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十　　　　宋　胡士行　撰

译对周公不悦，这是错误的。

《君奭》篇中，周公说道：“召公奭，上天不眷顾殷商，降下灾祸于殷，殷商已经丧失了天命。我们周朝虽然已经承受了天命，但我也不敢断言说：它的基业能够长久地保持诚信与美好，顺从天意并辅助真诚。我也不敢断言说：它的最终结局不会出现不祥之事。”

译殷朝灭亡而周朝承受了天命，上天难道有恒常不变的归属吗？那吉庆，那灾祸，我怎敢断言能确切地知晓并必然归于上天呢？只是竭尽我的诚心罢了。

唉！君奭你曾说：“这在于我，我也不敢在上帝的命令中安逸，不永远思念上天的威严。至于我的百姓，没有怨恨违背，在于人，我不敢知晓。只有赶快恭敬地奉行德政的说法，召诰中已经说了。这是召公往日所说的：‘在于我，可以确定罢了。’我怎敢在上帝的命令中安逸而不思念它的威严呢？天和百姓是一致的，百姓没有怨恨违背，责任也在人。召公应当与周公。”

共同谋划难道可以离去吗？

在我后嗣子孙中，大大不能恭敬地承奉上天、下地，断绝失掉前人的光辉，在家中不知天命难以改变，上天难以信任，于是坠失天命，不能长久继承前人的恭敬明德，在当今，我小子旦不敢自认为能正君，只是以前人的光辉施用于我年幼的成王。

上天的命令，前人的德政，后人未必能深深知晓。万一有断绝失掉而不能长久继承的祸患，能不令人战栗吗？所以我不是敢自认为能正君，而将前人的光辉施用于年幼的成王，则不敢懈怠。召公能不体会这一点而离去吗？

又说：上天不可轻信，我的道只有延续宁王的德政，上天不轻易废弃文王所受的天命。

上天没有声音气味，效法文王。向天求天，不如向文王求天。

召公说：“君奭，我听说在过去成汤既受天命时，那时就有伊尹，感通于皇天；在太甲时，就有保衡；在大戊时，就有伊陟、臣扈，感通于上帝；巫咸治理王家。”

天帝是一个。这一章对举而言，就显现出圣贤的区别。帝以存主而言，天则浑然一体，天的本体不可以存主而言。前面的尹，就是后面的尹，而后面的甲戊，不是前面的汤。咸的治功在王室，而精微的蕴藏，还愧对二臣，所以分别而言。

在祖乙时，就有巫贤；在武丁时，就有甘盘，遵循此道，陈列保治有殷。

汤甲戊有圣贤的不同，尹事汤甲有前后的不同，咸陟扈有优劣的不同，巫贤甘盘各辅一朝，均为治理殷朝，没有疑惑混淆。舍弃说而举盘，是因为盘源说委，先河后海。一说率惟有，陈以下乃总结伊尹以后一代辅相之事。

所以殷礼升配上天，经历多年，上天只纯粹佑助天命，那么商确实福佑百姓。

这是辅相有人的功效。夏以百姓为百官族姓。

王人无不秉守德政，明显体恤小臣，屏藩侯甸，何况内外都奔走效力，此乃德政称举，辅助治理其君，所以一人有政事于四方，如同卜筮，没有不诚信的。

这也是辅相的功效。王秉德以明显体恤内外之臣，而内外之臣都称德以助王。如果有作为，百姓有不顺从的吗？

召公说：“君奭，上天所寿者，至平无私，感通保治有殷，有殷嗣纣天灭之威，现在你永念，则有定命，其治明我新立之邦。”

上天所寿者，平格无私，寿也。保殷方切，纣不平格，则遽夺之矣。何可常也？召公能永念，则天命乃固。其相与乱新立之周邦可也，而可去乎？

召公说：“君奭，在过去上帝割制重申劝勉宁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又曰无能往来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国人，亦惟纯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时昭文王迪见冒闻于上帝，惟时受有殷命哉？”割申劝，诗帝谓文王之意也。注：以亦惟纯佑为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佐佑。

