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辑传卷一

译桓公去世的那一年，隐公即位，大家便拥戴他。程子说：“孔子的道既然不能在天下施行，于是便依据鲁国的《春秋》，确立历代君王的大法。”平王东迁，在位五十一年，最终没能复兴先王的基业，王道断绝了。孟子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亡佚，《诗》亡佚之后《春秋》才作。”这正赶上隐公初即位的时候，所以《春秋》从隐公开始。胡安国的传注说：“孟子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亡佚，《诗》亡佚之后《春秋》才作。’如今考察《邶风》《鄘风》以下的诗篇，大多也是《春秋》时代的诗，却说《诗》亡佚之后《春秋》才作，这是什么原因呢？自从《黍离》降为国风，天下不再有《雅》诗，王者的诗就亡佚了。《春秋》作于隐公之时，正赶上《雅》诗亡佚之后。”又考察《小雅·正月》是讽刺周幽王的诗，却说“显赫的宗周，被褒姒毁灭了”。等到鲁孝公末年，幽王已经被犬戎杀害，惠公初年，周王室已经东迁了。《春秋》不在孝公、惠公时开始作，是因为东迁之初，流风遗俗还有留存：郑武公入朝担任司徒，善于其职，说明还任用贤人；晋侯在艰难中捍卫周王，周王赐给他秬鬯，说明还有诰命；周王说‘回去看看你的军队’，说明诸侯还来朝见；义和去世，谥号为文侯，说明列国还有请命。等到平王在位日久，不能在政治上自强，抛弃他的九族，《葛藟》有‘最终疏远兄弟’的讽刺，不抚慰他的百姓；周人有‘束薪蒲楚’的讥讽。到了他晚年，失道更加严重，竟然以天子的尊贵身份，向下赠送诸侯妾室的丧礼物品。于是三纲沦丧，九法败坏，人心绝望了。夫妇是人伦的根本，朝廷风化的源头。平王的王子、王母遭遇褒姒之难，被废黜流亡，宗国颠覆，也可以想见了。平王不仅不以此为戒，反而赠送他人宠妾，这是拔除根本、堵塞源头，自取灭亡啊。《春秋》在这里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寄托于隐公开始，不也是深切而明显吗？

译鲁隐公元年春天，周王正月。

《公羊传》说：“元年是什么意思？是国君即位的第一年。为什么说‘王正月’？是为了彰显大一统。”何休认为：“只有天子才能改换年号，如果诸侯不该改换年号，那么鲁国史书应当记载为‘四十九年正月’，恐怕没有这种道理。”大概各国都奉行周王的正朔，但在记录史事时，必定使用自己的年号。杜预说：“因为依据鲁国史书来作《春秋》，所以用鲁国的年号来纪年。凡是君主即位，希望他体现元始而居于正道，所以不说‘一年一月’。”

《左传》说：“春天，周王的正月【说‘周’是为了区别于夏、殷】。”《谷梁传》说：“即使没有大事，也一定要提及正月，这是为了慎重对待开端。”胡安国说：“按照《左传》所说：‘周王的正月，周人以建子之月为岁首，那就是冬十一月。’在周朝之前，以建丑之月为正，其记载君主即位之初说‘惟元祀十有二月朔’，由此可知月份没有改变。在周朝之后，以建亥之月为正，其记载建国之初说‘元年冬十月’，由此可知季节没有改变。建子之月并非春季，这也十分明显。那么为什么用夏历的季节来冠于周历的月份之上呢？圣人告诉颜回治理国家，就说‘实行夏历’；作《春秋》来经世致用，就说‘春王正月’。这是体现在行事中的验证。有人问：‘不是天子不讨论礼制。孔子有圣德，却没有天子的地位，而改换正朔，可以吗？’回答说：‘有这种说法。’难道《春秋》不是天子的事吗？用夏历的季节来冠于周历的月份之上，是为后世垂示法则；用周历的正朔来记录史事，是表示没有天子的地位，不敢擅自专断。其中的旨意微妙啊。”

朱熹说：“《春秋》记载‘正’，根据程颐的说法，只是周历建子之月，但这并非春季却记载为‘春’，那么孔子有实行夏历的意思，是借天时来确立义理罢了。”程颐引用《尚书·商书》中的“十有二月”、汉代史书中的“冬十月”作为证据，以说明周朝没有改换月份，这固然不错。然而用《孟子》来考察，七八月乃是建午、建未之月，是暑热时节禾苗生长的时期；而十一月、十二月乃是建戌、建亥之月，是即将寒冷、结成冰凌的时节，又似乎连月份数都改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或许是当时两种历法并行，由人随意使用。但《春秋》既然是国史，那么必定使用当时天王的正朔，它与《商书》不同的原因，大概是后世史官深究文辞的结果；而秦汉直接称十月，则是其制度粗疏简略罢了。

又说：“孟子所说的七八月，是现在的五六月；所说的十一月、十二月，是现在的九月、十月。这说明周人确实已经改换了月份。但天时不可改，所以记载说‘秋天大丰收却未收获，这就停止了’，这是现在的秋季。如果不是酉、戌之月，就无法体现岁末大丰收却未收获的情况。由此考察，现在《春秋》中的月份数乃是鲁国史书的旧文，而四季的顺序，则是孔子的微言大义。程颐所说的借天时来确立义理，正是指这个。如果说周人起初没有改换月份，那么没有明确的证据。所以程颐只以商、秦两件事作为证据，以他那样博洽精勤，所选取的还只限于此，那么一定没有其他可考证的了。现在想要用十月陨霜的异常现象来证明，恐怕不足以作为没有改换月份的验证。因为陨霜在现在的十月不足为怪，在周朝的十月则是异常现象了。”

又说：“《诗经》中的月份数又似乎不曾改换，如‘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之类，所以我以前怀疑是两种历法并行。”

又说：“我亲眼见过程颐家的说法，程颐在《春秋》中说：‘孔子用夏历的季节来冠于周历的月份之上，用周历的正朔来记录史事。比如鲁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作春正月。’我就不敢相信这样的话，二百四十二年间，孔子只验证了‘行夏之时’这四个字。根据现在的《周礼》，有正月，有正岁，那么周朝确实是将元月改作春正月。孔子所说的‘行夏之时’，只是因为他不顺，想要改从建寅之月。”

《诗经·七月》，朱熹传曰：“七月，是斗建申之月，即夏历的七月。一之日，指斗建子，是一阳之月；二之日，指斗建丑，是二阳之月。”大概周朝的先公已经使用这个来纪候，所以周朝拥有天下后，就把它作为一代的正朔。《逸周书·周月》篇说：“凡四季构成一年，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用十二个月的中气来对应时节并置闰。没有中气，斗柄指向两辰之间，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天地的正道，四季的极致，是不变的道理。夏历符合天道，百王所同。到了商汤，用兵讨伐夏朝，消除百姓的灾难，顺应天命进行革命，改换正朔，改变服饰称号，一文一质，表示不相沿袭，以建丑之月为正，改变百姓的视听。以及我们周王，讨伐商朝，改换正朔和器械，以垂示三统。至于恭敬地授民农时，巡狩祭祀，仍然沿用夏历。”

我按：史书用来传信，时节必定与月份相合，月份必定与所记载的事情相合。如果用夏历的季节来冠于周历的月份之上，那么时节与月份下所记载的事情常常相差两个月。朱熹说根据史书记载来考察，凡是记载月份都不标明季节，怀疑古代史书记载事例就是这样。到了孔子作《春秋》，然后用天时加于王月之上，以阐明上奉天时、下正王朔的意义。而在建子之月加上“春”，那么“行夏时”的意思也就在其中了。然而鲁史称为“春秋”，似乎原本就有这个字。我认为夫子所沿用的……

译者，鲁国史官所用的历法，是周代的正朔。此处孔子没有余地可以增减。那么子月可以作为春天吗？回答说：子月是一年的开始，就像子时是一天的开始，哪里说子月不可以作为春天呢？经传记载中有相差两个月的例子，这是因为经书使用周正，而传文采用各国史官的记录，有的自行使用夏正，在更改时出现了失误。《汉书·陈宠传》说：“冬至节气，阳气开始萌生，上天以此为正月，周代以此为春天。”《左传》不记载即位，是因为（隐公）摄政。《公羊传》说：“鲁公为什么不称即位？因为鲁公打算平定国家后把君位归还给桓公。为什么归还给桓公？因为桓公年幼，隐公年长，他们之间的尊卑差别细微（指母亲都是妾室），国人不知道（指惠公没有及早分别嫡庶），隐公年长又贤能，众大夫拥立隐公并立他为君。”《谷梁传》说：“鲁公为什么不称即位？因为打算让位给桓公。让位给桓公合乎正道吗？回答说：不合正道。《春秋》崇尚道义而不崇尚恩惠，信奉正道而不信奉邪道。孝子宣扬父亲的美德，不宣扬父亲的恶行。先君想把君位给桓公，这不是正道吗？是邪道。虽然如此，既然已经战胜了这种邪念而把君位给了隐公，却又探求先君的邪志而最终把君位给了桓公，这就是成全父亲的恶行。兄弟关系是人伦中最重要的，作为儿子承受父亲的意愿，作为诸侯承受君主的意愿，已经废弃了天伦而忘记了君父，却去施行小恩小惠，这叫作小道。至于隐公，可以说他轻视千乘之国的君位，但说他遵循正道，却还没有做到。”程子说：“元年，是隐公的起始之年；春天，是时令；正月，是王正。书写‘春王正月’，显示人君应当上奉天时，下承王正。明白了这个义理，就知道王与天相同，大人之道就确立了。周代的正月并不是春天，只是借用来确立义理罢了。周平王的时候，王道已经断绝了。《春秋》借周代来匡正王法。隐公不书即位，是在一开始就阐明大法。诸侯的即位，必须由天子任命。隐公自立，所以不书即位，不承认他为君。大法既已确立，其他国君有的书即位，有的不书，义理各不相同。既不接受天子之命，而是凭先君之命继承君位的，就肯定其起始，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就是这样。继承君位者，既不是天子之命，也不是先君之命，不书即位，不肯定其起始，庄公、闵公、僖公就是这样。桓公、宣公、定公书即位，桓公是弑君自立，宣公是接受弑君贼臣的拥立，定公是被驱逐君主的人所拥立，都无视天子无视国君，接受什么命令呢？所以记载他们自行即位。定公相比宣公，情况又有所不同。”《胡传》说：“国君过了一年改元，必定举行告庙之礼。国史主要记载时政，必定记载即位之事，而隐公缺漏了，这是孔子删削的结果。古代诸侯继承世袭封爵，对内必定有所承继，爵位土地受之于天子，对上必定有所禀受。对内不承继先君的国家，对上不禀受天子的命令，众大夫拥立自己就自立，这是与争乱开端，也是篡弑由此产生的原因。《春秋》首先贬斥隐公，以阐明大法，父子君臣的伦理就端正了。仁山金氏说：惠公纳妾为妻，以庶为嫡，这是王法应当匡正的。平王不仅不匡正，反而成全了他（如送赗礼等），不足以安抚鲁国，却只破坏了王法，酿成鲁国的祸患，王室能不衰败吗？那么王应当如何匡正呢？回答说：隐公对上不敢违背父亲，对下不敢废黜弟弟，而自认为摄政，于是天子赐命，这样就是接受天子之命成为诸侯。隐公安定下来，桓公的逆谋就平息了，这就是匡正王法而安抚诸侯的方法。”

译三月，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父”音甫，凡是人名、地名都依此例。邾，《公羊传》写作邾娄，与《礼记·檀弓》相同，大概是齐地的方言。蔑，音莫结。《公羊传》《谷梁传》写作昧。这是私下结盟的开始。】

三月，是斗建寅的月份。公，指隐公。鲁国是侯爵却称公，是臣子的措辞。按礼制，五等爵位的君主，国人称他们为公【见《仪礼》】。鲁国史书所记载的，圣人沿袭而不改变。《左传》说：邾子克，没有受到周王的册命，所以不书爵位，称仪父，是尊重他。隐公摄政，想要与邾国交好，所以在蔑地结盟。程颐说：盟誓用来结信，出于人情，先王并不禁止。后世屡次结盟却不守信，那就是罪过了。诸侯互相盟誓，是乱世的事情。凡是盟约，以鲁国为主称“及”，以外国为主称“防”。在鲁国境内，虽然以外国为主，也称“及”。那是对方来，我方与之结盟。两国以上，则称“防”。那是对方结盟，我方前往参加。邾是附庸国，邾子克，字仪父，附庸国的君主称字，如同王臣一样。夷狄则称名，是降低其地位。杜预说：邾国在今鲁国邹县。蔑姑，蔑是鲁地，鲁国卞县南有姑城。赵氏说：盟誓，是杀牲取血以征验于神明的。王道纲纪败坏，诸侯放纵而仇敌结党，所以用干戈来对抗仇敌，用盟誓来巩固党羽，天下实行它便成为常事。如果王道政治施行，诸侯不敢互相侵害，盟誓做什么呢？贤君在位，诚信昭著而道义通达，盟誓就可以停止。看《春秋》中的盟誓，可以知道王道政治不行而天下没有贤侯。有人说：周官司寇有司盟，掌管盟载的法度。又《礼记》说：殷人作誓，人开始背叛；周人作防，人开始怀疑。这样说来，难道唯独衰世才这样吗？回答说：周官的伪托，我已经论述过了【赵子著《五经辩惑》说《周官》是后人附益的】。圣人建立邦国创立道义，难道先设立这个官职？《礼记》所说的，也是依据二代之衰时的情况。按赵氏又说三传中贵之、褒之的说法不对，说他们大概看到庄公十六年邾子克去世，以为就是仪父，因为同盟而书卒，不知道仪父不是克。仪父也是邾君的名字，与季孙行父、晋荀林父的“父”字相同，因为没得到周王的册命，所以他的去世不见于经书。到庄公十六年名克的，是他的嗣君，自己以周王的册命为子而书卒。附庸国的君主，没有勤王的善行，纵然能自己与大国有交往有什么嘉奖，而用字来褒奖他呢？如果仪父确实贤德，桓公十五年与牟人、葛人来朝，一律称人，为什么呢？道理又可见了。现在按此说有理，宜并存之。八年《谷梁传》说：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赵子认为好，说起例宜于事首，移附于此。

夏五月，郑伯在鄢地打败了共叔段。【鄢音偃。】

《左传》说：起初，郑武公在申国娶妻，叫武姜。【申国在今南阳定县。】生了庄公和共叔段。【段出奔共国，所以叫共叔。】庄公出生时武姜惊惧，于是厌恶他。【庄公出生时武姜惊惧，所以厌恶他。】武姜爱共叔段，想立他为太子，屡次向武公请求，武公不允许。等到庄公即位，武姜为共叔段请求制地。庄公说：“制，是险要的城邑，虢叔死在那里。【虢国在今荣阳县。】其他城邑听凭吩咐。”武姜请求京地。【郑邑，在今荣阳京县。】庄公让共叔段住在那里，称他京城大叔。祭仲说：“都邑超过百雉，是国家的祸害。【方丈叫堵，三堵叫雉，一雉的墙长三丈，高一丈，侯伯的城方圆五里，直径三百雉，所以大都邑不能超过百雉。】先王的制度，大都邑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都邑五分之一，小都邑九分之一。现在京地不合法度，不合制度，您将承受不了。”庄公说：“姜氏想要这样，怎么避开祸害？”祭仲回答说：“姜氏有什么满足的？不如早点为他做安排，不要让他滋长蔓延。蔓延就难图谋了，蔓延的草尚且不可除去，何况君王的宠弟呢？”庄公说：“多做不义的事，必定自己垮台，您姑且等着。”不久，大叔命令西部、北部边境【郑国的边邑】两属于自己。公子吕说：“国家不能两属，您将怎么办？想把国家给大叔，臣请求侍奉他；如果不给，就请除掉他，不要使百姓产生二心。”庄公说：“不用，他将自己招致祸患。”大叔又收取两属之地作为自己的城邑，到了廪延。【说逐渐侵吞增多，廪延是郑邑，陈留酸枣县北有延津。】子封说：“可以了，土地广大将得到民众。”庄公说：“不义于君，不亲于兄，土地广大将崩溃。”大叔修筑城郭，聚集人民，修缮甲兵，准备步卒战车，将袭击郑国。夫人将为他开城门。庄公听到日期，说：“可以了。”命令子封率领战车二百辆讨伐京地。【古代兵车一辆，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地背叛大叔段，段逃入鄢地。庄公在鄢地讨伐他。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国。【共国在今汲郡共县。】经书说：“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守弟道，所以不说弟；如同两个君主，所以叫“克”；称“郑伯”，是讥讽他失教；称为“郑志”，不说“出奔”，是难以措辞。【段确实出奔，而】

译以攻克为文明，郑伯的志向在于杀害，难以说他是出逃】《谷梁传》说：段是弟弟，却不称他为弟；是公子，却不称他为公子，这是轻视段而更加谴责郑伯。为什么更加谴责郑伯？是因为郑伯处心积虑，最终促成了杀害。在鄢地虽然遥远，但还只是说从他母亲怀中夺过来杀了他罢了，这是更加谴责他的表现。那么作为郑伯应该怎么做呢？放缓追击，放走贼人，这是亲近亲人的道理。胡氏传注说：姜氏在郑武公在世时，就常常想立段为君。等到武公去世，姜氏作为国君的嫡母主持内政，段作为受宠的弟弟凭借才能居于外朝，国人又喜爱并归附他，郑伯恐怕他最终会排挤自己，成为后患，所以授予他大邑却不为他安排妥当，故意让他失道以至于作乱，然后以叛逆之罪讨伐他，这样国人就不敢跟随，姜氏也不敢主持，而大叔的宗族谱系应当断绝，不能再居住在父母的国家，这就是郑伯的志向。王政以善道养育人民，推究其作为，使百姓兴起仁德而不苟且。何况用恶行对待天然亲情，使人陷入罪过，借此来剪除他呢？《春秋》推究显现极隐秘的意图，首先诛讨其心意，以端正人心，向天下展示公义，不可以私欲扰乱，其垂示训诫的意义重大。赵氏说：鄢应当是邬，是郑国的地名，在缑氏县西南，到十一年才归属周。《左传》说：周王从郑国夺取了邬、刘、蒍、邗的田地，这是正确的。传抄误写为鄢字。杜预注说：今颍川鄢陵，错误太严重了。按从京城到邬并不远，又是郑国的地，段因为有兵众，所以说“克”。如果远逃到鄢陵，已经出了国境，就没有兵众了，怎么能说“克”呢？又传文说：从鄢出逃到共，即从邬渡河向共城是便利的路，如果已经南行到鄢陵，就不应当奔往共了。

译秋季七月，周天子派遣宰咺前来赠送惠公和仲子的赗礼。【咺，音吁阮；赗，音芳凤。这是王室开始与诸侯交往的开端。】

《左传》说：周天子派遣宰咺前来赠送惠公和仲子的赗礼，行动迟缓，而且仲子尚未去世，所以直接称其名。【惠公的葬礼在《春秋》记载之前，所以说迟缓。仲子即子氏，去世的年份不详。《左传》认为隐公二年记载去世的就是仲子，所以这里说仲子尚未去世。】天子死后七月下葬，天下各国都要赶到；诸侯死后五月下葬，同盟国家都要赶到；大夫死后三月下葬，同等级别的人都要赶到；士死后一个月下葬，外亲都要赶到。【这是说报丧吊唁根据远近有所差别，从而制定丧葬的节度。】赠送死者的财物赶不上尸体入殓，【尸体是未下葬时的通称】吊唁生者赶不上哀悼的时候，【诸侯以上的人既已除服，就没有哭位，守丧期间也不穿丧服】预先为凶事做准备，【仲子还在世，天子就送来赗礼】不符合礼制。【啖氏说：诸侯的母亲还在世，天子难道会赠送赗礼吗？连豆麦都分不清的人尚且不应该这样做。】仁山金氏说：按照《左传》在隐公篇中多有错误，在庄公篇中多有缺失，这是研究《春秋》的人应当知道的。《左传》的错误，如仲子的赗礼、子氏的去世、尹氏的去世等。《左传》既然错误地将隐公妻子“子氏”的去世当作仲子，所以这里说仲子尚未去世而天子赠送赗礼。所谓“赶不上尸体”、“赶不上哀悼”，是指赠送惠公赗礼的迟缓；所谓“预先为凶事做准备”，是指赠送仲子赗礼的过早。文公四年十一月，成风去世；五年，周天子派遣荣叔前来赠送含玉和赗礼；九年，秦国派人前来赠送僖公和成风的赗礼。那么赠送赗礼应当是在惠公和仲子都去世之后，他们的去世在《春秋》记载之前。《左传》大概是误解了。陈氏说：“迟缓而且仲子尚未去世”以下的话，怀疑是后人添加的。《杂记》中有大夫和士向他国国君报丧的礼仪，那么不仅仅限于同等级别和外亲。而且文公九年秦国人赠送成风的赗礼，《左传》说“符合礼制”。诸侯互相吊唁祝贺，虽然不当事，只要有礼，就记载，以不忘旧好。那么这里以“赠送赶不上尸体”、“吊唁赶不上哀悼”为不符合礼制，又自相矛盾了。

《公羊传》说：宰是什么？是官职。咺是什么？是名字。惠公是什么？是隐公的父亲。仲子是什么？是桓公的母亲。为什么不称夫人？因为桓公尚未即位。赗是什么？丧事有赠送，赠送的大概是用马，用驾车的马、束帛、车马叫赗，钱财叫赙，衣被叫襚。桓公尚未即位，那么诸侯为什么来赠送赗礼？因为隐公为桓公而立，所以以桓公母亲的丧事告知诸侯。说“来”是什么意思？赶不上丧事。说“惠公仲子”是什么意思？是兼指两人。兼指两人不符合礼制。【应当各派一个使者，区分尊卑。啖氏说：如果说惠公仲子是两个人，那么僖公成风也是两个人。如果是两个人，那么成风是僖公的母亲，而《春秋》的文体以子先于母吗？所以《谷梁传》的说法是对的。赵氏说：“宰是官职，咺是名字，这只是名氏而已，像宰予之类，王室士人来鲁国例书名氏，石尚就是。”这也是一个说法。】为什么不说到仲子？因为仲子地位卑微。【不说到仲子，因为仲子地位卑微而不能与夫人相比。如果真像这话所说，那么为什么说母以子贵呢？《公羊传》在这里自相矛盾了。朱熹说：“惠公仲子，恐怕是惠公的妾，僖公成风却是僖公的母亲，不能一概而论，不必像孙明复的说法。”】

《谷梁传》说：母以子为氏。【妾不能正配君主，所以以儿子为氏。平王新遭幽王之乱，迁都成周，想要尊崇礼制对待诸侯。仲子早逝，没有机会追赠赗礼，所以趁着惠公的丧事而来赠送赗礼。】仲子是什么？是惠公的母亲，孝公的妾。【啖氏、赵氏主张此说。】礼制上赠送别人的母亲可以，赠送别人的妾不可以。君子认为可以接受的话就接受，其心意赶不上丧事。【赵氏说：“按照《春秋》，凡是这种例行的常事都不记载，如果天子应当赠送诸侯的妾母，那就是常事，何必记载呢？而且认为这符合礼制，又怎么纠正礼制的衰败呢？经文因为是惠公的母亲，所以赠送赗礼，自然要说惠公仲子，却说以可以接受的话接受，这是把天子的非礼当作合礼，可以吗？”】赗是什么？用车马叫赗，衣衾叫襚，贝玉叫含，钱财叫赙。

程颐说：“王者奉行天道，所以称天王，他的命令叫天命，他的征讨叫天讨，尽此道者就是王道。《春秋》凭借王命来端正王法，称天王以奉行天命，夫妇是人伦的根本，最应当先端正。《春秋》之时，嫡妾僭越混乱，圣人尤其谨慎名分，男女的匹配，终身不变，所以没有再娶的礼仪。大夫以下，家中没有主妇则家道不立，所以不得已有再娶的礼仪。天子诸侯，内职具备，后夫人已经可以摄理内政，没有再娶的礼仪。《春秋》之初，尚有疑惑，所以仲子、羽数等特别异常，僖公之后就没有再辨别了。《春秋》因其窃用称号而记载，以记录僭越混乱。仲子系于惠公而言，所以端正其名，不称夫人而称惠公仲子，意思是惠公的仲子，是妾的称呼。以夫人的礼仪赠送别人的妾，这是极大的人伦混乱。然而《春秋》之初，天子的义理尚未显现，所以不能去掉天而直呼咺，以显示其不王。王臣虽然卑微，不称名，何况是宰呢？”胡安国说：上古顺应时势称号，所以其名三次变化。《春秋》创制立名，将王系于天，作为万世的法则。冢宰称宰咺，是名。王朝公卿，书官；大夫，书字；

译上士、中士，只称其名；下士，连名带姓都写。咺身为六卿之长，却只称其名，这是为什么呢？仲子不过是惠公的妾室罢了。凭借天子的尊贵身份，却向下赠送诸侯妾室的助丧财物，这就像把帽子戴在鞋子上，违背了人伦的大道。天子是法度的宗主；六卿是法度的守护者。在朝廷上商议法度并加以修定，便参与谋划；颁布法度并在各国间推行，便专门掌管此事。然而接受命令去赠送诸侯妾室的助丧财物，这是破坏法度、扰乱纲纪，从王朝内部就开始这样做了。《春秋》重视嫡妻与妾室的分别，所以特意贬低并只称其名，以表明这位冢宰并非真正的冢宰。有人问：僖公的母亲成风，也是庄公的妾室。她去世时，周王派遣荣叔回去吊唁并赠送助丧财物；她下葬时，周王派遣召伯前来监护葬礼。天子向下赠送诸侯妾室的助丧财物，却称荣叔、召伯的字而不称其名，为什么？在前次赠送仲子助丧财物时，称冢宰的名；在后次安葬成风时，周王不称“天王”，法度就显得严厉了【汪克宽说：解释《公羊传》的人，认为宰是士，有的引用小宰、宰夫作为证据。然而《周官》三百六十种官职，其他官职不曾出现在经文中，为什么唯独小宰被书写呢？有的认为宰是姓氏，引用宰予作为证据。然而宰周公、宰梁伯纠，难道也可以认为是姓氏吗？只有刘《意林》认为《春秋》对于大夫不书写其官职，到了冢宰却书写，这是因为冢宰责任最重，“宰”是尊称，不是中士所应冒用的，最符合经文的本意。况且《左传》僖公九年称宰孔出使，经文不写“宰周公”而写他的名字，那么议论的人也怀疑他是士或是姓氏了】我按：惠公的原配夫人孟子已经去世，于是与宋国约定婚事。当时，宠爱私情的迹象尚未显露，但其名号已经讲究了。实际上是按照夫人的礼仪娶的。啖助认为仲子本就是以夫人礼仪娶的，又因为隐公以桓公为先君的继承人，所以行夫人的葬礼，书写“薨”。自从成风之后，妾母都僭用夫人的礼仪，所以也书写“薨”，以彰显其不合礼制。凡是夫人下葬都书写，仲子不书写下葬，是因为诸侯不立两个嫡妻，虽然用了夫人的礼仪，仍然不列入宗庙【另外建造宫殿五年，考察仲子的宫殿，就是指的这个】。自从文公安葬成风之后，才有两位夫人附祭宗庙，这是不合礼制的。这番话说得对。况且先前的正人君子厌恶惠公有不明礼制而再娶的过失，于是加上以妾为妻的罪名，所以对于隐公、桓公嫡庶之分的辨析虽然很多，但对于夫人子氏的书写议论却不明确。虽然议论很多但不确定。诸侯没有再娶的礼仪，而惠公再娶了，这是惠公失礼。仲子本来就是夫人。自从周朝衰微，典礼不明，当时上下大概都安于现状，而没有察觉其错误。所以隐公终身自居于庶孽的地位，而认为桓公应当即位。如果他知道仲子、声子都是妾，那么隐公和桓公都是庶子。隐公年长而桓公年幼，怎么会把国家让给桓公呢？他之所以推举并让位给桓公，一定是他安于嫡庶的分别，而不敢扰乱。安于嫡庶分别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诸侯不再娶的礼仪还没有被讲究。礼制一旦有差错，名分一旦不正，其祸患以至于篡位弑君由此兴起，能不谨慎吗！《春秋》在前面书写“天王归惠公”，仲子的助丧财物；在后面书写“考仲子之宫”，保存其实情，以显示过失不可掩盖；纠正其名分，以显示礼制不可扰乱，难道不是深切而显著吗？“朱熹说：《春秋》一开始就不书写即位，这就是君臣之事；书写仲子嫡妾之分，这就是夫妇之事；书写及制盟，这是朋友之事；书写‘郑伯克段’，这是兄弟之事。一打开书卷，人伦就完备了。”

译九月，鲁国与宋国在宿地结盟。

《左传》记载：鲁惠公晚年，在黄地打败了宋国的军队。鲁桓公即位后，寻求与宋国和解。九月，与宋人在宿地结盟，这是两国开始互通往来。《公羊传》说：“‘及’字表示地位卑微的人。”《谷梁传》说：“‘及’是什么意思？表示内部地位卑微的人。‘宋人’，表示外部地位卑微的人。”赵氏说：“为了重修两国的友好关系而订立盟誓，如果不是国君就是卿大夫，怎么能派遣地位卑微的人呢？先前的儒者说：地位卑微的人是指没有受命的卿。查考体例，外部没有受命的卿来到鲁国，都只写名字，但不写姓氏。况且前后结盟而不称‘内盟’的共有七次，推究这些事迹，都是国君亲自结盟（义理见于《篡例·盟篇》）。义理和体例非常明白，不能有时说是国君，有时说是地位卑微的人（宿地结盟说是地位卑微的人，幽地结盟说是国君，这些都是错乱的）。胡氏传注说：“内部称‘及’，外部称‘人’，都是指地位卑微的人。地名以国名命名，宿地也参与其中。”现在考察这段经文，三家说法不同，恐怕赵氏的说法是对的。杜氏说：“宿是小国。”

宿国在东平无盐县。凡是盟约以国名和地名命名的，国君也参与结盟。体例在僖公十九年，宋国在今梁国睢阳县。

冬季十二月，祭伯来到鲁国【祭，音侧界。这是王室臣子私下交往的开始】

《左传》说：这不是天子的命令。杜氏说：“祭国，伯爵。”《谷梁传》说：“‘来’，是来朝见。为什么不称之为朝见呢？”天子疆域内的诸侯，如果没有天子的命令，不得出防。诸侯不纠正其外交行为，所以不承认他是来朝见。聘问时，弓矢不出边境；束脩之肉，不在境内通行。因为有至尊的天子，不能有二心。程子说：“祭伯，是畿内诸侯，担任王卿士，来朝见鲁国，不说是朝见。”

