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七　　　　　宋　胡士行　撰

译这是五行自然的数理。

水对应冬季的位置，仲冬时节一阳初生，所以定为水的数理。

火对应夏季的位置。仲夏五月，阴数不取奇数，必定取偶数。所以以季夏二阴初生作为火的数理。

译木对应春季，仲春二月，阳气不偶，必以奇数为用，所以以孟春三阳生作为木的数理。

金对应秋季，仲秋四阴生，所以以此作为金的数理。

土对应四季。春季为先，所以以五阳生作为土的数理。

水的特点是滋润向下，火的特点是炎烈向上，木的特点是弯曲伸直，金的特点是顺从变革，土于是承载耕种收获。

这是五行自然的属性。

滋润向下产生咸味，炎烈向上产生苦味，弯曲伸直产生酸味，顺从变革产生辛味，耕种收获产生甜味。

这是五行自然的滋味。上天生成五行，百姓都使用它们。明了它们的属性，辨别它们的滋味，不能有所忽略。

二、五事

形貌和声音是天赋的本性，是事物应当遵循的准则。

第一是貌（对应木），第二是言（对应金），第三是视（对应火），第四是听（对应水），第五是思（对应土）。婴儿初生时只有形貌，稍长后能说话，于是能看，能听，最后能思考。吕氏说：“孔子门徒的四戒，视听在言语动作之前。”《洪范》箕子所列的五事，貌、言、视、听，是颜回修身时，举目所见都是用功的地方。君主动容发布命令，天下人的视听都系于此，所以如此。

貌要恭敬，言要顺从，视要明亮，听要聪敏，思要通达。

这是践行形体的学问，所谓敬慎运用。恭敬、顺从、明亮、聪敏、通达，在形貌声音中本来就有这些本性，只是不敬慎运用，而不是没有这些事，就会失去罢了。说水滋润向下，是说它本然的体性。

恭敬表现为肃穆，顺从表现为治理，明亮表现为智慧，聪敏表现为谋略，通达表现为圣明。

从其本体上用功，德行就成就了。夏代说“作”，就是成就的意思。

三、八政：第一是食（粮食），第二是货（财货流通），第三是祀（祭祀），第四是司空（规划土地安置居民），第五是司徒（掌管教化），第六是司寇（掌管刑罚），第七是宾（朝见会同），第八是师（军队）。

食最为紧急，货次之。食货充足，那么报答本源，神灵得到其所，而后百姓安居。安居不能没有教化，辅助教化不能没有刑罚。这是内政。来朝见的，就接待他们；不朝见的，就征伐他们。这是外交。这就是《周礼》六典的来源。食货，是冢宰的职责；祀宾，是春官的职责；师，是夏官的职责。

四、五纪

五纪，是人事的纲纪；如果不协调，就会先时、后时，纷乱没有统绪。

第一是岁（纪年四时），第二是月（纪一月），第三是日（纪一日），第四是星（二十八宿依次出现以叙述节气），辰（十二辰以纪日月交会），第五是历数（以日月星辰的度数制定甲历以授予百姓农时）。这是《尧典》中羲和的职责。一说岁指岁星，每年经过一个辰位，十二年绕天一周。月亮显现在夜晚，太阳每天运行十三度有余；太阳显现在白天，月亮每天运行一度。星辰就是岁、月、日运行的次序。

五皇（一说大，一说君）极（中至）

张载说：“推究其大则中道可求，止于中则大德可有。这是皇极的体性。”另一说“皇即君”，如同说“主极”。有极的，是天建立极的，是君主。朱熹专主“至”的说法，有《皇极辨》。

皇建立他的有极

极是率性的道，不因为尧而存在，不因为桀而消亡。圣人不是多，愚人不是少。只是凡民有它而不能拥有，它的拥有必须有圣人建立，这是修道教化的意思。

聚集当时的五福（极建立在这里，那么福就具备在这里），用来布施赐予他的庶民。人承受天地的中气而生，能者修养它以获取福，不能者败坏它以招致祸。福不是极之外的东西，圣人先防止这个极，那么福就聚集在圣人身上了。于是布施教导，而归还以建立百姓的极，那么福就散布在百姓中了。

