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究遗卷四
书多者，麋鲁之所有，特以多为异耳。下文▯则鲁之所无，故以有为异。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济西
不觉其来，已去而追之也。此鲁患戎之始。
秋有▯
按王氏应麟云：「沙随《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隶古《春秋》作『有蟘』。《尔雅》：『食叶蟘』，音特。果如其説，则《春秋》此节乃纪灾，非纪异矣。纪灾不书『有』，纪异书『有』，例也。若食叶之虫而书『有』，则螽何以不言『有』螽？螟何以不言『有』螟乎？」杜注：「短狐即射工之类。」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
正义：鄄，是衞之东地。陈取衞女为妇，鲁使公子结送媵，向衞至鄄，闻齐、宋为防，将谋伐鲁，故权事之宜，去其本职，不复送女至衞，遂与二君防盟。鄄盟地，故言于鄄。既盟之后，不复送女。其盟本非公意，又失媵陈之好，故至冬而三国来伐。程子曰：鄄之巨室，嫁女于陈，人结以其庶女媵之。二説互异，然如正义説，当书“媵陈人之妇于衞”，至鄄遂及齐侯、宋公盟，不当书“媵陈人之妇于鄄”矣。故程子云云，似得其实。至正义谓盟本非公意，尤与当日之情事不合。媵女小事耳，公子结不应以卿奉使。若如程子之説，庶女徃媵，公子结尤不应自行。彼其所以为是行者，是时齐霸未盛，鲁以背盟纳逋之故，齐桓将率诸侯徃讨之。鲁庄闻其谋，虽亦自知其不直，而不肯降心相从，故特遣结假媵陈之名，若以己意，因便而请盟于鄄，以庶几其事之犹可及止。此当日之情实也。岂结自去本职而为此専命之事哉？《春秋》大书于册，葢着其谋之不臧。既惴惴焉惟大国之讨是惧，又不甘心服罪屈己请成，以致三国之师之终不免于见伐者，皆公之自贻伊戚也。遂者，继事之词，而有归重之意。观《春秋》之所书，可知结之此行，意本不在送媵矣。意既不在送媵，则盟岂果非公意乎？齐既与宋谋伐鲁，而仍使结与盟者，殆欲掩其不备，故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齐人宋人陈人伐我西鄙
三国之伐，葢以鲁受郑詹之逃，故兴师以问其背盟之罪。先儒乃谓其以结之盟为不恭，故来伐。其説非是。鲁大夫之及外诸侯盟者多矣，乃于此独以其不恭而伐之也？有是理乎？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齐大灾
天火曰灾，齐来告鲁，徃吊之也，故书。
秋七月
冬齐人伐戎
是时，周有子頺之乱，郑与虢胥命于弭，而齐桓若罔闻知，方以伐鲁、伐戎为汲汲焉。葢伯事方兴，假之未久，天下方狃于无王之习，虽霸主亦不知其祸乱之不可不急为图之也。至晋文，则以求诸侯莫如勤王矣。望溪先生曰：「王室祸乱，鲁不与闻，则不书；而先儒以笔削之防求之，是以终不能安也。」子頺之乱，惠王之定不书，以虢、郑尸之，而鲁不与也；襄王之入，叔带之讨不书，以晋尸之，而鲁不与也；子朝之乱，备书于册，以叔鞅方有事于京师，而其后戍周、城周，鲁皆与也。葢王室懿亲，莫重于鲁，有祸乱兴，鲁不能救，而他国有功，则鲁人耻之而不书于册，孔子不能益也。襄王之出独书，何也？王命特至于鲁，而臧文仲有奔问官守之对，则其时已着于册书矣。厥后终不能勤王，是以忌晋之功而不书王入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郑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塟郑厉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
谷梁传》为嫌天子之塟也，注：文姜之罪应诛絶，诛絶之罪不塟。若不赦除众罪而书塟者，嫌天子许之，明湏赦而后得塟。其説迂回，不足信，或是文姜遗命，欲以此悦其国人耳。
癸丑塟我小君文姜
文姜以去年七月薨，至此经七月始塟，必当有故，然不可考矣。变夫人称小君者，塟者，臣子之终事，据臣子为文，故谓之小君与塟。鲁公称我君，其义正同。因此悟弑君之不书塟，愚向谓示臣子以不共
译书籍多的，是麋鲁地区所特有的，只是以多作为奇异罢了。下文〇则是鲁国所没有的，所以以有作为奇异。
十八年春天，周王三月，发生日食。
夏天，鲁庄公在济水以西追赶戎人。
没有察觉戎人来袭，戎人已经离去才去追赶他们。这是鲁国遭受戎人祸患的开始。
秋天出现〇。
按照王应麟的说法：“沙随《春秋》例目说：‘有蜮’。有人考证隶古《春秋》写作‘有蟘’。《尔雅》说：‘食叶蟘’，音特。如果像他所说，那么《春秋》这一节是记载灾害，不是记载怪异了。记载灾害不写‘有’，记载怪异写‘有’，这是体例。如果是食叶的虫子而写‘有’，那么螽为什么不说不‘有’螽？螟为什么不说不‘有’螟呢？”杜预注：“短狐就是射工之类。”
冬天十月。
十九年春天，周王正月。
夏天四月。
秋天，公子结送陈国女子的陪嫁侍女到鄄地，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
正义：鄄，是卫国的东部地区。陈国娶卫国女子为妻，鲁国派公子结送陪嫁侍女，前往卫国到达鄄地，听说齐、宋两国设防，将要谋划讨伐鲁国，所以权宜行事，离开自己的本职，不再送女子到卫国，于是与两位君主设防结盟。鄄是结盟的地方，所以说在鄄。结盟之后，不再送女子。这结盟本来不是鲁公的本意，又失去了与陈国陪嫁的好意，所以到了冬天三国来讨伐。程子曰：鄄地的巨室，嫁女给陈国，人结用他的庶女陪嫁。两种说法互相不同，但是像正义所说，应当写“送陈国女子的陪嫁侍女到卫国”，到鄄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不应当写“送陈国女子的陪嫁侍女到鄄”了。所以程子这样说，似乎符合事实。至于正义说结盟本来不是鲁公的本意，尤其与当时的情势不合。送陪嫁女子是小事罢了，公子结不应该以卿的身份奉命出使。如果像程子所说，庶女去陪嫁，公子结更不应该亲自前往。他之所以这样行动，是因为当时齐国的霸业尚未兴盛，鲁国因为背弃盟约接纳逃犯的缘故，齐桓公将要率领诸侯去讨伐他。鲁庄公听到他们的谋划，虽然也知道自己理亏，但不肯低头顺从，所以特意派遣公子结假借送陈国陪嫁的名义，如果是自己的本意，趁机在鄄地请求结盟，以希望事情还能来得及阻止。这是当时的情势实情。难道公子结擅自离开本职而做这种专断的命令之事吗？《春秋》在史册上大书特书，大概是彰显他的谋划不善。既惶恐不安只害怕大国的讨伐，又不甘心服罪委屈自己请求和解，以致三国军队的最终难免被讨伐，都是鲁公自找的忧患。遂，是接着前事的词，而有归重的意思。看《春秋》所记载的，可知公子结这次行动，本意不在送陪嫁了。本意既然不在送陪嫁，那么结盟难道果真不是鲁公的本意吗？齐国既然与宋国谋划讨伐鲁国，却仍然让公子结结盟，大概是想要掩盖他们的不防备，所以
夫人姜氏前往莒国。
冬天，齐国人、宋国人、陈国人讨伐我国西部边境。
三国讨伐，大概是因为鲁国接纳了郑国詹的逃亡，所以兴师问罪他背弃盟约的罪行。先儒却说因为公子结的结盟不恭敬，所以来讨伐。这种说法不对。鲁国大夫与外国诸侯结盟的多了，难道唯独在这里因为不恭敬而讨伐他吗？有这样的道理吗？