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后暨武王诞将天威，咸刘厥敌

译纣王之时，这四位贤臣彰显武王，武王冒天下之大不韪，尽举其德。如今我小子旦，如同渡过大川而无津涯，我前往与你奭，共同渡我小子（成王），如同尚未在位时。召公大度，不责我强留，若收藏般不勉我，不及所未到之处，成就德行，不降下我，则鸣鸟（凤凰）太平乃出，不闻，况且说其有能感化。

译文王、武王这样的圣人，尚且依靠五位大臣、四位大臣而兴盛，召公怎能舍弃成王而离去呢？

周公说：“唉！君主务必在此（前文所列举的商周辅政之事）加以鉴戒。我周承受天命，美好没有穷尽，艰难也极其重大。我告知君主的谋略，是宽裕之道，我不敢让后人迷惑。”

宽裕则美好，迷惑则艰难。君主与我应当互相竭尽心力，这才是可以的。

周公说：“前人（文王、武王）敞开他们的心，竭尽他们的使命，你作为你的民众的准则，（文王）申令说：‘你务必勉励辅佐君王，在于诚信，承担这重大的使命。只有文王的德行，才能盛大继承那无尽的忧患。’

先前所鉴戒的，是我劝说周公，尚且可以推辞。这是文王、武王的命令，还可以推辞吗？”

周公说：“君主告诉你，我确实（确信并非苟且之言），太保奭，你能够敬慎，以我鉴戒殷商灭亡的大乱，因此思念我们上天的威严，我不相信会如此训诫。我只说：‘辅佐君王以感通上天，我们两人（在我两人之间），你的心与我相合吗？’又说：‘在这两人，上天的福佑更加到来，只有这两人不敢自恃而推辞，你能够敬慎德行，显用我们的贤人，在于谦让，将后人托付于太平之时。’

鉴戒殷商则知上天威严，我们两人能不自我警戒吗？纵使威严已转化为福佑，仍然应当不敢自恃。更加敬慎，寻求贤人来谋划那无尽的忧患。太平之时，才托付给后人。今日还不可这样说。”

唉！厚待辅佐这两位大臣，我因此能够到达今日的美好，我们都成就了文王的功业而不懈怠，大大覆盖四海之滨、日出之处，无不顺从。

将要成就文王的功业，以覆盖四海之滨，可以因今日的美好而自足吗？”

周公说：“君主，我不顺从你离去的意愿，如此多次训诫你。只是因为我忧虑上天，以及民众。”

上天和民众的责任是无穷尽的。

周公说：“唉！君主，只有你知道民众的德行（民众没有过错违逆），也没有不能做到的。其开始在于其终结（善终之难），敬慎如此（止于其所），前往敬慎以治理。”

敬慎则真诚，真诚则不息，民众的德行有终，则上天的福佑也有终了。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书

蔡叔已经去世，周王命令蔡仲继承诸侯之位，于是作《蔡仲之命》。

起初还期望蔡叔能改过善终，那就罢了。于是命令蔡仲、周公，难道是把怒气藏在蔡叔身上吗？

蔡仲之命，只有周公位居冢宰，整顿百官，众叔父散布流言，于是依法诛杀管叔于商地，囚禁蔡叔于郭邻（中原外地），以七辆车的规格降低霍叔（罪轻）为庶人，三年不列入士的行列（三年后封霍），蔡仲（蔡叔之子）能够践行敬慎的德行，周公认为他可任卿士（已是卿士），蔡叔死后，于是命令他亲贤，封他在蔡国。

