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精义卷十五　　　　　宋　黄伦　撰

译上天抛弃夏朝而将天命改授给商汤，却使夏桀做出这些恶行而不知悔改。看那商汤第一次征伐是从葛国开始的，天下人都信任他；他向东征伐，西边的夷人就怨恨；向南征伐，北边的敌人就怨恨，都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那么上天之所以辅助商汤而抛弃夏桀，由此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这就是商汤毅然决然地以讨伐夏桀为己任而不迟疑的原因。至于商汤的本心，则是仍然想要进用伊尹，希望夏桀能够醒悟；直到鸣条之战，确实不是他的本意，所以说“我有惭愧的德行”。圣人细微地看到了这一端倪，所以在《尚书》中将伊尹列在商汤之上。商汤在亳地西部，本应当从东面前往，现在却说是“升”，取道从陑地出发，“升”是从下向上的名称，经历险峻迂回的道路，是为了出其不意罢了。”又说：“夏桀有一个伊尹却不能任用，导致想要一举攻取他，出其不意地声讨罪名去讨伐他，应当像周文王托付给周武王那样，商汤是不可以的。大概此时百姓，如同处在汤火之中，如同‘率领遏止众人的力量，率领割取夏邑’所说的话，这难道可以等待一天吗？伊尹的心意，认为急切想要拯救这些百姓，不可以让他们有所防备从而加重天下的困苦，不如出其不意，一举攻取他，怎么能用周武王的事情来衡量这件事呢？”

译张氏说：“从上面往下，形势是顺当的；从下面往上，形势是艰难的。商汤讨伐夏桀，从陑地向上进军，这并非地势上的顺当，由此可以看出商汤战胜夏朝在于人心和睦，而不在于地利。”

东莱先生说：“《尚书》叙述时先提伊尹后提商汤，没有别的用意，只是文势顺当罢了。‘升自陑’，有人认为是出其不意，有人认为是商汤得到人心、不必依靠地利，从陑地进军作战，这两种说法都不可取。说是出其不意，固然不对；说是得到人心，也不对。王者固然施行仁义之师，但利害得失、人心向背也必须抉择，必定是军队应当行进的道路、夏朝可以进攻的地方。”

杨氏说：“《商书》开头说‘伊尹辅佐商汤讨伐夏桀’，成汤是君，伊尹是臣。君先于臣，是必然的道理；臣先于君，是必然不合理的道理。孔子叙述商汤流放夏桀，为什么又把伊尹放在前面来说呢？”回答说：“这正是体现大圣人建立教化的深远之处。孔子删定《尚书》，断自唐尧虞舜以下，尧的禅让，舜的大孝，大禹的功绩，皋陶的谋略，益和稷的事迹，四岳的职责，都完备了。等到叙述商汤流放夏桀时，虽然说这是义举、权变、拯救百姓于水火，但夏桀是君、商汤是臣这一事实如何呢？尧、舜、禹都是通过揖让互相替代，而商汤才开始用征伐夺取天下。圣人非常担心后世暴虐不如夏桀、仁德不如商汤的人，将借商汤流放夏桀的名义来谋取私利，那么臣子讨伐君主就从这里开始了。于是寻求建立教化的防范，因为商汤是圣人，固然不能首开恶例；伊尹是贤人，可以委屈他用来伸张教化。所以《尚书》说‘伊尹辅佐商汤讨伐夏桀’，这是把讨伐君主的指责转移给伊尹。”

**汤誓**

商王说：“来吧，你们众人，都听我说话。不是我小子，敢于发动叛乱。夏朝罪恶多端，上天命令我诛灭它。现在你们众人说：‘我们的君主不体恤我们众人，丢下我们的农事，去讨伐夏朝吗？’我只听到你们众人的话，夏氏有罪，我畏惧上帝，不敢不讨伐。现在你们或许说：‘夏朝的罪恶能把我怎么样呢？’”

无垢先生说：“商汤所有的民众，就是夏桀所有的民众。夏桀所有的民众平时怨恨叹息的话说：‘我们的君主夏桀不忧念我们民众，丢下我们的稼穑之事，去兴建台榭池沼的工程，既使百姓失去了衣食的来源，又横征暴敛来割剥我们夏邑的百姓。既然把民力用在无用的地方，使他们失去衣食的来源，又再次横征暴敛来割剥他们，使百姓憔悴困迫，穷困得无法生活。作为百姓的父母，应当这样吗？上天生育百姓而设立君主，来管理他们，这君主，是神灵的主宰，百姓的期望。上天爱护百姓很深，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之上放肆，放纵他的欲望，而抛弃天地的本性吗？’这就是商汤畏惧上帝，不敢不讨伐夏朝罪恶的原因。”

张氏说：“夏氏的罪恶被上帝听闻，上帝命令我征伐，如果不征伐，就是违背天意。违背天意的人会灭亡，所以说‘我畏惧上帝，不敢不讨伐’。周武王讨伐商纣说：‘商朝的罪恶积满，上天命令诛灭它，我不顺从天意，我的罪恶就和他一样。’也是这个意思。现在你们或许说‘夏朝的罪恶能把我怎么样呢？’，是说商民保护商汤以求自安，而夏朝的罪恶不能加害于他们，所以他们自己说：‘夏朝的罪恶能把我怎么样呢？’本来没有讨伐夏桀的意愿。然而商汤以天下为心，至公无私，所以不因私害公，不因少数人妨碍多数人，他怎肯只体恤一国的百姓，而坐视天下百姓遭受祸害呢？这就是他历数夏桀的罪恶，并告知必定前往讨伐的原因。”

萧氏说：“商汤讨伐夏桀，必定不耽误商民农时，然而百姓不知道服役停止的期限，所以说：‘丢下我们的农事。’‘割正’，是割断并纠正他们的罪恶。然而商汤讨伐夏桀，难道不是因为百姓的愿望吗？”回答说：“夏民有愿望，而商民没有愿望，因为夏桀的祸患不能波及商民。”

东莱先生说：“天和人的距离很远，怎么知道天命在商汤？大概是从民心知道的。民心，就是天心。圣人观察民心归向我而不可舍弃，所以称王来告诉众人。所以知道天命迫切的，没有比民心更迫切的；知道民心迫切的，没有比圣人更迫切的。”又说：“商汤的德泽施及百姓很深，教化施及百姓很明。夏桀的百姓虽然无法生活，然而商朝的百姓在农田中快乐而不知道，不是教化很深的人能这样吗？夏桀无道，而且自以为正，夏朝不是教化不明，而尊卑上下的名分还不忘吗？至于‘夏朝的罪恶能把我怎么样呢？’，尤其足以看出商汤的教化。大概夏朝的百姓在苦难之中，而商朝的百姓长久处于春风和气之中。”

夏王率领并遏制众人的力量，率领并割剥夏邑的百姓。众人全都懈怠不合作，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我们和你一起灭亡！”夏朝的德行像这样，现在我必定前往。

无垢先生说：“众人遭受他的困苦，全都懈怠厌恶他们的君主，而不和协，以至于发出愤恨的话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日’指夏桀，意思是说这个夏桀什么时候死呢？遭受这种困苦，都不愿活着，我和你一起合力而死，不再以活着为快乐了。作为君主而使百姓这样，天下的心意都可以知道了。怀疑商汤所听到的，都是伊尹丑化夏朝的话，把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告诉商汤。夏桀的凶恶德行像这样，起兵难道可以停止吗？所以说：‘现在我必定前往。’”

张氏说

译“统率并遏制众人的力量，就是剥夺百姓的劳力；统率并分割夏邑的土地，就是损害百姓的财物。剥夺百姓的劳力，政令就会繁杂；损害百姓的财物，赋税就会沉重。政令繁杂、赋税沉重，百姓就无法维持生计，这就是他们普遍懈怠、不肯同心协力的原因。”

译东莱先生说：“天下的力量，应当用来做众人的事情。夏王却聚集众人的力量，来办一人的私事，所以说‘率领并遏制众人的力量’。想来他大兴土木建造宫室台榭，男子不能耕种，女子不能纺织，都遭受受冻挨饿的祸患。”

“你们还要辅佐我一人，执行上天的惩罚，我将大大赏赐你们。你们不要不信，我不食言。你们如果不遵从誓言，我就连累你们的妻儿并加以杀戮，没有任何宽恕。”

无垢先生说：“百姓既然有‘我与你都要灭亡’的说法，那么讨伐夏桀，是百姓的心愿。而商汤还用重赏来诱导他们，用连坐杀戮来恐吓他们，使他们有所敬畏和仰慕，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次行动不是百姓的本心吗？”回答说：“军事崇尚严厉，虽然这次行动是顺应民心进行的，然而如果没有赏罚来震慑激励，恐怕在号令之间会有违背，以至于败坏大事，不得不事先做好准备。”

张氏说：“商汤讨伐夏桀，向众将士宣誓，赏赐必定说是大的，杀戮必定牵连妻儿，大概是因为赏赐之大，是人心最渴望的；杀戮牵连妻儿，是人心最厌恶的。用人心最渴望的在前面诱导，使他们知道有所仰慕；用人心最厌恶的在后面恐吓，使他们知道有所畏惧。这样之后，每个人才会各自努力立功，而没有不听从命令的了。”

徐氏说：“商汤承接夏朝，开始改变常规的道统。道统在变化中有序，就不能直接施行。因此，对于协助拥戴商朝、等待新君的众人，在重赏和连坐杀戮之间恳切告诫，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却有口实、惭愧之德的训诫。特别认为，如果上层的诚意不能使人明白，不足以安定基业；如果下层的情意不能尽情表达，不足以成就功业。所以用天时来作为依据，用卜筮来展示，用祸福来触动，而期望最终实现自己的志向。”

东莱先生说：“大禹讨伐三苗，只说：‘你们还要统一心力，才能建立功勋。’到了启的时候却说：‘服从命令的，在祖庙受赏；不服从命令的，在社坛受戮，我就连累你们的妻儿并加以杀戮。’已经与大禹不同了。现在商汤誓师的言辞，虽然与启相似，却又说：‘我不食言，没有任何宽恕。’这是世道变迁、风气转移，圣人不得不这样，也是恭敬之心更加深重的意思。”

商汤已经战胜夏朝，想要迁移夏朝的社稷，不可以。于是作《夏社》、《疑至》、《臣扈》。

无垢先生说：“商汤讨伐夏桀，难道是他的本心吗？是天下人的心愿罢了。天下人的心愿，就是伊尹的心愿罢了。夏桀已经灭亡了，商汤心中自有惭愧之德，以十七代天子，一旦沦为平民，商汤曾经北面侍奉他，现在让他落到这个地步，他的心应当如何？更想废除先王所立的社稷，这是忍心人所做的事。不知道他的先王有什么罪过？暂且保留它，以显示商汤忠厚的心意、不得已的意思罢了。”

夏朝的军队大败，商汤于是跟随他们，于是讨伐三朡，俘获他们的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

无垢先生说：“唉！夏桀不可救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他的军队大败，商汤不敢紧迫追击，跟随他们，是说要任凭他们去，这是商汤忠厚的心意。夏桀的都城安邑，在洛阳西北；三朡，就是定陶，在洛阳东南。这是夏桀从安邑向东进入山中，走出太行山，于是向东南渡过黄河，知道三朡有宝玉，于是讨伐三朡而夺取它。天下，是最大的宝物，夏桀已经失去了，后来有大兵压境，还不知道悔改，竟然贪图三朡的宝玉而夺取它带着走，这是愚昧不可改变的人啊！谊伯、仲伯哀伤夏桀如此不知轻重，于是作《典宝》这一篇，这本书已经无法看到了。”

