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凡例卷上

译梁说：“继正即位，是合乎正道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这五位国君就是如此】。凡是先君遭遇弑杀，那么继位的儿子就废除即位的礼仪【因为不忍心举行】。谷梁说：“继弑君而不说即位，是合乎正道的。”这种说法也是正确的【庄公、闵公、僖公这三位国君就是如此】。凡是继弑君而举行即位礼仪，是不对的。谷梁认为桓公继弑君而举行即位礼仪，就是参与了弑君之事。公羊认为宣公继弑君而举行即位礼仪，是他有这种意图【杀害子赤而占有他的位置，宣公有这种意图】。这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左氏不理解而曲解说：“庄公不说即位，是因为文姜出国的缘故。”闵公不说即位，是因为动乱的缘故。僖公不说即位，是因为国君出国的缘故。国君出国又回来不记载，是因为避讳的缘故【左氏认为闵公被弑后，成季让僖公去邾国，共仲逃到莒国，才回来拥立僖公。经文没有记载僖公出国和回国的文字，是因为避讳的缘故】。况且没有因为得罪而离开国家，还说是因为不忍心父亲被他国所杀，他的心情是怎样的呢？不举出大的原因而举出小的原因，不是通达的论断。况且三月文姜才回国，怎么妨碍正月即位呢？所以知道解释庄公不说即位是错误的。国家有危难，怎么妨碍举行礼仪呢？所以知道解释闵公不说即位是错误的。如果国君出国避讳而不记载，昭公为什么记载呢？假如确实出国，也应当不在正时即位，像定公那样【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未，昭公在干侯去世。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定公的灵柩从干侯回来。戊辰，定公即位】。所以知道解释僖公不说即位是错误的。

译朱子说：“《春秋》是圣人依据鲁国史书来记载史事，让人自行观看以作为鉴戒罢了。如果想在字句之间推求褒贬所在，恐怕不是圣人的本意。比如记载‘即位’，像鲁君举行即位之礼，继承君位，就不记载‘即位’；不举行即位之礼的，就不记载‘即位’【是因为摄政呢，是因为动乱的原因呢，还是因为不忍心先君不以正道终老呢，都不可知。只是不举行即位之礼就不记载罢了】。至于桓公记载‘即位’，那是桓公自己使即位之礼归于正当【以没有弑君自居，隐藏其罪逆，自同于正常继位而举行即位之礼】。其他如崩、薨、卒等，也没有特别的意义。”

胡氏说：“君主继承君位，过了一年必定改元，这是重大的事情。执政的大臣，必定将此事禀告于宗庙；执笔的史官，必定将此事记载于简策。遵循终始的道义，一年之内不出现两位君主，所以不在灵柩前改元。确立君位之初，遵循臣民的心愿，不能多年没有君主，所以不等到三年丧期结束后。过了旧年，在新年的正月，是谨慎开始的时候，符合道理的中正。在此时改元，彰显新君即位的开始，是适宜的。即位而谨慎开始，本来不可以不正当。作为儿子承受父亲的君位，作为诸侯承受天王的君命，这是根本的大义。如果这两者都没有，就不记载‘即位’，隐公、庄公、闵公、僖公四位国君就是这样。圣人担心这个道义没有阐明，又在卫国国君、晋国国君的事上记载说：‘卫国人拥立晋’，以此显示国内没有所承继的君命，向上没有请求天王命令的，即使国人想要拥立他，拥立他也是不对的。在春秋时期，诸侯都不请求天王的命令了，但是承受先君君位的，就可以记载‘即位’，以区别于国内确实无所承继的，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五位国君就是这样。圣人担心这个道义没有阐明，又在齐国孺子荼的事上，荼年幼，本来不应当立，但是既然有先君景公的命令。陈乞虽然想要拥立年长的君主，又能怎样违背先君的命令呢？因为陈乞认为荼不死，是遵循先君的命令。命令虽然不敢违背，以区别于国内确实无所承继的，是可以的。但是扰乱伦理、失去正道，就是天王应当惩治的。圣人担心这个道义没有阐明，又在卫国国君朔的事上，朔杀害伋、寿，承受其父宣公的命令，曾经拥有国家。但是四国接纳他，就贬低天王使者；拒绝他，就褒扬。以此显示虽然有父命，但是扰乱伦理、失去正道的，是应当断绝的。由此推论，天王的命令是重要的。虽然重视天王的命令，如果不是以义理来制定命令，也将堵塞而不能施行。所以鲁武公带着括和戏去见宣王，宣王想要立戏，仲山甫认为不可以，宣王最终立了戏，鲁国人杀了戏，立了括的儿子，诸侯因此不和睦。圣人认为这个道义，不是尽到伦理的人不能决断。又特别在首止之盟的事上，以天王世子而出行会合诸侯，以列国诸侯而向上与天王世子会合，这是例外的变化，而《春秋》允许它。郑伯奉承天王命令而不参加这个盟会，这是礼制的常规，而《春秋》隐去它的原因，是因为天王想要用宠爱来更换太子，桓公纠合诸侯，依靠正道来辅佐太子，使国家根本不动摇，而天下做父子的关系得以安定，所谓‘一匡天下’，百姓直到今天还承受他的恩赐。至此，从变化归于正道，以大义为主，而崇高的权势不参与，然后即位谨慎开始的道义才终结。万世的大伦常，得以端正。所以说：‘《春秋》的法度，以居守正道为重大。不是圣人不能修撰它。’说的就是这类事情。”

文公九年春天，毛伯来请求金。《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使’？因为当时还没有成为君主。过了一年了，为什么还说他不是君主？因为即位了而没有称王。没有称王，怎么知道他即位了？根据诸侯过了一年就即位，也知道天子过了一年就即位。根据天子三年之后才称王，也知道诸侯在其封地内三年称子。过了一年称公了，那么为什么在其封地内三年称子？遵循臣民的心愿，不能一天没有君主；遵循终始的道义，一年之内不出现两位君主【所以君主去世称‘子某’，安葬后称‘子眀’，继承君位以维系臣民的心】；不能多年没有君主【所以过了一年称公】；遵循孝子的心愿，则三年不忍心当君主【孝子三年志在思念仰慕，不忍心当父亲的位子，所以虽然即位，还在其封地内三年称子。《尚书》说：‘高宗居丧三年不言。’孔子说：‘何必是高宗？古代的人都是这样。’君主去世，百官总领自己的职责听命于冢宰三年】。”何氏说：“即位，是一国开始施政，没有比端正开始更大的了。所以《春秋》以‘元’的气端正天的开端，以天的开端端正天王的政令，以天王的政令端正诸侯的即位，以诸侯的即位端正境内的治理。诸侯不向上奉行天王的政令，就不能即位。所以先说‘正月’，而后说‘即位’。政令不由天王发出，就不能施政。所以先说‘王’，而后说‘正月’。天王不承奉天意来制定号令，就没有法度。所以先说‘春’，而后说‘王’。如果不深入端正其‘元’，就不能成就其教化。所以先说‘元’，而后说‘春’。这五者同日并见，相互依赖构成整体，是天人的根本，万物所系，不可不考察。”

告月视朔第二

赵氏说：“天子经常在当年的冬天颁布明年的正朔给诸侯，诸侯接受它，每月捧着月朔的甲子日禀告于宗庙，这就是所谓的禀受正朔。所以说‘王正月’，是说天王所颁布的。因此用特牲进献，叫做告月，也叫告朔。所以《论语》说：‘子贡想要去掉告朔的饩羊。’禀告于

译在宗庙中称为告朔，借此来听取治理当月政事，则称为视朔。

译文公六年闰月，没有举行告朔之礼，但文公仍然到祖庙朝拜。左氏说：闰月不告朔，是不合礼制的。闰月是用来校正历时的，历法正确才能安排农事，如果不告闰月的初一，就是抛弃了时政。赵氏说：文公认为闰月不是正历，所以不行告朔之礼【谷梁氏说：闰月是附在月份之后的余日，天子不以此告朔，因为防备事务不计算在内】，只是在初一那天，亲自到祖庙拜谒而已，所以说“犹朝于庙”，因为这样朝拜空庙拜谒，所以经文对此加以讥讽【“犹”字，是不尽然的意思，朝庙和视朔，都是不可废止的，既然还朝庙，那么朔礼可以不告吗？经文说“不告”，说明月应当告，公羊和谷梁的解释不对】。

文公十六年夏五月，文公四次没有视朔【从二月不视朔直到五月】。谷梁氏说：“认为文公厌恶政事，太过分了。”

襄公二十九年春王正月，文公在楚国。左氏说：“这是解释为什么没有到祖庙朝正。”

郊庙雩社第三

啖氏说：凡是祭祀，常事大多不记载，只有失礼和非常之事才记载。赵氏说：凡是郊、庙、社、稷，都是为了奉承上天，尊崇祖先而重视根本，都是国家的大礼，所以有过失就记载。《祭统》说：周公去世后，成王、康王追念周公的勋劳，赐给他重祭，郊、社、尝、禘就是这种重祭。孔子说：鲁国的郊祭和禘祭是不合礼制的，周公的遗风衰微了。胡氏说：《春秋》想要删削而不记载，就无法显示其失礼；如果全部记载，又不胜记载。所以在失礼之中，又有更加失礼的，就记载在简策上，这就是所谓由性命而〇言。圣人哪里有什么私心呢，根据事实记载，鉴戒就昭示了。所谓由性命而〇言，就是郊祭。

《家语》记载，定公问孔子说：“我听说郊祭没有相同的，为什么呢？”孔子说：“郊祭，是迎接长日到来的祭祀，大大报答上天而以日为尊，配以月。所以周朝开始郊祭，其月份在冬至，其日期用上辛。到了启蛰之日，又向上帝祈求谷物。这两者，是天子的礼制。鲁国没有冬至大郊之事，比天子降等减杀，所以不同。”定公说：“为什么叫郊呢？”孔子说：“在南面立坛，是为了就阳位。在郊外，所以叫郊。”定公说：“牺牲和祭器怎么样？”孔子说：“上帝的牛，角像茧和栗那么大，必须在涤宫饲养三个月。后稷的牛，只要具备即可，这是为了区别事奉天神和人鬼。牺牲用赤色，崇尚赤色。用犊牛，贵在诚敬。扫地而祭，贵在质朴。祭器用陶器和匏器，以象征天地的本性。万物没有可以称道的，所以顺应其自然的本体。”《公羊氏》说：“鲁国郊祭不合礼制，天子祭天，诸侯祭土。”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次占卜郊祭，不吉，于是释放牺牲。《左传》孟献子说：“我到现在才知道有占卜。郊祀后稷，是为了祈求农事。所以启蛰时郊祭，郊祭后耕种【启蛰，是夏历建寅之月，在南郊祀天，郊祭后耕种，这是祈谷之后亲自耕种。帝借防说：《夏小正》说：‘正月启蛰’，其传文说：‘说开始惊动蛰虫。’所以汉朝初年，以启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到了太和以后，更改节气名称，以雨水为正月中，惊蛰为二月节，至今没有改变】。现在既然已经耕种才占卜郊祭，不吉是应该的。”《谷梁氏》说：“夏四月是不合时节的，三次占卜是合乎礼制的。”这里说三次占卜虽然合乎礼制，但占卜郊祭只限于三月。现在记载四月而三次占卜不吉，就是过时不敬，所以记载以讥讽，是因为不合时节，而不是讥讽其亵渎占卜。

《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祭，不吉，于是释放牺牲。《公羊氏》说：“三次占卜是合乎礼制的，四次占卜是不合礼制的。求吉的方法只有三次。”

《哀公元年》鼷鼠吃了郊祭的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日郊祭。《谷梁氏》说：“郊祭从正月到三月，是郊祭的时节。夏四月郊祭，是不合时节的。五月郊祭，是不合时节的。夏之初可以承接春，以秋之末承接春之初，大概是不可以的。九月用郊祭，‘用’字表示不宜，是用郊祭【在成公十七年】。郊祭三次占卜是合乎礼制的，四次占卜是不合礼制的【僖公三十年，哀公十一年】，五次占卜是强求【成公十年】。以十二月下辛占卜正月上辛，如果不吉，就以正月下辛占卜二月上辛，如果不吉，就以二月下辛占卜三月上辛，如果不吉，就不郊祭了。啖氏和赵氏认为应当在二月【周二月，夏十二月】占卜三月上辛【周三月，夏正月】，不吉则占卜中辛，再不吉则占卜下辛，这就是所谓吉事先近日。鲁国的郊祭，是周公的缘故，不在冬至，是为了避王室。占卜用夏历，在农耕开始之时。每隔十天占卜一次，是为了远离怠慢。必须更替三旬，礼数尽于三次。而且郊祭的月份已经穷尽了【求吉的方法，超过三次就是亵渎，而且这个月日子已尽，不是农耕开始之时，已经耕种就不能再占卜郊祭，所以不再占卜】。

