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精义卷四十九　　　　宋　黄伦　撰

译古代圣王将法律藏在深奥隐秘之中，而不向百姓公开，是担心百姓会胜过我们的法律。君主用来掌控天下命运的根本，在于法律；而用来推行天下法律的关键，在于权柄。权柄，是我用来控制他人的工具，绝不能让别人拿来反过来控制我。如今将法律藏在心中，根据动机来判定罪行，衡量情理来制定法律，该惩罚就惩罚，该处死就处死，让百姓不能根据罪行的大小来探求法律量刑的轻重，那么天下的法律就完全掌握在我手中了。所以百姓只会低头听命，缩手避法，向善远罪，整齐划一地进入规矩准绳的范围之内，那么奸邪虚伪、巧诈的心思就没有产生的余地了，更何况敢玩弄法律来议论君主呢？

译黄氏说：“不需要爵位来鼓励，不需要刑罚来惩戒，这就是君子，是尧舜时代的百姓；需要爵位来鼓励，需要刑罚来惩戒，这就是普通人，是太平盛世时代的百姓；给了爵位也不鼓励，施加刑罚也不惩戒，这就是奸民，是乱世时代的百姓。”我读《舜典》，其中任命百官时，只说“只忧虑刑罚”罢了；其中皋陶只说“只有明察才能公允”罢了。大概整篇结尾的话没有几句。唉！为什么法律如此简略呢？等到读《吕刑》，反复论述数千言，严厉地唯恐听取案情不详细、查阅证据不真实、诛杀不当、宽恕不审慎、轻重不均衡、言辞面貌不统一，详尽地制定禁令并大力设防，其条目多达三千，那么为什么法律如此详尽呢！等到读《春秋》定公、哀公的篇章，大概终结于二百四十二年之间，爵位和刑罚的运用已经完备了。圣人给予的，天下人背离而去；圣人剥夺的，天下人趋附而归。从前是僭越，现在是篡位；从前是专权，现在是驱逐；从前是假借君权，现在是把国家据为己有了。爵位并非没有设立，刑罚并非没有明确，然而天下没有人听从，这是什么法律松弛呢！刑罚，并非圣人愿意使用。既然在此设立了防范以等待天下人，而天下人仍有超出防范之外的，就制定刑罚来等待他们。凡是刑罚搁置不用的，不是上位者不使用它，而是天下人安然行走在至善之中，进入我刑罚范围的人少了。自从教化的工具松弛后，犯法的人就多了；犯法的人多了，然后刑罚就愈发详尽。刑罚详尽后，却不致力于教化；等到时间久了，人们习惯并安于这种状态，那么刑罚也就被玩忽而失去威严了。所以法律在舜时简略而在周时详尽，即使以孔子的圣明，竭尽全力在末流进行挽救，也不能纠正。所以《吕刑》是《帝王之书》的终结，而《春秋》是《六经》的终结。刑罚，并非圣人愿意使用。它的使用出于不得已，那么策略就已经低下，而且仍然不能有所作为。圣人好像说：“唉！治国之道到了刑罚就穷尽了。”所以《尚书》和《春秋》都终结于此。

林希说：“穆王训示夏代的赎刑，是因为周朝失去了刑罚的本意。周朝刑罚的条目：墨刑五百条，剕刑五百条，大辟五百条。穆王继承成王、康王伟大法度之后，在位年老昏乱，他的臣子甫侯为了训示夏法，于是制定详尽的刑罚以告诫四方。墨刑、劓刑不止五百而是上千，剕刑五百条，宫刑三百条，大辟二百条。”孔子说：“五刑的条目三千，大概很多了吧！”荀子说：“刑名源自商朝。”那么夏朝的刑罚严密，也符合轻重的中道。

张沂说：“夏朝继承尧舜之后，民风淳朴容易治理，所以制定的刑罚接近轻缓。刑罚轻缓则百姓轻慢，到了商汤的刑罚稍重。其后纣王制定了炮烙之刑，惩罚更加严酷。周朝继承其后，不能突然使刑罚太轻，虽然比商朝轻，仍然比夏朝重。到了成王、康王时期，刑罚搁置不用。下至穆王时期，百姓又变得容易治理，所以吕侯衡量时势制定适宜的法度，请求训示使用夏法。并非圣人的制作不及吕侯，大概是刑罚随着时代轻或重，应当有所增减罢了。”

吕刑

《吕命》说：“王在位百年，年老昏乱，制定刑罚以责问四方。”王说：“古代有训诫：蚩尤起初作乱，蔓延到平民，没有不成为寇贼的，违背道义，内外奸邪，抢夺财物，矫饰防备。苗民不听从善道，用刑罚来制约，只制定五种酷刑称为法。杀戮无辜，于是开始过度施行劓刑、刵刑、椓刑、黥刑。这些刑罚并列制定，没有差别于言辞。百姓兴起相互浸染，混乱纷扰，没有符合信义的，以背弃诅咒盟约。残酷威压众多杀戮，方才向上天控告无辜。上帝监察百姓，没有馨香之德，刑罚发出的声音只有腥臭。皇帝哀怜众多被杀戮的不辜之人，以威严报复暴虐，遏制断绝苗民，不让他们世代存在于下。于是命令重、黎断绝天地相通，没有降神降临。群后及在下之人，明明辅助常道，鳏寡没有遮盖。皇帝清明地询问下民，鳏寡有言辞控告苗民。德行威严令人畏惧，德行明察令人信服。于是命令三位后王恤功于民：伯夷降下典章，折服百姓依靠刑罚；禹平定水土，主持命名山川；稷降下播种，农人种植嘉谷。三位后王成功，只在于利于百姓。士人在刑罚的中道中制定百姓的法度，以教导恭敬的德行。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照耀四方，没有不勤于德行的。所以明确刑罚的中道，率领百姓辅助常理。典狱不终结于威严，只终结于富足。敬慎畏惧没有选择言辞在身，只有能够成就天德，自己创造大命，配享在下。”王说：“唉！四方掌管政事和典狱的官员，不是你们作为天子的牧养者吗？现在你们观察什么？不是伯夷播散刑罚的引导吗？现在你们警戒什么？只有苗民不审察刑罚的适用，不选择贤良之人，观察五刑的中道；只有这些众多威势掠夺财物，断制五刑，以扰乱无辜。上帝不洁净，降下灾祸于苗，苗民没有言辞可辩解于刑罚，于是断绝他们的世代。”王说：“唉！要思念啊！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都听我的话，或许能有合乎天命。现在你们没有不每天勤勉安慰的，你们没有不警戒不勤勉的。天齐于民，使我一日，不是终结而是终结在于人。你们尚且敬逆天命，以奉承我一人。虽然畏惧不要畏惧，虽然喜悦不要喜悦，只敬慎五刑，以成就三德。一人有喜庆，兆民依赖他，安宁才能长久。”王说：“吁！来，有邦国土地的诸侯，告诉你们祥善的刑罚。现在你们安顿百姓，选择什么不是人？敬慎什么不是刑罚？衡量什么不是及时？两造具备，法官听取五种言辞。五种言辞简

