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辑传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辑传》十三卷，《春秋凡例》二卷，明代王樵撰写。王樵著有《周易私录》，已著录。这部书朱彝尊《经义考》记载为十五卷，又单独列出《凡例》二卷，注曰“未见此本”。凡是《辑传》十三卷，前面有《宗防》三篇，附论一篇，共为一卷，与十五卷之数不符，大概是朱彝尊偶然记错了。又《凡例》二卷，现在实际附刻在书中，朱彝尊也是偶然没有查检。他的《辑传》以朱熹为宗，博采诸家，附带议论，未免有时失之冗长，但大体依然醇正。他的《凡例》则通过比类推求，不涉及穿凿附会，比其他家特别明白简练。明代人解说《春秋》，大抵局限于胡安国的《春秋传》，那些为了科举打算的人，庸俗滥造本来不值得说；那些喜欢持论的人，又因循苛刻的说法，极力推求，巧加诋毁，深文周纳，争相刻薄严酷，尤其失去了笔削的宗旨。王樵写这本书，比较笃实，在当时，也可以说是没有随波逐流于俗学的人了。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宗防

明 王樵 辑

孔子说：“天下有道，那么礼乐征伐都由天子发出；天下无道，那么礼乐征伐都由诸侯发出。由诸侯发出，大概十代很少有不丧失的；由大夫发出，五代很少有不丧失的；陪臣执掌国政，三代很少有不丧失的。天下有道，那么政令不在大夫手中；天下有道，那么平民不议论【这一章通论天下的形势，完备《春秋》的始终】

颜渊问治理国家，孔子说：“采用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则用《韶》《舞》，摒弃郑国的音乐，远离谄媚之人。郑国的音乐淫靡，谄媚之人危险。”

子张问：“十代以后的事情可以知道吗？”孔子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可以知道。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可以知道。如果有继承周朝的，即使百代也可以知道【所沿袭的是三纲五常，所增减的是制度文饰之间，虽然三王更替兴起，因时有所作为，也只是想要扶持这三纲五常而已，这就是所谓的经世大法】

程颐说：上天生育百姓，必定有出类拔萃的人才，起来做君主统领他们，治理他们而争夺平息，引导他们而生存养育得以顺利，教化他们而伦理明白，然后人道确立，天道成就，地平安定。二帝以上，圣贤世代出现，随时有所作为，顺应风气之宜，不先于天而开启人，必定因时而立政。等到三王更替兴起，子、丑、寅的建正，忠、质、文的更替崇尚，人道完备了，天道周遍了。圣人既然不再出现，拥有天下的人虽然想要仿效古人的踪迹，也只是私意妄为而已，事情就会谬误。秦朝甚至以建亥为正，道理悖逆；汉朝专门以智力持世，哪里还知道先王的道理呢？孔子处在周朝的末年，因为圣人不再出现，顺天应时的治理不再有了，于是作《春秋》，作为百王不变的大法。所谓考察三王而不谬误，建立于天地而不悖逆，质问鬼神而没有疑惑，百代等待圣人而不迷惑的，就是它了。先儒的议论说：“子游、子夏不能赞一词”，不是辞藻不需要赞美，是说他们不能参与这道。这道，只有颜回曾经听闻过。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这是它的准则。后世把《春秋》当作史书看待，认为只是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的大法却不知道。《春秋》大义数十条，明亮如日星，容易看见。只有那些微辞奥义，因时制宜的，难以知道。或抑制或放纵，或给予或剥夺，或进或退，或隐微或显明，而得到义理的安定，文质的适中，宽猛适宜，是非公正，这是制事的权衡，衡量道的模范。观察百物然后认识化工的神妙，聚集众材然后知道建屋的用处，在一件事上想要窥探圣人的用意，不是上智之人不能做到。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必须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后王知道《春秋》的意义，那么即使不是禹、汤，尚可以效法三代的治理。自秦朝以下，这种学问不传，我哀悼圣人的志向不能在后世明白，所以作传来阐明它，使后来的人通晓其文而寻求其义，得其意而效法其用，那么三代可以复兴。朱熹说：四代的礼乐，这是经世的大法；《春秋》这本书，也是经世的大法。然而四代的礼乐，是以善者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为戒。

孟子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又兴起，臣子弑杀君主的有，儿子弑杀父亲的有。孔子恐惧，作《春秋》。《春秋》是天子的事情。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从前，禹抑制洪水而天下太平，周公兼治夷狄，驱赶猛兽而百姓安宁，孔子完成《春秋》，而乱臣贼子畏惧。”

又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译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本质上是相同的。它们记载的事迹，是关于齐桓公、晋文公的；它们的文字，是由史官记录的。孔子说：“其中的微言大义，是我私下借鉴采纳的。”

译又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现在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又说：“春秋时代没有正义的战争。”那方面比这方面好一些，是有的。征伐，是上级讨伐下级；敌对的国家互相之间不能征伐。

胡氏说：古代各国各自有史官，掌管记录时事。《春秋》是鲁国的史书罢了。孔子在此基础上加以删改，就成了外史传承心法的重要典籍。而孟子阐明宗法防微杜渐的道理，把它看作是天子的职权，这是因为周朝王道衰微，皇纲解体，乱臣贼子接连出现，当时的人欲放纵而天理灭绝了。孔子是天理所在之处，不把匡正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那还能有谁呢？所以说：“我想把它记载在空泛的言论中，不如体现在具体行事上那样深切显著。”空泛的言论只能承载道理，通过具体行事才能显现其作用。因此借鲁国史书来寄托王道法度，敦厚常典、推行礼仪，奖赏德行、讨伐罪恶。它的大要都是天子的职权。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了解孔子的人，认为这本书遏制了泛滥的人欲，保存了即将灭绝的天理，为后世考虑得极其深远。怪罪孔子的人，认为他没有那个职位却寄托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南面之权，使得乱臣贼子抑制欲望而不能放纵，于是感到忧惧。因此《春秋》体现在具体行事上，不是空泛言论可比。它的好恶合乎《诗经》的情志，斟酌古今贯通《尚书》的事迹，兴起常典体现《礼记》的经义，以忠恕为本引导《乐经》的和谐，确立权变制度穷尽《易经》的变化。所以君子认为五经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判例一样。不学习这部经典，在处理大事、决断大疑时，能不困惑的人是很少的。