不承认他是来朝见。当时诸侯不修习朝觐之礼，丧失了人臣的道义，这是天子应当治理的。祭伯是天子的臣子，不能辅佐天子端正法度，反而与诸侯私下交往，又来到鲁国朝见，所以不承认他是来朝见，以表明他的罪过。先前的儒者有“内臣无外交”的说法，这是很不对的。如果天下有道，诸侯遵循正轨，哪里会有内外之分？他们互相交往，乃是常礼。然而放弃官职而远道相朝，是没有这种道理的。《周礼》所说的世代相朝，是指邻国而言。啖氏说：“《谷梁传》说‘是天子疆域内的诸侯’。查考‘天子疆域内的诸侯’体例称‘子’，如果把‘伯’当作爵位，那么毛伯、召伯、荣叔、祭叔、复伯又是什么爵位呢？由此可知，天子的大夫体例书写名。查考啖氏的说法是对的。《礼记·郊特牲》说：“作为臣子没有外交，不敢对君主有二心。”《檀弓》说：“古代的大夫，束脩之礼不出边境。”

公子益师去世。

《谷梁传》说：“大夫去世记载日期，是正当的；不记载日期，是表示厌恶。”程子说：“诸侯的卿，必须受命于天子，当时不再请求任命，所以诸侯的卿都不书写官职，不承认他们是卿。称‘公子’，是因为公子的缘故，让他担任卿。只有宋国，因为是王者的后代，得以受命设官，所以唯独宋国的卿书写官职。卿，是辅佐国君治理国家的人，他的去世，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记载在这里，体现君臣的道义。有的记载日期，有的不记载日期，是沿用旧史。古代史书记事简略，日月有时不全备。《春秋》沿用旧史，有可以删减而不能增添的。”东莱吕氏说：“益师的去世，《春秋》隐去了他的爵位，大概因为任命不出自天子，虽然有爵位，犹如没有爵位。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命的重大。内部大夫的去世，益师首先以‘公子’书写，所以讥讽鲁国用人不凭贤能而凭亲属，把天职视为私事，所以特意书写‘公子’以彰显其罪过。从这里可以看出天职的公正。国君的卿佐，称为股肱，股肱如果有亏损，还有什么比这更痛心的呢？所以小敛、大敛，国君都亲自到场，恩情深厚悲痛，不是从外部来的。所以《春秋》在他去世时，必定谨慎地记载。从这里可以看出《春秋》的大义。卒，是人的终结。君子保全自身直到去世，是为了完成他的事业。卿大夫辅佐国君承担一国的重任，他的事业又是怎样的呢？回顾平生，心中没有一丝可悔之处，对君主没有一念一事不尽忠，然后才可以无憾地去世。君子对此，难道能不警惕而恐惧吗？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死生的界限。学者不追求这个，反而在日月上计较尺寸，琐碎的体例，又有什么意义呢？

二年春天，鲁桓公在潜地防备戎人【这是记载“防”的开始，也是防备戎狄的开始】

《左传》说：为了重修惠公时的友好关系，戎人请求结盟，桓公推辞了。杜氏说：“戎人而记载‘防’，是顺应他们的习俗作为礼仪，都因为居住在中国。像戎子驹支那样的人，陈留济阳县东南有戎城，潜是鲁地。”《谷梁传》说：“‘防’，是以外部为主。智者考虑，义者行动，仁者坚守，具备这三种德行然后才可以出防。防备戎人，使桓公处于危险之中。”何氏说：“王者不治理夷狄，记载戎人，是因为来者不拒绝，去者不追赶。”程子说：“周王室已经衰微，蛮夷扰乱华夏，有散居在中国的人，方伯大国阐明大义而排斥他们，是合乎道义的。其余的列国谨慎地巩固封疆守卫就可以了。如果与他们和好以免受侵扰，不是所谓的‘抵御戎狄’，所以容忍他们扰乱华夏。所以《春秋》对华夏与夷狄的辨别尤其谨慎。居住在中国而亲近中国与盟防的，就与他们交往，桓公在潜地防备戎人是不合乎道义的。”胡氏传注：“戎狄举其称号，是排斥他们【啖氏说：“凡是戎狄不书写爵位称号，君臣同词”】内部中国

译而对外族的四方蛮夷，让他们各自安守自己的地方。周王的正朔（历法）不加于他们，哪里还有防备他们与中原同化的问题呢？《春秋》记载“防戎”之事，是讥讽这种防备啊。」王伯厚说：「周平王东迁，是戎人造成的；周襄王出奔，是狄人造成的。《春秋》的笔法，以戎人为先，狄人次之，这是最末等的了。淮夷列阵于诸侯的边防，天下的变故已经到了极点。」

译夏五月，莒国人攻入向国【向，音舒亮。这是诸侯攻入他国的开端】。

《公羊传》说：攻入是什么意思？是占领了但不居住。

无骇率领军队攻入极国【骇，古本作侅，后面相同。帅，音朔律。后面仿照此例。这是大夫专擅兵权的开端】。

《胡传》说：《左传》记载：莒子在向国娶妻，向姜在莒国待不下去而回国。莒国人攻入向国，把姜氏接回来。这就是所谓的“案”（依据事实）。《春秋》记载说：“莒人入向。”这就是所谓的“断”（评判义理）。从事实来说，入是指到达其国都；从义理来说，入是指违背而不顺从。莒国称人，是因为它是小国【孙氏说：《春秋》中小国的卿大夫都略称为人。陈氏说：攻入君主和大夫的都称人。君主将记载君主，从楚庄王攻入陈国开始；大夫将记载大夫，从郤缺攻入蔡国开始。只有本国大夫才记载名字。按：莒、向都是小国。宣公四年鲁公伐莒，夺取向地，那么向后被莒国吞并，可以知道。陆氏说：经文中一个字普遍用于各种条例，而意义不同的，只有“人”字。国家而称人，则是众人的意思；军队称人，则是人少的意思；名爵不尊贵而称人，则是微贱的意思；废除其名爵而称人，则是贬斥的意思】。无骇不称氏，是因为还没有赐予族姓【张洽说：无骇、挟都是本国大夫中未获赐族姓的人。《左传》称司空无骇，经文中不记载官职，是孔子删削了】。记载他率领军队，是因为动用了大量民众。没有王命而攻入他国城邑，逞其私意，显示出诸侯的不臣服。擅自兴兵征讨，不加制止，显示出天子的不君主。依据事实直书，义理自然显现。杜氏说：向，是小国。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莒国现在的城阳莒县极，是附庸小国。赐族姓的条例在八年【按：向有两个。莒人入向与伐莒取向，是靠近莒国的邑。按《一统志》，现在莒州南七十三里有向城就是。谯国龙亢的向城，在现在凤阳府怀远县西北八十五里，距离莒国很远。襄公十四年会同吴国于向，是这个向】。程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春秋》之时，诸侯擅自互相侵伐，《春秋》直书其事，而责备常在受侵伐者。大概对方加兵于己，就应当引咎，或者自我辩解，用礼义晓喻，不能免除，就固守封疆，向天子、方伯报告。如果愤怒而战，就以与战者为主，这是断绝乱道的做法。

秋八月庚辰，鲁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这是与外域结盟的开端】。

《左传》说：戎人请求结盟，秋天在唐地结盟，是重新修好戎人的关系。”《胡传》说：《费誓》称淮夷、徐戎，这大概是徐州的戎人，久居中国，在鲁国东郊的。韩愈说《春秋》谨严，君子认为他深得旨意。所谓谨严的是什么？谨慎没有比区分中外更谨慎的了。中国而无礼，就将其视为外域，内侵就抵御，这是《春秋》的防微杜渐。而与戎人歃血结盟，是不义的。所以成于日的，必以事系日，而此前无不记日，宿不记日，此后密不记日，石门不记日，唯独盟于唐，记日，是谨慎的表现。”张氏说：“结盟必详记月日，因为互相约定信义，或寻或寒，都考察于此前。此前蔑、宿二盟不记日，是因为久远失传。”杜氏说：“高平方与县北有武唐亭，八月无庚辰，庚辰是七月九日。日月必有误。”孔氏说：“杜氏勘检经传上下月日，制定长历。这一年八月壬寅朔，该月三日甲辰，十五日丙辰，二十七日戊辰，该月无庚辰。七月壬申朔，则九日有庚辰。杜氏观察上下，如果月不容误，则指言日误；如果日不容误，则指言月误。这里上面有秋，下面有九月，则日月都有误，所以说日月必有误。”

九月，纪国的履緰来迎接女子。冬，十月，伯姬嫁到纪国【緰音须，履緰，《左传》作裂緰】。《左传》说：“卿为君主迎接。”《公羊传》说：“纪履緰是谁？是纪国大夫。为什么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主人指新郎，因为有羞耻之心，不想自说娶妇】。那么称什么？称诸父兄师友。宋公派公孙寿来纳娶，那么他称主人是什么？是辞穷。辞穷是什么？是没有母亲【宋公没有母亲，没有人命令他，辞穷所以自命，自命就不得不称使】。那么纪国有母亲吗？说有。有为什么不称母亲？母亲不通【妇人无外事，母命不得通于邻国】。外逆女不书，这为什么书？讥讽什么？讥讽开始不亲迎。开始不亲迎，从这里开始吗？在此之前。在此之前为什么开始于此？是《春秋》的开始。女子在其国称女，在路上称妇，入国称夫人。伯姬是谁？是本国女子。妇人谓嫁曰归。程子说：“非命卿，皆书名，以君命来迎夫人。”在鲁国故称女，内女嫁为诸侯夫人则书逆、书归，表明重视此事。来逆非卿则书归而已，显示其礼之薄。先儒都说诸侯当亲迎，亲迎者迎于其所馆，故有亲御授绥之礼，岂有委宗庙社稷，远适他国以迎妇者乎？非惟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诗》称文王亲迎于渭，

译（鲁国女子）未曾越过国境出嫁。前来送行的虽然包括公子、公孙，但如果不是卿大夫级别，史书就不记载。我按：本国女子嫁给诸侯，因为地位尊贵相同，所以予以记载，这与其它婚礼因属常事而不记载，若记载则是为了彰显礼制的缺失，本来就不相同。关于亲迎的礼仪，程子已经阐述得很详尽。渭水一带在周王畿附近，所以可以亲迎；韩侯因为入朝觐见，顺路经过，所以也可以亲迎，因此文王得以在渭水迎接，韩侯得以在蹶之里迎接。何况文王当时还是世子呢？其他如各诸侯国的大婚，都是派遣上卿到女方国家迎亲，到达后亲自到馆舍迎接罢了，没有越过国境的道理。况且本国女子作为夫人，在经书中总共出现八次，唯独对纪国记载得详细，大概是因为我国女子遭遇了人伦变故吧？所以，履緰迎亲，是事情的开始；齐侯安葬纪伯姬，是事情的终结。唉！《春秋》对此大概也是有所感慨的吧。

译纪子伯、莒子在密地结盟【“伯”字，左传作“帛”，这是两国互相结盟的开始】

程子说：“这是缺漏的文字，应当说‘纪子某伯、莒子在密地结盟’。”左传附防作“帛”，杜预认为这是“裂繻”的字。《春秋》中没有大夫排在诸侯之上的情况，公羊传和谷梁传都作“伯”。杜氏说：“密，是莒国的城邑。”城阳淳于县东北有密乡。李亷说：“纪国本来不是子爵，恐怕‘子上’二字中间还有缺漏的字，或者‘子伯’二字就是‘侯’字的误写。”

　　十二月乙卯日，夫人子氏去世

《公羊传》问：夫人子氏，是谁？答：是隐公的母亲。为什么不记载安葬？因为隐公将不能最终成为国君，所以他的母亲也不能最终成为夫人。”《谷梁传》说：夫人去世不记载地点，夫人，是隐公的妻子。”范氏说：“夫人没有出境的事情，去世有固定的地方，所以不记载地点。”程子说：“这是隐公的夫人，妇人跟随丈夫，因为国君在，所以不记载安葬，在这里可以看到夫妇的大义。”现在考察：夫人子氏，左传认为是仲子，所以把以前周天子送来的助丧物品当作预兆凶事。程子说：“哪有这种道理！”夫人子氏自然是隐公的妻子，与仲子无关。《公羊传》认为是声子，但左传明确说惠公的原配孟子去世，后来继室声子生了隐公。继室如果在世，恐怕没有理由再娶，一定是声子去世后，才又娶了仲子生了桓公。声子、仲子都是妾，所以《春秋》记载仲子，只称“仲子”，那么记载声子一定不会称“夫人”。大概因为隐公将不能最终成为国君，母亲也不能最终成为夫人，而孔子肯记载为“夫人”，来损害事实吗？声子是孟子的侄娣，孟子去世后，声子以次妃的身份主持内务，称为继室，不能称为夫人，是因为礼制上没有两个嫡妻。不再娶夫人，是因为诸侯没有再娶正妻的礼制。声子去世后，惠公因为内务无人主持，再娶仲子，并正式定名为“夫人”，因为她不像侄娣那样，却不知道这都不合礼制。声子、仲子都在《春秋》之前去世，这一年去世的自然是隐公的夫人，虽然她代理行使国君的事务，《春秋》记载隐公称“公”，那么记载他的妻子称“夫人”，是无可怀疑的。左传误认为是仲子，所以把周天子送来的助丧物品当作预兆凶事，甚至把尹氏当作君氏，把君氏当作声子，知道君氏的说法无理无据，就知道他前面的说法也是妄断了。

郑国人攻打卫国【这是诸侯擅自征伐的开始】

胡传按照左传，郑共叔的动乱，公孙滑【郑段之子】逃奔卫国，卫国人替他攻打郑国，夺取了廪延。到了这时，郑国人攻打卫国，讨伐公孙滑的动乱。凡是军事行动，声张罪过进行讨伐叫伐；秘密出兵掠夺边境叫侵；两军交战叫战；包围城邑叫围；进入国都叫入；迁移朝廷和市场叫迁；毁坏宗庙社稷叫灭；用诡计取胜叫败；全部俘虏叫取；轻装突袭叫袭；敌人撤退后追击叫追；聚集兵力防守叫戍；凭借弱国依附强国而能左右局势叫以。都记载其事实，以表明轻重。国内军事记载败绩叫战，记载灭亡叫取，特意委婉其辞是为了为国君掩饰【啖氏说：公羊传云，战不言伐，围不言战，入不言围，灭不言入，都是举重而言。这种说法有与条例不合的地方，就随文义解释】征伐是天子的重大权力，现在郑国没有王命，即使有可指责的理由，也是王法所禁止的，何况是报私怨呢？不记载交战，程氏认为是卫国已经屈服。卫国屈服就可以免除了。这个义理适用于攻打而不记载交战的情况，都可以通顺【陆氏说：成公以前侵伐记载“人”的，是因为远事难以详述，不一定都是微弱的国家】

　　三年春王二月

程子说：“月，是王历的月份。事情在二月，就记载‘王二月’；在三月，就记载‘王三月’；没有事情就记载‘时’，记载‘首月’。大概有事情则道义体现在事情中，没有事情则保存天时。端正王历的朔日，天时完备则岁功成就，王道存在则人伦确立，这是《春秋》的大义【汪氏说：《春秋》记载‘王正月’的有九十三次，记载‘王二月’的有三十三次，记载‘王三月’的有十九次，都在岁首系上王，彰显周王的正朔，以明白大一统的意义。或者岁首所记载的事情，旧史只记载‘时’，或者按例应当记载‘时’，那么二月、三月都不记载‘王’，如隐八年记载‘遇垂三月归祊’，襄十五年记载‘向戌聘二月盟’，文九年记载‘毛伯求金二月得’，‘臣如京三月夫人至’之类就是。何休竟然说二月是殷商的正月，三月是夏代的正月，王者保存二王之后，让他们使用自己的正朔，这种说法荒谬得很。在周朝的时代而保存夏殷的正朔，难道是大一统吗】

　　己巳日发生日食

《公羊传》问：为什么记载？答：记录异常现象。日食为什么有的记载日期有的不记载？有的说朔日有的不说朔日？答：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是日食发生在正朔【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就是这种情况。日月运行没有迟疾，日食不偏离正朔】有的记载日期有的不记载，有的日食发生在朔日之前，有的发生在朔日之后。发生在朔日之前的是朔日在前【指初二日发生日食，己巳日有食之，就是这种情况。日行快，月行慢，过了朔日才发生日食】发生在朔日之后的是朔日在后【指晦日

译日食，即《春秋》庄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所记载的那次。太阳运行缓慢，月亮运行迅速，未到朔日就发生食。《谷梁传》说，经文只说“日”而不说“朔”，是因为食发生在晦日。那为什么不写“食之”呢？【这是指经文不记载月食日】知道那不可知的，【这是指圣人谨慎对待疑惑，使用表示不知的言辞，是智慧的表现】程子说：日有食之，是有食之的，不再推求的原因是什么呢？太阳象征君主，却遭受侵食，这是君主之道所忌讳的，但这是有固定规律的，是灾异而非怪异。星辰凌犯历数也是这样。胡安国说：经书记载日食三十六次，相距一千多年，而精通历法推算的人能够考证。它们的运行有固定的规律。然而每次日食必定记载，是为了向后世展示治理历法、明确时日的法则。有固定规律则是灾异而非怪异。然而每次日食必定记载，是为了向后世展示遇到灾异应当畏惧的心意。太阳是众阳之宗，是人君的表率，却发生日食，这是灾祸的征兆。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那么即使有这种征兆也不会产生相应的灾祸；不能畏惧上天的灾祸，灾祸必然到来。凡是经书记载的，或者是妾妇压制丈夫，或者是臣子背叛君父，或者是政权掌握在臣下手中，或者是夷狄侵扰中原，都是阳气微弱、阴气盛行的征兆。因此《诗经·十月之交》中，诗人用日食来讽刺，而《春秋》必定记载，以警戒人君不可忽视天象。我按：这次日食，《公羊传》认为是失掉了前面的朔日，即朔日在前；《谷梁传》说只言“日”不言“朔”，是食在晦日。杜预用长历推算，明确这次日食是在二月朔日，不写“朔”字，是史官的失误。日食必定发生在朔日，如果日食不在朔日，就是历法有误差。

译三月庚戌日，周天子驾崩。

《左传》记载：三月壬戌日，平王驾崩，但周王室发讣告时用的是庚戌日，所以《春秋》就按讣告的日期记载。【杜预注认为：这是为了让诸侯尽快赶到，所以故意把讣告日期推后。《春秋》不记载实际驾崩的日期，而记载推后的日期，是沿用了讣告中的虚假日期，以此来惩戒臣子的过错。按此说法恐怕不对。】《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记载葬礼？天子只记载驾崩，不记载葬礼，是因为葬礼必定在适当的时候举行。诸侯记载死亡和葬礼，是因为有天子在位，不能确定葬礼必定在适当的时候举行。为什么有的说“崩”，有的说“薨”？天子死称“崩”，诸侯死称“薨”，大夫死称“卒”，士死称“不禄”。杜氏说：不记载葬礼，是因为鲁国没有去奔丧。《谷梁传》说：高大称为“崩”，厚重称为“崩”，尊贵称为“崩”。天子死称“崩”，是因为尊贵。为什么称“崩”呢？因为天子居于民众之上，所以称“崩”。为什么不称名呢？因为至尊无上，所以不称名。胡传认为：“崩”是向上坠落的样子。《春秋》历经十二位周王：桓王、襄王、匡王、简王、景王、悼王，记载驾崩和葬礼的，是讣告传到鲁国，鲁国去奔丧了。平王、惠王、定王、灵王，记载驾崩不记载葬礼的，是讣告虽然传到鲁国，但鲁国没有去奔丧。庄王、僖王、顷王，驾崩和葬礼都不记载的，是王室没有讣告，鲁国也没有去奔丧。诸侯为周天子服斩衰之丧，按礼应当根据听到消息的先后前往奔丧。现在平王驾崩，周人来报丧，而隐公不去，这是没有君主的样子，其罪应诛，不记载而罪责自现。有人说：万国众多，疆界重要，天子的丧事，不能越过国境去奔丧，而在国内修治丧服，由卿大夫负责吊唁送葬的礼节，直到葬礼结束、卒哭祭后除丧礼吗？按《周书·康王之诰》记载：太保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应门左侧，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右侧，再拜快步退出，成王才返回丧服。这些去奔成王丧事的人，怎么能说在国内修治丧服就可以呢？所以周人有丧事，鲁人也有丧事。周人去吊唁，说派人是可以的；鲁人不亲自去，是说应当亲自前往而不能派人代替的。诸侯有时朝觐京师，有时在方岳会盟，有时跟随军队征讨，越过国境、超过时限，都不以为难，为什么唯独对奔丧为难，而轻视君臣始终、存亡的道义呢？这大大违背先王的礼制，丧失了《春秋》的大义。赵氏说：《春秋》记载天子驾崩有三次不书【庄王、僖王、顷王】，可见王室没有讣告，鲁国也没有去奔丧【王室派人讣告，国史应当记载；不然鲁国听说天子驾崩，派卿去吊唁，就知道日期，也应当记载】，哀叹王室无人【王室衰微，公卿不是合适的人选，所以礼制缺失】，彰显诸侯的不臣【王室虽然不讣告，诸侯听说后自当前往】，继位的天子都不记载【过了一年才即位，天下更新。就应当记载其即位，以显示天下有了新的大君】，不能向天下施行政令【只是自己即位而已，不能发出号令新政，让天下知道。这也像《诗经》中有《王风》，而不属于《雅》】，罪责诸侯不臣，而没有人承继【诸侯视同于没有即位，不再重视承继】，哀叹王道积弱，而没有人振兴。又说：王后、世子废立、死亡葬礼不记载，为什么呢？王室不讣告，诸侯不奔丧【不庆吊】，哀叹其衰微。

夏四月辛夘日，尹氏去世【尹，左传作君】

《公羊传》说：尹氏是谁？是天子的卿大夫。为什么称尹氏？是贬斥。为什么贬斥？讥讽世卿。世卿不合礼制。外国的卿大夫不记载死亡，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天子驾崩，尹氏是诸侯丧事的主持人【赵氏说：《春秋》一字之义，是治理国家的大训，难道有因为其为诸侯作丧主之恩而将其记录在经书上的吗？】胡传认为：尹氏，是天子的卿大夫，世代掌握朝政大权，成为周朝动乱的阶梯，被家父所讽刺。秉国之均不平，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他参与讣告和拥立子朝，以及子朝奔楚，都以氏书，是记载世卿不合礼制，作为后世的鉴戒。有人说：世卿不合礼制，《裳裳者华》这首诗为什么作呢【《诗经·裳裳者华》小序：古代做官的人世代享有禄位，小人在位则谗言谄媚并进，抛弃贤能这类人，断绝功臣的世袭】。回答说：功臣的世袭，是世袭禄位；世卿的官职，是继承职位。禄位是用来报答功劳的，所以其世袭可以延续；职位是用来尊崇贤能的，所以其官职应当选择。官职不选择贤能的人，世代授予权柄，党羽众多，威福下移，大奸大恶盘踞而难以清除，君主孤立而无助，国家不灭亡是侥幸的。《春秋》在周朝记载尹氏、武氏、仍叔之子，在鲁国记载季友、仲遂，都是记载其不合礼制。《公羊传》这种说法必定有所传承【薛氏说：先王之内诸侯是禄位，外诸侯是世袭。有世禄而无世官，尹氏就是世官了。王臣不记载死亡，《春秋》因其与鲁国交往而来讣告，而将其记载在丧事中，作为万世的鉴戒】。金氏说：按尹氏去世，左氏作君氏，说是声子。因为公的缘故所以叫君氏，不对。古语“氏”如同现在说“家”。国君的母亲去世，而说公家去世，那就太不通顺了，所以应当遵从《公羊传》和《谷梁传》。

附录《左传》：郑武公、庄公担任平王的卿士【卿士，是周王卿大夫中执政的人，意思是父子执掌周朝政事】。平王对虢公产生二心【虢，是西虢公，也在周朝做官，平王想把政事分给虢公，就不再专任郑伯】。郑伯怨恨平王。平王说：“没有这回事。”所以周、郑互相交换人质。王子狐【平王的儿子】在郑国做人质【平王末年，王室衰微到了这种地步】。郑公子忽在周朝做人质。平王驾崩，周人打算把政事交给虢公。

译周人于是实现了周平王的本意。四月，郑国的祭仲率领军队收割了温地的麦子；秋天，又收割了成周的谷子。

译秋季，武氏子前来请求助丧的财物。【赙，音附。这是前来请求的开始。】

《左传》说：因为周天子尚未安葬。《公羊传》说：武氏子是谁？是天子的卿大夫。为什么称他为武氏子？是为了表示讥讽。讥讽什么呢？因为父亲去世，儿子尚未被正式任命。为什么不称他是被派遣的？因为桓王还在丧期，尚未正式即位。武氏子前来请求助丧财物。为什么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表示讥讽。讥讽什么呢？桓王在丧期不应有所求，请求助丧财物是不合礼制的。这大概是与下位者相通。《谷梁传》说：武氏子是谁？是天子的卿大夫。天子的卿大夫为什么称他为武氏子？因为丧期未满，孤子尚未受爵位。【平王的丧期还在殡宫】未受爵位就派遣他，是不合正道的。为什么不说是被派遣的？因为此时没有君主。【桓王在丧期尚未即位，所以说没有君主】送给死者叫作赗，送给生者叫作赙。主动给予是正道，请求给予是不合正道的。周朝即使不请求，鲁国也不可以不给予；鲁国即使不给予，周朝也不可以请求。请求这个词，意味着得到与否还不确定。双方都受到讥讽。程颐说：武氏子是周王的卿士，称武氏，表明他是世袭官职。天王去世，诸侯不供给丧事费用，所以武氏派遣他的儿子向各国征求，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显示天子失道，诸侯不守臣节到了极点。【家氏说：武氏子即仍叔的儿子，奉命而出，必定都在朝廷有职位。现在却以某氏子记载，《公羊传》《谷梁传》对于仍叔的儿子说父亲年老儿子代替从政，是世袭禄位的人。对于武氏子却说父亲去世儿子未被任命，大概是因为仍叔还在世，武氏已经去世，仔细详察经文旨意，都是父亲在世而儿子世袭官职的情况。子，是父亲在世时的称呼。】金氏说：平王对于鲁国还曾归还惠公仲子的赗赠，隐公对于周朝却不给予助丧财物。天王的丧事，在报答施恩的礼节上尚且如此，何况君臣之间呢。

八月庚辰日，宋公和去世。

《谷梁传》说：诸侯在特定日期去世，记载是合乎正道的。啖氏说：天子去世叫作崩，诸侯去世叫作薨，这都是臣子对尊长的称呼。外国的诸侯则称卒，卒是终结的意思。本国不称卒，所以文字不同。赵氏说：诸侯不称薨，是为了区分内外，名称低于天子。《左传》记载：宋穆公病重，召见大司马孔父，将殇公托付给他，说：“先君舍弃与夷而立我为君，【先君穆公，是宣公的哥哥。与夷，是宣公的儿子，即所托付的殇公】我不敢忘记。如果凭借大夫们的灵佑，我能保全头颅而死，先君如果问起与夷，我将用什么话回答呢？请您奉立他主持国家，我即使死了，也没有悔恨。”孔父回答说：“群臣愿意奉立冯。”【冯，音皮冰反。冯，是穆公的儿子，即庄公】穆公说：“不行，先君认为我有贤能，让我主持国家。如果抛弃德行不让位，就是废弃先君的举荐，怎么能说贤能呢？让公子冯出居到郑国。”【避开殇公】八月，宋穆公去世，殇公即位。按：穆公立殇公，大概知道如果不立殇公而立冯，殇公必定不会安定。后来吴公子光的事就是如此。然而不应当让冯居住在郑国，郑庄公这个奸雄趁机在中间挑拨争斗，所以祸害宋国的是郑庄公，而导致郑国成为宋国祸患的，是穆公。《公羊传》说：君子推崇居位正当，宋国的祸患，是宣公造成的。胡传

外国诸侯去世，国史接到讣告后才记载。圣人都保留下来而不删削，为什么不删削？因为这是春秋时期天子的事。古代诸侯之间的交往，有频繁的聘问，世代互相朝见，大概是因为王事相随，就有和睦友好的情意；等到终老换代，就有吊唁抚恤的礼节，这是诸侯和睦邻国的方法。周朝制度，天子哭诸侯，则由大宗伯作为上相，司服为天子制作缌麻丧服，宰夫掌管国家的吊唁事务，告诫命令以及币帛器物财用，这是天子怀柔诸侯的方法。凡是诸侯去世，都保留不删削，而交往邻国对待诸侯的道义就显现出来了。去世时有的称名，有的不称名，为什么呢？参加盟会则在盟书上称名，聘问则在简牍上称名，未曾参加盟会聘问而没有征验的，即使使者来报告丧事称其名，也无法得知。凡是这类情况，都是沿袭旧史而不改变的。诸侯称薨，大夫称卒，五等邦君为什么记载为卒？孔子作《春秋》，就有变革而不沿袭的情况。周室东迁，诸侯放纵，独占其国，而向上不请示命令，圣人奉行天讨以端正王法，就有贬黜的刑罚了。依据他们的讣告，特地记载为卒，不承认他们是诸侯。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按：关于薨卒的体例，啖氏和赵氏是对的。胡氏认为孔子贬黜而记载为卒，是不对的。朱熹说：“刘秘丞说，凡是诸侯王以下应当遵循陆淳的体例记载为卒。”司马光认为这是确论，而遗憾《周秦汉纪》不能请求原本追改，这已经是察觉《通鉴》记载为薨的错误而后悔了。大概薨是臣子的称呼，不应当用于国史。现在遵循这个说法。

冬季十二月，齐侯、郑伯在石门结盟。【这是外国诸侯特别相互结盟的开始。】

杜氏说：“因为来报告所以记载石门，石门是齐国的土地。”程颐说：“天下没有天子，诸侯不守信义，多次相互盟誓，所以助长祸乱。所以外国诸侯盟会，来报告就记载它。”范氏说：“传例说：外国盟会不记载日期。”李亷说：“齐郑的交往从此开始。当时，郑庄公凭借小人的雄才，趁着这年春天交换人质的缘故，有志于背叛周王而联合诸侯，起初想挟持公子冯来图谋宋国，而宋鲁的友好关系正坚固没有间隙可入，因为齐僖公有小霸主的志向，于是郑国结党齐国以仇视宋国。”

