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春秋畧记卷十
，王正月，公如晋，至河，乃复。
晋一却公，公遂终其身不复如晋，差胜昭公矣。
译鲁襄公二十三年，周历正月，鲁襄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边，便折返回来。晋国一次拒绝鲁襄公入境，鲁襄公于是终身不再去晋国，这比鲁昭公稍强一些。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邾庄公。冬，仲孙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作枝】
薛氏曰：「鲁以大夫盟诸侯，邾丧未几，而为盟防，交失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陈侯吴卒
三月，公防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曺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
晋以蔡人之请而谋伐楚，乃能上致天子之元老，下合十八国之诸侯。即素服于楚者，亦皆来防，可谓极盛。其所以为名，必不专为蔡也。楚纳子朝，故以王命讨之。而主刘子，晋人虽已辞蔡，王师实未解也。但诸侯皆有懈心，王师亦不能声罪致讨，苐侵之而已。春秋亦据实而书，以见诸侯之为义不力，而王臣之不能以激诸侯也。观明年王人杀子朝于楚，则召陵之防，岂得置子朝于度外，以蔡事为行止耶？据《左氏传》，诸侯未尝加兵于楚，而经书「侵」，传必有所未详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孙姓帅师灭沈，以沈子嘉归，杀之【姓公作归】
召陵之防，将以耡强扶弱也。今不能锄强，反肆虐于弱，国亦自悖其初志矣。书「灭沈」于侵楚之后，罪蔡也，亦以罪晋也。
五月公及诸侯盟于▯鼬【公作浩油】
昭公不见答于晋，卒为季氏所逐。公惩之，而汲汲于盟诸侯，故书“公及汪氏曰防与盟”。公皆与焉，则但书“诸侯盟于▯鼬”，如祝阿、重丘防盟殊地之例可也。又书“公及”者，所以着定公汲汲于后防，求为此盟也。蜀之盟，《春秋》不予楚主盟，则书“公及”；此书“公及”，亦以着晋之不复能主盟也。
杞伯成卒于防【成公作戊】六月，▯陈惠公。许迁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防。
张氏曰：「不致以侵楚者，公以得盟为幸，志不在侵也。」
刘卷卒
刘子有大功于王室，而书卒与王子虎同知定难之功，皆出于王，而刘子特奉行之者也。刘氏曰：「王制，外诸侯嗣，内诸侯禄；生称爵，其禄也；卒称名，从正也；▯称公主，人之事也。」
▯杞悼公 楚人围蔡
囊瓦以卿帅师而书人者，楚▯日衰，诸侯复皆外之。自长岸之战而后，楚之伐国皆书人矣。
晋士鞅、卫孔圉帅师伐鲜虞【圉，公作圄】
楚之围蔡，书人；晋伐鲜虞，书卿。帅师见晋之力，可以得志于楚，而不为；见小利而忘大义也。
▯刘文公
刘子之諡，必命于王。春秋书之，无异词。则凡书諡者，无讥可知。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柏公谷作柏举，公作举】楚囊瓦出奔郑。庚辰，吴入郢【公谷作楚】
书蔡侯以者，不以却楚之功专与吴也。吴习于蛮夷，是亦一楚也。可以一用，而不可使逞也。吴进而称爵者，诸侯进之也。进吴者蔡，而诸侯归蔡之粟，则诸侯皆乐于进吴矣。楚战称人，败称师，奔称名，明书人为贱之，非以其将卑师少也。城濮之书，人书师，杀大夫书名，其书法正与此同。则此为中国复兴之机，而桓文之故业可以复见也。《春秋》之予蔡者深矣。吴之入郢，复举国号者，蔡不能制吴，而使吴得逞焉。至于君与大夫以班处宫，故复外之而不书。蔡以恕蔡之弱，不以累蔡也。书郢而不书楚者，楚地甚广，所都非一，入郢而全楚固无恙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归粟于蔡，不书，诸侯与戍陈同义。公羊氏云：「离至不可得序，是已然。戍陈之下书救陈，归粟之上不书救蔡。」故谷梁以为义迩言近，小之事非逺大之义也。
于越入吴
高氏曰：「阖庐争入郢之利，而于越入吴；夫差争盟晋之功，而于越又入吴。意有所逐，而爱有所忘矣。」
六月丙申季孙意如卒
刘氏曰：「意如逐君而卒之，其异于翚何也？曰：翚之弑君也，隠而意如之逐君也，明。春秋之义，固有不待贬絶而恶见者，则从同。同以着当时之失刑也。」
秋七月壬子，叔孙不敢卒。冬，晋士鞅帅师围鲜虞。书“卿帅师”，义无褒贬，而善恶随事以见。晋之伐鲜虞也，有加无已，一
译二月辛卯日，邾子穿去世。夏季四月。秋季，邾庄公去世。冬季，仲孙何忌与邾子在拔地结盟【“拔”，《公羊传》作“枝”】。
薛氏说：“鲁国以大夫身份与诸侯结盟，邾国丧事不久，就结盟以防备，双方都失礼了。”
鲁定公四年春季周王二月癸巳日，陈侯吴去世。
三月，鲁定公在召陵与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会合，侵伐楚国。
晋国因为蔡人的请求而谋划讨伐楚国，于是能够上至周天子的元老，下合十八国的诸侯。即使是向来为楚国服丧的，也都来会合，可以说是极盛。其讨伐的名义，必定不专为蔡国。楚国接纳了子朝，所以以周天子的命令讨伐他。而尊奉刘子，晋人虽然已经推辞了蔡国的请求，但周天子的军队实际上并未解除戒备。只是诸侯都有懈怠之心，周天子的军队也不能声讨罪过进行征伐，仅仅侵伐罢了。《春秋》也据实记载，以显示诸侯行义不力，而周天子的臣子不能激励诸侯。看第二年周天子的人杀了子朝于楚国，那么召陵的会合，难道能把子朝置之度外，以蔡国的事作为行动的依据吗？根据《左氏传》，诸侯未曾对楚国用兵，而经文记载“侵”，传文必定有所不详。
夏季四月庚辰日，蔡公孙姓率领军队灭掉沈国，把沈子嘉带回来，杀了他【“姓”，《公羊传》作“归”】。
召陵的会合，本意是要锄强扶弱。现在不能锄强，反而在弱国肆虐，国家也违背了初衷。在侵楚之后记载“灭沈”，是谴责蔡国，也是谴责晋国。
五月，鲁定公与诸侯在鼬地结盟【“鼬”，《公羊传》作“浩油”】。
鲁昭公不被晋国接纳，最终被季氏驱逐。鲁定公以此为戒，急于与诸侯结盟，所以记载“公及”。薛氏说“防与盟”，鲁定公都参与了，那么只记载“诸侯盟于鼬”，像祝阿、重丘防盟不同地点的例子那样就可以了。又记载“公及”，是为了彰显定公急于在防地之后，谋求这次结盟。蜀地的结盟，《春秋》不承认楚主盟，所以记载“公及”；这里记载“公及”，也是为了彰显晋国不再能主盟。
杞伯成在防地去世【“成”，《公羊传》作“戊”】。六月，陈惠公去世。许国迁都到容城。秋季七月，鲁定公从防地回国。
张氏说：“不记载‘至’是因为侵楚，是因为鲁公以能结盟为幸事，志向不在侵楚。”
刘卷去世。
刘子对王室有大功，而记载去世与王子虎相同，都知道平定危难之功，都出自周王，而刘子只是特别奉行的。刘氏说：“周制，外诸侯继承，内诸侯受禄；活着称爵位，是他的禄；去世称名，是遵循正礼；记载去世称公，是人的事。”
杞悼公去世。楚国人包围蔡国。
囊瓦以卿的身份率领军队而记载为“人”，是因为楚国日益衰落，诸侯都疏远他。自从长岸之战以后，楚国讨伐国家都记载为“人”了。
晋士鞅、卫孔圉率领军队讨伐鲜虞【“圉”，《公羊传》作“圄”】。
楚国包围蔡国，记载为“人”；晋国讨伐鲜虞，记载为“卿”。率领军队显示晋国的力量，可以在楚国得志，而不做；见小利而忘大义。