按《周礼》太宰职说：“祭祀五帝，提前十天，率领执事人员占卜日期。”那么将要祭祀，必须在十天之前预先占卜。贾公彦说：“四时迎气，冬至、夏至、正月郊天等，虽然有常时和常日，仍然需要审慎，所以还要占卜日期。”《公羊》说：“禘祭应当不占卜郊祭，为什么要占卜？占卜郊祭是不合礼制的。”占卜郊祭为什么不合礼制

译根据上述所言，鲁国举行郊祀是不合礼制的。大概因为鲁国郊祀不合礼制，所以占卜的结果不吉利，其说法也是错误的。【以上是关于郊祀时间的内容】

宣公三年春季，周历正月，郊祀用的牛口受伤，于是改卜另一头牛，牛死了，于是就不举行郊祀了。《公羊传》说：“为什么不再次占卜？饲养祭牲，要占卜两次。如果祭天用的牲口不吉利，就改用祭稷神的牲口来占卜。祭天的牲口养在涤宫，而用于祭稷的牲口，只看其身体是否完备无灾祸即可，不必专门养在涤宫。”那么为什么郊祀一定要祭祀稷神呢？因为王者必定要用自己的祖先配享。为什么王者必定要用祖先配享呢？因为从内部产生的事物，没有匹配就不能施行；从外部到来的事物，没有主持者就不能停止。赵氏说：“饲养祭牲只养两头牛，既然都死了，自然应当废除郊祀。”

成公七年春季，周历正月，小鼠吃了郊祀牛的角，改卜另一头牛，小鼠又吃了它的角，于是赦免了这头牛。《谷梁传》说：“郊祀的牛每天都要检视，观察牛角而知道受伤，检视的方法已经用尽了，但防备灾害的方法还没有用尽。虽然每天检视，却不能抵御灾害，让老鼠得以啃食，这是不恭敬的表现。改卜牛后，小鼠又吃了它的角，这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改卜之后本应知道谨慎，却又被吃，可知这不是主管官员的过错。所以赦免牛，是为了免除主管官员的过错。胡氏说：如果不是主管官员的过错，那就是灾异了。”于是赦免了牛。赦免祭牲时，要给它穿上黑色的上衣和浅红色的下裳，由主管官员穿着礼服捧着送到南郊，赦免牛也是如此。赦免祭牲不说“不举行郊祀”，赦免牛也是如此。【僖公三十一年夏季四月，四次占卜郊祀都不吉利，于是赦免祭牲。占卜郊祀不吉利，既然不举行郊祀，祭牲就没有用处，所以赦免祭牲。赦免就是顺从放归，不杀它。这一年老鼠两次啃食牛角，妨碍了郊祀，所以赦免牛。这也如同占卜郊祀不吉利时赦免祭牲的礼仪，因为已经把它献给上帝了。既然赦免了，就不举行郊祀，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不说“不举行郊祀”。】

哀公元年，《谷梁传》说：牛受伤不说“伤之”，是因为伤是牛自己造成的。完整的称为“牲”，受伤的称为“牛”，未成为祭牲的称为“牛”。有灾变而不举行郊祀，所以占卜是否赦免牛。已经是牛了，为什么还要占卜是否赦免它呢？因为它已经献给上帝了（指养在涤宫），所以要占卜后才赦免它，不敢擅自决定。如果占卜不吉利，该怎么办？就不赦免，安置它，拴系着等待六月第一个甲日准备新的祭牲，然后随所用而处置。六月第一个甲日开始准备新祭牲，十月第一个甲日开始拴系祭牲。十一月、十二月即使有灾变也不记载，因为不妨碍郊祀。等到正月才记载祭牲的灾变，是因为重视它妨碍郊祀。【啖氏说：饲养祭牲必须在涤宫三个月，所以从周历十月下旬开始饲养，到二月中旬祭牲长成，所以可以在二月下旬占卜，三月上旬举行郊祀。以上是关于郊祀祭牲的内容。】

僖公三十一年，仍然举行了三望之祭。《左传》说：望祭，是郊祀的附属仪式。不举行郊祀，也没有必要举行望祭。《公羊传》说：天子有四方望祭之事，无所不通。诸侯的山川如果不在其封疆之内，就不祭祀。三望是什么？是望祭。祭祀什么？祭祀泰山、黄河、大海。为什么祭祀泰山、黄河、大海？因为山川有能润泽百里之内的，天子就按等级祭祀它们。云气从石头间冒出，肤寸之间聚合，不到一个早晨就遍布天下降雨的，只有泰山。黄河和大海润泽千里。【按《礼记》说：周公祭祀泰山，召公作为尸，那么祭祀泰山是周公的旧制。超越望祭而祭祀黄河和大海，也是僭越礼制之后的事情。】

按《左传》记载：楚昭王生病，占卜说是黄河作祟。大夫请求在郊外祭祀，昭王说：三代规定的祭祀，祭祀不超越望祭。江汉、睢漳，是楚国的望祭对象。祸福的到来，不会超过这些。我虽然不德，黄河不是我获罪的地方，于是没有祭祀。【这可以证明鲁国三望是越礼的。】

《三正记》说：郊祀之后必定有望远之祭。有虞氏接受天命而望远，因于类祭；巡视守土而望远，因于柴祭。如果是诸侯，就只有望祭而已。望祭不超越国境，不是自己所主管的就不祭祀。鲁国僭越天子的郊祀，所以也在郊祀之后举行望祭，又超越望祭而祭祀黄河和大海。僖公三十一年、宣公三年、成公七年，都是不举行郊祀却仍然举行三望之祭，记载下来是为了显示其过失之中又有过失。三传没有详尽说明的，各自记载在本条之下。记载“郊九”，都是因为占卜不吉利、失去时机、牛有灾祸，所以记载下来。

译庙

公羊氏说：周公的庙称为太庙，因为他是鲁国的始祖，所以称为太庙；鲁公（伯禽）的庙称为世室，因为伯禽开始受封，他的庙称为世室，意思是世世代代不毁弃；其他各位先公的庙称为宫，因为尊崇始祖，不让子孙与他使用相同的称呼，所以称为宫。

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考，指宫庙建成并开始祭祀；仲子，是惠公的妾、桓公的母亲；之宫，指隐公为她另外建立的宫庙。初次献舞六佾，这是开始使用六佾的舞队。鲁国僭越天子的礼乐，在太庙祭祀周公时使用八佾，这已经是非礼了，后来其他先公也都僭越使用。仲子因为是别宫，所以用六佾。

桓公二年夏四月，从宋国取来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纳进太庙。宋国内部弑君，外部促成他人的动乱，鲁国接受贿赂而退兵，却用这种不义之物来侍奉祖先，这是非礼的。正确的做法应当像周公那样不接受。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夘日，举行烝祭；夏五月丁丑日，又举行烝祭。这是亵渎祭祀。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八月举行尝祭，不合时宜，而且在火灾之后举行尝祭，是不敬的表现。

庄公二十三年秋，把桓宫的柱子漆成红色。谷梁氏说：按照礼制，天子和诸侯的宫室柱子涂黑色和白色，大夫涂青色，士涂黄色；把柱子漆成红色是非礼的。这是想向齐女炫耀，下文相同。庄公二十四年春，周历三月，雕刻桓宫的椽子。诸侯的椽子，只需砍削打磨，雕刻椽子是不合正道的。

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日，在庄公庙举行吉禘祭。解释见后文。

僖公八年秋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确立夫人的地位。禘，是天子的重大祭祀；夫人，指成风。尊崇妾母为夫人，是从这时开始的。

文公二年二月丁丑日，为僖公制作神主。立神主，虞祭时用防主，练祭时用吉主。《礼记》说：十三个月举行练祭。僖公去世，到这时已经十五个月，才开始制作神主，这是讥讽他迟缓。八月丁夘日，在太庙举行大事，提升僖公的位次。大事，指祫祭。把僖公提升到闵公之上。丧期未满就举行吉祭，又是逆祀。一条经文记载而包含两次讥讽。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月，仍然在宗庙朝见。前面已经解释过。文公十三年秋七月，太室的房屋倒塌。这是讥讽他不修缮。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国君四次不视朔。告朔，是诸侯接受天子命令的方式，亲自怠慢到这种程度。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日，在太庙举行祭祀。仲遂在垂地去世。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万舞进入，去掉籥舞。知道卿佐去世，不适宜奏乐，却不知道废除绎祭，这是讥讽他。

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日，新宫发生火灾。新宫，指宣公的宫庙，神主尚未迁出，所以称为新宫。哭了三天。宫庙尚未建成，遭遇火灾而哭泣，于礼不合，几乎是因为迁主迟缓，而且不防备火灾而导致灾祸。成公六年二月辛巳日，建立武宫。这是不适宜建立的。

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日，在武宫举行祭祀。籥舞进入时，叔弓去世。叔弓在任职的地方去世。停止音乐，完成祭祀。这是记载礼制的变化，与仲遂的情况不同。

定公元年九月，建立〇宫。意义与武公相同。定公八年冬，顺祀先公。阳虎想要削弱三桓，顺应先公的次序而祈祷。顺祀，就是纠正闵公和僖公的位次。所顺正的不仅仅是一处，所以通称为先公。

啖氏说：凡是宗庙的礼制有常规，四季的祭祀，即使失去了正确的月份，也不是重大的过失。只有失去时宜以及严重失礼的情况才记载。左氏说：“开始杀戮时举行尝祭，昆虫蛰伏时举行烝祭，有过失就记载。”公羊氏说：“春天叫祠，夏天叫礿，秋天叫尝，冬天叫烝。”常规的事情不记载，意思是只有失礼和异常情况才记载。这些说法都是对的。赵氏说：四季的祭祀都使用夏历。意思是祠、礿、烝都使用夏历的四季，这是顺应物候的适宜性。周朝虽然以建子之月为正月，但在祭祀时则使用夏历，根据本月的物候来举行四季的祭祀。所以桓公八年正月举行烝祭，那是夏历的仲冬。闵公二年五月举行禘祭，那是夏历的三月。凡是四季的祭祀，大概都使用孟月。宣公八年六月，周历六月是建巳之月，现在夏历四月是孟夏，在太庙举行祭祀，就是夏历的孟月。如果有变故以及日子不吉利，就使用仲月。桓公八年正月举行烝祭就是这样，周历正月是建子之月，现在夏历十一月是仲冬。如果又有变故以及日子不吉利，就使用季月。昭公十五年二月在武宫举行祭祀，就是夏历的季月，周历二月是建丑之月，现在夏历十二月是季冬。经文中并没有讥讽，所以只要不失时就不是违礼，啖氏的说法是对的。然而吉事应当靠近吉日，如果有变故而使用季月，就涉及怠慢了，应当使用仲月才是吉利的。因为这时物产已经成熟，而且得到了二至二分的节气。《周礼》大宗伯用肆（进献解体的牲体，指荐熟时）、献（指荐血腥）、祼（灌以鬰鬯酒，开始献尸求神时）、享先王，用馈食享先王，用祠春享先王，用禴夏享先王，用尝秋享先王，用烝冬享先王。郑氏说：宗庙的祭祀有这六种享礼，肆、献、祼、馈食在四季祭祀之上，这就是祫祭和禘祭。祭祀必须先灌酒，然后荐血腥，荐熟肉。在祫祭中逆序提及，是为了与下文共用文字，表明六种享礼都是如此。祫祭提到肆、献、祼，禘祭提到馈食，是为了表明有黍稷，互相完备。吴氏澂说：程子说：“天子叫禘，诸侯叫祫，都是合祭。禘，是禘祭其所由出的帝，作为东向的尊位，其余的都合食于前，这叫做禘。诸侯没有所由出的帝，就只到太祖的庙，合群庙的神主来进食，这叫做祫。”祠、禴、尝、烝是四季祭祀的名称。春天万物初生，没有可以用来享祭的，以祠为主，所以叫祠。夏天万物未成，用薄物来祭祀，所以叫禴。秋天万物渐成，用来荐新

