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説卷五

译所以说：互相约定。等到齐桓公兴起并纠合诸侯，于是成为盟主，就有了同盟的名称。诸侯起初怀疑，接着半信半疑，很久之后才相信。所以庄公十六年在幽地结盟，鲁公虽然防备却不言明是鲁公，这是怀疑的缘故。等到二十七年再次在幽地结盟，才开始称鲁公防备，于是陈国、郑国臣服，天下都相信他了。十三年在北杏防备，都是诸侯，为什么都称“人”？这是贬低。为什么贬低？十二年宋万弑杀闵公，齐桓公纵容邦国的贼人，不兴师讨伐，坐视宋国混乱，让宋万逃奔到陈国。等到十三年才在北杏防备以安定局势，所以北杏的防备，宋人虽然来到却仍然背离。齐桓公不反求诸己，直到十四年才向周天子请兵去讨伐宋国，所以一次讨伐、一次防备都贬称为“人”。《春秋》记载防备结盟，没有说明原因的，唯独桓公二年稷地的防备说“成宋乱”，襄公三十年澶渊的防备说“宋灾故”，厌恶有名而无实。成宋乱，是指四方有乱狱就去促成平定，《周官》有明文规定。稷地的防备名义上是成宋乱，而实际上不能成；澶渊的防备名义上是恤宋灾，而实际上不能恤，所以《春秋》特意记载以特别指责。解说者说这一年蔡国乱大，宋国灾小，十二国大夫不讨伐蔡乱而恤宋灾，这叫不知务，所以《春秋》明言其故以示讥。可信吗？还是不可信呢？回答说：“不可信。不是这样。”解说有似是而非的，这就是。《周官》大宗伯用凶礼哀悼邦国的忧患，用吊礼哀悼祸灾，用禬礼哀悼围败，用恤礼哀悼寇乱。大行人致禬以弥补诸侯的灾祸。小行人如果国家有札丧，就命令赙补；如果国家凶荒，就命令赒委；如果国家师役，就命令槁襘；如果国家有祸灾，就命令哀吊。司巫国家有大灾，就率领巫觋造巫恒。女巫凡邦国的大灾，歌哭而请求。大司徒大荒大札，就命令邦国通财；乡师以岁时巡国中及野，而赒万民的困厄，以王命施惠。司救凡有天患民病，就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大概先王救灾的政治，至详且悉如此。宋大灾，就是所谓邦国的大灾，先前鬼呼于庙，鸟鸣于社，都说：“譆譆！”等到火妖作，而祸及宋君之母，一国有忧，四方震动，天患莫大焉，谁说宋灾是小呢？邦国则有通财之义，困厄则有赒委之施，祸灾则有哀吊之典。十二国大夫致禬以补宋灾，既而无归于宋，且不以王命施惠，大夫而擅作福之权，所以澶渊的防备，都是卿，而称人以贬之，这是确实的。我还有解说。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家以之齐，国以之治。鲁有文姜、哀姜、穆姜，不贞不洁，难由内作，国几丧亡，所以《春秋》妇人之节不可以不旌也。伯姬少有淑德，三国争媵，媵不书，而《春秋》特为伯姬而备书之，岂非以其贤乎？所以生则详其归，死则录其葬。十二国之大夫奔走澶渊，若说：“尔财可复，死者不可复生矣。”大概伯姬贤名素闻乎邻国，及其死于火也，足以震惊十二国之诸侯，所以说伯姬燔而诸侯惮。惮者，敬其节，痛其灾，吊其丧，防其葬。《春秋》书之重，辞之复，其中必有大美存焉。至于长养弑君之贼，《春秋》之霸主皆然矣。襄十四年冬，防于戚，谋定卫也。是时卫孙林父、甯殖出其君衎，而立公孙剽。晋悼用荀偃之邪谋，不讨孙、甯而纳卫献公，乃反防于戚而谋定剽位。宋有大灾，十二国同恤而赙补之，礼也。《春秋》恶无礼，乃因其行礼而顾刺之，有是理乎？且晋悼贤君，尚不能讨出君之孙、甯，澶渊之大夫又焉能讨蔡般哉？彼之不讥，而此之是刺，其傎甚矣！我所以说：“解说有似是而非的，这就是。”那么晋悼果可谓之贤君吗？我认为晋悼非大有为之君，而晋厉亦非无道之主。是时晋六卿强大，都耦国，号为六将军。厉公欲尽去之而立其左右，以张公室。然左右非其人，厉公亦无知人之明，不杀栾书而反杀郤至，以故身弑而无后于晋。及悼公立，而惩厉公之祸，由是敬礼六卿，委任而责成之，时称其贤，以为复霸，而大夫益张，晋之公室益卑。数传而分为三晋，实自悼公始。平王四十九年，当鲁隐公元年，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庄公名克，字仪父。春秋蔑之盟，为什么不称爵而称字？大概附庸之君，未爵命，所以不称爵。未爵命，为什么不称人？称