这是史官叙述作书的原因。

周王这样说：“小子胡（蔡仲的名），只有你遵循德行（文王的德行），改正行为（蔡叔的行为），能够审慎你的谋略，因此我命令你在东方土地做诸侯，前往就任你的封地，要敬慎啊！你应当掩盖前人（蔡叔）的过错，只有忠诚只有孝顺，你才能进步你的行为（从蔡仲开始作为一国的始封之祖），能够勤勉不懈怠，以垂范你的后代，遵循你祖父文王的常训，不要像你父亲那样违抗王命，皇天没有私亲，只辅助有德的人，民心没有常态，只怀念有恩惠的人，行善不同（质朴与文饰崇尚不同），同样归于治理；作恶不同（强弱形态不同），同样归于混乱。你要警戒啊！审慎你的开始，思考你的终结，终结就不会困顿；不思考你的终结，终结就会困穷。勉力你所建立的功业，和睦你的四邻（邻国），以护卫王室，以和睦兄弟，安顿救济小民，遵循中道，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法度，审慎你的视听，不要因巧言改变你的常度，那么我一人会赞美你。”王说：“唉！小子胡，你前往吧，不要荒废抛弃我的命令。”成王东征淮夷（成王即位后淮夷、奄国又叛乱），于是灭掉奄国，成就成王的政教（一书已亡）。成王已经灭掉奄国，将要迁徙其君主到蒲姑（齐地），周公告知召公作《将蒲姑》（一书已亡）。

多方第二十 周书

与《多士》辞气一致。

成王从奄国归来（灭奄），在宗周（镐京为天下所宗），训诫众邦，作《多方》。《多方》只有五月丁亥日（即政第二年），王从奄国回来，到达宗周。周公说：“王这样说：‘道，告知你们四国多方（因为管叔、蔡叔、商、奄并及多方，显示其公正），只有你们殷商的诸侯治理民众，我只有大大降下我的命令（教命），你们没有不知道的。宏大只有思虑上天的命令，不长久敬慎念想祭祀。’”

译上天降下警戒于夏桀，夏桀大肆放纵享乐，不肯为百姓忧虑，于是极度昏乱，不能终日用上天的正道来勉励自己，这就是你所听到的。夏桀图谋上天的命令，不能使百姓依附，于是上天降下重罚，使夏朝大乱。祸乱始于内部的妹喜，不能很好地奉承众人，不任用恭德之人，对百姓傲慢放纵，于是夏朝的百姓贪婪暴戾，日日残害夏邑。上天正是寻求能作百姓君主的人，于是降下显明的美命给成汤，断绝了夏朝。上天不给予长久的天命，是因为夏桀虽有许多知义之人却不能任用，所以不能长久享有国家。夏桀所敬重的众人，不能明白地安享百姓，反而互相虐待百姓，以至于种种恶行，不能开明，于是成汤能够以多方之人取代夏朝作为百姓的君主，谨慎君道所依，勉励百姓，用仪法来勉励，一直到帝乙，没有不明德慎罚的，也能用此勉励。察审囚情，诛杀重罪之人，也能用此勉励。释放无辜之人，也能用此勉励于慎罚。现在到了你的君主纣，不能以多方之人享有上天的天命。唉！王说：告诫你们多方之人，不是上天轻易废弃夏朝，不是上天轻易废弃殷朝，而是你们的君主纣以多方之人极度昏乱图谋上天的命令，百姓纷纷议论，上天并非抛弃殷朝，是殷朝自己抛弃了你们。

译于是夏桀谋划政事，不能成就享国之道，上天降下这灾祸，商汤以七十里之地取而代之。

这是说桀灭亡的原因。

于是你们商朝的后王纣贪图安逸，谋划政事不洁净，不能进用善道，上天只降下这灾祸。只有通明之人，若不思念正道就会狂妄；只有狂妄之人，若能思念正道就能通明。上天因此等待纣悔改，没有立刻断绝他，上天只花了五年时间宽缓对待他的子孙，他却大肆自绝于民众，没有一处善行值得听信和思念。

这是说纣灭亡的原因。

上天只寻求你们各方，大力用威势警戒你们，开启你们对上天的眷顾。你们各方没有谁能承受上天的眷顾，只有我周王善于奉承众人，能够胜任用德，主持天神之祀。上天因此用善道教导我，大大赐予我殷商的命，统治你们各方。