武进唐应德说：《春秋》难以明了，我们该从哪里去探求呢？回答说：孔子曾经自己说过。我对于人，谁毁谁誉？这百姓啊，就是夏商周三代用来直行正道的基础。《春秋》是圣人明辨是非而不随意毁誉的书。直行正道所肯定的，《春秋》也肯定；直行正道所否定的，《春秋》也否定。《春秋》是用来寄托人们直行正道的公心的。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它，难道说它的文辞有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吗？儒者却认为它是神圣的经典，不像这样浅显，而往往称之为微言大义，因此解说得过于详细，反而使它的义理更加蒙蔽。况且《春秋》之所以为《春秋》，只是为了诛讨乱臣贼子罢了。儿子严厉对待父亲，臣子恭敬对待君主，难道有人不知道这是对的却去弑君篡父，有人不知道这是错的吗？人人都知道这是错的，却有时陷入弑逆之中，这是古人所说的凭私意行事。虽然他们凭私意陷入弑逆，但他们直行正道的心本来隐隐然存在。圣人早早为之辨明，唤醒他们隐隐然存在的心，以消除他们勃然敢于作恶的私意，因此乱臣贼子感到恐惧，从而能够自我回归。使他们恐惧的，不是在勃然行动时不可忍受才去阻止，而是在隐隐然存在的心不容止息时去开导，因此能使他们恐惧。不是说记载了他们的弑逆来使他们恐惧。他们感到恐惧，只是觉得那隐隐然存在的心忽然显露，而没有察觉那勃然行动的私意暗中消解，因此恐惧。不是说害怕被记载而不敢做。所以说：孔子因恐惧而作《春秋》。《春秋》写成而乱臣贼子恐惧。孔子的恐惧之心，就是人们直行正道的心，二者是一体的。人们直行正道的心，就是乱臣贼子的恐惧之心，二者是一体的。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它，难道说它的文辞有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吗？

右上篇

庄周氏说：“《春秋》经世致用，是先王的志向。圣人议论而不争辩。”又说：“《春秋》用来阐明名分。”

汉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太史公说：“我听说董生说：周朝王道废弛，孔子知道时势不再任用他，大道不能施行。他在二百四十二年中辨别是非，以通达王事。孔子说：‘我想把它记载在空泛的言论中，不如体现在具体行事上那样深切显著。’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的纲纪，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近的了。《春秋》文字数万，其防备措施数以千万计，事物的聚集与防备，都在《春秋》中。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前面有谗言而看不见，后面有贼害而不知道，做臣子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坚守常规事务而不知道适宜，遭遇变故而不知道权变，做君父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人，必定蒙受首恶的名声；做臣子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人，必定陷入篡弑诛死的罪责。其实他们都是出于善意去做，却不懂其中的义理，所以《春秋》是礼义的大宗。又说：‘吴楚的君主自称王，而《春秋》贬称他们为‘子’；践土之会，实际上是召见天子，而《春秋》避讳说‘天王狩于河阳’。推究这类事例来衡量当世，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子夏的门徒不能增添一字。”

隋王通氏说：“《春秋》对于王道，是轻重的权衡，曲直的绳墨。舍弃这个，就没有可以取法的准则了。”

周子说：“《春秋》端正王道，阐明大法。孔子是为后世王者而修撰的。乱臣贼子在前被诛杀，用来警示后世的活着的人。”

程子说：五经是承载大道的文献，《春秋》是圣人的运用。五经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判例一样。律令只说法律条文，判例才开始有法律的实际运用。又说：五经如同药方，《春秋》如同用药治病。圣人的

译治学的关键，全在这部书里。《春秋》中的一句话就对应一件事，是非曲直便由此显现，这是探究事理的要领。学者只要研读《春秋》，也就能够穷尽大道了。又说：《春秋》的传注，是依据经文来做出判断的。又说：《春秋》的文字，每一处都意在开示世人。比如土木工程之类的事，无论大小没有不记载的，其用意只是想让君主重视民力。又说：礼义丧失，那么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很少了。圣人起初担心人堕落到禽兽的地步，所以对《春秋》的法则极其严谨。中原国家如果不采用先王的礼制，就将其视为夷狄。韩愈说：“《春秋》严谨，深得防范之妙。”又说：《春秋》在以前已经确立了体例，到了后来记载完全不同的事情时，就蕴含着另外的意思。如果按照以前的体例去看待，就大错特错了。又说：《春秋》大体上记载的事情，事情相同则用词相同，后人因此称之为“例”。然而也有事情相同而用词不同的情况，大概各自有其深意，不能拘泥于体例。又说：我看《春秋》有两条法则，用传注来考证经文的事迹，用经文来辨别传注的真伪。邵雍说：《春秋》是孔子的刑书。功绩与过错不能互相掩盖。五霸之中，是功绩之首，也是罪行之魁。先确定五霸的功过，那么学习《春秋》的大意就确立了。在《春秋》记载的时期，有功的人没有比齐桓、晋文等四国更大的，有过的人也没有比四国更大的。如果不先确定这四国的功过，那么事情就没有条理，无法领会圣人的本意了。

译孙明复说：“《春秋》只有贬斥而没有褒扬。”邵雍说：“《春秋》时代礼法废弛，君臣关系混乱，其间有能行小善的人，怎么能不提拔他呢？况且五霸实际上对天下有功，怎么能不肯定他们呢？”又说：“人们说《春秋》不是探讨性命之道的书，这是不对的。圣人没有私我，依据性命之道来言说，因事而褒贬，都不是有意为之，所以《春秋》是穷尽性命的书。”又说：“《春秋》是为君弱臣强而作的，所以被称为名分的书。”又说：“圣人的经典，浑然一体没有痕迹，就像天道一样。《春秋》记录实事，善恶就在其中显现了。”

张载说：“《春秋》这本书，在古代是没有的，是孔子自己创作的。只有孟子能理解它。如果不是道理通达、义理精微，大概不可以学习。以前的儒者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就去研究它，所以他们的说法大多牵强附会。”

邵伯温说：“圣人用二百四十二年的事情，系之以万世之法。法，是什么呢？君臣、父子、夫妇，是人道的大伦常。本性如此的是圣人，真诚如此的是君子，违背它的是小人，丧失它的是禽兽。兴起它则是治世，废弛它则是乱世，使用它则为中国，舍弃它则为僭越混乱。五霸距离王道已经很远了，不还是比乱世好吗？当时的诸侯距离霸业也很远了，接近乱世，不也是近吗？如果没有圣人出生，《春秋》创作，那么天下后世的人就会安于僭越混乱了。《春秋》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王者举而用之，那么帝王的功业，难道难达成吗？”

胡安国说：“《春秋》，是圣人扭转否运的书。”又说：“《春秋》是为诛杀乱臣贼子而作的，它的法则尤其严于乱贼的同党。”又说：“《春秋》所记载的，有事同则辞同，后人因此称之为例。然而有事同辞异的，大概各有其义，不可以例子拘泥。辞同的，是正例；辞异则其例变了。正例，不是圣人不能确立；变例，不是圣人不能裁断。”