译如果嫌与邾仪父结盟，那么称其字就知道他是尚未受爵命的君主。庄公十三年北杏之会，鲁国人没有前往，邾国人先到，大概是齐桓公向周天子请求而授予他爵位了。既然已受爵命，为什么不称“子”？宋、陈、蔡三国国君都称“人”，邾国怎么能独称“子”？怎么知道他已经受爵命了呢？庄公十六年，经文记载“邾子克卒”，由此可知。赵匡说仪父是邾子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有两个名字呢？春秋时期的会盟，始于姑蔑，终于黄池。大概是楚国联合秦国以对抗晋国，晋国也联合吴国以对抗楚国。后来吴、楚都主持中原的会盟，会合诸侯而尊崇周天子，所以《春秋》都提升他们而称“子”。唯独秦伯不曾一次参与中原的会盟，只有翟泉和温两次记载“秦人”，都不是秦伯。然而齐桓公不能联合秦、晋，而晋文公能联合齐、秦，所以齐国的强大不如晋国。齐国的霸业只及身而止，晋国的霸业延续了一百多年，虽然由于人事，也有天道的缘故。周朝的德行虽然衰微，天命没有改变，文王、武王的深仁厚泽，还在人们心中。主持中原的，一定是文王、武王的子孙，所以鲁国不曾向齐国行稽首礼，而唯独向晋国行稽首礼，大概是因为侍奉共主就是侍奉盟主了。职贡不缺，玩好之物按时到来，史官不断记录，府库没有空虚的月份，到晋平公时还这样，何况在晋文公、晋襄公的时代呢？齐桓公称霸时，诸侯接受官职并献上地方特产，楚国虽然依仗险固，还向周天子进贡丝帛，唯独秦国没听说用一缕丝、一只蹄子献给天子，所以《春秋》贬抑秦国，因为它不参与中原的会盟，而有违背礼制、不臣服的迹象。等到他们去世，都不称名，他们的死讯没有报给周天子，所以不称名。那么为什么防、稻独独称名？康公名防，是穆公的儿子；共公名稻，是康公的儿子。晋文公迎立襄王时，秦穆公先在黄河边上出兵。等到城濮之战，秦军也有功劳。《春秋》因为秦穆公杀三良殉葬，所以任好去世不记载，独独记载防、稻去世而称名，因为他们曾对中原有功。况且秦国只有防、稻报丧给周天子，所以称名。定公四年，诸侯在臯鼬结盟，卫子鱼称晋文公为践土之盟，盟书说：“王说：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防、齐潘、宋王臣、莒期。”并且说藏在周王府库，就是大司寇所主持的盟书登于天府的，这是周天子会合诸侯的礼节，所以先同姓，周朝的宗盟，异姓在后。周天子会合诸侯而结盟，这叫宗盟。僖公二十八年，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在践土结盟。卫子就是卫武，当时卫侯出奔楚国，所以让他的弟弟叔武受盟，按照诸侯在会盟的惯例而称子，排在郑国之后、莒国之前，这是霸主会合诸侯的礼节。周天子会合诸侯则称名，霸主会合诸侯则称爵。称名则以同姓为先，称爵则以大小为次。《春秋》都是霸主会合诸侯而没有周天子会合诸侯的礼节，这种礼节只见于践土的盟书，藏在周王府库，人们看不见。《左传》详细记载，作为一代大典，后来的学者详细研究。襄公三年，在鸡泽结盟，齐世子光排在莒、邾之下。后来在戚会盟，在戏结盟，在柤会盟，都是这样。到十年秋天，公会诸侯伐郑，齐世子光还在莒、邾之下，稍微前进在滕、薛之上。后来又伐郑，以及在萧鱼会盟，不仅越过滕、薛而在其上，直接前进在莒、邾之上。同一个世子，上下无常，进退无定，其中的道理在哪里？《周礼》：诸侯的嫡子在周天子面前发誓，代理其君则降低其君礼节一等；未发誓则以皮帛继子男。齐国本是侯爵下一等，则列于伯爵。世子光前在莒、邾之下，是未向周天子发誓；后在莒、邾之上，是已向周天子发誓。谁向周天子请求而发誓？晋悼公请求的。为什么晋悼公请求？齐世子光三次跟随诸侯伐郑，所以晋悼公向周天子请求而发誓。查十九年传，齐灵公想废黜光而立其妾子牙，牙母仲子说：“不可。光被立，列于诸侯了。未向周天子发誓，怎能列于诸侯呢？”《公羊传》不信国史，也不信《周官》，只笃信其师之说，其师未说的，就凭意推测，所以错误常多，竟说：“齐侯骄横，使其世子处在诸侯之上。”难道是这样吗？会盟的先后，由盟主排列，齐侯怎能使其世子处在诸侯之上呢？昭公二年，韩宣子来聘，在太史氏观书，见《易象》与《鲁春秋》，说：“周礼尽在鲁了。”那么《春秋》本《周礼》以记事，学者不明《周礼》，怎能识《春秋》呢？【俗儒读《春秋》，以为盟以结信，尊者不与。方岳之盟、殷同之盟，都是诸侯自相与盟，王官之伯临之。】而已，伯犹不盟，何况尊者？我认为“民无信不立”，与国人交往，止于信，所以盟以结之，上下同焉，为什么尊者不与呢？《周礼》不从而顾从俗说，异哉】《吴语》黄池之会，晋令董褐请事，吴王亲自回答说：“天子有命，周室卑约，贡献莫如无，姬姓之振也，徒遽来告，日夜相继，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忧，亿负晋众庶不式，诸戎翟楚秦。”然而

译那么《春秋》中关于狄、秦的记载是可信的，（狄、秦）不参与防地之盟，不向周天子进献贡品，对待楚国的态度比这更加严重。董褐回国复命，也说：“周王室已经衰微，诸侯对天子失礼，责问和责备每天都有。”又说：“从前吴国伯父不违背春秋之礼，必定率领诸侯来顾念我一人。如今伯父有蛮荆的忧患，世代相传的礼仪不能延续。”既然如此，那么吴国先世修好朝聘之礼，后来却没有善始善终，所以在黄池之会，吴国摒弃僭越的名号而实行礼仪。大概吴、楚僭越称王，就像汉代尉佗僭越称帝一样，他们朝聘天子时仍然自称臣子，他们去世向天子报丧时仍然自称名，唯独秦国国君不称名，活着时不朝聘，死后也不报丧。学者们只把吴、楚视为夷狄而不把秦国视为夷狄，这与我所听到的不同。

译隐公

元年九月，与宋人在宿地结盟。《左传》记载：惠公晚年，在黄地击败宋国军队。隐公即位后谋求与宋国和解。九月，与宋人在宿地结盟，开始恢复两国交往。

桓公

二年秋七月，蔡侯、郑伯在邓地相会。《公羊传》说：“相会一般不称‘会’，这里称‘会’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邓国参与了这次相会。”

