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究遗卷三
服，故备书之，以见公之厚于仇国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防齐侯于禚。
传书，奸也。按禚，齐地，是奸发夫人。
译因为这件事，所以详细记载下来，以显示鲁桓公对齐国的深厚情谊。
冬季十二月，夫人姜氏在禚地私会齐侯。
《春秋》这样记载，是为了揭露奸情。查考禚地，是齐国的地方，这是揭露夫人的奸情。
乙酉宋公冯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防齐师伐衞
溺不称公子，未为大夫也。谷梁以为贬，非。
夏四月葬宋庄公
五月葬桓王
崩七年而后塟，故《公谷皆以为改塟。天子之崩，鲁使人防，则书塟。塟而不书会者，其人微也。
秋纪季以酅入于齐
杜注：齐欲灭纪，故季以酅入齐为附庸。按诸侯之兄弟不称名，而以行次书者四：许叔也，纪季也，蔡叔蔡季也。纪季为齐附庸，许叔处许东偏，亦郑之附庸也。附庸之君例称字，其称行次者，古人行次亦谓之字。庄二十三年书“萧叔朝公”，是其例也。至蔡叔之以行次书者，以封人老而无子，叔将继其兄以有国也。蔡季则以其归之时，献舞初立，民志未孚，季以兄弟至亲，素为其国人之所附，今见其来归，遂相与倚之以为重，故称其行次，因其重而重之也。此与闵元年书“季子来归”之义正同。彼书内事，单“季”字不成文，故以“子”配“季”；此书外事故以“季”系国也。其后献舞被获于楚，蔡无君者八九年，以八九年无君之国，而能填抚其民人，使不生他变者，大都皆季之力也。此《春秋》所以重之欤。
冬公次于滑
传次于滑，将防郑伯，谋纪故也。郑伯辞以难。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齐侯于祝丘。
三月纪伯姬卒
谷梁传》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吾女也。适诸侯，则尊同以吾为之变，故卒之也。望溪先生曰：内女之卒有变，然后书。纪二姬之书也，以国亡君奔而失其所也。
夏齐侯陈侯郑伯遇于垂
郑伯，厉公也。苏氏以为子仪，非张氏洽曰：「三国遇垂，谋取纪也。」
纪侯大去其国
杜注以国与季季奉社稷，故不言灭；不见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返之词。程子以大为纪侯名，罪其不能死社稷也。其説恐不确。
六月乙丑齐侯塟纪伯姬
目齐侯者，胡氏以为着其迫逐纪侯之罪，非也。齐侯迫逐纪侯之罪，岂待塟纪伯姬而始着乎？葢齐侯者，纪伯姬之仇人也。国为其所灭，君为其所逐，身死在殡，而塟于仇人之手，其可悯孰甚焉？故目齐侯者，愍纪伯姬也。若从齐侯起义，则塟一亡国之夫人，其事至细，岂《春秋》之所宜録者哉？
秋七月
冬公及齐人狩于禚
齐人公谷皆以为齐侯谓公不当与仇人通，故讳称人，以示讥。其説迂回不可通。《春秋》传信之书，既书齐人，则必非齐侯，决无讥在公而卑其敌之理。公之所以及齐人狩者，葢禚，齐地与鲁接壤，而齐人习于田猎之事。是时齐与鲁亲，襄又以内乱自慙，故欲与公为好，特令人导公狩于其境内以娯乐之。而公舞选射贯狩，适投其所好，亦不欲逆其相亲之意【二十三年如齐观社，即此意】故遂及齐人狩于禚。其所及者，齐人本非齐侯也。以仇雠之国从其请而狩于其境内，即为忘亲释怨，不必及齐侯狩而后为罪也。《春秋》据事直书，苐书及齐人狩，而其罪自见，岂必讳齐侯为齐人而后为讥乎？且讳者，微其词，使凡事之可讥者皆有以冺其迹，故谓之讳。既讳矣，又何云讥也？狩与盟防不同，故公虽及齐之微者，狩不讳公。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齐师
齐师，正义。齐侯疆理纪地，有师在纪。不言地者，师之进止无常也。不言防者，防必先为之期。齐侯在师，夫人徃而就之，不可以防言也。
秋郳黎来来朝
传名未王命也。杜注未受爵命为诸侯，传发附庸称名例也。其后数从齐桓以尊周室，王命以为小邾子。按附庸之君例称字，黎来恐亦是字，而左氏以为名，则邾仪父之称字，其义不可通矣。抑或郳国尤小，旧史但知其名，故不得不以名见与。
冬，公防齐人、宋人、陈人、蔡人伐衞。
传纳惠公也，齐人、宋人皆大夫，谷梁传之説不足信。若以诸侯而敢逆王命，列其爵，其罪不更着乎？不书纳衞侯者，义具成十八年，宋鱼石复入于彭城下。二十四年，戎侵曹，不书纳赤，与此同义。
六年春王正
译乙酉年，宋公冯去世。
鲁僖公三年春季，周王正月，溺防齐国的军队。溺不称公子，因为他还没有担任大夫。谷梁传认为这是贬斥，这种说法不对。
夏季四月，安葬宋庄公。
五月，安葬周桓王。
周桓王驾崩七年之后才下葬，所以《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这是改葬。天子驾崩，鲁国派人参加葬礼，就记载“葬”。记载“葬”而不记载“会”，是因为参加的人地位低微。
秋季，纪季带着酅地归附齐国。
杜预注解说：齐国想要灭掉纪国，所以纪季带着酅地归附齐国，成为附庸。按例，诸侯的兄弟不称名，而用排行来记载的有四位：许叔、纪季、蔡叔、蔡季。纪季成为齐国的附庸，许叔居住在许国的东部偏远地区，也是郑国的附庸。附庸国君按例称字，那些称排行的，是因为古代的排行也称为字。庄公二十三年记载“萧叔朝公”，就是这种例子。至于蔡叔用排行来记载，是因为封地的人年老而没有儿子，蔡叔将继承他的兄长而拥有国家。蔡季则是因为他归附的时候，献舞刚刚即位，民心尚未信服，蔡季以兄弟至亲的身份，一向被国人所依附，现在看到他回来，于是大家共同倚重他作为依靠，所以称他的排行，因为他的重要而加重记载。这与闵公元年记载“季子来归”的意义正相同。那记载的是国内的事，单用“季”字不成文，所以用“子”配合“季”；这记载的是国外的事，所以用“季”系于国名。后来献舞被楚国俘获，蔡国八九年内没有国君，凭借八九年内没有国君的国家，却能安抚百姓，使不发生其他变故，大都是蔡季的功劳。这就是《春秋》之所以看重他的原因吧。
冬季，鲁公驻扎在滑地。
传文说驻扎在滑地，是为了防备郑伯，谋划纪国的事。郑伯以困难为借口推辞。凡是军队住一晚叫舍，住两晚叫信，超过两晚叫次。
鲁僖公四年春季，周王二月，夫人姜氏在祝丘宴请齐侯。
三月，纪伯姬去世。
《谷梁传》说外国的夫人不记载去世，这里说去世是什么意思？因为是我们鲁国的女子。嫁给诸侯，就尊同以我们为她改变，所以记载去世。望溪先生说：国内女子去世有变故，然后才记载。纪国两位姬氏的记载，是因为国家灭亡、国君出逃而失去了依靠。
夏季，齐侯、陈侯、郑伯在垂地相遇。
郑伯是厉公。苏氏认为是子仪，这种说法不对。张氏洽说：“三国在垂地相遇，是谋划夺取纪国。”
纪侯大规模地离开他的国家。
杜预注解说：因为国家给了纪季，纪季奉守社稷，所以不说灭；没有被逼迫驱逐，所以不说奔。大去，是不再回来的意思。程子认为“大”是纪侯的名，罪责他不能为社稷而死。这种说法恐怕不准确。
六月乙丑日，齐侯安葬纪伯姬。
直书齐侯，胡氏认为这是彰显他逼迫驱逐纪侯的罪过，这种说法不对。齐侯逼迫驱逐纪侯的罪过，难道要等到安葬纪伯姬时才彰显吗？大概齐侯是纪伯姬的仇人。国家被他所灭，国君被他所逐，自身死在殡宫，却由仇人安葬，其可怜还有谁比得上呢？所以直书齐侯，是怜悯纪伯姬。如果从齐侯的角度立义，那么安葬一个亡国的夫人，事情非常细微，难道是《春秋》所应该记载的吗？