译因为它是主祭，所以称为“尝”。冬季万物都已成熟，可以进献的物品众多，所以称为“烝”。《王制》记载：天子、诸侯宗庙的祭祀，春天叫“礿”，夏天叫“禘”，秋天叫“尝”，冬天叫“烝”。天子举行单独的礿祭、合祭的禘祭、合祭的尝祭、合祭的烝祭。吴澂说：按照此说，春夏的祭名，是记录者的错误。“礿”应当是“祠”，“禘”应当是“禴”【闵二年胡传说：四时之祭有禘的名称，大概是礼文交错造成的失误】。陈详道说：天子的礼仪，春天单独祭祀，夏秋冬则合享。单独祭祀各自在各自的庙中进行，合享则在太庙一同进行。又说：合祭有三年一次的合祭，有时祭的合祭。时祭的合祭，是小合祭【只有群庙的神主在太祖庙合食】。三年一次的合祭，是大合祭【已毁庙的神主陈列在太祖庙，未毁庙的神主都升堂合食于太祖】。时祭有大礼，有小礼。小礼是春天，大礼是夏秋冬。《公羊传》说：大事是什么？是大合祭。这就明确了时祭属于小合祭。问：《周礼》记载四时祭名，说春祠、夏礿、秋尝、冬烝，《公羊传》也相同。而《春秋》中没有祠、礿的祭祀，为什么呢？赵氏说：《春秋》中一次记载烝，一次记载尝，两次记载禘，都是因为失礼以及有变故才记载的。对于祠、礿两次祭祀没有其他变故，所以不记载，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又说：《礼记·大传》说：礼，不称王就不行禘祭。明确诸侯不能有禘祭。禘祭，是帝王建立始祖的庙，还认为未能尽到追远尊先的意义，所以又推尊始祖所出的帝，而追祀他，用始祖配享，即在始祖庙祭祀，而顺便用始祖配祭。这种祭祀不兼用群庙的神主，因为关系疏远，不敢亵渎的缘故。它的年数或者每年，或者数年，不能确定。郑氏注释《祭法》说：禘是指配祭昊天上帝于圜丘。大概是因为看到《祭法》所说的文字在郊祭之上，所以有此说法。《祭法》所论述的禘、郊、祖、宗，是指六庙之外永世不绝的有这四种罢了，与配祭无关。禘所涉及的祖先最远，所以先说它，与圜丘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这样，那么《春秋》记载鲁国的禘祭又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成王追宠周公的缘故。所以《祭统》说：成王追念周公，赐给他重祭，郊、社、禘、尝就是。大概是在周公庙而上及文王，文王就是周公所出的祖先，所以这种祭祀只能在周公庙举行。闵公时便在庄公庙僭越地举行，因为不追配文王，所以只说庄公而不说庄宫，明确是用他的礼物，不追配文王。本来在夏历孟月举行，到孟献子才在夏历仲月举行【《礼记·杂记》说：孟献子说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是献子制定的】。现在备引诸经书的文字证明如下：左氏说“烝尝禘于庙”【这是见于《春秋》经文，前后祭祀只有这三种，认为祭名尽于此，只是根据经文不识经意，所以这样说】。又说“禘于武宫、僖宫、襄宫”【这又见于经中禘于庄公，认为各庙分别举行，所以胡乱这样说】。又晋人说“以寡君之未禘祀”【当时丧期未满。左氏见经文说“吉禘于庄公”，认为丧期结束应当禘，而不知道禘本是鲁礼，不适合施于他国。左氏自己也说鲁有禘乐，宾祭用之】。《郊特牲》说“春禘而秋尝”【郑氏注“禘”当为“礿”】。《明堂位》说“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夏历四月】。《祭义》说“春禘秋尝”【郑无注】。《祭统》说“春礿夏禘”，《王制》相同【郑氏说“这是夏殷的礼仪”。《礼记》各篇，有的是孔门后学弟子，有的是汉初儒者私撰，都约略根据《春秋》写成。看到《春秋》禘于庄公，就以为是时祭的名称。看到《春秋》只两次记载禘，一在春一在夏，所以有的称为春祭，有的称为夏祭，不相符合，道理可见。而郑氏不明白其意，所以注释《郊特牲》说“禘当为礿”，《祭义》与《郊特牲》相同，郑遂无注。他注释《祭统》及《王制》则说“这是夏殷的礼仪”，况且《祭统》篇末说“成王赐周公”，怎么能说是夏殷呢】。《王制》又说“礿则不禘，禘则不尝，尝则不烝，烝则不礿”【郑氏说“虞夏诸侯岁朝，废除一时祭”。撰写此篇的人也是缘于看到《春秋》中只有禘、烝、尝三祭，认为鲁只行此三祭，所以这样说。如果如郑注，远国来往，须经历数时，为何独独废除一时呢】。《诗》小序说“《雝》是禘太祖”。朱子说：“《祭法》周人禘喾，又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庙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喾于后稷之庙，而以后稷配之，所谓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说‘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说‘三年丧毕，致新死者之主于庙，亦谓之吉禘’，是祖一号而二庙，禘一名而二祭也。”杨氏又说：郑氏注释《王制》及《春官·大宗伯》、《诗·殷颂》皆曰“鲁礼”。三年丧毕而合祭于

译太祖。第二年春天在群庙举行禘祭。从此以后，每五年举行两次殷祭，一次祫祭，一次禘祭【这是《周礼·大宗伯》及《王制》中郑玄注的内容。《商颂·玄鸟》是祭祀高宗的诗。毛亨传曰：祀应当为祫。祫是合祭的意思。高宗去世，开始在契的庙里合祭，于是歌唱这首诗。古代君主丧期三年结束后，先在太祖庙举行禘祭，然后在太祖庙举行祫祭。又第二年春天在群庙举行禘祭。从此之后每五年如此云云】我起初读到这里，心里认为一定有明确可据的事实。等到考察它的来源，却说一祫一禘的说法出自春秋鲁国的礼制及纬书。沉溺于纬书不足怪罪。说它出自春秋鲁礼的，并没有事实可以证明，只是专门选取僖公的禘祭、文公的祫祭两件事，穿凿附会，牵强凑成这种说法罢了。禘祫两种礼仪，它们的本源本来不相因循。现在这种说法说：文公二年既然有祫祭，那么僖公二年也必定有祫祭；僖公八年既然有禘祭，那么文公八年也必定有禘祭。事情本来没有，却牵强附会地影射以为有，大概是想说明僖公的禘祭前有祫祭，文公的祫祭前有禘祭，以此来证明一祫一禘的说法罢了。这是它的荒谬之一。既然选取僖公的禘祭、文公的祫祭作为证据，又增加宣公八年的禘祭来阐明它。说僖公、宣公八年都有禘祭。考察《春秋》，宣公八年在太庙有事，不曾有禘祭。这乃是郑玄凭空造词以增多他的证据。这是它的荒谬之二。文公二年《公羊传》说：五年而再殷祭。所谓五年再殷祭，是指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两次祫祭，就像天道三年一次闰月，五年两次闰月一样。郑玄却引用它作为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的证据。这是它的荒谬之三。从二年到八年相距共七年，与五年再殷祭的数目不合。于是为之解释说：鲁礼三年丧期结束而在太庙祫祭，第二年春天在群庙禘祭，从此以后五年而再殷祭。说三年丧期结束而在太祖祫祭是可以的，第二年春天在群庙禘祭，凭什么依据说出这种话呢？强行添加这件事在五年再殷祭之前，只是想要掩盖五年与七年不合的数目罢了。这是它的荒谬之四。娄江魏子才说：礼学家说禘祫都是合食，不对。大祫是群昭群穆已毁未毁的庙，都合食于太祖，礼仪盛大而繁复。禘则是上尊太祖所自出的祖先，所以配享不及群庙，礼仪宏大而简略。特别因为太祖而起此义，如果又旁及群庙，那就亵渎了。又说：祫，是合祭。天子七庙，诸侯五庙。顺着孝子的心意，春天单独享祭，以各自保全其尊严。顺着祖考的心意，三时合享，象征生前宴饮聚会。远祖已经祧迁了，时享就不让他们参与了。子孙不忍忘记，于是又为他们举行大祫。已毁庙的主位陈列于太祖，未毁庙的主位都升堂合食于太祖，象征生前大合族的意义。大夫三庙，适士二庙，官师一庙，祭祀都不及高祖先王，曲尽人情。大夫、士有大事，向他们的君主省视【有功绩被记录】干祫及其高祖【干，是逆上的名称，因为向上干及诸侯的祫祭】使他们也能得以自我伸张【春秋时祭祀就记载有事，如有事于太庙、有事于武宫之类是；祫祭则记载大事，如文公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庙是。大概时祭的祫祭，祝官迎接四庙的主位合食于太庙，毁庙的主位不参与；等到三年大祫则毁庙的主位都陈列】赵氏说：凡是祭祀而非正礼的称祭【祭祀失礼，记载祭名】以本下者称事【祭祀非失礼而为下事张本的，就不记载祭名，大事于太庙、跻僖公之类是】雩

译程子说：“古时候一年之中祭祀天帝的次数很多，春天趁着百姓播种祈求谷物丰收，夏天担心干旱而举行舞雩仪式，到了秋天在明堂祭祀，冬天在圜丘祭祀，这都是君主为百姓着想的心意。”赵氏说：“凡是祈求雨水都叫作雩，称为大国普遍举行雩祭。”程子说：“诸侯只是在境内的山川举行雩祭，成王赐给鲁国重祭，才允许举行郊禘和大雩。大雩，是在上帝面前举行雩祭，使用盛大的音乐。雩祭，是每年的常规祭祀，不能全都记载，因为不合时宜才记载。遇到旱灾就不合时宜地举行雩祭，记载它是为了显示其不合礼制，并且记录旱灾。郊禘也是因事而记载。现在考察：大雩，程子的说法是对的。”

桓公五年秋天举行大雩。左氏说：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凡是祭祀，惊蛰（建寅之月）时举行郊祭，龙星出现（建巳之月）时举行雩祭。开始肃杀时举行尝祭，蛰虫闭藏时举行烝祭。超过时节就记载。杜氏说：建巳之月，苍龙星宿的星体，黄昏时出现在东方，万物开始茂盛，等待雨水而壮大，所以祭祀上天，远远地为百谷祈求甘霖。公羊氏说：大雩是什么？是旱灾时的祭祀。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说旱灾呢？说了雩祭就显示出旱灾，说了旱灾就看不出雩祭。谷梁氏说：雩祭得到雨水叫作雩，得不到雨水叫作旱。赵氏说：谷梁氏的说法是对的。

僖公十一年秋天八月举行大雩。十三年秋天九月举行大雩。成公三年秋天举行大雩。七年冬天举行大雩。

襄公五年秋天举行大雩。八年秋天九月举行大雩。十六年秋天举行大雩。十七年九月举行大雩。二十八年秋天八月举行大雩。昭公三年八月举行大雩。六年秋天九月举行大雩。八年秋天举行大雩。十六年九月举行大雩。二十四年秋天八月举行大雩。二十五年秋天七月上旬辛日举行大雩。下旬辛日又举行雩祭。

定公元年九月举行大雩。七年秋天举行大雩。九月举行大雩。十二年秋天举行大雩。记载“大雩”共二十一次，都在午、未、申之月。建巳之月，是常规事务不记载。

社

《春秋》对于社祭没有专门记载，是通过日食、水灾而显现出来的。

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初一，发生日食，在社坛击鼓并用牺牲祭祀。秋天，发大水，在社坛和宫门击鼓并用牺牲祭祀。

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初一，发生日食。在社坛击鼓并用牺牲祭祀。

左氏说：“发生日食，天子停止进食，在社坛击鼓；诸侯在社坛用币帛祭祀，在朝廷击鼓。”又说：“发生日食，只有正阳之月（建巳之月）阴气尚未发作，这时在社坛用币帛祭祀，在朝廷击鼓。”又说：“凡是天灾，只用币帛不用牺牲；不是日食月食的灾异不击鼓。”啖氏说：“根据左氏所说，都是正确的道理。这里记载‘门社’都是记录非常之事。”

婚姻第四

啖氏说：凡是符合礼制的婚姻，都不记载。赵氏说：凡是男女之礼，是人伦的根本，是风化教化的根本。因此先王敬重它，所以只记载其缺失之处。纳币。

庄公二十二年冬天，鲁桓公前往齐国，纳币（公羊氏说：纳币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亲自纳币，是不合礼的。谷梁氏说：纳币，是大夫的事情。）桓公母亲去世，未满两年，就图谋婚姻，不需要贬斥其罪恶就显现出来了。

文公二年冬天，公子遂前往齐国纳币（讥讽在守丧期间图谋婚姻，赵氏说：又讥讽派公子去纳币）。成公八年夏天，宋公派公孙寿来纳币（婚礼不称主人，这里称使者，是因为宋公没有母亲，自己命令的。公孙寿是卿，纳币派卿去，不合礼）。

啖氏说：鲁国前往其他国家纳币，都是常规事务，不记载。凡是记载的，都是讥讽。其他国家来纳币，也是如此。赵氏说：婚礼有六项：一、纳采；二、问名；三、纳吉；四、纳征（即纳币）；五、请期；六、亲迎（即逆女）。《春秋》只记载其中两项（纳币）【以及逆女】，因为纳币时婚约才确定（以前三项礼仪并未结定），逆女是事情的终结，举重之义也。

逆王后

桓公八年冬天，祭公前来，于是从纪国迎回王后（说“于是迎回”，是讥讽没有亲自向周王禀告）。襄公十五年春天，刘夏从齐国迎回王后（士人迎回王后，是不重视人伦的根本，而轻视天下的母亲了，应当派卿前往迎接，国君监督）。