译诚信，要依据五刑来定罪；五刑没有明确规定的，依据五罚来定罪；五罚仍不能使人服罪的，依据五过来定罪。五过的弊病在于：偏袒官员、徇私报复、受内宠影响、收受财物、听从请托。这些人的罪行与犯人相同，要审慎地核实！五刑有疑问的可以赦免，五罚有疑问的可以赦免，要审慎地核实！简验诚信以面对众人，只凭外貌是有查考的。没有简验就不听信，要具备并严守法度以显示天威。墨刑有疑问而赦免的，罚金一百锾，要核实他的罪行；劓刑有疑问而赦免的，罚金加倍，要核实他的罪行；剕刑有疑问而赦免的，罚金加倍且有差等，要核实他的罪行；宫刑有疑问而赦免的，罚金六百锾，要核实他的罪行；死刑有疑问而赦免的，罚金一千锾，要核实他的罪行。墨罚的条目有一千条，劓罚的条目有一千条，剕罚的条目有五百条，宫罚的条目有三百条，死刑的罚金条目有二百条：五刑的条目共有三千条。上下比照定罪，不要僭越扰乱言辞，不要使用不施行的法律，只考察只依法，要审慎地核实【案以上经文解释，《永乐大典》原缺】

译上刑若情节较轻，则服下刑；下刑若情节较重，则服上刑。轻重的各种刑罚，需有权衡。

无垢说：“上刑适轻，如同杀人，杀人者死，这是上刑。然而其中若有误杀，这在杀人罪中属于情节较轻，情节较轻就服下刑。下刑适重，如同斗殴未致死，这是下刑。然而其中若有谋杀而恰好未致死，这属于情节较重，情节较重就服上刑而死。用刑者难道可以不问杀人、斗殴情节的轻重而执行刑罚吗？情节轻则刑罚也轻，情节重则刑罚也重，以情节为权衡来判定疑罪的轻重，那么刑罚就恰当了。刑罚以权衡轻重来决定上下，罚则以权衡轻重来决定多少，那么先王使用刑罚，其大旨也是简要的。”

史氏说：“依据法律来用刑，不如依据权衡来用刑。法律，是固定的制度；权衡，是时宜的适宜。拘泥于法律，则罪行有时不合宜；依据权衡，则罪行无处不恰当。法律本身没有轻重，因罪行而制定轻重，若非圣人善于运用权衡，则法律有时就不能宽恕了。应当服上刑，而情节适宜从轻，让他服下刑，就一定不会有滥刑；应当服下刑，而情节适宜从重，让他服上刑，就一定不会隐藏真情。轻重依据权衡，而不依据法律。”

刑罚随世道而轻或重，看似不整齐却实为整齐，有条理有纲要。

东坡说：“穆王复古却不拘泥于古，变革今法却不否定今法，仁厚到了极点。”又说：“各自随世道的轻重而定。百姓在改法之前犯罪，而在今天论法，可以统一整齐吗？旧法轻就依从旧法，今法轻就依从今法，这种不整齐正是为了达到整齐。伦，是条例；要，是文辞，文辞与条例相互参证，一定有办法处置。”

张氏说：“商人聚众饮酒而赦免他，不妨碍其为轻；周人聚众饮酒而处死他，不妨碍其为重。或轻或重，只依据世道罢了。如果不能随世道而制定轻重，想要用一种法律来统一整齐，那就不是真正的整齐。只有以不整齐来达到整齐，那么这种整齐才是整齐。有伦，是说或先或后，不失去次序；有要，是说或沿袭或变革，不失去统绪。”

刑罚惩戒并非为了致死，但人却已病苦到了极点。不是巧言善辩者断案，而是善良者断案，无不中正。在言辞的差异中察验，不是顺从言辞而是顺从实情。

林氏说：“刑，是成，一成而不变，君子应当尽心。刑罚惩戒人，并非要致人死亡，但人已经病苦到了极点。刑罚有致死的情况，能不谨慎吗？说刑罚应当谨慎，就是如此。然而不可以凭才辩来断案，只有内心有仁爱的人才能断案。佞，是才辩，如《左传》所说‘寡人不佞’就是。凭才辩断案，就会失之于纵容；凭仁爱断案，就会失之于柔弱。两者都不是中道。凡是察验囚犯言辞的差异，使其不能尽情陈述，那么他即使不是心服而顺从，也会屈从。”

吕氏说：“治理案件的方法，关键在于在差错之处察验罪辞的冤屈。如果不从差错之处察验，就无法得知他的实情。如果他有理，他十次说十次没有差错；如果无理，十次说就是十种样子。掌管政事典狱的人，必须从不同的地方察验他的情状，使他无处逃避。非从惟从，不可顺从他的言辞，必须顺从他的一份实情。不能顺从他的实情，只是顺从他的言辞，这不是顺从。大抵用刑，不顺从百姓的口，顺从百姓的心。不顺从百姓的心，才是顺从百姓的心。”

哀怜恭敬地断案，明确开启刑书共同参酌，都希望能中正。那刑罚那责罚，那审慎克制。案件成立而使人信服，输服而使人信服。那刑罚上报完备，有合并两刑的情况。

吕氏说：“断案的人，如果得知实情，就应哀怜而不要欢喜。以哀怜恭敬之心断案，这是治狱的根本。后世断案的官员，却以断案为能事，才得知实情，就自我欢喜了。大概治狱的官员，是代天行罚，必须哀怜恭敬。明确开启刑书，所谓记载在象魏，无不详备，必须明确开启了，又必须众人共同参酌，才能都希望能中正。不可以自己的意思独自参酌，如果以自己的意思独自参酌，就不能中正。为什么？案件不是小事，一旦出错不是刑就是罚。那刑罚伤害人的肌肤，那责罚伤害人的财物。到这里必须审慎克制。”又说：“大抵案件最要看人输服实情，必须看初次输服实情的时候。如果不是看初次输服实情的时候，看他已成案，那么已成案的皆是深文周纳锻炼而成，这不可信。所谓输服，是初供。看他初供输服言辞没有冤屈时，才可相信。如汉代杜周深刻锻炼，皋陶有所不为。由此可知，必须看他吐露情实时，才相信没有冤屈。”又说：“向皇上奏报案件，必须完备许多条目。有合并两刑的，有一人兼犯两罪，应得两刑，圣人则合并两刑为一刑，就其重者刑罚。所谓刑罚上报完备，可见圣人不欲遗漏；有合并两刑的，可见圣人不多加罪。”

王说：“唉！要恭敬啊！官伯、族姓，我的话多含畏惧。我恭敬于刑罚，有德者才用刑罚。现在上天辅助百姓，在下位做配享，明察单方面的言辞。”

林氏说：“钦敬畏惧法律，是人君希望天下百姓做到的；喜好用刑，是人君留给天下的毒害。为什么呢？刑罚，是先王为上天

译下沮恶表善之具也。使其乐于用刑而无戒惧之心，则民将轻于犯法，则善者无所劝，而恶者无所沮矣。惟其哀之、怜之，则天下之民畏法自重，而无自弃于善之域，岂不嘉哉！」虽然，犯法者天下之民，典法者有司之责。使其典法者不以上天之心为心，不知人君所以戒勑于我者，非惟上负皇天、人君之委托，则民将必有所不服矣。又曰：「夫两造具备，则易以折断；单辞无主，则难于审听。为有司者，其可不明听之哉！」吕氏曰：「今天之相助下民，无非以天讨正民之罪。作配在下，是司政典狱代天行罚，与天作配，有对天之功，此岂可容易？何故？天能死生人，司政典狱亦能死生人，须是对越在天，心与天对，无一毫私曲，方可用刑。明清于单辞，所谓单辞最难察。有两辞者，却是有对头；单辞无对头，无证佐，又无主家。今若欲识得，如一人杀一人，那一人已死，只有杀人者在，又无对头，狱辞都由这一人説此之谓单辞。明清，须是自家知虑澄清，初无私昵，方始能仔细察得他。若不是十分知虑清明，如何察得单辞？单辞察了，两辞不足道。」