商汤从夏朝回来，到达大坰，仲虺作诰。

无垢先生说：“夏桀已经逃亡，商汤心中歉然，正有惭愧之德，顾念这种情意，哪里有空再去讨伐别人的国家、贪图他们的宝玉呢？仲虺看到商汤的惭愧之德，表现在容貌举止言语之间，他的心中有所不安，所以到达大坰，作诰来安慰他。仲虺是商汤的宰相，看他所作的诰，忠厚广大，也不是寻常之辈啊。”又说：“古代作诰，不分君臣，只是在防同有说法的，都称为诰。”

东莱先生说：商汤讨伐夏桀回来，到达大坰，还没有到达亳，正在中途，仲虺想要作诰，不等到到达亳，而在中途就作的，是因为商汤已经讨伐夏朝，他的羞愧之心在胸中明显发作，如果不马上作诰来消散它，那就是过错而不改正，必定对初期的政治有害。

仲虺之诰

成汤把夏桀放逐到南巢，只有惭愧之德，说：“我担心后世以我为口实。”无垢先生说：“在还没有讨伐夏桀的时候，天下人的心愿，只是率领并遏制众人的力量，率领并分割夏邑，如同行走在汤火之中，只担心夏桀不早点死。等到夏桀已经逃亡，商汤已经为主，天下人的心愿却又焦灼不安，说：‘我们有夏朝的百姓，现在主宰天下的是谁呢？我们的臣子，现在君父逃亡，不知道去哪里了呢？流落在荒野，难道没有暴露憔悴的痛苦吗？所以达到这种极端，是谁的过错呢？’这是天下人都有惭愧之德，商汤心中尤其严重，因为商汤是君主。从尧舜以来，以揖让相传，到后羿以篡弑破坏它，现在商汤又以战争破坏它。以战争破坏它，可以吗？作为臣子驱逐他的君父，安然自得地占有它，不知道尊临百官，号令天下，他的心难道没有惭愧吗？”

张氏说：“商汤讨伐夏桀，上应乎天，那么仰不愧于天；下顺乎人，那么俯不怍于人。俯仰无愧怍，却说只有惭愧之德，大概是因为承接尧

译自尧、舜、禹禅让之后，才开始以武力征伐而取得天下，担心天下后世之人以此作为借口而发动叛乱，这就是他不能没有惭愧之心的原因。并非真的可耻却故意感到惭愧，这难道不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道理吗？

译王氏说：“商汤在讨伐夏桀之前，是怀着勇武之心去讨伐的；讨伐之后，却产生了惭愧之心，这正体现了他本性宽厚。他是因为不得已才讨伐恶人、拯救百姓，所以讨伐结束后才会感到惭愧。这也就像人犯了罪而应当鞭打，等到真正鞭打时，却又后悔，这都是宽厚之心的表现。”

孔文仲说：“没有过错，是商汤所做的事；惭愧之心，是商汤的内心想法。四海之内，家家户户都怨恨愤怒，希望与他们的君主一同灭亡，这说明百姓的疾苦已经非常深重，天下的局势也危险衰弱到了极点。凭借商汤的圣明，他看待天下的百姓，就像慈母看待吃奶的孩子一样。葛伯杀害了一个送饭的儿童，商汤尚且慷慨激昂地出征，何况夏桀的罪恶更为严重，而百姓无处申诉，他怎么忍心坐视天下陷入陷阱和鼎镬之中而不施救呢？这是他必然要讨伐夏桀的原因，这是商汤所做的事。虽然如此，上下尊卑的分别，是人们非常看重的；君臣之间的恩义，是古人特别珍惜的。商汤虽然勇于为天下驱除残暴、消除祸害，但到了放逐君主这一步，难道是他内心真正愿意的吗？这就是他感到惭愧的原因，这是商汤的内心想法。”

东莱先生说：“商汤并不是害怕后世的议论，而是担心后世的人借商汤的事例作为借口来作乱。然而古代君臣更替的事情，近来比如后羿，也是杀害君主篡夺权位，这件事并不是商汤开创的先例，商汤为什么偏偏担心后世以他为借口呢？大概是因为后羿这类人，天下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小人的恶行，谁会相信他们呢？如果商汤是一代圣人，天下人认为圣人既然做了，那么凡是想要这样做的人，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这就是商汤所担心的。”

林氏说：“南巢，是地名。”薛氏说：“庐江郡六县以东有居巢城。”《尚书》中有“巢伯来朝见”的记载，《春秋》中有“楚人包围巢国”的记载，大概夏桀逃奔到这里，商汤没有杀他。商汤和周武王的事情，都是为了天下百姓铲除残暴、去除虐政，不得已而以臣子身份讨伐君主。然而商汤对待夏桀，只是将他放逐到南巢罢了；到了周武王则杀了商纣王，大概是因为商汤讨伐夏桀时，夏桀躲避权位出逃，已经流窜到南巢了，于是商汤释放了他而不诛杀，以显示他顺应天命民心，有勉力而为、不得已的意思。至于商纣王的事情则与此不同。荀子说：“周武王挑选战马前进，在牧野之战中压制商军，击鼓进军，商纣的军队纷纷倒戈，于是抛弃殷商百姓而进兵诛杀商纣。”大概杀商纣的，不是周人，而是殷人。由此看来，周武王本来没有诛杀商纣的意思，而在牧野之战中，前面的士兵倒戈，攻击后面的军队向北撤退，这是商纣率领如林般的军队迎战，大概他自己在行伍之间，所以被殷人杀了。商纣既已被杀，周武王无可奈何，于是立他的儿子武庚继承殷商的后代，大概是为了表达他恻隐不忍的心意，这也是商汤讨伐夏桀的意思。邵雍说：“地位降低一等，就至于杀死了。”他的意思是商汤能宽容夏桀而放逐他，周武王却不能放逐商纣而杀了他，这就比商汤低了一等，失去了防范。王氏说：“夏桀的罪过不如商纣严重，所以商汤只是放逐他罢了。”这也是牵强的说法，应当以荀子的话为准。《礼记》说：“酒杯和豆荚中的肉，谦让而接受劣质的，百姓尚且会冒犯年长的人；床席之上，谦让而坐下面的位置，百姓尚且会冒犯尊贵的人；朝廷上的位置，谦让而居于卑下的地位，百姓尚且会冒犯君主。”古代的圣王，声音成为音律，行为成为法度，作为天下的法则，可以传给后世，以此来拯救百姓，百姓中仍有流于不善的人。商汤讨伐夏朝拯救百姓，虽然说顺应天命民心，是出于不得已，但从名分上来说，就是以臣子讨伐君主，以诸侯夺取天子的位置。商汤的心虽然其中没有私利，但他的行为却接近于追求私利的人，所以攻克夏朝并战胜它，就感到不安而不自安，确实是因为考虑到最终的结局和弊端，知道后世乱世中的贼子必定会借我的口实来实行他们的篡夺阴谋以谋取私利，所以羞愧地感到自己的德行不及古人，而慨叹说：“我担心后世以我为借口。”他的心意确实认为以臣子讨伐君主，真是我的罪过，不把顺应天命民心的举动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他的始终，都出于诚实，对内不欺骗自己，对外不欺骗他人，不曾巧言修饰来辩解开脱，这就是他不失为圣人的原因。商汤既然怀着惭愧之心，有了不安的想法。仲虺于是阐明商汤的本意，认为是迫于天人的期望，确实有不得已而不能停止的情况，既解除了成汤的疑虑，于是也解除了天下后世的困惑。而且就像魏文帝逼迫汉献帝夺取皇位，却以接受禅让为名，环顾左右说：“舜禅让给禹的事情，我知道了。”其实他是篡夺，却用舜禹的事情欺骗他的群臣，人们难道可以被欺骗吗？自古以来的乱臣贼子很多，没有像曹丕这样肆无忌惮的。商汤自认为是在作乱，而天下后世不认为他在作乱；曹丕自认为是舜禹，而天下后世不认为他是舜禹。这就是君子之所以能合乎时宜，而小人之所以肆无忌惮的原因。

仲虺于是作《诰》，说：“唉！上天生育百姓，百姓有欲望，如果没有君主就会混乱；上天生育聪明的人，这时他们来治理。”

无垢先生说：“仲虺可以说有高于天下的见识了，他论述百姓与君主，多么警醒绝妙啊！如果不是他的见识在天下之上，他怎么能分辨得如此清楚呢！可以想象他是一个沉静阅历世事的人，知道治乱的根本原因，把他放在君主身边，一定能防微杜渐，陈述善道，遏制邪恶，真是宰相的见识。为什么说呢？他论述百姓说：‘上天生育百姓有欲望’，他论述君主说：‘上天生育聪明的人这时来治理’。至于百姓……”

译与君主所禀受的天性不同，难道是偶然的吗？这都是上天赋予的。上天赋予多欲，是下层百姓的本性；上天赋予聪明，是君主的本性，这是不可强求的。多欲的人受他人治理，如果没有人为他们设立防范和约束，就会放纵乖僻、邪恶奢侈，无所不为，这就是他们依赖君主的原因。聪明的人治理他人，而不是受他人治理。大概多欲就会昏昧闭塞，无欲就会聪明。只有上天赐予的聪明，不是人为造就的聪明。君主所听到的，都知道其内心所存的念头；君主所看到的，都知道其征兆的起源。大概百姓从多欲中产生，君主从无欲中从容地观察他们，那么清浊邪正、君子小人的情状，哪里能逃得掉呢！在祸患未萌发时谨慎，在征兆未显现时防范，进用君子而斥退小人，天下自然安定。大概上天既然生下有欲望的百姓，也必定生出聪明的君主，这是道理的自然如此。夏桀多欲到了这种地步，这是下层百姓的本性，却把他放在百姓之上，不灭亡还等待什么呢！

译陈氏说：“聪明根源于性情的自然状态，不借助人力；勇智发端于机变的自然状态。所谓自然，就是安定则清澈，涵养则明达。如果借助人力，终究不如天生那样卓越超群。突然发生的事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即使勉强去做，内心也会空虚匮乏，方寸大乱。”

张氏说：“人生不能没有欲望，欲望如果没有度量界限，就会争夺；争夺就会混乱；混乱而没有君主来治理，那么掠夺篡位弑君等事就没有做不到的了。”又说：“耳朵听到的不过是浅近的话，眼睛看到的不过是眼前的事，这样就会被别人治理，怎么能治理别人呢？那么治理百姓的混乱，如果不是聪明的君主，行吗？”

夏朝昏庸的德行，百姓陷入泥沼烈火之中，上天于是赐予成汤勇智，作为万国的表率而端正天下，继承大禹的旧业，遵循那些常道，奉行上天的意旨。

无垢说：“欲望多就会昏庸。桀欲望多而昏庸，使一世的百姓都陷入昏庸的德行之中，如同陷入泥沼，无法自拔；如同陷在烈火中，无处求生。然而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呢？混乱到这种地步，一定有治理它的人了。在混乱的时候，上天已经在众乱之中生出了一个成汤，用勇来行善，用智来明善，巍然成为万国的表率，以端正天下的群邪，就像众星中的北斗，群山中的泰山和华山一样。桀还能生存吗？成汤可以停止吗？这样看来，成汤是上天生来作为君主的，而桀是上天生来作为百姓的。有一个桀必然有一个成汤，这是道理的自然。所以大禹的天下，桀不能继承得到，成汤却继承了。”