刘文公去世。
刘子的谥号，必定由周王任命。《春秋》记载，没有异议。那么凡是记载谥号的，没有讥讽可知。
冬季十一月庚午日，蔡侯率领吴子与楚人在柏举作战，楚军大败【“柏”，《公羊传》《谷梁传》作“柏举”，《公羊传》作“举”】。楚囊瓦出逃到郑国。庚辰日，吴国进入郢都【《公羊传》《谷梁传》作“楚”】。
记载“蔡侯以”，是不把退却楚国的功劳专归于吴国。吴国习惯于蛮夷，这也是一个楚国。可以一时利用，而不可让他逞强。吴国进而称爵位，是诸侯推崇他。推崇吴国的是蔡国，而诸侯把粮食送给蔡国，那么诸侯都乐于推崇吴国了。楚国作战称“人”，失败称“师”，出逃称名，明确记载“人”是轻视他，不是因为他将领地位低军队少。城濮之战记载“人”、“师”，杀大夫称名，其书法正与此相同。那么这是中国复兴的契机，而齐桓公、晋文公的旧业可以重现了。《春秋》对蔡国的赞许很深了。吴国进入郢都，又举国号，是因为蔡国不能控制吴国，而使吴国得逞。至于国君和大夫按班次住在宫中，所以又疏远他而不记载。蔡国因为体谅蔡国的弱小，不把过错归咎于蔡国。记载郢而不记载楚，是因为楚国土地很广，都城不止一个，进入郢都而整个楚国本来无恙。
鲁定公五年春季周王三月辛亥朔，发生日食。夏季，把粮食送给蔡国，不记载，与戍守陈国意义相同。公羊氏说：“离开到达不可得序，是已然。戍陈之下记载救陈，归粟之上不记载救蔡。”所以谷梁认为义近言近，小事不是远大的义。
于越进入吴国。
高氏说：“阖庐争夺进入郢都的利益，而于越进入吴国；夫差争夺与晋国结盟的功劳，而于越又进入吴国。意有所逐，而爱有所忘。”
六月丙申日，季孙意如去世。
刘氏说：“意如驱逐国君而记载去世，他与翚有什么不同呢？回答说：翚弑君，是隐蔽的；而意如驱逐国君，是公开的。《春秋》之义，本来有不待贬绝而恶就显现的，那么就从同。同是为了彰显当时失刑。”
秋季七月壬子日，叔孙不敢去世。冬季，晋士鞅率领军队包围鲜虞。记载“卿帅师”，意义没有褒贬，而善恶随事显现。晋国讨伐鲜虞，有加无已，一
书再书，屡书而未有书鲜虞之入犯者。晋之恶，昭然矣。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郑游速帅师灭许，以许男斯归【速公作遫】
译书信一封接一封地写，屡次写信却从未提到鲜虞入侵侵犯的事。晋国的恶意，已经十分明显了。
鲁襄公六年春季，周历正月癸亥日，郑国的游速率领军队灭亡了许国，并将许国国君许男斯俘虏回国【游速在《公羊传》中写作遫】
许之甘心事楚，其亡固宜。然亦郑实驱之，不得以此为许罪也。况召陵之防，许已就盟乎？大夫而灭国，春秋所尤恶也。许男之不杀，则游速之罪似稍轻；而沈子之不防召陵，则公孙姓之师似犹有名也。
二月公侵郑公至自侵郑
传称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党，因郑人以作乱于周郑，于是伐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晋阎没将戍周，且城胥靡，故公为晋讨郑。则是役也，助晋以奬王室也。然不能声罪致讨，弟迫于伯令而为此，以塞其意耳。故不书伐而书侵。此传明言讨郑之伐胥靡，而郑伐胥靡之事载在四月之后，盖因六月之城胥靡而追言之耳。庐陵李氏曰：自宣十八年书公伐杞之后，至是八十年，而后一侵郑，再侵齐，皆书公。此三桓既防之征也。然非公室能张，实由陪臣执国命，托公以出师也。
夏季孙斯仲孙何忌如晋
季氏曰：「春秋书内卿并使者，唯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孙得臣及此年斯何忌耳。遂、得臣之并使，乃遂邪谋之所起；斯何忌之并使，乃阳虎专权之所为。读者不可不察也。」
秋晋人执宋行人乐祁黎
张氏曰：「诸侯惟宋事晋，善逆以懐之，犹惧不来；而大夫渎货贿，争权利，卒使来者见执，叛者得志。晋之乱政亟行，国所由分也。」
冬城中城
汪氏曰：「阳虎之徒欲去三家，故城中城将挟公以自固，备仓猝之变耳。」
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郓
昭三十年，郓溃。其不欲附齐者已去，其居者遂附于齐，故至是而围之也。郓之附齐，非其本志，故季仲一围。齐人虑其内叛，明年遂归郓，将以修好于鲁，而求为防也。家氏曰：齐之取郓，固非为定公者，以善辞请之。景公方图复伯，自将归之，不应遽用师也。杜氏曰：何忌不言何，阙文。《公羊》谓讥二名，谬甚。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齐侯、郑伯盟于咸。许氏曰：“齐、郑之盟，叛晋也。”诸侯始复离盟，自是无殷防矣。
齐人执卫行人北宫结以侵卫，齐侯、卫侯盟于沙【公作沙泽】卫若畏晋，不宜叛之；既欲叛之，又何畏焉？乃使结徃齐，阳为辞防，而私于齐侯，使执结以侵已，而后受盟。是掩耳盗铃之计也，适以示怯于晋，宜其有捘手之辱矣。
大雩 齐国夏帅师伐我西鄙
齐以郑归鲁，将以饵鲁也。而咸沙之盟，鲁皆不防，于是兴师伐之。齐不能自反，取郓之非惟以归郓为徳，而责鲁之报。鲁岂肯心服哉？
九月大雩
春秋书雩，惟昭二十五年及此年再见，皆主非常之事应，盖在王室之乱而鲁事次之。此年王辟儋翩之乱，处于姑莸，至十二月始入王城。其乱虽减于前，亦子朝之余党也，故沴气之感犹应于天。若此，春秋不书其事，盖阙文。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齐。公至，自侵齐。二月，公侵齐。三月，公至，自侵齐。
鲁欲报西鄙之怨，而士无鬭志，故一侵无功，逾月而再侵之，报怨亦已亟矣。
曹伯露卒。夏，齐国夏帅师伐我西鄙。
襄陵许氏曰：「宣公以后，用兵则侵多而伐少，被兵则伐多而侵少。盖鲁自中世衰矣，而欲与齐搆怨，以侵易伐，其能乆乎？」
公防晋师于瓦
刘氏曰：「晋兴师救鲁，不以救书者，干侯之辱，困亦甚矣。晋之诸卿党臣而抑君，今齐师之来，未至危急，而三卿以兵赴之，此与齐争伯，而非为鲁计也。」
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陈侯栁卒。晋士鞅帅师侵郑，遂侵卫。
晋自召陵之后，茍有事于诸侯，皆书侵。唯哀五年，一书伐卫而已。于此见晋伯之衰，而不复振也。
▯曹靖公。九月▯陈懐公。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侵卫。
高氏曰：「为晋兴师，故书侵。与成六年蔑，侨如侵宋同义。」
冬卫侯郑伯盟于曲濮
晋侵郑、卫，郑、卫知晋之无能为也，故盟以相结，固其叛晋之谋。
从祀先公
凡传与经必不可合者，不得强经以从传；若其义之可通者，又不得从今而废古也。小人欲有所为，必举从来不正之事，公论所不与者，取而正之以邀众誉而收民心。阳
译许国甘愿侍奉楚国，它的灭亡本来就在情理之中。然而这也是郑国实际上驱使其如此，不能因此将罪责归咎于许国。况且在召陵的盟约中，许国已经参与结盟了吗？大夫灭人国家，是《春秋》所特别憎恶的。许男没有被杀，那么游速的罪过似乎稍轻；而沈子没有防备召陵，那么公孙姓的军队似乎还有名义上的理由。
二月，鲁公入侵郑国，鲁公从入侵郑国归来。