啖氏说：古代儒者有的说天子应当亲迎，有的说不应当亲迎，两种说法不同，不敢确定。然而《春秋》所载，都是讥讽。赵氏说：王者的尊贵，海内没有对手，所以嫁女就派诸侯主持，嫁给诸侯，诸侯不敢拥有其土地。如果委屈万乘之尊而行亲迎之礼，那还有什么对手呢？

内逆女

程子说：“先儒都认为诸侯应当亲迎。亲迎，是迎到其所住的馆舍，所以有亲自驾车授绥的礼仪。哪有抛弃宗庙社稷的重任，远赴他国去迎娶妻子的呢？不仅是诸侯，卿大夫以下都是如此。《诗经》称文王在渭水亲迎，未曾出境。”

桓公三年秋天，公子翚前往齐国迎娶女子（文姜）。

庄公二十四年夏天，鲁庄公前往齐国迎娶女子（哀姜，抛弃宗庙社稷的重任，前往仇敌之国，娶仇敌之女）。文公四年夏天，从齐国迎回妇姜（出姜，左氏说卿不前往，是不合礼的；谷梁氏认为国君自行前往而在齐国完成礼仪）。

宣公元年春天，公子遂前往齐国迎娶女子（穆姜，丧期未满一年）。

成公十四年秋天，叔孙侨如前往齐国迎娶女子（齐姜）。

外逆女

隐公二年九月，

译纪履緰前来迎娶女子。程子说：“不是受命的大夫，都记载名字。这是奉君命来迎娶夫人，因为女子在鲁国，所以称‘女’。本国女子出嫁成为诸侯夫人，史书就记载‘迎娶’、记载‘归宁’，以表明这是重大的事情。”按：本国女子嫁给诸侯，那么地位就相同。地位相同就予以记载，这与其他婚礼因是常事而不记载、记载则是为了彰显礼制缺失的情况，本来就不一样。

译庄公二十七年冬，莒国大夫莒庆来迎娶叔姬【莒庆，莒国大夫；叔姬，庄公之女。诸侯将女儿嫁给大夫，而由国君亲自做主，是不合礼制的】

僖公二十五年夏，宋国荡氏的伯姬来迎娶儿媳【伯姬，鲁国女子，是宋国大夫荡氏的妻子。妇人越过国境去迎娶儿媳，不合礼制。又显示出国君失礼，亲自做主大夫的婚姻】

宣公五年秋九月，齐国高固来迎娶子叔姬【这是为了自己，说“来”是因为国君亲自做主；称“子”是为了区别于先公的女儿。嫁给诸侯称“女”，嫁给大夫称“字”，这是尊卑的区别，不记载“女归”是降格于诸侯。国君因齐国而得以即位，被迫与之联姻】

王后归

桓公九年春，纪国的季姜嫁到京师【迎娶时说：王后归；记载时说：纪季姜。季姜，是父母对女儿的称呼】

左氏说：凡是诸侯的女儿出嫁，只有王后记载。赵氏说：这是尊敬王室【说明记载的原因】记载这件事是为了彰显那些不记载的是错误的【天下的母亲，应当从诸侯中选取，她出嫁时，应当通告天下。春秋时期，王室纲纪废弛，很少能做到这样，所以记载这件事，那么不记载的都是被讥讽的】谷梁说：为她们做媒的，就记载她们出嫁【说鲁国做媒，在中间促成，所以记载】按：王后是天下之母，不同于诸侯，自然应当记载，不是因为鲁国做媒才记载的。

王女归

庄公元年冬，王姬嫁到齐国【讥讽与仇敌做婚主】十一年冬，王姬嫁到齐国。

内女归

隐公二年九月，纪国的履緰来迎娶女儿。冬十月，伯姬嫁到纪国。七年春，三月，叔姬嫁到纪国【不是夫人，在国中等待成年，不与嫡妻一起出行，不合礼制的常规，所以记载。有人说这是赞美她贤德。为了庄公十二年嫁到酅国，因为贤德而得以记载，也是春秋的笔法】

庄公十二年春，三月，纪叔姬嫁到酅国【纪国灭亡，因为宗庙在酅国，回去奉祀】二十五年夏，伯姬嫁到〇【不说“逆”，因为迎娶的人不是卿】

僖公十五年秋，季姬嫁到鄫国

成公九年二月，伯姬嫁到宋国

公羊谷梁说：“妇人称出嫁为归，凡是内女嫁给诸侯做夫人，就记载，因为尊卑相当而为之服丧。”

夫人至

桓公三年秋，夫人姜氏从齐国到达【是文姜，不说国君亲自迎接，因为国君亲自从齐侯那里接受了她】庄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进入【是哀姜，公羊说称“入”，是说艰难，夫人与国君有约定后才进入；杜氏说：因为孟任的缘故；谷梁说“入”是内部不接受，称“入”，是厌恶进入的人，因为宗庙不接受。公羊得其事，谷梁得其义】

宣公元年三月，于是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到达【是穆姜，“以”是说应当带。丧期未满一年，急于齐国的援助，敢于超越典礼，忍心薄待天亲】

成公十四年九月，侨如带着夫人妇姜氏从齐国到达【是齐姜，意义同宣元年书“氏”，传抄错误增加】

啖氏说：凡是夫人初次到达，都记载告知宗庙。赵氏说：文公四年迎娶妇姜【是出姜】不记载到达，是贬低在齐国完成礼仪【详见本条】昭公娶吴孟子，不记载到达，是耻于娶同姓，不告知宗庙。襄公、定公、哀公，都不迎娶夫人。文公九年，夫人姜氏从齐国到达，不是初次迎娶的到达，不列入此例。夫人如及防飨。

庄公二年冬，十二月，夫人姜氏在禚地会见齐侯。四年春，三月，夫人姜氏在祝丘宴请齐侯。五年夏，夫人姜氏到齐军。七年春，夫人姜氏在防地会见齐侯。冬，夫人姜氏在谷地会见齐侯。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到齐国。十九年秋，夫人姜氏到莒国。二十年春，三月，夫人姜氏到莒国【以上都是文姜】

僖公十七年秋，夫人姜氏在卞地会见齐侯【是声姜。僖公因为灭项被齐国阻止，夫人因为国君的缘故会见齐侯，参讥】

文公九年春，夫人姜氏到齐国【没有父母而回娘家，所以说“如”，讥讽她】

啖氏说：凡是夫人出行，都记载比附于国君。赵氏说：诸侯的女儿，既嫁父母在，就回娘家，不然就不回。现在不是这样，所以记载说“如”【“如”，是朝聘的名称，不是妇人的事。如果回娘家合礼，就应当说“宁于某”】左氏条例说：夫人回娘家叫“如某”，这个说法不对。根据经文所记载的，都是因为不合礼的缘故。如果把文姜到齐国当作合礼，那么天下就没有不合礼的事了。又记载“如莒”，难道是回娘家吗？谷梁每经下都说：妇人既嫁，不越过国境，越过国境不合礼。如果这样，那么父母在，难道能断绝她回娘家吗？

夫人归本国

文公十八年冬，夫人姜氏回到齐国【是子赤的母亲，文公夫人】

赵氏说：“说‘归’是不再回来的意思。”左氏说：“夫人被休弃叫‘归于某’。”根据文公夫人回到齐国，乃是襄仲杀子赤后自己回去的，不可以此为例。如果夫人确实有罪被休弃，必定应当说“出归于某”，以示贬低，不应只说“归”。

内女来

庄公二十七年冬，〇伯姬来【伯姬，庄公之女。礼，父母在，每年一次回娘家。春在洮地会见，冬又来。鲁国来的不

译僖公五年春天，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被《春秋》讥讽】。二十五年夏天，宋国的荡伯姬来迎娶新妇。二十八年秋天，杞国的伯姬来【被讥讽没有父母就回娘家】。三十一年冬天，伯姬来求娶新妇【道理与荡伯姬相同】。

译宣公五年冬，齐国的高固和子叔姬来到鲁国。这是为了反马之礼。反马之礼应当派遣使者办理，而高固亲自前来，是不合礼制的。考虑到迎娶时还未满一年，子叔姬就频繁前来，也是不合礼制的。

鲁国女子被休弃。

文公十五年十二月，齐国人送还子叔姬。子叔姬是齐昭公的妃子，生了公子舍，但不受宠爱。昭公去世，舍即位。公子商人杀了舍并自立为君，囚禁了子叔姬。季孙行父前往晋国，晋国责问齐国，齐国于是送还子叔姬。宣公十六年秋，郯国的伯姬被送还。

成公五年春正月，叔姬被送还。谷梁氏说：妇女的道义，出嫁称为“归”，被休弃返回称为“来归”。

啖氏说：鲁国女子被休弃，都记载为“来归”，是重视这件事。郯国的伯姬和叔姬，不记载出嫁而只记载被休弃，或许是因为她们出嫁时丈夫还未成为国君。

婚姻杂事

桓公三年九月，齐侯将姜氏送到讙地。按照礼制，送女儿出嫁，父亲不下堂屋，越过国境是不合礼制的。庄公元年夏，单伯迎接王姬。迎接女子通常不记载，因为这是主持婚事的常规事务所以记载。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进入鲁国。戊寅，大夫和宗妇行觌礼，使用玉帛。进入鲁国的意义见前文；使用玉帛是不合礼制的。“用”字表示不适宜，是使用不当。不记载“及”，是不认为她们行妇道正当，所以逐一列举她们。

成公九年夏，孙行父前往宋国致送女子。女子出嫁三个月，派遣大夫致送，而宋国派遣卿来接待，这是不对的。

媵

庄公十九年秋，公子结在鄄地为陈国女子送媵，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

成公八年冬，卫国人来送媵。九年夏，晋国人来送媵。十年夏，齐国人来送媵。

啖氏说：“凡是送媵，常规事务不记载。公子结是因为随后结盟，事情由此发生所以记载。三国来送媵，是不合礼制的，所以记载。”

太子出生

桓公六年九月丁夘，子同出生。

啖氏说：“国君的嫡子出生，按照太子出生的礼仪接待，史官就记载。庄公是嫡夫人之子，又按照太子出生的礼仪接待，所以记载。”赵氏说：“太子出生很多，为什么记载子同？因为礼仪完备。礼仪完备于嫡子，这是重视宗庙，记载他是为了彰显他的非嫡庶身份。”

崩薨卒〇第五

左氏说：“凡是诸侯去世，如果来通报，就记载；否则，就不记载。”

啖氏说：天子去世称为“崩”，诸侯去世称为“薨”，这都是臣子的说法。对外国诸侯称为“卒”，“卒”是终结的意思。本国不称“卒”，称“卒”就像合上终结一样，所以用不同的文字。公羊氏说：天子去世称为“崩”，诸侯去世称为“薨”，大夫去世称为“卒”，士去世称为“不禄”。陆氏说：按照这种说法说不通，为什么呢？天子最尊贵，天下称其为“崩”是可以的。诸侯称为“薨”，是本国臣子的说法。至于赴告，仍然称“不禄”。王室史官和其他国家的史官则记载为“卒”。从此以下，他们的家臣赴告都说“不禄”，史官记载则说“卒”，那么在臣子和其他国家说法不同罢了。怎么能确定匹配作为品级条例呢？从《史记》《汉书》以下，有爵位的臣子去世都称“薨”，错误很大。况且鲁国史书记载外国诸侯尚且称“卒”，何况王室史官呢？

王崩

隐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去世。这是平王。

桓公十五年三月乙未，天王去世。这是桓王，此后庄王、僖王不记载去世。

僖公八年冬十二月丁未，天王去世。这是惠王。

文公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去世。这是襄王，此后顷王不记载去世。

宣公二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去世。这是匡王。

成公五年冬十一月己酉，天王去世。这是定王。

襄公元年九月辛酉，天王去世。这是简王。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去世。这是灵王。

昭公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去世。这是景王。

赵氏说：春秋时期天王去世三次不记载，这是讥讽。因为王室不通报，鲁国不赴吊。如果王室通报，国史应当记载；否则鲁国听说天王去世，派遣卿去赴吊，就知道月日，也应当记载。哀叹王室没有人，彰显诸侯不臣服。王室虽然不通报，诸侯听说后自当前往。嗣王即位，都不记载。大君即位，天下更新，应当记载其即位。不能向天下施令。只是自己即位罢了，不能有号令新政，使天下都知道。罪在诸侯不臣服而没有人继承。哀叹王道日益微弱而没有人振兴。又说：王后、世子废立、去世、安葬不记载，为什么呢？王室不通报，诸侯不赴吊。哀叹其微弱。公薨。