张氏说：“桀因为不明德行，所以对百姓施加暴虐，百姓无不遭受他的凶害，而陷入泥沼烈火之中。上天赐予成汤勇智，是启发保佑成汤，让他取代夏朝，把百姓从水火中拯救出来罢了。建立大功业，如果没有勇气来决断，就不能不恐惧；如果没有智慧来决断，就不能不疑惑。这就是上天赐予成汤，必定是勇智的原因。”

史楠说：“上天降生圣人，没有比平定混乱更紧迫的；圣人奉行天意，没有比拨乱反正更大的。夏朝昏庸的德行太严重了，百姓陷入泥沼烈火之中，上天选择君主并把重任托付给他。赐予他大勇，使他所向无敌；赐予他真智，使他无所不能。作为万邦百姓的表率，使他们有所尊崇；继承五服的旧制，使他们有所统辖。所以把平定混乱的大事托付给成汤，这是天意。成汤不过是遵循大禹常行的典章，奉行上天不言的命令，回归正道罢了。上天安定，天下也就安定了，成汤可以推辞吗！”

刘敞说：“凡是圣王的后代，至于衰败的，不是道衰败了，是事物使它衰败的；至于混乱的，不是德行混乱了，是风俗使它混乱的。接着兴起的人，阐明道来对待事物，那么衰败就远离了；端正德行来训导风俗，那么混乱就远离了。所以可以应对事物的是道，而道不曾改变；可以变革风俗的是德行，而德行不曾改变。夏后氏拥有天下四百多年，桀不行正道，颠覆了大禹的典章刑法，夏人不能忍受，成汤讨伐并放逐了他，四海之内归附他像一人一样，这不是背叛夏朝，是因为成汤能够恢复大禹的功绩。”

东莱说：“夏朝昏庸的德行，正好与聪明相违背，源头既然已经昏浊，水流怎么能清澈？自然天下的百姓都在泥沼火炭之中。上天于是赐予成汤勇智，这勇智不是外在于聪明的，聪明是从其中产生的。聪明是本体；勇智是作用。自古只有两件事，叫智、叫勇。勇就能行动，智就能认知。这样就能作为万国的表率而端正天下，使四方视为仪表而都得到正道。继承大禹的旧业，大禹的服制，成汤才能继承其绪。由此可以看出皇天没有私亲，只辅助有德的人。”

林氏说：“唉，感叹混乱啊。说百姓的生，有喜怒、哀乐、爱恶的欲望，失去性命的真情去争夺所欲，那么侵夺掠夺就没有不做的了。不设立君主来治理他们，那么有欲望的人必然争夺，争夺不停止，就会混乱。这篇文章论述起初生民，所谓设立君主来治理他们的意思。”柳子厚说：“百姓之初，万物都生长。草木杂乱，猪群杂乱，人不能搏击撕咬，而且没有羽毛，不能自卫，必然要借助外物来使用。借助外物必然争夺，争夺不停止，必然去听从能判断曲直的人。那些聪明的人，被服从的必然众多。告诉以正道而不改正，必然惩罚他们然后才畏惧，由此君主、长官、刑罚、政令产生了。所以近的人聚集成为群体，群体而没有分别，他们的争夺必然更大。德行又有更大的，众多群体的首领又去听从他，以安定他的部属。于是有了诸侯的行列，那么他们的争夺又有更大的。德行又有更大的，诸侯的行列又去听从他，以安定他的封地。于是有了方伯、连帅之类，那么他们的争夺又有更大的。德行又有更大的，方伯、连帅之类又去听从他，以安定他的人民，然后天下统一。所以有了里胥然后有了诸侯，有了诸侯然后有了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然后有了天子。”这个说法很详尽。大概设立君主的原因，只是主持百姓的争夺，而没有主持就会混乱。所以只有设立君主来主持百姓的欲望，而百姓不至于混乱。所以如果不是天生聪明的君主，他的耳目所闻所见足以周知四方情况的真假，就不能治理他们的混乱了。如果不是他的聪明足以听到他所听不到的、看到他所

译如果君主不能体察民情，那么百姓的好恶哀乐之情就会在下层压抑郁结而无法上达，最终必然导致动乱罢了。因此，必须天生具备聪慧明智的资质，然后才能治理好百姓。所谓天生聪慧，是指这种聪慧源于天命的自然赋予，而非人为的虚伪矫饰。像秦始皇、魏武帝这类人，难道能说他们不聪慧吗？然而他们的聪慧虽然出于天性，却夹杂着欺诈，所以用巧诈虚伪的手段胁迫天下人服从。虽然能暂时使人服从，最终人们还是会背叛离去，这是因为他们并非上天所赋予的真正聪慧啊。」王氏说：「百姓的欲望，甚至到了丧失性命本真之情去争夺的地步，所以抢夺欺诈无所不至。作为君主，如果不是聪慧足以胜过他们，那就只有动乱罢了。」这种说法极大地违背了义理。我们之所以推崇圣人，只是希望他能知晓天下百姓好恶的情感罢了。如果想要胜过百姓，那不过是秦始皇、魏武帝那样的聪慧罢了，难道足以平息动乱吗？仲虺说这话，大概是指上天生育百姓并为他们设立君主，凡是希望君主的聪慧足以止息动乱罢了。现在夏桀虐待百姓到了这种地步，已经丧失了设立君主来治理百姓的本意了，又可以说是应当诛杀却未能诛杀的情况。武王誓师时说：「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是万物中最灵秀的，真正聪慧的人成为元首，元首成为百姓的父母。」也是这个意思。

译夏朝君主有昏乱的德行，便不是聪明了；没有聪明的德行，就会残暴地役使百姓。所以百姓处于危险之中，如同陷入泥沼、坠入火坑，却没有人来救助。桀的暴虐到了这种地步，就丧失了作为君主的道理。桀丧失了作为君主的道理，而百姓的动乱不能没有君主，所以上天便赐予汤勇武和智慧，智慧足以谋划，勇武足以决断，这就是上文所说的“上天生就聪明之人来治理天下”。大概只有智慧足以体察百姓的实情，勇武足以拯救百姓的性命，这才是聪明足以治理百姓。上天以勇武和智慧赐予汤，其用意大概是要让汤作为天下的表率来匡正万国，这大概阐发了上文“上天生养百姓有欲望，没有君主就会动乱”的含义。“继承禹的旧业，遵循其常道”，是说禹凭借聪明的德行受上天任命来治理百姓，而他的子孙不遵循常道，以至于百姓陷入泥沼火坑，所以上天赐给汤勇武和智慧，让他作为表率来匡正万邦，无非是想让汤继承禹的功业，遵循旧的职分，来遵循常道罢了。上天的旨意既然这样，汤难道能不奉行顺从吗！推究仲虺的本意，大概是认为像桀那样的昏乱德行，上天已经抛弃他，不得不讨伐；像汤那样的勇武智慧，上天已经顺应他，不得不顺从。如果有桀的昏乱德行，没有汤的勇武智慧，就不能成为上天的官吏；如果有汤的智慧勇武，而桀没有昏乱的德行，那就侍奉他罢了，还有什么讨伐的呢？凭借这样的勇武智慧，又恰逢这样的昏乱德行，所以以臣伐君却不算是叛逆。如果君主的昏乱不如桀，臣子的勇武智慧不如汤，那么本来就不能做汤所做的事了，又何必担心这成为别人的口实呢！

夏王有罪，歪曲欺骗上天，以此向下颁布命令。上天认为他不善，于是让商承受天命，来开导他的民众。

无垢说：“人不能没有敬畏，庶民敬畏父母，家臣敬畏大夫，三卿敬畏诸侯，百官、六卿、宰相敬畏天子。只有有所敬畏，才会有所不敢，而义理就明白了。至于天子，敬畏什么呢？所敬畏的只有上天罢了。如果君主不敬畏上天，那么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呢！桀对伊尹说：‘我拥有天下，就像天拥有太阳一样。太阳会灭亡吗？太阳灭亡，我也就灭亡了。’看桀这话，他还有什么敬畏的呢？正因为无所敬畏，所以无所不敢，玩弄上天，借它来满足私欲，安然自若地认为难道我之外还有别的天吗？”又说：“上天没有私心，以民心为心。百姓烦闷冤屈，甚至有时发出‘阻止我，我和你都要灭亡’的话，那么上天认为桀不善的实情，可以通过民心来推测了。向东征伐西方怨恨，向南征伐北方怨恨，这就是上天让商承受天命的实情。大概百姓期盼如此，而诸侯又都归附汤，于是上天就让汤拥有天下。”

东莱说：“夏桀德行昏乱，不懂得天道的道理，凡事都假借上天的名义，向下颁布命令。‘帝用不臧’，从覆盖万物来说叫天，从主宰来说叫帝。上天认为桀不善，而任用汤来承受天命。‘用爽厥师’，夏朝的百姓因为桀昏迷，也懵懂地不知道道理所在，所以任用汤来开导他的民众。所有这些，都是仲虺解释汤的惭愧之心，先说上天设立君主，是自然的道理；夏朝失德，所以灭亡；汤有如此德行，所以称王。有什么可惭愧的呢？”

轻视贤者，依附权势，这样的人实在很多。在夏朝开创我的邦国，就像禾苗中有杂草，像粟米中有瘪谷，无论地位高低都战战兢兢，无不害怕无罪获罪。何况我的德行，言语足以让人听闻。无垢说：“轻视贤者，趋附权势，观望权势的心，像鹰犬一样，用来陷害君子。致使桀召汤而将他囚禁在夏台，几乎不能幸免。大概汤在众乱之中，杰出地独自优秀，迥然独自不同，就像禾苗中的杂草，粟米中的瘪谷。群小嫉妒注视，谁不想铲除扫荡他，以痛快他们不肖的心？凡是跟随汤的号令做君子的人，无论地位高低都战战兢兢，无不害怕无罪获罪。何况我汤的德行日益更新，汤的言语日益显著，言行如此，四方听到的人、听到的人，无不称颂而归向，那么汤的处境就更危险了。”

东莱说：“桀的时候，天下小人成群，看到汤贤能就轻视他，看到桀在天子之位就依附亲近他，这是小人的常态。在这个时候，在夏朝开创我的邦国，就像禾苗中有杂草，像粟米中有瘪谷。按常理来说，汤邦的人应当是禾苗和粟米，桀的众人应当是杂草和瘪谷。现在小人却防备汤的人为杂草和瘪谷，而桀的人为禾苗和粟米，大概是主人不憎恨盗贼，而盗贼憎恨主人，形势不能两立。”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精义卷十六 宋 黄伦 撰

只有君王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财货。德行勤勉就授予官职，功劳勤勉就给予赏赐。用人只凭自己，改正过错不吝惜。能够宽容能够仁爱，向亿万百姓彰显诚信。

无垢说：“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财货，可以想见他的尊严高远。德行勤勉就授予官职，功劳勤勉就给予赏赐，可以想见他的尊重贤者任用能人。用人只凭自己，取人依据自身，毁誉能打动他吗？改正过错不吝惜，急于行善，谏诤有不听从的吗？全德如此，应当对人要求深，对人要求备，而能够宽容来培养天下的善，能够仁爱来感动天下的心。他的行为，出于内心的自然，不是用声音笑貌来伪装的，所以向亿万百姓布下大诚信已经很久了。”张氏说：“五声让人耳聋，五色让人目盲，那么声色所以