《左传》称周朝的儋翩率领王子朝的党羽，借助郑国人，在周、郑之间作乱，于是讨伐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等地。晋国的阎没率领军队戍守周地，并且修筑胥靡的城墙，所以鲁公为了晋国而讨伐郑国。这次军事行动，是为了帮助晋国以奖助王室。然而不能声讨罪状以致讨伐，只是迫于霸主的命令而这样做，以搪塞其意图罢了。所以不记载为“伐”而记载为“侵”。《左传》明确说讨伐郑国的胥靡，而郑国讨伐胥靡的事情记载在四月之后，大概是因为六月修筑胥靡城墙而追述此事罢了。庐陵李氏说：自从宣公十八年记载鲁公讨伐杞国之后，到这时八十年，才又一次入侵郑国，再次入侵齐国，都记载为“公”。这是三桓已经防备的征兆。然而公室能够张扬，实在是由于陪臣掌握国家命脉，借公室的名义出兵罢了。
夏季，季孙斯、仲孙何忌前往晋国。
季氏说：“《春秋》记载本国卿大夫与使者一同出使，只有文公十八年的公子遂、叔孙得臣以及这一年的季孙斯、仲孙何忌。公子遂、叔孙得臣一同出使，是公子遂邪恶阴谋的开端；季孙斯、仲孙何忌一同出使，是阳虎专权的作为。读者不可不仔细考察。”
秋季，晋国人拘捕了宋国使者乐祁黎。
张氏说：“诸侯中只有宋国侍奉晋国，晋国善待并安抚它，还担心它不来；而晋国大夫轻视财货，争夺权利，最终使前来的人被拘捕，背叛的人得逞。晋国混乱的政治急切施行，国家因此分裂。”
冬季，修筑城中城。
汪氏说：“阳虎一伙人想要除掉三家大夫，所以修筑城中城，将要挟持鲁公以巩固自己，防备突然发生的变故罢了。”
季孙斯、仲孙忌率领军队包围郓地。
昭公三十年，郓地溃败。那些不愿意依附齐国的人已经离开，居住在那里的人于是依附了齐国，所以到这时才包围它。郓地依附齐国，并非它的本意，所以季孙斯、仲孙忌只是包围了一次。齐国人担心内部叛变，第二年于是归还郓地，想要与鲁国修好，并寻求防御。家氏说：齐国夺取郓地，本来不是为了定公，用善意的言辞请求。景公正图谋恢复霸业，亲自归还它，不应该立即用兵。杜氏说：何忌不称“何”，是文字缺失。《公羊传》认为讥讽双名，谬误得很。
七年春季，周历正月。夏季四月。秋季，齐侯、郑伯在咸地结盟。许氏说：“齐、郑结盟，是背叛晋国。”诸侯开始再次背离盟约，从此没有殷实的防备了。
齐国人拘捕了卫国使者北宫结，以此入侵卫国，齐侯、卫侯在沙地结盟【《公羊传》作沙泽】。卫国如果畏惧晋国，不应该背叛它；既然想要背叛它，又何必畏惧呢？于是派北宫结前往齐国，表面上说是为了防备，私下里却与齐侯勾结，让齐侯拘捕北宫结来入侵自己，然后接受盟约。这是掩耳盗铃的计策，恰好向晋国显示怯懦，难怪会有捘手之辱了。
举行大雩祭。齐国国夏率领军队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齐国把郑国归还给鲁国，想要以此引诱鲁国。而咸、沙两地的盟约，鲁国都没有参与，于是兴师讨伐。齐国不能自我反省，夺取郓地的过错只以归还郓地为恩德，而责备鲁国的报答。鲁国岂会心服呢？
九月，举行大雩祭。
《春秋》记载雩祭，只有昭公二十五年和这一年再次出现，都对应非常之事，大概在于王室之乱，鲁国之事次之。这一年周王躲避儋翩之乱，居住在姑莸，到十二月才进入王城。其动乱虽然比以前减少，也是子朝的残余党羽，所以戾气的感应仍然应验于天。像这样，《春秋》不记载其事，大概是文字缺失。
冬季十月。
八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公入侵齐国。鲁公从入侵齐国归来。二月，鲁公入侵齐国。三月，鲁公从入侵齐国归来。
鲁国想要报复西部边境的怨恨，而士兵没有斗志，所以一次入侵没有功效，过了一个月再次入侵，报复怨恨也太急切了。
曹伯露去世。夏季，齐国国夏率领军队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襄陵许氏说：“宣公以后，用兵则入侵多而讨伐少，被兵则讨伐多而入侵少。大概鲁国自中期衰落以来，想要与齐国结怨，以入侵代替讨伐，能够长久吗？”
鲁公在瓦地会见晋国军队。
刘氏说：“晋国兴师救鲁，不记载为‘救’，是因为干侯之辱，困窘也很严重了。晋国的各位卿大夫袒护臣下而压制君主，现在齐国军队前来，尚未到危急时刻，而三位卿大夫带兵奔赴，这是与齐国争夺霸权，而不是为鲁国打算。”
鲁公从瓦地归来。秋季七月戊辰日，陈侯柳去世。晋国士鞅率领军队入侵郑国，接着入侵卫国。
晋国自从召陵之盟之后，只要对诸侯有事，都记载为“侵”。只有哀公五年，一次记载为“伐卫”而已。由此可以看出晋国霸业的衰落，不再振兴。
〇曹靖公。九月〇陈怀公。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入侵卫国。
高氏说：“为晋国兴师，所以记载为‘侵’。与成公六年蔑、侨如入侵宋国意义相同。”
冬季，卫侯、郑伯在曲濮结盟。
晋国入侵郑、卫，郑、卫知道晋国无能为力，所以结盟以互相联结，巩固他们背叛晋国的阴谋。
从祀先公。
凡是《左传》与《春秋》经文绝对不能吻合的，不能强行让经文顺从《左传》；如果其义理可以通达的，又不能因为今人的看法而废弃古义。小人想要有所作为，必定举出历来不正当的事情，公论所不赞同的，拿来加以正当化以博取众人的赞誉而收买民心。阳
虎欲去三桓，而先正闵僖之逆祀，亦此意也。不书僖公者，何氏以为兼闵公言，是也。冯氏之説事或有之，然昭公之▯，季氏欲沟絶其墓，又欲加以恶諡，皆以荣驾鵞之谏而止。其▯也，特以墓道别异之而弗絶也。諡以昭而非恶也，则其祔于祖庙也，必已乆矣。且禘于庄公，书諡，此不书昭公，则三传之説为长。
译季孙意欲铲除三桓势力，却先纠正闵公、僖公的逆祀之礼，也是出于同样的用意。经文不记载僖公，何休认为这是兼指闵公而言，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冯氏的说法，事情或许确实存在，然而昭公去世时，季氏想要填平隔绝他的墓道，又想给他加上恶谥，都是因为荣驾鹅的劝谏而作罢。他下葬时，只是用不同的墓道来区别对待他，并没有真正隔绝。谥号定为“昭”而非恶谥，那么他附祭于祖庙，必定已经很久了。况且在庄公庙举行禘祭时，经文记载了谥号，这里却不记载昭公，那么《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家的说法更为合理。
盗窃寳玉大弓
传称阳虎入于讙阳关以叛，春秋不书，以其叛之初志在于倾三家，非叛君也。窃寳玉、大弓，则书之。以寳玉为天子之命圭，鲁受之以镇其国者；大弓为天子之戎器，鲁受之以镇其所统之诸侯者。土地、人民，三家有之，所世守之而弗敢取者，惟此重器。今陪臣得以窃之，无政极矣。《易大传》曰：「小人而乗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易》曰：「负且乗，致冦至，盗之招也。」季氏之谓与？《书》曰：「盗窃，恶夫招盗者也。」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郑伯虿卒【公作囆】得寳玉大弓。
季氏曰：「是时孔子已为中都宰，故不烦出令致刑，而宗器自得，亦可以见圣人之功用也。」
六月，▯郑献公。秋，齐侯、卫侯次于五氏。
伐不果伐，故书“次”。盖是时晋虽衰，齐、卫犹畏之也。传言克夷仪，经不书。经书“次”于五氏，传言将如五氏，过中牟而齐师为中牟人所败，未尝至五氏也。传言恐未可信。
秦伯卒 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齐平。夏，公防齐侯于夹谷。公至自夹谷【夹公谷作颊】