秋季七月。
冬季，鲁公和齐人在禚地打猎。
齐国，《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齐侯说鲁公不应当与仇人交往，所以隐讳称人，以示讥讽。这种说法迂回不通。《春秋》是记录事实的书，既然记载齐人，那就一定不是齐侯，决没有讥讽鲁公而贬低敌人的道理。鲁公之所以和齐人打猎，大概是因为禚地，是齐地与鲁国接壤的地方，而齐人习惯于田猎之事。当时齐国与鲁国亲近，襄公又因内乱而自惭，所以想与鲁公交好，特意派人引导鲁公在其境内打猎以娱乐他。而鲁公舞选射贯打猎，正好投其所好，也不愿违背他们相亲的意思【二十三年如齐观社，就是这种意思】，所以就和齐人在禚地打猎。他所交往的，齐人本来就不是齐侯。以仇敌之国听从他的请求而在其境内打猎，就是忘记亲人、释放怨恨，不一定非要和齐侯打猎才是罪过。《春秋》据事直书，只记载和齐人打猎，而其罪过自然显现，难道一定要隐讳齐侯为齐人才算是讥讽吗？况且隐讳，是委婉其词，使凡事可讥讽的都有办法掩盖其痕迹，所以叫隐讳。既然隐讳了，又怎么能说是讥讽呢？打猎与盟会、防戍不同，所以鲁公虽然和齐国的微贱之人打猎，打猎不隐讳鲁公。
鲁僖公五年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夫人姜氏前往齐军。
齐军，是正义。齐侯在纪地划定疆界，有军队在纪地。不记载地点，是因为军队的进退没有固定。不记载防戍，是因为防戍必须先约定日期。齐侯在军中，夫人前往就他，不能用防戍来说。
秋季，郳国的黎来来朝见。
传文说称名是因为没有王命。杜预注解说没有接受爵命成为诸侯，传文阐发附庸称名的例子。后来他多次跟随齐桓公尊崇周王室，周王任命他为小邾子。按例附庸国君称字，黎来恐怕也是字，而左氏认为是名，那么邾仪父称字的意义就无法通晓了。或者郳国尤其小，旧史只知道他的名，所以不得不以名出现。
冬季，鲁公和齐人、宋人、陈人、蔡人攻打卫国。
传文说这是为了接纳惠公，齐人、宋人都是大夫，《谷梁传》的说法不足信。如果以诸侯的身份而敢违背王命，列出他们的爵位，其罪过不是更明显吗？不记载纳卫侯，意义具备在成公十八年，宋鱼石复入于彭城之下。二十四年，戎侵曹，不记载纳赤，与此意义相同。
鲁僖公六年春季，周王正月。
月王人子突救衞
王人，天子之大夫。王谓王，国王人犹言晋人、齐人也。子突，大夫名。古以子名者见于传记，如陈子亢、介子推皆是。春秋惟附庸之君书字，余无书字之法。杜注非子突必冠以王人者，但称子突救衞，则疑于内卿矣。又不可云王子突也。其不言王使者，彼伐而此救，敌词也。若救衞而书王使，则以天子之尊而下夷于列国，非所以正名分矣。桓五年伐郑，只据从王者为文，即此义。然则外大夫伐救，何以亦不书君使？外大夫伐救，毎不止一国。若合数国之大夫而皆目其君，则无复文理矣。故外大夫防伐、防救不书君使，而一国之伐救因例焉，文当然也。外大夫防盟不目君，义与此同。来盟则书君使，以接于我故。
译《春秋》记载“王人子突救卫”。
王人，是天子的卿大夫。这里的“王”指周天子，称“王人”就像称“晋人”、“齐人”一样。子突，是大夫的名字。古代以“子”为名，在传记中有所记载，如陈子亢、介子推都是如此。《春秋》中只有附庸国的君主才书其字，其余没有书字的体例。杜预注解说，如果不称“王人子突”，而只称“子突救卫”，就会让人误以为是周王室的内部卿大夫；但又不能称为“王子突”。之所以不称“王使”，是因为对方是讨伐，我方是救援，用词应当对等。如果在救援卫国时书写“王使”，那就意味着天子屈尊与诸侯并列，这不符合正名分的道理。桓公五年伐郑，只依据跟随天子的人来行文，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外国大夫进行讨伐或救援，为什么也不书写“君使”呢？因为外国大夫的讨伐或救援，往往不止涉及一个国家。如果联合几个国家的大夫，却都要指明他们的国君，那就文理不通了。所以，外国大夫联合讨伐、联合救援不书写“君使”，而单一国家的讨伐或救援也沿袭这个惯例，这是行文当然的道理。外国大夫联合盟会不指明国君，道理与此相同。如果是来与我方盟会，则书写“君使”，因为这是与我方相接的缘故。
夏六月衞侯朔入于衞
诸侯复国，例书“复归”，书“入”者，以国本非其所有也。
秋公至自伐衞
连数国之师，自五年冬防伐阅，三时而后返，归告于庙，故书至。
螟
冬齐人来归衞俘
观此，则衞朔之入，祗纳赂于齐，而鲁并不得与之分功也，审矣。衞既祗归功于齐，则纳朔之举，齐实主之，而鲁特惟齐令之是从也，又审矣。是时鲁之国势，去齐犹不甚逺，乃惟其令之是从焉。庄公虽无志复仇，然亦不应孱弱至此，必迫于文姜之命无疑。惟迫于姜命，故来归衞俘。传称文姜请之，葢无故而使吾君躬擐甲胄，疲民费财，为此有损无益之举，以瘠鲁而肥齐，不能无慙于国人也，故欲以寳货之赂解之。人者，浑举之词，外诸侯之事，若此类皆称人，义不闗乎其爵也。来，葢使人来，不书使某者，其人微也。知齐人之不以来者，称而谓其为浑举之词者，以楚人使宜申来献捷之文知之也。书法与郑人来输平同。
七年春夫人姜氏防齐侯于防
传齐志也。杜注：文姜数与齐侯防，至齐地则奸发，夫人至鲁地则齐侯之志。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
如雨者，《公羊传》言其状如雨也。《左传》“与雨偕也”，杜注训“如”为“而”。正义：“星陨固异，雨乃常事，亦言之者，雨内见星，所以为异，主言星之异，不言雨之异也。”按经文明言“如雨”，似当以《公羊》之説为正。
秋大水无麦苗
冬夫人姜氏防齐侯于谷
八年春，王正月，师次于郎，以俟陈人、蔡人。
称师者，内大夫将，例称名；称帅，师此微者也。故称师，《公羊传》：将卑师众，称师；将卑师寡，称人。内则无论师众、师寡，凡微者将皆称师。或但书及，无称人之例。葢单人字不成文，又不可言“我人”也。微者将，故下及齐师围郕，书“及”，不书“防”。或谓鲁君亲将以无功而讳之，非也。干时败绩，且不讳，此无功而讳之乎？下郕降于齐师，传称庆父请伐齐师，正义在国请耳，非是军中请也。《春秋》凡书次，未有着其所为者，此独书以俟陈人、蔡人，何也？葢公本意原欲与陈、蔡合兵伐郕，其“及齐师围郕”者，乃后之变计，非本谋也。若不书“俟陈蔡”，则似鲁之本谋原欲与齐合兵，而其事之情实无由见矣。不书“伐郕”者，师未出境，不成乎伐也，故不书。
甲午治兵
甲午正月之甲午也。古者出而治兵，入而振旅。葢公原欲与陈、蔡联兵伐郕，至是而陈、蔡将至，故亟为治兵，俟其一至即行也。称干比戈，士气勃发，似有不可中止之势。乃下忽继之曰：「夏师及齐师围郕。」比事属词，而圣人之情可见矣。
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秋，师还。
覆书「师」者，公本意原欲与陈、蔡联兵伐郕，今乃及齐师围郕两事也，故覆书「师」以别异之。按《春秋》书「防」「伐」，未有如此之首尾毕备者。葢齐襄乃鲁不共戴天之仇，弃仇崇好，于义既有所不可。且公之本意原欲与陈、蔡联兵伐郕，其忽变而与齐者，必齐因与郕壤地相接，意欲得之以为附庸。今闻鲁将伐之，恐其为鲁所得，遂以计诱鲁，令谢陈、蔡而与己合兵，其为谋甚狡。葢齐鲁联师伐郕，则郕必不支，而鲁之兵力不强于齐，郕不支必不舍齐而服于鲁，此事势之显然易见者。是时鲁之兵力虽较齐差弱，而犹不甚相逺，使不从其计，齐固无如之何。乃公竟懵焉，堕其术中，一若为积威之所劫，虽与陈、蔡有成约，不难背之，而惟齐令之是从，其必迫于文姜之命无疑。以军旅之事而听于一淫妇人，公之不振亦甚矣。圣人心伤其事，故以俟陈、蔡与及齐师对举为文，葢病其忘亲释怨，又不虞其将见欺，而失其所与之自贻伊戚也。岂徒以擅兴大众、吞并弱小为罪而已哉？《春秋》大夫将不书至此，微者将独变文书「师」还者，又着其兵出无功，厯三时而后返。虽不从庆父之请，较之遂非逞忿者有间，然劳师动众，至甘为仇国之所卖，何若慎之于初之为