这是说周兴起的原因。灵承，是承接抚循，可以亲近不可轻慢。克堪，是说德行轻如毫毛，百姓很少能举起来。其勇力超过孟贲，力量微薄而私欲夺取，就不能举起了。典神天，是主持祭祀，使百神享用。式敎用休，是天理日日更新，左右逢源，是思虑。有时兴起行动，有时辅佐，用来昌大休明。天命周朝以定于一统，你们各方还有汹汹不宁的人，想干什么呢？

现在我怎么敢多作训诫？我只大大降下你们四方国民的教命，你们为什么不诚恳宽厚地对待你们各方？你们为什么不协助治理我周王享有上天的天命？现在你们还安居你们的住所，耕种你们的田地，你们为什么不顺从周王光大上天的天命？

这是希望他们听从教化。

你们却屡次引导而不安静，你们的心没有爱戴，你们不大大安于天命，你们轻率抛弃天命，你们自己谋划不常之道，却想取信于正道，这不自省到了极点。我只因此教告他们，我只因此征伐要囚他们，至于再，至于三，现在如果还不听从我的教命，我就大大惩罚诛杀他们，不可指望恩赦。不是我周朝执德不安宁，而是你们自己招致罪过，这是警告他们不听从教化。

王说：“唉！告诫你们各方多士，以及殷商多士。现在你们奔走臣服我，监督成周之民的五位官员，以及殷商多士中有助于成周的，众伯、小官、大官、众正，你们没有不能守法的，百姓有自作不和的，你们伯正就要调和他们。你们的室家不和睦，你们就要调和。你们的新邑教化修明，你们伯正就要勤勉你们的职务，你们不要憎恶凶德之人，也要以和敬之心居于你们的官位，能够视察你们的新邑，谋划辅助上天，你们就从这洛邑长久努力耕种你们的田地，上天只赐予怜悯你们。我周朝只大大辅助赐予你们，提拔在王庭，增加你们的职务，列在大僚。”

多士序，商人有服，在百僚之怨辞，继以大义裁之，此以大僚为劝，予夺阖辟之大用。

王说：“唉！多士，你们不能互相劝诫信从我命，你们也就不能化导百姓，只说不享，你们就只放逸只偏邪，大大背离王命，就只你们各方探取上天的威怒，我就致上天的惩罚，远离你们的土地。”

前劝之以赏，此董之以威，命讨皆天也。

王说：“我不只多作训诫，我只敬告你们吉凶之命，又说：‘这是你们洗涤自新的开始，不能敬于和睦，就没有我的怨恨。’”

王说：“又说，所以形容周公拳拳之意，情话已终，犹有遗语，顾盼之光，〇然简册之上也。”

立政第二十一 周书

无逸立政，相为经纬。无无逸之心，则

译确立政令仅靠文书簿册罢了；如果没有确立政令的根本体制，就会在琐碎小事上劳累。秦始皇、隋文帝的刻石纪功，不过是流传饭食般的谈资罢了。

译周公作《立政》

这是周公即将归政时的绝笔之作。治理国家的大纲，在于任用人才罢了。

《立政》篇，周公如此说道：拜手叩首，向继承王位的年轻天子进言【先用“王矣”来警示他，使他不要以年幼冲龄自待，而是像对待成年的君王那样】于是普遍告诫君王说：君王左右的大臣，是长期担任要职的准人【以下章节讲述三宅之事，大臣参与议政，君王左右的人肩负着国家的安危】缀衣【掌管帷帐的人，如同幕人掌管位次，司裘等职属】虎贲【卫士，如同猛虎奔走，虎贲氏、旅贲氏等职属，小臣在君王左右供职，容易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君王的地位如此尊贵，那么在君王身边的人怎么可以轻视呢？缀衣、虎贲虽然职位卑微，但朝夕亲近，他们熏陶感化的作用，简直与伯、任、准等人统筹全局、安定济世的功效相似。这就是《冏命》中“仆臣正直而后君王正直”的意思，是政治中极其重大的问题。

