骑极尽意兴地巡行，百姓嗟叹怨恨，从而亡国，这就是游冶过度的过错。什么是田猎？就像夏朝太康在有洛水之外田猎，十天不回来，被后羿夺权；汉武帝出行打猎，夜晚经过桓谷，口渴求水，被主人侮辱，这就是田猎过度的过错。所以在观览、逸乐、游冶、田猎方面，必定会轻率浪费，万民正当缴纳的赋税不足以征收，就会加重对百姓的征收，百姓以至于困穷，弱者死在沟壑中，最终结果就是这样。这就是圣人深思远虑，而在起初就加以告诫的原因。”吕祖谦说：“前面说‘众邦惟正之供’，后面说‘万民惟正之供’，由此可知天下的贡赋，并不是用来供奉天子的。本来就不是供给君主个人的身体，而是供给君主的职位。为什么呢？上天造就的君主、造就的师长，所以让万民来缴纳贡赋，本来就不是私下供奉一个人，所以只有宗庙、宾客，应当使用的地方才使用。贡赋只是供给君主的职位，不是私下供奉君主的心意。为什么呢？当时之所以让他们缴纳贡赋，哪里曾想要供给君主的观览、逸乐、游冶、田猎？应当知道本来不是这样的。这是周公又警醒打动成王亲切的地方。”

周公说：“唉！我听说：古代的人还互相训导告诫，互相保护恩惠，互相教诲，百姓没有互相欺骗制造幻象的。如果不听从这些，人们就会训导他，就会变乱先王的公正法度，直到小事大事。百姓不

译那么他们的心就会背离怨恨，否则他们的口就会诅咒祈祷。」无垢说：「古代的人，就是从仲康到周文王。君臣上下都以不贪图安逸为美德，所以君臣上下都遵循不贪图安逸的中道，难道不庄严如同上天，肃穆如同北极星吗？天下哪有不太平的，神灵祖宗哪有不安乐的呢？」又说：「君臣相互训诫、安抚、教诲，以不贪图安逸为准则，而君主如果不肯听从臣下关于不贪图安逸的言论，那么放纵安逸的言论就会得逞了。先王正确的刑罚是从不贪图安逸中产生的，放纵安逸的言论一旦进入，就必然完全扰乱先王正确的刑罚，无论大小，全都扰乱，以迎合私意，这是事理的自然发展。」又说：「民心背离怨恨，民口诅咒祈祷，怨气充满阻塞，怎么会有长寿的道理呢？百姓就是天。民心背离怨恨，就是天背离怨恨；民口诅咒祈祷，就是天的惩罚谴责。像这样，国家怎么会有吉祥的事呢？」

译史氏说：“君主有引导明智的天性，不修养就不明达；凡人有喜好作乱的心思，不防范就不会停止。互相修养、共同使用叫做‘胥’。君臣之间，互相训导告诫，就用法度互相指示；互相保护恩惠，就用德行互相爱护；互相教导，就用正道互相规劝。古代那些聪明睿智的君主，他们盛大的德行虽然出于天赋，但对于这三点仍然念念不忘，难道有别的原因吗？大凡是为了开导启发他们引导明智的天性，而堤防小人喜好作乱的心思，大概不得不这样罢了。”

周公说：“唉！从殷王中宗到高宗，再到祖甲，以及我们的周文王，这四个人都能引导明智。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小人怨恨你、辱骂你。’他们就更加恭敬地修养德行，认为过错在于自己，说：‘这是我的过错。’确实像这样，不仅不敢怀有怒气。”

无垢说：“迪，就是遵循、实行，指运用知人的智慧来反照自己。大概知道别人的对错容易看见，知道自己的对错却难实行。用知道别人对错来反照自己的对错，就进入圣人的境界了。所以听到怨恨辱骂就自我恭敬修养德行，过错在于对方，却说‘这是我的过错’，正是孟子所说的‘行为没有达到预期，都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自身端正而天下归附的意思。在殷商只列举三位宗庙而不及汤，在周朝只列举文王而不及武王，这是学者们多所议论的地方。大概汤、武亲自用武力讨伐桀、纣的罪行，他们不贪图安逸不值得多说；三位宗庙都是继承富贵之后，文王也是继承积累的基业，他们不贪图安逸值得效法，这正是对成王说的。”又说：“天下没有比怨恨辱骂更难忍受的了，我确实有过错，那么他们的怨恨辱骂就有理由；我根本没有过错，那么他们的怨恨辱骂就是谗言贼害，这是众人听到怨恨辱骂多生怒气的原因。既然三位宗庙、文王尚且不免受到小人的怨恨辱骂，何况比不上三位宗庙、文王的人，难道就想让每个人都称颂吗？但是三位宗庙、文王处理怨恨辱骂有方法，他们的做法如何？只是引导明智罢了。听到怨恨辱骂到来，就运用平生知人的智慧，就着怨恨辱骂来反照自己。如果确实有过错，就毫不迟疑地改正；如果没有过错，就更加检点约束，使我的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污点然后才罢休，大加恭敬修养德行说的就是这个。”

胡氏说：“哲，就是智慧；迪，就是遵循。遵循他天赋的智慧，不被私欲所蒙蔽，那么他的光明就不会被遮蔽，所以没有人能欺骗他。”

史氏说：“用敬畏谨慎的态度对待自己，用忠厚宽厚的态度对待他人，这是圣人盛大德行的表现。听到赞誉就高兴，听到诋毁就愤怒，好事就归功于自己，坏事就推给别人，这是情理必然的。大凡人情所不能忍受的，我现在全都反过来做，如果不是盛大的德行谁能做到呢！”

张氏说：“了解自己的人明智，了解别人的人有智慧。有智慧，是明智发挥于外，足以了解别人的意思。谁没有这种智慧？不能引导它，就会堵塞他的心，从而产生昏惑阴暗的累赘。因此智慧出于天性，引导它的是人罢了。从殷王中宗直到我们的周文王，这四个人能引导智慧，对于智慧能够引导它，那么他天性中的光明，就不会被外物所遮蔽。”

如果不听从这些，人们就会有人夸大其词制造幻象，说：‘小人怨恨你、辱骂你。’就相信他们，那么在这个时候不长久思念他的君主，不宽宏大量地放宽心胸，胡乱惩罚无罪的人，杀害无辜的人。怨恨就会相同，都聚集在他自己身上。周公说：“唉！继位的君王要以此为鉴。”

无垢说：“听到怨恨辱骂的话而引导智慧来反照自己，就把愤怒变为和缓，这颗心已经在三位宗庙、文王的门域中了，怎么能不长久拥有天下？又怎么能不常常宽裕呢？听到怨恨辱骂的话而轻信并怀有怒气，这颗心已经在桀、纣的屋子里了，怎么能再长久拥有天下呢？不知道引导智慧自我责备的道理，而相信谗言怀有怒气，因事发作，不再审问是非所在，就肆意惩罚无罪、杀害无辜的人来发泄一时的愤恨，大凡那些同是无罪无辜而被杀罚的人，无不怨恨而聚集在一人身上。以一个渺小的人，而天下的怨恨都聚集而归向他，不知道他怎么能承受？这是古代帝王所畏惧的。邴歜杀了他的君主，是有原因的啊！”又说：“《无逸》中关于引导智慧的说法，上引三位宗庙，近证文王，大凡治乱安危的防范、享国长短的关键，都在这里了。这是古今存亡的一大鉴戒。”

吕氏说：“只有不贪图安逸就会勤劳，勤劳就会公正明察，谦逊虚心接受，自然乐于听到过错。如果从此放纵安逸，就会怠惰骄傲，必定达到自满，怎么能防备听取别人的话？只有不贪图安逸，才能听取话语。周公所以又叹息：‘继位的君王要以此为鉴！’大概是想让成王看看这怠惰安逸导致存亡的样子。”

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师，辅佐成王在左右。召公不高兴，周公作了《君奭》。

无垢说：“太保的职责，是纠正君王的恶行；太师的职责，是教导君王的美德，大概是一样的。太师、太保都是宰相。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师，辅佐成王在左右夹辅，他们的责任重大。假使成王心中有微小的恶念萌发，那么召公就是失职；假使成王有一件善事不做，那么周公就是失职。而从成王的资质来看，管叔、蔡叔散布流言，成王立刻怀疑周公；丕显功业，成王全部任用私人。这说明他心中恶气容易生发，善端还被遮蔽，这就是召公不高兴而想要离去的原因。”

荆公说：“召公不高兴，为什么呢？”回答说：“成王可以与他一起行善，

译是可以一起作恶的人。周公已经恢复政权，成王已经即位，大概周公担心成王不能善始善终，从而废弃先王的基业，因此心中不悦。周朝的先王，不是圣人就是仁人，积累德行、修治政教经过了好几代，然后才承受天命；由周公继承他们多年，然后才达到太平。百姓习惯于治理已经很久了，成王以中等才能继承其后，那么他如果不使天下百姓怨恨，又不辜负先王的功业，难道不是很难吗？像这样，那么肩负责任的臣子，就不得不为此担忧了。

译贾氏说：“成王还在襁褓之中时，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傅，太公担任太师。太保负责保护天子的身体；太傅负责教导天子道德义理；太师负责引导天子接受教诲训导：这是三公的职责。于是都选拔天下品行端正、孝顺悌爱、博学且有道德术数的人，来护卫辅佐天子，让他们与天子同住同出。所以天子刚出生，就必定看到正当的事，听到正当的话，走正当的路。向左看、向右看，前后都是正直的人。习惯与正直的人相处，不可能不变得正直。”

杨氏说：“召公不高兴，并不是不高兴周公留下来。召公与周公，是同心同德的人，如果召公不高兴周公留下来，那么召公的心里难道会有怀疑吗？周公没有值得怀疑的事，召公也没有怀疑周公的心。假如召公真的有怀疑之心，那么应当在周公手握大权、尚未归还政权之前怀疑，必定不会在已经归还政权之后还怀疑。《君奭》这一篇，正是周公已经摄政之初、将政权归还给成王之后，周公留任太师，与召公共同辅佐成王作为左右手的时候，而召公这时才产生怀疑之心，岂不是太晚了吗？”有人问：“召公不高兴的原因是什么呢？”回答说：“召公看到周公已经将政权归还给成王，回到臣子的位置，而成王是中等资质的君主，正值弱冠之年，刚刚接手国家大政，召公心里，大概担忧他的志向思虑谋划或许不能保证没有过错，宗庙社稷或许不能胜任承担重任，大概是他忧国之情深切，所以不高兴。周公因为召公的担忧和不高兴，于是历数商朝灭亡的原因，周朝兴起的原因，又说自古国家多难，得到贤臣就安定，大概是用古代贤臣的功绩来勉励召公，从而宽慰他的忧虑，成全他的忠诚，共同协力帮助成王达到太平的境界。”

君奭

周公如此说：“君奭！不幸啊，上天降下灾祸给殷商，殷商已经丧失了它的天命，我们周朝已经承受了天命。我不敢断言说：‘周朝的基业将永远信服于美善，如同上天辅助诚信之人。’我也不敢断言说：‘最终会走向不祥。’”