译损害他本性的人。接近声色，本性就会被外物遮蔽。油脂尚且油腻耳朵，靠近它就会弄脏人，那么货财就是使人丧失志向的东西。追求货利，志向就会被外物拖累。只有不接近声色，视听才不会被遮蔽，耳目才能聪明；只有不追求货利，思虑才不会被迷惑，心志才能广大。商汤伟大的德行显著光明，圣明的敬德日益提升，正是由于他不接近声色、不追求货利来积累这些德行罢了。

译司马光说：“成汤是圣明的君主，仲虺是圣明的辅臣。以圣明的辅臣来赞颂圣明的君主，不称颂他毫无过错，而称颂他改正过错，那么圣贤的心意就非常明显：只以改正过错为能事，不以没有过错为可贵。因为人的行为必定会有差错，上智下愚都难以避免。智者改正过错而向善，愚者以过错为耻却坚持错误。向善则德行日益更新，这就是君子；坚持错误则恶行日益增加，这就是小人。所以，听到道义就追随，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听从劝谏而不违逆，是圣人所崇尚的。”

吕祖谦说：“成汤的本原既然已经澄澈，那么凡是表现在行事上，没有不合道理的。勉励德行的人，用官职来勉励；勉励功绩的人，用赏赐来勉励，可见他崇尚德行、报答功绩，没有丝毫偏差。用人只依据自己（的判断），就像《礼记》所说的‘取人以身’，只有本原先端正，所以能以自己的标准作为尺度，而任用天下的贤才。如果我自己没有权衡的标准，那么凭什么来衡量天下的事物呢？改正过错不吝惜，从颜回身上就可以看出来。颜回是接近圣人的人，他的过错不会重复，所谓‘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

林氏说：“这又是说成汤的盛德善政，崇高如此，所以能得到百姓的心。”孟子说：“夏桀、商纣失去天下，是因为失去了百姓；失去百姓，是因为失去了民心。得到天下有方法：得到百姓，就能得到天下；得到百姓有方法：得到民心，就能得到百姓；得到民心有方法：百姓想要的，就为他们积聚；百姓厌恶的，不要强加给他们。替成汤、周武王驱赶百姓的，正是夏桀和商纣。”只有成汤、周武王的德行，既能积聚百姓想要的，去除百姓厌恶的，所以夏桀、商纣的百姓都相继归附他们，即使想坚决推辞、固守谦让也不可能，这是夏桀、商纣驱赶百姓使他们归附，而不是成汤、周武王引诱百姓使他们前来。老子说：“只有不把天下当作私利来经营的人，才可以拥有天下。”舜、禹接受禅让，成汤、周武王进行征伐，拥有天下的民众，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天下人不认为这是过错，只是因为他们未曾有贪图私利的心，而不把天下当作私利来经营。如果有一丝贪图私利的心，那么天下必定有不服从的人，怎么能开创基业、留下法统，以留给子孙万世的基业呢？所以仲虺称颂成汤的盛德，首先提到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是说成汤的心清净寡欲，深沉不动，天下的声色货利，都不足以动摇他的心，那么他讨伐夏朝、拯救百姓而拥有天下，难道是有贪图私利的心吗？不亲近声色，说不接近宠爱的人；不积聚货利，说不谋求财货。这是圣人的盛德，至大至刚，不被外物所改变，在行事上表现得很深切明显。汉代孔氏说：“既有圣德，又有这样的行为。”他的说法错了。表现在行为上的，才是真圣人的德行，难道在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之外，还有别的圣德吗？成汤修身行己，表现在实际效果上就是这样，他夺取天下，本来就没有贪图私利的心。而且他能任用有德的人、奖赏有功的人，与天下人共享利益。人们努力于德行，我就用官职来勉励，与他们共同承担天位、治理天职；人们努力于功绩，我就用赏赐来勉励，优厚他们的俸禄，荣耀他们的车服，以表彰宠信他们，不一定共同承担天位、治理天职。大概有德的人用官职勉励，有功的人用赏赐勉励，各自符合他们的实际罢了。周武王崇尚德行、报答功绩，也是如此。不仅如此，还能用人只依据自己、改正过错不吝惜，而不徇一己之私。说用人的话就像自己说的一样，就像所说的‘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诸人以为善’。改正过错不吝惜，那么有过错必定改正，不再吝惜，就像所说的‘过则勿惮改’。用人只依据自己，那么善行没有不追随的；改正过错不吝惜，那么不善没有不改正的。这又是所以能合并为公，以成就其伟大的原因。

王氏说：“用人只依据自己，自己知道可用然后才用，这样就是果断地自我担当，而不顺从天下人的好恶。王者心术的真实，大概就是这样。改正过错不吝惜，说自己有过错就改正，不再吝惜，就像所说的‘过则勿惮改’。用人只依据自己，那么善者没有不追随的；改正过错不吝惜，那么不善没有不改正的。这所以能合并为公，以成就其伟大的原因。他发而为政，又能以宽厚来居处，以仁爱来施行，大概就是所说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只有成汤的德行如上所说，这才能在天下彰显诚信，天下人信任他，而想让他做君主。孟子说：‘以万乘之国讨伐万乘之国，百姓用箪盛饭、用壶装浆来迎接王师，难道有别的原因吗？是为了躲避水火般的灾难。如果水更深，火更热，那也就只能听任命运了。’夏桀之所以失去天下人的心，只是因为他肆意施行威虐，所以百姓陷入泥沼炭火之中而无人拯救。成汤在这个时候，以宽仁的德行在天下彰显诚信，所以天下归附他，就像大旱时盼望云霓一样。成汤之所以能成就宽仁的德行，其根本在于清净寡欲，天下的事物都不足以动摇他的心，所以能与天下人共享利益，施行不忍人之政，这才能在天下彰显诚信。大概拨乱反正以成就帝王之业的，如果有贪图私利的心，就会被物欲所夺，见利而动，被声色货利的私欲所迷惑，以至于以私害公，不能执持所有来与天下人共享利益，刚愎自用，坚持错误而不改正。这样，那么所施行的……”

译无非是暴虐的政治，这就像是水越来越深、火越来越热一样。古代有人这样做的，项羽就是。汉高祖与项羽，在秦朝灭亡之前，都兴起义兵来铲除残暴、去除虐政。比较他们的势力，那么高祖远远不如项羽。然而高祖最终得到了天下，项羽却失去了天下，这是因为高祖宽厚仁爱，而项羽只是肆意施行暴虐罢了。推究高祖之所以宽厚仁爱的原因，没有别的，也是基于这几种德行罢了。看他进入秦关，珍宝财物什么都不取，妇女美女都不宠幸，封闭秦朝的宫室和府库，退兵驻扎在灞上，那么他的志向已经不小了。而且他不吝惜爵位赏赐，攻下的城池就封赏给将领，得到的财物就分给士兵，善于谋划并能听取意见，听从劝谏如同转动圆环一样顺畅，因为这几种德行他都具备，所以他约法三章，全部废除了秦朝的法律，而秦地百姓都安居如故，没有谁不希望高祖在秦地称王的。而项羽所做的，则都与这相反。这就是他们成败形势不同的原因。用高祖成就帝业的情况来推究，就知道仲虺推究成汤承受天命讨伐夏桀、拯救百姓的本意，始于不接近声色、不积聚财利、改正过错毫不吝惜，然后接着做到宽厚仁爱、向民众昭示诚信，可以说懂得事情的先后次序了。

译于是葛伯仇视送饭的人，商汤最初的征伐就是从葛国开始的。向东征伐，西边的夷人埋怨；向南征伐，北边的狄人埋怨，说：“为什么唯独把我们放在后面？”那些前往投奔商汤的百姓，家中互相庆贺，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我们就能得到复苏。”百姓拥戴商朝，由来已久了！

无垢说：“埋怨他来得晚，庆贺他已经来了，民心如此，这就是天意。”张氏说：“百姓苦于桀的暴政，就像坠入泥沼炭火之中，等待商汤来拯救，然后才能得到复苏。草木枯萎、鱼鳖冻僵，得到温和之气才能复苏；百姓在虐政下憔悴，得到商汤而复苏，与此有什么不同呢？商汤凭借七十里的土地而拥有天下，是因为百姓仰慕他，这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其所由来已经很久了。”林氏说：“这又说商汤既然已经有了宽仁的德行，向亿万百姓昭示诚信，于是说到他吊民伐罪的时候，成为天下所归向的对象。商汤的征伐，大概始于葛国，其略见于仲虺的话，其详细见于《孟子》。《孟子》说：‘汤居住在亳……直到“后来没有惩罚”。’孟子所处的时代，距离古代不远，一定是典籍所传述的如此，这可以阐发仲虺的意思。大概商汤对于葛国，起初并没有征伐的意图，葛国祭祀，就赠送牛羊；不祭祀，就派亳地的民众去替他们耕种；等到他杀死了送饭的童子，然后不得已才征伐他。征伐他，不是为了逞一时之私，为匹夫匹妇报仇。商汤征伐葛国，既然为匹夫匹妇报仇，那么有仇的匹夫匹妇，没有不愿意让他为自己报仇的，所以征伐葛国之后，又有十一次征伐，都是为了给匹夫匹妇报仇。”苏氏说：“用兵如同药石，病人只怕它来得晚。”这个说法很好。所以那十一次征伐，向东面去征伐，西边的夷人埋怨他来得晚；向南面去征伐，北边的狄人埋怨他来得晚。说：“都是百姓，为什么先他们后我们呢？”所说的埋怨，与“怨慕”的怨相同，是盼望他而来而埋怨他不来，并不是真的埋怨他。说西夷埋怨、北狄埋怨，孔氏说：“举远来说，那么近的也就明显了。”那些尚未征伐的国家，就埋怨他来得晚；他所去征伐的地方，就家中互相庆贺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很久了我们君主的到来！”那么从此就可以得到休养生息了。尚未到达的国家，就埋怨他不来，说：“等待唯独把我们放在后面。”他所到达的国家，就庆贺他的到来，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我们就能得到复苏。”百姓对商汤的责望如此迫切，而桀的恶行日益滋长，百姓陷入水火之中的日益增多。商汤虽然顾念君臣上下的名分，忍耐而不诛杀，但百姓从死亡中解脱的迫切之情都奔赴商汤，商汤不能释怀了。从前楚国的白公的父亲被郑国所杀，白公请求楚国伐郑以报父仇。子西说：“楚国还没有节制。”不然我不会忘记。过了一天又请求，答应了他。还没出兵，晋国人伐郑，楚国去救郑，与郑国结盟。白公愤怒地说：“郑人在这里，仇敌不远了！”于是磨剑，说：“杀子西！”他的意思大概是：我的仇敌，子西有报仇的途径而不为我报仇，那么仇敌就在子西了。桀是百姓的仇敌，百姓认为只有商汤的宽仁，可以把我垂死的生命从水火中拯救出来，所以他征伐这边，那边就埋怨；征伐那边，这边就埋怨。假如商汤安然只顾自己的私利，而不肯勉力顺从大义来拯救百姓，那么百姓的愁怨反而归于商汤了。所以宁愿让自己有惭愧的德行，也不忍心失去天下的期望。百姓拥戴商朝，是说百姓拥戴我商家而期望他拯救，大概初征葛国的时候，就已经想让他做君主而拥有天下了，不是出于一时的偶然，趁机谋利而觊觎非分的东西。