刑罚是抑制恶行、表彰善行的工具。如果执法者乐于使用刑罚而没有警戒恐惧之心，那么百姓就会轻率地触犯法律，这样善良的人就得不到鼓励，而作恶的人也就得不到抑制了。只有对百姓怀有哀悯、怜惜之情，天下的百姓才会敬畏法律、自重自爱，不会将自己抛弃在善行的领域之外，这难道不是好事吗！」虽然如此，犯法的是天下的百姓，执行法律的是官吏的责任。如果执行法律的官吏不以上天的心意为自己的心意，不知道君主之所以告诫我的原因，不仅辜负了皇天和君主的委托，那么百姓必定会有不服气的地方。又说：「如果诉讼双方都到场，就容易判断是非；如果只有一方的陈述而没有对方，就难以审察听取。作为官吏，怎么能不明了地听取呢！」吕氏说：「上天帮助下面的百姓，无非是用天道的讨伐来纠正百姓的罪过。在下位者作为上天的辅佐，掌管政事和狱讼，代替上天执行刑罚，与上天相配，有配享上天的功德，这难道可以轻率对待吗？为什么呢？上天能决定人的生死，掌管政事狱讼的官吏也能决定人的生死，必须面对上天，心意与上天相对，没有丝毫的私心偏曲，才可以施用刑罚。明察清楚单一的供词，所说的单一供词是最难审察的。有两种供词的，却有对立面；单一供词没有对立面，没有证人佐助，又没有原告方。现在如果要识别，比如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那个人已经死了，只有杀人者在，又没有对立面，狱讼的供词都由这一人说，这就叫单一供词。明察清楚，必须是自己的心智思虑澄清，起初没有私心偏爱，才能仔细审察出真相。如果不是心智思虑十分清明，怎么能审察出单一供词？单一供词审察清楚了，两种供词就不值得说了。」

译百姓的动乱，没有不是由于审理案件时不能持平公正地听取双方的供词。不要在审理案件双方供词时掺杂私心。通过诉讼获得的财物不是宝物，只是积聚罪过，将会招来众多的灾祸。要长久地畏惧刑罚，上天并不是不公正，关键在于人自己掌握命运。如果上天的惩罚没有极限，那么天下百姓就不会有良善的政治。

无垢说：“百姓之所以能够被治理，是因为掌管刑狱的官员首先掌握了公正的道理，没有私人的喜好，没有私人的愤怒，凭借这种心态来听取案件双方的供词，那么正直的人就能得到公正的对待，理亏的人就会接受刑罚。曲直在于他们，而我在这中间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变动，所以君子有所依靠，小人有所畏惧。”又说：“不能分辨双方供词曲直的原因，大多是由于私心扰乱了判断。所谓私心，就是私人的喜好、愤怒，下至于收受贿赂来扰乱曲直的都是这类情况，能不把私心当作警戒吗？”又说：“通过诉讼获取财物，人们看它是宝物，其实不是宝物，而是积聚罪状。苏东坡说：‘辜功就是罪状。古代论罪有功，就是罪行的痕迹和状况。’这个意思就像古人作假山，题辞说：‘这不是假山，而是血山。’用来表明诉讼所得的财物不是宝物，而是积聚众人的祸患。把祸患引进家门，稍微懂得利害的人会这样做吗？而贪婪的官吏只见金钱不见祸患，真是可悲啊。所以周穆王指出诉讼所得的财物是祸患，让他们知道警戒。”又说：“做善事就降下百种吉祥，做不善的事就降下百种灾祸，这是天理的自然规律。百姓因为冤屈来向我寻求公正，而我接受别人的贿赂，把对的说成错的，把曲的说成直的，这正是做不善的事。用众多的灾祸来回报，就是降下百种灾祸的意思。上天的惩罚如此明显，从古到今都不会被蒙蔽，难道能不长久地畏惧吗？所谓长久畏惧，不是一朝一夕的畏惧。”又说：“通过诉讼获取财物而颠倒是非、混淆曲直，上天就降下灾祸，这是必然的道理。难道上天不用中正之道对待人吗？只是人自己招致灾祸罢了。《召诰》说：‘现在上天赋予智慧、赋予吉凶、赋予寿命。’这智慧、吉祥、凶险、寿命的命运，上天有什么偏心呢？只是人自己选择罢了。‘在’字，是说人自己选择正直或灾祸的命运。”又说：“君主是代替上天行事的人，平民百姓做出不公正的行为，以强凌弱。”

以众暴寡，以智诈愚，以勇苦怯，君主应当执行上天的命令来惩罚他们。现在君主失职，让掌管刑狱的人颠倒是非、混淆曲直，上天就亲自降下灾祸来惩罚不公正的百姓。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是君主的纲纪大大败坏，天下没有良善的政治了。什么是良善的政治？无辜的人得到公正的对待，有罪的人接受刑罚，这就是良善的政治。

周穆王说：“唉！继承王位的子孙，现在前往治理，应该以什么为鉴戒呢？不是用德行来启发百姓心中的中正，还要明察听取他们的供词吗！明智的人使用刑罚，无论多么繁杂的言辞，都归属于五刑的中正，全都符合中正就会得到喜庆。接受君王美好的教诲，以这祥善的刑罚为鉴戒。”

无垢说：“这一篇大体上主要强调中正。比如‘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故乃明于刑之中’，‘观于五刑之中’，‘咸庶中正’，‘民之乱罔不中’，‘非天不中而终’，‘咸中有庆’，现在又说：‘现在你继承王位的子孙，从今以后，以什么为鉴戒呢？不是立德行来启发百姓心中的中正吗？希望你继承王位的子孙明察听取我的话！’大概百姓各自有中正品性，得到了这个中正，那么上下贵贱老少长幼各自安守本分，不相侵犯，有和睦的风气，没有乖争的习俗，哪里需要防范刑罚呢？只是这个中正，怎么能自发显现呢？只有在上位的人施行德行来启发它。从前尧以庄重的德行在上位，而群臣以光明的德行在下位，君臣德行相合酝酿教化，照耀四方，所以能明察刑罚的中正，引导百姓遵循法则，百姓的中正品性，果然是在上位的人立德行来启发的。”又说：“了解人就是明智，明智就是了解人的意思。有了解人的明智而用来断案，那么人的是非曲直哪里能逃避呢？是非明辨，曲直昭然，好人有所依靠，坏人有所畏惧，万众一心称颂赞美，这是自然的道理。那么谁才是明智的呢？说是自知。谁才是自知呢？说是反省。反省就能自知一心的是非曲直了。自知一心的是非曲直，那么天下的是非曲直都在我心中显现了。就像在堂上悬挂镜子，美丑都映入其中；在江中澄清水面，星斗自然显现。明智大概就来源于此。”又说：“明智的人为什么有无边的赞誉呢？因为他断案都归属于五刑的中正。不轻易使用刑罚，有罪的人无处逃避；不加重使用刑罚，无罪的人无所顾虑。一以中正来断案罢了，我有什么偏心呢？大到死刑，小到墨刑，都符合中正，所以有无边的喜庆赞誉。明智的人难道向人求名吗？在宫中敲击钟鼓，声音自然传到外面；兰花生长在树林里，香气自然传到远方。