二十年春天，周王二月，夫人姜氏前往莒国。
夏天，齐国发生大火灾。
天火叫灾，齐国来告诉鲁国，前往吊唁它，所以记载。
秋天七月。
冬天，齐国人讨伐戎人。
这时，周朝有子颓的动乱，郑国和虢国在弭地互相约定，而齐桓公好像没有听说知道，正以讨伐鲁国、讨伐戎人为急务。大概是霸业刚刚兴起，假借不久，天下正习惯于无王的习气，即使是霸主也不知道祸乱不可不急于谋划。到了晋文公，则认为寻求诸侯没有比勤于王室更好的了。望溪先生说：“王室祸乱，鲁国不参与听闻，就不记载；而先儒用笔削的防备来探求，所以终究不能安心。”子颓的动乱，惠王平定不记载，因为虢、郑负责此事，而鲁国不参与；襄王入京，叔带的讨伐不记载，因为晋国负责此事，而鲁国不参与；子朝的动乱，详细记载在史册上，因为叔鞅正在京师有事，而后来戍守周、修筑周，鲁国都参与了。大概王室至亲，没有比鲁国更重的，有祸乱兴起，鲁国不能救援，而其他国有功劳，那么鲁国人以此为耻而不记载在史册上，孔子也不能增加。襄王出京唯独记载，为什么呢？王命特别到达鲁国，而臧文仲有奔问官守的回答，那么那时已经记载在史册上了。后来终究不能勤于王室，所以忌恨晋国的功劳而不记载王入京。
二十一年春天，周王正月。
夏天五月辛酉日，郑伯突去世。
秋天七月戊戌日，夫人姜氏去世。
冬天十二月，安葬郑厉公。
二十二年春天，周王正月，大肆〇。
《谷梁传》因为嫌忌天子安葬，注：文姜的罪过应当诛绝，诛绝的罪过不安葬。如果不赦免众罪而记载安葬，嫌忌天子允许她，明白需要赦免后才能安葬。这种说法迂回，不足信，或许是文姜的遗命，想要以此取悦她的国人罢了。
癸丑日，安葬我国小君文姜。
文姜在去年七月去世，到这里经过七月才安葬，必定有缘故，但是不可考。改变夫人称为小君，安葬，是臣子的终事，根据臣子来写，所以称为小君和安葬。鲁公称我君，意义正相同。因此领悟弑君的不记载安葬，我从前说显示臣子不共
戴天之义，其説益信而有徴矣。
陈人杀其公子御寇
张氏洽曰：不称世子者，未誓于天子也。未誓，则称公子，重王命也。按《春秋》时诸侯之世子，皆不誓于天子，何独于御寇而以公子称？葢诸侯之世子，虽不誓于天子，亦必其君立之，而后得以世子称。御寇，宣公之嫡子也，犹未立为世子，故不称世子。岂重王命之谓哉？杀称人者，国乱无政，而羣下擅相杀也。
译戴天的道义，其说法更加可信且有证据了。
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公子御寇。
张洽说：不称他为世子，是因为他没有向天子宣誓。没有宣誓，就称他为公子，这是重视王命。查考《春秋》时代诸侯的世子，都不向天子宣誓，为何唯独对御寇以公子相称呢？大概诸侯的世子，虽然不向天子宣誓，也必定由其国君确立，然后才能称为世子。御寇是宣公的嫡子，尚且没有被立为世子，所以不称世子。这难道是重视王命的说法吗？杀人者称“人”，是因为国家动乱没有政令，而群臣擅自互相杀戮。
夏五月
无事，书首月未有书五月者，殆四讹而为五与？
秋七月丙申及齐髙傒盟于防
自文以前，外大夫多不以名见，此髙傒特名者，为其専以事接于我也。防鲁地，及不书公与大夫盟，讳之也。不书齐侯使髙傒来盟者，傒至防，公出而与之盟，未至国，故不可言来盟也。
冬公如齐纳币
杜注不使卿而亲纳币，非礼也。母丧未再期而图婚，二传不见所讥，左氏又无传，失礼明故。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齐
公如必书至史文之常
祭叔来聘
非王命也，故不称使。天子之内臣，而外交诸侯，据事直书，其失自见。
夏公如齐观社
程子曰：「婚议尚疑，故以观社为名。再徃请防，后一年方迎。葢齐难之，按币已纳矣，岂复有疑？殆以文姜之丧未及二十五月，公遽欲亲迎，而齐欲迟其期与？如齐观社者，考襄二十四年传：『楚子使防启疆如齐，齐社搜军实，使客观之。』则齐固以社为娯客之具。公之此行，必齐请公徃观，以示相亲之意。公方与齐好，故不欲逆其意耳。观《春秋》特以观社书，则公之失自见，不必假此为名而后为非礼也。」程子之言，恐不确。
公至自齐
荆人来聘
荆未称楚以前，皆苐书曰荆，而不系之以人。此系之以人者，葢既以邦交之礼接于我，春秋鲁史，故即进之以人，而不复以号举礼，无不答之义也。然何以不称爵？是时楚仍以荆自号，不可称荆子也。若书楚子，又失其实，故不得不称荆人。葢词有所穷焉尔。
公及齐侯遇于谷萧叔朝公
萧叔或以为萧君之弟，非也。十二年，宋万弑其君，传称萧叔大心及戴、武、宣、穆、庄之族以曹师伐之，杀南宫牛于师，立桓公，即此萧叔也。葢宋赏其功，故使之为附庸。其后灭于楚，仍以邑属宋，附庸之君例称字，此称行次者，古人行次亦谓之字也。于此益知邾仪父之为字无疑。若仪父书名，则此何不书萧大心耶？《公羊传》：「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
秋丹桓宫楹
谷梁传》：天子、诸侯黝垩，大夫仓士，黈丹楹，非礼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防齐侯盟于扈。
程子曰：「遇于谷，盟于扈，皆为要结姻好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谷梁传》天子之桷，斵之，砻之，加宻石焉；诸侯之桷，斵之，砻之；大夫斵之，士斵本。刻桷，非正也。葢公将逆姜氏，故丹桓宫之楹，刻其桷以夸示之。
葬曹庄公
夏公如齐逆女
秋公至自齐
公至不日者，鲁史书至大都，以告庙之日为准，而告庙之日不尽皆实至之日也。圣人知其日之不实，欲从而正之，不可得，故惟有缺而不书，葢圣人之慎也。至其并不书月者，殆年逺文缺，圣人亦仍之而已。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不与夫人偕至者，婚礼婿奠雁之后，御轮三周，先俟于门外。公虽逆女于异国，而特重其事，亦欲先期而归。俟着，俟堂而夫人乃徐徐以入也。变至言入者，公既以逆女归而告庙，故夫人之至不再告。不再告，故不书至。既不书至，非入无以属词也，故书入。
戊寅大夫宗妇觌用币
宗妇，大夫之妻也。《谷梁传》：“男子之贽，羔、雁、雉、腒；妇人之贽，枣、栗、腵、修。”用币，非礼也。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羁出奔陈。赤归于曹。
书法与突归于郑，郑忽出奔衞，同但郑先书突归，曹先书羁出，则以事之先后本异也。其义详《桓十一年》突归于郑下。
郭公
谷梁以赤为郭公名，其説荒唐不足信。或谓“公”字为“亡”字之误，事见《管子》。
二十有五年春，陈侯使女叔来聘。
女氏叔行次也。诸侯之大夫以行次称者，义见桓十一年，宋人执郑祭仲，下女汝同。周畿内大夫之采邑，因氏女，诸侯交聘自此始。葢齐桓为之。
夏五月癸丑衞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礼，日月蚀，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今伐鼓于社，又不用币而用牲，非礼也。故
译夏季五月。
无事发生，但史书开头只写了月份而没有写“五月”，大概是“四”字讹误成了“五”吧？