无垢说：“我周朝既然已经承受了殷商拥有天下的天命，其吉其凶，还不可知。我不敢断言周朝的基业将永远信服于如今这样的美善，而子孙能顺从天道，上天会经常辅助子孙的诚信吗？我又不知最终会走向不祥，像殷纣王那样吗？这是周公忧惧之深，所以向召公发问。”

张氏说：“在天的是天命，在人的是道义。天命在上天，没有人招致它却自然到来，这可以必然吗？可以必然的，只有在我身上的道义罢了。因此殷商丧失天命，以及周朝承受天命，不是周公所敢断言的；基业永远信服于美善，以及最终走向不祥，也不是周公所敢断言的。所有这些话说上天难以信赖，天命没有常准，吉凶祸福相互转化，相互依存，不可得知。”

唉！君奭曾说：“这时我也不敢在上天的命令上安逸，不永远思念上天的威严，以及我的百姓没有罪过违逆，只在于人。”

东坡说：“周公曾经问召公说：‘上天将让周室永远信服于美善吗？还是将走向不祥呢？’都不可知。当时召公回答说：‘这在于我们罢了。我们如果能敬畏上天的命令，不敢荒废安逸，那么上天将永远信服于美善；如果不思念上天的威严，以及让百姓没有罪过违逆，那么上天将最终走向不祥。这都在于人罢了。’现在我不离去，正是为此。”所以举出他以前的话来开导他。

无垢说：“对百姓没有罪过，是放任他们作恶；对百姓没有违逆，是顺从他们作恶。百姓知道善的方向，只有上位者对于他们的善行放任顺从，那么人人都有士君子的行为，而看到风俗的淳厚了。假如只对百姓放任顺从他们的恶行而没有罪过违逆，恶俗已经形成，最终走向不祥，是毫无疑问的。”

荆公说：“这话《君奭》既然说‘在于我’，我也不敢在上天的命令上闲暇安逸，而不永远思念上天的威严对于我的百姓没有罪过违逆，说上天的威严对于百姓都当得其罪，没有差错，已经不可以不思念了。”

张氏说：“称为祸了，福有时而来；称为吉了，凶有时而至。那么上天的命令，我之所以不敢安逸的原因。作不善而降下灾殃，不敬德而丧失天命，那么上天的威严，没有过错，没有违逆，未曾有差错。如果能作德，那么天威虽然说可畏，也不足畏了。不敢在上天的命令上安逸，所谓虽然美好不要安逸是也；不敢不永远思念上天的威严，以及我的百姓没有罪过违逆，所谓虽然可畏不要畏惧是也。”

在我的后嗣子孙中，大大不能恭敬上下，遏止丢失前人的光辉，在宫中不知道。天命不易，上天难以信赖，于是丧失天命，不能经历长久，继承前人恭敬明德。无垢说：“天道难以保持，有德者辅助它，无德者抛弃它。既不能恭敬承奉天地，又不能宣扬加重文武的德行，又与宦官女子昏庸于深宫，不知道天命不可轻慢，这样上天必将丧失他们拥有天下的天命，灭亡不会旋踵，岂能经历久远，来继承文武恭敬天地的德行以及文武光明的德行呢？”这是说成王资质中等，正在周召夹辅的意思，不可求去以显示清高。

荆公说：“前面既然说在于我的不敢不勉力，这里就说在于人的，不是我所能知道的。只有在于人的像我后嗣，上则大大不能敬恭天与祖考，下则大大不能敬恭诸侯臣民

译阻塞了先人光辉的德行，沉溺于内廷家室之中，沉迷于亲近宠幸之人，而不知天下的艰难，那么天命无常，难以信赖，于是便会丧失天命，不能长久延续，继承先人恭敬光明的德行。

译如今我小子旦，并非能够有所匡正，只是遵循前人的光辉，施予我这年幼的君主罢了。”无垢说：“正因为担心他不能继承前人恭敬光明的德行，所以如今我小子旦不敢离开国都而留下辅佐成王。然而我辅佐成王，岂敢自以为能匡正他呢？这大概是周公不敢以大人自居，只是践行文王、武王的明德来开导警示成王罢了。在昏暗的房间中，点燃灯火，那么昏暗之处都会明亮，前人的光辉就是那灯火，成王就像那昏暗的房间。假使周公践行文王、武王的明德来展示给成王，那么成王昏暗的地方都会豁然开朗了。”张氏说：“端正自己并率领他人，这是‘正’；以身作则并引导他人，这是‘迪’。周公自谓：‘我并非能有所匡正，也并非能有所引导，只是将前人光明的德行施予成王罢了。’”

又说：“上天不可轻信，我的道路只在于延续武王的德行，上天不会轻易废弃文王所受的命。”

无垢说：“上天不可轻信，我该怎么办呢？只在于践行武王安定天下的德行，使周家享有国祚延长，或许可以防止上天不用废弃文王所受的命。”大概受命的是文王，武王有圣德，再次承受天命，周公践行武王的德行，那么周家享有国祚长久延续，是毫无疑问的。《大诰》中的“宁王”指武王，所以知道这里所说的“宁王”，就是武王。

吕氏说：“天不可信”，周公前面已经说过天难以信赖，到这里又说天不可信。周公并非不知道天，为什么不信天呢？大概天的本源不在外面，如果在外面信奉天，那就是在外面另有一个天，不要倚靠外面的天。纣王说：“我生来不有天命在天”，纣王自己不去修养自身，只专门信奉天，却从外面去寻求天。大概天的本源不在外面，心外别无天。纣王越是攀援天，天越是断绝纣王的维系。武王自己尽自己的德行、敬重自己的德行就可以了。天命自然无穷，这想要远离的反而近了，如果是纣王想要亲近的反而远了。

周公说：“君奭，我听说在过去成汤既受天命，当时就有像伊尹那样的人，感通于皇天。在太甲时，就有像保衡那样的人。在太戊时，就有像伊陟、臣扈那样的人，感通于上帝；巫咸治理王家。在祖乙时，就有像巫贤那样的人。在武丁时，就有像甘盘那样的人。全都是这些有陈列的贤人，保护治理殷朝，所以殷朝的礼仪升配于天，经历了很多年岁。”

无垢说：“伊尹在太甲时，伊陟、臣扈在太戊时，都能感通于上帝。天、帝是一样的，而周公在汤时说感通于皇天，在太甲、太戊时说感通于上帝，为什么呢？大概上帝掌握祸福的权柄，而做善事的人降下百种吉祥；天则是日月星辰。感通于皇天，那么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甘露降下，醴泉涌出，山中出现器物车辆，黄河中出现马图，凤凰、麒麟都在郊野角落、朝廷之中，大概可以知道了。感通于上帝，那么思虑而有收获，行动而有成就，子孙数以千亿计，四方蛮夷来朝拜称王。心的本体没有丝毫欺骗，这是感通于皇天；心的作用没有丝毫欺骗，这是感通于上帝。”又说：“那治理王家的，是治理人事。伊陟告诉巫咸，巫咸修治人事来应对桑谷之变。桑谷既已消失，这是修治人事的力量。人事修治，那么治理就与上帝的心相同了。上帝掌握祸福的权柄来驾驭万物，人主掌握祸福的权柄来驾驭万民，其道理是一样的。人事不治理，就有桑谷之妖；人事既已治理，就感通于上帝。这就是人主代天，不寻求与天相合，只是修治我们的人事罢了。”又说：“巫贤对于祖乙，甘盘对于高宗，也是用感通于皇天、上帝以及治理王家的道理。那么商家所以得天命的，是靠这几位贤人辅佐的力量。周公与召公岂能离开朝廷呢？离开就高远了，那文王、武王的基业怎么办？不离开就夹辅成王，不违背皇天、上帝的意思，使上天不用废弃文王所受的命，利害分明，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又说：“殷朝的贤明君主都得到贤者辅佐，所以都以礼仪善终，升升遐也。以礼仪善终，那么他们死后配享于天而没有愧疚了。他们的道如此相传，所以殷朝享有国祚经历多年而不中途断绝天命。那么贤者所系如此，岂能轻易离开朝廷而不以天下国家为念呢？”

荆公说：“伊尹、保衡其实是一个人，在成汤时则感通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感通于上帝，这是什么缘故呢？”文公说：“可以与他尽道就尽道，可以与他尽德就尽德，成汤是可以与他尽道的人，太甲是可以与他尽德的人。”

张氏说：“天人的道理，其极致是一样的。所谓天之道，就是我身上的道；所谓帝之德，就是我身上的德。体认这个道而神妙，是与天同道，这就足以感通于皇天了；获得这个德而光明，是与帝同德，这就足以感通于上帝了。感通于皇天，是道的极致，而与天没有间隔；感通于上帝，是德的极致，而与帝合一。如果道德有所未至，就不可以谈论感通于皇天上帝，所以只说治理王家罢了。”

上天只纯粹佑助天命，那么商朝实际上百姓、王人，无不秉持德行明察忧虑，小臣、屏侯、甸侯，何况都奔走效劳。只有这只有德行相称，用来治理他们的君主，所以一人有事于四方，如同占卜筮问，

译没有不诚信的。

无垢说：“这句话是说，上天之所以大力保佑商朝，是因为商朝的百姓、大族以及担任王臣的官员，无不秉持德行、明察并体恤下民，以至于连地位低微的小臣，也都能够像藩篱和屏障一样护卫侯甸之地，正像所说的‘威武的武士，是公侯的盾牌和城墙’的意思。那么上天之所以保佑商朝，就是因为商朝得到了贤才的缘故。”

又说：“朝廷与四海，虽然形势不同但心意相同，虽然距离遥远但道理一致。所以天子发布一道号令，四方就没有不遵从并信任的，这是因为上下远近、内外表里都有有德之士。唉！如果不是伊尹、伊陟、臣扈等人倡导推行，怎么能达到如此兴盛的局面呢？如果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周公、召公是不可不留下的，这是很清楚的。”

译周公说：“君奭！上天赐予中宗、高宗、祖甲长寿，使他们能和平感应上天，从而保全治理殷朝，殷朝因此继承天命，消弭了上天的威怒。如今你长久地思念这些，就能使天命坚固，使我们的政事清明，彰显我们新建立的邦国。”

无垢说：“上天之所以赐予中宗、高宗、祖甲长寿，是因为他们有和平感应上天的德行。怎么证明呢？殷朝的君主，大抵都是秉承上天的心意来铲除暴虐罢了。除去了残害百姓的事，百姓就安定了。‘灭威’，就是铲除暴虐的意思。让君主拥有这种和平感应上天的德行，难道不是依靠贤臣辅佐吗？”又说：“如今你召公，长久地思念君主应当具备和平感应上天的德行，尽心竭力去辅佐他，那么天命就会坚固，不至于涣散，那样的治理，就会兴盛光明，足以彰显我们周家新建立的天下。人臣侍奉君主，举动都要向上契合天意，怎敢把私意夹杂其中呢？这就是夏、商、周三代的臣子之所以成为纯粹忠臣的原因。”