十一年春，正月，齐人、卫人、郑人在恶曹结盟。

《左传》记载：十一年春，齐、卫、郑、宋四国在恶曹结盟。经文中不记载宋国，并非遗漏。因为齐、卫、郑三国在宋国境内结盟，所以不记载宋国。

僖公

十九年冬，与陈人、蔡人、楚人、郑人在齐地结盟。

《左传》记载：陈穆公请求与诸侯重修友好关系，以不忘齐桓公的恩德。冬天，在齐地结盟，是为了重修齐桓公时期的友好关系。

《春秋》记载盟会，以国名或地名来指代。以国名指代的，国君必定参与盟会，那么盟会就不按顺序排列国名。隐元年“与宋人在宿地结盟”，不排列宿国人；僖十九年“陈人、蔡人、楚人、郑人在齐地结盟”，不排列齐国人，就是这种情况。以地名指代的，地主国必定参与盟会，那么盟会也不按顺序排列国名。桓十一年“齐人、卫人、郑人在恶曹结盟”，恶曹是宋国土地，不排列宋国人，就是这种情况。恶曹的地望缺失，怎么知道它是宋国土地呢？通过推论可知。襄公九年冬，诸侯在戏地结盟，戏是郑国土地，郑国参与同盟而不排列郑国；十一年在亳城、萧鱼结盟，都是郑国土地，一次是盟会，一次是相会，郑国都参与而不排列郑国；二十五年秋，诸侯在重丘结盟，重丘是齐国土地，齐国参与同盟而不排列齐国。推究这类情况并相互参照，就知道地主国不排列国名，不仅限于恶曹之盟，而且《左传》有明确记载。十一年春，“齐、卫、郑、宋在恶曹结盟”，大概三国在宋国境内结盟，那么宋国作为地主，所以列在最后。不然的话，宋国是大国，为什么排在郑国之下呢？杜预认为宋国不记载是经文遗漏，知道这不是《左传》的错误，却妄自认为是经文遗漏吗？孔颖达的疏解认为经文遗漏了宋国，《左传》先列举经文中有的，然后用遗漏的来补充，所以后面才说宋国。不能辨明真相，反而增加了错误。有人说：“恶曹之盟，就是去年冬天在郎地作战的三国。作战称爵位，结盟称人，那又怎么说呢？”有人说：“剥夺爵位以示贬斥。”作战时不贬斥而结盟时贬斥，《左传》没有事实依据，学者喜欢这样提出异说。况且剥夺爵位以示贬斥，那么必定称爵位以示褒扬，“来战于郎”，有什么褒扬的呢？那么，先前在鲁国作战，后来在宋国结盟，是两件事而不是一件事。解说者又看到僖十九年齐地的盟会，楚人在列，认为楚国得以与中国诸侯相会结盟从此开始，所以经文不说“公与”，而把郑国列在楚国之下，大概是深深谴责。如果这样，那么僖四年召陵之会，屈完在列，难道不是楚国人吗？《春秋》也应当深深谴责，并且推远他，排斥他，然后才可以。为什么不排斥，而称“来盟”，未曾推远，好像拉近他，后人且以齐桓公召陵之盟为最盛大呢？《左传》记载陈穆公请求与诸侯重修友好，以不忘齐桓公的恩德，所以在齐地结盟。陈国作为主盟，那么齐桓公的恩德，陈、蔡怀念他，楚人也服从他，桓公的恩德深远了。所以孟子称颂五霸，唯独盛赞齐桓公。那么这次盟会，《春秋》是赞许的，有什么谴责的呢？《春秋》赞许它，为什么称人？称楚人、郑人，不能不称人。陈、蔡也是。而且说齐桓公的恩德虽然去世但依然在人心中，那么《春秋》赞许它更加可信。称“会”而不言“公”的，庄公十六年在幽地同盟，是为了与郑国和好。公实际参与而不言公，难道是深深谴责吗？把这三条证据束之高阁，而独自倡导游移之言，这是《春秋》的罪人啊！

文公

七年秋八月，公与诸侯、晋大夫在扈地结盟。十五年冬十一月，诸侯在扈地结盟。十七年六月，诸侯在扈地相会。

《左传》记载：七年秋八月，齐侯、宋公、卫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与晋国赵盾相会，在扈地结盟，是因为晋侯即位。公迟到，所以不记载所会之人。凡是与诸侯相会，不记载所会之人，是因为迟到。迟到不记载其国，是回避不敏捷的过错。十五年冬十一月，晋侯、宋公、卫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在扈地结盟，是为了重申新城之盟，并且谋划讨伐齐国。齐人贿赂晋侯，所以未能成功而返回。于是齐国有难，因此公不参与。记载说：“诸侯在扈地结盟”，是因为无能为力。凡是诸侯相会，公不参与，不记载，是忌讳国家的丑恶。参与而不记载，

译这是后来的事。鲁宣公十七年，晋侯在黄父检阅军队，随后又在扈地会合诸侯，以平定宋国的动乱【鲁宣公十六年宋国弑杀了昭公，这一年春天晋、卫、陈、郑四国讨伐宋国，拥立文公后便回国，那么所谓“平宋”是指与宋国讲和】。鲁宣公没有参加扈地的会盟，是因为忌惮齐国的缘故。《春秋》记载为“诸侯”，是因为这次会盟没有取得实际的功绩。

译《公羊传》【七年】诸侯为什么不按爵位次序排列？大夫为什么不称名？这是因为鲁公失去了应有的次序。鲁公失去次序是怎么回事呢？诸侯不可以被驱使与鲁公结盟，这里用“眣”（以目示意）来表示晋国大夫示意让诸侯与鲁公结盟。（因为《公羊传》不知道诸侯是哪国人、大夫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扈地结盟，只是凭主观臆断罢了）

《谷梁传》【七年】这里称“诸侯”，是省略了具体国君的名称。

鲁文公七年、十五年、十七年，两次结盟一次会防，都没有按次序排列诸侯。而七年盟于扈者，诸侯有齐侯、宋公、卫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七国之君，而主持会防的是鲁文公；大夫则是晋国卿士赵盾。为什么诸侯都不按次序排列，大夫也不称名呢？在此之前，鲁文公六年秋天，晋襄公去世，晋灵公年幼，赵盾执掌国政，想要拥立年长的国君，于是从秦国召来公子雍。秦康公派了许多随从护卫送他到晋国。而晋襄公的夫人穆嬴，是灵公的母亲，每天抱着太子在朝廷上哭泣，并且抱着太子到赵盾家，用大义责备他。赵盾和众大夫都感到畏惧逼迫，于是拥立了灵公，并在令狐打败了秦军。灵公即位后，在扈地会防诸侯，晋国赵盾借盟主的名义号召诸侯，诸侯都到了。东方诸侯中，齐国最大，也望风响应不敢落后，认为盟主新立，没有人敢傲慢不恭。赵盾于是以晋国卿士的身份主持结盟，统领八国，那么文公、襄公的霸业可以说是兴盛了！虽然如此，晋国霸业的兴盛见于此，晋国霸业的衰败也萌芽于此。此前没有由大夫来主持诸侯结盟的。鲁文公二年垂陇之盟，鲁国大夫穆伯与晋国司空士縠会防宋、陈、郑三国之君，讨伐卫国。士縠称名，传文说：“能胜任其事”，意思是能胜任讨伐卫国之事，于是卫国请求讲和，并不是由大夫来主持诸侯结盟。由大夫主持诸侯结盟，确实是从鲁文公七年扈之盟开始的。所以诸侯不按次序排列以示讥讽，大夫不称名以示贬斥。然而鲁文公十四年新城之盟，七国诸侯都到了，这时齐昭公去世，所以齐国没来，其余都是七年盟于扈的诸侯，而主持结盟的也是赵盾，为什么诸侯按次序排列而大夫称名呢？《春秋》的道义，慎重于结局必须首先谨慎于开端。鲁文公七年扈之盟，是政令在大夫手中的开始，就像踩到霜而逐渐发展到坚冰。所以从鲁文公十四年盟于新城之后，到鲁宣公二年，总共历经六年，赵盾就弑杀了灵公，这大概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其由来是逐渐形成的，是因为没有及早辨别。所以在灵公初立之年就先加以辨别，一讥一贬，《春秋》谨慎于开端的道义，严厉到了这种地步。十五年、十七年在扈地会防结盟，主持的都是灵公。之前的结盟，齐国弑杀其君，谋划讨伐齐国而没有成功；之后的会防，宋国弑杀其君，想要讨伐宋国反而与他们讲和，实际上都是赵盾主持其事。人们都说晋灵公不像君主，我却认为晋国赵盾不像臣子。所以前后的会防结盟虽然由灵公主持，诸侯都不按次序排列，与鲁文公七年扈之盟相同，这难道不是晋国霸业的衰败萌芽于此吗？《公羊传》不知道事情的始终本末，却说：“诸侯不肯与鲁公结盟，用眼神示意晋国大夫让诸侯与鲁公结盟。”那时晋国霸业还兴盛，赵盾执政，诸侯畏惧他，认为像夏天的太阳，赫赫炎炎，哪里敢用眼神示意并指使他呢？《谷梁传》认为诸侯不按次序排列，是省略了。省略，是它的文辞；谨慎，是它的道义。认为与天下大事无关，所以省略；认为与天下大事有关，所以谨慎。晋国霸业的盛衰，是与天下大事有关的。所以鲁文公七年扈之盟，文辞虽然省略，道义却非常严厉，后来的学者应当反复研读。《左传》认为不记载所会防的对象，是因为鲁公迟到，所以鲁文公八年晋人因扈之盟来讨伐鲁国。冬天，襄仲会防晋国赵盾，在衡雍结盟，以报答扈之盟，这是用来谢罪表示不敏的。《左传》在道义上简略而在事情上详细，我既然在前面阐明了道义，仍然在后面列出事情。