只有当时他的庶民前往你的极，赐予你保守极。

极，本来是百姓所有的。百姓不能拥有，依赖君主的教化而拥有，于是以此极作为君的极。君主是万民取中的标准，一个百姓不保守，君主的职责就有亏缺。所以说：赐予你。

凡是他的庶民，没有淫邪朋党，人臣没有阿私偏袒，只有皇大作极（一说臣民之所以没有淫邪朋党，是因为君主能立极）

极是性中所固有的，淫邪朋党是习气中应当没有的。固有的有了，那么应当没有的就没有了，这是天理人欲的界限。

凡是他的庶民，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你就念念不忘，即使不契合于极，也不陷入罪过，皇则容纳他，并且安和脸色（带着笑容，不是愤怒而是教导），说（百姓说）我所喜爱的德行，你就告诉我福（极中的五福，孔子说是爵禄），这时人那么就是皇的极

有极而没有淫邪朋党，那么天下都是可以教化的人了。所以下面详细论述设教的方法，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是能进取的人，固然应当念念不忘。不契合不陷入罪过，是有所不为的人，也应当容纳。随其气质

译用和颜悦色来教导他们，使他们向善的动机得以发动，就顺着他们向往和使用的福祉，引导他们达到至善的极致。奉行中道的圣人，就是这样曲折细致地成就众人啊。这一切都归结为“好德”是君王的言论。

译不要虐待孤弱的人，也不要畏惧那些高明强盛、有才能有所作为的人，要让他们进献德行，这样国家就会昌盛。凡是那些德才兼备、能够匡正的人，既然已经给予他们丰厚的俸禄，又让他们妥善地保持职位，如果你不能让他们热爱你的国家，那么这些人就会犯罪，因为他们没有良好的德行。你虽然赐给他们福分，他们却会为你招致罪祸。圣人的教化，只是一颗公平的心罢了，不欺凌弱小，不畏惧强大，只提拔那些有才能的人，用德行来奠定国家的根基。这就是德才兼备之人必然富贵显达的原因，以此来鼓励天下的善行，从而振兴民俗。如果德才兼备的人不被尊重任用，以致他们不热爱你的国家，那么人们就不知道行善的好处，这就犯了罪过，而没有良好的德行了。在这个时候才想要用赐福来诱导他们，哪里还来得及呢？人的出生，都禀受了同样的极致本性，但气质却有上智、下愚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等人。上智之人不需要教化，皇极的教化是为中等人设立的，所以引导的方法不能不详细。这是安抚民众、引导正道作为后世的责任。否则就会使我们的百姓陷入罪过，都变成自暴自弃的下愚之人，这怎么可以呢？

不要偏私，不要不平，遵循王道纯粹无杂的意义，不要有私意妄为，遵循王道的道路，不要偏私于自己，不要结党营私，王道广大而难以名状，没有结党营私，没有偏私，王道平坦而容易看见，没有反常，没有偏斜，王道正直，这是王道的本体。出行动作合乎极致，入内静止归于极致。

这是圣人建立极道的根本，自身具备了极致然后才可以要求别人。圣人要用极道来教化别人，必须先把自身置于纯粹醇厚的境地。遵循，是用功的开始。努力去除那些所谓的妄为，去遵循它，这是从外部进入的说法。到了“荡荡”以下，人欲净尽，天理浑然融合，不需要刻意去遵循，而出入往来，没有一处不是极致。极致在我身上完全具备，用它来建立极道，有什么困难呢？吕氏说：“这是反复吟咏皇极的本体，先有防范而后自然归附。防范如同防范聚集的防范，归附如同归宿的归附。”另一种说法是：“君主防范极致，那么百姓就归附极致。”

箕子说：皇极所颁布的教化，是常道，是训诫，来自天命所赋予的本性，其训诫在于修养道德的教化。凡是那些百姓，对于君主所颁布的极道之言，是互相训诫，是亲身践行，以此来接近天子的光明本性。箕子说：天子成为百姓的父母，以此作为天下的君王，承担修养道德的责任。

这是箕子总结前面的论述。皇极的教化，秉持常道的天性罢了。上天降下的中正之心，君民相同。起初本性如天光，清澈虚明，通达无间，但由于气质的差异，习染而远离了。未觉悟的人看待先觉悟的人，开始相距甚远了。然而那本性相同的本质，并没有泯灭。有圣人存在，用天性来训诫他们，于是百姓就用君主的训诫来互相训诫。我者父诏子，兄诏弟，互相训诫并践行，那么天性一旦觉悟，百姓的天性就是天子的天性了。觉悟有先后，但觉悟本身没有先后。先觉悟和后觉悟，都是同样的觉悟，难道会遥远吗？这就是天生众民，而君王代替上天做父亲，又能完成上天未能完全做到的功绩，来重新生养他们，这才是元首作为百姓父母的职责。所以箕子在皇极的范畴中，以此作为结尾。另一种说法是，这是百姓歌颂君王的言辞。