是时，晋之权臣擅命，政出多门，不若齐景之为君，晏婴之为相，犹未有大失也。与其附晋母，寜附齐，故夹谷之防，孔子辅行，其筹之必审矣。春秋之世，伯令不行，则彼此离合纷纭不常。夹谷既防，而后孔子之为政乎鲁者，不过三月，而齐鲁之平终景公之世而不变。晋亦终不以讨郑、卫者讨鲁，则圣人之举动，必有以大服乎人者，传之所载，尚未得其百一也。书“及者”，内志也，欲除内难，必先平外患而后可。其汲汲于平齐者，不可谓非圣人之意。谢氏曰：“暨齐平者，彼欲平而我亦欲之也；及齐平者，我欲平而彼从我也。”宋、楚之平起于下，故书“人”；齐鲁之平起于上，故书“国”。
晋赵鞅帅师围卫
晋围卫，邯郸午杀人于门中，则午之卫贡五百，盖在此时。如是，则卫亦甚怯矣。及晋杀涉佗以谢捘手之罪而求成，卫反不许，何也？以晋人狥利，知其无能为也。投与狗骨，则起而相牙，方自鬭不暇，何暇伐人？卫所以坚于从齐，复有安甫之防也。李氏曰：前书侵，见义之不足以服人；此书围，又见力之不足以服人也。
齐人来归郓讙▯隂之田
七年，齐已归郓。九年，阳虎叛，而以郓、讙奔齐，齐复取之。至是乃来归也。▯隂即汶阳之田。成八年，鲁归于齐者，经书“归地”者有矣，而书“来归”者唯祊及此，皆情之所愿也。然祊书“来归”，继书“我入”，则虽顺于情，而已违于义。此则情与义无不顺也。
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郈。秋，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郈【公作费】
叔氏有郈，季氏有费，皆大都而耦国。叔季以此拒公室，家臣即以此拒叔季，报施之反理▯然也。至于两次帅师，自围其邑，病亦甚矣。一书再书，所以甚其病也。
宋乐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陈。
是时，宋景嬖宠，桓魋诸卿皆有去志。夫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大心之避事，而伪辞疾；地之夺马，而不忌于君，其见出宜矣。故皆以自奔为文。
冬，齐侯、卫侯、郑游速防于安甫【安甫，公作鞌】叔孙州仇如齐。
盟咸盟沙，又为此防。虽有晋难，而交益固。郑、卫之弃晋也，决矣。鲁自夹谷归田，未及一载，又以致郈徃谢。其结好于齐者，亦深。若不复知有晋，当是时，齐可以复桓公之业，而不能。春秋书其事，以为晋惜也，亦转为齐惜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陈【暨下公谷有宋字】
凡以弟书者，皆其君之所私防者也。地为辰之兄而称公子，则亦宋元之子而宋景之同产也。辰独能挟其大臣以出，则其平日之权宠可知。故地之行止，自谓可以必之于君，一不见听，即忿而出奔，亦近于骄者矣。此辰之所以书弟而地则否也。三传皆谓母弟书弟，岂当时之恶习固然？《春秋》书之以为讥与？则陈招何以忽书弟，忽书公子？且陈招可以书弟，郑段何独不弟
译盗窃宝玉和大弓。
《左传》记载阳虎进入讙、阳关以叛乱，但《春秋》没有记载，因为阳虎叛乱的初衷在于颠覆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并非背叛国君。而盗窃宝玉和大弓，则予以记载。因为宝玉是天子的命圭，鲁国接受它用来镇守国家；大弓是天子的兵器，鲁国接受它用来镇守其所统辖的诸侯。土地和人民，三家已经占有，世代守护而不敢夺取的，只有这些重器。如今陪臣竟然能够窃取，这是政治极端混乱的表现。《易·大传》说：“小人乘坐君子的车驾，盗贼就想夺取了；上级怠慢下级残暴，盗贼就想讨伐了。”《易经》说：“背负重物又乘坐车驾，招致盗寇到来，这是招引盗贼的行为。”这说的就是季氏吧？《尚书》说：“盗窃，厌恶那些招引盗贼的人。”
鲁定公九年春，周历正月；夏四月戊申，郑伯虿去世【《公羊传》作“囆”】，获得宝玉和大弓。
季氏说：“这时孔子已经担任中都宰，所以不必烦劳发布命令、施行刑罚，宗庙重器自然得以收回，这也足以显示圣人的功用了。”
六月，〇郑国为献公举行葬礼。秋，齐侯、卫侯驻扎在五氏。
攻打却没有实际进行攻打，所以记载为“驻扎”。大概这时晋国虽然衰微，齐、卫仍然畏惧它。《左传》记载攻克夷仪，但《春秋》没有记载。《春秋》记载“驻扎”在五氏，《左传》记载将要前往五氏，经过中牟时齐军被中牟人打败，未曾到达五氏。《左传》的记载恐怕不可信。
秦伯去世，冬〇秦哀公。
鲁定公十年春，周历三月，与齐国讲和。夏，鲁定公在夹谷与齐侯会盟。鲁定公从夹谷回国【“夹”字，《公羊传》作“颊”】。
这时，晋国的权臣专断命令，政令出自多门，不如齐景公作为国君，晏婴作为宰相，还没有大的过失。与其依附晋国，宁可依附齐国，所以夹谷的会盟，孔子辅助出行，他的谋划必定审慎了。春秋时期，霸主命令不行，则彼此离合纷纭不常。夹谷会盟之后，孔子在鲁国执政不过三个月，而齐鲁的和平直到齐景公去世都没有改变。晋国也始终没有像讨伐郑、卫那样讨伐鲁国，那么圣人的举动，必定有大大使人信服的地方，《左传》所记载的，还没有得到百分之一。记载“及”字，是表示鲁国的意愿，想要消除内乱，必须先平定外患然后才可以。他急于与齐国讲和，不能说不是圣人的心意。谢氏说：“‘暨齐平’，是他们想讲和而我也想要；‘及齐平’，是我想要讲和而他们顺从我。”宋、楚的讲和起于下层，所以记载“人”；齐鲁的讲和起于上层，所以记载“国”。
晋赵鞅率领军队包围卫国。
晋国包围卫国，邯郸午在门中杀人，那么午的卫国贡赋五百，大概就在这时。如果是这样，那么卫国也很怯懦了。等到晋国杀死涉佗以谢罪捘手之罪而求和，卫国反而不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晋国人贪图利益，知道他们无能为力。扔给狗骨头，就起来互相咬斗，正自顾不暇，哪有空闲去攻打别人？卫国之所以坚决跟随齐国，又有安甫的会盟。李氏说：以前记载“侵”，显示道义不足以使人信服；这里记载“围”，又显示力量不足以使人信服。
齐人来归还郓、讙〇阴的田地。
鲁定公七年，齐国已经归还郓。鲁定公九年，阳虎叛乱，带着郓、讙投奔齐国，齐国又夺取了它们。到这时才来归还。〇阴就是汶阳的田地。成公八年，鲁国归还给齐国的，经文中记载“归地”的有，但记载“来归”的只有祊和这里，都是内心所愿意的。然而祊记载“来归”，接着记载“我入”，那么虽然顺乎情理，却已经违背了道义。这里则情理和道义无不顺从。
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秋，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公羊传》作“费”】。
叔氏有郈，季氏有费，都是大城而与国都抗衡。叔孙、季孙以此抗拒公室，家臣就以此抗拒叔孙、季孙，报施的道理〇然而如此。至于两次率领军队，自己包围自己的城邑，弊病也很严重了。一次记载再次记载，是为了强调其弊病严重。
宋乐大心出逃到曹国。宋公子地出逃到陈国。
这时，宋景公宠幸嬖臣，桓魋等卿大夫都有离去的意思。国君虽然不像国君，臣子不可以不像臣子。大心逃避事务，而假称生病；地抢夺马匹，而不忌惮国君，他们被驱逐是适宜的。所以都用“自奔”的文辞。
冬，齐侯、卫侯、郑游速在安甫会盟【安甫，《公羊传》作“鞌”】叔孙州仇前往齐国。
在咸盟，在沙盟，又进行这次会盟。虽然有晋国的威胁，但交情更加牢固。郑、卫抛弃晋国，是决意了。鲁国自从夹谷会盟、归还田地，不到一年，又用郈地去谢罪。它与齐国结交，也很深。如果不复知道有晋国，当时齐国可以恢复桓公的基业，却不能。《春秋》记载这些事，是为晋国惋惜，也转为齐国惋惜。