林氏说：“以德行作为根本的，是君主爱护天下的诚意；以刑罚作为辅助的，是君主治理天下的手段。如果以德行作为根本，就施行仁政，发出仁术，使百姓进入仁德长寿的境界，又何必用爵位赏赐在前面鼓励、刑罚在后面驱赶呢？百姓都习惯于做善事，那么即使有刑法，也将搁置不用，卷起来收藏起来，这是君主爱护天下的诚意确实如此。只有以刑罚作为辅助，就不专门以刻薄为心、以锤炼为利，确立刑罚的极限，享受上天的福分，法律符合实情，实情符合罪行，放纵邪僻之心无从产生，迁善远罪的风气自然兴起，

译这就是君主治理天下的方法啊。

译周平王赏赐给晋文侯秬鬯酒和圭瓒，并作了《文侯之命》。

无垢说：“我读《史记》，知道周幽王废黜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王后，立她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宜臼逃奔到申国，申侯愤怒，联合犬戎杀死幽王，俘虏了褒姒。晋文侯与郑武公于是跟随申侯共同拥立宜臼，这就是周平王。唉！这还能忍心说吗！即使从史实来考察，这也是平王因为申侯杀死了他的父亲而得以继位。唉！这还能忍心说吗！唉！《春秋》的编纂，始于隐公，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假如平王知道有父子亲情，当时恐怕痛苦求死都来不及，怎么会肯被弑父的人所拥立呢？”又说：“晋文侯姬仇迎接并拥立平王，将都城迁到洛邑，平王感激他的恩德，所以赏赐给他秬鬯、圭瓒、红色的车盖、弓矢，让他担任诸侯之长，这就是分陕而治的职责。毛苌说：‘只有九命的诸侯，然后才赏赐给他秬鬯和圭瓒。’孔颖达说：‘晋文侯当时是九命之爵，担任东西方的方伯，所以能够接受这种赏赐。’秬鬯，秬是黑黍；鬯是郁金之气。用郁金酿造黑黍做成酒。圭瓒，用圭作为勺柄，用来舀取郁鬯酒，通过灌礼来求神。这是诸侯中隆重的礼仪。《礼》说：‘赏赐了圭瓒然后才能制作鬯酒，没有赏赐圭瓒则需向天子借取鬯酒。’由此可知，如果不是像晋文侯那样安定国家，怎么能接受这种礼仪呢？”

胡氏说：“《周礼·玉人》记载：‘灌礼用的圭长一尺二寸，带有瓒。’《明堂位》说：‘灌礼使用玉瓒。’《祭统》说：‘君主手持圭瓒为尸灌酒，大宗伯手持璋瓒为亚灌。’大概古代赏赐圭瓒然后才能制作鬯酒，没有赏赐圭瓒则需向天子借取鬯酒。所以《旱麓》篇说‘那光泽的玉瓒，中间盛着黄色的鬯酒’，《江汉》篇说‘赐给你圭瓒，一卣秬鬯酒’，都是因为他们的功劳而赏赐给他们。那么文侯对东周有功，平王因此赏赐给他这些，无非是为了推崇德行、报答功劳罢了。传文说：‘孝道完备的人，赏赐给他秬鬯和圭瓒，这是宗庙中隆重的礼仪。’在这里可以看出来。

林氏说：“先王念及有功之人，必定有物品来赏赐他们；诸侯接受赏赐，必定依据道义来报答。大概诸侯，应当诚心辅佐、安抚王室，就像手足护卫头目，子弟保卫父兄一样，不能有片刻懈怠。这是什么原因呢？道义本来就是这样。君臣的名分，就像帽子和鞋子那样不可混淆，如果君主赏赐给他们物品，用礼仪来尊崇他们，这怎么能显示出亲爱他们的诚心呢？如今平王东迁，文侯有迎接、护送和安定的功劳，于是赏赐给他秬鬯和圭瓒。”

张氏说：“经文说赏赐给文侯秬鬯和弓矢，特别提到秬鬯，是举出其中最隆重的来说。《周官·典瑞》记载：‘灌礼用的圭带有瓒，用来陈列先王，用来为宾客灌酒。’那么圭和瓒，都是用来舀取秬鬯酒的赏赐。赏赐秬鬯，那么圭瓒也就包含在内了。”

文侯之命

王这样说：“父义和，伟大的周文王、武王，能够谨慎地修养明德，光辉显耀地升于上天，美名广泛地传布于下。当时上帝将天命集于文王，也是因为先代的贤臣能够辅佐他们光明正大地侍奉君主，无论大小谋略，无不顺从，因此先祖得以怀德在位。”

无垢说：“有明德的人，他的心向上与天相合，向下与民相合。保护有明德的人，是向上与天的心相合，所以光辉显耀地升于上天；向下与民的心相合，所以美名广泛地传布于下。民心就是天心，天心就是明德君子的心。文王能够保护明德君子，所以上帝聚集万国的欢心，而任命文王为天子。唉！明德君子的作用如此之大，君主如果不加以保护，反而让小人防范、侵害他们，这就是断绝民心。断绝民心，就是断绝天心。”又说：“先正，就是周公、召公、吕尚、毕公等各位公卿。文王、武王能够保护明德君子，那么明德君子也能舒展四肢，安心畅意，尽情施展他们的所学，光明正大地用大公至正的道理辅佐侍奉君主，使君主不陷入祸难。”平王说幽王的祸患，都是因为左右不得其人。又说：“文王、武王伟大显耀，保护有明德的人。有明德的人也能光明正大地用大公至正的道理辅佐文王、武王，所以对于大小谋略无不如意。谋，是猷的开始；猷，是谋的完成。因为先世有圣君贤臣成就了这些谋略，道德、人才、纲纪、政令，全都完备，所以平王的先祖从成王、康王以来，都能安然在位。”

林氏说：“圣人的德行不可掩盖，常怀着恭敬谨慎之心；圣人的诚意不可忽视，应当感通天人的大道。普通人的德行既然已经彰显，他们的大明，那么怠慢之心就会产生于内心，矫饰欺诈的怨恨就会爆发于外表，又怎么能通达于上下呢？只有圣人的德行既然如此大明，而主宰心意对待外物又如此谨慎，然后才能向上与天相合，虽然幽深但没有不能感通的；向下与民相合，虽然遥远但没有不能听闻的。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做到这一点？然后天命才集于文王，也是因为先代的贤臣以及大小臣子，都出谋划策，光明正大地侍奉君主，使我先祖得以在位。自古以来得到天下，没有不依靠辅佐大臣来帮助的。如果让他们只凭一己的智力，不依靠左右大臣的谋略，将会看到力量越劳累而心力越不足，一事不成而万事皆失，想要达到天下的大利、成就天下的大顺，是不可能的。”

译正因为他把极重要的事务托付给他，把极专一的职责委任给他，他们彼此竭诚相待，共同实现无为而治的境界，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赞美的事吗！

译吕氏说：“从尧舜以来，有的说‘敬’，有的说‘慎’，名称不同但实质相同，都是成就圣人的功夫。这‘明德’是天生聪明自然的明德，‘慎’这个字是保养持守此德。这也显示出文王、武王保养的功夫很深，因此能昭示于上，传布于下，自然能明察上下四方，这就是天命聚集在文王身上的原因。上帝聚集天命时，根本不在外面，只是在明德中能够谨慎，天命所以聚集；不谨慎，天命所以消散。文王、武王的德行固然如此，这也因为当时有先正的大臣，能在大大小小的谋略中左右昭明，无不顺从，可见文王、武王是尊重信任贤哲，无论大小都顺从而听从，所以能率先效法先王。这里却说‘大大小小的谋略无不顺从’，是小事大事都出于臣下，那明德在哪里呢？如《易经》临卦六五爻辞说：‘以智慧临下，是大君应有的做法，吉祥。’意思是六五之君能以虚心对待天下，便是以智慧临下，是大君应有的吉祥。如果仅仅依赖一己的聪明，不任用众人的谋略，怎么能昭示于上，传布于下呢？”