六三德

这是此时处置的适宜方法。人们认为刚柔不是皇极的德行，不知道这是用来使百姓归于中道。所谓举偏补弊，就像《易经》中的大过卦，道理本来没有过错。大过，正是为了使它没有过错。

一曰正直

这是皇极的本体，也就是中道。

二曰刚克（战胜柔）三曰柔克（战胜刚）

这是皇极的应用，也就是权变。

在平安康泰的时候，使用正直；对于强暴不顺从的，用刚克（以刑法治理）；对于和顺的，用柔克（以爵位赏赐劝勉）。

这是此时处置的方法。《周礼》规定，治理太平的国家，使用中等刑法；治理动乱的国家，使用重刑；治理新建立的国家，使用轻刑。正直是在无事时使用的。刚克，是用来抑制过度的；柔克，是用来促进不足的。权变，是用来达到中道的。不能与权变，就是不中道。中道之外，并没有另外的权变。

沉伏潜藏，用刚克；高亢明显，用柔克。

刚胜了，而用沉潜来防止它流于暴戾；柔胜了，而用高亢明显来防止它流于委靡。这是抑制和引导的妙处，刚柔之所以不偏离正直。孔颖达说：“沉潜，是说地虽然柔，也有刚能出金石，比喻臣子应当执刚以正君。”高亢明显，是说天为刚德，也有柔克不干四时，比喻君主应当执柔以纳臣。吕氏说：“沉潜，是厚重的人，用刚来教化；高亢明显，是有才能的人，用柔来教化。”

只有君主才能赐福（庆赏），只有君主才能施威（刑罚），只有君主才能享用珍美食物。臣子没有赐福、施威、享用珍美食物的权力，臣子如果有赐福、施威、享用珍美食物的行为，就会危害你的家族，凶险你的国家，人（臣子）就会变得不正。

译（如果君主）稍有不平、偏颇，不合乎民用，僭越差错（就像鲁国三家、晋国六卿那样），这就是说凭借利势来运用三德。名分严正，然后开合运量才能由自己推移掌控，否则德行将施加于何处呢？只有君主才能严明君主的分位，臣子没有（僭越之权）才能安定天下的分位。吕云所说的“中”，是天下的大本，人君也是天下的大本。臣子若也拥有（这个大本），就是两个根本了，这就既不是中，也不是权了。

译七、稽疑

选择建立卜官和筮官，于是命令他们进行占卜。

蓍草是至公无私之物，必须选择最公正无私的人，才能通晓蓍草的奥妙。

占卜的兆象有五种：雨（兆象纷乱如雨水）、霁（兆象舒展如雨后初晴）、蒙（兆象昏暗阴沉）、驿（兆象连绵不断）、克（兆象交错相克）。

这是龟卜，通过灼烧龟甲观察兆纹的形状。

筮卦有贞（内卦静止而端正）和悔（外卦变动而有悔）。

这是蓍草占筮。大衍之数五十，实际使用四十九根。通过分揲蓍草来形成爻，构成内卦和外卦。

总共进行七次龟卜和五次蓍筮，运用两种推演方法来推测疑误。

通过卜筮来推测其中的疑误，从而防止悔恨和吝惜。

确立负责卜筮的人，三人占卜则听从多数人的意见。

《周礼》记载的三种兆象是：玉兆、瓦兆、原兆。三种《易》是：《连山》、《归藏》、《周易》。它们都有三种方法，所以必须设立三人，听从多数人的意见，这是顺应众人的做法。

你（君主）如果有重大疑惑（如迁都亳地、诛杀管叔蔡叔），先在自己的内心谋划，再与卿士谋划，与百姓谋划，与卜筮谋划。你听从龟卜，听从筮卦，听从卿士，听从百姓，听从多数人的意见，这叫做大同（顺从）。自身就会健康强壮，子孙就会遇到吉祥。

这是周成王在郏鄏定鼎，占卜世数三十年，占卜年数八百年的事情。圣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无所不顺，流下的福泽无穷无尽。

你听从龟卜，听从筮卦，听从卿士，但百姓反对，这是吉利的。

这就像盘庚迁都亳地，筮卦和龟卜是无心之物，既然已经顺从，那么其他人即使反对，或者别有私心，又有什么妨碍吉祥呢？

卿士听从龟卜，听从筮卦，但你反对，百姓反对，这也是吉利的。

这就像周公诛杀管叔蔡叔的事情。

百姓听从龟卜和筮卦，但你反对，卿士反对，这是吉利的；你听从龟卜和筮卦，但卿士反对，百姓反对，进行内部事务（祭祀）是吉利的，进行外部事务（征伐）则是凶险的。

圣人洗涤心灵，清除杂念，借助无私之物来寄托我的诚心。一旦有不顺从的情况，必定有未尽之处。进行内部事务还可以，进行外部事务就绝对不行了。

龟卜和筮卦都违背众人（而众人顺从），保持静止是吉利的，采取行动则是凶险的。

你的卿士和百姓都顺从了？何必拘泥于枯朽的蓍草和龟甲呢！古人的卜筮与后世不同，这里的道理和义理极其精微。大概天下人都认为理所当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又有尚未显现的情况吗？