译夏季六月，卫侯朔进入卫国。
诸侯恢复国家，惯例记载为“复归”，这里记载为“入”，是因为卫国本来就不属于他所有。
秋季，鲁公从讨伐卫国回来。
联合多国军队，自从鲁庄公五年冬天在防地讨伐卫国以来，经过三个季节才返回，回国后向宗庙告祭，所以记载“至”。
发生螟虫灾害。
冬季，齐国人送还卫国的俘虏。
观察这件事，那么卫侯朔的回国，只是向齐国进献贿赂，而鲁国并不能与他分享功劳，这是很清楚的。卫国既然只归功于齐国，那么接纳卫侯朔的行动，实际上是齐国主导的，而鲁国只是顺从齐国的命令罢了，这也是很清楚的。当时鲁国的国势，距离齐国还不算太远，却顺从齐国的命令。鲁庄公虽然没有复仇的志向，但也不应该懦弱到这种地步，一定是迫于文姜的命令无疑。正因为迫于文姜的命令，所以齐国人送还卫国的俘虏。《春秋左传》说文姜请求这样做，大概是因为没有缘故却让国君亲自披挂铠甲，使百姓疲惫、耗费钱财，做这种有损无益的事情，削弱鲁国而肥厚齐国，不能不对国人感到惭愧，所以想用珍宝财物来化解。所谓“人”，是笼统的称呼，对于外诸侯的事情，像这类情况都称为“人”，意义不在于他们的爵位。“来”，大概是派人来，不记载派某人，是因为那个人地位低微。知道齐国人不是亲自来，而称其为笼统的称呼，是根据楚国派人宜申来献捷的记载知道的。书法与郑国人来输平相同。
鲁庄公七年春季，夫人姜氏在防地会见齐侯。
这是记载齐国的意图。杜预注解说：文姜多次与齐侯相会，到了齐国境内就奸情败露，夫人到了鲁国境内则是齐侯的意图。
夏季四月辛卯日夜晚，恒星看不见，半夜星星坠落像雨一样。
“如雨”，《公羊传》说是形容其形状像雨。《左传》说“与雨一起”，杜预注解释“如”为“而”。《春秋正义》说：“星星坠落固然奇异，下雨却是常事，也提及它，是因为下雨时看见星星，所以显得奇异，主要说的是星星的奇异，不是说雨的奇异。”按经文明白说“如雨”，似乎应当以《公羊传》的说法为正确。
秋季发生大水灾，没有麦苗。
冬季，夫人姜氏在谷地会见齐侯。
鲁庄公八年春季，周历正月，军队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国人、蔡国人。
称为“师”，是因为国内大夫率领，惯例称名；称为“帅”，是因为这是地位低微的将领。所以称为“师”，《公羊传》说：将领地位低微而军队众多，称为“师”；将领地位低微而军队少，称为“人”。在国内，无论军队多寡，凡是地位低微的将领都称为“师”。或者只记载“及”，没有称为“人”的惯例。大概是因为单用“人”字不成文，又不能说“我人”吧。因为是地位低微的将领，所以下文记载鲁军与齐军包围郕国，写“及”，不写“会”。有人说鲁君亲自率领军队因为无功而避讳，这不是事实。干时之战大败，尚且不避讳，这次无功却避讳吗？下文记载郕国向齐军投降，《春秋左传》记载庆父请求讨伐齐军，《春秋正义》说是在国内请求罢了，不是在军中请求。《春秋》凡是记载“次”（驻扎），没有说明其目的的，这里唯独记载“以等待陈国人、蔡国人”，为什么呢？大概鲁公原本意图是想与陈、蔡联合出兵讨伐郕国，那“与齐军包围郕国”，是后来的变通计策，不是原本的谋划。如果不记载“等待陈、蔡”，那么似乎鲁国原本的谋划就是想与齐国联合出兵，而事情的真实情况就无法显现了。不记载“讨伐郕国”，是因为军队没有出境，构不成讨伐，所以不记载。
甲午日整治军队。
甲午日是正月的甲午日。古时候出征时整治军队，回国时整顿队伍。大概鲁公原本想与陈、蔡联合出兵讨伐郕国，到这时陈、蔡即将到达，所以急忙整治军队，等他们一到就出发。陈列兵器，士气勃发，似乎有不可中止的气势。然而下文忽然接着说：“夏季，鲁军与齐军包围郕国。”通过比较事件和连缀文辞，圣人的心意就可以看出来了。
夏季，鲁军与齐军包围郕国，郕国向齐军投降。秋季，军队返回。
再次记载“师”，是因为鲁公原本想与陈、蔡联合出兵讨伐郕国，现在却是与齐军包围郕国，这是两件事，所以再次记载“师”以区别不同。按《春秋》记载“会”、“伐”，没有像这样首尾完备的。大概齐襄公是鲁国不共戴天的仇敌，抛弃仇敌而推崇友好，在道义上本来就不可以。而且鲁公原本的意图是想与陈、蔡联合出兵讨伐郕国，他忽然改变而与齐国合作，一定是齐国因为与郕国土地相连，意图得到它作为附庸。现在听说鲁国将要讨伐它，恐怕被鲁国得到，于是用计谋引诱鲁国，让鲁国谢绝陈、蔡而与自己联合出兵，其计谋非常狡猾。大概齐鲁联合出兵讨伐郕国，那么郕国必定支撑不住，而鲁国的兵力不强于齐国，郕国支撑不住必定不会舍弃齐国而服从鲁国，这是形势上显然易见的。当时鲁国的兵力虽然比齐国稍弱，但还不相去太远，如果不听从齐国的计谋，齐国本来也无可奈何。然而鲁公竟然糊涂，落入圈套，好像被积威所胁迫，虽然与陈、蔡有约定，也不难背弃，而只顺从齐国的命令，这一定是迫于文姜的命令无疑。军事行动听命于一个淫乱妇人，鲁公的衰败也太严重了。圣人对此事感到痛心，所以将“等待陈、蔡”与“与齐军”对举来行文，大概是因为他忘记亲人、释放仇怨，又不料将被欺骗，从而失去盟友而自招祸患。难道仅仅是以擅自发动大军、吞并弱小为罪过而已吗？《春秋》大夫率领军队不记载名字，到这里地位低微的将领却改变文辞记载“师”，军队返回，又着重指出军队出征无功，经过三个季节才返回。虽然不听从庆父的请求，与遂非逞忿的人有所不同，但劳师动众，以至于甘愿被仇敌国家所出卖，哪里比得上在起初就谨慎行事呢？
愈也？「师」还在秋，诸儿冬即被弑于此，而不以复仇为事。后虽欲揕仇人之胸而不可得矣，故特详志之以见义焉。
译愈吗？「师」还在秋季，众位公子冬天就在此地被弑杀，却没有把复仇当作要务。后来虽然想刺穿仇人的胸膛却再也无法做到了，所以特意详细记载这件事，以彰显大义。
冬，十有一月，癸未，齐无知弑其君诸儿。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期戍而不遣。代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襄公绌之，故二人因之以作乱。冬，十二月，弑公而立无知。按：无知不称公孙者，以未为大夫故。
九年春齐人杀无知
传：公孙无知虐于雍廪。九年春，雍廪杀无知。按：杀无知者，雍廪也。书「齐人义」，见隠五年「衞人杀州吁」下。
公及齐大夫盟于蔇
是时，齐无君，故公与其大夫盟。不讳公盟者，众故不目其人。
夏公伐齐纳纠齐小白入于齐
按纠与小白，史记以小白为弟，程子引薄昭之言证小白为兄【按精义载程子之言曰：桓公子纠，襄公之二弟也；大全引以为襄公之二子，误甚】二説纷纷，迄无定论。然以经文及左氏传考之，皆非也。二人本非兄弟，小白乃僖公子，纠乃襄公子。观左氏传称襄公立无常，鲍叔牙奉小白出奔，葢恐不为其兄所容，故出奔以避其祸也。及乱作，而后管召奉公子纠奔鲁，使纠与小白皆僖公子。小白畏祸及，纠独不畏祸及乎？此一证也。又杀兄弟，宜目君如天王杀其弟佞夫是也。纠若与小白为兄弟，则后取子纠杀之，不当书齐人，此又一证也。公谷书纳纠不称子，惟左氏传称子。然齐人取子纠杀之，则三传经文皆称子。春秋惟时君之子乃称子，其非兄弟尤彰彰明矣【以上本梁氏锡璵説】纠既为襄之子，则齐襄者鲁之仇人，纠为襄子，乃鲁之仇人之子也。以仇人之子而乃为伐齐以纳之，则忘亲释怨，其罪大矣。故春秋特书纳以讥之。其不称子者，絶其父故不子其子。下文取子纠杀之称子者，所以讥其不当杀也。此若亦称子，则下文讥其不当杀之义转无由见矣。左氏误不可从。小白系齐者，着其当得国也。父死子继，纠何以不当得国？周礼大司马九伐之法，于内外乱鸟兽行者则灭之，灭者殄其世嗣之谓。纠之所以不当得国者，襄累之。