《侵伐围救》，《春秋》以齐、晋二霸为始终。

古代君王巡守，大司马起兵合军跟随，于是救助无辜，讨伐有罪，以此来威慑天下并执行禁令。环人掌管四方事务，〇军旅、降围邑，而九伐之法：杀害贤人、残害百姓就讨伐他，依仗险固不服从就侵犯他。所以讨伐、侵犯、围困、救助，都是王者的军队，不虐待五谷，不砍伐树木，不焚烧房屋，不夺取六畜。军队到来，是为了消除百姓的仇敌，顺应天道罢了。《公羊传》说：“精细的叫伐，粗疏的叫侵。”《左传》说：“有钟鼓的叫伐，没有的叫侵，轻捷的叫袭。”哪种说法对呢？回答说：“都对。”钟鼓说的是器物，精细粗疏说的是情状。唯独《谷梁传》说：“掠夺人民、驱赶牛马叫侵，砍伐树木、毁坏宫室叫伐。”没有比这更不义的了！这《春秋》中的侵伐，难道是王者的军队吗！总之，大的叫伐，小的叫侵，侵犯轻微且密集的叫袭，迟缓的叫图，紧急的叫救。所以伐是讨伐其君，侵是侵犯其地，袭是掩袭，围是合围，救是分散，行军作战的道理完备了。周王室衰微后，征伐不出自天子，都出自诸侯及其大夫，所以《春秋》没有正义的战争，而上下颠倒，夷夏不分，没有比庄公六年王人救卫国更严重的了。在此之前宋公不尊奉周王，诸侯以王命讨伐他，所以鲁公在防地会防齐侯而谋划讨伐宋国，其不

译王命所及，不过是蔡人、卫人、郕人罢了。等到郑伯不朝见周王，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那么诸侯还知道有周王的命令。陈、蔡邻近楚国，是楚国的附属国，当时楚国正平定汉水以北地区，无暇图谋中原，所以陈、蔡还能跟随周王，君子认为这接近正道。

等到鲁桓公十六年，卫侯朔出逃到齐国，《公羊传》认为他得罪了天子，所以称其名以断绝关系，这似乎没有探求到事实真相。原来卫宣公杀了急子和寿子而拥立朔，都是朔构陷并杀害了他们，所以国人怨恨朔而哀怜两位公子，于是驱逐朔而拥立公子黔牟，似乎是向周天子请示后才拥立他的。解说的人认为驱逐朔而拥立黔牟的是卫国的左右二公子，没听说有周天子的命令。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五国共同讨伐卫国而接纳朔回国，周王使者为何独自去救黔牟？这说明黔牟是周王命令拥立的，五国违背王命而讨伐卫国。我听说狄人讨伐邢国而齐人救邢，这是合乎道义的；诸侯讨伐卫国而周王使者救卫国，那么周王使者就等同于齐人，而中原各国都变成戎狄了。君子哀伤中原各国没有君主，所以黔牟一出一入都称其名，五国一伐一救都称“人”。称诸侯为“人”，是谴责他们；称子突为“人”，是防备他。这是周天子的使者，为何要防备他？因为周天子的使者不能救黔牟，为尊者隐瞒耻辱，所以加以防备。讨伐卫国，是为了接纳朔回国，为何不说“纳”？五国讨伐卫国而朔进入卫国，不是接纳又是什么？不说“纳”，是因为鲁庄公在其中，为国家的丑恶行为避讳【啖助驳斥《谷梁传》，赵匡驳斥《公羊传》，他们的说法都卑劣偏曲，所以不再辩驳】。

那么凭什么知道是周王命令拥立黔牟呢？从《左传》可以知道。《左传》说：“卫侯回国，把公子黔牟放逐到周。”不杀他而放逐他，而且放逐到周，那么周王命令拥立黔牟就很明白了。拥立他的是周王室，所以放逐到周，就好像说把黔牟交给周王使者一样。黔牟在鲁桓公十六年被拥立，在鲁庄公六年被放逐，前后在位八年，《春秋》为何缺漏而不记载？况且卫国的叔武和公孙剽都曾即位但没有善终，《春秋》都记载在史册上【践土之盟记载了卫子】，为何唯独缺漏黔牟？是避讳。避讳有三：一是为周天子避讳，二是为鲁君避讳，三是为中原各国避讳。为何为中原各国避讳？周王使者救卫国，没听说中原有一人起来跟随周王，君子以此为耻，所以避讳。中原各国都变成戎狄，《春秋》不得不褒扬两位霸主的功绩。齐桓公的霸业始于鲁庄公，终于鲁僖公；晋文公的霸业始于鲁僖公，终于鲁定公。所以说《春秋》记载的事，齐桓、晋文推戴维持，都是齐桓、晋文的功劳，《春秋》实际上以两位霸主为始终。