辅助贤人，辅佐有德之人，显扬忠臣，成全良善之人，兼并弱国，攻打昏昧之国，夺取混乱之国，侮辱灭亡之国，推助灭亡之国，巩固生存之国，国家才能昌盛。

无垢说：“商汤有惭愧的德行，仲虺以臣子之心、忠爱之义来安慰他。辅助贤人，辅佐有德之人，显扬忠臣，成全良善之人，这是长久生存之道；兼并弱国，攻打昏昧之国，夺取混乱之国，侮辱灭亡之国，这是必然灭亡之道。现在商汤伐桀，怀疑犯了兼并、攻打、夺取、侮辱的过失，然而还有说法，因为顺应天下之心而我无所私。”又说：“君子独立，小人成群；君子少帮助，小人多朋党。其主张扶持，全在君主。辅助、显扬、成全，这是想让商汤主张扶持，不让小人害他。”

萧氏说：“君主不能等待臣下，那么忠臣就不能尽其心；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那么忠臣就没有地方尽其言。这样虽然有忠臣，沉默而不被听闻。所以对于忠臣就显扬他。良善之人不做恶事，有进升其志向的途径，才能有所成就，所以对于良善之人就成全他。”

德行日益更新，万邦都怀念；意志自我满足，九族就离散。

无垢说：“心中有惭愧，那么恶念断绝，善路分明。让商汤有惭愧，所以力行善道，来宽慰他，那么德行就日益更新了。让商汤已经得到天下，不再顾忌忌惮，只按自己的意愿，那么意志就自我满足了。德行日益更新，那么万邦感动他，无不怀念；意志自我满足，那么即使是骨肉之亲，也不亲近依附他了。”

东莱说：“圣人的德行常运行而不停息，就日益更新。然而商汤假如把惭愧的念头停留在胸中而不化解，那么德行有所杂，杂就停止，停止就不能日益更新。大概说：商汤在此正当日益更新他的德行，以扩大他的功业

译，怎么可以留下羞愧难安的想法呢？」

译王懋昭大徳，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无垢曰：「大徳谓广大不自狭之徳也。恐其每事如征伐之太过，故戒之以建中于民，欲其为可常行之道也。恐其处事尽如征伐，故戒之以以义制事。恐其尽变前日不迩不殖之戒，故戒之以以礼制心。夫汤之征伐，以济一时之务可也，岂可以垂裕后昆乎？垂裕后昆，必其造广大之地，为可行之事，必处事以义理而不任情，必处心以礼法而不纵欲，可也。傥惟一事有悖于此，开基创业既已不正，子孙其何所不为哉？」又曰：「仲虺之戒，所以俟其不慙之后、自足之时也。」

恐其自足之时，遇事自足而任情，处心自足而纵欲，故汲汲以子孙为言。人之不可保如此也，汤且不可保，而况其他乎！

张氏曰：「抗之以髙明，则絶物；抑之以卑晦，则失已然。则中也者，其天下之本欤！汤之于民，必曰『建中』，盖以此矣。义生于心，以之制事，则事得其宜；礼自外作，以之制心，则心不至纵。治外者，必以内为之主；治内者，必以外为之正。此内外交治之道也。汤之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在此道也。」

东莱曰：「汤当此，正宜勉明大徳以立民极，岂可尝留慙忸而不化，以怠其业？且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古人论事精详悉备，正如《易》既言『敬以直内』，又言『义以方外』，制事制心亦如此。本原既深，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自然垂裕于后世子孙。」

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

无垢曰：「有慙徳，则不自足，故好问；惟好问，则深体物情，每见其有余。自足，则无忌惮，故自用；惟自用，则不恤下情，故每见其褊狭。呜呼！谁知慙徳其用乃如此之大乎！」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盖人之不怍，则无可救药矣。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盖人而无耻，则无复成人矣。怍、耻，即慙徳也。仲虺前言，所以安慰者，欲其不自沮也；后言，所以警戒者，欲其不忘慙徳也。抑〇予夺，有禹治水、周公兼夷狄、孔子作《春秋》之用，非力学者不足以见仲虺之心。

东莱曰：「人以为有道徳则敬之，非所谓自得。惟自得师，则真可王矣。谓人莫己若，则孤峭特立，傲然处万物之上，焉得而不亡？好问，则天下之善皆已之善，岂有不裕？自用，一已之能有限，岂不为小？」

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无垢曰：「礼者，敬而已矣。敬则明，不敬则昏；敬则仁，不敬则暴。有礼自取植立，昏暴自取覆亡。天之道昭然如此，惟以敬徳不敬徳为戒慎，是以钦崇天道也。如此则无所不用其敬，而极其至，于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不愧屋漏，不欺闇室，明不歉于天地，幽不负于鬼神，而天命永保矣。」

张氏曰：「殖徳所以福善，除恶所以祸淫。福善祸淫，天之道也。惟能殖有礼，覆昏暴，所以能钦崇天道。惟能钦崇天道，则天命可以长享矣。」故终之以保天命。荆公曰：「礼者，天之经，地之义，治道之极，彊国之本也。则人君之所殖，孰大乎此？」

陈氏曰：「慎厥终，惟其始」者，谓有商之治自今日始，不治亦自今日始。

东莱曰：「钦崇天道，亦如勑天之命，惟时惟几。钦崇便是天道，天道便是钦崇，正如尊徳性。永保天命者，永钦崇则永天命也。君之徳日新，则民之徳亦日新，此万邦懐也。」又曰：「有礼则殖，昏〇则覆，天之常也。」林氏曰：「仲虺又叹而总括其义，以汤之始也，既能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克寛克仁，彰信兆民，以成其王业，岂有他哉？惟慎厥终，亦如其始，则尽之矣。能自得师以日新其徳，此慎终始之道也。既能慎终如始矣，又能于有礼则封殖之，于昏暴则覆亡之，以终其推亡固存之义，则民将永受其赐，此盖天之道也。天道如此，而我能钦崇，则天之所以命我以休归者，可以永保矣。商之宗社，所以传祚数十世，凡歴六百年，贤圣之君六七作，其

译上天长久保佑的原则就是这样的。其原则源自商汤每日更新他的德行，而商汤每日更新德行，则源自仲虺的谆谆告诫。那么仲虺辅佐成就商汤，他的功业几乎可以与伊尹相媲美了，这是值得深深赞赏并屡次感叹的。如果像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秦国凭借狭小的土地，获得了拥有万辆兵车的权势，招纳八州使同列诸侯来朝拜，经历了一百多年，然后把天下作为家业，把崤山和函谷关作为宫室。然而陈涉一人发难，宗庙就倾覆了，自己死在别人手里，被天下人嘲笑。为什么呢？是因为不施行仁义，而攻取和防守的形势不同啊。”他的意思是说，攻取时可以崇尚欺诈和强力，而防守时必须依靠仁义，秦国用欺诈强力去攻取，却不知道用仁义去防守，所以导致灭亡。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既然用欺诈强力去攻取，那么他所知道的就只有欺诈强力罢了，哪里还能再用仁义去防守呢？看《仲虺之诰》，它起初说商汤不接近声色，不积聚财货，以至于能够宽厚仁爱，可见他之所以能战胜夏朝，靠的就是这些；这篇文章最后说德行每日更新，万国都归附，以至于培育礼制，覆盖昏庸暴虐之人，恭敬尊崇天道，说明他之所以能守住已成的基业，以祈求上天长久的命运，也不过就是如此罢了。由此说来，攻取和防守难道有不同的形势吗？

译商汤已经废黜了夏朝的统治，又回到亳都，作了《汤诰》。咎单作了《明居》。

无垢说：“商汤既已回归夏地，各方诸侯都来朝见庆贺，其中难道没有感到羞愧的人吗？大家都面向北方侍奉君主，如今一旦归心于一位方伯，让他把君主驱逐到深远偏僻的地方，而推举臣子占据君位，于是共同面向北方以臣子的礼节侍奉他，能不感到羞愧吗？”商汤又用仲虺的话来安抚诸侯，挽回他们因羞愧而产生的道德心理，共同转入行善的道路，这就是所谓与人共同承担过错，然后他的仁德才可以被知晓吧！

林氏说：“亳，是商汤的都城。既然铲除了夏桀的暴政，就不再定都于夏朝原来的地方，而一定要回到亳都，这是基于王业兴起的地方。商汤回到亳都，诸侯都来朝见新君，不可以没有宣告。”又说：“马融说：‘咎单担任商汤的司空，作了《明居民法》一篇，大意明确，没有什么需要序言的。就像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无逸》、作《立政》的序文一样，可惜已经失传了！’”

汤诰

商王从战胜夏朝回来，到达亳都，向各方宣告。商王说：“唉！你们各方民众，清楚地听我一个人的宣告。”

无垢说：“统治天下称为天子，朝见诸侯，分派职事、授予政令、任用功绩，称为予一人。现在向各方宣告称为予一人，这是商汤以天子自居而朝见诸侯了。”

张氏说：“大概众人不能制约众人，所以能制约众人的是少数。所以称予一人，是相对于万方民众而言的。”

伟大的上帝把善质降给下民，好像有恒常的本性，能够安顿他们谋略的只有君主。无垢说：“民众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这就是所谓的命。有能力的修养它而接受福分，没有能力的败坏它而招致祸患。然而天地能生养他们，所以成就他们的是君主罢了。天命叫做性，遵循本性叫做道，使一世遵循本性而行，而能各自安守其道理，如果不是君主有以造化他们，民众怎么能自己达到这个地步呢！古代的圣王，以身作则教化他们，以学校培养他们，以风俗熏陶他们，使他们都不失天地的中正之气，而顺从其常性归于善，孟子所说的性善就是这个意思。又有五亩的住宅、百亩的田地、墙下的桑树，使他们向上足以侍奉父母，向下足以养活妻子儿女，各自安守其道而不流于放纵邪僻的道路，难道不盛大吗！”张氏说：“人虽然有恒常的本性，不能自己保持，所以顺导他们的是君主。不违背他们所有的，不强求他们没有的，因严肃而教以恭敬，因亲近而教以仁爱，这就叫做好像有恒常的本性。能好像有恒常的本性，然后才能安顿他们的谋略。谋略，就是道。以作则就有成就，以止则有坚守，没有不是道的。天道降善质给民众，保护并安定他们的是君主，使他们利于仁、乐于义，陶陶然归于日日更新，这就叫做安顿他们的谋略。”

东莱说：“伟大的上帝把善质降给下民，就是‘天命叫做性’；好像有常性，就是‘遵循本性叫做道’；能够安顿他们谋略的只有君主，就是‘修明道叫做教’。天所赋予的是命，人所接受的是性。子思说修，这里说绥。”

夏王灭弃德行树立威势，把暴虐施加给你们各方百姓。你们各方百姓遭受他的凶恶祸害，不能忍受毒害，共同向天地神灵控告无辜。

无垢说：“夏桀虽然是君主，不知道使民众好像有恒常本性、安顿他们谋略的道理，而自残灭他的德行，以树立凶暴的威势，大行虐政于各方。百姓都失去了天地的中正之气，而违背他们常然的本性。竭尽众力，割裂夏邑，使民众都不安于生活。他的凶恶祸害加于人，就像苦菜的毒、蛇虺的毒，不可忍受。人疾苦困极，没有不呼天的，穷困就反归根本。民众既不能聊以生存，万口同声，俯仰之间，号呼天地，这就是所说的共同向天地神灵控告无辜。作为君主而使各方民众如此，不灭亡还等待什么呢？”

张氏说：“阳为德阴为威。威盛而没有德来辅佐它，不是用来作为威势的。”