孔安国说：长期掌管事务的是三公

长期被委任的是六卿

平正法度的是士官

苏氏说：管理百姓的长官说：“常伯管理三百一十个诸侯国，州有州伯。”根据《顾命》篇考证，芮伯、彤伯都是以公卿的身份兼任牧职。

担任事务的公卿称为常任

遵守法度的官吏称为准人

吕氏说：“三代典籍中，其他没有见到这种意思的，这是公卿辅佐君王的别名。”

夏氏说：常伯是太保。职位最亲近，所以称为伯，又称为牧，有养育的意思。常任是太傅，必须有建树和明察，只有自任者才能做到。

准人是太师，君王亲自将其作为标准

已经任用的称为三宅，也称为三事

居于牧、准职位的

待任用的称为三俊

具备牧、准才能的

周公说：“唉！美好【治理的美好】在此君王左右得到贤才，知道忧虑【忧念】的人【很少】啊【君主玩忽而不明察的人很多】

这里先说知道忧虑的人很少，下面才历数禹、汤、文、武知道忧虑的事迹，这样君王听得更仔细。

古代的人践行【真正践行的】只有夏朝【开国君主】于是国家【国家】大强【强大】吁【呼唤招引】俊【贤才】尊【尊敬】上帝【贤才是上天所生，吕氏说这是纠正父亲的过失】真知【真正知道】诚【真诚】信【信任】于九德【皋陶所陈述的】之行【于是说载采采】于是敢于【夏朝的臣子看到他们的君主对贤才真知笃信，于是敢于】告诫教导他们的君主说：“拜手叩首，君主啊【这就是告诫继承王位的天子的意思】说：‘安置【得到贤才担任】你的【你】事务【常任】安置你的牧【常伯】安置你的准【准人】这才是君主之道【君道之大】啊，谋【广泛咨询的人】面【当面考察的人】用大【大】顺【顺从】德，于是安置这些人。’”

事务 常任 任人

牧 常伯 牧夫

准 准人 准夫

这是夏后知道忧虑的表现。夏后真正践行了这些，而不是仅仅知道而已。所以虽然有国家强盛的余威，仍然尊敬上天所生的贤才，不仅招纳广泛，而且采纳精当。总称为俊，都已经呼唤招引了。而德行有九种，随着他们的鉴察裁断，必定引导他们了解，信任他们喜悦，而不是轻率知道就轻信。所以当时群臣敢于告诫教导安置人才的关键，让谋划的人，当面考察的人，这三者，安置重任必定得到大顺于德的人，才安置他们，这样君道就尽善了。事、牧、准是大臣，所谓政治。政令有所归属，那么众官的任用就有官吏负责，不是君主的职责。孔安国说：“夏禹时卿大夫家族强大，仍然招贤事天，践行真知诚信九德的品行，于是敢于告诫君主以立政，君主啊，就像王啊。”事是六卿掌管事务的，牧是九州伯管理百姓的，准是平正法度的。

这三宅中没有义民

义是刚健的德行，不是不贤能，但比起大顺于德的人那种浑然刚健，还是显得棱角分明。夏朝三宅的选拔严格，虽然偏向于义，但没有德行的人。必定像《皋谟》所说的常吉的人，然后才能承担这个选拔吧？吕氏说：夏朝以禹为下文，说桀在三宅的任用上，没有义民。孔安国说：三居以安置没有义的人。

桀的德行只是不【不】做【做】往日先后所为【往日先王的作为】任是惟暴德【小人】无【无】后【后世】

这是桀不知道忧虑的表现

也及【在】成汤升【升】大【大】治【治理】上帝的光【光】命【典】礼诗书昭著于天下的都是这样】于是任用三有宅【事牧准的职位】能【能】就【就】职【居位而不旷废其职】曰【定论】三有俊【有事牧准的才能，日后以备三宅的】能就俊【有德而不浮夸其名】严【尊事】惟大【大】式【法效之，所谓学而后臣】能用三宅三俊，在商邑【近而畿甸】用协【合和】于厥邑，在四方【远而四方】用大【大】式【法】见德