鲁隐公、桓公时期，互相侵伐的只有东方诸侯，西方以晋国为大，南方以楚国为雄。鲁桓公二年，蔡、郑在邓地会盟，开始畏惧楚国。当时是楚熊通三十一年，楚国开始强大，熊通说：“我很勇武。”于是自立为武王。蔡侯畏惧他，所以与郑伯在邓地会盟谋划。鲁桓公八年，是楚熊通三十七年，在沈鹿会合诸侯，黄、随两国不来会盟，派人责备黄国并讨伐随国，打败了随国，开始开辟百濮之地，从此南方诸侯都臣服于楚国。熊通在位五十一年去世，正值鲁庄公四年，他的儿子熊赀即位，就是楚文王。熊赀六年，正值鲁庄公十年，开始在莘地打败蔡国军队。在此之前，鲁庄公九年，齐桓公取得政权，到鲁庄公十四年、十六年，灭息、灭邓都不记载。唯独鲁庄公十年记载“荆败蔡”，十四年再次记载“荆入蔡”，大概是因为蔡国本是东方诸侯，至此开始归属楚国，而楚国于是有了虎视中原的志向，所以谨慎地记载。鲁庄公十五年，齐桓公开始称霸。十六年，在幽地共同结盟，开始与郑国和好，而楚国讨伐郑国，大概楚国与中原争夺郑国从此开始。鲁庄公二十八年，楚国再次讨伐郑国，正值楚成王时期，楚国有令尹子元的祸难，所以楚军夜间逃跑回国。到鲁庄公三十年，楚国杀了子元，令尹子文主持国政，于是楚国的祸难缓解，而子文能体恤百姓，楚国因此更加兴盛。

鲁僖公元年，楚国开始改称“楚”。从元年到四年，楚人两次讨伐郑国，一次侵扰郑国。郑伯想和解，孔叔不同意，说：“齐国正为我们勤勉出力，抛弃恩德不吉祥。”那么齐桓公确实能以德行安抚他们。大概从鲁庄公十年楚国在莘地打败蔡军，只有鲁庄公十三年蔡人参加了北杏会盟，从此之后的会盟征伐，蔡国都不参加。大概是役属于楚国，倚仗楚国的坚固而不臣服于齐国，所以鲁僖公四年齐桓公会合七国军队侵蔡，所谓倚仗坚固不服从就侵扰他。解说的人说暗中出兵掠境叫“侵”，这是错误的。会合军队而侵扰，就不是暗中出兵；侵扰而溃败，就不是掠境。想要讨伐于是侵扰，先使蔡国溃败，既侵扰于是讨伐，最终使楚国帖服。从此到鲁僖公十五年，楚人一次灭〇，一次围许，一次伐黄，一次伐徐，一次败徐，其气势未息，哪里能使楚国帖服呢！我所说的帖服楚国，是指它不能再争夺郑国。而且齐桓公对楚国，以文德使其服从，不以武力使其服从。召陵之战，虽然出动兵车，但不伤一卒，不折一矢，与穿着礼服会盟没有不同，所以《春秋》称赞它。《周书·柔武篇》说：“战胜国家如同教化，不鸣金击鼓，善于作战而不战斗，所以叫柔武。”齐桓公帖服楚国，不就是所谓的柔武吗？

鲁庄公三十年，齐人讨伐山戎。当时戎狄同时兴起，中原各国不绝如缕。齐国正救邢、戍卫，奔波救急都来不及。山戎使燕国受害，就像邢、卫一样。邢、卫邻近

译燕地遥远，难道因为遥远就独自抛弃它吗？齐桓公国内没有依靠的邻国，国外没有顺从的诸侯，跨越千里的险阻，向北讨伐山戎，这是危险吗？还是贬低他呢？回答说：“不，是赞美他。”既然赞美他，为什么称他为‘人’呢？称‘人’，是因为齐桓公能急于他人的急难，忧虑他人的忧患。戎狄像豺狼一样，是天下人所共同厌恶的。安逸享乐如同毒酒，不可贪恋；中原各国亲近友好，不可抛弃。所以他不惜千里奔波而不吝惜自身，那么天下人都会爱戴他了。齐侯来进献戎菽，符合礼制吗？回答说：“符合礼制。”《左传》为什么认为不符合礼制？《左传》认为不符合礼制，是说应当进献给周天子，不应当进献给鲁国。进献给周天子史书不记载，进献给鲁国则记载。说‘来献’，是尊崇宗主国。古代把物品送给别人，一般通行叫‘馈’，表示尊敬则叫‘献’。《周官·玉府》说：‘凡是王进献的金玉、兵器、精美织物、优良货物等，接收并收藏起来。’郑康成认为，百工制作的可以进献给诸侯的物品，内府则收纳四方贡品、进献的金玉、象牙皮革、兵器，所有优良货物都进入这里。‘币’和‘献’，是诸侯朝见聘问时进献的国家珍宝，所以说‘四方’来加以区别。那么‘献’这个词，上下通用，即使是君主赐给臣子爵位也叫‘献’。《祭统》说：‘君主洗玉爵向卿进献，用瑶爵向大夫进献，用散爵向士进献。’爵位不同但都叫‘献’。地位相等的人互相馈赠也叫‘献’。《曲礼》说：‘进献车马的拿着缰绳和扶手，进献铠甲的拿着头盔，进献手杖的拿着末端，进献粟米的拿着右半券契，进献大米的拿着量器。’推广到进献鸟、进献鱼，都叫‘献’。祭祀礼仪中向尸、向宾客、向祝官、向佐食进献，上自尸，下至佐食，都叫‘献’。所以《春秋》中贵贱不忌讳使用相同的名称，谁说诸侯之间不能互相进献呢！谷梁子说：‘军队获得的叫‘防’。’戎防，就是戎菽。《周书·王防篇》有山戎菽，山戎是东北夷，用菽作为进献。《管子》也说：‘向北讨伐山戎，带出冬葱和戎菽，遍布天下。’所以齐桓公把这些送给鲁国，并尊称为‘献’，就像《曲礼》中进献粟米、大米一样。公羊子说：‘是威慑我。’威慑我，是指僖公二十一年楚子讨伐宋国，派宜申来进献防，以显示威势越过我国【公羊庄公三十一年传应当移取在僖公二十一年】，于是认为齐桓公对鲁国也是这样，难道真是这样吗！晋国自从桓公八年曲沃伯灭掉翼，十六年周王派虢公任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他的儿子献公逐渐强大，而在齐桓公时期，西边与秦国相邻，结为婚姻，由此建立两军灭掉耿、灭掉霍、灭掉魏，都不记载。唯独僖公二年灭掉下阳才记载，难道文告只有这次涉及到鲁国吗？下阳是虞、虢的屏障，就像郑国的虎牢。虎牢城被攻克而郑国臣服，下阳被灭而虞、虢被举国攻取，所以记载。后来于是灭掉虞、虢，虽然正值齐桓公鼎盛时期，未曾一次与中原各国会盟。大概齐桓公能向南联合江、黄，而不能向西联合秦、晋；秦、晋也没有志于中原，不与齐国争雄。所以齐桓公北伐南侵，来不及向西略取。等到齐桓公去世，楚国的势力更加炽盛，打败宋国讨伐陈国，而鲁、卫也顺从地跟随。僖公二十七年，于是联合陈、蔡、郑、许包围宋国，而晋文公勃然兴起，于是解除宋国包围，在城濮打败楚军，从此楚国势力平息了。君子认为晋文公的功绩大于齐桓公，因为齐桓公仅仅能压制荆楚，而晋文公于是能打败楚国。然而齐桓公凭借德行，诸侯爱戴他；晋文公凭借武力，诸侯畏惧他。从此楚国不敢再争夺郑国十五年【从僖公二十八年至文公九年】。等到晋灵公年少无道，赵盾执政。范山对楚子说，认为北方可以图谋，于是军队驻扎在狼渊讨伐郑国，郑国与楚国讲和。后来新城之盟，蔡国人不参加。齐侯侵犯鲁国，宋国弑杀昭公，谋划讨伐齐国而没有成功，讨伐宋国罪过而空手返回，那么诸侯无能为力了。然而晋国还号称盟主。等到楚庄王兴起，一次侵犯郑国【宣公三年】，四次讨伐郑国【四年、五年、九年、十年】，一次包围郑国【十年】，一次在邲地打败晋军。楚国势力再次炽盛，而晋国还存有盟主的名号。所以宣公十四年晋侯讨伐郑国，告知诸侯，显示整齐，检阅军队后返回。郑国人害怕，于是郑伯前往楚国谋划对付晋国。然而楚国讨伐宋国而晋国不救援，认为上天正授予楚国，不可违背天意，那么楚国更加横行，而晋国确实无能为力了。等到楚庄王去世，楚共王即位。成公六年、七年，楚国两次讨伐郑国，晋国也两次救援郑国。成公三年，晋侯讨伐郑国，驻扎在伯牛，讨伐邲地之战。郑国起初跟随晋国，后来对楚国有二心。十六年，楚国用汝阴的土地贿赂郑国请求讲和，所以郑国背叛晋国。于是晋厉公讨伐郑国，在鄢陵打败楚国，与城濮之战前后辉映，君子认为晋厉公的功绩仅次于晋文公。解说者认为厉公德薄而功多，帮助他少而畏惧他多，想要去除晋国的强大家族而壮大公室，被栾书迷惑而杀死郤至，因此霸业没有终结，可惜啊！这时晋国打败楚国而郑国仍然不服，大概郑国接受楚国的贿赂，怀念楚国的恩惠，认为楚共王因为郑国的缘故亲自中箭射中眼睛，不忍心背叛他。从此晋悼公多次与楚国争夺郑国，总共五次讨伐一次侵犯【襄公元年讨伐郑国，二年侵犯郑国，九年、十年再次讨伐郑国，十一年讨伐郑国，同年九月又讨伐郑国】然后才讲和，接纳斥候，禁止侵掠，大概得到郑国很难