秋季七月丙申日，鲁国与齐国大夫高傒在防地结盟。
自鲁文公以前，外国大夫大多不记录名字，这里高傒特别记录了名字，是因为他专门以事务与我鲁国交接。防是鲁国的地方，“及”字不记载国君与大夫结盟，是为了避讳。不记载齐侯派遣高傒来结盟，是因为高傒到达防地，鲁公出来与他结盟，他还没有到达鲁国国都，所以不能说“来结盟”。
冬季，鲁公前往齐国纳币（订婚）。
杜预注解说，不派遣卿大夫而亲自纳币，是不合礼制的。母亲去世未满两年就图谋婚事，两《传》中没有见到讥讽，左氏也没有传文，失礼的原因很明显。
鲁公二十三年春季，鲁公从齐国回来。
鲁公出行必定记载归来，这是史官行文的常规。
祭叔前来聘问。
这不是奉王命，所以不称“使”。他是天子的内臣，却与诸侯进行外交，据事直书，其失礼之处自然显现。
夏季，鲁公前往齐国观社。
程子说：“婚事商议尚存疑虑，所以以观社为名。再次前往请期，后一年才迎娶。大概是齐国为难他，按理说币已纳了，怎么还会有疑虑？大概是文姜的丧期未满二十五个月，鲁公急于亲迎，而齐国想推迟日期吧？至于前往齐国观社，考察《襄公二十四年》传文：‘楚子派遣屈启疆到齐国，齐国在社日检阅军实，让客人观看。’那么齐国本来就把社祭当作娱乐客人的手段。鲁公此行，必定是齐国请鲁公前往观看，以示亲近之意。鲁公正与齐国交好，所以不想违背其意。《春秋》特意以‘观社’记载，那么鲁公的过失自然显现，不必假借这个名义而后才是不合礼制。”程子的话，恐怕不准确。
鲁公从齐国回来。
荆人来聘问。
荆还未称楚以前，都只记载为“荆”，而不加上“人”字。这里加上“人”字，大概是因为已经以邦交之礼与我交接，春秋鲁史，所以就用“人”来称呼，而不复以国号举礼，礼无不答的道理。然而为什么不称爵位？当时楚国仍以荆自号，不能称“荆子”。如果书“楚子”，又失实，所以不得不称“荆人”。大概是言辞有所穷尽罢了。
鲁公与齐侯在谷地相遇，萧叔朝见鲁公。
萧叔有人认为他是萧君之弟，不对。十二年，宋万弑杀其君，传文称萧叔大心以及戴、武、宣、穆、庄的族人率领曹国军队讨伐他，在军中杀死了南宫牛，拥立桓公，就是这个萧叔。大概是宋国赏赐他的功劳，所以让他成为附庸。后来被楚国灭掉，仍以邑属宋，附庸之君惯例称字，这里称行次，古人行次也叫做字。由此更知道邾仪父是字无疑。如果仪父是名，那么这里为什么不书萧大心呢？《公羊传》：“说‘朝公’是什么意思？因为鲁公在外。”
秋季，给桓公庙堂的柱子涂丹漆。
《谷梁传》：天子、诸侯用黑、白二色涂饰，大夫用苍色，士用黑色，涂丹漆柱子，是不合礼制的。
冬季十一个月，曹伯射姑去世。
十二月甲寅日，鲁公与齐侯在扈地结盟。
程子说：“在谷地相遇，在扈地结盟，都是为了缔结姻好。”
鲁公二十四年春季，周王三月，雕刻桓公庙堂的椽子。
《谷梁传》：天子的椽子，砍削、磨光，加上密石；诸侯的椽子，砍削、磨光；大夫砍削，士砍削根部。雕刻椽子，是不正的。大概是鲁公将要迎娶姜氏，所以给桓公庙堂的柱子涂丹漆，雕刻椽子以夸示之。
安葬曹庄公。
夏季，鲁公前往齐国迎娶女子。
秋季，鲁公从齐国回来。
鲁公归来不记载日期，是因为鲁史记载归来大多以告庙之日为准，而告庙之日并不都是实际到达之日。圣人知道日期不实，想纠正它，却做不到，所以只好缺而不书，大概是圣人的谨慎。至于连月份都不记载，大概是年代久远文字残缺，圣人也沿袭而已。
八月丁丑日，夫人姜氏进入国都。
鲁公不与夫人同时到达，是因为婚礼中女婿奠雁之后，驾车绕三圈，先在门外等候。鲁公虽然在异国迎娶女子，但特别重视这件事，也想提前归来。等候着，等候在堂上，夫人这才缓缓进入。变“至”为“入”，是因为鲁公已经迎娶女子归来并告庙，所以夫人的到来不再告庙。不再告庙，所以不书“至”。既然不书“至”，没有“入”字就无法连缀文辞，所以书“入”。
戊寅日，大夫和宗妇相见使用玉帛。
宗妇，是大夫的妻子。《谷梁传》：“男子的贽礼，是羔、雁、雉、腒；妇女的贽礼，是枣、栗、腵、修。”使用玉帛，是不合礼制的。
大水。
冬季，戎人侵犯曹国。曹羁出奔陈国。赤回到曹国。
书法与“突归于郑，郑忽出奔卫”相同，但郑国先记载突归，曹国先记载羁出，是因为事情的先后本来不同。其义理详载于《桓公十一年》“突归于郑”下。
郭公。
谷梁认为赤是郭公的名字，其说法荒唐不足信。有人说“公”字是“亡”字的误写，事见《管子》。
鲁公二十五年春季，陈侯派遣女叔来聘问。
女氏叔行次也。诸侯的大夫以行次称呼的，义理见桓公十一年，宋人执郑祭仲，下女汝同。周畿内大夫的采邑，因氏女，诸侯交聘自此开始。大概是齐桓公促成的。
夏季五月癸丑日，卫侯朔去世。
六月辛未朔，发生日食。击鼓并用牲祭社。
礼制规定，日月食，诸侯用币祭社，在朝廷击鼓。现在在社日击鼓，又不使用币而使用牲，是不合礼制的。所以
书。
伯姫归于杞
按伯姬，杜注：庄公女。望溪先生以为桓公女。据二十七年书“公防杞伯姬于洮”，“防”者敌词也。父之于女，岂可言“防”？伯姬为桓公女，无疑。是时庄公即位已二十五年矣。伯姬与叔姬皆年近三十而始嫁者，殆文姜淫悍，以二姬非己所出，妬其母，遂恶其女，故不及时而嫁。与圣人以其嫁不及时为不合礼也，故书。抑因此愈知杜注以为庄公女之説之不足信。《春秋》常事不书，果庄公女也，其归并无失礼，嫁后又无他变，于法即不应书矣。
译《春秋》记载：伯姬嫁往杞国。
查考伯姬，杜预注解说她是庄公的女儿。望溪先生认为她是桓公的女儿。根据二十七年《春秋》记载“公防杞伯姬于洮”，“防”是表示对等关系的用词。父亲对于女儿，怎么可以说“防”呢？伯姬是桓公的女儿，这一点毫无疑问。当时庄公即位已经二十五年了。伯姬和叔姬都年近三十才出嫁，大概是因为文姜淫乱强悍，因为这两位姬妾不是自己所生，嫉妒她们的母亲，进而厌恶她们的女儿，所以没有及时让她们出嫁。这与圣人认为她们出嫁不及时不合礼制，因此加以记载的观点相合。由此更可知杜预注解说她是庄公女儿的说法不足为信。《春秋》对于常事不予记载，如果伯姬真是庄公的女儿，她的出嫁并没有失礼，出嫁后也没有其他变故，按《春秋》的笔法就不应该记载了。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
传：「凡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不鼓。」《公羊传》「于门非礼也」。
冬公子友如陈