朱熹说：“《春秋》用形而下的东西来说明形而上的道理。《春秋》都是乱世的事情，圣人一切裁之以天理。圣人作《春秋》，不过是直书其事，善恶自然显现【以下都是朱熹的话】《春秋》的大旨，可见的，诛杀乱臣，讨伐贼子，内尊中国，外斥夷狄，贵王贱霸而已，未必像以前的儒者所说，字字都有深意。想孔子当时只是想备录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曾说过某事用某例呢？且如记载会盟、侵伐，大意不过是显示诸侯擅自兴兵、放纵自己罢了。记载郊祭、禘祭，大意不过是显示鲁国僭越礼制罢了。至于如三次占卜、四次占卜，牛受伤、牛死亡，是失礼之中又失礼。如不郊祭，却还三望，是不必望却还望。如记载仲遂去世还举行绎祭，是不必绎却还绎。像这样的义理，却自分明。《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让人看见当时治乱兴衰，不是在一字上定褒贬。起初王政不行，天下都没有统属，等到五霸出来扶持，才有统属，礼乐征伐出自诸侯。到后来五霸又衰微，政令出自大夫。到孔子时，皇帝王伯之道扫地，所以孔子作《春秋》，据他事实写在那里，教人见得当时事是如此，哪里知道是用旧史还是不用旧史？现在硬说那个字是孔子的文，那个是旧史的文，如何验证得更确切？圣人所书好恶自然容易看见，如葵丘之会、召陵之师、践土之盟，自然是好，本末自然是别。等到后来五霸既衰，溴梁之盟，大夫也出来参与诸侯之会，这个自然是差异不好。现在要去一字两字上讨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为褒贬，如‘王人子突救卫’，自然是卫当救，当时是有个子突，孔子因此存他名字。现在诸儒解释却说‘王人本不书字，因为救卫所以书字’。孟子说‘臣弑其君有之，子弑其父有之’，孔子恐惧而作《春秋》，说得极是了。又说：‘《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这些看得地步宽阔，圣人之意只是如此，不理解这样细碎。《春秋》大概自成襄以前，旧史不全有舛误遗漏，所以所记各有不同。如果昭哀以后，都是圣人亲见其事故，记得其实不至于有遗漏处，怎么说圣人削其爵、赏其功、罚其罪？说话问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如何？说：只是被孔子写取。

在此人见者，自有所畏惧耳。若要説孔子去褒贬，他去其爵，与其爵赏其功，罚其罪，岂不是谬也？其爵之有无，与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夺他不得。或人论《春秋》，以为多有变例，所以前后所书之法多有不同。说：这怎么可信？圣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贬恶，示万世不易之法。现在却忽用此说以诛人，未防又用此说以赏人，使天下后世皆求之而莫识其意，这是后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为也。曾谓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是乎？问读《春秋》之法，说：只是据

译对于经典所记载的事迹，用先王的道义来衡量，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人做得对，还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对，哪些地方虽然不完美但比别处要好，只要用道理去折中权衡，就能看清。只是圣人的言语细致严密，需要人们仔细斟酌、考察罢了。阅读《春秋》，固然应当以同类事例相互贯通，但也必须随着具体事件去观察其中的道理，反复玩味，使心胸开阔，义理贯通，这样才有意味。

回答魏元履说：想要学习《春秋》，很好。但前辈认为这是学问中最后的一环。大概如果不是道理明白、义理精纯，那就只是比较得失、考证同异，心思反而杂乱，与读史书搜集旧事没什么两样。《春秋》本来是端正义理、阐明大道的书，现在的人只比较齐、晋霸业的优劣，反而成了谋求私利，大义都晦暗了。端正义理不谋求私利，阐明大道不计较功利，尊崇王道、轻视霸道，亲近中原诸夏、疏远夷狄，这是《春秋》的大原则，不可不知道。

《春秋》固然尊崇中原诸夏、疏远夷狄，但圣人当初作经，难道是想要率领天下诸侯去尊崇齐、晋吗？自从秦桧与敌国议和之后，士人忌讳谈论内外之别，而《春秋》的大义就晦暗了。

问：先生在三礼书中没有对《春秋》进行解说，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记载的是当时的实事，孔子把它写在简册上，后世儒者学问未达到境界，却各自用自己的意思去猜测，正如张载所说的，如果不是道理明白、义理精纯就去研究它，所以他们的解说大多牵强附会。只有程颐认为《春秋》是经世的大法，把握住了它的大原则。

又说：程子所说的《春秋》中像日星一样明亮的数十条大义，比如“成宋乱”、“宋灾”、“故”之类，是圣人直接进行诛伐贬斥，自然是分明的。像胡安国说记载“晋侯”是用平常的情分对待晋侯，记载“秦人”是用王事来责备秦穆公，恐怕未必是这样，必须自己的心确实与圣人的心神交心契，才能断定他所书写的大原则，不然就不容易说清楚。程子所说的微言大义、因时制宜的部分，是很难知晓的。南轩张栻说应当选取那数十条大义，定为定论，然后详细体味其中抑扬褒贬、轻重适宜之处，就能权衡万变了。

译啖氏说：孔子修订《春秋》的用意，在《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这三部传注中都没有记载。解释《左传》的人认为，《春秋》体现的是周公的志向。等到周朝德行衰微，礼制典章丧失，各种记录多违背旧有的法度。孔子依据鲁国史官的成文，考察历史行事以匡正礼制，对上遵循周公遗留的制度，对下阐明未来的法度准则。解释《公羊传》的人却说：孔子作《春秋》，是为了贬抑周天子而尊崇鲁国，改变周朝的礼文，效法先代的质朴。解释《谷梁传》的人则说：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衰微，天下动荡，王道已经穷尽。孔子对此感到悲伤，于是作《春秋》，用来明确升降赏罚，彰显劝善戒恶。我看这三家的说法，确实没有通达《春秋》的根本宗旨。我认为《春秋》是为了挽救时世的弊病，革除礼制的淡薄。杜预所论述的褒贬旨意，只依据《周礼》。如果这样，那么即使周德衰微，礼经尚未泯灭，教化世人也就足够了，何必再作《春秋》呢？何休所说的改变周朝的礼文，效法先代的质朴，虽然说得对，但没有用在人的性情上，而是用在名分地位上。周德虽然衰微，天命并未改变，变革效法夏朝的政治，只在于确立忠诚为教化，以推究情理为根本，并不是说要改革爵位等级，增减礼乐制度。所以孔子悲伤于君主的威权不能施行，地位等同于列国，首先确立王正月以统一天下，先称王的人以贬抑诸侯，不记载战争以显示没有敌手，称天王以表明没有第二个至尊。反而说贬抑周朝而尊崇鲁国，这是违背礼制、诬蔑圣人的。范宁的说法，只是粗略陈述大概，完全没有深刻的防备。况且历代史书，都是用来惩恶劝善的，《春秋》的创作，难道唯独如此吗？