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暨”字下，《公羊传》《谷梁传》有“宋”字】。
凡是记载为“弟”的，都是国君所私宠的人。地是辰的哥哥而称为公子，那么他也是宋元公的儿子而宋景公的同父兄弟。辰独自能够挟带他的大臣出逃，那么他平日的权宠可知。所以地的行止，自认为可以必定得到国君的听从，一旦不被听从，就愤怒而出逃，也接近于骄横的人了。这就是辰记载为“弟”而地不记载的原因。三传都说是母弟记载为“弟”，难道当时的恶习果然如此？《春秋》记载它作为讥讽吗？那么陈招为什么忽然记载为“弟”，忽然记载为“公子”？而且陈招可以记载为“弟”，郑段为什么唯独不记载为“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陈入于萧以叛。
奔而书暨者，虽有倡和之不同，三人犹同志也。叛而书及，则惟辰之志，而仲、佗诸人，其胁从者也。当其奔也，曰：“吾以国人出，君谁与处？”即已有叛志，不待入萧之后也。
夏四月，秋，宋乐大心自曹入于萧。冬，及郑平叔还如郑，涖盟。
诸侯私盟，圣人所不取。然修邻好，以息其民，亦随时之义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薛襄公。叔孙州仇帅师堕郈。
侯犯既避邑而奔齐，齐人致郈，则郈已无患，可复取而守也。叔孙帅师堕之，感于圣人之言而乐堕也。
卫公孟彄帅师伐曹
卫灵不能治其家，而逞志于弱小。公孟彄不能安其身，而惟狥君之欲。二年之间，而再伐曹。又出于无名，亦大悖矣。
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
季氏曰：「公山不狃，前以费叛，曽召孔子，犹有善意。故郈以再围，乃堕；而费之堕，则不待围。可见不狃犹贤于侯犯也。」左氏载不狃袭鲁之事，恐未可信。圣人作为，岂无先事之备？何至仓皇登台，徼幸一胜乎？按哀八年传：「吴伐鲁，不狃帅师，故道险以全鲁。」则袭鲁之事，所必不为。
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防齐侯盟于黄【公羊作晋侯】齐鲁至是始盟，夹谷之防必未盟也，故不书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围成公至自围成
是时，三桓惟孟最弱，而懿子兄弟又尝学于圣人。茍欲堕之，亦易为力，何必以兵事烦公？观襄十六年成郛之城，原以备齐，则公敛阳所云“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者，此亦实语，非托词也。成既不可堕，则变易守宰，归于公室而已。施为自有次第，而公弗能待也。汲汲焉围之，欲乗胜取弱，而自以为功。夫郈、费之堕，因其叛也；成未尝叛而围之，于是三家之志疑矣。成之所以不可堕，而孔子之施为亦不可复行也。《史记·鲁世家》《十二诸侯年表》载女乐事，皆在此年；《孔子世家》误也。
十有三年春，齐侯、卫侯次于垂葭【谷无卫侯，葭公作瑕】
传称：「师渡河伐晋，河内以无晋师，乃止，不果伐也，故不书。」
夏筑蛇渊囿 大搜于比蒲
既筑囿而大搜，则大搜必非畏备之心，亦以从禽耀武而已。庐陵李氏曰：「此正与受女乐事相类。定公君臣以为齐人已服，叛臣已去，国家闲暇，可以般乐耳。此决非孔子用事时。」
卫公孟彄帅师伐曹。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传言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是以君命围之也。”故荀跞曰：“三臣始祸，而独逐鞅，刑已不均。则鞅之书叛，以拒君命也。夫三臣之罪同，而独加兵于鞅者，以鞅之专戮，实为祸始也。且晋阳地险兵强，恐其据之以作乱，则为晋之患耳。”
冬，晋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下公有及字】
晋侯听荀跞之言，遂舍鞅而伐范、中行氏。是范、中行可伐也。鞅未逐而伐之，此范、中行所以不服也。至于伐公不胜而奔朝歌，比于赵鞅，则为效尤而更甚焉。其罪同，故书法亦同。知赵鞅之入，止拒范、中行；而寅、吉射之入，为拒公。则书法亦宜稍有轩轾，岂得絶无分别如此？
晋赵鞅归于晋
三卿之叛，知跞请皆逐之，而韩、魏独为赵氏请。于是范、中行逐，而赵氏得归。晋之六卿，其存者四卿，韩、魏与赵合，而知氏亦孤。三家分晋之本，成于此矣。陈氏曰：「叛臣未有书归者，叛而书归，则佚贼不足言也。」
薛弑其君比
此亦阙疑之辞也？与晋州蒲、莒、庶其、吴僚同。
十有四年春，卫公叔戍来奔。卫赵阳出奔宋。
周礼》冢宰兼统宫中，亦惟严宫正、宫伯之选治之，未乱之先而已，既乱而后治之，虽古大臣有所不能。公叔戍何如人，乃欲去夫人之党，其见逐宜矣。赵氏曰：是时诸侯纷扰，其大夫三五而奔，三五而叛，如宋之华、向，邾之三叛臣，宋之乐大心、公子地之属，徃徃成群。今卫之乱，公孙戍、赵阳、北宫结亦相继出奔，是岂一一得罪于君？相
译鲁哀公十一年春天，宋国的公子辰以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从陈国回到萧地发动叛乱。
逃亡而记载“暨”（与），说明虽然他们倡和的角色不同，但三人仍是同伙。叛乱而记载“及”，则表明只有辰是主谋，而仲佗等人是被胁迫跟随的。当他们逃亡时，曾说：“我们带着国人出走，国君还能和谁相处？”这说明他们早有叛意，并非等到进入萧地之后才产生。
夏季四月，秋季，宋国的乐大心从曹国回到萧地。冬季，鲁国与郑国讲和，叔还前往郑国，主持盟誓。
诸侯私下结盟，是圣人不予认可的。然而为了修好邻邦关系，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也是顺应时势的道义。
鲁哀公十二年春天，薛伯定去世。夏季，薛襄公即位。叔孙州仇率领军队拆毁郈邑。
侯犯既然已经避开郈邑逃往齐国，齐人将郈邑归还，那么郈邑已无后患，可以重新夺取并防守。叔孙州仇率领军队拆毁它，是感于圣人的教诲而乐于拆毁。
卫国的公孟彄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卫灵公不能治理好自家内部，却向弱小国家逞强。公孟彄不能安守本分，却只顺从国君的欲望。两年之间，两次讨伐曹国。而且出兵没有正当理由，这也是极大的悖谬。
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拆毁费邑。
季氏说：“公山不狃，以前凭借费邑叛乱，曾经召请孔子，还存有善意。所以郈邑经过两次围攻才拆毁；而费邑的拆毁，则不需要围攻。可见公山不狃比侯犯贤明。”《左传》记载公山不狃袭击鲁国之事，恐怕不可信。圣人做事，难道没有事先防备吗？怎会惊慌失措登上高台，侥幸求得一次胜利呢？查考《哀公八年传》：“吴国讨伐鲁国，公山不狃率领军队，故意选择险要道路以保全鲁国。”那么袭击鲁国之事，他必定不会做。
秋季举行大雩祭。冬季十月癸亥日，鲁哀公在黄地与齐侯结盟【《公羊传》作晋侯】。齐鲁两国到此时才开始结盟，夹谷之会必定没有结盟，所以不记载“盟”。
十一年丙寅日初一，发生日食。鲁哀公从黄地返回。
十二月，鲁哀公包围成邑。鲁哀公从包围成邑返回。