八、庶征（通过天时的五种气候是否按时出现和恒定，来验证君主五种行为的善恶与吉凶）：雨、旸（晴）、燠（暖）、寒、风（雨、晴、暖、寒、风，这五种是阴阳之气，对应貌、言、视、听、思，往来之气）；时（五种气候往来之时）。这五种气候如果都按时到来，各自按照次序（该下雨时下雨，该晴天时晴天），那么百草就会茂盛丰盈；如果某一种气候过多或过少，都是凶兆。

气候按时到来且有序，是吉祥的征兆。气候过多或过少，是不吉利的征兆。

吉祥的征兆：君主政治美好，表现为肃（容貌恭敬收敛，没有散漫），此时雨水适时而至，顺应；乂（言语明辨），此时晴天适时而至，顺应；哲（视力明亮不昏暗），此时温暖适时而至，顺应；谋（听力聪敏，谋虑深沉），此时寒冷适时而至，顺应；圣（思维睿智，化育奇妙），此时风适时而至，顺应。

各自以同类相应，就像鼓槌与鼓、影子与形体一样。天与人难道相距遥远吗？

不吉利的征兆：君主政治恶劣，表现为狂（颠倒），此时雨水过多，顺应；僭（急躁），此时晴天过多，顺应；豫（安逸），此时温暖过多，顺应；急（迫切），此时寒冷过多，顺应；蒙（昏暗），此时风过多，顺应。

蒙与圣相差何止天壤，为什么用蒙来对应圣呢？因为纯一未发的蒙昧，能够涵养正道，这就是成就圣人的功夫了。

说：君王考察一年的收成（一年的功绩，总其纲领），卿士考察一个月的情况（月之纲要），师尹考察一天的情况（日之成就）。年、月、日、时如果不改变次序，百谷就能成熟，治理就能清明，贤能之人就能显扬，国家就能平安康宁。如果年、月、日、时改变了次序，百谷就不能成熟，治理就会昏暗不明，贤能之人就会隐退，国家就会不安宁。

前面所说，是用天象来验证人事；这里所说，是用人事来效法天道。君王总领纲领，卿士和师尹处理细节。尊卑繁简，不改变位次，就是吉祥；否则就是不吉利。

百姓像星星一样繁多，星星（箕星）喜好风，星星（毕星）喜好雨。日月运行，就有冬天（太阳向北，月亮秋季向西沿白道，冬季向北沿黑道）和夏天（太阳向南，月亮春季向东沿青道，夏季向南沿赤道）。月亮经过箕星就多风，经过毕星就多雨。

星星的喜好没有常定，日月的运行却有常道，自有体统，似乎不可有所徇私。然而月亮的运行，竟然有跟随星星而带来风雨的情况，为什么呢？那么怎么能说治理自有体统，而冷漠地不顺应百姓的愿望呢？另一种说法：月亮失道妄行，就会带来风雨。

五种福：一是寿（长寿），二是富（财富充足），三是康宁（没有疾病），四是攸好德（所喜好的是美德），五是考终命（父母完整地生下子女，子女完整地回报父母）。六种极：一是凶短折（不能善终，短命夭折），二是疾（疾病），三是忧（忧愁），四是贫（贫穷），五是恶（不喜好美德），六是弱（不能自强）。

顺从理数的人自然获得福报，违背理数的人自然遭受极刑，两者都开其端，是为了让百姓知道趋向哪里。

译然而难道可以完全推卸给百姓吗？董仲舒说：“尧舜施行德政，百姓就仁爱长寿；桀纣施行暴政，百姓就鄙陋短命。”这又是君主作为百姓最高主宰所应承担的责任。五福中不提及“贵”，因为它是身外之物。至于“弱”，为何能列入六极之中呢？大概求学之人最大的祸患，在于不能在善行上自我奋发，或者被恶行牵引而不能自拔，这都是懦弱而没有力量的人。