赵氏说：啖氏依据《公羊传》家的旧说，说：“《春秋》改变周朝的礼文，效法夏朝的质朴。”我认为《春秋》是依据史书制定经典，用以阐明王道，其旨意大体只有两个方面：振兴常典，确立权变。所以凡是郊祀、宗庙、丧礼、朝聘、搜狩、婚娶等，只要违背礼制就记载下来，这是振兴常典。对于非常之事，常典礼制所不及的，就由圣人的心意裁断，以决定褒贬，这是为了穷尽精微的道理。圣人根据时机决断，以确定中道，辨别疑惑，质疑不明之处，为后世君王提供法则，何必一定要效法夏朝呢？那么《春秋》挽救世道的根本宗旨，在哪里呢？在于尊崇王室，纠正僭越，举扬三纲，提挈五常，彰善瘅恶，如此而已。所以褒贬的旨意在于体例，叙述的意义在于体裁。所谓体裁，其大体有三类，而细分有十种。所谓三类：凡是即位、崩、薨、卒、朝聘、盟会，这些是常典应当记载的，所以全部记载，根据其邪正加以褒贬，这是第一类。祭祀、婚姻、赋税、军旅、搜狩，都是大国的事务，也应当记载。其中符合礼制的，孔子修订经文时，全部不予采纳，所以《公羊传》《谷梁传》说“常事不书”就是这个意思。其中不合礼制的以及符合权变正道的，才选取记载，并增减文字，以寄托褒贬之意，这是第二类。庆贺、祥瑞、灾异以及君主被杀、被俘以及奔逃、放逐、叛逃、归附、入国、纳君、立君，这些都非常之事，也是史册应当记载的，孔子则借此加以褒贬，这是第三类。这是《春秋》创作的大致情况。所谓十种：一是全部记载以记录事实（如朝聘、用兵之类，全部记载，以彰显事实）；二是省略常事以阐明礼制（如祭祀、婚姻等符合礼制的，都是常事不记载）；三是精简言辞以追求简练（经文贵在简省，触类旁通都是如此，如前面列举了君主，后面率领军队就不再说君主派遣之类）；四是改变文字以显示意义（只要经文比常例改变一个字，就一定有褒贬的意义）；五是依据言辞以显露意图（指不成体例的，但在言辞中可见褒贬意义，如“公追齐师至酅”、“齐人来归公孙敖之丧”之类）；六是记载原因以表明非礼（如记载“子同生”及“诸侯”之类）；七是显示避讳以保存礼制（内部的恶事都隐避其文，以显示臣下的礼数）；八是详述内部以区别于外部（内部卿大夫去世都记载，被攻打都说某地边境之类）；九是缺略因袭旧史（宣公、成公以前的人名及干支多不完整）；十是增减以完成言辞（如“郑渝平若言”，如果说“郑伯派人来渝平”，就不成言辞，这是减省文字。如“西狩”是常事，不合记载为“获麟”，所以记载“西狩”，这是增益文字）。了解了体裁，推究其体例，观察其大意，然后才可以议论它。有人问：圣人的教化，是以求训导人为目的的，为什么言辞隐微呢（奇怪其言辞意思深奥，人难以理解，不可以用来训导）？回答说：不是故意隐微，而是事情应当如此。人的善恶，一定有深浅之分，不约束言辞，不足以区分它们（如弑君有称国、称人、称盗的区别，来盟有书名、书字、书官的区别，必须借助一个字来显示善恶的深浅）。如果言辞广博，那就是史官的书了，哪里足以体现条例而称为《春秋》呢？言辞简练，意义隐晦，道理本来应当如此，不是故意隐微。所以成年人的话，儿童不能理解；朝廷官员的才能，百姓官吏不能企及。因此小智慧比不上大智慧，何况圣人的言语呢？这是性情自然的品类，不是故意隐微。现在拿着不及圣人的资质，想不学习就能做到，这难道是里巷的俗语，随便那样就容易知道吗？

余干的胡叔心说：《春秋》是孔子的行事，依据当世的事情一一处置，从天理上去考量，尧舜三代的道具都见于此。其斟酌权衡，以确立百王的法则，先儒的传注多穿凿细碎，只有孟子、程子得其本源大意。朱子说用形而下的道理去解释那形而上的道理。

译这，大概是摒弃了孟子、程子、朱子的学问，具备圣人的全体，所以深得圣人的作用，默契圣人的心事，不像其他儒者只是推测猜想罢了。又说：读《春秋》使人自然产生戒惧之心，不敢萌生丝毫私意。又说：读《春秋》就是确立君臣关系，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长是长，幼是幼，夫妇有别，朋友有信，中国与外族，截然分明而各安其位。它在天道与人道的区分上，理一而分殊，无不明确完备，这是圣人亲手所定。又说：以正大之理来观察《春秋》，就会看到当时王道不行，诸侯都在私意中忙碌，有的该做而不做，有的不该做却做了，有的昏弱不振，有的倚仗强暴，有的怠惰不知修省，有的僭越悖逆而无状。圣人的意图，大概是想要一切归于天理之正而后已。它在天地生物之心，保民救时之意，生杀予夺之权方面，隐约可见于书法之中，实在是百代帝王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有的人却想要计较区区霸业的盛衰，又以姓名、日月、爵号作为诛赏的依据，这种穿凿附会太琐碎浅陋了。又说：霸主虽然在当时有功，但三纲五常终究扶植不起来，所以孔子作《春秋》来阐明它。又说：《春秋》不赞许五霸，是因为他们心术不正，事事都凭私心去做，那些仁义是假的。有人问：齐桓公、晋文公如果以真心行仁义，《春秋》也会赞许他们吗？回答说：他们如果以真心行仁义，那就是王道了，《春秋》就不必作了。他们本来没有明理正心的学问，所以称为假仁。又说：《春秋》即通过人事来阐明天理，运用天理来处理人事。