张氏说：“像武丁那样的君主，都是有和平感应上天德行的君主。伊尹、甘盘那些人，都是保全治理殷朝的臣子。‘平’，是说他们的德行不偏颇；‘格’，是说他们的道有所达至。恩惠足以辅佐君主的，就是‘保’；才能足以治理事务的，就是‘乂’。上天辅佐有和平感应上天德行的君主，以及保全治理殷朝的臣子，都赐予他们长寿，不中途断绝他们的天命，所以说‘天寿’。”又说：“‘乱我新造邦’，是用来治理它使它不乱；‘明我新造邦’，是用来使它光明使它不昏暗。”

吕氏说：“商朝君臣的兴盛，上天之所以赐予他们长寿，是因为他们至公无私，穷尽了道理。商朝君臣至公无私，既然达到了极致，所以上天赐予他们长寿。扶持辅佐保全治理商朝，前面许多圣贤维持，才达到上天赐予长寿、和平感应、保全治理商朝的地位。如今继位的纣王不能达到这个境界，上天就断绝他的天命并施加威怒，由此可知天命确实难以改变，上天难以轻信。如今天命不在别处，只在召公是否长久思念。如果知道天命无常而能时时保持防范，那么天命就会坚固，天命也就随之坚固。那样的治理焕然一新，能在我们新建立的邦国中显明，使亿万年后不坠失。如果不长久思念，眼前就以为安稳，难道不知道必然到达覆亡的地步吗？大概天命的坚固与否，只在召公的思念是否长久。”

周公说：“君奭，从前上帝裁正并反复劝勉宁王的德行，把大的天命聚集在他身上。只有文王能够修治和睦我们的夏朝，也只有像虢叔、像闳夭、像散宜生、像泰颠、像南宫括那样的贤臣。”

无垢说：“苏东坡说：‘宁王，就是武王。上天降下灾祸丧事给文王，反复劝勉武王而把大的天命聚集在他身上。’大概上天劝勉文王修德已经很久了。《诗经》说：‘上天的天命，多么庄严永不停息。’这是说上天之所以为上天。‘文王的德行纯粹’，这是说文王之所以为文王。纯粹专一永不停息，文王不停息的地方，就是上天劝勉他的地方。武王有圣德又承受天命，这是上天再次劝勉武王的德行。因为他有德行，所以把大的天命聚集在他身上，而身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享受祭祀，子孙保有天下。‘有夏’，指中国。中国遭受纣王的祸乱，其败坏不修、乖离不和已经很久了。文王在这个时候唯独能修治其败坏，和睦其乖离，这就是为什么能三分天下有其二。也只有像虢叔、像闳夭、像散宜生、像泰颠、像南宫括那样的贤臣，是说文王修治和睦夏朝，也全靠这五个人的力量罢了。孔安国认为虢是国名，叔是字，是文王的弟弟。闳是氏，夭是名。又说：散、泰、南宫都是氏，宜生、颠、括都是名。文王有这五个人，也就像成汤、太甲有伊尹，太戊、祖乙、高宗有伊陟、巫贤等人一样。那么成王左右，怎么可以一天没有周公、召公呢？”然而没有提到太公望，是因为太公主管军事，不是文王本心的重点。

吕氏说：“周公前面已经说了商朝圣贤的君主六七次出现，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功业，都依靠辅佐的人。这里又举迫切的本家事来说给他听，大概古人互相训告，从远及近，情意逐渐深入，话语逐渐恳切。所以前面说商朝的事，后面说本家事，是为了让召公听得更切近。‘割’，是裁正的意思；‘申’，是反复的意思；‘劝’，是劝勉的意思。当时上天保佑周家，一个曲折裁成辅佐如此，所以我们的宁王以至于举动没有过错，这都是上帝裁正、反复、劝勉、曲折达到极致的结果。可以看出武王天人之间没有隔阂，所以他能够把天下的大命聚集在自己身上。”

又说：“没有贤臣往来，这就遵循常教的教化，文王就没有德行，降示给国人，也只有纯粹保佑秉持德行，遵循知晓天威，才在这时彰显文王，遵循看见冒犯，听闻于上帝，只有这时承受殷朝的天命呢。”

无垢说：“这是说修治和睦夏朝，文王完全依靠这五个人。如果文王没有这五个人，往来于朝廷内外，引导这常道的教化给下民，那么文王就没有德意降示给国人了。那些败坏乖离，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以文王的圣明，尚且不能没有人辅助，何况成王，怎么能独自做到，而周公、召公不在朝廷呢？大概周公、召公，是天下善类的宗主。周公、召公离去，那么善类就离去；善类离去，谁和他们一起

译治理天下吗？」又说：“‘纯佑’，就是前面‘天惟纯佑命’的意思；‘秉德’，就是‘百姓王人罔不秉德’的意思。这些详情已经在商朝的事例中陈述过了，所以这里用‘亦惟’一词来概括，让召公自我警惕。那五人彰显文王的德意，使文王的德行明显地显现出来，覆盖西方土地，向下契合民心。民心就是天帝的意志，所以被上帝听闻，文王因此接受了殷商的天下。既然文王有这五人，所以能获得天命；成王如果没有周公、召公在朝廷，天意就难以预知了。周公深知天意所在，所以为召公分别明白地陈述。”

译张氏说：“君主承担道义，臣子承担事务。承担道义的人常常安逸，承担事务的人常常辛劳。文王的教化虽然出自文王，但往来引导它，使其恩德降临到国人身上，实际上依靠的是五位大臣罢了。所以周公又说，如果没有这五个人奔走往来作为文王的辅佐，那么文王虽然有教化，又有谁来引导呢？这就是文王之所以没有恩德降临到国人身上的原因。”

武王只有这四位大臣仍然引导他们享有福禄。后来他们与武王大力发扬天威，全都诛灭了他们的敌人。只有这四位大臣彰显武王的功德，覆盖天下，无不称颂武王的德行。

无垢说：“这四位大臣后来与武王大力发扬天威，都诛灭了他们的敌人，说的是诛杀纣王、讨伐奄国之类的事情。说四位大臣与武王一起，难道是四位大臣主持讨伐纣王的谋划吗？这与伊尹与商汤的意思相同吗？四位大臣在文王时修养和顺夏朝，在武王时全都诛灭敌人，做将帅或做宰相没有不合适的，他们也是天下的英杰啊。”又说：“这四位大臣之所以能诛灭敌人，是因为去恶除害，而彰显宣扬武王的德意，覆盖天下。天下都受到武王的恩德，所以无论大小，都称颂武王的德行而没有不同的言辞。四位大臣的功劳是多么伟大啊！唉！朝廷不能缺少这样的人，周公和召公难道忍心以辞官离去为高尚，而使文王、武王的德行不能善终吗？”

现在在我小子旦这里，就像渡过大河，我前往与你奭共同渡过。小子同在未即位的时候，广泛地没有责备我收敛，没有勉励我不及之处。我们创造德行不降临，我就听不到鸣鸟的声音，何况说他们有能力到达呢？

无垢说：“现在我观察朝廷的形势，就像渡过大河，如果不是我与召公左右协力辅佐成王，以渡过这艰难，成王在位如同未执政，天下安定的时候，那么我与召公就没有大的责任了。”他这样自我承担，可见周公的忠诚与圣明。凭借周公的圣明、召公的贤能，辅佐成王，似乎没有危难的事情，却有大河的比喻，为什么呢？大概天下的事情，以容易来自处，那么百事都会忽视，而祸患起于谈笑之间；以艰难来自处，那么思患预防，而功业可以在不久之后成就。又说：“周公的意思，必定想要辅佐成王如同商朝那些贤人到达皇天上帝。如果成王有不勤勉、不及之处，那么周公、召公应当左右检束收敛他，使他必定像商朝那些贤君一样。倘若像召公这样老成有德的人，以引退为高尚，不降低身份来辅佐成就成王，以继承文王、武王的基业，即使前面有凤鸣岐山的祥瑞，我也不能听闻了，何况能到达皇天上帝呢？”

张氏说：“《易经》用渡过大河比喻渡过大的灾难。高宗任命傅说，说像渡过巨大的河流，用你作为舟楫。那么渡过大河的人，没有得到臣子作为帮助，就没有人能渡过了。周公自称小子旦，在周家艰难的时候，就像渡过大河一样，所以从今以后，与你君奭，共同渡过小子，帮助成王就是这样。像渡过大河的人，必定期望渡过，然后才可以没有沉溺的祸患。现在我与你同心协力以渡过成王，同在成王未即位的时候，大概可以没有大的责任了。况且成王未即位，没有什么所知，已经得到周公、召公作为左右，作为训导，于是至于拥有天下，而继承文王、武王最大的基业。现在既然在位了，又遭遇周家的大难，而成王有所不能承受，而两位公辅佐他，同在未即位的时候，那么他们辅佐成王的方法，始终的道理都尽了。这是大臣的节操，可以没有大的责任了。”

吕氏说：“周公说文王、武王得到天的保佑，又得到许多人，才能成就王业。现在全都交给小子旦，怎么独自做得呢？况且像文王、武王的时候，比至如渡过大河一样，正要召公共同渡过这大的危险。周公说从前如此，今天却独自教我一人担当这大事。一个人划船，怎么划得过岸呢？”

周公说：“唉！君主于是观察这些！我接受天命没有穷尽的只是美好，也很大的只是艰难。告诉你你的谋略宽裕我，不使后人迷惑。”

无垢说：“有无穷的美好，必定有无穷的忧患。得到合适的人，就有无穷的美好；不是合适的人，就有无穷的艰难了。”召公看这些，难道可以不在朝廷留下吗？由此知道周公的留下，不曾有一毫为别人谋划的意思，只为天下国家罢了。又说：“周公认为为召公考虑，应当以宽裕为心。以宽裕为心，而不以引退为高尚，那么周公的心已经宽裕了。难道只是周公宽裕吗？贤者的举动必定成为世人的法则。侍奉君主以宽裕为心，期望用岁月使君主达到尧舜之上，不应当急迫以引退为高尚，那么后世作为臣子的人，都明显知道宽裕是臣子的道理。如果召公以引退为高尚，那么后人都在侍奉君主的道理上迷惑了。”

张氏说：“尊贵为天子，富有天下，那么我们周家接受天命，可以说有无穷的美好了。然而不敬重他的德行，就早早坠落他的天命；不常守他的德行，就九州因此灭亡。所以说：‘也很大的只是艰难。’告诉你你的谋略宽裕我，不使后人迷惑，是周公告知召公，使他长远考虑回顾，应当谋划所以宽裕我的方法，使我绰绰然有宽裕。召公之所以谋划宽裕周公的，难道有其他吗？大概也是启迪成王，而引导他走上正道，使他不失为持盈守成的君主，这是周公所以宽裕的原因。”

周公

译说：“先人广布他们的诚心，于是详尽地命令你，作为你百姓的准则。说：‘你应当勤勉地辅佐成王，要确实地承受这重大的使命，只效法文王的德行，以继承那无穷无尽的忧思。’”