秋七月丁酉塟齐襄公
八月庚申，及齐师战于干时，我师败绩。
春秋为鲁讳败，此独书败绩者，胡氏谓能与仇战，虽败亦荣，故不讳，非也。庄公即位已九年矣，何尝有复仇之意？其战于干时也，纳纠，非复仇也。不幸而败，何荣之有？圣人正恶其纳仇人之子，至于丧师辱国，非寻常战而不利者比，故直书其败，以甚其罪耳。焉有以败为荣者乎？春秋序战例，以受兵之国主兵，此独以鲁主兵者，春秋鲁史，故以鲁及齐，不以齐及鲁，内鲁也【若有同役之国，则不从此例，如庄公十二年书「及郑师伐宋，战于宋」是也】及不书「公伐齐」而「及齐战」一事也，故承上文从省。
九月齐人取子纠杀之
纠非弟也，故不曰弟。书「齐人」者，传称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则取子纠者，鲍叔也，故称人。前称纠，兹特冠之以「子」者，着其不当杀也。不曰「齐人杀子纠」，而曰「取子纠」，杀之者，又着鲁之不自振拔。始而纳纠者何心，今乃为齐所胁取而杀之。既不能以仇人之子而絶之于前，又不能以逋亡之孤而保全之于后，所谓进退两无所据者也。纠来奔，不书者，义见闵元年「季子来归」下。
冬浚洙
张氏洽曰：「洙水在鲁城北，齐伐鲁之道也。鲁虽杀子纠，而犹有畏齐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备齐师之至。」
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
传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公与之乗，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按传例，未阵曰败，某师，葢两军甫交，此军用谋，而敌军遽溃，本未尝战，故不书战。先儒谓恶其诈，非也。若恶其诈，孰有诈如城濮之战者乎？且长勺之战并无诈谋，不过待其衰而鼓之耳。若圣人于此，即以其诈而恶之，则必如宋襄之不鼓不成列然后可矣，有是理乎？
二月公侵宋
按先儒责公举无名之师，其説恐未确。此必长勺之役，宋人与谋，而公报之者，观下齐宋次于郎可知。
三月宋人迁宿
杜注强
译冬季，十一月癸未日，齐国的无知弑杀了他的国君诸儿。
齐侯派连称、管至父驻守葵丘，约定驻守期限却未派人替换。夷仲年是僖公母亲的弟弟，生下了公孙无知，无知受到僖公的宠爱。襄公废黜了他，所以这两人借机作乱。冬季，十二月，弑杀襄公并立无知为国君。按：无知不称公孙，是因为他尚未担任大夫的缘故。
九年春季，齐国人杀死了无知。
传文说：公孙无知虐待雍廪。九年春季，雍廪杀死了无知。按：杀死无知的是雍廪。《春秋》记载为“齐人”，其义理可见于隐公五年“卫人杀州吁”之下。
庄公与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
当时齐国没有国君，所以庄公与齐国大夫结盟。不避讳庄公结盟，是因为众人结盟，所以不具体指明那个人。
夏季，庄公讨伐齐国，接纳公子纠；齐国小白进入齐国。
按：关于纠与小白，《史记》认为小白是弟弟，程子引用薄昭的话证明小白是兄长【按：《精义》记载程子的话说：桓公之子纠，是襄公的第二个弟弟；《大全》引用来作为襄公的两个儿子，错误极大】两种说法纷纷，至今没有定论。然而根据经文及《左氏传》考证，两者都不对。两人本来不是兄弟，小白是僖公的儿子，纠是襄公的儿子。看《左氏传》称襄公即位没有常法，鲍叔牙奉小白出逃，大概是担心不被他的兄长所容，所以出逃以躲避祸患。等到动乱发生，然后管仲、召忽奉公子纠逃到鲁国，如果纠与小白都是僖公的儿子，小白畏惧祸患波及，纠难道唯独不畏惧祸患波及吗？这是第一个证据。又，杀害兄弟，应当直书国君，如天王杀其弟佞夫那样。如果纠与小白是兄弟，那么后来捉拿子纠杀之，就不应当书“齐人”，这是第二个证据。《公羊传》《谷梁传》记载纳纠不称子，只有《左氏传》称子。然而齐人捉拿子纠杀之，则三传经文都称子。《春秋》只有当时国君的儿子才称子，他们不是兄弟尤其明显【以上本梁氏锡璵之说】纠既然是襄公的儿子，那么齐襄公就是鲁国的仇人，纠作为襄公的儿子，就是鲁国仇人的儿子。以仇人的儿子却去讨伐齐国以接纳他，那就是忘却亲仇、释怀怨恨，罪过大了。所以《春秋》特意书“纳”以讥讽他。不称子的原因，是断绝其父的缘故，所以不承认其子。下文取子纠杀之称子，是为了讥讽他不应当杀。这里如果也称子，那么下文讥讽他不应当杀的意义反而无从体现了。《左氏传》错误不可遵从。小白系属于齐国，是彰显他应当得到国家。父亲死儿子继承，纠为什么不应当得到国家？《周礼》大司马九伐之法，对于内外混乱、行为如鸟兽的人就灭掉他，灭的意思是灭绝他的世系继承。纠之所以不应当得到国家，是襄公连累了。
秋季，七月丁酉日，安葬齐襄公。
八月庚申日，与齐军在干时交战，我军大败。
《春秋》为鲁国避讳失败，这里唯独书败绩，胡氏认为能与仇敌作战，即使失败也是荣耀，所以不避讳，不对。庄公即位已经九年了，何曾有复仇的意思？他在干时作战，是为了纳纠，并非复仇。不幸而战败，有什么荣耀？圣人正厌恶他纳仇人之子，以至于丧师辱国，不是寻常战事不利可比，所以直书其败，以加重他的罪责。哪有以失败为荣耀的呢？《春秋》记载战事的体例，以受兵的国家为主兵方，这里唯独以鲁国为主兵方，是因为《春秋》是鲁国史书，所以用鲁及齐，不用齐及鲁，是内鲁【如果有同役的国家，就不遵循这个体例，如庄公十二年书“及郑师伐宋，战于宋”就是这样】及不书“公伐齐”而“及齐战”是同一件事，所以承接上文省略。
九月，齐人捉拿子纠并杀了他。
纠不是弟弟，所以不说弟。书“齐人”，传文称鲍叔率领军队来，说：“子纠是亲人，请国君讨伐他。”那么捉拿子纠的是鲍叔，所以称人。前面称纠，这里特意冠以“子”，是彰显他不应当被杀。不说“齐人杀子纠”，而说“取子纠，杀之”，又彰显鲁国不能自我振作。起初纳纠是何居心，现在却被齐国胁迫捉拿而杀。既不能在前以仇人之子断绝他，又不能在后以逃亡之孤保全他，所谓进退两无所据。纠来奔，不书，义理可见于闵公元年“季子来归”之下。
冬季，疏浚洙水。
张氏洽说：“洙水在鲁城北，是齐国讨伐鲁国的道路。鲁国虽然杀了子纠，但仍有畏惧齐国之心，所以疏浚加深它，以防备齐军到来。”
十年春季，周历正月，庄公在长勺打败齐军。
传文：齐军讨伐我国，庄公将要作战，曹刿请求接见。庄公与他同乘战车，在长勺作战。庄公将要击鼓进军，曹刿说：“还不行。”齐人三次击鼓，曹刿说：“可以了。”齐军大败。按传文体例，未列阵曰败某师，大概两军刚交锋，此军用谋，而敌军迅速溃败，本来未曾真正交战，所以不书战。先儒认为厌恶其欺诈，不对。如果厌恶欺诈，哪有欺诈如城濮之战的呢？况且长勺之战并无诈谋，不过是等待其士气衰竭而击鼓罢了。如果圣人在这里，就因其欺诈而厌恶他，那么必须像宋襄公那样不击鼓不成列的军队才可以，有这种道理吗？
二月，庄公侵宋。