此内大夫出聘之始，报女叔之聘也。按外臣来聘，即以来聘书；内臣出聘，则止书「某人如某国」，不书「聘」者，彼以礼来，志之不可不详；此以礼徃，则以为常事而略之也。若不惟聘而已，即必书如乞师、告籴、防塟、致女之类是也。然皆不书「公使」，《春秋》为鲁纪国事，非鲁君一人之私也，故凡鲁事皆不书「公」，不特内臣如不书「公使」而已。其如京师不书「聘」，亦以常事故从略。先儒或谓讥其聘而不朝，恐无此义。至鲁君朝霸国、奔丧、防塟，皆书「如」，葢旧史耻而讳之，圣经亦仍之而已。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侵伐书至者，葢重其事，则反必告庙，告则书至。通十二公，未有用师于小国而致者，以是知轻其事则不致也。此伐戎而致者，以用兵于戎故，与宣七年致伐莱义同。桓公十五年、十六年两伐郑，前不致而后致者，前归而将复出，后归而不图更举也。僖四年伐楚，前后皆有事，而独以伐楚致者，大伐楚也。观鲁颂「以荆舒」是惩美僖公，则当时之所重可知矣。六年伐郑，遂救许，而以伐致，葢救许原因伐郑所为，后事小则以前事致也。十五年救徐，而以防致，葢诸侯之大夫救徐而公不亲徃故也。二十八年防温，遂围许，而以围致，两事偶例，以后事致故。成十年防伐郑而不致者，以晋侯獳卒，公遂自防如晋，故以自晋致也，与襄九年防伐郑而不致义同。葢冬防伐郑，己亥同盟于戏，遂自戏如柤，故以后防致也。传称公送晋侯于河上，还至衞，冠于成公之庙，则未返国可知矣。鄢陵之后，成公防伐郑者三，前以防致，而后以伐致者，前防而未伐，后防而伐也。十六年诸侯次于郑西，鲁以内难，不敢过郑，则不与伐可知矣。十七年夏伐郑，自戏童至于曲洧，楚人师于首止，而诸侯还，则兵未尝交可知矣，故皆以防致。惟冬伐郑，传称围，则恊心同攻而薄其城下，故以伐致也。盟戏之后，襄公防伐郑者三，前以伐致，而后以防致者，前防而伐，后防而不伐也。十年秋伐郑，戍虎牢以逼之。十一年夏伐郑，围之几逾时焉，故皆以伐致。萧鱼之役，则观兵而郑已受盟，故以防致也。成七年救郑而以防致者，诸侯之师未与楚接故也。凡书至，皆与霸主同役也，否则连数国之师也。而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师伐齐，取谷，书至者，以齐与鲁壤地相接，屡被侵伐，今而后得反之，故快之而以告于庙也。定公六年侵郑，八年两侵齐，皆独用师而致者，鲁自宣公伐杞之后，惟霸主在。行公乃亲防，其余侵伐皆三桓更将，公不主兵。至是，公复亲将，故归而告庙者，重其事也。惟哀十一年，公防呉伐齐，不致，则以小胜大，惧齐之至而不以告庙耳。至定公围成而致，则事之变也。邦分崩离析，故视封内不啻异国，视家臣如大敌也。然亦非经之特文，使当日不告庙，不着于册书，则孔子不能益也。先儒乃以笔削之义求之，遂无一可通者矣【本望溪先生説，略有增易】
曹杀其大夫
称国以杀，胡氏谓国君大夫预谋其事，非也。春秋凡执诸侯大夫，例称人以执，准杀自应亦以人书。其所以不称人者，葢大夫系一国之望，无论其有罪无罪，而至于见杀，皆国体之所系也。故苐称国杀而不系以人，其系以人者，非羣下之作乱，即执政大臣之擅权，否则未有称人以杀者。曹杀其大夫，殆由羁赤出入之际，有不附赤而为赤之所杀者与？大夫不录其名氏者，年逺国小，故史失之耳。
秋公防宋人齐人伐徐
按张氏洽谓左氏古本无公字，公谷作公防，误果尔，则必卿将乃可称防。然卿将当称名，无单书防之理，其为公防无疑。徐是时已服楚，故齐率诸侯伐之。宋序齐上，葢齐桓使之主兵也。不书至者，用师于小国，例不书至。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防杞伯姬于洮。
译秋季发生大水灾，在社坛和城门击鼓并用牺牲祭祀。
《左传》说：“凡是天灾，只用币帛不用牺牲。如果不是日食月食，就不击鼓。”《公羊传》说“在城门祭祀是不合礼制的”。
冬季，公子友出使陈国。
这是鲁国大夫出使外国聘问的开始，是为了报答女叔前来聘问。按照惯例，外国大臣来聘问，就记载为‘来聘’；鲁国大臣出使聘问，就只记载‘某人如某国’，不记载‘聘’字，这是因为对方依礼而来，记载不可不详细；我方依礼前往，就视为常事而简略记载。如果不仅仅是聘问，就一定记载如乞求军队、告借粮食、会盟、送女之类的事情。然而都不记载‘公使’，《春秋》是为鲁国记录国事，不是鲁君一人的私事，所以凡是鲁国的事都不记载‘公’，不只是内臣出使不记载‘公使’而已。至于出使京师不记载‘聘’，也是因为常事所以简略。先儒有人说这是讥讽他聘问而不朝见，恐怕没有这个意思。至于鲁君朝见霸主、奔丧、会盟，都记载‘如’，大概是旧史感到羞耻而避讳，圣人经典也沿袭了这种写法。
鲁僖公二十六年春季，鲁公讨伐戎族。
夏季，鲁公从讨伐戎族的地方回来。
侵伐之事记载‘至’，大概是重视这件事，那么返回必定要告祭宗庙，告祭就记载‘至’。纵观十二位鲁公，没有对小国用兵而记载‘至’的，由此可知轻视这件事就不记载‘至’。这次讨伐戎族而记载‘至’，是因为对戎族用兵，与宣公七年记载讨伐莱国回来的意义相同。桓公十五年、十六年两次讨伐郑国，前一次不记载‘至’而后一次记载‘至’，是因为前一次回国后准备再次出兵，后一次回国后不再图谋出兵。僖公四年讨伐楚国，前后都有战事，却唯独以讨伐楚国记载‘至’，是因为大规模讨伐楚国。看《鲁颂》中‘以荆舒’是惩美僖公，那么当时所重视的就可以知道了。六年讨伐郑国，接着救援许国，而以讨伐记载‘至’，大概是救援许国是因为讨伐郑国而做的，后事较小所以以前事记载‘至’。十五年救援徐国，而以会盟记载‘至’，大概是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而鲁公没有亲自前往的缘故。二十八年会盟于温，接着包围许国，而以包围记载‘至’，两件事偶然并列，以后事记载‘至’的缘故。成公十年会盟讨伐郑国而不记载‘至’，是因为晋侯獳去世，鲁公于是从会盟地前往晋国，所以以从晋国回来记载‘至’，与襄公九年会盟讨伐郑国而不记载‘至’的意义相同。大概冬季会盟讨伐郑国，己亥日在戏地结盟，于是从戏地前往柤地，所以以后来的会盟记载‘至’。《左传》称鲁公送晋侯到黄河边，回来经过卫国，在成公的宗庙行冠礼，那么没有返回鲁国就可以知道了。鄢陵之战后，成公会盟讨伐郑国三次，前一次以会盟记载‘至’，后一次以讨伐记载‘至’，是因为前一次会盟而没有讨伐，后一次会盟而讨伐。十六年诸侯驻扎在郑国西部，鲁国因为内乱，不敢经过郑国，那么不参与讨伐就可以知道了。十七年夏季讨伐郑国，从戏童到曲洧，楚军在首止驻扎，而诸侯撤退，那么军队未曾交战就可以知道了，所以都以会盟记载‘至’。只有冬季讨伐郑国，《左传》称包围，那么同心协力攻打而逼近城下，所以以讨伐记载‘至’。在戏地结盟后，襄公会盟讨伐郑国三次，前一次以讨伐记载‘至’，后一次以会盟记载‘至’，是因为前一次会盟而讨伐，后一次会盟而不讨伐。十年秋季讨伐郑国，戍守虎牢以逼迫它。十一年夏季讨伐郑国，包围它几乎超过了一个季节，所以都以讨伐记载‘至’。萧鱼之战，则是展示兵力而郑国已经受盟，所以以会盟记载‘至’。成公七年救援郑国而以会盟记载‘至’，是因为诸侯的军队没有与楚国接战的缘故。凡是记载‘至’，都是与霸主共同作战，否则就是联合数国的军队。而僖公二十六年鲁公率领楚军讨伐齐国，夺取谷地，记载‘至’，是因为齐国与鲁国土地相接，屡次被侵伐，现在才得以报复，所以高兴而告祭宗庙。定公六年侵伐郑国，八年两次侵伐齐国，都是独自用兵而记载‘至’，鲁国自从宣公讨伐杞国之后，只有霸主在时，鲁公才亲自会盟，其余侵伐都是三桓轮流率领，鲁公不主持军事。到了这时，鲁公再次亲自率领，所以回来告祭宗庙，是重视这件事。只有哀公十一年，鲁公会盟吴国讨伐齐国，不记载‘至’，是因为以小胜大，害怕齐国到来而不告祭宗庙罢了。至于定公包围成地而记载‘至’，则是事态的变化。国家分崩离析，所以看待国内如同异国，看待家臣如同大敌。然而这也不是经文的特别笔法，如果当时不告祭宗庙，不记载在史册上，那么孔子也不能增添。先儒却用笔削的意义来探求，于是没有一处能讲通的【本望溪先生说，略有增改】
曹国杀了其大夫。