译无垢说：“‘偶’是左右相辅的意思，‘亶’是诚信的意思。大概只有诚信才能奉行天命，不诚信不笃实，那是鬼蜮般阴险的人，怎么能奉行天命呢？”“明朂”是说：清楚地看到左右辅佐成王的大道，不可不努力。无穷无尽的忧患，怎么能承受得起？想要大大地承受这无穷的忧患而不失其道，只有效法文王的德行罢了。文王的德行，是什么德行呢？就是任用贤才、谋求治世的德行。君主的德行在于任用贤才，如今周公、召公都要离去，成王凭什么做君主呢？武王临终托付如此，召公难道可以不思念这些吗？

张氏说：“阳为奇数而阴为偶数，‘偶’是指两两相配。妻子是丈夫的配偶；臣子是君主的配偶。臣子虽然是君主的配偶，应当阐明并勉励自己作为君主配偶的道理。阐明作为君主配偶的道理而不致昏昧，勉励作为君主配偶的道理而不致懈怠废弃。阐明并勉励作为君主配偶的道理，在于真诚地承受这重大的天命罢了。大概有德行的人必定是上天所任命的，如果能凭借文王的德行来大大地承受这无边的忧患，那么天命本来就可以永远保有。”

周公说：“君主告诉你，我确实要保全奭（召公）。如果你能恭敬，以我观察殷商灭亡的大乱为鉴，因此思念上天的威严。我不确实如此告诫。”

无垢说：“‘允’是信的意思。周公所相信的是，朝廷有人则治，无人则乱。远看商朝，近看文王、武王，没有不是这样的。所以如今告诫召公的话，无非是周公所相信的，不是道听途说可比。然而周公如此，难道不是大贤吗？”回答说：“不是这样。世道已经衰微，事情也很紧急。周公如果像召公那样离开朝廷，那么存亡就难以预知。所以前面称‘君’，说我所说的，无非是我所深信的；现在称‘保’、称‘奭’，又说你应当恭敬我所说的话，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亲眼见到殷纣王的灭亡和大乱，以及思念我周家凭借天威讨伐纣王，因为纣王无道，朝廷没有贤人。所以召公不可不恭敬我的话，而轻易地说要离开国家。”

张氏说：“‘否’是‘泰’的反面。否卦之时，阳气消退而阴气增长，大的离去而小的到来，上下不交通，天下没有邦国。那么殷商灭亡的大乱，召公不可不让周公并观察它。因为殷商灭亡的大乱如此，所以如今上天的威严不可不思念。我不确实（如此告诫），那么是我自己不能恭敬。不能恭敬，那么灭亡就没有几天了，所以也这样告诫他，所说的就是灭亡的大乱。”

我只说：“辅助我们两人，你有合宜之处吗？”说：“在当时的两人，上天的休美更加到来；只有当时的两人不能胜任。如果你能恭敬德行，阐明我的俊才，在于让后人在这伟大的时代。”

无垢说：“召公说：‘成就成王的功业，确实在于我们两人。’然而文王、武王因为积累德行，上天的休美杂沓而至，看我与周公，怎么担当得起？那么召公的忧虑畏惧小心也可以看到了。我看周公的心，一以天下国家为重；而召公的心，以谨慎守持名节为重。两人在朝廷，周公经纶造化，召公弥缝赞襄，天下怎么能不治？君主怎么能有过失呢？没有周公，那么政务就不理；没有召公，那么过失罪恶必然滋生。”

张氏说：“在自己能恭敬德行，那么内在足以尽己；在别人能阐明俊才并谦让，那么外在足以德化他人。阐明俊才，就没有遮蔽贤人的实质；在于谦让，就有不争的德行。臣子的善行，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后人因此对你们大为推崇。”

唉！笃实辅助这些人才，我才能到达今天的休美。我们都成就了文王的功业而不懈怠，大大地覆盖到海边日出之处，没有不率领顺从的。周公说：“君主！我不喜好这样多告诫，我只是怜悯上天和百姓。”【案此条经解《永乐大典》原缺】

周公说：“唉！君主，只有你了解百姓的德行，也没有不能善始的，只有不能善终。恭敬像这样，前往，恭敬地用来治理。”

无垢说：“百姓的德行，大多开始锐利而最终懈怠。以此说召公起初辅佐成王，尽心朝廷，几乎锐利于始了。成王虽然即位理政，文王、武王的功业尚未广布，他却想要洁身求去，这几乎是不能善终了。只应当与周公尽心辅佐成王，使成为周家的贤君，这样就可以逃避责难了。倘若知道以离去为高尚，这是不善其终。”

张氏说：“没有不善始的，很少能善终，这是常人的情态。恭敬像这样，前往恭敬地用来治理，是为了能谨慎其终罢了。能谨慎其终的人，是为了成就百姓的德行。虽然如此，慎始不难，而慎终尤其难。周公告诫召公，让他辅佐成王以能成就其终，所以他的话涉及于此。”

蔡叔死后，成王命令蔡仲继承诸侯之位，作《蔡仲之命》。

蔡仲之命

只有周公位居冢宰，纠正百官。众叔散布流言，于是将管叔诛杀于商地，将蔡叔囚禁于郭邻，用车七乘将霍叔降为庶人，三年不予齿录。蔡仲能够庸常恭敬德行，周公让他担任卿士。蔡叔死后，于是命令他在蔡国为王。无垢说：“伊尹将太甲放逐到桐宫，夺取天下自己治理，当时卿士、庶人不怀疑他有篡君之心。周公以叔父的亲近、圣人的德行，背负成王于黼扆之上，三叔都是他的兄弟，反而散布流言迷惑成王。难道周公的德行不及伊尹吗？大概是风俗逐渐浅薄，没有夏、商忠厚敦朴之气了。蔡仲能够庸常恭敬德行”

译这难道不是《周礼》中所说的“中、和、祗、庸、孝、友”六种德行吗？蔡仲具备了其中两种德行，所以周公提拔并任用他。假如周公猜忌怀疑各位叔父，并波及到他们的儿子，那么周公也是值得怀疑的了。周公并不猜忌各位叔父，而各位叔父却散布流言，这是管叔自取诛杀，蔡叔自取囚禁，霍叔自取贬降，并非周公有意为之。三位叔父既然自取其罪，而周公却提拔任用他们的儿子，从周公至诚不疑的态度来看，他怎会无缘无故地诛杀或囚禁兄弟呢？由此，三位叔父的罪责也就显而易见了。」苏东坡说：「蔡叔的罪行至此已经赦免，所以说蔡叔死后，又封蔡仲为君，这必定是在蔡叔去世之后。」

译林氏说：“天下的道理只有两条，就是仁和义罢了。仁是用来表达爱的，以亲近亲人为先；义是用来确立规范的，以尊重尊长为尚。圣人的心意从未不想两者兼存，不幸有时有损害我们仁义的事情发生，我们就舍弃其中一方，保留另一方。既然有所保留，那么重大的事情必定推行，而细微的事情就有所不顾了。并非不值得顾惜，而是事情不能两全，即使是圣人也不可能兼顾。圣人的心意只是展示公心，事情一定下来，天下就没有可怀疑的了。武王年老而成王尚未出生，管叔已有继承武王的心意，奈何迫于周公的圣明而暗中怀有不平之心。等到成王继位，尚且年幼而由周公摄政，因此往日不平之心，便散布流言不止，又放纵他们叛乱，于是商朝遗民的叛乱更加炽盛，下层的迷惑更加严重，周王室几乎不能保住其国家了。所以周公舍弃了亲亲之仁，而保留了尊尊之义，不忍心舍弃尊尊之义而只顾自己的小节。宁愿让自己有自愧的德行，而安置天下的安宁；不忍心让王室陷入危险，而成为天下的祸害。这就是所说的不幸不能两全，舍弃小的而保留大的。”又说：“周公辅佐武王而平定天下，武王病重时周公作代死的祷告，辅佐成王而达到太平，成王成年后周公还政于他，这是为了自己吗？还是为了天下呢？蔡叔叛乱而被囚禁，他的儿子仲贤能而被重新封爵，这是为了自己吗？他的心意不在一己而在天下，这是必然的。”

张氏说：“德行出于本性，践行它、敬重它，在于人罢了。能够践行德行，就能常守其德；能够敬重德行，就能钦崇其德。因为他能践行、敬重德行，所以周公任用他为卿士，大概是因为职位是按德行来排序的缘故。”吕氏说：“象对于舜，让他修缮粮仓，让他疏通水井，他用来杀害舜的手段也很多，而舜最终不杀象，大概是因为象对舜的危害，只限于舜一身，所以舜不因一身之故而杀害兄弟。至于周公，则是天下的准则，三叔动摇周公，就是动摇周的社稷，管叔的罪过尤其严重，所以不得不杀他；蔡叔、霍叔的罪过较轻，所以不得不囚禁他们、贬降他们。用七辆车子囚禁蔡叔，是为了使他的徒众减少，教导他自我反省、自我怨恨、自我悔改。贬降霍叔，等待三年后又封他。大概周公安排蔡叔在郭邻之地，是曾日日盼望蔡叔在三年内终身不改，而周公许多恩意无处施展。幸好他的儿子能敬重德行，那么周公的心自然稍得安慰，所以任命他做卿士。就像鲧作恶，舜诛杀他，禹却继承兴起，舍弃那个而任用这个，父亲有罪儿子贤能而任用他了。”

王说：“小子胡，只有你遵循德行改正行为，能够审慎你的谋略，所以我任命你在东土做诸侯。前往你的封地，要恭敬啊！”

无垢说：“文王武王的德行，是世人的准则，作为子孙的难道可以不遵循吗？蔡仲能改正父亲的行为，遵循祖宗的德行，这是资质美好的表现，周公所以任命他做卿士而重新封他的原因。”又说：“蔡仲能遵循德行改正行为，资质固然美好，又告诫他要恭敬，是因为蔡仲年纪尚轻，持守德行还不坚定，恐怕他自满。好比拉弓，箭还没到箭镞就发射，那么射得不远，所以告诫他要恭敬，使他进取不止。谚语说：‘百尺竿头更须进步。’这话虽然质朴，其道理有可取之处。”

孔氏说：“遵循德行，是遵循文王武王的德行；改正行为，是改正父亲的行为。”吕氏说：“周公以成王的命令告诉蔡仲：‘你得以在东土做诸侯，是因为你能践行敬重德行。你现在前往就任你的封地，不可不敬重这德行。’”

你应当掩盖前人的过错，只有忠诚只有孝顺。你应当超越前人的足迹从自身做起，能够勤勉不懈怠，以此垂示法度给后人。

无垢说：“蔡叔的恶行，在于不忠不孝。想要掩盖他的过错，没有别的，只有忠孝而已。这是周公希望蔡仲掩盖他父亲的过错。忠诚就不欺骗君主，孝顺就能侍奉亲人。能够以忠孝侍奉君主亲人，就没有做不到的了。”又说：“蔡仲生长在众叔之间，而能脱身自立于善，每日能勤勉于敬重践行的德行，而没有懈怠之心，他的资质美好了。这大概是他能够垂示法度给后人的原因吧？”