东莱说：“德是人的根本，有以私欲而灭绝它，所以说灭；威是性中所没有的，以私欲而强作它，所以说作，把暴虐施加给你们各方百姓。人君是天下的源头，他的势力很便利，他的君主既树立威势，那么他的酷虐自然广布于各方百姓，而没有一人不遭受他的恶。”

天道福佑善人祸害淫邪，降灾于夏朝，以彰显他的罪过。所以我小子，奉行天命明威，不敢赦免。

无垢说：“善就是福，淫就是祸，这是天道的自然。夏王灭弃德行树立威势，把暴虐施加于各方，这就是恶中最淫邪的。善有感召，恶也有感召。粪秽自招蛆蝇，梧桐自招鸾凤，不是有驱使之主。祸是淫邪所招致的。淫邪萌生于心，祸见于外。外在的可恶如此，那么我们心中所蕴蓄的大概可以看见了。细察人事以占卜我的心，万不失一。所以降灾于夏朝，是为了彰显灭弃德行树立威势把暴虐施加于各方的罪过。天生一个夏桀，又生一个商汤，这是夏桀作淫邪，天本来生商汤来等待他。如果夏桀改过，天命归于夏桀，商汤不失为忠臣；如果夏桀不俊，天命归于商汤，商汤奉行天命明威，又岂敢以私心赦免夏桀的恶呢？然而怎么知道天命明威在我呢？天出灾异以警示夏桀，民心拥戴商朝而不回转，这是天

译这是天命所在。」

张氏说：「善良的人聚集福气，淫邪的人招致灾祸，这是天道的规律。天道在于奖善惩恶，所以降下灾祸于夏朝，以彰显其罪过，那么惩罚淫邪就显而易见了。祸福没有形体，灾祥有迹可循，从天来说叫做祸福，从人来说叫做灾祥。从天来说惩罚淫邪，从夏朝来说降下灾祸，这就是它们的区别。」又说：「明，是说天彰显有德之人非常明显；威，是说天讨伐有罪之人令人畏惧。任命有德之人，讨伐有罪之人，没有不是天命的，而执行天命的关键在于人罢了。」

译伊川先生说：“有人问‘福善祸淫’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这是自然的道理，行善就有福，淫乱就有祸。”又说：“天道是怎样的？”回答说：“只是理，理就是天道。如果一定要说皇天震怒，终究不是有人在上空震怒，只是理如此罢了。”又问：“现在人善恶的报应是怎样的？”回答说：“是幸运或不幸运罢了。”

东莱先生说：“当天下遭受夏桀的暴虐，人们惊恐畏惧，如同泰山压顶，其势无法支撑。威势暴虐到了极点，百姓共同愤怒怨恨夏桀一人，并向上下神灵祷告，降下灾祸给夏朝，而夏桀至此也无法逃脱上天的惩罚。”

“我敢用纯色牡牛，敢向天神后土昭告，请求惩罚有夏的罪行。于是寻求大圣之人，与他同心协力，来为你们大众祈求天命。”

无垢先生说：“商汤用纯色牡牛祭告上天，请求惩罚夏朝的罪行，与大圣之人同心协力，为百姓祈求天命，哪里是施行阴谋而谋取私利呢？”

张氏说：“伊尹以先觉先知的才能自任，承担天下的重任，这就是他之所以被称为大圣的原因。商汤讨伐夏桀，必定依赖伊尹作为辅相，所以说‘于是寻求大圣之人，与他同心协力’。”

“上天确实保佑下民，罪人被废黜降伏，天命不会错乱，像草木一样繁盛，众民得以繁衍。”

无垢先生说：“上天对于百姓，爱护他们如同子女，有安抚他们的，就立他为君主；有残害他们的，就称他为仇敌。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他尊贵的称呼，在史书中称为帝，在经书中称为王。如今因为虐害百姓的缘故，一旦被他斥退放逐，称为罪人，不再有帝王之称了。夏桀被称为罪人，商纣被称为独夫，唉，真可畏惧啊！想要获得上天眷顾的，应当获得民心；想要获得民心的，应当施行仁政。使天下的百姓喜悦快乐，而没有憔悴不满之心，这就是上天给予的，怎么可以忽视呢！”

薛氏说：“天命有诚信，看百姓所拥护的，就使其繁衍；所不拥护的，就使其倾覆。就像草木一样，百姓所繁衍的就生长，不繁衍的就死亡。”

张氏说：“草木是上天生长的，百姓培育的。不是上天生长的，百姓就不能培育，大概人没有天就不能凭借原因；不是百姓培育的，天就不能成就，大概天没有人就不能成就。”商汤兴起，上天给予他，百姓拥立他。东莱先生说：“圣人在未见之前就知晓天命，众人在已经见到之后才知晓天命。上天确实保佑下民，大概是圣人预先知晓天命，而到了这里果然没有失期。”

“使我一人能够安定你们的邦国，现在我不知是否得罪于上下神灵，战战兢兢地恐惧，好像将要坠入深渊。”

无垢先生说：“夏桀在位，天下就责望于夏桀。夏桀无道，积累失去民心，以至于灭亡。现在夏桀已经离去，于是商汤在位，天下就把责望夏桀的心转移到商汤身上了。商汤自顾着放逐君主的罪行，已经昭布于天下了。如果商汤能符合天心、民心，那么商汤或许可以免除祸患；如果商汤安然以英雄自任，对上忽视天，对下忽视民，民心将会再次思念夏朝的贤君，那么事情又未可知了。这都是说商汤惭愧之德的显现。战战兢兢地恐惧，好像将要坠入深渊，不是修饰的言辞，商汤的心确实是这样。”

“凡是我们建立邦国的人，不要从事不法之事，不要沉溺于逸乐淫欲，各自遵守你们的法度，来承受上天的美善。”无垢先生说：“这是商汤惭愧之德的显现。看到夏桀被放逐，事情到了这一步，无可奈何。商汤虽然想再奉夏桀为君，也不可能了，只是怅然思念不善之事不可做罢了。所以告诫诸侯不要从事不法之事，不法之事，就是不合常理的事；又告诫不要沉溺于逸乐淫欲，逸乐淫欲，就是放纵欲望的事。夏桀做不法之事、放纵欲望以自我快意，没想到昔日是天子，如今是罪人；昔日以天下为家，如今以南巢作为躲避祸患的地方。唉，悲伤啊！不法、放纵欲望之事不可做竟到了如此地步。只有各自遵守法度，来承受上天之美罢了。倘若不这样，事情未可知啊。”

“你们有善行，我不敢遮蔽；罪过应当在我身上，我不敢自我赦免，只由上帝心中简察。”

无垢先生说：“如果你们有善行，我不敢遮蔽，只施行加地、进律的赏赐，使他们的善行显扬于天下，互相训导效法，使万国都乐于行善。”这是惭愧之德的话。如果讨伐夏桀的罪行，有不合天意的地方，应当在我身上，我也岂敢自我宽恕，只屏息等待天命，听凭上帝选择、考察罢了。这也是惭愧之德的话。

东莱先生说：“上天之心有善，就赐福于他。人君在中间，如果遮蔽阻塞，那么上天的福就达不到善人那里。所以凡是做君主的，把上天的命令传达给百姓而不遮蔽，就够了。而自己有了罪过，又岂敢违背天意而自我赦免呢？”

“如果你们万方有罪，在我一人身上；我一人有罪，不牵连你们万方。”无垢先生说：“收敛天下的罪过，归于一身，商汤在俯仰进退之间，忧惶恐惧尚且来不及，他敢稍微放肆吗？”

王氏说：“这不是谦虚而过于厚重的言辞，而是确实如此。天下有罪，难道不是天子不能治理教化所以这样吗？天子有罪，万方有什么关系呢？”

“唉，尚能保持这份诚信，也就有了好的结局。”

无垢先生说：“忱，就是诚信。言语不足以表达，所以嗟叹，意思是警惧之心言语说不尽。如果万方庶几能相信我的话，就可以长保社稷。倘若只不信，可以依赖吗？颠覆宗庙社稷，一身被放逐，像夏桀那样也可以作为警戒了。”

译经部，书类，《尚书精义》

钦定四库全书

译尚书精义卷十七 宋 黄伦 撰

成汤去世后，太甲元年，伊尹作了《伊训》、《肆命》、《徂后》。

伊川先生说：“孟子的意思是，说外丙在位二年，是认为外丙年仅两岁；说仲壬在位四年，是认为仲壬年仅四岁。成汤刚拥有天下，众心尚未安定，竟然立年幼的君主，这哪里可以呢？所以伊尹舍弃外丙、仲壬而立太丁的儿子太甲。太甲是成汤的嫡长孙。”

东莱先生说：“成汤去世，因为太丁、外丙、仲壬都未正式即位就去世了，于是才立成汤的嫡孙。伊尹因为太甲在守丧之处，便想着垂示训诫，趁着太甲初即位时虚心接受教诲的缘故。太甲此时的心境是怎样的呢？之前虽有骄奢淫逸的行为，到这时必定扫除无余，而虚心愿意听闻治国之道了。这时用《大训》来感化他，使其进入内心，那么他听取必定笃实，即使时间久了仍然有余力。然而太甲即位后昏乱迷惑，到最后能终守美德，他之所以被教诲而向善，都不是浅薄的人所能达到的，这就是因为他受训诫早的缘故。”

伊训

在元年十二月乙丑日，伊尹在宗庙祭祀先王，侍奉嗣王恭敬地拜见祖先。侯、甸等诸侯都在场，百官都总领各自的事务来听从冡宰的指挥。伊尹于是明确地陈述烈祖的盛德，用来训诫君王说：“唉！古时夏朝的先后君王，正努力修养他们的德行，没有天灾。山川鬼神，也没有不安宁的；至于鸟兽鱼鳖，也都顺从。等到他们的子孙不遵循法度，皇天降下灾祸，借我的手来执行天命。从鸣条开始征伐，我从亳地起兵。只有我们商王，显扬圣武，用宽厚代替暴虐，亿万百姓都归附。现在君王继承他的德行，无不在于初始。树立仁爱从亲近的人开始，树立敬重从长辈开始，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唉！先王开始修治人伦纲纪，听从劝谏而不违背，效法先民而顺从。居于上位能明察，处于下位能忠诚，对待别人不求全责备，检点自身唯恐不及，以至于拥有万邦，这真是艰难啊！广泛寻求贤哲之人，让他们辅佐你的后代。制定官刑，警戒在位的人，说：‘敢有在宫中常舞、在室内酣歌的，这叫巫风；敢有贪恋财货美色、沉迷游猎的，这叫淫风；敢有侮辱圣言、违背忠直、疏远有德老人、亲近顽劣小人的，这叫乱风。只有这三种风气十种过失，卿士身上有一种，家必定败亡；邦君身上有一种，国必定灭亡。臣下不匡正君主，他的刑罚是墨刑。把这些训诫都告诉蒙士。’唉！嗣王要恭敬自身，要思念啊！圣人的谋略广阔，美好的言论显著。只有上帝的天命不是恒常的，做善事就降下百种吉祥，做不善事就降下百种灾殃。你只要有德行，无论多小，万邦都会庆祝；你如果没有德行，无论多大，都会败坏你的宗庙。”【案：此篇经解《永乐大典》原缺】