译这石门之盟是东方诸侯结盟的开端，实际上也是齐国称霸的萌芽。《左传》在这一年首先记载周王室与郑国交恶的事件，也是洞察到了这一点。王权与霸权盛衰消长的关键，不就在于此吗？陈氏说：“一般的盟会不记载，必定是关系到天下大势才予以记载。齐国与郑国联合后，天下开始多事端了。天下无王，是郑国造成的；天下无伯，是齐国造成的。因此，《春秋》记载齐郑在石门结盟，以标志诸侯的联合；记载齐郑在咸地结盟，以标志诸侯的离散。这就是《春秋》所体现的始终之道。”

译癸未日，安葬宋穆公【穆公，《谷梁传》作缪公，下文同】。

赵氏说：凡是诸侯安葬，都按照我国的辞例来书写，为什么呢？【奇怪为什么不写某国安葬某公】是为了记载我国大夫前往吊唁的事。前往吊唁，是符合礼制的。生前曾经结交友好【指朝见、聘问、吊唁、结盟等交往】，死后却不吊唁安葬，君子认为这是鄙薄无礼的，记载这件事是为了彰显其错误。啖氏说：凡是诸侯安葬，鲁国前往吊唁就记载下来。那些记载安葬却不记载前往吊唁的，是因为前往吊唁的不是卿大夫。五等诸侯本国的臣子都称他们为公，既然没有请求周王赐谥，因而私自谥号为公【按正礼，诸侯都应当请求周王赐谥】，从而记载下来，以显示其不合礼制。胡氏传：外国诸侯安葬，其事是因为鲁国前往吊唁而记载，其义则是圣人有时保留有时删削。为什么有时保留有时删削？《春秋》是天子之事。传文说诸侯五个月安葬，同盟国的人到来，同盟是指同方岳之盟的诸侯，他们生前讲求吊唁结盟的友好，死后有安葬送别的礼仪，这是诸侯和睦邻国的做法。按照周制设有职吊之官，掌管诸侯的吊唁礼仪，监督禁令，安排事务，凡是诸侯及众臣安葬于墓地的，则由冢人授予兆域，为之清道警戒，并均衡禁令，这是王者安抚诸侯的做法。外国诸侯安葬，有时保留有时删削，而交往邻国、对待诸侯的道义，就显现出来了。安葬有时记日有时不记日，为什么呢？完备的就记日，简略的就记时，大致如此。去世有时安葬有时不安葬，为什么呢？有怠慢礼制而不安葬的，有削弱其君权而不安葬的，有讨伐其贼臣而不安葬的，有避讳其耻辱而不安葬的，有惩治其罪过而不安葬的，有避讳其称号而不安葬的。宋殇公、齐昭公发生动乱，记载了弑君，但经文不记载安葬，这是讨伐其贼臣而不安葬的情况。鲁国、宋国结盟吊唁未曾不同，但连续三代不记载安葬，这是惩治其罪过而不安葬的情况。吴、楚的君主，记载去世的有十次，也有亲自送到西门之外的，但经文不记载安葬，这是避讳其称号而不安葬的情况。怠慢礼制而不前往，削弱其君权而不吊唁，没有其事，就缺省其文，这是鲁国史官的旧例。讨伐其贼臣而不安葬，避讳其耻辱而不安葬，惩治其罪过而不安葬，避讳其称号而不安葬，是圣人所删削的，这是《春秋》的法度。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

鲁隐公四年春季周历二月，莒国人攻打纪国，夺取了牟娄【这是攻打国家夺取城邑的开始】。

《谷梁传》说：记载攻打又记载夺取，表示厌恶。诸侯互相攻打夺取土地，从这里开始，所以谨慎地记载它。啖氏说：凡是先说攻打国家，下面说夺取城邑的，明确那是该国的城邑。攻打纪国夺取牟娄之类就是如此。范氏说：明确攻打不是因罪而是贪图利益，两样都记载攻打和夺取以彰显其罪恶。从这里开始，是《春秋》记载此类事的开始。其他说某事之始的，都仿照这个意思。按“〇”应当作“纪”，《隐公》《桓公》篇中多处误将纪写作〇。牟娄是纪国的城邑，在汉代北海郡平昌县，即现在的青州安邱县。纪国都城在雍邱，距离这里很远。赵氏说：凡是凭借武力得到的叫取，是不应当夺取的。如果不是其争夺，即使是取回本邑，也没有不同的辞例【那些本来是我邑及我附庸被他们夺取之后又取回的，应当区别文辞，谓其不能申明正义向周王请求以正疆界，只是专凭兵力争夺，不得正道，所以全部用同样的辞例记载】。《左传》说：凡是记载取，表示容易。《谷梁传》也说：取是表示容易的辞例。按取是收夺的名称，与难易有什么关系？假使夺取困难而得到了，想要如何记载呢？又说：凡是攻克城邑不用军队叫取。现在经文中见有攻打，怎么能说不用军队呢？现在认为凡是隶属于外国而我攻克占有的，不论难易，一律称为取。那些说攻打某国夺取某地的，是使用了军队的。

戊申日，卫国州吁弑杀了他的国君完【完，音九；州，《谷梁传》作祝。下文同，这是记载弑君的开始】。

《左传》：卫庄公从齐国娶妻，叫庄姜，美丽但没有儿子，又从陈国娶妻，叫厉妫，她的妹妹戴妫，生了桓公，庄姜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公子州吁，是受宠妾所生的儿子，受宠而喜好军事，庄公不禁止，庄姜厌恶他。石碏劝谏说：“我听说爱子，要教导他合乎义理的方法【石碏，七略反，卫国大夫】，不让他陷入邪恶。骄横奢侈淫逸，是邪恶产生的根源。这四种恶习的产生，是因为宠禄过度【石碏的意思，大概是说骄横奢侈淫逸是邪恶产生的根源，而之所以骄横奢侈淫逸，是因为宠禄过度。邪恶，指恶逆的行为】。如果要立州吁为君，就确定了吧。如果还没有确定，那就是祸乱的阶梯。”庄公不听。石碏的儿子石厚与州吁交往，禁止不了。桓公即位后，石碏就告老退休了。四年春季，州吁弑杀桓公而自立。程子说：“自古以来篡弑多出自公族，大概自认为是先君的子孙，可以做国君，国人也认为如此而拥戴他。《春秋》在这里阐明大义，以昭示万世。所以《春秋》之初，弑君者都不称公子、公孙，大概是因为身犯大恶，自己断绝了与先君的关系，哪里还能算是先君的子孙呢？古代公族，处以死刑则无丧服，何况弑君呢？大义在初年已经明确了，后来弑立者，则都以亲属称谓记载。有的显示因亲近而宠信太过，任用太重，以至于动乱；有的显示因天然亲属之亲反而成为仇敌。确立义理各不相同。《春秋》大抵所记载的，事情相同则辞例相同，后人因此称之为例。然而有事同而辞异的情况，大概各有其义，不可以例来拘泥。”胡氏传：“这是公子，削去公子之称而以国氏相称，是罪责庄公不按照对待公子的道义来对待他，

译让州吁参与政事，统领军队并执掌国政。如果用对待公子的礼节来对待州吁，用正道来教导他，不让他陷入邪路，不因为地位低贱而妨害尊贵，不因为年幼而欺凌年长，那么桓公的君位就稳固了，祸乱从哪里产生呢？通过卫国诗歌《绿衣》等篇章来考察，所谓“前面有谗言却看不见，后面有祸患却不知道”的人，就是卫庄公。史书不称他为公子而用国号来称呼他，是为了昭示后世为人君父者的警戒。所以《春秋》传文中说：“作为人君人父却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人，必定会蒙受首恶的罪名。”

译夏，鲁隐公与宋殇公在清地相遇。【这是史书记载诸侯非正式会遇的开始】

《左传》记载：鲁隐公与宋殇公约定会盟，打算重温宿地的盟约，但还没到约定的日期，卫国派人来报告国内发生动乱。夏天，鲁隐公与宋殇公在清地相遇。杜预说：“清，是卫国的城邑。济北东阿有清亭。古代诸侯，有时因朝见天子，有时因奉王命，没有事先约定而恰好在路上相遇，必定有两国国君相见的礼仪，距离近的一方做主人，距离远的一方做宾客，称呼对方先君来互相接待，以此来崇尚礼让，杜绝轻慢随意。所以称之为‘遇’，以区别于朝见、会盟的正式礼仪。周王室衰微后，诸侯放纵任性，出入没有法度，私下订立约定，也把自己比作不期而遇的人，只是想简化礼仪罢了。借口偶然相遇而简化礼仪行事，就没有明确的主人了。凡是史书这样记载的，都是讥讽他们。”根据以下文意推测，这次相遇并非无事而遇，大概是有谋划的。宋国与鲁国联合交好，打算谋划对付郑国，借口没有约定而相遇，大概是为了隐藏他们的踪迹。清是卫国的地方，大概卫国也参与了。淇县境内的清水汇入淇水进入卫国，恐怕不是东阿的清亭。

宋殇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这是诸侯联合讨伐的开始，也是东方诸侯分派系的开始】

《左传》记载：宋殇公即位时，公子冯出逃到郑国。郑国人想接纳公子冯。等到卫国的州吁即位，打算向郑国报复先君的怨恨【前二年，郑国平定公孙滑的动乱，攻打卫国】，并向诸侯寻求宠爱以安抚本国百姓【杜预说：那些篡位自立的人，诸侯既然已经与他们会盟，就不再讨伐，所以想求得这种宠爱；孔颖达说：春秋时代，王政不行，赏罚的大权不在天子手中，弑君夺国的罪行虽然很大，但如果已经列入诸侯会盟之中，就不再讨伐】

【如果有臣子杀掉君主，那就与弑君没有区别，未必是礼法所应当的，但当时的风俗就是这样。这是党助篡贼者自立的方法，人欲横流，孔子因此恐惧而作《春秋》】，派人告诉宋国说：“您如果攻打郑国以除去您的祸害【祸害指公子冯】，您做主，我国出赋税军队，与陈、蔡跟随，这是卫国的愿望。”宋国人答应了。当时陈、蔡正与卫国和睦，所以宋殇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包围东门五天然后撤军。鲁隐公问众仲【鲁国大夫】说：“卫国的州吁能成功吗？”众仲回答说：“我听说用德行来安抚百姓，没听说过用动乱来安抚的。用动乱就像整理丝线却把它搅乱一样。州吁依仗武力而安于残忍，依仗武力就没有民众支持，安于残忍就没有亲近的人，众叛亲离，难以成功。武力就像火一样，不收敛就会自焚。州吁弑杀他的君主而虐待他的百姓【这句话概括了他的罪行】，在这种情况下不致力于美好的德行，却想靠动乱来成就事业，必定不能免于祸患。”胡安国传：这次战役首谋在卫国，却由宋国主持军队，为什么呢？宋殇公不顾卫国有弑君之难，想要安定州吁而听从他的邪说，这是放纵人欲灭绝天理，不是人应该做的。所以把宋殇公列在首位，各国跟随，显示诛讨乱臣贼子，必须先惩治其党羽的原则。这个义理行为，作恶者就孤立了，所以说《春秋》写成后，乱臣贼子就恐惧了。张氏说：陈在陈州宛丘县，蔡在蔡州上蔡县。我按：宋殇公真愚蠢啊！从穆公那里继承国家，却担心他的儿子有争位之心，正当修养德行安抚百姓，对外巩固邻国友好，如果我们内部没有间隙，谁能害我们？况且州吁是弑君的贼子，内心怀着被讨伐的恐惧，外面策划报复怨恨，并向诸侯寻求宠爱，知道宋殇公有可乘之隙，用攻打郑国除去祸害的话来引诱他。如果殇公明白大义，称他为贼，报告周王并讨伐他，那么一举就能确定君臣父子的伦理，郑国心服而公子冯的希望断绝了。这样反而把公子冯送回宗国并增加恩惠，岂不是上不负先君，下足以昭示四国？却因邪说而动心，联合陈、蔡来援助逆贼，使宋国人不再知道君臣逆顺的正理，从此日从事于战争，而弑逆的祸患最终也难免于自身，这都是因为辨别不早造成的，能不警戒吗？

秋天，公子翚率领军队会同宋殇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翚字许归反，这是大夫会同诸侯讨伐的开始】《左传》记载：秋天诸侯再次攻打郑国，宋殇公派人来请求出兵，鲁隐公推辞了【听从众仲的话】。羽父【公子翚】请求出兵会同他们，鲁隐公不允许，他坚持请求并出发了，所以史书写“翚帅师”，是痛恨他。诸侯的军队打败了郑国的步兵，夺取了他们的庄稼然后返回。程子曰：“再次列举四国，重复说他们的次序。左氏认为是再次攻打，是错的。”胡安国传：“宋国人来请求出兵，而鲁隐公推辞；羽父请求出兵会同，而鲁隐公不允许。推辞而不允许，是合乎义的。翚以不义强迫他的君主，坚持请求并出发，无君之心显露了。隐公不能在早时辨别，因此招致钟巫之祸。《春秋》去掉他的‘公子’称号，以谨慎地警示履霜之戒。《春秋》的义理极其精微，言辞极其简严而不冗余。如果说‘翚帅师会同攻打郑国’，难道不清楚吗？再次列举四国，重复言辞，其中必定有极大的善恶。四国结党，翚又会同军队，共同攻打无罪的国家，想要安定弑君的贼子，是罪恶的极致。说一次不够而再说一次，圣人的情感显现了。诛讨乱贼的法度严厉了。”我按：州吁的罪恶，与四国党同逆贼的罪过，不容置疑了。郑庄公对于公孙滑逃奔卫国，卫国人曾为他攻打郑国，就举兵攻打卫国，以讨伐公孙滑的动乱。至于宋公子冯住在郑国，不就像郑公孙滑在卫国吗？却不能用同样的心去安抚宋国，反而想接纳他，构

译兄弟间的嫌隙，伤害了先君留下的恩德，酿成了宋国篡位弑君的祸乱。这种倾覆危亡的风气如此严重，这就是卫国因此产生修治旧怨之心，而宋国因此听从铲除祸害的诱惑，乐于顺从而毫不怀疑的原因。然而推究事情的起源，郑国难道没有罪责吗？所以我特意记载此事。赵汸认为这四个国家实际上是再次举兵。

译九月，卫国人在濮地杀死了州吁。

《左传》记载：州吁未能安抚卫国百姓，石厚向石碏询问如何安定君位。石碏说：“去朝见周天子就可以。”石厚问：“怎样才能得到朝见的机会？”石碏说：“陈桓公正受周天子宠信，陈国与卫国关系和睦。如果去朝见陈桓公，让他代为请求，一定可以得到批准。”石厚跟随州吁前往陈国。石碏派人告诉陈国说：“卫国是个小国，我年老力衰，无能为力。这两个人，确实杀害了我们的国君，冒昧地请陈国谋划处置他们。”陈国人逮捕了他们，并请求卫国派人来执行死刑。九月，卫国人派右宰丑在濮地杀死了州吁。石碏派他的家臣獳羊肩在陈国杀死了石厚。君子说：“石碏是纯粹的忠臣，他憎恶州吁，连自己的儿子石厚也一并诛杀，所谓‘大义灭亲’，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公羊传》问：为什么称“卫人”？这是讨伐贼人的措辞。《谷梁传》说：在濮地杀人，是讥讽卫国未能及时讨伐贼人。胡安国说：“在濮地杀人，是怜悯卫国人而彰显诸侯的罪责。”为什么卫国人未能及时讨伐贼人，却说“彰显诸侯的罪责”呢？州吁二月弑君，卫国人不能立即讨伐，是因为四个国家联合出兵，想要安定州吁的君位，所以很久之后才能在濮地杀死他。这不是诸侯的罪责又是什么呢？用讨伐贼人的名义允许众人行动，却用未能及时讨伐贼人的罪名责备邻国，那么与贼人同流合污的人就很少了。所以说：“《春秋》成书，乱臣贼子就会恐惧。”

按：陈国是卫桓公的母家，卫庄公被宠妾戴妫迷惑，以至于戴妫被遣返回陈国，这些卫国人都是知道的。等到宠妾之子弑君自立，卫国人不举兵讨伐贼人，反而跟随帮助贼人的国家，人心颠倒，不该到了这种地步。看石碏告诉陈国说：“这两个人，确实杀害了我们的国君”，那么此前陈国或许不知道州吁是贼人。奸党欺骗蒙蔽的手段很多，迷惑宋国、误导陈国，是理所当然的。石碏这位老臣考虑得很周全，贼人正占据国内外，都是他的党羽，旁看没有可以共同谋划的人，谋划对付贼人必须在陈国，所以先与陈国定下计策，然后暗示州吁去朝见陈国，请求周天子接见，随即在陈国谋划对付贼人。朱子语录：有门人怀疑，如果离开陈国后，陈人不杀州吁，该怎么办？这是不知道石碏的深意。杜预说：濮，是陈地的水名。张氏说：在曹国和卫国之间，接受黄河和汳水，东北流到漓水分为二支，都东北流到钜野泽进入泲水。

冬天十二月，卫国人拥立晋为国君。

《左传》记载：卫国人从邢国迎接公子晋回国。冬天十二月，宣公即位。《春秋》记载说：“卫人立晋”，这是表示众人的意思。《谷梁传》说：“人”是众人的意思，“立”是不应该拥立的意思。程子曰：“诸侯拥立新君，必须接受天子的命令。当时虽然没有接受天子的命令，也应当接受先君的命令。卫国人认为晋公子可以拥立，所以拥立了他。《春秋》不赞同这种做法。即使是先君的子孙，如果不经过天子、先君的命令，也不可以拥立。”所以去掉了“公子”的称呼。按：作为儿子要承受父亲的命令，作为诸侯要承受君主的命令，这是天下的大义，安定国家、稳固社稷的根本。卫桓公被州吁杀害，州吁被卫国人杀死，晋按次序应当继位，但没有先君的命令，卫国的臣子应当因为卫国发生动乱以及讨伐贼人，所以向天王、方伯报告，凭借王命拥立晋，这样名正言顺。现在卫国有国君，卫国人拥立他，这是卫国可以擅自设置国君，而国君可以独占国家。大义已经不明，根本已经不正，所以晋继动乱之后即位，完全没有哀痛惩戒之心，愤慨图治的志向不久，就兴兵修怨，逐渐导致败坏伦理，奠定了狄人灭国的祸根。大概观察其根本的不正，就可以预料其不能长久。《春秋》在他刚即位时就纠正他，其义理难道不是深切明显吗？卫国人杀州吁于濮。卫国人拥立晋。接连书写“卫人”而将两件事并列，是非分明，为什么呢？卫国可以讨伐贼人，不可以设置国君。州吁被杀，而晋接受君位，《春秋》认为这是没有君父的观念。

五年春天，鲁桓公在棠地观看捕鱼。

《左传》记载：鲁桓公将要到棠地去观看捕鱼。臧僖伯劝谏说：凡是物品不足以用来演习大事，其材料不足以备作器物使用，那么国君就不去从事。所以春天搜猎，夏天苗猎，秋天狝猎，冬天狩猎，都在农闲时节，用来演习大事。每三年治理军队

译进入国境后整顿军队【虽然四季都有讲习武事，但还要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规模演习。出师称为“治兵”，开始整治军事事务。入师称为“振旅”，治兵的礼仪结束后，整顿队伍返回】，回国后在宗庙举行饮至之礼【在宗庙饮酒】，以清点【上声】军中的物资【车马、步兵、器械以及所获得的战利品】，彰显礼制的文采，明确贵贱等级，辨别行列次序【行伍】，顺应长幼秩序【出征时年少者在前，归来时年少者在后】，这是为了习练威严的仪态。如果鸟兽的肉不放在祭器【俎，是祭祀用的器具】上，皮革、牙齿、骨头、角、毛、羽不用于装饰器物【指用来装饰器物】，那么国君就不去射猎【这里说的是鸟兽，所以说“不射”。如果是鱼，就不能说“射”。朱熹认为根据传文说“则君不射”，那么“失鱼”就是将要用弓矢去射鱼，就像汉武帝在江中射蛟那样。我认为：朱熹的说法不妥。《公羊传》《谷梁传》都作“观鱼”，《左传》的传文也原本作“观鱼”，明显是《左传》经文中的“矢”字错了，不能援引“射蛟”的例子。等到传文中出现“公不射”的话，于是就把“矢鱼”解释为射鱼。有人看到“遂往陈鱼而观之”，又解释“矢”为“陈列”，这都是不对的】，这是古代的制度。至于山林川泽的物产，器用所需的资源，官吏的事务，官府的职责，不是国君所应直接过问的。鲁桓公说：“我将去巡视边境【孙辞用“略地”来解释，略，是总摄巡行的意思。传文说：对东边的略地尚且不知道，西边就更不用说了】，于是前往陈列【设置张开】渔具【捕鱼的工具】并观看捕鱼。僖伯称病没有跟随。《春秋》记载说：“桓公在棠地射鱼，不合礼制，而且说明那是遥远的地方。”杜预说：高平方与县北有武唐亭，是鲁侯观鱼的台。张氏说：在单州鱼台县。程颐说：诸侯如果不是为了王事、民事，不应远行，远行去观鱼，不合正道。

译也

附录《左传》：曲沃庄伯率领郑人、邢人攻打翼城【曲沃，是晋国另封给成师的城邑，位于河东闻喜县，庄伯是成师的儿子。翼，是晋国的旧都，位于平阳绛邑县东。邢国在广平襄国县】。周王派遣尹氏、武氏协助曲沃庄伯，翼侯逃奔到随国【尹氏、武氏都是周朝的世族大夫。晋国内部相互攻伐，没有向周王报告叛乱，所以《春秋》不记载。《左传》详细记载此事，是为后来晋国的事变埋下伏笔。曲沃和翼城原本在桓公二年尚未出现。按：晋文侯对周平王有保卫之功，其后代却被曲沃削弱，王室不能救援，这已经不对了。桓王反而派遣尹氏、武氏帮助曲沃，在君臣恩义、邪正方面完全颠倒。到了周朝末期，赵、魏、韩三大夫瓜分晋国，威烈王又册封他们为诸侯。周王的法度往往被王室自己破坏，这能怪谁呢？】

夏四月，安葬卫桓公。

《左传》：因为卫国发生动乱，所以安葬迟缓。程子曰：“称桓公，表明这是卫国国人私定的谥号。鲁国派人前往吊唁，所以《春秋》记载了送终。这是大事，必须到正寝，不能死在妇人手中。曾子更换席子后去世，难道是随意而为吗？死后加上不正的谥号，懂得忠孝的人会这样做吗？”《胡传》：“《春秋》对于诸侯去世，按照王法记载为‘卒’；至于安葬，则跟随私谥称‘公’。有的变革，有的因循，言辞明显而义理微妙。”

附录《左传》：四月，郑国人入侵卫国牧邑【牧，是卫国的城邑】，以报复东门之战【发生在鲁桓公四年】。卫国人联合燕国军队攻打郑国【南燕国，即现在的东郡燕县】。郑国的祭足、原繁、泄驾率领三军列阵于前方，派遣曼伯和子元率军隐蔽行军，列阵于后方。燕国人畏惧郑国的三军，而没有预料到制邑的人【北制，是郑国的城邑，即现在的河南城臯县，又名虎牢】。六月，郑国的两位公子【曼伯、子元】率领制邑的人在北制击败燕国军队。君子说：“不防备意外，不可以用兵。”曲沃背叛周王。秋天，周王命令虢公攻打曲沃，并在翼城拥立哀侯【春天，翼侯逃奔到随国，所以拥立他的儿子光】

秋天，卫国军队进入郕国【郕，音成。《公羊传》作“盛”】。

《左传》：卫国发生动乱时，郕国人入侵卫国，所以卫国军队进入郕国。《公羊传》：为什么有的记载说“率师”，有的不说“率师”？将领尊贵且军队众多，称“某帅师”；将领尊贵但军队少，称“将”；将领卑贱但军队众多，称“师”；将领卑贱且军队少，称“人”。国君亲自率领军队不称“率师”，记载其重要者。赵氏说：《公羊传》说：“将领尊贵且军队众多，称‘某帅师’；将领尊贵但军队少，称‘将’。”这个规则适用于本国军队可以，适用于外国军队则不可以。为什么呢？凡是外国来报告侵伐，只说其将领，怎么能详细报告军队多少呢？况且《春秋》意在褒贬，事情的是非，不必预先知道军队的多少。又说：“将领卑贱且军队少称‘人’。”查考前后称“人”包围国家的，共有十五次。如果将领卑贱且军队少，怎么能包围国家？更加知道外国军队不能以多少作为标准。程子曰：卫国、晋国趁着动乱得以立足，不思安国保民之道，以尊崇王室为先，以居住防守为重，却兴起兵戈结怨，进入别人的国家，记载其失道。李亷说：郕国的事，在经文中记载了四次，考察其始末：一次被卫国入侵，两次被齐国、郑国入侵，后来投降齐国，又过了七十一年逃奔到鲁国。《春秋》不再记载了。以文昭的美德，受甸伯的爵位，却被诸侯如此胁迫，《春秋》抑强扶弱的书，怎能不让人深感感慨呢？齐国、郑国还可以理解，卫国、郕国是兄弟之邦，却如此过分。杜氏说：东平亢父县有郕乡。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次献舞六羽。

《公羊传》：“考宫是什么意思？开始祭祀仲子。桓公尚未即位，为什么祭祀仲子？隐公为桓公立国，所以为桓公祭祀他的母亲。”《谷梁传》：“礼制，庶子成为国君，为其母亲修建宫室，让公子主持祭祀【国君不亲自祭祀，是尊重宗庙】。在儿子时祭祀，到孙子时停止。”《左传》：“九月，考仲子之宫，将要举行万舞【万，是舞蹈】。桓公向众仲询问羽舞的数目，众仲回答说：‘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舞蹈是用来节制八音和运行八风的，所以从八佾以下递减。’桓公听从了。于是初次献舞六羽，开始使用六佾。”《胡传》：“考，是宫室建成而祭祀【杜氏说：建成宫室，安放神主而祭祀。服虔说：宫庙初成，祭祀名为考。现在按《谷梁传》说：考，是成。成为夫人。解释‘考’字不对】。称仲子，是因为惠公想以爱妾为夫人，隐公想以庶弟为嫡子，圣人认为诸侯不再娶，在礼制上没有两个嫡妻。孟子进入惠公的庙，仲子没有祭祀的地方，另外立宫祭祀她，是不合礼的。所以趁着她来送赗礼而正名曰‘仲子之赗’，趁着考宫而正名曰‘仲子之宫’，这样夫人和众妾的分别就确定了。隐公摄政让位的实情就辨明了。桓公篡弑的罪过就昭示了。在世时以氏系姓，以姓系号【如说夫人姜氏】，去世则以谥系号，以姓系谥【如说小君文姜】的，是夫人。在世不称号，去世不称谥，单举姓字的，是妾【鲁自成风以后，妾母都称夫人、称小君、称谥，只有定姒因为哀公未成君，不称夫人及小君，但也沿袭成风、敬嬴、齐归的例子而称谥了。夫人

译况且尚且不应当另立谥号，何况是妾呢。凡是宫庙，如果不是记载灾害或失礼之事，史书就不予记载。初次进献六羽，是指开始使用六佾。不称之为佾而称为羽，是因为佾是干和羽的总称。羽用来象征文德，干用来象征武功。妇人没有武事，所以只演奏文乐，因此称之为羽而不称为佾。初，表示事情的开端。鲁国僭用天子的礼乐已经很久了，这并非成王过分赏赐而伯禽接受，而是错误的。在大庙祭祀周公时使用，已经是非礼，后来众公也都僭用。仲子因为另立宫庙，所以不敢与众庙相同，而降格使用六羽。记载初次进献，是为了明确此前使用八佾是僭越。汪氏说：鲁国僭用天子礼乐，《春秋》就事论事加以记载，以彰显其罪过。诸侯应用六佾，而鲁国僭用八佾，隐公因为仲子另立宫庙，应当低于众公之庙，对羽的数量有疑问，于是听从众仲的建议改用六羽。大概隐公心里想：“先公之庙可以沿袭旧制，使用天子所赐的礼制；仲子的别宫只应当使用诸侯的礼制。却不知道先君的妾室不可以与国君同安，难道可以使用诸侯的礼制吗？”圣人记载说：“初次进献六羽”，是为了嘉奖隐公恢复王制的旧规，一方面是为了彰显尊崇宠爱妾室的过错。到了孔子的时代，季氏舞八佾，由此可知隐公只在仲子的宫庙使用六羽，而众公仍然僭用八佾。后来成风、敬嬴、定姒、齐归，都因为身为妾母而使用小君的礼制，这都是隐公此举开启的先例。

译邾国人和郑国人攻打宋国。

《左传》记载：宋国人夺取了邾国的田地，邾国人向郑国请求说：“请您在宋国发泄怨恨，我国愿意作为向导。”郑国率领周天子的军队防备宋国【周天子的军队不记载，是因为没有告知。或许郑庄公当时担任周天子的卿士，难道是他擅自调动天子乡遂的军队？如果不是王室派遣将领，所以不记载吗？然而郑国自从周王室把政事交给虢公，就怨恨周王而不朝见，直到今天，难道能率领天子军队出征吗？恐怕是《左传》的误记。郑国率领天子军队攻打宋国，那是隐公九年的事。《左传》隐公篇中错误很多，这也是其中一件事】攻打宋国，攻入宋国的外城，以报复东门之战。宋国人派使者来报告情况，鲁隐公听说宋国外城被攻入，将要救援宋国，问使者说：“敌军到了哪里？”使者回答说：“还没有到达国都。”鲁隐公发怒，于是停止救援。辞谢使者说：“国君命令我共同忧虑社稷的灾难，现在我问使者说：‘敌军还没有到达国都’，这不是我敢知道的【这是为隐公七年伐邾作传】。程子曰：“先写邾人，是以邾国为主。”

螟虫【音明，虫灾从此开始】

《公羊传》说：“螟虫，为什么记载？记录灾祸。”杜预说：“虫子吃禾苗心部的称为灾，所以记载。”

冬天，十二月辛巳日，公子彄去世【彄，音苦侯】

《左传》记载：臧僖伯去世，鲁隐公说：“叔父对我有怨恨【诸侯称同姓大夫年长的为伯父，年幼的为叔父，有憾恨是因为劝谏观鱼不听】，我不敢忘记，葬礼增加一等。”杜预说：“大夫记载去世，不记载葬礼，葬礼是臣子的事，不是公家所涉及的。”

