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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读春秋略记一

(卷首)

儒藏 · 春秋 · 已译 · 第 1–1 段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读春秋畧记目録    春秋类

  卷首

  总论

  卷一

  隠公

  卷二

  桓公

  卷三

  庄公

  卷四

  闵公

  卷五

  僖公

  卷六

  文公

  卷七

  宣公

  卷八

  成公

  卷九

  襄公

  卷十

  昭公

  卷十一

  定公

  卷十二

  哀公

【臣】等谨按:《读春秋畧记》十二卷,明朱朝瑛撰。朝瑛于诸经皆有畧记,已各着于録。其所述瑕瑜互见,不能悉底精粹。惟此书与《读诗畧记》较为详晰允当。其所采上自啖赵,下及季本、郝敬诸家之说,无不备列,而旧说所未尽,复以已意折衷之。大防主于因经以考传,而不肯信传以害经。故于三传之可通者,亦间从其说,而其他则多所驳正。中间如谓孔父之字嘉,犹唐杜甫之字美,以今证古,殊为儗不于伦。又力斥《汉书·五行志》穿凿傅防之非,而于「恒星不见」一条,乃引何休之说,以为法度废絶、威信不行之象,亦未免自相矛盾。然其余可取者甚多,如论隠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食」,乃三月非二月;夫人子氏为隠公之夫人;又「楚人、秦人、巴人灭庸」为窥伺周鼎;又哀公元年「改卜牛不复灾」,以为天厌鲁徳,如此之类,皆见▯明,亦说《春秋》家之有所心得者也。乾隆四十二年三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 【臣】 陆 费 墀

  钦定四库全书

  读春秋畧记卷首   明 朱朝瑛 撰

  总论

春秋大义,一言以蔽之曰尊王。此人人所知者,而圣人委曲维持之深心,则未之或知也。东迁而后,诸侯放恣,几不知有王矣。桓文出,而假王之名以令诸侯,圣人予之,非徒贵其名也,以为此一念之天良未至于澌灭,为之别择而表扬之,使天下之人众着于名义,此转乱为治之一机也。故伐国而请于王,则主王臣以明王讨;防诸侯而请于王,则主王臣以明王防。不则其救人,也不则其攘夷也,皆所以尊王也。非然而侵伐防盟皆讥矣。是圣人之与桓文,非与其伯也,与其尊王者而已。后之奬桓文者,乃云上无明王,下无方伯,圣人不得已而授之以诸侯。夫诸侯者,天子之诸侯,圣人安得而授之?大非春秋尊王之义也。黜桓文者,又云齐晋名为尊王,实则僣王之权乱王之法,是亦一楚也,则并其好名之志而没之,何以激▯人之天良而诱进于大道乎?随之屯曰:「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此言人臣之握权而得众者,茍得其道,可以转惧而为誉,变凶而为功也。槩举而黜之,岂圣人委曲维持之心哉?

读《春秋》者,须观圣人之特笔。观其特笔,而全书之防可防而通也。于稷之防,特书“成宋乱”,恶贿赂之始行也。于澶渊之防,特书“宋灾”,故惜义理之终不明也。世之龌龊者,狥利而忘害,既足以致天下之乱;而一二有志于救时者,又不审于轻重缓急之宜,徃徃舍其重而谋其轻,舍其急而谋其缓,使乱者终不可以治,是圣人所大痛也。书“成宋乱”,见正身之要焉;书“宋灾故”,见辨义之精焉;书“郑弃其师”,见楚之所由横;书“王室乱”,见乱之所由极。凢圣人所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无不着于此矣。书“天王狩于河阳”,见世道之未尽防,乱者犹可以复治;书“西狩获麟”,见天心之未尽灭,衰者犹可以复昌。则圣人所为知天立命,参賛化育之事,亦将于此乎始之。此数者,未可以尽圣人之特笔,而特笔之大者,已不外于此。

以春秋为无褒贬乎?则一诸侯也,何以忽而称爵,忽而称人,忽而生称其名?以春秋为有褒贬乎?则称爵者未必皆褒,称人者未必皆贬也。为有褒贬之説者,比事而考之,不免于支离胶▯而不可通;为无褒贬之説者,若姓氏、日月之类,舍之可也。一切称人、称爵、称名、称字,皆无所分别,则圣人所云取义者,安在?无所取义,又安用此纷纷异同之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读春秋畧记》目录 春秋类