这是汤知人的表现，汤的升迁，所以大治帝命的原因，在于图谋任用三宅三俊罢了。用是确定其职位，曰是确定其议论，以待任用的人。如高帝储备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诸葛【蜀先主丞相名亮】储备蒋琬、费祎、董允、姜维，这是为了社稷长远考虑。严事之效，法效之，得到大贤而大受其益。在商邑，在四方，近者协和，远者效法。用贤的功效，大了

译唉！

呜呼！那纣王昏庸，只让那些崇尚刑罚、暴虐的人与他同处一国，却让那些沉溺于逸乐、品行丑恶的人参与他的政事。上天因此降下惩罚，于是使我们周朝得以治理中国，沿用商朝受命的制度，安抚治理万民。这正是纣王不知体恤百姓，而上天将天下改赐给周朝的缘故。

译还有文王、武王，能够真正知晓“三宅”所安顿的心志【并非表面亲近、口头施惠】，明察【洞照】“三有俊”的心志，以此恭敬地侍奉上帝【即前文所说的尊崇上帝、厘定帝命】，设立民众的长官【建立诸侯】，确立政事【文王武王确立政事的根本】，任用常任之官【常任】、准人之官【准人】、常伯之官【常伯】，设立三事之官【三宅】，以及虎贲、缀衣、趣马【掌管马匹的官员】、小尹【小官之长】、左右携【携带器物者】、百司【内百司，如内府、内司服之类】、庶府【太府之类】、大都【大都之长】、小伯【小邑之长】、艺人【卜祝巫医等从事技艺之人】、外臣百司【外有司，如外府、外司服之类】、太史【记录善恶，昭示天下后世的是非】、尹伯【有司之长】，以及众多长久任用的良士：司徒、司马、司空【侯国的三卿】、亚【次于卿的官】、旅【众大夫】、夷【大】、微【邑】、卢【邑】、烝【众师】、三亳【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这三个归附王者的邑】、阪【险危之地】、尹【长官】，这就是文王武王所知晓的忧恤之道。文王武王恭敬上帝，设立民众的长官，不过是凭借知晓并安顿俊才的心志罢了。确立政事的大纲，就是任用常任、准人、常伯这三事之官。而从虎贲到尹伯，无论内职外职，无论官职大小，乃至侯国的卿、亚，以及归附的夷蛮君长，没有不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文王武王所知晓的忧恤之道就达到了极致。

文王只有能够安顿自己的心志，才能确立这些常设的官职【众官在朝廷有常职】，设立养民的牧夫，以此来任用有德且敏捷的人才。

安顿心志，是安顿人的根本。将心志传达给众官，用一心来约束他们。

文王不兼理众言【奏请词讼】、众狱【刑辟讯鞠】、众慎【兵事谨慎】，只听从有司牧夫的教导【用人之道】，任用应当任用的人，违背应当违背的人。对于众狱众慎，文王不敢过问这些。

安顿心志是其本源，不兼理众事；其体现，是不过问这些，这样才能深深知晓安顿俊才的心志。

还有武王，遵循并思考安定天下的功业【文王一怒安天下之功】，不敢废弃文王的义【一怒】，遵循文王的谋略，秉持宽容的德行【不灭绝、不陨落】，以此共同承受这伟大的基业。

论说文王以心为本，是从其本源而言；论述武王以功为本，是从其发用而言。义德说：“不敢废弃，是不得已。”容德说：“顺从其本心。”另一种说法：任用义德之贤，以平定战乱；任用容德之贤，以计谋安定。这是确立政事、任用人才的意思。

唉！孺子已经称王了。从今以后，我将确立政事【自我确立政事，不可再委托给周公了】，任用官员【任】、准人【准】、牧夫【伯】，我将能够明察那些顺从【即前文所说的丕训德】的人，于是使他们治理【治】、辅助【助】我承受上天所赐的民众，和睦【谓】我众狱众慎，这时就没有【小人】离间【二】他们。从一话一言【一话言间不忘】，我最终只思考成就德行的贤才【贤】，以此来治理我承受上天所赐的民众。