呜呼！怜悯我这小儿子继承王位，遭遇上天的大祸患，断绝了对下民的资用惠泽，犬戎侵伐我国，造成大患难。即使我处理政务，也没有年高德劭的俊杰在位，我就不能胜任。说：“只有祖考父灵，他们能体恤我自身！”呜呼！有功劳的我一人，永远安坐在位。

无垢说：“平王说我继承王位，正当上天的大祸患，断绝了对下民的资用惠泽，无以自振，而犬戎侵伐，我国遭遇大患难，当时凭什么支撑呢？然而祸难的发生，是上天用来开启圣人的。商道不衰，怎么显现高宗？四夷不叛，怎么显现宣王？汉朝没有昌邑的变故，就无法开启宣帝；唐朝没有宫闱的变故，就无法开启明皇。患难中平王没有志向罢了，如果真有志向，那么像夫差那样呼名，像勾践那样尝胆，减轻徭役赋税以收民心，尊重贤才任用能人以慰民望，选拔士兵训练将领以报国仇，仗着大义，抒发宿愤，与天下共诛弑杀天子的人，这难道不是臣子的职责吗？”又说：“天下的道理，有应当谦虚的，有不应当谦虚的。继承祖宗的基业，不谦虚就不足以持盈；处在祸患之后，不担当就不足以成功。且以成汤来看，得到一位伊尹，他的言论说：‘想到天下的百姓，匹夫匹妇有不受到尧舜恩泽的，就像自己把他们推入沟中一样。’又说：‘我没有不能使他们的君主成为尧舜的。’他的内心羞愧耻辱如同在市集上被鞭打，他的担当如此，所以能辅佐成汤，从诸侯成为天子，从七十里拥有天下。如今平王的君父被犬戎弑杀，却说‘我不能胜任’，这难道是谦虚退让的时候吗？”又说：“平王有辛苦的话，却没有发愤的意思；有求助的话，却没有自立的意思，哪有这样能中兴的呢？征伐鬼方，是高宗所以能中兴的原因；如震如怒，是宣王所以能中兴的原因；明明的庙堂谋略，雄壮的决断，是光武中兴的原因；‘我不能事事，何以见于郊庙’，是宪宗中兴的原因。哪有像平王这样的资质而能有作为的呢？”

林氏说：“拥有国家的人，成就它非常艰难，毁坏它很容易。百年成就它都不够，一朝毁坏它却有余。作为后嗣的人，应当念及祖先经营缔造，积累德行功劳，难道容易吗？怎么能废法乱纪，败坏常理风俗，而自取丧亡呢！周朝的天下，从后稷开基，公刘经始，文王安宁它，武王平定它，他们的用心可谓勤勉了，他们的考虑可谓深远了。等到幽王，被犬戎弑杀，断绝了先王的命，荒废了祖宗的绪。在我们后嗣中，不能负荷其位，也很少了。所以现在历数失去天下的原因，自陈承担天下的重任如此艰难。说我小子遭天大罪，使恩泽下断，政教毁坏，断绝于下民。又侵我土地，伤我人民。及说到当时左右的大臣，则没有老成人，又没有俊杰在位，导致国家灭亡，使我也不能负荷其任。又说我只祖考父灵，他们不体恤我自身，以致如此。于是告诉文侯说：‘现在你有功劳，我一人就使你长在位。’”

父义和，你能昭显你的显祖，你开始效法文武，用来继承你的君主，追孝于前代的文人。你多修德行，保护我于艰难，像你这样，我嘉奖。

林氏说：“继承先王的服位的人，没有比昭显前人的功劳更好的；效法先王的功劳的人，这才可以配享前人的德行。前人所以遗留给后代，后人所以继承前人的功业，不外乎这个道。为什么呢？想要传祖业的人，必定想着得到祖宗的人；既得到祖宗的人，然后才可以致祖宗的治。祖宗得到天下，必定有大义的亲信作为辅翼。我所守的是祖宗的业，怎么能不责以祖宗的事？现在你如果能昭显你祖的德行，惟能继承祖宗的烈，使文武之道不至于坠地，用来继承你的君主，追孝于前代有德行的人。现在你的功劳多而修了，于是保护我于艰难，你的功劳可嘉，能不勉励你成就它，以继承前人的德行吗？”

胡氏说：“传称我周朝东迁，依靠晋、郑。”这是晋的文侯、郑的武公，犬戎灭周之后，在平王迁洛之时，辅

译周平王东迁洛邑，平定战乱使周王室得以幸存，这全靠晋、郑两国的依靠。所以《文侯之命》中说：“你多有善行，在艰难中保卫我，我因此嘉奖你。”这就是在艰难中抵御外患，诛灭犬戎而保全周王室的意思。

译周王说：“父义和，你回去视察你的军队，安定你的国家。因此赏赐你黑黍香酒一卣，红色弓一张，红色箭一百支，黑色弓一张，黑色箭一百支，马四匹。”

林氏说：“天子赏赐诸侯，是为了显示天子最大的恩德；赏赐的礼物各不相同，是为了彰显君主深厚的德行。为什么呢？天下如此广大，不能由一人独自治理，必须依靠共同治理的人。只有我们这些同姓的亲人，恩情如同肺腑般深厚，德行如同山丘般厚重，怎能不依赖他们维持社稷的力量、推举奖掖的功劳呢？古代先王的制度，征讨叛乱者，是为了显示刑罚；降服后赦免他们，是为了显示德行。所以诸侯征伐有功，就赏赐他们弓矢。文侯在艰难中捍卫王室，应当赏赐他红弓黑弓。马这种动物，可以承担重任，可以代替人力劳作，它的本性柔顺且善于行走，这正如同坤卦象征人臣的德行。所以诸侯进献天子用马，天子赏赐诸侯也用马，其中的用意是可以明白的。”

张氏说：“卣，是中等规格的酒器，具有中和的德行，足以承接祖先、供奉祭祀，所以用一卣黑黍香酒赏赐他。红色，是纯正阳气的颜色；黑色，是纯正阴气的颜色。阳代表德行，赏赐红弓红箭，是因为他的德行足以辅佐君主；阴代表刑罚，赏赐黑弓黑箭，是因为他的刑罚足以在艰难中捍卫王室。马这种动物，行走大地没有边界，在下面承载重物而让上面的人无所作为，具有臣子的道义，所以又赏赐他马四匹。”

父义和，去吧！安抚远方的人，也能亲近近处的人，施恩惠使百姓安康，不要荒废政事而贪图安逸。简省体恤你的都城，以此成就你显赫的德行。

林氏说：“天下的形势有远近之分，君主的治理在于德行与政教。近处的人容易治理，而远处的人容易疏远。只有君主以德行施政，远方的人既已顺服，那么近处的人自然归附。感动这里，那里就会响应；感动近处，远方就会响应，将会看到像婴儿依恋母亲、小牛跟随母牛那样，他们的归附，是不期然而然的。况且百姓的情性不难驯服，爱护他们就会亲近；不难感化，给他们利益就会到来。为什么呢？喜欢顺从而厌恶违逆，这是百姓的常心，一旦违背他们的心意，他们就会防备抗拒而离去；喜欢利益而厌恶祸害，是百姓的常情，一旦顺应他们的情性，他们就会竭尽全力而趋附。作为统治者，怎能不施恩惠使百姓安康呢？”