译右中篇

武进唐应德说：《春秋》所彰显的是王道。天下没有两个至尊，这就是王道。礼乐、征伐、会盟、朝聘，生杀的大权一概出自天子，没有一个人敢横行不法，没有一个人敢凭个人好恶作威作福。这就是王道。因此，大宗伯用宾礼来亲近诸侯国，用会盟来观察四方诸侯的心志。天子巡狩，诸侯已经朝见，就设立方明之坛来会盟。所以会盟是天子的权力。如果会盟不是出自天子而是私自会盟，就是罪过。所以《春秋》凡是记载会盟的，都是谴责这种行为。诸侯朝见天子，而诸侯之间相互交往，只有聘问之礼，没有朝见之礼。凡是诸侯不朝见天子而私自相互朝见的，就是罪过。所以《春秋》凡是记载朝见的，都是谴责朝见者和接受朝见者。九伐之法由司马掌管，天子赐给诸侯弓矢斧钺，然后他们才能专断征伐。即使他们专断，也必须临时向天子请示命令然后才能行动。所以侵伐是天子的权力。如果侵伐不是出自天子而是私自侵伐，就是罪过。所以《春秋》凡是记载侵、伐的，都是谴责这种行为。诸侯的大夫、公子，即使他们有罪，也必须向天子请示后才能刑杀。如果不向天子请示而擅自杀人的，就是罪过。所以《春秋》凡是记载杀大夫、杀公子的，都是谴责这种行为。侵伐有贪兵、愤兵、应兵、讨伐不和睦者；有以外域侵扰中原，有以中原抵御外域，有以中原借助外域而残害中原的。所以战争有彼此优劣之分，但总之没有正义的战争。会盟有化解仇怨、巩固党羽、同欲相求、同力相援、同患相恤；有以夷狄接受盟约、有以夷狄主持盟约的。所以会盟有彼此优劣之分，但总之没有正义的会盟。杀大夫有诛杀叛徒、讨伐贰心、刚愎拒谏、借以向大国取悦、为强臣去除忌恨的。所以杀大夫有彼此优劣之分，但总之没有正义的杀戮。因此《春秋》除了稷、澶渊两次会盟之外，都不记载会盟的原因，至于盟、会、侵、伐，则完全没有记载原因的，这不是省略。认为那些会盟、侵伐、战争，已经足以彰显其罪行了，不必追问其原因。杀大夫必定记载名字，也有不记名字只记官职的，如“宋人杀其大夫司马”，也有连官职都不记的，如“曹杀其大夫”，这不是省略。认为道义系于杀人者，而不系于被杀者。道义系于杀人者，那么他的杀戮就足以彰显其罪行了。道义不系于被杀者，那么不必追问他是什么人，以及他是否有罪，就可以了。解说《春秋》的人不明白这个意思，于是编造说：会盟是因为某原因，杀某大夫是因为某原因，至于盟、战、侵、伐也是如此，这都对《春秋》毫无益处，只是画蛇添足罢了。《春秋》是治理世道的书，它治理世道，是为了纠正乱贼。《易经》说：“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因为没有及早辨别。”解说《春秋》的人也说：“人臣没有篡位的野心，人臣如果窃取君主的侵伐、会盟、刑杀之权，他的野心就很大了。人臣窃取君主的侵伐、会盟、刑杀之权，并且长期借用而不归还，他的渐进篡权就非常严重了。”所以臣子到了对君父动刀兵的地步，《春秋》记载“某国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这是弑君已成，是《春秋》深切痛惜的。臣子窃取君主的会盟、刑杀之权，这是弑君的渐进，是篡位的野心，是《春秋》所辨别的。孔子曾经自己说过：“天下有道，礼乐征伐出自天子；天下无道，礼乐征伐出自诸侯。无道而至于出自大夫，无道而至于陪臣执掌国命。唉，这就是《春秋》所揭示的趋势。把权力从陪臣大夫手中夺回给诸侯，把权力从诸侯手中夺回给天子。这是《春秋》拨乱反正。”周朝自东迁以前，虽然王室已经不强盛，但权力还在。周幽王被杀而周平王东迁，岐山、丰京的土地沦为荒野，瀍水、洛水之外，声教隔绝，于是尾大不掉之势形成，诸侯横行变乱，更改礼乐，凭借众强欺凌弱小，大小诸侯相互朝见，强弱相互胁迫，没有一件不是出自诸侯的，而天子竟然得不到丝毫权力。大概周朝的兴盛，王道施行，颂声兴起，其可见的，没有比《诗经·雅》更明显的了：《蓼萧》《湛露》，是诸侯会同天子的；《彤弓》，是诸侯听从天子征伐命令的；《出车》《采薇》，是天子亲自征伐，而四夷不敢侵犯背叛的。所以说：“《诗》亡而《春秋》作，《诗》未亡，天子的权力存在；《诗》亡，天子的权力丧失；《春秋》收回已经丧失的权力，而归还给天子。”《春秋》所以承接《诗》亡之后，即使一天也不能延缓。文宣公以下，诸侯又不能自己执掌权力，而大夫在中国交相执政，纷乱不堪。三桓、六卿、七穆、孙甯、鱼华、陈鲍，拥兵树党，而君主的势力孤立了。原仲开始私自结交。开始设立三军，废除中军，而鲁国的权力完全落入大夫手中。在溴梁会盟，在宋国会盟，而天下的权力完全落入大

译罢了。衎出逃，孙阳州，孙越进入彭城，进入朝歌，进入晋阳，而大夫造成的祸乱就猛烈了。大概天下的形势越是衰微，而《春秋》的治理就越发详尽。桓公、僖公以前，列国的大夫，只有作为特使与鲁国交往的才记载其名，而在防盟、侵伐中，大夫没有以名字出现的。夫救徐，夫是特将。翟泉大夫是特盟。《春秋》只说“人”、“大夫”罢了，不记载其名。像这样的，不是省略，是因为不关乎大夫。文公、宣公以后，侵伐、防盟，大夫没有不记载其名的。即使是溴梁的防盟，国君在位，而大夫盟书。鸡泽的盟会，国君已经盟誓，而大夫盟书。像这样的，不是繁琐，是因为关乎大夫。不关乎大夫，即使是夷吾、隰朋、狐偃、赵衰这样的功臣且贤能，也未曾记载其名。关乎大夫，即使是劣如栾黡、荀偃、高厚、华阅，则〇〇以见焉。不关乎大夫，即使国君不在而大夫特盟，也不详尽。翟泉就是如此。关乎大夫，即使国君在而大夫缀盟，也详尽。溴梁、鸡泽就是如此。不关乎大夫，即使是主帅也省略，而称“人”。桓公、僖公以前，侵伐记载“人”的就是如此。关乎大夫，即使是偏将也牵连而记载其名。鞌之战就是如此。不详尽大夫，是因为专治诸侯的乱贼。详尽大夫，是因为并治大夫的乱贼。解说《春秋》的人不通晓其义，而说“记载‘人’、‘大夫’是贬低”。记载“人”是贬低，那么黡、阅之徒以名字出现的，难道是褒扬吗？只有曹、薛、滕、许的大夫，始终记载为“人”。解说《春秋》的人说“小国无大夫”，不对。这几个国君，将要被人役使尚且来不及，未曾敢执掌天下的权柄，何况他们的大夫呢？大概不关乎他们的大夫，所以始终记载为“人”而不详尽。现在说“记载‘人’是贬低”，那么说“齐、晋等大国的偏将受褒扬，而曹、薛、滕、许的大夫受贬低”吗？侯犯、南蒯、弗狃、阳虎之徒，出逃则大夫又不能自执其权，而陪臣实际执掌权柄了。堕郈，记载；堕费，记载；围成未能攻克，记载；窃取宝玉、大弓，记载。而《春秋》纠正陪臣的又详尽了。所以孔子想前往公山、佛肸的召请，而说“我要复兴东周”之类的话，就是《春秋》记载“堕费”、“堕郈”的意思。这是《春秋》的终结。有人说盟葵丘、盟践土，师于召陵、城濮。解说《春秋》的人认为圣人赞同他们。现在也说：“这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夺取它可以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桓公、文公未出时，权柄虽不在天子，而诸侯也不能尽得天子的权柄。大概权柄分散。桓公、文公既出后，则权柄既不在天子，又不在其他诸侯，而桓公、文公独尽得天子的权柄。大概权柄聚集。譬如主人有千金，而窃取者十人，虽然金已不在主人那里，但十人每人得百金，尚不足以当主人。而窃取者一人，如果一人并得千金，那就疑似主人了。权柄分散，臣悖逆于主；权柄聚集，臣疑似于主。所以比较利害，权柄分散而交斗，还不如权柄聚集而可以纾祸息民。谈论王道，权柄聚集而疑似主，还不如权柄分散而未有所属。《随》卦的屯说：“随有获，人随而我获之，未害也，而谓之凶。”《豫》卦的坤说：“由豫，由我致豫，未害也，而六五以为贞疾。”所以桓公、文公是臣的凶，而主之所以贞疾的原因。况且桓公、文公以前，诸侯固有相朝的，也只是个别小邦而已，还没有六服群然相朝的。固有私盟、防、擅侵伐的，也就是一国、两国相仇、相结而已，没有举中国而听于一人的，没有十余国而攻一国的。这是天子的权柄未有所属。桓公、文公兴起，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诸侯的玉帛相率而走于其庭，天子黼扆之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那齐、晋也安然接受诸侯的朝拜，后来终其一生未曾一次涉足天子的朝廷。衣裳之防，兵车之防，未曾有一介请于天子。所以纠合诸侯，同奨王室，没有像葵丘、践土那样的；诸侯群然役属、臣仆于诸侯，也没有像葵丘、践土那样的；戎狄攘斥中夏，又安没有像召陵、城濮那样的；而搂诸侯以伐诸侯，也没有像召陵、城濮那样的。解说《春秋》的人不通晓其意，而说“防于某，盟于某”，是圣人以诸侯援之齐、晋。王室之不竞，诸侯既已尽折而入于齐、晋，圣人不能挈而还之天子，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逼也邪？权自诸侯出，不问其如何而均，谓之无道？敌国相征，不问其如何而均，谓之无义。不知礼乐征伐之出于桓、文，其为有道邪？其为无道邪？桓、文之战，其为义邪？其为无义邪？使桓、文而诚于勤