太甲即位后，不明德，伊尹将他放逐到桐宫。三年后，太甲回到亳都，反思自己的过失。伊尹作了《太甲》三篇。

无垢先生说：“孔子作的序，总括了三篇的意思，而三篇的意思，又各自有所侧重。上篇说放逐太甲的原因，中篇说太甲回归的原因，下篇说告诫太甲以做长久之计，这不可不分辨。庸，如庸愚的庸，指过失罪恶。思，是悔改。思庸，就是悔过。因为悔过而回到亳都，既回到亳都又悔过，说明他反省以前的错误始终不停。人作恶，当他迷惑时，无所不至，等他醒悟后，遇到旧事必定惊恐，想起旧态必定沮丧，他的悔恨至死也不停止。”朱正夫说：“放字应当作教字，伊尹在桐宫教导太甲三年。”张氏说：“太甲即位后不明德，是说他的德行昏乱。正因为他的德行不明，所以内心被蒙蔽，外物迷惑他，是非取舍不合道理，即使是成汤的典刑也颠覆了，这就是伊尹放逐他到桐宫的原因，将要匡救他的恶行罢了。我曾观察伊尹在田野之中，即使微小的利益也不向人索取给予，如果不是道义，即使把天下禄位给他、千匹宝马系在他身上，曾不稍微动摇他的心，那么他的行为不仅足以自信，而且人们信任他本来就有基础。一旦因为君主不义而放逐他，天下人不怀疑，大臣不觉得奇怪，难道不是因为他平素的道义行为让人信任而能做到的吗？”

东莱先生说：“放逐到桐宫，从迹象上看，伊尹没有放逐君主的道理。让太甲居住在幽静之处，远离朝政而不亲近，也可以；让孔子掩盖伊尹的过错，顺从迹象来说，说没有放逐君主的事，也没有害处。在孔子作书序时，大概圣人以大公之心存于心中，使千万世不敢议论他的不对。伊尹处在成汤去世之后，遭遇太甲的昏乱迷惑，也是不幸到了极点，哪里有心于桐宫之放？也是不幸而为之。孔子立刻写下‘伊尹放诸桐’，不仅足以显示孔子至公之心，而且伊尹也不是文过饰非的人，他放逐太甲的事，也是以天下为公的心。”

太甲上

嗣王不顺应阿衡，伊尹作书说：“先王顾念上天的明命，用来承奉上下神只。社稷宗庙，无不恭敬严肃。上天监察他的德行，因此集成大命，安抚各方。”

无垢先生说：“恵是顺，阿是依，衡是平，说伊尹有道，人君依靠他来平定天下。既然依靠他来平定天下，他的聪明识虑必定大大超过常人，难道可以不全心听从他吗？太甲的器质不是君临天下的才能，他所思所见与伊尹截然不同

译这也就是伊尹不顺从太甲的原因。太甲不顺从阿衡（伊尹），就是不顺从天命，因为阿衡的心意就是天命。这就是伊尹作书时，首先以“天的明命”作为论说的原因。先王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欲，他们的心常常与天相通，每一个念头和思虑产生时，必定在心中反复审视三次然后才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顾天命”；每一件事发生变化时，必定在心中求得端正然后才决断，这就是所谓的“諟天命”。推广这种顾諟的心意，用来承奉上天的意志、下地的法则，右护社稷，左敬宗庙，这是在幽明之间、上下左右各个方面都无不顾諟其心。心就是天，人拥有这颗心，心中拥有这个天，只是人们没有去顾諟罢了。竭尽心力的人就能认识自己的本性，认识了本性就能认识天了。保存自己的心，涵养自己的本性，这就是用来侍奉天的方法。侍奉天在于保存自己的心罢了，保存就是顾諟的意思。」又说：「商汤的心是与天相同的，作为人而心与天相同，天下就只有一人了，大的天命不汇聚于商汤，又能汇聚于谁呢？夏桀率领并遏制众人的力量，率领并割裂夏国的疆土，他的心意纷乱，被人的欲望所扰乱，日夜将自己断绝于天。既然有一个人断绝于天，必定有一个人契合于天，何况有大德的人必定承受天命，这是自然的道理。夏桀劳役百姓非常严重，商汤汇聚大的天命而拥有天下，怎么敢有一丝一毫去扰乱他们呢？只是安抚他们罢了。商汤有安抚百姓的心，而用来左右这颗心以安定天下民众的方法，对圣贤不是没有期望的。」

译张氏说：“先王对于上天光明的命令，顾念它而不敢忘记，遵循它而不敢违背，对上承接天神，对下承接地祇，在中间恭敬严肃地对待宗庙和社稷。‘祗’，是钦敬表现于外；‘肃’，是恭敬存于内。对于天地神祇说‘承’，对于宗庙社稷说‘祗肃’，这也是互相补充完备的。商汤的德行足以显著地上升到上天，所以上天监察他的德行，因而集大命于他，使商汤足以简择取代夏朝而安抚四方。”

东莱说：“太甲处于不明事理的时候，自然与阿衡（伊尹）不相顺从。伊尹希望他向善，他却反而陷入邪恶；伊尹希望他勤勉，他却反而放纵，自然就不顺从了。”

只有伊尹自身能够辅佐他的君主，居于师保之位，所以嗣王能够很好地继承基业。只有伊尹自身先前在西邑夏看到了，从周（指夏朝前期）有善终，辅相也有善终；后来的嗣王没有能够善终，辅相也没有善终。嗣王要警戒啊！恭敬你的君主之道，君主不像君主，就会辱没你的祖先。君王只是平庸，没有念头去听闻（忠言）。

无垢说：“伊尹看到太甲有欺骗和猜疑之心，所以说我亲眼见到夏朝的先王君臣之所以有始有终，是因为以忠信相待而不当面欺骗、内心猜疑；后来的嗣王君臣之所以无始无终，是因为没有忠信之心。不欺骗就是忠，不猜疑就是信。君主欺骗臣子，臣子也欺骗君主；君主猜疑臣子，臣子也猜疑君主。伊尹说这些，是因为太甲欺疑的征兆尚未萌发。然而伊尹是多么不幸啊！第一次出仕就放逐了夏桀，第二次出仕又将放逐太甲，这难道是美事吗？这是人臣最大的不幸，伊尹也无可奈何。”又说：“‘祗尔厥辟’，是说太甲应当端严尊敬地接受这君临天下的地位，不应当轻佻浮躁、圆滑世故、猜忌多虑，像市井粗俗之人的样子。如果像市井粗俗之人的样子，那就是君主不像君主了，辱没成汤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伊尹劝诫如此深切，那么太甲没有君道就可以知道了。又说：“天下的道理，一种念头先入心中，其他念头就进不去；一种听闻先入耳中，其他听闻也进不去。伊尹的话如此，太甲之所以没有念头去听闻，是因为平庸愚昧的念头先入心中，所以伊尹的话他不念不听。他所谓的平庸愚昧，就是欲望和放纵。他的心刚得到天下，将要逞其欲望，将要放纵其心，而苦口忠言接连到来，他怎么能念想听闻呢？”

薛氏说：“‘王惟庸’，是说君王应当申明并运用（忠信之道）啊。‘罔念闻’，是说心里不去想念，耳朵不去听闻。”

张氏说：“忠信被运用而没有缺失了。忠就不欺骗，信就不猜疑。君臣之间，能以忠信相待，达到不欺不疑的地步，所以他们的心德相同，不被防范和谗言所夺去，就能有善终了。相，是观察君主的人。君主能以忠信而有善终，那么相也就有善终了。后来的嗣王，就是夏桀。桀不能用忠信而没有善终，那么他的辅相之人，也不用忠信而没有善终了。君臣相互对待，之所以有始无终，没有其他原因，大概是因为不用忠信罢了。那么嗣王这样，不可不警戒啊。”

东莱说：“伊尹前面列举两段，好与不好的样子如此分明，嗣王怎么能不警戒？必须应当恭敬你为君之道。君主不像君主，不仅是自辱，又至于辱没你的祖先成汤。伊尹到这里忠诚恳切，告诫太甲到了如此地步。太甲却暂且把它当作平常事，虽然听伊尹的话，似乎没有念头去听闻。”

伊尹于是说：“先王天未亮就显著地起身，坐着等待天亮，广泛寻求俊才贤士，开导启迪后人。不要超越他的天命而自取颠覆。谨慎你的节俭之德，只有怀有长远的谋划。就像虞人张弓射鸟，前往检查箭矢与弓弦是否合乎法度，然后才发射。恭敬你的举止，遵循你祖先所行的道路，只有我因此喜悦，万代才有美名。”

无垢说：“伊尹的意思是说，汤广泛寻求得到我，来开导你。你如果不听，是先王的命令将失坠于下，而你的社稷也自取颠覆而不能挽救了。贤者不听，就听小人的话，小人的话进用，宗庙社稷哪有安固的道理呢？”又说：“只追求欲望就奢侈无度，只放纵就思虑不审慎。节俭之德的学说，用来杜绝欲望；虞机之说的比喻，用来挽救放纵。只有节俭才可以作为长久之计，只有审慎才可以应对天下的变化。虞人射鸟兽，必定先检查箭矢与弓弦，弓弦合乎法度，法度，就是所射之物，然后才放心舍去，所以百发百中。倘若在这里有丝毫不审慎，在那里就有天壤之远了，哪有放心荡意而天下自己治理好的呢？然而做到节俭在审慎必定有其关键，恭敬你的举止，就不期望节俭而自然节俭；遵循你祖先所行的道路，就不期望审慎而自然审慎。这又是伊尹指出太甲的捷径，使他费力少而功效倍。”

史氏说：舍弃繁华而进入枯淡，抛弃肉食而甘吃野菜，这是人情所不能安适的。先前肯定而后违背，早晨实行而晚上改变，开始勤勉而最终懈怠，他们不能做长远谋划是必然的。在开始时谨慎而使之没有虚伪，在长久中怀持而使之不改变，遵循我们自然的本性，有增加而没有停止，这是中等资质的君主应当知道的。伊尹对太甲的期望就是如此。

君王未能改变，伊尹说：“这是不义，习惯与本性形成。我不亲近不顺从的人，在桐宫营造居所，靠近先王的陵墓接受训诫，不要让世人迷惑。”

无垢说：“说未能改变，是太甲心里虽然省悟，但心不能胜过欲望，所以想要改变却未能做到。”

译伊尹见他未能改过，并非言语所能挽救，便借助造化的力量来驱除他的恶习，使他一旦转变而归于正道。这哪里是见识浅陋的普通人所能探究其万一的呢！」又说：「所谓习，是指气习的习，他出生时，恰好禀受了天地的恶德和阴阳的乖戾之气，他做出不义之事，也是性情所不能自我克制的原因。如果圣人没有造化的方法，那么圣人的可贵之处又在哪里呢！那造化的方法是怎样的呢？伊尹趁着他想改变却未能改变的契机，便让他不接近那些不顺从义理的人，以断绝他作恶的念头；将他放逐到桐宫，以激起他悲怆的心情；让他亲近先王的训诫，以激发他仁义的品性。大概人之所以作恶，如果不加以痛苦折磨，那么恶习就不会去除。先王之所以有墨、劓、剕、宫等刑罚，有桎、梏、徽、纆等拘束之法，就是为了残害他的形体，苦痛他的心志，如果不这样做，恶气就不会消亡，善心就不会产生。」

译王前往桐宫居丧守孝，能够始终如一地保持诚信之德。

无垢说：“大王未能改变，言语未能改变，并非不想改变，而是力量不足以做到这样。然而小人在身边，恶习在前，于是又忘记了。想要改变的时机，正是诚信之德显现的时候。诚信之德，是诚心显露出来。只有前往桐宫居丧守孝，悲哀哭泣以伤痛他的心，穿着粗麻丧服以凄惨他的气息，吃蔬菜喝稀粥以抑制他的骄纵，那么昔日想要改变的心就豁然开朗、大大显明了。如果不前往桐宫、不居丧守孝，那么昔日想要改变的心就不能坚持到底。既然坚持到底，诚信之德究竟是怎样的呢？于是知道成汤的心，于是看见伊尹的作用，于是伤痛过去走错了路，于是欣喜今日自我革新。神色言语，全都顺乎情理；举止动静，全都发生巨大变化。伊尹的功劳，真是伟大啊！”