林氏说：“没有安慰君主亲人的心意，就不能尽到亲身实践的实在；不能尽到亲身实践的实在，就不能作为后人的法则。自古圣人所以命令臣下而表达告诫言辞的，没有别的，忠孝必定贵在两全，所以对君主亲人无愧；踪迹必定希望可以验证，所以对亲身实践不忽视。然后向上可以显扬亲人，虽然前人有过错，得以掩盖而遮盖它；向下可以遗留法度，在后世的子孙，得以观看而效法它。”又说：“蔡叔联合商朝遗民叛乱，那么不忠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抛弃文王而结党武庚，那么不孝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张氏说：“蔡叔的过错，从君臣关系来说，就是不忠；从亲亲关系来说，就是不孝。那么前人的过错，在于不忠不孝，作为子孙的，想要立身扬名，以掩盖父亲的过恶，所以在于忠孝而已。”又说：“有可以传述的道理，那么他的儿子不得不传述；有可以继承的事迹，那么他的儿子不可不继承。蔡叔的不忠不孝，不是可以传述的，不是可以继承的。那么作为儿子的，就应当

译超越自身，勤勉则对外不怠慢事务，不懈怠则对内不松懈内心。能够超越自身，勤勉不懈怠，那么他的道理就可以流传给后世。

译吕氏说：“周公把兄弟看作一个整体，看到蔡叔得罪天下，周公常常像自己犯了罪一样，每天惭愧恐惧，没有任何道理可以阻挡或遮蔽这种情感。幸好蔡仲能够改过自新，立身扬名，以此显耀父母，从而掩盖了蔡叔的过错。所以告诫蔡仲：‘你现在大概可以掩盖前人的过错，应当竭尽你的忠与孝，永远保持你的踪迹，从自身开始，勤勉不懈怠，使你的行为举止值得观察，从而为后世留下法则。’”

遵循你祖父文王的训诫，不要像你父亲那样违背王命。

无垢说：“遵循你祖父的训诫，就是遵循德行；不要像你父亲那样违背王命，就是改过自新。”

林氏说：“做儿子的心，只希望效法父亲的行为和作为。然而继承父亲值得效法的地方，是做儿子的幸运；继承父亲的过错，是做儿子的不幸。做儿子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呢？如果父亲不善，而祖父善，遵循祖父常行的道，来掩盖父亲不善的过错，那么以前所庆幸的，反而成为深深的不幸了。”

临川说：“天命，是公义中最大的；避讳，是私恩中最小的。私恩虽小，不可以废除公义之大。况且像幽王、厉王这样的恶名，即使是孝子慈孙百代也不能更改，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尚且不能得以更改，何况是人臣呢？正因为如此，所以没有人敢以私恩废除公义，行善的人知道有所依靠，作恶的人知道有所畏惧，这样天下国家就可以治理了。”

吕氏说：“当时三叔如此，殷商百姓已经深受伤害和动荡了。周公在这里又害怕有一人如此来触犯天命，伤害骨肉亲情，所以说幸好有文王的训诫可以学习，不可像前人那样违背王命。为什么呢？一人违背王命尚且不可以，现在三叔都如此，此外又怎么可以再增加一人呢？”

上天没有偏私，只辅助有德行的人；民心没有固定，只怀念有恩惠的人。行善的方式不同，但同样归于治理；作恶的方式不同，但同样归于混乱。你要警惕啊！

无垢说：“所谓天，不必向外寻求，就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不失德行，则心情安逸，日子一天天好转，这是天在辅助我；如果只失德行，则心情劳累，日子一天天拙劣，这是天在断绝我。天哪里会有亲疏呢？只辅助有德行的人罢了。恩惠所在的地方，就是民心所在的地方；没有恩惠，民心就离去了。民心哪里会有固定不变的呢？”这虽然是成王命令蔡仲的话，实际上是周公的意思。又说：“孟子说：‘使自身真诚有道，不明白什么是善，就不能使自身真诚。’所谓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天理常明，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欲，遇事表现出来，有的称为仁、义、礼、智，有的称为诚，有的称为浩然之气，名称虽然不同，其为善则是一样的。发于恻隐之心就是仁，发于羞恶之心就是义，发于辞让之心就是礼，发于是非之心就是智；侍奉父母就是孝，侍奉君主就是忠，治理百姓就是惠。善虽然不同，都足以导致治理。如果不仁、不义、无礼、无智，侍奉父母就不孝，侍奉君主就不忠，治理百姓就没有恩惠；或者沉溺于声色，或者沉溺于货利。恶虽然不同，都足以导致混乱，能不谨慎吗？”

林氏说：“善与恶不止一种表现，而治与乱不超过两种途径。勤于行善，不必我的善像别人的善，然后才能成就治理；凡是举措得到善的，没有不进入治理的。勤于作恶，不必我的恶像别人的恶，然后才导致混乱；凡是举措陷入恶的，没有不进入混乱的。善恶虽然不同，而治乱则是一样的，作为诸侯，怎么可以忽视呢！”

张氏说：“顺从天意的就生存，违背天意的就灭亡，那么天本来就没有私亲，所辅助的只是德行；安抚百姓就成为后嗣，虐待百姓就成为仇敌，那么民心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怀念，所怀念的只是恩惠罢了。”《诗经》说：“上天亲近有德行的人”，那么德行被天辅助就可以知道了；《尚书》说：“安定百姓就是恩惠，百姓就会怀念他”，那么恩惠被百姓怀念就可以知道了。值得喜爱的叫做善，令人厌恶的叫做恶。天下值得喜爱的事虽然不同，但究其共同归宿，则归于治理；天下令人厌恶的事虽然不同，但究其共同归宿，则归于混乱。作为诸侯，上面一定希望被天辅助，下面一定希望被百姓怀念，行善的效果既然像那样，作恶的报应又如此，那么蔡仲，怎么可以不警惕呢！

谨慎地对待开端，重视其结局，最终就不会困窘；不重视其结局，最终就会困穷。

无垢说：“孔子说：‘譬如堆山，只差一筐土没有完成，停止了，是我自己停止的。’召公说：‘堆山九仞，功亏一筐土。’古语说：‘走百里路的人，走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这是说坚持到底很难。齐桓公起初任用贤臣，多次会盟诸侯，匡正天下，在葵丘会盟时，稍微露出骄色，就有九国背叛。唐太宗勤劳忧惧，亲身实现太平，晚年逐渐松弛，在嫡庶之分上不明，想引佩刀自刺。唐明皇即位之初，励精图治，晚年惑于李林甫，流亡西蜀。唐宪宗即位之初，也慷慨图治，淮西平定后，志意骄惰，服用方士的药，以至于忿躁，被宦官所杀。这几位君主，起初并非不美好，而意志不坚定，中途废弃，以至于困穷，确实说明坚持到底很难啊！这周公的告诫，之所以反复强调坚持到底的说法，难道是因为感激

译难道大多人在开始时锐气十足，而在结束时却懈怠了吗？蔡仲起初发愤行善，想要弥补前人的过错，真诚地担心日子久了，懈怠之心乘虚而入，那么最终就会陷入危险罢了，这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

译林氏说：“拥有国家的君主，没有比确立可继承的治国之道更难的。为什么呢？人们创立事业，没有不在开始时锐气十足、在初期精心谋划的，到了中途就稍微懈怠，最终则漫不经心而萎靡不振，大概是因为没有思考那可以继承的道理，所以未必会达到这种地步。只有能在开始时竭尽警戒谨慎，又思考那作为可继承之道的缘由，那么从开始到结束，实行它而不疲倦，运用它有常规，它的功效又岂止于早晚的短暂，而不能延续到岁月的长久呢！如果只在开始时谋划而不顾最终，这虽然有一时的功绩，却不是善后的计策，陷入困穷祸害是必然的。”

勉力你的功业，和睦你的四方邻国，以辅佐王室，以协和同姓兄弟。

无垢说：“对于自己就应当竭尽职事，对于四方邻国就应当致力于和睦，对于王室就应当作为屏障，对于同姓就应当协和。所以告诫你要勉力你的功业，和睦四方邻国，辅佐王室，协和兄弟，事情繁多到如此地步，可以说是艰难了。只有知道有难，然后能警戒谨慎，就一定有办法处理。‘勉力你的功业’，是说每件事都应当有成功；‘和睦四方邻国以辅佐王室’，是说如果有叛国就率领诸侯去讨伐它；‘以协和兄弟’，是说同姓的国家有不和睦的就使之和睦。然而聪明才智就能每件事都有功绩，曲尽人情就能和睦四方邻国、辅佐王室、协和兄弟了，关键是不警戒谨慎就不能做到。”史氏说：“勉力所建立的功业，那么德行就接近于忠；亲睦所交往的邻国，那么德行就接近于厚。分封五等爵位，环绕千里疆域的托付，孜孜不倦地做这些，难道有别的原因吗？也只是尊崇尊长、亲近亲人罢了。以辅佐王室，那么最尊贵的人就无忧虑；以协和兄弟，那么最亲近的人就有依靠。尊崇尊长而亲近亲人，那么所谓诸侯的小心谨慎，没有比这更过的了。”

张氏说：“积累功绩的成就叫做绩，那么绩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积累的，不能勉力它，那么有的几乎成功却废弃的情况是有的。那么绩不可不勉力。能勉力你的功业，那么国家就治理好了。然而对于你的四方邻国，又不可不与之和睦。小国大国相互依傍，内外相互维系，按时节进行聘问，按礼节往来，这就是和睦四方邻国的道理。在我自身能勉力你的功业，在外部能和睦你的四方邻国，然后可以同心协力、协同德行，作为中原的屏障，而中原依靠它而安定。所以接着说辅佐王室。大概王室以诸侯为屏障，作为诸侯如果不能勉力你的功业、和睦你的四方邻国，那么中原就没有所依赖的，而它的屏障就缺失了。和睦你的四方邻国，那么只是和睦罢了；至于协和兄弟，则是相互作为兄弟而没有乖戾的。”

安抚救济小民，遵循中道，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的法度。详审你的视听，不要因为偏颇之言改变你的法度，那么我一人就会嘉奖你。王说：“唉！小子胡，你前往吧！不要荒废丢弃我的命令。”

无垢说：“安抚救济小民，没有别的，用我的情感自我揣度就足够了。我想要安逸，百姓难道可以让他们劳苦吗？我想要饱暖，百姓难道可以让他们饥寒吗？像这样就能安抚救济他们了。‘率自中’，是说从我心中取法度，一切决断于我的内心，又恐怕他凭借聪明扰乱先王的典法，所以说：‘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的法度。’先王以公道治理天下，不以私意违背人情，所以制定典法留给后人。倘若凭借私意，就会扰乱法度了。大抵聪明绝人者，喜欢兴办事功而轻易改变法度，大概仗恃他的聪明认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周公之所以告诫的原因。”

东坡说：“因为偏颇之言而改变常规的法度，不是他的本心，产生于视听不审慎罢了。所以祸患常在迅速而不在于迟缓，迟缓那么视听就审慎，而事情没有不恰当的。”