称国名来记载杀大夫，胡氏说国君和大夫参与谋划此事，不对。《春秋》凡是拘捕诸侯大夫，惯例称‘人’来拘捕，比照杀大夫自应也以‘人’记载。之所以不称‘人’，大概是因为大夫是一国的望族，无论其有罪无罪，而至于被杀，都关系到国家体面。所以只称国名杀而不连及‘人’，连及‘人’的，不是群下作乱，就是执政大臣擅权，否则没有称‘人’来杀大夫的。曹国杀其大夫，大概是在羁赤出入之际，有不依附赤而被赤所杀的人吗？大夫不记录其名氏，是因为年代久远国家小，所以史官失载罢了。
秋季，鲁公会合宋人、齐人讨伐徐国。
按照张氏洽说左氏古本没有‘公’字，公羊、谷梁作‘公会’，错误。果真如此，那么必定是卿将才能称‘会’。然而卿将应当称名，没有单独书‘会’的道理，其为‘公会’无疑。徐国这时已经服属楚国，所以齐国率领诸侯讨伐它。宋国排在齐国之上，大概是齐桓公让他主持军事。不记载‘至’，是因为对小国用兵，惯例不记载‘至’。
冬季十二月癸亥朔，发生日食。
鲁僖公二十七年春季，鲁公在洮地会见杞伯姬。
夏六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
传「陈郑服也」杜注「二十二年陈乱而齐纳敬仲」二十五年「郑成公之四年获成于楚」皆有二心于齐「今始服也」同盟义详十六年「同盟于幽下」
秋公子友如陈葬原仲
大夫出，例不书。至原仲称行，次义见桓十一年「宋人执郑祭仲」下。原，周畿内大夫之采邑，因氏原，葢以天子命而仕于陈者。与女叔同。汪氏克寛曰：「僖五年，公孙兹如牟，娶焉。文六年，季孙行父如陈，聘且娶。文七年，公孙敖如莒，莅盟且逆女。成八年，公孙婴齐如莒，自为逆。昭二十五年，叔孙婼如宋，为季平子逆。经皆不书，此独书葬原仲者，季孙请于公而公命之行也。」
冬杞伯姬来
春防于洮冬又来不合礼故书
莒庆来逆叔姬
叔姬、伯姬妹，以其年近三十而始嫁也，故书。
杞伯来朝
杞伯爵，乃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两次称子。先儒谓其弃周礼，是固然矣。但此年在两次称子之前，岂此独不用夷礼耶？葢杞小而贫，自僖二十七年前，其邦交之礼皆不备。此年所以不称子者，以伯姬于去年归杞，至今年春甫与公防于洮，冬又来鲁。杞与鲁甚亲，故礼虽不备，而公仍待以伯礼。至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两次称子，则以其弃周礼而轻之。此僖二十七年来朝之后，所以即有公子遂无礼之责也。杞既以无礼见伐，遂惩于前事，竭力以事大国，不敢复用其俗，而春秋亦遂不复以子书矣。其説更详，具僖二十三年杞子卒下。
公防齐侯于城濮
初，王姚嬖于庄王，生子頺，有宠。惠王即位，子頺作乱，伐王，不克，奔衞。衞师、燕师伐周。二十一年，郑伯、虢公胥命于弭，同伐王城，杀王子頺。至是，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且请伐衞，以其立子頺也。此防，葢谋伐衞。按子頺伏诛，己十年，衞君亦易世矣。齐桓特以衞不防幽之盟，申明其立子頺之罪，而请讨于王耳。鲁与防，不与伐，故后伐衞，只书齐人。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齐人伐衞。衞人及齐人战，衞人败绩。
按伐不书日，而书日战之日也。见齐人以是日至，即以是日战也。不地者，于衞也。书衞人及齐人战者，《春秋》书战例，以受兵之国主兵，以其为地主，故且有内之之意焉。葢征伐天子之大权，诸侯擅兵伐国，圣人之所甚恶者也。恶之，故外之，而以受兵之国主兵，外彼而内此也。观鲁与外诸侯战，皆以鲁主兵，则内之之意可见。先儒乃谓圣人责其不告天子方伯，而忿与之战，故以之主兵。其説非也。如此年，齐人假王命以讨衞，谓其不徴词服罪，犹之可耳。其他或恃其强大，无故以兵伐人，受兵者因其来伐，不能不以一矢相加，遗所谓敌加于己，不得已而应之者。圣人于此顾不惟强大是问，而専以忿与之战为受兵者罪，此岂近于人情？然则柏举之战，又何不以楚主兵也？楚有僭王之罪，故《春秋》外之。败绩例称“师重众也”，少则称“人”。
夏四月丁未邾子琐卒
秋荆伐郑
二十三年，既书荆人矣，此复以州举者，非聘故，从其恒称。
公防齐人宋人救郑
传楚令尹子元以车六百乗伐郑，入于桔柣之门。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子元曰：“郑有人焉。”诸侯救郑，楚师夜遁。按不致者，望溪先生曰：“时齐霸未盛，又二国之君不同役，故轻其事而不致也。”
冬筑郿
传非都也。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按此説似不确。《春秋》书鲁城邑凡二十有四，惟郿一邑书筑，其二十三邑皆曰城，岂皆有宗庙先君之主乎？况定十五年城漆，漆乃邾邑，其非有先君之主更审矣。何亦曰城而不曰筑耶？郿之所以独言筑者，当大无麦禾之年，庄公贤君，衣食所安，必以分人。且自即位以来并无城筑，不应至是而忽亟亟于土功如是，殆如后世之以工代赈乎？圣人亦知其事之为权宜，以取济与寻常城邑不同，故特变其文曰筑，见其意在用民之力以为救荒之防，
译夏六月，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在幽地结为同盟。
《左传》说“陈国和郑国臣服了”，杜预注解说：“二十二年陈国发生动乱，齐国接纳了敬仲；二十五年郑成公四年与楚国讲和”，两国都对齐国有二心，“现在才开始臣服”。“同盟”的含义详见十六年“同盟于幽”条下。
秋季，公子友前往陈国参加原仲的葬礼。
大夫出使，按例不记载。至于原仲被提及出行，其义理见桓公十一年“宋人拘捕郑国祭仲”条下。原，是周王室畿内大夫的采邑，因此以原为氏，大概是因为奉天子之命而在陈国做官的人。这与女叔相同。汪克宽说：“僖公五年，公孙兹前往牟国，在那里娶妻。文公六年，季孙行父前往陈国，聘问并且娶妻。文公七年，公孙敖前往莒国，参加盟会并且迎娶新娘。成公八年，公孙婴齐前往莒国，为自己迎娶新娘。昭公二十五年，叔孙婼前往宋国，为季平子迎娶新娘。《春秋》经文都不记载，唯独记载了参加原仲葬礼，这是因为季孙向鲁公请求，而鲁公命令他去的缘故。”
冬季，杞国的伯姬来到鲁国。
春季在洮地会盟，冬季伯姬又来，不符合礼制，所以记载。
莒国的庆前来迎娶叔姬。
叔姬是伯姬的妹妹，因为她将近三十岁才出嫁，所以记载。
杞伯前来朝见。
杞伯是伯爵，却在僖公二十三年、二十七年两次被称为“子”。先代儒者认为这是抛弃周礼，这固然没错。但这一年在这两次称“子”之前，难道唯独这一年不使用夷狄的礼制吗？大概是因为杞国弱小且贫穷，从僖公二十七年以前，其邦交之礼都不完备。这一年之所以不称“子”，是因为伯姬在去年嫁到杞国，到今年春天刚与鲁公在洮地会盟，冬天又来鲁国。杞国与鲁国关系很亲近，所以虽然礼制不完备，鲁公仍然以伯爵之礼对待他。到了僖公二十三年、二十七年两次称“子”，是因为他抛弃周礼而轻视他。这就是僖公二十七年朝见之后，立即就有公子遂指责其无礼的原因。杞国既然因无礼而被讨伐，于是吸取前事教训，竭力侍奉大国，不敢再沿用其旧俗，而《春秋》也就不再以“子”来记载他了。其说法更详细的内容，见僖公二十三年杞子去世条下。
鲁公与齐侯在城濮会盟。