当时，三桓家族中孟氏最弱，而孟懿子兄弟又曾经向圣人学习。如果想拆毁成邑，也容易用力，何必用军事行动烦扰国君？观察《襄公十六年》成郛的城墙，原本是为了防备齐国，那么公敛阳所说“拆毁成邑，齐国人必定会到达北门”，这也是实话，并非托词。成邑既然不可拆毁，那么更换守宰，归于公室即可。行事自有次序，而国君不能等待。急切地包围它，想乘胜夺取弱邑，而自以为有功。郈、费两邑的拆毁，是因为它们叛乱；成邑未曾叛乱却包围它，于是三家的心意产生怀疑。成邑之所以不可拆毁，而孔子的施政措施也就无法再推行了。《史记·鲁世家》《十二诸侯年表》记载女乐之事，都在这一年；《孔子世家》记载错误。
鲁哀公十三年春天，齐侯、卫侯驻扎在垂葭【《谷梁传》无卫侯，“葭”字《公羊传》作“瑕”】。
传文说：“军队渡河讨伐晋国，因河内没有晋军，于是停止，没有实际讨伐，所以不记载。”
夏季修筑蛇渊囿，在比蒲举行大搜。
既修筑苑囿又举行大搜，那么大搜必定不是出于防备之心，也是为了追逐禽兽、炫耀武力罢了。庐陵李氏说：“这正与接受女乐之事相类似。定公君臣认为齐国人已经臣服，叛臣已经离去，国家闲暇，可以享乐了。这决不是孔子执政时的作为。”
卫国的公孟彄率领军队讨伐曹国。秋季，晋国的赵鞅进入晋阳发动叛乱。传文说赵鞅逃往晋阳，晋国人包围他，这是奉君命包围他。”所以荀跞说：“三臣开始作乱，却只驱逐赵鞅，刑罚已经不均。那么赵鞅记载为叛乱，是为了抗拒君命。三臣的罪行相同，却只对赵鞅用兵，是因为赵鞅擅自杀戮，实在是祸乱的开端。况且晋阳地势险要、兵力强大，恐怕他据守那里作乱，成为晋国的祸患。”
冬季，晋国的荀寅、士吉射进入朝歌发动叛乱【荀寅之下《公羊传》有“及”字】。
晋侯听从荀跞的话，于是放过赵鞅而讨伐范氏、中行氏。这是范氏、中行氏可以讨伐的。赵鞅未被驱逐就讨伐他，这是范氏、中行氏不服的原因。至于讨伐公室不胜而逃往朝歌，与赵鞅相比，则是效仿且更加严重。他们的罪行相同，所以书法也相同。知道赵鞅进入晋阳，只是抗拒范氏、中行氏；而荀寅、士吉射进入朝歌，是为了抗拒公室。那么书法也应当稍有轻重区别，怎能完全没有分别如此？
晋国的赵鞅回到晋国。
三卿叛乱，荀跞请求全部驱逐，而韩氏、魏氏唯独为赵氏请求。于是范氏、中行氏被驱逐，而赵氏得以回归。晋国的六卿，幸存的有四卿，韩氏、魏氏与赵氏联合，而知氏也孤立了。三家分晋的根本，在此时形成。陈氏说：“叛臣没有记载‘归’的，叛乱而记载‘归’，则流亡的贼人不足为言。”
薛国弑杀其君比。
这也是存疑的辞令吗？与晋州蒲、莒、庶其、吴僚相同。
鲁哀公十四年春天，卫国的公叔戍来奔鲁国。卫国的赵阳出奔宋国。
《周礼》冢宰兼管宫中，也只严格选拔宫正、宫伯来治理，这是在未乱之前而已，既乱之后才治理，即使是古代大臣也有所不能。公叔戍是什么样的人，竟想除去夫人的党羽，他被驱逐是应该的。赵氏说：此时诸侯纷扰，其大夫三五成群地奔逃，三五成群地叛乱，如宋国的华氏、向氏，邾国的三个叛臣，宋国的乐大心、公子地之类，往往成群。现在卫国的动乱，公孙戍、赵阳、北宫结也相继出奔，这难道是一一得罪于国君吗？相
扼不胜，鱼贯而出，此又风俗之一变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结、陈公孙佗人帅师灭顿，以顿子牂归【二月，公作三月；孙公作子牂，公作牄】
译抵挡不住，便像鱼一样一个接一个地逃出来，这又是风俗的一个变化。
二月辛巳日，楚国的公子结、陈国的公孙佗人率领军队灭掉了顿国，把顿国国君牂俘虏回去【二月，公羊传记为三月；孙氏公羊传记为子牂，公羊传记为牄】
顿楚之与国四年，晋乗楚乱而合诸侯，顿亦背楚从之，故楚灭顿。以归者，以归楚耳。陈亦与楚同罪者，陈昔被灭于楚，幸而得复，今不自念其祸，反助楚以灭人国，故《春秋》恶之。
夏，卫北宫结来奔。五月，于越败吴于檇李。吴子光卒【檇公作醉】
鸡父之战，吴以罪人败楚。今越之败吴，亦以罪人。此法自吴创之，越变而益竒。吴遂不及觉。然则用诈者，适以自诈也。书败而卒，犹书门于巢卒。总之，玩兵以灭其身，自取之耳。
公防齐侯、卫侯于牵【公作坚，又作挐】公至自防。秋，齐侯、宋公防于洮。
朝歌故卫都，后为晋有。寅吉射之奔，必以朝歌附卫，故卫欲救之，求助于齐。为牵之防，卒不成救，则又为洮之防也。洮虽卫侯不与，传称防于洮，太子蒯聩献盂于齐，非有求焉，何为而献地乎？大抵卫有叔戍之难，不能频出，齐侯以盂故，身任朝歌之事，为之邀宋以共助也。宋以萧之叛，恐诸侯或助之，故不敢辞。防以忤齐，然亦未尝徃救，则必辞之于防矣。二防之书，总恶齐之党叛也。传称郑救朝歌，此反不防者，其交素固，不必复防也。
天王使石尚来归脤
传云：「戎有受脤。」又云：「受脤于社。」《周礼》大宗伯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大行人归脤以交诸侯之福。是礼有受脤，亦有归脤也。但定公立十四年，未尝遣一介于京师，而天子千里归脤。《春秋》书此，亦大有感矣。
卫世子蒯聩出奔宋，卫公孟彄出奔郑。
常山刘氏、临江刘氏皆谓蒯聩无弑母之事，乃南子恶其规已而谗之，故《春秋》不去其世子。此説颇为近情。或疑楚商臣、蔡般皆书世子，不知此不待贬而恶见者，与书出奔不同也。使蒯聩果有弑母之事，不去世子，则无以见其大恶矣。其书世子出奔，特以太子事亲，不知有隠无犯之义也。南子知慕孔子，自可积诚敬以悟之。宋朝身处羁旅，亦可假他事以杀之也。若唐太子重俊之杀武三思，其义则正，其事则逆，亦未知《春秋》之权衡耳。公孟彄事无道之主，既不能格，又不能去，其见逐也，又将谁咎？故亦以自奔为文。
宋公之弟辰自萧来奔
三书，宋公之弟，始终讥宋公也。辰既以叛，书而此书来奔，则亦讥鲁之纳叛也。
大搜于比蒲邾子来防公
张氏曰：「搜而邾子来防，则公亲搜矣，而不书公，以军政不属公也。」庐陵李氏曰：「萧叔朝公于谷，邾子防公于比蒲，非其所也。」
城莒父及霄
一时而城，二邑劳民甚矣。无冬阙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来朝
汪氏曰：「以去年来防为未成礼，故复来朝。未几，又来奔丧。其卑屈，亦已甚矣。」
鼷防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以防食牛致死，其为灾异显然，不知戒而改卜，是以天变为不足畏也。
二月，辛丑，楚子灭胡，以胡子豹归。
去年灭顿，今年灭胡，所以报召陵之怨也。召陵之十八国助楚者有矣，卒无一人起而救顿与胡者，是楚复振而诸侯皆畏之也。故灭顿，复书；大夫灭胡，复书。楚子胡归，姓昭公之母曰胡女，敬归。《路史》以为姬姓，非也。
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寝郑罕达帅师伐宋【罕公作轩】齐侯卫侯次于渠蒢【公作遽蒢】
郑、宋间有隙地，相与盟曰：“勿有。”是宋公子地之属自萧奔郑，郑城其三邑以居焉。事见《哀十二年传》。此书伐之者，宋必来争，故伐之。郑党叛臣以伐其君，齐、卫救之，义也。然宋虽防洮，而朝歌之救，宋不与，而郑与焉。故齐、卫之亲宋，不如其亲郑也。书“次”，不书“救”，不果于救也。齐、卫之趋义，不如其趋利也。
邾子来奔丧
诸侯不亲防▯，何况奔丧？非礼甚矣！邾自昭公之世为鲁所虐，定公为拔之，盟终其世不犯，故来防、来朝、来奔丧，实感其徳也。与宣公之奔齐丧、成公之奔晋丧，公私诚伪，情有不同，其为非礼则一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谷作戈】
姒氏者，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哀公以丧在殡，未及尊其母，故卒不称夫人，▯