林氏说：“不遵循中道的行为，那么矜持自恃的心容易兴起，那么难免有非议古代的过失；不使视听审慎，那么偏颇之言容易进入，那么难免有败坏常规的罪过。为什么呢？中道不可不遵循。只有遵循中道，那么内心有所坚守，而外部无所倚仗，聪明虽然自我拥有，却未曾有妄作的意思，谁肯非议古代推崇当今，而扰乱先王的典章呢？视听不可不审慎。只有审慎视听，那么公心更加持守，而私意不被夺取，妄言虽然想要迷惑我，却未曾有轻率使用的过失，谁肯厌恶常规抛弃旧制，而更改常规的法度呢？作为诸侯的人，如果能在这些方面尽心，那么他的称职足以慰天下之所望，天子能不深深嘉奖而褒扬他吗？”张氏说：“百姓劳苦而未休息，一定推我的仁德来安抚他们；百姓的困难未解除，一定推我的义德来救济他们。然而自身端正，不命令也能实行，那么安抚救济小民的道理，又在于遵循中道。‘率中’，是说所遵循的是中道；‘自中’，是说所运用的是中道。作为在上位的人，能遵循中道，那么天下的人不期然而中。”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精义卷四十二 宋 黄伦 撰

成王向东讨伐淮夷，于是平定奄国，作《成王政》。

成王已经平定奄国，将要迁移它的君主到蒲姑，周公告知召公，作《将蒲姑》。无垢说：“成王即位执政，淮夷与奄又叛乱，这是成王所以亲自征讨而平定奄国的原因。平定奄国，成王正篇详细记载了这个意思。王者的政令，其仁德如此。怎么知道呢？下文说：‘将要迁移它的君主到蒲姑，周公作《将蒲姑》。’那么知道不是灭其

译社稷，大概是让它的祭祀地点靠近王室，以便教育王室成员罢了。」

译周成王从奄国归来，到达宗周，向各国诸侯发布诰令，于是作了《多方》。

无垢说：“成王看到淮夷和奄国再次叛乱，他心中认为商朝的诸侯还很多，内心不服从的人相当众多，所以趁着凯旋而归、万国畏惧威德并顺从道义的时候，作诰令来开导抚慰他们。”

东莱说：“《多士》这一篇，是当时刚刚把顽劣的商民迁到洛邑，所以作书诰诫。《多方》是在已经迁到洛邑之后，后来淮夷背叛，当时叛乱的不仅仅是商民，所以成王在从践奄归来之后，向天下普遍宣告，因此作了《多方》这篇书。”

多方

在五月丁亥日，成王从奄国归来，到达宗周。

林氏说：“如果没有商朝六七位君王的德行，就无法让百姓虽然历经不同朝代却仍不忘怀；如果没有武王、周公的圣明，就无法安抚百姓，使他们归心并安居。武王夺取天下容易，而周公安定天下艰难，这真是令人感叹啊！说周公安定天下艰难，是因为百姓的情性，在患难时急于追求安逸，一旦安逸下来就会思念旧主，这是势所必然的。如果不是周公继承武王的德行，用有道的方法维持、安抚他们，那么这些百姓未必不会变节归附商朝。这是什么原因呢？从成汤到帝乙，恩泽施加在百姓身上很深。一旦困于辛、纣的暴虐，百姓迫切希望摆脱水火的灾难，起初并不问君主是新还是旧。等到脱离水火、安定生活之后，商朝六七位君王的德行就常常存在于百姓的思念之中。所以武庚叛乱后，奄国和淮夷又叛乱。《多方》这篇诰令，不仅涉及商朝的百姓，还涉及四方的百姓，由此可知当时虽然名义上归顺周朝，但内心未必完全信服。周公怎么能不感到艰难呢？”

周公说：“王这样说：‘啊！告诉你们四方各国的百姓，你们这些殷商的诸侯和治理百姓的官吏，我大大地降下天命，你们没有不知道的。’”

林氏说：“顺从天命，即使小国也必然兴盛；违逆天命，即使大国也必然废弃。商朝拥有天下，周朝的德行已经盛大，废黜商朝的天命，并非出于私意。在于我们的是顺从天命，而在那边的是不能常常恭敬地承奉祭祀。周朝所谋划的，在于顺从天命，那么不恭敬承奉祭祀而违逆天命的人，周朝怎敢不把天意放在心上而不废黜他们呢？这天命，你们四方各国的百姓共同知晓。”

深切地谋求上天的意旨，却不长久恭敬地思念祭祀。只有上帝降临并显现在夏朝，夏朝大肆放纵逸乐，不肯怜悯百姓，于是大大地淫乱昏庸，不能终日遵循上帝的教导，这些你们所听说的。他们谋求上帝的意旨，却不能开启百姓向善的途径。

无垢说：“天与人并不遥远，我的心就是天心。我的心端正，那么天上的星辰没有不遵循轨道运行的；我的心不端正，那么灾异就会百出。所以君主有仁德，岁星就遵循轨道；有义德，太白星就遵循轨道；有礼，荧惑星就不失其度；有智，太阴星就不失其度；有信，星辰就不失其度。如果不这样，那么都会变成妖星。大抵天上的星辰必然因人事而变化，人有这样的事，天就一定有这样的象。所以除了经星之外，有所谓牢狱、郎官、匏瓜等星，都是应人事而存在的。怎么知道呢？从前汉光武帝与严光同寝，把脚放在皇帝腹部上，第二天太史奏报客星侵犯帝座。由此可知天与人不相遥远，灾祥都在人君身上。只有上帝降临，因为桀不恭敬思念社稷，所以出现灾异来警示恐惧他。”又说：“人君遇到灾异，应当归罪于自己并自责，那么百姓的心就喜悦了；百姓的心喜悦，那么天意就回转了。唐德宗穷兵黩武，导致奉天之难，采纳陆贽的话，下一道罪己诏，山东的百姓读了，没有不感动流泪的。为什么呢？当他黩武的时候，百姓虽然愤怒怨恨，一旦罪己，必定说：‘我们的君主悔过了。’他们的心怎么能不喜悦呢？德宗危险而复安，灭亡而复存，是因为他发出了忧民的言论的缘故。”又说：“上帝的意旨不可以向外寻求，只在于自身罢了。终日检察，心中有一丝一毫的欺骗，就自我怨恨、自我改正，始终不自满，直到无愧怍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上帝。像这样谋求上帝的意旨，难道在于祭品丰盛洁净、牺牲肥壮吗？心中无愧怍就可以了。什么叫民之丽？丽，是附着的意思。凡人的念头产生，不附着于善，就必然附着于恶。善，是人心所共同的，但必须得到君主和老师的启发引导，开启百姓向善的途径，使他们知道这样是仁，这样是义，这样是礼，这样是智就可以了。如果不是人君率先为善，处心积虑没有一丝一毫的欺骗，又怎么能开启百姓向善的途径呢？桀不开启百姓向善的途径，不是谋求上帝意旨的做法。大抵百姓可以让他们看到德行，不可以让他们看到刑罚。用政令引导，百姓只求免于刑罚而没有羞耻心；用德行引导，百姓就有羞耻心并且归服。所以尧舜率领天下行仁，百姓就跟随；桀纣率领天下行暴，百姓就跟随。武王战胜商朝，来不及发布一道号令，就释放箕子的囚禁，封比干的墓，在商容的里巷表示敬意，使天下都知道贤者值得尊崇；散发鹿台的财物，发放巨桥的粮食，使天下都知道义值得羡慕。这些都是为了开启百姓向善的途径，又哪里是用刑罚来率领百姓呢？”林氏说：“上天所做的，只看百姓罢了。有国家的人不急于求天，而常常急于求民，大抵因为百姓是否归附，可以占卜上天是否顺从。如果只依赖上天有命，而不体恤百姓，想要谋求天命的长久，这难道不像倒退着走却想追上前面的人吗？”

译夏桀荒淫昏乱，不明白百姓所归附的道理，却想谋取帝王的天命，难怪上天不帮助他，而降下灾祸聚集在夏朝身上。」

译张氏说：“天是伟大而遥远的，所以谋求上天的意旨，在于开启民众所依附的对象。开启了民众所依附的对象，就是上天所辅佐的。因为民众所依附的，是依附于在上位者的，他们的喜好、厌恶、取舍，都只听从在上位者。作为君主，因此应当启发、引导他们，使他们以善为主，然后自己才能有所作为。如今的夏朝君主，却极其淫乱昏庸，他自身的行为尚且蔽塞不通，怎么能开启民众所依附的对象呢！”

吕氏说：“大体上，德行盛大能够感动上天，罪恶盛大也能感动上天。德行盛大感动上天，就像所说的‘感通于上下’、‘感通于皇天’那样。‘只有上帝降临于夏’，这是说罪恶盛大也能感动上天。上天既然发动威怒，以示警戒恐惧，夏王却正放纵逸乐，几乎没有担忧百姓的言论。这是昏庸迷乱，不知道畏惧上天的威怒，上天正在警戒他，他却作恶更深，不仅没有至诚担忧百姓的心，连担忧百姓的言论也忘记了。”

于是上天大大降下惩罚，助长夏朝的混乱。因为夏桀在国内首先作乱，不能灵验地承受民众的拥戴，没有大大地增进恭敬之心，反而在民众中肆意放纵。也只有夏朝的民众，被贪婪愤恨之人所欺压，日益被剥削，如同割肉般遭受痛苦。

无垢先生说：“‘承民旅众’是指承受民众的众多。桀既然在国内作乱，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善行，怎么能知道天下的善行？孟子见到人性本善，俯视天下的人，没有不与我拥有同样的善性的，因此以性善之说向天下倡导，使人都以圣贤为归宿。”又说：“人内心安定则外表恭敬，就像形体与声音、影子与响应的契合一样。桀既然在国内作乱，所以不能大大增进恭敬，而怠惰松弛无所不至，因此在民众中肆意放纵。”又说：“夏朝的民众，究竟有什么罪呢？因为桀在国内作乱，不认识忠厚廉洁之士，所以他所尊崇的，都是贪婪愤恨之人。贪婪之人多苛刻剥削，愤恨之人多残暴虐待，让苛刻剥削、残暴虐待的人处在民众之上，所以日日啖食民众的膏血而不顾惜。”张氏说：“‘因甲于内乱’的意思是，助长夏朝的混乱，那么它的混乱是从外部开始的。外部的混乱必定从内部开始，所以说‘因甲于内乱’。甲在十天干中代表开始，‘因甲于内乱’是指从桀开始。”

吕氏说：“桀正大大降下威罚，助长夏朝的混乱，混乱日日增长，没有停止的时候。然而桀之所以在夏朝助长他的罪恶，其根本则始于内部的混乱。为什么呢？因为他先前家道不正，一个昏庸放纵，根本已经溃败，混乱从此产生，没有不乱的。”

上天适时寻求民众的主宰，于是大大降下显赫美好的天命给成汤，用刑罚灭绝夏朝。上天不给予纯粹的福佑，只因为你们多方地区的义民不能长久地享受福泽。只有夏朝的恭敬之士，大大不能明白保护民众享受福泽的道理，于是互相虐待民众，以至于百事都不能开启。