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这是记载包围的开始】

《左传》说：这是为了报复攻入外城之战。《谷梁传》说：攻打国家不记载包围城邑，这里记载包围，为什么呢？因为包围时间长久。攻打不超过时限，作战不追逐逃兵，惩罚不镇压顺服者。程子曰：“攻打国家而包围城邑，是放纵暴行。”汪氏说：第二年冬天。

记载夺取长葛，知道包围长达一年而没有解除，不是再次举兵的军队。杜预说：“颍川长社县北有长葛城。”

六年春天，郑国人来输平【输，左传作渝】

《左传》记载：郑国人来渝平，是更新盟约【杜预说：和好而不结盟叫平，渝，改变。鲁隐公作为公子时，在狐壤作战，被郑国俘虏，逃归，怨恨郑国。郑国攻打宋国，鲁隐公想救宋国，宋国使者言辞不当，鲁隐公发怒而停止救援。怨恨宋国就想拉拢郑国，郑国因此而来，所以经文记载“渝平”。传文说“更新盟约”。孔颖达说：渝，改变。改变之前的恶行而恢复和好，自从狐壤以来与郑国不和，今天又和好，所以叫“更新盟约”，意思是恢复狐壤以前的友好。狐壤之事见十一年传。服虔说：鲁隐公被郑国俘虏，释放而没有结平，于是重新订立约束以结好，所以叫“渝平”。孔颖达说：按传文，鲁隐公贿赂尹氏而与他逃归，不是郑国释放的，怎么能说释放而结平呢】《公羊传》说：输平，就是堕成，败坏盟约【何休说：翚伐郑后，已经互相和好，只是外部的和好不在记载范围，所以说这样。刘氏说：公羊认为战于狐壤，隐公被俘，避讳而说“输平”，不对。战而被俘而称为“输平”，不符合事实，文义相悖，不是圣人的本意。何休说外部和好不在记载范围，按鲁国的公子与郑国和好，道理上没有不通的】《谷梁传》说：输，就是堕。来堕平，是没有成功【范氏说：《春秋》之前鲁国与郑国和好，四年翚与宋国伐郑，所以来断绝鲁国，破坏之前的和好。按谷梁认为鲁国旧与郑国和好，至此而断绝，与后来归祊防郑之事不合。刘氏说：公羊认为败坏盟约，谷梁认为没有成功，都不对。平者，两国约定不相背叛罢了。四年翚联合伐郑，和好断绝可知，哪有郑国人又来请求断绝之前和好的呢】胡传：“输者，纳也；平者，成也。”郑国人为什么纳成于鲁？以利相结，解怨释仇，离间宋鲁的党羽【高氏说：说输平，必有挟持。陈氏说：《春秋》之初，鲁、宋、卫、陈、蔡为一党，齐、郑为一党。现在郑国先来与鲁国和好，就合齐鲁之交，自此以后，鲁国合于齐、郑，而离间宋鲁之交。平不在记载范围，必关于天下之故而后记载。明年宋、陈及郑平，宣七年郑及晋平，文十六年及齐平，襄二十年及莒平，哀八年及齐平，皆不记载。记载郑输平，以志诸侯之合；记载“及郑平”，以志诸侯之散】我按：“输平”，《左氏》作“渝”，《公谷》皆作“输”，文不同而训义则一。“公谷”训“输”为“堕”，与《左氏》“渝”义一耳。秦诅楚文云：「变输盟刺输，亦即渝也。」但左氏更成之意，谓变更前恶而复为和好；公谷则直谓败成絶平，此其不同耳。以经考之，前年公子翚伐郑，是尝有憾，而未尝有平。公谷堕成之説，既不通矣。而左氏更成之义，谓变更前恶而复为和好，则渝与平为二意。经文简严，何不直云「郑人来平」之为明晓乎？是以诸儒多从公谷作「输」，而不从其训「曰输」，纳也。纳平于我，也是时郑与

译齐国与鲁国结为同盟，鲁国又与宋国结为同盟。昨天宋国攻打郑国，包围了长葛，郑国与宋国的怨恨正深。恰好此前宋国使者言辞失当，招致鲁君愤怒，宋国与鲁国的交情可以断定已经破裂。郑国乘此间隙，向鲁国表示讲和，以离间宋国的同盟。因此今年“输平”之后，夏公便与齐国结盟，不久又与齐国、郑国在中丘设防，以谋划讨伐宋国。从此鲁国挟制宋国，而与齐国、郑国联合了，这都是郑国“输平”所导致的。说“纳平于我”，那么改变先前仇恶关系的含义就在其中了。有人说：“输平只是表示讲和的意思罢了。”大概是指许国八年所归还的祊田。“输”的意思，好像是说鲁国如果不听从宋国，反而出兵救我，就应当把祊田馈赠给鲁国。然而郑国只是空口说，而祊田并未进入鲁国，所以鲁国虽然不听从宋国，也没有出兵救郑，这是有所要挟的缘故。按此论断很精辟，但“输平”在六年，归还祊田在八年，说“输平”是预先许诺祊田，乃是推测之辞。只是郑国急于求得鲁国，而鲁国迟缓于许诺郑国，直到归还祊田后鲁国、郑国才联合，这是很明显的。

译附录《左传》：翼是晋国的旧都。唐叔最初受封，接受怀姓，九宗是职官，五正是遂世为晋国的强大家族。五正是五官之长，九宗是一姓分为九族。顷父的儿子嘉父是晋国大夫，他在随地迎接晋侯，将他送入鄂地。晋国人称他为鄂侯。前年周桓王即位，这位侯的儿子在翼地，所以不能再进入翼都，另居鄂地。

夏五月辛酉，鲁公与齐侯在艾地会盟。艾，音五盖反。这是齐鲁交好的开始。

《左传》：夏，在艾地会盟，开始与齐国讲和。杜预说：“泰山牟县东南有艾山。”

附录《左传》：五月庚申，郑伯侵犯陈国，大获全胜。去年，郑伯向陈国请求讲和。按：郑伯向鲁国输平，向陈国请和，不害怕委屈自己、降低身份来成全私利。他的用心虽然自私，但我方为了延续友好、平息争端，主动先向人示好，而对方不听从，那么不听从的一方就是不祥的了。这就是郑伯之所以成为一时豪杰的原因。宋、卫、陈、蔡，真是昏庸啊！陈侯不许。五父（陈公子佗）劝谏说：“亲近仁者，善待邻国，是国家的珍宝。您应该答应郑国。”陈侯说：“宋、卫确实难以对付，郑国能做什么？”于是没有答应。

秋七月

《公羊传》：这里没有大事，为什么记载？春秋虽然无事，但首时已过就记载。首时已过为什么记载？春秋编年，四季具备，然后才成为一年。程颐说：“无事记载首月，天时、王月具备，而后才成岁。”

冬，宋人夺取长葛。

程颐说：“宋人围攻长葛，岁月周全了。其虐待百姓无道的程度极深，而天子不惩治，方伯不征伐。郑国看到百姓的危困，而不能保护。有奔赴诉苦最终失去其邑的，都是罪过。宋国的强取，不可胜诛了。宋人夺取长葛，经传认为是冬，传认为是秋。刘敞认为左氏杂取诸侯史策，有用夏正的，有用周正的。”

附录《左传》：冬，京师来报告饥荒，鲁公为之向宋、卫、齐、郑请求买粮，这是合乎礼的。郑伯前往周朝，开始朝见桓王。桓王不礼遇他。周桓公对桓王说：“我们周朝东迁，依靠晋、郑，善待郑国以鼓励来者，尚且担心他们不来，何况不礼遇他们？郑国就不会来了。”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

胡安国传：叔姬是伯姬的妹妹，不是夫人。那么为什么记载？古代诸侯一娶九女，必须同时到达的，是为了确定名分，堵塞混乱的源头。现在叔姬在宗国等待成年，不与嫡妻一同前往，这不是礼的常规，所以记载。孙氏说：记载媵妾，是为了庄公十二年归于酅起。眉山苏辙认为记载叔姬是赞美她的贤德。如果贤德不能记载，必须尊贵而后记载，那就是以地位而蔑视德行。小国没有大夫，至于接待我方就记载，这是地位不可以废弃事务。地位不可以废弃事务，而唯独可以废弃贤德吗？如果叔姬不归宗国而归于酅，以保全妇道，贤德可知了。贤德而得记载，也是春秋的法度。

滕侯去世。

程颐说：“不称名，是史官缺文。”《左传》：滕侯去世，不称名，是因为未同盟。凡是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所以薨则赴以名，告终嗣也，以继好息民，谓之礼。经（赵氏、刘氏破“赴以名”之说，胡传见八年宿男卒下）。杜预说：“滕国在沛国公丘县东南。”

夏，修筑城中丘。这记载土工的起始。

《左传》：记载“不时”。《公羊传》：中丘是内邑。《谷梁传》说：“民众城小则增筑城墙，增筑城墙没有极限。”现在按：城是修完旧的，未见增筑城墙的意思。谷梁意谓：建国立城，高下大小有制，如民众而城小，辄增筑城墙，是无限极也。程颐说：“《春秋》凡用民力，必书其所兴作。不时，害义，固为罪也。虽时且义，必书，见劳民为重事也。城中丘不以时，非人君之用心也。”杜预说：“中丘在琅邪临沂县东北。”

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这是列国来聘问的开始。

《左传》：齐侯派夷仲年来聘问，是结艾之盟也。《谷梁传》：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属通。其弟云者，以其来接于我，举其贵者也。《公羊传》：其称弟何？母弟称弟，母兄称兄。《胡传》：兄弟，先公之子，不称公子，贬也。书盟，书帅师而称兄弟者，罪其有宠爱之私（罪其以弟之爱而宠任之过也，任当择贤，亲其亲而不及以政可也）。书出奔，书归而称兄弟者，责其薄友恭之义，考于事而《春秋》之义可见矣。年者，齐僖公母弟也。程氏谓先儒母弟之说，盖缘礼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盖谓嫡耳，非以为加亲也。此义不明，久矣。僖公私于同母，宠爱异于他弟，施及其子，犹与适等，而襄公绌之，遂成篡弑之祸。故圣人于年来聘，特变文书弟，以示贬焉。《郑语》来盟，黑肩帅师，皆罪其私也。陈光奔楚而称弟，盗杀

译卫国拘禁了絷却称他为兄，秦国的鍼、宋国的辰，都是被指责对兄弟之情淡薄。仁德之人对待兄弟，断绝偏私的私情，厚待友爱恭敬的道义，这才算是得道。赵氏说：执掌国家政令，是大夫的职责，史书称他为弟，是讥讽他。

译秋，鲁公讨伐邾国。【这是讨伐邾国的开始】

《左传》说：秋天，宋国与郑国讲和。七月庚申日，在宿地结盟。鲁公讨伐邾国，是为了替宋国报仇。程子说：“擅自发动军队，为了别人而攻打他人，是非常不义的。”我按：郑人请求讲和，宋鲁之间的交情就疏远了。结交郑国的新欢，抛弃郑国的旧好。鲁国落入他人的计谋中，不再顾及信义。宋国对鲁国的怨恨，不言而喻。到了这时，郑国又与宋国讲和，鲁国对宋国感到惭愧，又忌恨郑国与宋国的联合，无计可施，于是替宋国讨伐邾国，以取悦宋国。看它的情态，连妾妇都不如，是非常可耻的。《春秋》记载说：“伐”，表明鲁国执意用言辞加罪于邾国，是丑化它。违背蔑地的盟约，还算小的过错罢了。

冬，周天子派遣凡伯来聘问。【这是天子聘问的开始】

杜氏说：“凡伯，是周朝的卿士。凡国，是伯爵。汲郡共县东南有凡城。”

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并把他带回去。【这是戎患的开始】

《左传》说：起初，戎人到周朝朝见，向公卿赠送礼物，凡伯没有接待他们。冬天，周天子派遣凡伯来聘问，返回时，戎人在楚丘攻打他，并把他带回去。杜氏说：“楚丘，是卫国的地方，在济阴城武县西南。”胡传说：“国家之间作战称为‘伐’，这里对一个人也称‘伐’，表明戎人带着众多徒众。楚丘，是卫国的地方，‘以归’，是委婉的说法。在楚丘，是责备卫国不救援天子臣子的祸患；‘以归’，是责备凡伯失节，不能在职位上殉难。周朝的官制，敌国宾客到来，关尹报告，侯人引导，司徒准备徒众，司防查问奸细，佃人堆积柴薪，火师监督燎祭。如果是尊贵国家的宾客到来，就按等级增加一等，加强防备。至于天子的使者，则由各级长官亲自处理事务。现在凡伯秉承天子命令，作为过境的宾客经过卫国，而戎人得以攻打他并带回去，这是蔑视先王的官制，没有君父了。所以《旄丘》被收录在《国风》中，表明卫国不能修习方伯的职责。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并带回去，表明卫国不救援天子臣子的祸患。被狄人灭亡，是有原因的。”张氏说：“戎见于隐公二年，有人说这戎是州己氏的戎，本是昆吾氏的分支，周朝衰微时进入中原居住。楚丘，是现在拱州的楚丘县，汉代是梁国己氏县，这不是卫国的楚丘。”杜注不对。按：聘问鲁国始于这次，终于宣公十年，凡伯、南季、仍子、家父都是大夫。而宰周公以三公的重位，王季子以介弟的尊贵，却以下聘的身份来聘问；桓公以季子的身份来聘问，宣公宠信篡弑之人。《春秋》记载这些，悲伤之中又有悲伤。附录《左传》陈国与郑国讲和。

八年春，宋公与卫侯在垂地相遇。

《左传》说：齐侯打算让宋卫两国与郑国讲和【让宋卫在郑国那里讲和】，有约定的日期。宋公带着礼物请求卫侯，希望先相见。卫侯答应了，所以在犬丘相遇【犬丘，就是垂，一地有两个名字】杜氏说：“垂，是卫国的地方；济阴句阳县东北有垂亭。”我按：宋卫向来和睦，而郑国是它们的深仇大敌。齐侯打算让宋卫两国与郑国讲和，已经有约定的日期了。宋卫却请求先相见，而在垂地相遇，为什么呢？大概有所图谋。解释说认为卫侯既不敢违背齐侯的命令，又不能消除对郑国的怨恨，有异心，所以在垂地相遇。这似乎符合事情的情理，但认为是卫侯则不对，其实是宋公。《左传》本来就说：“宋公带着礼物请求卫侯。”既然有约定的日期，请求先相见，相见就可以了，却带着礼物请求，宋公的心意可见了。大概卫郑之间的怨恨向来较浅，自从州吁被杀之后，除了侵牧之外没有大的战争。只有宋郑之间的争斗到了围攻夺取长葛的地步，怨恨很深。况且公子冯在郑国，确实是宋殇公不能一日忘怀的。那么有异心的乃是宋公而不是卫侯。他在卫侯那里图谋什么不可知，难道一定对郑国有所要求吗？大概在于除掉公子冯吧。以郑庄公的明智，一定不会听从，所以宋国没有达成讲和。瓦屋之盟，《左传》称齐人最终让宋卫两国与郑国讲和，然而郑国没有防备，原因可想而知。以殇公的愚昧，想要实现他的残忍；以郑庄公的明智，用诈术来软化他，加上齐僖公在其中操纵，表面上联合宋卫，暗中巩固郑国的党羽，所以第二年宋公不朝见周天子的罪过，又在郑国那里受辱。宋国的战争不断，立国十年，打了十一次仗，被华督弑杀才停止。华督已经弑君，殇公去世，召公子冯从郑国回来立他为君，以亲近郑国。大概殇公始于忌恨公子冯这一念头，逐渐滋生众多邪恶，最终杀死了自己，确实可以作为贪婪忌恨、没有恩德者的明鉴。

三月，郑伯派遣宛来归还祊地。【祊，音必彭。《公羊传》《谷梁传》作邴】

《左传》说：郑伯请求废除泰山的祭祀，而祭祀周公，用泰山的祊地交换许田。三月，郑伯派遣宛来归还祊地，是不祭祀泰山了【杜氏说：成王经营王城，有迁都的志向，所以赐给周公许田，作为鲁国朝宿的邑。后世因此建立周公的别庙。郑桓公，是周宣王的母弟，封在郑国，有辅助祭祀秦山汤沐的邑，在祊。郑国因为天子不能再巡狩，所以想用祊地交换许田，各自从本国所近的适宜。恐怕鲁国以周公别庙为疑，所以说已经废除泰山的祭祀，而想为鲁国祭祀周公。许田靠近许国的田】《公羊传》说：宛，是谁？郑国的微贱之人。邴，是什么？郑国的汤沐邑。天子在泰山有事，诸侯都跟随。泰山之下，诸侯都有汤沐邑。

译何氏说：“有事”，是指天子巡守、祭天并报告到达的礼仪。应当沐浴斋戒以表达敬意，所以称为汤沐邑。这是用来尊崇接待诸侯并供给其费用的。《谷梁传》称宛为名，是为了贬低郑伯，厌恶他擅自交换土地【去掉他的族氏，是厌恶他擅自更改天子的封邑。啖氏说：没有受命的卿来到鲁国，按惯例只称其名】。杜氏说：宛是郑国的大夫，史书不记载他的氏，是因为他尚未被赐予族氏。祊地在琅邪费县的东南。

译庚寅日，郑国将祊地并入鲁国。

《谷梁传》说：“入”是指国内不接受。祊地，是郑伯受天子之命祭祀泰山的邑地。范氏说：王室微弱，没有恢复方岳的防备，诸侯骄慢，也废除了朝觐之事，所以郑国用汤沐邑交换鲁国的朝宿田。诸侯对王室有大功盛德的，京师有朝宿邑，泰山有汤沐邑，用来供给祭祀。鲁国是周公的后代；郑国是宣王的母弟。像这样有赐邑，其余则没有。许慎说：如果让诸侯在京师之地都有朝宿邑，周朝有一千八百个诸侯国，诸侯占尽京师之地，不足以容纳，不合事理。赵氏说：“入祊”的“入”，与“归入”的“入”相同，说不应当“入”，与用兵的“入”不同。邑地，是先祖受天子之命而给予别人的，其罪过显著了。髙氏说：郑国起初平定鲁国以疏远宋国，所以归还祊地以讨好鲁国。鲁桓公篡位以求援助，所以贿赂田地以偿还郑国。两地交换，虽然是旧话，但终究交换则原因不同了。郓、讙、龟、隂，本来是我的邑地，归还则有了。这里特别记载“入”，是因为它不是我的所有，不应当“入”。

夏六月己亥日，蔡侯考父去世。

辛亥日，宿男去世。

胡传：天王去世，告知诸侯，则不称名。诸侯去世，以名告知，从而与太上区别，这是礼。古时死而不赐谥号，不以名为讳。周人用谥号代替名，于是有了讳礼。所以君主去世告知他国，就说“寡君不幸去世，敢告知执事”。春秋之时，遵循此礼，凡是告知的都不称名。经书记载其终，即使是五霸强国，齐桓公、晋文公的盛世，没有不称名的，这是孔子笔削的结果。告知不称名，而书其名者，是与鲁国相通。已通而不称名者，是旧史失误。未通而称名者，有所征验。所以传述此义者，记载于礼篇说：“诸侯生前不称名。”生前不称名，死后称名，与太上区别，显示君臣尊卑的等级，大概是礼的中正。诸侯去世告知不称名，而孔子改革它，必以名书写，改变了周制。《春秋》是鲁史，圣人修订它，而孟子说作，就是这类情况。

秋七月庚午日，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这是参盟的开始】

《左传》：齐人终于平定宋、卫与郑国的关系，秋天在温地设防，在瓦屋结盟，以解除东门之役。杜氏说：“齐侯尊重宋国，让宋国主持设防，所以齐侯排在上面。瓦屋，是周地。”《谷梁传》：“外盟不记日，这为什么记日？诸侯的参盟从这里开始。”陈氏说：“有了参盟，然后才有主盟者。”按：参盟并非始于此时，隐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已经是参盟的开端。然而宿是小国，而内称“及”，外称“人”，都是微贱者，还不足以记载，所以谷梁传在此释义。

八月，安葬蔡宣公。

程子说：“太快了，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限，是简慢。”

九月辛夘日，鲁公与莒人在浮来结盟。【浮，公羊传、谷梁传作包】

胡传：莒是小国，人是微贱者，而鲁公与他结盟，所以特别说“及”，以讥讽失礼。杜氏说：浮来，是纪邑，东莞县北有邳乡，邳乡西有公来山，号曰邳来间。张氏说：浮来，是莒地，今沂州沂水县有浮来山。

发生螟灾。

程子说：“是灾害，百姓以食物为命，所以有灾害必记载。”

附录《左传》：齐侯派人来告知平定三国，鲁公派众仲回答说：“您解除三国之图以安抚其民，是您的恩惠。寡君听到命令了，敢不承受？这是您的明德。”

冬，十二月，无骇去世。【骇，谷梁传作侅】

《左传》：无骇去世，羽父请求谥号，并赐予族氏。鲁公向众仲询问族氏，众仲回答说：“天子建立有德之人【立有德以为诸侯】，根据其出生赐予姓氏【因其所由生以赐姓，比如舜由妫汭，所以陈为妫姓】，赐予土地而命令其民【报之以土而命氏曰陈】，诸侯以字为谥，因此作为族氏【朱子曰：姓与氏的区别，姓是本源所生，氏是子孙下各分，如商姓子，其后有宋，宋又有华氏、鱼氏、孔氏之类。周自黄帝以来姓姬，其后鲁、卫、毛、耼、晋、郑之属各自以国为氏，而其国之子孙又皆以字为氏，如鲁国子展之后为展氏，展禽、展喜是也。三家以孟、仲、季为氏，或因所居为氏，如东门氏之类。左氏曰：天子因生以赐姓，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天子因生以赐姓，谓推其所自出而赐之姓，如舜居妫汭，及武王即位，封舜之后于陈，因赐姓为妫，此所谓因地以赐姓也。诸侯以字为谥，谥只是氏字传写之讹，遂以氏为谥，无义理，只是以字为氏，如上文展氏、孟氏之类也。杜预防以字四字为句，断而为谥，因以为族为一句，此亦是强解防来，只是错了谥字】，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官若晋之士氏、中行氏，邑若韩、魏、赵氏】。鲁公命令以字为展氏【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

译这个人以祖父的字作为姓氏，是无骇的儿子公子展的孙子，所以姓展。程子说：“还没有被赐予族氏，只书写名字罢了。”

译鲁隐公九年春天，周天子派遣南季来鲁国聘问。

《谷梁传》说：“南是姓氏，季是字。聘问是诸侯之间相互问候的礼节。天子派遣使者聘问诸侯，是不符合正道的。”胡安国的《春秋传》说：“对于诸侯不朝见天子的情况，本应依法惩处，却反而派遣使者去聘问，这大概就是被认为不正当的原因吧？”按：鲁隐公十年间，周天子的使者已经来了三次，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后代，周天子想要亲近鲁国，但鲁隐公安然接受，却没有派一个使者去答谢。《春秋》记载得很详细，周天子使者的到来，使得鲁隐公的罪过就显露出来了。

三月癸酉日，下大雨，伴有雷电。庚辰日，下大雪。【“雨雪”的“雨”字，读作“于付反”】

《谷梁传》说：“八天之内，两次发生大的变故，阴阳运行错乱，所以谨慎地记载了日期。”胡安国的《春秋传》说：“周历的三月，是夏历的正月。雷声还不应该响起，闪电还不应该出现，却发生了巨大的雷电，这是阳气失去了节制。雷声已经响起，闪电已经出现，那么雪就不应该再下，却下了大雪，这是阴气放纵。《春秋》对于灾异必定记载，虽然没有明说其中的事理，但相应的征兆和事理都蕴含其中。只有明白了天人相互感应、响应之理，才能看到圣人记载的用意。”程颐说：“阴阳的运动有常规，没有差错。凡是失去法度的，都是人为感应的结果。所以《春秋》对于灾异必定记载。汉代儒者传承这种说法，却不通达其中的道理，所以他们所说的多属妄言。

挟去世。【“挟”字，《公羊传》《谷梁传》作“侠”】

《公羊传》说：“侠是谁？是我们鲁国尚未被正式任命的大夫。”

夏天，修筑郎邑的城墙。

《左传》说：记载此事是因为不合时宜。李廉说：“郎邑，是鲁国靠近边境的城邑，在高平郡方与县的东南。鲁隐公两次修筑它的城墙，而在鲁桓公时期，三国曾在这里交战；鲁庄公时期，陈国、蔡国的军队也曾驻扎在这里。齐国、宋国用武力窥探鲁国，又曾在这里驻扎军队。那么郎邑难道不是鲁国的要害之地吗？后来在这里筑台、筑苑囿，也都发生在这里。起初修筑城墙时还有警惕畏惧之心，最终却变成了游玩观赏的地方。”

秋天七月。

冬天，鲁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防”字，《公羊传》《谷梁传》作“邴”】

《左传》说：宋公不朝见周天子，郑伯担任周天子的左卿士，奉周天子的命令讨伐宋公，攻打宋国。宋国因为之前入郛之战怨恨鲁隐公没有告知命令，鲁隐公发怒，断绝了与宋国的使者往来。秋天，郑人奉周天子的命令来告知攻打宋国的事。冬天，鲁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谋划攻打宋国。《谷梁传》说：“防地，是以外国为主的地方。”杜预说：“防地，是鲁国的土地，在琅邪县的东南。”高氏说：“防地，是宋国的土地，第二年鲁国就夺取了它。”胡安国的《春秋传》说：“《周礼·秋官·大行人》说：‘按时会见以宣布四方禁令。’【《周礼·秋官·大行人》注：‘时防，就是即时会见，没有固定的日期。诸侯有不顺服的，周天子将要进行征讨，那么在诸侯朝见后，周天子在国都之外筑坛，召集诸侯而宣布禁令和命令。’】这里说的是不合时宜地召集诸侯来禁止天下的不义行为。列国为什么会有这种名目？凡是记载‘防’的，都是讥讽。我认为：这是违背了瓦屋之盟，将要联合出兵攻打宋国，不想让出兵没有名义，所以假借周天子的命令来实行。《左传》看到了名义却没有考察实际，所以按照它的话记录下来，说‘宋公不朝见周天子’，说‘奉周天子的命令讨伐’，说‘奉周天子的命令来告知’。齐桓公在召陵的军队，仗义讨伐楚国，责备楚国不供给周天子的祭祀用品，而楚人屈服，虽然没有周天子的命令，但名正言顺而不诡诈，君子认为这比鲁隐公的行为好。看繻葛之战，宋殇公不朝见周天子，难道到了像郑庄公那样严重的地步吗？怀着恶意去讨伐，矫称周天子的命令去实行，这是《春秋》深深厌恶的。鲁隐公刚得到君位时，慷慨地把千乘之国看得像鸿毛一样轻，打算举国让位给他的弟弟。自从郑庄公用利益诱惑他，归还祊地、达成盟约，就忘记了狐壤被阻止的仇恨，而劳民伤财、玩弄兵权，成为别人的役使。如果把祊地看作利益，那么对于千乘之国的鲁国，果真能洒脱地归还给他的弟弟吗？难怪他在菟裘养老的愿望，不被信任，而公子翚得以实行他的谗言。况且这时还没有霸主，却已经有了霸道的苗头。在此之前只有两国国君相会，到这里诸侯开始参与会盟了。在此之前只有敌对国家相互攻打，到这里开始联合诸侯攻打宋国了。自从参与会盟就有了主盟者，自从联合诸侯就有了挟持诸侯去攻打诸侯的行为。所以其事是齐桓公、晋文公，其义是端正王道、阐明大法，五霸是三王的罪人。而放纵的诸侯，又是五霸的罪人。这是《春秋》的大旨。通观整部《春秋》，在潜地会合戎人，是《春秋》的开始；在黄池会合吴国，是《春秋》的结束。从中国诸侯的会盟来说，这次在防地的会盟是《春秋》的开始，哀公十二年防卫侯、宋皇瑗在郧地会盟是《春秋》的结束。鲁国作为望国，跟随齐国是《春秋》的开始，跟随吴国是《春秋》的结束。观察其始终，厌恶的程度有轻重，各自存在于其事之中。然而用周王朝按时会合、宣布禁令的典制来衡量，都是罪过。所以说：‘凡是记载“防”的，都是讥讽。’只有襄公十一年在萧鱼会盟，晋悼公不战而屈楚，用至诚对待郑国，礼遇囚禁暴虐者，停止战争，休养生息，所以记载“防伐”，而又记载“防”，是整部《春秋》的特殊笔法，可以说是比这好的行为了。

鲁隐公十年春天，周历二月，鲁隐公在中丘会见齐侯和郑伯。

《左传》说：春天，周历正月。【杜预说：传文中说正月，癸丑日结盟，根据《释例》推算经传中的日期，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道经文中的二月是错误】鲁隐公在中丘会见齐侯、郑伯，癸丑日在邓地结盟，约定出兵日期。【结盟不记载，大概是因为鲁隐公回国后只报告了会盟，没有报告结盟，邓地是鲁国的土地】中丘位于临沂水边，顺流而下，可以到达宋国的东部边境。

夏天，公子翚率领军队在防地会合齐人、郑人攻打宋国。

《左传》说：夏天五月，羽父

译预先在防地防备齐侯、郑伯攻打宋国【提到“先防”，是为了表明这并非鲁隐公原本的意图】。家氏说：“公子翚被去掉族氏，不称‘公子’，这是表示诛责。在《隐公》篇的结尾，都去掉了他们的族氏，因为他们是隐公的贼臣。到了《桓公》篇却记载了族氏，是为了表明他们与桓公同流合污。史书的笔法非常明确，有人却认为这与无骇的例子相同，怎么能这样类比看待呢？”陈氏说：“在防地会盟称‘君’，攻打宋国称‘人’，这是简略的写法。”王氏说：“齐、郑两国称‘人’，那么鲁公的恶行也就显而易见了。”

译六月壬戌，鲁隐公在菅地击败宋国军队。辛未，夺取郜地。辛巳，夺取防地。

《左传》记载：六月戊申，鲁隐公在老桃与齐侯、郑伯会盟。壬戌，鲁隐公在菅地击败宋军。庚午，郑军攻入郜地。辛未，郜地归于鲁国。庚辰，郑军攻入防地。辛巳，防地归于鲁国。刘氏说：《左传》说“郑伯攻入郜、防，将它们归于鲁国”，而《春秋》经文只说“鲁公击败宋军，夺取郜、防”，《春秋》难道会放纵遗漏郑伯夺取城邑的罪过，反而将罪责推给他的国君吗？《公羊传》说：夺取城邑不记载日期，这里为什么记载日期？因为一个月内两次夺取。为什么说一个月内两次夺取？是为了表示厌恶。《春秋》记录鲁国内部事务而简略外国事务，对外国的大恶予以记载，小恶不记载；对鲁国内部的大恶予以隐讳，小恶予以记载。杜预说：菅，是宋国的地方，济阴城武县东南有郜城，高平昌邑县西南有西防城。