卷首

总论

卷一

隐公

卷二

桓公

卷三

庄公

卷四

闵公

卷五

僖公

卷六

文公

卷七

宣公

卷八

成公

卷九

襄公

卷十

昭公

卷十一

定公

卷十二

哀公

【臣】等谨按:《读春秋畧记》十二卷,明代朱朝瑛撰写。朱朝瑛对于儒家诸经都有畧记,已经分别著录在目录中。他书中论述的优点和缺点相互显现,不能全部达到精纯粹美。只有这本书和《读诗畧记》比较详细明晰、恰当公允。他所采纳的学说,上自啖助、赵匡,下至季本、郝敬等各家之说,无不全部列举,而旧说中没有详尽的地方,又用自己的意见加以折衷调和。大体主旨在于依据经文来考证传文,而不肯相信传文以致损害经文。所以对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中能够讲得通的,也偶尔采纳其说法,而其他方面则多有驳斥纠正。中间例如说孔父的字是嘉,就像唐代杜甫的字是美,用今事来证明古事,实在是不伦不类。又极力斥责《汉书·五行志》穿凿附会的错误,而在“恒星不见”这一条上,却引用何休的说法,认为是法度废绝、威信不行的象征,也不免自相矛盾。然而其余值得采纳的地方很多,例如论及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食”,认为是三月而非二月;夫人子氏是隐公的夫人;又“楚人、秦人、巴人灭庸”是窥伺周鼎;又哀公元年“改卜牛不复灾”,认为是上天厌恶鲁国的德行,像这类观点,都见解高明,也是研究《春秋》者有所心得的表现。乾隆四十二年三月恭敬校订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 【臣】陆锡熊 【臣】孙士毅

总校官 【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读春秋畧记》卷首 明代 朱朝瑛 撰

总论

《春秋》的大义,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尊奉周王。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圣人曲折委婉、悉心维护的深意,人们却未必知道。周平王东迁之后,诸侯放纵恣意,几乎不知道有周王的存在了。齐桓公、晋文公出现,假借周王的名义来号令诸侯,圣人肯定他们,不仅仅是看重这个名义,而是认为他们这一念间的天良还没有完全泯灭,为他们分别选择并表彰,使天下的人众都明白名分大义,这是由乱转治的一个契机。所以攻打别国而向周王请示,就以周王的大臣为主帅,以表明是周王的征讨;防备诸侯而向周王请示,就以周王的大臣为主帅,以表明是周王的防备。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们救人也好,攘除夷狄也好,都是为了尊奉周王。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侵伐、会盟都要被讥讽了。所以圣人肯定齐桓公、晋文公,不是肯定他们的霸权,而是肯定他们尊奉周王罢了。后来赞扬齐桓公、晋文公的人,竟说上面没有英明的周王,下面没有方伯,圣人不得已而把诸侯之位授予他们。诸侯是天子的诸侯,圣人怎么能授予他们呢?这大大违背了《春秋》尊奉周王的大义。贬斥齐桓公、晋文公的人,又说齐国、晋国名义上尊奉周王,实际上却僭越周王的权力、扰乱周王的法度,这也和楚国一样,于是连他们好名的心志都抹杀了,怎么能激发人的天良而诱导他们走向大道呢?《易经》随卦说:“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这是说人臣掌握权力而得到众人拥护,如果掌握了正道,就可以把恐惧转为赞誉,把凶险转为功劳。一概列举而贬斥他们,难道是圣人曲折委婉、悉心维护的心意吗?

阅读《春秋》的人,必须观察圣人的特殊笔法。观察他的特殊笔法,全书的大意就可以由此贯通。在稷地会盟,特别记载“成宋乱”,是厌恶贿赂开始盛行;在澶渊会盟,特别记载“宋灾”,是惋惜义理最终没有阐明。世上那些心胸狭窄的人,贪图利益而忘记祸害,足以导致天下的动乱;而一两个有志于挽救时局的人,又不审察轻重缓急的适宜,往往舍弃重要的而谋划次要的,舍弃紧急的而谋划迟缓的,使动乱最终无法治理,这是圣人最大的痛惜。记载“成宋乱”,可以看出端正身心的关键;记载“宋灾故”,可以看出辨析义理的精深;记载“郑弃其师”,可以看出楚国之所以横行霸道;记载“王室乱”,可以看出动乱之所以达到极点。凡是圣人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没有不体现在这里了。记载“天王狩于河阳”,可以看出世道还没有完全败坏,动乱还可以恢复治理;记载“西狩获麟”,可以看出天心还没有完全泯灭,衰败还可以恢复昌盛。那么圣人所做的知天立命、参赞化育的事情,也将从这里开始。这几条,还不足以穷尽圣人的特殊笔法,而特殊笔法中最重要的,已经不出于此了。

认为《春秋》没有褒贬吗?那么同一个诸侯,为什么有时称爵位,有时称人,有时活着就称名字?认为《春秋》有褒贬吗?那么称爵位的未必都是褒扬,称人的未必都是贬低。主张有褒贬说法的人,通过比较事例来考察,不免支离破碎、胶柱鼓瑟而无法贯通;主张无褒贬说法的人,如果姓氏、日月之类,舍弃它们也可以。一切称人、称爵、称名、称字,都不加区分,那么圣人所说的取义,在哪里呢?无所取义,又何必用这些纷纷异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