张氏说：“人性未曾不善，之所以不善，不是本性的罪过，是习惯使它这样的。”孔子说：“本性相近，习惯相远。”太甲之所以不义，不过是习惯养成了本性罢了。

《太甲中》

在三年十二月初一，伊尹穿着礼服捧着嗣王回到亳都。无垢说：“太甲元年十二月初一即位，到三年十二月初一，是三十六个月了。由此可知太甲虽然服丧期满，仍然在桐宫。到三年十二月初一，才是商朝的正月初一，然后才捧着嗣王回来。”

东坡说：“商汤流放夏桀，伊尹流放太甲，古代没有这样的事，都是圣人不得已的权变。所以商汤以惭愧之德作为法则，接受恶名说：‘这是我非常痛心的，乱臣贼子大概会稍微减少了吧。’商汤不流放夏桀，伊尹不流放太甲，只是痛恨一时的混乱罢了，将使后世无道的君主认为天下没有人能把我怎么样，这种病痛与惭愧是相等的。圣人认为以惭愧自己来拯救天下后世，所以不得已而为之。认为这是不得已的权变是可以的，认为道理本来应当这样是不可以的。假如太甲不思念常道，伊尹最终流放他并另立君王，那么他的惭愧就比商汤更大了。”

作书说：“百姓没有君主，不能互相匡正以生存；君主没有百姓，不能开辟四方。皇天眷顾保佑商朝，使嗣王能够始终如一地保持他的德，实在是万世无尽的福祉。”无垢说：“从前天下失去太甲，惶惶不安只怕没有君主，正是因为两个尊贵的人不能互相侍奉，两个卑贱的人不能互相驱使，这是百姓没有君主就不能互相匡正以生存，这是天下人的心思。从前太甲在桐宫，形单影只，没有亲近依附的人，四海之内谁愿意归附，这是君主没有百姓就不能开辟四方，这是太甲的心思。现在太甲重新回到朝廷，天下知道有君主可以依靠，从此才有生路，他们的喜悦是怎样的？太甲知道百姓重新归附我，从此我可以号令天下，他的喜悦是怎样的？这是伊尹一举，既消除了天下的怨恨之心，又产生了爱戴君主之意。”又说：“圣人以人合天，不委身于天；以义断命，不委身于命。圣贤只知道人事与义理罢了，怎肯稍微假借于造化，让它自己治理自己混乱，而完全委身于天命呢？伊尹的意思，认为太甲不悔改，是天意不保佑商朝；现在既然悔改，乃是天眷顾保佑的意思没有停止，这也是开导安慰太甲的意思罢了。圣贤所学，正想要造化天地，岂有听任天命的道理呢？”

张氏说：“百姓得到君主，就治安；没有君主，就不能互相匡正以生存。君主得到百姓，就可以守护国家；没有百姓，就不能在四方推行法度。君主与百姓互相依赖是这样的，那么太甲起初不明白德，伊尹营造桐宫来流放他；等到他能够始终如一地保持诚信之德，伊尹就穿着礼服捧着嗣王回来。他的流放，他的捧迎，伊尹岂容私意在其中呢？尽他爱戴君主的诚心，来听命于天罢了。这就是嗣王能够始终如一地保持他的德，而伊尹之所以归之于天的原因。”

东莱说：“百姓没有君主，那么强者欺凌弱者、多数暴虐少数，百姓无法生存；君主没有百姓，就无法在天下做君主。这看见伊尹的心，认为君主与百姓本是一体，不可以片刻分离。”

王拜手稽首说：“我小子不明白德，自取不善，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仪，以致罪过降临到自己身上。天降灾祸，还可以逃避；自己造下的罪孽，无法逃脱。过去违背师保的训诫，不能在起初做好，还依赖匡救的德，谋划最终的结局。”无垢说：“太甲未悔改以前，善言能惊动他，而不能使他深入；既悔改之后，伊尹在叹息皱眉微笑之间，都注于太甲心术之内，如箭破靶，如啄受啐，他的话形动于外，盖是天机自然，不得不这样。拜手稽首，岂是虚行礼文呢？确实有不得不然的道理。那转而不惠惟庸未变的心，一旦变为拜手稽首，也可以验证伊尹的所学了。岂止可以验证伊尹的所学，善恶在心中，其形状也可以占卜。从前恶注于心，使人听到恳切的善言，他的倨傲竟然这样；现在善注于心，略闻善端，他的尊敬竟然这样。这是善恶外见，又可以在仪容间占卜了。”又说：“自认为有余的，是小人的态度；常若不足的，是君子的心。伊尹前日告戒的几微，太甲已经得到了，还自以为不足而渴望听闻这样，他的志向岂止想要做悔改的君主而已呢？他为善的心，

译真是既深远又宏大啊。」

张氏说：「耳朵对于声音，眼睛对于色彩，嘴巴对于味道，鼻子对于气味，没有不是欲望的。先王因为人有欲望，于是制定法度来防范它。懈怠自己的神情仪态，放松自己的四肢身体，没有不是放纵的。先王因为人有放纵，于是制定礼制来防范它。有欲望而没有节制，就会破坏法度；有放纵而没有约束，就会破坏礼制。破坏法度、破坏礼制，这罪过就太大了。上天降下的灾祸，修养德行就可以消除，所以说『还可以避免』；自己造下的罪孽，是自己招致的，怎么能逃脱呢？所以说『无法逃避』。太甲认为过去的过失虽然无法挽回，但未来的事情还可以谋划。那么，太甲之所以能够始终保全他的德行，难道不是伊尹的功劳吗？」

译东莱说：“太甲在不明理之初，把放纵欲望当作安泰恬愉的境地，把法度与礼制看作像荆棘束缚防备一样。这时他只怕欲望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等到他明理之后，才知道法度与礼制自有安泰恬愉的境地，欲望与放纵才是荆棘。所以只怕欲望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以致迅速招致罪过于自身，意思是自己得罪。上天降下的灾祸，还可以躲避，比如天下的水火之灾，人们都能逃避；至于自身造下的罪过，则自身遭受其害，在一身之间，能逃到哪里去呢？”

伊尹拜手叩头说：“修治自身，使诚信的德行与下民相协调，这才是圣明的君主。先王以对待子女般的慈爱来关怀困穷之人，百姓顺从他的命令，没有不喜悦的。连同那些拥有邦国的人，他们的邻国便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就没有刑罚。’君王努力修持您的德行，效法您的伟大祖先，不要有时懈怠。侍奉祖先要想到孝顺，接待下属要想到恭敬。看得深远才是明智，听取善言才是聪慧。我承受先王的休美，永不厌弃。”无垢说：“人平生立志，必定要有目标，然后才能成功。就像人学习射箭，必定先在那边设立靶子，然后我端正内心的意志，挺直外在的身体，审慎稳固弓矢，手布置准绳，脚踏规矩，念念想着靶子，日日想着靶子，时时想着靶子，这样就能百发百中了。舜不把尧作为目标，就不能成就重华的功业；禹不把舜作为目标，就不能成就文命的功业；汤不把禹作为目标，就不能成就表正的功业；以至于孔子不把周公作为目标，凭什么集大成？孟子不把孔子作为目标，凭什么传承正统？太甲将要努力修持诚信的德行，怎么能不把成汤作为目标？‘视乃厥祖’，大概是让他把祖先作为目标。”又说：“太甲从前放纵欲望时，就忽视祖宗，忘记臣民，所看的都是眼前的快乐，而不为万世做打算；所听的都是淫逸之言，而不知道仁义的道理，这样孝顺、恭敬、聪明都被放纵欲望所蒙蔽了。现在既然悔过，放纵欲望已经除去，就像浮云散开而太阳自然明亮，尘垢去除而镜子自然明亮，孝顺、恭敬、聪明全都显现出来。用来侍奉祖先，这颗心就是孝顺；用来接待臣民，这颗心就是恭敬；所见的高远，不与凡俗相同，这颗心就是明智；所听的是仁义，不与巧言令色相合，这颗心就是聪慧。”

东坡说：“颜渊问仁，孔子说：‘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视听旨在达到聪明罢了，这与礼有什么关系？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这是礼，这与仁有什么关系？回答说：‘视听不以礼为标准，那么聪明的危害事物，比聋盲更严重。’怎么说呢？明的过度，就无所不看，窥探人的隐私，探求人所不及的地方；聪的过度，就无所不听，潜移默化的谗言，切身受到的诬告，或许就会施行。这种危害难道只是聋盲而已吗！所以圣人用礼来统一，君臣上下各自看应当看的，各自听应当听的，而仁就不可胜用了。”

史氏说：“臣下以勉励君主为训导，就必定论述修德的方术；君主以成就法度为才能，就必定有修德的成效。从前伊尹既已把政权归还给君主，害怕他不能善始善终，告诫的言辞，多么周到啊！说孝顺、恭敬、聪慧、明智这四种德行，都是成汤所常行的。我能勉励他尚未达到的地方，先世容易遗忘，奉侍祖先就想到孝顺；卑下容易忽视，接待下属就想到恭敬；远处被遮蔽而难以察觉，看只用其明；德言苦涩而难以接受，听只用其聪。容易的不以为易，困难的不以为难，只效法先王的成法。然而这难道只是把君主置于无过的境地吗？成就德行的成效，作为臣下也与之共享荣耀。”张氏说：“治理天下国家的方法，没有不从自身开始的，这就是伊尹告诫太甲，所以先说修治自身的原因。能修治自身，使诚信的德行与下民相协调，然后才能成为圣明的君主。内在足以自信，外在足以使人信服，这就是诚信的德行。君子的德行上升，就与上天相合；下降，就与百姓相合。诚信的德行与下民相协调，是说德行下降而与百姓相合。困窘就不能自我振兴，穷困就不能自我通达，‘子’是用来亲爱他们的，‘惠’是用来周济他们的。对待困穷之人像子女一样亲爱、周济，那么其余的就可想而知了。正因为能像对待子女一样亲爱、周济困穷之人，所以能得民心；能得民心，所以百姓顺从他的命令而没有不喜悦的。”又说：“抬高目光而所见深远，然后才能称为明；低下耳朵而所听的是德行，然后才能称为聪。孝顺、恭敬足以尽己的本性，聪慧、明智足以得知事物的实情，那么君王的盛大德行充实于内，而其美好就不能再增加了。”

东莱说：“明与聪，自有本然的聪慧、本然的明智。只有看得深远、听取善言，然后才是本然的聪慧明智。人之所以能看近而不能看远，是因为有物遮蔽。只有不被物遮蔽，就能看得深远，看得深远那么本然的明智就显现了。人之所以不能听取善言，是因为有物混杂。只有所听的不是物，而是不符合礼的不听，然后才是听取善言，能听取善言那么本然的聪慧就显现了。”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精义卷十八 宋 黄伦 撰

太甲下

伊尹再次告诫君王说：“唉！上天没有私亲，能恭敬的人就是它的亲人；百姓没有恒常的归附，归附有仁德的人；鬼神没有恒常的享用，享用能真诚的人。天子的位置艰难啊！有德行才能治理，无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