译武王战胜殷商后，分封有功的诸侯，将宗庙的礼器分赐给他们，以确立尊卑的等级。

《旅獒》第七

西旅进献大犬，召公作《旅獒》。

《旅獒》说：能够战胜商朝，于是打通通往九夷、八蛮的道路，西旅便进贡了他们的大犬。召公于是作《旅獒》，用来训诫武王。

凡是舟车所能到达、霜露所能降落的地方，没有不来朝见天子的，而西旅却进献大犬。武王固然曾经驱赶过虎豹、犀牛、大象，那么大犬为何还要进献呢？

回答说：“唉！圣明的君王谨慎修德，四方夷狄都来朝见，无论远近，全都进献各地的特产，只限于饮食和日常用具，没有其他珍奇之物。君王于是昭示德行，将所受的贡品分赐给异姓的诸侯国，使他们不废弃侍奉天子的诚意；将宝玉分赐给同姓的伯叔之国，以此来推广亲爱同宗的道理。人们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只有德行寓于物品之中，物品才显得贵重。

自圣明君王谨慎修德以来，四方夷狄所进献的，除了饮食和日常用具外，没有其他的异物。而且君王不将这些物品供自己一人享用，而是公之于天下。在至公大同之中，必定条理分明、观察细致，昭示德行的贡品与分赐的宝玉，各有等级差别。凡是人们受到分赐的物品，就是圣明君王从四方所得的贡品，最初并没有改易的不同。然而，之所以能使异姓和同姓的诸侯国不废弃诚意、推广亲爱，是因为只有德行寓于物品之中啊。像大犬这样的珍奇之物，难道是远方之人应当进献的吗？又难道是君王一人可以昭示德行的物品吗？

德行盛大至极，就不会轻慢侮辱。轻慢侮辱君子，就不能竭尽人心；轻慢侮辱小人，就不能竭尽人力。不被耳目所役使，各种法度才能纯正。以人为玩物，就会丧失德行；以物为玩物，就会丧失志向。志向以道义来安宁，言语以道义来应对。

轻慢侮辱的弊病，只有德行盛大至极的人才没有，德行稍次的人或许难免，能不谨慎吗？

不做无益的事，以免妨害有益的事，功业才能成功。不看重珍奇之物，不轻视实用之物，百姓才能富足。犬马如果不是本土的习性，就不饲养；珍禽怪兽不在国内养育。不珍视远方的物品，远方的人就会来归附；所珍视的只有贤人，近处的人才能安定。

人心不可不慎重对待。取此则舍彼，取彼则舍此。所作所为、所看重、所珍视的界限必须严格，这样才能做到。

唉！早晚没有不勤勉的，这是圣明君王谨慎修德的功夫。不注重细微的品行，最终会损害大的德行。堆山九仞，只差一筐土而功亏一篑。

九仞之差仅在一筐土，难道因为大犬是小事就不加谨慎吗？

真诚地践行这些道理，百姓才能安居乐业，这样才能世世代代称王。

真诚践行并非只是说说而已，这是根本的念头。百姓的安定，王业所系于此。其根本很近，其效果很远。这就是召公如此恳切的原因。

巢伯来朝见，芮伯作《旅巢命》。

《金縢》第八

武王生病，周公作《金縢》。

《金縢》说：战胜商朝的第二年，武王生病，很不舒服。太公和召公说：“我们替君王恭敬地占卜吧。”周公说：“不可以让君王接近死亡，去见我们的先王。”周公于是以自己的功德为祭品，筑起三个祭坛，在同一个场地上，在南面筑坛，面朝北，周公站立在那里，树立玉璧，手持玉圭，于是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史官拿着册书祝告说：“您的长孙某，遭遇危重的恶疾。如果您三位先王，在天上有重大的责罚，让旦代替某的身体。我仁爱且孝顺父亲，多才多艺，能侍奉鬼神；而长孙某不如旦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他受命于天庭，布施保佑四方，能够安定您的子孙于大地，四方的百姓没有不敬畏的。唉，不要败坏上天降下的宝贵天命，我们的先王也永远有所依托归宿。现在我就听从三位先王的命令于

译周公说：“大王，如果您答应我，我就带着璧和珪回去，等待三王的命令；如果您不答应我，我就抛弃璧和珪。”于是进行三次占卜，出现了玉兆、瓦兆、原兆，因吉利而开启锁钥，取出所藏之书，发现这些征兆都是吉利的。周公说：“从兆象来看，大王应当没有灾祸。我小子新近受命于三王，只图永远完成周王的基业。这三王所等待的，是能够思念我一人，使武王病愈。”周公回去后，将祝册收藏在黄金封缄的柜子里。第二天，武王的病就好了。寿命长短是定数，死亡怎么可以替代呢？有人说周公是被忠爱之情所迫，来不及考虑事理，这是不对的。周公的心就是天，天没有刻意作为却自然成就，周公的诚意也没有刻意作为却自然成就，在这里可以看到天命同一本源的道理。