秋天，宋国人、卫国人侵入郑国。

《左传》记载：郑军进入郊外，还在郊外时，宋国人、卫国人就侵入郑国。程子曰：“郑国劳役百姓以致力于对外扩张，却不知道守卫自己的国家，所以两国侵入它。”高氏说：“郑国庆幸在菅地的胜利而不防备，所以军队刚回到郊外，宋、卫已经乘其空虚而侵入它了。”

宋国人、蔡国人、卫国人攻打戴国，郑伯攻打并夺取了戴国。

《左传》记载：宋、卫两国侵入郑国后，又去攻打戴国，召来蔡国人，所以不和而失败。程子曰：“戴国，是郑国的盟友，所以三国攻打它。郑、戴联合进攻，全部俘获三国的军队，他们残害百姓太严重了。”家氏说：“郑国自从战胜共叔段以来，习惯于使用武力，攻打卫国、攻打宋国、侵入许国、击败周王军队，都竭尽兵力所至。如今使用奇计，一举俘获三国军队，难道能说他不善于作战吗？书写‘郑伯’，是指出这个人。善于作战的人，要受上等的刑罚，哪里还有什么爵位可言呢？”杜预说：“戴国，现在陈留外黄县东南有戴城。”

冬天十月壬午，齐国人、郑国人侵入郕国。

《左传》记载：蔡国人、卫国人、郕国人不遵守周王的命令。冬天，齐国人、郑国人侵入郕国，讨伐违背王命的人。

十一年，春天，滕侯、薛侯来朝见。

《谷梁传》说：天子没有大事，诸侯互相朝见，是正当的。考察礼制修明德行，是用来尊崇天子的。诸侯来朝见，时节正当。单独说“同时”，是指同时来，但不一定同时到达。累数皆至，是指同时到达。杜预说：薛，是奚仲的后代，夏朝所封的国家，在鲁国薛县。胡传：《周礼》行人，凡是诸侯之间的邦交，殷商时期互相聘问，世代互相朝见。然而称为殷，是得中而不过分；称为世，是终诸侯之世而一次互相朝见。它的礼仪，也是有节制的。周朝衰微，典礼大坏，诸侯放纵，没有礼义的交往，只看强弱。从鲁国的事来看，有的来朝见而不回报其礼，有的屡次前往而不接纳，回归没有符合中聘世朝的制度的。而且列国对于天子，陈述所职的大概缺失了，而自相朝聘可以吗？滕、薛二君不特别言说，又是讥讽旅见。

夏天，鲁隐公在时来与郑伯会盟。

《左传》记载：夏天，鲁隐公在郲与郑伯会盟，谋划攻打许国。杜预说：“时来就是郲。”荥阳县东有厘城，是郑国的地方。

秋天七月壬午，鲁隐公与齐侯、郑伯侵入许国。

《左传》记载：秋天七月，鲁隐公与齐侯、郑伯攻打许国。庚辰，逼近许瑕。叔盈拿着蝥弧旗先登城，周麾而呼喊说：“国君登城了！”郑军全部登城。壬午，于是攻入许国。许庄公逃奔到卫国。齐侯把许国让给鲁隐公，鲁隐公说：“您说许国不恭敬，所以跟随您讨伐它。许国已经伏罪了，即使您有命令，我不敢参与。”于是给了郑国人。郑伯让许国大夫百里奉许叔居住在许国东边，让公孙获居住在许国西边。杜预说：“许国，是颍川许昌县。”按：想要得到许国，是郑国的志向；于是攻破许国，是郑国的力量。特别因为协同齐鲁出兵，所以表面上不占有其功劳。郑国则外借保存许国的名义，于是剖分其土地。鲁隐公被祊的小利所诱惑，已经与他攻打宋国，为郑国报复怨恨；又与他攻打许国，为郑国增加土地。《春秋》前书“会”，以显示攻打许国是郑国的本志；后书“及”，以显示鲁公急切地趋向郑国的事，也不待贬斥，而其过失自见了。胡传：隐公即位十一年，天王派遣使者来聘问两次，而没有曾经朝见京师，罪一也；平王崩，不奔丧、不助葬，至使武氏子来求赙，罪二也；礼乐征伐出自天子，而擅自兴兵甲，为宋而伐邾，为郑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传之

译先祖，却夺取郜地和防地，将祊地交换给许国，这是第四项罪过；如今又侵入别国境内并驱逐其国君，这是第五项罪过。这五项不义之事，都是臣子的大恶，而隐公却全部具备。那么，不善的灾祸，难道只是始于惠公、成于桓公吗？隐公所积累的恶行也是无法掩盖的。假如隐公能以礼治国，并努力向善，怎么会有钟巫之难呢？因此，《春秋》所记载的内容，从人事的角度来说，是非善恶的迹象在前面展现，而成败吉凶的结果在后面显现；从天道的角度来说，感应之理就明白了，不可不仔细考察。孔氏说：“许国，姓姜，是四岳伯夷的后代。颍川许县，就是原来的许国，汉代称为许县。魏武帝将其改名为许昌。”

译冬季十一年壬辰日，隐公去世。

《左传》记载：羽父请求杀死隐公，想借此谋求太宰之位。隐公说：“因为他年纪小，我打算把君位传给他。”于是派人经营菟裘这个地方，说：“我将在那里养老。”羽父害怕了，反过来向桓公进谗言诬陷隐公，并请求杀掉他。隐公做公子的时候，曾与郑国人在狐壤交战，在那里停留（因为国讳被俘，所以只说停留）。郑国人把隐公囚禁在尹氏那里，隐公贿赂尹氏，并向尹氏所供奉的主神钟巫祈祷，于是尹氏带他回国，并在鲁国为钟巫立了神位。十一月，隐公祭祀钟巫，在社圃斋戒，住在寪氏家中。壬辰日，羽父派刺客在寪氏家中杀死了隐公，拥立桓公，并讨伐寪氏，有人被杀（这是想把弑君的罪名加给寪氏，假装讨伐他们家，有人被杀，没有正当名义，是牵强附会的说法）。史书不记载葬礼，是因为隐公死得不正。《公羊传》问：为什么不记载葬礼？答：是为了隐讳。为什么要隐讳？答：因为是被弑杀。被弑杀为什么不记载葬礼？答：《春秋》规定，国君被弑杀，如果贼人不被讨伐，就不记载葬礼，认为这是没有臣子和孝子的表现。子沈子说：“国君被弑杀，臣子不讨伐贼人，就不是臣子；儿子不报仇，就不是儿子。葬礼，是生者做的事。”《春秋》规定，国君被弑杀，贼人不被讨伐，就不记载葬礼，认为这与臣子和孝子无关。隐公去世，为什么不记载地点？答：不忍心说。《谷梁传》记载：隐公去世不记载地点（不像记载在路寝那样），是因为缘故。隐讳（痛惜）他，不忍心记载地点。为什么不记载葬礼呢？答：国君被弑杀，贼人不被讨伐，就不记载葬礼，以此归罪于下属。程子说：“国君在路寝去世，见到卿大夫后去世，才是正常的死亡。在燕寝去世，死得不正。去世不记载地点，是因为被弑杀。贼人不被讨伐，就不记载葬礼，这是没有臣子和孝子的表现。”朱子说：“凡是鲁国国君被弑杀，就记载为‘薨’，用不记载地点来表明，这大概是臣子隐讳的意思，是圣人的微言大义。”

《春秋辑传》卷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辑传》>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辑传》卷二

明 王樵 辑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桓公即位。

《公羊传》问：继承被弑杀的国君不记载“即位”，这里记载了“即位”，是什么意思？答：这是顺从他的意愿（弑君想要即位，所以顺从他的意愿来彰显他的罪恶）。《谷梁传》说：桓公没有王，这里说“王”，是什么意思？答：慎重对待开端。为什么说没有王？答：桓公弟弟杀了哥哥，臣子杀了国君，天子不能平定，诸侯不能救援，百姓不能离去，认为这是没有王道的表现，于是可以推演到这种地步。元年有王，是用来治理桓公的。继承被弑杀的国君不记载“即位”，是正当的（“故”指被弑杀）。继承被弑杀的国君不记载“即位”之所以正当，为什么呢？答：先君不是正常死亡，子弟不忍心即位。继承被弑杀的国君而记载“即位”，就是参与了弑君。继承被弑杀的国君而记载“即位”，就是参与了弑君，为什么呢？答：先君不是正常死亡，自己端正即位之道而即位，这是对先君没有恩情（这是说明通例罢了，对于被弑杀尚且如此，何况亲自弑杀的人）。啖氏说：“凡是天子去世，诸侯去世，已经停灵后嗣子成为国君，康王之诰就是这样。没有登上阼阶的位置，来年正月朔日，才就位南面而改元（依据始终的道理，一年不有两个国君，所以不在灵柩前定位之初改变；依据臣民的心情，不能多年没有国君，所以不等到三年丧期结束后）。《春秋》所记载的就是这样。凡是先君正常死亡，嗣子过了一年举行即位礼，《谷梁传》说：继承正常死亡的国君即位，是正当的。这个说法是对的（文公、成公、昭公、襄公、哀公等五位国君是这个例子）。凡是先君遇弑杀，嗣子废除即位礼（不忍心举行）。《谷梁传》说：继承被弑杀的国君不记载即位，是正当的。这个说法是对的（庄公、闵公、僖公三位国君是这个例子）。凡是继承被弑杀的国君而举行即位礼，是不对的。《谷梁传》说：桓公继承被弑杀的国君而举行即位，就是参与了弑君。《公羊传》说：宣公继承被弑杀的国君而举行即位，是顺从他的意愿。这个说法也是对的。问《春秋》：朱子说：这是圣人根据鲁国史书来记载事情，让人自己观看作为鉴戒罢了。事情方面齐桓公、晋文公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义理方面则是诛杀乱臣贼子。如果想要推求一件事之间，认为圣人褒扬善行贬斥恶行，专门在于这里，恐怕不是圣人的意思。如记载即位的，是鲁君举行即位礼；继承被弑杀的国君不记载即位的，是不举行即位礼。如果桓公记载即位，那就是桓公自己端正他的即位礼罢了。其他崩、薨、卒、葬，也没有特别的意义。胡传：桓公参与了弑君的缘故而记载即位，彰显他弑君篡位的罪行，深深断绝他（高氏说：隐公被弑杀，经文只记载“薨”而贼人没有显现。主名是嗣君，实际上参与了弑君的缘故，而没有办法区别，那么后来观看的人，怎么知道贼人是谁呢？所以彰显他篡位的罪行，特别记载他自己即位，以不弑自弑）。美恶不嫌用同样的词语。有人问：“桓公不是惠公的嫡子吗？嫡子应当立，而不能自立，所以隐公摄政，等待他长大，然后传位给他。长期摄政而不归还，怀疑他最终占有君位。”因此导致被弑杀，罪恶也有所分担。《春秋》为什么深深断绝桓公呢？答：“古代诸侯不再娶，礼制上没有两个嫡子。惠公的原配夫人已经去世，继室是声子，那么就是代理主持内政的人了。仲子怎么能成为夫人？母亲不是夫人，那么桓公就是隐公的庶弟，怎么能成为嫡子？说应当立吗？”桓公不应当立，那么国家就

译隐公即位。他想要把君位传给桓公，实际上是谦让，并非摄政。摄政与谦让有什么区别呢？回答说：“不是自己所有却占据其位，叫做摄政。所以周公代理朝政被称为摄政；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推让给别人，叫做谦让。所以尧舜禅让被称为谦让。惠公没有嫡子，隐公是继室所生的儿子，在兄弟中排行最长，按礼法应当继承君位。他想要把君位传给桓公，这就是所谓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推让给别人，怎么能说是摄政呢？”因为隐公实际上是谦让，而桓公却杀害了他，所以《春秋》对桓公深恶痛绝。按：惠公违背礼制再次娶妻，既然立仲子为夫人，就必定立桓公为嫡嗣。这在惠公在世时，论断已经确定，所以隐公不敢违背，只是因为桓公年幼而代理朝政，这实际上是摄政，并非谦让。考察隐公的一生，也不是那种能轻易放弃千乘之国的人，所以说他谦让桓公，说他揣测惠公的邪念并加以成全，都不符合事实。等到发生钟巫之祸时，是因为桓公已经长大，而隐公仍然占据君位，留恋犹豫。羽父怀疑他有不愿还政的意思，所以请求杀桓公以求任太宰，让隐公借此决断把君位传给桓公，还不至于太晚。隐公却说：“我准备把君位传给他了。让他营造菟裘，我将在那里养老。”他留恋犹豫到这种地步，所以羽父反而向桓公进谗言说隐公要杀桓公，并请求杀了隐公。所谓“反谮公”，是说隐公想杀桓公。事情本来并非如此。至于桓公的大恶，又何必区分摄政与谦让的不同评价呢？

译三月，桓公在垂地防备郑伯。郑伯用玉璧作为抵押，借用许田。

杜氏说：桓公因篡位而立，却与郑国修好，郑国因此迎接他，在垂地完成礼仪，最终交换了这两块田地，然后在垂地结盟【盟约记载在下文】。垂、犬丘，是卫国的土地。《左传》记载：桓公即位，与郑国修好，郑国人请求恢复对周公的祭祀，最终交换了祊田，桓公答应了。三月，郑伯用玉璧抵押借用许田，是为了周公祊祭的缘故。《公羊传》说：经文说“用玉璧抵押借用”是什么意思？是交换的意思。既然是交换，为什么说“借用”？是为了表示恭敬。为什么表示恭敬？因为天子还在，诸侯就不能擅自交换土地。许田是什么？是鲁国朝见天子时住宿的邑地。诸侯按时朝见天子，在天子京郊有朝见住宿的邑地。这个邑地，为什么称为“田”？田地多而邑城少称为“田”，邑城多而田地少称为“邑”。程子说：隐公八年，郑伯派宛来归还祊田，大概是想交换许田，鲁国接受了祊田却没有给许田，等到桓公弑君自立，所以设防来索取，又加上玉璧【祊田价值低于许田，所以又加上玉璧】。朝见住宿的邑地，是祖先从先王那里受赐的，怎么可以互相交换呢？所以隐讳地说成是“借用”。按：这是郑伯的托词，《春秋》因而照实记录，没有掩盖事实，足以看出其失礼。《公羊传》说：是为了表示恭敬。春秋时期，那些冒犯非礼非义之事的人，必定都有借口来掩饰自己。交换田地却说成“借用”，吞并纪国却说成“朝见”。孔子哀叹周朝的衰败说：为了利益而巧饰文辞却不感到羞耻。在《春秋》中记载这些事，以显示王道教化衰落和人心败坏到了极点。郑伯的欺骗，想要掩盖杀害共叔段的恶行，那么他的言辞就好像不敢违背姜氏的愿望；攻打许国并占据它，那么他的言辞就好像自己的德行不足以拥有许国，而对许叔温和亲切，期望能恢复许国的社稷，而郑国有请求拜谒的意思。射中周王的肩膀，却派使者慰问周王，询问左右侍从，这些都是表示恭敬一类的借口。

夏四月丁未，桓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

《左传》说：这是为了完成交换祊田的事。《胡传》说：在垂地设防，郑国是主动方，所以称“防”；在越地结盟，是鲁国的意愿，所以称“及”。那个弑君篡位的人，郑国与他结盟，以此安定他的地位，罪过太大了。杜氏说：“越，是靠近垂地的地名。”按：郑庄公挟持桓公的恶行来有所要挟，既然得到了许田，然后才与他结盟。盟约说：“违背盟约者不得享有国家。”大概是为了安定弑君篡位的贼人，并结为友好，发誓不改变，这就像先前宋国、鲁国等国支持州吁的意思一样。《左传》认为是为了完成交换祊田的事，不知道这与交换祊田的事迹虽然看似相承，但情理上已经不再相干了。

秋，发生大水灾【这是记载水灾的开始】。

程子说：“君主修德行，则和气感应，而雨水适时。桓公施行逆德，导致阴气积聚，是适宜的。”《谷梁传》说：“高低处都有水灾，称为大水。”

冬十月。

《谷梁传》说：没有事情发生，为什么记载？是不遗漏时节。《春秋》按年编排，四季齐全才构成一年。

二年春，周王正月戊申，宋国华督弑杀了他的国君与夷，以及他的大夫孔父。起初，宋穆公舍弃自己的儿子冯，而立宣公的儿子与夷，让冯出居郑国。与夷即位后，郑庄公想拥立冯到宋国。于是从隐公四年以后，郑国和宋国交战，大概都是因为冯的缘故。殇公不能用恩义对待亲人，用道义决断疑难，却轻信谗言导致互相争斗。在位十年，打了十一场仗，百姓不堪忍受，这是确实的。孔父担任司马，却不能劝谏，用大臣的道义来衡量，本来就不能无罪了。华督大概是冯的党羽，伺机已久。等到民心内部离散，郑国外援坚固，华督杀死孔父夺取兵权，进而弑杀殇公，人们都不敢行动。从郑国召来公子冯并立他为君，以亲近郑国。鲁、齐、陈、郑都接受了贿赂，于是共同拥立宋公。华督事件的始末就是这样。《左传》说杀死孔父是为了夺取他的妻子，大概是误传。而《公羊传》说“义形于色”的话，也是根据文辞生发意义罢了。臣子为君主遇难而死，惯例记载为“及”，孔父、荀息、仇牧都是这样，而这个人贤与不贤，以及他死得是否得当，则各自存在于具体事情中了。孔父先死却用“及”，是记载尊贵者及卑贱者。记载大夫死于其官职，这是臣子的本分，书法的常规，也不是所谓认为孔父贤德的意思。认为足以警戒那些苟且偷生、逃避责任的人，是可以的。啖氏说：“孔字父，是美称。孔氏的祖先，都用字连着父，后来以孔为氏，也是用祖父的字。”《左传》称孔父嘉，杜氏认为孔父名嘉，字。按：父有时配名，林父、行父就是这样。有时配字，仪父、孔父就是这样。

滕子来朝见。

滕国在隐公十一年称侯，现在称子，杜氏认为是当时周王所废黜，如果当时周王能废黜诸侯，《春秋》难道还会作吗？赵氏认为在防地之前，没见到滕侯去世，怎么知道在防地之前？况且整个春秋时期不再称侯，没有说法。胡氏认为桓公弟弟弑杀哥哥，臣子弑杀君主，天下的大恶已经不能讨伐，又先于邻国来朝见，所以降格称子以正其罪，但用这个来评论现在朝见桓公的人可以，后来不再称侯，难道因为祖先有罪而一并贬低子孙吗？只有沙随程可久认为春秋时小国侍奉大国，其朝聘贡赋的多寡，随着爵位的高低而定，滕国狭小，不堪大国的征求，甘愿自降爵位以遵从减省的礼仪，其后子孙不再振作，所以整个春秋时期常称子，圣人根据事实而记载。所以

译郑国的子产曾经争辩说：“从前天子按照爵位等级规定贡赋的轻重，郑国国君是男爵，却要求我们缴纳公侯等级的贡赋，恐怕供给不上，因此冒昧地请求减免。”这正是当时发生的事，这番话符合事情的真实情况。然而考察经书，诸侯降低爵位的只有滕国和薛国。滕国起初称侯，桓公二年称子；薛国起初称侯，庄公三十一年记载为伯，认为这是他们自行降低爵位是可以的。薛国起初称侯，庄公二十七年称伯，僖公二十三年称子，文公十二年称伯，而襄公二十九年前来结盟时，又称子，其升降不一，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当时的周天子不能按照周朝的常制来排列爵位，而霸主因而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升降爵位吗？看鲁国想要比照邾国、滕国，邾国、滕国既曾是列国，又成为别人的私属，两个邾国都从附庸升为子爵，传注者认为这是多次跟随齐桓公向天子请求而被任命为诸侯，由此看来，当时各小国的爵位等级有的自行贬低，有的被时势升降，所以称号没有定准，《春秋》根据实际情形来记载，以记录王制纲纪的混乱罢了，不能用一种固定的义理去探求。

译三月，鲁桓公与齐侯、陈侯、郑伯在稷地会盟，以促成宋国的动乱。《左传》说：在稷地会盟，以促成宋国的动乱，是因为接受了贿赂而拥立华氏。由于宋殇公即位，十年间发生了十一次战争，百姓不堪忍受。孔父嘉担任司马，华督担任太宰，于是趁着百姓不堪忍受，先散布谣言说：“司马就是这样的人。”然后杀害孔父嘉并弑杀宋殇公，从郑国召来庄公并拥立他，以此亲近郑国，并用郜国的大鼎贿赂鲁桓公【郜国所造的器物，所以名字连系着郜，济阴城武县东南有北郜城】。齐、陈、郑三国都接受了贿赂，所以共同拥立宋公。杜预说：“成，是平定的意思。宋国有弑君的动乱，所以进行会盟，想要平定它。稷，是宋国的地方【徐邈说：“宋国虽然已经动乱，如果诸侯讨伐它，就有拨乱反正的功劳；不讨伐，就承受促成动乱的责任。”赵氏说：“说宋国的罪恶叛逆从此形成，用来伤害内部。”安定胡氏说：“成就的意思，读音如同‘三年有成’的成。”程子曰：“宋国弑杀其君，而四国共同促成并安定它，是天下的大恶。”谢氏说：“去除其动乱叫做平，完成其事叫做成。”我按：‘成’字的含义，诸家的说法，恐怕杜预的说法更优。大概《春秋》不过是直书事实，而善恶自然显现。鲁桓公想要为宋国的冯、华督安定其国事，却说：‘我以此平定宋国的动乱’，大概是还假托于平息的名义。《春秋》因而记载它，如果解释为促成完成的成，恐怕不是直书事实，而是将善恶之意显露在言辞之外。以宋国灾祸的缘故，按照书法惯例，本来也不相合。宋国灾祸的缘故也是记载事实，如果是促成完成宋国的动乱，那就是圣人加上这个字了】。胡安国传：“邾定公时，有弑父的人，定公惊惧地离开席位说：‘这是我的罪过。’曾经审理过这类案件。臣弑君，凡在位官员杀而不赦；子弑父，凡在位官员杀而不赦。杀其人，毁坏其家，污秽其宫室并蓄水其中。大概君主过了一个月才举行饮酒礼。华督是弑君的贼人，而桓公与诸侯会盟并接受贿赂，拥立华氏，让他做宋公的相，太过分了。所以特别记载他的行为【去声】而说‘促成宋国的动乱’。臣为君隐瞒是礼，这里为什么直说呢？说‘促成宋国的动乱’而不说‘拥立华氏’，还是有所隐瞒吧。《春秋》记载会盟没有说过其所为的，唯独这里与襄公末年会盟于澶渊各记载其事，桓公弑隐公，华督弑殇公，般弑景公，都是天下的大恶，圣人所恐惧的，《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一则接受宋国的贿赂而拥立华氏，一则谋划宋国灾祸而不能讨伐，所以特别记载其事以示贬斥。赵氏说：‘《公羊传》说：“国内的大恶要隐瞒，这里直说它为什么呢？因为时间久远。”按逆祀，僖公、昭公出奔，都记载了。如果因为时间久远不隐瞒，那么桓公被齐国所杀，为什么不明确记载呢？可以隐瞒就隐瞒，可以讥讽就讥讽，不以远近为区别。’”

夏四月，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放入太庙【郜，古报反；大，音泰】。《左传》说：“不合礼。”臧哀伯【鲁国大夫，僖伯的儿子】劝谏说：“做君主的，将要彰显德行、堵塞违逆，以此临视百官；百官因此警戒畏惧，而不敢改变纪律。现在毁灭德行、树立违逆【拥立华督逆乱的臣子】而把贿赂的器物放在太庙，以此明示百官；百官效仿它，又怎么惩罚呢？国家的败坏，是由于官员邪恶。官员丧失德行，是因为宠幸和贿赂彰明。郜鼎在太庙，还有什么比这更彰明的呢？武王攻克商朝，将九鼎迁到洛邑，义士尚且有人非议，何况将要彰显违逆动乱的贿赂器物于太庙，那怎么办？”桓公不听。《公羊传》说：“这是从宋国取得的，为什么叫它郜鼎？宋国起初以不义取得它，所以叫它郜鼎。放入太庙，为什么记载？讥讽。讥讽什么？促成动乱接受贿赂，放入太庙，不合礼。”《谷梁传》说：“桓公在内弑杀其君，在外促成别人的动乱，接受贿赂而放入，用来侍奉祖先，不合礼。周公之道是不会接受的。郜鼎，是郜国所造的。以此作为讨伐的鼎。说：‘宋国取得它，是宋国的。’”

秋七月，纪侯来朝见【纪，左传作〇，下入纪同，现在从公羊、谷梁】。《左传》〇侯来朝见不恭敬〇侯回去就谋划讨伐他。程子曰：“凡〇称侯的都应当是纪〇爵，不是侯，文字错误。等到纪侯大大离开其国之后，纪不再称侯了。”

祭侯、郑伯在邓地会盟【这是楚国祸患的开始】。《左传》说：开始畏惧楚国。《公羊传》说：“邓参与会盟。”《胡传》说：“按《左氏》说：‘开始畏惧楚国。’其地以国名，邓也参与了。楚国自西周已是中国祸患，宣王大概曾命将南征。等到周朝东迁，僭号称王，凭借江汉之地，这三个国家土地与它相邻，所以畏惧。后来终于灭掉邓，俘虏蔡侯，而郑国因为王室懿亲的缘故为其服役，终春秋之世，圣人大概哀伤它。天下没有比理更大的，没有比信义更强的，遵循天理，敦厚信义以自守，其国家荆楚虽大，有什么可畏惧的？不知根本，此事丑德齐莫能相尚，就以地之大小，力之强弱分胜负了。观《春秋》会盟离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考。观《春秋》进退予夺抑扬之旨，则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孔氏曰：“楚，芊姓，颛顼之后。”

译也。此后有鬻熊，侍奉周文王，早逝。周成王将他的曾孙熊绎封于楚国，以子男等级的封地居住在丹阳，就是今天的南郡枝江。熊达开始称武王，武王定都于郢，就是今天的江陵。《楚世家》记载：“武王派遣随国人向周王室请求尊奉我的名号，周王没有听从。楚王愤怒，于是自立为楚武王。”这是楚武王开始僭越礼制称王。刘歆说：“名号为武，武并非谥号。”武王十九年，即鲁隐公元年。杜预说：“颍川召陵西南有邓城。”孔颖达说：“《释例》认为这个颍川邓城属于蔡地，而邓国的都城则是义阳邓县。因为邓是小国，距离蔡国路途遥远，蔡国和郑国不应该长途跋涉去防备，况且蔡国和郑国畏惧楚国，才举行这次盟会，怎么会反而去寻求靠近楚国的弱小国家并与之结盟呢？所以知道这不是邓国。”考察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译九月，鲁军进入纪国。《左传》认为这是讨伐纪国不敬的行为。《谷梁传》认为是我国进入纪国。杜预说：“不称主帅，是因为地位卑微。进入他国土地称为‘入’。”程颐说：“将领地位低、军队人数少，对外称为‘人’，对内只说‘入’。某国攻打某国。”

鲁桓公在唐地与戎人结盟。《左传》认为这是重修旧好【指鲁惠公、鲁隐公时期的友好关系】。

冬天，鲁桓公从唐地回国【这是史书首次记载“至”】。《左传》认为这是向宗庙告祭。凡是国君出行，都要向宗庙告祭；返回时，举行饮至礼，放下酒爵，在简册上记录功绩，这是礼制【爵，是饮酒的器具。饮完酒，放下酒爵，就在简册上记录功劳，意思是迅速记载有功之人。按：这段文字应当移到鲁桓公十六年“至自伐郑”之下】。单独与他国结盟，往来都称地名，这是谦让的表现【单独结盟，是国君与一个国家结盟。结盟必有主盟者，两人单独结盟，就没有人愿意做主，双方互相谦让导致盟事不成，所以只记载地名】。如果是三个以上国家结盟，去时称地名，回来称盟地，这是盟事成功的表现【成功结盟的，凡是记载“至自某地”的，所结盟的地方都不是鲁国本土，所以知道四处记载“至”并称地名的，都是鲁国本土。左氏不懂内外用词不同的体例，所以这样说】。啖助说：凡是国君出行，总共一百七十六次，记载“至”的有八十二次，不记载“至”的有九十四次。这是因为当时的国君是否向宗庙告祭不同。《左传》解释桓公二年“公至自唐”说：“这是向宗庙告祭。”这个说法是对的，向宗庙告祭就记录在简册上，所以孔子根据国君所做的事来记载，以显示功过，并且记录他离开国家的远近和快慢。如果一次出行涉及两件事，那么有时记载前一件事【如僖公六年伐郑救许，记载“至自伐郑”之类】，有时记载后一件事【如僖公四年侵蔡伐楚，记载“至自伐楚”之类】。大概孔子是选择重要的一事来记载。程颐说：国君外出而记载“至”的有三种情况：向宗庙告祭、超过期限、情况危险。桓公弑君自立，曾经与郑、齐、陈三国结盟，都同样是不义之举，等到远远地与戎人结盟，所以认为情况危险而记载“至”。如果戎人不像那三国一样结党作恶，就会去讨伐他们。这是“居夷浮海”的意思。中原各国既然不懂大义，夷狄或许能懂。