按：先儒指责庄公发动无名之师，其说法恐怕不准确。这一定是长勺之役，宋人参与谋划，而庄公报之，看下面齐宋次于郎可知。
三月，宋人迁宿。
杜注强
迁之，而取其地，故文异于邢迁。
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败宋师于乗丘。
译迁移他们，并夺取他们的土地，所以《春秋》的记载与邢国迁移不同。
夏季，六月，齐国的军队和宋国的军队驻扎在郎地。鲁庄公在乘丘打败了宋国的军队。
书「次」者，何氏休曰：「二国才止次，未成于伐鲁，即能败宋师，齐师罢去，故不言伐，言「次」也。败宋师，义见《长勺》下。」
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
传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息妫将归，过蔡，蔡侯见之，弗賔。息侯闻之，怒，使谓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从之。秋九月，楚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楚称荆，説详十四年，荆入蔡下献舞，殆即折之盟所谓蔡叔者。诸侯执不名，自此遂失国，故名之如诸侯之卒，则名也。盟称行次，执称献舞。望溪先生所谓义各有当而不相悖也。
冬十月齐师灭谭谭子奔莒
传齐侯之出也，过谭，谭不礼焉。及其入也，诸侯皆贺，谭又不至。冬，齐师灭谭，谭无礼也。按：用大众曰“师”，谭子不名，与▯子、温子同。胡氏用啖氏之説，以不名者谓其无罪而见灭，名者谓其屈服而出奔，其説恐不确。僖公以前，国灭而其君出奔及以归者，俱不名。至宣公十五年，晋师灭赤狄，以潞子婴儿归，其后君奔及以归者，俱名。葢年逺者纪载略，年近者纪载详，非褒贬之所存也。如必以名为贬，则潞子婴儿何罪哉？既书灭，复书奔者，君与国并重也。奔不书“出”者，由内而外，谓之“出国”；灭则无内，故不可以言“出”也。此与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不书“出”，其义正同。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败宋师于鄑
传：「宋为乗丘之役，故侵我。公御之。宋师未阵而薄之，败诸鄑。」凡师，敌未阵曰「败某师」，皆阵曰「战」，大崩曰「败绩」，得儁曰「克」，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
秋宋大水
夏败宋师，秋大水，而公使徃吊，以是知春秋时怨不废礼，葢古意之犹存而未冺者也【本望溪先生説】
冬王姬归于齐
望溪先生曰：「王姬之归，惟见于庄之篇，所以着忘亲之罪也。然归王姬于齐襄，其事详在《丧》而主仇昏，故备书以着其恶也。归王姬于齐桓，其事略，恶有差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纪叔姫归于酅。
杜注：纪侯去国而死，叔姫归鲁。纪季自定于齐，而后归之。全守节义，以终妇道，故系之纪，而以初嫁为文，贤之也。归鲁不书者，非寜非大，归虽一事之首尾，不必备。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万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传乗丘之役，公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公右歂孙生搏之。宋人请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鲁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十二年秋，宋万弑闵公于防泽，遇仇牧于门，批而杀之。按传称“宋万弑闵公于蒙泽”，而经不地者，义不系乎地也。昭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防于干谿，书地者，葢楚灵本不死于干谿，特书其地，所以着公子比迫君于死之罪也。正义谓史自详略，圣人本不为义例，其説恐不确。
冬十月宋万出奔陈
传：宋万弑闵公，立子防。羣公子奔萧。公子御説奔亳。南宫牛、猛获帅师围亳。冬十月，萧叔大心及戴、武、宣、穆、庄之族以曹师伐之，杀南宫牛于师，杀子防于宋，立桓公。猛获奔衞，南宫万奔陈。宋人请猛获于衞，衞人归之。亦请南宫万于陈以赂，皆醢之。按：宋万已醢而不书“宋杀”者，葢万既奔陈，宋桓即位，以万乱赴告诸侯。是时犹未获万也，故以奔陈来告。其后万虽醢，而宋不再告，故苐以奔陈书。闵不书塟者，亦以宋不告故。葢宋与鲁深怨，赴告缺略，情理之常。凡奔不书“于于”者，连属之词，所奔之国与其人本不相连属也，故不书“于归”。则必归其本国，故书“于”其他，如公子返国书“入”，簒君返国书“入”，及大夫入其私邑以叛者，其入皆书“于至”。攻战而入人之国，则不书“于”，与此同义。
十有三年春，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防于北杏。人者，皆大夫也。后仿此。张氏洽曰：齐桓欲合诸侯，恐其未谕，故不欲烦其君，而使其臣来防，告以平宋乱，举霸者之事也。胡氏乃谓与齐桓而诛诸侯，
译《春秋》经文用“次”字，何休解释说：“两国军队刚刚驻扎停歇，尚未正式发动对鲁国的讨伐，就已经能够击败宋国军队，齐国军队便撤军离去，所以不记载‘伐’，而记载‘次’。关于击败宋国军队，其义理可见于《长勺》篇之下。”
秋季九月，楚国在莘地击败蔡国军队，并将蔡侯献舞俘虏带回。
《左传》记载：蔡哀侯从陈国娶妻，息侯也从陈国娶妻。息妫将要回娘家时，经过蔡国，蔡侯见到她，对她不敬。息侯听说后，非常愤怒，派人告诉楚文王说：“您攻打我，我就向蔡国求救，然后蔡国就会攻打您。”楚文王听从了这个建议。秋季九月，楚国在莘地击败蔡国军队，将蔡侯献舞俘虏带回。楚国被称为荆，详细解释见十四年“荆入蔡”条下。献舞，大概就是折之盟中所说的蔡叔。诸侯被俘时不称其名，从此蔡国便失去了国家，所以像诸侯去世那样称其名，这是为了表明他失国。盟会称行军驻扎，被俘称献舞。望溪先生所说的“义理各有恰当之处而不相违背”，正是此意。
冬季十月，齐国军队灭掉谭国，谭子逃奔到莒国。
《左传》记载：齐侯出逃时，经过谭国，谭国不以礼相待。等到齐侯回国时，诸侯都来祝贺，谭国又没有来。冬季，齐国军队灭掉谭国，因为谭国无礼。按：动用大量军队称为“师”，谭子不称其名，与〇子、温子相同。胡氏采用啖氏的说法，认为不称其名是因为无罪而被灭，称其名是因为屈服而出奔，这种说法恐怕不准确。僖公以前，国家被灭而其君主出奔或被俘虏的，都不称其名。到了宣公十五年，晋国军队灭掉赤狄，将潞子婴儿俘虏带回，此后君主出奔或被俘虏的，都称其名。大概是因为年代久远记载简略，年代接近记载详细，并非褒贬之意所在。如果一定要认为称名是贬义，那么潞子婴儿有什么罪呢？既然已经记载了“灭”，又记载“奔”，是因为君主与国家同样重要。出奔不记载“出”字，是因为从内到外，称为“出国”；国家被灭就没有内部了，所以不能说“出”。这与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逃奔楚国不记载“出”字，义理完全相同。