苏轼说：“唐德宗遭遇奉天之难，陆贽为他起草诏书，武夫悍卒都为之流泪，唐朝因此复兴。唉！周平王难道没有这样的臣子吗？”张氏说：“安抚远方的人，远方的人就会归服；亲近近处的人，近处的人就会安定。”告诉文侯要安抚远方、亲近近处，是因为晋国与戎狄相邻的缘故。至于小民，保护他们尤其困难，所以希望他施恩惠使百姓安康。用恩惠爱护他们，用安康安定他们，那么小民就可以得到保护了。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精义卷五十 宗 黄伦 撰

鲁侯伯禽居住在曲阜，徐国和夷族同时兴起，东郊的防线无法打开，于是作《费誓》。

无垢说：“东郊无法打开，是说淮夷、徐戎从东方而来。伯禽在费地整顿军事、筹备粮草，向众人宣告命令。费，并不是作战的地方。”

孔武仲说：“圣人编定《尚书》，是为了给后世留下法则。所以留给后世的，没有比立言深切明显更好的了。如果言语善美，足以成为他人的法则，那么即使地位卑微、德行浅薄，有什么妨碍言语的善美呢？如果言语不善，甚至没有什么言语值得记录，那么即使像夏桀、商纣那样地位尊贵为天子，或者像子弓那样贤能仅次于圣人，也没听说有言语可以成为后世的法则。那么《诗经》、《尚书》所收录的，何必等待德行与地位呢？这就是秦穆公不听从蹇叔的话，在殽地一战而大败，回国后有悔过自新的意思；鲁伯禽率领三郊三遂的军队，征讨徐夷，有藩屏王室、尊崇侍奉天子的心意。这些都是有美言善道，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列在《尚书》的末尾，不也很合适吗？”

张沂说：“《尚书》被称为帝王遗留的书籍，为什么把《费誓》、《秦誓》附在后面呢？”回答说：“孔子编排《尚书》，因为鲁国有协助君王讨伐罪人的准备，秦国有悔过自誓的警戒，足以作为世间的法则，所以收录它们以完备王事。那么秦、鲁的君主都是天子的臣子，所以收录他们的誓词附在《周书》后面，也就像《皋陶谟》附在《虞书》后面一样。以此而论，何必另有异议呢？”有人问：“孔安国说：‘鲁国有治理军事征伐的准备。’现在你说鲁国有协助君王讨伐罪人的准备，依据是什么？”回答说：“现在依据《蔡仲之命》说：‘成王东征淮夷。’《费誓》说：‘徐戎、淮夷同时兴起，鲁侯在费地征讨他们并向众人宣誓。’这是与君王一同征伐而有准备。周朝的时候，诸侯征伐很多，那些事情没有记载在《尚书》中。现在只记载《费誓》，是因为伯禽是圣人的后代，能够协助君王讨伐罪人，所以收录他的誓词。”

林氏说：“《何彼秾矣》是周平王的诗，却附在《国风》后面，是因为其中含有治理内政的道理；《駉》是鲁僖公的诗，却附在《颂》的后面，是因为其中含有发扬善意的意图。现在《尚书》是政事的记录，帝王的规范，却连着记载诸侯的事情，这是孔子的意思，因为鲁国有治理军事征讨的准备，秦国有悔过自誓的警戒，足以作为法则，所以收录它们以昭示后人。大概是为了发扬善行、补救过失的心意，由此可知《诗经》、《尚书》的意思互为表里。

吕氏说：“帝王的诰命，到了《

译《文侯之命》已经断绝。既然《文侯之命》已经断绝，这本书按理应当以此作为终结。然而其后还有《费誓》、《秦誓》，孔子编定《尚书》，自有深意。帝王之道，乃是古今常行、共同遵循的道路。如果这本书终结于平王的《文侯之命》，那就是天子诸侯不能再发布诰命，书便在此断绝，诰命有时就会穷尽。孔子要使后世的道理无穷无尽，所以后面又有两篇诸侯的誓词，正是担心当时人们认为圣人之道如同上天，上天不可攀援上升，道便在此穷极断绝了。况且就像《易经》不终结于《既济》而终结于《未济》，如果终结于《既济》，那就是天下没有剩余的事，《易经》没有剩余的蕴意，这样就是《易经》有时而穷。正因为终结于《未济》，所以显示出《易经》无时不穷。如果《尚书》果真终结于《文侯之命》，那就是帝王的恩泽也终结了，人没有机缘进于帝王之道。所以保留这两篇：《费誓》一篇，显示出帝王的遗泽尚存。孔子曾说：“齐国一变，可以达到鲁国；鲁国一变，可以达到道。”当时正值春秋，王纲解纽，只有鲁国还存有周家的典章文物、纪纲法度，由鲁国也可以达到道。孔子所以保留《费誓》一篇，显示出伯禽创业垂统，继承周公的教诲，作为无穷尽的法度。

译费誓

鲁公说：“唉！大家不要喧哗，听我命令。淮夷和徐戎同时起兵作乱。修好你们的铠甲头盔，整治你们的盾牌，不要有敢不认真对待的。准备好你们的弓箭，锻打你们的戈矛，磨利你们的锋刃，不要有敢不精心准备的。”

无垢说：“弓箭说要准备充足，戈矛说要锻打精良，锋刃说要磨得锋利，这都是合乎法度的言辞。”孔颖达说：“一张弓配一百支箭，十张弓配一千支箭，让箭的数量充足完备。”他的说法是对的。戈矛不经过锻打就不精良，锋刃不经过磨砺就不锋利。

林氏说：“喜爱生存而厌恶死亡，是天下人的常情。如今鲁侯驱使百姓前往九死一生的险地，冒着箭矢刀枪，顶着霜露，去从事这场战争，并且整顿军备，告诫士卒，以至于没有不精心准备的，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喜爱生存厌恶死亡，虽然是天下人的常情，但人们有所追求比生命更宝贵的，有所厌恶比死亡更可怕的。作为统治者，能不把百姓想要的聚集起来给他们，把百姓厌恶的去除掉吗？只有这样，才能与百姓同乐，使上下都安定啊！傅说曾说：‘只有干戈之事，要反省自身。’大概自身不正，外物将怎么办？如今淮夷、徐戎侵犯我国边境，残害我国人民，我们怎能不率领百姓去驱逐他们呢？所以告誓如此严厉是适宜的。”

张氏说：“铠甲穿在身上，头盔戴在头上，盾牌用来遮挡，都是为了自卫。修好铠甲头盔，是挑选使之精良；整治盾牌，是加工使之严谨。凡是用兵，远处用弓箭射击，近处用矛钩住敌人，用戈刺杀敌人，那么弓箭、戈矛以及锋刃，都是用来讨伐敌人的。一张弓配一百支箭，所以弓箭要求充足；戈矛必须用金属制成，所以戈矛要求锻打；锋刃必须经过磨砺才锋利，所以锋刃要求磨利。用兵行军，以自卫为先，讨伐敌人为后，所以先说铠甲头盔盾牌，后说弓箭、戈矛、锋刃。至于铠甲头盔盾牌，不仅要求精良，还要求不敢不认真对待，那么对于自卫的东西，尤其要谨慎。”

吕氏说：“大致戎狄，德行兴盛就后来归服，德行衰败就先叛乱。大概禀性偏颇的人，难以归服容易叛乱。所以伯禽刚定居曲阜之初，徐戎趁着新定未稳，便乘虚来作乱。”