附录《左传》：起初，晋穆侯的夫人姜氏，在条地【晋国地名】的战事中生了太子【即晋文侯】，给他取名叫仇【意思取自战争中的仇怨】。他的弟弟在千亩之战中出生，给他取名叫成师【即桓叔，西河介休县西南有地名千亩，意思取自能成就其部众】。师服说：“奇怪啊，国君给儿子取的名字【师服，晋国大夫】。美好的配偶叫妃，怨恨的配偶叫仇。现在国君给太子取名叫仇，给弟弟取名叫成师，开始显露出祸乱的征兆，兄长恐怕要被取代了吧【穆公偏爱小儿子桓叔，都从战事中取意作为名字，所寄托的意思不同，所以师服知道桓叔的党羽在晋国一定会兴盛，从而倾覆宗国，所以借名字来讽谏】。鲁惠公二十四年，晋国开始发生动乱【晋文侯去世，儿子昭侯即位元年，感到危险而不自安】，所以封桓叔在曲沃。师服说：“我听说国家的建立，根本大而末梢小，因此能够稳固。所以天子建立诸侯国，诸侯建立卿大夫之家，卿设置侧室【侧室，指众子，得以设立这一官职】，大夫有贰宗【嫡子为小宗，次子为贰宗，以相辅佐】，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匠、商人各自有分属的亲属，都有等级差别【初危反】。因此百姓服从侍奉上级，而下层没有非分的企图。现在晋国是甸侯，却建立了一个国家，根本已经削弱了，它能长久吗？”鲁惠公三十年，晋国大夫潘父【晋国大夫】弑杀昭侯而迎立桓叔，没有成功。晋国人拥立孝侯【昭侯的儿子】。鲁惠公四十五年，曲沃庄伯【桓叔的儿子】攻打翼【晋国都城】，弑杀孝侯。翼国人拥立他的弟弟鄂侯。鄂侯生下哀侯。哀侯侵犯陉庭的田地【翼国南边的边邑】，陉庭人引曲沃军队攻打翼国。

三年春天正月。胡安国《春秋传》：桓公三年之后，经文中不书“王”，有人认为是周天子没有颁布历法，但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乱，难道有空闲颁布历法吗？而经文中都书“王”，显然不是没有颁布历法。又有人认为是缺文，怎么会在一个国君在位期间十四年都不书“王”呢？它不是缺文也很明显了。那么怎么说呢？桓公弑君自立，到现在三年了，而诸侯的盟会之事都结束了，这是入朝见天子受命的时候。而周王朝的司马没有施加拘捕的刑罚，邻国的大夫没有听到有沐浴请罪的请求，鲁国的臣子以不戴天的义理，反过来侍奉仇人，竟然不以为耻，使乱臣贼子肆意凶逆，无所忌惮，人伦大道灭绝了。所以从此以后不书“王”，是表明桓公没有王命以及天王失政而不称王。按：不颁布历法是杜预的说法，周朝虽然没有颁布历法月份，仍然是王的正月，怎么能不书呢？而且书“王”本来是为了表明奉行周朝的正朔，哪里与颁布历法与否有关呢？总之，缺文的说法是对的。鲁国史官不是一个人，桓公的篇章中有几年旧史偶然都不书“王”，孔子认为这不是大义所关，所以沿袭旧文而没有增补。附录《左传》：春天，曲沃武公攻打翼国，驻扎在陉庭，韩万驾驶战车，梁宏担任车右【武公，是曲沃庄伯的儿子。韩万，是庄伯的弟弟，御戎，即驾车人，右，即战车右侧的武士】，在汾水边追逐翼侯【汾水边】，抓获了他。《史记》说：陉庭与曲沃武公在汾水旁攻打晋国，俘虏了哀侯，晋国人于是拥立哀侯的儿子小子为君，这就是小子侯。

鲁桓公在嬴地【音盈】会见齐侯。《左传》：在嬴地会见，是为了与齐国结亲。杜预说：

译“鲁桓公不通过媒人，亲自与齐侯在防地结为婚姻，这是不合礼制的。嬴，是齐国的城邑，即现在的泰山嬴县。”按：桓公凭借篡位弑君的手段夺得国家，害怕天下人来声讨他，于是结交强大的邻国来巩固自己。婚姻之所以要有媒妁，是为了消除嫌疑、明确细微之处，重视婚姻的开始。如今桓公亲自前往防地，与齐国订立婚约，没有媒人便成婚，结合得不合乎正道。为了婚事越境到防地，不合乎正道。派遣私人去迎接新娘，迎接得不合乎正道。让齐侯亲自送嫁到讙地，亲自迎亲，迎娶得不合乎正道。哪有开始不端正，而能最终端正的呢？想要逃避弑君的声讨，最终却死在齐国，这是天意。后来庄公亲自到齐国纳聘礼，隆重装饰祢庙，用来向女儿夸耀，成就了妇人骄横放纵的习性，祸端的根源实际上就始于这里。父亲的行径，儿子的效仿，导致败坏伦理、扰乱国家，历经几代都没有停止，能不谨慎吗！

译夏，齐侯与卫侯在蒲地互相约定。《左传》说这是不举行盟誓。《公羊传》说：“胥命是什么意思？是互相约定。为什么说是互相约定？因为接近正道。这怎么算是接近正道呢？古代不举行盟誓，只是约定言语就回去了。”《谷梁传》说：“胥的意思，就是相。互相约定而守信，明白谨慎言语后就回去，因此认为这接近古制。”这必定是一人先说，为什么用互相约定的话来说呢？不是因为齐侯命令卫侯。《荀子·大略篇》说：“《春秋》赞许胥命，而《诗经》批评屡次盟誓，其用心是一致的。”朱子说：“盟誓诅咒终究不是君子所为，所以说‘君子屡次盟誓，混乱因此滋长’。想要改变这种风气，不废除盟誓而崇尚诚信的风俗，就不能使其向善。”所以伊川先生有话说：“凡是萎靡顺从世俗的人，不能顺应时势；只有刚毅特立的人，才能顺应时势。”这话是可以明白的。问张洽：“平常如何理解防备胥命？”回答说：“曾经考察过，应当采纳刘侍读的说法。自从王命不行，诸侯僭越之事便由此阶梯而上升，但必定是与势力不相上下的人共同做，以便昭示众人并成就其僭越。齐卫当时势力相当，所以齐僖公自认为小霸，而黎人指责卫公以方伯之事。当时周王不敢任命霸主，而他们想自任霸主，所以在此彼此互相约定以成就私欲。等到时间久了，那么有能力的人就专擅了，所以桓公遂自称霸主，以至于战国诸侯都有称王的意图，不敢独自在国内称王，必定是与势力相当的人共同约定而为之。齐魏在苴泽会盟以互相称王，就是如此。其后七国都称王，秦人想有办法胜过他们，于是派人向齐国致意称帝，约定共同称帝，这难道不是互相称帝吗？从互相约定到互相称王，从互相称王到互相称帝，僭越窃取逐渐发展到这个地步，这难道不是明显的证据吗？”问：“那么《左传》所说的在弭地胥命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这是以迎接周王之事互相谦让争先。”问：“这话也有道理。”汪氏说：“我私下考察庄公二十一年，郑国和虢国在弭地胥命，共同谋划迎接周王，不能说互相约定以称霸。况且齐卫胥命之后，没听说有会盟侵伐之事，仅在郎地一战，在恶曹一盟，都是因为郑忽的缘故，所以不是互相推举为霸主。”杜氏说：“蒲，是卫国的地，在陈留长垣县西南。”

六月，鲁公在盛地与纪侯会面【纪，《左传》作〇；盛，《左传》作郕】。《左传》说〇是求和。汪氏说：程子说〇称侯都应当是纪。《左传》说〇求和，因为入〇而依附会盟与纪。鲁国从此交好，《左传》〇也应当作纪，因为讨求和之事，自当如此，只是字误罢了。

秋七月壬辰朔，日食，既。《谷梁传》说：言日、言朔、食，是正朔；既，是尽。胡传《谷梁》说：既，是尽；言日、言朔、食，是正朔【凡二十六次：这一年、庄公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三十年、僖公五年、文公十五年、成公十六年、十七年、襄公十四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两次、二十七年、昭公七年、十五年、十七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三十一年、定公五年、十五年、二十五年】。言朔不言日，食在朔日【桓公十七年，是朔日的第二天】。言日不言朔，食在晦日【凡七次：隐公三年、僖公十二年、文公元年、宣公十八年、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不言日不言朔，是夜食【凡两次：庄公十八年、僖公十五年】。怎么知道是夜食呢？说王者朝日，王者朝日，那么怎么知道是夜食呢？太阳刚出来就有亏伤之处，没有恢复，就知道是在夜里食的。太阳是众阳之宗，是人君的象，而有日食既，那么其变化就大了。先儒认为是荆楚僭号、郑国抗拒王师的应验。杜氏说：历家的说法认为，日光在望时遥远地夺取月光，所以月食；日月同会，月掩日，所以日食。食有上下，是因为行有高下；日光轮存而中间食的，是相掩密，所以日光溢出；皆既的，是正相当而相掩间疏。然而圣人不写月食日，而以自食为文，对于所不见的有所缺略。

公子翚到齐国迎接新娘。程子说：“翚在隐公时不称公子，是隐公的贼人；在桓公时称公子，是桓公的党羽。”卿迎接夫人，于礼是合适的。翚虽然是尊属，当官而行，也没有嫌疑。按：桓公为嬴之会，向齐国求亲，迎接新娘岂能没有别的卿而使翚去，是让他自重以结交。桓公的翚，宣公的遂，是一样的。胡文定说：“纪侯对于鲁国，以小大来说，是亲近的；而使履緰来。鲁侯对于齐国，以远近来说，是亲近的；而使公子翚去，失其节了。”我认为：先王制礼以定分，依据适宜来制礼。五等邦君是一样的。以小而亲迎，大则不；以近而亲迎，远则不。这是以小大论势，以远近论情，依据适宜定分的意义，在哪里呢？亲迎之义见隐公二年。《谷梁传》说：“迎接新娘是亲近的，使大夫去不是正道。”杜氏说：“礼，君有故则使卿迎接。”大概都执礼有亲迎的条文，而说不是定论。

九月，齐侯送姜氏到讙【讙，呼官反】。《左传》说：齐侯送姜氏，不合礼。凡是公女嫁给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对于大国，虽然是公子，也上卿送之；对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对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公羊传》

译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因为诸侯越过国境送女儿出嫁，是不合礼制的。这已经进入鲁国境内了，为什么不称她为夫人？【根据欢鲁之地】从鲁国的角度而言，齐国的父母对于女儿，即使她已成为邻国的夫人，仍然称她为“我们的姜氏”。《谷梁传》说，按照礼制送女儿出嫁，父亲不下堂，母亲不出祭门【即宗庙之门】，其他

译兄弟没有走出宫门【阙，指两观，位于祭门之外】，父亲告诫他们说：“要谨慎地听从你舅舅的话。”母亲告诫他们说：“要谨慎地听从你婆婆的话。”众位伯母、叔母【步干反，原本作“鞶”】反复叮嘱他们说：“要谨慎地听从你父母的话。”送嫁女越过国境，是不符合礼制的。杜氏说：“讙，是鲁国的地方，济北蛇丘县西边有下讙亭，已经离开齐国，所以不再提及；女子尚未到达鲁国，所以不称夫人。”

鲁桓公在讙地防备齐侯。

《谷梁传》难道没有讥讽吗？回答说：这是为了行礼。齐侯前来，鲁桓公迎上去并加以防备，是可以的。程氏说：齐侯出境送女，鲁桓公远远地防备他，都是不合道义的。

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公羊传》：“为什么没有记载翚送夫人回来？因为翚已经见过鲁桓公了。”《谷梁传》：“为什么不说是翚陪同夫人回来呢？因为鲁桓公亲自从齐侯那里接过了夫人。”杜氏说：“这是向宗庙报告。”《胡传》：“不能防范闲杂，祸兆由此开始了。”按：“翚迎娶女子，齐侯在讙地送姜氏；鲁桓公在讙地防备齐侯，这是文姜故事的开端。鲁桓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鲁桓公死在齐国，这是文姜故事的结局。鲁桓公去齐国纳币，鲁桓公去齐国迎娶女子；夫人姜氏入宫，大夫和宗妇见面时用币，这是哀姜故事的开端。夫人姜氏逃到邾国，公子庆父出逃到莒国，这是哀姜故事的结局。《春秋》根据事实记载，读者通过比较事件来观察，那么细微的征兆就显现了，鉴戒也就昭示了。”

冬天，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

《左传》：冬天，齐仲年来聘问，是为了致送夫人。赵氏说：查考成公九年，季孙行父去宋国，致送女子，孔子记载此事以示讥讽。这里如果是致送女子，也应当记载，不容许隐瞒。左氏看到那里有致送女子的记载，这里又是新婚之后到来，于是附会罢了。程氏说：称弟是合乎道义的，见于隐公七年。

有年。

《公羊传》：有年，为什么记载？因为喜悦而记载。大有年，为什么记载？也是因为喜悦而记载。这里只说“有年”，为什么呢？仅仅是有年。那里说“大有年”，为什么呢【宣公十六年】是大丰收年。仅仅是有年，也足以当作喜悦吗？依靠有年。《谷梁传》：五谷都成熟叫有年【杨士勋说：凡是记载有年在冬天之下，是因为五谷全部入库，计算用度丰足，然后才记载】。我按：其他公不记载有年，是因为不胜枚举。唯独桓公有年，宣公大有年，记载在经文中，有人认为是祥瑞，说：凡是丰年都向宗庙报告，勤勉于民而敬奉祖先。这是没有通达《春秋》不记载祥瑞的意思。况且把丰年当作祥瑞，那么正好显示出年成不常丰。年成如果常丰，那么常事不记载，又有什么祥瑞可记载？有人认为是记录异常，说：桓公、宣公获罪于天，应当遭受水旱凶灾的谴责，现在却有年，这是反常，所以认为是异常而留存。桓公、宣公行为恶劣而应当遭受天谴，固然如此，百姓有什么罪过？上天降下有年，正显示人不体恤百姓而上天勤勉于民。《春秋》难道不把它当作喜悦而当作异常吗？考察经文：元年大水，五年旱灾和蝗虫，八年建酉之月未霜而雪，十三年又大水，十四年无冰，御廪发生火灾，灾祸的征兆接连出现，只有这一年记载有年，显示年成是百姓的生命，国家存亡的关键，而深深作为君主无德招致灾祸的警戒。从前商纣灭亡时，没有康食，大概是因为上面没有善政，而百姓得到丰年，或许还可以自存。如果年复一年收成不好，那么百姓开始不堪忍受，而天想要灭亡其国家就决定了。朱子说：执政者应当顺应五行，修治五事，以安定百姓。如果说在凶荒之后赈济，处理得当，所施恩惠也浅薄了。知道这一点，就知道《春秋》记载有年的意义了。

四年春天正月，鲁桓公在郎地狩猎【这是搜狩的开始】。

《谷梁传》：四季的田猎都是为了宗庙的事务。春天叫田，夏天叫苗，秋天叫搜，冬天叫狩。四季的田猎用三种猎物：第一是干豆【射中中心死得快，晒干作为豆器的祭品，可供祭祀】，第二是宾客【次射中髀骨和肋骨死得稍慢】，第三是充君之庖【下射中肠脏污死得最慢。先宗庙，次宾客，后庖厨，是尊神敬客的道义】。啖氏说：搜狩合乎礼制的是常事不记载，不合时令及越礼则记载。赵氏说：四季的田猎，其事各不相同，名称也不同。春天为了阅武择材，所以以搜为称；夏天为了除害苗稼，所以以苗为名；秋天顺应天时杀物，所以以狝为义；冬天因守禽兽以习战，所以以狩为目。左氏说：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就是这样【《周礼》《尔雅》都同此说。《公羊》则说：春曰苗，秋曰搜，冬曰狩。《谷梁》之说已见上文】。《公羊》《谷梁》冬狩、秋搜都相同，而苗则《公羊》在春，《谷梁》在夏。《公羊》之义，夏天务农不苗，那么除非警急及有兽害，苗则不苗。程氏说：鲁桓公出动众人，都应当在郎地记载，因为郎地远。何氏说：礼制，诸侯田猎不过郊外，已有三牲。一定要田猎，是先王的意思认为自己所养的，不如天地自然的牲畜，安逸愉悦肥美。

译野兽过多就会损害庄稼，因此练习军事也不能虚设，所以借以捕捉禽兽，用来供奉宗庙，表示不忘武备，又借以进行田猎来消除祸害。杜氏说：冬季打猎称为“狩”，举行三驱之礼，得到了田猎和狩猎的时节，所以《传》如此解释。

译说：记载“田狩”是合乎礼制的。这是周代春夏和冬季的事。田狩遵循夏历的时令，禚地不是鲁国国内的狩猎场所，所以记载了地点。孔氏说：田狩的地方，必须有固定的场所。古代人口多而土地狭小，只有在山泽之间，才有不耕种的土地，所以天子诸侯必定在其封地内选择空闲之地作为狩猎场。《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传中说：郑国有原圃，就像秦国有具囿一样【鲁国则是大野】，这说明各国都有固定的狩猎场所，违背了固定场所就会侵害百姓和财物，所以记载地点以讥讽它【在禚地狩猎，在红地搜猎以及在比蒲昌之间狩猎，都不是固定的场所，所以记载了地点】。

夏天，周天子派遣宰渠伯纠来鲁国聘问。

《左传》说：因为父亲还在世，所以只称名。杜氏说：宰是官职，渠是氏，伯纠是名。天子的官员，应当根据才能授予职位，而伯纠代理父亲的职务，出使各国聘问，所以记载他的名字以讥讽他。国史的记载，必定记载年份以汇集这位国君的事迹，记载年初的月份以成全这一年的岁序。所以《春秋》有空有月份而没有事件的情况，现在不记载秋冬两季的月份，是史官遗漏了文字，其他情况都与此相同。现在考察这一年与七年不记载秋冬两季，胡文定认为古代在春夏赏赐，在秋冬刑罚，是效法天道。桓公弟弟杀哥哥，臣子杀君主，而天子的讨伐没有施加，这是只有阳而没有阴，一年的功业不能完成，所以特意去掉秋冬两季，以记录当时刑罚的缺失。唯独在四年、七年遗漏的，是因为在此之前还有期望；到了宰纠前来聘问，对周天子已经没有什么可期望的了。谷、邓从远方来朝见，对诸侯也已经没有什么可期望的了。这种说法近乎穿凿附会，说圣人有意去掉某个字以寄托褒贬，朱子尚且认为这不是本意，何况去掉季节呢？不如杜氏所说史官遗漏文字的说法更为妥当。宰渠伯纠，《左传》说是因为父亲在世所以称名。如果真的是代理父亲担任卿的职务，应当依照“仍叔之子”的格式来写，现在只是称其名，从哪里看出他代理父亲的职务呢？这与宰咺是同一种情况，都是贬斥。朱子说：桓公时有两年不记载秋冬，解说者认为这是比喻当时的周天子不能赏罚。如果这样，孔子也可以说是太迂阔了。又说：桓公时不记载秋冬，是史官遗漏了文字。有人说这是贬斥周天子刑罚缺失，不成体统，可以说是扰乱正道了。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去世。

《左传》说：是两次报丧。这时陈国发生动乱。文公的儿子佗杀了太子免并取代了他。陈侯病重而动乱发生。国人离散。所以两次报丧【赵氏说：哪有正当祸乱之时，有空闲派人来报丧的呢？假使真的两次报丧，孔子也应当详细审定，取其实日。为什么总括记载呢？经文甲戌之下，应当记载陈佗作乱的事。现在简册脱落罢了】。《公羊传》说：为什么用两天记载去世？是因为陈侯发狂【防，音迹，狂的意思，是齐地的方言】。甲戌那天走失，己丑那天死亡，找到了尸体。君子对此有疑问，所以用两天记载他的去世【啖氏说：国君虽然发狂出走，也应当有臣子跟随。哪有国君出走，臣下不追逐，不知道死亡日期的呢】。《谷梁传》说：《春秋》的道义，确信的事就如实传达，有疑问的事就保留疑问传达【表明如实记录】。陈侯在甲戌那天出走，己丑那天找到，不知道死亡的具体日期，所以举出两天来概括【范氏说：国君独自出走必定是为了躲避疾病而暗中行动。按范氏的说法也穿凿，现在普通人躲避疾病暗中行动，也不至于让人不知道他的去处，何况国君呢】。啖氏说：三传都不知道有遗漏文字的道理，所以胡乱议论罢了。

夏天，齐侯、郑伯前往纪国。

《左传》说：齐侯、郑伯朝见纪国，想要趁机袭击它，纪国人知道了。程子说：“齐侯想要在邻国做贼，太不道德了；郑伯帮助他，罪过相等。”胡传：“这只是互相前往罢了，为什么要记载？纪国是鲁国的主盟者，所以来报告这件事。鲁国史官接受报告，所以记载在防地。孔子保留而不删削，以彰显齐人灭纪的罪过，说明纪侯离开国家的缘由。”刘敞《意林》所说的“圣人诛心之效”就是如此。

周天子派遣仍叔的儿子来聘问【仍，谷梁传作任】。

《公羊传》说：“仍叔的儿子，是谁？是天子的卿大夫。称‘仍叔的儿子’，是什么意思？讥讽什么？讥讽父亲年老，儿子代替从政。”程子说：“古代授予官职，称许其才能德行，所以做官没有世袭。周朝衰微，用人世袭，所以卿大夫的儿子代替父亲任职。仍叔受命来聘问，却派他的儿子代行。”

安葬陈桓公。

不记载月份，是史官遗漏了。

修筑祝丘的城墙。

讥讽不合时宜。根据文姜在祝丘宴请齐侯，可知祝丘是齐鲁两国边境上的城邑。齐国将要袭击纪国，所以鲁国不合时宜地修筑此城，以作防备。

秋天，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

《左传》说：周天子剥夺了郑伯的政权，郑伯不来朝见。秋天，周天子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郑伯抵御。周天子居中军，虢公林父【天子卿士】率领右军，蔡人、卫人属于右军。周公黑肩率领左军，陈人属于左军【黑肩，是周桓公】。郑子元请求组成左拒，以抵挡蔡人、卫人【子元，是郑公子，拒是方阵】；组成右拒，以抵挡陈人，说：“陈国动乱，百姓没有斗志，如果先攻击他们，必定逃跑【这是攻击弱点的方法】。天子的军队回头看他们，必定混乱。蔡、卫支撑不住，本来就会先逃跑。然后聚集到天子军队那里，可以成功，听从了他。曼伯【檀伯】率领右拒，祭仲足率领左拒，原繁、高渠弥率领中军奉护国君，摆成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司马法》：车战二十五辆为一偏，以

译战车排列在前，步兵以五人为伍依次跟进，填补偏师之间的空隙，弥补阵型的缺漏。五个人组成一伍，这大概是鱼丽阵的战法。

在繻地（郑国境内）作战，周桓王命令左右两军说：“看到旗帜挥动就击鼓进军。”蔡、卫、陈三国的军队都逃跑了，周王的军队陷入混乱，郑国军队合围进攻，周王军队大败。祝𦰡射中周桓王的肩膀，周桓王仍能指挥军队。祝𦰡请求追击，郑庄公说：“君子不想过多地凌驾于他人之上，何况敢欺凌天子呢？只要能保全自己，使国家没有灭亡，就已经足够了。”

夜晚，郑庄公派祭足去慰劳周桓王，并慰问周桓王的随从。按：自从周桓王偏向虢公，郑国就敢与天子交换人质，又兴兵侵犯天子的疆土，夺取麦子和禾稻。如果郑国有这样的臣子，能容忍吗？郑国入朝而不被礼遇，周桓王对待郑国也已经很宽容了。土地是天子赐予的，并非自己所有。邬、刘、蒍、防这些田地，天子把郑国视为内部臣属，所以交换土地而不觉得可疑。但郑国从此就与周王室断绝关系，积累不臣的罪过，周桓王加以讨伐，难道说是过分吗？而郑国没有一个使者来解释谢罪，竟然抵抗天子的军队。祝𦰡犯上作乱射中天子，天理灭绝了，人道断绝了。这就是《春秋》之所以要作的原因。

有人却说，周桓王看着宋、鲁弑君而不加以讨伐，郑伯不朝见只是轻微的小过，而周桓王却亲自率军攻打郑国，因此责怪周桓王，认为《春秋》不称“天王”，是讥讽周桓王失去了天子的讨伐之权。唉！周王室衰微，礼仪政令颠倒混乱。《春秋》对于归赗、来聘、来求车、求赙之类的事情，一再记载，以显示周桓王失道，难道不是很明显吗？现在郑国抵抗并击败周王军队，射中周桓王的肩膀，这是人伦的大变，是人们不忍心说的。这就像有人被自己的仆隶杀害，带着伤勉强逃脱。作为司法官，来不及惩治仆隶的罪行，反而去质问主人的驭下之失，这不是错了吗？

发布禁令，征召诸侯，四方诸侯都要防备，这是天子征讨的体制。现在《春秋》记载说：“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那么周王只能依靠他们的跟随而已，把他们等同于列国，而不能声罪致讨，号召诸侯。蔡、卫、陈与郑国向来有仇怨，难道真的有跟随周王的道义吗？不过是借机满足私欲罢了。况且陈佗刚杀了太子自立，周桓王如果不知道，却率领他的军队跟随，已经不明大义了。陈国发生动乱，百姓没有斗志，郑国的子元知道这一点，而周桓王不知道，最终因此战败，这又是不明事理的表现。使用欺诈的凶险，应验如影随形，能不警惕吗！

程子曰：“周王军队对诸侯不记载‘败’，因为诸侯不可以敌对周王；对外域不记载‘战’，因为外域不能抵抗周王。”

译大雩【这是本书记载大雩的开始】

《左传》记载说“不合时宜”。凡是：惊蛰时举行郊祭【惊蛰，是夏历建寅之月，在南郊祭祀天帝】；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龙星出现，是建巳之月，苍龙星宿的星体，黄昏时出现在东方，万物开始茂盛，等待雨水才能长大，所以祭祀天帝，远远地为百谷祈求甘霖】；初杀时举行尝祭【建酉之月，阴气开始肃杀，嘉谷开始成熟，所以在宗庙进献尝新之祭】；闭蛰时举行烝祭【建亥之月，昆虫闭户，万物都成熟，可以进献的东西很多，所以举行烝祭于宗庙】；如果违背了这些时节，就加以记载。《公羊传》说：“大雩是什么？是求雨的祭祀。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说旱灾呢？说了雩祭，旱灾就显现了；说了旱灾，雩祭就不显现了。为什么记载呢？是为了记录灾祸。”赵氏说：“凡是祈求润泽都叫雩【陆氏说：凡是祈求雨水，祭祀完毕还要祭祀星辰以及山林川泽】；称为大雩，是诸侯遍祭的意思【现在按大雩应当遵从程子的说法】。《左氏》说：‘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违背时节就记载。’又说：‘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大概都是指建巳之月不合时宜罢了。如果这样，那么为什么要记载‘大’字呢？雩祭是因为旱灾而记载，用以表明因旱灾而举行雩祭是有益的，因为担忧百姓所以记载，这与记载‘不雨’的意义相同。《谷梁传》说：‘雩祭得到雨水叫雩，得不到雨水叫旱。’这个说法是对的。程子说：‘成王尊崇周公，所以赐给鲁国重祭，允许举行郊禘、大雩。大雩，是在上帝那里举行雩祭，使用盛大的音乐。诸侯只能在境内的山川举行雩祭。成王赐给鲁国，鲁公接受，都是失礼的。所以孔子说：‘鲁国的郊禘不合礼制，周公的教化衰微了。’大雩是每年的常祭，不能全都记载，所以趁着它不合时节就记载，遇到旱灾就不合时节地举行雩祭，记载它就是为了显示其不合礼制，并且记录旱灾。郊禘也是因为有事才记载。”

螽【《公羊传》作〇】

《公羊传》〇为什么记载呢？是为了记录灾祸。程子说：螽，就是蝗虫。既遭旱灾又遭蝗灾，饥荒不在记载之列。

冬天，州公前往曹国

《左传》淳于公前往曹国，揣度曹国危在旦夕，于是不再返回【淳于，是州国的都城，即阳淳于县】。《公羊传》说：外国诸侯相互访问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因为他有过错。《谷梁传》说法相同。程子说：州公曾经担任周王的三公，所以称公。张氏说：州称。

州公与祭公相同，那么州必定是王畿内的地方，即河内州的县邑。杜氏说：“曹国现在在济阴定陶县。”

六年春天正月，寔来

《左传》从曹国来朝见，记载说“寔来”，是因为他不再返回自己的国家。杜氏说：“说‘奔’则来，是执行朝见的礼仪；说‘朝’则不再返回国家，所以改变文辞说‘寔来’。”程子说：“五年冬天，前往曹国，还算是国君，所以以诸侯的身份记载；现在不能返回国家，就是平民，所以称其名‘来’。来鲁国，忽称郑，忽称明其正。寔不称州，是因为他亡了国。”按：“寔”，是州公的名字。程子、胡安国都认为这是名字。《公羊传》说：“寔来，就是说这个人来了。”《谷梁传》说：“寔来，是来了。”杜预说：“寔，就是实。”这些说法都错了。像州公这类人，大抵是国家微弱不能自存，《春秋》记载是为了怜悯他们，表明当时没有英明的君王、贤能的霸主，肆意让大国侵犯小国，才导致这样的结果。

夏天四月，鲁公在成地会见纪侯【《谷梁传》“成”作“郕”】

《左传》在成地会见纪侯，来咨询谋划齐国的祸难。杜氏说：“成，是鲁国的地方，在泰山钜平县东南。”

秋天八月壬午日，大阅

《公羊传》说：大阅，是检阅车马步兵。杜氏说：不合时节地检阅车马。孔氏说：大阅的礼仪在仲冬举行，现在在农忙时节阅兵，必定有所图谋。程子说：治理国家的方法，武备不可废弃，一定要在农闲时讲习演练，这是保卫百姓、守护国家的道理。盛夏大阅，妨害农事，伤害百姓，是政治失误的极致。没有战事而这样做，是妄动；有警报而这样做，平时不教育训练，怎么保卫国家呢？

蔡国人杀死了陈佗

陆氏说：佗虽然已经继位超过一年，但本是篡弑的贼人，所以不承认他为君，与无知相同。李亷说：讨伐贼人的例子已在州吁下见过，《公羊》《谷梁》的说法都是传闻的错误。唯独程子说：蔡人虽然是出于私仇杀他，但《春秋》给予他讨伐贼人的名义，是为了广开行义的道路。这很好地阐发了圣经的含义。我按：卫国州吁被诛杀，虽然被陈国人抓获，但策划者石碏，执行杀戮的又是卫国人，所以给予国家讨伐的名义，说“卫人杀州吁于濮”。陈佗继位已经超过一年了，陈国的臣子没有听说有明确指认他为贼人的，如果不是他淫猎轻出，自己把脑袋丢在蔡人手里，那么他就成为国君了。所以记载蔡人杀陈佗，好像是说陈国的贼人，被蔡人杀了。胡文定却认为称佗的名字是为了褒奖陈国不把他当作国君，恐怕不对。