起初，王姚受周庄王宠爱，生下了子頺，很有宠幸。周惠王即位后，子頺作乱，攻打周王，未能成功，逃奔到卫国。卫国军队、燕国军队攻打周王室。二十一年，郑伯、虢公在弭地约定，共同攻打王城，杀死了王子頺。到了这时，周王派遣召伯廖赐予齐侯命令，并且请求讨伐卫国，因为卫国拥立了子頺。这次会盟，大概是谋划讨伐卫国。查考子頺被诛杀，已经十年了，卫国国君也已经换了一代。齐桓公只是因为卫国没有参加幽地的盟会，申明其拥立子頺的罪过，而向周王请求讨伐罢了。鲁国与会盟，但不参与讨伐，所以后来讨伐卫国，只记载“齐人”。
二十八年春季，周历三月甲寅日，齐国人攻打卫国。卫国人跟齐国人交战，卫国人惨败。
查考讨伐不记载日期，而这里记载日期，是交战的日子。表明齐国人在这天到达，就在这天交战。不记载地点，是因为在卫国境内。记载“卫国人跟齐国人交战”，《春秋》记载战争的体例，以遭受攻击的国家为主语，因为它是地主，所以有将其视为内部的意味。大概征伐是天子的重大权力，诸侯擅自用兵攻打他国，是圣人非常厌恶的。厌恶它，所以将其视为外部，而以遭受攻击的国家为主语，外视彼方而内视此方。观察鲁国与外部诸侯交战，都以鲁国为主语，那么将其视为内部的意味就可见了。先代儒者却说圣人责备卫国人没有告知天子方伯，就愤怒地与之交战，所以让他做主语。这种说法不对。像这一年，齐国人假借王命来讨伐卫国，说他不征讨就认罪，还可以说得通。其他有的凭借强大，无故用兵攻打别人，遭受攻击的人因为对方来攻打，不能不回应一箭，所谓敌人加害于己，不得已而应对。圣人在这里难道不追究强大的一方，而专门以愤怒交战作为遭受攻击者的罪过，这难道合乎人情吗？那么柏举之战，又为什么不以楚国为主语呢？楚国有僭越称王的罪过，所以《春秋》将其视为外部。“败绩”按例称“师”，表示军队众多；少则称“人”。
夏季四月丁未日，邾子琐去世。
秋季，荆国攻打郑国。
二十三年，已经记载了“荆人”，这里再次以州名举称，不是因为聘问的缘故，而是遵循其惯常称呼。
鲁公与齐人、宋人会盟，救援郑国。
《左传》说楚国令尹子元率领六百辆战车攻打郑国，进入了桔柣之门。众车从纯门进入，到达逵市，城门没有打开，楚国人言语一番后退出。子元说：“郑国有人才。”诸侯救援郑国，楚军连夜撤退。查考没有记载“致”（会盟结束），望溪先生说：“当时齐国的霸业尚未兴盛，而且两国国君没有共同服役，所以轻视这件事而不记载‘致’。”
冬季，修筑郿地。
《左传》说不是都城。凡是城邑有宗庙和先君神主的叫都，没有的叫邑。邑叫筑，都叫城。查考这种说法似乎不准确。《春秋》记载鲁国城邑共二十四处，只有郿一处记载“筑”，其他二十三处都叫“城”，难道都有宗庙先君神主吗？况且定公十五年修筑漆地，漆是邾国的城邑，其没有先君神主更明显了。为什么也叫“城”而不叫“筑”呢？郿之所以单独说“筑”，应当是在大旱无麦禾的年份，庄公是贤君，衣食所安，必定分给百姓。而且自即位以来并没有修筑城邑，不应该到这时突然如此急切地进行土木工程，大概像后世以工代赈吧？圣人也知道这件事是权宜之计，为了救济而与寻常城邑不同，所以特意改变文字说“筑”，表明其意在利用民力来作为救荒的防备。
大无麦禾
张氏洽曰：「不言水旱，而言大无麦禾者，天时人事至是两不足也。」
臧孙辰告籴于齐
服氏防曰：不言如重谷，急词，以其情急于籴，故不言如齐。告籴乞师，则情缓于谷，故云如楚乞师。按乞师先书如楚，兹不然者，葢与上「大无麦禾」连文，籴即籴其所无，自不得先书如齐也。此文法当然，服氏之説凿甚。或曰：彼以乞师于僭王之楚为讥，故先书如楚；此以无一年之蓄为讥，故先书告籴。其説亦通。但《春秋》内大夫以事如列国者，皆先书如某国，后乃书其所为之事，不独乞师先书如楚也。若如或云云，则他处先书如某国者，其义无所处矣，故不可从。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不曰新作延廐，而曰新延廐者，因其故而新之意，不在于延廐也。谷梁讥其用民力为己，悉失其义矣。
夏郑人侵许
侵义见隠二年郑人伐衞下
秋有蜚
阎氏若璩曰：《尔雅》“蜚蠦蜰”，郭朴注：“蜰即负盘臭虫。”刘歆曰：“负蠜误矣。”江休复杂志，唐彦猷有旧本《山海经》説：“蜚处渊则涸，行木即枯。”疑《春秋》所书即此物，若是负蠜，不当云“有谓之多可也”。
冬十有二月纪叔姬卒
杜注：纪国虽灭，叔姬执节守义，故系之纪，贤而录之。
城诸及防
此与筑郿新延廐不同，其时去大无麦禾之时已一年，不必以工代赈也，故仍曰城而不曰筑。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师次于成
谷梁传》欲救鄣而不能也。按是时齐方与鲁亲，且鲁明知力不能救，何故虚为徳于鄣而间齐好？葢齐伐鄣而鲁出师徃防，至于成而闻齐已降鄣，故遂次止而不前耳。未必如《谷梁》云云也。
秋七月齐人降鄣
降者，胁服之名。不书鄣降，而曰“降鄣”。见齐人不道，肆其强力，胁之使降也。
八月癸亥葬纪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齐侯遇于鲁济
传谋山戎也以其亟病燕也
齐人伐山戎
既书齐人，则非齐侯亲行审矣。胡氏以为齐侯者，以来献戎捷称齐侯故耳。不知献捷亦非齐侯自来也。其説见本条下。齐桓自图霸以来，从未尝兴大众出征伐也。山戎非劲敌，而乃亲帅师以伐之乎？
三十有一年春筑台于郎
杜注刺奢且非土功之时
夏四月薛伯卒
筑台于薛
六月齐侯来献戎捷
来者，使人来也。不书“使某者”，其人微也。目“齐侯”者，葢诸侯不相遗俘，以齐侯而献捷于鲁，非礼也。故正其为齐侯，而其降尊屈体之失自见。非谓齐侯自来也。伐戎不亲，而献捷乃亲来乎？然则楚人使宜申来献捷，何以不目“楚子”？葢彼乃挟其战胜之威，欲行其胁服之计，与齐之为好于鲁者不同。书其爵不足以着其罪，所为义不闗乎爵者也。故从恒称曰“人”。
秋筑台于秦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谷
传为管仲也。杜注齐邑，谷梁传鲁邑。程氏迥曰：齐城别有谷，在济北，非小谷也。按经文明书小谷，其非齐邑审矣。且桓公必无以管氏私邑而勤诸侯之理，故当以谷梁为正。
夏宋公齐侯遇于梁丘
传齐侯为楚伐郑之故请防于诸侯，宋公请先见于齐侯。夏，遇于梁丘。书先宋公者，张氏洽曰：齐不以霸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传公疾问后于叔牙，对曰：“庆父材。”问于季友，对曰：“臣以死奉般。”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饮此则有后于鲁国。”饮之，归及逵泉而卒，立叔孙氏。按叔牙党庆父，而萌簒弑之心，故季子正其罪以君命讨而诛之，又以亲亲之道，不彰其恶，陆氏所谓恩义俱立，权而得中也。春秋书“牙卒”，使若以疾死然，亦缘季子之心而为之讳焉耳。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
路寝，正寝也。《谷梁传》：“男子不絶于妇人之手，以齐终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初，公筑台，临党氏，见孟任，从之，生子般焉。般尝鞭圉人荦。公薨，般即位
译大无麦禾
张氏洽说：“不说是水灾旱灾，而说是大无麦禾，是因为天时和人事都到了极度匮乏的地步。”
臧孙辰向齐国请求买粮