译武王去世后，管叔和他的兄弟们便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周公于是告诉管叔、蔡叔说：“如果我不依法诛杀你们，我就无法向先王交代。”周公在东征平叛的两年里，终于擒获了罪人。后来，周公作诗送给成王，诗名叫《鸱鸮》。成王虽然未能完全醒悟，也不敢责备周公。

秋季庄稼大熟，尚未收割，天上突然雷电交加并刮起大风，禾苗全部倒伏，大树被连根拔起，国人非常恐惧。成王和大夫们都穿着丧服，打开金縢之匮中的文书，于是得到了周公当年自请代武王受死的记载。管叔、蔡叔以及成王便询问祝史和百官，他们回答说：“确实如此，周公当时命令我们不敢说出。”成王拿着文书哭泣说：“不必再占卜了。从前周公为周家辛勤操劳，只是我年幼未能知晓。现在上天显示威灵来彰显周公的德行，我作为小辈，应当重新迎接周公，按照国家的礼制，这也是应当的。”成王出城郊外迎接周公，天便下雨并刮回风，禾苗全都重新挺立起来。管叔、蔡叔命令国人，凡是被大树压倒的禾苗，都重新扶起并加固，这一年便大丰收。

天与人之间的感应，细微之处不容许有丝毫差错，其验证是非常切近的。

《大诰》第九篇

武王去世，三监和淮夷叛乱，周公辅佐成王，将要断绝殷商的势力，于是作了《大诰》。

《大诰》说：王这样说：“谋议啊，我要向你们各国诸侯以及各位执政大臣发布重大的诰命。”

周公摄政，以王的名义宣告：

不幸啊，上天降下凶害于我家，没有稍作延缓。广大啊，我年幼的人继承无限的皇位，五服之内的诸侯不效法先王，不引导百姓安宁，况且说谁能推知天命呢？

我这个小辈，就像涉过深水，没有渡口。我前往寻求渡河的方法，广泛宣扬大道，广泛宣扬前人受命的道理，这才不忘，文武创业的大功。

我不敢隐藏上天降下的威灵，利用天威来征伐，安定天下之主（文王）留给我大宝，继承天命，接受命令说：“西土有大难，西土的人也不安宁，于是此后殷商果敢惊动，小腆大胆地想恢复旧秩序。上天降下威灵，我知道我国有弊病，百姓不安，说：‘我要恢复商朝的旧业，反叛周邦的边鄙。’”

现在惊动，第二天，贤人有十人，我辅助他们来安定武事，谋划功业，我有大事，美好，我占卜都是吉利的。

十人辅助我，占卜都是吉利的。人谋、鬼谋的大同啊。美好吉利，还有什么可疑呢？

所以我告诉顺从的邦君以及尹氏、庶士、御事说：“我得到了吉利的占卜，我只用你们各国诸侯去讨伐殷商逃亡的臣子（武庚）。你们各国诸侯以及庶士、御事，无不反驳说：‘困难太大，百姓不安，也只是在王宫和邦君家中。至于我辅助的人，考察他们，不可征伐武庚。王为什么不违背占卜？’”

王以占卜吉利告诉邦君、御事了，而邦君、御事却以困难太大为疑，甚至说百姓的不安，罪责在王和周公，并且说辅助我的人，应当考察而不能遽然相信，甚至想要抛弃占卜，这就是《大诰》不得不作的原因。

所以我这个小辈长久思考困难的说法，说：“唉！确实惊动，鳏夫寡妇可怜啊！我作为天所驱使，把大难投放在我身上，于我这个小辈，我不自我怜惜。”

邦君说困难太大，是不对的。然而有这样的说法，我也长久思考了。征伐之举，使鳏夫寡妇思念他们的儿子从军，确实是劳苦。然而上天正

译役使我，把艰难重大的责任托付给我，我虽然想自我宽慰，却做不到。这难道是故意想要劳苦百姓吗？

译以大义来说，你们邦君以及各位士人、尹氏和办事的官员，应当安慰我说不要因忧虑而劳苦畏惧，不可不成就安定百姓、效法先父圣考所规划的功业。这是用大义来责备你们，你们应当以“不要劳苦畏惧”来安慰我，难道可以用艰难重大来使我怀疑吗？

罢了，我只是个年轻人，不敢废弃上天的命令。上天对宁王（文王）有美好的眷顾，兴起我们小邦周，从百里之地而拥有天下。宁王只通过占卜来使用，能够安定地接受这个天命。如今上天将要帮助百姓，况且占卜也显示吉利。