这以下，是希望王知晓忧恤。王此前将政事委托给周公，如今周公归政，那么从今天开始，政事由王自己确立。任用事牧准之官，王应当自己能够胜任。必须得到丕训德的贤才来任用，并且不要让小人离间，哪怕是一话一言的离间。只有成就德行的贤才，然后才任用他。不贰心，才可以承担上天托付民众的责任。

唉！我旦已经接受了美好的言辞，全都告诉孺子王了。从今以后，文子【文德之子】、文孙，不要误于众狱众慎。只任用正人【正人，孔云正道】来治理【治】之。

文王不兼理众事，难道可以误于众狱吗？必须得到正人来治理，才可以。

自古商人，还有我周文王确立政事【与下二章三立政字提一书之大目，当作绝句】，确立事【注绝句】，牧夫准人【三宅】，就能安顿他们【使他们安于其官】，又能根据他们的行事【因其行事】推究【寻思】之，这才使他们治理国家【商周国】。如果没有确立政事，任用小人【捷给】，不顺从德行，这就使君主【使君】没有显赫的名声【名】在其世。

安顿他们，则人与职位相称；推究他们，则表里相符；于是听任他们所为。难以先使小人，不得投其隙；易于后使君子，得以尽其心。反之，则没有显赫名声了。

从今以后确立政事，不要用小人，只专用顺德之士，来勉励【勉】辅助【助】我国家。

这是沿用前文“俾乂罔用”的方法。

如今文子、文孙、孺子已经称王了，不要误于众狱【重事】，只专择有司的牧夫【养民，一云以养民的贤才用刑】。

前文说，众言，众狱，众慎。次说，众狱，众慎。至此，专说众狱。狱，关乎民命，所以祈求天命，长久王国者，在于此。其他事误，还可以改正，狱可以误吗？不要误于狱，而选择牧夫，那么有生养者，就没有伤害者了。

能够整治【治修】你的戎兵【车马

译凭借（这些）礼器，沿着大禹的足迹（大禹足迹广大，将天下划分为九州），整齐地巡行天下，直到海外（蛮夷戎狄之地），没有不归服的，以此来瞻仰周文王的光辉德行，以此来发扬周武王的伟大功业。

译军事与刑罚这两件大事中，刑罚的失误尚且不可接受，何况是军事呢？天下虽然安定，但忘记战备必然导致危险。必须做到在安定时不忘危险，保持振奋昂扬而不懈怠苟且，使奸邪的萌芽暗中消折，这样前人的光辉业绩才不会衰落。《周官》中记载巡行侯、甸等地，征讨不朝觐的诸侯，正是实践了这句话。

唉！从今以后，君王设立政事，应当能够任用那些有常德的人。

所谓“吉”，就是具有常德。奸佞之人则是仅有小聪明的人。有德之人，如同谷粟、布帛，得到他们就能生存，得不到就会死亡，一天也不能没有。但他们性格沉稳迟缓、质朴迟钝，不能与那些有小聪明、新近得势的人在口舌之间争胜。世俗的君主在取舍上被迷惑，于是治乱的分野就由此产生。所以周公在篇末，特别慨叹并郑重告诫。

周公说：“太史（太史负责书写简策以垂示后世，所以呼唤他告知）和司寇苏公（苏忿生担任武王的司寇），要恭敬地运用狱讼，以长久地维持我们的王国。这是（治狱者应当以此为法则）谨慎地分条列举，运用中正的刑罚（中正则轻重没有偏差）。

《立政》篇所重视的是狱讼，所以在篇末举出苏公长久维持国家的事例，呼唤太史记录下来。让使用刑罚的人，以运用中正为法则。另一种说法是，太史掌管典章法则，凡是司寇所使用的，都出自太史所掌管。这两个职务相关联，康叔担任司寇，必然涉及内史，而苏公能够长久维持国家，太史也预先有力。所以周公一并举出，作为使用刑罚者的法则。