译顿国与楚国结盟的第四年，晋国趁楚国混乱而会合诸侯，顿国也背叛楚国而跟随晋国，所以楚国灭亡了顿国。“以归”的意思，是指把俘虏带回楚国罢了。陈国也与楚国有同样的罪过，陈国过去曾被楚国灭亡，侥幸得以复国，现在不反省自己的灾祸，反而帮助楚国去灭亡他国，所以《春秋》厌恶它。
夏天，卫国北宫结来投奔鲁国。五月，越国在檇李打败吴国。吴王光去世【“檇”字有的版本作“醉”】
鸡父之战，吴国用受刑的罪犯打败楚国。现在越国打败吴国，也是用罪犯。这种战法由吴国首创，越国加以变化而更加奇特。吴国竟然没有察觉。然而使用欺诈的人，恰恰是自欺欺人。记载战败和去世，就像记载在巢地去世一样。总之，玩弄兵事而毁灭自身，是自取灭亡罢了。
鲁定公在牵地会见齐侯、卫侯【“牵”字有的版本作“坚”，又作“挐”】鲁定公从牵地回国。秋天，齐侯、宋公在洮地会见。
朝歌原是卫国的都城，后来被晋国占有。寅、吉射逃亡，必定是凭借朝歌依附卫国，所以卫国想救援他们，向齐国求助。为了牵地的会见，最终没能完成救援，于是又有洮地的会见。洮地会见虽然卫侯没有参加，但《左传》说在洮地会见，太子蒯聩把盂地献给齐国，如果没有所求，为什么要献地呢？大概是因为卫国有叔戍的祸难，不能频繁出兵，齐侯因为盂地的缘故，亲自承担朝歌的事务，为此邀请宋国共同援助。宋国因为萧地的叛乱，担心诸侯或许会援助萧地，所以不敢推辞。在洮地会见是为了违抗齐国，但宋国也没有前去救援，那一定是在会见时推辞了。两次会见的记载，总的都是厌恶齐国勾结叛臣。《左传》说郑国救援朝歌，这里反而没有记载会见，是因为两国交情一向稳固，不必再次会见。
周天子派石尚来送祭肉
《左传》说：“戎国有接受祭肉的礼仪。”又说：“在社坛接受祭肉。”《周礼》大宗伯用祭肉的礼仪亲近兄弟之邦，大行人送还祭肉以交流诸侯的福佑。所以礼仪中有接受祭肉，也有送还祭肉。但是定公即位十四年，不曾派遣一个使者到京城，而天子千里迢迢送还祭肉。《春秋》记载这件事，感慨很深啊。
卫国世子蒯聩出逃到宋国，卫国公孟彄出逃到郑国。
常山刘氏、临江刘氏都认为蒯聩没有杀害母亲的事，是南子厌恶他规劝自己而进谗言，所以《春秋》没有去掉他的世子称号。这种说法颇为合乎情理。有人怀疑楚商臣、蔡般都记载为世子，不知道这是不需要贬斥而恶行自现的情况，与记载出逃不同。如果蒯聩真的有杀害母亲的事，不去掉世子称号，就无法显示他的大恶了。记载世子出逃，只是因为他作为太子侍奉亲人，不懂得有隐忍而不犯上的道理。南子知道仰慕孔子，自然可以积累诚心敬意来感化他。宋朝身处寄居之地，也可以借其他事情来杀他。至于唐太子李重俊杀武三思，其义理正当，但行为叛逆，也不知道《春秋》的权衡标准。公孟彄侍奉无道的主君，既不能纠正，又不能离去，他被驱逐，又能怪谁呢？所以也用自逃的文辞来记载。
宋公的弟弟辰从萧地来投奔鲁国
三次记载宋公的弟弟，始终都是讥讽宋公。辰既然已经叛逃，记载他出逃，这里又记载他投奔，那就是讥讽鲁国接纳叛臣。
在比蒲举行大搜，邾子来会见鲁公
张氏说：“举行大搜而邾子来会见，那么鲁公亲自大搜了，却不记载鲁公，是因为军政不属于鲁公。”庐陵李氏说：“萧叔在谷地朝见鲁公，邾子在比蒲会见鲁公，都不是合适的地方。”
修筑莒父和霄两座城
同时修筑两座城，使百姓劳苦得很。缺少冬季的记载。
十五年春王正月，邾子来朝见
汪氏说：“因为去年来会见不算完成礼仪，所以又来朝见。不久，又来奔丧。他的卑屈，也太过分了。”
鼷鼠咬食郊祭的牛，牛死了，改卜祭牛
因为鼷鼠咬牛致死，灾异显然，不知道警戒而改卜，是把天变当作不值得畏惧的事。
二月辛丑，楚子灭亡胡国，把胡子豹带回。
去年灭亡顿国，今年灭亡胡国，是为了报复召陵的怨恨。召陵的十八个国家帮助楚国的有，但最终没有一个人起来救援顿国和胡国，这是楚国复兴而诸侯都畏惧它。所以灭亡顿国，再次记载；大夫灭亡胡国，再次记载。楚子胡归，姓昭公的母亲叫胡女，敬归。《路史》认为是姬姓，不对。
夏五月辛亥郊祭，壬申鲁定公在高寝去世，郑国罕达率领军队讨伐宋国【“罕”字有的版本作“轩”】齐侯、卫侯驻扎在渠蒢【“渠”字有的版本作“遽”】
郑国、宋国之间有隙地，互相盟誓说：“不要占有。”这是宋国公子地的人从萧地逃到郑国，郑国修筑三座城邑让他们居住。事情见于《哀公十二年传》。这里记载讨伐，是因为宋国必定来争夺，所以讨伐。郑国勾结叛臣而讨伐其君主，齐国、卫国救援宋国，是合乎道义的。然而宋国虽然在洮地会见，但朝歌的救援，宋国没有参与，而郑国参与了。所以齐国、卫国亲近宋国，不如他们亲近郑国。记载“驻扎”，不记载“救援”，是不果断救援。齐国、卫国趋向道义，不如他们趋向利益。
邾子来奔丧
诸侯不亲自参加会见，何况奔丧？非常不合礼！邾国自昭公时代被鲁国虐待，定公为它解围，盟誓终其一生不侵犯，所以来会见、来朝见、来奔丧，实在是感激他的恩德。与宣公奔齐丧、成公奔晋丧相比，公私诚伪，情由不同，但都是不合礼的。
秋七月壬申，姒氏去世【“姒”字有的版本作“戈”】
姒氏是哀公的母亲，定公的妾。哀公因为丧事在殡，来不及尊奉他的母亲，所以去世不称夫人，
不称小君。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来防▯。
丁巳▯我君定公，雨不克▯。戊午日下昃，乃克▯。天之降罚，与敬嬴同。其得位不以正也。
译不称小君。
八月庚辰初一，发生日食。九月，滕子前来参加防地之盟。
丁巳日，我们国君定公，因下雨未能举行葬礼。戊午日太阳偏西，才得以举行葬礼。上天降下惩罚，与敬嬴相同。这是因为他们取得君位不正当。
辛巳▯定姒 冬城漆
漆即邾庶其邑。襄二十一年，以之来奔者。今将伐邾，故城之固，其所已得者，而后可图其所未得者，此三家之谋也。
读春秋畧记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读春秋畧记》卷十二明朱朝瑛撰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蔡人男女以辨。楚使疆于江、汝之间。是楚欲迁蔡，而蔡实未迁也。故书“围”而已。胡氏以为书“围”而称爵者，恕楚之辞，非也。楚之书爵，非予之也，所以伤中国之不振也。家氏曰：“入郢而鞭平王之尸者，吴也。蔡不与焉。楚不能报之于强吴，而乗中国无伯，搂二三小国，以释憾于蔡，谓之复仇，而仇卒不能复也。前年灭顿、灭胡，今又以兵加于蔡，其志在于蚕食小国以为利。春秋奚取哉？”杜氏曰：“定六年，郑灭许，此复见者，盖楚封之。”
鼷防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宣公忘天子之丧，哀公忘亲之丧，其罪同，而此年改卜之牛不复灾者，鲁君遇灾多不知戒，故天之示儆日以疎，而鲁君之越礼日以甚矣。
秋齐侯卫侯伐晋
齐卫助叛，何以称伐？必以卫贡五百为名，而声赵鞅之罪也。以晋之受伐，见晋伯之衰；以齐之助叛，见齐之不足以复伯。王法亡，而伯令亦亡。春秋之变，于是乎穷。
冬仲孙何忌帅师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伐邾，取漷东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绎。
邾之事鲁厚矣，然所厚者君也。三家贪而自用，不知有君，何知有邻？好哉！先之何忌？以弱者尝之，使易我而不为备，然后出其不意，以大师继之。邾必仓皇失措，自然求成纳赂之不暇矣。三家共取田，而以二人盟者，季孙为主，示威以惧之；叔仲为辅，示徳以縻之。使不至叛而它去，此其笼络之术也。
夏四月丙子，卫侯元卒。滕子来朝。
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