这是用宁王来证明占卜是不可违背的。

唉！上天显然可畏，辅助我伟大的基业。

忧虑勤政开启圣明，多难成就国家，那降下的威势之所以可畏，正是为了辅助那伟大的基业，使之更加伟大。还有什么艰难重大值得怀疑呢？

王说：“你们都是旧臣，在大邦君和办事官员中，我特别提出那些经历过文王武王时代的旧人。你们大大地能够深察，难道不知道宁王创业如此勤劳吗？上天闭塞并劳苦我们，是为了成就我们的功业，我不敢不极力完成宁王所规划的事业。”

宁王的兴起，也是勤劳的。那么现在的闭塞劳苦，正是我们成功的关键。怎敢因艰难重大而自我沮丧，从而抛弃宁王的勤劳呢？

所以我用大道诱导我的友邦君，上天辅助我的诚信言辞，考察我的百姓，百姓归附则上天辅助。我怎敢不遵循前代宁人所规划的功业而坚持到底呢？上天也只通过勤劳和劳苦来安定我的百姓，就像因为有疾病而谨慎服药，通过劳苦来谋求安定。我怎敢不遵循前代宁人所承受的美好天命而坚持到底呢？

我的劳苦，百姓的劳苦，是一样的。都是上天用来敬畏并辅助我们的。有什么可怀疑那敬畏而不考察它是为了辅助呢？

王说：“如果像从前那样，我确实已经逝去了，我的话关于艰难重大，日日深思，所以迟迟至今。就像父亲建造房屋，已经确定了规模，他的儿子却不肯打地基，何况肯建造房屋呢？他的父亲开垦田地，他的儿子却不肯播种，何况肯收割呢？他的父亲恭敬地做事，难道会说：‘我有后代，不会抛弃基业’吗？所以我怎敢不遵循我安定宁王的大命呢。”

你们关于艰难重大的说法，我也迟迟思考了。但最终不能停止的，为什么呢？比如父亲已经确定了规模并开垦了田地，而儿子不打地基不播种，那么父亲这位恭敬做事的创业者，一定会把他看作不肖之子。难道会说他能不抛弃基业吗？像这样，宁王的大命，我怎敢不安定呢。

如果兄长（指周公自喻）有朋友（指三监）攻打他的儿子（指百姓），百姓的仆役（指邦君御事）难道可以劝告而不救助吗？

前面用打地基播种来比喻，是用来自责；这里用百姓仆役来比喻，是用来责备邦君御事。

王说：“唉！因此啊，你们众邦君以及办事的官员，明辨国家体制，任用明哲之人，也只有那十个贤人，诚意践行，知道上天的命令，以及上天辅助我的诚信。你们平时不敢轻易改变大法，何况如今上天降罪于周邦，只有那些造成大艰难的人（三监），大大地邻近并互相攻打周室。你们也不知道上天眷佑不易改变。我长久地想：上天只灭亡殷商，就像农夫除草去根一样，我怎敢不彻底清除我的田地（黜殷）呢？上天也只对前代宁王有美好的眷顾，我怎敢等待究尽占卜，而不敢遵循宁王的旨意，遵循宁王的意图来治理疆土呢？何况如今占卜并吉，所以我大大地率领你们东征，天命不差，占卜陈列就是这样。”

上天对宁王的眷顾到了极点！何必等待占卜然后才知道呢？我怎敢不遵循以率领治理疆土呢！不占卜尚且可以无疑，何况占卜并吉？东征之举，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微子之命第十 周书

成王已经废黜了殷商的命数，杀了武庚，命令微子启代替殷商的后裔（封于宋，保存商汤的宗祀），作了《微子之命》。

《史记·宋世家》记载：武王攻克商朝，微子启抱着祭器来到军门，肉袒面缚，左手牵羊，右手抱着茅草，跪行向前，向武王告罪。于是释放了微子，让他复位。到了杀武庚之后，封他在宋。

微子之命，王这样说：“啊，殷王帝乙的长子，遵循古制，尊崇德行，效法贤能，继承先王（汤）的统绪，修治其礼乐文物，在周王室作为宾客，与周国同享福泽，永世无穷。”