隐公十一年冬十一月壬辰，公去世。桓公和羽父杀了他。

桓公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在齐国去世。齐国命令彭生杀了他。

庄公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在路寝去世。

闵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公去世。

僖公三十三年冬十二月乙巳，公在小寝去世。

文公十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在台下去世。

宣公十八年冬十月壬戌，公在路寝去世。

成公十八年秋八月己丑，公在路寝去世。

襄公三十一年夏六月辛巳，公在楚宫去世。

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未，公在干侯去世。

定公十五年夏五月壬申，公在高寝去世。

啖氏说：“凡是公去世，一定记载地点。详细记载内部事务，是因为重视，这是凶险变故。如果遇到贼人杀害，就不记载地点。谷梁氏说：‘公去世不记载地点，是有原因的。

译」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赵氏说：「国君必定要在正寝去世，以便与公卿们相会。尊贵的地位是奸邪之人窥伺的目标，危重的疾病是邪恶势力等待的机会。如果隐蔽在暗处，就是让小人、妇女得以实现他们的意图。于是夫人去世。」

译隐公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去世【这是桓公的母亲仲子】。

庄公二十一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去世【这是桓公的夫人，即文姜】。僖公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在夷地去世，齐国人将她送归【这是庄公的夫人，即哀姜，也是闵公的嫡母】。

文公四年冬十一月壬寅，夫人风氏去世【这是僖公的妾母成风】。十六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去世【这是僖公的夫人声姜，也是文公的母亲】。宣公八年夏六月戊子，夫人嬴氏去世【这是宣公的母亲】。

襄公二年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去世【这是成公的夫人齐姜】。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去世【这是襄公的妾母】。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去世【这是成公的母亲】。

昭公十一年五月甲申，夫人归氏去世【这是昭公的妾母】。

定公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去世【这是哀公的妾母】。

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去世【这是昭公的夫人】。

啖氏说：凡是夫人去世，史书必定记载，但不记载地点。因为妇人没有外事，去世有固定的场所。至于作为君主妾母的仲子，原本是以夫人的礼仪娶入，加上隐公以桓公为先君的继承人，所以行夫人的丧礼，记载为“薨”。自从成风之后，妾母都僭越使用夫人的礼仪，所以也记载为“薨”，以彰显其不合礼制。哀公的母亲定姒去世，当时太子尚未逾年，虽然行丧礼，但不能加于太子之上【凡是未逾年的君主去世也不记载为“薨”】，所以记载为“卒”。太子既然尚未成为君主，所以不称夫人。孟子是吴国女子，鲁国人以娶同姓为耻，不能记载为“夫人姬氏薨”，而记载为“孟子卒”。

赵氏说：“如果夫人死在外地，就记载地点，这是记录事实。”《谷梁传》说：“夫人去世不记载地点，如果记载地点是因为有特殊原因【特殊原因指被杀】。”这种说法不对。假如夫人回娘家省亲，死在外地，难道能说是不记载地点吗？况且君主都记载其寝宫，如果被杀则不记载地点，隐公就是例子。桓公在齐国被杀，却也记载了地点，所以知道在外地去世，不论是否有特殊原因，都应当记载地点。道理非常明白。

未逾年君主去世

庄公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去世。

文公十八年冬十月，子赤去世【子赤，被襄仲所杀】。

襄公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去世【即公子毁】。

昭公二十二年冬十月，王子猛去世【说“王”表明应当继承君位，说“子”表明未逾年，说“猛”以区别于其他王子】。

啖氏说：凡是未逾年的君主去世，都记载为“卒”，意思是继承先君但尚未正式成为君主，所以不记载为“崩”或“薨”而说“卒”。先君尚未安葬，就称其名；已经安葬，就不称其名【“子”也是这种情况】。外国的诸侯未逾年而去世，就不记载，这与国内不同。

赵氏说：“子般、子赤因为是被杀，所以不记载地点。义理与隐公相同。”

诸侯去世

赵氏说：“《春秋》记载诸侯去世，是为了彰显朝代更替。不说‘薨’，是为了区分内外【与鲁国不同】。称其名是降于天子的规格。”

隐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去世【具载月日是正常的】。七年春，周历三月，滕侯去世【无日期】。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去世；辛亥，宿男去世【同月】。

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去世【两日记载是对其去世日期的怀疑】。十年春周历正月庚申，曹伯终生去世【此后此类记载都不具载】。

僖公四年夏，许男新臣去世【脱漏月份】。七年七月，曹伯斑去世【无日期】。十四年冬，蔡侯肸去世【脱漏月份】。

宣公九年九月辛酉，晋侯黑臀在扈地去世。

成公十三年五月，曹伯庐在军中去世。

襄公七年十二月，郑伯髡顽前往防地，未见诸侯。丙戌，在鄵地去世。十八年冬十月，曹伯负刍在军中去世。二十五年十二月，吴子遏攻打楚国，在巢地城门去世。二十六年八月壬午，许男宁在楚国去世。

昭公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东国在楚国去世。二十五年十一月己亥，宋公佐在曲棘去世。

定公四年五月，莒伯成在防地去世。

赵氏说：凡是诸侯结盟，名字记载在盟书上；朝见会盟，名字记载在契约中【契约的简牍，如同现在的会计文书等】；聘问告命，名字记载在简牍上【派使者来聘问及有告命之事，都有简书】，所以在去世时通过讣告可以知道并记载，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记载，以示详慎。《左传》说：凡是诸侯结盟，所以去世时讣告以名。这个例子在情理上不安，哪有臣子正当创巨痛深之日，却忍心称君主的名？礼制本来不是这样。况且礼篇所录，也说“寡君不禄而已”。根据《春秋》，诸侯去世而未结盟的，共有五十二人，其中九人不称其名，其余都称其名。这九人去世不称其名，查寻事迹，并无朝见会盟聘告之事，所以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这是明显的证据。诸侯死在他国【如蔡侯东国死在楚国之类】以及死在防地、死在军中，就记载；死在其封地内，也记载。晋侯死在扈地，宋公死在曲棘，就是例子。《公羊传》说：诸侯死在其封地内不记载地点，有什么道理呢？解释晋侯就说“想要防备的缘故”，解释宋公就说“担忧内部的缘故”。现在考察，其他国家的君主更没有记载地点的，由此可知诸侯去世不在其国都，惯例都记载地点。如同鲁国卿大夫死在垂地，死在貍蜃之类，以及天子大夫去世。

隐公三年

译夏四月辛夘日，尹氏去世。

文公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去世。

定公四年秋，刘卷去世。

译赵氏说：“臣子没有与外国交往的礼节，如今死了才去报丧，所以《春秋》记载此事以表示讥讽。”

内大夫去世

赵氏说：“外国大夫去世，《春秋》不记载；记载本国大夫去世，是因为这是我们的史官。尊重我们国君任命的大夫，就是为了尊重周天子的任命。不记载‘葬’，是降于国君的规格。”

啖氏说：“鲁国的大夫既然接受了周天子的任命，都记载‘卒’。隐公摄政，没有向天子请求任命，大夫中那些没有被任命为卿的，也记载‘卒’，是为了表明这不是怠慢。挟无骇就是这样。其余的国君，没有被任命为卿的大夫就不记载‘卒’，是责备他们不尊重王室。【桓公十一年，柔在折地会盟；庄公三年，溺在防地伐卫，都没有记载‘卒’】叔肸不是卿却记载‘弟卒’，是赞美他符合弟弟的道义，特意加以记载。公孙敖已经出逃，却记载‘卒’，是为了防备他回归报丧。大夫死在别的国家，就记载国名【那些出使聘问的人，经文虽然没有记载，但道理上应当如此】；死在鲁国境内，就记载地名。仲遂、公孙婴齐就是这样。程子说：“诸侯的大夫，必须接受天子的任命，当时不再请求任命，所以诸侯的大夫都不记载官职，不承认他们是卿。称‘公子’，是因为因为是公子的缘故，才让他做卿。只有宋国是周天子的后代，能够接受任命官职，所以只有宋国的大夫记载官职。大夫是辅佐国君治理国家的，他们的去世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记载在这里，以显示君臣之间的大义。有的记载日期，有的不记载日期，是沿袭旧史。古代史书记事简略，日月有时不全备。《春秋》沿袭旧史，有可以删减而不能增添的。”

我按：凡是诸侯的儿子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公孙的儿子不能再称公孙，就用祖父的字作为氏。按照礼制，诸侯的大夫由天子任命，平王东迁后，诸侯不再请求任命，所以隐公、桓公以及庄公初年，像无骇、挟之类不记载族氏的，是因为没有赐族。没有赐族而身为大夫，就只称名字。后来不等赐族，诸侯自己授予了，像宋国确立华氏之类。内女去世。

庄公四年三月，纪伯姬去世。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纪叔姬去世【指回到酅地的那位】

僖公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去世【《公羊传》说：已经许配人家，所以用成年人的丧礼对待她】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去世。

文公十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去世【记载‘卒’，与记载伯姬相同。赵氏说：当时国君的女儿，所以称‘子’，用来区别不是先君的女儿】

成公八年冬十月癸卯，叔姬去世

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国发生火灾。宋伯姬去世。

啖氏说：“内女成为诸侯的夫人，就记载‘卒’，因为国君为她服丧的缘故【礼制规定，诸侯对旁系亲属断绝期年之丧，所以没有丧服；只有嫁给别国国君的，为她服大功九月之丧，因为他们的尊卑地位相当】《谷梁传》说：外国的夫人记载‘卒’，是因为嫁给诸侯则地位相同，因为我们为她改变丧服规格所以记载‘卒’。这个说法是对的。许配为夫人的，也是这样。凡是内女成为诸侯夫人而不记载‘卒’的时候，鲁国国君不是她的兄弟或兄弟的儿子。〇叔姬虽然被休弃，仍然记载‘卒’，是为了防备她回归的缘故【杞伯来迎接叔姬的灵柩，带回去】

外夫人去世

庄公二年秋七月，齐王姬去世

啖氏说：“外夫人去世不记载，记载王姬，是因为鲁国主持婚礼，国君为她服丧【主持她的出嫁，就有兄弟般的恩情，所以服丧】《谷梁传》说：为主持婚礼的人记载‘卒’是对的【《公羊传》同义】庄公十一年，王姬不记载‘卒’，是因为不为她服丧，所以不记载，其中的义理可以看出来。赵氏说：“记载庄公二年是对的，十一年是错的。”

天子去世

赵氏说：“凡是天子去世，如果不举行葬礼就不记载，以显示不臣服。记载，是为了显示错误。平王去世不记载。”

庄公三年五月，桓王去世【桓王去世到这时已经七年，《左传》说是迟缓，《公羊传》《谷梁传》说是改葬。此后庄王、僖王、惠王都不记载‘葬’】

文公九年二月辛丑，襄王去世【七月就安葬，此后顷王不记载‘葬’】

宣公三年春，匡王去世【三月就安葬，此后灵王不记载‘葬’】

昭公二十二年六月，景王去世【三月就安葬】

啖氏说：“凡是天子的安葬，鲁国派人前往吊唁，就记载；不记载的都是没有派人前往。所以平王的安葬不记载，而有武氏子来请求赙赠，这就是证据。《谷梁传》说：天子只记载‘崩’，不记载‘葬’，必定是合乎时宜的。举天下之力安葬一个人，其义理不容置疑【意思是符合七月安葬的礼制，全部不记载。《公羊传》同义】大概是因为看到记载‘葬’的多不合乎礼制【意思是不符合七月安葬的礼制】，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况且襄王的安葬正合乎礼制，为什么还要记载呢？杜氏说：“万国的数量极多，封疆的守卫极重，所以天子的丧事，诸侯不能越过国境奔丧，在国内修治丧服，派卿前往吊唁送葬，安葬后结束丧服除去凶服。胡氏说：“按照《周书·康王之诰》，太保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应门左侧，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右侧，再拜快步退出。王回到丧服中，这是奔成王丧事的人，怎么能说在国内修治丧服就可以呢？所以周人有丧事，鲁人有丧事，周人前往吊唁，说是派人是可以的；鲁人不前往，说是应当亲自前往而不能派人代替。诸侯在岁时朝聘会盟，或者跟随军事行动，越过国境超过时限，不认为困难，为什么唯独对奔丧感到困难，而轻视君臣始终的道义呢？”

国君去世

赵氏说：“‘葬’称‘我君’并举出谥号，是臣子恭敬的言辞。”

桓公十八年冬十二月己丑，安葬我君桓公【凶手在异国，历时九月才安葬】

闵公元年夏六月辛酉，安葬我君庄公【十

译一月，这是〇乱的原因。】

文公元年夏四月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僖公【五月】

十八年六月癸酉日，〇我们的国君文公【五月】

译成公元年二月辛酉，我君宣公下葬。【五月】十八年十二月丁未，我君成公下葬。【五月】

襄公三十一年十月癸酉，我君襄公下葬。【五月】

定公元年秋七月癸巳，我君昭公下葬。【八月才下葬】十五年九月丁巳，安葬我君定公，因下雨未能完成。戊午日，太阳偏西，才得以完成。【正月就下葬，国君不应没有防雨的预备，所以讥讽未能完成。如果解释为雨停后下葬，就不该记载。所以《谷梁传》说：因下雨未能安葬，是防备不符合制度】