九月丁卯日，子同出生

《左传》用太子出生的礼仪来对待他，用太牢接待，占卜选士背负他，士妻哺乳【音嗣】他，鲁公与文姜及宗妇为他命名。鲁公向申繻【鲁国大夫】询问名字，申繻回答说：“命名有五种，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用出生的情况命名叫信【如唐叔虞，鲁公子友】；用德行命名叫义【如文王名昌，武王名发】；用类似的事物命名叫象【如孔子头型像尼邱山】；从外物取得叫假【如伯鱼出生，有人送鱼，因此取名鲤】；从父亲那里取得叫类【如子同出生】。不用国名，不用山川，不用隐疾，不用牲畜，不用器物币帛。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名字最终要避讳，所以用国名就会废掉国名，

译如果用作官职，就会废弃职分；如果用作山川名，就会废弃山神；如果用作牲畜名，就会废弃祭祀；如果用作器物币帛名，就会废弃礼制。晋国因为僖侯而废弃了司徒，宋国因为武公而废弃了司空，先君献公和武公因为二山（二山是具山和敖山，鲁献公名具，武公名敖，后来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些山）而废弃了相关祭祀，因此重大的事物不可以用来命名。鲁公说：“他出生时，与我同属一类（指同一天出生），就给他取名叫‘同’。”杜预说：“十二位鲁公中，只有子同是嫡夫人的长子，备用了太子的礼仪，所以史官在防地记载此事。”胡安国的传注说：“嫡长子刚出生，就记载在防地，这是确立太子的法则。”唐尧虞舜实行禅让，夏、商、周实行世袭，《春秋》兼有帝王之道，贤能可以禅让，就把天下当作公有的，而不拘泥于世袭的礼制；儿子可以继承，就把天下当作家业，而不必拘泥于让国的道义，这是万世通行的道理。禅让给贤者，贵在得到人才；传给儿子，在于确立嫡子，传位给嫡子，是天下的普遍礼制。所以有君主去世而世子尚未出生的礼制，保护遗腹，在朝堂上放置皮衣，而天下不混乱，这是因为名分向来明确，民心安定。经书记载“子同出生”，是为了阐明确立太子的法则，端正国家的根本，防止后世庶子与嫡子争位夺权的事情，垂示训诫的意义重大啊。这是世子，为什么不称“世子”呢？天下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向天子宣誓之后才能成为世子。

译冬季，纪侯前来朝见。

《左传》说：请求周王的命令，以便与齐国达成和解。告知（纪侯）不能（独自完成），【因为纪国微弱，无法自行与天子沟通，想要借助鲁公来请求周王的命令】。

七年春季二月己亥日，焚烧咸丘。

程子说：“古代昆虫冬眠之后，才用火驱赶野兽，清除茂密的草木来追逐禽兽，并不是把山林里的东西都烧光。”咸丘是地名，焚烧那里的土地，显示出其范围广大。杜预说：“焚，就是用火驱赶野兽。”咸丘是鲁国的土地，高平钜野县南面有咸亭【孔颖达说：“不记载搜狩，是因为用火驱赶野兽不是搜狩的正法，直接记载‘焚’字是为了讥讽其竭尽物产】。

夏季，谷伯绥前来朝见，邓侯吾离前来朝见。

《公羊传》说：为什么都直呼其名？他们是失去国土的君主。他们被称为侯并前来朝见，是尊重他们吗？因为他们没有后代，所以按照他们最初的爵位对待。《谷梁传》说：直呼其名，是为什么呢？因为失去了国家。失去了国家却还说他们来朝见，是为什么呢？曾经以诸侯的身份与他们交往。虽然失去了国家，但不损害我们日后对他们的态度。杜预说：不总称为朝见，是因为他们各自履行朝见的礼仪。谷国在南乡筑阳县，我按：谷在襄阳府谷城县，邓在邓州，都距离鲁国非常遥远。古代邻国世代互相朝见，鲁国在泰山脚下，谷、邓在方城之外，两国君主的好交情达不到。从情理上推断，两国实际上靠近楚国，两位君主来朝见而没有返回，有被迫流亡的情况。《公羊传》和《谷梁传》必定有所依据。州公、谷、邓都记载了迁徙寄居。州公停留在鲁国，所以说“来”；谷、邓朝见鲁国后又去了其他地方，不停留在鲁国，所以说“来朝”。

附录《左传》：冬季，曲沃伯【武公】诱骗晋小子侯【哀侯的儿子】并杀死了他。

八年春季正月己卯日，举行烝祭。

《公羊传》说：烝是什么？是冬季的祭祀。春季叫祠，夏季叫礿【音予若反】，秋季叫尝，冬季叫烝。常规的事情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讥讽过于频繁。”杜预说：“这是夏历的仲冬，并不是过度。因为五月再次举行烝祭，显示出亵渎，所以记载【程、胡同】。啖助说：“凡是宗庙的礼仪，有固定的四季祭祀，即使错过了月份，也不是大错，都不记载。只有错过时节以及严重失礼的情况，才记载。《左传》说：‘开始杀戮时举行尝祭，昆虫冬眠时举行烝祭，过度就记载。’《公羊传》说：‘春季叫祠，夏季叫礿，秋季叫尝，冬季叫烝。常规的事情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这些说法都是对的。”赵氏说：“四季的祭祀，都使用夏历，顺应物候。周朝虽然以建子之月为正月，但在祭祀时仍使用夏历，按照本月进行四季的祭祀。所以桓公八年正月举行烝祭，就是夏历的仲冬。凡是四季的祭祀，使用孟月，如果有变故或日子不吉利，就使用仲月；如果又有变故或日子不吉利，就使用季月。”

周天子派遣家父来聘问。

胡安国说：向下聘问弑君篡位的人而不加以贬斥，是为什么呢？既然在前面已经称其为冢宰，其余就没有责任了。于是相同，就书写重复的意义。《家氏》父是字，天子的大夫。

附录《左传》：春季，灭掉翼【曲沃灭掉的】。

夏季五月丁丑日，举行烝祭。

正月已经举行过烝祭了，不合时宜又举行烝祭，讥讽其亵渎。

秋季，攻打邾国。

孙氏说：“桓公是大恶的诸侯，应该讨伐他，却安然保住君位，反而用武力攻打别人的国家，所以直接称伐邾。”

冬季十月，下雪【音而于付反】。

程子说：“建酉之月，没有霜却下雪，记载这是异常【阴阳方中，而寒气先至，这是积阴侵阳的征兆】。

附录《左传》：周王命令虢仲【王卿士虢公林父】在晋国立晋哀侯的弟弟缗【音亡巾反】为君。

祭公前来，于是从纪国迎娶周王后【记载“遂”字从此开始】。

《公羊传》说：祭公是天子的三公。为什么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大夫没有擅自行动的事。这里说“遂”，是为什么呢？是成全我的使命。怎么成全我的使命？让我做媒，如果可行，就借这个机会去迎娶。女子在她的国家，称女子。这里称王后，是为什么呢？王者没有内外之分，他的言辞已经完成了。杜预说：天子从诸侯那里娶妻，派遣同姓诸侯做主人。祭公前来接受命令并去迎娶。天子没有内外之分，所以顺便称王后。卿不记载，是举重略轻。孔颖达说：凡是说“遂”的，是因上事生下事的辞令。既然记载了他来，又说“遂逆”，是先来见鲁君，然后去纪国知道周王让鲁国主持婚礼，所以祭公来接受鲁国的命令而去迎娶。凡是婚姻，都是宾主地位相当，以致辞命互相往来。天子嫁女给诸侯，派遣诸侯做主人，让他与夫家行礼。天子聘后于诸侯，也派遣诸侯做主人，让他与后家行礼。嫁王女的，王姬到了鲁国，然后才到夫家。至于王后的婚礼，后不来到鲁国，因为王姬到了鲁国，等待夫家来迎娶以行礼，所以必须到了鲁国后，周王的命令就在鲁国完成了，如果没有事故，就回到京师。在迎娶时称王后，是举出他得到了周王的命令；后礼在归途中已经完成，称季姜。申述父母的尊贵，说明儿子的尊贵不超过父母，从父母的家将要归于王，依据父母的家来行文。公不单独行动，必定有卿作为副手。卿不记载，是举重略轻。何休说：婚礼完成于五先：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然后亲迎。当时周王派遣祭公来，让鲁国做媒，如果可行，就借鲁国去迎娶，不耽误完成礼仪。谴责王者不重视妃匹，迎娶天下的母亲，像迎娶婢妾一样，所以讥讽他。不说“如纪”，是避开有外文的嫌疑。范氏说：四海之滨，没有不是王的臣民。王

译命令纪国的女子为后，那么她已经成为王后，就不像诸侯夫人那样，进入夫家才称夫人。程子说：祭公接受迎娶王后的使命，到了鲁国，先私下行礼，所以史书用“来”字，而把迎娶王后当作顺便的事，责备他不防备王命，而轻视天下之母。问：有人说迎娶王后，让鲁国做主婚人，怎么样？回答说：只是王姬下嫁，才由同姓诸侯做主婚人。迎娶王后没有让诸侯做主婚人的道理。

译鲁桓公九年春季，纪侯的女儿季姜嫁到京师。

《公羊传》说：“纪季姜嫁到京师，其措辞已经完备了，那么为什么称她为‘纪季姜’呢？这是从鲁国的立场来说的，纪侯是季姜的父母，对于子女来说，虽然她已经是天子的王后，鲁国仍然称她为‘吾季姜’。‘京师’是什么？是天子的居所。‘京’是什么？是大。‘师’是什么？是众。天子的居所，一定要用表示众多和宏大的词语来描述。《谷梁传》说：‘为之中者，归之也’【‘中’读如字，范氏认为‘中’意为关与婚事，即谓导达两方之间为‘中’，不应读去声】。”

夏季四月。

秋季七月。

冬季，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射”音亦】。

《左传》说：“冬季，曹太子来朝见，鲁国以上卿的礼节接待他【诸侯的世子如果尚未在天子面前受命而代理国君，则地位排在子爵、男爵之后，所以鲁国以上卿之礼接待他，相当于曹国上卿的地位】。在宴享曹太子时，初次献酒，音乐奏响，曹太子叹息。施父【鲁国大夫】说：‘曹太子恐怕有忧患吧？这不是叹息的地方。’”《谷梁传》说：“朝见不记载‘使’，记载‘使’，是不合正道的。派世子以诸侯的礼节来朝见，曹伯失去了正道。诸侯相见称为朝，用对待人父的道义，去对待别人的儿子，在内部来说就是失正了。世子可以停止这种行为了。”《尸子》说：“这样做背离正道太远了。”程子曰：“君主有病而派世子外出，这是招致危乱的做法。”《胡传》说：“《周官·典命》规定：凡诸侯的嫡子在天子面前受命而代理国君，则降低其国君礼节一等；未受命，则以皮帛排在子爵、男爵之后。世子本来就有外出防备、朝聘的礼仪。然而代理国君、排在子男之后的情况，是指诸侯朝见天子，有时不敢落后，所以年老或患病者派世子代理自己的事务去见天子，这是急于履行述职之责。诸侯之间因王事而相互朝见，其礼节本无固定时间。曹伯既然有病，为什么急于朝见桓公，而派世子代理呢？”

鲁桓公十年春季，周王正月。

庚申日，曹伯终生去世。

夏季五月，安葬曹桓公。

秋季，鲁桓公在桃丘与卫侯约定会面，没有遇到。

杜氏说：“卫侯与鲁桓公约定在桃丘会面，中途背弃了鲁桓公，转而与齐、郑交往，所以鲁桓公独自前往而没有相遇。”桃丘，是卫国的地方，济北东阿县东南有桃城。按：卫宣公刚篡位时，就结交郑、齐以巩固自己，到此时不知为何与鲁桓公失约。卫侯与鲁桓公约定会面，也不知是为了什么事。即使他中途变卦转而与齐、郑交往，观察此事，其起因在齐、郑，可知这是为郎之战做铺垫。

冬季，十二月丙午日，齐侯、卫侯、郑伯来鲁国在郎地作战。

《左传》说：“齐、卫、郑来鲁国在郎地作战。鲁国有正当理由。起初，北戎侵扰齐国，诸侯救援齐国，郑公子忽立了大功。齐人馈赠诸侯粮食，让鲁国排在郑国之后，鲁国按照周朝爵位班次将郑国排在后面，郑人发怒，向齐国请求出兵，齐人派卫军协助郑国，所以《春秋》不记载为‘侵伐’。先记载齐、卫，是因为他们的王爵地位。《谷梁传》说：‘来战’，是事先约定好的战争。说‘战’就意味着失败了。《胡传》说：‘对鲁国动武，以前没有记载‘来战’的。桓公弑君自立，是天下大恶，人人都有权讨伐。郑国首先与他结盟，齐国接着与他约定会面，随后又通婚。现在仅仅因为私怨，亲自率领军队在鲁国境内作战，所以以三国为主角而记载‘来战于郎’【赵氏说：不记载‘及’，是因为罪责专在于外】。郑人主导出兵却把齐国列在前面，就像州吁主导出兵却把宋国列在前面一样【赵氏说：鲁国按照周朝班次将郑国排在后面，既然是正礼，郑国虽然有小小怨恨，难道至于兴师动众吗？即使当年构祸，哪有经过五年之后才联合诸侯报复此小怨的道理】。按：鲁、郑自从交换许田、结祊成之后，交情深厚。到此时决裂，必有其原因。以周朝班次将郑国排在后面的事，虽然久远，但祸端由此产生，而中间必定还有别的事。齐僖公、郑庄公都是喜欢制造混乱的人，又加上卫宣公的推波助澜。当时齐国正图谋纪国，齐国对鲁国的怨恨必定是因为纪国的缘故吧？”

鲁桓公十一年春季，正月，齐人、卫人、郑人在恶曹结盟。

《胡传》说：“盟会、防期都是君臣之礼，所以地位卑微者的盟会、防期不记载于《春秋》。凡《春秋》所记载的，必定有君主或贵大夫参与其中。恶曹之盟，就是三国的君主。既然不以正道兴师发动郎之战，又结怨固党举行恶曹之盟，所以前面记载他们的爵位并以‘来战’来彰显罪责，后面记载此盟而以剥夺爵位来表示贬斥【陈氏说：自从有参盟以来，没有比恶曹之盟更恶劣的，所以省略而不称爵位】。郑国打败王师，齐国灭掉了王后的母家，卫国也很久没有朝见天子了。三国同恶相济，恶曹之盟，就是郎之战的诸侯，其罪恶不待贬斥就已显现。称‘人’恐怕不是他们的君主。”

夏季五月癸未日，郑伯寤生去世。

《左传》说：“夏季，郑庄公去世。起初，祭封人仲足受庄公宠信【祭，郑国地名，陈留长垣县东北有祭城。封人，守封疆的人，因此以所守之地为氏】。庄公让他做卿，为庄公娶了邓曼【曼，是邓姓】，生了昭公，所以祭仲拥立了昭公。髙氏说：昭公没有善终，五世兵祸不息。自从进入《春秋》记载以来，考察庄公的居心行事，知道他积不善，必定有余殃。陈氏说：《春秋》之初，罪过没有比郑庄公更严重的，宋、鲁、齐、卫次之。而父子兄弟之间的祸乱，也没有比这里更严重的。这五国，可以作为不善者的警戒。”

秋季七月，安葬郑庄公。

九月，宋人抓获了郑国的祭仲【这是《春秋》记载“执”的开始】。

译《左传》记载，宋国雍氏将女儿嫁给郑庄公，名叫雍姞，生下了厉公。雍氏是宋国的大夫，姞姓；把女儿嫁给别人，称为“女”。雍氏的宗族在宋庄公那里受宠，所以诱骗祭仲并逮捕了他，说：“如果不立突为国君，你就得死。”同时也逮捕了厉公，向他索取贿赂。祭仲与宋国人订立盟约，把厉公送回去，并拥立他为君。杜预说：“祭氏是姓氏，仲是名字。不称他为‘行人’，是表示谴责。”《谷梁传》说：“宋人，指的是宋公。称‘人’，是贬低他。”

译突回到郑国。杜氏说：因为文句与祭仲相连，所以不说“郑”。《谷梁传》说：“突轻视他，‘归’是容易的辞令。祭仲轻易地改变了事情，权柄在祭仲手中。为君主赴难，是臣子的道义。如今立了恶人而废黜正统，是厌恶祭仲。”《胡传》说：“突不称公子，是断绝他。小白进入齐国，就说‘齐小白’，表明他适宜拥有齐国。突不系属于郑，表明他不应当被立。不应当被立却为何记载‘归’？《春秋》记载‘归’有两个含义，一是容易的辞令，一是顺应的辞令。记载‘入’也有两个含义，一是艰难的辞令，一是逆理的辞令。”汪氏说：“《公羊传》认为‘归’是出入没有恶行；‘入’是出入有恶行；‘复归’是出去有恶行，回来没有恶行；‘复入’是出去没有恶行，进入有恶行。然而突回到郑国，赤回到曹国，不能说没有恶行；许叔进入许国，天王进入成周，不能说出入有恶行；郑忽、曹襄出去没有恶行，鱼石、栾盈出入有恶行，那么这种说法就不通了。‘难易逆顺’的说法才是正确的。”

郑忽出逃到卫国。这是记载“奔”的开始。

程子说：“忽以国氏为正统，也不能保住他的地位，所以不称爵位。”胡传认为出逃而称名，是因为不能为君。查《诗经》小序说：“《有女同车》，讽刺忽。”太子忽曾经对齐国有功劳，齐侯请求把女儿嫁给他，齐女贤惠但他不娶，最终因为没有大国的帮助，以至于被驱逐，所以国人讽刺他。现在查忽辞婚是正确的，他说：“自己求取多福，在于我自己，大国做什么？”充实这句话，修养德行施行仁政来振兴郑国是可以的。忽最终不能为君，是没有治理混乱的才能，怜悯他可以，罪责他不可以。俗话说：“出于你的，会回报到你身上。”郑庄公的恶行极重，暂且以他施加于邻国的事来说：如挑拨人父子兄弟的嫌隙而造成混乱，州吁弑杀桓公篡位，他就想安定他；宋公子冯逃到郑国，他就想接纳他；曲沃庄公攻打翼，他就帮助他；鲁桓公弑杀隐公，他就交换许田、结好祊地；宋督弑杀殇公而立庄公，他就促成宋国的混乱、分取宋国的贿赂。这时诸侯同恶相求，像市场交易一样。宋国胁迫祭仲，废忽立突，就是郑庄公做的。宠爱庶子压制嫡子，是混乱的根本。郑庄公因为多内宠，所以祭仲告诉忽“你没有大的援助，将不能立”，说郑国的祸患不是郑庄公造成的，忽不能立不是郑庄公导致的，可以吗？“讽刺忽”的说法，是鄙陋之人的言论，胡氏又采纳它，是错误的。

柔与宋公、陈侯、蔡叔在折地结盟。关于“折”的解释，反又市列反。

《公羊传》说：“柔，是我们大夫中未被任命的人。”杜氏说：“蔡叔，是蔡国大夫，名叔，字折，地点缺失。”查郎之战，主兵的是郑、鲁，于是联合三国来图谋郑国，而其重心尤其在宋国。大概郑庄公已死，宋国胁迫祭仲立突，而鲁国与忽有怨，且帮助突，所以举行这次盟会。盟誓歃血，起初没有忠信诚慤相与之心，又让大夫与公侯盟誓，而不知道这是僭越。宋国的合纵不坚固，就屡次设防来要挟他们，而不知道这是亵渎。记载这些都是在讥讽。

公与宋公在夫钟会盟。夫，音扶；钟，公作童。

杜氏说：夫钟是郕国的土地。

冬，十二月，公与宋公在阚会盟。阚，口暂反。

杜氏说：“阚是鲁国土地，在东平须昌县东南。”

十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与纪侯、莒子在曲池结盟。纪左作杞，曲池公作欧蛇。《左传》说：平莒也。杜氏说：曲池，是鲁国土地；鲁国汶阳县北有曲水亭。程子说：侯皆当作纪。隐二年纪、莒盟于蔑，这时纪国谋划齐国的危难，所以鲁桓公与莒子结盟，来援助他罢了。

秋七月丁亥，公与宋公、燕人在谷丘结盟。

杜氏说：“燕人，是南燕大夫。谷丘，是宋国土地。”张氏说：“南燕，是姞姓国家。”鲁、宋屡次会盟，有缘故燕人偶然参与，并非参与谋划。

八月壬辰，陈侯跃去世。

杜氏说：“不记载葬礼，鲁国没有参加。壬辰是七月二十三日，记载在八月是从赴告。”

公与宋公在虚会盟。去鱼反，公作郯。

冬十有一月，公与宋公在〇会盟。

丙戌，公与郑伯在武父结盟。

《左传》说：宋国多次向郑国索取贿赂，郑国不堪忍受命令。这两句旧在十三年战纪下，现在移到此处。公想要平定宋、郑，秋，公与宋公在句凟之丘结盟。句凟之丘即谷丘也。宋国是否讲和还不可知，所以又在虚会盟；冬，又在〇会盟。宋公拒绝讲和。宋公贪婪，所以与公三次会盟而最终不与郑国讲和。所以与郑伯在武父结盟，于是率领军队攻打宋国，交战。宋国没有信用。杜氏说：虚与〇都是宋国土地，武父是郑国土地，陈留济阳县东北有武父地。查盟折之后，夫钟与阚两次会盟，或许还有其他缘故；到谷丘、虚、〇三次会盟，就完全是为了帮助突的缘故了。《左传》详尽地叙述了始末。

丙戌，衞侯晋去世。

《谷梁传》说：再次称“日”，是决断日义。范氏说：“表明两件事都在当天。”

十二月，与郑国军队攻打宋国。丁未，在宋国交战。

胡传说：既然记载了伐宋，又记载战于宋，

译索取贿赂不知满足，多次结盟却不守信用的，是宋国。两国声讨其罪过而兴兵征伐，所以《春秋》记载为“伐”。宋人的罪过，本来是可以征伐的，然而接受贿赂而立公子督为君的是鲁桓公；资助其力量以篡夺国家的是郑突。自己先没有这种过错，然后才可以指责别人。《春秋》的大义，是用贤能治理不贤之人，而不是用混乱取代混乱。所以又记载为“战于宋”，前来作战的，罪责在对方，如“战于郎”就是这样；前往作战的，罪责在自己，如“战于宋”就是这样。按：宋庄公得以获得君位，是靠郑国的力量；郑突得以获得君位，又是靠宋国的力量。他们同类相似，那么他们的交往应该坚固了。然而宋庄公的即位，以及华督在稷地促成盟约，都是因为齐、鲁、陈、郑各国都有贿赂的缘故。现在宋国因为自己以前的期望郑国却没有得到满足，以至于出兵征伐作战。《春秋》记载郜鼎的被取，是为了表明宋、鲁、郑三国的交往是靠贿赂结合的；记载武父之战，是为了表明宋、鲁、郑三国的结党是靠贿赂离散的。唉！《春秋》的笔法真是严厉啊！

译鲁桓公十三年春季，二月，鲁桓公与纪侯、郑伯会盟，己巳日，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交战。齐军、宋军、卫军、燕军大败。

胡安国《春秋传》认为左氏说郑与宋交战，公羊说宋与鲁交战，谷梁说纪与齐交战。赵匡考证经文，内兵则以纪为主而先于郑，外兵则以齐为主而先于宋，独取谷梁之说。大概齐纪是世仇，齐人联合三国攻打纪国，鲁郑援救纪国而与之交战，战事不记载在纪国境内。不然，纪国害怕灭亡还来不及，怎敢倚仗兵力越国帮助鲁郑以增添怨恨呢？齐国无道，恃强凌弱，这以纪为主是什么意思呢？它无道，对自己施加武力，必有引咎自责之事，礼义辩驳的文书尚且不能免除，那么也应当固守疆界，效死守卫，向上申诉于天子，向下告知于方伯，必定有为其伸张正义的人。不这样做而糊涂地与之交战，难道是治理混乱的方法吗？徐邈说：礼制，灵柩在堂上，国君无外事。现在卫宣公未葬，而继位者称侯而出，其失礼明显了。宋陈称子，而卫称侯，随其自称者而记载，得失自见。杜预说：大败曰败绩，例在庄十一年，或称人，或称师，史官用词不同。卫宣公未葬，惠公称侯以接待邻国，非礼。胡安国《春秋传》：卫不称子，吉服从戎，其恶大矣。按：纪被齐逼迫，郑突因责求贿赂而怨恨宋鲁，主纪因怨恨忽而帮助突，这是一方兵力。齐图谋纪，忽曾对齐有功，故齐主之。宋因贿赂怨恨突，而忽奔卫，故卫主之，这是另一方兵力。志向各有在，相纠合为此战，非一纪能主兵。纪侯爵，故序郑上，非以纪主兵。胡安国《春秋传》罪纪，恐未是。况且此时纪弱不能自存，齐志必在灭纪，疑若无可为者然，鲁郑一纠合为此战，而三国败绩，则知列国若同心以助义，小国能立己以自强，则强暴岂能肆哉。

三月葬卫宣公

胡安国《春秋传》葬自内录也。既与卫人战，曷为葬？宣公怨不弃义，怒不废礼。是知古人以葬为重也。

夏大水

春秋书大水，惟桓、庄之世为多。桓元年及是年，《五行志》曰：“夫人骄淫，将弑君，隂气盛。桓不寤，卒弑死。”庄七年大水，亡麦苗。董仲舒、刘向以为庄公释父雠，复娶齐女，未入先与之淫，一年再出，防于道，逆乱之应也。十一年，宋大水。董仲舒以为鲁、宋比年为乗丘、鄑之战，百姓愁怨，隂气盛，故二国俱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又俱大水，亦以为哀姜不妇，隂盛之应。

秋七月

冬十月

鲁桓公十四年春季，正月，鲁桓公与郑伯在曹地会盟。

杜预说：脩十二年，武父之好，以曹地。曹与防。

无冰

何休说：“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当坚冰，无冰者温也。”

夏五

不书月阙文

郑伯使其弟语来盟【语，谷作御】

《左传》郑子人来寻盟，且脩曹之防【子人即弟语也，其后为子人氏】《谷梁传》来盟，前定也。”前定之盟，不日。

秋八月壬申御廪灾

杜预说：“御廪，公所亲耕以奉粢盛之仓。”

乙亥尝

《左传》书“不害也【陆氏曰：八月尝，非时也。又以灾之余而祭，讥不敬，非为不害而书】《公羊传》：“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尝也。曰：犹尝乎？御廪灾，不如勿尝而已矣【赵氏曰：有灾当警惧修饬而改卜，何得便阙先君之祀乎】《谷梁传》：“御廪之灾不志【赵氏曰：此乃大故，何得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为唯未易灾之余而尝可也【唯以未易灾之余而尝，然后可志也】志不敬也【用大焚之余以祭宗庙，非人子所以尽其心力】天子亲耕以供粢盛，王后亲蚕以供祭服，国非无良农工女也，以为人之所尽事其祖祢，不若以己所自亲者也。何用见其未易灾之余而尝也？曰甸【甸师】粟而内之三宫【三夫人】三宫米而藏之御廪。夫尝必有兼甸之事焉【赵氏曰：注云夫人兼甸人之事，恐谬此旬字耳，言祭事当久辨，非一旬所了】壬申御廪灾，乙亥尝，以为未易灾之余而尝也。按：尝，秋祭也，以物成而荐新为义。周之八月，夏之六月，非尝之时，而又以灾余不可也。《周官》时享，前期十日，帅执事而卜日誓戒。今壬申、乙亥相距四日，不卜不戒，其不警天变，不严宗庙，不止未易灾之余而已。赵氏曰：《祭统》云：“成王追念周公，赐之重祭，郊社禘尝是也。”按：郊禘，天子之礼

译“尝”是诸侯的常规祭祀。撰写礼书的人看到《春秋》记载了“尝”和“社”，便认为它们与郊祭、禘祭相同，于是胡乱议论。汪氏说：郊祭和禘祭是天子的礼仪，所以孔子说“鲁国的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制”。“尝”和“社”是诸侯所享有的，因此《春秋》记载“尝”，是讥讽在灾祸之后祭祀宗庙；四次记载“社”，都是因为日食、大水、击鼓用牲等不合礼制而记录，其余不记载是因为视为常事。汉代儒生看到《春秋》记载“郊、社、禘、尝”，便说这些都是成王所赐予的重要祭祀，这是错误的。

译冬季十二月丁巳日，齐侯禄父去世。

宋国人率领齐人、蔡人、卫人、陈人攻打郑国【公羊传认为：蔡人应在卫人之下】。

《左传》说：“冬季，宋国人率领诸侯攻打郑国，是为报宋国战败之仇。”《公羊传》说：“‘以’是什么意思？是实行自己的意图。”《谷梁传》说：“‘以’，是不应该率领的意思。百姓是君主的根本，驱使百姓去送死，是不正当的。”《胡传》说：“列国的军队有制度，都统属于天子，却敢私自使用，或私自为人所用，去攻打别人的国家，这是大乱的根源。”陈氏说：“东迁之后，诸侯互相征伐，并非一国的意志。有小国统领军队而排在大国之上，也并非一国的意志。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由一国来使用诸侯的军队，是从这时开始的。”

十五年，春季，二月，周天子派家父来鲁国索取车辆。

《左传》说：“不合礼制，诸侯不向天子进贡车马服饰，天子也不私下索取财物。”《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王者无所求，索取车辆是不合礼制的。”《谷梁传》说：“古时候诸侯按时向天子进献，进献自己国家所有的东西，所以有辞让而没有征索，索取车辆是不合礼制的，索取金属就更过分了。”

三月乙未日，周天子驾崩。

夏季四月己巳日，安葬齐僖公。

王氏说：“齐桓公背负大恶，周天子不仅不讨伐，而且在八年之间三次派使者来聘问，恩礼非常深厚。现在周天子驾崩，齐国来鲁国报丧，却没有奔丧、助葬的事。齐僖公在世时，干戈战事每年不断，死后却按礼制奔丧、助葬。对比这些事来看，不加贬斥而恶行自现。”