十一年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五月戊寅日，鲁庄公在鄑地击败宋国军队。
《左传》记载：“宋国因为乘丘之战的缘故，所以侵犯我国。庄公抵御它。宋国军队还没有列好阵势就逼近他们，在鄑地击败了他们。”凡是军队作战，敌人没有列阵称为“败某师”，双方都列阵称为“战”，大败溃散称为“败绩”，获得胜利称为“克”，京师战败称为“王师败绩于某”。
秋季，宋国发生大水灾。
夏季击败宋国军队，秋季宋国发生大水灾，而庄公派人前往吊唁，由此可知春秋时期怨恨不废弃礼仪，大概是古人的心意尚存而未消亡【本望溪先生之说】。
冬季，王姬嫁到齐国。
望溪先生说：“王姬出嫁，只见于庄公时期的篇章，是为了彰显忘记亲情的罪过。然而将王姬嫁给齐襄公，其事详细记载在《丧》篇中，且主持仇敌之间的婚姻，所以详细记载以彰显其恶。将王姬嫁给齐桓公，其事简略，罪恶程度有差别。”
十二年春季，周王三月，纪叔姬回到酅地。
杜预注：纪侯离开国家而死，叔姬回到鲁国。纪季在齐国安定下来，然后让她回去。她完全坚守节义，以终了妇道，所以归属纪国，并以初嫁时的名义行文，是赞美她。回到鲁国不记载，是因为不是安宁也不是重大事件，回归虽然是事情的始末，不必全部记载。
夏季四月。
秋季八月甲午日，宋万弑杀了他的君主捷，以及他的大夫仇牧。
《左传》记载：乘丘之战，庄公用金仆姑箭射中南宫长万，庄公的右御歂孙生抱住他。宋国人请求释放他，宋公讥笑他说：“起初我尊敬你，现在你是鲁国的囚犯，我不再尊敬你了。”南宫长万对此感到怨恨。十二年秋季，宋万在蒙泽弑杀闵公，在门口遇到仇牧，将其击杀。按：《左传》称“宋万在蒙泽弑杀闵公”，而《春秋》经文不记载地点，是因为义理不依赖于地点。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在干谿弑杀他的君主防，记载地点，大概是因为楚灵王本不在干谿死去，特意记载地点，是为了彰显公子比逼迫君主致死的罪过。《正义》认为史官自行详略，圣人本无义例，这种说法恐怕不准确。
冬季十月，宋万出奔到陈国。
《左传》记载：宋万弑杀闵公，立子冯。众位公子逃奔到萧国。公子御说逃奔到亳。南宫牛、猛获率领军队包围亳。冬季十月，萧叔大心联合戴、武、宣、穆、庄的族人，借助曹国军队攻打他们，在军中杀死南宫牛，在宋国杀死子冯，立桓公。猛获逃奔到卫国，南宫万逃奔到陈国。宋国人向卫国请求引渡猛获，卫国人将他送回。也向陈国请求引渡南宫万并赠送贿赂，都将他们剁成肉酱。按：宋万已被剁成肉酱而不记载“宋杀”，大概是因为宋万已经逃奔到陈国，宋桓公即位，以宋万作乱向诸侯通报。那时还没有抓获宋万，所以以逃奔陈国来通报。后来宋万虽然被剁成肉酱，但宋国不再通报，所以只记载逃奔陈国。闵公不记载安葬，也是因为宋国没有通报的缘故。大概宋国与鲁国深怨，通报缺略，是情理之中的常事。凡是出奔不记载“于”字的，是因为连属之词，所逃奔的国家与其人本不相连属，所以不记载“于”。如果是回归本国，则必定记载“于”。其他情况，如公子返回国家记载“入”，篡位君主返回国家记载“入”，以及大夫进入自己的私邑以叛乱，其“入”都记载“于”。攻打作战而进入别人的国家，则不记载“于”，与此义理相同。
十三年春季，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在北杏会盟。称“人”的，都是大夫。后面仿照此例。张洽说：齐桓公想要会合诸侯，恐怕他们不理解，所以不想烦劳他们的君主，而让他们的臣子来会盟，告知平定宋国动乱，这是举霸主之事。胡氏却认为与齐桓公一起诛杀诸侯，
必无此理。
夏六月齐人灭遂
▯防于北杏以平宋乱遂人不至。夏齐人灭遂。凡灭国或称人或称师或称爵。胡传称人微者也。按文宣以前大夫将称人义见隐二年莒人入向下。齐人灭遂浑举之词耳。胡以为微者恐不确
译必定没有这种道理。
夏六月，齐国人灭掉了遂国。
〇在防地北杏会盟以平定宋国的动乱，遂国人没有前来。夏天，齐国人灭掉了遂国。凡是灭掉他国，有时称“人”，有时称“师”，有时称爵位。胡氏《春秋传》说称“人”是因为地位低微。查考文公、宣公以前，大夫统帅军队称“人”，其义理可见于隐公二年“莒人入向”条的注疏。齐国人灭遂，只是笼统的表述罢了。胡氏认为是因为地位低微，恐怕并不确切。
秋七月
冬公防齐侯盟于柯
传始及齐平也。按曹刿劫盟之事，独见《公羊》，恐不足信。是时去先王之世不甚逺，尚无战国、防侠之习，其殆齐东野人，因长勺之战傅防而为之者与？
十有四年春，齐人、陈人、曹人伐宋。
夏单伯防伐宋
传宋人背北杏之防，诸侯伐宋，齐请师于周，夏单伯防之，取成于宋而还。按单伯，鲁大夫，左氏以为周大夫，非也。若果周大夫，则冬防于鄄，单伯当与诸侯列序矣。是年，左氏记郑伯自栎入，郑突与鲁亲，其复国必告鲁史，承告必书，而圣人削之者，“入”者由外而内之词，栎在郑之封内，非外也，故不可言“入”。知然者，以定四年呉入郢之文知之。葢呉自柏举而入楚之国都，不可言入楚，犹突自栎而入郑之国都，不可言入郑也。书“入”既不可，非归无以属词，“衞侯衎复归于衞是其例也，而突立不以正。若书“复归于郑”，则其簒兄得国之罪无由见矣。故惟有削而不书，葢以不书发疑端而见情实也。然圣人犹恐后人之习其读者，或误谓其文之偶有所缺，故于其入栎也，特书名以示其义焉。葢“入栎”不应名，惟特以名见，则“入郑”不书之故，乃可以思而得之耳。先儒乃谓大都偶国，“入栎”即“入郑”，故不书。果如其説，则突之得国当即在“入栎”之后矣，何以迟至十七年之久而始入郑乎？
秋七月荆入蔡
传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问之，对曰：“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灭息，遂伐蔡。七月，楚入蔡。按熊绎受封之始，原以楚为号，乃《春秋》书曰“荆”者，楚怒周之不进其爵，故僭称王，因并不屑称其旧号，而改称荆【荆，《禹贡》州名，古训强楚以此自号，如于越之以赞美词自号也】葢悍然以蛮方自处，虽放弃礼法而无所忌，其意固以周为无如我何也。《春秋》因其自号而号之，其目无天子之罪，固即此而可见。然或疑其不称人称爵，而苐以号举为贬，则非也。称荆之罪不浮于僭王，楚至僖公后，其僭王如故也。《春秋》不以为贬，顾独于此时贬其称荆，有是理乎？葢《春秋》志异，凡诸国防盟侵伐之事，《春秋》皆以其事书，而于其国无异也。若楚以蛮夷自处，改号以荆，则其国为职方之所不载，适从何来，遽逼处此吾兄弟甥舅之邦，未闻有此一国也。圣人心在天下，故不称人称爵，而特以号举，葢以入蔡者为职方所不载之荆而异之也。岂恶其称荆而贬之乎？其后楚成即位，当鲁僖之初，于时天王致胙，既有以驯其桀骜之气，又子文得政，乃不复以荆自号。圣人于是以其国为不足异也，故自僖文而后，楚君臣之见于册书者，一同于齐晋，遂不徒以号举矣。然则呉越之以号举何也？三代以前，中国之幅员西北广而东南狭，呉越去王畿数千里，皆在《禹贡》绥服以外，蛮夷流蔡之地，此与未入《春秋》以前之楚所谓“荜路蓝缕”者无以异。若较之文王迁郢以后之楚，则不可以同日语。盖《春秋》之法，其号举与否，总视其所都之地以为准，故楚自文王迁郢以后，称荆则以号举，称楚则不以号举，以郢原在中夏之地也。都在中夏之地者，既以中夏之诸侯待之，则都在蛮夷之地者，自必以蛮夷之诸侯待之。呉越与楚，其所由以差别者，至显白而可据。此即古人立子以长，不以贤之意也。圣人岂有所容心于其间哉？
冬，单伯防齐侯、宋公、衞侯、郑伯于鄄。