译君王如果真心致力于抵御外族入侵，急于救治时弊，但权柄却倒持于下，等级秩序却以上凌下。圣人尚且必须用法律来约束他们，那么齐桓公、晋文公尚且会因触犯法度而遭受恶名，何况那些借勤王之名而实际是为了扩张自己势力，表面装作急于救治时弊而暗中想要助长祸乱的人呢！灭掉谭国、灭掉遂国，本来是为了自我肥厚；拘捕曹伯交给宋国，诡诈已经太过分了。齐桓公晚年，傲慢地产生了封禅祭天、改朝换代的心思，而晋文公竟然请求使用天子规格的隧葬，这距离问鼎中原的人也没有多少差别了。又凭什么责备楚国呢？然而圣人称赞他们“使百姓免于左衽（沦为夷狄）”而称颂他们的仁德，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圣人专门论功绩，而《春秋》是专门用来阐明大道的。谷梁氏说：“仁德不能胜过大道，是为了保存王室。”那么解说《春秋》的人说“严格区分华夏与夷狄”，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诛讨乱臣贼子的一种手段。《春秋》所视为夷狄的，是吴国和楚国。楚国的先祖鬻熊曾担任周文王的老师，建国于江汉之间，而泰伯穿着中原礼服来统治吴国，大概都是神明的后裔。荆人（楚人）不守道义，趁着周室混乱，革除子爵而称王，用毒害的方式侵扰中原各国，吴国也效仿，而称王是乱臣贼子中最为严重的，所以《春秋》从而将他们视为夷狄。《春秋》记载的诸侯中，明显叛逆的，没有比楚、吴更甚的；暗中叛逆而表面顺从的，没有比齐、晋更甚的。就像审理案件一样，楚、吴是功绩和意图都邪恶；齐、晋是功绩成功但意图邪恶。功绩和意图都邪恶，所以圣人公开诛讨他们。公开诛讨，所以措辞直白，比如记载死亡不记载葬礼、君臣用同样的辞语等，凡是都是直白的辞语。功绩成功但意图邪恶，所以圣人暗中剥夺他们的名分。暗中剥夺，所以措辞微妙，比如邢国迁到夷仪、筑城于楚丘、在河阳狩猎等，凡是都是微妙的辞语。《小雅》尚未废弃时，四方夷狄不敢相互侵扰；《小雅》完全废弃后，四方夷狄才相互侵扰。《春秋》开始记载“荆人入侵蔡国并献舞而归”，那么其徘徊试探的态势已经显现。齐桓公、晋文公奋起振作，他们的锋芒稍受阻挡；晋文公死后晋国霸业衰落，而楚国人图谋北方的势力于是日益增长而无法控制。所以《春秋》记载“荆人入侵蔡国”，这是霸业尚未兴起而楚国扰乱中原的开始；《春秋》记载“军队驻扎在厥貉”，这是霸业已经衰落而楚国窥视中原的开始。大概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能遏制楚国，其力量有难易之分；而楚国与中原之所以盛衰，其契机有依存转化。齐桓公兴起于海滨，所跟随的是宋、卫、陈、蔡等弱国，所以谋划了十多年，联合江国、黄国等十二国的军队，然后才能在召陵使楚国臣服。晋文公占据表里山河的坚固地势，所跟随的是齐、秦等强国。所以回国一年，仅联合三国军队，就在城濮战胜了楚国。一战就杀死了楚国专掌军事的将领。然而晋国战胜楚国，得益于结交秦国；而晋国不能在楚国面前逞强，失策于与秦国结仇。自从殽之战后秦晋互相仇视，杀戮历经四五代。战于彭衙，战于令狐，战于河曲，积累十余次战争而未能和解。这是晋国人自己失去一个强援，自己产生一个强敌。失去一个强援，那么其气力就不完备；强敌在近处窥伺，那么其势力就无暇顾及远方。所以晋国霸业衰落而楚国更加横行，殽之战确实是原因。解说《春秋》的人却说：殽之战，《春秋》允许晋襄公继承霸业，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楚庄王，不过是蛮夷酋长中的英雄罢了，而远交秦国、巴国，近攻陈国、郑国，那么晋国与秦国结仇，不只是产生一个强敌，乃是借盗贼的兵力来对抗自己。《春秋》记载“楚人、秦人、巴人灭掉庸国”，而楚国的计谋更加狡猾了。记载“楚子包围郑国”，而中原虎牢关的险要之地沦落于夷狄了。记载“宋国人同楚国人讲和”，而南北势力均衡了。天下的形势发生了一次变化。虽然如此，当时诸侯固然有依附楚国的，但还不敢公然依附楚国。晋国虽然已经不能完全控制诸侯，但还不甘心把诸侯委弃给楚国。蜀地的盟会称为匮盟，大概是诸侯还担心晋国人知道这件事。弭兵的主张兴起，而南北双方的随从关系就在此时显现。中原诸侯公然朝见楚国，过去献给齐、晋的玉帛，现在都在楚国了。申地的盟会，中原诸侯空国而来听从楚国。齐、晋所联合用来遏制楚国的诸侯，现在楚国人联合他们来遏制中原了。申地的盟会，诸侯进献六王的礼仪；宋地的盟会、虢地的盟会，让楚国在晋国之上。这是诸侯甘心做夷狄的奴仆，而晋国人甘心把诸侯委弃给夷狄。天下的形势又发生了一次变化。到了吴、越交战，而夷狄的祸乱达到了极点。记载“伐剡”，进入州来；盟会于黄池，进入吴国。而《春秋》用来治理夷狄的方法又详细了。这是《春秋》的终结。有人说：楚国横行而齐、晋遏制它，那么中原果然不能没有齐桓公、晋文公了。现在说“礼乐征伐出自诸侯”，而剥夺他们的名分。依靠别人的功绩来缓解祸患，吝惜别人的权力来资助敌人，这就像责备鹰鹘搏击却捆住它的脚，不也太迂腐了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我又有比喻：现在有仆人在这里，勾结党羽铸造兵器，而主人不能命令他。然而盗贼夜间入室，那么仆人举起兵器呼叫党羽来驱逐盗贼。认为仆人不好，然而足以驱逐盗贼；认为仆人好，然而足以对抗主人，所以天下没有霸主，以至于四方边远地区纵横驰骋而无法禁止，这不是天下的幸运。天下有霸主，以至于臣子怀疑君主而无法怪罪，这不是天下的幸运。《春秋》所记载的事，齐桓公、晋文公就是这样。齐桓公、晋文公的功绩确定，而王道就彰明了。王道彰明而乱臣贼子就恐惧了。有人说《春秋》诛讨乱臣贼子