夏崇尚忠，商崇尚质，周崇尚文。

黑色，白色，赤色。

这就是遵循古制。

译由此可以观察夏、商、周三代更替时秉持至公之心的意旨了。周朝受命革新，车马、旗帜、正朔，以及根本与末节、数量与法度，全都焕然一新。然而宋国却能独自沿袭商朝的旧制。事物的消长盈虚，如同循环往复。殷商沿袭夏朝，周朝沿袭殷商，那么继承周朝的人，百代之后也可以推知。先王的礼制器物如果不加修明，后世圣人兴起，想要起到匡扶救弊的作用，又去哪里查考依据呢？从微子到戴公为止，共得到《商颂》十二篇。孔子删减《诗经》时只保留了五篇罢了。这正是礼制器物不修明的缘故。后世在废兴交替之际，铲除堆积的旧物，唯恐留下丝毫痕迹。真是可悲啊！

译唉！你的祖先成汤，能够齐一圣明、广大渊深，皇天眷顾保佑，于是承受了他的天命，用宽厚安抚百姓，除去邪虐（夏桀），功业加被于当时，德行流传给后代。

这是崇尚德行。齐一圣明、广大渊深，是成汤的整体德行，如同元亨利贞。如果不是成王深入堂奥，不足以认识它。成汤的德行，只是用宽厚代替暴虐罢了。《传》认为成汤崇尚严厉，商人先惩罚而后奖赏，哪里是懂得治国根本的人呢？六百年的基业，全靠一个宽仁罢了。如果像霸者那样运用机巧智术，加于一时或许有，能流传给后代吗？

你只有践行并推进成汤的道，长久以来就有美好的名声，笃实则光辉，恭谨能够孝顺，严肃恭敬对待神人，这是孝道。我赞美你的德行说笃实，不可忘记，上帝此时享用，下民恭敬协和，于是建立你为上公，统治这东方的夏地。

这是象征贤德。

恭敬啊，去施行你的教诲，谨慎你的行为，遵循常道以屏护王室，光大你烈祖（成汤）的法则，治理你的百姓，永远安定你的地位，辅佐我一人，世世代代享受德行，万邦作为效法的榜样，使我有周不厌倦。唉，去吧，只行美政，不要废弃我的命令。

“惟休”的话，从容涵养，没有一句话涉及武庚的事。圣贤所过之处都能教化，天讨天命，有什么私心呢？杀武庚，是义气如秋杀；封微子，是和气如春生。

唐叔（成王的同母弟）得到异亩同穗的禾，献给天子。王命令唐叔把禾送给在东山的周公，作《归禾》。

周公既得到王命禾，陈列天子的命令，作《嘉禾》。武庚叛乱，周公出征；微子受封，周公归来。

成王既讨伐管叔、蔡叔，把殷的余民封给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

三监既被讨伐，商的大族世族都迁到洛邑。周公、君陈、毕公开始中终之所效法教化的对象。那些留存而没有迁徙的，是余民。衞地，是康叔所封的地方。

《康诰》说：在三月，刚生魄（十六日），周公初立基址，在东国洛邑建造新的大邑。四方百姓大大和悦，如灵台般自来，侯、甸、男、邦、采、衞（五服之邦，五服中男居中，说邦则五服可知，这是史臣立言的体例），百官鼓舞百姓和悦，显现事功于周。周公全都勤劳慰抚，于是大诰治道。

建造洛邑，是想迁徙商民。命令康叔，是为了安抚不迁徙的商民。脉络正相关联。占卜洛邑之前，已经封康叔了。当宅洛时，臣民毕至，诰在此时作出，所以大警众人。所以不叫命，而叫诰。《大诰》是东征时所作之书。此前诰虽作出，而人正怀疑，尚未完全信服。至此《大和》乃洪前日大诰之意而发明之，则人无不信服了。

王说：孟侯（诸侯之长），朕的弟弟（周公以王命告，故称弟康叔），小子封（康叔名），只有你显赫的考文王，能够明德慎罚，不敢轻侮鳏寡，用所当用，敬所当敬，惩所当惩，显明公道于民，于是始造我区域中的夏，以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当时怙冒升闻于上帝，帝美，天乃大命文王灭大殷，承受他的天命，以及他的邦民，当时次叙你寡兄（武王）勤以成厥勋，所以你小子封，在这东土（衞）。

自古明断之君多恃其明而于细微之失不复知。文王以丕显明德而曰谨曰不敢于庸祗威，毫厘不苟焉，此王业所以兴也。然文王之本心不过修我之一二邦耳，至西土怙冒而天命归焉，则非其心也，故终逃之其身，而后不能逃其子焉。以文武艰难如此，然后汝康叔得此东土为诸侯，可不深自警欤？林云：此篇首尾多及刑。《左传》曰：周克商，苏忿生以温为司寇，立政，所谓司寇苏公是也。又曰：康叔为司寇，则成王时继苏公者康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