啖氏说：凡是国君下葬都记载，只有隐公、闵公不记载，是因为说贼人没有讨伐，如同没有下葬一样。《公羊传》说：国君被杀而贼人没有讨伐，不记载下葬，认为没有臣子。《谷梁传》说：国君被杀而贼人没有讨伐，不记载下葬，以此归罪于臣下。这些说法都是对的。凡是未过一年的国君不记载下葬，是因为没有儿子，不列入宗庙，所以如此。《公羊传》说：未过一年的国君有儿子就入宗庙，入宗庙就记载下葬；没有儿子就不入宗庙，不入宗庙就不记载下葬。这种说法是对的。

夫人下葬

庄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癸丑，我小君文姜下葬。【桓公夫人，七月才下葬】

僖公二年夏五月辛巳，我小君哀姜下葬。【庄公夫人，被齐国所杀，十一月才下葬】文公五年三月辛亥，我小君成风下葬。【僖公的妾母，五月下葬】十七年夏四月癸亥，我小君声姜下葬。【僖公夫人，文公母亲，九月下葬】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我小君敬嬴下葬，因下雨未能完成。庚寅日，中午时分才得以完成。【宣公的妾母，五月下葬】

襄公二年七月己丑，下葬我小君齐姜。【成公夫人，三月下葬】四年八月辛亥，下葬我小君定姒。【襄公的妾母，超过一个月下葬】九年秋八月癸未，下葬我小君穆姜。【宣公夫人，成公母亲，四月下葬】

昭公十一年九月己亥，下葬我小君齐归。【昭公母亲，五月下葬】定公十五年九月辛巳，下葬定姒。【哀公的妾母，三月下葬】

啖氏说：凡是夫人下葬，都记载；仲子不记载下葬【桓公母亲，隐公二年去世】，是因为诸侯不立两个嫡妻，虽然用夫人的礼仪，还是不列入宗庙【另外筑宫就是证明】。自从文公安葬成风之后，就有两位夫人附祭宗庙，是不合礼制的。定姒的下葬不记载，是因为小君的儿子未过一年【哀公未过一年】。儿子未成为国君，所以母亲也未成为夫人，后来立于宗庙，所以记载下葬。赵氏说：孟子【昭公夫人】不记载下葬，是因为她与鲁国同姓，不可列入宗庙。

诸侯下葬

赵氏说：“凡是诸侯下葬，都使用我国的措辞，为什么呢【不说某国葬某公】？是为了记录我国大夫前往吊唁下葬。生前曾经交游友好，死后不给予下葬，君子轻视这种行为。记录它是为了彰显它的错误。”

隐公五年夏四月，安葬卫桓公。【被弑，十五个月才安葬】八年八月，安葬蔡宣公。【三个月】

桓公十一年秋七月，安葬郑庄公。【三个月】十七年秋八月癸巳，安葬蔡桓侯。【三个月才安葬，大概是蔡季请求天子赐谥号】

庄公九年秋七月丁酉，安葬齐襄公。【被弑，九个月才安葬】二十一年冬十二月，安葬郑厉公。

僖公十八年秋八月丁亥，安葬齐桓公。【九个月才安葬，是因为动乱的缘故】二十七年秋八月乙未，安葬齐孝公。【三个月】

文公六年春，安葬许僖公。冬十月，公子遂前往晋国，安葬晋襄公。【三个月】

宣公十年六月，公孙归父前往齐国安葬齐惠公。【三个月】十二年春，安葬陈灵公。【贼人讨伐，国家恢复，二十一个月才安葬】

成公三年正月辛亥，安葬卫穆公。【六个月】二月乙亥，安葬宋文公。【七个月】四年夏四月，安葬郑襄公。【两个月】

襄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安葬晋悼公。【三个月】十九年正月，安葬曹成公。【四个月】冬，安葬齐灵公。三十年冬十月，安葬蔡景公。【世子般弑杀他，十个月才安葬】

昭公六年正月，安葬秦景公。【七个月】八年冬十月壬午，安葬陈哀公。【十个月才安葬，是因为国家灭亡的缘故】十年九月，叔孙舍前往晋国安葬晋平公。【三个月】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前往宋国安葬宋平公。【三个月】十二年五月，安葬郑简公。【三个月】十三年冬十月，安葬蔡灵公。【国家恢复才安葬，总共三十一个月】十六年冬十月，安葬晋昭公。【三个月】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安葬宋元公。【三个月】二十八年春王三月，安葬曹悼公。【六个月】六月，安葬郑定公。【三个月】三十年秋八月，安葬晋顷公。【三个月】

定公四年七月，安葬悼公。【三个月】八年九月，安葬陈怀公。【三个月】九年六月，安葬郑献公。【两个月】

哀公二年冬十月，安葬卫灵公。【七个月】四年冬十二月，安葬蔡昭公。【被杀，十一个月才安葬】九年春王二月，安葬僖公。【两个月】十年五月，安葬齐悼公。【三个月】

啖氏说：凡是诸侯下葬，鲁国前往吊唁，就记载。那些记载下葬而不记载前往的，是因为前往的人不是卿。吴楚的国君不记载下葬，是因为不可说下葬，那是楚某王。《公羊传》说：吴楚的国君不记载下葬，是为了避讳他们的称号。这种说法是对的。《谷梁传》说：改变不记载下葬的有三种情况：一是失德不记载下葬，按时君失德而记载下葬，不失德而不记载下葬的很多，

译不可通。第二，贼人未讨伐不记载葬礼，这一原则原本只适用于鲁国，不涉及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则遵循“防”与“不防”的惯例，但由于当权者多为贼人，无法依照常规礼仪，终究不能将其作为定例。第三，国家灭亡不记载葬礼，意思是没有人主持葬礼。《公羊传》说：诸侯记载死亡和葬礼，是因为有天子存在，不能确定其时间是否恰当。按：既然这是为鲁国设防，所以记载。这与“不能确定其时间是否恰当”有什么关系？诸侯及时自行安葬，没有等待天子命令的礼仪，为什么说不能确定呢？五等诸侯，本国的臣子都称他们为“公”，既然安葬时不请示王命，因而私自谥号为“公”【按照王礼，诸侯去世，其他诸侯都应向天子请求谥号】，从而在经文中记载，以显示其不合礼制。查考《史记》《世本》《左传》，蔡国的各位国君都谥号为“侯”，而经文中都称“公”，是因为他们的私谥与僭越相同。只有蔡桓公称“侯”，大概是因为向天子请求谥号，所以特别记载，以表明其合乎礼制。外国大夫的葬礼。

译庄公二十七年秋天，公子友前往陈国，参加原仲的葬礼。

定公四年秋天，刘文公下葬。

啖氏说：记载陈国原仲的葬礼，是为了显示季友因私事而出境。赵氏说：刘文公是天子王畿内的人，诸侯各国，不应当与他行交往之礼，如今去防备他的葬礼，是不合礼制的。

本国女子下葬

庄公四年六月乙丑日，齐侯为纪伯姬举行葬礼【赵氏说：因为担心国家灭亡，纪伯姬就不算是夫人，所以记载时称齐侯，以显示他灭国的罪恶，而葬礼却合乎礼制】。三十年八月癸亥日，葬纪叔姬【嫁给酅国的人，其义理与纪伯姬相同】。

襄公三十年秋天七月，叔弓前往宋国，参加宋共姬的葬礼【因灾祸而死，推崇她的志向，派遣卿前往参加葬礼，所以予以记载】。

啖氏说：“凡是本国女子下葬，通常不记载，记载的都是异常情况。”

杂项丧事

啖氏说：凡是其他国家因参加葬礼而来，都属于异常情况，才予以记载【杂项丧事中合乎礼制的，都是常事，不记载】。隐公元年秋天七月，周天王派遣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助丧财物【仲子被惠公宠爱，所以端正她的名称，不称夫人，而称惠公的仲子，这是妾的称呼。以天王的尊贵，向下赠送诸侯妾室的助丧财物，其恶劣程度可想而知】。三年秋天，武氏子来请求助丧财物【双方都受到讥讽】。

文公元年二月，周天王派遣叔服来参加葬礼【参加僖公的葬礼，记载此事是为了表明这是不对的】。五年春天，周历正月，周王派遣荣叔来送含玉和助丧财物【承接上文成风去世，所以不说“来”，义理与惠公仲子相同】。三月，周王派遣召伯来参加葬礼【参加成风的葬礼，义理与赠送助丧财物相同】。九年冬天，秦国人来送还僖公、成风的助丧衣物【妾母是依附于儿子而言的，并不是同时赠送两人的衣物】。十五年夏天，齐国人送还公孙敖的灵柩。

成公九年春天周历正月，〇伯来迎接叔姬的灵柩，带回本国。

襄公三十一年冬天十月，滕子来参加葬礼【不合礼制】。

定公十五年夏天，邾子来奔丧【义理与襄公三十一年相同】。九月，滕子来参加葬礼。

丧礼总论

啖氏说：古代君主去世，都穿斩衰丧服三年；夫人去世，则穿齐衰丧服一年。所以礼制说：“大夫住在倚庐，士住在垩室。凡是吉事、盟会、征伐、朝聘、冠礼、婚礼、宴饮，都不能穿着丧服去做。”如果像鲁公伯禽那样，因为戎寇入侵，不得已而讨伐，从此以后失礼的国家，以此为借口，逐渐染成习俗。既然已经哭过，金戈铁马之事不再回避，长期以来就是这样了。春秋时期失礼更加严重，所以无法一一讥讽。只要引用年月，就知道是在居丧期间做吉事。至于未过一年不称子【桓公十三年，卫侯在纪地作战，就是这种情况】；过了一年但未下葬，也不应当朝聘用兵】以及在丧期行吉礼【闵公二年，在庄公庙举行吉禘，就是这种情况】、居丧期间结婚【庄公二十三年，公前往齐国纳币之类，就是这种情况】以及未下葬就外出参加盟会【僖公元年，宋子在葵丘盟会之类，就是这种情况】，当时人们还觉得奇怪，所以只讥讽这几件事而已，因为它们的罪恶很大。其余的不再一一归罪，因为多得写不完。古代大夫、士居丧，向君主辞职，君主也不剥夺他们的孝亲之情。春秋时期世卿很多，承袭官职不再遵循丧纪，这从文字中也可以看出，也不再详细讥讽了。赵氏说：凡是诸侯在丧期而有境外事务，穿着丧服出行的称子，穿着吉服出行的称爵位，以此记录罪恶的深浅。

朝聘如第六

啖氏说：君主相见叫朝，派遣使者致意叫聘，这都是从宗庙接受命令，以重视礼仪。其他国家来鲁国朝聘，都予以记载。朝，就是朝见，在朝见时相见。聘，就是问安。鲁君及卿前往其他国家，则说如，如，就是往。

赵氏说：“朝聘诸侯，必定有婚姻之好，疆场之理，所以王者不断绝他们的交往。春秋时代，则多出于党仇。这都是国家的大事，所以君子记载它。其中的邪正就存在于文字中了【各自详见本经之下】”

朝

〇十一年春天，滕侯、薛侯来朝见。

桓公二年春天，滕子来朝见。秋天七月，〇侯来朝见。六年冬天，纪侯来朝见。七年夏天，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九年冬天，曹伯派遣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十五年夏天，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

庄公五年秋天，郳黎来来朝见。二十三年夏天，萧叔朝见公【因为是始封附庸的君主，所以书字。公当时在谷地，所以不说“来”】

啖氏说：凡是记载“朝”的，都是君主。礼制所说的诸侯相朝，是两君相见。赵氏说：谷梁传云：天子无事，诸侯相朝，这是时正。考察礼制修养德行，以尊崇天子。按《春秋》诸侯不侍奉天子，自恃强弱相互制约，没有考察礼制修养德行的事情。左传云：凡是诸侯即位，小国朝见，这是《春秋》侍奉霸主的礼制，不是常事。公羊传曰：诸侯来叫朝。按诸侯因其他事情来的很多，不能都说是朝。凡是朝聘同时到达，同行礼则按顺序排列，滕侯、薛侯就是这种情况。一前一后，不同行礼则分别记载，谷伯、邓侯就是这种情况。胡氏说：《周礼》行人：凡是诸侯的邦交，殷勤相互聘问，世代相互朝见。然而称为“殷”则得中而不过分，称为“世”则终诸侯之世而只相互朝见一次，其礼制也很节制。周朝衰微典礼大坏，诸侯放纵，无礼