译像这样。评论的人认为晋悼公三次会盟诸侯的功劳很高，使晋国再次称霸，而我却认为悼公不是大有作为的君主，是因为他废弛了政令刑罚，导致大夫势力膨胀。栾书弑杀晋厉公并拥立晋悼公，那么悼公实际上是依靠栾书才得以即位，所以栾书既是厉公的逆贼，又是悼公的功臣。他的儿子栾黡仗恃父亲的功劳，屡次违抗军令：鲁襄公十年阳陵之战，栾黡违抗命令独自进军；鲁襄公十四年棫林之战，栾黡又违抗命令独自撤退。悼公因为栾黡的父亲有拥立自己的功勋，便对他一味姑息纵容，都将这些过错搁置而不加追究。如果不是这样，魏绛杀了悼公的宠臣，悼公愤怒地想要杀魏绛，为什么唯独对骄横奢侈的栾黡却视若无睹呢？颠颉是跟随晋文公流亡的臣子，因为违抗军令而被处死并在军中示众，君子称赞文公能够执法，悼公却不能执法。从此晋国的六卿势力强大，而公室日益衰弱，晋国政出多门，就是从悼公开始的。悼公晚年，齐国对晋国产生二心，后来竟然攻打晋国，夺取了朝歌。东方诸侯中齐国是大国，唯独它最先背叛晋国，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到了鲁昭公八年，楚国灭掉陈国；十一年，楚国灭掉蔡国，晋国无法救援，霸业就此衰落。而齐景公向北攻打燕国，向南攻打徐国，都索取贿赂后返回，没有人能抵抗他，这就是诸侯没有霸主的结果！虽然如此，鲁国和宋国、卫国仍然侍奉晋国。起初，鲁襄公十四年戚地会盟，晋国人向齐国借取羽旄，齐国开始产生二心；到鲁定公四年召陵会盟，晋国人向郑国借取羽旄，郑国也产生二心。评论的人说晋国因此失去了诸侯的拥戴，这一定是不对的。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怎么足以失去诸侯呢？政权掌握在大夫家族手中，才是晋国失去诸侯的根本原因。从前晋厉公想要振兴国势而不能，等到晋悼公就因循旧习而不加改变，逐渐衰败到了晋平公、昭公、顷公、定公时期，国君身边没有人才，六卿互相交恶。所以宋国仍然侍奉晋国，乐祁前往聘问，刚立了继承人就产生二心，背叛我的人不被讨伐，来聘问我的人反而被拘捕，却想要求诸侯不背叛我，这可能吗？鲁定公六年，鲁国为晋国入侵郑国，并派季桓子献纳郑国的俘虏，表明郑国已经背叛。齐国、卫国在咸地结盟，又在琐地结盟，卫国也背叛晋国了。十一年冬天，鲁国与郑国讲和，鲁国开始背叛晋国。从此中原地区没有盟主，晋国的霸业终于到此结束。

译隐公

七年冬，周天子派遣凡伯前来鲁国聘问。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凡伯才得以返回。《左传》记载：起初，戎人到周王室朝见，向公卿赠送礼物，凡伯没有以宾客之礼接待他。冬天，周天子派遣凡伯前来鲁国聘问。戎人在楚丘攻打他，凡伯才得以返回。

《公羊传》说：“这是聘问，为什么用‘伐’字？是擒获了他。既然擒获了他，为什么用‘伐’字？是为了夸大这件事。”