服氏防说：不写“前往”齐国，是紧急的措辞，因为买粮的情势紧迫，所以不写“前往”齐国。请求买粮和请求出兵，情势上买粮比出兵更急，所以写“前往”楚国请求出兵。按照惯例，请求出兵应先写“前往”楚国，这里却不是这样，大概是因为与上文“大无麦禾”连在一起，买粮就是买所没有的粮食，自然不能先写“前往”齐国。这是文法上的必然，服氏的说法太牵强。有人说：那篇因为向僭越称王的楚国请求出兵而加以讥讽，所以先写“前往”楚国；这篇因为讥讽没有一年的积蓄，所以先写请求买粮。这种说法也通。但是《春秋》中鲁国大夫因事前往列国的，都是先写“前往”某国，然后才写所做的事，不只是请求出兵先写“前往”楚国。如果像有人所说的那样，那么其他地方先写“前往”某国的，其含义就无法安放了，所以不能采纳。
二十九年春天，新修延廐
不说是“新作延廐”，而说是“新延廐”，是因为在旧的基础上翻新，重点不在于延廐本身。谷梁传讥讽他役使民力为自己服务，完全失去了其中的义理。
夏天，郑国人侵犯许国
侵犯的含义见隐二年郑国人攻打卫国条下
秋天出现蜚虫
阎氏若璩说：《尔雅》说“蜚蠦蜰”，郭璞注：“蜰就是负盘臭虫。”刘歆说：“负蠜是错的。”江休复杂记，唐彦猷有旧本《山海经》说：“蜚处在深渊就会干涸，行走在树木上树木就会枯死。”怀疑《春秋》所记载的就是这种生物，如果是负蠜，就不应当说“有”，说“多”就可以了。
冬天十二月，纪叔姬去世
杜预注：纪国虽然灭亡，但叔姬坚守节义，所以仍系属于纪国，因为贤德而记录她。
修筑诸邑和防邑的城墙
这与修筑郿邑、新修延廐不同，此时距离大无麦禾已经一年，不必以工代赈，所以仍然说“城”而不说“筑”。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天，军队驻扎在成地
《谷梁传》说是想救鄣国却没能做到。按：当时齐国正与鲁国亲近，而且鲁国明知力量不能救援，为什么要虚饰德行给鄣国而离间齐国的友好？大概是齐国攻打鄣国而鲁国出兵前往防备，到了成地听说齐国已经迫使鄣国投降，所以就驻扎下来不再前进。未必像《谷梁传》所说的那样。
秋天七月，齐国人迫使鄣国投降
降，是胁迫屈服的意思。不写“鄣国投降”，而说“降鄣”，是显示齐国人无道，滥用强力，胁迫鄣国投降。
八月癸亥日，安葬纪叔姬
九月庚午日初一，发生日食。在社坛击鼓并用牲祭祀。
冬天，鲁公与齐侯在鲁济相遇
《左传》说是谋划讨伐山戎，因为山戎屡次侵害燕国
齐国人攻打山戎
既然写了“齐人”，那就明确不是齐侯亲自出征了。胡氏认为是齐侯，是因为后来献戎捷时称齐侯的缘故。不知道献捷也不是齐侯亲自来的。他的说法见本条下。齐桓公自从图谋霸业以来，从未曾兴师动众出征讨伐。山戎不是强敌，难道要亲自率领军队去攻打吗？
三十一年春天，在郎地修筑台
杜预注：讽刺奢侈且不在土木工程适宜的季节
夏天四月，薛伯去世
在薛地修筑台
六月，齐侯来献山戎的战利品
来，是派人来。不写“派某人”，是因为那人地位低微。称“齐侯”，大概是诸侯之间不互相赠送俘虏，以齐侯的身份向鲁国献捷，是不合礼的。所以正名为齐侯，而他降低身份屈尊的过失自然显现。不是说齐侯亲自来了。攻打山戎不亲自去，献捷却亲自来了吗？那么楚人派宜申来献捷，为什么不称“楚子”？大概是因为楚国是挟持战胜的威势，想要实行胁迫屈服之计，与齐国对鲁国结好不同。写他的爵位不足以彰显他的罪过，所做的义理与爵位无关。所以按惯例称“人”。
秋天，在秦地修筑台
冬天不下雨
三十二年春天，修筑小谷的城墙
《左传》说是为了管仲。杜预注说是齐国的城邑，《谷梁传》说是鲁国的城邑。程氏迥说：齐国另有谷邑，在济北，不是小谷。按：经文明确写了小谷，它不是齐国的城邑是明确的。而且桓公必定没有为了管氏的私邑而劳烦诸侯的道理，所以应当以《谷梁传》为准。
夏天，宋公与齐侯在梁丘相遇
《左传》说齐侯因为楚国攻打郑国的缘故向诸侯请求会盟，宋公请求先会见齐侯。夏天，在梁丘相遇。先写宋公，张氏洽说：齐国不以霸主自居，因为梁丘靠近宋国而先写宋公。
秋天七月癸巳日，公子牙去世
《左传》说：鲁公生病，向叔牙询问继承人，叔牙回答说：“庆父有才能。”向季友询问，季友回答说：“臣以死效忠般。”成季假借君命，命令僖叔在鍼巫氏那里等待，派鍼季给他毒酒，说：“喝了这个，你的后代就能在鲁国延续。”他喝了，回去到了逵泉就死了，立了叔孙氏。按：叔牙偏袒庆父，而萌生了篡弑的念头，所以季子以君命讨伐并诛杀他，以正其罪，又出于亲亲之道，不宣扬他的恶行，陆氏所说的恩义俱立，权衡得当。《春秋》写“牙卒”，让他看起来像是病死，也是顺着季子的心意为他隐讳罢了。
八月癸亥日，鲁公在路寝去世
路寝，是正寝。《谷梁传》说：“男子不在妇人的手中断气，以整齐的方式终结。”
冬天十月己未日，子般去世
起初，鲁公修筑台，俯瞰党氏，看见孟任，跟从了她，生了子般。子般曾经鞭打养马人荦。鲁公去世，子般即位
，次于党氏。庆父使荦贼般，立闵公。成季奔陈。按般卒不地，先儒谓与公薨不地同，非也。君薨地，大夫卒不地，子尚未成乎君也，故不地。与书卒不书薨，义同。庆父之弑，以闵公不书即位，见义不以般卒不地见义也。
译军队驻扎在党氏。庆父派荦杀害了公子般，拥立闵公。成季逃往陈国。查考公子般去世时不记载地点，先前的儒者认为这与国君去世不记载地点相同，这是错误的。国君去世要记载地点，大夫去世不记载地点，因为公子般尚未正式成为国君，所以不记载地点。这与史书只记载“卒”而不记载“薨”的道理是相同的。庆父的弑君行为，是通过闵公不记载“即位”来体现其不合礼义的，而不是通过公子般去世不记载地点来体现其不合礼义的。
公子庆父如齐
胡氏安国曰：「不书出奔而曰如齐，见庆父主兵自恣，国人不能制也。」张氏洽曰：「庆父虽弑子般，而尚未能取国，故因闵公之立，告于霸主，以为自托之计，其説较长。」当日本非出奔，安得不以如齐书？
狄伐邢
狄前此不见经书之自此始
春秋究遗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究遗卷五
左庶子叶酉撰
闵公
元年春王正月
继弑君不书即位，说详《桓》元年「公即位」下。胡氏谓内无所承上，不禀命，非也。十二公皆不请命于天子，昭公亦不承国于先君，何独于此而讥之？
齐人救邢
齐人浑举之，词辨详隠。二年，莒人入向下。
夏六月辛酉▯我君庄公
传乱故是以缓
秋八月公及齐侯盟于落姑
传请复季友也。齐侯许之。使召诸陈。公次于郎以待之。公羊注：时庆父内则素得权重，外则出奔强齐，恐为国家祸乱，故季子如齐奉闵公，托齐桓为此盟。下书归者，使与君同致，其说与左氏异。按经文上书盟于落姑，下书季子来归，则季子之归在盟后，审矣。且必无与君同致之理，何休之说不足信。但当庆父弑般之后，若友方出奔在外，则闵公以九龄藐孤，防防在疚，孰能奉之？出防伯主而为国计者，故吴氏澂疑，必鲁之世臣有不当权而忠于国，如衞之石碏者，宻告伯主请复季友，其说似得其实。然犹有未尽者，庆父専权自恣，请复季友本非其心之所愿，使宻告伯主而彼不预闻，则愈足以中其忌而沮其事，不难矣。虽欲季友之归也，得乎？是时庄公甫薨，遗泽在人，诸臣不尽庆父之党，诚有如吴氏所云不当权而忠于国者，意必伪托僚谊，设辞以诱之，谓季才而弱，且兄弟至亲，复之可借以靖国人，以此说庆父。于是庆父恶贯既盈，天夺之鉴，或遂信以为得计而不疑耳。其后闵复被弑，鲁势更危，使于此无人焉，以大义激众怒，同声疾呼，如水火之不可犯，庆父何遂至于出奔？僖公恐亦难以入立。此皆国犹有人之效也。鲁之所以危而复安者，其以此也欤？不致者，特防参盟例不致。先儒因夹谷、黄牵诸盟防皆致，遂疑鲁与齐壤地相接，屡相侵伐，故凡与之防盟皆致。果如其说，此与宣元年防齐侯于平州何皆不致乎？盖特防参盟书至者，以有戒心，故此与平州之防无戒心，故不致，从恒例也。