译所谓“诛”，是指诛杀那些弑杀国君的人。有人问：如果这样，那么《春秋》所记载的就仅限于弑杀三十六位国君的人罢了，这也太狭隘了。那么它所诛杀的乱臣贼子究竟指哪些人呢？回答说：是惩治弑君之罪，惩治诸侯的专横跋扈，惩治大夫的僭越，惩治家臣的叛乱，惩治夷狄的侵扰。凡是违背王道的行为，都属于乱臣贼子的行径。

译右下篇

赵氏说：啖氏遵循旧说，认为左氏是丘明，他从孔子那里接受《春秋》经义。如今看左氏解释经义，比公羊、谷梁浅薄，错误荒谬实在很多。如果丘明才学确实过人，怎么会这样呢？推此类比而言，都是孔子门下后来的门人。只是公羊、谷梁恪守经义，左氏通晓史实，所以它们的体例不同罢了。况且孔子自我比拟，都引用前人，所以说“我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又说伯夷等六个人：“我与他们不同”，并不是同时代的人。丘明，大概是孔子以前的贤人，像史佚、迟任这一类人罢了。焚书之后，没有人能详细知晓了。学者各自凭主观臆断，看见《左传》和《国语》都题署左氏，于是引证丘明作为作者。既然事情没有明确记载，只有司马迁说：“丘明失明，于是有了《国语》。”刘歆认为《春秋左氏传》是丘明所作。况且司马迁喜好猎奇且多错误，所以他的书多被淮南王刘安驳斥。刘歆则按个人喜好编入《七略》【《七略》以《左氏传》为丘明所作】，班固沿袭而不改正【《汉书·艺文志》依据《七略》】，后世于是认为是真的，这就是所谓的传虚袭误。司马迁写《吕不韦传》说：“吕不韦担任秦国相国，召集门客千人编写《吕氏春秋》，悬挂在秦国集市上。”但在他给任安的信中，却说：“吕不韦被迁往蜀地，世间流传《吕览》”，自相矛盾。他关于丘明的说法错误，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又说：《左传》和《国语》文体不协调，叙述事情又多违背常理，断定不是一个人所作。大概是左氏广泛收集各国的史书来解释《春秋》，传记写成之后，大概是他的家子弟及门人看见好的谋略事迹多未收入传记，有的虽然收入传记却又说法不同【因为各国各有史官，所以同一件事说法各异】，于是各自按国家编排而成此书。近代的儒者又妄加记录，说丘明传授给鲁人，鲁申申传授给吴起，吴起传授给他的儿子吴起，吴起传授给楚人铎椒，铎椒传授给虞卿，虞卿传授给荀况，荀况传授给张苍，张苍传授给贾谊。这是近代儒者想要尊崇左氏，妄造此说。假如传授如此分明，那么《汉书》中张苍、贾谊及《儒林传》为什么没有记载？那么它的虚假就可知了。有人说：公羊、谷梁确定是什么时代的人？【《汉书·儒林传》、《艺文志》都没有年代名字】回答说：这两部传虽然不记载事迹，但它们解释经义比左氏严密，由此知道必定是孔子门下后来的门人。只是不知道师承几代罢了。传记没有明确记载，所以三传的先后也无法知晓。先代儒者有人说：公羊名高，是子夏的弟子【应劭《风俗通》这样说】；有人说汉初人【何休在《隐二年纪子伯莒子》注中这样说】；有人说谷梁也是子夏的弟子，名赤【也是《风俗通》所说】；有人说与秦孝公同时代【糜信这样说】；有人说名俶，字元始【阮孝绪《七录》这样说】，都是牵强附会的说法。啖氏说：古代的解说，全是口耳相传。从汉代以来，才写成章句。比如《本草》，都是后汉时郡国的药物，却题署为神农；《山海经》广泛解说殷商时的情况，却说夏禹所记。其余书籍，比比皆是。由此知道三传的意义，都本于口传。后来的学者，才写在竹帛上，而以祖师的名字题署。我看《左氏传》，记载周、晋、齐、宋、楚、郑等国的事，最为详细。晋国则每次出兵，都列出将佐；宋国则每次因兴废，都列举六卿。所以知道史官的文字，各国不同。左氏得到这几国的史书，传授给门人，意义则口传，未形成文字。后代学者，于是推演贯通，汇总合并，编排年月，作为传记。又广泛采录当时的文籍故典，与子产、晏子及各国卿佐的家传，以及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混杂其中。所以叙述事情虽多，解释意义却很少，是非交错，浑然难辨。其大略都是左氏原有的意思，所以比其他传，功劳最高。博采诸家，叙述尤其完备，能使百代之后，颇见本末。公羊、谷梁起初也是口授，后人依据其大义，配合经文【传中还称“谷梁子曰”，就是证据】，所以多乖谬，失去纲领统绪。然而其大略，也是子夏所传。所以两传解释经义，比左氏严密。谷梁意义深远，公羊言辞辩丽，随文解释，往往探究深意，只是因固守文字而僵滞难通，比附日月，曲解条例，意义有不合，也强行贯通，杂乱不伦，甚至矛盾，不近圣人平易旷达的体统。《春秋》的文字，一字以为褒贬，确实如此。其中也有文字不同而意义相同的【如详内略外之类】，两传穿凿附会，全都以褒贬来说，所以繁琐细碎甚于左氏。公羊、谷梁又不知道有不报告就不记载的意义，凡是不记载的，都以义理来说。况且列国极多，如果盟会、征伐、丧纪，不报告也记载，那么一年之中，可以填满数卷。何况他国之事，不凭报告命令，从哪里得到记载？只是记载所报告的事，判定其善恶，以文字褒贬罢了。左氏说褒贬的，也不过十余条。其余事同文异的，也没有其他解释。旧解都说随从报告及旧史的文字，如果这样论，那么孔子只是抄写鲁史罢了，何名修《春秋》呢？所以说这两种说法都不得当。又说：三传分流，其源头则相同，择善而从，已经超过一半了，归于允当，又何必有固定的师法呢？