輙之立，谷梁以为受之王父，亦未必不然。使无王父之命，则夫子之不为卫君，岂待问哉？然輙有王父之命，而蒯聩得仍称世子者，既立其子，则其罪未至于废絶也。蒯聩不得违父命而君其国，輙不得恃王父之命而遗其父，惟以夷齐之处兄弟者，处父子之间，委于所可立，使毋失社稷已耳。乃以父子争国，而求助于他人，天理人情澌灭尽矣。
秋八月甲戌，晋赵鞅帅师及郑罕达帅师战于鐡，郑师败绩。
赵鞅恶卫之救朝歌，故因蒯聩以乱卫。郑则党于卫者，故结范、中行以御鞅。虽曰两事实，一情也。所以蒯聩亦在行间，思得一当以报晋耳。齐人输粟，不自送之，而使郑人者，▯蒲之役，薄赵鞅为易与，而不虞蒯聩之善兵也。是役也，郑亦为卫御鞅而已，然不免于助臣之叛君，助子之拒父，较之赵鞅悖尤甚焉。宜其败也。春秋则以赵鞅主是战者，致乱之由，鞅实为之也。
冬十月，▯卫灵公。十有一月，蔡迁于州来。蔡杀其大夫公子驷。
鞭尸处宫之辱，楚不能报之于吴，必将报之于蔡。蔡之迁楚，固不如其迁吴也。即欲效死勿去，亦非仓卒可能。吴师既入，▯自不得不迁。然既决计于迁，则吴之怒亦可以善辞解也。何必杀执政以説？蔡之无谋，亦已甚矣。故传言杀公子驷而后迁，经先书迁而后书杀者，言既失其国，又失人心，不旋踵而身受其祸，有由然也。
三年，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
以子拒父，至于兴师，则灵公之命之与蒯聩之谋弑，其事之有无，皆不必论。已輙之天性已灭，然莫为之助，犹畏大国之议。其后未必悖乱至此，故曼姑主兵，而春秋首国夏者，盖以此也。庐陵李氏曰：此与宋华元围宋彭城相对。宋事以晋首兵者，善晋之讨逆也；卫事以齐首兵者，恶齐之助逆也。故彭城书宋，以彭城归宋也；戚不书卫，不以子制父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邜，桓宫、僖宫灾。
商之三宗，周之世室，皆有经典明文。胡氏以子孙不得选择祖宗，固非然。诸侯之有世室，必有功徳于天下，自
译辛巳〇定姒 冬筑漆邑城墙
漆邑就是邾国庶其的封邑。鲁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带着此地投奔鲁国。现在鲁国将要讨伐邾国，所以先加固已经得到的地方，然后才能图谋尚未得到的地方，这是鲁国三桓的谋划。
读春秋畧记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读春秋畧记》卷十二 明代朱朝瑛撰
哀公
元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哀公即位。楚灵王、陈侯、随侯、许男围攻蔡国。蔡国人男女按类别区分。楚国想在长江、汝水之间划定疆界。这是楚国想要迁移蔡国，而蔡国实际上并未迁移。所以《春秋》只记载“围”字。胡氏认为记载“围”而称爵位，是宽恕楚国的措辞，这是不对的。《春秋》记载楚国国君称爵位，并不是承认其地位，而是为了哀伤中原诸侯的衰微不振。家氏说：“攻入郢都鞭打楚平王尸体的，是吴国。蔡国没有参与。楚国不能向强大的吴国报仇，却趁着中原没有霸主，纠集两三个小国，向蔡国发泄怨恨，称之为复仇，但仇怨终究没有报成。前年灭掉顿国、胡国，现在又对蔡国用兵，其志向在于蚕食小国以谋取利益。《春秋》对此有什么肯定呢？”杜氏说：“鲁定公六年，郑国灭掉许国，这里再次出现许国，大概是楚国重新封立了许国。”
鼷鼠咬食了用于郊祭的牛，重新占卜选牛。夏季四月辛巳日，举行郊祭。
鲁宣公忘记了天子的丧期，鲁哀公忘记了父亲的丧期，他们的罪过相同，而这一年重新占卜选出的牛不再遭受灾害，是因为鲁国国君遇到灾祸多次不知道警戒，所以上天示警日益疏远，而鲁国国君违背礼制的行为日益严重了。
秋季齐侯、卫侯讨伐晋国
齐国、卫国帮助叛乱，为什么称“伐”？一定是以卫国进贡五百人为名义，而声讨赵鞅的罪过。通过晋国遭受讨伐，看出晋国霸权的衰落；通过齐国帮助叛乱，看出齐国不足以恢复霸权。王法消亡，而霸主的号令也消亡了。《春秋》的变局，在这里达到了极点。
冬季仲孙何忌率领军队讨伐邾国
二年春季，周历二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讨伐邾国，夺取漷水东面的田地和沂水西面的田地。癸巳日，叔孙州仇、仲孙何忌与邾子在句绎结盟。
邾国侍奉鲁国很殷勤，然而所殷勤侍奉的是鲁君。三桓贪婪而刚愎自用，不知道有国君，哪里知道有邻国？妙啊！先派仲孙何忌去，用弱小的力量试探，使邾国轻视我们而不做防备，然后出其不意，用大军继进。邾国必定惊慌失措，自然来不及求和纳贿。三桓共同夺取田地，而由两人结盟，是因为季孙是主将，展示威势以震慑他们；叔孙、仲孙是辅佐，展示恩德以羁縻他们。使邾国不至于叛逃而依附他国，这是他们的笼络之术。
夏季四月丙子日，卫侯元去世。滕子来朝见。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护送卫世子蒯聩进入戚邑。
辄的即位，《谷梁传》认为是受命于祖父，也未必不是这样。如果没有祖父的命令，那么辄不能成为卫国国君，难道还需要问吗？然而辄有祖父的命令，而蒯聩仍能称为世子，是因为已经立了他的儿子，那么他的罪过还没有达到被废绝的地步。蒯聩不能违背父亲的命令而君临国家，辄不能倚仗祖父的命令而遗弃父亲，只有像伯夷、叔齐处理兄弟关系那样，处理父子之间的问题，委身于可以即位的人，使国家社稷不致丧失罢了。现在却以父子争夺国家，并向他人求助，天理人情完全灭绝了。
秋季八月甲戌日，晋国赵鞅率领军队与郑国罕达率领的军队在鐡地交战，郑军大败。
赵鞅厌恶卫国救援朝歌，所以借蒯聩来扰乱卫国。郑国则是卫国的党羽，所以联合范氏、中行氏来抵御赵鞅。虽然说是两件事，但情理是一致的。所以蒯聩也在军队行列中，想找一个机会来报答晋国。齐人运送粮食，不亲自送去，而让郑国人去，是因为〇蒲之战，轻视赵鞅容易对付，而没有预料到蒯聩善于用兵。这次战役，郑国也是为卫国抵御赵鞅罢了，然而不免于帮助臣子叛君，帮助儿子抗拒父亲，与赵鞅相比，悖逆更为严重。理应战败。《春秋》认为赵鞅是这场战争的主谋，是造成动乱的根源，赵鞅确实是罪魁祸首。
冬季十月，〇卫灵公。十一月，蔡国迁都到州来。蔡国杀了其大夫公子驷。
鞭尸处宫之辱，楚国不能向吴国报仇，必将向蔡国报仇。蔡国迁往楚国，固然不如迁往吴国。即使想效死不去，也不是仓促之间能做到的。吴军既已入境，〇自不得不迁。然而既然决定迁都，那么吴国的愤怒也可以用好言辞化解。何必杀执政大臣来取悦？蔡国的无谋，也太严重了。所以传言说杀了公子驷然后迁都，经文先记载迁都而后记载杀人，是说既失去了国家，又失去了人心，不久就自身遭受祸患，是有原因的。
三年，齐国国夏、卫国石曼姑率领军队围攻戚邑。
以儿子抗拒父亲，以至于兴师动众，那么灵公的命令与蒯聩的谋弑，其事情的有无，都不必讨论。已经灭绝了辄的天性，然而没有人帮助他，还畏惧大国的议论。其后未必悖乱到这种地步，所以石曼姑主兵，而《春秋》首书国夏，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庐陵李氏说：这与宋国华元围攻宋国彭城相对。宋国之事以晋国为首领，是赞许晋国讨伐逆贼；卫国之事以齐国为首领，是厌恶齐国帮助逆贼。所以彭城书宋，是将彭城归还宋国；戚不书卫，是不以儿子压制父亲。
夏季四月甲午日，发生地震。五月辛邜日，桓宫、僖宫发生火灾。
商朝的三宗，周朝的世室，都有经典的明文记载。胡氏认为子孙不得选择祖宗，固然不对。诸侯拥有世室，必定是对天下有功徳，自