《春秋》的体例，灭国称为“灭”，擒获人称为“执”。虞公被晋国所灭，记载为“执虞公”；凡伯被戎人所擒，记载为“伐凡伯”。灭国却用“执”字，是为了归咎其罪。为什么擒获人却用“伐”字？“伐”字，是讨伐有罪之人。凡伯也有罪吗？回答说：是的。凡伯如果没有罪，就不会用“伐”字；用了“伐”字，就说明他有罪，这是很明显的。凡伯的罪过是什么呢？起初，戎人到周王室朝见，向公卿赠送礼物，凡伯没有以宾客之礼接待他。朝见并赠送礼物，就如同聘问时问候卿大夫，礼物不同，但礼仪是一样的。向公卿赠送礼物，就是聘问礼中问候卿大夫的礼物。朝见那天，请求有事相求于公卿，就如同聘问那天请求有事相求于大夫，都是礼仪上辞让答应，第二天才进行。诸侯国有三位卿，天子有三位公和六位卿，礼物都送到他们那里；下大夫中曾经接受过玉帛使者的人，也送到他们那里。朝见和聘问的第二天，穿着朝服去问候卿，卿在祖庙接受礼物。礼物是束帛和四张兽皮，问候完毕再见面，这叫做私面，礼物是束帛和四匹马。凡是礼物所到的地方，都要慰劳，不脱去朝服就前往，说是宾客来问候卿，卿就前往慰劳宾客。那些不慰劳的，只有礼物没到的地方而已。如果有卿大夫有原因，比如生病或遭遇丧事，不能亲自接受礼物，就派遣爵位相同的人代理执行，如同亲自接受礼物那样的礼仪，只是不拜谢罢了。于是卿大夫馈赠宾客，用太牢，米八筐，老臣牵着牛来送达；上介、众介都用少牢，米六筐，士牵着羊来送达。另外，卿大夫对宾客，一次飨礼一次食礼，飨礼有酬币，食礼有侑币。如果有原因不能亲自前往，也派遣爵位相同的人带着礼物送达。等到宾客将要离开，又拜送，说：“您的国君赏赐寡君，恩泽延及二三老臣。”大概聘问礼敬重宾客就是这样，那么朝见礼对于宾客也是这样。凡伯是天子的老臣，宾客来了不慰劳，不馈赠，不飨礼，不食礼，等到宾客离开又不拜送，所以说“弗宾”，意思是不以宾客之礼对待他。诸侯国宾客到来，荣辱之事，君臣共同承担，凡伯不以宾客之礼对待他，是大辱国家的行为。《易经》说：“有不请自来的三位客人到来，敬重他们最终吉祥。”三位客人指的是宾客和副使，说敬重就最终吉祥，不敬重就最终凶险。不以宾客之礼对待，就是不敬重。戎人能够行礼，而凡伯轻慢他，怎么能免于凶险呢？他被攻打，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春秋》中用“伐”字的，都是讨伐有罪之人吗？回答说：不，不是这样。讨伐有罪之人，是仁义的军队，即使是齐桓公、晋文公也不足以担当，何况他们之下的人呢？我之所以只归咎凡伯，就像逢蒙杀后羿，孟子不归咎逢蒙而只归咎后羿，因为后羿确实是自取灭亡，所以说凡伯也有罪。古代卿出行，随从跟随，凡伯是周朝的卿，到鲁国聘问而在卫国作为过境的宾客，一定有随从的人，戎人埋伏在草丛中拦截并攻击他，所以说“伐”。《公羊传》、《谷梁传》认为用“伐”字是为了夸大，他们的意思是凡伯是天子的使者，所以忌讳说“执”，而夸大说“伐”。《春秋》记录实事，擒获就说“执”，攻打就说“伐”，有什么夸大的？况且凡伯、单伯都是天子的使者，为什么文公十四年直接记载齐人擒获单伯，而不为他忌讳呢？《公羊传》、《谷梁传》既然创立了用“伐”字是为了夸大的说法，于是就把单伯当作鲁国的大夫。鲁国没有单伯，学者都知道，所以不再辩驳。《左传》对《春秋》最有功劳，《公羊传》、《谷梁传》有功也有过【如齐子叔姬，公、谷不知道这件事而凭臆测解说；又《公羊传》不知道秦穆公名叫任好，而把康公当作穆公，这是不知道那个人而凭臆测解说。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是说既知道这件事，又知道那个人，然后用我的意思去推测他的志向，才算得当。如果不知道这件事和那个人，而只凭臆测去推测，没有不出错的】学者相信那些必然不可信的，怀疑那些必然无可疑的，那就更加迷惑了。

桓公

十三年春二月，鲁桓公与纪侯、郑伯会晤。己巳日，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交战。齐军、宋军、卫军、燕军大败。

《左传》记载：宋国向郑国索取大量贿赂，郑国无法承受，所以联合纪国、鲁国与齐国、宋国、卫国、燕国交战。不记载交战地点，是因为鲁桓公迟到。

《谷梁传》说：“说‘及’，是从内部发起的；说‘战’，是从外部说的。交战称人，失败称师，重视民众。不记载地点，是因为在纪国。”

《春秋》记载战争，有交战日期，有交战地点。唯独这次有日期而没有地点，《公羊传》认为在鲁国，《谷梁传》认为在纪国。郑康成跟随《公羊传》，兼取《谷梁传》的说法，而把“纪”字破读为“已”，说在鲁国。龙门城下的战斗，迫近，所以不记载地点。这本是《春秋纬》所说的“龙门之战，死者满沟”，所以破字以迎合其说，并且把两传合而为一。《左传》认为不记载交战地点，是因为迟到。大概先会晤而后交战，既交战而鲁桓公才到，没到交战地点，也没到交战日期，所以追记日期而不记地点，必然不在鲁国，或许在纪国？赵匡说：“根据经文，内兵以纪国为主，外兵以齐国为主，说明齐国率领三国军队讨伐纪国，鲁桓公与郑国救援而获胜。”这本是《谷梁传》的说法，不是臆测。《春秋纬》不足以相信，应当跟随《谷梁传》。那么一次讨伐一次救援，为什么

译《春秋》经文不记载“伐”，也不记载“救”，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齐国与三国偷袭纪国，所以不称“伐”；鲁国和郑国虽然能够救援纪国，但纪国最终灭亡，所以不称“救”。怎么知道齐国与三国偷袭纪国呢？从桓公五年的《左传》可以得知。齐僖公与郑庄公曾经想要偷袭纪国，却借口说去纪国朝见，纪国人提前向鲁国报告并做好了防备，所以没能成功。到了这时，齐国与三国再次偷袭纪国，纪国人也提前向鲁国报告，鲁国与郑国也借口说去防守而前往救援纪国，不仅没能成功，反而击败了齐军。大概当时的事态与情形就是这样。齐僖公、郑庄公原本是一党，等到郑突即位，而宋国多次索取贿赂，两国便变为仇敌。齐国与纪国又是世仇，因此宋国依附齐国，郑国依附鲁国。齐国想要偷袭纪国而宋国协助它，鲁国想要救援纪国而郑国协助它。鲁国延误了日期，最终却击败了齐、宋以及卫、燕军队的，实际上是郑厉公的功劳。然而终究没能挽救纪国的灭亡，所以经文不记载“救”就是因为这个【啖助、赵匡的《春秋》学说全无可取，我只采纳这一条】