传：宋服故也。望溪先生曰：「单伯徃防者，未肯听于齐，而使单伯先之也。」
十有五年春，齐侯、宋公、陈侯、衞侯、郑伯防于鄄。
传复防焉齐始霸也
夏夫人姜氏如齐
文姜鸟兽行，自齐襄死，姜与齐絶，已七年，至是齐鲁之邦交始通，而姜复腼顔以归母家，春秋特书之，以着其非礼也。
秋宋人齐人邾人伐郳
郳附庸，属宋而叛，故齐桓为之伐郳。宋主兵，故序齐上。胡氏谓：“
译秋季七月。
冬季，鲁公与齐侯在柯地结盟。
《左传》记载这是鲁国与齐国开始讲和。考察曹刿劫持盟约这件事，只有《公羊传》有记载，恐怕不足采信。当时距离先王的时代并不久远，还没有战国时期刺客侠士的风气，这大概是齐国东部的乡下人，因为长勺之战而附会编造出来的吧？
鲁庄公十四年春天，齐国人、陈国人、曹国人攻打宋国。
夏季，单伯参与讨伐宋国。
《左传》记载宋国人违背了北杏之盟，诸侯攻打宋国，齐国向周天子请求出兵，夏季单伯参与讨伐，在宋国达成和解后返回。考察单伯，他是鲁国的大夫，《左传》认为他是周天子的大夫，这是错误的。如果真的是周天子的大夫，那么冬季在鄄地结盟时，单伯应当与诸侯一起排列位次了。这一年，《左传》记载郑伯从栎地进入郑国都城，郑突与鲁国亲近，他恢复君位必定会告知鲁国史官，鲁国史官接到告知必定会记载，但孔子删削了这条记录。“入”是从外部进入内部的用词，栎地在郑国的疆域之内，并非外部，所以不能说“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春秋》定公四年记载“吴入郢”的条文可以推知。大概吴国从柏举进入楚国的国都，不能说“入楚”，就像郑突从栎地进入郑国的国都，不能说“入郑”一样。既然写“入”不可以，如果不写“归”就没有词可依附，“卫侯衎复归于卫”就是这样的例子，而郑突即位名不正。如果写“复归于郑”，那么他篡夺兄长君位、夺取国家的罪行就无法显现了。所以只有删削不记载，大概是用不记载来引发疑问从而揭示实情。然而孔子还是担心后人习惯于阅读的人，或许误以为文字偶然有缺失，所以在郑突进入栎地时，特意写下他的名字以示其含义。大概“入栎”不应该写名字，只有特意写名字，那么“入郑”不记载的原因，就可以思考而得出了。先儒却说大都是偶然的国家，“入栎”就是“入郑”，所以不记载。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那么郑突得到国家应当就在“入栎”之后了，为什么拖延到十七年之久才进入郑国呢？
秋季七月，楚国军队进入蔡国。
《左传》记载蔡哀侯因为莘地的事，用言语调戏息妫来告诉楚子。楚子前往息国，以进餐为由进入，享用宴饮后便灭掉了息国，把息妫带回楚国，生了堵敖和成王。息妫不说话，楚子问她，她回答说：“我一个妇人侍奉两个丈夫，即使不能殉死，又能说什么呢？”楚子因为蔡侯灭掉了息国，于是攻打蔡国。七月，楚国军队进入蔡国。考察熊绎受封之初，原本以楚为国号，但《春秋》记载为“荆”，是因为楚国恼怒周天子不晋升其爵位，所以僭越称王，因此连旧号也不屑于称，而改称荆【荆，是《禹贡》中的州名，古训认为强盛的楚国以此自号，就像吴越用赞美之词自号一样】。大概楚国悍然以蛮夷之地自居，虽然放弃礼法而无所顾忌，其本意本来就是认为周天子拿他没办法。《春秋》顺着他的自号来称呼他，他目中无天子的罪过，本来就可以由此看出。然而有人怀疑不称人称爵，只以国号举出是贬义，这是不对的。称荆的罪过不轻于僭越称王，楚国到僖公之后，依然僭越称王。《春秋》不认为这是贬义，却偏偏在这个时候贬低称荆，有这样的道理吗？大概《春秋》记录异常，凡是各国结盟、侵伐之事，《春秋》都根据事情来记载，而对于其国家没有异常。如果楚国以蛮夷自居，改号为荆，那么它的国家就是职方官所不记载的，它从哪里来，突然逼近我们这些兄弟甥舅之邦，没听说过有这样的国家。圣人心中装着天下，所以不称人称爵，而特意以国号举出，大概是因为进入蔡国的是职方官所不记载的荆国，所以将其视为异常。难道是厌恶它称荆而贬低它吗？后来楚成王即位，在鲁僖公初年，当时周天子赐予祭肉，已经有用来驯服其桀骜之气的作用，加上子文执政，就不再以荆自号。圣人于是认为它的国家不值得视为异常，所以从僖公、文公之后，楚国君臣出现在册书上的，都与齐国、晋国一样，就不再仅仅以国号举出了。那么吴越以国号举出又是为什么呢？三代以前，中原地区的疆域西北广阔而东南狭窄，吴越距离王畿数千里，都在《禹贡》绥服之外，是蛮夷流放之地，这与未进入《春秋》之前的楚国所谓“筚路蓝缕”的情况没有不同。如果与文王迁都郢之后的楚国相比，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大概《春秋》的法则，是否以国号举出，总以它所都之地为标准，所以楚国自文王迁都郢之后，称荆就以国号举出，称楚就不以国号举出，因为郢原本在中原之地。都城在中原之地的，既然以中原的诸侯对待它，那么都城在蛮夷之地的，自然就以蛮夷的诸侯对待它。吴越与楚国，它们区别的原因，非常明显而可依据。这就是古人立长子为继承人，不立贤能之子的用意。圣人难道在其中有所偏私吗？
冬季，单伯与齐侯、宋公、卫侯、郑伯在鄄地结盟。
《左传》记载：这是因为宋国屈服了。望溪先生说：“单伯前往结盟，是因为不肯听从齐国，而让单伯先前往。”
鲁庄公十五年春天，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在鄄地结盟。
《左传》记载：再次结盟，齐国开始称霸。
夏季，夫人姜氏前往齐国。
文姜行为如鸟兽，自从齐襄公死后，姜氏与齐国断绝关系，已经七年了，到这时齐鲁两国的邦交才恢复，而姜氏又厚着脸皮回到母家，《春秋》特意记载这件事，以彰显其不合礼法。
秋季，宋国人、齐国人、邾国人攻打郳国。
郳国是附庸国，归属宋国却背叛，所以齐桓公替宋国攻打郳国。宋国主导军事行动，所以齐国排在宋国之后。胡氏说：“
传郑人间之而侵宋
冬十月
春秋究遗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究遗卷四
左庶子叶酉撰
庄公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齐人衞人伐郑
传宋故也序先宋与伐郳同
秋荆伐郑
传：郑伯自栎入，缓告于楚。秋，楚伐郑，不礼故也。
冬，十有二月，防，齐侯、宋公、陈侯、衞侯、郑伯、许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防不书公。程子谓鲁叛盟，故讳不书公。未有叛盟在后而讳之于前者。按《公羊经》文，防上有公字，左氏脱文耳，当以《公羊》为正。盟书同者，先儒之説不一。惟呉氏澂谓不敢専主盟之权，故曰同盟，似得其实，惜语焉而不详耳。葢齐桓本非命伯，以一国而主天下之盟，其初犹不自安，故文其词曰同盟，言与诸侯同为此盟云尔，非専主也。然既以同盟为词，则其礼文仪节之间必有降等与诸侯齿，而不敢独居其尊者，故史家遂承而以同盟书之。自是以后，霸权日盛，侈然自尊，无复有书同盟者矣。文襄既没，灵公方幼，陈、蔡、郑、宋同时而折于楚，故文十四年新城之盟复书同。葢因霸业之不振，赵盾又以大夫而主诸侯之盟，尤不敢以主盟自居故也。明年诸侯盟于扈，亦赵盾主之，而诸侯不序，盟不言同者，葢盾以晋侯借口，仍侈然而以盟主自尊，故浑之而不序也。其后清丘、断道、虫牢、马陵、蒲、戚、柯、陵、虚、朾诸盟，无不言同者。虽以悼公之盛，而鸡泽、戏亳之盟亦书同【悼公谦观长樗之盟可见其盟皆书同则呉氏之説益信而有徴矣】则以楚势益张，诸侯反侧，故皆率由旧章，欲假谦退以为牢笼之一端耳。至祝柯、澶渊、重丘、平丘、臯鼬之属，其或书同或不书同者，由势有盛衰，而所用之礼本异，故史文不得不异也。僖二十一年盟于薄，二十七年盟于宋，成二年盟于蜀，皆主之者楚，自不屑与诸侯同。襄二十七年盟于宋，皆诸侯之大夫，晋赵盾、楚屈建必以主盟自居，故皆不书同。观此则凡书同者，皆霸主之谦，不敢独居其尊也，审矣。三传同欲、服异、及同尊、同外诸説，皆穿凿不足信，存而不论可也【大指本呉氏又増易望溪先生通论以足成其説】