季子来归
按传称成季奔陈，经第书其归，而其出不书者，圣人心在天下。凡大夫出奔必书者，以当时诸侯政刑不纲，至使股肱一体之人，往往为事势所廹而不安于其位，即此足以征世变焉，故谨而志之。盖为天下之大局志，非徒为此捐坟墓、背桑梓一人之身家志也。鲁至庄公之末，先君甫薨，嗣子被弑，世变莫甚于此。季友因君弑国乱而出奔，是其奔乃君弑之余事耳。世变之甚者，书其余事可以概之，故季友之出奔不书者，所谓《春秋》举重也。庄八年，齐无知弑其君诸儿，其时纠来奔，鲁史未有不书者，而圣人削之，即此义【庄十二年，宋万出奔陈；闵二年，公子庆父出奔莒。其异于季友之不书出奔者，宋万、庆父二人皆弑逆之贼，《春秋》以其出奔为失刑也，故书以示讥，不得执彼以疑此】然则来归之文，不嫌于无所起耶？是殆不然。圣人因史作经，以垂教万世，非为鲁国脩史也。其事之首尾，圣人以为不必备者，以有鲁史在耳。其后鲁史不传，必三家恶其害己而去其籍，固圣人之所不及料者也。此既书来归，则前之出奔不待言。如纠之来奔不书，而书公伐齐纳纠，固亦不嫌于文之无所起也。何独于此而疑之？季友不名者，当时鲁国几亡，季友归国，势乃危而复安，于是国人皆有喜出望外之意。夫子笃于父母之国，虽生百数十年之后，而与生当其时者有同情焉，故其津津于笔削之间者，盖据国人以为文。国人固不可以名大夫也。下书齐仲孙来，明年又书齐高子来盟，齐大夫之来皆不名义，与此同。称子者，单季字不成文，又不可云我季也，故称季子。大夫归例书自
译公子庆父前往齐国。
胡氏安国说：“不记载‘出奔’而说‘如齐’，表明庆父掌握兵权、肆意妄为，国人无法制约他。”张氏洽说：“庆父虽然杀害了子般，但尚未能夺取君位，因此趁着闵公即位，向霸主报告，作为自我托付的计策，这种说法较为合理。”既然本来就不是出奔，怎能不用“如齐”来记载呢？
狄人攻打邢国。
狄人此前未在经文中出现，从这次开始记载。
春秋究遗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究遗卷五
左庶子叶酉撰
闵公
元年春王正月
继位者因前君被弑而不记载即位，详细说法见《桓公》元年“公即位”之下。胡氏认为这是对内没有继承上统，不禀受天命，这是错误的。十二位国君都没有向天子请命，昭公也没有从先君那里继承国家，为何唯独在这里加以讥讽呢？
齐国人救援邢国。
齐国人被笼统地称为“人”，用词辨析详尽隐晦。详见二年“莒人入向”之下。
夏六月辛酉〇我君庄公
传文说因为发生动乱，所以（记载）迟缓。
秋八月，鲁君与齐侯在落姑结盟。
传文说请求恢复季友的职位。齐侯答应了。派人从陈国召他回来。鲁君驻扎在郎地等待他。《公羊传》注解说：当时庆父在国内一向掌握重权，在国外又出奔到强大的齐国，恐怕给国家带来祸乱，所以季子前往齐国奉迎闵公，依托齐桓公举行这次盟会。下文记载“归”，意思是让季子与国君一同到达，这种说法与《左传》不同。查考经文，上文记载盟于落姑，下文记载季子来归，那么季子的归来一定在盟会之后，这是确凿的。况且必定没有与国君一同到达的道理，何休的说法不足为信。但就在庆父杀害子般之后，如果季友正出奔在外，那么闵公年仅九岁，孤弱可怜，处于忧惧之中，谁能奉迎他呢？是季友出奔去依靠霸主而为国家谋划，所以吴氏澂怀疑，一定是鲁国有不当权而忠于国家的世臣，像卫国的石碏那样，秘密告知霸主请求恢复季友的职位，这种说法似乎符合事实。然而还有未尽之处，庆父专权肆意，请求恢复季友本来不是他心中所愿，如果秘密告知霸主而他不知情，那就更加足以引起他的忌恨而阻挠此事，这并不难做到。即使想要季友回来，能做到吗？这时庄公刚刚去世，遗爱还在人心，众臣不全是庆父的党羽，确实像吴氏所说有不当权而忠于国家的人，他们必定假托同僚的情谊，设辞来诱导庆父，说季友有才能但势力弱小，且是兄弟至亲，恢复他的职位可以借此安定国人，用这些话来说服庆父。于是庆父恶贯满盈，上天剥夺了他的明辨能力，或许就相信这是好计策而不怀疑了。后来闵公又被杀害，鲁国局势更加危急，如果这时没有人以大义激发众怒，同声疾呼，像水火那样不可侵犯，庆父怎么会出奔呢？僖公恐怕也难以入继君位。这都是国家还有贤人的功效。鲁国之所以由危转安，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不记载“致”（即不记载齐侯到达），只是遵循参盟例不记载“致”的惯例。先儒因为夹谷、黄牵等盟会都记载了“致”，于是怀疑鲁国与齐国疆土相接，屡次互相侵伐，所以凡是与齐国的盟会都记载“致”。如果真如他们所说，那么这与宣公元年与齐侯在平州相会为何都不记载“致”呢？大概特别参盟记载“至”的，是因为有戒心，所以这次与平州之会没有戒心，因此不记载“致”，是遵循恒常的惯例。
季子来归。
查考传文称成季出奔陈国，经文只记载他的归来，而他的出奔没有记载，这是因为圣人心系天下。凡是大夫出奔必定记载，是因为当时诸侯政刑败坏，致使那些如同股肱一体的重臣，往往被事势所迫而不能安于其位，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世道的变迁，所以谨慎地记载下来。这是为天下大局而记载，不仅仅是为那些抛弃坟墓、背离故乡的个人的身家而记载。鲁国到了庄公末年，先君刚去世，嗣君被杀害，世道的变迁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季友因为国君被弑、国家动乱而出奔，他的出奔不过是国君被弑的余事罢了。世道变迁严重的，记载其余事可以概括全貌，所以季友的出奔没有记载，这就是所谓的《春秋》举重。庄公八年，齐国的无知杀害了国君诸儿，那时纠来奔，鲁史没有不记载的，而圣人删去了，就是依据这个义理【庄公十二年，宋万出奔陈；闵公二年，公子庆父出奔莒。他们与季友不记载出奔不同的原因是，宋万、庆父二人都是弑逆的贼臣，《春秋》认为他们的出奔是逃避刑罚，所以记载以示讥讽，不能用他们来怀疑季友的情况】。那么“来归”的记载，不嫌没有起因吗？这大概不是这样。圣人依据史书制作经文，以垂教万世，不是为鲁国修史。事情的始末，圣人认为不必具备的，是因为有鲁史在。后来鲁史失传，一定是三家厌恶它对自己有害而销毁了典籍，这本来是圣人所预料不到的。这里既然记载了“来归”，那么之前的出奔就不待言了。就像纠的来奔没有记载，而记载了公伐齐纳纠，本来也不嫌文字没有起因。为何唯独在这里怀疑呢？季友不称名，是因为当时鲁国几乎灭亡，季友回国，局势才由危转安，于是国人都有喜出望外之意。夫子忠于父母之国，虽然生活在百多年之后，但与当时的人有同感，所以他在笔削之间津津乐道的，是依据国人的态度来行文。国人本来不可以用名来称呼大夫。下文记载齐仲孙来，明年又记载齐高子来盟，齐国大夫的到来都不称名，与此相同。称“子”，是因为单称“季”不成文，又不能说“我季”，所以称季子。大夫归来的惯例是记载“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