译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晋国人联合姜戎在殽地打败了秦国军队。

《左传》记载：晋国的原轸说：“秦国违背蹇叔的劝告，因为贪婪而使百姓劳苦，这是大大地送给我们机会。一定要讨伐秦军。”于是发布命令，迅速动员姜戎。晋襄公穿着黑色的丧服，梁弘驾车，莱驹担任车右。夏四月辛巳日，在殽地打败秦军，俘获了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带回国内。

《公羊传》问：为什么称秦国为“秦”？这是把秦国当作夷狄看待。为什么把秦国当作夷狄？因为秦伯打算偷袭郑国，百里子和蹇叔子劝谏。秦伯发怒。军队出发后，晋国人和姜戎在殽地拦截并攻击他们，秦军匹马只轮都没有返回。称“人”，是为了防范晋国。有人说：“这是晋襄公亲自指挥的。”既然是晋襄公亲自指挥，那么为什么称“人”？这是为了贬低他。为什么贬低他？因为国君还在殡宫未葬就动用军队，有危险而不能保全。欺诈性的战争不记载日期【“诈卒”是齐国的方言】，这里为什么记载日期？是为了表示彻底歼灭。

《谷梁传》说：“不称‘战’而称‘败’，为什么呢？这是把秦国当作狄人看待。”“晋人，指的是晋国的国君。为什么称‘人’呢？是为了防范他。为什么防范他？因为不认为他在国君未葬时就主持战争是正当的【《公羊》《谷梁》的正义论述，世俗儒生攻击它，恰恰暴露了他们的荒谬】。

秦晋之间的战争，始于殽之战，此后战事连绵不断，报复无常，而秦国最终与楚国联合，终究成为晋国的祸患，所以《春秋》在殽之战中，把秦国当作狄人看待并防范晋国，对双方都加以讥讽。与晋国争夺中原的是楚国。秦晋是甥舅之国，在城濮之战中，秦国有功劳，联合秦国来对抗楚国，这是晋文公的高明谋略。况且晋国如果不打败秦国，对霸业有什么损害，却急切地违背丧礼而在险要之地拦截秦国，君子因此贬低晋襄公。解说者认为城濮之战后，楚国人已经臣服，而秦国首先成为动乱的阶梯，不能放纵而不打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秦国本来没有志向争夺中原，如今突然千里奔袭郑国，无功而返，又怎么能扰乱天下呢！

齐国和卫国结谋背叛晋国

定公七年秋，齐侯和卫侯在沙地结盟。

《左传》记载：七年秋，齐侯、郑伯在咸地结盟。征召卫国参加盟会。卫侯想要背叛晋国，各位大夫不同意。派北宫结出使齐国，北宫结私下对齐侯说：“抓住我来入侵我国。”齐侯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在琐地结盟【琐就是沙】。

齐国和卫国联合出兵讨伐晋国

九年秋，齐侯、卫侯驻扎在五氏。十三年春，齐侯、卫侯驻扎在垂葭【这两次都是讨伐晋国】。

《左传》记载：九年秋，齐侯讨伐晋国的夷仪。晋国一千辆战车驻扎在中牟。卫侯打算前往五氏【齐侯在五氏】，占卜是否经过中牟，得到“过中牟”的卦象。卫侯说：“可以。卫国的战车抵挡一半，我抵挡一半，足以匹敌。”于是经过中牟。齐侯把禚、媚、杏三座城邑送给卫国【以三座城邑答谢卫侯】。十年夏，晋国赵鞅围攻卫国，报复夷仪之战【前年齐国为卫国讨伐晋国夷仪】。十三年春，齐侯、卫侯驻扎在垂葭，派军队讨伐晋国。将要渡河时，齐侯想和卫侯同乘一辆车。有人报告说：“晋军到了。”于是披上铠甲和卫侯同乘，驱车逃跑。有人报告说：“没有晋军。”于是停下。范氏、中行氏在晋国作乱。

十三年冬，晋国的荀寅、士吉射逃入朝歌叛变。

《左传》记载：晋国赵鞅对邯郸午说：“把卫国进贡的五百户人家交给我，我把他们安置在晋阳。”邯郸午不同意。赵鞅发怒，召来邯郸午把他囚禁在晋阳，于是杀了邯郸午。赵稷、涉宾凭借邯郸叛变。邯郸午是荀寅的外甥；荀寅是范吉射的姻亲，彼此和睦，准备作乱。秋七月，范氏、中行氏攻打赵氏的宫室，赵鞅逃往晋阳。范臯夷不受范吉射宠爱，想在范氏内部作乱；梁婴父受知文子【荀跞】宠信，文子想让他做卿；韩简子与中行文子【荀寅】互相憎恶，魏襄子也与范昭子【士吉射】互相憎恶【简子是韩不信，襄子是魏曼多】，所以这五人谋划驱逐荀寅、范吉射。冬十一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拥戴国君讨伐范氏、中行氏，未能攻克。这两人于是攻打国君，国人帮助国君，这两人战败。丁未日，荀寅、士吉射逃奔朝歌。

齐国、卫国谋划救援范氏、中行氏【与宋国、鲁国共同谋划，这是诸侯谋划救援范氏、中行氏的开始】

十四年夏，鲁公在牵地会见齐侯、卫侯。秋，齐侯、宋公在洮地会见。

《左传》记载：晋国人围攻朝歌，鲁公在脾、上梁之间会见齐侯、卫侯，谋划救援范氏、中行氏。析成鲋、小王桃甲率领狄人军队袭击晋国，在绛地作战，未能攻克而返回。士鲋逃奔周王室，小王桃甲进入朝歌。秋，齐侯、宋公在洮地会见，是因为范氏的缘故【冬十二月，晋国人在潞地打败范氏、中行氏的军队，又在百泉打败郑国军队及范氏的军队】。

齐国、卫国联合出兵讨伐晋国以救援范氏、中行氏

哀公元年秋，齐侯、卫侯讨伐晋国。

《左传》记载：夏四月，齐侯、卫侯救援邯郸，围攻五鹿【赵稷、涉宾凭借邯郸叛变，事在定公十三年】。秋八月，齐侯、卫侯在干侯会见，是为了救援范氏。军队以及齐国军队、卫国孔圉、鲜虞人讨伐晋国，夺取棘蒲。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夺取戚地，接纳卫国世子蒯聩进入戚地，作为晋国的外援。

二年夏，晋国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