邾子克卒
杜注克字仪父，称子者，葢齐桓请王命以为诸侯也。
十有七年春齐人执郑詹
传郑不朝也。按执邻国之大夫，或称行人，或不称行人。杜注谓非其罪则称行人，罪见执者则不称行人，其説恐不确。凡执政之大臣见执，则不书行人，以执之者原以其当国用事而执之，故不可以行人书也。如此年齐人执郑詹，桓十一年宋人执郑祭仲，襄二十六年晋人执衞寗喜，及成十六年晋人执季孙行父，昭十三年晋人执季孙意如，皆不称行人，其义正同。至僖四年齐人执陈辕涛涂，文十四年齐人执单伯，定元年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皆非执政大臣而不称行人者，以非聘问之使，刘▯所谓本非行人是也。本非行人，故不称行人。其称行人者，如襄十一年楚人执郑行人良霄，襄十八年晋人执衞行人石买，昭二十三年晋人执我行人叔孙舍，定六年晋人执宋行人乐祁犁，定七年齐人执衞行人北宫结，皆以其本为聘问之使，故称行人耳。若谓非其罪则称行人，罪见执者则不称行人，如衞石买以伐曹而见执，不得为无罪，季孙行父以侨如之谗见执，行父何罪之有？总之圣人之书行人者，只以其官之不当为所执而异之，不问其有罪无罪也。其説具定七年齐人执衞行人下。又公羊传称行人而执者以其事执也，不称行人而执者以已执也，其説亦不确。衞石买、宋乐祁犁皆以已罪执者也，何亦称行人乎？郑詹据传称郑有叔詹、堵叔、师叔三良为政，故杜注谓郑执政大臣。
夏齐人殱于遂
齐灭，遂使人戍之。遂之余民，饮戍者酒而杀之。齐人殱焉。据齐人为文，言齐之自贻伊戚也。
秋郑詹自齐逃来
鲁与齐外合而中离，故詹自齐逃来，而鲁亦遂受其逋逃而不恤，幽之盟者，以其心本不服也。詹为使被执，窃身潜窜
译传：郑国派人离间他们，从而侵犯宋国。
冬十月。
《春秋究遗》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究遗》卷四。
左庶子叶酉撰。
庄公下篇。
十六年春，周王正月。
夏，宋国人、齐国人、卫国军队攻打郑国。
传：这是宋国旧怨的缘故。经文将宋国列在前面，与攻打郳国的情况相同。
秋，楚国攻打郑国。
传：郑伯从栎邑回到国都，迟缓地向楚国告罪。秋天，楚国攻打郑国，是因为郑国不遵守礼节的缘故。
冬，十二月，防地，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滑伯、滕子在幽地共同结盟。
防地没有记载鲁公。程子认为鲁国背叛了盟约，所以避讳不记载鲁公。但还没有先背叛盟约而在前文中避讳记载的情况。查考《公羊经》的经文，防字上面有“公”字，只是《左传》脱漏了文字罢了，应当以《公羊传》为准。盟约记载“同”字，前代儒者的说法不一。只有吴氏澄认为是不敢专擅主盟的权力，所以称为同盟，似乎符合实际情况，可惜论述得不详细罢了。大概齐桓公本来不是受命为霸主，凭一国之力主持天下的盟会，起初还自己感到不安，所以修饰辞令说同盟，意思是与诸侯共同订立这个盟约，并非专自主持。然而既然用同盟作为辞令，那么在礼仪文饰和仪节方面必定有降低等级与诸侯并列，而不敢独自居于尊位的情况，所以史官就顺承而用同盟来记载。从此以后，霸权日益强盛，傲慢地自尊自大，不再有记载同盟的了。齐文公、齐襄公去世后，齐灵公年幼，陈、蔡、郑、宋同时屈服于楚国，所以文公十四年新城之盟又记载了同。大概是因为霸业不振，赵盾又以大夫身份主持诸侯的盟会，尤其不敢以主盟者自居的缘故。第二年诸侯在扈地结盟，也是赵盾主持，但诸侯没有排序，盟约不记载同，大概是因为赵盾借晋侯的名义，仍然傲慢地以盟主自居，所以混同而不排序。其后清丘、断道、虫牢、马陵、蒲、戚、柯、陵、虚、朾等盟会，没有不记载同的。即使是悼公强盛时期，鸡泽、戏亳之盟也记载同【悼公谦逊，从观长樗之盟可见，他的盟会都记载同，那么吴氏的说法更加可信且有证据了】，这是因为楚国势力日益扩张，诸侯反复无常，所以都遵循旧章，想借谦退作为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罢了。至于祝柯、澶渊、重丘、平丘、臯鼬等盟会，有的记载同有的不记载同，是因为势力有盛衰，而所用的礼仪本来不同，所以史文不得不不同。僖公二十一年在薄地结盟，二十七年在宋地结盟，成公二年在蜀地结盟，主持者都是楚国，自然不屑与诸侯同等。襄公二十七年在宋地结盟，都是诸侯的大夫，晋国的赵盾、楚国的屈建必定以主盟者自居，所以都不记载同。观察这些，凡是记载同的，都是霸主的谦让，不敢独自居于尊位，这是确凿无疑的。三传中关于同欲、服异、及同尊、同外等各种说法，都是穿凿附会不足相信，保留而不加讨论就可以了【大体宗旨本于吴氏，又增补方望溪先生的通论以完善其说】。
邾子克去世。
杜注：克字仪父，称子，大概是齐桓公请求周王任命他为诸侯的缘故。
十七年春，齐国人拘捕了郑詹。
传：郑国不朝见齐国的缘故。查考拘捕邻国的大夫，有的称行人，有的不称行人。杜注认为没有罪过则称行人，有罪被拘捕则不称行人，这种说法恐怕不准确。凡是执政的大臣被拘捕，就不记载行人，因为拘捕者原本就是因为他当权用事而拘捕他，所以不可以行人来记载。如这一年齐国人拘捕郑詹，桓公十一年宋国人拘捕郑祭仲，襄公二十六年晋国人拘捕卫宁喜，以及成公十六年晋国人拘捕季孙行父，昭公十三年晋国人拘捕季孙意如，都不称行人，其义理正相同。至于僖公四年齐国人拘捕陈辕涛涂，文公十四年齐国人拘捕单伯，定公元年晋国人在京师拘捕宋仲几，都不是执政大臣而不称行人，是因为他们不是聘问的使者，刘〇所说的本来就不是行人是对的。本来不是行人，所以不称行人。那些称行人的，如襄公十一年楚国人拘捕郑行人良霄，襄公十八年晋国人拘捕卫行人石买，昭公二十三年晋国人拘捕我国行人叔孙舍，定公六年晋国人拘捕宋行人乐祁犁，定公七年齐国人拘捕卫行人北宫结，都是因为他们本来是聘问的使者，所以称行人罢了。如果说没有罪过则称行人，有罪被拘捕则不称行人，如卫石买因攻打曹国而被拘捕，不能说是无罪，季孙行父因侨如的谗言被拘捕，行父有什么罪呢？总之圣人记载行人，只是因为他们官职不当被拘捕而加以区别，不问其有罪无罪。其说法详细记载在定公七年齐国人拘捕卫行人之下。又《公羊传》称称行人而被拘捕是因为因事被拘捕，不称行人而被拘捕是因为已经获罪，这种说法也不准确。卫石买、宋乐祁犁都是因已获罪而被拘捕，为什么也称行人呢？郑詹据传称郑国有叔詹、堵叔、师叔三位贤良执政，所以杜注认为是郑国执政大臣。
夏，齐国人在遂地被歼灭。
齐国灭掉遂国，派人戍守。遂国的残余百姓，给戍守者喝酒而杀了他们。齐国人被歼灭。据齐国人为文，是说齐国自招祸患。
秋，郑詹从齐国逃来。
鲁国与齐国外表联合而内心背离，所以郑詹从齐国逃来，而鲁国也于是收留逃亡者而不顾惜，幽地结盟时，是因为内心本来就不服从。郑詹作为使者被拘捕，偷偷潜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