无垢先生说：“桀在国内首先作乱，汤却不接近声色，不积聚货利；桀不能灵验地承受民众的拥戴，汤却勉励有德者担任官职，勉励有功者给予赏赐；桀没有大大增进恭敬之心，汤却改过不吝；桀剥削夏邑，汤却能宽厚仁爱。用天理论之，桀有必亡的道理，汤有必兴的道理，他承受显赫美好的天命是理所当然的！”又说：“天下难道没有识得义理的民众吗？识得义理，则内心诚意而心正，国家治理而天下太平。然而只有圣人能享用义民的福泽。桀正尊崇贪婪愤恨的民众，恭敬不明保享之士，怎么能长久地任用义民，而多享用贤人的福泽呢？”又说：“伊尹说：‘不是商朝向民众索取，只有民众归附于一德，这是民众所享受的，只是德行罢了。民众所享受的在于德行，君主保持这个德行，那么天下就享受它了。只有他恭敬不识义理之人，这就是大大不能明白保护民众享受福泽的道理的原因。”又说：“桀既然在国内作乱，他所尊崇的是贪婪愤恨之人，所恭敬的又不是保护民众享受福泽之士，君臣同恶，一起虐待民众，那么凡百所为，都不明白道理所在。天下万事都有条理，桀的君臣一概不懂，只知道虐待民众，不灭亡还等什么？”

林氏说：“上天把天下任命给君主，不只是给他享受无敌的尊贵、无伦的富有，作为一身的荣耀，必定是让他辅助上天治理民众罢了。所以必定治理民众而得到民心的，上天必定任命他；不能治理民众而失去民心的，上天必定断绝他。夏朝灭绝，而不被上天给予如此大的保佑，不是上天偏私厌恶夏朝而想要灭绝它，夏桀的时代，不只是君主虐待，臣子也虐待。”

吕氏说：“大体上圣人立言，本末完备。既说‘民众至公，才无道，便不是夏的民众’，又说‘民众的心本来长久想要享奉国家，夏自己不能顺从民众的愿望’。圣人立言，无不着一边，既说民心，又说君民系属之处。”

于是只有成汤，能够以你们多方地区的简选，代替夏朝作为民众的主宰。谨慎地对待所依附的对象，于是劝勉，民众的刑罚用来劝勉，以至于帝乙，没有不明德慎罚的，也能用来劝勉。拘禁囚犯，诛杀多罪之人，也能用来劝勉；开释无辜之人，也能用来劝勉。如今到了你们的君主，不能以你们多方地区享受上天的天命。

无垢先生说：“治乱之道，不在于其他，在于能否任用君子罢了。能任用君子则治，不能任用君子则乱，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由此可知作为君主起初没有难事，能任用君子，则对内可以正心诚意，对外可以安国保民，而王道成就了。桀不任用多方地区的义民，所尊崇的是贪婪

译骄横的人，所恭敬的又不是那些能安享民心的士人，那么他所任用的就都是小人罢了，怎么能享有任用贤人的福分呢？商汤的兴起，并不是有什么奇谋秘术，也不是借用了其他时代的人才，而是能够任用多方有道的义民从而拥有天下罢了。」又说：「君主的心术不可不端正，那么言语从口中说出，行为从身上做出，四方万里都会欣然响应，怎么能不谨慎呢？我一旦谨慎地对待所依附的道，百姓不用期望就会自我勉励了。」又说：「夏桀用刑罚而百姓怨恨，商汤用刑罚而百姓勉励，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他们使用刑罚的做法相同，但使用刑罚的用心却不同。夏桀不能开启百姓所依附的道，于是大肆施加惩罚，这就是百姓怨恨的原因。商汤已经谨慎地对待所依附的道，百姓应当顺从，如果还不顺从，那么舍弃刑罚不足以使他们整齐划一。然而他使用刑罚，让百姓无不自己知道：『君主如此仁德，而我却不仁；君主如此正义，而我却不义。遭受刑罚，是自己招致的，我的不仁不义，致使我的君主不得不使用刑罚。』怎么能不自我勉励呢？所以说『他的百姓受刑罚，却因此自我勉励』，这阐明了彰明德行、谨慎刑罚的意思。」又说：「彰明德行，就是所说的谨慎对待所依附的道；谨慎刑罚，虽然使用刑罚却不敢轻率。一定要反省自身说：『我所依附的道有没有失德呢？』那些不遵从的人才可以施加惩罚。然而惩罚不可立即使用，等到遇到有罪的人，还要多次告诫，等待他们不改过之后才施加刑罚，这就是百姓自我勉励的原因。以至于要囚禁并诛杀罪大恶极的人，如果不可以让他们自我勉励了。然而那些触犯刑罚的人，也一定会反省自己说：『我的君主如此彰明德行，又如此谨慎刑罚，一定是我有招致刑罚的原因。』即使有顽劣粗野的心，也不能不自我勉励了。」

译张氏说：“拘禁重罪犯人，诛灭罪大恶极者，从而能够劝勉向善的，是因为拘禁和诛灭是为了惩罚邪恶，惩罚邪恶那么邪恶的人就会畏惧，奸邪之心就会止息，这就是为什么也能劝勉人为善的原因。开释无辜之人，也能劝勉向善的，是因为开释无辜是为了宽恕善良，宽恕善良那么善良的人就会畏惧（失去宽恕），良心就会萌生，这就是为什么也能劝勉人为善的原因。所谓‘劝’，是自然而然地劝勉；所谓‘用劝’，是强制性地劝勉。‘亦克用劝’，这种劝勉，不过是勉强罢了。”

吕氏说：“商汤所依附的，完全出于正道，以此劝勉百姓，天下人都将效法商汤，没有不劝勉向善的。所以君主是源头，百姓是水流；君主是标杆，百姓是影子。源头清澈那么水流就清澈，标杆端正那么影子就端正，这是自然的道理。君主所依附的地方既然端正，用来劝勉百姓而百姓必定效法，没有不欣然顺从并劝勉向善的。”

唉！君王说：“告诫你们各方：不是上天有意抛弃夏朝，不是上天有意抛弃商朝，而是你们的君主带领你们各方，大行淫乱，图谋违背上天的命令，琐碎地寻找借口。只有夏朝图谋政事，不能聚集于享祀（不能得到民心归附），上天降下这灾祸，有邦国介入其间。只有你们商朝的后王放纵逸乐，图谋政事不洁净不精进，上天于是降下这灾祸。”

无垢说：“庸，是用；释，是抛弃。意思是说不是上天抛弃夏朝，而是夏朝自己抛弃了自己；不是上天抛弃商朝，而是商朝自己抛弃了自己。为什么呢？上天就是我，我就是上天。凡我所想所做，没有不合于道的，那么日日都有天命；一念倘若不合于道，就是上天所抛弃的。所以仰观璇玑玉衡的运行，足以知道王政的治乱，也足以看见天心的给予和剥夺。”又说：“桀图谋政事不能聚集于享祀，是因为百姓不归附。百姓的心就是上天的心，百姓不归附，这就是上天降下这灾祸的原因。上天既然抛弃夏朝，就必定寻求能聚集于享祀的人。商汤得到了能聚集于享祀的道理，所以能介入夏朝而承受天命。商汤也是起于诸侯，所以说‘有邦’。”又说：“桀之所以不能聚集享祀，是因为逸乐罢了；商汤之所以能介入夏朝而承受天命，是因为知道如何聚集享祀，因为知道端正自身的道理。你们的后王，他的逸乐又超过桀，他的驰骋、彷徨、周游，无非是逸乐不义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纣的罪恶超过桀’的原因。”又说：“蠲，是洁净；烝，是进。天下的根本在国家，国家的根本在家庭，家庭的根本在自身。自身既然端正了，那么施行的纲纪，发出的标准，垂衣拱手，足以端正天下了。不能洁净自身以进于善，就是自身不端正，怎么能图谋政事呢？纣如此作恶，必定要亡国败家才停止，这就是上天降下这灾祸的原因。”

只有圣人没有念头才变成狂人，只有狂人克制念头才变成圣人。上天只用了五年等待纣的子孙，他们竟然作为百姓的主宰，没有值得念想和听从的。上天只寻求你们各方，大动威严，开启他们顾念上天的意识。只有你们各方没有谁能顾念上天。只有我们周王灵验地承顺于众人，能够堪用德行，为主宰神天。上天于是教导我使用美善，简选授予殷朝的天命，治理你们各方。无垢说：“圣人与狂人的差距，不止是天壤之别，而他们成为圣人或狂人，却不出乎一念之间，多么容易啊！大概念头，就是觉知。人本来是圣人，之所以不能由圣，是因为念虑一起，苦于不觉知。当不觉知的时候，圣人就是狂人；觉知了就是圣人，而不是狂人了。这就是克制念头所以能成为圣人的原因。狂人与圣人的分别，只在一时之间，那么纣的灾祸应当没有日子了，而上天对待纣，还周旋于五年之间，希望他悔过，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商朝的兴起，贤圣的君主出现六七位，天下归附商朝很久了。天下的心眷念商朝，上天怎么忍心立刻断绝它呢？这就是等待它如此缓慢的原因。而纣在五年之间，心里不曾讼过，口中不曾说出悔痛的话，一无可念，一无可听。大概我能念上天，上天也念我；我能听上天，上天也听我。所以说：皇天没有私亲，只辅助有德的人。上天既然知道纣终究不悔过，就又寻求你们各方中能顾念上天的人，所以动用威严。想那当时灾异百出，不仅警戒商纣，又寻求你们各方君主中，能开悟顾念上天的，然而没有谁能堪当。只有我们周王，能用善道承顺百姓，百姓于是归附他。上天的聪明，来自百姓的聪明，百姓既然归附他，天命将去哪里呢？”又说：“我有德行就能使用德行，所以喜好美色那么美色就至，喜好财货那么财货就至，喜好剑那么剑士就至，都是我先有召引的。能够堪用德行，那么周王先有这德行，所以能使用有德行的人罢了。典，是主宰。有德行的人，应当是神天所生，现在反而主宰神天，为什么呢？大概君主就是上天。如果不是那个人，日月就会薄蚀，星辰就会失度，神灵不能得到安宁。只有能够堪用德行的君主，所为所行没有不是天理，所以能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上下交泰，宇宙肃清，都是他心术所至。这就是《易经》所说的‘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就知道元首，真是神天所依赖以为主宰的。”又说：“上天就是我，我得到这道理，知道这样是仁，这样是义，这样是礼，这样是智，那么一出一言、一举足，无非是仁义、礼智的善，他的心岂不涣散优游、泰然其日逸休乎？所谓休，不是从外而来，我

译心安定的地方罢了。周王之所以承受商朝的天命，并匡正你们各方诸侯的原因。

译张氏说：“只有圣人若不加思虑就会变成狂人，这就是所说的‘舍弃就会丧失’；只有狂人若能克制思虑就能成为圣人，这就是所说的‘操持就会存在’。没有不是圣人的，本来上天赋予的将是圣人，这是圣人出于自然本性的；思考就会睿智，睿智就能成为圣人，这是圣人出于修养功夫的。那么，圣人若不加思虑就会变成狂人，狂人若能克制思虑就能成为圣人，难道不是通过修养功夫才这样的吗？那么，商纣王因为无道而至于灭亡，是因为他拥有圣人的道理却不去思虑的缘故。”