译如今《公羊》、《谷梁》二传几乎无人研习，而研习《左传》的人，都只把《春秋》当作遗留的经典，把《左传》当作保存的传文，谈论其中的事迹，玩赏其中的文采，就像浏览史籍一样，不再知道《春秋》的微言大义。唉！买椟还珠，难道值得奇怪吗？又说：三传的文辞意义虽然不同，但意旨情趣可以相合的，应当推演使之贯通；文辞意义都不同，但各有可取之处的，应当并列其义。有一件事的传文，首尾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应当都汇集到本经之下。至于义理指向乖谬背离，道理条例不相符合，浮夸言辞流荡无根，事迹接近诬妄，以及寻常小事不足以作为训诫的，都不收录。如果必须保留以贯通经义的，删取其中的要点；劝谏争辩、谋划策略的言论，有不切中要害的，略去；以及虽然应当保留但浮辞过多的，也撮取要点。凡是叙述战事，也有委曲详尽的繁文，并且只叙述参战人员的身世事迹，意义并非两国成败的关键，又没有诚信节操值得记载的，也都不予选取。凡是议论事情，议论者并非当事人，而是私下评论其事，如果不是切中要害，也都删除。那些巫祝占卜、梦境鬼神的话语，都不收录；其中有关劝善戒恶的，则予以保留。赵氏说：《公羊》、《谷梁》举例，全都不称“凡”。而且每阐述一个义理，往往在多处出现，现在去掉重复的内容，以追求简要。《左传》每次在会盟之下都说“重申某年的盟约”，每次在聘问之下都说“报答某人的聘问”，在侵伐之下多说“报复某次的战役”。凡是这类情况，都是检查前文以印证后文，再无其他含义。现在考订必须保留的，予以保留。《左传》记事大多不能通达经义，于是妄称“合乎礼制”。现在考订其中符合经义的，予以保留；其余全都不取。

译胡氏说：传述《春秋》的有三家，左氏擅长叙事，能看清事情的始末；公羊、谷梁两家言辞辩丽而义理精微。学习经书以传文为案据，就应当阅读左氏；玩味文辞以义理为主，就应当研习公羊、谷梁。比如惠公元妃、继室以及仲子归于鲁国，这涉及隐公兄弟嫡庶的辨析、摄政让位的实情，可以查考而知，应当阅读左氏，说的就是这类情况。至于说仲子来赗是预先为凶事做准备，那就是诬妄了。王正月体现大一统，以及“我欲”与“不得已”的区别，应当研习公羊氏，说的就是这类情况。至于说母亲因儿子尊贵而尊贵，媵妾被允许称为夫人，那就是混乱了。〇弟弟，不称为弟弟；公子，不称为公子，贬低〇他到了极点。郑伯处心积虑，最终导致杀弟，应当研习谷梁氏，说的就是这类情况。至于说曲解生造条例，以大夫称卒为正确，那就是穿凿附会了。关键在于反求于心，用道理来决断，精心选择而谨慎采纳。自从晋代杜预、范甯，唐代啖助、赵匡这几个人，用力非常勤勉，时常有所采纳，虽然到达了宫墙之侧，或许能得其门而入，但终究没有见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所以不列入七家之列【七家指孟子、庄周、董仲舒、王通、邵尧夫、张子厚、程正叔。胡氏选取他们的言论作为《春秋》的纲领，已在中篇提及】七家所达到的境界，固然有深浅之分，唯独程氏曾为之作传，但他的解说非常简略，对于意旨则引而不发，想要使后学谨慎思考、明辨，在耳目见闻之外自得。所以现在所传述的事，依据左氏，采纳公羊、谷梁的精要，大纲本于孟子，而微言大义多以程氏的解说为证。

元城刘氏说：“公羊、谷梁都解释《春秋》的正旨。《春秋》所没有的，公羊、谷梁未曾提及。所以汉儒推崇它们为真孔子之意。然而这两家也自相矛盾，那就也不是孔子的意思了。至于《左传》，《春秋》有的它有时不解释，《春秋》没有的它有时自己作传。所以先儒认为《左氏》有时先于经文以兴起事端，有时后于经文以终结义理，有时依据经文以辨析道理，有时交错列举以合并异说。然而它的解说有时也牵强附会。总之，读《左氏》的人，应当经文自为经文，传文自为传文，不可合而为一，然后才能通达。”

问三传的优劣。朱子说：“左氏曾见过国史，考证事情颇为精详，只是不知道大义，专门在小处处理防，往往不曾讲学。公羊、谷梁考证事情非常疏略，但义理却精微。这两个人乃是经生，传述了许多说法，往往都不曾见过国史。”又说：“《春秋》之书，且依据左氏，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写，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大概有言外之意。如果一定要在一字一辞之间寻求褒贬所在，我恐怕不是这样。齐桓、晋文之所以对王室有功，大概是因为当时楚国最强大，时常对郑国用兵，郑国在王畿之内，又讨伐陆浑之戎，在周疆观兵，其势与六国不同。大概六国势均力敌，不敢先动，楚国在春秋时，其他国家都不及它强，向非桓文有以遏制它，那么周室就会被它所吞并了。又诸侯不朝聘于周，而周反而下聘于列国，这是什么道理？”又说：“左氏是一个审察利害之防、善于避就的人，所以他的书有贬低死节等事，其间议论有极不对的地方，如周郑交质之类，是什么议论？他说‘宋襄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这〇不如公羊说。‘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的议论。”有人说：“孔子作《春秋》时，也必须与门人讲论，所以公羊、谷梁、左氏得到一个源流，只是渐渐讹误。当时若是全无传授，如何能凭空撰得？”又说：“左传是后来人做的，因为看见陈氏有齐，所以说八世。”

之后莫之与京，看见三家分晋，所以说公侯子孙必复其始。以三传来说，左氏是史学，公羊、谷梁是经学。史学记得事，却在道理上便差；经学在义理上有功，但记事多误。又说：左氏有一个大病，是他好以成败论人。又说：公羊、谷梁二传所以不同的，类多是人名地名，而非大义之所系。又说：解释《春秋》的人，以日月为褒贬，穿凿得全无义理。如果胡文定所解，乃是以义理穿凿，故可观。问：《春秋》胡文定的解说如何？回答说：寻常也不满足于胡说，且如解经不使道理明白，却在其中多使用故事，大与做时文答防相似。又说：或云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传自是左姓人作【或云左氏是楚左史倚相之后，故载楚事较详】

右附论

春秋宗防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凡例卷上

明 王樵 辑

即位第一

啖氏说：凡天子崩，诸侯薨，既殡而嗣子为君，康王之诰是也。未就阼阶之位，来年正月朔日乃就位，南面而改元，春秋所书是也。凡先君正终，则嗣子逾年行即位礼，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