译交往的道义，只看强弱的形势。以鲁国的情况来观察，有的来朝见却不回报相应的礼节，有的多次前往却不接纳而让其返回，这都不符合中聘和世朝的礼制。况且诸侯列国隶属于天子，陈述各自职分的情况大多缺失，这样互相朝见聘问可以吗？这是其中的大义，其余不合礼制的情况，都详细记载在《春秋》本经之下。

译诸侯如果不是为了朝见之事而来，

桓公五年冬天，州公前往曹国【左氏说：淳于公前往曹国，估计自己的国家危险，于是没有返回】六年春天，正月，他来了【左氏说：从曹国来朝见，记载为“寔来”，是因为他没有返回自己的国家。按：寔，是州公的名字】

庄公三十一年六月，齐侯来献纳战胜戎族的捷报【赵氏说：这是错误的听闻，应当说是齐国人】僖公二十九年春天，介葛卢来了【介，是东夷的国家；葛卢，是其国君的名字。不称朝见，是因为当时鲁公在防地，没有见到鲁公，而且不能执行朝见的礼仪】冬天，介葛卢又来了【因为之前没有见到鲁公，所以再次前来】

襄公十八年春天，白狄来了。三十一年冬天十月，滕子来防地参加葬礼【不合礼制】

定公十五年夏天，邾子来奔丧【不合礼制】九月，滕子来防地参加葬礼【不合礼制】

啖氏说：“凡是诸侯前来而不是为了朝见的，各自记载他们的事情，都是讥讽他们。”介葛卢、白狄不执行朝见礼仪，又没有其他缘故，所以只说“来”。

聘

啖氏说：聘，是传达国君的命令。主人在宗庙接受，是为了重视礼仪。赵氏说：用礼仪来沟通友好关系叫做聘。《公羊传》说：大夫前来叫做聘。按：大夫因为其他事情前来的很多，不能全都说是聘。

王臣来聘

隐公七年冬天，周天子派遣凡伯来聘。九年春天，周天子派遣南季来聘。

桓公四年夏天，周天子派遣宰渠伯纠来聘。五年夏天，周天子派遣仍叔的儿子来聘。八年春天，周天子派遣家父来聘。

庄公二十三年春天，祭叔来聘【啖氏说：不说“使”，是显示他擅自前往。记载为聘，是说明他借周天子的命令进行外交活动】

僖公三十年冬天，周天子派遣宰周公来聘。

宣公十年秋天，周天子派遣王季子来聘

啖氏说：《周礼》说“天子按时聘问，以结好诸侯”；《谷梁传》说“天子聘问诸侯，是不正当的，说天子不应当聘问诸侯，大错特错了”。按：当时诸侯不尊奉周天子，而王室却向下聘问，春秋所记载的都是对此感到伤痛【这是其大义，其余各条见本经之下】外大夫聘。

隐公七年夏天，齐侯派遣他的弟弟年来聘【兄弟中先公的儿子不称公子，显示他因为弟弟的宠爱而被宠信任用】

桓公三年冬天，齐侯派遣他的弟弟年来聘

庄公二十三年夏天，荆人来聘【夷狄朝聘称人，君臣用同样的辞语，当时楚国刚开始沟通，礼仪尚未完备，所以书法如此。后来称“楚子使椒”，那是他们逐渐接近中原文明了，所以也如实记录，并不是赞美他们能自我沟通中原而逐渐进化的说法】二十五年春天，陈侯派遣女叔来聘【陆氏说：诸侯的大夫，周王赐给他们王畿内的邑地作为】

【称号，让他们仍然回归本国的，都记载族氏、记载字。郑国的祭仲、单伯、陈国的女叔就是这样】

僖公三十三年春天，齐侯派遣归国父来聘。

文公四年秋天，卫侯派遣俞来聘。九年冬天，楚子派遣椒来聘【不称氏，意义见名位例】十二年秋天，秦伯派遣术来聘。

赵氏说：“春秋的文辞简练严谨，凡是说聘，就知道是国君派遣了。为什么要称出国君？是为了区别于不应当称出使者的情况。”

诸书来不言君使者

隐公元年冬天十二月，祭伯来了【左氏说：不是周天子的命令】二年九月，纪履緰来迎娶女子【下文说伯姬嫁到纪国，足以知道是为国君迎娶，不必假借说“使”】三年秋天，武氏子来请求助丧财物【左氏说：周天子尚未安葬，所以不说“使”】

桓公八年冬天，祭公来了，于是从纪国迎娶周天子的王后。

庄公二十三年春天，祭叔来聘【私自行动，假借说聘】

闵公元年冬天，齐仲孙来了。二年冬天，齐高子来结盟。

僖公四年夏天，楚国屈完在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

文公九年春天，毛伯来请求金【左氏说：周天子尚未安葬，所以不记载“使”】十五年三月，宋国司马华孙来结盟。

啖氏说：“凡是外国臣子前来，不说国君派遣的，都有其中的意义。”

如

啖氏说：凡是鲁公及内部卿大夫前往他国朝聘，都记载为“如”；不是卿大夫则不记载。如果是参加葬礼，则只记载“在某地参加葬礼而已【参加葬礼，不是卿大夫，只记载参加葬礼】赵氏说：凡是内部朝聘称“如”，是为了区别于外部。周代的制度，朝聘有定数，春秋全部记载，显示前往京师的简略，以此来伤痛王室的衰微，彰显诸侯的不臣。凡是记载“防遇”，也是如此。王伯厚说：鲁公前往京师，是不合礼制的。晋、楚可以说“如京师”，不可以说“如”，于是朝觐的礼仪就废弛了。按：京师也说“如”，是把京师等同于列国了。列国记载“如”的，是实际朝见；而不记载的，是不认可其朝见。“如京师”的，是实际因为其他事情，并非朝见，所以直接记载“如”，是为了彰显其怠慢。

公如

隐公在棠地观鱼【五年】庄公前往齐国观社【二十三年夏天】前往齐国纳币【二十二年冬天】前往齐国迎娶女子【二十四年夏天】在王所朝见的有两次：僖公二十八年夏天【践土】冬天壬申日【河阳】前往京师的有一次：成公十三年三月。前往齐国的有十次：僖公十年正月，十五年正月，三十三年十月，宣公四年秋天，五年春天，九年春天正月，十年春天，十年夏天，昭公二十七年春天，二十七年冬天。与夫人一同前往的有一次：桓公十八年春天。前往晋国的

译二十：文公三年冬，十三年冬，成公三年夏，四年夏四月，十年秋七月，十八年，襄公三年春，四年冬，八年正月，十二年冬，二十一年春正月，昭公五年春，十五年冬。到达黄河才返回的有六次：昭公二

译鲁隐公二年冬。鲁桓公十二年三月。鲁庄公十三年冬。鲁僖公二十一年冬。鲁文公二十三年冬，鲁文公患病。鲁定公三年正月。两次驻扎在干侯。鲁昭公二十八年春。鲁昭公二十九年春。两次前往楚国。鲁襄公。

二十八年十一月 鲁昭公七年三月

啖氏说：凡是国君出行而记载具体事情的，都是不寻常的事【如果符合常规礼仪，就只说前往某地】。现在考察，只说前往某地而不记载具体事情的，比如前往齐国、前往晋国之类，就知道是朝见大国，这是常事，所以不必再详述其事，并不是因为符合礼仪才记录它。

卿前往

啖氏说：凡是卿出行，除了结盟、送葬之外，如果有记载具体事情的，都是不寻常的事。迎接新娘的有两次：鲁桓公三年公子翚；鲁成公十四年叔孙侨如。送新娘的有一次：鲁成公九年季孙行父。请求借贷粮食的有一次：鲁庄公。

二十八年，臧孙辰请求出兵援助的有一次。鲁僖公五年，公子逆私自出境的有一次。鲁庄公二十七年，公子友前往陈国，安葬原仲，赠送财礼的有一次。鲁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在丧期娶妻】一并记载，派遣副使的有两次。鲁文公十八年，公子逆，叔孙得臣。鲁定公六年，季孙斯，叔

孙何忌

外国国君相互前往

鲁桓公五年夏，齐侯、郑伯前往纪国；冬，州公前往曹国。

赵氏说：“外国国君相互前往不记载，凡是记载的都是含有讥讽之意。”

防盟第七

防，是天子召集诸侯的名称。《周礼》说：“适时举行防礼以发布四方禁令。”意思是天子将有征讨之事，在非规定时间召集诸侯以禁止天下的不义行为。后来诸侯在境外相见，也称防。意思是彼此都不在国内。《春秋》时代，很少再奉行王事，凡是记载防的都有讥讽之意。诸侯的联合与分裂，始于两国国君相见，终于霸主主持防礼。有的为了结好，有的为了兴兵。君子记录这些，是为了谨慎对待世事，而善恶褒贬就存在于文字之中了。

防、伐、侵、入、侵伐的条例

国君主持防礼

鲁隐公二年潜地，九年防地，十年中丘，十一年时来。鲁桓公元年垂地，二年稷地，平定宋国动乱，三年正月嬴地，六月郕地，九月讙地。六年四月郕地。十年桃丘，十一年九月夫钟，十二月阚地。十二年八月虚地，十二月龟地。十四年曹地，十五年艾地，十六年曹地，十八年泺地。鲁庄公二十七年城濮。鲁僖公元年八月柽地。齐桓公主持防礼，是因为谋划郑国的缘故。十一年夏阳谷，夫人参与其中，不合礼制。十三年夏咸地，淮夷为患〇，因此且谋划王子带的祸难【以下都是齐国主持防礼】。十六年淮地，谋划鄫地，且向东扩张。二十八年温地，晋文公主持防礼，讨伐不服从者，讳言防礼是为天王主持。鲁文公十三年冬沓地【卫国防公】，十二月棐地【郑国防公】。鲁宣公元年平州，七年黑壤，鲁成公十二年〇泽，十六年沙随。鲁襄公五年戚地，晋悼公主持防礼，防吴国且命令戍守陈国。七年鄬地，谋划救援陈国。十年柤地防吴国，十一年萧鱼，郑国顺服。十六年溴梁，晋平公刚即位，诸侯在场而大夫结盟，诸侯丧失政令。二十一年商任，禁锢栾氏。二十二年沙随，再次禁锢栾氏。二十四年夷仪，将要讨伐齐国，当时栾盈在齐国。鲁定公八年瓦地，十年夹谷，十四年牵地。鲁哀公七年鄫地，十二年夏槖臯，秋郧地。十三年黄池。

外国国君相互防礼

鲁桓公二年邓地【蔡国、郑国】。鲁庄公十三年北杏，齐桓公开始称霸，平定宋国动乱。鲁僖公三年阳谷，确定江国、黄国的交往，重申讨伐楚国的约定。二十一年盂地，宋襄公图谋称霸，反而被楚国所擒。鲁文公十一年扈地，鲁宣公九年扈地，十一年攒函。鲁昭公四年申地，楚国主持防礼。鲁定公四年洮地。

国君与外国大夫防礼

啖氏说：凡是国君与他国卿大夫结盟，就感到羞耻；防礼则不感到羞耻。所以蜀地的防礼，记载楚国公子婴齐；澶渊的防礼，记载郑国良霄。《左传》说澶渊的防礼，赵武不记载，是尊重国君。如果这样，良霄为什么不尊重国君呢？大概当时主持防礼的，不是赵武，而是另一位未受正式任命的大夫。《谷梁传》的道理，蜀地的防礼因为记载国君而认为与婴齐抗衡；至于处父、高傒，又因为不记载国君而认为与国君抗衡，道理也是自相矛盾的。

大夫防诸侯

鲁庄公十四年冬，单伯在鄄地防齐侯【桓公】、宋公、卫侯、郑伯，是因为宋国顺服的缘故。鲁文公元年，公孙敖在戚地防晋侯。十六年，季孙行父在阳谷地防齐侯【商人】，齐侯没有来得及结盟。鲁宣公十四年，公孙归父在谷地防齐侯，胡氏说：“以国君的身份降低班次参加防礼，外国臣子以外国臣子的身份越位，与诸侯抗衡。”十五年，公孙归父在宋国防楚子。鲁襄公五年，仲孙蔑在善道防卫孙林父，鲁哀公六年，叔还在柤地，都防吴国。鲁昭公九年，叔弓在陈地防楚子。鲁定公十年，齐侯、卫侯、郑游速在安甫防。

大夫相互防礼

鲁文公十一年夏，叔仲彭生在承筐防晋国郤缺。鲁宣公十五年，仲孙蔑在无娄防齐国高固。鲁成公五年，叔孙侨如在谷地防晋国荀首。十五年，诸侯的大夫在钟离。鲁襄公二年秋七月，在戚地；冬，在戚地，于是修筑虎牢。八年，在邢丘；十四年春正月，在向地；冬，在戚地。二十七年夏，在宋地；秋七月辛巳，豹与诸侯的大夫