吕氏说：“圣人与狂人本来没有固定的名称，也没有界限隔阂。圣人与狂人的区别，只在于是否思虑。要知道他们本来没有固定的名称，圣人哪有固定的名称？一旦不加思虑就是狂人。狂人哪有固定的名称？一旦克制思虑就是圣人。周公说这两句话，大概是说商纣王作恶，固然已经陷入狂人了，商纣王如果能有一念之善，怎么知道他不会成为圣人呢？”又说：“武王能够很好地顺应众人。夏、商之所以灭亡，只是不能顺应众人；周之所以兴盛，只是能够顺应众人。由此可知民众最为尊贵，国家次之。‘能够胜任运用德行’，是说武王能够胜任运用德行。”

如今我怎么敢多作训诫？我只是大大地降下天命给四方国家的民众。你们为什么不真诚宽厚地对待你们各方？为什么不共同协助治理我周王，以承受上天的使命？

无垢说：“古人教化他人，全在于自身端正，所以说：‘你们自身能够端正，就没有人敢不端正；民心不能中正，只有你们的中正。’又说：‘自身端正，不命令也能实行；自身不端正，虽然命令也不服从。’又说：‘用自身行为教导的人，人们会服从；用言语教导的人，人们会争讼。’凭借成王的贤德、周公的忠圣如此，理应不言自明，如今却纷纷如此，不服从的是各方的罪过。那些不服从而导致我多作训诫的，是各方的罪过，不是文王、武王和周公的罪过。”又说：“夹，是辅助的意思；介，是帮助的意思；乂，是治理的意思。你们为什么不真诚信任、宽厚地辅助我、帮助我，使周王得以治理，从而承受天命呢？”说治理我周王，是因为各方不安定，那么周王想要治理也做不到，怎么能承受天命呢？

吕氏说：“大体上殷民起初变乱，只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天命，不相信周家的盛德，只是有留恋旧朝的情感，不充实并扩大它，不从大局上看，所以如此。因此周公用来劝告殷民信任周家，并且宽厚他们的心意。”

如今你们还居住在你们的住宅，耕种你们的田地，你们为什么不顺从王以光大上天的使命？你们却引导屡次不安定，你们的心尚未仁爱，你们却不大大地安守天命，你们却轻慢播弄天命，你们却自作不典，图谋真诚于正道。

无垢说：“居住在你们的旧宅，耕种你们的旧田，与在商朝时没有不同，你们为什么不顺从王以光大上天的使命呢？天命在我，因为你们不真诚信任，不宽厚，不辅助，不帮助，不治理，我就不能长久地保全你们的住宅、田地，而自己狭隘。天命如果你们不顺从，我将诛杀你们，你们还能居住在你们的住宅、耕种你们的田地吗？”说：“承受天命，光大天命，天命已经确定，只是承受和光大未能做到。为什么呢？各方不承受，成王也不承受；各方不光大，成王也不光大；各方未治理，成王怎么能安定呢？如今你们常处于不安定的地方，蹈行故有的纷乱。不安定的人，都是因为你们的心尚未仁爱，没有顾惜爱惜之意，是你们大大不安守天命，是你们大大抛弃天命，难道是他人连累你们吗？”

张氏说：“居住在你们的住宅，是说没有失去你们的居所；耕种你们的田地，是说没有失去你们的食源。如今你们各方还居住在你们的住宅、耕种你们的田地，那么我们周朝对你们并非故意虐待。然而你们不能顺从王以光大上天的使命，这是你们的过错。”

我只在这时教导告诫你们，我只在这时征伐拘捕你们，以至于第二次，以至于第三次。如果有不采用我降下的天命，我就将大大地惩罚诛杀你们！不是我周朝秉持德行不安宁，而是你们自己招致罪过。

无垢说：“讨伐那些倡乱的人，拘捕那些朋党，以至于第二次，以至于第三次，像三监、淮夷、商奄之类就是如此。我谆谆告诫如此，再三不从，不采用我降下的天命，我将大大地惩罚诛杀你们。”那么难道是周朝想要扰乱民众吗？是你们自己招致的罢了。

王说：“唉！告诫你们各方多士以及殷商多士：如今你们奔走臣服于我，已经五年了，还有胥伯、小大众多官员，你们没有不能遵循法度的。自己造成不和，你们要和好呀！”

无垢说：“责备各方多士，以及商朝多士，与胥伯、多正等在上位的人，应当率领他们下属。想当时多士有顺从周朝的，有不顺从周朝的。顺从周朝的少，不顺从周朝的多。所以虽然有在上位的人自己能够顺从周朝，但异谋的人还很多，上位的人也不能率领他们下属、率领他们家族。大概当时之所以有异谋，一定有为之倡导的人。然而也有不由倡导而自己为之的，所谓自作不和的，就是不由倡导而自己为之的人。”吕氏说：“周公告诫各方多士：‘如今你们奔走臣服于我，已经五年了，还自己未安宁。’先儒说迁移殷民到成周，五年无罪，再让他们回到旧土，没有见到这个意思。只是迁移顽民，必定已经过了五年事，为什么既然迁移殷民到洛邑了，之后淮夷、奄叛乱，成王讨伐淮夷、奄回来，到这里已经过了五年了？监是管理民众的官。‘如今你们奔走臣服于我，已经五年，现在应当安稳，为什么到现在你们还不安于我周朝？’”

你们的家庭不和睦，你们

译真是和顺啊！你的城邑能够清明，你也能勤勉于你的职事。你尚且不要忌惮那些凶恶的德行，而是以恭敬谨慎的态度居于你的职位，能够考察你的城邑，谋求良策。你从此在洛邑，应当永远努力耕作你的田地。

译无垢说：“那些具有凶恶德行的人，他们的才能足以作乱，而且他们的势力又能使人不和。作为上位者，不应当忌恨他们，而应当有办法感化他们。他们之所以到了不顾惜的地步，也是因为上位者没有感化他们，反而忌恨他们。”又说：“苏东坡说，制服凶恶德行的人在于恭敬和顺，大概恭敬就不会轻慢，和顺就不会暴戾。人如果远离暴戾轻慢的心，那么他的温和恭敬、和乐喜悦，就会明显地表现在声音容貌和气色之间。那些凶恶德行的人，虽然有悖逆傲慢作乱的心，见到这样的情形，也一定会被感化。这是统率下属的方法。”

临川说：“自己能够以和顺来承受天命，勤勉又有什么可忌恨凶恶德行的呢？君子忌恨吉德，小人忌恨凶德，而后悔吉德。”

张氏说：“想要治理好国家，先要整顿好家庭；想要整顿好家庭，先要修养好自身。‘你们无不能够遵循法度’，这是修养自身的方法；‘你们的家庭不和睦，你们要和睦啊’，这是整顿家庭的方法；‘你们的邑都能清明，你们要勤勉于你们的职务’，这是治理国家的方法。父子兄弟之间如果不能和睦相处，那么你们就不能不和睦他们。《洪范》说：‘你不能使你的家庭中有好的人，这些人就有罪过。’那么想要使你的邑清明，那么你的家庭就不能不和睦。”

上天只赐予并怜悯你们，我们周朝只以大恩赏赐你们，引导简拔贤者在王庭任职，尊崇你们的职务，使你们在大官中任职。

无垢说：“从前多士共同具有凶恶德行，难道可以让他们在朝廷任职吗？如果他们像这样顺从教化，那么我应当开拔简选贤者，让他们居于王庭，委任你们以职务。岂止是委任以职务，应当尊崇显贵他们，使他们居于大臣的行列。”这是告诉他们不会最终抛弃他们。

张氏说：“上天之所以赐予你们，是赐给你们福分；上天之所以怜悯你们，是用仁爱怜悯你们。不只是上天赐予怜悯你们，我们周朝也大大地赏赐你们。大概君王的赏罚，也是顺从天意的。引导简拔在王庭，尊崇你们的职务，使你们在大官中任职，这就是所谓的大大赏赐你们。大大地佑助你们，就像所说的‘佑助贤能、辅佐德行’一样；大大地赏赐你们，就像所说的‘赐给你们山川土田’一样。名位和器物，是天下的公器，圣人在这中间有什么私心呢？所听任使用的，只有德行罢了。”

王说：“唉！多士，你们不能勤勉诚恳地奉行我的命令，你们也就不能承受天命，一般百姓都说不能承受。你们只是安逸偏颇，大大地违背王命，那么就是你们多方试探上天的威严，我就执行上天的惩罚，使你们远离你们的土地。”

王说：“我不只是多次告诫，我只恭敬地告诉你们天命。”又说：“这是你们当初，不能恭敬于和顺，那么不要怨恨我。”

无垢说：“这一篇都是因为商朝人不肯顺从周朝而作的，其中称天的大概有二十次，称帝的有五次，大概是想让商朝人知道周朝之所以承受天命，不是有意去夺取，而是上天所命，我们周朝不能违背。既然我们周朝尚且不能违背天命，你们多士能轻视天命吗？”又说：“苏东坡认为‘又说’是另一天，很好。让我执行上天的惩罚。”

都是由于你们当初不能恭敬和顺来感化凶恶德行，使他们转而顺从教化，那么他们自取天威，不是我的过错。所以说：“不要怨恨我。”夏桀无道而商汤承受天命，商纣无道而周朝承受天命，这是同样的道理。商汤承受天命之初，难道没有夏朝的多士吗？但下面没有听说有一人违抗命令，上面没有听说有告诫的言辞。现在周王在这里，为什么独自辛苦地反复叮咛、谆谆教诲得如此深切呢？难道文王武王不如商汤，而现在的多士不如从前的多士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商朝和夏朝本来就不一样。”夏朝自大禹禅让而得到天下，启继承了他，到少康时中兴，其他没有听说什么。商朝的兴起，贤圣的君主有六七位，他们的仁恩德泽在民心中牢固地结合已经很久了，所以反复告诫，还是有人不听从。虽然可以说他们顽固可罪，但也可以看出他们留恋君主的意思。

吕氏说：“大体上殷朝百姓的过失，起初就很多。周公到这里，才说这是你们当初。为什么呢？自从武王初定天下，这是殷朝百姓的当初，殷朝百姓却跟随三监叛乱。成王讨伐三监之后，建立新的大邑东国洛邑，这也是殷朝百姓的当初。到这里人情还不足，哪里有所谓的当初？论起来殷朝百姓已经屡次失去当初，周公却到这里，给他们赦免过错宽恕罪过，再给他们重新开始，说现在正是你们开始行善的时候。你们如果以后还不能亲近和睦王室，等到后来被惩罚，那时却不可怨恨我。”由此可以看出周公对于百姓，尤其厚道恳切。

无垢说：“周公将政权交给成王，他的法度纪纲、典章文物，都已经鲜明完备，只是想让成王选择人来确立罢了。所以周公作这一篇书，所告诫的，无非是任用人之事。”又说：“周公将要告老归乡，认为治理天下，没有人不行。这一篇的意思，专门以得人为说，这岂止是为成王说的呢？是为天下万世无穷之计。唉！拥有这天下，如果不是合适的人让他共同执政，其灭亡是必然的。所以历数夏、商作为警戒。”

张氏说：“治国以确立政事为先，确立政事以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