现在禁止淫乱，禁止拘禁牛马，堵塞你们的捕兽机关，填平你们的陷阱，不要伤害牛马。如果牛马受到伤害，你们就要受到固定的刑罚。

无垢说：“牛马用于车战和负载，是军事不可忽略的。擭，是设置机关捕捉野兽的；穽，是挖掘地面陷捕野兽的。军队旁边的百姓有这类设施，本不是有意获取军中的牛马。但当我们放牧的时候，倘若不堵塞填平它们，就一定会伤害我们的牛马从而危害军事。所以不堵塞填平，以至于伤害牛马的，军队就有固定的刑罚了。这是告诫军队旁边的居民。唉！军队是军队，百姓是百姓。在军中就作战，在民间就耕作。所以虽然有军事行动，军队旁边的居民不妨碍他们安居乐业。先王行兵，就像平常事情一样。”

马牛走失，奴隶逃亡，不要越界追赶，恭敬地归还给原主，我会酌情赏赐你。如果你越界追赶不归还，或者认为己有，你就要受到固定的刑罚。不要抢劫掠夺，翻越墙垣，偷窃马牛，诱拐奴隶，你就要受到固定的刑罚。

无垢说：“虽然马牛走失可以追赶但不敢追赶，奴隶逃亡可以捕捉但不敢捕捉，不要越界追赶，是怕扰乱军众。有能找回走失的马牛、逃亡的奴隶，并谨慎归还给原主的，这是良民。我就根据多寡等级来赏赐他们，以此来鼓励他们安守本分而不生侥幸之心。”又说：“如果越出自己的防区，不等待号令而擅自捕捉追赶的，以及得到马牛、奴隶认为己有而不归还原主的，这两种情况军队就有固定的刑罚了。这是为了禁止他们扰乱军众并制止他们苟且获取。”又说：“人多气势就盛，所以多有妄为。又有小人鼓动其间，所以有倚仗人多而做强盗的，抢夺别人财物的，翻越墙垣做坏事的，偷窃别人马牛的，诱拐别人奴隶的，本来就不能避免。只有探究深奥隐秘，钩深致远，长远考虑回顾，知道必定会有这些事而预先防范，那么众心安定而小人就无能为力了。大概刑罚是用来禁止未发生的罪行而制约邪念的。他算计推究事物情理如此精细，用这种心去料敌制胜，大概绰绰有余了。”

甲戌日，我只征伐徐戎，准备好你们的干粮，不要有敢不充足的，你就要受到重大的刑罚。鲁国三郊三遂的人，准备好你们的木材，甲戌日，我只修筑工事，不要有敢不供给的，你就要受到没有余地的刑罚，即死刑。鲁国三郊三遂的人，准备好你们的草料，不要有敢不充足的，你就要受到重大的刑罚。

无垢说：“淮夷、徐戎，因为伯禽定居曲阜而起兵侵扰，如今不等他们到来，先前往征伐，这是兵法所说的先夺取敌人的心志。大概兴兵而来，防备就严密；未至而先征伐，就出其不意，而对方气势就衰竭。周公的儿子行兵如此，就知道三代行兵，与宋襄公、成安君大不相同了。”又说：“两军对峙，性命相搏，干戈相持，不能做饭，不能使用餐具，为此准备干粮以充饥虚。大概军队吃饱就气势充盈，饥饿就气势匮乏，对于干粮，怎能不储备以供军需呢？如果不充足，使三军饥饿匮乏，这就是匮乏军需。兵法：‘匮乏军需者斩。’你就要受到重大的刑罚，是说把你置于死地。军事至为重要，不得不严厉。”又说

译天子拥有六军，因此设有六乡、六遂；大国拥有三军，所以只说三郊、三遂。乡就是郊，国都之外称为郊，郊之外称为遂，百里之内为郊，二百里之内为遂。三郊、三遂储备着桢、榦，用来准备修筑壁垒以及距堙之类的工事。距堙就是土山，在城外用来窥探城内情况，在城内用来窥探敌军动向。桢、榦是指修筑城墙时竖立的木头，竖在中间的称为桢；挡在墙两侧用来挡住泥土的称为榦。榦就是《诗经》中所说的缩板。

译苏东坡说：“徐戎、淮夷近在鲁国的东郊，不在东郊讨伐他们，却带着干粮远征他们的国家，既在甲戌日筑城，也在甲戌日出兵，这是为什么呢？自古以来没有人知道其中的道理。根据我的考证，伯禽刚到鲁国时，鲁国人尚未归附，就像韩信所说，不是平时安抚士大夫、驱使市井百姓去作战的情况。如果在东郊讨伐，鲁国人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容易溃败离散；如果筑城防守，徐夷必定争夺，使得土木工程无法完成。所以在这天筑城，也在这天出兵，徐夷正倾尽国力侵犯鲁国，鲁侯于是率领大军去攻打他们的巢穴，军队出发的那天，东郊的围困自然解除，这就是所谓‘攻其必救’，筑城的人也能成功。《费誓》中说到征伐、说到筑城，却始终没有提到战争，大概是因为用兵巧妙，周公的儿子，大概也是多才多艺吧？”又说：“如果你敢不供应支柱和栋梁，那么我惩罚你将不遗余力，只是不杀头罢了。干粮、草料不供应，军队就会挨饿，所以都使用重刑。重刑，就是死刑。支柱和栋梁不供应，比起草料稍微缓和一些，所以使用不遗余力的刑罚，并不是杀头。近来的学者却认为‘不遗余力’是连累妻儿、杀戮不止，不只是杀身而已，杀了还不停止，谁忍心这样说呢？伯禽是周公的儿子，竟会这样吗？”又说：“提到鲁国人是为了区别，知道当时有诸侯的军队。支柱、栋梁、草料都是重物，所以只让鲁国人供应。三郊、三遂，是南、西、北三方郊遂的人，东郊因为防备寇盗而不供应。徐夷作乱很久了，鲁国固然受害，而让伯禽居住在那里，知道周公不偏爱自己的儿子。伯禽生来富贵安逸，刚开始在鲁国做诸侯，遇到灾难却能渡过，通晓政事、熟悉军事，都体现在《费誓》中，知道周公教导儿子有方。孔子编撰《尚书》，大概取用这篇。”我考证伯禽作为方伯，所有统率的军队都在其中，为什么只有鲁国人呢？而供应支柱、栋梁、草料的只有鲁国人，大概是因为干粮诸侯的军队可以自己准备，而支柱、栋梁、草料都重且多，怎么能让诸侯从远处运送呢？

林氏说：“兵器，是凶器，也可以放在吉祥的地方；战争，是危险的事，也可以放在安全的地方。只看用心如何罢了。如果用心在于安定百姓，就不在于杀伐为事，不在于勇敢为能，而大意在于为民除害而求得安定，以混乱变为治理。他们怀着恶意来，我们用无心应对，不得不如此。所以告诫誓言的言辞、抵御戎狄的准备，无所不至。告诫誓言之后，你前往征伐。所以储备干粮，那么远处也可以运送，所以让诸侯的人；储备支柱、栋梁、草料，那么应该征发近处的人，所以让鲁国人供应。凡是事情轻的，就用常刑告诫；事情重的，就用重刑告诫。况且先王之时，以除害为务，以仁民为政，顺应天意民心，兴师动众，出于仁义，而刑罚尚且不可忘记，就知道古人用兵，没有不用刑罚而能治理的。这必定要求非常严格，告诫极其完备，不得已而后行动。对于刑罚，必定使容易避开难以触犯，以比喻极其熟悉而后施加，所以使刑罚有重于死，而人不怨恨。”