译在宋地结盟。鲁成公二十年冬天，在澶渊结盟，是因为宋国发生火灾的缘故。鲁昭公元年，在虢地结盟。鲁昭公十一年，在厥慭结盟。鲁昭公二十五年夏天，在黄父结盟。鲁昭公二十七年秋天，在扈地结盟【以上都是各国的大夫】。鲁襄公十九年，叔孙豹在柯地阻止了晋国的士匄。鲁昭公三十一年，季孙意如在适歴阻止了晋国的荀跞。

译遇

古代有“遇”的礼仪，《公羊传》说：“是不期而遇。”《谷梁传》说：“不期而会，且带有防备之意，称为‘遇’。”这是“遇”的本义。当时简化礼仪且带有防备，也称“遇”，那就不是偶然相遇，而是特意从简，以“遇”的礼仪相见罢了。

隐公四年，鲁国与宋国在清地相遇。八年，宋国与卫国在垂地相遇。庄公四年，齐国、陈国、郑国在垂地相遇。二十三年，鲁国与齐国在谷地相遇。三十年，鲁国与齐国在鲁济相遇。三十二年，宋国与齐国在梁丘相遇。

《谷梁传》为桓公十年作传时说：“不称‘遇’是因为双方心意不相投，于是就说称‘遇’是心意相投，这是错误的。”《公羊传》又说：“‘遇’是指一位国君出行，另一位国君中途拦截，这也不是。”

盟

赵氏说：王道纲纪败坏，那么诸侯就会结党营私，仇敌之党盛行，所以用干戈来对抗仇敌，用盟誓来巩固党派，天下都这样做，于是就成了常例。如果王道政治得以施行，那么诸侯就没有谁敢互相侵害，盟誓还有什么用呢？贤明的君主建立，那么诚信显著而道义通达，盟誓就可以废止了。观察《春秋》中的盟誓，由此可以看出王道政治不行，而天下没有贤明的诸侯。

两盟

隐公元年，鲁国与邾国在蔑地结盟。二年秋天，鲁国与戎人在唐地结盟。冬天，纪国与莒国在密地结盟。三年，齐国与郑国在石门结盟。六年，鲁国与齐国在艾地结盟。桓公元年，鲁国与郑国在越地结盟。二年，鲁国与戎人在唐地结盟。十二年冬天，鲁国与郑国在武父结盟。十七年，鲁国与邾国在趡地结盟。庄公十三年，鲁国与齐国在柯地结盟。二十三年，鲁国与齐国在扈地结盟。闵公元年，鲁国与齐国在落姑结盟。文公三年，鲁国与晋国在晋地结盟。十七年，鲁国与齐国在谷地结盟。襄公三年，鲁国与晋国在长樗结盟。定公七年，齐国与郑国在咸地结盟。齐国与卫国在沙地结盟。八年，卫国与郑国在曲濮结盟。

参盟

隐公八年，宋国、齐国、卫国在瓦屋结盟。桓公十二年，夏天，鲁国、杞国、莒国在曲池结盟。秋天，鲁国、宋国、燕国在谷丘结盟。十七年，鲁国、齐国、纪国在黄地结盟。僖公二十五年，鲁国、卫国、莒国在洮地结盟。二十六年，鲁国、莒国、卫国【大夫】在向地结盟。

同盟

庄公六年，在幽地结同盟，这是齐桓公开始称霸。二十七年，在幽地结同盟，重申霸主的命令。僖公二年，在贯地结盟，联合江国、黄国。五年夏天，诸侯在首止结盟，确定周王世子。七年，在〇母结盟，向诸侯修明礼仪，诸侯按官职接受方物。八年，在洮地结盟，使郑国服从，周王派人与诸侯结盟，这是不合礼制的。九年，在葵丘结盟，统一申明天子的禁令。十五年，在牡丘结盟，准备救援徐国。十九年，在曹南结盟。

鄫子防备在邾地结盟，让邾子逮捕他并加以使用。宋襄公开始称霸却无道。二十一年在濮地结盟，释放宋公，当时宋公被楚国所俘。二十七年在宋地结盟，诸侯借霸主之事侍奉楚国。二十八年，在践土结盟，晋文公战胜楚国并让诸侯尊奉周室。文公七年，在扈地结盟，晋襄公刚即位，大夫出盟而鲁国最后到达。十四年，在新城结同盟。十五年，在扈地结盟，准备讨伐齐国却接受了贿赂，未能成功而返回。宣公十一年，楚国、陈国、郑国在辰陵结盟，楚庄王称霸中原。十七年，在断道结同盟。郤克因私怨，准备讨伐齐国。成公五年，在虫牢结同盟。七年，在马陵结同盟。九年，在蒲地结同盟。德行不能竞争，以频繁结盟为事。十五年，在戚地结同盟，讨伐曹国的负刍。十七年，在柯陵结同盟。襄公三年，在鸡泽结同盟，晋悼公使郑国服从，所以且想修好吴国。九年，在戏地结同盟。十一年，在亳城北结同盟，都是为了使郑国服从的缘故【都是晋悼公】。二十年，在澶渊结盟【晋平公】。二十五年，在重丘结同盟，接受齐国崔杼的贿赂而答应讲和。昭公十三年，在平丘结同盟，想显示威势以制服贰心。二十六年，齐国、莒国、邾国〇在鄟陵结盟，谋划迎立国君。定公四年，在臯鼬结盟，侵犯楚国没有功效。

齐桓公并非受命为霸主，借同盟的礼仪来率领诸侯，共同奖助王室，从此开始有了盟主。其后都沿袭这样做，而善恶各自取决于其事。啖氏说：凡是称同盟的，是说他们的盟辞相同，如说共同奖助王室之类。盟书之内，各国共同承担信誓，没有彼此的不同，这才叫同盟。凡是诸侯与周王臣子结盟，都加以讥讽【此解不仅指诸侯之间的盟】。臣子没有怀疑君主的道理，所以周王臣子在会盟之地，只是参加会盟罢了，大多不参与结盟。而当时如果有周王臣子与诸侯结盟，都记载以示讥讽【互相讥讽】。赵氏说：《公羊传》说同盟是欲望相同，我认为小国被控制而到来，难道都是欲望相同吗？《谷梁传》说同盟是共同尊崇周室，共同排斥楚国。况且盟誓的言辞，本来应当说共同救灾恤患、劝善止恶等话，难道只是尊崇周室、排斥楚国这一句话吗？又说：凡是《春秋》经文不记载结盟，而《左传》说结盟的，都是不对的。王伯厚说：溴梁之盟，大夫无视君主；申地之会，诸侯都像狄人一样。这是《春秋》的大变。有了鸡泽之盟，而后才有溴梁之盟；有了宋地之盟，而后才有申地之会。君臣、夷夏的分别，谨守细微之处罢了。

公与大夫盟

庄公九年，鲁公与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接纳仇敌之子，降低礼仪而与大夫结盟，所以记载“公”，又说“大夫”，以表明不是大夫的罪过。这与高徯和处父不同。二十二年，与齐国高徯在防地结盟。高徯傲慢。文公二年，与晋国处父结盟。处父傲慢。不记载地点，在晋国都城。凡是不记载“公”的，都是为了表示耻辱，以下类推。文公二年，与苏子在女栗结盟【私下与周王

译僖公成公三年，与荀庚结盟。与孙良夫结盟。成公十一年，与郤犨结盟。襄公七年，与孙林父结盟。襄公十五年，与宋国的华氏、向氏在刘地结盟。隐公元年，与宋人在宿地结盟。隐公八年，隐公与莒人在浮来结盟。僖公十九年，会同陈人、蔡人、楚人、郑人在齐地结盟。僖公二十九年，会同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在翟泉结盟。成公二年，成公与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在蜀地结盟。凡是史书只称“人”的，啖助、赵匡认为都是大夫。

译陆氏说：“齐国的髙徯，晋国的处父，都记载了名字，因为他们凭借霸国的强大，以臣子的身份对抗君主，所以加以罪责。其他情况都是他们自己屈尊行礼而与之结盟，所以只记载‘人’罢了。”

大夫单独与国外诸侯结盟

如桓公十一年，柔防宋公、陈侯、蔡叔在折地结盟之类，共九件事。

赵氏说：“凡是大夫单独结盟，公侯这样做是不合礼制的。”陆氏说：“说‘单独’，是表明还有诸侯在场，就可以兼及大夫。说‘公侯’，是表明可以防范子爵和男爵。大夫结盟。”

如文公八年，公子遂防晋赵盾，在衡雍结盟之类，共六件事。

国外的人结盟

如桓公十一年，齐人、卫人、郑人在恶曹结盟之类，共六件事。

来盟

桓公十四年郑伯派他的弟弟语，闵公二年齐高子，僖公四年楚屈完，文公十五年宋司马华孙，宣公七年卫侯派孙良夫。

莅盟

僖公三年，公子友前往齐国。文公七年，公孙敖前往莒国。昭公七年，叔孙婼前往齐国。定公十一年，叔还前往郑国。

啖氏说：“其他国家来鲁国结盟的，称为‘来盟’；鲁国前往其他国家结盟的，称为‘莅盟’。都是因为结盟而行动，所以直接用‘盟’字来记载。如果是因朝见聘问而结盟的，就先记载聘问，记载‘如’（前往）之后，才说结盟。”

平

啖氏说：凡是和解而不结盟的称为‘平’，约定言辞而退兵的称为‘胥命’。

春秋凡例卷上

<经部,春秋类,春秋辑传》>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凡例卷下

明 王樵 辑

兵事第八

孟子说：“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是那一方比这一方好一些罢了。”这一句话断尽了春秋时期的战争。

赵氏说：春秋记载战争，为什么没有曲直之辞呢？回答说：战争是残杀之道，灭亡之由。所以王者制定制度。王政既已衰微，诸侯专横恣意，于是仇敌构陷而战争兴起。为了利益或怨恨，王法灭绝了。所以春秋记载军队，没有曲直的区别【所谓无义战】，一概归罪【擅自兴兵的罪责】，其差别【那一方比这一方好】，恶行严重的【恶行更严重的】，则体现在文字中了。又说：出兵称呼不同，为什么呢【有的称师，有的称人，有的称帅师，有的称某】？是为了正名位。王命的大夫称为某【具名氏】，君命的大夫称为某人【成公以前侵伐称人者多，不必尽是君命之卿，盖远事难详，从旧史书人耳】，下大夫称师【内外同】，内之师少则但称伐，或称及【内师多者称师，庄八年师及齐师围郕之类是也；少则但称及，称伐，桓十七年及宋人、卫人伐邾，八年秋伐邾之类是也】，大夫书帅师，记载其为将；不书帅师，不成师。外则一之，莫能详也。君不称师，重君也。戎狄举号，贱之也。诸侯称国，狄之也。公羊说：将尊师众曰某帅师，将尊师少曰某。此例施于内师则可，于外则不可。何者？凡外国来告侵伐，但言其将，何能悉以众寡来告乎？且春秋意在褒贬，其事之是非，不必须知其众寡也。公羊又说：将卑师少称人。按前后称人以围者，凡十五。若将卑师少，何能围国？益知外师不可以多少为目也。又凡师声罪致讨曰伐，无名行师曰侵。左氏云：有钟鼔曰伐，无曰侵。按前后凡书侵者，齐侯侵蔡，晋侯侵楚之类，皆用大师而总数国，岂得无钟鼔乎？公羊则云：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此则以深浅为精觕。按前后有侵师至破其国，而伐师不深者殊多，则公羊之例又非矣。谷梁则云：苞人民、〇牛马曰侵，斩树木、坏宫室曰伐。按齐桓伐楚不战而服，无壊宫室、伐树木之事，又岂有二百四十二年行师悉如此暴乱乎？则知谷梁尤非也。陆氏说：春秋书侵者凡五十有七，其可验者亦可略举如僖二十六年，齐人侵我西鄙，公追齐师至酅，弗及。据公闻有寇，追之已不及，则无名之騐也。定四年，大防于召陵，侵楚。据左氏，本谋伐楚，以荀寅之言而止，足明不称罪致讨，但侵掠而已。又自成公以前，书侵者凡四十，戎狄居其半。师又戎狄侵掠，无名之騐也。啖氏说：凡侵伐不至国都，则但书侵伐而已；若至国都，则书围。若他国伐鲁，不至国都，则言某鄙；至国都，则但言伐我，皆不深言之，理当然也。又说：公羊云：“战不言伐，围不言战，入不言围，灭不言入。”皆举重也，此説是也。有与例不合者，则随义释之。

内伐

伐邾者十四 隐七年 桓八年 僖二十一年三十三年夏 秋 文七年 十四年 宣十年襄二十年 二十二年 哀元年 二年 六年七年【是年八月又入邾以邾子来】 伐莒者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