五月，郑伯突逃跑到蔡国。

《公羊传》说：“突为什么称名？是因为他夺取了正统。”《左传》说：“祭仲专权，郑伯对此感到忧虑，派他的女婿雍纠去杀祭仲。准备在郊外设宴款待祭仲，雍姬知道了，问她的母亲说：‘父亲和丈夫谁更亲？’她母亲说：‘丈夫人人可以做，父亲只有一个，怎么能相比呢？’于是告诉祭仲说：‘雍氏舍弃他的家室，要在郊外款待你，我感到疑惑。’祭仲因此杀了雍纠，把尸体扔在周氏的池塘里。郑伯乘车出逃说：‘计谋涉及妇人，他死是应该的。’”啖氏说：“凡是国君出逃，惯例称名，是罪责他失去土地，表示他不再是诸侯了。有人说：‘臣子驱逐君主，其罪行不显明，恐怕是掩盖奸恶吧？’回答说：‘驱逐君主的罪行，史官是知道的。《春秋》举出王纲，只端正君臣法则罢了。”按啖氏的说法，朱莹在襄公十四年卫侯衎出奔齐下详细论述。张氏说：“凡是国君失位出逃，都按自行出逃记载，以此来罪责他自行失位。称爵不称名，是因为罪行轻、恶行浅，他的地位尚未断绝。突以庶子身份篡夺嫡子之位，借助权臣的力量，不能以正道执政，依靠祭氏的势力，自然不能明大义，请求周天子或方伯诛杀那不道的臣子，反而与私昵之人谋划，采用盗贼掩盖杀害之计，事情未成，反而被驱逐，又能怪谁呢？竟以‘计谋涉及妇人’作为雍纠怨恨的理由，真是可笑。

郑世子忽回到郑国。

《公羊传》说：“称世子是什么意思？是恢复正统。为什么有的说‘归’，有的说‘复归’？‘复归’，是出逃时有恶行，回来时无恶行；‘复入’，是出逃时无恶行，回来时有恶行。‘入’，是出入都有恶行；‘归’，是出入都无恶行【此例未通说，见突归于郑下】。程子曰：称世子，本当立的人不能保住他的位置，所以不称爵位。朱子曰：既然记载了郑伯突，又记载郑世子忽，是根据史文记载罢了。又说：刚记载忽，又记载郑忽，又记载郑伯突。胡文定就要说突有君国之德，必须从‘郑伯’两字上寻求。他这类说法都是杜撰。大概自成公、襄公以前，旧史不全，有错漏，所以记载各有不同。如果昭公、哀公以后，都是圣人亲眼所见，所以记得真实，不至于有遗漏。怎么能说圣人给予爵位、剥夺爵位、奖赏功劳、惩罚罪过？这是什么话。

许叔进入许国。

《谷梁传》说：“许叔，是许国尊贵的人，没有比许叔更合适的人。为什么说‘入’呢？他回归的道路，不是回归应有的方式。”范氏说：“进无王命，退非父授，所以不记载为‘归’。”《胡传》说：“许国是太岳的后裔，先王建立的国家，迫于齐、郑，不能供奉社稷，没听说有可灭的罪过。现在却趁乱窃取进入，就不是复国的义举，所以记载为‘入’。”杜氏说：“许叔，是庄公的弟弟。隐公十一年，郑国派许大夫奉许叔居住在许国东边。郑庄公死后，许叔才进入即位。许叔本来没有离开国家，虽然称‘入’，不是国逆的惯例。”孔氏说：“杜氏根据传例说：‘凡离开他的国家，国家迎接而立他为君，叫入。’所以说许叔本来没有离开国家，不是国逆的正例。其实许叔得以回国，有国逆的道理了。”

鲁公在艾地与齐侯会见【艾，公羊传作鄗；谷梁传作蒿】。

《左传》说：“谋划安定许国。”李亷说：“许国失去国家，本是郑庄公想灭掉并吞并它，所以纠合齐、鲁两国进行入许的战役。但又因为三国共同获利，难以独自承担灭国的罪名。齐、鲁两国谦逊而不接受，郑国不得不假借许叔奉祀，来倡导保存许国的说法。其实许地已经落入郑国了。现在许叔趁郑国动乱进入，而齐、鲁在艾地会见以安定它。大概郑庄公正强盛时，两国挟持郑国以获利；郑庄公死后，两国安定许国以得名。艾地会见

译这是他们的计谋，想要借此为自己开脱前日的过失罢了。

邾国、牟国、葛国的人来朝见。

译朱子说：“‘书人’恐怕只是指地位卑微的人，然而朝廷本没有接待地位卑微者的礼仪，却出现了‘书人’，这类情况也难以理解。”胡安国说：“这是把郑突当作夷狄看待，天王去世时不奔丧，反而一起朝见杀害国君的贼人【这一说法源自董于】。陈氏说：“‘旅见’不是邦交应有的礼仪，从参乘以上的人这样做就太过分了。”蜀地杜氏说：“圣人不会参与诸侯的朝见，只有桓公独自前来，就降低他的爵位【如滕子】；两个国家就贬称其名【如谷、邓】；三个国家就称‘人’来轻视他们。杜元凯认为是附庸国的世子，哪能三个国家同时派遣世子呢？”杜氏说：“牟国在泰山牟县，葛国在梁国宁陵县东北。”

秋九月，郑伯突进入栎【音历】

《左传》说：郑伯因为栎地的人杀了檀伯【郑国镇守栎地的大夫】，于是就居住在栎地。《胡传》说：厉公恢复国家，史书只写“入于栎”，为什么呢？如果说已经进入栎地，那么他的国家就已经恢复了。当初制邑的死亡，虢君共城的叛乱，都是庄公亲自告诫过的。现在又修筑栎地城墙并安置子元，致使昭公无法即位，这是谋划国事的失误啊！卫国因为蒲、戚两地而出逃献公，楚国因为陈、蔡两地不杀弃疾而叛乱，末梢太强大必然折断，这是国家的祸害。木讷赵氏说：诸侯再次进入而不回到国都，只有郑突进入栎地、卫侯进入夷仪而已。郑突被称名，而卫衎不被称名。卫衎写“复归于卫”，而郑突不写“归于郑”，这正是正当与不正当的区别。卫衎离开国家，原本是他的国家。林父驱逐他而立剽，是不正当的。郑突被驱逐，本来就不是他的位置，而是篡位。郑突进入栎地，将要逼迫兄长并驱逐他，图谋再次篡位。卫衎从夷仪进入，春秋记载下来，以表明卫衎应当拥有卫国。郑突进入郑国，不记载，表明郑突不应当拥有郑国。家氏说：郑国有君主，而郑突从外面偷偷进入，也记载为郑伯，这是因为沿袭旧史已经记载而保留下来，以示警戒。鲁桓公与郑突同恶，互相协助出兵辅助篡位，以至于再三，所以鲁国史书推崇郑突而轻视郑忽，以郑伯称呼，春秋沿袭它以示警戒。程子所说的，是用来警戒居正位而不能保持的。考察诸家的说法，《春秋》拘泥于爵位名号作为给予或剥夺的意义所在，所以说法多而至于穿凿。只有朱子说《春秋》的大旨，可见的是诛杀乱臣贼子，内尊中国外斥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像先儒所说字字都有意义。比如郑忽、郑突的事情可以看出，郑突称郑伯，家氏的说法似乎有道理，但说孔子因为鲁史推崇郑突而轻视郑忽，所以写郑突为郑伯，似乎未尽其理。郑突占据国家，多次与诸侯盟会，称郑伯了，所以写为郑伯，并不是给予他诸侯的地位。郑忽虽然是正嫡，但没有过一年就出奔，等到郑突被祭仲驱逐，虽然趁乱窃取进入，但不与诸侯盟会，没有事情可见，不久就被人所杀，当时依其旧称叫郑世子忽而已，所以《春秋》也依据事实而记载。大概知道郑伯、世子，不是给予或剥夺的意义所在，就知道也不是鲁史原本推崇郑突而轻视郑忽而《春秋》沿袭它了。诸家拘泥于爵位褒贬的条例，所以不免牵强附会郑忽的罪过，认为他力量不足以君临国家，所以不能成为君主。唉，君与不君，果真看他的力量和援助吗？而成与不成，因此那么曹、马等群雄，谁不是国人拥戴为君、诸侯辅助的呢？这也损害道义而伤害教化，难道是春秋的防闲吗？杜氏说：栎，郑国的别都，在河南阳翟县。

冬十有一月，公在袲会见宋公、卫侯、陈侯，讨伐郑国【宋公之上，《公羊传》有齐侯；袲昌氏反，公作侈】

《左传》说：在袲地会见，谋划讨伐郑国，将要拥立厉公，没能成功而返回。《谷梁传》说：先写地点而后写讨伐，是怀疑之词，不是他怀疑。《胡传》说：郑忽弱，郑突强，诸侯不顾是非而计较强弱，开始怀疑于辅助正道，最终改变而与邪恶同流。《谷梁传》所说的“非其疑者”，不是他怀疑于做义事而果断于做不义之事，一起连兵动众，拥立篡位国家的公子。张子说：鲁桓公、宋庄公、卫朔，都以不正当手段得到国家，他们为郑突谋划，乃是水流向湿处、火趋向干燥处，只有陈侯怀疑而已。然而寡不敌众，所以怀疑而最终合流。王氏说：郑突没有出奔时，宋国想要有所责备，所以曾经讨伐他。郑突已经出奔，宋国害怕无所得，所以谋求拥立他。起初宋国不和，而鲁公因为郑国讨伐宋国；等到郑突已经出奔，而鲁公与宋国讨伐郑国。以前相悖之深，现在相同之固，难道没有原因吗？大概以正道继承正道，是礼仪的常态，诸侯无所求；以混乱替代混乱，是国家的祸患，诸侯有所责备。所以利用他们的混乱，庆幸他们的危难，贪图他们的贿赂，党同他们的邪恶。自从郑突进入栎地，鲁公与宋公三次会见诸侯，而两次讨伐郑国，没有其他缘故，就是贿赂的缘故。陈氏说：会见讨伐、会见盟誓、会见救援、会见侵扰，都是预先决定的词语。没有预先决定，就写“在某某地会见”而后讨伐，“在某某地会见”而后盟誓，“在某某地会见”而后救援，“在某某地会见”而后侵扰。预先决定，是共同的欲望；没有预先决定，是接着发生的事。杜氏说：袲，宋国的地方，在沛国相县西南。

十六年春正月，公在曹会见宋公、蔡侯、卫侯。

《左传》说：谋划讨伐郑国【拥立郑突】

夏四月，公在曹会见宋公、卫侯、陈侯、蔡侯讨伐郑国。

《胡传》说：“蔡国曾经排在卫国之前，现在排在陈国之下，先儒认为是因为迟到。以到达的先后

译后来改变了它的次序，因此人们只追求利益而不以礼来约束自己。」

译秋季七月，鲁公从讨伐郑国的军事行动中返回。【这是记载讨伐郑国事件的开始】

冬季，在向阳地筑城。【“向”音“失亮”】

啖氏说：“按照《左传》的说法：‘这是记载时令’，下文有十一月，那么这里就是十月。夏历八月，农事尚未结束，不可以兴修劳役。”

十一月，卫国国君卫侯朔出逃到齐国。

《左传》记载：起初，卫宣公与庶母夷姜通奸【与尊长通奸称为烝】，生下了急子，将他托付给右公子，并为他娶了齐国女子为妻。因为齐女美丽，卫宣公便占为己有，生下了寿和朔，将寿托付给左公子【左右媵之子，因此以左右为号】。夷姜自缢身亡，宣姜【卫宣公所夺，急子的妻子】与公子朔构陷急子。卫宣公派急子出使齐国，派盗贼在莘地【卫国地名】等候，准备杀害他。寿子将此事告知急子，让他逃走，急子不肯，说：“抛弃父亲的命令，还要儿子做什么？只有在没有父亲的国家才可以这样做。”等到出发时，寿子给急子斟酒，寿子拿着急子的旗帜走在前面，盗贼杀死了寿子。急子来到时说：“这是我自找的，他有什么罪？请杀我吧！”盗贼又杀死了急子。两位公子因此怨恨。卫惠公十一年，左公子泄、右公子职拥立公子黔牟【众公子之一】，卫惠公出逃到齐国。《公羊传》问：卫侯朔为什么称名？表示断绝关系。为什么断绝关系？因为他得罪了天子。他如何得罪天子？他被派去守卫卫国朔【朔指每月初一，政事指朝庙告庙等，即卫侯被派去守卫宗庙、告朔行政等，但他不能奉行天子的命令】，却不能驱使卫国的小众【当时天子派他征发小众，他不能驱使行动】，反而越境跑到岱阴的齐国【越指逃跑，岱阴指泰山北面，即齐地】，托病称负兹舍而不就罪【属托指借口，诸侯有病称负兹舍止，即借口生病而停止行动，不去认罪】。《谷梁传》说：朔称名是表示厌恶，因为天子召见而他不去。按照《公羊传》《谷梁传》都说是朔得罪了天子【《公羊传》文意迂曲晦涩不明，类似传闻之词，不知是否属实】。当时周王室威势不振，不征发小众，与召见而不去，天王难道能立刻讨伐威慑朔而使他出逃吗？大概是左右公子谋划让他出逃，而周王也参与了谋划。看庄公六年，王人子突救援卫朔重新回国，将黔牟放逐到周，那么朔的出逃、黔牟的即位，谋划出自两位公子，而周王知情，是很明显的。然而可惜他们此举做得不彻底。卫宣公的淫乱，不容诛杀。先儒认为这是卫国被狄人灭亡的原因。卫惠公构陷杀害兄长，窃据君位不合道义，看纪地之战，父亲去世不久，就穿着吉服从军，他视伦理纲常为何物，世道人心所不容，以此声讨他的罪行而废黜他，谁说不可以？却舍弃大的过错而追究小的过错，拖延到五年之后，两位公子本不足道，天王难道没有深思吗？后来解说《春秋》的人，也不能阐明此义，可惜啊【陆氏说：失地的诸侯都称名，《公羊》《谷梁》强生义理，是不对的】。

鲁隐公十七年春，正月丙辰，鲁公在黄地会见齐侯、纪侯结盟。

《左传》记载：为了平定齐国与纪国的关系，并且谋划卫国，所以结盟。杜氏说：“黄，是齐国的土地【黄，原是纪国土地，后属齐国，即今登州黄县】。”张氏说：“鲁公十三年在防地会见纪侯，打败齐国，增加了齐国的怨恨，现在却与齐国结盟，难道足以消除怨恨吗？又想要接纳卫朔，一举而两失。”按：卫朔在齐国，接纳卫朔，是齐国的意愿。以此防备鲁国，而鲁国因此想要平定纪国。后来齐国最终接纳了卫朔，而纪国终究没有平定。大概是齐国志在灭纪，只是用空话役使鲁国，而鲁国被其愚弄罢了。大体上鲁国对于时事不能率先倡导，而常常跟随别人。以周公的后代，千乘之国的地位，用道义行事，难道不能自强吗？而我们想要的常常受制于人，而不能自主；别人想要的常常被其驱使，而不能独自违背。只是不努力行善罢了。孔子一行在定公时，齐人归还田地，难道不是用道义行事，足以自强的明显验证吗？

二月丙午，鲁公在趡地会见邾仪父结盟。【“防”，《公羊》《谷梁》作“及”；“趡”，音“翠轨”】

《左传》记载：重申蔑地的盟约。杜氏说：“趡，是鲁国的土地。”汪氏说：“下文记载讨伐邾国，那么趡地结盟不用贬斥，其恶行自然显现。隐公、桓公都与邾国结盟，而背弃盟约都是因为宋国的缘故，以国君之重，而其心无所适主，还值得尊重吗？”

夏季五月丙午，与齐国军队在奚地交战。【《公羊》缺“夏”字，“奚”，《谷梁》作“郎”，这是齐鲁交兵的开始】《左传》记载：这是关于疆界的事。这时齐国人侵犯鲁国疆界，疆界官吏来报告。鲁公说：“疆界之事，谨慎地守住自己的一方，而防备意外【虞，预料。不度，即不意】。姑且尽一切防备，事情来了再战，又何须请示呢？”我按：自从进入春秋隐公六年，鲁公在艾地会见齐侯结盟，这是齐鲁交好的开始。到今年，与齐师在奚地交战，这是齐鲁交兵的开始。齐国是大国，变化无常，放纵而不喜好礼义，是其习俗。鲁国与它相邻，恭敬而不亲密，保持界限而不断绝，巩固其封疆，守其礼信，这就是对待它的方法了。为何秉持礼义不坚定，自失其故？一次被郑国引诱而结怨兴兵，再次被齐国引诱而骄奢淫佚，通婚之后，鲁国的风气日渐变得像齐国了。郑忽的话说得好：“人各有配偶，齐国太大，不是我的配偶。”配偶强大则声气强盛，相互应随，不仅容易自失，而且因好生隙，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郑国不与齐国结为配偶，郑国没有齐国的援助，也没有齐国的祸患。鲁国一旦与齐国结为配偶，祸患……

译没有比鲁国更严重的了。般最终被闵公杀害，这是鲁国再次遭受因妇人引发的祸患。杀死公子恶而立公子接，这是齐桓公三次导致鲁国混乱。这难道不是不能好好自我保全、轻率地与人结盟的明显警戒吗？杜预说：“奚，是鲁国的地名。”经文不说“及”，是因为主事者大概是边境官员奉了国君的命令去作战。因为地位低微所以不记载，不记载战败大概是因为鲁国战败。有人认为这是国君作战而避讳，所以不说“公”。考察第二年鲁桓公在泺地防备齐侯，那么齐鲁之间的怨恨并不深，显然不是国君亲自参战。

译六月丁丑日，蔡侯封人去世。

秋天八月，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

《左传》记载：蔡桓侯去世，蔡国人到陈国召蔡季回国。秋天，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这是蔡国人赞许他的缘故。杜预说：“桓侯没有儿子，所以召蔡季来立为国君。蔡季在国内得到百姓的拥戴，在国外有诸侯的援助，所以史书用‘字’（蔡季）来表彰他得人心，用‘归’字来表明他是被外部接纳回国。”何休说：“蔡侯封人没有儿子，蔡季按次序应当继位。封人想立献舞为君，就生病陷害蔡季，蔡季逃到陈国。封人死后，蔡季回国，在防邑奔丧，思念哀悼了三年，最终没有怨恨之心，所以认为他贤德而称他的字。”现在考察杜预认为桓侯无子，召蔡季来立，与何休的说法不同。各家多赞同何休的说法。胡安国说：“‘季’是字，‘归’是顺从的词，公子没有离开国家，蔡季为什么离开呢？既然回来了，为什么不拥有国家？因为献舞已经即位了。”

癸巳日，安葬蔡桓侯。

啖助说：“五等诸侯，本国的臣子都称他们为‘公’，安葬时既然没有请求周王的册命，因而私自谥号为‘公’【按照正礼，诸侯都应当请求周王赐谥】，从而在史书中记载，以显示其不合礼制。考察《史记》《世本》《左传》，蔡国的各位国君都谥为‘侯’，而《春秋》经文中都称‘公’，是因为他们的私谥与僭越相同。只有蔡桓侯称‘侯’，大概是向周王请求了谥号【大概是蔡季请求周王赐谥】，所以特别记载，表明合乎礼制。问：记载蔡桓侯，胡文定认为这是因为蔡季贤德，知道请求谥号，是这样吗？朱熹说：这不过是文字错误罢了。”

以及宋国人、卫国人的军队攻打邾国。

《左传》记载：这是宋国的意图【邾国与宋国争强，鲁国顺从宋国的意图，背弃了趡地的盟约】。正月，与齐国在黄地结盟；五月，发生战争。二月，与邾国在趡地结盟；八月，攻打邾国。回想前几天，杀牲祭神，盟约却像破鞋一样被抛弃，屡次结盟没有益处，反而助长了祸乱，难道不确实吗！

冬天十月初一，发生日食。

《左传》记载：不记载日期，是因为“官吏失职”。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天子掌管历法的人】位居卿位【不在六卿之列但地位等同于卿】，用来确定日期，这是礼制。日御不遗漏日期，在朝廷上授予百官【赵氏说：这种说法不对。凡是不记载日期的，是史官遗漏，或者年代久远抄写错误，哪里跟日官、日御有关呢？史官难道不知道初一和每天的干支吗？】《谷梁传》说：“提到‘朔’，说明日食发生在初一。”杜预说：“甲乙等干支，是历法的纪事。晦朔，是日月运行的界限。日食不能不保留晦朔的记录，晦朔需要依靠干支来推算，所以日食必定以记载初一和日期为例。”

附录《左传》：起初，郑伯打算让高渠弥做卿。昭公厌恶他，坚决劝谏不听。昭公即位后，害怕高渠弥杀自己，辛卯日，杀了昭公并立公子亹【昭公的弟弟】为国君。

十八年春天正月，鲁桓公在泺水与齐侯相会【卢笃反，一音洛】。

杜预说：“泺水在济南历城县西北，流入济水。”

鲁桓公和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公羊传》没有“与”字】。

《左传》记载：鲁桓公将要出行，于是和姜氏一起去了齐国。申繻说：“女子有家，男子有室，不要互相亵渎，这才叫有礼。如果容易这样，必定失败。”鲁桓公在泺水与齐侯相会，于是和文姜一起去了齐国。范氏说：“鲁桓公本来和夫人一起出行，到了泺水，鲁桓公与齐侯举行相会之礼，所以先记载相会于泺。相会之后相随前往齐国，所以说‘遂’。”

夏天四月丙子日，鲁桓公在齐国去世。丁酉日，鲁桓公的灵柩从齐国运回。

《左传》记载：鲁桓公和文姜去了齐国，齐侯与文姜私通。鲁桓公责备文姜，文姜告诉了齐侯。夏天四月丙子日，齐侯设宴招待鲁桓公。让公子彭生陪乘鲁桓公的车，鲁桓公死在车上【庄元年《公羊传》说：夫人向齐侯进谗言诬陷鲁桓公，齐侯害怕，和他饮酒，在他出门时，让公子彭生陪乘，彭生按住车干杀死了他】。鲁国人告诉齐国说：“我们的国君畏惧您的威严，不敢安居，前来重修旧好，礼仪完成却没有回来，无处归咎，被诸侯厌恶，请杀掉彭生来消除灾祸【按照鲁国的告辞这样，可见鲁国无人】。齐国人杀了彭生。考察《春秋》记载鲁公被杀的例子有两种：在国内，则不记载地点以表明是被弑【凡是国君去世必定记载所在地点，如小寝、路寝、高寝之类，详细记载内部事务，因为这是凶险变故。如果遇到弑君则不记载地点，《谷梁传》说：‘国君去世不记载地点是因为有缘故’】；在国外，则不能不记载地点【赵氏说：‘在国外去世，不论有无缘故都应当记载地点’】，并通过上下文的特殊之处来表明。这里记载‘鲁桓公在泺水与齐侯相会，鲁桓公和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鲁桓公在齐国去世’，鲁桓公的灵柩从齐国运回，夫人逃到齐国。读这段经文即使没有传文，也知道鲁桓公不得好死，凶手在齐侯，而祸端由夫人引起【泺水相会的记载，和夫人去齐国而不说返回，通过下文‘逃到齐国’可以看出，知道夫人曾跟随鲁桓公相会并返回了】。

秋天七月。

附录《左传》：秋天，齐侯在首止驻军【在首止陈兵，讨伐郑国弑君之事。首止是卫国地，陈留襄邑县东南有首乡】。子亹去相会，高渠弥做相【不知道齐国要讨伐自己，齐国人陈兵要讨伐自己，竟然不知道而去相会，事情也很可疑，大概是齐军诱骗他】。七月戊戌日，齐国人杀了子亹并车裂高渠弥【齐国用欺诈诱骗并杀了他们，所以不能算作讨伐】。祭仲从陈国迎接郑子【昭公的弟弟公子仪】并立他为君。这次行动，祭仲知道，所以称病不去。人们说：祭仲因为知道而免祸。祭仲说：这是诚信。【起初，祭仲驱逐忽而立突，不久突患

译他一心想要除掉郑昭公，却被祭仲驱逐，郑昭公忽进忽退，无法稳固君位，郑突进入栎邑。祭仲采取中立态度，没有援助任何一方。高渠弥杀害郑昭公忽，拥立公子亹，祭仲也好像没有听见一样。观察其中的裂痕，高渠弥和公子亹被齐国所杀，祭仲事先就知道这件事，祭仲真是奸臣啊。周公黑肩想要杀害周庄王，拥立王子克。庄王是周桓王的太子，王子克是庄王的弟弟，名叫仪。辛伯告诉周桓王，于是周桓王与辛伯一起杀了周公黑肩，王子克逃奔到燕国。起初，公子仪受到周桓王的宠爱，周桓王把国家托付给周公黑肩。辛伯进谏说：“有两个正后，妾室地位如同正后；有两个嫡子，庶子地位如同嫡子；有两个执政者，臣子擅自发号施令；有两个都城，都城规模如同国家，这些都是动乱的根源。”周公黑肩不听从，所以招致了祸患。

译冬季十二月己丑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桓公。

《公羊传》说：“凶手没有讨伐，为什么记载了安葬？因为仇敌在国外。”【《谷梁传》的意思与此相同】赵氏说：“安葬时称‘我君’，是举出他的谥号。”【将要安葬时才制定谥号，如果只说‘桓公’，恐怕会与其他国家的国君混淆，所以明确说‘我君’以举出他新加的谥号】这是臣子表示敬重的言辞。陆氏说：“凶手在别的国家，所以可以安葬。”朱熹说：“《春秋》的法度，国君被弑而凶手没有讨伐，就不记载安葬，正是把复仇的大义看得重要，而把安葬的常规礼制看得轻微，以此昭示万世。臣子遭遇这种非常变故，一定要能讨伐凶手、报雪仇恨，然后才有资格安葬他们的国君亲人。否则，即使棺椁衣衾极其丰厚，实际上与把尸体抛弃在山沟里，被狐狸吞食、苍蝇叮咬没有区别。其中的义理可以说深刻而显明了。现在考察朱熹阐发国君被弑、凶手不讨伐就不记载安葬的义理，是其他各家所不及的。那么，仇敌在国内不记载安葬，是显示臣子急于讨伐凶手的意图。仇敌在国外记载安葬，是因为仇敌在国外，形势或许还来不及立即讨伐，难以长久地暴露亲人遗体，一定要等到讨伐凶手之后才安葬罢了。安葬是权宜之计，讨伐是道义所在。不讨伐凶手，道义上就等同于不安葬，并不是允许可以延缓。

《春秋辑传》卷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辑传》>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辑传》卷三

明 王樵 辑

庄公

元年春王正月

《谷梁传》说：继位者如果是弑君者的儿子，不记载即位，这是正确的。【啖氏说：《谷梁传》是对的，《左传》不通达，曲解说：庄公不记载即位，是因为文姜出奔的缘故。母亲因为得罪而离开国家，尚且说是不忍心，父亲被别国杀害，他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不举出重大的原因而举出细微的原因，不是通达的议论。况且三月文姜才出奔，正月即位有什么妨碍呢？】按：同虽然嫡长，如果没有向天子受命，尚且不能称为世子，何况不请求命令就可以成为诸侯吗？父亲因为弑逆得到君位，又没有以正道死在别的国家，没有接受君位的凭证，这是可以知道的。先儒认为不记载即位，是不肯定他开始的正当性。然而朱熹则认为不记载即位，不是圣人贬斥他的即位，而是鲁君原本就不举行即位之礼。那些记载即位的，是鲁君举行了即位之礼。这样看来，庄公不举行即位之礼，《公羊》《谷梁》认为是因为继位缘故有所不忍，是从哪里得来的呢？然而用这个来示教训诫是可以的。其实庄公、主王姬、闵公、盟落姑、僖公、防柽【这三位国君不记载即位】都是处于丧期哀痛的人，却参与喜庆之事，没有看到他们创伤巨大、悲痛深切的意思。他们不举行即位之礼，或许是因为国家动乱匆忙而废除了。

三月夫人出奔到齐国

《左传》说：不称姜氏，是断绝不把她当作亲人看待。《公羊传》说：国内忌讳说“奔”，所以称她为“孙”。夫人为什么不称姜氏？因为她参与了弑杀国君。杜氏说：鲁国人责备她，所以她出奔。《胡传》说：夫人，就是文姜。桓公被弑，姜氏参与了。对于鲁国的臣子来说，道义上不能与她同戴一片天。嗣君是夫人所生，顺从私情就损害天下的大义，举出王法就伤害母子间极深的恩情，这是国家舆论难以决断的。经文记载夫人出奔到齐国，恩义轻重的权衡就审定了。梁国有继母杀了父亲的人，他的儿子杀了继母，官吏想要以谋反大逆定罪。孔季彦说：文姜参与弑杀鲁桓公，《春秋》去掉她的“姜氏”称呼，传文说是断绝不把她当作亲人看待。断绝不把她当作亲人，就是把她当作普通人，对照古义，应该以不是司法官而擅自杀人来定罪，不能以谋反论处。人们认为合理，所以通晓《春秋》，然后才能权衡天下的事情了。“孙”是顺从谦让的言辞，使得好像不是被儿子驱逐，以保全恩情。汪氏说：文姜参与弑杀桓公，哀姜参与弑杀两位国君，都是罪大恶极，不能再居住在鲁国，所以都记载为“孙”。虽然不说“奔”，使得好像自己知道羞愧耻辱而离开，然而也可以看出她无处容身，那么断绝她的关系到了极点。哀姜离开而没有返回，齐国人讨伐并杀了她，符合讨伐凶手的义理。文姜又回到鲁国，有时相见有时宴享，去齐国去莒国，一次记载两次记载又两次记载，《春秋》并不是赞许她回到鲁国，而是深深厌恶鲁国的臣子没有愤恨痛疾之心，不能仗着大义来诛杀她。先儒说唐高宗废中宗而迁移他的宗庙，张柬之等人应当废她为庶人并赐死，引用《春秋》断绝文姜的义理作为决断，可以说是得到了圣人的心意。《春秋》对于文姜不称“姜氏”而称“夫人”，《纲目》对于武后不称“太后”而称“武氏”，大概称“姜氏”就怀疑是妾媵，而她的罪过不显扬，称“太后”就还是天下的母亲，而不是庶人了。何况圣人修撰父母之国的史书，而朱熹修撰前代的史书，师承其义理而不沿袭其文辞，难道不是得到了传心的要领吗？啖氏说：《公羊传》说：夫人本来就在齐国了，说“孙于齐”，是思念母亲，哪有先在齐国而现在记载“孙”的呢？大概是看到没有“夫人至”的文字，所以说罢了。不知道夫人是随着丧礼回来的。《谷梁传》也说夫人先在齐国，到了练祭时感念母亲没有参与，所以记录她，也是不对的。

夏季，单伯迎接王姬【单，音善；后面相同。「逆」，《左传》作“送”】

《公羊传》说：单伯，是我们的大夫受命于天子的人。【陆氏说：“各国大夫，周王赐给他们王畿内的封邑作为称号，让他们回国，像单伯、祭仲就是这样。”】迎接她是什么意思？是让我主持这件事。天子把女儿嫁给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