尚书详解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十一 宋 胡士行 撰

周官第二十二 周书

《金縢》是幼年时期的书，《洛诰》是还政的书，《无逸》是立政教戒的书，《周官》是亲政的书。合起来看，可以见到成王的本质，以及他由昏昧到明察、由怀疑到信任的变化，讲习贯通、启发开导的深入，以及他知类通达，离开师傅而不返归（即不再依赖师傅）。过了《君陈》，又过了《顾命》，成王进德修业的始终顺序，周公感化君王、化育天下的功绩就显著了。

成王已经废除殷商的命数（彻底清除武庚的余党），消灭淮夷（成王即位后淮夷再次叛乱），回到丰京（告祭文王庙），作《周官》。

海内清平安定，创制立法的事情可以兴办了。

《周官》说：周王抚临万邦，巡行侯、甸等地，征讨不朝觐的诸侯，安抚他们的民众，六服的诸侯无不奉行王德，归附于宗周（丰京），督导纠正治理官员。

虞朝五服：甸、侯、绥、要、荒。

周朝六服：侯、甸、男、采、卫、要。

六服奉行王德，那么四海都随之运转；治理官员督导纠正，那么万世都纳入其维持。其进步不可用阶级来数算，其广大不可用尺度来衡量。

王说：“遵循上古远大的谋略，在混乱未发生前制定治理，在危险未出现前保卫国家（开合屈伸之间不容发隙）。说：‘唐尧虞舜考察上古，建立官员只有百个，内部有百揆四岳（统管内部治理），外部有州牧（十二牧）侯伯（五国设一长官统管外部治理），各种政务和谐，万国安宁。’‘夏商官员加倍（二百个）也能治理好。’‘明王设立政事，不只在于设置官员（具备官员），而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得人）。’

百揆、四岳、州牧、侯伯，是提纲挈领。纲举则目张。和谐安宁，是无为而治，唐尧虞舜的治理体制就是这样。官员加倍，不矜持于相同，却同样达到治理，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罢了。

现在我这小子恭敬勤勉于德行，早晚担心不及，仰思前代顺从训导，启发他们的官员。

端正自身以端正百官。

设立太师（引导教导）、太傅（辅助德义）、太保（保护身体），这就是三公，讨论大道，经纶邦国，调和阴阳（三光齐全，寒暑平和），官员不必齐备（具备官员），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得人则任用，无人宁可空缺）。

明处是邦国，幽处是阴阳，之所以如此，就是所谓的大道。经纶的功绩，藏于无迹；调和的妙用，间不容发。所谓讨论，是拟议以成就其变化，讲明启沃而达到精一。

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孤（孤，特立自守），作为三公的副手，推行大化，恭敬地辅佐天地，辅佐我一人。

阴阳是从气来说的，天地是从形来说的，调和是运行它，恭敬辅佐是承继它。三公不说辅佐，因为“一人”讨论大道，没有不从君王内心开始的。只是君王尊崇三公，好像不想用自身去烦劳他们。

冢宰（天官之长，天子的宰相）掌管邦国治理，统管百官（官员职务不同，统摄它们使归于一致），均衡四海（四海情况不同，均衡调节使平定）；司徒（地官之长）掌管邦国教化，敷布五典（五常），驯习蓄养民众（含有宽厚之义）；宗伯（春官之长）掌管邦国礼仪（郊坛昭穆的等级，聘享射御的节度，贯穿本末，区分文质），治理神人（使不僭越混乱、谄媚亵渎），调和上下（使不乖违争执、欺凌侵犯）；司马（夏官之长）掌管邦国政事（军事政事），统率六师，平定邦国（平定不平之事，并非夸耀武功天讨）；司寇（秋官之长）掌管邦国禁令，推究穷问奸恶（隐晦难言之事），惩治暴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