胡氏说：“郊遂，是编制军队的数目。天子有六卿，所以有六军；大国三卿，所以有三军。鲁国以方圆百里的土地，不像王畿那样可以按照乡的数目编制军队，大概合并采邑和受田的人，因为他们在野外，所以称为三遂。当徐戎同时兴起时，三乡的军队不足以支撑，所以同时从三遂征发。”

秦穆公讨伐郑国，晋襄公率领军队在崤山打败他们，回来，作了《秦誓》。

无垢说：“秦穆公起初与晋文公讨伐郑国，郑国派烛之武游说秦国，秦国与郑国结盟，而派杞子、逢孙、杨孙戍守郑国。杞子从郑国派人告诉秦国说：‘郑国人让我掌管北门的钥匙，如果暗中派军队来，国家可以得到。’秦穆公询问蹇叔，蹇叔认为不可，穆公不听，而召孟明、西乞、白乙，让三人率领军队讨伐郑国。军队经过崤山、渑池，是晋国的边界，而不借道，三人的阴谋泄露，于是灭掉滑国而返回。晋国因为秦国趁着郑国有大防备而越境讨伐郑国，军队出行不告知，所以等候他们军队归来，在崤山打败他们，抓获三位主帅。晋文公夫人文嬴，是秦国人，请求释放三位主帅说：‘他们确实离间我们两国君主，寡君如果得到他们吃了都不满足，您何必屈尊讨伐呢？让他们回去在秦国受戮，以成全寡君的愿望，怎么样？’晋侯答应了她。晋侯归还了他们。穆公穿着素服在郊外等候，向着军队哭泣说：‘我违背蹇叔，使你们受辱，是我的罪过；不罢免孟明，是我的过错。’秦国人将此事记录在史册，孔子得到他悔过的誓言，所以取用附在《周书》的末尾。”又说：“军队使用誓言，难道只有秦国，而圣人特别取用附在《周书》的末尾，是知道当时誓师，都是不义之举。只有秦国因为悔过而作誓言，这是各国所没有的，而暗合三王之道，所以孔子取用。”杨氏说：“有人问：‘《春秋》止于获麟，论述其防备的人很多。《尚书》以《秦誓》结尾，难道没有意思吗？愿闻其说。’回答说：‘仲尼蕴藏圣人的事业，而不能施展。他生不逢时，在鲁国则昭公被驱逐，在周朝则子朝作乱，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三纲断绝了。仲尼历聘以拯救，却又没有得到职位，所以退而’

译制定礼乐，删定《诗经》和《尚书》，修订《春秋》，以此来防范祸患，确立教化。他删定《尚书》时，尧舜的典章，大禹、皋陶的谋议，商周的训诫、诰命、誓言、命令，深奥地垂示教化，也已完备了。帝王的典籍，到《文侯之命》就终结了，那么从周平王以后，诰命就断绝了。周朝的号令不能行于天下，只剩下虚名而已。秦穆公是西夷国家的君主，却能悔过并向众人发誓，作了《秦誓》，这是夏商周三代的诰誓，本是王朝用来号令天下的文体，周朝不能拥有它，而秦却僭越使用了。吴、楚僭越称王，只是窃取了名号，不过是在外表上显得荣耀罢了。《春秋》尚且把夷狄排斥在外，何况秦穆公竟然窃取帝王诰誓的文体，他的野心可以估量吗！圣人看到祸患的苗头，就防止它显露；考虑到事态的逐渐发展，就担忧其后果严重。踩到霜而不禁止，坚冰就可以预见了；酒杯中的酒溢出不加控制，洪水漫山就难以遏制了。秦穆公僭越发布誓命，是踩霜的征兆呢？还是溢酒的开端呢？《易经》说：“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而是由来已久的渐变，因为不能及早辨别。”太史公说：“秦混合了戎狄的风俗，地位本是藩臣，却在郊外祭祀，君子对此感到恐惧。”〇子云说：“天子制定公、侯、伯、子、男的等级，任用贤能、节制行为，节制中没有比僭越更严重的，僭越中没有比祭祀更严重的，祭祀中没有比祭地更严重的，祭地中没有比祭天更严重的，那么宣文、宣灵，就是其征兆。”像这样，秦的祖先已经僭越了王者郊祭的礼仪，到穆公就僭越了誓命的文体，最终导致灭亡两周并迁走九鼎，难道是一朝一夕的原因吗？那么《秦誓》，就是踩霜的征兆，就是溢酒的开端。所以孔子删定《尚书》，以《秦誓》作为结尾，是有感伤，也有警戒。三代帝王的诰誓，中原的君王不能实行，西夷的君主却使用了，不也很令人感伤吗？然而秦国的僭越混乱，周朝如果不早点辨别，秦的子孙沿袭并逐渐壮大，那后果还能估量吗？所以这也是用来警戒周朝的。假使周朝有明君复兴，领悟孔子的警戒，在踩霜时就消除坚冰，在溢酒时就筑堤防洪水，防范祸患不至于显露，杜绝渐变不至于扩大，建立制度来诛杀僭越窃取者，后世怎么会有向秦国称臣归附的人呢？所以说有感伤，有警戒。唉！孔子删定《尚书》以确立教化，不是没有原因的。

译吕氏说：“秦穆公既然被晋国打败，就深深地自我克制责备，写成了悔过的文章，孔子因此把它记载在二帝三王之后。这一篇文章的道理，就是通往二帝三王的阶梯。圣人的全体体现在《易经》的乾卦中，乾卦的德行就是圣人的德行。乾卦本来广大，它的德行刚健、中正、纯粹、精微。人如果想要精通乾卦的德行，阶梯在哪里呢？在复卦。一阳生于五阴之下，五阴在上面，重叠积累，正像衰世末路，人被私意遮蔽的样子。一阳初生，没有什么能阻挡它，必须有回复到乾卦的道理。复卦是进取到乾卦的阶梯。春秋时期，三纲五常都不明白，距离二帝三王的时候非常遥远，正像五阴在上面。看这一篇文章，可以看出回心悔过，言辞恳切笃实至诚，如果推展这种心志以往，就可以到达尧、舜、禹、汤的地位，前面许多私意邪虑也遮蔽不了他。《尚书》中的《秦誓》，就是《易经》中的复卦，求学的人必须玩味。”

秦誓

穆公说：“唉，我的将士们，听令不要喧哗！我发誓告诉你们众言的首领。古人有话说：‘百姓最终保持自己的样子，这是多数的盘桓。责备别人没有困难，只有接受责备像流水一样顺畅，这才是困难的啊！’我心中的忧虑，日月流逝，好像不再回来。只有古代的谋士，就说没有成就我的忌讳；只有现在的谋士，姑且将要作为亲近。虽然这样说，还是询问这些黄发老人，就没有过失。白发苍苍的良士，体力已经衰退，我仍然尊重他们；勇猛刚强的勇士，射箭驾车没有违背，我尚且不喜欢。只有那些巧言令色的人，使君子改变言辞，我非常多有他们。我深思熟虑：如果有一个臣子，忠贞没有其他技能，他的心地宽厚，好像有包容。别人有技能，好像自己拥有；别人贤能圣明，他的心里喜欢，不止是从自己口中说出。这是能够包容，以保护我的子孙百姓，也有利益啊！别人有技能，冒犯厌恶；别人贤能圣明，违背使他不能通达。这是不能包容，以不能保护我的子孙百姓，也说危险啊！国家的动荡，由一个人；国家的荣耀，也尚且一个人的喜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